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媒介文化研究

国内媒介文化研究（精选5篇）

国内媒介文化研究 第1篇

而多屏互动时代的媒介研究, 正处于一个初露端倪却大有前景的关口。本文拟对国内研究者已有的多屏互动时代媒介研究做一综述, 总结其中的研究热点、研究类型和研究水平, 并讨论该领域的研究空间, 为后期研究奠定基础。

一、国内相关研究概况

多屏互动指的是基于DLNA、WIDI或闪联等协议, 通过WIFI网络连接, 将智能平台、智能应用、智能操控等全面整合, 在不同媒体终端如手机、电视、电脑等上进行多媒体 (音频、视频、图片、数据等) 内容的展示、控制、解析、传输、共享等, 从而丰富多媒体生活的一种行为 (周子渊, 2013) 。多屏时代的真正实现, 离不开云技术的支持。关于云的定义,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给出以下说明: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 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的网络访问, 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 (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 , 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 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云服务是基于“云计算”技术, 实现各种终端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手机、电视等都只是一个单纯的显示和操作终端, 它们不再需要具备强大的处理能力。用户享受的所有资源、应用程序全部都由一个存储和运算能力超强的云端后台来提供。多终端是指通过网络、i Pad、IPTV、车载移动等多个端口进行播放 (转引自邢立双, 2012) 。在多屏时代, 媒介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多屏互动时代的媒体业务和经营管理改革

有研究者总结道, 多屏化时代传播出现了以下新特征: (1) 媒体的碎片化、精准式传播; (2) 更强调媒体传播策略和媒体创意; (3) 信息传播升级为沟通与互动; (4) 媒体融合形成不断延伸的新的传播形式。 (李燕临、王蕊, 2011) 而为了应对这样的新态势, 媒体无疑要采取一系列的业务和经营管理改革, 研究者观察业界运作, 总结出了以下四点: (1) 纵向与横向传播共存的混媒传播新格局; (2) 媒体内容生产的价值理念和集成方式的变革; (3) 媒体传播模式的创新和传播功能的拓展; (4) 媒体的全面融合, 实现立体化和无缝化传播 (李燕临、王蕊, 2011) 。这种定性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经验和总结的基础上的, 相对较为早期, 特征是宏观和效度一般。

2012年以来, 国内诸多网络视频公司与数字电视传媒集团的合作, 为研究者提供了真实的业界操作范例。事实上, 移动设备客户端的普及使消费者得以在第一时间获得新闻、娱乐。瞄准了这样的势头, 各运营商接连推出客户端, 抢滩用户移动设备的“一亩三分地”。为了绕过服务器运营、带宽以及内容制作这道门槛, 合纵连横的策略依次展开。研究者通过观察业界合作, 总结了合纵连横策略的产生和影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12年PPTV与华数宣布成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华数集团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新媒体运营企业, 拥有广电总局颁发的互联网电视牌照, 站在“三网融合”第一阵营。而PPTV则在内容版权资源、平台及技术、综合服务、多终端服务等方面优势明显。华数集团负责互联网电视一体机及机顶盒的集成播控, PPTV负责该业务的市场推广以及移动终端的播放。双方希望通过资源互利和深度整合进一步提升各自品牌的影响力 (郝煜涵, 2012) 。研究者总结了互联网企业与电视行业合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革新——“社区化”, 这是互联网的交互性为电视带来的新特性。除此之外, 合纵连横策略还有众多不同的表现形式, 比如:互联网企业联手优势互补;视频网站另辟蹊径, 原创自制打破同质化;与巨头合作, 降低成本树立品牌等。研究者认为, 在多屏时代大放异彩的视频领域, 视频企业目前盈利能力不足, 在不甚理想的大环境下, 对资本依赖性较强的数字新媒体领域, 无论是战略并购还是财务投资方面, 也将迎来更多的整合机会 (郝煜涵, 2012) 。

在逐渐起步的“台网联动”“一云多屏”的媒体业务改革过程中, 也有部分研究者对传播策略角度从各个主体视角进行了思索:广告主的媒体投放要注意选择合适的信息接触点、找准大事件营销的事件点、把握内容本质和及时优化媒体组合 (向北, 2012) 。而从TV业务角度则要从六个加紧变革:电子节目单、内容的搜索与发现、不同屏幕的定位、社交化、任意地点访问以及位移功能 (刘海峰, 2012) 。从新媒体技术开发者视角来讲, 则要提升制播效率;丰富节目形态;增强交流互动 (薛兵、王亮, 2012) 。

总的来说, 传统媒体遭遇新媒体冲击, 在内容和交互性上输了一筹, 却能够保持赢利;但新媒体技术上和业务上都领先的情况下, 却很难赢利。这跟国内市场消费者不愿为互联网资源支付费用、却愿意向电信运营商支付的传统有关, 因此优势互补, 强强联合是必经之路。

(二) 多屏互动时代的新闻产制

多屏时代将新闻生产带入了一个更加呼唤创新和合作的时代, 也不断给新闻生产者施加压力。多屏时代的媒介研究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电视新闻行业从业者在实践经验中对传播手段的摸索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比如车晓阳思考电视节目具体样式, 提出要应对观众需求, 关注电视显示技术的进步, 使电视媒体充分利用屏幕成为可能;电视要从屏幕版面设计、包装形态多样化上实现突破;增加栏目LOGO成为电视媒体充分利用屏幕的亮点;字幕、图表的科学使用, 使电视媒体充分利用屏幕的主体 (车晓阳, 2012) 。

更多的研究者从具体新闻案例来探讨电视新闻在多屏时代得以脱颖而出的创新方法, 其中刘桔红《“多屏时代”电视新闻脱颖而出的创新思考——试以〈直播港澳台〉“庄园会晤”的报道为例》是以电视新闻如何发挥自身独特优势, 通过新闻视角的独特性、创新型深度报道的重要性等方面的努力, 以实际新闻产品的水平吸引受众, 正面与新媒体竞争。而王莉等人则在总结伦敦奥运会央视新闻媒体传播效果的研究中, 抱着尝试和学习的态度对新闻报道的新方式进行经验总结。他们通过奥运传播效果调查, 发现“一云多屏”奥运传播战略获认可, 多终端齐头并进成效显著, 并期待协同联动优势凸显台网融合, 创造媒体发展新纪元 (王莉等, 2012) 。

其中央视CNTV在直播伦敦奥运时试水的“一云多屏”战略富有参考价值, 有研究者总结为奥运直播采取多种终端播放模式, 构建差异化、立体化传播格局: (1) 电脑终端:5600小时全面报道奥运会; (2) IPTV终端:提供更为方便回看与点播服务; (3) 手机移动终端:随时随地看赛事; (4) 车载移动终端, 公交车上看赛事。多终端碎片化的传播模式恰好对应多屏时代的受众特征, 是最大程度吸引受众的重要突破。而且同一视频源在不同终端播放, 实现了一件新闻产品的“多介质、全方位、立体化传播”, 充分实现其价值。

此外, “一云存储”优势也很明显:首先, 它降低了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不用太多的技术人员就能够全面控制与管理;其次, 具有访问优势, 以前的视频存储服务器, 因为IP地址的限制, 或出于安全的考虑, 访问总是伴随着一些阻碍, 采用云存储产品的话, 就可以消除这些问题;再次, 因为云本身就具有容易扩展的特性, 用户可以动大规模扩充, 因此部署新的存储容量和服务将变得更简单。云还可以根据管理员设立的政策来执行智能化、自动化的自我配置。同样, 通过取消烦琐的运行任务以及治理更少的逻辑设备, 治理员的工作也将变得更加简单便捷 (邢立双, 2012) 。

还有研究者围绕移动、交往和参与三个关键词来分析多屏时代的新闻生产与消费态势。殷乐总结了移动终端新闻消费与新闻类APP的大发展, 认为中国移动终端的新闻消费正处于蓄势待发阶段, 特征有二:

一是移动终端获取新闻的用户初具规模, 中国移动互联网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殷乐, 2013) 。

二是社交媒体新闻圈的形成与发展:社交媒体新闻圈的存在和发展是媒体发展的必然, 也是对大众传播的一个补偿。当前社交媒体新闻圈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征: (1) 新闻事实和个性化观点的交融性; (2) 使朋友家人作为新闻源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3) 新闻选择的主动性和延展性; (4) 新闻来源的接近性和人格化; (5) 新闻传播的涟漪效应 (殷乐, 2013) 。

在这样的新闻消费态势下, 媒体所要采取的, 是基于网络平台的集体智慧与信息对话, 要明白以下两点:第一, 在当代信息流动中, 传播模式不再是从传播者经由媒体到受众的单向线性封闭式传播, 而是多点多向的开放式传播, 传受关系从独白走向多方对话;第二, UGC (用户生成内容) 的发展将成为新闻生产的重要部分 (殷乐, 2013) 。

以上研究者对多屏时代新闻产制的研究, 分别从技术支持、内容精华和画面呈现等方面加以阐述, 加之对整个行业新闻生产和消费态势的新特点的总结, 为我们了解目前的新闻行业提供了较为立体和前瞻的画面。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业界人员和研究者关注大数据的影响和运用, 兴起了数据新闻学 (Data Journalism) 的研究热点。所谓数据新闻学, 指的是利用多种技术手段, 对各类数据进行发掘、处理、分析及完成数据的可视化并实现有效传播, 目的在于揭示数据背后的信息和关系 (殷乐, 2013) 。当今新闻是大数据的时代, 中国要推进数据新闻学, 则仰赖数据环境的进一步开放, 社交媒体的进一步演进, 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闻内容生产的重要领域。

(三) 多屏互动时代的媒介功能与受众研究

媒介革新的后果和前因, 都少不了受众群体的主导。受众研究是媒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关于多屏互动时代的媒介研究整体上只能算刚起步, 而受众研究更是其中十分薄弱的一块。

郭琳在2010年发表的《多屏时代的媒体受众》中, 较早开始关注受众角色的转变, 他通过分析, 总结出六点受众角色的变化:受众关注对象由对传统媒介的热衷不断转向新媒介;受众接受心理由传统的接受信息向更加综合性、多维化地使用信息转变;受众角色由受者为主变为集传受为一体的双重角色;受众与媒介的关系转变促使营销服务从单一线性服务向多重交叉性服务转变;受众的定位由“受众”向“公众”角色转变;受众视野的全球化、国际化促使跨界传播的发展 (郭琳, 2010) 。总的来说, 此类研究也是电视台从业者依据经验分析提出的较为宽泛的概述, 并没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研究过程, 给后来者的启发不大。这样的研究状况3年来并没有很大的好转, 发表于2013年一篇题为《多屏互动时代的受众分析》的论文从受众注意力的特点从“碎”到“聚”, 受众接受信息方式综合化多维化, 受众重新分化组合, 受众的娱乐分享特质增强、受众主体地位增强以及媒介依赖性增强等方面进行了受众分析, 但是研究方法并没有突破, 理论内涵依旧欠缺, 说服力有限。

除了这些笼统的受众分析之外, 也有人对多屏时代青少年的同伴互动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者认为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在种种屏幕面前得以再造。文中阐述了各种“屏幕”对青少年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影响。首先, 电视屏幕为青少年展示了成人的后台景象, 使青少年学习到许多人际交往模式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互联网屏幕中, 青少年按照新的规则展开知识的传播、情感的交流、思想的撞击, 学习如何同他人交往, 并将这些交往技巧迁移到真实的社会情境中;手机屏幕则作为“流动的现代性”的表征之一, 重新构建着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社会关系网络 (陈钢, 2012) 。但是, 文中也认为“读屏”时代并不能真正用“人机关系”代替“人际关系”, 两种交往方式都是现代人的社会关系和存在方式的正常体现。尽管“人机交往”中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变得异常抽象, 但青少年本身的生物性却没有多大改变, 青少年的社会需要不能仅仅从抽象“人机关系”中得到满足。这篇论文从青少年的社会交往的方向研究多屏受众所受到的影响, 视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样的研究涉及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 仅靠定性分析无法得出充足的论据。

(四) 多屏互动时代语言学取向研究

多屏时代媒介研究成果当中, 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的作品极少, 而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解构和分析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典型的只有何平华的《多屏时代视频广告的叙事转向》, 该篇文章认为中国进入一个“多屏时代”, 构成德波所谓的“景观文明”。文中分析了什么是所谓“碎片化”的文化, “碎片化”在中国视频广告里的发展有何表现。这种文化表现为:时间的瓦解和空间的拼贴;在叙事美学的嬗变上经历了由现代性时期以文本叙事为特征的“时间中心观”到后现代时期以话语叙事为特征的“空间中心观”的转向, 由故事性叙事向结构性叙事转向 (何平华, 2012) 。文中借用了吴晓波“屏时代”的说法, 描述了21世纪以来,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 , 3G (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 、宽频 (高速传输技术) , 3网融合 (指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的业务融合) , 3D (三维立体视频技术) 、智能电视 (融合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 带来的信息技术之间的全面融合和纵深发展, 其界面最终均以屏幕的形式呈现并作用于受众, 纷繁多样的屏幕矩阵、屏幕功能、传输特性以及由此生成文化特点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作者将“碎片化”传播属性和“视觉化”符号属性导致的叙事转向称之为“景观叙事”。他认为这是一种基于“空间中心观”、具有明显后现代思想特质的叙事逻辑及取向, 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观念领域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渐变 (何平华, 2012) 。如果说符号的视觉性仅仅是影视少广告叙事转向的外在显性特征, 那么从叙事的故事性诉求向结构性诉求的转变, 从抒情化修辞向议论化修辞的转变, 换言之, 从时间叙事向空间叙事的转向, 则是广告叙事直接应对来自于媒介技术环境的巨变和更深层次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的内在呈现 (何平华, 2012) 。

二、研究缺陷与未来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 我们看到, 我国多屏互动时代媒介研究的成果还很有限, 相对而言, 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 其次是新闻产制领域, 由于大部分研究者都非全职学术研究人员, 而以媒体工作者为主, 其成果也多为经验型总结的定性研究。至于受众研究和具有深刻理论内涵的传播学、符号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 欠缺完整有实效的研究, 定量的实证研究虽然不能反映这个领域的所有概况, 但是大量的定量研究的样本集才哺育出足够有效度的、深刻的定性分析。

为此, 笔者认为多屏互动时代的媒介研究需要应该理论结合实践, 业界与学界合作, 不仅探索操作方法, 也需要学者在传播方法、传播效果、受众心理、符号互动等多个领域进行理论的探索和验证, 以免“摸着石头过河”的业界因为缺乏理论指引, 而走上不合理的发展路径。

摘要：从多屏互动技术带来的大众媒介变革引入, 从媒介经营管理、新闻产制、媒介功能与受众研究、媒介的语言学研究等诸多取向, 梳理多屏互动时代媒介研究的概况, 并对研究现状和水平进行批判, 据此发掘当前多屏互动媒介研究之空白, 为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打下基础。

国内媒介文化研究 第2篇

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 是当代大众广泛参与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人类已经进入到因特互联网传播时代, 网络平台等各种互动媒介的流行, 地球村的概念已经从现象变成了事实。从现象上看, 全社会已经进入到人人皆为传播主体的时代, 然而谁是真正传播的主体, 谁又是媒介的把关人, 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呈现的流行趋势真的是大众的话语权的表达吗?网络平台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分享信息的流行平台?国人在大众文化传播时代为何总是集体无意识地失真和失语。

2 国内大众文化传播着的主要群体

2.1 依据文字表面概念, 大众文化传播的主体理所当然是大众

大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大众文化英文为mass culture或popular culture。M a s s的原意是失去人文精神的“群氓”, popular的原意是of people, people的原意是社团、集体。依据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的书中提到“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 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 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 (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高品位的出版机构) 和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 (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 或大众娱乐) [1]。”

2.2 大众文化的传播者是精英阶层笔者对精英阶层的定义为控制传播

内容的掌权人, 有人定义为意识形态的控制者。这种传播方式是试图传播满足人的欲望以及压抑人的潜意识冲动为目的。《辞海》中文化的狭义定义是“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既然大众文化也是属于文化范畴, 那么显而易见大众文化同样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2]。

3 国内常见途径的大众文化传播的内容特性分析

3.1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中内容分析法把传播的内容视为最重要的资料

大众文化传播的内容同样是以文字、图像、音乐以及视频为载体传播。当今社会的大众文化传播的媒介被网络牢牢占据, 人类依靠快速的网络接受和传播大众文化的信息。这些信息的重要程度仅仅取决于其有无娱乐精神。这种娱乐逐渐被低俗乃至低级的文字和图片占据。“微博”便首当其中地扮演者先锋者。网联网上的信息成为快餐文化的聚焦物, 毫无创意, 其本身的传播途径大都是“复制+粘贴”的模式。“微博”的转发便是毫无创意地更好印证。诚然, 门户网站会给这样的传播模式做一个更好的推销。一个已经弹尽粮绝的毫无创意的民族, 如今仅仅靠着“复制+粘贴”来传递原本优雅的汉语文字。

国内最好的印证大众传播的效果便是: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电影的票房收入;网络信息的点击率。这种单纯的依靠评论传播效果而忽略传播内容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趋势。

3.2 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是影响电视节目创作的万恶之源

收视率, 指在某个时段收看某个电视节目的目标观众人数占总目标人群的比重, 以百分比表示。从定义便可以得知电视收视率是指电视节目的“围观”程度, 并不代表电视节目的精品化程度。国内人口本身的素质和修养都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理应通过文化的熏陶和引导建立合理以及符合人性的价值观。然而电视节目为了收视率培养的是仅仅为了收视率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是标准的“眼球效益”。电视化的语言和手段是极其丰富了, 但是电视节目本身的人文素质和价值导向却越来越扭曲。电视节目的创作并不是符合美学特征或者是戏剧元素的特点, 仅仅是为了只有数学统计含义的收视率。如出一辙的电影票房和网络点击率仅仅是被经济效益束缚的工业化产品。原本是属于艺术创作的工程变成了流水线的工业化生产, 艺术产品更多的赋予了工业产品的属性, 创意匮乏, 恶性循环, 国内的大众传媒行业变成了当今的状况。

4 形成当前类型大众文化潮流的原因

4.1 浮躁的功利心态

当前国内民众的心态全是浮躁而功利, 这种心态是人类追寻解决问题途径的便捷化。其实, 这种社会环境更大程度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掀起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运营机制而造就。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被表面完美的经济数据而诱惑, 人所追求完美结果的过程被逐渐缩小, 过程成为了人任意逾越的鸿沟。这种心态被传染到整个大众文化传播的角落, 国民的心态逐渐被功利化, 然后一颗浮躁的心油然而生。在此社会背景, 大众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受众彼此被感染, 浮躁和功利的心态深入人心, 原本是应该创作的过程变成了一个随意的拼凑过程, 还美其名曰:快餐文化或者大众文化。心理学家分析, 人的性格决定命运;人的心态决定行动。这种功利的浮躁心态是以节约任何可以节约时间以及省略一切可以省略的创意时间, 用这种心态传播的文化产品定然是命运严谨思考空间和成熟的艺术技巧。关键是这种心态会周而复始, 伴随着大众文化传播的很长一段时间, 久而久之, 这会成为国人心里一种强大的认同机制。这种风潮的流行会抹杀人类潜心创作的心理机制, 艺术和文化的创作被认同的目的单一, 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益。精致的文化艺术产品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最好的物化表现形式。人类创作精美的艺术产品是对其情感, 思想以及情绪表达, 并且不断地完善表达和传播技巧, 将创作的经验和心得代代相传, 成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史。文化传播和艺术创作是一个学习以及逐渐完善的过程, 功利的心态与此相悖, 浮躁的社会环境, 没有平静的创作心态便是没有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肤浅附着物。社会环境的恶性循环以及普世价值的很难推行, 浮躁而又功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病入膏肓。

4.2 模仿的山寨文化

从人类创造成果角度, 广义的文化界定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文化的形成需要载体的存在, 即人类精神的财富需要以物化的形式沉淀。中国哲学家张岱年和程宜山的著作中提到: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等。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 一是思维方式。第二层是文物, 即表现文化的实物, 它既包括像哲学家的著作、文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类的“物”, 也包括科学技术物化形态的“物”即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是制度、风俗, 是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4]。国内的媒介批量生产的大众传媒信息便是其物化的结果, 这种物化的产品却是大量的复制和粘贴的产物, 用一个网络流行词语来形容, 即“山寨”。山寨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 快速模仿成名品牌, 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日用品等不同领域。这种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善打擦边球, 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 引起争议。大量的“文化工业的复制”使得国内大众媒介传播着毫无创意。这种山寨文化的横行本是破坏人类创意和进步的恣意妄为的社会氛围, 然而毫无媒介责任感的媒介始终本着眼球经济政略使得文化工业的环境更加恶化。影视作品的商业属性本应该和艺术属性相提并论, 然而每况愈下的国人欣赏电影的审美心理却被媒介完全主导。大量的经典翻拍, 毫无创意的名著改编充斥着国内的荧幕和荧屏。影视的媒介批评是促进电影艺术创作质量提升的社会氛围原动力, 但是当前媒介电影批评行业的失真和失语肆意横行。对国产电影的批评, 尤其是严肃艺术风格或者是艺术创作的批评屈指可数。有限的电影评论往往根本触及不到电影艺术的实质, 更有甚者, 还将批评变成了庸俗的吹捧和廉价的应景之作。对于山寨文化中的弱势或者是不构成艺术审美元素的一面应该进行批评, 电影的创作失去理论的实践必定是盲目的, 国内媒介没有真正的电影批评也势必导致某种程度上观众的无所适从。

4.3 转嫁的发泄前沿

网络媒介是大众文化传播中最强势的前沿阵地, 更是互联网时代的快速便捷的工具。这块前沿阵地应该是人类思想快速和便捷交流的平台, 人类社会发展的信息交流平台。国内网络文化被浮躁和山寨文化所侵袭, 网络平台很多时候同样变成了网民之间相互谩骂和攻击的平台。人类在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还保持着羞涩感, 迫于眼神交流时的压力人类会将感性的语言束缚在潜意识之中, 伴随中人类的交流可以通过陌生的网络世界, 以及相互不知对方底细的网络世界, 这种唯一的羞涩也被抛之脑后, 人类最原始的羞涩和道德底线开始沦丧。国内的网络交流平台亦然变成了国人相互谩骂的平台, 这份谩骂往往来自于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 学习的压力和工作的压力以及感情的压力使得人类心理情绪在网络平台上大爆发, 国内网络平台成为了网民发泄的阵地, 在这块阵地上诞生了网络用语, 网络红人或者是民粹主义的集中营。这种集体无意识地大爆发却从最初的针对性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攻击, 粗俗的网络用语充斥着电脑屏幕, 这种泄愤私欲的背后便是国人道德的集体无意识沦丧。网络成为了一个公共传播信息的平台, 人们在此平台进行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信息的交流。这个交流的平台成为了感情的爆发站。人们在此可以毫无隐藏地将潜意识的情绪完全发泄, 随之而来的便是暴力和欲望的爆发。人类便毫无保留地将欲望的词汇和暴力的思想全都在网络上倾其所有, 网络变成了人们发泄和转嫁思想的阵地。

参考文献

[1]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76 (3) :199.

[2]史可扬.影视美学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 :228.

[3]张岱年, 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3) :4.

国内媒介文化研究 第3篇

关键词：媒介社会,学风建设,制度化,学风建设制度化

2015 年11 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2016 年开始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学风”是不能绕开的议题。而在媒介社会, 新媒体、新新媒体成为我们接触世界的主要窗口, 原来隐藏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媒体挖掘、公开于其创造的公共空间之中, 大学学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无处遁形。若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会严重影响我国大学的声誉, 减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因此, 亟需有力、有效的方法推进大学学风建设。学风建设制度化是走出目前困境的优势选择。

一、学风建设制度化的提出

“学风”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学校的、学术界的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风气, 即风尚习气, 是社会或某个组织、集体呈现出的整体爱好或习惯。学风建设就是要将这种“风气”不断充实, 展现大学应有之貌。

制度, 一般认为是一种规则, 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宏观等领域, 是办事的规章和行为模式;是“任何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 一种称之为惯例, 另一种则是法律。制度化就是将具体的规章或规则体系加以落实、执行的过程。学者谭欣将伦理道德纳入制度化范畴, 认为制度化就是将人们公认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制度转变为“正式的”制度和法律, 由此形成一种“刚性”约束。本文将学风建设制度化定义为:

政府、大学层面的行为主体以一定的程序使学风建设形成规范的体系, 通过相应的运作机制加以实施, 将无形的、原本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固定化、规则化和法制化, 使其逐渐内化为所涉及人员的价值观和社会评价体系, 并在人们的实际行为中得以体现的过程。其不仅涉及师生的学习态度和治学精神等教学过程和学术领域, 也要将行政人员政风建设纳入其中。

二、当下我国国内大学学风建设现状分析

1、模仿、抄袭与治学能力缺位

2015 年5 月末, 复旦大学“抄袭三部曲”引发轩然大波。复旦大学110 周年校庆宣传片《To My Light》因与东京大学宣传片《Explorer》相似, 被指“抄袭”;随后, 复旦发布新宣传片“2015年校庆宣传片 (完整版) ”, 其中传递校徽的画面被质疑复制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Typisch TUM》;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复旦校庆标识“触动·岁月”经网友镜面对折、翻转处理, 几乎与苹果Touch ID标识重合。此次事件掀起公众对国内高等学府治学能力的质疑:大学创新力等于模仿加抄袭、管理者知识广度匮乏、治学精神涣散、治学能力差等不正之风已扩散到“中国顶尖级大学”, 格外让人痛心疾首。

2、学术造假“声播海外”

据BBC中文网报道, 2014 年约8000 名在美留学生被校方开除, 在被开除的学生中学术不诚实占比22.98%, 学术表现力差占比57.56%;2015 年4 月, 美国学术出版机构Bio Med Central (BMC) 撤销了43 篇伪造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 其中41 篇出自中国作者之手。向前追溯, 2009 年12 月, 来自中国“井冈山大学”的研究员在07 年发表于《晶体学学报》杂志上的70 篇论文造假……层出不穷的“学术造假”不仅在国内“叫嚣”不断, 也早已“跨出国门”声播海外, 使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形象受损严重。

3、“27 岁女博导”事件中的信任危机

2015 年2 月末3 月初, 27 岁海归陆盈盈将于今年8 月成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并正式招收学生, 成为热议话题。浙大的创新之举引来一片质疑, 为平息这场风波, 陆盈盈的头衔被改为“特聘研究员”。陆盈盈作为我国“千人计划”的一员, 完成学业归国留校, 其自身条件是符合浙大聘任资格的, 但聘任过程中的制度设定和操作的规范化经不起检验, 这使得浙大在面对质疑时“难以招架”。“27 岁女博导”报道一出, 网络一面倒的“暗箱操作”、“关系户”的质疑, 更是反映出社会公众对大学的不信任。

4、大学“洗权”, 直击制度效力

2015 年新年伊始, 湖南大学一次性接受17 名外校研究生转入该校就读。某些学生“气候不适”、“饭菜太辣”、“油画过敏”的转学理由获得认可, 令人匪夷所思;随后, 这17 名转校生“颇有来头的背景”被曝光, 公众“豁然开朗”。大学“转学腐败”、“特权寻租”、“洗权”成为网络热词, 湖南大学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学风建设关乎大学整体呈现的各个领域, 大学“洗权”直接反映出教育制度上的漏洞, 更反映出制度执行人员价值观和教学理念上的缺位。

三、大学学风建设制度化路径初探

1、明确推行主体, 构建开放型制度体系

大学学风建设制度化着力于学风建设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土壤净化, 推行主体必须明确。首先, 宏观层面的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是主力主体, 要制定具有全局性和普遍适用性的制度体系, 建立“负面清单”, 明确大学各类涉及人员不可以做的事情;设定“正面清单”, 明确政府层面的制度推行主体应该和能够做的事情。对权限和责任进行明确划分, 为学风建设提供“强制性”支持。其次, 大学自身要在现有制度建设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完善, 结合校情, 细分责任。第三, 学风建设制度体系应具有开放性, 在“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的基础上明确制度修改的条件、方式和流程, 以适应学风建设推进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避免僵化、阻碍大学创新和发展。

2、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确保制度执行效力

大学学风制度化的推进, 首先要建立“政府+ 社会第三方+大学”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 确保制度的有效性和实施效力。大学是推进学风建设的直接主体, 在制度内容还未成为共识和自觉行为规范时, “自律”难免有不足之处, 这时就需要通过具有监督能力、完全独立性的, 且不与大学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公共机构、组织对大学进行监督和评价, 通过“他律”弥补自律的不足。其次, “零容忍”学风不端行为不能仅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 必须按照制度规定, 严结果, 使学风不端者付出的代价大于获得的利益。

3、借助媒介, 发挥全社会的力量

网络和新媒体的出现, 某些原本只可能大学内部掌握的信息或“见不得光”的行为“浮出水面”, 一定程度上, 媒介使得“抄袭”、“腐败”等行为成本变高。大学学风建设制度化可以也应该充分借助媒介的力量。首先, 学风建设推动主体要运用各种传播手段传播正确、健康的学风观;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交互性特点, 与公众形成对话, 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其次,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建立专门网站、公众平台, 为揭露、举报违反学风建设的人提供新渠道,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成立专门机构或有专门人员负责该项工作, 上传下达, 及时回应。再次, 充分运用媒介的教化和感染功能, 一方面树立正面形象和典范, 另一方面增强对违反相关规定人员所要承担的后果的传播力度, 让每个公民看到违反学风行为的下场, 以实现心理劝服。当然, 大学学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纠正其中的不合时宜之处, 既需要上层的决心, 直接行为者的自律, 也需要来自社会及每个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商务印书馆, 1997:345.

国内媒介文化研究 第4篇

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被冠以“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的称号。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显示, 国家不仅肯定了互联网在整体经济社会的地位, 并在完善支持政策方面提出了“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改进和完善电信服务”等6条具体措施。另外来自CNNIC于2014年7月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 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 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

网民规模的扩大预示国民对互联网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 互联网普及率提升预示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基础硬件设施环境正在优化, 国家宏观政策支持则降低了互联网行业政策上的风险。互联网产品与服务越来越丰富, 人们对其认知与评价除了亲自使用, 互联网企业本身在各类媒介上的曝光也极大地影响受众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印象。本文以“互联网企业”为关键词采集并且梳理相关样本, 对目前国内互联网企业媒介形象作了初步探析, 试从用户角度探究当前我国国内互联网企业媒介形象特点。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一个搜索入口, 以关键词“互联网企业”搜索相关新闻报道, 并在其中采集部分案例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

首先在样本搜索入口的选择上作出如下考虑。据艾瑞网截止至2014年2月8日的数据, 以覆盖数UV、浏览量PV、人均PV三个指标作为主要排名依据的“行业排名——新闻资讯”类别中排名顺位前三位依次是“门户、新闻、体育”。因此, 笔者选择门户网站作为样本采集搜索入口。同样以这三个指标作为排名主要依据的“行业排名——新闻资讯——门户——综合排名”顺位前三依次是“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行业排名——新闻资讯——新闻——综合排名”顺位前三依次是“网易新闻、新浪新闻中心、腾讯新闻”。腾讯网的主页面搜索结果显示为搜狗搜索页面, 网易新闻主页面的搜索结果显示为360搜索页面, 这两个门户网站均无法实现站内搜索功能, 搜索结果数量过于庞大, 不便于采集样本研究。而使用新浪新闻主页面的搜索功能则能实现站内搜索, 即搜索出来的相关新闻均来自于新浪网本身的站内新闻, 这样在保证了数据数量与质量的同时减少了研究难度。

以关键词“互联网企业”并选中“新闻标题”复选框, 在“新浪新闻搜索”主页面搜索标题含“互联网企业”几个字的新浪网站内新闻, 并按时间排序。搜索结果显示, 使用站内搜索共检索出1006篇标题含“互联网企业”的文章报道。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时间段限定在了“当前”, 故截取了2013年2月1日 (含) 至2014年1月31日 (含) 这一整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并按时间先后顺序编号, 共计167条相关新闻。据统计, 这167条新闻中完全重复的报道不超过10条, 由于新闻的重复量也能体现新闻议题热度, 故并不予以排除, 最终得到167个研究样本。为便于进一步实施定性研究, 以月份作为划分依据将样本分区。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通过对所有样本的定量与定性分析, 得出互联网企业的宏观媒介形象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整个互联网行业发展迅速并且前景良好。1) 经统计出样本区间内每个月的新闻量, 如图1, 可以看出从2013年2月初到2014年2月底整一年内, 样本数量是在波浪中上升的, 最低值2分布在样本统计时间段的初始, 最高值28分布在样本统计时间段的较末尾。新闻数量的提升反映互联网行业的整体发展热度是提升的。而样本案例“亚洲品牌500强, 中国互联网企业4年前进205名”也能够对此做出佐证。2)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ISC于2013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100强》文件数据显示:100强企业营收总规模超2000亿元, 企业业务领域覆盖全面, 企业中上市公司共54家, 从创立到上市平均花费仅3年时间, 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率超过25%。样本中则有“中国民营500强互联网企业利润最高”的新闻报道。另外, 样本中以“上市”为主要报道主题的新闻数量为16篇, 占样本总量的9.58%。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谋求上市, 上市本身也是互联网企业谋求壮大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新闻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上市”、“IPO”等文本加之不断曝出的互联网企业高利润以及获得风投的消息显示出互联网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3) 样本中报道的有关行业政策的消息基本都是有利于互联网企业发展的。例如, “降低互联网企业门槛国务院推动年内发4G牌照”、“国务院:鼓励创新型及成长型互联网企业上市”、“证监会:互联网企业符合条件就可取得基金销售资格”、“首批互联网企业出炉政府将扶持”、“百度成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首家互联网企业”、“创业板IPO新规酝酿放水将允许亏损企业上市”等一系列行业内制度规范出台变革显示出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是越来越宽松的。

(2) 企业对社会责任有担当。通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看出, 多家互联网公司联合组建成了互联网安全工作组针对cookie作自律、举办“网民隐私保护与互联网企业共赢研讨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特别是在2013年4月份的报道中体现最为明显, 因为这期间的雅安地震, 不断地有互联网企业捐赠善款的消息以及一些互联网站进行的网络爱心传递等公益活动的报道。另外, 一些关于互联网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提议案, 发表演说等新闻都突出显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例如, 腾讯马化腾两会期间举办小型记者见面会, 公开表示基础网络设施的建设应同铁路、公路一样, 很大一部分应该由国家建设, 如果完全由运营商承担, 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样站在消费者角度所提出来的议案能博得受众的好感, 并且让受众觉得此人此企业担当了某种社会责任。

(3) 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具有性价比并且亲民。样本统计的时间段内, 互联网企业之间竞争最激烈的两种产品领域就是智能电视和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企业上线的新产品, 常常因为低出原市场同等商品近一半的价格的优势获得消费者热捧。例如, 小米智能电视与乐视超级电视。而在2013年下半年上线的余额宝, 迅速吸引了数亿元的资金。它作为一项理财产品, 即使存入一块钱也可以产生收益, 吸引了众多的只有小额存款的散户。以智能电视为例, 文本中关于互联网企业做的智能电视的报道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第一, 配置高价格低。第二, 销售火爆, 并且不断曝出已销售数量。第三, 传统家电厂商受冲击大。第四, 新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卖智能电视。这些都增强了受众对于产品的好奇心与好感度, 形成产品极具性价比的印象。

(4)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小米、乐视、奇虎360可能是发展最好的几家互联网企业。1) 以与上述企业有关的关键词汇出现频率以及总量最高。以腾讯为例, 其关键词汇包含了“腾讯”、“马化腾”“QQ”、“微信”、“易迅”等, 较高的出现频率以及总量自然加深了受众对于企业的印象。根据《2013中国互联网100强》文件显示,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确实是榜单中的前三甲, 但奇虎360排名第七, 乐视排名为20, 小米则为91位。2) 上述互联网企业的产品大多是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深入使用的, 或者是媒体曝光率高的。例如, 奇虎360的安全卫士及其杀毒软件是每一台电脑的必备, 即时通讯领域内的腾讯QQ与微信, 电子商务领域内的阿里巴巴淘宝网与支付宝, 搜索领域内的百度搜索, 这三者正是受众在上网时最常接触的三块领域中的佼佼者。

(5) 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需要并且正在向互联网企业转型。受众一方面是从新闻文本中解读出了互联网企业产品正极大地冲击着传统行业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是一些专家学者发表在媒介上的评论性文章如“互联网企业何以冲击传统家电业”、“互联网企业激活传统制造业”、“向互联网企业学习开放共赢思维”、“互联网企业教传统厂商做公关”、“华谊兄弟转型互联网企业”等文章内容符合受众本身对互联网企业的认知并且认为是佐证了他们的想法, 那么传统企业需要向互联网企业转型的媒介印象就形成了。

摘要：信息时代互联网行业似乎成了最赚钱、发展态势最好的行业, 影响受众对互联网行业的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互联网企业的媒介形象。本文基于对新浪网站内有关“互联网企业”的新闻文本分析, 探究得出当前我国国内互联网企业媒介形象特点。

关键词：互联网企业,媒介形象,文本分析

参考文献

[1]张琪.第三代企业家媒介形象分析[J].青年记者, 2013 (8) .

[2]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http://cnnic.cn/.

国内媒介文化研究 第5篇

1 国内媒介编辑部研究概述

1.1 编辑部融合的理论性研究

任何一个研究热点的基础都是其本体论的研究。应当指出, 我们确实不能对理论有所偏废。即使国外同一领域理论的研究已初具规模, 我们也依然要抓住国内研究领域的特点, 继续把握本土, 推成出新。国内研究媒介融合带头人之一的蔡文便在2007年便以一篇《媒介融合带来新闻编辑部角色变化从新闻采编到知识管理》让国内学者了解到在大融合的背景下, 媒介编辑部是如何对新闻与信息进行整合的。这篇文章通过“要通过对新闻与信息的整合, 提升内容产品的品质和价值, 使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 并不断通过裂变与聚合。形成新的内容产品, 从而促成媒介集团中产品链和价值链的生成。”

1.2 编辑部融合研究的国际视角

我国的媒介编辑部研究由于起步比较晚, 故有些学者直接参考和借鉴国外媒介编辑部的经验, 在立足本国媒介编辑部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了对比性研究。学者王春枝的《欧美报纸编辑部的融合路径》总结出欧美报纸编辑部的经验心得并认为“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在进行以融合为目标的编辑部变革, 其思路可以归纳为整合和改造两种路径, 整合和改造。”另一篇则是学者朱松林的《融合新闻编辑部管理:国外经验及启示》。他高屋建瓴地从管理者的角度去研究国外新闻编辑部的组织模式与管理经验, “旨在我国传媒管理者在应对媒介融合的趋势中提供有益的借鉴。”媒介编辑部研究的本土化固然是我们研究中的中心和重点, 但是从研究格局的良性平衡的角度来看, 这意味着我们的视野必须拓宽, 这也是我国提高对外传播能力的重要战略。

1.3 编辑部融合研究的业界视角

如上文所述, 研究融合的文章已不计其数, 但对于编辑部的重视却明显不足。作为奋战在报业第一线的媒体管理者, 宁波报业集团的袁志坚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报业编辑部重构》的文章中, 他提出了“中国报业如何把握媒介融合的趋势, 重构编辑部, 在内容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等方面实现整体战略转型, 以适应信息需求多元化、传播形态多样化、媒介终端网络化的新传播格局。”

1.4 编辑部融合的案例分析

来自北大的新闻博士徐锋成为研究编辑部个案的佼佼者。他追随编辑部来研究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编辑部是如何对全盘统筹前方奥运报道的采编以及报网互动工作的。他的《“跨区作业”的“融合之战”-《广州日报》奥运报道编辑部前移进发战斗合力》成为这一方面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 通过民族志的方式去研究媒介编辑部的问题应该算是个案分析的一个亮点。也许, 通过融合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方式, 媒介编辑部的研究才能更为深入。

2 国外媒介编辑部研究的范围和特点

笔者对国外学者关于媒介融合中编辑部的融合研究所著文章做了简单爬梳。可大致将这些研究样本分为三类:

2.1 个案研究

在此类研究中, 作者直接以编辑部变迁为研究本体, 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必然趋势, 并联系具体媒体, 对融合过程当中这一具体编辑部变迁的固有特征以及存在问题等进行分析, 通过对此媒体的跟踪调查和对媒体相关人员的采访, 以期得出结论性话语。

2.1.1 问题与总结

例如, 何塞埃维尔斯和米格尔卡瓦加尔的《整合与跨媒介的编辑部融合》。这篇文章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多媒体中心拉维达和阿尔梅里亚, 它们分别滥觞于不同时期, 后经转型, 并具有各自特有的编辑部。采访完各媒体编辑部后, 与美国编辑部进行对比。这种通过个案来研究编辑部融合的方式, 在编辑部融合研究中占到很大比重。同时, 通过对个案鞭辟入里的分析, 也使得研究者发现不同问题并从理论层面进行总结, 其中包括彼得沃德的《整合编辑部的工作》、劳拉史密斯的《探析地方电视台的融合:编辑部的不同观点》、罗伯特布兰德.埃尔维拉范诺尔特的《一个质化研究卫报的编辑部融合》、克斯汀海廷加的《拒绝或接受:编辑部融合》和艾格博比奇的《洛文尼亚编辑部融合》。

2.1.2 固有特性

在对个案进行问题分析和总结后, 研究者们有时会对个案中的某一部分发生兴趣, 进而对此部分继续进行启发式研究。例如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来自于米克尔杜潘和布鲁斯加里森, 《融合的意义和影响对Tampa新闻中心的定性研究》。此研究不仅记录了TAMPA新闻中心是如何把一家报纸、一家电视台、一家网络电视台融合在一起, 成为世界上首批进行网络融合的媒介组织之一, 而且阐述了最为TAMPA新闻中心重视的资源的整合及共享。其他的还有简辛格的《编辑部融合的民族志研究》、安娜伯阿的《数字媒体工作和公民新闻学》、阿米拉福尔多斯的《启用用户交流平台》、绍森的《BBC编辑部融合, 网络新闻以及公民关系》、休罗宾逊的《融合危机》等。对编辑部中记者的研究占据了不少篇幅, 例如, 萨尔策斯和迪金森的《编辑部内部的改变:记者对媒介融合的反应》。文章通过对记者多重性性格的分析和多技能记者的诞生的呐喊, 总结出多面手记者的重要性。然而, 有些媒体亟需专业型记者。在记者类型的需求问题上, 业界还未达成共识。例如, 恩德莱斯的《大学内部编辑部的媒介融合: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历时性研究》也表达出同样观点。

2.2 引申研究

引申研究的共性是对编辑部所结合的内容或平台感兴趣, 从而掀起了新一轮以网络媒介为基础的新兴交流的研究, 如萨纳法尔拉海的《对于互动语言学习的研究》, 斯塔森的《探析社交网络在新闻中所扮演的角色》, 韩国学者的研究《媒介融合接受与否的典型》等。

3 结语

综观已有论著, 国外论著颇丰, 也都分别从各个角度、各个学科来对媒介融合进行了分析, 的确让我们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并针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而国内的关于此方面的文章寥寥无几且显得过于表面化。即使是从宏观角度去描述, 也都存在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媒介融合中的编辑部变迁目前所面临的局面恰恰是某几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可这某几种“合力”的形成与作用机制却长期地被广大学者所忽视。

摘要：笔者考察了从2007至2012年间国内外媒介编辑部融合的研究并进行分析整理, 总结处本世纪初编辑部融合的研究范围及特征, 以期对国内编辑部融合研究起到一定的梳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