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社会记忆

档案与社会记忆（精选10篇）

档案与社会记忆 第1篇

西方哲学试图边缘化或“抹掉”的关键事物之一就是交流的“符号”或意义……这表明西方哲学追求“没有表达的纯粹存在”的愿望, 或者说它想对现实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却不愿过多考虑交流过程对我们所知事物的影响。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 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

这种隐形的幽灵般的档案活动也反映着档案专业的一个传统观点, 即档案是自然、客观、中立的。然而, 我们是否想过这些档案是怎样得以留存并进入档案馆的呢?

加拿大著名的历史学家乔伊·帕尔 (Joy Parr) 曾提醒史学家注意:历史诠释始于他们在档案馆阅览室打开档案盒那一刻。从某个档案盒里史学家只选取阅读某些案卷, 只注意某些作者、群体或地区, 只摘录或复制某些文件, 然后他们利用这些被选取的特权文件进一步片面地打造某一特定的叙述和诠释框架。

实际上, 现实情景远比帕尔描绘的令人震惊。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 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 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这是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家之间最大的沉默, 它被称为档案鉴定。

史密森博物研究院美国历史博物馆信息技术文化专家史蒂文·卢拔提醒我们:“必须视档案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必须视档案馆为权力的场所而非权力的记录者。档案不仅仅记录文化行为, 也从事文化行为。”

档案工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2篇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而做出的新决策，它必将成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原则和终极目标。而档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活动中的真实记录，它具有文化存贮作用、资政决策作用、文化传播作用、社会调节作用、凭证作用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包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档案工作在内的各项内容。因此,档案工作应主动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整合资源，协调关系，积极参与，加强宣传，真正发挥档案工作“四位一体”功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当前档案工作面临的形势

一是人才队伍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在基层综合档案馆中，真正具有档案专业毕业的人才极少，绝大多数是从其他企事业单位中调进来的。因此，在档案工作队伍中，文化知识结构不合理，思想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的精神。

二是档案信息化建设任重道远。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的强劲推动下，正以惊人的速度跨入“信息时代”，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利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电子文件。电子文件的产生，决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型载体档案的诞生，而且也标志着人类记录信息、承载信息、传达信息、留存信息和开发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

是纸张发明和近现代档案学理论产生以来，在档案工作等领域里发生的最剧烈的一次变革，它直接影响着档案工作的运作、方式、基本理论及思维观念。

三是资源共建与共享已成趋势。资源共建与共享是整个社会信息存贮、传播事业的理想境界。现阶段档案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宏观规划和管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热衷于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满足陶醉于自给自足的古代档案库、藏书楼的收集观念，并依然影响着当前的档案收集工作；有的地区、部门的档案馆（室）不顾档案利用中的全局利益和档案保管中的社会总成本，相互争抢 ；有的档案馆（室）之间，特色不明显，却又有大量不合理的重复，你有我也有，你无我也无。

加强开发与利用，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这既是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又是充满风险的“矛盾凸显期”。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重要。档案工作要从多方面入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服务。

1、要服务公众，为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要形成民主法治离不开群众的参与，离不开群众了解政策的需求。档案部门不是立法机关和重要的执法部门，而是保存党和国家重

要档案的基地。党和国家形成书面文件的方针、政策由档案部门保管，是当地的政策文件存放中心。要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开放档案，让群众可以查找到所需要的政策法规，使群众知法、懂法、用法、守法。档案开放不能落后于群众的要求，要及时地走在群众需求之前。

2、建成教育基地和文化休闲场所。发挥档案的文化存贮作用，社会教育作用和文化传播作用，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向社会提供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利用档案部门丰富的档案资源，把档案馆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作为广大中小学生和市民接受传统教育的场所，激发他们爱党爱国的热情，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利用档案资料做好编研工作，除为有关单位提供服务以外，还可以编印反映当地社会发展历史、社会文化、社会风尚等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传统。

档案部门不能只看重于档案的保管和查阅，而要把档案馆办成市民文化休闲的好去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人不满足于给他们提供编研材料，而是自己要作一些了解，搞一番研究，进行历史探求。档案工作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创造条件把档案馆办成市民休闲文化的好去处，为市民创造精神生活的场所。

3、做好专题档案工作，为社会提供服务。专题档案是针对性非常强的档案，往往是利用率非常高的档案，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对社会和个人矛盾纠纷的解决，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像土地证档案、房产档案、婚姻档案、山林权证档案等，这些档案的保管和开放利用既可以维护群众利益，又可以疏导矛盾，起到顺利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安定社会的作用。

4、创新服务，促进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档案工作面广量大、触角深，做好档案工作要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在做好经常性档案工作的同时，档案工作要不断创新，要把档案工作伸向现在社会上热点、难点问题的档案，为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社会矛盾服务。做好热点、难点问题的档案，为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帮助。做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建档案、环境保护档案、土地档案。做好促进社会各群体间关系调整的档案。做好社会保障方面的档案，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服务，保护弱势群体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维护弱势群众的生存权，保障他们的尊严和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档案工作要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资政决策服务，促使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使之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年5月出版

2、《档案管理培训教程》

3、《胡锦涛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会上讲话》

4、《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云南》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年12月出版

档案与社会记忆 第3篇

摘要：档案馆尤其是国家综合档案馆作为传承社会记忆的文化机构，其资源建设应该包括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内容。基于此，本文提出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法理依据，并针对其建设现状，从法规化、标准化、集中化和数字化等方面，提出国家综合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档案资源建设

Abstract： The archives especially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archives as the cultural institutions of inheriting social memory， its construction of resourc？ es should include the contents of national archival document heritage. For this reason， the dissertation proposes legal basis of the national archival docu？ ment heritage resourcesconstruction， and in view of the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rogram？ ming， standardization， centralized and digital， put for？ war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 sive archivesnational archival heritage resourcesconstruction.

Keywords： Archives；National archival document heritage；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resources

我国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民族文化，留存丰富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载媒介承担着传承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记忆的社会职责，是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探讨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问题，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推动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的发展。

一、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法理依据

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档案馆尤其是国家综合档案馆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有四大法理依据：

（一）传承人类社会完整记忆的需要

世界记忆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记忆，它对保护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实现本民族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档案文献遗产是世界记忆的主要部分，也是最容易遭到破坏的部分。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其目的是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中规定的保护和保管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其中所指的文献遗产具体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档案馆作为传承人类社会历史记忆的主要文化机构，其馆藏范围涉及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诸多方面，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各民族社会历史记忆的传承媒介，应是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馆传承人类社会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2条指出：“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1]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属于历史档案的范畴。我国历史档案的构成主要有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历史档案，此外还包括民族历史档案。[2]因此，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是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承载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三）档案馆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10条规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档案馆承担的工作任务”中的第1条就是“收集和接收本馆保管范围内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3]2011年11月21日签发的《国家档案局第9号令》第3条规定：“新中国成立前本行政区内各个历史时期政权机构、社会组织、著名人物的档案列入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4]地方各级档案馆也对馆藏档案范围作出规定，如《云南省档案条例》第11条规定：“综合档案馆负责集中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各种门类的档案，并向社会提供服务。”[5]《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条例》第七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多门类多载体的档案，并为社会利用档案提供服务。”[6]可见，这些规定都赋予了档案馆保护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社会职责。

（四）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需要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档案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人民群众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是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维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依据。”[7]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是各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它传承着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因此，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纳入档案馆资源建设范围，可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第一手的原始档案材料，作为了解各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真实状况，制定切实方针政策，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据。

二、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现状分析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1960年8月25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作重要讲话，强调开展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并对这一工作开展提出了具体的方针政策。这次会议在全国提出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工作问题，对开展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抢救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987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在昆明召开少数民族档案史料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内涵、外延达成明确共识，厘清工作思路，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工作具有促进作用。此后，我国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发展迅速，资源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政策法规建设工作初显成效

2001年5月1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条例》；2007年9月29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通过的《云南省档案条例》；2007年10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档案条例》；2009年11月27日，甘肃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甘肃省档案条例》；2010年10月1日，西藏自治区施行的《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等，都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或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列入国家综合档案馆管理范畴，从而为其资源建设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规保障。

（二）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云南省档案馆长期重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工作，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方面成效显著。馆藏有贝叶经、折叠经等傣文档案；佤族土司档案；《段氏家谱》和《滇南段氏世系》等白族家谱档案；《东巴经》等纳西族历史档案；以及拉祜族、基诺族、哈尼族的结绳、刻木记事和数豆计龄用的木、绳等。近年来，更是加大对云南无文字少数民族、特有少数民族和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抢救工作的力度。还与文化、文物主管机构联合开展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接收征集工作，将第一手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征集到档案馆进行集中保存，共保存汉、彝、傣、藏、白、纳西、拉祜、基诺、哈尼、傈僳、瑶等民族的各种载体档案572个全宗，105万余卷（册）。此外，各民族地区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也取得丰硕成果，如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鄂尔多斯市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突泉县档案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档案馆、呼伦贝尔市档案馆等所藏蒙古文历史文书始自元代，共计151292卷（册、件）。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有藏文历史档案共90个全宗约300多万卷（册）。贵州黔南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征集到的水书档案文献遗产2万多册。

（三）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资源建设工作逐步开展

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为例，西藏档案馆通过扫描、拍摄等方式，将馆藏珍贵藏文文书、经卷、古籍、印章等藏文历史档案转化为数字档案文献，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数字化藏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通过馆内阅览、网络查询服务等方式进行档案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极大地拓展了藏文历史档案信息的传播利用范围，促进了藏文历史档案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同步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还处于起始阶段，一是许多档案馆尚未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纳入馆藏资源建设范围，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尚属空白；二是部分开展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管理工作的档案馆，对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构成类型缺乏明确认识，没有完整的资源建设规划；三是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欠缺，缺乏分类整理、技术保护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理论指导等。

三、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亟待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法规化建设工作

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法规建设工作的核心就是以档案法规的形式，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纳入档案馆的工作范畴。其现实意义在于：一是以档案法规的形式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纳入档案馆工作范畴；二是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列入档案馆工作规划，统一开展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征集、分类整理和发掘利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对档案的界定已从宏观上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纳入国家档案财富的范畴。在地方档案法规建设方面，《云南省档案条例》、《甘肃省档案条例》和《西藏自治区档案法实施办法》等也将民族档案文献列入管理范围。如《云南省档案条例》第20条规定：“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记述和反映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8]《甘肃省档案条例》第20条规定：“综合档案馆向社会征集本行政区划的历史档案、地方特色档案、少数民族档案和名人档案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和配合。”[9]而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民族地区的档案馆尚未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

（二）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我国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管理工作尚属起始阶段，档案馆对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本质特性、类型构成等缺乏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因此除了将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际工作以外，国家档案局或省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尽快制定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资源建设标准。其标准的基础内容可以是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类型构成，以解决征集工作的对象类型问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标准化建设工作中还应注意两点：一是标准体系问题。这一标准体系应包括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征集标准、分类整理标准和数字化建设标准等；二是资源建设的汉族档案文献遗产管理问题。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在历史上形成大量反映其民族历史、源流和习俗等方面的档案文献遗产，如何将其纳入资源标准化建设范围，开展征集整序工作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集中化工作

征集工作是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集中化工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先，依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标准化建设的征集标准，明确征集范围与类型，本地区的民族文书、古籍、金石（包括部分实物或拓片）、印章、木刻、贝叶，以及民族口述档案文献遗产等都可征集到档案馆保存。其次，对散存各单位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接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11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10]将散存在文化机构、政府民族事务机关、社会组织等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原件接收到档案馆珍藏。再次，重视民间散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征集。需要注意的一是要保障征集经费，基于《物权法》和《档案法》的相关规定，征购仍是现阶段征集工作的主要手段；二是新技术征集手段的应用，对一些暂时征集不到的档案原件，尤其是口述民族档案，采用复制、拍摄、摄制、拓片等方式保障其完整性。

（四）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建设工作

2002年以来，国家档案局先后发布了《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印发《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等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的具体内容。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数字化资源建设是档案馆信息化工作的一项内容。这项工作亟待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数字化问题。目前，许多机构都研发出少数民族文字应用软件，这些软件的开发为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二是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管理软件的研发使用问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资源管理可纳入档案馆综合管理系统，也可研发专门的软件进行管理，以便有效保护和发掘利用。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规划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项目编号：10&ZD1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3][10]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6，（20）：769-773.

[2]华林.档案馆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0-31.

[4]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2，14：87-88.

[5][8]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云南省档案条例[EB/OL].[1997-08-01]. http：//www.ynda. yn.gov.cn/.

[6]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条例[EB/OL].[2001-08-01].http：//www.ln.gov.cn/zfxx/ fggz/gszfgzbg/nx/201004/t20100406_512566.html.

[7]国家档案局办公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

[EB/OL].[2014-10-14].http：//www.saac.gov.cn/zt/ 2014-05/04/content_44880.htm.

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新释 第4篇

史学界关于口述历史的研究由来已久:二战后,英美等国主导的口述历史研究开始刮起一股暖流;迄今为止,口述历史研究遵循一定的研究方法与程序,其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相形之下,口述档案研究兴起的时间较晚。口述档案是研究者与研究机构(或组织)对口述者进行采访,并通过某种媒介记录其内容,整理得出的系统性信息以备后人借鉴、采纳。口述档案作为传统史料的有益补充,使研究者为民众呈现出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与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因此,口述档案对构建社会记忆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巴黎召开,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夏尔·布莱邦特(Charles Braibant)提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此后,档案研究逐渐被赋予记忆性质。

1980年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伦敦召开,时任肯尼亚国家档案馆馆长梅那·卡哥姆贝(M.Kagombe)在会上作了《口述史与档案》的报告,首次使用“口述档案”一词。我国学者对“口述档案”概念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1]:黄项飞认为,最早可追溯至1984年出版的《档案术语辞典》,由国际档案理事会主持编纂,其中列出词条Oral Archive(s口述档案)。我国档案出版社据此于1988年编译出版《英汉法荷德意俄西档案术语词典》,对“口述档案”做出诠释:对个人有计划进行的采访,形式通常体现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2]71。王茂跃指出“,翻遍《英汉法荷德意俄西档案术语词典》,并无‘口述档案’这一术语,仅有‘Oral History’的对应中文词条‘口述历史’……可见,Oral History是口述历史,并非口述档案……口述档案就其概念的缘起仍值得商榷。”

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开始关注档案与记忆关系研究。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第一届中国档案学博士论坛,其主题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2007年,上海大学档案学系“东方讲坛”系列学术讲座之“档案文化与社会记忆”,探讨“档案记忆观”。

二、口述档案与社会记忆关系论

口述档案记录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知情者在事件发生后对该事件的回忆,其真实性表现在:一,口述对象是某事件的相关人物;二,记录过程是真实访谈得出的结果;三,整理成果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口述者讲述的内容。口述档案与口述历史、口头传述、音像档案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口述档案与口述历史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上极为相似:口述档案更注重对口述材料鉴定、归档后的史料,口述历史则针对口述内容进行研究。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成立标志着口述历史的兴起。

口头传述(Oral Tradition)通常诞生于无文字的部落或族群,以口头相传的方式在若干代人中流传,因而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消亡。其社会功能一般包括两点:向文化群体灌输价值观,说明当前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3]262-266。口头传述是祖辈们过往的某种经历,可能距今时间相隔已久,因此与口头档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音像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个人从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军事等活动中形成以音像方式档案为载体、辅以文字说明、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4]480。档案工作者对口述访谈过程中的录音、录像材料、拍摄照片等进行整理归档,形成部分音像档案;但整理出的文字内容不在音像档案的范畴内。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最早提出“社会记忆”(或称“集体记忆”)理论,他认为人类的记忆是由当下的现实情况而对过去进行重新构建,因而取决于人类的需求、利益、观念等[5]80。保罗·唐纳德(Paul Connerton)则认为社会记忆由纪念仪式与身体习惯得以传承,是为维系社会秩序而存在的,因而掌握权力的当权者决定了社会记忆的内容[6]14-16。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把社会记忆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总和”,“感知、诠释自我的过去及自我所属之大我群体的过去,其出发点是个人与集体的自我认同,是人类着眼于未来、决定行动的肇始”[7]4。

口述档案通过口述、撰写回忆录等方式,把历史人物头脑中潜在的、不为人知的信息,转化为显性的、具有社会价值的历史记录,代代相传,从而维护国家民族完整、延续的社会记忆。因此,口述档案是对个人记忆的梳理,是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间的枢纽、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桥梁,是社会记忆建构与社会记忆传承的基本保障。

三、口述档案构建社会记忆价值论

学者们日益关注“档案记忆观”这一议题的讨论,“口述档案具有构建社会记忆的重要价值”作为一种核心观点,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构建社会记忆,不仅需要重视传统史料还原历史真实的属性,还必须注重口述档案对社会记忆的价值。口述档案对构建社会记忆产生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呈现社会全貌。口述档案打破传统史料仅重视官方机构的格局,赋予历史研究全新的视角:由国家机构的历史转向人的历史,由帝王将相史转向普通百姓史。社会记忆的最基本来源是个人记忆,因而其构成应该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记忆,这意味着需要重视社会上层研究,更需要重视弱势群体研究。弱势群体研究如贫困人口社会史调查、妇女口述史研究,现象研究如自然灾害研究,通过特定人群口述历史研究,可以一窥饥馑、瘟疫等社会现状,从而关注不被纳入主流历史研究领域民众的真实生活面貌,使其观点、心声得到倾听,把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纠正传统史料中的一家之言、偏颇评价,赋予社会记忆一种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因此,后人在反观历史之时,具备了社会大众这一全新视角,使社会全貌得以展现。

真实还原史实。历史研究须借助一定的史料。口述档案将散落的个人记忆予以整合,弥补传统史料的空白点:口述者作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以个人视野讲述所亲历的事件,给后人获取某段历史提供真实的信息,从而了解该时段的国家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准等。因此,对史学研究与社会记忆而言,是必要的文献补充,尤其在战乱、动荡的年代,口述档案显得极为关键。譬如,二战期间时局混乱,战火焚毁许多文献;战后,欧美一度掀起口述历史的热潮,研究者通过此种方式,记录、对比战前与战争期间民众的基本生活,还原了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使民众构建起对二战的社会记忆。

互证文献真伪。“孤证不立”作为考据学中的重要原则,是指通常在一个事例的情形下不能断定某件事情的成立。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口述档案比对考证研究。假如某位口述者讲述了某一事件,而该事件无法得到其他口述者的回应,且在传统史料中无法找到相关证据时,这种孤证可能因其独特的视角而有价值,但无法确定该事件的真实与否,较为折中的方式是将其搁置,以备日后由其他证据对其进行论证。强调口述档案构建社会记忆价值的同时,仍需注重传统史料的价值,口述档案与传统史料互证真伪,使“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的六要素记录形式饱含感染力。

鲜活社会记忆。口述档案以“人”作为研究素材,折射出历史活生生的一面,承载着口述者的鲜活回忆。口述档案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使社会记忆整体框架具有完整性、鲜活性的价值:口述档案中反映的生动场面、鲜活记忆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中记载的大事件,却以录音、录像的多样形式,在“信息时代”、“视听时代”绽放其独有的魅力———以不同于档案原件的形式———使公众更容易接受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口述档案梳理出的文稿在力求最大程度还原采访基础上,对口述者的口语、方言等予以保留,这种喜闻乐见的口述档案范式鲜活了社会记忆的表现方式。

摘要：口述档案是一种新兴的档案形式,作为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在开启民众对历史的社会记忆、再现千钧一发的历史时刻、重构莫衷一是的历史事件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口述档案,社会记忆建构,价值

参考文献

[1]黄项飞.口述档案:一个亟待拓展的领域[J].档案与建设,1997(8);王茂跃.关于口述档案的困惑[J].山西档案,1998(6).

[2]丁文进等.档案术语词典[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3]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陈智为等编著.档案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保罗·唐纳德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档案是企业的记忆 第5篇

企业档案不仅系统地记录了企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壮大，而且还是保存企业记忆的重要凭证和依据。我所在的企业是一个有着近六十年历史的老企业，在公司的档案室里，不仅保存着企业的历史沿革、产业发展、企业兴衰，还保存着大量的产品研发、技术设备、市场营销、企业经营管理、计划统计、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劳动工资、基本建设、党政工团工作等资料，还专门有一组柜子保存了记载着公司从建立至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音像资料和图片资料。

记得在公司成立五十周年大庆时，为了完整再现企业五十年间走过的风风雨雨和曾经绘就的彩虹，让青年员工更深入、详实地了解企业的发展，公司决定出版一期反映建厂五十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图片展，可是那些发生年代比较久的、原始的图片资料上哪要呢？幸好公司的档案室一直注重收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各种重要职能活动的照片资料，并且保存比较完整，通过仔细查找这些照片资料再经过筛选，终于圆满完成了板报的制作任务。这期板报为员工们生动再现了企业的发展历史，头发花白的退休老前辈们看着板报上熟悉的场景，昔日建厂立业的一桩桩往事又浮现眼前，他们情不自禁地热烈议论起当年的景象。

总之，档案是企业的一种记忆，也是社会的一种记忆，它传承着企业的发展，在企业的生产、运营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灾难记忆与公民社会的精神重建 第6篇

一年，仅仅一年，关于那场灾难，我们还能记起什么?废墟、瓦砾、孩子的身躯、哀痛的表情、悲鸣的汽笛……这些曾经震撼过我们的感官和心灵的一切，如今似乎已归于消淡。而且，仅仅一年的时间，对于一年之后的灾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公共媒体和公众也很少关心，相关资讯微乎其微。这与地震发生之初的资讯情形相比，这一强烈的反差，恍若相隔一个世纪，而不是一年。

事实上，等不到一周年，遗忘已经有意无意的开始了。仅在几个月之后的奥运期间，庆典的烟花早已把悲痛的雾霭装点得喜气洋洋。甚至，就在灾难发生的当时，就有人用“含泪”的或“欢呼”的方式，鼓励遗忘。有人称，国难当头，应以大局为重，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于是，呼吁死难者亲属应把眼泪含起来，停止悲痛，或对政府的救援感恩戴德。然而， “国难”何物?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生命的大量伤亡，又有何国难可言?!

毫无疑问，遗忘是一种生存本能。逝者不能复生。通过遗忘灾难，能够减缓悲痛给生者造成的心理伤害，让生者赢得更多的活下去的理由。然而，如果说遗忘是本能，那么，记忆则需要良知。良知要求我们记忆，记住那些被掩埋在废墟下面的同胞，记住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记忆又唤醒良知，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珍惜亲情和尊重生命的情感。

关于灾难，犹太民族有一种特殊的记忆力。强烈的灾难记忆和痛苦记忆，成为这个曾经丧失了空间的民族赢得了以时间为维度的强大的族群认同感。与犹太民族关于灾难和痛苦经验的记忆不同，汉民族似乎对于灾难更容易适应。尽管我们对于灾难，无论是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灾难，并不陌生，但我们总是倾向于通过“健忘”来修复心理创伤，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那样。由于缺乏对灾难记忆的珍重，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缺乏有效地应对大规模灾害的机制和能力。当灾难来临之际，每一次我们都像是第一次遇见一样惊慌失措。同样，当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又总是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安之若素。且不说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单是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种种灾难，如人为的大饥饿、“文革”，疾病方面的SARS，自然灾害方面的唐山大地震……往往很少被人们提起。在灾难的废墟上重建一切，看上去焕然一新，而这却是一些人所喜好的事情。

在痛苦记忆方式和生命观上的差异，也决定了有关生命的价值论和美学上的差异。犹太思想家面对本民族的灾难，如德国纳粹时期的太屠杀，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而中国文化的命题正好相反——“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可以理解，来自痛苦和灾难的刺激，会使诗歌的激情和创造性冲动不同于平时，但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诗(文艺)以及诗人(文艺家)应该有某种价值观和美学上的改变。尽管不能决然地说，汶川地震之后，写诗就是野蛮，但为汶川写一首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地震期间，诗人和文艺家的种种怪异表演怵目惊心。许多年来一向落寞的诗歌，突然一下子极度活跃起来，相关的诗歌数量激增。其情形与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的“抗震诗歌”同出一辙。有人甚至说，大地震是中国诗歌复兴的契机。但这与其说是诗歌的复兴，不如说是文革期间“工农兵文艺”模式的还魂。各级文艺机关紧急动员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高歌“人定胜天”的革命老调，宛如“小靳庄田头赛诗会”的重演。在震区的豆腐渣建筑倒塌之际，精神上“豆腐渣”作品却趁机遍地开花，震荡着民族的精神根基。其间，文人余秋雨和王兆山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一南一北；一悲一喜；一个含泪，一个欢呼；一个成佛，一个做鬼；一阴一阳——活像是一对“二人转”搭档，将当代中国某些文人的真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如果我们不打算再在废墟之上，建一座座脆弱的建筑和一块块彼此孤立和封闭的物质空间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记住这场灾难，并反思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早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起，精神重建就已经开始。在灾难发生后不久，我们就看到社会精神的新的因子，预示着中国社会新的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萌芽。在地震带来的最初的震荡过去之后，在救灾行动开始的时刻起，新的社会精神已然包含在其中。只不过，这些萌芽状态的精神因素，很容易被扼杀或被淡忘。若未能得到很好的反思和培育，灾难过去后，一切又会都故态复萌。

公共资讯的相对透明化，是一年前的那场救灾行动给人们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在灾难期间，相对及时和充分地向全社会通报灾情，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知情权”的实现，同时也是有效救灾的重要保证。透明的资讯，强化了政府的号召力，也激发了全社会关注灾情和参与救援行动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畅通的资讯建构起了社会各阶层人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牢固纽带。

由于真实资讯纽带的有力维系，救灾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伟大行动，它凸显出一种“全民互助”的精神。尚不够发达的民间社会，在这次救灾行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和效率，令人对民间社会的精神力量刮目相看。民间自发的组织和大批志愿者，对灾难救援起到了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未来社会精神重建的希望。

与此同时，政府与民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呈现一种良性互动的态势。民间的关于设立“全国哀悼日”的呼吁，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和支持。5月19日至21日，政府、民间团体、军人、工人、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大学生及社会各界，以相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灾区死难同胞的哀悼。国旗降下了一半，升起的却是国民对生命的希望。哀悼，让死者安息，让生者更加珍爱生命。知识阶层及时提醒救灾过程中心理救援的必要性，并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心理救助行动。这一行动表达了社会对于生命的深厚的人文关怀。生命不只是吃饱穿暖和基本的安全需求的满足，同时也包含的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生活。生命至上，公民利益至上和无条件尊重生命的社会核心价值，正在国民的意识中滋生。另一方面，在灾难强大的心理冲击下激发起来的炽热情感，很容易让人们变得更加盲目。在热烈的情感中，忘掉了痛苦和具体入微的实际救援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困难，忘掉了灾难救援的持续性和良好制度保障的建设，而把救灾和哀悼变成短暂的爱国狂欢。狂欢之后，则是更加可怕的精神淡漠。

无论如何家园重建终将开始。大灾难是对当下社会的一场严峻考验，它考验了社会动员力，考验了公民道德，考验了建筑科技，尤其是考验了制度。在这些项目中，有一些是及格了，有一些则极为糟糕。公众在灾难前后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和失误，进行公开的反思和检讨，则显示了社会真诚的纠错能力和诚信诉求。这些在救灾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如何能够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这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面对废墟，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怎样的家园，再造一个怎样的社会。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楼房，需要道路，需要社区，需要完备的设施，需要一个真正的家园所需要的一切。但更需要的是建构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支撑起这个社会的全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重建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乃至一座城市，或许并不会太难。再坚固的楼房也有可能倒塌，再安宁的家园也有可能毁于一旦，但在灾难的废墟之上，重新矗立起生活的信心，营造健全的社会和国民精神，却非易事。

论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功能 第7篇

关键词：档案,社会记忆控制,社会意义

一、社会记忆控制的意义

首先,根据社会记忆控制,我们可以提供可靠的历史证据,证明历史事件是否真正的出现过。以中日战争为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二战结束后,一些日本领导人歪曲历史,对以前做过的事情概不承认,在这样的背景下,档案对社会记忆控制的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社会记忆管控能够帮助我们政府很好地呈现历史发展事实,让日本政府无从狡辩。其次,根据社会记忆的管控,能够让人们更加认清历史,增强社会凝聚力。通过社会记忆控制,能够帮助人们形成相对统一的价值观,面对重大事件,人们能够团结一致,一致对外,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1]。再次,通过社会以及控制,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还原历史,统一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会越来越模糊,即使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记忆也会随着时间而被淡忘,这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这种损失还是不可逆转的,只要消失就再也不会有了。社会记忆控制能够有效防止这种事情的发展,让人们能够保持对历史的基本记忆。

二、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功能都有哪些

档案是社会记忆控制的一种主要形式,它通过对历史材料的保存能够有效地记录历史,帮助人们记录有价值的社会信息。首先,档案是对历史记忆的追溯,它的可靠性非常高。与其他历史还原的形式相比较,档案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它不但记录了社会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还收集了这一事件发生过程中的各种直接材料,成为了社会记忆的强有力证据。其次,档案能够为人们更好地捍卫历史提供可靠证据,在日本侵华的过程中,我国人民通过对相关材料的保存,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记录。现阶段,日本不承认侵华的事实,我国政府以档案中的材料为证据,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再次,档案是维护社会准则的重要手段,社会是在不断地传承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人们通过对历史的传承,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这样就能方便社会管理者对社会进行更加规范化的管理。最后,档案还能够准确引领记忆的走向。对社会中一些想要改变社会走向的不法分子,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档案的公布给予完美的反击,把历史真相告诉广大公众。

三、我国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1. 缺乏健全的社会记忆构建体制。

目前,我国档案管理的机构主要是档案馆,国家把历史资料全部送往档案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类,有的档案馆还要根据档案的重要程度进行不同层次的保管。然而,我国缺乏健全的社会记忆构建体制,对于如何分类没有明确的规定,工作人员也仅仅是根据档案馆管理者的要求以及自身的认知来决定档案的重要程度,这种档案管理方式非常的不科学。它把档案的生死大权只交给一个机构,档案的去留、保存期限都是档案馆的管理者以及工作人员来决定。我国政府对于档案的管理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这就造成了目前很多重要的档案丢失,很多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档案长期占用着档案馆的位置。

2. 档案工作人员的档案意识薄弱。

档案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很难体现出其价值,这就使得很多档案工作人员的档案管理意识薄弱,没有充分认识到其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对于档案管理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平时的工作中大多都只是简单地应付一下,最终导致了档案存放缺乏条理性,重要的档案资料被处理等多种现象发生,一旦档案需要被使用,档案工作人员根本就不能及时的提取档案,这就使得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功能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3. 档案的接收层面窄,社会记忆的构建范围小。

长期以来,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功能都是为了能够帮助社会进行相关证据的保存,通过对档案的保存,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见证现在的文明与文化,为他们留下最真实的记忆。目前,档案馆的档案都是党政机关的档案,对于普通大众的生活以及文化没有全面的反应出来,普通民众的个人记忆受个人条件的制约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被遗忘,使得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功能根本就得不到全面的发挥。档案馆对于档案接收层面窄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档案功能的真正发挥,导致社会普及的范围不够全面,社会记忆的功能得不到全面的实现。

4. 档案工作没有充分利用媒体力量,社会融入性差。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信息化行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电视、网络、报刊等传播媒介随时随地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档案的记录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新闻媒体都是以第一手资料见长,其记录的事件内容相对具体,因此,其档案的价值都非常大。真实性与全面性是受到社会各界认识广泛认可的。然而,目前由于我国政府缺乏对于媒体力量的认识,对于社会媒体力量缺乏必要的关注,因此,社会媒体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功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另外,档案资料的社会融入性差,档案的资料与社会脱节,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历史档案资料的认识不足,档案资料也只是存放于档案馆中,不能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这对于档案的社会意义控制功能的发挥非常不利。

四、如何进一步加强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功能[2]5

1. 建立健全的档案管理体制。

档案馆是我国档案管理的重要机构,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重视对档案馆内部的管理,建立健全的档案管理体制,对于档案管理制定明确的分类标准和严格的档案管理规范,一旦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违反相关的规范必须进行严厉处罚。同时,我们还要在档案馆建立必要的监管机制,对于档案馆工作人员的档案管理情况进行及时监管,一旦发现问题,及早给予纠正。另外,我们还应该多开发档案管理平台,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强化档案管理工作,这样即使档案馆对于档案的管理工作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被管理好,我们依然能够在社会上找到相关的资料,这对于强化档案的社会记忆功能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对档案的管理形成了一道坚实的防线,使得档案能够发挥其最大效用,让档案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2. 强化档案工作者的档案意识。

想要不断强化档案工作人员的档案意识,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该加强对于档案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教育,让他们在工作开始前对自身工作的性质以及工作的重要性形成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其次,要对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保证档案管理方法的科学性、有效性。在档案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能够更加快速、高效地完成档案管理工作。再次,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的理论研究,系统整合档案的管理系统,深入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为档案工作更加顺利的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最后,档案工作人员还要加强对于档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与认识,通过对国家强制性规定的了解,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使得档案的管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3. 不断扩大档案资源的建设范围。

档案馆作为我国档案的主要接收机构,应该把档案工作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档案工作并不仅仅是为政府部门服务,还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档案的了解与认识需求。因此,档案馆应该不断扩大档案资源的建设范围,提高档案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不断增大档案社会记忆控制功能的试用范围。加强对私人档案领域的关注,对不同阶层的档案进行不同的管理,对社会中不同阶层的档案管理需求都要给予一定的满足,保证档案管理工作的全面性。与此同时,档案部门还应该聘请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对于社会中不同层次的档案管理需求进行不同档案管理方式的讲解。通过对社会大众档案管理方式方法的讲解,缓解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压力,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档案管理的需求。个人和社区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于有价值的资料建立完全的档案,补充国家档案机构在档案管理中的不足,为档案社会记忆控制功能的发挥打下坚实的基础[3]81。

4. 实行媒体互动策略,加强档案工作与社会的联系。

媒体主要传播的是主流的社会记忆,它能够更大范围地传播社会现实,让更多的人对社会中的事件进行准确的记忆和保存。因此,我国的档案部门应该加强与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档案专门讲座、档案专题教育活动,让档案部门的工作能够和媒体形成有效地融合,形成档案馆与媒体相结合的档案管理模式。以南京大屠杀为例,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时间的各种资料进行了有效地整理与归纳,但是人们对于政府资料的了解不多,更多的人都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细节的,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媒体对于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功能的发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国的档案管理应该加强与社会现实的融合,把档案中的相关资料与教育相融合,把历史资料与历史教科书有效融合,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传承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成为活资料,充分发挥档案的历史记忆控制功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不断传承我国的文化,为我国更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丁海斌.档案工作时间论[J].档案学通讯,2012(1).

[2]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

档案与社会记忆 第8篇

一、从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看会计档案的真实性

会计档案是各种社会实践主体在会计核算专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会计文件, 不论其记录方式和载体如何。这一定义暗含了会计档案形成者的社会广泛性, 决定了会计档案来源的广泛性和原生性。可以说, 只要具有经济活动的地方, 一般就会产生会计记录, 形成会计档案。就人类社会的现状来说, 社会上会计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潜在形式, 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 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记忆由潜在形式向现实形式的转变, 需要通过某种媒介、图像、话语或活动来激活、重温、强化。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和遗存的档案, 既是储存的记忆, 也是引燃人们记忆之火的触媒、“磷片”。人们一旦接触档案, 就会触发内在的联想与判断, 勾起对过去的事物和活动的回忆与再现, 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画面。这就是档案对建构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 这一功能源于档案的原始性和作为活动自身的产物的特性。会计档案同其他门类的档案一样, 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的原始记录, 为此它们都具有原始性、记录性、文化性、信息性、知识性、有机联系性、凭证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等一般属性和特征。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决定了会计档案的真实性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同时会计档案作为一种专门性的档案信息资源, 它也具有自身的一些属性和特点。概括起来说, 主要包括突出的专业属性、形成过程的时序性、承载信息内容的严肃性、数据记录的平衡性、会计记录与会计文件格式的规范性等。

二、从社会记忆的传承功能看会计档案的真实性

人类的活动具有即时性, 它不可能重复。即使行动中有某种传统的东西存在, 但行动的方式、场景、内容等都不可能复原。人类要保持对往事的感知, 必须借助某种媒介, 使记忆得以再生。这个功能决定了会计档案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动态的。它会受到多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一, 会计档案信息具有局限性。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 它是通过报表体系向所有者、外界信息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的, 但会计报表体系中报表数量是有限的, 而且每个报表又是针对特定项目的许多数据汇总填列的, 汇总过程中会有误差, 有人为的取舍, 造成对真实情况的掩盖。其二, 会计核算受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的影响, 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预计残值估计的影响, 重要性原则对不同重要程度的经济业务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和程序的影响。对于相同的会计事项, 往往可有多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选择, 如存货的计价有先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加权平均法等。其三, 会计人员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是在拥有相对知识、有限理性和有限思维中实现的, 是一种不同程度上的真实。其四, 会计档案反映的经济活动是反映某个时点或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的事实, 在此点上或此时期内是真实的, 由于人们对会计的理解在不断深化, 同时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也在逐渐完善, 对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要求也必然发生变化, 原来认为真实的会计档案信息可能变得不真实, 会计档案的真实性由此变得动态性。随着会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会计环境的变化, 不同时代会计档案信息真实性有着动态化的特点, 而且会计档案信息真实性的动态变化呈现出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线特征, 总的发展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因此, 社会记忆的传承功能决定了会计档案的真实性是动态的、相对的。

三、从社会记忆的证实与补正功能看会计档案的真实性

会计档案是记录和反映经济业务活动、财务收支状况及其结果的重要史料和证据, 是国家全部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会计档案的真实性是社会经济活动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其最终目的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档案作为历史活动的记录物, 它首先能作为一种活动的“证据”, 证实社会历史中曾经发生的事情、事件。在档案学研究中, 对档案价值和意义的发掘, 往往都以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客观性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和立论根基。我们经常采用这样的逻辑表述:因为档案是社会活动的原始的、真实的记录, 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活动的原貌, 所以, 档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能够干什么。而会计档案社会记忆的证实和补正功能主要体现在:会计档案可以为制订经济计划、进行可行性研究、作出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可比性资料;会计档案以大量的原始数据, 为各单位的财务工作和生产经营提供决策依据;会计档案对保护国家财产、监督执行国家财务制度、查处经济案件等有着重要的作用;会计档案还可以为研究经济发展提供研究史料。

参考文献

[1] .吕榜珍.段雁.会计档案信息真实性问题探讨[J].兰台世界, 2008.11

[2] .蒋尧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理性思考[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9

企业档案管理与企业记忆建设探析 第9篇

一、企业档案工作与企业记忆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 企业记忆和企业档案有同一层含义, 二者缺一不可,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企业记忆是企业档案存在的根本。

企业之所以要建立自身的档案, 直接原因是源于档案本身的价值———记录和承载信息。档案是一个企业核心经济发展的基垫, 是后代企业领导者参考和学习的宝贵经验, 而这些还仅仅是档案被建立的外在原因。在这下面深藏着的理由, 其实是对企业记忆的控制促使企业建立档案并管理档案。每个企业档案的建立都是以企业主流意识和需求为导向, 通过记载、展现相关的企业档案信息, 继而形成了符合企业具有时代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记忆和记忆集合, 从而起到对企业员工思维和意识的导向作用, 巩固并深化既有的企业秩序和企业文化, 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非物质保障。企业记忆的保护是企业建立档案的根本原因, 需要保存企业记忆的内在要求催生了企业档案工作的出现和建立。一个企业从产生到发展, 必定会形成许多种类的文件资料, 这些文件资料的产生证明了企业从无到有的一步一步发展, 当这个企业的发展完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企业管理者们逐渐意识到企业记忆是需要被企业整合保存并掌握的, 以便于运用在指导下一次的企业管理发展中, 把对企业记忆的保存提升到管理的战略高度, 更强调了企业记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二) 企业档案工作是对企业记忆的传承、证实、弘扬和展示。

企业档案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等实践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本源性记忆的第一手材料, 是真实的、连续的、广泛的企业记忆本身, 因此, 档案视为企业记忆的一种形态, 它即在企业记忆之中, 又作为企业记忆的一部分。通过档案工作, 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将企业记忆保存起来, 延伸并传递信息。档案是最原始的、真实的历史实践活动的记忆, 可以作为证据, 证实企业发展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通过档案编研工作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性地强化记忆, 塑造记忆, 从而对企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业绩进行弘扬和展示。

二、企业档案管理存在的影响企业记忆长期保存的因素

(一) 档案意识淡薄, 对企业记忆的构建进程构成阻碍。

由于宣传和经验等方面的原因, 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一般员工, 大多对企业档案管理仍停留在“企业文件资料的收集、保存与查阅”的认知层次上, 档案意识普遍比较淡薄, 远没有认识到企业档案在凝固企业记忆、塑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即便是一些企业档案工作人员, 对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了解也不是很深, 习惯于守摊式地管理档案室工作,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头钻进故纸堆”, 忙忙碌碌无人知晓, 和企业其他部门缺少交流和沟通, 造成企业档案工作的“孤岛”现象。可以说, 由于档案意识问题, 电子文件收集缺漏、大量有价值的文件被忽视、重要的档案资料被处理掉等现象并不鲜见, 对构建完整、真实的企业记忆造成了最大的障碍。

(二) 管理创新滞后, 在企业记忆的长期保存方面存有隐患。

相对其他工作而言, 档案人员工作相对独立, 默默耕耘着这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这种环境容易使档案人员缺少创新和竞争的动力。

(三) 开发利用不够, 对企业记忆作用的发挥造成很大制约。

档案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利用。但一方面, 主动服务意识差。往往坐等上门, 且仅能提供原始的档案信息, 无法满足使用者的期望;另一方面, 编研工作滞后, 缺乏档案信息的分析与研究, 难以提供对企业发展有价值的信息资源;第三方面, 提供利用服务的形式单调, 没有给查阅者形成满意的档案使用体验。这些问题, 制约了企业档案在企业记忆建设方面作用的发挥。

(四) 管理人才缺乏, 在企业记忆的维护与塑造中形成了明显短板。

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高低严重影响着档案信息服务的质量, 关系着企业记忆的维护与塑造。目前, 很多企业的档案管理都是作为企业管理的辅助性工作, 在人员配备上多是为解决企业的困难, 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档案专业知识匮乏、企业行业知识不足, 主动服务意识差、知识技能更新慢, 无法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 不能适应数字化时代对档案工作的要求。

三、改进企业档案管理实现企业记忆长期保存的对策

(一) 加强档案的宣传工作, 增加全员档案意识, 从而提升对企业记忆的保存意识。

档案宣传工作是档案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让全社会和企业员工认识档案、了解档案工作, 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它渗透、贯穿于保存企业记忆的全过程。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许多人特别是从事档案工作以外的人, 只有在查阅档案资料时, 才知道档案的唯一性, 才体会到档案资料的珍贵, 在日常工作和头脑中没有真正领会到档案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更谈不上有保存企业记忆的意识所在。因此, 作为企业记忆的见证者和构建者, 档案工作人员应积极利用查阅档案解决问题以及在各项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实例, 向领导和广大员工汇报和展示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及时宣传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 使领导及时了解档案工作的动向, 增强全员的档案参与意识, 使他们善于发现素材, 收集素材, 自觉将自己手中有价值的资料向档案室移交, 使企业记忆永久性得到保存。

(二) 创新档案利用方式, 使企业记忆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和挖掘。

档案工作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档案人员一定要具有创新意识, 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在创新思想指导下, 对传统的档案利用形式进行拓展和创新, 探索档案利用的新方法、新特点, 寻找最佳的利用方式, 档案利用工作开展的好, 才能使企业员工们有保存企业记忆的意识。以先进的意识引导档案利用方式的创新。一是形象意识。良好的服务形象带给人们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 还会加深人们对档案部门的印象。当人们走进档案室查阅他们所需的档案时, 我们应该以周到热情的档案供给服务, 准确迅速的档案咨询服务, 积极主动的档案指导工作迎接他们, 对所需的服务未能如愿时, 档案人员不是已简单的没有或表示歉意的方式处理, 而是要通过主动介绍、咨询、指导等手段使利用者得到满意, 并及时反馈用户需求和各种特殊服务。让利用者真正感到档案工作的存在, 真正体会到保存企业记忆的意义所在。二是主动意识。随着信息化、网络化过程的加快, 传统的等用户上门的利用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充分了解企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 根据用户的需要和预测需要, 迅速、及时、准确、有针对性地为不同层次的用户提供主动的服务。

(三) 进一步丰富档案的利用服务, 发挥其在激活与传承企业记忆中的作用, 增强服务理念, 变被动为主动, 为企业记忆建设提供完善的档案信息。

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 应当始终树立企业档案为企业建设服务的理念, 充分挖掘档案资料中的服务功能, 变被动为主动, 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档案信息。利用文字资料、图片、实物等形式直观地展示企业的发展进程, 依托互联网和局域网等向社会各界、企业员工传播企业发展信息, 增加企业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展现企业精神风貌, 激发员工的自豪感,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作为档案管理人员要定期了解目前档案事业的发展趋势,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不断拓宽服务方式和服务理念, 实现档案价值的最大化,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以一流的服务、一流的业绩, 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服务。

开展企业档案编研工作, 提高服务水平。大量的企业档案信息呈现为静止状态, 档案编研工作可以把档案承载的信息从静态转化为动态, 由传统的服务转为提供综合档案信息的高层次服务, 使利用者直接获得信息, 缩短收集信息的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积极对馆藏档案信息进行深入挖掘, 加工、提炼、整合升华, 开发深层次的编研工作, 如编纂“企业大事记”、“企业组织沿革”、“企业年鉴”、“企业经营史”、“企业荣誉榜”、“全宗介绍”、“产品介绍”、“科研成果简介”、“工程项目简介”等专题性资料, 使这些资料成为企业记忆建设的教科书和企业培训的必修课程。通过专题教育学习, 再现企业发展史, 使员工看到开创者的艰辛、建设者的拼搏和如今的成就;再现各任企业领导的处事方法、决策风格, 使员工更深刻地理解企业政策、经营机制的变迁;再现组织机构、企业制度的变化, 使员工了解企业制度沿革的走向和趋势等, 使员工产生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激发员工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的热情与愿望。

丰富档案的利用形式, 发挥企业记忆的教育指导功能。企业档案集中了企业发展、人力、财务、科研等大量信息, 这些档案信息资源真实地记录了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 也是无数前辈工作者对工作的总结, 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知, 凝聚着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企业档案工作者应该尽其所能创造多种途径搭建平台, 将企业档案的精髓传播给广大员工, 对职工进行教育、提高企业的内在素质, 使他们对本企业的历史和发展有更好的了解, 进而产生更大的亲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从而转化为不断拼搏为企业做贡献的动力。

(四) 改善档案管理人员的结构, 切实提高专业素质。

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内容庞杂、联系紧密是绝大多数档案具有的基本特点, 档案管理工作者在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编研、提供利用中都贯穿着分析、研究、综合、判断等各种活动。如果不精通档案专业知识, 缺乏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 就会影响上述业务活动的准确性、有效性, 档案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也就无从谈起。因此, 针对企业基层档案人员非专业人员多、工作经验缺乏和企业情况复杂等特点, 企业档案部门不但要开展档案理论知识、法律知识、行业标准规范的系统培训, 而且要结合企业实际进行具体工作方法的传授。加强专业档案管理人员与企业其他管理人员的业务交流互动等, 使档案工作和生产一线结合更加紧密。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档案管理专业人员理论研讨会, 通过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促进各基层单位档案管理与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应有计划地委派档案管理人员参加国家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种研修活动, 从更宽广的领域强化他们的理论素质。

参考文献

[1] .丁华东.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文献编纂社会功能的新阐释[J].档案与建设, 2008.4

[2] .樊如夏.郑志荣.影响数字档案信息安全的因素与对策[J].档案学通讯, 2007.6

[3] .丁华东.论档案与社会记忆控制[J].档案学通讯, 2011.5

缠足与社会记忆 第10篇

一、缠足所保留的记忆特征

1.权威记忆到文人记忆。在中国古代,男性热衷于女性裹足,当然视觉美感是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考证其起源似乎可资说明。学术界对缠足起源的考证繁多,主要观点大都依照元人陶宗仪《辍耕录》所言,认为始于后主李煜,按:“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命窅娘以帛缠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中,回旋有凌波之态,由是人皆效之。”[1]138依此说,则缠足在最初即追求美的视觉效果而言的,则其试图取悦后主。并且从文人保留下来的文献材料可知,缠足与男性审美追求颇有关系。追本溯源,古代中国男性对纤细、孱弱、病态美的要求,来源亦久。战国时《韩非子·二柄第七》就有记载“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2]13;西汉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就写舞女之美“柔挠嫂鳗,妩媚纤弱,”反映出当时人对细腰女子、娇柔之美的喜爱。东汉时赵飞燕,按照苟悦的《汉纪》中载“赵氏善舞,号曰飞燕,上悦之,事由体轻,而封皇后也”,也是因其体态轻盈,才受到汉成帝的喜爱,并且传为佳话,受到后来文人的赞美,转至梁代,《梁书·卷三十九》“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中所载张静琬亦因细腰闻名于世。即使到了唐朝,文人诗集当中也有对细腰、小脚女子的描写,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牧等曾用十分痴迷的诗句赞叹女性小足的美态,有所谓“纤纤玉笋裹轻云”等说法,而后妇人缠足,在南唐渐成了风俗。从历史的源流来看,中国古代男性对女子的纤弱之美的喜爱是先天形成的,只不过,在到了唐宋之际,焦点集中到了脚上,发展成缠足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

2.男性欣赏记忆到女性身体实践。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开始得较早,虽然秦时“焚书坑儒”,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思想的专制,但是毕竟秦朝统治时间短,而汉代的儒家思想仍然遵照形成之初的要求,依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教训。而后的几百年,国家都没有形成长久、完整的统一,而真正思想上的专制,依靠制度上的完善则始于科举制度的形成。而李唐王朝的道学追求和民族观念,使之秉承道家的无为到了宋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的结果是两宋崇尚“文治”,又秉承法家的治国之道,专制制度日益强化,思想禁锢日益严重,而尚文风气和科举制度兴盛等原因,使得汉族男性的阳刚气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抑制,男性气质日趋弱化,往往就需要女性更加柔弱,以衬托、维持男性的权威、尊严,并满足其征服欲,这使得其越来越欣赏女性的柔弱之美,而缠足所造成的女性的孱弱无力正适应了男性这种心态。而到了明清时代,锦衣卫、文字狱等专制压迫更加严重,汉族男性的社会地位更加低下。女性地位也愈加低下,终沦为玩物,因此这就使得缠足被注入了更多的情色与性的成分,小脚成为男性的玩赏之物,在清代所著的一些玩赏小脚的专著,多半是带有情色意味的。但是若细细分析,最初对于窅娘缠足舞蹈的记载当中,其所带来的审美趣味,也并非局限于舞蹈艺术本身,其中已经包含了对于女性的身姿、色相的欣赏。男性欣赏女性身体的细巧柔弱,步履的纤小轻慢,歌姬舞女们的缠足使男性发现了将这种“美”推到极致的特殊身姿、步态,它不仅使女性的脚显得纤小,形成的一种娇弱可怜之态,这也从中凸显了男性的阳刚气质和社会强者的地位。虽然清代艳书当中的记载可以看作末世男性心理病态的一种反映,但究其本质而言,男性对缠足态度,本质上高度一致。这与柳永、苏轼的那个时期的雅化相比,只不过在形式和表现方式更加世俗而已。

二、女性身体实践与古代女性角色的自我认同

中国古代女性以家庭为中心,其社会身份主要有三种:母亲、妻子、女儿,这三个角色往往对一个女性而言意味着不同的经验和意义。而前两种是其维护婚姻关系、维持家庭正常运行实施者,而后一种则是为了顺利走到前两种的准备工作。然而无论是这三种的哪一类,女子本身都居于附属的地位。《仪礼》一书,是《十三经》中的一本,是教授中国古代礼仪、为人准则的课本,也是儒家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仪礼·丧服》载:“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父亲的教诲;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起持家执业;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并遵照顺从自己儿子的要求。在之后的两千年由《女戒》、《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组成的“女四书”,也一遍又一遍强化着女子应当遵从的“三从四德”的意识。而缠足,则很好地契合了封建时代对女孩子的这种规约和要求。《女儿经》中就有记载:“为甚事,缠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清苑歌谣》中也有:“裹上脚,裹上脚,大门以外不许你走一匝”,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不难看出,其中所言缠足可以很大程度上限定女子的活动,使其深藏闺中,是女子礼教约束的极端要求,内在隐含性地表达了,为杜绝像“潘金莲”这样的女子不堪的行径,是对女子贞节观念的沿袭和强化。

纵观中国古代史,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之初,就隐含地规定了封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男权文化,而不论是作为正史的《二十五史》,还是稗官野史,书写的也都是男性的历史。应该看到,缠足于是逐渐受到男性社会的普遍青睐。这种审美观流行开来,女性,尤其是以色事人者自然竞相缠裹以追求这种美,来迎合男性的审美心理。缠足便逐渐从舞蹈中脱离出来,成为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装饰。最初作此装饰的无疑是那些作为玩物的倡优、妓妾之辈,继而便是闲居无事的贵妇千金们。然而,随着传统礼教对女性束缚的日益加强,男权对女性的压迫日益加重,男性社会逐渐发现了缠足的另一妙用:可以拘管女性行为,于是开始对其赋予了礼教道德意义。既然缠足已不仅是一种美的装饰与时尚,而是表示对礼教的遵从,是一种女性行为规范,一种文明,故而整个社会便视缠足者为正统、正经,而视不缠者为羞耻、野蛮了。

缠足使得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生产劳动相脱离,减少了其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严重削弱了女性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独立性。随着其他社会角色的消失,女性存在的价值也就是为男性生活的伴侣和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文献、口述史记载当中,亦有“若不缠足,便嫁不出去”类似的言论,可知有利于婚配,是古代女子取悦男子而裹脚的延伸。传统的宗法观念,强调的是血缘关系,强调其血统是否纯正,它关系到家庭的权势与财产能否为确有血缘延续者继承,这种继承只是单方面的,仅对男性而言,女性只是作为一种使得家族得以延续的工具而存在。而缠足,就是其对男性的屈从的表现,在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娶妻子,都以女子大脚为耻,小脚为荣。“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就是其有利于将女子禁锢在闺阁之中,对她们的活动范围加以严格限制,以符合“三从四德”的礼教,从而达到按照男子的欲望,独自享有此资源的目的。

女性裹脚的直接后果是形成畸形足。要裹得一双“金莲”非一日之功,女性必须经历极大的痛苦。封建时代男性认为女性小脚是美的,在男性变态的美的眼光的凝视下,女性群体尽管饱受痛苦,还是顺应了男性的需求,开始改造自己的身体。改造身体是在改造思想的过程中进行了,女性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就认同了自己作为附庸的社会身份。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种顺从并不仅是在肢体上的,在心理上也暗合了女性对男性权威的顺从。尽管封建政权的统治者没有明文要求,她们也十分热衷于此。

而另外一个方面,从缠足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发现,缠足的实施者基本上是女孩子的母亲或者是家庭中的女性长辈。在给幼女缠足的过程中,她们似乎格外严苛。《采菲录》一书中,觉非生的《莲钩痛语》记载:“受此半日折磨,痛极汗下,力尽声竭,而予母及姨则毫不怜惜,反云‘娇女不娇足’。”[3]82对祖母、母亲一辈对幼女缠脚的态度描写得淋漓尽致。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们一方面成为了女儿教育的典范,另一方面是女性自我附庸身份确认下的同性强化。

缠足的产生有着深远的社会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缠足的形成及其长期存在也非历史的偶然。通过了解、分析缠足作为一种仪式化的身体实践,在男性书写的文本强化,以及各种仪式的推重,使得缠足隐藏了其背后真正的目的和意义。所有的身体实践,本身就不是独立的一个行为,每一个社会现象的产生也并非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尽管缠足来历久远,但是自始至终它都用女性的身体的这一特殊部位记录着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传承下来的男权本质。他们的这种观念,在载体上———女性身体———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是形式上发生了变化。正如保罗康那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当中所写到的:“‘老传统’服务的那些社会制度,在迅猛的社会变迁冲击之下,一旦崩溃,到处就会出现新的仪式。”[4]58而如我们所知道的,在保留这种男权思想的身体实践———裹足——本身就是古代中国伦理型社会的一种重要载体和工具,它之所以能够在宋朝以后长时间得到保留,就是因为这种身体实践的过程能够顺应,或者说满足中国男权社会的统治需求,不论身体,作为物质条件的这个部分,还有思想,即作为精神条件的这个部分。这与中国古代男性对女性长期存在着两大心理需要有关系。一为病态审美心理;二为强烈的占有欲。古代男性对女性美的要求,一般是以纤弱为主导特征。儒家文化所谓“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就从侧面说明了这点。男性要求女性懦弱纤细、步履轻盈、举止舒缓、轻声柔气、胆怯怕羞、温柔驯服。这种建立在玩弄女性基础上的审美心理,带有明显的病态特征,为了满足这种病态审美心理,男性在玩弄女性时,总是刻意追求女性的纤弱,而女子缠足又恰可增加其纤弱。相对地,让他们的男性气质更加凸显。在周而复始的历史上,无数的女子开始裹足,一遍又一遍地用她们的身体铭记着“三从四德”,铭记着作为附庸的身份;同时,无数的男子在把玩这些“三寸金莲”时,一遍又一遍借由女性的身体,强化着他们作为社会主导者的地位。这两个群体借由这样一个过程,共同巩固了中国封建男权制度,共同强化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虽然裹足废除已近百年,但是综观当代女性,减肥瘦身,追求纤腰束素之美的风尚并没有消减,反而愈演愈烈,这不正是这种传统观念在新时代以一种新的身体实践的方式保留的凭证吗?这也在某一个层面上凸显性别差异、性别歧视、男权主义在新时代仍然有所保留。但愿,更多的女性,能够意识到这种现象背后的思想渊源,能够从自身实践开始,让女性身体自由,真正做到女性独立。

参考文献

[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武克忠,尹贵友,校点.齐鲁书社,2007.

[2]韩非.韩非子[M].秦惠彬,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姚灵犀·采菲录[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