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枫桥经验调研报告（精选8篇）

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第1篇

发展创新“枫桥经验”加强基层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根据县司法局的统一安排，我所学习了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通过学习了解，感到枫桥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楷模，他们的许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一、基本情况

枫桥镇地处“西施故里”——诸暨市东北部，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建镇史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镇域面积165平方公里，辖84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总人口9.6万人，其中常住人口7.6万人。2007年全镇实现生产总值19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995元，跻身浙江省发达乡镇行列第24位。

二、“枫桥经验”的主要特点

自1963年以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经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目前已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经验。“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是：努力化解矛盾，就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是：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一是整合资源，健全联创网络。建立健全联创网络，实行同

责、同权、同利；设立司法、调解、信访、维权等四个服务窗口，做到统一力量、统一办公、统一运作，形成了各个机构一个场所办公、各类案子一个口子受理、各项工作 一个目标的综治工作“大格局”，实行综治工作驻村指导员制度。

二是健全机制，规范联创轨道。枫桥镇主要建立健全了五个方面的机制，具体是：联勤机制、联调机制、联防机制、联治机制、联创机制，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党政领导，中心牵头、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规范联创格局。

三是创新方法，注重联创实效。建立干部维稳工作 “三包”责任制，实行分管领导“包线”，党政领导“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探索出一套预防和就地化解矛盾的“四先四早”工作方法。在安置帮教工作中，创造了“三帮三延伸”工作方法。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中，探索出了“抓住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抓住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抓住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抓住诉后环节，进行案例指导”的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实现了法院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三、学习收获

“枫桥经验” 历经45年不断总结和创新，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抓基层，打基础，紧紧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我作为政法战线的一名司法行政工作者，学习“枫桥经验”的目的就是，查找我镇司法行政工作的差距和不足，发展创新“枫桥经验”，推动我镇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增强司法所整体工作效能，提高服务党委、政府工作大局、服务于人民群众、服务于社会的能力。

基层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一线组织和前沿阵地。它和基层派出所一起，担负 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履行着法制宣传、法律保障、法律服务等重要职能。加强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对于加快我县依法治县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提高认识，增强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我们要把“枫桥经验”放到司法行政工作大局中去统盘考虑、整体推进，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用发展的思路谋划司法行政的各项工作，用发展的理念解决影响稳定的各种问题。一是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深化“三个认识”。要进一步提高对新形势下司法所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明确肩负的重要政治和社会责任；要进一步提高对司法所现状与新形势下任务要求不相适应问题的认识，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现；要进一步提高对执政为民、执法为民重要性的认识，把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筑牢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二是紧密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到“三个结合”。要把理清思路与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相结合；要把依靠国家、上级与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争取最大社会效益；要把上级的决策部署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逐步推进，务求实效。三是加强领导，务实苦干，抓好“三个落实”。切实把组织建设落实到位，全面把握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主动权；切实把作风建设落实到位，真正把司法所建设成设施完善、机构健全、人员充实、管理有序、工作规范、保障有力、职能作用充分发挥的基层政法组织；切实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尽快制定本地司 法所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方案和发展规划，全面提升基层司法所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二）明确目标，加快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步伐。

发展创新“枫桥经验”，我们要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强化基础抓落实，进一步实行工作重心下移，为基层基础工作提供有效保障。我镇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要以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中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三是量力而行，适度超前；四是积极推进，注重实效。

（三）开拓创新，狠抓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各项措施的落实。

发展“枫桥经验”，就要坚持以民为本，依靠群众，就要坚持完善制度，注重长效。根据我镇实际，重点从三个方面全面推进。

第一，加强业务建设，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活跃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第一位，进一步完善调防体系，健全人民调解工作网络机制，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努力探索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格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要建立紧急预警机制，有效控制矛盾纠纷。按照“预防在先，警示在前”的原则，建立了纠纷信息定期报送制度。健全排查机制，积极预防纠纷发生。强化调处处置机制，预防纠纷扩大升级。继续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稳妥开展社 区矫正工作。推进和深化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理等预防和治本工作。积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法律服务网络和机制，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领域，大力开展法律援助。充分利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资源，以“百姓说试点”为依托，逐步将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和社区矫正工作整合在一起，构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综合服务平台。同时，加强与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基层政法机关的配合，协调联动，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合力。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情报信息网络机制、疏导调解机制、齐抓共管机制和领导责任机制，全面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教育管理，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大力加强司法行政队伍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素质教育。进一步完善队伍管理体制，严把入口，畅通出口，建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要认真分析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发现和把握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找准司法行政职能与服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维护稳定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切实做到执法为民，以良好的形象和一流的业绩赢得全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科学规范所务管理，保障司法所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效运行。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坚持依法管所、从严治所，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要建立健全司法所人员守则、接待、文明用语、值班、办公室管理、内务卫生、廉政建设、行为规范、工作目标以及司 法所考核等一系列制度。

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第2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枫桥经验”到市域社会治理，这是一个由下至上连续性、梯度性、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体现了党在基层和市域两大区域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市域社会治理助推省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心意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市域”

“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多类范畴组合而成的全新体系，人们总体对其仍较为陌生。从成熟、成功而又相近、相连的“枫桥经验”着手，通过知识迁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属性，形成相融互促、同频共振效应，对深入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枫桥经验”是一种依靠和发动群众，以综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基层治理模式。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热词汇之一，其意为整合基层未有或不足的治理主体优势、资源优势和基础优势，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价值功能一致

“枫桥经验”的实质内核是“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就像一个稳压器，即使在遇到狂飙疾进的掘金时代，也能把外界紊乱的社会秩序过滤在本镇甚至本县以外。而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设计同样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努力使市域成为社会矛盾的‘终点’”。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以及大湾区建设等新型空间形式产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向市域汇聚。市域作为省域与县域之间的承接中枢，拥有比县域以下层级更多的“自选动作”、更足的治理资源、更大的治理空间和更强的治理能力等，在如何使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终结在市域、避免不外溢”上，既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殊途同归，又能够在新型空间态势下，依靠市域“主导者”身份和地位打通城市间、城乡间合作共治的“任督二脉”，形成区域更广、效果更佳的城市版“枫桥经验”。

(二)方式方法相通

“枫桥经验”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而来，面对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民，除了强调司法兜底作用外，更多是采用说理、调解、帮教、治保、矫正等柔性手段，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市域社会是一个兼农业时代“熟人”、工业时代“陌生人”和信息时代“网络人”于一体的混合型社会，治理对象来自五湖四海、线上线下，其社会层级、价值理念和利益结构错综复杂，因而治理方式方法更应像“枫桥经验”那样灵活多样，避免“一刀切”。xx指出，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需要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以及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纷争、规范社会行为，并且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等等。这些治理方式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枫桥经验”的身影，且在市域社会治理上进一步演绎为组织力、矫正力、控制力、动员力、辐射力等的全面贯穿、全方位渗透。

(三)成效作用互鉴

市域管辖人口多、地域广、各行政层级服务水平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此外，有些市与市之间还存在诸如水界、林权、矿产等纠纷，需要市域社会治理更具统筹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成功样板，其做法为市域社会治理夯实了基础，提供了素材，让市域社会起点更高、视野更阔。而市域作为承上启下的枢纽，既与省域和国家治理任务对接，亦对基层治理提供实质而强有力的统筹支持，促使优质资源和服务从城市“高地”流向基层“洼地”，形成以点带面、以城促乡带动整体性发展的良好格局。例如，市域的地方立法资源，可以进一步对发展已久的“枫桥经验”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设计，加快其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以此增强复制推广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力，避免“枫桥经验”内卷化、形式化、标签化。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课题，国家尚在谋划布局阶段，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不乏探路者。例如，xx“xxx”模式、xx“xx”

行动、xx人工智能化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也存在一些亟须破解的问题。

(一)风险预测预防不够

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农村向城市化急剧转型，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市社会结构失衡、资源能源短缺以及公共安全事故增多等整体性风险。这种主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早在xx多年前就引起xx关注，并告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面对风险，政府无论在认知还是行动上都存在“慢半拍”现象：

一是认知上缺乏现代化反思。

风险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政府迟迟意识不到其来临，或者以为风险降临也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须过度紧张。

二是行动上低效、失效。

风险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相互关联转化的叠加效应，“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因而需要通力合作治理。在现实生活中受条块分割、部门分化、多头管理等体制机制影响，各区域各部门“各为其主，各唱各调”，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乱象严重。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不仅不利于原生风险的防治，反而引发各种次生风险。

(二)基层治理基础不牢

基层历来是问题最为复杂尖锐的前沿地区，是市域治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社会变迁中，基层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缺失与失衡。

新时代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提高，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与市域自上而下的威权造成一种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在现有政治逻辑和权责倒置情况下，正所谓“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均衡性上“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民众需求。

二是基层治理缺乏整体性与可持续性。

基层政府面临的矛盾风险千头万绪，导致其“见树不见林”“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对于实在难以治理而群众呼声又极高的沉疴痼疾，往往只能以“空头支票”“口号治理”权宜性敷衍，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三是基层腐败侵蚀民众“奶酪”。

基层中梗阻、吃拿卡要问题虽然不如“大贪大腐”那样震撼，但会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基层扭曲变异，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因而群众对此不满情绪最为强烈。

(三)群众参与不足和无序

对于那些真正参与市域公共事务的市民群众，其根本动力不在于政府动员，也不完全出于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认同，归根到底源于斯密所说的“利己心”。即居民参与预期收益越大，成本越低，参与动力就越足，反之则越弱。如此看来，市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的快节奏，使等价交换、精致主义和功利主义渗入公共事务、社会生活中，效率与效能成为人们参与公共治理的标准，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参与过度理性化、功利化。体现在：一方面，在牵涉到责任与义务的层面，居民参与往往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难以形成“自发的秩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权力与利益层面又往往过于自私、非理性，“公共性”下降。

(四)数据化智能化程度不高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化智能化治理给民众带来了便利，然而也面临着诸多“技术利维坦”挑战：

一是数据信息挖掘难。

数字化建设是市

域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的基础，而对海量数据深度提炼和转化是项极其复杂的技术活，电子政务平台时而难以应付，需要倚重相关数据平台型企业，由此带来“数据垄断企业‘绑架’政府或操控市场的局面”。

二是“一地鸡毛”整

合难。不同行政区域、行政部门存储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物理性还是逻辑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问题，形成“数据孤岛”而难以开放共享。

三是技术发展异化产生“创造性破坏”。

政府过度依赖数据化智能化技术，甚至“唯数

据论”“唯技术论”，引发“技术恐惧症”。

三、以“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策略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与检验，“枫桥经验”展现出强劲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可建构性。鉴于“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并移植至市域社会治理领域，既是“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再创地方治理佳话的使然，亦是其“抛砖引玉”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的良方。

(一)坚持“党建统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力度

“枫桥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形式和内容也相应地发生多样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作为真正的“枫桥经验”，党建统领这一政治生命始终不变。从村支部书记xx带领群众“要文斗而非武斗”，到乡镇党委引领、党员带头的“大调解”格局，再到新时代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领头羊”“主心骨”。实践证明，“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地方，都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市域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目的是通过强化市级党委的统领，统筹推动权责人关系深度融合，对那些“触及灵魂深处”的制度性障碍和梗阻大破大立，对各机关部门的资源统筹调度，对经济社会运行以基层党组织为准星进行全面调节、再造和整合。以此推进条块分割制约、部门资源垄断、体制规则冲突、“灯下黑”等问题治理，形成“中心统筹、民呼我应”的现代市域治理体系。

(二)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处于一种“整合—分化—整合”的矛盾变迁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既非逆势而行亦非随波逐流，而是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矛盾变迁的实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适时调节两者关系，使矛盾在“易感”和“应急”摇摆中不过激，“就地解决”，从而更好“维系国家总体秩序”。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枫桥经验”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变革及其对变革成果的捍卫”的做法，同样适应于市域社会治理，助其在风险矛盾中前行：

1.深刻理解现代化风险的实质。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风险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发展过快过急，超出人的整体把控和应对能力，最终反噬到人类自身，呈现“飞去来器效应”。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强调以人为中心发展，推动人的现代化。一方面，当风险来临时，社会一切活动必须无条件服务服从于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战胜风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国的“治理之效”和西方的“治理之乱”即是例证。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即使风险“暂时”不爆发，也必须始终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人的素质能力全面提升，不去“招惹”风险，风险才不会降临。所以，偏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等于脱离人的现代化，在此情况下谈论市域治理现代化犹如“沙上建塔”，终将是人不断犯错，风险不断降临，所谓的市域乃至国家现代化一次次“坍塌”。

2.建立健全预测预警预防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这就需要未雨绸缪，提高风险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也即“枫桥经验”所强调的“

立足于早、立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在市域层面，需要通过改善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民生问题，从根源上减少非理性情绪;加强舆论导控和疏通，完善社会安全阀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协商、信访、听证、司法等机制体制，确保市民于合法性渠道内表达诉求;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促使治理工作更有活力更为精准，等等。通过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制度体系，从源头上减少不和谐因素产生和扩散。

3.动态把握和应对风险挑战。xx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

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鉴于现代化风险的巨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市域社会对于风险治理，已控或末控、历史遗留或未来将至、存量或增量，应建构一套科学的动态跟踪体系，主动加强对风险全程跟进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修正决策、回应风险。

(三)坚持“五治融合”，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的组合拳

时代在变，“枫桥经验”也在创新升级。枫桥人民积极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仓”：

1.以善治为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市域政府。善治是治理的目标，也是手段。俞可平认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欲达“善治”必先“善政”。因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关键是要自上而下以“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为标准建设和规范市县乡三级政府。通过“善政”建设，强化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各区域和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

2.以法治固根本，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硬约束。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强化法治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群体的多元、力量的博弈、利益的冲突、思想的碰撞等伴随市域社会治理始终，唯有法治能够凝聚“最大公约数”，以问题导向为抓手，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城乡治理难题，惩恶扬善，“破冰前行”。另一方面，发挥地方立法优势，将地方治理成功经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固成果稳预期利长远。

3.以德治润万物，树立市域社会治理新风尚。治理时空有界，道德力量无穷。“枫桥经验”诞生于枫桥绝非偶然，而是孕育和滋养于枫桥人源远流长的“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的传统”。启示市域社会在疾风骤雨的改革进程中尤其不能丢掉“根”与“魂”。要加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革命精神，在全市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进而提升人的内在道德，实现从“治心”到“治世”的治理飞跃。

4.以自治增活力，使市域社会治理既生动又有序。费孝通认为，法律是专门的、深奥的知识，在都市里普通人很难知晓种种法律，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因而需要律师、礼治、“去暴戾化”的无为而治、以教化为特征的长老统治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培育和孵化诸如“法律顾问团”“老杨调解中心”“枫桥大妈”“红枫义警”“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以拓宽市民群众公共参与的途径，降低定纷止争的成本，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5.以智治强支撑，优化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效能。以“智”图“治”谋“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打造一体化数据信息平台，推进各级各部门信息开放兼容、互联互通，更好用现代化科技感知民生态势、优化行政决策、提供精细服务。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以产权明晰推进数据型企业多元良性竞争，促使政府在向社会购买服务中既不被数据型垄断企业“绑架”，又能维系公共服务

“帕累托最优”。

(四)坚持“基层基础”，激活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基层社会蕴含着最真实火热的市井生活、最朴素实用的首创精神、最无穷尽的改革潜力动力。“枫桥经验”何以做到“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奥秘”在于“抓基层、打基础，依靠和组织群众”。市域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不在“市”，而在“基层”。要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通过“市”的统筹协调“杠杆效应”，撬动城乡、社区活力，以基层稳定促使市域平安。

1.减负增能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在减负上，划清权限，实打实开展基层减负降压，务实作风建设，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腾出更多精力干好分内事;在增能上，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提高基层政权组织“独挡一面”的能力。通过减负与增能双管齐下，在市域治理中把“枫桥经验”拓展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信访不出县，上访不出市。”

2.推动跨区域跨部门治理协作。积极探索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共治和事前、事中、事后三环衔接相扣的新机制新方式，对涉及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矛盾纠纷，要加强属地、属人和属事管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互动，推动形成“多元化”“扁平化”结构，提高基层应对复杂问题和形势斗争的整体性治理能力，真正做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乡镇吹哨、部门报到”。

让“枫桥经验”旗帜高高飘扬 第3篇

上世纪60年代初,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 坚持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 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并获得了毛泽东同志“要各地仿效, 经过试点, 推广去做”的亲笔批示。50年来, “枫桥经验”作为我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历久弥新, 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中, 依旧生机勃勃。今天, 我们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 把“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 让“枫桥经验”这面旗帜高高飘扬, 是各级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那么, 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好“枫桥经验”, 坚持好贯彻好“枫桥经验”呢?笔者以为, 重点要把握好三个方面。

一要找准路子。“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历久弥新, 焕发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 核心在于它回答了党执政后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做好群众工作这个关键问题。“枫桥经验”诞生以来, 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顺应形势发展要求, 不断创新工作方法, 丰富工作内容, 创造出了一系列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办法, 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有效经验。面对新形势和新矛盾, 要始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就必须牢牢抓住“枫桥经验”之精髓———“相信依靠群众”, 始终对人民群众保持一颗真心, 真心相信群众, 充分依靠群众, 才能畅通民意渠道, 得到群众的理解并引起共鸣, 赢得群众的信赖和尊重,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要放下架子。“不怕矛盾发生, 只怕信息不灵;不怕群众有事, 只怕干部不管。”诸暨市某领导在谈及“枫桥经验”时如是说。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 干部是关键性因素。领导干部如果高高在上, 独断专行, 在群众面前端着“官架子”, 同群众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 工作起来就会举步维艰。只有放下架子, 扎根基层, 情系百姓, 切实转变作风,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做到矛盾不上交, 责任不推诿, 尽心尽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才能及时发现问题, 就地解决问题, 真正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枫桥经验”萌发新芽 第4篇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司法部部长张福森，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翼平，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和浙江省领导李金明、周国富、王国平、张曦、章猛进、王辉忠、葛圣平以及省法院院长张启楣、省检察院检察长朱孝清出席了会议。

枫桥经验形成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

1963年11月，枫桥区社教运动试点基本结束，公安部派员赴浙江了解到试点中没有捕人的情况，即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公安部总结枫桥区的经验。11月22日，毛主席在报送文件上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963年12月，诸暨市公安局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介绍了枫桥经验。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极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批示》，批转了枫桥经验。从此之后，枫桥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发展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经验：党政动手，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化解矛盾，维护治安，促进稳定，保障发展。

伴随着40年风雨历程，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把握和继承枫桥经验的思想精髓，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在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上做好文章，把“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引入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把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赋予了枫桥经验新的内涵，使枫桥经验在反腐败的道路上建功立业。

枫桥经验的本质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是实施枫桥经验的目的所在。检察机关要做好预防这篇文章，首先要确立新的预防理念，即惩治腐败遏止职务犯罪不能以打代防，必须以打促防，以打固防；不能重打轻防，必须打防并举；不能孤军作战，必须整体联动；不能速战速决，必须深入持久。

“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依靠群众，实行群防群治”是枫桥经验对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形势下的创造和发扬，也是其经久不衰的重要法宝。该院借鉴枫桥经验在组织保障体系方面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网络单位协同作战、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的预防网络和工作机制，处理好党委统一领导与社会化大预防的关系，形成预防工作组织体系的核心。该院主动把预防工作置于党委的领导下，纳入全市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格局之中，积极谋划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路和对策，为党委开展反腐败斗争当好参谋、助手。同时积极争取党委、人大的重视和支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孟法明、副市长阮建明、人大副主任林朝松对该院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十分关心，多次参加有关会议，并在会上作出重要指示。

检察机关抓预防，只是社会预防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各个单位都具有了自防意识，那么必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形成专门机关预防与社会化预防良性互动的整体预防网络。自从2001年检察机关与金融系统联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以来，院里不断与金融系统各部门加强联系，主动上门访问，进行法制宣讲，以积极提供法律服务、解决相关法律问题等形式，取得被访单位领导的认同，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该市金融系统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通过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建立健全防范机制，违法违纪苗头明显减少，各项工作成绩显著。

“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建立一个反应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预警体系”，是枫桥经验“四前工作法”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及时发现和消除职务犯罪发生的隐患，该院积极探索建立一套完善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及时了解各网络单位的预防信息，消除他们担心“揭疮疤”、“被监视”等疑虑。预警机制的建立使该院有针对性地对这几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分析研究，开展预测性调研，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信息库。检察机关将1995年以来曾经查处或者虽未被查处但有前科的人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加以分类归档，储存于电脑中，并由专人负责管理，既有利于把握犯罪的新趋势、新形式、新特点和热点行业，以及案件多发部位和群众关注的问题，又为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了对策和方向。

对各类社会治安问题实行综合治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枫桥经验的又一法宝。职务犯罪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枫桥经验启示我们：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样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施社会综合治理，才能形成合力达到预防目的。该院的做法是：一是发挥职能作用，开展个案预防；二是发挥先导作用，抓实行业预防；三是发挥监督作用，实施专项预防；四是发挥潜在作用，加强宣教预防。

枫桥经验调研报告 第5篇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让人民做主，与各项基层治理相结合的同时，始终重视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党的引领力为基层治理指对方向，以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对标先锋模范，服从大局指示，使“枫桥经验”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成功方案而与时俱进，影响深远。

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因子，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枫桥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新，这给与了党的建设诸多启示：

强化党的领导可以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党组织。事儿干的成不成、事儿做的好不好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始终，这才是保障和统筹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可以“反转”形成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奋战在一线的堡垒，基层的党员干部则是奋勇向前的“排头兵”，增强党的组织号召力，使其能够服务群众、汇聚人心、防止风险、化解矛盾，这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枫桥经验 第6篇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华网杭州10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秘书长杨晶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等出席会议。

经验渊源“枫桥经验”之一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为此，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枫桥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此外，枫桥镇在健全普法工作网络的基础上，每年投入20多万元用于法制宣传教育，并对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坚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枫桥经验”之二 帮扶刑满释放人员。

五年来，枫桥2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好率达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还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

“枫桥经验”之三

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2平安建设

由来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浙江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使得生活在今

天的读者感到一头雾水。因为人们对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并不了解。按理新闻报道中应当有所交待，然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却是语焉不详。本人经过查找，终于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16页找到了出处，这就是《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内容抄录于下：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注释

后面有四条注释：

1.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枫桥经验传播各地25 枫桥经验传播各地2.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此件，指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

4.诸暨的好例子，指浙江省诸暨县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的方针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抄到此处，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枫桥经验”。于是再查地图，发现诸暨辖区内有个枫桥镇，猜想“诸暨的好例子”大概讲的就是枫桥的做法。经过这一番考证索引，算是对“枫桥经验”的由来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众所周知，自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始大力度推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枫桥经验”，难免带有极左思想，专政思维。读者只要对以上3、4两条注释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枫桥经验”的精髓，说到底，就是发动群众，加强专政。令人不解的是，本来是用于对敌斗争的“枫桥经验”，今天又为何挂上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招牌，这中间又经过了怎样的语义转换？

补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于1966年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72年3月26日于北京病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中国有“不因人废言”的古训。所谓的“枫桥经验”，虽然是谢富治总结的，但他当时还不是罪犯，而且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我们没有必要视其为“大毒草”。

浅谈枫桥经验 第7篇

一、从枫桥经验的历史去深刻认识内涵

（一）枫桥经验的历史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层面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全面恶化。印度在美国和苏联就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支持，最终爆发边境军事冲突；

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的经济暂时困难，加快实施其“反攻大陆”。因为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挫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困难的。在中国和国外的反中国的敌对势力认为推翻共产党新中国政权的时候，要尝试“和平演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教育和改造“四类分子”，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巩固政权，是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之一是把四类分子中的大部分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人民。中央明确，针对攻击报复和抢劫杀人、纵火、投毒这种刑事案件司法必须立即逮捕，而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当时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广大干部群众遵循中央的这一指导精神，没有逮捕一个人，就制服有违法行为的“四类分子”，创造“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深刻的内涵认识

坚持“枫桥经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核心和灵魂”，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追求和弘扬。初期，枫桥的治理经验是，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防止和化解矛盾源头，可以使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同时吸收“枫桥经验”中“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理念的同时，实现社会管理从“管理”到“服务”，要有针对性地对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

“枫桥经验”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于将“后处理”改为“事件前”，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一个社会的矛盾是不可预测的风险，并加强基层治理的风险评估可能是一个方面，“枫桥经验”是值得探讨的。社会风险评估不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到多学科的应用和多部门的协作。因此，借助现有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分析，为社会保障的综合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

最成功的经验是动员群众进行基层治理，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各部门在合作治理中要自觉地使用大数据，分析安全形势、部署任务在基层社会利用大数据进行群防群治这一举措的提出，是我国公安机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成功探索。从国情出发，目前中国仍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足，不能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动员群众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队伍建设，利用公安数据的历史数据，不仅缓解了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适应了警务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制度上来看，我国的群防群治模式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齐管共抓，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做好基层党建，优化社会治理

（一）落实基层党建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手段、方式的多元，努力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等“多元互动”的生动局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的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第五十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促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立“枫桥经验”的升级版，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获得幸福感。

首先要创建“红枫党建”品牌，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的能力水平。枫叶红大地，党建聚人心。枫桥镇打造“红枫党建”品牌为载体，以建设服务型党组织，选村党支部书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分别担任调解委员会主任，压实村级治理第一责任；

聚焦社会组织党建新领域，做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运用好党员亮分、亮牌、亮业绩“三亮”载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一片红叶，让每一个支部成为一树红枫，让枫桥党组织成为一片红枫林，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其次要建立基层综合管理平台，提高服务人员的能力水平。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四个平台”建设为龙头，以智慧防控为支撑，以优化公共服务为目标，构建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民生服务于一体，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实现信息汇聚、智慧派单、可视指挥、数据研判、留痕管理等功能的运行系统，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部再多跑一次、群众最多跑一次”，实现“一证通、办一生事”，不断提升办事办证服务的便捷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要创建精神文化新家园，全面提高治理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枫桥文化诞生了“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枫桥文化的丰富发展，形成了枫桥所特有的“枫桥精神”，这就是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大力推广“枫桥精神”，已成为枫桥人民群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大力弘扬传统道德文化，不断赋予时代新内涵，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弘扬阅读文化，提高人的文明素质；

弘扬孝义文化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弘扬不平等、良讼的理性文化，强化现代法治意识。弘扬地方文化，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现代生态文明观。加大对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开展农村文艺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会治理困境和优化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在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老问题，有的是转型期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方式上，也可能表现为制度化的缺陷。例如，伴随着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着高校扩招的社会失业问题，伴随着经济产业化和老龄化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乡三大问题。许多这些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如大量的上访者，增加或持续性犯罪无处不在，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表现为显性冲突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的一个大问题。

“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模型。该系统的运行和实施有赖于完善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并依赖于格式化的档案管理，使所有人和一切都能纳入这样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从枫桥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在该工作方法中,如何完善组织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一网络的核心仍然是充分动员社会各组织和干部群众，建立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一是需要高度政治责任感的领导队伍；

二是需要反应灵敏的信息员队伍；

三是需要责任明确的指导员队伍；

四是需要业务素质强的治调队伍，在此基础上才一能建立高度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苗头和不安定因素的预警机制。另外，“枫桥经验”的工作机制与格式化的管理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资料档案。枫桥镇实行的“一日、一会、一卡、一表、一活动”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信访渠道。治理方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尊重良好的传统和治理经验。此外，这一系列表格和档案不仅针对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而且还对管理人员本身形成约束。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枫桥经验”是著名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品牌，是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代国家领导人指示推广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是提高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方法。

标准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党的第十八次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制定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计划。标准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离开标准化，治理现代化无从谈起。枫桥经验证明了一个强大的创新实践，积极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工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更为细化的法律条款，因此可以把“标准化”建设作为基层“立法”的补缺，而浙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验田，先后涌现了许多具有实效性、知名度的典型经验，我们可以把“枫桥经验”这个全国有名的基层治理经验编制成更具操作性、普适性的工作标准，显然有着突破性意义与价值。

三、基层检察工作和法治模式的探索

（一）将枫桥经验放到基层检察工作中

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出现井喷式增长的新形势。特殊案件的处理已成为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建立专门的办案机构和特殊的办案机制，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符合世界司法发展的普遍规律。选择案例经验丰富、业务骨干和计算机辅助人员和互联网的专业知识，建立一个网络犯罪办案组，实现一种案例指导、案件调查、案件防控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和办案经验，研究者继承的积累，研究者还将确保人承担责任，合理的司法资源，从而降低目前司法机关普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小于。同时，要加强办案力量的专业培训。在特殊人员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可持续发展，后续的定向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企业，通过企业网络技术、财务等相关知识的培训，为检察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互联网法律讲座和研讨会、企业培训人员、企业人员的跟踪和指导，以实现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阐明办案的法律关系。

探索集约高效的出庭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单独犯罪或少数群体犯罪。灰色产业链和黑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往往会导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实现有效审判，是检察机关在“案多人少”困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可实行个案繁简分流，分类指控，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一是要注意诉讼前的沟通，参与诉讼，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意见，特别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告知他们可能的刑罚，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积极开展罪犯教育。在充分了解辩方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情况下，除按照犯罪内容分案外，还可根据庭审难度对案件分批起诉、分案处理，对于个别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案件定性争议大而可能影响开庭进程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各个攻破，以提高整个案件的庭审效率。二要注意庭前沟通，简化庭审。鉴于网络犯罪案件中有大量证据材料、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在起诉后首次与法院沟通，告知起诉方式，便于法院集中审理案件。充分利用庭前会议，解决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并就证据有无异议、是否申请调取新证、全案定性等争议焦点，明确控辩双方初步观点，为提高庭审效率打好基础，促使庭审实质化。

另一方面，枫桥经验是一面社会治理的旗帜。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形势，打击与治理并重是解决网络犯罪社会问题的最佳策略。检察机关要注意源头预防，深化社会治理，坚决杜绝“一抓一讼”的机械化做法。所以，我们应该更注重同步法制宣传，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结合办案活动大力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并建议和鼓励受害者网络公司利用其平台进行广泛宣传，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处理一系列案件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的“群发”功能，告知被害人举报、提交证据，发挥“社会人的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动性，便于后续办案。另外，我们应该主动回应社会的关注。随着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司法应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应该打破封闭的思想的情况下，认真开展调查和总结，以“一案一总结一建议”的方式，积极向案发单位和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检察建议，服务社会大局，回应群众期待，打造和谐共生的司法生态。

（二）结合枫桥经验后的法治模式探索

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蕴含着中国特色法治模式。

一是“枫桥经验”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与中国特色法治不谋而合。“枫桥经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与中国法治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枫桥经验”寻求的是一种比法律途径成本更低、时间更省、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矛盾解决方式。“枫桥经验”包含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它一方面是传统的教育管理，并且在“以和为贵”的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政治教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与时代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形成了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教育、集会、整顿等一整套政治途径。这些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社会和谐。

二是“枫桥经验”的实施与当地的人文历史环境紧密结合。一切现代法治都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和文化遗产作为基础。“枫桥经验”诞生于中国的基层，成长于中国发展的潮流中,它在自觉地整合、维护、发展、创新这样的经验,它是一种注重自身传统和经验、注重点滴积累的思路,这也正是是法治的内在要求。长期保持中国传统，维护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就是尊重法治。每一次的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都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社会传承、文化脉络、公民意识和政治底蕴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枫桥地区这么悠久的人文历史传承,“枫桥经验”也不可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能展现新的内容和风貌。“枫桥经验”的做法，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本土资源，它继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和谐”，并结合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技术，实现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统一协调系统的法治建设。

三是“枫桥经验”的实施是动员群众发扬民主。“枫桥经验”初创时期对“四类分子”的帮教转化,是将“四类分子”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依靠群众开展的帮教转化工作。近年来，枫桥经验在创新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全面管理上，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实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在新时期把富人减少冲突，通过组织群众预防冲突，在解决群众矛盾的服务新理念。它的实施手段自始以来都是惊人的一致,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让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到与身边的事务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四是“枫桥经验”实施过程中的强烈的政治性“枫桥经验”所蕴涵的中国法治模式是政治运作的衍生品。“枫桥经验”以政治权威为后盾,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它也是人民群众在解决各种矛盾、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过程中创造的智慧结晶。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无论是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动员或自下而上的自治，都是服务于中国法治、中国政权。我们在实践“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培育起民主自治的土壤和传统,使这种经验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本能,逐渐形成用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的基础。

总之，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推动工作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按照党建引领的要求,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为人民生活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牢记人民是最好的老师、群众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发挥好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善治。注重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篇二】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记者再次探访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时，发现它的内涵在新时代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如今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按部就班已经远远不能跟上世界变迁的步伐，“枫桥经验”的红旗在遍插全国的大街小巷之后，锐意进取的浙江诸暨人，则紧跟时代脉搏，再次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枫源村通过“全科网格”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微事不出格”；

诸暨市创新实施流动人口多元化融合式、信息化一站式、集约化旅馆式、网格化标配式“四化四式

”服务管理新模式，有效地减少了安全隐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融合；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则走得更远，用户只要使用一个账号登录平台，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纠纷特征，选择多种纠纷化解方式，真正做到“一次也不用跑”。

更加的接近群众，覆盖也更加全面无缝隙，网络工具率先使用，更便捷、更高效。走在前沿的浙江人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在基层综合治理上，我们不仅要学会苦干实干，还要学会敢干巧干，能干会干。不断的摸索和总结，提炼和提高，找到好方法并付诸实施，施惠于人民群众，切实提高综合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网格化现在基层都有铺开推广，但是网格员是否都能做到“全科”，这就不容我们太过乐观了，流于表面，敷衍了事，业务不精，混水摸鱼等等现象，我们都应该加以清理，要把网格做实、做透，做到真正的能服务于网格内的群众，“全科网格员”要能做到大家随呼随应、随叫随到，并且业务精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切实的服务群众。

另外浙江的网络化应用确实先进，更集约、更高效、也架设了更高端的资源整合系统，对群众的矛盾纠纷化解需求更有助益。因此，各地应尽快学习，尽早架设类似系统，让群众的需求能通过网络更便捷的找到服务窗口，更精准和全面的为其透彻分析，以方便其选择，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

【篇三】

56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在当下，学习枫桥经验，仍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我们不止要学习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髓，深入人民群众，将基层工作与群众利益相结合，更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工作实际化、速度化、透明化，做到让群众真心满意。

枫桥经验的灵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由无数的共产党员通过实践证明了的。贵州息烽县温泉镇政府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下应该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通过不断完善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党委班组带头深入村组、深入群众，要求包村干部每周到村组走访村组干部和群众最少2次以上，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管是不是自己分管领域内的群众诉求，一律要认真记录，并向具体责任领导和部门进行汇报，力争把每件事都具体落实，坚决杜绝群众诉求被踢皮球、无人管无人问的现象。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党民鱼水情。

枫桥经验的重心在基层建设。基层历来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难点所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必须把基层工作责任具体化、透明化。力促各部门团结一致，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的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以群众利益为起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把自治、法制、德治作为根本方式，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处理矛盾，避免矛盾升级，构建基层社会善治体系，努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把各类矛盾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枫桥经验的关键是民生。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将民生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群众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社会矛盾必将大为减少；

衣食足是礼仪兴的基础，只要群众能够享受到民生改善带来的福利，公民素质的提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全民素质的提升必将使他们在处理矛盾时必将更加理性，把脑海中违法的因素消灭在襁褓里，使矛盾纠纷就地合理解决成为现实。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发展。说一千道一万，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就要学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只有本着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念，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和认可，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篇四】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是源于浙江诸暨、闻名全国的政法工作旗帜和基层社会治理典范。“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是“矛盾不上交”，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化解了大量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为国家和社会减轻了压力。由此，“枫桥经验”也从早期的社会改造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转型为社会治理经验。

2013年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为“枫桥经验”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久盛不衰，关键就在于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依靠好群众、发动好群众、凝聚好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既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也是不断考验党引领和组织社会能力的过程。

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枫桥的干部群众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构建交流、对话和沟通的平台，在国家和社会、党和人民、政府和公民之间探索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实现纠纷解决在基层并使民主、法治在基层扎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一，加强自治是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有其内在复杂性，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复杂，治理方式交织，区域性地方性特征鲜明，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要顺应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应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域情、体现时代特征、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乡村群众自治制度。这里面，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现形式，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加强法治是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方向指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依法界定其职责范围，实际上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要依法赋予并保障村民自治权限，划定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边界，逐步营造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第三，加强德治是重要引擎。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沉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推己及人、行为适宜、遵守规矩、谨守本分、明辨是非、温和友善、诚实守信、忠国爱家等传统美德。同时，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乡村文化，塑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道德标准。通过道德标准体系的完善、乡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树新风，营造乡村德治氛围，维护乡村德治秩序。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吸收优秀德治传统。早在明代，王阳明就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的观点；

顾炎武更是强调，“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

法令繁而教化亡，则机变日增，材能日减”。这些发人深省的观点提醒世人：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关注良好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养成，要关注法律的本质在于引导和教化人们走向更高的道德水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不断完善既有的制度规则，也要注重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传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

信息化时代，做好网络管理工作既是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也是不断创新发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契机。网络舆论是网上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当特别重视平台治理。平台是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在不断进化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发挥着规制和引导作用，而且正从网络走向现实。平台治理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深刻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的发展变化，并形成了一种互动乃至紧张。在一些平台治理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平台权力甚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加之公权和私权存在交叉，虚拟社会平台权力正不同程度地侵蚀着国家的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个模糊地带、交锋地带，正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矛盾所在。由此，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动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管理承担了绝大多数社会治理任务。但社会治理不仅是加强社会治安和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和控制，还必须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要让渡一定的空间给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尊重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自治逻辑。

就此而言，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的力量。其中，首先当然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重点包括推动党政部门的职能转变，让党委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执政能力建设、行政服务水平提升。

进一步来看，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平执法等平面工作上；

动态层面的社会治理，则需进一步发挥群众参与。事实上，随着社区成员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社会秩序的管理也要走向多元化治理。只有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合理的引导和培育，各类自治组织才能在社会建设中焕发持久活力；

只有通过社区民主自治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进而实现治安管理和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篇五】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新时期，学习“枫桥经验”，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处理方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避免矛盾升级，维护良好社会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基层建设。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难点和希望所在。针对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较浓问题，要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使其回归本源；

针对群众自治组织体系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要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更好发挥群众自治功能；

针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强、渠道不畅问题，要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推进基层议事协商制度化，鼓励群众“说事、议事、主事”。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风险防控的能力。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从源头上防范矛盾风险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要把社会治理的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段控制、前期处置上，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铸就“枫桥经验”的升级版 第8篇

践行“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理念。50年前,浙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50年来,浙江枫桥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地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不动摇,随着形势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对于提升和指导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弥足珍贵。“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审视“枫桥经验”,就是以创新的思维不断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把“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融入到实际工作的各方面,我们就能够不断放大“枫桥经验”效应。今天,我们学习“枫桥经验”,就是要在新的历史阶段,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好,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进一步凝聚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学习“枫桥经验”,就是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理念。在政法工作中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主动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因时因地不断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机制,全力提升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践行“枫桥经验”,贵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作为省会城市的政法机关要继承和发展“枫桥经验”,真正铸就“枫桥经验”的升级版,必须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上开动脑筋,从创新理念、完善机制入手,不断提升推进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三大建设”,着力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水平,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一要牢固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惠及百姓的理念。发展依靠群众、发展的成果最终要让人民共享。努力使广大群众从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二要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不稳定问题的重大事项,都要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程序。三要完善工作机制。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最大限度地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主动权。作为省会,要把多年总结“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经验用足用活,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期。四要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把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这是“枫桥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有效预防社会矛盾的重要法宝。这就要求我们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预防化解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社会矛盾,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群众对自身利益最关切,对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存在的症结最清楚,解决起来最有智慧。要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

践行“枫桥经验”,贵在加强正面引导。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这为我们宣传、践行“枫桥经验”,加强网上舆论正面引导工作,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工作主动权指明了方向。一要认清肩负的责任,正视面临的挑战。自觉做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教育和引导群众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统一思想认识、增强“三个自信”、焕发干事创业的工作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跨越超越、建设幸福石家庄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二要加强舆论引导,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社会舆论对公众情绪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不断提升与新媒体的沟通能力。要运用互联网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增强宣传舆论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和传播力、影响力。三要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的作用。学会运用网络、微博、微信、QQ群等,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化解民忧提供新渠道,为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供新平台。四要健全联动机制,提升引导实效。要教育引导广大干警,特别是政法宣传干部深刻认识网上舆论跨地域跨时空跨行业的特征,健全网上舆论工作联动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的放矢引导网上舆情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