核心文化范文

核心文化范文（精选12篇）

核心文化 第1篇

欧洲的文化影响力全球首屈一指, 欧洲文化在全球的传播过程中, 不遗余力地输出着自己的价值观。那么, 中国文化其核心价值在哪里呢?不错, 我们有主流意识形态, 但似乎很难找出一个普遍认同的价值。官方的、民间的、精英的、草根的、现代的、传统的、外来的、本土的……五花八门, 不一而论, 目前还实难达成共识去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一个没有包含共同核心价值的文化, 如何去影响世界?世界上曾经有过四大文明圈:中华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西腊罗马文化。目前有的文化中断了, 有的文化还有活力生机, 保持了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民族性的传统文化。不错, 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明, 有儒家学说, 有道家见解, 有法家论述……但是这些所有的理论思想中, 都有良莠之分, 精华与糟粕之辩。孔府学院在世界各地开了很多家, 这对汉语或中文的推广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论起中国文化, 外国人的印象中还是支离破碎的, 难以形成整体的观照。虽然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卷轴拉开, 使外国人看到了击缶、汉字、水墨画、大极拳、活字印刷、万里长城……等中国元素, 可距离了解中国人文化品质还是相去甚远。

在中国国民没有形成其整体文化核心价值之前, 中国文化很难得到世界民众的认可。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可人民还是生活在“第三世界”中, 我们低调, 我们中庸, 我们不称霸, 但我们也不能窝裹。别国的国债我们到是买了不少, 可当别国的坚船利炮来至我们家门口时, 我们只能高喊“抗议”。

我们需要安定, 更需要和平, 但决不是捧着钱去讨别国的好。别国在拿你的钱大做军事强国梦时, 我们还有什么和平可言。

我们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等很多体育项目都是世界最强, 可参加的都是以外国人命名的比赛。

我们的戏曲集歌剧、话剧、舞剧、杂技、美术……等艺术表现形式为一体, 却很难在“百老汇”展示或象美国大片一样在国内被热捧……

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做好国内的事情, 不同价值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盗, 不同的阶层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没有以民族大义为重, 没有以国家利益为重, 没有真正的尊重人民。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更应该考虑民生、民权、民主。普通人民大多不谈什么主义, 他们只要实惠, 只要尊严。中国传统文化彰显的价值观建立在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 强调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可如今的实际情况呢?

北京的一场大雨, 使中国人奋斗了多少年而树立的形象, 在世界面前忽然降到了最低点, 如果中南海也被淹了, 那是多么可怕与可笑……

孝道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第2篇

——青岛宝德龙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首席管理专家随笔

市场经济在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对传统的伦理观念形成了挑战，其在赞成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却也在有意无意间陌生或淡化了人际间的亲情交往。同时，各个企业都在奋力挣扎，几乎都有一种困兽的感觉，想突围，想立即变成另外一种形象，而世界经济无国界的竞争却也日益激烈。在市场大潮面前难有常胜将军，研究企业文化、变革公司管理模式，就成了今天企业的主体。

一、社会呼唤“孝道”的出现

经济全球化渐近的脚步正在使地球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未来必定是一个没有疆界的社会。而可达全球各个角落的先进通讯设备使得这种展望能够变成现实，从而也使竞争更加激烈残酷。那么，对于市场主导者企业而言，在新的市场竞争者来获取市场份额之前应该做些什吗？认为需要制定一项能够长期实施的新战略，以及可行的隐性壁垒，变革创新企业文化也是当务之急。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道德滑坡为全球的人们平添了无尽的困扰，政府所倡导的高素质、高道德要求也似乎成了一种传说，于是乎维持道德平衡就成了企业的责任，于是企业与社会一道呼唤“孝道”的出现。

二、宝德龙认为孝道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一般指社会公德要求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包括尊敬、关爱、养老送终等等。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１１世纪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诗经》中亦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咏叹。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赋予新的内容。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对中国的孝道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在其名著《法的精神》里写到：“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办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并且他们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守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形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恪尽人子的孝道。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也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种精神。”其实，能够将孝道作为核心信条的人们必也能够将此精神移植到对企业的敬业上来。

1、对“孝”的定义

儒学大师孔子给孝的定义是：能敬者谓孝；和颜悦色者谓孝；荀子则云：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诚然，孝的定义可谓多多，也可以包含人们的种种言行，但世人所认可的“只有孝子才能对得起朋友，才可深交、信任；才能对得起企业和社会”，不能不说是对“孝”的最好的定义了。

2、孝的表现形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黄河流域所孕育的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究其根本，朔其本源，宝德龙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就是“孝”，孝的具体表现形式有诚、信、礼、义、敬。

诚，就是真诚坦率、直言相向

信，就是言出必践，信守承诺

礼，就是爱己爱人，大家风范

义，就是如果玉碎，青山亦留

敬，就是不耻下问，敬人敬岗

3、民族企业要树立孝道文化

民族企业是中华民族各个行业企业的代表，有义务承担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且，我们不是欺世盗名，而是从实际出发，脚踏现在，放眼未来，鼓励并支持孝子的孝行，从而向全社会发出号召共同来关注老人的生存情况，动员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一起来倡导孝道，唤醒不孝子的良知并能够得以自我改进，使世界充满爱充满关怀，使神州大地到处都能听到老人们欢快的笑声，让地球成为孝子村。

4、孝道是民族企业的对外形象

通过树立民族企业的孝道文化，让全社会明了我们公司的行为准则，从而树立民族企业的良好的对外形象——孝子企业。让人们明白我们是孝子在管理企业，孝子在生产产品，孝子在销售产品，那么消费者就会设想只有孝子才能够消费该产品，从而使民族企业的产品精神化，脱离产品的层次，进入人格殿堂，那么每个民族企业所在的地方就是孝子聚集的所在，恰如古人云：乡有贤人，农人知廉耻！

5、孝道是企业的的用人宗旨。

每个民族企业都要倡导“非孝子不用”。在招聘员工时，在能力与学历都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还要符合最后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是否是孝子，还需要有应聘人员的父母亲签字来证明，否则坚决不与录取。同时，在年终考核时，每个职工同样要有父母亲的书面证明，表明该员工在过去一年里能够关心父母，否则，企业可将该员工的年终奖励交给其父母，并终止其在公司的一切工作，直至解除合同。

6、孝道是敬岗的表现

敬岗就是热爱自己的企业，喜爱自己的岗位，能够不断地向公司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公

司也要适时地制定并出台一些有利于推动员工建议的制度规范，要尊重员工的知识并能够给于一定的奖励，企业领导人要明白促销活动要先从企业内部开始，因为员工才是企业的第一个消费者。企业以前没有得到利用，甚至被忽略的员工的知识、动力和责任感，由于一个简单的尊重就可以充分利用，只有这样，企业才可以真正发扬并鼓励员工潜在的企业家精神。

7、企业要营造孝道工程，创办或赞助“孝子学校”

孝道工程是修建人们灵魂、良知的工程，而企业服务

孝心则是人们最朴素的表现，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企业要投资创办“孝子”学校，首先要求学校的老师是孝子，其次要求学生也是孝子，须有其父母亲的证明。中国的教育正在走向市场化，多种方式办学不仅仅是主政者的课题，从事教育或有兴趣于教育的人们都可以关注。而宝德龙认为抓教育就要从孩子抓起，营造孝道工程，投资孝子学校，是民族企业的百年基业。

8、将农历5月8日定为中国的“孝子节”

企业通过参与一些宣传孝道的社会性的活动，要通过媒体或其他公开渠道宣传只有孝子才能成为英雄，只有孝子才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只有孝子才可能是好员工等等，要让企业的孝道文化深入人心，在每年农历的5月8日组织孝子活动，同时也可以邀请宝德龙共同策划并获得有关机构的支持将农历的5月8日定为中国的孝子节。

总之，有孝心才能有孝行，有孝行才会有欢快的人群。其实，这个世界并不寂寞，寂寞的只是彼此的性灵。朋友，走出去吧，只要你轻推眼前窗，你就会发现屋外已经有人在那里等你，走吧，将你想要去的地方告诉宝德龙，一切都将会更加美好，不是吗？请读宝德龙为您写的诗：《缘来》

核心文化 第3篇

我想在这篇文章里把这两层意思分别地说明。

先说文化的核心，“文化”一词的内容包括极为广泛，可以纳入人类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物质的创造或精神的创造。但是所谓“文化”并不是这许许多多活动的简单的总加。把这许许多多活动详实地、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只能构成人类学家研究的资料，就像把每天的报纸搜集起来并不是历史。我们必须在这许许多多活动之间观察出有机的联系，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解读出一个特殊的模式，这时才谈得上“文化”。

我们说“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等都是这层意义上说的。“希腊文化”和其他文化比较，具有独特的风格，代表一种特殊精神。此精神，横地说，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风俗习惯、神话、宗教等方面，也表现在文学、艺术、科学等各方面；纵地说，表现在历史长流中，即使它有变化，有盛衰，和其他文化接触，吸收其他文化的成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比如希腊雕刻，它和埃及雕刻不同，和印度雕刻不同，希腊雕刻有其特殊精神，但它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盛衰变化有线索可寻，它还是一个整体。对这样一个庞大复杂而又不断发展的文化整体，要把它的风格与精神说出来，当然非常不易。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与创造欲望在实际世界中的体现，也就是这个民族的人生观、宇宙观、思维方式、抒情方式等的具体表现。

所谓文化精神，就广泛地指此民族的人生观、宇宙观、思维方式、抒情方式等表现出来的精神，我们可以称其为广义的哲学。狭义的哲学是此精神的自觉，是广义哲学的加工、凝聚和提升。在有的文化里，宗教是生活的主轴、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宗教虽然也起过大的作用，但是文化的核心究竟是哲学。一般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都承认一点，就是：西方哲学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中国哲学则重视受用与人生实践。西方哲学家的努力在于构建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思想系统；中国哲学家最关心的是心身『生命之学，他们讲“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不是一个逻辑体系，而是一个中心思想。所以门人追问这“一”是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说这“一”是很简单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的“知”是思考，也是体验。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启开了西方哲学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孔子的对话录（《论语》）启开了中国哲学“无头柄的说话”（陆象山语）的警句思想。中国哲学家的最后目的是在思想上省悟贯通之后，还要回到实践的生活之中。中国哲学的努力也求建造一个在观念上说得圆融的体系，但最后不是走入观念世界，达到绝对精神，进入天国，达到神，而是要从抽象观念中归还日用实际。“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所求的最高境界是超世间而即世间的。”（冯友兰《新原道》）借用《中庸》的话便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从抽象思维回归到形象世界的第一境可以说就是书法。书法的素材是文字，也就是抽象思维运用的符号。绘画用的素材已是实际世界的形形色色，事事物物。

书法用的是符号，但是在这里，符号取得了具体事物的特点，也就是有了个性。就符号说，你写的“天”字和我写的“天”字是同一符号，并无区别。但是从形象上来看，从书法角度来看，你写的“天”字和我写的“天”字不同，我刚才写的“天”字和此刻写的“天”字也不同。每一个“天”字是独特的，是唯一的，即使分别很微小，但是这一个平稳，那一个险劲；这一个有力，那一个婉约，各有不同的意味，绝不能互换。书法处在抽象思维和具体世界之间。概念符号投胎于实体，我们可以评议字的“骨、肉、血、气”，它们并不模拟任何实物，它们只是点线、竖横的结构，然而它们是活泼的、有生命，有灵魂。面对一个擘窠大字的“天”，我们会联想到“天道”“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天”“天何言哉”等等哲学语句，但是它并不嵌定在任何一个命题之中。它只含混地蕴藏这许多一样。它的存在价值更在于它是纵横开张的四笔，巍然独立，“同自然之妙用”（孙过庭《书谱序》），而以黑白虚实的造型效果动人心魂。

欣赏中国对联时的审美心理，最能说明书法与哲学的关联。当我们徘徊在主人厅堂里，环视壁上悬着的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阅历知书味，艰难识世情”“万树梅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我们沉浸于一种生命的格调韵味，我们低吟玩味的同时，是哲学，是诗境，也是书法。

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后，把音乐、绘画、诗文、戏剧诸艺都弃置，只不废书法，在齋戒期间，以书法为日课。

书法是一“艺”，所以可以悠游其中。孔子所谓：“志于道……游于艺。”把书法和修行联系起来，则修行不是苦修，仍然有生活，而这生活是最减化的、最恬淡的、最纯净的生活。慷慨就义的烈士往往留下绝命书或血书，然后告别这个世界。黄道周被清廷处死之日，对老仆说：“有人求书，予已许之，不可不果相關书籍。”据记载，黄道周“初作小楷，次以行书，其幅甚长，以大字足之，加印章，始出……遂坐就刑。”（傅抱石《明末民族艺人传》）在此极限的时刻，除了书法，更能用什么方式表现满腔义愤呢？画一株松树吗？国内老年人退休之后，很多去参加书法学习班。我也听到不少年轻朋友说，将来老了，退休了，要每天写字练书法。这愿望可以说是很奇怪、很神秘的。他们自己怕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们觉得很自然，很正常，这是人生最后的寄托。这和西方老人每天弹一两小时钢琴相似。他们不再追求名利，只在日课中求得身心的健康。一方面保持指腕的灵活，头脑的敏锐；一方面通过巴哈、贝多芬的音乐得到精神的陶冶和升华。生命最后的时日，能够在这里得到心灵的安慰和愉悦，能不说是文化核心的核心吗？

以“成”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文化追求 第4篇

一、“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具体表现为学校整体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方式, 通过学校的教学、管理、组织和生活的运营而表现出来, 是学校内部全体成员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学校哲学、行为规范、办学理念、管理方式、规章制度等的总和,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不同于“校园文化”, 学校文化“其实是一种办学理念的外显, 是以通过理念来引领师生改变观念、改善他们‘行走方式’为最终追求的一种具有学校个性特征的文化, 她扎根于学校所在的社区, 与具体的学校融为一体, 是学校在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积淀, 是被学校所有成员所认同的价值追求、精神意志、行为准则、行为方式等等, 其核心是价值观。而‘校园文化’则只是学校文化中显性的部分而已。”

二、以“成”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文化追求

我校校名“带城实验小学校”, 坐落于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葑门老街, 紧邻十全街。借学校新建之机, 我校承接老校的文化基因, 从校名中“城”字出发并进行衍生, 形成以“成”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文化追求, 并将成人的文化描述落实为孩子的文化行动。

以“成”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文化追求, 立足于“成人之美”。说文解字:“成”, 就也。意为完成, 形成, 成全, 成就, 成功, 成才。“成”, 既是一种结果的展现, 也体现着过程的形成。《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是说, 君子要成全别人的好事, 帮助他人实现愿望。教育的本质正在于此:老师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助手, 是学生成人路上的帮手。我们以“成人之美”为校训, 体现出我校的教育理念——寄予学生美好的希望, 用心指点, 带着幼小的灵魂上路, 感受生活, 在品质、德行上引导之, 在知识、学业上教诲之, 内外兼修, 从而帮助他们有效实现自己的愿望——“成学生之美”。“教学相长”, 在师生相扶持、共同行走的这条澄明之路上, 我们将更关注学生精神底子的形成, 以及作为“真的人”的文化意义上的成长, 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成学生之美”, 让教育大业具体可感, 彰显其社会文化意义。

依校训“成人之美”, 我们将校风定为“春华秋实”。“春华秋实”取自《颜氏家训·勉学》。“夫学者犹种树也, 春玩其华, 秋登其实。将论文章, 春华也;修身利行, 秋实也。”学习就像种果树一样, 春天可以赏玩花朵, 秋天可以摘取果实。将论文章, 就好比赏玩春花, 修身利行, 好比摘取秋实。从孩子成为“真的人”, 学习知识, 培养品性, 内外兼修, 不也正是成人的途径吗?从现代意义上来说, 春华秋实, 没有春的默默耕耘, 哪得秋日的硕果累累。可见, 教育是一个春华秋实的融合, 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 成人之美重在结果, 但意义在过程。于生如此, 于师如此, 于校亦如此。

在“成”文化下, 我们的教风是“敬业乐为”。《论语·学而》中言, “敬事而信”, 要求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且信实无欺。“敬信楼”也是我们行政楼之名, 专注于人师之责, 爱岗敬业, 快乐工作。学风“端行乐学”。端正思想, 端正言行, 快乐学习, 喜爱学习, 文质彬彬, 正是我们对学生的期待。

在“成”文化下, “成”衍生为“诚”。“诚”, 信也, 从言从成。春风化雨, 老师要以一言一行的力量润物无声, 师生诚信做人。“成”衍生为“城”。“城”, 从土从成。土为基础、根基, 我们要扎扎实实打好学生的精神底子, 为孩子们的成功扎好根基, 打好基础教育之基。“成”衍生为“珹”。“珹”, 从玉从成, 意为美玉、美珠。我们携璞玉而行, 雕琢打磨, 成人之美。师生教学相长, 共同打造教育至真至上品质之城。落实为“成”, 成就人格之独立、精神之健全的“真的人”。

三、学校文化追求的意义及影响力

(一) 成就“真的人”, 打好精神的底色

早在五四时期, 面对疾风劲雨中求变革的古中国, 鲁迅、周作人等激进分子人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发现妇女和儿童”。他们主张社会改变对妇女和儿童这两大弱势群体的认识, 不再将其视为附属品和私有财产, 而是承认其具有独立的人格, 并赋予其和成年男子一样的人权, 进而走出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束缚, 成为“真的人”。在他们看来, “真的人”具有现代意义, 这样的人拥有独立的意志和思维, 拥有平等的尊严和人权, 由这样的“真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和意义。百年之后反观当下, 这种终极意义上的“真的人”距离我们依旧遥远。

(二) 让教师拥有更多的职业幸福感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 “为了对你负责”“为了你的未来”成为我们在成绩上过分要求孩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孩子成了笼中鸟, 日渐学会了新技能, 也日渐忘却了蓝天。而我们老师在此过程中也无法全身而退, 生气、烦躁, 各种病痛早早地就显现了出来, 老师在无意中也把自己的生命填进了无法自拔的泥淖之中, 没有了职业带来的幸福感。师生关系也因为对成绩的要求而变得不再和谐和温馨。

教育是什么?古今中外很多对教育的阐释都将重心放在了孩子、放在了受教育者之上, 而忽略了教育者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蒙台梭利言, 我们对儿童所做的一切, 都会开花结果, 不仅影响他的一生, 也决定他的一生。在阐释的过程中, 我们教师过多地承担了教育中的责任, “分数”“成绩”这些功利化的符号让我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难堪。

企业文化的核心 第5篇

来源:互联网发布时间:2009.05.07

什么是文化和企业文化？

在社会学研究中，这样解释文化：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社会学教程》认为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什么是企业文化？《管理学研究》认为：企业文化也称组织文化（corporateculture或organizational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的综合。

综合来看，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特点：是传统氛围构成的公司文化，是在工作团体中逐步形成的规范，是一个企业的主要价值，是指导企业制定员工和顾客政策的宗旨，是在企业中寻求生存的竞争“原则”，是新员工要为企业所录用必须掌握的“内在规则”。它意味着公司的价值观，诸如进取、守势或是灵活，这些价值观构成公司员工活力、意见和行为的规范。管理人员身体力行，把这些规范灌输给员工并代代相传，是企业内通过物体布局所传达的感觉或气氛，以及企业成员与顾客或其他外界成员交往的方式。是企业中共同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和生活信息，将各种内部力量统一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之下，汇聚到一个共同的方向。是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混合，不是利润，而是对利润的心理；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人际关系所体现的处世为人的哲学。企业文化是一种渗透在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中的东西，它是企业的美德所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企业文化的三大结构要素，即企业物质文化要素、企业制度文化要素、企业精神文化要素。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民族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企业文化模式与管理特点不同。

例如美国的企业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能动性、个性和个人成就。欧洲文化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基督教给欧洲提供了理想价格的道德楷模，受其影响，欧洲文化祟尚个人的价值观，强调个人高层次的需求。欧洲人还注重理性和科学，强调逻辑推理和理性的分析。日本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社会结构长期稳定统一，思想观念具有很强的共同性，这些决定了日本企业文化以和亲一致的团队精神为其特点。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近年来随着企业发展的加速和规模的扩大，企业文化逐渐成为被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构成元素。

文化是“道”，它贯穿企业发展始终又潜行于企业各个细节和制度中。文化无形却又比有形之物更具有力量，是“理念制胜”时代企业的核心。以国内著名家电企业海尔为例，有人总结，创新是海尔的文化，艰苦奋斗是海尔的文化，坚持是海尔的文化„„当我们对海尔文化进行

分析总结的时候，“海尔是海”这种博大的包容吸纳持续长久的文化精神基本可以概括海尔的企业文化。

海尔杨绵绵女士说过一句话：人人都说海尔的核心就是创新文化，但是如何让创新落地。海尔的成功就在于坚持文化，坚持了20年。为什么海尔的管理模式搬不走？因为这种管理模式枯燥、辛苦。杨绵绵说，人有三商：情商、智商和韧商，而韧商最难达到，这也是海尔的文化。

张瑞敏先生也曾经说过：“海尔17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创新”。所以，如果说海尔成功之道是什么，就是海尔所建立的特色文化以及持续多年只做一件事情。

企业成功源于经营之道+文化之道

2009年3月5日，全国推广家电下乡产品电脑项目招标结果公示，参与投标的21家厂商中，海尔等14家厂商中标，7家厂商落选。电脑将成为31个省市下乡产品。

为什么海尔集团各个事业部在家电下乡中都获得了十分良好的消费者响应呢？海尔集团这样博大广泛的群众基础从何而来？

浏览文献资料我们可知：新形势下，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对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决策部署、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拉动农村消费。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农民购买的积极性，真正把内需特别是农村消费启动起来。有利于促进行业发展。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拓展了空间。有利于改善民生。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帮助农民了解国家政策、获取更多市场信息、学习生产技术,促进农民增收。这是贯彻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有利于落实节能减排。有利于减少农民家电使用成本、减轻农民经济负担。有利于完善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推广家电下乡政策不仅仅是给一些财政支持，一“补”了之。而是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农村市场，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改变长期形成的以单一供给结构面向差别很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使家电下乡产品符合农村消费特点，切实维护农民利益，防止将城市商品简单推向农村甚至将滞销商品向农村转移，商务部、财政部经过充分调研专门制定了家电下乡产品标准，在节能、环保、耐用、安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引导企业通过简化不适合农村消费的功能和包装，降低生产成本，确保家电下乡产品质量可靠、功能实用、价廉物美。

产品创新是海尔电脑多年来快速发展的根本。早在2005年，海尔电脑就组建专门的开发团队，并携手英特尔成立农村项目组，从产品开发、渠道开发再到市场开发等各方面进行推进，特别是深入到山东、河南、安徽等省9000多个村庄近百万农民进行调研，针对农村市场的需求和电脑使用环境等开发出一宽三快四平台的“家家乐”电脑。海尔电脑从农户需求和实际使用环境出发，整合英特尔、微软、nvidia等全球研发资源进行技术创新，研发出了“家家乐”二代、“乐家家”等润眼电脑新品。这些电脑不仅防雷击、省电；在防潮、防尘、防静电、耐磨损、防虫害和鼠害方面都做了充分改进，并提供了快速上网、一键恢复、主动防御杀毒等

解决方案；显示屏采用海尔独有的润眼屏，有效保护青少年视力健康；配备“hit致富学习娱乐平台”软件，将科技致富、教育、医疗保健、娱乐等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让农民用电脑就像家电一样方便快捷。

市场经济下，产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物体那么简单，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产品的竞争包含着更多因素的彼此对抗。产品是消费者购买的满足需要和需求的“具体表述”。

向上检索，海尔电脑的战略领航者是海尔集团，在中国企业中，海尔集团所从上至下贯彻的企业文化是最富有魅力的企业文化，其外在拥有博大的海的气质，内在核心来源于创新。它是在海尔20年发展历程中产生和逐渐形成特色的文化体系。海尔文化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战略创新为方向、以组织创新为保障、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市场创新为目标，伴随着海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中国走向世界，海尔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创新、发展。

文化之道是助推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就企业文化的形成，张瑞敏曾发表自己的看法：“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说，企业管理有两点始终是我铭记在心的，第一点是无形的东西往往比有形的东西更重要。当领导的到下面看重的是有形东西太多，而无形东西太少。第二点是老子主张的为人做事要“以柔克刚”。作为企业家，你永远是弱势，如果你真能认识到自己是弱势，你就会朝目标执著前进，也就会成功。”

有人问张瑞敏：“一位企业家首先应懂哪些知识？”张瑞敏想了想说：“首先要懂哲学吧！”张瑞敏能联系企业实际，从老子思想中悟到“无”比“有”更重要、“无”生“有”的道理，也悟出柔才能克刚、谦逊才能进取的为人做事之理，骄横与张扬永远是企业衰败之源。“不用哲学看不清海尔”。中国品牌启动者艾丰先生这样评价张瑞敏。

日本松下公司的七条价值观念中，第一条就是“工业报国”，我国老一代企业家卢作学（民生输船公司创始人）倡导的“民生精神”，就是基于“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裕国家”这一为国为民的价值观念。

海尔提出的“真诚到永远”恰恰证明了海尔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所肩负的企业社会责任是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经营过程的。员工的普遍认同、主动参与是海尔文化的最大特色。当前，海尔的目标是创中国的世界名牌，为民族争光。这个目标把海尔的发展与海尔员工个人的价值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位海尔员工将在实现海尔世界名牌大目标的过程中，充分实现个人的价值与追求。

浏览新闻不难看到海尔电脑对电脑下乡的认识：电脑下乡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良机。电脑下乡将带来网民基数的急剧扩大，对于已经在打工的城市中学会了上网的农民工而言，如果他们的家乡也通了网络，同时又有质量过硬的电脑下乡，对他们提高农业技能和生活质量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尔企业文化中“海”的博大所蕴含的力量在企业发展的每个步骤，每个环节，每个分支都是有良好作用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海尔，理解以海尔为代表的中国优秀制造业，也就不会对海尔电脑迅速的成长能力产生疑问和震惊了。

家教,家文化的核心 第6篇

有媒体说，朱良俊是—个不可思议的父亲。

不可思议的是，从2002年女儿出国留学后，他每天坚持给女儿写一封信，一直写了三干多封。不为人知的却是，这只是他家庭教育中很小的部分。

朱良俊在对女儿的教育上始终坚持着“用心”两个字，并且努力打造一种平等、民主、好学的家庭文化。对于个家庭，子女教育是这个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家长教育孩子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过程，他的教育方式是专制还是民主，决定了家庭氛围，决定了家庭成员的素质，也因此决定了家庭文化的性质。

而家庭教育中，家教是最重要的内容。中国人注重家教，评价一个人，常说他家教好不好。不同的家庭家教是不一样的，与其家风有关，有的家庭开明，让子女自由成长；有的家庭却粗俗，子女从小受到不好的熏陶。家教好坏也不在于这家人文化水平，更与金钱无关，有的人目不识丁，却谈吐得体，家教良好；有的人读到硕士博士，却随地吐谈，口吐脏话，家教从何说起'“家教”是做人的教育，涉及到这人的品德、修养、礼仪等，而这些内容，往往比知识的教育更重要。

朱良俊不仅重视女儿的文化，更重视情操、修养等方面的培养。

在女儿出生前后，朱良俊买了不下40本国内外各类关于家庭教育的书，潜心钻研。他说教育子女是一项工程，需要投入。女儿如今已经学业有成，而且多才多艺、阳光开朗，这得益于他的用心教育。

女儿橙佳小学毕业前夕，一次，朱良俊带上她去菜场买水果，因没有零钱，一张百元大钞换回了一堆零票。回家后，他们发现其中有一张10元的假钞。不久后，朱良俊再次买水果时，掏出了那张假钞。“爸爸!你不能够这样，你明明知道是假的，怎么可以用呢?”朱良俊顿时面红耳赤。但一转念，他立刻意识到，女儿率真地出言制止，体现的是她朴素的诚信意识，倘若自己坚持把那张假钞花了，一定会在年幼的女儿心中留下深深的困惑，甚至有可能影响她日后的行为!念及此，他自责不已，又庆幸不已。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诉求下，朱良俊和妻子明确分工，各自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相应的工作。在对女儿的教育过程中，三个人形成一种朋友般的关系，更形成一种独特的带家庭符号的共同气质。有朋友评价说，他们一家人都文质彬彬的，特别有文化的感觉，但又不是很迂腐那种，是很向上、很积极、很阳光的优雅。

建设鲜明而个性的家庭LOGO，家人会有更多共同话题，形成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更有幸福感。

主题美食之家：重视家庭的每个节假、生日，遇到漫长而无聊的日子，想方设法找些美食主题来让生活变得更有趣。如世界杯期间“绿茵场”主题的足球大餐，圣诞“姜饼”甜品宴等。

魔术之家：魔术能点燃家庭的表演欲，在淘宝等网站淘来魔术道具，发动全家参与其中坚持练习，其乐融融。在朋友聚会中，全家快乐秀后也大方分享魔术心得和小窍门。

民族风情之家：全家共同游历民族风情地，收集当地最具特色的纪念品，共同打造出最风情的家庭风格。但一定要三分民族，五分时尚，还有两份个性，才能标新立异。

红酒鉴赏之家：独酌一杯红酒的快乐，永远比不上和家人的共同分享。明媚阳光的下午，还可召集好友品尝分享带着浓郁酒香的家庭文化。

音乐之家：《音乐之声》的家庭教师玛丽亚让原本古板的家庭变成了轻松快乐的音乐之家。发挥你和老公的音乐天赋，带领孩子们进入这个神奇的世界，随时随地享受音乐的魅力。

园艺之家：米歇尔·奥巴马把白宫的草坪变成了菜地。将你家的那块小小阳台发挥出大大功用，和老公孩子一起将绿色布满家园。种植花草，摆弄盆景，在劳作中找到快乐满足感。

时尚之家：时尚不代表奢侈，独具眼光的打扮，个性十足的装饰，非典型的快乐生活方式，都能将时尚文化进行到底，和你的家人一起打造一个“至潮IN家”。

高校会计文化核心内容探讨 第7篇

二是学习。高校学习气氛浓厚, 身处其中的财会人员自不能例外, 不学习就会落后, 就会失去工作的资格。通过学习实现专业知识的及时更新, 是最为基础的要求:每年规定学时的继续教育需要落到实处, 不能流于形式、走过场;其它不同层次和形式多样的集中培训提升学习也是必须的, 不同高校同行业的交流和研讨, 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其它还有参加全国会计专业职业资格考试所要进行的学习以及为提升学历而进行的脱产或在职学习等, 也是必须经历的。这所有的学习, 就是把财会人员从庞杂的具体业务中暂时解放出来, 有时间和机会去整理自己的思路、总结工作、与先进者和新知识进行对比, 从而推陈出新、寻找更为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高校财会人员以资金运行为监控中心对象, 以此扩散会涉及到许许多多的知识和领域, 为了更好地做好服务和管理工作, 依靠单一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了, 客观环境的发展要求财会人员具备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只有加强学习, 才能增强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才能具备适应社会发展所必备的知识和能力、才能不打折扣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学习, 应该成为高校财会人员自觉的习惯, 是个人和集体实现知识更新和提高能力所采用的常态化工具, 不能淡化, 只能不断地强化。

三是创新。高校是创新的发动机, 作为高校的有机构件的财会部门也需同步, 不但自身需要创新,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资金为杠杆撬动整体全面创新。高校财会创新需要围绕以下几点进行:一是对流程的优化和再造。在监控有效的前提下, 以教职员工和学生利益为重、以最优的办事效率为目标, 实时地、超前地对流程的进行优化, 对阻碍目标实现的流程进行废除后重新制定, 对缺失的而又迫切需要的及时进行补上, 这样规范流程, 就可以让办事者满意, 比如就报账的流程, 经过优化设计, 让办事者将有关单证进入封闭单向流转通道、由财务人员承担中转枢纽任务 (办事者将前期部门的手续办理完毕后, 交由财务部门审核、批量送领导签字、批量划转资金等) , 这样就可以达到消除办事者排队等候、签字手续复杂冗长、财会人员重复核算等弊病, 为教学科研工作者及学生节省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对监控手段的创新。对监控手段的创新, 包括技术、方法和制度三个方面, 三者缺一不可, 监控手段的创新重点需要关注的是实时动态监测, 以便及时采取控制措施, 目前这一点对高校财会人员来说, 难度不小, 因为除了需要及时处理业务单证之外, 还需要对重要项目 (一般指发生额大的项目) 已经发生但相关单证尚未送达财务部门的“未达账目”进行实时监测, 为此, 就需要增加额外的跟踪措施。三是制度创新, 用资金杠杆撬动、鼓励高校各部门、各学科全面创新。需要创新与资金有关的制度, 鼓励有潜力者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其内容包括:对重点项目的重点支持, 好项目配置充足资金;对成果突出者实行重奖 (物质的和精神的) ;对有潜力的启动项目和风险项目, 给予义无反顾的支持 (以评估报告为依据) ;大力倡导和鼓励青年成长项目、从中遴选重点项目予以培养;加大与社会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 取长补短、聚集优势力量共同培育具有突破性的重大项目;加大科研项目的转化力度,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理论性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的生产力。

四是敢于担当责任。高校的一切事务均会通过资金的表现形式流经财会部门, 对此财会人员必会涉足其中一环, 由此导致责任的产生, 对所涉责任需要一种勇敢的担当意识。现在很多的审计或者检查等监督活动都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那就是从财务资料入手, 由此获得相关线索, 于是审计或者检查的结论就与财务工作的相关度极高, 面对这样的结果来逆向总结或者问责的时候, 财务人员或者相关领导的本能表现就是寻找客观理由开脱、推诿自身的责任, 企图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缺乏担当精神的典型表现, 与其事后喋喋不休地相互指责、伤害, 倒不如在事前培养担当精神并将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树立担当精神, 就是唤起严格的责任意识, 其核心就是自己对经手的事项负责。这样, 财会人员就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流经自己环节的单证、非常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签字 (签章) , 而且会对上一环节进行自发地监督、对下一环节进行自发地督促。敢于担当并不是替人背黑锅, 是指承担自己责任范围之内的事项, 对超越自身常规能力的事项, 不承担责任, 需要切实维护好财会人员的权益, 比如某人模仿领导签字, 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财务人员在经办时毫不知情、凭肉眼已经无法判断签字的真伪而作为常规事项给予办理, 则不属于需要承担责任的事项。

五是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乐于分析和总结。观察、思考、分析和总结等能力是高校财会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作质量、才能充分自身的职能作用。学而不思则罔, 如果只知道学习而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维则是枉然的, 高校财会人员需要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对于通过书本、报刊杂志、网络等途径学习得到的知识, 需要思考其精髓是什么、如何将它运用到实践中去;对于观察到的现象, 需要思考的是他的利弊是什么、如何将它的好为我所用、如何克服或避免它的不利之处;通过经验交流或研讨得到的信息, 需要思考如何将他人的经验教训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消除负面、发挥效用等, 思考是无时不在的, 只有勤于和善于思考, 才能获得真知、才能移植精髓、才能为我所用和有效地改造客体。在财务实际工作中需要善于观察和勤于思考者, 这样才能以独到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甄别真伪和对错、及时纠偏或制止错误行为, 比如敏锐者通过察言观色、关联数据对比、字迹辨认、票据查验等方式, 就可以发现许多弄虚作假者, 通过分析造假心理和过程, 可以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 将其阻止在所构筑的防火墙之外。乐于分析和总结, 是回头逆向看, 从中可以找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这样可以帮助后面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畅、可以不断地推进财会工作质量稳步提高。总结的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 既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既有正式场合的, 也有随意的, 这里强调的是要养成乐于总结的思想。

文化禀赋的核心:精神禀赋 第8篇

禀赋, 原指人的体魄及智力等方面的素质。在经济学里, 禀赋是指一国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类型、数量及特质。文化, 《辞海》对其的定义是:从广义来说, 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 指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由此, 我们可以把“文化禀赋”简要地定义为作为生产要素时的文化的类型、数量与特质。

马林诺夫斯基 (B.K.Malinowski) 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 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 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 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胡骄平 (2002) 认为, 一国拥有的生产要素可分成两大类, 即物质禀赋和文化禀赋;物质禀赋是指一国经济赖以运行、发展的物质要素的构成和丰裕度, 如土地、资源、资本、劳动力等;文化禀赋是指一国经济赖以运行、发展的人文要素的构成和丰裕度, 如观念禀赋、制度禀赋、科技禀赋等。由此, 笔者认为:依据显隐程度以及可模仿、复制与导入的程度, 文化分为由表及里的四个层次行为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禀赋也就包括行为禀赋、科技禀赋、制度禀赋和精神禀赋。在文化禀赋的这四个层次中, 其可复制可模仿可导入度由外及里递减, 位于核心的精神文化禀赋具有最稳定的性状, 最不易改变和被复制模仿导入, 且在本质上影响和决定着位于其外的制度禀赋、科技禀赋和行为禀赋。

二、文化禀赋的核心:精神禀赋

文化禀赋中的行为禀赋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精神文化所必然决定的, 而且单独讨论它几乎没有意义。科技禀赋对生产力进步的巨大作用已是公认的事实, 但没有适宜的制度禀赋和精神禀赋, 科技禀赋其本身最终无法实现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制度文化是制度理念、制度的价值取向、制度管理准则、制度执行的方式以及制度于物质形态等的总和, 包括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 (窦卫霖, 2007)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 (D.C.North) 就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 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制度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制度重于技术。

那么, 又是什么导致了制度禀赋的不同?其根源又在何处?是位于文化禀赋核心的精神禀赋, 精神禀赋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禀赋。

精神文化, 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宗教等等。然而, 精神禀赋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它往往 (或可以说总是) 通过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设计、安排与执行等等表现出来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精神禀赋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商帮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是其中正反两个典型的表现形式。

(一) 商帮文化

商帮, 通常是指一群来自同一区域结帮的、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组织核心纽的商人。美国学者格雷夫 (A.Grief) 在《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等一系列经典文献中, 以11世纪地中海地区两个不同的商人群体马革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为案例, 研究了文化与社会因素对人们选择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的影响, 揭示了不同经济制度中的文化内涵, 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活动方式及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影响机制。11世纪的地中海地区的马革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都从事相同的远程航海贸易, 且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如何选择代理商和利用何种机制来制约代理商以保证契约的顺利实施?马革里布商人的做法是:选择同族的马革里布商人作为代理商 (水平结构) , 利用多边声誉机制 (MRM-Multilateral Reputation Mechanism) 和多边惩罚机制 (MPM-Multilateral Punishment Mechanism) 作为契约实施的保证机制。热那亚商人的做法是:即可选择热那亚商人亦可选择非热那亚商人作为代理商 (后者为垂直结构) , 以一套广泛的契约登记与实施及调节贸易商间关系的传统合同法等法律制和永久性的法院作为契约实施的保证机制。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因为经济制度必须与文化信仰相容, 商人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内生出不同的契约执行机制。马革里布商人是一群活跃在穆斯林世界的犹太商人, 生活在信奉集体主义的社会里, 其经贸活动由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信息传递网络支撑, 并以集体主义的集体性惩罚机制为保障。尽管实际上马革里布商人有伊斯兰法律体系可以就贸易冲突诉诸司法, 法庭判决也受国家力量支持, 但“马革里布人仍以非正规方式缔约以非正规方式解决争端”。“马革里布商人的经济制度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为核心纽带的契约执行机制, 或者说, 是一种特殊主义’ (熟人社会) 的人格化交易机制”。热那亚商人是“一群从罗马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城邦商人, 生活在信奉个人主义的社会里, 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支配下, 发展出一套强有力的能够维护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经济机制和行政机构, 一个强大而有效率的司法体系。同时, 由于政府为她所服务的社会成员所控制, 防止了政府对私人的财产侵犯。热那亚商人的经济制度无需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 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契约执行机制, 或者说, 是一种普遍主义’ (陌生人社会) 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 (史晋川, 2008)

马革里布商人是典型的商帮, 我们通常所说的徽商、晋商、浙商、粤商、苏商乃至华商在一定程度上亦如此。虽然商帮文化中有许多好的经商理念和经商方式, 但这种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的商帮在经济活动中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摆脱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深深烙印, 其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利面不容忽视。史晋川 (2008) 在《商帮文化:动力抑或阻力》一文中指出了商帮文化的三大弊病:第一, 商帮文化以“三缘”为纽带, 以人格化交易为特征, 其中的“诚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格化交易方式所维系, 在交易范围扩大后, 不利于商业活动中“诚信”经商理念的确立。第二, 商帮文化中对“三缘”纽带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倚重, 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润滑交易及降低交易成本, 但会导致商圈中商帮商人的封闭性和商帮活动领域的路径依赖, 阻碍商帮中商人开拓新的商业和产业领域。第三, 商帮文化中对“三缘”纽带和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认同, 易促使商帮中的商人在时机俱备时将这一套做法运用到官商关系中去, 从而将政府官员纳入到以“三缘”关系为纽带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际网络之中, 形成官商勾结, 导致商人私利与公共权力的结合, 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 导致政治腐败的出现。可见, 基于商帮文化的精神禀赋总体上是不利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

(二)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 (Entrepreneur) ”这一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 (J.B.Say) 于1800年首次提出。萨伊认为, 企业家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特殊技能 (包括精神和技巧) 的集合;或者说, “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 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

早在20世纪上叶就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关注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熊彼特 (J.A.Schumpeter) 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对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并指出, 资本主义增长的奇迹来源于企业家能够大胆而且富有想象力地突破现行的商业模式和惯例, 不断寻求各种机会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工艺, 进入新的市场并且创造新的组织形式。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 (P.F.Drucker) 也曾指出, 当今世界的经济正由“管理型经济”转变为“创业型经济”, 企业唯有重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才能再创生机。企业家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目的, 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逻辑起点。美国学者霍尔康比 (R.G.Holcome) 更是进一步宣称,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注:E-Spirit表示企业家精神。 (来源:时鹏程、许磊:论企业家精神的三个层次及其启示[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6年第28卷第02期)

肖建忠、唐艳艳 (2004) 在回顾和考察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家精神的一般理论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归纳出该领域研究中较有影响的几个流派德国学派、芝加哥学派、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史学派、产业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 并分别对其进行了简要而明晰的介绍。虽然各种理论和流派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与分析有各自不尽相同的方法和手段, 但研究者一般的做法是分析企业家的行为表现及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竞争、创新和就业, 从而也形成了大致相同或相近的结论:总体而言,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各国 (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 发展的经验和事实也表明, 在企业家精神较为活跃的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也比较高, 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企业家精神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存在于各发达国家。OECD的监测显示, 整个20世纪90年代, 新办企业比例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之间基本形成了因果关系, 高水平的创业精神能促进生产率和产出的提高, 而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可能促进企业家精神的高涨。” (肖建忠、唐艳艳, 2004)

时鹏程、许磊 (2006) 从个体、组织、社会三个层面分析比较了企业家精神 (表1) 后, 得出结论:应该有意识地利用企业家精神在三个层次上的不同功能来指导我国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创业和可持续发展, 有目的地广泛传播学习和运用企业家精神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只有个人、企业、政府和社会都能掌握和发扬企业家精神, 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三、结语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曾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为的“李约瑟难题”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 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 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 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从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 物质禀赋是外生给定的, 或者说, 其丰裕程度并非是某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化禀赋则是内生的, 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取或改变的, 某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动力主要来源于其文化禀赋所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这一点早已别被近现代许多国家经济的发展所证实, 如资源丰富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却落后于资源相对稀缺的日本、荷兰、德国、新加坡等国。可见, 只有文化禀赋, 特别是其中的精神禀赋, 才能解答“李约瑟难题”。

文化因素和文化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及产业竞争力的影响通常是长期的、缓慢的, 体现在深层次上;但同时, 正如波特从竞争优势形成的角度出发所指出的那样, 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以及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美国学者认为, 美国之所以能够重拾竞争优势, 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的商业文化特别适应当今的挑战’。从更大视野来看, 文化禀赋是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多样化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基础性因素。与要素禀赋相比, 文化禀赋更加具有恒久性和异质性, 是推动一国实现产业创新的深层动力。可以说, 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竞争。” (张捷, 2007) 适宜的先进的文化禀赋, 尤其是其核心精神禀赋, 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与源泉;这也正是当下我们提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原因和意义之所在。

摘要：一国拥有的生产要素可分成两大类, 即物质禀赋和文化禀赋;物质禀赋是外生给定的, 文化禀赋则是内生的, 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取或改变的。文化禀赋包含四个层面——行为禀赋、科技禀赋、制度禀赋和精神禀赋, 其核心是精神禀赋。通过分析探讨精神禀赋中正反两个典型的表现形式——企业家精神和商帮文化, 我们可以发现, 适宜的先进的文化禀赋, 尤其是其核心精神禀赋, 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与源泉。这也正是当下我们提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原因和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文化禀赋,精神禀赋,商帮文化,企业家精神

参考文献

【1】邹薇论竞争力的源泉——从外生比较优势到内生比较优势[J]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55卷第1期2002年1月

【2】张捷产品构造文化禀赋与分工组织——水平分工格局下贸易结构的形成机制初探[J]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卷第2期2007年7月

【3】吴向鹏高波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文献回顾与经验观察[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29卷第6期2007年6月

【4】刘梅生文化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5】史晋川商帮文化——动力抑或阻力[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第8卷第2期2008年3月

【6】时鹏程许磊论企业家精神的三个层次及其启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28卷第02期

【7】肖建忠唐艳艳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1期第26卷第01期

【8】胡骄平文化禀赋的国际贸易效应分析[D]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年3月

核心文化 第9篇

文化伴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逐渐产生分化,形成了文化分异现象。[1,2]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尔在其著名的研究论文《人与文化》中指出,文化的分异现象通常发生在边缘文化圈层中,因为文化特质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大,其影响强度会逐渐减弱,边缘地区更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兼容与共生。[3]而研究发现,在核心圈层中也存在文化的分异现象,且这种分异有其自身的特征,本文尝试以传统村落中的民居形态文化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肇庆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所辖封开县(即古广信)在汉代两度作为岭南地区首府,有“初开粤地”之说,是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府所在地。中原汉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较早在这里交汇,是广府文化以及粤语语种的发祥地,历史底蕴深厚,历史上属广府文化的中心。[4]在对肇庆传统村落的普查调研中发现,当地的民居建筑存在多种类型,呈现出明显的民居形态文化分异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广府文化核心圈层中的肇庆存在民居形态文化的分异现象呢?

2 数据与方法

民居形态文化在建筑学领域有着持续而深入的讨论,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文化对民居建筑的塑形存在根本性影响,民居物质形态中的结构性差异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建筑形态构成了透视民居文化的关键要素。虽然国内对民居建筑形态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少数保存较好的典型民居样本。这些典型样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区域中的民居?它们是“典型”还是“特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只有通过大范围的样本调查从统计层面予以回答。因此,为了避免“以点带面”的逻辑推演偏差问题,项目组成员在为期半年的肇庆传统村落普查的基础上,对肇庆范围内1573 个村庄中的传统民居进行了调查,系统采集、登录了每一个村庄中存在的民居形态类型及其地理空间信息,构建了“肇庆传统民居基础信息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然后以空间图示的方式进行地域区划表达,从而较精确地甄别出肇庆传统民居形态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与差异。

3 肇庆传统民居文化的分异

根据《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中对广东民居的分类,结合对肇庆的实地调研,发现肇庆传统民居主要类型可分为排屋、三间两廊、堂横屋三类。各类民居的形态特征描述及平面如表1 所示。

通过ARCMAP平台对“肇庆市传统民居基础信息数据库”进行空间计算,得到上述三种民居形态类型的地理空间分布情况,结果如图1 所示。整体来看,肇庆传统民居形态文化的分布呈现出“共性为主,局部分异”的特征。其中三间两廊式民居基本遍布整个肇庆地区(图1b),是体现肇庆民居文化共性的类型;排屋和堂横屋式民居分别分布于肇庆东南部和西北部的小范围地区(图1a,图1c),是体现民居文化差异性的片区;同时排屋和堂横屋分别与三间两廊有交叉分布。在认识上述民居形态文化整体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上,下文尝试从强度关系、兼容关系和整合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索核心文化圈层中民居形态文化分异的规律。

3.1 传统民居文化分异中的强度格局

虽然肇庆传统民居形态文化存在分异,但是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数量上来看,这些分异并没有改变民居文化共性的主基调。如果从结构强度的层面来理解,将这种分异现象称为“弱分异”可能更为贴切。调查肇庆1223个存在传统民居的村落中,有932 个村落保留着“三间两廊”形态的民居,约占总数的76%,这些村庄基本覆盖肇庆全域。而保留着排屋和堂横屋形态民居的村庄分别只有289 和261 处,占比约为24% 和21%,略少于三间两廊式民居的三分之一。而且该数据是以村落中是否存在该类民居为统计依据,如果以民居绝对数量为统计源,三间两廊式民居比例份额还将大幅增加。

(1)共性主体——三间两廊式民居

上述“弱分异”现象的出现并不特殊,肇庆位于广府文化的核心圈层之中,而三间两廊式民居正是广府村落中最基本的民居形式。根据已有研究,三间两廊民居是南越族本土的“干栏式”建筑受到移民带来汉文化影响后发展形成的民居形式,最早在汉朝明器中已有体现,广泛分布于珠三角和粤西地区。[5]肇庆的三间两廊式民居主要以西江沿岸为空间集聚核心,而西江沿岸恰恰是广东最先开发的地区,这种空间分布上的重合应当不是简单的巧合。因为早在1922 年威斯勒尔就在其著作中指出,文化的集聚核心地往往就是其发源地。

三间两廊式民居成为广府核心圈层中的主流民居形态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环境逻辑。三间两廊民居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其天井式的建筑平面布局适合岭南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民居组成的梳式布局村落对各种地形也有较强的适应性,在山地、丘陵、平原等各种地形均有大量的分布。[6]同时,广府民系一般是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三间两廊民居有厅堂、卧室、厨房、储物、天井等房间,在功能和尺度上都能满足这种小规模的家庭结构,因此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因此,在早期西江沿岸强大的经济与文化实力的影响下,三间两廊民居形态文化逐渐生根发芽,并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与扩散,最终成为广府民居文化的主流。

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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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弱分异——排屋与堂横屋

虽然排屋与堂横屋形态的民居在肇庆村落中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仍是肇庆民居形态文化分异的重要体现。从图1 中可以看到,排屋与堂横屋的地理空间分布存在以下特征:一、分布在肇庆市域的边缘地区,而非中心的西江流域沿岸;二、分布范围较小,地理环境特征鲜明;三、空间密度大,存在明显的集聚中心。上述分布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以排屋与堂横屋为代表的弱势民居形态文化何以能够在核心文化圈层中得以继存和发展。

首先,排屋与堂横屋的分布区位与三间两廊式民居构成了明显的“核心- 边缘”结构,强核心、弱边缘的文化分布特征与经典的文化圈层结构模型相吻合,排屋与堂横屋的存在并没有对民居形态文化分布结构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其次,排屋、堂横屋的分布范围存在明显的空间边界,范围有限。其中堂横屋主要分布在怀封盆地,周边由群山环绕;而排屋则分布在西江南岸地势最低处,是历史上的围垦区,两者均是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地理环境,需要采用较为特殊的民居营建方式,从而形成特定的民居形态。同时,地理上的阻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内外的交流,减弱或减缓了主流文化对该地区的同化作用,从而使得不同的民居文化得以延续。

最后,排屋、堂横屋虽然分布范围小,但其密度十分之大,集聚强度很高。以单位面积上有各类民居的村落数量为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间两廊式民居的数值为0.07 个/km2,排屋和堂横屋分别为0.13 个/km2和0.09 个/km2,后者高于前者。从这一数据可以推论,核心文化圈层中的“弱分异”文化得以继存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其本身应当具有较高的集聚强度,而且这一强度至少应当大于核心文化的分布强度。据此,以“小区域—强集聚”为典型特征的排屋与堂横屋民居形态文化才有可能抵御主流文化的同化而得以保存。

3.2 传统民居文化分异中的兼容关系

根据《辞海》解释,兼容一词是指“事物能够同时容纳几个方面”。本文中民居形态文化的兼容主要指一个村落中同时存在几种类型的民居,各类民居之间相互包容,各自保存自身的特色,互不干扰。这一现象在肇庆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统计结果表明,158 个村落中既有排屋又有三间两廊民居,101 个村落中既有堂横屋又有三间两廊民居(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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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2 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肇庆传统民居形态文化的兼容现象存在以下两个特征。其一,核心文化可与多种“弱分异”文化分别兼容,而“弱分异”文化之间不易产生兼容。可以推测,文化兼容现象可能需要两种文化的影响力存在一定的势差,这一势差的大小应当介于以下情形之内:即强势文化可以影响部分弱势文化而又不足以完全同化弱势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弱分异”文化的排屋和横堂屋,才有可能与强势文化的三间两廊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其二,文化兼容现象中还存在兼容程度的问题。从图2中各部分民居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到,单独的三间两廊、排屋、堂横屋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5%、11% 和13%;三间两廊与排屋的兼容比例为13%;三间两廊与堂横屋的兼容比例是8%。也就是说,既有三间两廊又有排屋的村落数量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只有排屋的村落数量,大部分排屋村落已经被同化了;而堂横屋村落被同化的程度则相对较轻,其比例约为38%。根据这一状况可知,以三间两廊民居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对排屋地区具有更强的渗透能力,而以堂横屋为代表的“弱分异”文化地区则对主流文化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

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排屋式民居主要分布在高要水乡地区。为了抵御洪水,建筑往往依靠地势较高的小山岗或小洲沿等高线呈圈层式布置,形成了放射状的“八卦村”(图3)。[7]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村中每个家庭的多个功能房间是分散在不同高程的几处排屋之中,这样在地势较低的民居被洪水淹之后,仍能保证地势较高的民居能够居住[8]。这是当地特有的居住模式,但是从家庭结构来看,该地区是以小型的核心家庭为主,与广府主流无异,这为三间两廊民居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契合点。事实上,三间两廊民居见缝插针式的散布于这些村落中,并无特定规律,说明这一片区中核心文化与“弱分异”文化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兼容。具体采用何种民居形式,更多地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相对于三间两廊民居来说,排屋式民居的建造成本要小得多。

图片为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图。

而堂横屋主要分布在肇庆北部的怀封盆地中,历史上大量汉民的迁入对当地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同化作用。当时中原汉民多采取举族迁徙的大家族移民模式,到了迁徙地之后,出于对新地区的开垦、适应以及安全的需要,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怀集县志》对当地堂横屋民居的描述为:“县内人民习惯聚族而居,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乃至上千人,形成一个同宗村寨……建筑格局,一律以横列的厅堂为中心,一列3 间,正中一间称厅屋,余两间叫大屋,左右两边纵向建厢房”,[9]这正是典型的堂横屋民居形态。但是随着村落的发展,人口增长超越了原有堂横屋的容量,村民开始分家建设新的住屋。而这些村落已形成一段时间,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家庭模式从大家族聚居向核心家庭转变,同时又受到肇庆当地比较强势的三间两廊民居文化影响,最终在该地区形成了大量兼容了三间两廊和堂横屋民居形态的村落。然而,这些村落中仍然保持了对宗族制度、血缘关系的崇敬之情,其固有的家族聚居文化仍占主导地位,这对主流的广府文化形成了较强的抵御作用,因此新建的三间两廊民居往往是以堂横屋为核心进行建设(图4)。

图片为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图。

3.3 传统民居文化分异中的整合关系

文化融合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整合的阶段,即两种文化在交流、碰撞的基础上,部分文化元素经过调适后整合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10]肇庆地区不同文化群体的混居,使其各自的民居形态文化通过相互渗透和吸收,逐渐融合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同民居文化逐渐融合出现在同一栋建筑物之中,形成了一些变异的民居形式和组合方式。然而,民居形态文化的整合现象并不像兼容现象那样容易辨识,在调查过程中也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标准来甄别这种整合关系,因为每一栋民居都有自身特色。因此下文以文化整合较为明显的且具有代表性的杏花12 座民居和永攸村民居为例进行详细分析(图5、6)。

图片为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图。

图片为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图。

杏花12 座民居位于封开县杏花镇杏花村,建于乾隆年间。民居占地面积4056.47m2,主体12 座建筑分为3 列,每列4 座,列之间有巷道,中间一列为三开间的“香火祠堂”,左右两列为住房[11]。主体建筑外围由两侧的横屋以及围墙包围起来。该民居12 座主体建筑采用了三间两廊平面形式,镬耳山墙立面造型以及龙船脊装饰手法,带有典型的广府民居特色。但主体建筑外部的长条形围合建筑却与堂横屋中的横屋非常类似,可谓是三间两廊民居与堂横屋民居的组合。类似的民居还有封开莲都镇文华村的玉辉堂等。

如果说杏花12 座民居是在三间两廊民居的基础上建造的,那么怀集县大岗镇永攸村的民居则是在堂横屋民居的基础上建造的。永攸村民居整体呈中轴对称布置,沿中轴线为一列多进的三开间堂屋,而堂屋两侧却不是传统的横屋,而是由三间两廊民居构成的排屋。但是,这些三间两廊民居的朝向又不同于传统广府民居,它们面向堂屋而非平行堂屋,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是结合了三间两廊式民居形制的大型变异堂横屋。这种三间两廊式堂横屋划分了各个小家庭的生活空间,功能更加丰富,比排屋式的横屋居住起来更加舒适,满足了居民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体现出两种民居文化的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肇庆地区传统民居文化的整合现象并不普遍,调研发现的数量较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核心圈层中的主流民居形态文化对“弱分异”文化的同化作用在本质上还处在表层阶段。因为相对于文化兼容现象所体现出的空间上的简单并存来说,文化整合现象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本质的融合。这种融合的发生,根据文化学者的研究,需要在文化碰撞中逐渐克服每种文化固有的顽强地表现自己与排斥他种文化的特性,而这一过程更多地是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来实现。因此,肇庆地区存在的民居形态文化整合的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化的整合的困难。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大范围的村落调查,建立了“肇庆传统民居基础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GIS空间分析与统计,绘制了传统民居形态文化地理分布区划图,发现位于广府核心文化圈层中的肇庆地区存在民居形态文化的分异现象。但是,与经典的文化分异模型有所不同,肇庆地区民居形态文化分异中存在明显的主次、兼容和整合关系。一方面,作为广府民居形态文化代表的三间两廊式民居覆盖肇庆全境,基本面上的共性使得排屋与堂横屋民居的存在没有改变三间两廊民居的主体地位。而边缘民居形态文化通过保持自身在一个较小范围内的高密度分布来提升文化强度,从而取得与核心文化相抗衡的能力。最终,双方在此消彼长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了动态的均衡。另一方面,民居文化的交流,有可能使不同类型的民居在同一地点并存。但这种并存现象只出现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且建立在强势文化可以影响部分弱势文化而又不足以完全同化弱势文化的基础之上。而不同民居形态文化在同一建筑之中的整合,则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本质上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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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结论,笔者归纳出了核心文化圈层中民居形态文化的分异模型(图7),该模型融合了建筑形态、传统文化和地理空间三个维度,采用了大量精确的普查数据,并以空间数理统计的方式进行实证,相对于传统的个案研究来说,其结论更为理性与科学。该模型可以作为文化分异经典模型的补充与完善,同时对民居建筑学研究方法与视野的拓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文中提出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能对地域文化发展与演化规律的理解,以及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保持与发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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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oyd R.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3]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谭元亨.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石拓,程建军.汉代陶屋所反映的岭南民居的变迁——试论“三间两廊”的形成[J].建筑师,2013(06):93-99.

[6]陆元鼎.南方地区传统建筑的通风与防热[J].北京:建筑学报,1978:36-41.

[7]陆琦.广东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49.

[8]罗德胤,孙娜.黎槎“八卦村”:与洪水共生[J].广州:南方建筑,2014(1):30-33.

[9]怀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怀集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10]朱竑,司徒尚纪.近年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J].地理科学,1999:340

“和谐”是城市建筑文化的核心 第10篇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的。自近代起,中国所面对的严峻的国际形式使中国人放弃了原先自给自足的经济和文化追求而选择了现代化。在此进程中,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为核心的城市在中国大地逐步形成。但由于封建经济以及封建制度影响的延续,加上20世纪前半叶大规模的革命与战争的影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从19世纪中期至今,我国都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路向中。尤其是自上世纪末到现在,随着现代化理念的深化,城市化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驱动器。

城市化口号的提出和一系列城市化战略的实施,是在新的时期中国政府为民众设计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与中国数千年来积累的文化以及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新的选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复杂性集中表现在城市建筑文化当中。

我们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当怎样思考我们的城市建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简单化思考和仓促式措施都反映出我们面对城市化较少的文化准备。也正因此,城市建设的文脉问题、民生问题,城市拔地而起的一座座“拿来主义”式的高楼大厦以及城市住宅的欧化倾向、城市景观的人为化现象都不时让城市人发出一声声无奈的叹息。

城市就是一个家园,应当反映出居住主人的基本意志和趣味。但城市居民有多少机会为自己的志趣做主?城市建设者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居民的主张?在盲目追求“速度”和“利益”的情形下,这些因素都容易被人们忽视。忽视的直接结果就是让大多数居民生活在一个与自己联系甚微的陌生家园。

基于上述情形的考虑,我们有必要通过《中国城市建筑文化影响力排行榜》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建筑的文化属性的重视,从而抑制城市建筑形式的去文化和滥文化倾向。

可喜的是,在新的时代,中国政府重提“和谐”的发展理念。这种理念应当落实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城市建设也不当例外。城市建设的基本载体是建筑,因此,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城市建筑,着力思考城市建筑的文化属性,思考中国城市建筑与中国人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谐的本质是文化的和谐,因此,城市建设必然要以和谐为纽带,思考建筑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当从哪些方面来思考建筑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推动城市建筑文化水平的提升呢?笔者认为,如下几方面可以作为评价城市建筑文化和谐性的基本指标:

(1)居民关注:指城市居民对于建筑文化的关注度。

一个城市的居民对于建筑的关注与该城市市民的基本素质有很大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极其密切,城市市民素质越高,就越有关注所居城市建筑文化的主动性,这对提高该城市建筑文化的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考察居民对于城市建筑的关注度,可看出该城市建筑所受到的来自城市主体的制约因素和所得到的基本支持环境。

(2)政府观念:指政府针对城市建筑文化的基本态度、措施和效应。

一个城市的政府对于该城市的建筑往往会起到导向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对于建筑文化的基本态度和措施决定着该城市建筑的文化品味。政府对于城市建筑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指政府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思考城市建筑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城市建筑文化与城市文脉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把城市建筑纳入整个城市文化的协调发展战略当中;其基本措施是指政府创造怎样的机制综合考量城市建筑、采取怎样的措施推进城市建筑文化的品质;其基本效应是指政府针对城市建筑文化的态度、措施的有效性。考察一个城市的政府对于该城市建筑文化的基本态度、措施和效应往往可以看出一个城市建筑文化的基本格调。

(3)遗产保护:指城市所拥有的建筑文化遗产数量以及城市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措施和效应。

建筑遗产代表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一个城市保持个性的历史文化载体,也是一个城市的基本资源。对于遗产的保护既有物质层面的保护,又有精神层面的保护。对于前者,大多数城市都能做得较好;但针对后者,大多数城市都做得差强人意。而事实上,精神层面的保护可能更加重要。关于这一点,理所应当引起城市的重视。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建筑文化遗产量以及城市对于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措施和效应也会体现出该城市建筑文化的基本品质。

(4)建筑创意:指城市于现时代已兴建和正在兴建的建筑创意及其文化艺术品质。

建筑是需要创意的,建筑创意大致表现在内外部形式、结构、环保、使用者的兴趣度、城市建筑的整体布局等方面。建筑创意更多集中于新型建筑当中。一座新型建筑在创意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但最核心的是要考虑建筑使用者和建筑观赏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此外,建筑创意还要考虑到建筑所在城市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对于这些因素的忽视,都可能影响一个单体建筑与整个城市之间的协调度。针对建筑创意进行评价,能够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建筑文化水平。

(5)地标建筑:指城市拥有的地标建筑数量、类型和品质。

地标建筑往往影响人们对一个城市的基本印象。地标建筑的数量反映出城市的经济实力,地标建筑的类型反映出一个城市经济和文化通道的完善度,地标建筑的品质则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化品味和精神追求。我国城市的地标建筑多为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型和品质,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尤其是在类型和品质方面,地标建筑类型的单一使地标建筑不能在更加丰富的层次上满足不同层次的居民的需求,而其品质的低下则使城市建筑的使用者和观赏者难以留恋与回味。因此,城市地标建筑的数量、类型和品质综合反映出一个城市建筑文化的基本影响力。

(6)居民住宅:指城市适合居民居住的住宅区的数量与品质。

居民住宅的数量和品质标志着一个城市针对居民的基本态度,也反映出城市居民借助宜居建筑所享受到的幸福指数。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居民住宅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一座座楼盘不仅改变着城市的面貌,而且推进着城市的扩容。但根据目前的情形,居民建筑与居民之间的协调关系仍然未能理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居民建筑形式的话语权仍然在开发商手中,居民无法定夺或在更大的范围选择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的理想形式。而开发商素质的欠缺以及对于开发速度的急功近利式的追求,都使居民住宅建筑形式处在对于西方建筑的模仿乃至抄袭阶段。这种简单粗糙的做法极大地割断了城市的文脉,也大大损伤了城市个性的保持。因此,有必要从居民住宅这个角度考量城市建筑文化的影响力。

以上六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建筑文化影响力的考量。它们之间各有侧重,但又互相关联。总体来说,都是围绕人与建筑之间的和谐关系来思考的。

建筑是百年大计。众多的建筑构成一个城市的基本面貌。如果忽视文化的参与,我们的建筑将会距我们越来越远,我们也将难以在一个富有文化品味的城市创造生活、享用生活。因此,通过专题研究,以“和谐”为理念,建立一种新的城市建筑文化价值评价体系,探索城市建筑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进而倡导一些类似中国城市建筑文化影响力的评比和表彰活动,借以推动城市建筑文化品质的提升势在必行。

学校文化，奠基儿童核心素养 第11篇

一、何谓儿童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根据日本学者恒吉宏典等主编的《授业研究重要术语基础知识》，核心素养指“学生在学校教育的学习场所习得的、以人类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为基轴而编制的教育内容，与生存于生活世界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作为关键能力的内核”。

其实，关于素养的研究由来已久，心理学中能力模型可以看作是素养研究的前身。尤其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浪潮的推进，世界各国（地区）与国际组织相继在教育领域建立学生核心素养模型，以此推进教育目标的贯彻与落实，改革教育评价方式，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97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启动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简称DeSeCo）。“素养界定”项目首先确立了核心素养的功能：实现个体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基于此，分析社会的愿景和个人的生活需求；其次在此基础上研制核心素养的理论要素，并集合多方观点，认为学生应该形成的核心素养可概括为三大方向：互动地使用工具、自主行动和在社会异质团体中互动。OECD将这三方面形象为“人与工具、人与自己、人与社会”。

二、核心素养基于怎样的考量

1.国家的战略

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指出，“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并进一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出发，把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落实到各学科教学中。”“依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进一步明确各学段、各学科具体的育人目标和任务”。

2.现实的需要

其实，在未获悉国家层面的教育战略意图，我校早已陷入困境：因为不为孩子的未来筹划，不为孩子的核心素养奠基，许多家长让孩子离开我们学校，甚至学校的教职员工也都把自己的孩子转到外校就读。职业的成就感、学习的乐趣在学校荡然无存。

3.儿童的倒逼

李希贵说：“我们学校的教师不应是教学科的，而是教学生的。”可我们做得正好相反，当把分数作为唯一追求时，也就把学生逼进了畸形发展的胡同，所以学生抗议了。他们向新到任的李守敏校长痛诉：“除了语文、数学、英语以外，我们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画画，甚至不会打乒乓球、踢毽子，更何况，我们连语数外的成绩都比不过人家，我们今后怎么办呀？”“一天到晚，不是做试卷就是听习题讲评，我们还需要音乐，需要欣赏，需要分享，需要友谊。”……

三、奠基儿童核心素养的文化脚印

“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需要以课程为依托；课程的品质影响着学生的素养，课程的结构影响着学生的素养结构”。痛定思痛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和窦桂梅率领的清华附小人，走上了一条相似的课程改革之路。我们期盼以课程，让师生成为校园文化的共同体；以课程活动，让文化落地成为学生的核心素养。

第一步，与国外比较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在各国课程标准中出现频率较高，且符合我国教育政策的核心素养，研制了“学生核心素养问卷”，用以了解我校教师和学生的核心素养倾向。通过问卷，超过80%的师生感觉应该重点培养的核心素养按从高到低排序如下：学科思维、兴趣爱好、礼仪、职业启蒙、良好性格。

第二步，聘请省内外专家如江南大学吴格明教授、江苏省规划办彭刚所长，与我校全体教师就上述领域开展再探讨，于是，确定以“五大”课程启动核心素养工程，“五大”课程的形式与目标描述如下。

1.国家课程的校本化

学生陷入题海而又不能使得学业成绩得以提升的怪圈，逼迫我们思考减负增效的对策，于是“短课”的设置和“当堂反馈”呼之欲出。

所谓“短课”，就是在课表里每天将上午最后一节40分钟的课平分为二，用来完成老师根据班级学生学习情况而编制的“当堂反馈”，全面取消各种教辅练习。以数学为例，“当堂反馈”以“闯四关”的形式出现，第一关指向基础知识，第二关指向基本技能，第三关指向沟通与应用，第四关指向兴趣拓展。利用短课，学生强化了当天的学习内容，加之评价及时，学生的课堂学习动力更足；随后，老师面批面改，个别问题单独指导，共性问题做好记录，留待后面教学设计。学生的家庭作业主要就是思考第四关或一到两个兴趣挑战，因为学生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纷至沓来。

2.兴趣社团课程个性化

通过问卷和座谈，学生渴望老师带领他们发展的兴趣有：拉丁舞、独轮车、轮滑、演讲、数学小论文写作、足球、三门球等100多个。面对学生的热情，老师们也解放了自己的智慧，通过自我剖析，或个人认领或组队合作，实现了80多门课程的开设。剩下的20余个兴趣课程，校方或邀请家长或聘请校外老师一一开设，最大限度地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可以说，这一长串兴趣课程的开设，培养了孩子们热爱当下生活的情操，且有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在各种活动和体验中发展自己的特长爱好，并能够坚持不懈。

3.绅士淑女课程常态化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与家人、同学、老师、朋友友好交往，在与人交往中培养团队合作的品质，能够调整、反省、管理自己的行为，有智慧地解决日常交往中的难题。为此，我校将绅士淑女课程排进课表，并利用校本课本以故事再现的方式，与学生交流互动。

4.职业启蒙课程角色化

职业启蒙课程是一种“播种”，通过角色扮演和创设不同的具有一定职业特征的岗位，如：小记者、新闻播报员、校园美容师、礼仪员等。使小学生对社会职业有初步的认知和体验；了解社会职业的多样化，知道社会发展中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树立社会职业平等的理念；懂得职业是社会分工，劳动者之间是平等的。主要活动方式有：

第一，由学生分组以各种形式表演职业工作中的事件，2014年5月，六年级学生以晚会、四年级学生以主题活动等形式进行了全校范围的交流和展示。

第二，由学生根据现在社会的发展，设想未来可能产生的新职业，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第三，学校招募社区、家长志愿者，形成一支校外辅导员队伍，帮助学生体验真实的职业生活。在交通安全专题项目中，学生向警察叔叔学习交通法规，模拟情境，明理导行；在信息老师的带领下，学生欣赏中国传统动画片，了解中国动画历史，尝试创作简单的动漫人物；在消防中队，学生了解苏州消防事业发展的过程，参与虚拟逃生……小学生职业启蒙教育课程通过开放性活动，体现了教育“始于课堂，走出课堂，融入社会”的思路与策略，拓宽了教育教学渠道，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

5.成长导师课程渐进化

成长导师课程包含情绪控制、压力管理、性格锻造、健康生活和文化浸润五个板块，以美国中小学必修课程“健康与幸福”为蓝本，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将五个板块循序渐进地镶嵌在六个年级12册教材之中，图文并茂，内容生动活泼。并辅以学校的“新教育”传统“三民文化：学名人，唱名曲，读名著”。以及地方特色：园林文化。

例如：“管理压力”单元，虽然每册都是八个页面。但三年级上册先介绍日常压力和什么是积极压力，继而教会学生如何减少日常压力，最后批判性思考：做负责任的决定。

到了四年级上册，先是唤醒学生感受压力发生时身体对压力的反应，并链接艺术：画压力，接着介绍管理压力的方法，继之链接体育：压力克星，最后图画批判性思考。

到五年级，开始解释压力源，接着分析健康压力和有害压力，提示可登录www.mmhhealth.com，寻找更多和健康有关的职业，描述管理有害压力的两种行动，批判性思考：一位朋友正受有害压力的影响。他如何做才能缓解压力？

通过近两年田野式实践，我们试图赋予素养以可教、可学、可测评的内涵特质，并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中寻找理论依据。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追问“培养什么样的人”，想必有着一定的反思意义，也似乎可以回答朱永新先生对我校的期许：面向平民办教育，服务社会育英才。何况，随着城镇化的大面积实现，像我们这样拥有现代化教学设施，但又因各方面原因一时寻找不到学生生长点的学校，或许不在少数，也许我们的努力方向可以成为一个供解剖的标本。

创新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 第12篇

什么是教育?如何认识教育活动?如何理解教育本质?这些问题是亘古以来一直困扰着无数教育工作者的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教育行为和教育实践, 需要人们从深层次上反思和探讨。

教育就其本义上讲是一种规范性的人类知识传承活动, 它具有双重功能:一是通过传承使新生代或后来者能进入现生体, 融入社会共同体之中;二是教育实现了个体的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化。在教育活动中凸显了长者或先知者对于幼者或后知者的权威, 在集权统治社会里这种权威体现为一种教化的权力, 按照社会的固定模式培养新生一代。从这一点看, 教育的本质本身并不内含着创新的因素。然而, 在今天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时代里提教育创新, 教育的主体必须有一种超越的意识和精神, 要用突破性的思维去进行教育改革。要突破传统教育的规范性和保守性, 教师必须站在学科的前沿不断自我更新和超越, 并把研究引入教学, 使学生成为积极主动的探索者和研究者。

什么是创新教育?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 对创新能力有不同的解释, 一般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创新概念是产生前所未有的新东西的活动方式, 广义的创新概念则是人们在各自领域, 以同样的质和量的水平, 产生新东西 (包括新思想、新观念) 的活动方式。

国外发达国家围绕这个新字构建创新教育目标。他们把目标定位于培养既有现代知识, 又有创新能力, 体魄健美, 品德高尚, 身心发展良好的现代化的新人, 即能够适应变化和创新的新人。如美国人提出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释放学生的创造力, 要培养“骨髓中都充满未来思想和未来意识的人”。日本人也提出, 教育要成为“打开能够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大门的钥匙”, “教育要适应技术新时代而提高学生的价格品味, 发展学生的想象力, 谋划力和创造性智力以及为创造而进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使受教育者成为“面向世界的日本人”。

如今世界的信息化、一体化和多元化的特征, 使得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部分创新正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全面铺开。创新能力的开发已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实力。各国对创新能力的开发越来越关注。美国总统提醒人们:“我们正跨入一个新的时代亟须一种创造精神的时代”。日本人也提出:“独创是国家兴亡的关键”。由此可见, 创新教育是未来社会和知识经济发展对人提出的要求, 也是当今大学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当代大学实施教育创新, 目标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也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其中, 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主要是强化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是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原动力。

二关于教育现实困境的透视

当今大学教育已沦为职业培训, 因而提出了“中国有没有大学”的疑问。今天的大学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 职业培训的色彩越来越浓, 导致学生只关心未来的职业方向和现实利益。而面对理想主义的流失、专业知识的肤浅化和平面化, 现实的教育似乎无能为力。

还有教育的“可教”性与“不可教”性问题, 认为学科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教育, 存在着教育的极限区或盲点。因为教育的知识传递性决定了教育要把传统人文学科中的情感、形象、生命、思想、智慧等转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形式、规则存在。为了这一“可教”的目的, 就把真正的人文学科的“人文性”给抽象掉了, 使之变成了没有生命体验、精神价值的知识和学问, 人文学科的作用沦为了社会的工具。但实际上, 那些“真谛”性的人文精神是不可教的。因为, 文学不等于文学学, 智慧不等于哲学, 教育不等于教育学等。为了解决这个教育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 大学应当大力开展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 将文史哲等学科打通, 借鉴艺术教育的方法, 营造一种“文学”生活, 创设一种环境, 让学生去思考、体验和领悟, 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一种优雅的趣味、深邃的思想、美妙的文笔和超越的境界。然而经济杠杆和市场规律日趋商业化, 使得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显得更加空泛和不切实际, 大学校园变得浮躁、迷茫、甚至追名逐利。

三关于大学精神的解读

从近现代大学的发展历史看, 大学精神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以纽曼 (John H.Newman) 为代表的传统大学精神, 推崇“教学型大学”;二是以洪堡和弗莱克斯纳 (Abrahaln Flexner) 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精神, 推崇“研究型大学”;三是以克拉克科尔 (Clark Ker) 为代表的当代大学精神, 推崇“多元化巨型大学”。[1]

1852年, 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红衣主教纽曼所著的《大学精神》, 表明了那个时代关于大学精神的典型认识:“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 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2]他认为“从最普遍意义而言, 大学应当教授普遍知识”[3]纽曼的传统大学精神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 其魅力就在于他认为“大学犹如真理的仲裁者”。洪堡则把科研定为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建立时, 洪堡系统地阐释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大学精神。

1963年, 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理念。至此, 又将美国大学的实用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他主张现代大学应该具有多重教育功能、多重教育目的、多个社群构成, 与外界广泛合作的社会轴心机构。要求高等教育履行多种复杂的功能, 更直接地为社会提供广泛服务。

当美国的大学在为构建实用性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时候,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不时地提倡要发展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的时候, 欧洲的一些大学则主张坚守传统精神。“1988年9月18日, 在意大利波伦亚大学900年校庆之际, 欧洲近400所高校的校长共同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 (The Magna Charta of European Universities) , 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 更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和文化价值”。[4]

回顾之后不难看出:大学以传授知识、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得以生存发展。多年来的教育实践, 使大学的“传授知识”功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加强。因为传授知识是人才培养的第一要义, 而人才培养又是以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为最终导向和目标, 这样的教育思想似乎是勿庸置疑的。然而, 问题的症结却在于:大学在“适应”社会的同时忘掉了自己,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失落了精神, 教育者忽略的恰恰是教育对象的“人”的本质。

尽管受到来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击, 大学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一直没有人忘记, 一部分仍然坚持人类永恒价值的学人总在给予这种盲目服从时代要求的理念以回击和重申。也许, 这些人的努力和当下社会中不断强调甚至强化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的人比起来, 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但是, 只要还有人在呼唤真理, 追求真知, 这种“星火”般的努力一定会燃成一片燎原之火。人, 需要一种精神, 大学同样需要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是无形的, 却是巨大的:它滋养着人的人格、理想, 孕育着超越的精神文化, 以此为社会设立一个精神价值尺度, 成为一代学子的精神家园, 并从根本上引导着社会进步。

四关于教育实践创新

大学之于大学生的意义, 就在于大学在有限的时空内, 为大学生展示了一个无限的未知世界和无穷的发展机会, 并使其在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中上下求索, 完成使命。真正的大学不是职业训练场, 不是“制器”, 而是人的全面素质的养育所, 是“育人”。如果大学生仅仅把学习的目标定位于职业和谋生, 就不可能摆脱大学生活中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的局限和束缚, 就不能体会到大学的博大、知识的无限、探索的兴奋和生命的可贵。这只会造成大学和大学人共同的悲哀。因此, 作为大学人, 大学生应当勇于创新, 光大人生意义, 让自由的、开放的、广博的大学成为丰富和发展个体生命的精神家园。

从中世纪大学诞生之日起, 无论是西方的近现代大学还是中国的现代大学, 以及中国古代的“私学”“书院”, 它们的社会职能都在不断的复杂化。从西方来看, 其职能演变过程是教学教学、科研教学、科研、服务相统一;从中国古代来看, 则主要是传道授业解惑, 以及为政府培养官吏, 甚至自由议论朝政, 其教学和为当朝政府服务的功能比较突出, 尽管时而也会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比如, 春秋战国时期, 宋代书院时期, 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种努力只是一种力量微薄的挣扎, 直到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才使中国揭开了现代大学的帷幕, 随之引进来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使国人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那是一个文化繁荣、学术争鸣的时代, 就在那时成就了让我们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的著名学府和众多大师: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 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 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 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 罗家伦、吴有训之于中央大学究其原因, 仍然是他们的治学方式和治学理念。发展到今天,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要想将大学办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 “个性化教育”的思想精髓应始终贯穿其中, 必须对当今大学功能进行重新认识, 合理取舍;对大学制度进行改进和创新;而这一切的背后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来规约它们, 这就应该是大学精神的本性:“追求真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寻求风格和特色, 需要深入地挖掘大学自身的资源、内涵, 在更新教育思想、确立人才目标、培养模式上下功夫, 在不断摸索适合自身发展之道路。在这种模式的寻求过程中, 如此才能科学地确定人才目标, 使之强调合格而不求全优, 强调特色而不求全才, 这样就使学子个体同学校整体本身在达到高教层次最低限度要求的基础上, 去想方设法挖掘自身潜能, 主动扩展个性优势, 使其创造性完全迸发出来。大学的使命神圣而崇高, 大学的精神悠远而深邃, 无论社会怎么发展, 时代如何进步, 创新始终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

参考文献

[1][4]苗文利.新形势下重新构建我国大学精神的理性思考[J].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 2007 (4) :10-13.

[2]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