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事体育研究

古代军事体育研究（精选11篇）

古代军事体育研究 第1篇

一、我国古代娱乐体育的起源及发展

1. 我国古代娱乐体育的起源。

我国古代的体育活动，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几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情况下，“人少而兽众”，原始人类只能以吃草木及兽肉为生存之本。这样险恶的社会环境，使得许多未成年人生存率极低。所以，如何求得生存成为了当时人类活动最根本的目的。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外出猎取野兽，到山林中采摘野果。在从事这些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他们逐渐锻炼了跑、攀登、跳跃、掷远、射箭等多项运动技能。之后随着氏族间战争和宗教的出现，这些专业的生产活动开始逐步独立出来。于是他们开始有目的地增加活动内容，改进活动技巧，使这些活动逐渐脱离了生产，专注于增进体质和增加娱乐为目的。就这样，我国古代体育便产生了。

另一方面，在我国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 人们的主要任务必须是猎取足够生存的食物, 但有时也会出现食物相对过剩的情况。当大量的食物被成年人带回部落时, 人们就禁不住被内心的兴奋之情所带动。于是, 人们为了表达心中的喜悦, 就会手舞足蹈起来, 这在我国古典史料中有所记载。如《尚书》中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乐发于心, 感物而动, 不觉手足自运, 欢之至也, 此舞之所由也。这些人的舞蹈表演不仅表现出人生理上的兴奋之情, 还导致整个集体更加祥和。这种既有情节, 还有相应运动量的原始活动, 就成为了我国古代原始娱乐体育的最早起源。

再者, 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使早期人类受大自然的影响较重, 人们对自然现象不理解, 便一味地寻求神灵的庇佑, 于是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生产活动能够顺利, 就会采取相关的祭祀活动来祈祷吉祥。在祭奠的过程中, 他们也用舞蹈及简单的竞技活动来表达感情, 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向神灵表示敬仰。这一类活动因为其具有浓厚的娱乐色彩, 祭祀性而独立于现实生产之列, 也是娱乐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我国古代娱乐体育的发展。

原始社会的后期, 生产工具的进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 人们得到的劳动成果有了一定的富裕, 这就有了少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某些娱乐活动。1974年山东大汶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大小各异的石球, 这些石球做工精细, 并被放置在一男子尸骨的脚下。经考古专家研究表明, 这些石器不是用来狩猎的工具, 而是一种供人们娱乐的器物。进入私有制社会后, 皇宫贵族及其他高层统治者在加强对人民的封建统治的同时, 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娱乐活动。至商开始, 贵族阶层们都极其喜爱民间百戏、狩猎、古代歌舞、宫廷乐舞等。到了秦汉时期, 娱乐体育之风在城市中开始盛行, “百姓无不走狗、斗鸡、墩鞠者”。相传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就曾和一些市井之徒斗过鸡, 还玩过墩鞠。在封建社会最为繁盛的隋唐时期, 历代皇帝都痴迷于墩鞠, 因此而荒废朝政的帝王也不胜枚举。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倡导, 民间的娱乐体育也随之水涨船高, 呈现出一片绚丽多彩欣欣向荣的景色。唐朝时期, 我国优秀的娱乐活动围棋、墩鞠还被日本、朝鲜等国家的留学生带回国, 并被发扬光大。之后, 因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唐以后的宋、元、明、清时, 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民间娱乐活动之中, 不胜枚举。

二、我国古代娱乐体育的衰落

1.衰落中的文化根源。我国文化中的仁义、等级制度及重文轻武思想, 对我国古代娱乐体育有着重要的抑制作用。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该思想的影响下, 我国古代娱乐体育始终没有把竞争性、规则性的体育特点表现出来。就如我国古代的蹴鞠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 终究还是由盛而衰。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是古代娱乐体育衰亡的根源。

(1) 仁义思想。仁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基调, 这也是孔子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他要求世间万物的和谐发展, 这不仅体现在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这就要求个人修养、个体道德都要体现出一个“仁”来。所以在娱乐体育中仁义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只有先仁义才有后娱乐。于是, 在我国儒文化的大背景下, 才会出现胜亦喜、败亦无忧,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等思想。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体育活动从产生之初就缺少了竞技。也正是因为受到仁义精神的影响, 才致使我国古代娱乐体育活动逐渐衰退。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娱乐体育趋向于游戏性、表演性和艺术观赏性的最主要原因。缺少大众参与的活动, 必然会导致其稳定性比较差, 如果遇到朝代的更迭、社会动乱, 传统的民间娱乐体育就会面临失传、衰落的威胁。马球、投壶等娱乐项目的衰落就正好印证了这一事实。

(2) “礼”文化下的等级制度。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最正统的文化传统, 等级制度就是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等级制的根本就是贵贱有序, 人的贵贱依据其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身份、官爵的大小高低而定。这一文化特征对人的管制较为严厉,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性, 它的发展延续对古代娱乐体育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抑制, 更有甚者对中国整个古代传统体育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 我国一些原本开放的传统竞技体育项目, 也变成了社会有目的的封建教化活动。比如, 原本是流行于古代士大夫文人阶层中的投壶活动, 也被冠以封建礼仪的思想, 宋代司马光就曾有过这类说辞。所以, 在礼仪道德的约束下, 我国古代传统娱乐体育虽然在形式上比较丰富但却失去了许多公平竞争的氛围。中国的古代娱乐体育被强加了具有强大束缚力的礼仪教化。

(3) 重文轻武思想。重文轻武思想在我国可谓是历史久远, 至春秋时期, 因为社会的动荡, 国家之间相互联结、连横合纵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 社会需要出现多才的文人进行邦国外交。到了宋朝, 传统儒家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 “存天理, 灭人欲”的理欲观, “兴文教, 抑武事”的世风, 都直接泯灭着人们的体育思想, 束缚了社会体育的发展, 娱乐体育也不能幸免。以女子体育为例:为了达到进一步地控制妇女的程度, 就有了“为甚事, 裹了足, 恐她轻走出房门”等现象的发生。也正是因为从思想上、肢体上对妇女的禁锢, 扼杀了我国的女子体育, 才使得女子体育濒于毁灭的境地。所以, 对于古代娱乐体育而言该思想的存在也是极其消极的。

2.衰落中的社会根源。我国古代娱乐体育在宋朝达到鼎盛, 并以其为转折点, 经元、明、清而慢慢地走向衰落。在这一过程中, 除上述的一些文化原因外, 社会根源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民众体育及专业表演体育兴盛。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及发展, 人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迅速增长, 城市中受到了大众的追捧, 大量的民间职业艺人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在城市中还有了专门的演出娱乐场所瓦舍、勾栏等。瓦舍里表演的节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 有说唱、杂技等, 还有相扑、举重等娱乐性体育项目演出。在一定程度上, 许多娱乐体育项目也得到了间接的发展。由于表演者都长于演技, 增强了活动的娱乐性。这都严重地影响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参与, 这也使得许多高超的技艺, 只是掌握在少数艺人的手中, 进而失去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也是至宋朝后很多娱乐体育随之衰弱并渐渐失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戏曲杂剧及小说的兴起。戏曲是封建小农经济的产物。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小农化, 使戏曲杂剧及小说等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而言, 该文艺作品在内容上和封建社会的思想联系密切, 在形式上也较趋于稳定, 这样的环境就使得戏曲在中国社会文化中显得尤为显眼。元杂剧、明代小说等等都占据了娱乐体育的大部分市场。在宋明理学及瓦舍等娱乐场所兴盛的条件下, 也在相当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娱乐体育的发展。这无疑是对我国娱乐体育的一个致命打击, 娱乐体育的衰退也成为了必然。

(3) 朝代的更迭及统治阶级的提倡。在古代, 皇室贵族的喜好常常被人民所重视, 这其中也包含了体育运动。在当时受到皇室贵族重视的体育项目, 就会成为社会中兴盛的项目, 反之则会衰落下去。例如唐代兴盛一时的马球:当时在宫廷里特别盛行马球比赛, 中宗、宣宗、僖宗等, 都是有名的马球高手。许多皇室贵族人员也特别喜欢, 甚至于整日沉迷其中。宋朝的马球继承发扬了唐朝的兴盛之势, 除被皇帝和贵族引以为娱乐活动外, 还被大量普及于军队训练中。但到清朝时, 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 镇压人民的反抗, 禁止人民养马, 导致了民间少有良马的局势, 自然也就无法再开展马球运动了。在将近千年的变化中, 不仅仅是马球, 在宋朝以后的各个王朝中, 许多古代娱乐体育项目, 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开始走向了衰落。例如蹴鞠, 相扑等一系列优秀的体育活动。

三、结语

中国古代娱乐体育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但由于种种文化和社会原因, 许多古代娱乐体育项目已经不复存在, 虽然有些流传下来的项目, 但随着老一代艺人的离去, 也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所以深入研究我国娱乐体育、保护和弘扬中国古代娱乐体育文化, 是新形势下我们应该拥有的态度, 也是我们应该积极去做的。

参考文献

[1]黄彬.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科学文汇, 2006 (2) .

[2]高光, 谢霞.中国古代体育竞技衰落的文化审视[J].理工高教研究, 2005 (4) .

[3]张洪潭.娱乐及娱乐体育基本理论之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1993 (17) .

[4]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J].四川体育科技, 2000 (4) .

[5]曹守訸.中国古代的重文轻武风气及其对体育的影响[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88 (2) .

[6]王岗.中国古代竞技体育的文化审视与民族传统体育的重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2 (5) .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第2篇

同学们好。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目的，是想使大家对其主要内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其中比较有价值的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主要介绍讲两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概况

二、孙子兵法(重点)(教学时间为4学时，理论课与看录相各2学时)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历史沿革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也就是在这时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真正的战争及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的特点：

1，把军事视为对内统治的特殊手段。由于所受外部侵略少，当时的军队主要承担了相当于今天武装警察的功能。、从兵书上推测，其军事思想的出发点都是探求如何通过军事手段来治理诸侯和镇压奴隶反抗的问题。

2，以“礼”和“刑”为治军的基础。在今天，为保持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提高物质待遇，进行政治教育和强调军法军纪等等。；而在那时主要是进行处罚，对奴隶士兵的处罚是详细而又严酷的，如周朝的五刑之律竞达3千多条：墨1000条、劓1000条、非500条、宫300条、大辟300条，如若士兵集合迟到，就要被砍去脑袋，可见当时刑法之严酷。礼主要是针对奴隶将领，并不对其进行身体的处罚。

3，迷信色彩重。此时战争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每次作战之前都要到庙里烧香拜祖，乞求祖宗和神仙的保佑。一些军事行动的决策如出兵的时间，攻击方向等也必须事先占卜，而后才能确定。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的起因和胜负都是上天决定的。4，以车战为主体的作战指导思想。当时战车是军队的主要装备，军事思想也是以战车为主。(略)1 总的说来，此时并不重视和提倡谋略在军事中的运用，相反视谋略为小人之举，不仁不义。如春秋时期宋、楚两国在温水交战，，宋国在战前已布好阵势，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趁楚军对正在渡河而处于混乱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讲求仁义，耻于诡道”结果遭到失败。毛泽东曾评论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这一时期代表作是《军政》《军志》，现己失传，估计为编制条令一类的书。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

时代背景27大约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由于文化的普及、战争的频繁发生、各国君对军事的重视，在这一时期我军古代军事思想取得最为辉煌的成就，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专著，被封建社会一直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兵书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其中包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孙子》。

军事思想的特点：(略)主要兵书：《武经七书》中的五本：《管子》《孙子》《吴于》《司马法》《尉缭于》《六蹈》《孙膑兵法》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时代背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840鸦片战争，我国为封建社会时期。但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限制人们对军事的研究和探讨，影响了军事思想的快速发展。

军事思想的特点 1，战略思想成熟、完善

项羽败于刘邦，主要原因是在战略筹划方面比刘邦差；有了诸葛亮隆中一对，刘备才有了立足之地s明朝的朱元璋，因为听取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才取得了天下。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而他们二人恰恰是在战略构想方面高人一筹。以上这些正反事例说明在这一时期比较成熟。

2，与各军兵种相适应的军事思想的形成。

由于骑兵、舟师的出现及火器的应用而出现相应的军事思想。3，军事理论的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先秦兵书的特点是内容繁杂，无所不包，同一本兵书可能包含战略、战术、气象、地理、兵器、训练、编制等不同的内容。而这个时期的兵书除了总体性的研究外，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专题性的兵书增多。从一些兵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倾向：《历代兵制》《守城录》《练兵纪实》《神器谱》《火攻挚要》《海防图论》等。

其它代表作：《武经总要》《三略》《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武备志》等

二、孙子兵法 ．

主要介绍五个问题：(一)《孙子兵法》的影响(二)孙子的生平

(三)《孙子兵法》的哲学价值(四)《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

(五)《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重点)。(一)《孙子兵法》的影响

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记者报道说2500年前的孙子好参加了这次战争；因为每一个美国海军陆战军官的背囊里，都装有《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和一盘解释性的录音带。

在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日本学者吉备真贝格《孙子兵法》带回讲授，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称《孙子兵法》为“兵学经典”“世界第一兵书”，把孙武推祟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德皇威廉二世在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曾经兴叹：“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苦了”。军事家拿破仑在戎马控偬的作战空隙，还手不释卷披阅《孙子兵法》。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会见毛主席时建议将孙子兵法作为世界所有军事学府的教材。英国军事理论家B．H.利德尔口哈特在其代表作《战略论》中引用了七名军事家21条原则，而引用孙子的就达15条之多，远远的排在首位。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二百多位注释家拟文著书，注解《孙子兵法》宋代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三国时的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明代的茅元仪则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孙子兵法》这种承前启后作用。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对《孙子兵法》评价很高：“就中国的历史研究，2000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为中国的古代哲学。”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

《孙子兵法》在社会其它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影响，文学家评之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哲学家颂之为“人生的哲学”，政治家视之为“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医学家赞之为“治病之法尽之矣”，商人和管理学家则把《孙子兵法》定为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必读教材，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扩中甚至说“您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俨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3 百科宝库。(二)孙武的生平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大约与孔子同代。他的祖先姓陈，是陈国(河南淮阳)入。陈厉公的儿子陈完因战乱到齐国避乱，被齐桓公授之以主管手工业的官，后来改名为田完。几代之后成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由完的第五代子孙田书也就是孙武的祖父因为作战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并将乐安封给田书。春秋时代，姓是全族的共同称号，而氏是族中某一支派的称号：田书这一支，就是以田为姓的族中，又以孙为氏的一个支派；后来姓、氏不分，人们把田武又称为孙武。齐国是一个群英荟翠的地方，如齐国的开国鼻祖是姜太公、后来的管仲都是历史上显名的军事家。这些(家世、社会环境)对孙武研究兵法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因齐国内乱到吴国(江苏苏州)，经伍子胥七次推荐被吴王委任为将。孙武为将以后，为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史记》记载，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吴王夫差当政以后国事紊乱，孙武的事迹已不见史书记载；江苏吴县东门外建有孙武的坟墓，孙武可能是隐退山林，老死它乡。(三)《孙于兵法》的哲学价值

孙子是；位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首先取决于敌我客观条件(五事七计)，同时他也注意到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他提出的“诡道”“庙算”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说；有了胜利的物质条件只是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兵力强大时，通过主观努力，就可以用小的代

价取提胜利；兵力弱小时通过主观努力，就可以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孙子兵法》中对立统一的概念有85对，使用260次之多；而且它还举例说明对立双方在某；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四)《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

在文学上，它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修辞方式丰富多彩，是一部难得的优秀文学作品。

《孙子兵法》以《计》篇统领全局，层层论证，同时各篇又独立成章、相互照应，从而逐步揭示出战争的基本规律及指导原则。他每提出一个观点，不但讲明其是什么、为什么，还要回答怎么办；比如，在提出战略速决这一观点时，不但说明为什么要速 4 战速决，而且还说明怎样才能速战速决，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而令人信服。

《孙子》语言极为生动。如说明奇正之变循环无穷时：“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在，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孙子》语言极为简练。谈到如何把握虚实夺取主动时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只用了一百三十多个字)，而西方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却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

(五)《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重点)《孙子兵法》现存13篇，约6000余字，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组成，主要探讨战术问题。第三部分由《火攻》《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下面依次介绍第一部分每一篇的内容。对第二、第三部分各篇内容进行概括介绍，不再一一阐述。

第一篇《计》。“计”为何意?孙子为什么把《计》篇作为第一篇?《计》篇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孙子认为，将帅在指挥作战之前，首先要能判断战争结局，判断的客观依据是“五事七计”，主观依据是诡道、庙算。

“五事七计”论。五事是指道、天、地、将、法，七事是对五事的具体论述，就是说，判断胜负要看“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诡道”论。孙子认为要获得胜利还要善于运用计谋。“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其核心是“攻击不备，出其不意”。解放战争时期，(47年3月)，国民党部队对我，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当时敌人的兵力部署，主要在山东和陕北两地，中间是所谓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企图以东西两翼夹击，聚歼我军于从陕北至山东沿黄河所构成的“乙”字形弧内。而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直指大别山，随后陈谢、陈粟向南挺进，三路大军经赂中原，实施战略进攻，有三点令蒋军“意外”：1，转入战略进攻的时间。(兵力对比还处于劣势)。2，开始进攻的地点(黄河)、前进战线(黄泛区)、展开目标（大别山）。3，进攻的方法（放弃后方)。这种出其不意的战略进攻，加快了蒋军的灭亡。

“庙算”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2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特别强调作战之前要进行周密筹划。赤壁大战时曹操周瑜火攻而大败，曹操带领残兵败将逃到乌林；葫芦口、华容道，分别受到赵云、张飞、关羽的伏击，说明诸葛亮神机妙算，擅于筹划。

总之，孙子在计篇里认为，判断胜负的客观依据是“五事七计”，主观依据是“诡道”“庙算”。对这些主、客观条件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为什么项羽勇猛无比却不得不霸王别姬自刎子乌江，诸葛亮神机妙算六出祁山却无功而返，孙子的《计》篇就象一面镜子，折射出历史上的胜败荣辱。任何一个指挥员，都应该事先“计算”战争的结局，而后决定打与不打。

如果预料能够取胜而决定打，那么进行战争准备筹划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孙子第二篇《作战》篇和第三篇《谋攻》篇回答了这一问题问题。第二篇《作战》。孙子认为在作战之前进行战争筹划时就应该立足于“速战速决”。原因有二：一是经济上承受不起，二是如果时间太长，既使胜利了，自己国力也会衰退，其它国。可能乘机灭掉自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总结越南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说：“越南战争的结局早己被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战略家孙武揭示出来”当时他引用的话就是“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为了达到速战速决，孙子还提出了两条作战指导原则“因粮于敌”‘卒善而养之”。游击队歌就是因粮于敌的表现；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而归，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了它的后勤来源。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18师师长张辉瓒，将其头割下来放在竹筏上顺赣江漂流。第二次反围剿时发现敌军抵抗顽强、投降的很少，事后查明是由于我们妄杀俘虏所致。

第三篇《谋攻》。作者认为：作战的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也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为此它提出两个原则：

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原则，另一个是“战而胜之”用兵原则。孙子主要研究第二个原则3要战而胜之必须做到“五知”：—“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3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不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战而胜之”，战前都要知已知彼。

毛泽东同志对知己知彼这一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毫无疑问，任何作战都应该首先做到知己知彼。47年菜芜战役，我军之所以取胜，：7是因为知己知彼，而蒋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将既不知己又不知彼。

要做到知已知被，就要“相敌”、“用问”。美军通过我解放军报，就可了解我军的 6 全部动向；有的先进武器，是通过其产品说明书仿造而来的，从另一方面说明“相敌”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第四、五、六篇主要回答作战中应遵循的原则。

《形》《势》《虚实》之间的关系。孙子论著认为兵“形”似水，用水的多少来比喻军队的量(取胜的客观条件)。把水放在高处、决其堤口从而形成一泻千里不可抗拒之势，称之为“势”(取胜的主观努力)。“虚实”是形、势在不同情况下的灵活运用。

第四篇《形》。孙子在这篇中有主要观点是：

作战中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主张“先为不可胜，以持敌之可胜”。夷陵之战中陆逊先居险不出，而后待机火烧刘备之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次要“胜于易胜”(先胜而后求战)柏举之战前吴王采纳孙武、伍子胥的建议，派三支军队轮番袭扰楚国，使楚军疲于奔命，国力空虚；而后千里奔袭击败楚军，就是先有了取胜的把握才求战。相反仁川登陆中美军虽然胜利，但登陆点的选择风险过大：，此类战役并不可取。

第五篇《势》。主要观点是“勇怯，势也”。作战中人有勇有怯，但勇、怯不是天生的，与生长地无关，关键在于如何的运用，去创造有利于我的态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要创造好的势，就要“以正合，以奇胜”

第六篇《虚实》。作战中最主要的(作者也首先提出)是“致人而不致于人”。

“避实而击虚”才能力争主动。怯弱乱饥劳寒不虞为虚，勇强治饱逸众有备为实。

“避实而击虚”的表现形式：

先处战地(先战领有利的地形，相当于把“水”放在安全高处，有利于形成势能，也是以正合)“凡先处战术地而持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攻其必救(打击敌人的要害和弱点，当“水”的高度不能改变时，就要尽力使水流向低的地方，打击处于“低洼处”的敌人)把握战机(当“水”的高度不能改变，而敌又不处在易于被打的“低”处时，应该想方设法如通过动敌、以利诱之来诱使或持敌走向“低”处，使强敌变弱，而予以打击)我专敌分，我方应注意集中力同时迫使敌分散力量；

因敌制胜。项羽过漳水以后破釜沉舟取得了救赵的胜利，韩信背水列阵也取得了井陉之战的胜利，马谡将部队放在孤山之上却失去街亭。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是项羽、韩信能正确理解运用“陷之死地而后生”这一原则，而马谩却生搬硬套。

以上是《孙子兵法》的前六篇。因时间关系不一一介绍。下面从整体介绍《兵法》中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兵者，国之大事，死后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十一家注孙子》：兵之外死，系国内之亡，是故兵败长平则赵亡。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其中之一(古巴比伦)早在公元前8世纪己不复存在，就是因为战败而亡。可见战争实在是“不可不察也”。

慎战。孙子不是好战主义者，相反，他对战争是非常谨慎的。“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伊拉克没有对国际社会的反应作充分的估计，草率发起入侵科威特特的战争，结果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之中，可谓战而不慎。刘备为报私仇，率而起兵，结果兵败夷陵。

备战。“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战争的立足点应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向我发起进攻)。瑞士之所以近二百年无战事，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中立国，而是因为它的战争潜力；在宣布中立后，更加重视国防建设，二次大战时其防空洞大多是几十米，95%的人员可进入地下，据说是人手一支枪，所以希特勒不敢动它。三峡工程早在50年代就动议建设，但一直拖到94才“动工，原因之一是考虑到三峡工程建成发后，如果敌炸我大坝，会使我下游遭受水灾。

古代的军事训练 第3篇

“四时畋猎”是中国古代军队的主要训练方式。畋猎，亦作田猎、狩猎、围猎，即为打猎。“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搜、苗、狝、狩之礼。”从周朝开始，如果没有发生战争、动乱、王位继立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帝王每年在春、夏、秋、冬四季都要举行畋猎活动，届时将动用军队参加。而畋猎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为了打猎，更主要的是训练和检阅军队，这也正是畋猎被列入军礼的重要原因。

“四时畋猎”即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是指在一年的4个季节中各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具体到每个季节的演练及训练的内容不同，通过四季的演练和训练，要使士兵分别掌握不同的战术和战法，以便能适应未来战争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和突发的事故，这也是古代治军的一条成功的经验。

春搜在每年的仲春（阴历二月）时节举行，主要内容是用鼓、金（泛指金属敲击乐器，如锣、镲等）指挥和训练兵士掌握“坐作、进退、疾徐（快慢）、疏数（疏散和集合）”等技巧、阵法和战术；夏苗，在每年的仲夏（阴历五月）时节举行，主要内容是训练军队露宿草野，模拟夜间守备的演练；秋狝，在每年的仲秋（阴历八月）时节举行，主体内容是进行布阵和实战训练；冬狩，在每年的仲冬（阴历十一月）时节举行，主要内容是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校阅，实际也是对军队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大检阅，即全面检阅军队对各种阵法、战法的掌握和应用情况。

这种结合打猎活动举行的军事训练，不仅具有实战的特点，使士兵能熟练地掌握和应用各种基本的战斗技能、战术和战法，提高作战的能力，也能使军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常备不懈，以应对各种突发的战争，因而“四时畋猎”作为军礼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历代所沿袭。

古代军队平时的训练一般不在郊野，而是在专门的训练场所即校场上进行。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在鼓、金敲击出的节奏指挥下，士兵随节奏和号令进行一些基本军事功能的训练，诸如前进、后退、疏散、集合等；还包括个人刀、枪、剑、戟等兵器的使用以及实战中的战术、战法等。

北宋初年，为了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宋太祖赵匡胤令天下各州郡选送体格健壮、勇敢善战者从军，编为禁军。为此，他还“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宋太祖选定的“兵样”，要求力大无比，“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即以“琵琶腿、车轴腰”作为选择的标准。这样体型的人既有力量又有耐力，选作禁军士兵无疑是要增强禁军的战斗力。尽管地方军事长官已对这些被选入禁军的士兵进行了训练，但宋太祖还要经常亲临校场，亲自指导训练。对训练中发现的“非才勇绝伦”者，立即淘汰，改充其他军种。校场训练的内容包括模拟实战的激烈性对抗比武。在宋太祖赵匡胤的指导和亲自训练下，北宋初年的禁军士兵个个武艺高强，具有极强的战斗力。编练出这样一支精锐的部队，宋太祖只想用于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舍不得让他们去参加激烈的战斗。969年，宋太祖亲统大军征伐北汉，包围了北汉都城太原（今属山西），由于城防坚固，北汉士兵拼死抵抗宋军的进攻，致使宋军久攻不下。见此情景，禁军将领率兵士向宋太祖叩头请战，表示“愿先登急击，以尽死力”。不料，宋太祖却认为，“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其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于是竟放弃即将得手的城池，下令班师撤兵。

在古代日常的军事训练中，“讲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训练方式。所谓讲武，即讲习武事。周代就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之说。清人王韬在其所著《平贼议》中更提到，“如是一旦有事，而后兵乃可用，此讲武所以强兵也。”但讲武绝非是纸上谈兵，而是结合军队的训练向兵士讲阵法和战术，并通过演练使兵士掌握具体的要领。

东汉时期于每年的立秋日讲武，主要内容是讲授和演练“战阵之仪”。北齐时期常在每年的秋季于郊外讲武。讲武前要清理出一块场地，由将军向全体将士讲解“战场之法”，并实地进行演练。在布阵上，以钲鼓、刀盾为前导，长兵器在后，最后是弓箭。随后再教士兵学会用眼、耳、心、手、足辨识各种信息，掌握具体的操作要领。

讲武时因需要对讲授的内容进行实地演练，因此规模一般都很大。唐玄宗曾于先天二年（713）“讲武于骊山下”，共动用军队20万人，“戈铤金甲，照耀天地。”唐玄宗身着戎服，手执大枪，立于阵前，参演的部队“列大阵于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如此大规模的讲武，显然不仅是讲授阵法、战法，更主要的还是实地演练。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军事训练还有其他的方式。如“打毬（球）”，宋代将打毬分为步打、马击两种形式，直接对抗和间接对抗两种竞技方式。一种是于球场东、西两侧，各竖木为球门，高丈余（图1）。打毬的士兵分为两朋，每朋十余人，两朋队员分着不同颜色的服装，通过相互传递，将球击入对方的球门。这种竞技十分激烈，“交争竞逐，弛突喧闹，或略地以丸走，乍陵空似月圆。”另一种是于球场中央竖一球门，两朋队员各布列于球门一侧，通过本朋队员相互传递，由“毬头”（即主力队员）将球踢过球门上方的“风流眼”。对方则以同样的方式，再将球踢回对方场地。宋代将原军中的“打毬”游戏作为一种军事训练的方法，就在于这种游戏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和技巧性，既可以增强士兵的对抗意识和合作精神，还有助于增强士兵的体魄和灵巧性。

中国古代通过各种军事训练，使得士兵保持旺盛的斗志、强健的体魄和精湛的武艺，使之能更好地胜任保家卫国的重任。

跑步——古代体育之王 第4篇

西周:奖励长跑王奴隶。西周《令鼎》铭文记载, 周成王率领他的臣下和奴隶, 到淇田场进行春种, 农事完毕后又进行了射箭比赛。在返回王宫时, 有一个叫“令”的小官吏和一个叫“奋”的奴隶, 作为成王的随从, 跟着成王的马车做护卫。周成王一时兴起说, 令和奋你们两人如果能一直跟上我的马车, 跑回宫中, 我就赏赐你们奴隶。周成王的驭手谦仲, 快速驱马, 车子飞快地奔驰, 两个护车的人紧紧跟上, 一直到了王宫。周成王如约赏赐, 令用这笔钱铸了一个鼎, 并把事情经过铭铸在鼎上。这个故事说明令和奋能和马车赛跑, 是出色的长跑能手

战国:长跑王才准宿营。战国时, 战术已经改革, 由车战改成大兵团步兵作战, “兵之情主速”。步兵移动主要是靠走和跑来完成, 因此长跑训练就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军事家孙武被聘为吴王阖闾的军师, 他很重视军队长跑能力的训练, 命令士卒穿了全副甲胄, 拿着作战的武器, 跑完300里路, 才准许宿营。通过训练, 他选拔了3000名长跑能力最好的人, 组成先锋部队, 进攻楚国。由于运动速度快, “五战五胜”, 很快占领了楚国首都郢城。

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第5篇

2012级大气科学 12010001012

王欣然

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其中比较有价值的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

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军事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其代表作为以《孙子》为首的所谓武经七书）已经完全过时了，在以精确制导，全球快速机动，GPS和C4ISH为特点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前完全是故纸一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美军就是在孙子兵法指导下打赢了海湾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军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好好学习，书就装在大兵们鼓鼓囊囊的大背囊里。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兵法仅仅是“用兵之法”，之所以已经过时不再有用，是因为那时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不应拘泥于古代如何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火攻等。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也已进入新军事变革年代，古代战争形式与现代战争形式已经大相径庭。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的许多著名思想和论断，如“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谋伐，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至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些军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

名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积极主张世界各国的军事学院把《孙子兵法》列为学员必修课目。我国古代兵书不但广为世界各国军事家所学习和运用。而且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深入研究。更有趣的是，它还极大地吸引着广大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连企业家，商人等也争相研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之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人们的口头格言，就连法国的电影《蛇》的序言也以《孙子兵法》中的话为导语。日本的体育运动和营业战略也直接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辞句作口号。日本天皇带头学习中国的兵书，让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给他讲授《孙子兵法》，为此佐藤铁太郎专门著了《孙子御进讲录》。我国古代兵书俨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科性的宝库。军事家评《孙子兵法》为“兵学圣典”；文学家评为“与其说是兵学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是“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政治家评为“外交教科书”，“政治秘诀”；哲学家乃至企业家则评为“人生哲学”等。

世界上重要的工具书大部收进了孙子的资料。查阅世界著名的百科全书，例如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日本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列有孙子的条目，《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孙子条目写了一千字的释文。为适应各方面的需要，翻译、注释的《孙子兵法》以及研究专著，在世界各个角落相继出现。当然，各国译注的种类和数量是大不相同的，就国家而言，还要首推日本。早期的日本文人大部能阅读汉籍，所以他们研读的是汉文兵书，并且直接大量翻印我国兵书，日本主要的汉籍目录上几乎都著录有翻刻的《孙子兵法》。自公元1660年开始，出现用日文翻译的中国兵书《孙子兵法》。用日文撰写的研究专著和注释本，如林罗山的《孙子谚解》、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佐佐木琴台的《孙子合契》、犬饲博的《孙子话说》、筱崎司直的《孙子发微》、河田东岗的《孙子句解》、佐藤一斋的《孙子副诠》、平山行藏的《孙子折衷》、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佐藤坦的《吴子副诠》等等。以上均为军界以外人士所著，其中以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和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流行最广。与此同时，军界研究《孙子兵法》的热情更高，陆海空军各有专著问世。如陆军中将落合丰三郎的《孙子例解》、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的《孙子御进讲录》、辎重兵大尉冈本的《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空军少将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等等。这各式各样的著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从哲学方面研究，有的从政治外交方面研究，有的从战史和名将言论方面研究，有的从海军理论方面研究，有的从空军战略战术方面研究，有的从战斗纲要、军队教育等方面研究，还有的从近现代战争理论方面研究，各有研究宗旨。但他们共同的目的是吸取《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为其现实服务。

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下) 第6篇

马术，是指以赛马、马上技巧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体育活动。马术的起源以马的饲养和骑乘为基础。在我国黄河流域，人工饲养马的出现大概是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晚期，但马术的形成大致是在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马术得以迅速发展。

赛马，在古代称之为“驰逐”或“走马”。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齐威王时期，赛马活动已经流行于齐国，田忌与齐国诸公子“驰逐重射”时采用孙膑的建议而以弱胜强的故事流传至今。到了汉代，赛马活动日益兴盛，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也流行于宫廷，汉武帝等都喜爱赛马活动。汉代赛马的流行，在考古学上多有反映。如河南郑州市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的赛马图，在长8.5厘米、宽5厘米的画面上，绘出二骑士正在挥鞭驰马比赛的形象。汉代陶俑中，也有骑士赛马的形象。魏晋以后，赛马活动长盛不衰，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区更是如此。甘肃嘉峪关市魏晋时期壁画墓中的赛马图、山东济南市发现的唐代赛马石雕像以及西藏布达拉宫西大殿壁画中的赛马图等，都是历代赛马活动的写照。

马上技巧，即骑士在飞奔的马上做出各种惊险而优美的动作和造型，是古代马术的另一种主要形式。马上技巧的考古资料汉代较为多见。如1975年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的漆奁上，绘有多幅马术的图像，其中一幅是一匹凌空飞奔的马上，一骑士单足矗立，右足高抬、右手扬鞭，形态矫健。这种图像表现出骑士不仅要有精湛的骑术，还要有超人的体力和非凡的平衡技巧。汉代以后，马上技巧依然流行，但有关的考古发现不多。

棋类活动

棋类活动，不像其他体育活动那样强健体魄，但利于人们思维的锻炼和开发，具有很强的益智性，并且同样具有激烈的竞争性，因此，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中国古代棋类活动的产生至迟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并且类型多样，主要的类型有六博棋、塞棋、围棋、象棋和双陆棋等。

六博棋，简称“六博”或“陆博”，是一种通过掷采、行棋而分胜负的棋类活动。其起源有可能上溯到夏朝末年，到战国时期已经初步流行。古代文献中有关于战国时期齐都临淄盛行六博的记载，山东曲阜、湖北江陵等地战国时期博局盘、棋子和博箸等的发现，均可为证。秦汉时期，六博更为流行，成为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所喜爱的棋类活动之一，并且东汉时人著有专门的书《博经》加以记述，惜早已亡佚。汉长安城未央宫少府建筑遗址、北宫南砖瓦窑场址发现有陶质博局盘；漆木质博局盘以及与六博有关的博具在各地秦汉时期的墓葬中有更多的发现。如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一件漆盒内，装有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包括方形博局盘、木骰子各1件，象牙大棋子12枚、小棋子18枚，博箸42根等，是迄今所见配套最齐全的博具。魏晋时期，六博依然存在，如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绘有六博的图像，但魏晋以后逐渐被其他棋类活动所取代。

塞棋，是一种与六博类似的棋类活动，兴起于战国时期，秦汉时期流行开来，汉代又称之为“格五”。在古代文献中，往往“博”(六博)、“塞”(塞棋)并称，而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投琼(焭、骰)或箸以行棋。六博用骰子或箸掷采，而塞棋不投琼、只行棋，是典型的棋游戏。塞棋的棋局与六博的博局大致相同，在秦汉墓葬中时有发现，但两者不易区分。1972年甘肃武威县磨咀子48号西汉墓出土的一组“塞棋彩绘木雕”，表现的或许就是塞棋对弈的场景。该木雕由2个人物和1件棋盘组成，棋盘呈长方形，表面为黑色，一端用白色绘出塞棋局线。棋盘两侧各有一木雕人物，均用黑白色漆彩绘，着袍服，头顶梳圆辔。左侧一人，右手斜伸向棋局，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长方形棋子正在行棋；右侧一人，右手垂放于膝上，左手举在胸前，正在凝视对方落棋，形象生动逼真。唐代以后，塞棋继续流行，但行棋方法出现了许多变化，并改称为“蹙戎”，直到明清时期。

围棋，古代称之为“奕”，下围棋称之为“对弈”。围棋的起源，据文献记载有可能上溯到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但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是西汉，即陕西咸阳6号西汉墓出土的铁足石棋盘，棋局用墨线画出纵横棋道各15道，计225道。1952年河北省望都1号东汉墓出土的石棋盘，棋局用阴线刻出纵横棋道各17道，计289道，与曹魏时期邯郸淳的《艺经·棋品》“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的记载相吻合。南北朝时期，对弈之风盛行，设立棋官，建立“九品”棋品制度，现代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山东邹城曾发现西晋时期的石质围棋子，敦煌莫高窟石室中还发现了南北朝时期的《棋经》。隋唐五代时期，围棋之风更盛，唐代翰林院设有“棋待诏”：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纵横19道计361道的棋局，以及圆形棋子，到唐代都走向定型；随着日本遣唐使的多次往来以及唐王朝与新罗王朝的交流，围棋东传到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五代时期的《围棋义例》所总结的32种围棋招法及其术语，有些一直延用至今。在考古学上，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白瓷棋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张雄墓出土的木质围棋盘、阿斯塔那187号唐墓出土的《侍女围棋图》绢画以及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唐代皇帝赠送给日本孝武天皇的紫檀木围棋盘等，成为当时围棋盛行的实物例证。宋代以后，围棋继续流行并进一步发展，直至今日。

象棋，古代又称之为“象戏”。象棋的起源或可上溯到先秦时期，但真正作为一种成熟的棋类活动出现则是始于唐代，唐朝初年曾流传有《象经》等专门的著作，唐人的诗歌中也多有描写。到了宋代，象棋完全定型，成为雅俗共赏并广为普及的一种棋类活动。北宋的棋局为纵九路、横九路，棋子包括有将、士、象、车、马、炮、卒等计32枚，南宋时增加了河界，其形制、规则与今日之象棋已经是别无二致，这被考古发现所证明。1997年，河南省洛阳市北宋墓出土的一副完整的北宋瓷质象棋子共计32枚，黑、白象棋子各16枚，正面字上均涂金，对于宋代象棋的研究弥足珍贵。明清时期，象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至今仍是最为普及的一种棋类活动。

双陆棋，简称“双陆”或“双六”，又有“长行”、“波罗塞戏”等别名。双陆出现的年代是在三国时期。其起源一说从天竺(今印度)传入，但受到了秦汉时期博戏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棋类活动之一。隋唐至五代时期，双陆广为流行，受到上至宫廷、下至黎民百姓的广泛喜爱。据文献记载，一套双陆主要包括棋盘和黑、白棋子各1 5枚以及骰子2枚。棋盘上面刻有对等的12条竖线；骰子呈六面体，分别刻有从一到

六的数值。行棋时，先掷出二骰子，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先将全部己方15枚棋子走进最后的6条刻线以内者，即获全胜。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出土的螺钿双陆棋盘以及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紫檀木画双陆棋盘等，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双陆棋盘形制的珍贵的实物资料。到了宋代，双陆在宫廷和士人中依然相当流行，当时城市的酒楼茶馆里还往往设有双陆棋，供客人边品茶边玩双陆。1974年，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副完整的双陆棋，包括髹漆木质双陆棋盘，平底、尖顶，束腰的黑、白棋子各15枚，2枚骰子已朽毁。它的出土不仅形象地表现出当时双陆棋棋具的形制和结构，还反映出当时北方的辽人统治区双陆棋同样流行。双陆棋到了元代，成为文人和风流子弟所喜爱的“才子型”活动，明清时期趋于衰落，最后终于失传。

古代体育活动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丰富多彩，除上述外还有射箭、赛跑、举重、投掷、滑冰、游泳、龙舟竞渡等其他体育话动。以导引术、气功等为代表的保健养生活动，以及多种多样的游戏和休闲健身活动，如投壶、垂钓、放风筝、荡秋千等，也都与体育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观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及其发展演变，可以看到它们有着鲜明的历史特点。首先是实用性强，不少体育活动与军事活动和军队训练有关，如蹴鞠、马球、马术、武术、相扑等，都被视作“兵技巧”，经常用于军队士卒的训练。其次是表演性和观赏性强，许多体育活动被称之为“百戏”而用于表演，并被作为接待宾客的一项活动，如汉代的蹴鞠、武术、马术和角抵等，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中都表现出浓厚的表演色彩。再次，娱乐性强，有些活动具有宴饮助兴之功能，有些活动则带有浓厚的赌博色彩，尤其是棋类活动中的六博棋、双陆棋等更是如此。

古代养生体育“行气术”考略 第7篇

战国时期的“行气术”以静坐功夫为特征, 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认为, 气乃生命之本, 要长久的维持生命, 就要不断纳气以满足机体之需。老子曰“:精者, 血脉之川源, 守骨之灵神, 故重之以为宝;气者, 肌肉之云气, 固形之真物, 故重之以为生”[2]1234;“长生之道, 唯在行气养神, 吐故纳新, 出玄入牝, 呼吸生门, 其身神不使去, 人即长生也。”[2]1305庄子也认为养生要做到“依乎天理, 因其固然”, 要清虚安静, 忌“劳动肢体” (《庄子·在宥》) “, 人之生也, 气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 (《庄子·知北游》) 、“吹嘘呼吸, 吐故纳新, 熊经鸟申, 为寿而已矣。” (《庄子·刻意》) 在庄子的著作中, 对“行气”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描述, 如“一若志, 无听之以耳, 而听之以心, 无听之以心, 而听之以气” (《庄子·人世界》) 的入静过程, 以及行气过程中“其息深深, 真人之气至锺”、“杂乎芒芴之间, 变而有气, 气变而有形, 形变而有生” (《庄子·至乐》) 等。综上可知, 老子和庄子均认为气即万物之本源, 气是维持人生命之物质基础和原动力, 并提出了以静坐功夫为特征的“行气术”,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行气术”理论对秦汉产生了积极影响, 形成了中国传统养生体育中“行气术”式最初的两大体系:一是源于“行气玉佩铭”之术式, 重循经络行气, 在呼吸中循环的“周天行气法”;二是承自老子、庄子的行气术式, 以静坐意守为特征, 强调以守修性, 以内气养形的“抱神导一”的行气术。

东汉与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行气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东汉后期出现的《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这两部重要著作对古代气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平经》中指出的“存想”和“守一”的练功法, 就是通过意念固守的行气方法;而《周易参同契》提出以“精、气、神”“三合一行气”之理论, 也是颇有影响。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神仙方术之集大成者葛洪, 他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 人依“气”以生。葛洪曰“:人在气中, 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 无不须气以生者也。” (《葛洪·至理》) 葛洪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行气功法———“胎息法”, 即:个体在吸进气后, 逐次延长闭气之时间, 以提高内脏功能水平和呼吸机能。葛洪认为闭气就是充气, 冲开体内气息郁结之处, 变不通为更大的畅通。练“胎息法”之最高境界, 个体之呼吸似有似无, 如胎儿在母体中不用鼻口呼吸一样“, 初学行气, 鼻中引气而闭之, 阴以心数到一百二十, 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 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 常令入多出少, 以鸿毛著鼻口之上, 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 (《葛洪·抱扑子·内篇》) 葛洪认为这种闭气并非硬憋不出气, 而是保持“呼之微微、吸之绵绵”的状态, 个体不但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 就是置于鼻下之羽毛也不为动, 真正做到静、缓、匀、细、微、松、深、长。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在行气方面也很有贡献, 他认为在“行气术”中, 吸气和吐气同样重要, 吐气的方式不可忽视, 他根据不同的病症罗列了六种相应的吐气方法, 即:吹、呼、唏、呵、嘘、呬,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吐气六字诀”, “吐气六字诀”与人体的内脏器官一一对应, 即吹肾、呼脾、唏胆、呵心、嘘肝、咽肺, 使气血畅通, 进而达到祛病强身健体之功效。

隋唐时期的“行气术”发展很快“, 行气术”的理论更为完善和充实, 出现了许多流派。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被后人称为“药王”的孙思邈。孙思邈很重视行气, 他认为“行气可以治百病……可以延年命……阴阳之道, 天人相应, 人身之阴阳与自然界并无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常度时, 人体气血上冲则发热;气血不通则生寒;气血蓄结生成瘤及赘物;气血下陷成痈疽;气血狂越奔腾就是气喘乏力;气血枯竭就会精神衰竭。各种征候都显现在外, 气血的变化也表现在形貌上, 天地岂百如此?” (《孙思邈·大医精诚》) 他在《摄生真录》、《千金方》、《福禄论》及《摄养枕中方》等著作中记载了不少前人的行气方法, 如:内视法、禅观法、调气法、六字诀及胎息法等等, 并加以挖掘整理发挥, 在前人的基础上, 孙思邈还提出了自己的行气法, 如:委气、服气、咽气、淘气、炼气、引气等。他对行气的时间也有所论述, 他认为行气的最佳时间应在夜半后、日中前, 气生之时行气。他对行气的环境也有规定, 主张行气时应先入静, 即:静心平气、排除杂念, 进到“耳无所闻, 目无所见, 心无所思”之状态。唐代的另一位大养生家司马承帧的“行气术”吸收了佛教的“禅定”、“渐悟”、“止观”等理论, 从而建立起有别于道教上清派传统气法的养生方法。司马承帧“引佛入道”, 系统地解决了行气时入静的问题, 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大为流行老子、庄子的以静坐意守为特征“行气术”, 如宋代大教育家、哲学家朱熹就十分推崇静功炼养, 他描述了自己静坐行气之感受“:鼻端有白, 我其观之, 随时随处, 容与猗倚。静极而嘘, 如春沼鱼。动已而吸, 如百虫蛰。氤氲开阖, 其妙无穷。” (《朱熹·调息箴》) 朱熹晚年还结合自己的心得, 注解了气功修炼之经典著作《周易参同契》。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对“行气术”有相当的研究, 特别当他在官场屡遭打击、饱经忧患后, 对“行气术”养生理论十分推崇, 以求在“闭邪存诚, 炼气养精”中让受到打击之身心能安舒、平和。苏轼不仅对“行气术”身体力行, 而且对“行气术”理论研究积极为之, 在广泛参考前人理论基础之上, 他创编了一套包含吐纳行气和自我按摩的练功方法, 时人称之为“内视行气法”, 具体如下:“每夜子时后, 披衣而起, 面对东南盘足坐定, 叩齿36 次, 握固 (以两拇指握第三指或四指, 两手拄腰腹间) 、闭息 (清除杂念使内心一片光明, 杂念不生, 调息使呼吸均匀深长, 久之似感觉不到呼吸) , 进而内视五脏, 看到脾黄、心赤、肺白、肝青、肾黑;接着冥想心如炎火, 光明洞澈, 下入丹田中, 待腹满气极, 徐徐出气, 出入气息匀后, 用舌在口中搅动鼓漱生出津液, 重复前面之闭息内观, 将津液咽下用气送入丹田。吞咽三次, 然后始自我按摩, 先用左右手摩两脚心和脐下腰脊间, 使之发热。继而用两手摩熨面、眼、耳、项、背, 使之极热。按捉鼻梁左右七下, 最后梳头百余次。” (苏轼:《东坡全集》卷十二) 。在苏东坡对自己练功的叙述中, 我们可知他对练功的方位、时间、环境都有一定的选择, 这可能是受到孙思邈“行气术”理论之影响。

明清之际, 我国古代养生体育进入全面完善时期。先人各种行气理论经实践论证后,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如:内视法、胎息法、六字诀、调气法、禅观法以及丹术等等, 经后人整理, 逐步走向系统化。“行气术”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局面, 各种行气法取长补短、相互融合, 涌现出许多成熟的有益身心健康的养生功法, 如:明万历年间高谦所著《遵生八笺》中, 创编出一套颇有价值的《导引却病歌诀》, 就是结合先人之“行气术”, 再参考了按摩等而形成的一种养生术式。明代冷谦在《修龄要指》一文中载《导引却病歌诀》云“:水潮除后患, 起火得长安。梦失封金匮, 形衰守玉关。鼓呵消积聚, 兜肾治伤寒。叩齿牙无疾, 升观鬓不斑。运睛除眼翳, 掩耳去头旋。托踏应轻骨, 搓涂自美颜。闭摩通滞气, 凝抱固丹田。淡食能多补, 无心得大还。”[3]257此养生术式不仅结合进守丹田、守一、内视等养生术及饮食养生法, 而且还融入养颜美容术, 可谓博采众长, 独成一统。

参考文献

[1]胡文焕.类修要诀[M].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

[2]张君房.云笈七签[M].中华书局, 2003.

古代纳西族体育活动探析 第8篇

一千多年前, 纳西族就创造了象形文字, 称为“东巴文”, 这是世界上唯一还在沿用的象形文字。在古代尼罗河畔及中美洲创造的象形文字, 早已被大沙漠或原始森林吞蚀的今天, 纳西族社会的东巴们还在沿用东巴象形文字进行读写, 难怪人们惊叹这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

约30 万人口的纳西族在中国56 个民族中算不上是一个大民族, 但是它的东巴文化却名扬中外, 引起世人的兴趣和关注。东巴文化就是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 其中包括象形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舞蹈等。目前为止, 东巴文有1400 多个单字, 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 从文字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 它比甲骨文还要原始, 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 最早是写、画在木头和石头上的符号图像, 后来有了纸, 才把这些符号图像写在纸上。由于东巴人掌握这种文字, 故称为东巴文。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 是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1]147。

一、纳西族体育历史探析

人类从“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这四个阶段经历了二百五十万年, 从而做到自身进化的完成。学术界根据这一阶段人们使用打制石器而归结为“旧石器时代”。通过对20 世纪中期之前丽江永宁、拉伯以及奉科等地广泛分布的纳西族所进行的分析, 这些区域的纳西族依然使用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飞石索”进行娱乐、放牧和狩猎。对体育史学所进行的论著经常会把“飞石索”作为人类旧石器中期使用复合石器的有力佐证。但如果仅仅就这点就得出“飞石索”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结论显得过于简单。所以, 就必须进一步讨论东巴经所记载的原始文化信息[2]177。根据东巴经《猛厄绪》所作的描述:“逃散的另一个猛鬼, 逃到芝茵多索罗大箐;高岩用凿打, 飞出石片砸猛鬼。”[3]39这是对女英雄窝英都奴追杀猛妖的情形进行描述。东巴经典这对纳西族原始文化的诠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典籍所作的分析发现, 故事的主人公都属于狩猎能手, 这就显示出纳西族古老的狩猎采集经济活动构成经文创作的素材。而且窝英都奴杀死猛鬼回家之后, 想和自己的亲弟弟结婚, 但是弟弟却强烈的反对, 这也是对纳西族原始先民的由族内婚转变为族外婚的文化残存, 这也就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在经书当中所描述的“飞出石片砸猛鬼”则是来源于原始的飞石巫术, 这属于原始社会原始宗教活动的产物, 而这些都可以相互印证和证明纳西族飞石索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产物。所以, 不管是“飞石索”的外形特征还是制作方法上以及东巴经所作的记载, 这项运动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从本质上来看“飞石索”也只是从旧石器时代有着诸多门类复合石器当中保存下来的一门普通工具而已。

二、纳西族产生原始体育意识阶段

正是为了出于战争和狩猎的需要, 纳西族的先民们则制作包含飞石索在内的系列性复合石器, 这也意味着产生原始体育, 这也映衬了原始体育起源于军事和劳动的观点。可是让飞石索逐步由战争和狩猎的器具发展成为原始体育器材, 从而形成纳西族的原始体育, 巫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巫术是纳西族原始体育的起源。从本质上来看, 体育的起源也就是人类体育意识的起源, 还是人类对于其身体活动与相应的身体变化之间联系所具备的自觉意识的起源。当在人们的意识当中认识到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在身体活动和相应身体变化之间, 通过自觉性的某种活动身体来对于相应身体变化去进行追求的特定行为, 这样才能产生体育。所以说, 对于纳西族原始体育的起源所作的研究, 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对于纳西族的先民们在什么状态下产生原始体育意识的问题。而要对纳西的先民主体生命意识支配之下所产生的体育意识进行谈论, 那么就必须将形成人类思想意识的最初阶段的巫术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盛行于纳西族东部木里和盐源等地区的纳目人当中的“投石巫术”则对其进行很好的体现。如果出现人患重病的时候, 就会请达巴到病人的家里去举行这种巫术。这种巫术形式中, 达巴手里捧着装满很多小石子的竹盒或者木盒, 口里念诵着经文并且向病人的周围撒石子以便驱赶邪恶的精灵。在举行仪式的时候, 达巴还需要两个人来配合, 其中一人跟在达巴的身后挥舞着长刀做出砍鬼的动作, 而另一个人端着水盆往患者的周围泼洒干净的水以便清除污秽。而在纳西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的民俗当中就有“本鲁余磁退”这种驱邪和治病的使用石头当成神器进行驱鬼的仪式[4]34。

纳西族的先民们从意识上由前期的泛生信仰逐步过渡到泛灵信仰, 也就是通过灵力的理念逐步进入到灵魂当中, 并且立足于此基础产生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灵理念, 从这可以看出, 当纳西族的先民们面临着洪水猛兽、疾病以及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的时候, 则会企图获得超自然神力, 这就导致从静态对巫术接触的方式逐步延伸至控制和模仿等动态等领域当中, 这也逐步产生企图借助于神秘力量进行控制的模仿巫术, 而在这一过程当中则会有大量身体活动产生。纳西族原始先民们对于“飞石”巫术所进行的模仿, 从本质上来看也就是对借助于模仿石头飞行从而做到对于想象当中的石头所蕴藏的强大神力的获得, 以便能够获得更加强大的人体力量。这种身体活动的表现形式就是巫术, 这也完全和生产劳动和军事活动相互脱离, 并且在这一过程当中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游戏的性质。所以说, 随着出现模仿巫术而就产生纳西族原始体育意识[5]22。

三、纳西族形成原始体育活动阶段

纳西族在逐步提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结构背景下, 则有着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以及人和自身之间相互系列性冲突和矛盾形成, 并且在此基础上阐述各种精灵的具体形象。而且将石器作为器具的模仿巫术逐步发展成为繁殖、驱鬼以及战争等这些与各个部落之间的仇杀和生产劳动等脱离出来, 并且做到形成具备一定教育和娱乐等多种功能的原始体育活动。例如在东巴经卷当中对于不同精灵对付武器的记载, 著名的东巴舞谱以及纳西族东巴祭祀礼仪上的“射杀仇敌”等等这些, 也是发展原始飞石巫术之后产生结果的反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纳西族的原始先民们的模仿巫术从模仿“飞石”逐步发展模仿动物和自然界当中的风、雷、雨、电等。更有甚者, 逐步发展到对于自身想象当中的某一位神灵的动作等进行模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也就相应地出现猴舞、金色大蛙舞和牦牛舞等这些对于动物进行模仿的巫术活动出现, 之后又有对于人物进行模仿的丁巴胜罗学步舞等巫术活动出现。并且在进一步对纳西族原始宗教发展的基础上, 原本仅仅是巫术仪式的身体活动当中, 逐步由部分分化出来演变成为纯粹性的体育游戏活动。例如在纳西族所举行的祭天活动之余, 开展的将石头作为活动器材的“老虎抱蛋”的活动。正是出于纳西族的原始先民们在对巫术使用的过程当中, 赋予某种特殊的原始思维支配之下的神秘力量给予在平时所适用的器具当中, 这就导致依然使用的“飞石索”对于产生之初的战争和狩猎当中的原有使用价值丧失之后, 但是不管社会经历如何变迁, 但是在东巴经文当中依然进行记载, 并且将其作为娱乐、狩猎和放牧的游戏工具进行长久的保存。

总而言之, 不管是立足于“飞石索”的外形特征和制作方法进行分析, 还是凭借东巴经文当中关于“飞石索”的用途和相应的婚姻状况和社会经济类型等方面, 这项运动正是在旧石器时代有着纷繁复杂门类的复合石器当中所保存下来的普通工具而已。但是纳西族的原始先民们的思维逐步由之前的狭义的万物皆有灵的观点过渡为广义的万物有灵, 也形成脱胎于灵魂的精灵理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导致纳西族原始先民的意识当中逐步产生进行模仿的企图对“飞石”神力获得的巫术, 并且在这种过程当中有着大量的身体活动产生。这种身体活动也就是人体自身的表现形式是巫术。在这一阶段, 已经与生产劳动和军事活动当中脱离出来, 经过长期的发展, 逐步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所以说, 随着模仿巫术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纳西族原始体育意识。而只有在纳西族原始先民当中产生原始体育意识, 在逐步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导致模仿巫术也具备相应的社会文化功能, 其模仿的领域也不断地扩大, 这样就使得有着诸多种类的原始体育活动产生。纳西族原始模仿巫术这是导致产生这种演变的根本原因, 这也萌生模糊的体育意识, 逐渐形成纳西族的原始体育活动。

摘要：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 对于纳西族原始体育流传至今的发展进程进行再现, 并突破性地提出巫术是纳西族原始体育起源的新观点。

关键词：纳西族,原始体育,飞石索,起源,历史考证

参考文献

[1]刘信.透析丽江纳西族东巴跳的多元体育文化特征元素[J].中国校外教育, 2009 (S5) .

[2]和春云.试论经济生活方式对纳西族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J].作家, 2010 (8) .

[3]黄璐, 等.中国是否产生过体育[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7 (1) .

[4]和志武.从象形文东巴经看纳西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80 (2) .

古代军事体育研究 第9篇

一、古代体育种类与音乐的内在联系

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很多, 从性质划分主要有两种, 其一为从属于军事训练, 以骑马、弓射、武术、举重等为主, 这些体育竞技比赛, 更多是以此来锻炼手足、强健身筋、提升军事战斗技能。其二种为娱乐消遣运动, 如传统龙舟竞渡、角力摔跤、蹴鞠、风筝等运动。这些体育是以竞赛和益智表演为主, 种类繁多, 有着深厚的群众参与基础[2]162。这两种体育形式并非一成不变, 相互间互通有无。以汉代为例, 汉代与匈奴大战期间, 蹴鞠就成为随军前行的体育运动, 在霍去病率汉军深入大漠数千里过程中, 蹴鞠成为军中主要娱乐健身形式。在比赛中展现“兵中技巧”, 成为汉军鼓舞士气、提升进攻欲望的有效方式。到了宋金时期, 蹴鞠已经走过激烈对抗时期, 运动形式也发生改变, 产生了两种不同运动形式。一部分仍以竞技为主, 更注重团队力量, 成为开展最广泛、受大众喜爱的体育运动。另一部分更注重艺术表现, 成为宫廷饮宴中的娱乐表演, 在宫廷乐舞陪衬下, 蹴鞠者或颠、或挑, 以各种高超球技娱乐大众。这两种蹴鞠运动, 音乐成为比赛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无论竞技还是宫廷表演, 都有相应的鼓乐伴随。与此同时, 各种体育运动多数会在比赛进行中有相应音乐出现。军事体育和娱乐体育所演奏的乐曲也各不相同, 不同时期的体育竞技, 所展现的体育音乐各异[3]74。

先秦时期的“礼射”形式繁琐, 尤其“三番射”到了第三射阶段开始有礼乐加入, 射手要根据丝竹和弦音律节拍来判断掌握射箭时间, 这种比赛更考验射手与音乐、道德、文化的结合。而到了汉唐时期的弓射, 繁琐的礼仪已经摒弃, 比赛更注重结果。音乐不再成为与赛制结合因素, 每次劲射期间鼓乐成为激励赛者和观众热情的用具。《金史·礼志》记载:“每射, 比伐鼓以助其气。”汉唐成为蹴鞠运动最普及的时期, 军队中的蹴鞠一定要鼓乐伴奏, 以提升士气。韦应物《寒食后北楼作》中“遥闻击鼓声, 蹴鞠军中乐”展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3]139。这种比赛形式使赛场音乐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曲调, 从鼓乐声音的变化就可感知赛场上结果。到了宋代, 蹴鞠虽然在民间开展更盛, 但在宫廷中, 这种体育又和朝廷大宴结合, 成为表演项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中就曾写到:“皇宫大宴, 第六盏酒, 笙起慢曲, 宰臣酒, 慢曲子, 百官酒, 舞三台。左右军筑球, 殿前旋立球门。乐部哨笛杖鼓断送。”《宫词》中“万人同向青霄望, 鼓笛声中度彩球”记录宋代宫廷蹴鞠活动中音乐与之相伴场景[4]58。古时体育中最常使用的乐器是鼓, 其后又增加笛、锣等打击乐器。以唐宋时期马球为例, 每次比赛之前都要进行一系列礼乐仪式, 主要乐器是鼓。《宋史·礼志》记载:“太宗打球令有司祥定其仪。球场东西建日月旗, 教坊部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 鼓各五。帝击球, 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 战旗、鸣钲、止鼓。”明代马球运动已经在比赛形式上有了很大改动, 精彩激烈不足, 娱乐性增强, 场外伴奏的乐器种类也随之增加。与马球比赛伴随的乐器除了鼓还有金, 这样使球场上音乐声音更加丰富, 观众观看热情更高。与此同时, 为增加观众欣赏性, 在球场外都设有雅座供观众饮酒看比赛。拔河为古代民俗节日中的娱乐体育, 其行进过程中皆有乐器与之相配合。《隋书·地理志》中有“牵钩之戏, 习以相传, 出发动时, 皆有古节, 群躁歌谣, 振惊远近”记载。这使得拔河运动有了更大的声势和震动人心的鼓点相配。龙舟竞渡运动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隋书·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 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在龙舟竞渡过程中, 每艘船上都配有鼓手, 参赛小舟旁有奢华龙船跟随, 船上有规模庞大乐队吹奏, 产生萧鼓和鸣之音。这种音乐奏鸣一方面满足贵族豪绅近距离观赏体育, 同时也增添了龙舟竞渡娱乐性和观赏性。其“喧江擂鼓鳞甲动, 三十六龙衔浪飞”壮观场景成为龙舟竞渡运动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摔跤运动由演武而来, 春秋时期, 摔跤就已经流行, 经常在宫廷饮宴中助兴, 到了唐宋, 摔跤运动因其精彩而成为朝廷饮宴的压台节目。《宋史·乐志》曾载:“饮宴第十九, 用角抵, 宴毕。”这些朝廷饮宴上的体育, 都有鼓乐伴奏, 身体强壮男子赤膊相向, 力量十足, 两人互博期间, 鼓乐齐鸣。皇亲贵族此时无在酒精作用下无不放浪形骸, 挥舞双臂加油助威, 宫廷饮宴气氛达到高潮。

二、体育赛场中音乐的德行教化作用

古代体育竞技多数都在相应乐器伴奏中进行, 其思想教育从礼乐教化中得到体现, 使得这种人文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无处不在。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仪约束人的行为, 同时以音乐陶冶人的性情, 并以此教化民众。无论军事体练的竞技运动, 还是娱乐消遣的体育活动, 赛场上音乐如影相伴, 既烘托赛场气氛, 又娱乐大众, 潜移默化般的使选手和观者在比赛中都会随着音乐变化而心潮波动, 受到礼乐的熏陶, 这也成为古代赛场上音乐表现的主因。

在古代体育赛场上, 鼓是主要打击乐器, 也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尚书·舜典》中对鼓的历史有了推断:“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阐述了鼓是由石鼓演化而来。《周礼·鼓人》曾对鼓声特点和作用进行四点概况:“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祭祀百物之神。”其主要描述为音乐之间的合奏, 在战场上以鼓声指挥战斗, 在各种活动中做示范演示, 在祭祀中充当祈福拜神之音。鼓声的音律极具震颤冲击力, 能唤醒意志、激发壮士雄心, 这正切合体育运动本体奋发进取的精神实质。在赛场上有了鼓乐伴奏, 参与者的运动基因在鼓声催动下更具冲击力。唐代范烨《竞渡赋》有云:“擂鼓而飞, 千桡动, 万夫呼。”将龙舟竞渡时鼓声催动, 勇士合力划桨、岸上万众呐喊欢呼盛景一一再现。鼓声的激昂韵律对心理有极强的暗示, 是激发人体潜能有效方式之一[5]62。《左传·庄公十年》中就有“一鼓作气, 在鼓而衰, 三鼓而竭”之说。正是庄公深切领悟了鼓声能够催动人向上之力, 使闻者动容, 有提升振奋意志的作用。

古代体育竞技中的音乐, 除了鼓舞参赛者的进取信心, 同时也吸引大众关注比赛, 能够与观众交流产生共鸣。《隋书》中记载张建树《竞渡歌》端午襄阳龙舟竞渡场面“, 观者如云, 两岸罗衣破晕香, 银钗照日如霜刃”。展现出龙舟赛场观众无数, 很多妇人也被精彩的比赛吸引相约驻足。激昂的鼓乐混合着勇士奋力划桨的呼喝, 在岸边观者叫好声中破浪前行, 震耳的鼓声催动赛者奋力划桨的同时, 也紧紧抓住观众的心。由击鼓激发出的赛场内外情绪, 极大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开展。

三、赛场乐器之外的伴歌作用

古代体育竞技中除了鼓乐之外, 在观众群中逐渐衍生出观者众和的“伴歌”。《隋书·地理志》载:“群噪歌谣, 棹歌乱响, 船争先后渡, 清池发棹歌。”舟上、岸边鼓舞士气歌声不断。明朝《武陵竞渡略》记载了湖南一带龙舟竞渡时伴歌演唱特征。“每唱四声, 前声毕余‘耶、野’二音, 后音毕余‘啊、那’二音而已。”每个伴歌都有相应套路多数以名花为起兴语句。每次换调都在四句完毕后, 其内容彼此互嘲, 山间俚语无忌。到了归航时会唱:“有也回, 无也回, 末待江边冷风吹。”从中可看出龙舟竞渡过程中, 出发前、竞赛中、结束归航都有不同伴歌相应和, 展现出运动的多种特征。伴歌在汉代蹴鞠运动中大量存在, 陆机的《鞠歌行序》中介绍了汉代蹴鞠歌谣的种类包括多种形式, 以曲调划分为七曲, 成为乐府歌谣中的重要成分, 可惜现已失传。这种足球伴歌到了宋代更是蹴鞠运动进行中的重要组成。宋人陈元靓编著的《世林广记》中就有足球伴歌《圆社市语·圆里圆》, 是宋代足球社团组织“齐云社”以展示自身力量, 用团结进取口号和蹴鞠术语组成, 由雇佣的说唱艺人专门在踢球时演唱, 这些艺人也组成唱曲艺人班, 取名“遏云社”。每当齐云社有足球比赛时, 这些“遏云社”成员会到赛场边奏乐演唱以壮球队声威, 因其伴唱内容朗朗上口, 很多观众也跟随高唱, 极大活跃了赛场气氛, 增添了大众凝聚力。这种伴歌在元代也广为盛行, 元代墓刻中的蹴鞠图, 画面中三名官服子弟在蹴鞠, 左边有奴仆侍立, 右边是伴奏乐队, 一人击鼓, 一人吹笛, 一人敲檀板高歌, 展现出体育运动中的音乐氛围。

古代体育中的音乐, 在传统器乐影响下, 有着明显的教化影射, 在去除繁琐的流程形式后, 其要体现的意义通过音乐进行“礼乐教育”。从比赛过程和效果看, 这种通过音乐进行德行教化, 确实起到很好的作用, 增添体育比赛情趣的同时, 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运动比赛, 推动了体育的传播发展。

摘要：在传统礼乐思想影响下, 音乐因素是古代体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其自身特性起到促进运动发展和“礼乐教化”作用。这不但增添了运动竞技的娱乐观赏性, 也使文明素养在音乐中融入体育, 促进了古代社会体育的发展进步。

关键词：古代体育音乐,两者间联系,教化作用

参考文献

[1]崔乐泉.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J].考古与文物, 1999 (2) .

[2]郭敏.中国古代的体育特点浅析[J].体育文化导刊, 2005 (9) .

[3]任慧.论古代体育中的军事特征[J].琼州学院学报, 2009 (5) .

[4]崔乐泉.中国古代蹴鞠的起源与发展[J].中原文物, 1991 (2) .

试论我国古代体育教育的发展演变 第10篇

居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因素。旧石器时代, 人类还没有建造以居室为居住条件的能力, 只有选择自然形成的洞穴居住。而进入新石器时代, 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使人类具备了在固定地方建造房屋的可能和条件, 氏族聚落得到发展和扩大, 其中聚落中的公共活动场所, 作为人类活动的公共设施场所与教育机构, 为原始体育教育及体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考古学中, 聚落指的是一种处于“稳定状态”、具有一定地域并延续一定时间的史前文化单位[1]。原始聚落出现的形式是洞穴, 洞穴使人们有了长期居住的“家”。根据考古发现, 这些洞穴的布局比较规范, 它既可以作为人们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地方, 又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场所;同时, 它还是人类初期的、较固定的一种进行集体传习活动教育的场所和机构。这种洞穴的出现, 也结束了人类过去较为松散的、不固定的集体活动方式, 使人们能够比较稳定地从事生活劳动实践;其中, 教育就是这些实践活动的内容之一, 而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对以人类身体活动为主的劳动技能的传习和教授。在洞穴中, 上代人对其子女进行身体教育, 子女主要是模仿。由于他们是以氏族群体形式生活, 在洞穴中成年人集体进行以打猎、采集、捕鱼、农耕和畜牧为主的身体技能练习, 而其子女也跟着他们训练。长此以往, 这种教育方式就成为传统传承了下来, 形成了进行身体教育活动的集体传习形式, 开启了人类公共教育的先河, 而这种最初的人类公共教育最先是从身体教育开始的, 即原始的体育教育。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和遗址的陆续发掘, 氏族聚落中的更大的公共活动场所被考古学家们发现, 如陕西临潼姜寨和宝鸡北首领村聚落的“公共场所”、西安半坡氏族和秦安大地遗址聚落的“大房子”。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和考证, 这些“公共场所”和“大房子”, 大都设在聚落的中央, 其功能主要是进行集体的体育活动和以身体教育为目的的传习活动, 其对象是本聚落的成员[2,3]。

尤其是新石器晚期氏族聚落中“大房子”的设置, 更能说明聚落中的公共场所是原始体育教育的起源。根据民族学资料记载, 这种设在聚落中心区的“大房子”, 除了一些特殊人居住或储藏宗教用品、举行盛宴外, 主要的功能是集会、娱乐、进行宗教仪式和进行以身体技能传习教育为形式的集体性活动, 也是从事原始体育运动和教育的主要机构设施[4]。因此, 新石器时期史前聚落如洞穴、“大房子”等公共场所的出现, 作为最初的教育机构设施, 为人类原始体育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为奴隶社会统治者的施政、教育提供了场所。

二、体育教育的雏形———夏商周时期的射、御、舞

据文献记载, 夏商周时期出现了初具教育规模的“校”、“序”、“庠”, 类似于后世的学校, 而这些学校, 除了具有教育功能外, 还是习武的重要场所。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 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 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也。”西周时期的“国学”教育包括德、艺、行、仪, 具体科目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既是军事技术, 也具有锻炼身体的作用;而乐是指音乐、诗歌、舞蹈等, 礼则是“严肃形之外”的礼仪教育。因此, 在三千多年前的学校教育中, 射、御、礼、乐带有明显的体育特征, 说明此时的学校教学中出现了体育的内容, 即奴隶社会的体育教育。

在奴隶社会, 因为射、御是军事和生产活动中最为关键的项目, 作为对外扩张、对内镇压、农时田猎的主要工具, 统治者特别重视射、御等军事体育的教育, 要求每个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因此, 习射、习御是当时学校最主要的教学内容之一。如在甲骨卜辞中就有武将在庠教射的记载[5], 安阳殷墟发现的骑射遗迹, 则能说明当时习射、习御教练的存在[6]。甲骨卜辞中还有“教戎”、“教戒”的记载, “丁酋卜, 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7], 这里的“教戒”指的是以习射为代表的体育教育训练活动。

在商代, 由于车子开始用于战争, 所以商代学校就出现了“御术”的教学[8];尤其是商代后期以后, 射和御更是联系在一起, 因为当时打仗用战车, 在四马拉的战车上有三个甲士担当着击战的任务, 同时甲士又多是由奴隶主担任, 奴隶主既是军队的指挥者, 又是军队的主力, 他们必须锻炼身体, 掌握射御军事技术, 故御和射在当时就成为了奴隶主们的必修课程, 而他们的子弟在学校也要接受射御的训练, 也就是军事体育教育。

舞虽属于乐的教育, 但在古代也赋予了它体育的意义。乐舞的用途较为广泛, 无论是祭祀还是庆典活动都要献舞, 因此学校一般都设有乐舞教育的科目。《礼记·内则》记载:“十有三年, 学乐、诵诗、舞《勺》。成童 (十五岁) 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 始学礼, 可以衣裘帛、舞《大厦》。”也就是说, 学生十三岁舞《勺》, 十五岁舞《象》, 二十岁舞《大厦》;而这里的《勺》、《象》、《大厦》都是舞的名称。其中《勺》是文舞, 运动量较小, 《象》与《大厦》是武舞, 运动量较大[9]。舞蹈具有一定的运动量, 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 这在夏商周时期已有所认识, 并应用于学校教育中。由于当时学校的舞蹈, 强调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教化功能, 强调乐舞在人之内心修养方面的陶冶作用, 所以具有“文武兼备”的特点, 对我国后来的学校体育教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武兼备”思想的兴衰———春秋至东汉时期的体育教育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致使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显著发展, 体现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在体育教育方面, 尽管诸子百家在教育人、培养人的方法上有所不同, 但他们在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中“文武兼备”、“文武兼能”和“文武俱行”的思想却较为一致。而就是在这一时期, 体现在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中的“文武兼备”的思想也初露端倪。

在弱肉强食、略地扩张正酣的春秋末期, 儒家创始人孔子十分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史记·孔子世家》) , 即“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在他首创的私学里, 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学内容, 而其中的礼、乐、射、御则有着极其丰富的体育内容;作为武士必有文备, 作为儒士必有武备, 这样“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 。孔子“六艺”教育中的礼和乐, 既包含了礼仪道德的教育, 也有着体育和美育的成分, 所谓“不兴其艺, 不能乐学”, 就是说在学习中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活动的“六艺”, 就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的乐趣, 以致不能胜任学习而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论语·述而》说:“子曰: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就是说, 学习的目标在于道, 根据在于德, 依靠在于仁, 从而游息于六艺之中。可见当时的“礼乐教化”, 就是凭借礼乐对人们从思想品德到身体技能进行全面的培养和教育, 这样既能让人健身习武, 陶冶情操, 愉悦身心, 又强调身体练习, 使人在练习中掌握技能而达到“饰身” (修养身心) 的目的。这就是孔子在“六艺”教育中主张体育教育的意义所在。

战国时期的荀子继承了孔子全面教育的思想, 《荀子·儒效》记载:“人有师有法而知, 则速通;勇, 则速威;云能, 则速成;察, 则速尽;辩, 则速论。故有法者, 人之大宝也。”意思是说, 作为学生除了“有师教, 知法度”, 同时还应具备“知”、“勇”、“云能”、“察”和“辩”五个方面的素质;其中“勇”就是指体育教育。通过“勇”的教育, 可以培养人的胆量和力气, 使其很快成为令人敬畏的勇士和具有征服他人的力量。荀子还是我国古代快乐体育的倡导者, 他的“备养而动时”的体育“动养”观点, 体现在体育教育上就是礼乐教育。

人类早期漫长的体育实践促成了体育教育的萌芽。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局限, 早期社会的体育还没有从其他社会的母体中分化出来, 体育的运动形式和手段往往与军事活动、宗教祭祀活动、游戏以及生产、狩猎等活动结合在一起, 多是对生产劳动实践过程的简单重复与模仿, 无法形成专门的体育教育。但是, 其中的一些体育活动及理论具有了学科的朦胧意识, 如我国西周时期教育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 中的“射”、“御”为军事性质的身体训练, “礼”、“乐”为包含一定体育成分的舞蹈和身体训练, 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体育教育 (武术教育) 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光植.聚落[M].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1.

[2]巩启明, 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J].考古与文物, 1981 (1) .

[3]江宁生.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J].考古学报, 1983 (3) .

[4]周星.黄河流域的史前住宅形式及其发展.中国原始文化论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

[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6.

[6]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二.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之一.第一本[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

[7]郭沫若.殷契粹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5.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古代军事体育研究 第11篇

1 社会早期重视武学

在原始社会, 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 人们对于工具的开发水平较低, 主要依靠强健的体魄, 通过与自然之力的搏斗, 获取食物, 维持生存。对于身体素质尤为看重, 发展体力的活动, 例如奔跑、投掷活动,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教育中, 在当时都受到普遍重视, 体育也享有较高的地位, 受到统治阶层额的青睐, 甚至早期的一些帝王都可以称得上是体育能手。五帝时期的轩辕黄帝, 身高体壮、勇猛善战, 通过武力打败了以勇武著称的蚩尤, 后又经板泉之战战胜了炎帝, 统一了华夏, 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史书中也有“夏桀殷纣, 手搏豺狼, 足追四马, 勇非微也”[1]的记载, 而周武王姬发也是亲自率领将士东征西讨, 通过武力推翻了没落腐朽的商王朝。这一时期, “体育”因其发展体力、强健体魄的实用价值受到重视。

2 礼乐文明文武并举

周朝建立后, 周公制定礼乐制度教化国人, 并将射礼发展成为权利操作的新工具[2]。射礼起源于原始狩猎中的射禽活动, 在西周时期演变为周天子威慑诸侯、维护中央集权的手段[3]。根据西周金文, 其射礼包括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以及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 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的发展, 在东周时代发展为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4]。至春秋时期, 射礼经儒家的阐释, 成为检验人们道德修养的准则, 并一直延续至清代[3]。

射由最初的生存技能, 发展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最初的单纯身体活动性质, 演变为承载一定社会教化功能, 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的。“国之大事, 唯祀与戎”[5], 在冷兵器时代, 军人的体力与军事技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也是保证国家政权稳固的决定性因素, 体力的发展因其实用价值而不敢被轻视, 士人们不仅要求具备良好的道德礼仪, 还要在国家需要时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比如鲁国就有“吾国之士, 皆武士也[5]”的说法, 可见当时的士人都是善武的。因此, 周朝的教育最终形成了以礼为中心, 以射御为主要内容、堪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六德”、“六行”、“六艺”的教学体系, 教学内容既讲究礼节, 又具有体育行为。

3 社会分工文武殊途

到战国时期,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分工趋于细化, 对人才的需要也更加专门化, 士人有了文士与武士之分。文士著书立说, 通过四处讲学、游说诸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如孟轲、荀况、苏秦、张仪便是以其著书立说及口舌之功著于四方;而武士则通过拓展疆土或抵御侵略来为国效力, 如廉颇、白起则是以其武力技艺和英勇善战名扬天下。这种人才的专门化要求使得春秋时期的“完人”教育难以延续, 举国之士“皆武士”的状态亦不复存在。文士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读书和思考上, 体育活动的时间少之又少, 体力较之于前也大幅下滑, 以至于在士人间作为礼节的礼射在文士中推行出现了困难, 从而演变成了另一项更符合文士身体特点的“投壶”游戏代替礼射来表达礼节;而武士也更加专注于武艺操练和兵法练习, 读的书也不如以前全面, 基本限定在兵法典籍之类。社会的分工导致了通才教育转化为专才教育, 人才的专门化导致了文士专文、武士专武的局面, 文武在此时期开始走向分化。

4 集权统治重文抑武的开端

及至秦始皇统一中国, 为维护王朝稳定, 他提出书同文、量同距、车同辙;为了统一思想实行“焚书坑儒”;为防止人民对政府构成威胁, 始皇帝“收天下兵器, 聚之咸阳, 以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兵”[6], 民间习武甚至会治罪。这些举措极大的摧残了我国古代体育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 真正的“重文轻武”则始于西汉。汉高祖刘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 政局确立后, 他就将注意力转移到维持国家稳定上, 因而打天下时崇尚的尚武之风、游侠之气就必须予以削弱;到汉武帝时期, 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国家设立太学以研究儒学, 并且以“五经”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 以德为最高精神追求, 用“礼教”约束世人行为, 弱化人的竞技、反抗意识。自此中国学风大变, 读书成为普通人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 而民间的“习武”活动则变得一蹶不振。对于养生, 古人虽然追求长寿, 但是主流文化更倾向于静心养德, 忽视了体育对于健康的意义。

汉朝以德立国, 崇尚伦理道德, 以孝为先, 甚至以德养生, 体育拥有的健身功能又被道德教化所占领。既无强兵、强国的社会需要又被淡化了养生的功能, 使得体育除了“斗狗、走鸡”的娱乐功能之外, 似乎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政治状况, 中国的体育文化更是以清淡、玄学、养生为基本特点, 完全丧失了崇尚竞技、勇力的刚强之气, 虽然此后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执政及唐朝宽松的文化政策曾使武的地位略有一些提高, 但重文始终是社会的主流, 国民性格也趋于弱化, 故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以养生为核心的柔性体育。

5 宋明理学“武”学的沦陷

历史更替至宋朝, 其统治者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 进一步巩固强化“儒学”的地位, 对于武官则制定了严苛的制约制度, 并刻意压制武官在国家中的地位。社会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 也称程朱理学, 亦应时事之需求, 对孔子思想进行改造, 吸取佛、道两教的思想, 提出“理”是宇宙的本原, 主张通过“持敬”和“格物”达到“致知”、“穷理”, 进而要求世人恪守伦理纲常, 重视内心修养。朱熹认为修养内心的方法就是“穷理”和“主敬”, 穷理即读书, 主敬是反省。程朱理学导致了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十年寒窗, 成为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 并且对世人进行洗脑, 使他们生出“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 对生产劳动不屑一顾, 对体育活动一概不理, 对身体健康漠不关心, 薄肢体之风日盛一日;发展至明清之际, 更是以体弱为荣, 将“病态美”推崇至最高审美标准, “梅”以“病梅”为好 (病梅馆记) , 人以“病人”为美 (西施捧心、黛玉咳血) , 重文轻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直至清末, 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 西方的强势文化一并入侵, 觉醒的中国人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才能够抵御外来侵略, 只有强身健体才能守卫国土, 因而洋务派大肆兴办学校, 开设“体操”一课, 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体操。可以说中国的近代体育正是在与中西方体育主动与被动, 自觉与不自觉的冲突和交融中逐渐发展形成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6.

[2]戴国斌.体育科学[J].从狩猎之射到文化之射, 2009 (29) .

[3]陈春慧.南京理工大学学报[J].论射礼兴衰与文化嬗变, 2002 (1) .

[4]胡新生.文史哲[J].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 2003 (1) .

[5]左丘明.左传春秋[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