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范文

国家竞争范文（精选12篇）

国家竞争 第1篇

国家竞争力是一国在发展和竞争中,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所具有的更多、更快、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根据这一定义,开发国际竞争力现实性分析框架:

国家竞争力=F(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发展潜力,科技创新).

其中,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表示,经济结构用第三产业比重表示,经济效率用人均GDP,发展潜力用GDP长期增长率表示,科技创新用万人专利申请数。以全球100个国家为样本,以1990-2008年为时间序列,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数的有关数据,对中国国家竞争力历史与现实表现进行分析。

一、国家竞争力:跨越提升举世瞩目,赶超强劲潜力无穷

从1990年到2008年这跨世纪的近20年间,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实现跨越式提升。1990年,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在所选取的100个国家中排名仅列第73位,到了2008年,排名上升到了第17名。由于所选的100个国家代表性较强,因此,有理由说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上升到了世界的第17名。

从图1可以看到,1989年以后,全球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型,中国克服不利国际因素,深入改革开放,加快自身发展,与世界主流文明逐步接轨,竞争力稳步上升。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释放出强大的生产力,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虽然1994至1996年间国家竞争力有所下降,但之后强力反弹,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家竞争力在调整中上升,直至如今的世界前20名。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伴随着中国发展而盘旋上升,中国的努力与成就举世瞩目。

在国家竞争力上升的过程中,1996年至1998年,2005年至2008年是两个国家竞争力上升速度较快的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期。这说明中国充分抓住世界给予的机会而发展了自己。18年来,中国国家竞争力迅速上升,可以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居功至伟。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其他新兴经济体也不甘落后。1990、2000、2008三年,中国国家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219、0.279、0.478。俄罗斯国家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209、0.384、0.480,已超过中国,2008年居第16名。俄罗斯虽然在急剧转型中经历了极大的动荡和困难,但转型完成后的俄罗斯国家竞争力迅速提升,目前已领跑“金砖四国”。巴西国家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326、0.372、0.404;印度为:0.267、0.279、0.359。“金砖四国”历史比较如图2所示。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仍应保持清醒头脑,不骄不躁,继续努力发展。

二、规模竞争力:总量巨大位居前列,直逼前三增速放缓

规模竞争力用扣除二氧化碳和粉尘损害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解释。1990年,中国虽然是世界上较大的经济体,排名在世界100个国家中位居第13名,但是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规模竞争力虽然有一部分得益于1978年至199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然而中国巨大的人口总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被一步步地激发出来,规模竞争力也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富裕而不断提升。

中国国家竞争力之规模竞争力排名变化(100国,1990-2008年)如图3所示,中国的规模竞争力从1990年至今保持着稳步提升的势头。从最初的排名第12位逐步上升至第4位。从第12名上升到第11名,用了2年时间;从第11名上升到第10名用了2年;从第10名上升到第9名用了1年时间;从第9名上升到第8名用了2年时间;从第8名上升到第7名用了3年时间;从第7名上升到第6名用了5年时间从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0年间,中国的规模竞争力提升越来越缓慢。这虽然有基数效应的存在,但更多的是由于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如果要继续提升自身的规模竞争力,不仅仅要扩大数量,还要从结构和效率上下功夫,加快经济转型。

2008年,中国扣除二氧化碳和粉尘损害的GDP规模达到4.21万亿美元,紧随美国、欧盟和日本。美国以14.12万亿美元高居第一。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巨大。美国、欧盟、日本与“金砖四国”扣除二氧化碳和粉尘损害的GDP占全球100个主要国家GDP份额比例如图4所示。

三、效率竞争力:整体落后进步巨大,挑战严峻任重道远

效率竞争力反映了一国经济发展带给个体国民的福利程度,主要依据是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效率竞争力排名变化图显示,我国的效率竞争力在过去的19年中得到了稳步的提升和长足的发展。这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是极其不易的,再次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1990年,我国的效率竞争力排名仅位列所选取100个国家的第79名,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也是排名相当靠后的。在短短的19年间,我国的效率竞争力提升了23名,在2008年上升至56名。

虽然中国提升了自身的经济效率,使经济发展在更多地福及广大民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的整体效率竞争力还是处于世界中游偏下水平,这离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挑战依然严峻。如图6所示,“金砖四国”中,中国虽然不断进步,但与俄罗斯、巴西差距依然较大。因此,中国必须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提高国民个体的经济福利,改善其他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实现“富国”同时“裕民”,争取将我国的效率竞争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让国民充分分享经济成果。

四、增长竞争力:长期领先优势稳定,稳定增长潜力巨大

增长竞争力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这一指标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发展潜力。

增长竞争力排名变化图显示,中国真正的经济腾飞始于1992年。1990年和1991年两年,中国的增长竞争力排名分别位于世界的第13位和第6位,而到了1992年,中国的增长竞争力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在此后的10多年间,中国的增长竞争力始终没有跌出世界前5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态势。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生产力开始以井喷之势爆发出来,并长期保持稳定的速度,这对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中国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的手段就是加快发展自己,增长竞争力的长期领先是我国实现发展和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最有利的形势,但也要关注增长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结构竞争力:低位徘徊形势严峻,提升乏力亟待调整

结构竞争力通过分析一国产业结构的分布和各个行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所占的比例,来评判其产业结构在世界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还是处于落后地位。第三产业是否占主导地位,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评判结构竞争力高低主要依据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高低。

结构竞争力排名变化如图9所示,中国的结构竞争力的排名长期在低位徘徊。1990年,我国在100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而后虽有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很小。最高排名仅在2003年达到所选100个国家的第83名,并在此后又下降到了第89名,并在附近徘徊,没有任何提升的趋势。

由此,可以看出,在增长竞争力排名和规模竞争力排名这两个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产业结构落后的潜在的严重问题。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结构面临与中国相似的问题,都存在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但转轨后的俄罗斯发展迅速,目前经济结构已得到明显改善。而在“金砖四国”,中国结构竞争力的改善也不容乐观,如图10所示。中国近20年长期的经济增长并非是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的膨胀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是缺乏竞争力的,必须立刻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手,寻找提升结构竞争力的有效方式。

六、创新竞争力:先稳后升奋起直追,厚积薄发创新增强

创新竞争力反映了一国国民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程度,具体主要从一国每万人申请专利数反映出来。选择这一指标的原因在于,在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国家,创新活动要得到鼓励就必须受到保护,而保护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专利的授予。国民在专利制度的激励下,广泛地参与创新和专利申请,最终反映在统计资料上便是一国申请和批准的专利数量。

中国创新竞争力排名变化如图11所示,中国的创新竞争力在过去近20年中的发展状况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年至1999年,在这一个阶段,中国的创新竞争力稳定在45名至50名之间;第二阶段是1999年至2008年,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创新竞争力逐步提升,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提升速率,平均每年提升2~3名,到了2008年,中国的创新竞争力排名已经在100个国家中上升至第22名,进步十分明显。

国家竞争 第2篇

计量部 曹玉国

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只有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才能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实现基业长青。

国家电网公司就是一个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的战略高度出发，全面推动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抓好企业基本价值理念的塑造、转化与融入，形成了具有“国家电网”特色的统一的企业文化体系。

优秀企业文化是具有统一价值理念的企业文化。企业价值理念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体现了企业对国家、对客户、对员工、对社会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我们应传承国家电网的优秀企业文化，坚持传承历史、探索创新、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确立了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以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理念和奋斗方向等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具有国家电网特色的、统一的企业基本价值理念体系。

“诚信、责任、创新、奉献”是我们国家电网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诚信，是我们的强企立业之基；责任，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勇挑重担、尽职尽责的允诺；创新，是我们不断的探索追求企业发展，事业进步的根本动力；奉献，是我们如阳光般灿烂，爱国爱企、爱岗敬业的自觉行动。

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国家电网公司构建了基本价值理念体系。一是确立了“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电力客户、服务发电企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企业宗旨。表明国家电网公司对自身性质职能的清醒认识与准确把握，体现了公司基本使命与价值追求的统一，体现了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是电力行业长期践行的“人民电业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是公司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大力弘扬“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两越精神”是电力事业长期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是员工内心态度、群体意识和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是推动国家电网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强大动力。三是树立“以人为本、忠诚企业、奉献社会”的企业理念。表明在处理公司对待员工、员工对待公司、公司对待社会三组重要关系时，公司所坚持的基本态度和行为准则。四是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电网、建设国际一流企业”的奋斗方向。“两个一流”是国家电网公司的远大理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四个服务”企业宗旨的本质要求，是公司“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企业精神的必然体现。

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理念、奋斗方向构成国家电网公司企业基本价值理念体系，是对国家电网公司以理论创新推动公司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企业文化建设成果的系统总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公司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是公司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

身为国家电网人，我们传承了国家电网的优秀企业文化，我们勇于承担，我们勇于奉献，我们勇于追求卓越，我们为身为国家电网人而感到自豪。在2008年初发生的大范围雨雪冰冻灾害中，华中、华东区域电网和10个省级电网设施受损，其中湖南、江西和浙江电网损毁严重。灾情发生后，国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级领导干部坚守一线指挥协调，争分夺秒、积极应对，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抗严寒、战低温，夜以继日开展电网抢修和恢复重建工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确保了受灾地区主网安全和灾区群众春节期间的生活用电。

电网建设时，我们披荆斩棘 ；迎峰度夏中，我们全力以赴；冰雪震灾时，我们心手相连；奥运保电中，我们战场勇胜；优质服务中，我们付出真情……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建设世界一流电网、建设国际一流企业，为全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经济、洁净的电能及其优质服务，是我们崇高的使命，光荣的责任。

祖国建设中，我们紧紧相随，顶天立地，架线谱曲。冰雪震灾时，我们心心相印，战场勇胜，付出真情。生活上，我们互相帮持；工作中，我们相伴成长 ；阵地上，我们共同并肩崛起；穿梭中，铸就一副钢骨脊梁；血液里，是那绿色能源照亮。送去的，那点亮万家的灯火；谱写着，一曲生命中最灿烂的辉煌！

国家、资源、竞争与族群冲突 第3篇

这些当然都不是什么新问题,有许多研究从不同方面试图加以解释,比如经济差异、文化传统、族群心理需求等原因。不过正如威默(Andreas Wimmer)先生所说,这些解释大都是单一性的,而且对族群矛盾和冲突之裂变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因此他在《谁拥有国家:理解后殖民社会中的族群冲突》(以下简称《谁拥有国家》,下面有关内容的介绍都编译自此文,不再一一标注)一文中,试图通过对已往解释方法的综合,在将族群特性政治化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最基本的特征这一基础上对此进行再解释。此文的理论原创性或许不是很高,但却相当有力地揭示了多族群的后殖民国家(也即我们常说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族群差异是如何变得政治化并且演化成族群冲突的内在演变机制,很值得介绍。

族群差异古已有之,甚至族群差异的政治化,在殖民地或前现代的帝国治下也存在,但它却完全没有现代社会那样巨大的动力。传统殖民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特殊的民族或族群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普遍性的原则上。殖民帝国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高等级的不同于野蛮人的文明人,他们有义务通过殖民整合(colonial integration)去帮助那些落后的人向文明的高度发展。基督教的国王、穆斯林的哈里发和苏丹们高贵的出生决定了他们要在地球上执行主的意愿,保证芸芸众生们可以生活得体面和安全。

但在现代民族—国家里,国家的权力被视为由人民拥有,而特定国家的人民又被视为特殊的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国家的权力是由那些可以代表民族共同体集体意志的人来行使的。现代民主国家(state)制度第一次提出了谁能够拥有国家(nation)的问题,它已经先期将“民族”主权的观念与实践包含其中。这样,建立于普遍性、等级性的代理政治概念之上的多种族帝国的合法性原则,就被“Like over like”[(本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原则所替代。而当民族性的人民主权说与民族自决说相互缠绕并成为“普世”的价值后,多族群国家中的族群差异就很容易向以族群标准来确定利益和文化集团界限的政治化方向发展;也因此,一旦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控制处于危险时,先前已形成的“民族人民”的结构就被瓦解,“民族关系”发生分裂,卷入冲突的群体也成了具有“族群宗教性质的”集团了。

族群差异的政治化首先集中地体现于对国家政府机构位置的竞争中。那些拥有中央极权化传统并且此传统同占人口多数的特定族群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在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后,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族群化自然就会出现。因为悬殊的人口比例与其历史很容易使这样国家的主流族群变成为“国家民族”(state people),并控制政府机构;而那些弱小的少数族群(如阿根廷的印第安人,埃及的努比亚人)是否也应该被候选为代表国家的民族的问题则根本就不会提出。在具有同样族群结构传统的联邦制国家中,也会出现政府权力归属主流族群的情况。苏联就是如此。

那些主体族群和权力归属族群性并不很清晰的国家,族群差异政治化的情况仍然可以通过委托制而形成。在具体现实中,一来就相互信任和照顾而言,政府成员更愿意把权力分给自己同族群的人,二是殖民地国家独立后掌握了权力的新的地方官员们,也要响应当地人民的要求,照顾“他们自己”的人。因此政府内部的决策性族群架构,也可能按照族群分界形成,公共领域的机构就会呈现出普遍的族群分隔化。加之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前并没有建立起由政党、协会及其他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公民社会,因此也缺乏按非族群标准来分配政府福利的传统。一旦既得利益的委托关系网围绕着族群差异形成时,族群差异政治化的情况就会发生。

参与政府机构位置的竞争者,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这类人对此类职位的预期要远远高于文盲或低教育者,对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的研究表明,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中学生渴望获得文职职位,而只有少数人愿意从事专业或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而又有研究表明,恰恰是在那些强烈想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中产阶级成员中,族群偏见的发展最为明显。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决策性群体也自然会相应地按照“我们”和“其他人”的区分来形成。一旦特定族群的有文化者,认为他们在获取政府权力的竞争中遭遇到了系统性的歧视时,个人性的竞争就成了公共性的政治问题。而根据新兴的民族主权和人民代表性的观念,这些弱势族群的知识精英,自然会以“民族”的名义要求得到更大的政府份额。

虽然为了文化整合,政府会承诺全体公民教育及经济发展机会的平等,但在此过程中,优势精英排斥少数族群群体的情况还是可能发生。这使得少数族裔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构的竞争成了直接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紧密凝聚的官僚们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少数族裔知识精英想通过文化同化的方式来进入强势集团就更不容易。于是他们就会开始抗议歧视,置疑国家权力族群构成基础的现状,或希望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知识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在绝大多数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可以编织、建构与现代国家原则相关的公平话语,以此来置疑国家统治的族裔平等性,组织、调动本族人进行有组织的持久抗争。

但是威默认为,以往的研究可能夸大了知识分子之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并系统性地忽略了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也要依赖族群的草根阶层这一事实。人们常常不言自明地将族群视为整体,因此某个族群的知识分子自然就代表了这个族群,或者认为是那些心怀不满的政治精英的操纵,使得族群冲突激化。这样的看法可能是有问题的。政治性的族群集团的形成,永远也不可能包括所有原初被标定某一民族血统的人,普通民众往往并没有本族群知识精英所遭遇的同类挫折的直接经验,因此必须解释族群是怎样被动员的,也就是说在怎样的情况下,那些并没有直接参与政府职位竞争的人会被动员参加到种族民族主义的事业中去?为什么他们不仅支持冲突的扩展,而且甚至主动去推动政治生活的族群化。

对此学者们提出了经济利益、原债、心理需要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等四个方面的解释。不过威默认为它们都各有其缺陷,不足以真正解释一般的民众是怎样被集结为特定的政治化的族群集团的。在前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更具综合性与现实性的解释。

首先政府机构发生族群化之后,对于那些普通人(如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等)来说,在申请贷款、执照、土地拥有权或参加高等教育考试等时,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一些族群关系非常紧张国家的研究表明,民众普遍认为政府官员会优待自己同族的人。而且如果当与官僚机构尤其是法律机构打交道时必须以非母语来进行交流时,当事人也会感到非常困难。因此,语言问题也经常与族群矛盾纠缠在一起。这样一来由族群化了的政府所分配的资源和服务,似乎就不再是“公共”福利,而成了只有優势族群的人才能得到的“集团”财富(collective goods);对国家资源的竞争也不再是与个人或阶级相关的事情,而是与整个族群相关了;人们之间的族群界线也因之更明显而强化,多样性的身份也日益趋向单一的族裔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需等到社会封闭化达到最高程度,有关政治结合的忠诚性,就会归结为族群的范畴。

的确,在政治事务族群化方面政府对国家资源竞争的控制起着关键作用,许多族群形成的进程,就与官僚机构的族群化进程接踵而至。一旦族群认同和政治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国家)象征性的领域也就变成了种族民族主义需求的竞争战场;充满仇恨的斗争就会围绕着特定的民族旗号而发生。

其次,国家建设的进程导致社会按照族群的界限封闭并由此而强化政治冲突的族群化这一情况,还与国家费用(costs)的分配有关,这比国家利润分配的影响还要重要。国家费用包括地区上缴的税收,在一般人的眼中,原材料、土地也应该算在内。当国家对某一地区的征税与政府对这一地区的花费相比不成比例时,当原住民认为本地原材料的使用权被国家剥夺时,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土地经由政府的定居计划让外人拿走了时,地区性的不满就会产生。

不过政府费用的地区分配至少在理论上与族群差异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当国家费用不仅不依赖于客观的经济指标征收而且显得好像只是对“他人”有利时,才会成为族群冲突的燃料,因为这时国家似乎显得属于另外一个族群,而且只是这个族群单独获利。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的各阶级热衷于民族主义的话语,而此话语又象征性地排除了某个人自己的族群时,发生于分配上的冲突,很容易就被解读为族群冲突。加之国家机器族群化导致的“民族”(national)文化遗产象征表达得不均衡,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发生了。在某些情况下,分配冲突甚至可能会与历史恩仇联系起来。有关国家资源分配的竞争越激烈、一般社会矛盾的危机越攀升,冲突越容易在历史的偏见下被理解,“他者”语义学的作用力也就越强。正是在此关节点上,遥远的族群历史记忆,就会促使种族民族主义冲突的爆发。而且由机制上看,一个具体的暴力行为可以是针对一个族群的任何一个人,这样,所有的族群成员都变成了潜在的受害者,而实际发生的伤害则代表了对于全体族群成员的伤害。这必然会推进以种族来分敌友的两极分化现象普遍化、扩大化、长期化。

当政府行为的花费变得非常高时,围绕国家资源分配的斗争就会变成反国家的斗争。在这样的时候,内陆腹地或边远地区被大规模开发:开采矿产、修筑水坝、大批移民。在国家的主体人口眼中,这些边远地区就像是插入民族躯体的落后芒刺,为了加强国家的自我意识,就要征服“野蛮”、填补“文化真空”、宣布他们的土地是国家的财产、并且用自己的人民(one’s own peoples)来移民于此,这一切似乎都是合法的,并且事实上也是必要的。这样,非民族的(Non-national)“他者”(注意这种表达法的内在悖论:少数族群作为国家的成员,本来应该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人”,可是当国家象征与特定族群结合起来后,那个特定族群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民族”,而非主流族群的少数族裔就好像成了“非民族的‘他者’”)就成了这种或许该被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的受害者。面对这种国家的扩张,拥有战争传统的族群就更容易起身保卫自己。如果这种反抗得到受教育精英的领导,并能够把这种冲突引进民族政治领域并形成反抗联盟,就可能持续得更久,也更有效。而且这种开发行为也常常会受到西方人权组织的关注,并被谴责为种族灭绝、文化灭绝的暴行。因此,当政府行为的花费达到危及一个族群的社会甚至身体的生存时,即便是没有受教育的中产阶级来建构一个关于不正义的种族国家主义的话语,独立于国家政治系统的族群反抗也会发生。

综上所述,三种情况会导致族群差异变成满含冲突并呈现为拥有共同政治命运共同体的情况发生:政府机构族群化;教育精英阶层从国家机器中被排斥出来;不公平的国家财产分配被理解为民族歧视,导致大量的拥有(由知识精英所建构的)种族民族主义需求的人紧密地团结起来。

除上述诸因素外,族群差异政治化与不同的社会制度也有关系。不少人认为民主制度更有利于族群间的和谐。不过根据对大量后殖民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专制政体,大多数情况下似乎都难逃族群差异政治化、冲突化的命运,而且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那些以得票多少确定政治资源归属的多族群多党制民主制国家中,政治的族群化更容易发生和被激化。而像瑞士、比利时这样施行协商式民主制的国家,由于对政府权力和机构实行族群配额,并相互给予否决权和区域自治权,因此代表本族群的政党政治精英们,就会更倾向于通过协商、谈判来建立精英联合同盟以谋取共同利益,从而平息族群间的紧张,避免矛盾的激化。不过这种制度似乎只在规模较小且富有并拥有长久历史的国家中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而在政府掌控资源贫乏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却鲜有成功之例。

非民主制的独裁统治类型虽然可能通过高压的方式,将族群矛盾暂时性地压制下来,但不断积压的不满与矛盾,最终还会在中心权力衰弱时更猛烈地爆发。而霸权交换类型非民族制,则由于缺乏对国家的整体的独裁力量,族群委托的代表者们——政党或官僚垄断的裙帶——更趋向于在幕后为获得政治支持而讨价还价,而非煽动族群对立。但是,如果当国家的福利资源被消耗尽时,竞争的领导们(从族群化的官僚政体到个人乡村独裁寡头)就将进入到族群化的政治竞争场域中,组织、煽动其族群跟随者的不满,冲突很快就会失控。另外当一个政治制度由于外部压力被迫施行“民主化”时,相同的情况也会出现。

综上所述,不应该将族群冲突解释为无法控制的“人的本性”或普遍历史发展的必须,相反,应该将它们与国家建设的某种特殊形式联系起来。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建构的过程是在缺乏“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开始的,所以当现代国家的资源以族群分界来进行不公平的分配时,政治冲突就会呈现出族群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的政治忠诚就围绕着共同的族群的命运之信仰而构成,于是政治就变成了族群间的权力争夺的问题。以这种观点来看,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战后、“冷战”后,世界范围的族群冲突会持续不断地爆发。

国家竞争 第4篇

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探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从闭关自守逐步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之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上升，经济成就举世瞩目。政府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了1991年，这些非公有制企业已经占据了整个工业产值的47%，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在政府方面，行政改革也稳步前进，政府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在改革开放20年里大幅度减少。

印度和中国一样，慢慢地将外贸和投资政策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印度朝着放松管制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1991年，印度新政府开始了更加全面的改革，即加速经济转化，从保护型、许可证性经济转向没有控制、没有许可证、没有管制的经济，从而降低特定需求的范围。虽然货币和金融部门的改革，包括货币的可兑换性，要达到成熟尚需时日，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有一套建制完备的中央财政和银行储备系统，这为其今后深入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总体分析

从1990年至2008年，在100个国家中，印度的国家竞争力排名在过去的近20年内稳定在70名到40名之间，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从图1中可以看出，印度国家竞争力的稳定提升始于21世纪初。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国家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虽有所波动，但总体趋势不断提升。1990年，中国国家竞争力在100个国家中排名仅仅第73位，之后排名在整体上不断上升，1994～1996年间有所回落后又开始上升，并在1998年超过1994年的水平，达到第48名。在20世纪末最后两年，虽然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又有所回落，但是降幅很小，并且，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家竞争力稳步上升，尤其在2005年之后上升迅速。根据2010年的最新数据，2008年(由于存在时滞，2010年获得的最新数据为2008年)中国国家竞争力在全球100个国家中排名第17位。

总体上来看，中国和印度提升自身国家竞争力的努力都达到了一定的效果。1990年，印度的国家竞争力排名在第61位，中国排名在第73位。中国第一次超过印度是在1992年。此后的两年内，两国的国家竞争力排名都稳步上升，然而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在1995年的回落让国家竞争力稳步提升的印度再一次超越。此后，虽然在1997和1998年，中印两国国家竞争力非常接近，但是两国都没能拉开差距，处于胶着状态。199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中国的排名也因此出现明显的回落，而印度在当时并未受太大影响，国家竞争力保持稳定，中国再度落后于印度。然而，中国在上世纪末迅速做出调整，国家竞争力得到迅速提升，尤其是在2004年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中印两国国家竞争力排名变化对比如图1所示。

虽然从总体竞争力的角度分析，中印之间差距不大，实力相当，然而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增长等细分角度分析，中印两国都存在各自的发展特点。图2与图3较好地反映出中印两国发展的不同之处。

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发展速度快，且发展速度保持得非常稳定，经济增长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全球前列。印度在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够稳定，起伏波动较大，直到2001年之后，经济才开始稳定在较高的速度增长。这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在中印两国过去进20年国家竞争力的对比图(图1)上。印度虽然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方面不如中国，但是印度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产业结构优势。印度的服务业比重虽然在世界上并不是最高的，在100个国家中排名仅排在中等偏下，但同样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在这一点上与印度相比，有着显著的差距。并且，印度的服务业比重在世界100个国家中的排名在稳步提升，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第60名;而中国却徘徊在90名左右。

二、优势与劣势分析

为深度研究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因素，用显示性和解释性两个框架分析国家竞争力。解释性框架分为6个一级指标、37个二级指标和199个一级指标，对国家竞争力的未来走向有较强的解释力。主体素质、国内供给、国内联系、公共制度较多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内在素质，即该国的优势和劣势。

（一）主体素质：中印两国差距较大，中国第四遥遥领先

主体素质方面，总的来看，两国的差距较大，表现在中国自2004年以来，一直排在G20国家中的第4位，而印度的排名则在第17和第16的位置摇摆，具体情况见图4所示，

1. 企业：中国排名比较靠前，印度处于中游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综合素质在G20中排名比较靠前，排在前5名，印度处在第13名左右。企业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单元，一国在企业素质上的优势与劣势主要反映在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上。

在质量方面，以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为基本构成的企业制度以及社会责任感和企业家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共同构成了企业主体素质的软实力。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改革起步较晚，企业的软实力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而言都相对低下，而两国间的差距却并不明显。然而，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这样的量化指标却能对比出中印两国的企业质量。在2004-2008年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总共接近40家企业;反观印度，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始终保持在10个以内。另外，“企业运营：高端服务指数(金融、研发等)”指标，中国排名略高于印度。

在数量方面，一国企业的总数以及新增的企业数量是反映企业主体素质较好的指标。其中，后者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企业的活力，在这方面，中国显然比印度做得更好，如图5所示。新增企业的数量在2004至2008年间，中国在G20国家中排名始终位居第一。中国的企业家显然更具有创业意识和精神。

因此，中国在企业主体素质方面，较印度具有一定的优势。

2. 公共部门：中国总体排名靠前，个别指标表现不好

总体上，中国公共部门综合素质排名较为靠前，稳定在G20中的第3名;印度的公共部门素质在G20中相对低下，排在第14名。

作为两个发展中的大国与经济转型国家，公共部门的特点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政府的效率、官僚主义的程度、对腐败的控制度等几方面，中国和印度做得都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内在素质。

3. 家庭：领先印度八个名次，中国优势相对明显

总体而言，在家庭这一主体素质上，中国在G20中排名第9位，印度排名第18位。中国在这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印两国虽然在经济发展上做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人口众多，它们的人均GNI都不高，分别排在G20中的第18和第20名。中国在这方面总体优势的建立主要基于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口依附率和男女收入比这几方面，尤其是在人口依附率和男女收入比方面，中国具有绝对的优势，人口依附率竞争力中国在G20中排名第3位，后者在G20中排名第2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幸福指数。中国家庭幸福指数在G20中排名较高，位居第2位。

然而，虽然受到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印度的家庭在以上几个方面排名均靠后，但是印度的家庭具有较好的创新精神和包容性(排名G20第4位)，以及创业精神和吃苦精神(排名G20第6位)，这对其提升家庭主体素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国内供给：中国整体领先印度，两国都需加强完善

国内供给方面，中国相比于印度，有一定的优势。中国在G20中的排名，从2004年的第11名上升到2008年的第8位，而印度5年来的名次一直稳定在第14位左右。

1. 人力资本：中印人力资本丰富，资本构成劣势明显

人力资本的供给是国内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综合而言，印度在人力资本竞争力上位居G20之首，中国排在日本之后，位居第6。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人力资本都相对充裕。从人力资本总量来看，中国和印度在G20中排名分居第1和第2位;然而，从人力资本质量，也就是人力资本的构成上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才质量都不高，分别位居第18和第19位。此外，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可得性的差距也不大。印度的综合人力资本竞争力能够排在中国乃至G20各国之前得益于其强大的人力资本成本优势，印度的人力资本价格指数位居G20第一位。

因此，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都面临着人力资本构成的劣势。然而，中国面临的更加严峻的问题是丧失了人力资本成本的绝对优势。

2. 教育与健康：中国领先有所进步，印度落后排名垫底

“教育和健康”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国民所能得到的教育和卫生服务水平。教育包括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健康由一国每千人的医生数量和卫生设施改善数量来反映。总体而言，受制于巨大的人口绝对量，中印两国这一指标在G20中的排名均不靠前。2008年，中国排名第14位，印度第20位。然而，在过去5年里，印度这一指标的排名始终停留在最后一位，而中国的排名从2004年的第16位上升到了2008年的第14位，这说明中国国民的教育与健康水准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具体就教育和健康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较大。高等教育指数位列G20第4，初等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教师数量(小学师生比)在G20中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13位上升至2008年的第7位。相比之下，印度的教育始终停滞不前。

3. 金融体系：中国整体表现一般，排名相对波动较大

综合而言，中印两国的金融体系都不是非常强大，20042008年在G20中排名如图6所示，中印两国金融体系的实力均未超过平均水平。中国经过几年的努力，金融体系综合实力终于从一度落后于印度，到2008年超过印度，这表明不断推进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印两国金融体系综合实力排名变化变化如图6所示。

从分项指标来看，中国金融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国内信贷大部分由银行提供，风险大量集中在银行，尤其是银行贷款中优质贷款的比例过低，在G20中排名仅为第19位，相比之下，印度在这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贷款质量在G20中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16位上升至2008年的第7位。然而，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国的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为分散金融体系的风险、减少银行风险提供了条件。中国的风险资本可获得性在G20中排名从2004年的第20位提高至2008年的第11位。尽管如此，印度在这一指标上仍然具有相当的优势，其在G20中排名第6位，中国要改变这一劣势仍需努力。

4. 科学技术：中国占优稳步上升，印度落后止步不前

“科学技术”是反映一国科技水平和科研能力的综合指标，不仅包含国家主导的科研，也包括科技的普及，例如个人电脑的数量、科研刊物的论文、居民申请的专利数量等。

总体来看，近5年中国在G20中科技排名稳中有升，从2004年的第10位上升至2008年的第6位。相比之下，印度在过去5年并没有什么变化，维持在G20的中游，如图7所示。

从2008年的分项指标来看，在G20中，“每百万人中从事研发的研究和技术人员数”中国排名第12位，印度排名第20位;“著名研究机构数量”中国排名第7位，印度第15位;“个人电脑总量”中国排名第3位，印度第9位;“超级计算机数量”中国排名第7位，印度第9位;“发表在科技刊物上论文”中国排名第3位，印度第12位;“居民专利申请”中国排名第3位，印度第12位;“技术可得性”中国排名第12位，印度第8位。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的科技实力较印度具有较大的优势，然而，中国在技术可得性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例如，美国等国家允许将先进武器出口到印度却禁止出口给中国，中国技术可得性相比印度处于劣势。

5. 文化艺术：中国优势明显，印度排名靠后

文化艺术反映了一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艺术人才，以及艺术文化普及状况。在这一点上，中国对印度具有绝对优势，在G20中排名第4位，而印度排名仅为第15位。

中国相对印度的优势主要来源于中国具有较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和艺术人才，而文化普及方面，印度做得更好。例如，每千人拥有的日报份数，中国在G20中排名第15位，印度排名第9位。

6. 区位环境：两国环境均待保护，中国相对领先印度

总体而言，中国和印度的区位环境竞争力差距不大。2008年的排名分居第6位和第4名位。从分项指标来看，中国和印度虽然森林面积覆盖率都不高，分别位居G20的第14位和第13位，但是，中国在增加森林面积覆盖率方面做出的努力及所取得的效果优于印度。中国森林面积增长率位居G20之首，印度居于第6位。

其他方面，例如气候环境指数、区位条件指数、生物多样性指数等，中国和印度都不具有明显的优势。

7. 资源禀赋：两国总量表现突出，人均方面略显不足

一国的资源禀赋主要包括其耕地面积、水资源和能源的禀赋。由于中印两国都是大国，因此，两国的资源禀赋总量都很大，中国由于面积大于印度，因而在总量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同时，又因为中印两国人口都很大，两国的人均资源禀赋在G20中排名均比较靠后。

相比印度，由于中国较好地执行了人口控制政策，中国的人均耕地数量已经达到了G20的第11名，基本解决贫困问题。

8. 基础设施：两国表现均处中游，印度排名略微靠前

总体来看，在基础设施指标上，印度排名第9位，中国排名第12位，印度略占优势。基础设施涵盖的范围比较广，包括公路、铁路、电话通信设施、互联网等。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基础设施的总量，还根据大国和小国进行了调整，使之具有比较基础。

从信息基础设施的分项指标来看，印度的电话一揽子价格和互联网一揽子价格具有绝对优势，此两项指标位居G20之首，中国则排在第2位和第4位。然而，印度的人均固定电话干线数量排在G20最后一名。同时，反映电话干线稳定性的指标一百条电话干线故障数(已调正)也排在最后，这对于印度是一项劣势。就交通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在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虽然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竞争力排名目前仍落后印度，但是在过去5年里，公路网络总量密度在G20中的排名从2004年的第14名上升至2008年的第10位。

（三）国内联系：双双较差中国略强，两国排名都有下降

国内联系主要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方方面面的密切程度。这方面的排名，中国5年来有所下降，印度的表现也是如此。中国相对印度略占优势。中印两国国内联系竞争力在G20中排名对比如图8所示。

1. 空间接近：两国劣势都较明显，排名落后双双垫底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在城市的聚居程度。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印度都处于劣势，城市化水平都比较低。中国的这一指标在G20中排名第19位，印度排名第20位。同是发展中国家和“金砖四国”之一，巴西的城市化表现出“金砖四国”最高水平。中印两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巴西的对比如图9所示。中国和印度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还得继续推进城市化建设。

2. 产业集中：中国落后表现不佳，印度占优稳步上升

该指标综合反映了食品、烟草业、纺织服装、机械与交通设备、化工、运输、旅游、保险和金融服务以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等的集中程度。总体来看，印度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该指标的排名位居G20的第17位，印度位居第8，并有上升的趋势。

从分项指标来看，印度在大部分产业集中度上的优势均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计算机、通讯产业的集中程度上具有显著优势。该分项指标印度排名第2位，中国仅列第13位。中国在诸多产业中也并非一无是处，如金融保险服务集中度相对印度具有一定的优势。

3. 社会交往：两国表现都不理想，总体排名比较靠后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的民间团体对社会的作用、公民社会活动的参与率以及大学与产业的合作。综合而言，中印两国在该指标上都不具有优势，印度在G20中排名第18位，中国垫底。印度虽然实行民主制度，但由于其复杂的民族、种姓、经济和历史问题，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率依然比较低。中国的政治体制处在改革之中，公民参与率也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然而，中国在大学与产业合作方面表现较好，在G20中排名第7位，相对于排名第14位的印度具有明显的优势。

4. 物理联系：中国优势明显，印度表现良好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国内经济交往的规模，主要通过铁路、航空、轮船的客运及货运量体现。总体来看，中印这两个经济体如今都充满活力，在物理联系方面优势明显，中国在G20中排名第1位，印度排名第4位，两国物理联系竞争力指数对比如图10所示。

从分项指标来看，由于受到巨大的人口总量的影响，中印两国在铁路客运量上分居第1位和第2位。离港飞机架次数却能更好地反映一国国内的物理联系，中国在G20中排名第3位，印度仅列第10位，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

5. 经济关系：中印两国普遍向好，中国稍强略占优势

该指标不同于上一个指标，其反映了一国的就业率、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状况。近5年来，中印两国的经济状况虽有波动，但也普遍向好，中国略占优势，但不明显。两国都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一定的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因素，同时就业情况也有待改善。2008年综合指标的数据显示，中国在G20中排名第3位，印度排名第5位。

6. 社会关系：两国接近差距不大，中国领先略胜一筹

该指标反映一国的社会稳定性和社会治安状况。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在G20中排名第3位，印度排名第6位;在社会稳定性上，中国排名第14位，印度排名第19位;综合来看，2008年两国社会关系状况在G20中排名分别为中国第12位，印度第13位。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虽然略占优势，但是要改善国内的社会关系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7. 结构关系：中国总体位列中游，印度结构更加平衡

该指标通过观测不同部门的规模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反映出一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平衡程度。总体而言，印度的经济社会机构更加平衡，其在G20中排名第6位，中国排名第11位。

从分项指标来看，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以及人均收入与城市化之比这两方面优势明显，两项指标在G20中分别排名第3位和第2位，而印度仅排名第10位和第17位。然而，中印两国共同面临着人均收入、能源使用、卫生支出以及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关系不合理问题，这对两国都是严峻的挑战。

（四）公共制度：中印两国劣势明显，印度排名位居最末

公共制度竞争力指标反映一个国家的公共治理状况。在这方面，中国与印度的排名都不理想，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排名比印度靠前，印度在G20国家中5年来排名垫底，如图11所示。

1. 产权保护：中印两国排名接近，中国中游印度紧随

产权制度方面，中印两国在G20中排名均不靠前。中国排在第10位，印度排在第13位。从分项指标来看，法律构架与财产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中印两国在G20中处于中游。中印差距较大的是履行合同便利性，在这一点上，印度劣势巨大，在G20中排名垫底。而在环境保护政府承诺上，印度在G20中排名第4位，中国排名第10位，印度略占优势。

2. 市场竞争：中国总体排名居中，相比印度略占优势

市场竞争指标反映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参与程度、私人部门的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当地竞争的强度。综合而言，中国在G20中排名第11位，印度排名第13位，中国略占优势。从分项指标来看，中国除了“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指标在G20中排名落后于印度，其他指标均领先于印度。其中，中国的市场竞争程度的优势非常明显，在G20中排名第3位，领先于第9位的印度。

3. 政府监管：中国总体表现良好，印度劣势相对明显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的政府服务的效率。分项指标包括：创办企业便利性、许可证处理时间、雇佣和解雇职工法律、企业边际税率指数、金融市场监管和破产清算时间。综合而言，中国在G20中排名第13位，相对于第19位的印度具有较大优势。

从分项指标看，中国除了在创办企业便利性和许可证处理时间方面略处劣势，在其他方面均对印度占据优势。尤其是破产清算时间上，中国占据明显优势。中国排名第9位，印度垫底。

4. 社会管理：中国劣势明显，总体排名垫底

在该项指标的综合评定上，中国劣势明显，在G20中垫底，印度表现也不突出，但是其第15名的位置相对中国仍占据优势，如图12所示。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在社会管理方面还落后于印度。这充分表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重经济，轻社会，社会发展滞后值得关注。

从分项指标来看，无论是个人边际税率指数和公共退休金支出占GDP百分比，还是公民权利保障以及信息的公共获取，中国排名均比较靠后，需要从各个方面努力才能提高自身竞争力。

5. 社会制度：中印两国总体差距不大，分项指标中国略占优势

该指标综合反映了最贫困的20%人口的国民收入所占百分比、缴纳养老金的人口比例、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以及中小学的女生与男生入学比率。综合而言，中国略占优势，在G20中排名第13位，印度第18位。从分项来看，印度的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在G20中排名第1位，优势明显。印度的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居G20第3位，明显高于第16名的中国。中国在保证男女学生入学率方面做得更好。此外，中印两国的养老金制度均不够完善。

6. 国际制度：两国排名均不理想，中国十八印度垫底

在该指标上，中国和印度都不具有优势。在G20中，中国排名第18位，印度垫底。从分项来看，中国在外国投资便利性上占据相对的优势，在G20中排名第7位，印度排在第10位。而中印两国在清关平均时间和资本控制等方面的竞争力均不够强，处于劣势地位。

三、机遇与挑战分析

本部分主要从中印两国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环境着手，重点分析两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走势，剖析中印两国在未来竞争中相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国内需求：两国表现均不理想，中国情况略占优势

从国内需求方面来看，中印两国的排名都不太靠前，中国的表现稍好于印度，印度在5年内的排名一直倒数。两国国内需求竞争力指数对比如图13所示。

1. 需求规模：两国总体表现良好，中国排名略占上风

在需求规模方面，中国和印度在G20中分别排名第3位和第5位，而中印两国均为人口大国，在巨大的人口总量支撑下，需求仍存在潜力。因此，目前的需求规模和即将释放出来的新的需求对中印两国均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2. 需求水平：中印表现都不理想，需求水平有待提高

正如需求规模可以依靠巨大的人口总量而获得发展机遇，中印两国的需求水平也恰恰受制于巨大的人口总量而停滞不前。在该指标上，中印两国分别位居第18位和第20位。需求水平反映了人均的需求、教育支出、科技投入、公共退休金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国内需求。两国需求水平都比较低，庞大的人口总量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公共投入不足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3. 需求层次：中国中游略占优势，印度垫底劣势明显

需求层次反映了一国不同需求类型占GDP的比重及其先进性。而这一点对中国和印度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2008年数据显示，中印两国在G20中的排名分别为第15位和第20位，排名均较靠后。

从分项指标来看，教育支出和科技投入这两项指标反映了一国应对未来挑战所做的准备。中国和印度的教育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在G20中排名分居第17位和第20位，相当靠后。而印度的科技投入在G20中排名仅为第18，远低于排名第10位的中国。因此，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中印两国都应加强教育支出，印度更要加大科技投入的比例。

4. 需求结构：两国总体劣势明显，严重偏离全球平均水平

需求结构反映了一国不同类型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偏离世界平均水平的程度。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各个分项指标均大幅偏离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以及储蓄占GDP百分比均大幅偏离全球平均程度，这对中国而言是个严峻的挑战。印度虽然比中国做得略好，但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图14为中印两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对比。可以看出，两国都偏离了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偏离更为严重，印度远远好于中国。总体而言，中印两国在该指标上排名分别为第20位和第18位。

5. 需求潜力：中国第一潜力巨大，印度第五不甘落后

需求潜力反映了一国需求规模、人口总量、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等需求增长的潜力。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印度在G20中排名均比较靠前：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该指标在G20中排名第1位，印度排名第5位。

从分项指标来看，中国除了人口增长率在G20中排名第14位以外，其他分项均排名G20前五，国内总需求、教育支出和科技投入增长率都排名第一。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应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发展自己。相比之下，印度的需求潜力有相当部分是依靠人口规模的扩大，这对于已经背负着巨大人口压力的印度而言无异于巨大的挑战。

（二）全球联系：中国表现较为抢眼，指数优势领先印度

全球联系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密切程度，中国5年来的表现与印度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如图15所示。

1. 商品与服务流动：中国第二面临挑战，印度中游差距较大

国际商品流动反映了一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排名越靠前，该国净出口商品的附加值越高。综合而言，中国排名第2位，印度排名第11位，如图16所示。从分项指标来看，中国商品贸易和服务占GDP的百分比和出口产品层次指数不是特别高，在G20中均排名第7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出口附加值还不够高。相比之下，印度的出口产品层次指数在G20中排名第3位。因此，中国仍面临未来国际贸易中的诸多挑战。

2. 资金流动：总体情况都较良好，两国问题各不相同

资金流动反映了一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量和净流出量，以及股票、债券、信贷流量等。总体而言，中国该指标在G20中排名第5位，印度排名第9位。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中国排名第5位，而净流出排名第8位。相比之下，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排名第12位，而净流出排名第11位。因此，中印两国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需要加大“走出去”的步伐，而印度需要改善招商引资的环境。

3. 人口流动：中印排名均较靠后，国家引力都待增强

人口流动从净移民、出入境国际旅游人数和对外国高技术人才的吸引等几个维度衡量一国的竞争力。中印两国综合排名在G20中分别为第16和第17位。从分项指标来看，由于中印两国都非移民国家，因此两国的移民数量均占很小比例。值得注意的是，中印两国都是移民输出国，都面临人才流失的挑战，而中国每年移出居民是印度的2倍，每年超过200万人，挑战更为明显。而从出入境国际旅游人数这分项来看，中国排名非常靠前，均在G20前5位，而印度排在G20靠后位置;从对高技术人才吸引程度来看，中国排在第6位，印度第8位。在未来，中印两国如果能够加大对高技术人才的引进，那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机遇。

4. 信息流动：印度优势十分明显，中国滞后有待加强

该指标主要反映一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程度，尤其是民间的交流。在这一点上，中印两国排名均不靠前，分别排在第18位和第17位。中印两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国际通话时间和人均国际互联网容量都很少;国际通讯公司指数反映一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信公司的数量和质量，在这方面，印度排名第5位，中国排名第13位。中国在未来不仅要加大民间国际交流，还要加强一流的国际通信公司建设。

5. 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居首机遇无限，印度靠前机遇较大

中国该指标在G20中排名第1位，印度排名第4位。中国排名第一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影响，而其他指标的排名均不靠前。然而，巨额外汇储备对中国而言不仅是机遇，而且更多的是挑战。相比之下，印度在各个分项指标上均不如中国，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6. 国际科技关系：两国相当处于中游，中国占优略微领先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国际科技影响力和国际科技可利用程度。综合而言，中国排名第7位，印度排名第9位。从分项来看，虽然中国的国际科技影响力排名世界第4位，高于排名第7位的印度，然而印度在利用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方面强于中国。中国未来想要发展自己，如何更充分利用国际先进成果是摆在面前的一项挑战。

7. 国际文化关系：印度居中机遇较大，中国不佳尚待提高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的国家品牌、文化影响力、认同度和文化吸引力，以及国民认同度等。在这方面，中国排名第15位，印度第11位。从分项来看，中国除了文化吸引力排名在前十，其他指标排名均比较靠后。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国在未来加大文化推广中所要面临的挑战。印度在国际文化关系的排名上居于第10位，但从其分项指标来看，大部分并不靠前，但由于其官方语言在国际上具有通用性，其在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国际文化关系上具有很大的便利，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加大文化推广，加大国际交流。

8. 国际军政关系：中国优势十分明显，印度进步不容小觑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对国际组织的影响以及国家军事安全能力。在该指标上，中国排名第6位，印度排名第13位。从分项来看，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在G20中排名第1位，而印度排名第11位。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化优势为机遇，充分发展自己。

四、未来展望

中印两国的关系备受世界的关注。两国人口总和超过世界总人口的2/5。从全球范围讲，中印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两国自建交以来，关系错综复杂，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是两国竞争和冲突的隐患。中印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戒备;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但总的来说，中印两国都在崛起，在全球资源与市场方面存在一定竞争。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水平分工。中印之间的合作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两国在未来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携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印两国同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都存在着发展及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国情的不同，两国又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面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海尔，中国国家竞争力的象征 第5篇

“中国制造”产业体系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格局的重要部分。极品策略营销策划机构对美国、英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产业结构进行追踪调查发现，美国、英国等强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退出传统制造行业，尤其是轻工产业。可以说目前“中国制造”轻工业体系在世界制造格局有一定竞争优势，是因为中国制造填补了欧美强国的产业退出空白。而中国商务部的观点也认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总体上仍较弱”。

作者认为，中国制造产业体系竞争力弱的关键因素有两点，一是缺总体的创新机制，二是缺乏高附加值的品牌族群。

产业体系是由一个个的企业组成的，在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中，当众多的企业经营理念仍局限在价格驱动的低层次经营中，或因成本线局限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时，大面积的单一企业缺乏创新机制势必会拖累整个产业体系创新能力弱。

品牌族群是指一个国家产业体系中品牌的数量，在一个产业中，只有具备一定数量的优质品牌族群，这个产业才具备竞争能力，

而对品牌族群的理解，经济学和营销学的理解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经济学的范畴里，品牌必须产生较大溢价;而营销学对品牌的理解更多是指品牌的知名度，或品牌商品的销售量。在发展中国家，对品牌产生较大溢价的理解更不足。但是光有知名度而缺乏溢价的“低价知名度”品牌族群，在国家竞争力层面意义也是不大的。一个国家竞争优势和该国具备产业竞争力以及品牌族群很有关系。

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品牌族群从该国的产业集群有关，产业集群凸显了该国产业竞争力和相应的品牌族群状况。

以中国家电产业集群为例，中国家电的产业集群很多，除广东、山东、浙江、三大家电版块外，江苏曾以熊猫、玉环、春兰、新科、小天鹅为体系的品牌簇群，安徽以荣事达、美菱、杨子为体系的品牌簇群，四川以长虹为体系的品牌簇群、河南以新飞为体系的品牌簇群，陕西以长岭、黄河为体系的品牌簇群，但目前河南家电集群仅剩新飞，陕西家电集群不复存在，江苏家电集群竞争力全面下滑，众多品牌名存实亡，安徽家电集群也外卖广东和四川。所以支撑中国家电的产业集群广东、山东、浙江、四川这四大版块。

国家竞争 第6篇

《商君书•错法》:“功赏明,则民竞于功”,其中“竞”是比赛的意思;《战国策•赵三策》:“鄂侯争之急,辨之疾”,其中“争”是辨论之意;魏晋时期的郭象解释为:共同追逐一个目标是“竞”,相互辩论是“争”。由此可知,广义的“竞争”意义是:为了追逐名誉和利益,按照一定规则相互争夺的一种活动;狭义的“竞争”是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者、经营者,为了获取利益而相互争强好胜的一种经济活动。

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竞争是以食物及生殖繁衍为直接对象的。至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时竞争的领域扩大了。

封建社会是竞争更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商业作为一个行业发展起来。它孕育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生产,当历史跨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变成了商品,竞争达到了白热化,充斥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的竞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发展至今社会主义社会的竞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又出现许多新的内容和特征。

二、当今国际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不同点

竞争的经济基础不同。资本主义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必然导致不定期甚至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长期性的社会危机,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措施只能是缓解,不能彻底根除,且危害愈来愈大。而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共同富裕。

竞争的生产目的不同。资本主义竞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维护少数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的竞争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竞争的生产标准不同。资本主义通过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设备等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高技术本身并不会带来剩余价值,它只有通过工人的劳动应用到生产当中,才会产生新的价值。因此,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根源不在于他们利用了高新技术,而公然在于他们剥削了工人的劳动,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所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先进生产力,即在一定历史时期,高素质的劳动者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改造自然界,提高创造物质资料的能力,实现社会主义和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竞争的法律标准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口号,实际上是要求所有人“平等”地执行不平等的法律。如垄断的出现,垄断组织的形成就是不平等、不公平竞争和特产。而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如我国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允许采取敲诈勒索、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行骗受贿等不合法的竞争手段。

三、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的相同点

竞争的研究领域相同。21世纪,国际竞争的变化趋势:一是随着产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化,产业的核心将是知识产业;二是非经济性的价值标准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业;三是以商业为切入点的经济竞争转轨为以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切入点的高新技术的竞争。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竞争的焦点相同。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创新人才的竞争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必备条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已形成共识,在竞争中合作、交流、促进;在竞争中创新、发展。例如,在国际“超级稻”的理念基础上,199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同志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技术构想,历经创新实践,亩产达到800公斤。优良品种的广泛推广,单面积增产增效,每年解决了5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为解决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做出了贡献,被国际上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这是中华民族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是研究开发高新技术的新突破,更是促进世界农业科技创新,经济迅速发展的亮点。

四、当今国际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发展的现状

在国际竞争中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在竞争领域里既对立又合作,竞争的相同点成为研究主线,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竞争的国家性质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科技、人才的竞争成为焦点。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已被普遍认同。在竞争的国际化大趋势面前,我国经济高瞻远瞩,采取与之相应的战略,制定了宏伟的发展目标。

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关系分析 第7篇

中国与东盟国家是邻国, 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为了将有限的资金吸引到本国来, 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着引资竞争关系。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来说明这种引资竞争关系, 并且分析了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由于引资存在着竞争关系, 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我们如何将不利形势引导向有利的形势发展?本文提出了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建议。

陈德铭和鲁明泓 (2000) 指出中国外资流量和存量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较小, 应扩大引资力度, 中国在投资硬环境中大部分经济指标方面拥有竞争优势, 这一点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方面尤其突出, 但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和第三产业方面明显居劣势, 投资软环境中等。陈志昴和缪仁炳 (2001) 认为中国的周边国家引资竞争力得到加强, 中国引资的最大挑战是投资软环境。汪威毅 (2003) 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经济结构雷同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重大障碍, 由于经济结构互补性差而成为劣势。李占卫和李皖南 (2004) 指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带动区外资本流入中国, 其中包括有一部分原先投资于东盟后转移到中国的投资, 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保持了较快的发展规模。杨宏恩 (2006) 以日本国际直接投资为视角, 说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引资博弈, 是一种零和博弈, 分析了东盟国家的多种博弈策略和中国的对策。许宁宁 (2006) 认为在国际经贸领域, 中国与东南亚间的竞争性和合作性正发生着新的变化, 由竞争走向合作将带来“双赢”。

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 有些文章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着引资竞争关系, 但没有深入分析原因和中国在引资竞争关系的优势和劣势;有些文章提出引资的策略, 但只是针对全球经济环境提出很宽泛的措施, 没有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以上不足,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原因;从实证上说明了引资竞争的现状;分析了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针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具体情况, 提出了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原因

中国与东盟国家形成引资竞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是复杂的, 主要有地理因素、经济结构雷同等。

(一) 地理因素

中国与东盟都处在亚洲东部沿海, 自然资源丰富, 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上的邻近, 使得价值观和人文氛围存在相似。因此地理因素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最直接的原因。

(二) 经济结构雷同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着相同的发展经历。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了两个阶段, 首先是进口替代战略 (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 然后是出口导向战略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和东盟国家也是循着这条路走过来的。纺织品服装、鞋类、机电产品、农产品等行业都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相竞争的行业。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的现状

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在绝对数量和规模上, 中国吸引FDI的流量远远高于东盟各个国家。在相对比例上, 中国吸收FDI数量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FDI的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 东盟国家的比重相对下降;中国吸收外资流量的增长率上升或保持高位稳定, 东盟国家则停滞不前或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一) 绝对量上中国引资数量高于东盟各国

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1991年为43.66亿美元, 1992年达到了111.56亿美元, 是上一年的2.56倍, 这种增加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96年, 引资额为401.8亿美元。1993年中国为275.15亿美元, 而整个东盟十国加起来才159.13亿美元,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96年, 虽然东盟十国总引资额在这三年里一直在增加, 但每年的绝对数额少于中国的吸引外资的总数额。

(二) 相对量上中国引资的份额超过东盟各国

1985年到1996年期间, 中国引资总量占发展中国家引资总量的比例从1993年开始高于同期东盟十国引资总量占发展中国家引资总量的比例。从吸引FDI相对量上来说, 不仅是考查中国引资占发展中国家引资的份额还是考查中国引资占全球引资的份额, 中国引资的份额历年均超过东盟各国。

四、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优势与劣势

发展中国家多利用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 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不例外。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 除了运用优惠政策, 还有哪些自身的优势?并且有什么劣势?认识到了这些, 中国在引资竞争中就可以扬长避短。

(一) 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优势

1. 巨大的市场规模。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和巨大的现实市场。中国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民消费能力将不断提高, 市场潜力巨大, 这一点已经成为外商投资中国的最主要考虑因素。

2. 稳定的政治环境。

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一国吸引FDI的基本保障。中国的政治环境是稳定的。东盟国家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 如领土纷争、军事政权更迭、宗教矛盾, 民族纠纷和种族冲突等。

3. 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中国经济近30年以9%以上的速度发展, 近3年又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 (2005年GDP增长10.2%, 2006年GDP增长10.7%) , 创造出很多的高利润投资机会, 并且在经济扩张的背景下, 这些投资机会风险较小;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消费能力的扩张, 为市场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4. 生产要素丰富。

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而且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 高科技人才储备充足, 是发达国家转移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乐土。中国工人的优秀程度普遍压倒东盟各国。中国地域广阔, 自然资源总量丰富, 是发达国家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二) 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的劣势

应该看到, 虽然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存在优势, 但是也有劣势, 这一点不容忽视。具体说来,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健全, 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行的外商投资造成了最大阻碍。有关政策变化幅度大, 透明度低.统一性差, 给外商投资及生产经营造成了困难。其次中国人才结构性短缺, 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 因此有很多跨国公司将其投资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邻国, 如越南、老挝等。最后, 基础设施有待完备。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相比, 如新加坡, 马来西亚, 基础设施建设不够, 交通运输、水利、能源、城市设施方面都有待完备。

五、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建议

鉴于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中既有优势又有劣势, 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着重要扩大优势, 创造条件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提高自身的引资能力, 将引资的重心逐渐从优惠政策转向优化国内投资环境, 加强国际合作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从而增强中国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力。

(一) 优惠政策调整

现行的外资政策给予外资过多的优惠政策, 从长期来看, 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因此, 中国扩大引资不能只注重眼前利益, 要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严格审查外资, 提高引资质量。

现阶段, 对外资不能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 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去引进外资。对那些重污染、高能耗、投入产出效率低的行业, 我们应拒绝引入。从长远利益出发, 从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重视外资的质量, 改变过去一味追求引资数量的做法, 利用外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 对不同的产业实行区别对待的优惠政策。

在制订优惠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其促进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功能,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选择需要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在吸引外资时不应再给予超国民待遇。

3. 对东、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不同。

我国现行优惠政策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 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的差距。为了与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 优惠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山区, 区分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优惠政策, 东部对外资企业应尽量减少甚至取消超国民待遇。中西部相对来说吸引外资的条件不利, 可以在一定时期适当地应用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

(二) 优化国内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包括物质环境 (硬环境) 和社会环境 (软环境) 。硬环境包括地域、要素禀赋、基础设施等与投资密切相关的外部物质条件。软环境是指对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的诸如人文、法律、制度、政府行为、员工素质、行为习俗等方面的外部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投资环境中的硬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进, 中国要扩大引资, 主要是要在软环境上下功夫。首先要转换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运作效率, 为扩大引资创造有利条件。其次, 要大力完善法制环境, 使经济行为建立在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 维护和改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三) 进一步开放市场, 拓宽外商投资领域

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 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业、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 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 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形成新的投资热点, 以吸引更多的外资。

六、结论

中国与东盟国家确实存在着引资竞争关系, 而且引资竞争对中国和东盟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有很多影响是目前可以观察和分析到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隐性的影响会显现出来, 这一点有待读者深入地研究。中国在这种竞争局面中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而优势和劣势是动态的, 可以转化也可以消失。对策建议的根本原则就是要保持优势, 减少劣势, 提高我国的引资能力。本文给出的扩大引资的对策建议没有面面俱到, 只是针对目前中国引资过程中存在整体的比较突出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没有针对不同的行业提出细化的建议, 这一点值得思考和进一步探讨。

摘要：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投资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外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更加需要增加本国的资本存量, 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有竞争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存在着引资竞争关系。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引资竞争关系作一些分析, 最重要的是针对分析对中国扩大引资的对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东盟,FDI,竞争

参考文献

【1】杨宏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引资博弈[J]生产力研究2006 (6) :134～136

【2】李占卫李皖南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投资效应[J]亚太经济2004 (6) :41～44

【3】陈德铭鲁明泓中国吸引外资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00 (3) :3～7

【4】汪威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困难与前景[J]当代亚太2003 (10) :26～29

【5】陈志昂缪仁炳全球引资竞争态势与我国引资问题[J]今日科技2001 (1) :21～23

创新人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第8篇

一、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得到了举国上下的广泛参与

首先, 党中央、国务院对规划纲要制定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规划纲要工作小组组织了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了规划纲要11个重点战略专题组的研究工作, 还邀请了国内外100多名高层次专家组成了咨询组。中国科学院对规划纲要制定工作也非常重视。许多领导同志全程参加了规划纲要制定工作, 对规划纲要提出了修改意见。中国科学院还多次组织专家对《纲要》中的相关问题开展研讨并积极建言献策, 全力配合《纲要》的制定工作。

二、规划纲要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思路和举措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 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规划纲要对加强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给予了明确回应, 确立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改革思路, 提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 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探索多种培养方法”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规划纲要中还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 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和“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的创新举措, 充分肯定了科研机构在我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明确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教有机结合、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方面的重要职责。

三、中国科学院坚持科教结合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实践

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知识的创新、生产与传播, 离不开对创新人才的培养。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强盛的历史, 可以发现, 积极谋求实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高度统一, 以研究带动培养, 以培养促进研究, 推进产业发展, 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态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集聚, 必将推动科学技术进步, 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最终成为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始终坚持“科研与教育并举, 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宗旨,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 遵循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 充分发掘科研与教育资源, 通过实行“两段式”培养、开办“科技英才班”和设立“校所共建”项目等方式, 初步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培养机制和管理模式, 形成了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一校一院) 为核心, 以研究所为基础, 以研究生为主体的教育体系, 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

在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过程中, 中国科学院树立“在科技创新实践中培养一流创新人才”的人才培养理念, 大胆探索, 创造出一系列科教结合培养创新人才的新模式。主要做法有:领导体制的结合、师资队伍的结合、培养体系的结合、管理制度的结合、科教角色的结合。

认真学习和领会《纲要》提出的新思想和新理念, 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向国家需求, 必须充分发挥我院科教资源优势,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开创科教紧密结合培养创新人才工作的新局面。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 必将全面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科学发展, 实现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其给我国的启示 第9篇

国家竞争优势是一个古老却又崭新的概念, 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市场上超越竞争对手而获取财富的综合能力。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形态上相当成功, 并在较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但它们终究只是粗略考察供给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忽略了需求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再者, 国际贸易已经渐渐向着要素禀赋、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间的贸易发展, 收入越高的国家之间, 其相同产业中相似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越发达, 这无疑构成了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 二战后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涌现了诸如新要素贸易理论、收入偏好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等各具特色的解释框架, 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国际分工、贸易和竞争的理解。但由于它们只是对贸易现实的某一方面进行的解释, 又各有自己的特殊假设, 相互之间以及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间尚未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所以还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贸易实践的发展, 呼唤着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出现。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 (Michael Poter) 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 书中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也称“波特菱形理论”) 发展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其在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 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 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 关键在于以下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1.1 生产要素状况。

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对某一产业十分重要的某类低成本要素禀赋或独特的高质量要素禀赋, 该国的公司就有可能在该产业获得竞争优势。比如新加坡处于日本和中东之间的重要贸易航线上, 从而使它成为轮船修理中心。瑞士人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优势 (瑞士有德语地区、法语地区和意大利语地区) , 从而使它在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十分成功。

1.2 需求状况。

国内需求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本国市场上有关产业的产品需求若大于海外市场, 则拥有规模经济, 有利于该国建立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若本国市场消费者需求层次高, 则对相关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有利。三是如果本国需求具有超前性, 那么为它服务的本国厂商也就相应地走在了世界其他厂商的前面。

1.3 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在国内获得

国际上有竞争实力的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支持是一国想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力量所在。日本的机床生产商是世界第一流的, 它们的成功靠的是日本国内第一流的数控系统、马达和其他部件供应商。除了供货商的竞争力, 其他相关行业的竞争力也很重要, 它们往往带来新的资源、新的技术、新的竞争方法, 从而能促进产业的创新和升级。比如美国的电子检测设备和病人监测器;丹麦的奶制品、酿制品和工业酶等。

1.4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不同国家的公司在目标、战略和组织方式上都大不相同。国家优势来自于对它们的选择和搭配。比如在意大利, 成功的公司组织形式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战略是集中突破战略:避开标准化产品, 集中力量生产有独特风格或按顾客要求定做的小批量产品。而在德国, 许多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具有技术背景, 因此他们喜欢以有条不紊的方式来改进产品和生产工序, 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感兴趣。这些特征使德国公司在工程和技术含量高的产业 (如光学、化工等) 十分成功, 尤其是在要求高精度生产、细致的开发过程和严明的管理结构的高精尖产品方面。

除上述四个因素外, 对国家竞争优势产生影响的还有机遇和政府的作用, 这两个变量。机遇可能打断事物的发展进程, 使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的竞争优势无效, 落后国家的公司如果能顺应局势的变化, 利用新机会便可能获得竞争优势。政府则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来创造竞争优势。

2 国家竞争优势给我国的启示

2.1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不同的概念, 但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具有竞争优势。长期以来, 国际分工按照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 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目前的贸易结构基本上也是这样。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 各国的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构是不能长期化的, 如一味地单纯以自己的资源和成本优势来确定国际贸易的结构, 势必会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我国这种贸易结构还存在如下问题:

a.面对发达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

b.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收入, 会由于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投资品而漏出一部分到国外, 大大削弱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

c.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有其脆弱性, 优势容易丧失。这样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夹击中可能陷入既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又没有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确立优势的境地。所以, 我国不能满足于按简单的比较优势原则确立自己的外贸战略, 而要把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

2.2 提高产业结构水平。

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 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 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 使其具有竞争优势, 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 培育新的优势产业, 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 我国的对外贸易, 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 还是进口替代战略, 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作为重点。

2.3 重视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 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 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 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 实施进口替代战略, 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2.4 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 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 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 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 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2.5 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 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可以保护国内市场, 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 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 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Michael E.Porter,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Y.Free Press.

[2]杨小凯.贸易经济和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及产业经济学载于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 商务印书馆, 1989.

[3]金碚.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经济研究, 1996, 11.

六大主要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实证分析 第10篇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不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和基础作用是其他产业所无法替代的。

1 各主要国家制造业基本状态阐述

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 制造业都曾达到GDP的1/3以上, 尽管目前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 但制造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其国民经济的“引擎”。

表1列出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世界制造业各占工业的比重, 发达国家的比重为84.9%, 所占的比重最高, 发展中国家为73.7%, 略低于发达国家, 全世界制造业所占工业比重为82.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3》

这表明制造业的发展占工业发展的比重很大, 几乎可以认为两者是同步发展的, 我们可以用工业发展的各种指标来分析制造业的发展状况。

由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制造业各行业中,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只有木制品的年工业生产指数高于发展中国家, 这说明木制品在发达国家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年工业生产指数高于发达国家的行业有服装、皮革、制鞋行业, 造纸、出版、印刷及录音介质行业, 化学、石油、塑料、橡胶制品行业, 非金属矿制品行业, 食品、饮料、烟草行业, 基本金属行业, 纺织行业共七个。分析其原因在于这七个行业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属劳动密集型行业, 所以发展中国家在这些行业上有明显的优势。而有些行业在初始是发达国家领先, 若干年后这些行业反而被发展中国家赶超, 如金属及机械制造行业, 办公机械、计算机、收音机、电视及其它电子设备行业, 运输设备行业共三大行业, 分析其原因是这三个行业一开始在技术、产品开发阶段, 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从而发达国家占明显的优势, 而随着这几个行业的发展, 成本大大降低, 技术操作也逐步规一化、熟练化, 此时这些行业就向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 使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明显的优势。

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3》经整理。

不同国家内部行业的发展状况也是不尽相同的。下面主要以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中国、印度等制造业大国为例, 分析其制造业的优劣势。

1.1 美国制造业分析

美国是一个以机械和运输工业为主导的制造业国家, 其次为电子, 食品等。目前美国的交通产业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而在世界独领风骚。它以科技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 特别是在飞机和汽车工业方面领导世界工业化潮流半个世纪之多。美国80年代经济增速为2.9%, 90年代为2.5%, 是西方7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美国制造业有48.83万家, 雇员1734.3万, 占总就业12490万人的13.9%, 产业增加值17040亿元, 占GDP69520亿美元的24.5%。近年来28个行业中增加值超500亿美元的如下表所列:

(单位:亿美元)

从这个统计中可以总结如下特点:

(1) 美国的制造业特点是以机械、运输和电气为主要支柱;

(2) 美国的许多传统优势行业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3) 工业化学及其他化学两个行业是利润最高的行业;

(4) 制造业年增加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1.2 日本制造业分析

日本制造业仅次于美国。日本是以制造业的“精、效”取胜的经济大国。其对工业设计的重视及给与工业家的政治经济地位, 推动了一个日本制造业的全球时代。它以市场和产品技术创新, 创造了日本的经济神话。

1990年以后, 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低迷, 大家都为日本国际竞争力的降低而担心。从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排名可知, 在1993年以前, 日本综合的排列位置连续5年均为第一位。但近年来表现不佳, 2001年在49个国家中, 日本排第26位。在国外企业投资地的影响也在下降, 在生产基地数量方面处在第25位, 研究开发基地数量处在第14位, 服务管理处在第29位。

日本制造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 以技术拉动科学创造;二是技术产品产业化, 而且迅速市场化、规模化;三是自动化大规模生产, 而且小型、节能、环保;四是电子应用制造业, 突出家电、生活用品;五是向几家高关联大企业集中。

从统计看出, 日本的这11个主导产业与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就业人数与增加值比重与美国相近, 表明世界第一、二位经济大国的产业结构是相似的。有趣的是两国增加值1-4位的行业竟是完全相同的, 只有顺序有些不同。日本的1-4位是电气机械、非电气机械、运输设备、食品。而美国的顺序为非电气机械、运输设备、电气机械、食品。

1.3 德国制造业分析

德国人以发明和创新创造了一个制造业的神话时代, 它的机械工业之扎实、精良, 堪称世界第一。德国的科学发明仅次于美国, 但市场开发较差, 这与俄罗斯有相同之处。下表列出德国与美、日相同的11个行业, 分析德国制造业的基本状况。

(单位:亿马克)

德国是以科学与技术双重拉动来推动制造产业的发展, 有美日之长, 但也削弱了自己的竞争力分散了实力。所以科学研究不如美国、技术创新不如日本、市场竞争能力也低于日本。其次, 德国制造业主要是汽车、工作母机, 而家电及应用日常制造业欠发达, 这也正说明了其特点突出。

1.4 韩国制造业分析

韩国, 亚洲四小龙之一。2005年韩国经济增速约为4%, 且已连续数年都保持这一增长速度, 其经济已进入相对平稳的增长期。韩国2004年人均GDP约为14144美元, 在亚洲四小龙中位居第三 (新加坡人均GDP25191美元, 香港人均GDP24082美元, 台湾人均GDP13529美元) 。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9年, 通过改革与调整, 已经逐步开始了经济的平稳增长。

韩国通过对中国出口半成品, 如核心零件与设备, 充分抓住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契机, 中国目前已经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韩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

但是, 在韩国对中国出口的设备和零件这些主要项目上, 韩国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竞争优势。其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美、日等国家, 韩国实际上是在对获得的先进技术进行集成与消化后, 再对我国进行的出口。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在应用技术、制造工艺和系统集成技术等方面正在逐步缩小与韩国的差距。来自世界各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与中国大批训练有素的廉价劳动力的结合, 正在动摇蚕食着韩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不仅使韩国出现了制造业转移 (空心化) 、失业压力增大等问题, 也使韩国产品在市场上直接面对着“Made in China”强有力的竞争。

据韩联合通讯社报道, 2006年, 电子、汽车、造船、石化、钢铁、通用机械等六大主力产业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增加到82%, 在制造业生产中所占比重达53%。此外, 尽管手机、液晶显示器等部分电子产业和造船业的竞争力在不断得到提高, 但主要依靠价格优势。根据该资料, 六大产业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已由1995年的68.3%, 提高到2006年的82.0%。

1.5 中国制造业分析

1.5.1 中国制造业的地位

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03年我国28个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27352.1亿元, 占当年工业总产值142271.2亿元的89.5%, 占国民生产总值117251.9亿元的29.1%, 制造业的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动机”, 从1995年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仅为8020.51亿元, 到2003年增长到34088.7亿元, 增长近5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制造业一枝独秀, 成为世界上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比例, 从1993年的3.5%提高到2003年的6.9%, 增加了近一倍。2003年中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近三分之一, 日本的二分之一, 与德国相近, 居世界第四位。

1.5.2 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

(1) 有一定规模但不强

主要问题是劳动效率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美国1994年制造业生产率为97300美元/人年, 而中国2003年才为11424美元/人年, 仅相当于美国的11.7%。

(2) 低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

据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 全国主要工业产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或严重不足, 其中机械、电子、化工、建材、轻工、冶金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分别为51.86%、51.54%、54.90%、64.03%、46.09%、35.55%。大量的生产能力放空。而高新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制品每年还有大量进口, 有些已经形成进口依赖。200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827.05亿美元, 出口总额677.07亿美元, 逆差150多亿美元。

(3) 技术水平低

2002年, 国家有关部门在对514家机械制造企业2009种主导产品的调查中发现, 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0.5年, 平均开发周期为18个月。而美国一些机械企业1990年就已做到“三个三”, 即产品的生命周期为3年, 试制周期为3个月, 设计周期为3个星期。在中国主要机械产品中,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还不到5%, 主导产品达到国际20世纪80-90年代水平的仅占17.8%。目前, 中国生产的金属切削机床共有2500多种, 其中数控机床仅占2.8%, 而日本1987年就达30%, 德国1990年就达54%。在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电子电力技术、汽车电子技术、复合加工技术、集成加工技术、敏捷制造技术等的开发利用方面, 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更大。

(4) 制造业结构不尽合理

我国制造业的结构偏轻, 装备制造业薄弱。2003年, 轻纺织业、资源加工工业和机械电子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8.25%、34.28%和36.45%, 其中机械类电子制造业所占比重与工业发达国家比较明显偏低。

1.5.3 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

2005年, 制造业总体质量水平稳步提高, 行业和区域质量发展能力继续改善。根据对制造业中通信、机械、石化、纺织、医药、食品、印刷等29个行业中25万多家企业相关数据测算结果, 全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为78.98, 实现了连续7年稳步上升。质量竞争力的稳步提高, 有效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发展, 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

1.5.4 行业质量竞争力指数

通过对主要反映行业质量水平、整体素质和发展能力的行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进行测算, 数据显示:有7个行业的质量竞争能力较强, 具备一定优势和潜力, 行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处在较高水平 (80分以上) , 这些行业依次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83.72;通用设备制造业83.4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83.42;专用设备制造业82.8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82.59;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82.0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81.10。同时, 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质量竞争力发展的不平衡性明显。排在第1位的质量竞争力指数高出排在末位的质量竞争力指数11.51。技术与资本比较密集、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的现代产业的质量竞争优势比较显著, 而劳动比较密集、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偏低。

1.5.5 地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

通过对主要反映地区质量水平、整体素质和发展能力的地区质量竞争力指数进行测算, 数据显示:从省份来看, 有11个省份的质量竞争能力较强, 经济发展后劲足, 地区质量竞争力指数处在较高水平 (80分以上) , 这些省份依次为:江苏84.49、福建84.39、上海84.34、广东83.82、北京83.80, 重庆83.79、天津83.76、浙江82.86、辽宁82.80、山东80.86和四川80.81。同时, 不同地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发展仍然不平衡。排在第一位的江苏制造业的质量竞争力指数领先西藏16.19。东部地区质量竞争优势突出, 继续保持领跑地位, 地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89。

1.6 印度制造业分析

印度的劳工法阻碍了它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挥, 结果反而成就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技术密集型行业, 印度已发展了一些精而强的制造业, 其软件、制药和汽车部件等行业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有力竞争者。

2004年印度的GDP增长率为6.9%, 2005年、2006年也保持了相同的增长水平。特别是在2005年, 印度制造业国家竞争力委员会首次发布了《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 目标直指“与中国竞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印度2004年制造业增长至9.2%, 发展势头相当之好。其中, 印度制造业出口额近几年连续大幅增加, 从2002年的约370亿美元上升到了2004年的540亿美元。虽然与中国的4000多亿美元相比相去甚远, 但印度官方说, 在未来5至10年内其制造业出口将增至1500亿美元至2000亿美元。

印度错过了工业外包革命的第一次浪潮, 从玩具到彩电、从服装到汽车配件, 国际产业的转移涌入了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第二次带有技术和资本性质的转移浪潮, 印度也只是拽上了尾巴。为此, 印度政府对于发展制造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05年9月,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上任不到4个月便宣布成立“制造业国家竞争力委员会”, 其主要职责是“确保制造业快速持续发展”。从目前已经实施的措施来看, 印度希望能和中国一样通过发展制造业充分发掘本国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

由于政府在税收、电价以及出口补贴等领域的大力支持, 印度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传统的轻纺领域, 印度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纱线和织物生产国之一。2004年美国沃尔玛公司在印度的采购额达3亿美元, 印度是该公司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最主要的替代采购来源地。

此外, 印度政府加大了引资力度, 跨国企业对印度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也在大幅增加。以汽车配件生产为例, 印度在该领域已经连续3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目前, 几乎所有的全球汽车制造巨头都已经在印度采购零件。

而在产品设计领域, 印度的优势则在于通过设计来降低成本。像重新设计的Maruti Alto转向系统, 使其重量降低了15%。印度的工程师还能够快速设计产品, 它有助于降低开发成本和交货时间。例如, 一家印度供应商仅用了6个月就为一家汽车制造商设计了一种转向系统, 而该制造商在其他低成本国家用了4年多才和当地供应商联合开发出类似系统。

从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和趋势来看, 印度成为世界汽车零配件供应中心已指日可待。印度的专家们指出, 为了跟上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步伐, 印度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如为了刺激国内市场的消费, 需把制成品的税率降至与中国同等水平, 即从30%降至15%。此外, 印度还需要削减进口关税、改善交通状况并借鉴中国发展经济特区的经验等等。

2 六个主要国家制造业指标分析

2.1 综合人均指标分析

由《国际统计年鉴》可以得到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的综合人均指标, 将其总结整理, 可得到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的基本情况如下: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 经整理。

2.2 四个指标的归一化处理及数学建模分析

用表8所给出的四个指标就可以考查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实力。这四个指标分别为:雇员数/本国总人口数, 制造业人均增加值, 月工资, 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了便于将这四个因素作统一的比较, 首先分别用级差规一方法对这四者做相应的规一化处理, 用字母A, B, C, D依次表示这四个指标:

雇员数/本国总人口数的规一化:

$\text{A}{}_{\text{i}\text{j}}^{´}=\frac{\text{A}{}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in }}\text{A}{}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ax }}\text{A}{}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in }}\text{A}{}_{\text{i}\text{j}}}$

制造业人均增加值的规一化:

$\text{B}{}_{\text{i}\text{j}}^{´}=\frac{\text{B}{}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in }}\text{B}{}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ax }}\text{B}{}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in }}\text{B}{}_{\text{i}\text{j}}}$

月工资的规一化:$\text{C}{}_{\text{i}\text{j}}^{´}=\frac{\text{C}{}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in }}\text{C}{}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ax }}\text{C}{}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in }}\text{C}{}_{\text{i}\text{j}}}$

全员劳动生产率:$\text{D}{}_{\text{i}\text{j}}^{´}=\frac{\text{D}{}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in }}\text{D}{}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ax }}\text{D}{}_{\text{i}\text{j}}-\underset{\text{j}}{{\displaystyle \min }}\text{D}{}_{\text{i}\text{j}}}$

由于这四个指标对制造业实力的影响程度可能会不同, 在这里用参数α (0α1) 表示雇员数/本国总人口数对制造业实力的影响权重, 用参数β (0β1) 表示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对制造业实力的影响权重, 用参数γ (0γ1) 表示月工资对制造业实力的影响权重, 那么全员劳动生产率对制造业实力的影响程度为1-α-β-γ, 则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综合实力由下式给出:

Eij=αA′ij+βB′ij+γC′ij+ (1-α-β-γ) D′ij

现取雇员数/本国总人口数的权重为0.2, 制造业人均增加值的权重为0.3, 月工资的权重为0.2, 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权重为0.3, 则计算的六国制造业综合实力排名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计算结果可知, 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综合实力指数的排名为日本, 美国, 德国, 韩国, 中国, 印度。其中日本, 美国, 德国三个发达国家的实力基本相当, 而韩国, 中国, 印度明显低于这三个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虽然就综合实力来说, 美国应排在首位, 而在人均指标上日本反而略高于美国,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日本的人口要少一些。

3 未来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发展潜力预测

虽然从上面的分析来看, 目前美国、日本、德国在制造业方面有较强的实力, 但从动态的观点和发展的趋势来看却是另外一种状况。表10是主要制造业国家的近年工业生产指数的统计, 从中显示出一些明显的趋势和令人振奋的结果。

根据表10的数据得到的图1, 更加明显地说明一些趋势性的问题。这个图反应了六个国家1997年到2004年的工业生产指数走向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图1我们可以得出:中国、韩国、印度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潜力还很大, 尤其是中国在未来几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发展趋势显好。而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走势则相对比较平缓。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三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除了巩固工业的基础地位之外, 第三产业服务业正在蓬勃兴起也挤压了工业所占百分比。

4 结 论

在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知识化的双重背景下, 各国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都在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发展制造业。全球制造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和角逐, 在传统制造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仍然是支撑各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产业。

4.1 对世界上主要六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中国、印度的制造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像美国、日本、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水平遥遥领先, 归根结底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强有力的制造业作为支撑。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 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模式, 能对我国起到一个借鉴和参考的作用。使我国能够吸取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业的经验和教训, 扬长避短, 发挥自己的特色。

4.2 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都还不强, 在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抓住机遇, 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制造技术,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

如加工方法、制造工艺和实施专业化生产, 努力避免“落后引进再落后”的局面。制造企业应加大科研投入, 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 使科技成果转化渠道通畅。政府部门应加强引导和支持, 培育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我们也应该注意发展制造业必须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环境保护为前提, 与我国新提出的建设“环境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相适应。制造业是消费资源的大户、污染环境的最大源头和提供就业岗位最大行业之一, 因此制造业必将成为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关注焦点。满足“要从源头杜绝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要求, 制造业应努力采用和开发清洁制造技术。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制造业发展和资源浪费和环境保护矛盾相当突出, 还需要各有关部门深入研究解决。

4.3 另外, 发展制造业必须加强人才的培养和构建合理的人才结构

近年来,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 培养大批大中专毕业生, 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但我们发展制造业的高级技工却相当的缺乏。我国的人才培养格局是高等教育胜于高职教育, 这方面应好好向德国学习, 学习人家的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和方法。

4.4 目前, 印度正在和中国争夺“世界制造中心”, 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优于印度, 但印度也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中国应大力提高科技水平, 建立科学技术与制造业发展的紧密联系, 形成科学技术迅速转为生产力的机制, 大力发展先进的制造技术, 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制造业人才培养和合理使用的体制与机制;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推动大型企业尽快建立技术开发中心, 在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中实行产学研结合彻底改变原有市场的格局, 使得新一代产品迅速成为老产品的替代品。针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些软肋, 正视中国制造业与印度制造业的差距, 并适时引进印度在制造业发展中一些成功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 尤其是在软件开发、生物制药等方面。

4.5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要想发展先进制造业, 离不开政府对制造业研发的大力投入, 离不开政府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

由于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需要巨大的投入, 而且在其变成有用的产品之前要经历很长的时间, 所以只有政府和大的跨国公司才有财力支持这样的研发。当前, 我国广大中小型企业无力自主开发, 绝大多数企业无力支持共性、基础性及竞争前技术的研发, 制造业中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 国家在鼓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同时, 必须加大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国家必须建立共性技术平台, 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重点承担产业原创性技术、共性技术及战略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

4.6 最后, 我们应该加强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交流, 加强国际贸易往来, 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 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有特色的制造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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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具有竞争力的非洲国家 第11篇

科法斯分析结论

国家风险评级：A2

中期信用风险：低风险

商务环境评级：A3

(博茨瓦纳是少数评级为A的非洲国家之一)

市场概况

博茨瓦纳国民经济结构单一，钻石、铜镍矿和黄金是其3大主要经济支柱。其中钻石基本出口，占整个国民收入的1/3，其他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特别是制造业。博茨瓦纳与莱索托、斯威士兰、纳米比亚、南非一样，都是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的成员，博茨瓦纳的产品可免税、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这4国。同时，博茨瓦纳原产产品可自由进入欧盟市场，不受关税和配额限制；纺织品出口美国享受“非洲增长与机会法”，不受配额限制。

但博茨瓦纳还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成员之一，该组织包括南部非洲14个国家，总人口约为2亿，80％的货物在SADC地区内免征关税，无配额限制，实现自由流通。而且，SADC总部就设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然而，博茨瓦纳当地市场狭窄（不足200万的居民）。

进入方式

博茨瓦纳正在由单一的采矿业向多元化发展模式转变。博茨瓦纳鼓励投资，尤其是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型投资。特别支持的行业包括制造业（玻璃，皮革，纺织等），信息及传播技术，旅游和金融服务业。海关准许为制造出口商品所用的原材料和机械免除进口关税，其他税务措施包括免除用于出口产品的商品销售税。虽然当地代理商和代表占据主流，但博茨瓦纳允许各种形式的贸易中介。在博茨瓦纳，进口商品通常用兰特、美元和英镑开具发票，但欧元也开始在有限范围内被采用。博茨瓦纳现有的付款方式与欧洲、美国相似。

对外国投资者的态度

该国政府的管理较完善，一直致力于实施稳健的财政管理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使其成为非洲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国

家之一。博茨瓦纳经济已自由化，无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博茨瓦纳的税收在世界上属于低标准，增值税为10％，制造业的企业所得税为15%，其余行业为25%。博茨瓦纳正考虑通过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引入红利预提，来简化在外国投资者看来颇为复杂的该国企业税法。

博茨瓦纳司法程序高度自由，并与发达国家相似。在保护投资方面，博茨瓦纳分别是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和美国促进海外投资组织（OPIC）的签约国。

风险评估

博茨瓦纳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美元，政局稳定，治安良好，且没有腐败，做生意讲究信誉，这一切和其他非洲国家比有着明显的优势。当然也存在不利的一面，如政府部门工作程序烦琐、效率不高等。

国家竞争 第12篇

中国是世界玉米生产和进出口大国, 其玉米的生产及在国际市场上买卖的波动, 将直接影响着世界玉米的国际贸易。中国玉米产销量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中国玉米出口竞争力已开始关注研究。刘树坤等利用1990年~2001年数据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测算并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1]秦臻利用1998~2002年数据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测算, 得出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弱。[2]杨兴龙等运用1996~2005年数据对入世前后中国玉米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测算, 得出中国玉米出口仅具有中度竞争力。[3]党春芳运用2002~2005年数据对入世后中国谷物类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 得出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较强。[4]杨建成的研究指出中国玉米的出口情况比较复杂, 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化较大。[5]隋福爱关注了入世前后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的变化。[6]李岳云等研究指出入世后中国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处于竞争优势, 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处于竞争劣势, 深加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显著高于鲜活原料型农产品。[7]屈小博等实证分析显示, 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整体竞争力较弱, 处于低竞争水平的劣势。[8]辛毅等分析了中国小麦、稻谷、玉米、大豆和棉花等主要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9]本文利用最新的数据, 对中国玉米出口竞争力进行系统、定量研究, 正确定位中国玉米的发展水平, 明确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并据此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 以最大程度发挥玉米产业对中国经济的保障能力。

二、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测度及国际比较

为了更确切地把握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市场地位, 本研究在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时, 样本经济体选取了2001~2007年际平均玉米出口量居世界前十位的国家, 它们是美国、阿根廷、巴西、法国、匈牙利、中国、印度、巴拉圭、智利和德国。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通常被作为分析和比较产业国际竞争力时的显示性指标来加以使用, 当然亦可用以比较和判断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本文也正是利用这些指标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进行基本测度及定位。

1.国际市场占有率 (IMS) 测度及比较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经济体某产品的出口额占世界市场上该产品总出口额的比重。国际市场占有率越高竞争力越强,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IMSij=Xit/Wit。其中IMSit表示j经济体i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Xij表示j经济体i产品的出口额, Wit表示世界市场上i产品的总出口额。

十大经济体2001~2007年玉米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比较结果如表1。结果表明, 在国际玉米市场上, 美国占有绝对优势, 其份额一直稳居45~55%;法国和阿根廷的占有率比较接近, 基本都是在10%左右;其他国家占有份额较小, 年际间变动亦不大。作为生产大国, 中国玉米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仅为6%左右, 而且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 表明中国玉米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这个指标上是没有优势的。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汇总整理。

2.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测度及比较

贸易竞争力指数又称为净出口指数, 是某经济体某商品的出口额减去进口额再与该产品贸易总额相比, 可以用公式表示为:TCij= (Xij-Mij) / (Xij+Mij) 。公式中, TCij表示j经济体在i产品上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Xij表示j经济体i产品的出口额, Mij表示j经济体i产品的进口额。其取值范围为-1至1。一般认为, 当0.8TC<1时, 该产品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当0.5TC<0.8时, 该产品具有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当0

十大经济体2001~2007年玉米出口的贸易竞争力指数的比较结果如表2。由结果可以看出, 阿根廷、美国和印度三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很高, 接近于1, 说明这三国玉米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贸易竞争力。巴西、法国、匈牙利和巴拉圭四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都较高, 全部比中国的高, 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中国玉米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波动比较大, 除高于一直处于负值的智利和德国外, 都低于其他经济体。总体来看, 中国玉米具有较弱的贸易竞争力。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汇总整理。

3.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 (RSCA) 测度及比较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是由巴拉萨测算部分国家贸易比较优势时首创的国际竞争力测度工具。该指数是指某经济体某种商品的出口额占世界该种商品出口额的比率对于该经济体总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率之比。但该指数仍存在缺陷。首先, 该指数在0到无穷大之间选择了“1”作为参照点, 如果RCA指数值在0~1, 则表明一经济体在某产业没有竞争力, 如果RCA指数值大于1, 就认为该经济体的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这种偏斜分配指标在参照点两侧时基本没有可比性。其次, 在反映比较的变化趋势上, 该指数更加看重1以上的值。为了克服这些缺陷, 国外很多学者改进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将其对称化。

RCAij= (Xij/Xit) / (Wit/Wt) ;RSCAij= (RCAij-1) / (RCAij+1) , 其中RCAij为j经济体i产品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其值介于0到无穷, Xij为j经济体i产品的出口额;Xjt为j经济体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 Wit为世界i产品的总出口额;Wt为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RSCAij为j经济体i产品出口的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 (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RSCA) 。RSCA其值介于-1到1之间, 一般来说, 一种商品的RSCA>0, 说明这一时期该商品有比较优势, 其产业化程度高于同一时期的平均水平, 反之则相反。而且, 指数越大, 说明比较优势越大, 专业化程度越高。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汇总整理。

十大经济体2001~2007年玉米出口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结果如表3。由结果可以看出, 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指数, 总体上都接近于1, 说明两国玉米出口具有非常强的比较优势。美国、匈牙利、巴西和法国的比较优势指数总体上较高, 说明这四国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中国玉米的比较优势指数只有2001年为正, 其余年份皆负, 说明中国玉米出口基本不具有比较优势。德国的指数一直为负, 并且很低, 说明德国玉米出口完全不具有比较优势。在变化趋势上, 2001~2007年, 玉米产业RSCA处于上升态势的是巴拉圭和印度, 印度表现为曲折上升;处于基本稳定态势的有智利、阿根廷、美国、匈牙利、法国、德国, 只有中国玉米出口的比较优势指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中国玉米出口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地丧失。

4.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 三个指标测度的结果存在一些差异, 但总体来看, 三种测度结果却保持着大体的一致性。三个指数的差距并不影响本文所论述的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发展态势的评定, 因为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的测度, 无论是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还是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都表现出基本一致性的结果。综合以上测度结果及比较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十大经济体中, 玉米出口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是美国、阿根廷和法国;具有中度竞争力的是智利、匈牙利、巴西和巴拉圭;基本不具备竞争力的是印度和德国。

二是综合三个指标比较的结果说明, 中国玉米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国际竞争力, 这与中国玉米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称。

三、中国玉米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原因:基于“钻石”模型的视角

1990年, 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对10个国家的100多个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后, 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国家“钻石”模型。该模型已成为研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学范式。

国家“钻石”模型认为, 某经济体在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该国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使该经济体的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经济体之间在某产业的竞争, 应是经济体之间在“商业环境”方面的竞争, 决定这种“商业环境”优劣的主要因素:一是要素禀赋;二是国内需求;三是相关及辅助性产业的状况;四是产业组织。另外, 还有政府及机遇两个次要的外生的影响因素。这6类因素相互影响, 相互关联, 从而形成类似于“钻石”模型的作用机制, 如图1所示。

运用国家“钻石”模型可以对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中国玉米缺乏国际竞争力, 因此, 本文以国家“钻石”模型为分析范式, 对中国玉米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原因进行探讨。

1.中国玉米生产的要素禀赋不丰富

玉米属于耕地密集型产业, 中国耕地面积约1.2亿公顷, 但为了保障粮食安全, 中国每年玉米种植面积约0.25亿公顷。同时, 玉米的生长受到自然条件和气候的影响比较大。中国北方春播玉米区是玉米生产的优势区域, 是玉米的主产区和高产区, 但北方干旱少雨, 灌溉设施和水资源不足。北方春播玉米区尤以吉林省最具优势, 吉林的土质和气候非常适合玉米生产, 被称为中国的黄金玉米带。但吉林省中低产田面积比重较大, 约占耕地面积的2/3, 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旱灾危害突出, 遇到大旱, 就会大幅度减产, 甚至绝收。[10]总体来看, 中国玉米的要素禀赋并不丰富, 这是中国玉米生产发展的主要制约。

2.中国玉米国内需求水平较低

中国玉米的国内需求除种用外还有其它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直接食用的口粮;二是直接作为畜禽饲料或作为原料生产畜禽饲料;三是作为工业原料投入到新产品生产中去, 如加工淀粉、果糖、柠檬酸、赖氨酸等;或作为生产新能源的原料, 如生产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前两个方面属于低层次的需求, 第三个方面属于高层次的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肉蛋奶类食品的需求在不断加大。中国目前的玉米消费结构为:饲用玉米约占70%, 主食消费约占15%, 工业用玉米约占12%。[11]低层次的需求水平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粮食存在安全隐患, 从2008年起中国玉米深加工产品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也明确指出, “十一五”时期玉米深加工用粮规模不得超过玉米消费总量的26%。这种限制高层次需求的做法导致低层次需求水平比例过高, 将会对中国玉米出口竞争力的增强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3.中国玉米的相关及辅助性产业总体来看尚不发达

(1) 机械化程度较低。

中国玉米机械化程度比较低, 玉米的机械化收获与发达国家相比, 起步晚、水平低。美国是世界上发展机械化最早的国家, 也是玉米生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940年前后美国就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1945年实现了60%的农场电气化, 1960年前后已完全实现了电气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玉米生产已从机械化走向自动化。玉米生产机械化正朝着大功率、高速度作业、宽幅和联合作业的方向发展。目前德国的玉米收获 (包括籽粒和秸秆青贮) 已基本实现了全部机械化作业, 其种植方式多采取一年一季种植, 收获时玉米籽粒的含水率很低, 大多数国家均采用玉米摘穗并直接脱粒的收获方式。中国除个别大农场外, 在广大农村玉米产区, 种植、管理和收获装车等环节基本上都是手工作业。中国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进行玉米收获机械化的研制与推广, 但由于玉米机收技术难题难以突破, 玉米种植模式复杂多样化等因素限制了玉米生产机械化的发展。到2006年末, 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2.8%, 其中, 机耕水平达到59.4%, 机播水平达到58.7%, 机收水平达到4.7%。[12]

(2) 化肥、农药、农具等生产资料费用上涨较快。

近年来, 由于国内通货膨胀以及生产成本的增加, 中国化肥、农业、农具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这些直接或间接增加的成本传递到玉米, 造成中国玉米的成本和价格竞争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3) 玉米加工业不发达。

在美国, 玉米产品已有3500多个品种, 玉米产品也从食品、饲料原料成为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在国内, 以吉林为代表的几个玉米主产区已开始重视玉米加工, 把发展玉米加工工业作为提高玉米综合效益的主要途径, 并且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是从总体上看, 中国的玉米加工工业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产品结构单一, 多以饲料、原淀粉、酒精等低附加值的初加工品为主。而对广泛应用于造纸、纺织、医药、铸造、石油等行业的变性淀粉的深加工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玉米深加工业发展缓慢, 严重影响中国玉米深加工产品出口。

4.中国玉米生产规模小, 没能形成规模经济

目前中国玉米主要还是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规模效益低, 这是导致玉米成本高、竞争力弱的重要因素。玉米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 适于大面积机械化耕作, 对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 可获得较明显的规模效益。中国玉米主产区户均种植面积东北为0.67~2.0公顷, 其他地区0.2~0.3公顷, 而欧盟国家的农场规模平均可在20公顷, 美国一般在200公顷以上。[13]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便宜, 但由于经营规模小, 在相当多的地方, 田间作业仍以人畜力为主, 致使每一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仍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狭小的经营规模导致了玉米生产成本高, 降低了出口竞争力。

5.中国政府对玉米的管理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加入WTO后, 中国政府调低了铁路运费, 对谷物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降低港口费用标准, 鼓励国储低成本玉米出口等政策保障了玉米出口的利润空间, 但取消了玉米的出口补贴, 又阻止了玉米出口成本的降低。而美国政府对生产玉米的农民提供直接补贴, 补贴措施取决于玉米的市场价格和销售量两个因素。当玉米的市场价格低于1.8元/蒲式耳时, 政府就启动补贴措施, 销售量越大, 农民得到的补贴额度就越大。美国生产玉米的农民的收入约有45%来自政府直接补贴, 对汽油燃油中10%的酒精给予免税51%的政策优惠, 并给予一定的金融信贷等支持。OECD的统计显示, 1995~2003年欧盟、美国和巴西的生产者补贴等值 (Producer Subsidy Equivalence, 简称PSE) 年平均达38.05%、20.81%和11.86%, 而中国仅为12.26%。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对玉米的管理尚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6.市场区位和非转基因为中国玉米出口提供了机遇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是传统的玉米进口国家或地区, 在全球玉米进口贸易中占有相当大且稳定的份额。这些国家地区距离中国都很近, 在运输成本上中国占有很大优势。中国玉米是非转基因玉米, 而美国大部分玉米是转基因产品。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担心逐步升温, 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的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抵制逐渐增强, 美国玉米将失去部分国外市场, 这为中国玉米出口带来了机遇。

四、政策建议

第一, 优化中国玉米生产的要素禀赋, 降低玉米生产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尤其是要在良种选择、排灌、种植和田间管理等方面要有一定的突破。政府必须主动调整粮食战略, 利用绿箱政策加大对玉米生产环节的补贴, 如果中国的化肥、农药、柴油等农资价格下降, 中国玉米的生产成本也会随之下降, 从而增强中国玉米的出口竞争力。

第二, 要加强科学研究, 提高玉米的综合品质。通过育种途径不断提高养分含量, 通过发展食品加工业制成各种形、色、香味俱佳的食品, 增加玉米的适口性, 通过发展高科技检测技术, 提高玉米的商品品质, 扩大出口, 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形势。

第三, 改善中国玉米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发展, 为玉米的发展提供比较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加大对玉米机械化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 提高玉米生产机械化率。

第四, 应尽快组建若干家大型玉米产业集团, 向深加工、多元化、规模化方面发展。加强国际间的联系和交流, 引进发达国家玉米深加工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扩大玉米产业化开发和玉米深加工产品优点的宣传, 采用适当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投入, 大力发展玉米深加工产业。同时在玉米种植方面要逐步采取集约化经营的方法, 形成玉米的规模经济,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玉米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 完善政府对中国玉米的管理, 主要是要降低玉米的管理费用和税收。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玉米质量管理执法力度;还要加大对玉米的扶持政策及对玉米的投入力度, 从而为中国玉米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

第六, 稳固周边市场, 积极开拓潜在市场。紧紧抓住周边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市场, 积极应对这些国家对农产品进口设置的壁垒, 稳固已有市场份额;并要发挥中国玉米非转基因的优势, 积极开拓如南美洲、欧洲等对非转基因玉米需求的市场。

摘要：文章将中国玉米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与世界主要玉米出口大国进行比较, 从而对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 发现中国玉米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基于国家“钻石”模型范式, 从要素禀赋、国内需求、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产业组织及政府管理等方面探讨了造成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低下的原因, 从而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玉米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