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范文

明代后期范文（精选3篇）

明代后期 第1篇

一、商人出游的动机

1.寻觅商机,探索商路。明代中后期中,文人士大夫是旅游活动的主要群体,商人们为了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产品推销给他们,往往投其所好,同他们一起徜徉在山水之间,从而成为旅游活动推动商业活动的典范,如嘉靖、万历年间的徽商。方用彬是一位经营文化用品为主的儒商,主要从事古籍、书画、砚台等文化商品的买卖,31岁跻身于士人阶层。当时,他和著名士大夫交往广泛,如李维械、戚继光等。方用彬寻找各种机会和文人出外交游,就算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他的脚步也遍及大江南北,如北京、广东、武昌等等。就连他的朋友都赞扬他:“交游半海内,声誉满长安。”方用彬的旅游活动有着经营商业、扩展生意的动机。每次旅游他会带一些文房四宝卖给他的文人好友,如砚台、墨、书籍等。方用彬和这些士大夫是朋友关系、买卖关系,这为他的商品打开了销路。由此,以旅游活动为纽带,方用彬密切了自己和顾客之间的感情,将旅游和经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扩大了生意的范围,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2.休闲娱乐,怡情适性。在经商的活动中,商人的这些旅游活动的都带有一定的商业目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通过旅游的方式放松身心就是商人的一个重要旅游动机。如《石点头》中记载了南直隶庐州府合肥县的郭乔,由于家道中落,自己又屡试不中,30岁了还是个秀才,于是弃儒从商。受母舅的邀请到广东消遣。为了排遣科举场上屡屡受挫的闷气,便将经商所得的银两都作为了旅游途中的盘缠,在广东游山玩水。由此可见这种旅游活动和扩大商业经营没有任何关系。在《杜骗新书》中也记载,富人熊镐章游览浙江广东的时候,他的随从说“:这里的东西廉价,买下来的话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但是他却说“:这次我出游,不是来置办货物的,是来游玩的。”由此可见,熊镐章外出经商,其目的是为了旅游休闲。从这两则小故事上来看,明代中后期的商人不管生意如何繁忙,也会以放松身心为目的休闲旅游,而这种休闲旅游更多凸显了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闲适和轻松[2]5。

3.寄情风月,寻花问柳。明代中后期的商人既有世代经商的家族,也有弃儒从商的儒生、权贵阶层等等。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的构成方式,使商人群体旅游活动的动机也具有了多种多样,有放松身心、扩大生意规模等,也有赌博、狎妓等。商人孤身在外经营生意,孤独寂寞,狎妓成了排遣郁闷的手段,将狎妓活动安排在生意的往来之中,也成了他们外出旅游的动机。另外,明代中后期,冶游更是风靡商人阶层,寻花问柳也是商人群体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扬州,盐商云集,各类妓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游子过客,性来如梭,摩睛相颇”。一些妓院为了方便商人群体狎妓的需要,设在离钞关近的地方,使商人在经商之余方便寻花问柳。但是商人忽略了精神交流的本质,注重感官刺激。另外,明代中后期,那些渴望炫耀财富的富商大贾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他财力的雄厚,旅游活动成他们消耗财富,彰显身份的最好选择。如苏州的王兆麟在出游的时候,花费大量钱财雇佣“游山之舫,载妓之舟”。私家园林也是商人群体炫耀财富的最好载体。他们的园林往往占有风景最好的地段,“跟名山之胜”。但是这种奢侈消费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巨额的高消费形成了病态的畸形消费。

二、商人旅游景点的选择

1.景点的吸引力。商人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偏向那些离商路和经商地点比较近的景观。如明代休宁经营食盐的商人汪希谭沉醉于旅游活动中,他的足迹遍及了江苏、湖北和山东等重要的产盐地区。可见他虽然酷爱旅游,但是没有忘记生意。他徜徉在山水之间,享受着旅游活动带来的美感,同时也没有荒废自己的生意。而《初刻拍案惊奇》中一位徽商在选择旅游景观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要求。由于赶路经商天色已晚,他就近泊船。为了方便游览观音阁,他选择住在寺中,同时也不用耽搁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明代中后期,人们对观音大士、碧霞元君极其崇拜,朝觐人数众多,商人群体看到了商机,即便是“虽然数千里”也绝不会惮其路途之远。另外,对珍惜时间和讲究行路效率的商人来说,生意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路程上,他们不能有太多耽搁,正是由于这种时间观念,商人群体在选择景点的时候,都会考虑景观地理位置的远近,这也成了商人群体选择景观的重要因素。

2.景点的服务设施。明代中后期,政府放松了对宗教的管制,并且皇家也支持宗教活动,使各种寺院和道观吸引了大量进香和朝觐的人群,从而使宗教活动场所成了游客重要的目的地,也促使了商人前往朝觐。如《士商类要》中专门记载了从苏州出发经杭州到普陀山的水路,朝觐的商人只需要付给船家一定的资金,就可以来回接送,免去了商人的奔波之苦。同时路上还有饮食上的照料,使朝觐旅程变得十分轻松。五岳名山也是商人乐于前往的旅游地点,如书商杨尔在《新镌海内奇观》中说道“名山以五岳为尊”。《士商类要》中更记载了济宁州至泰安州得山顶路。同时,五岳地区发达的旅游设施,也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很多便利,如泰山脚下的旅游服务就十分发达。“客单数千,房百十处,荤素酒筵百十席,优溪弹唱百十群”“,客店至泰安州,不复敢以客店目之”。由此可见,这些店家提供的服务包含了所有,并且井井有条。甚至还按照不同游客的消费能力划分成了若干等级,并还有一些“荤酒狎妓”等的娱乐活动。如此周到细致的服务涵盖了食、宿、行、游、娱这旅游活动的五大要素,再加上泰山的知名度,自然成了商人阶层前往参观的首选之地。

3.景点的可观赏性。由于受到经商活动和其他应酬的影响,作为商人群体来说,没有太多时间分配给旅游活动,留给他们在途中游览的时间更少,因此为了获得较高的旅游审美享受,商人对旅游目的地的景观更是具有一定的要求。如书商杨尔曾经在《新镌海内奇观》中强调景观的地质地貌、植被形态以及气候变化等,并说在选择高质量景观时,都是从“家藏典籍”和自己的“见闻”中搜集整理出来的“,故名山胜境采摘者十仅二三”。杨尔的好友在为《新镌海内奇观》写题语的时候,就称赞此书为“卧游”的必备之书,并且此书侧重于文人士大夫钟情的旅游景点。由此可见,杨尔在选择景观的时候,兼顾了市民、商人、下层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而在《一统路程图记》中,黄汴对钱塘江的景观进行了说明,使其成了商人心中向往的旅游景观,并且特别指出了“铁狮在城内,腹下并过骤车二辆”,强调了钱塘江潮的规模宏大。由此可见,商人旅游者向往高质量的旅游景观,质量的高低形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菜单。另外,影响商人选择旅游目的地的还有文艺作品中的景观描绘等因素,如《三国演义》中等一些景观[3]8。

三、社会风尚对商人旅游的影响

1.文人士大夫的引导煽动。明代中后期士大夫的言谈举止影响着其他社会阶层,依然是社会舆论的导向。因此,商人在经商之余,不遗余力地亲近文人阶层。如商人王福祥通过经商周游天下的机会结交士大夫,而疏于经商,他的母亲则十分赞赏这种行为,并不怪罪他。当然,在旅游活动中,如果没有文人的鉴赏和推崇,一些天下雄奇险峻的景观很难为世人熟知。正是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影响了商人的旅游活动。另外,一些商人利用经商活动,来结交当地名士。如徽商黄敬宗自幼以读书见长,因为家业无人继承,他放弃了读书。但是他利用经商的便利“以墨池交结天下士”“,携货南走荆湘,北游淮甸”“,与文人登高吊古,终日徜徉”。在旅游景观选择上,商人阶层也受到文人阶层的影响,一些和文人关系密切的景观,也是商人热衷的目的地。如受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影响,《一统路程图记》中的北京至贵州云南路上有桃园县,黄汴认为是“避秦故迹”。

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流氓化探究 第2篇

关键词：明朝；中后期；流氓；社会风气；成因；意义

一、明代流氓风气之表现与成因

（一）统治集团堕落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动辄在堂堂金銮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即“廷杖”，武宗朱厚照甚至亲自网罗大量流氓并慷慨封赐。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气焰更大，当时北京城有“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之说。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众多无耻官员以同样的流氓手段助纣为虐，并为他大建生祠以歌功颂德。风靡之下，四方流氓恶棍们如鱼得水。除了宦官专政之外，权臣也与无赖相勾结，权臣严嵩父子不仅贪赃狼藉，而且“以无赖之子，窃威助恶”。权贵们公开和空前大规模招揽流氓地痞充当亲信和打手。

明代社会中后期社会风气的流氓化，和统治集团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起来，它是政治流氓化的结果。正因为贵族、权臣、恶霸相互勾结，才使得明代的流氓风气呈现出大范围，长时间，损害深。它既是统治者腐朽的产物、也是专制体制腐朽的产物，伴随着明代中后期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产生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经济结构变化

明朝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活空前繁荣，这是流氓阶层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部分游民进入城市，无正当职业，只能以歪门邪道糊口；另一方面，城市地主、权贵的增多，使某些爪牙、鹰犬之流，背后有了靠山。”[1]

明朝中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比以前更为显著，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而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只有极少从事手工业，出现了很多雇工。比如，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的雇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2]他们已经从人身依附上自由了。

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工商业城镇兴起，如“湖州随着缫丝业的繁荣，在明末成为拥有一万六千多人的大镇，而在明初它只是一个只有几百人家的小村。”[3]镇市人口大多是外来的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城市既聚拢了大量财富，期望改善生活的农民将会进入城市谋生，同时它又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们的聚集之所，这些人需要大量的随从和打手，于是许多无业游民便依附于上流社会。“明代城市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流氓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像‘打行这样的有组织的流氓团伙就首先出现在经济最发达的苏州、松江等城市。”[4]正是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给两者之间相互利用提供了平台。

（三）利益的追求与观念转化

随着商品经济繁荣，传统的“士农工商”格局松动，经商不但不是十分可耻的事情，还会谋得巨大财富，部分大商人已经达到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境地。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促使一股拜金逐利风气的盛行，比如当时山东博平县“逐末游食，相率成风”[5]山西汾州“民率逐于末作，走利如鹜”。[6]

“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的多元化和互相冲突相联系的是价值观的断裂。”[7]孔

孟之道曾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的君子人格注重诚信，淡泊名利，重义轻利，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新时期利益的多元化使社会崇拜资本，在金钱至上的时代氛围之下，地方官僚们追逐金钱，徇私枉法，加速了政治的腐败。“民间之下凌上、少侮长，奴婢叛家长”[8]丑态百出，可见金钱的威力对传统道德观念冲击之大。

二、明代社会流氓风气之的影响

在经济上，仰仗着专制皇权做后盾，流氓们肆无忌惮地摧毁着城市经济，打着权贵旗号而大肆诈骗工商业者和小民百姓，扰乱了经济秩序，阻碍经济的发展。

明代的流氓意识还渗透到文化领域，伪造文物、古董、 编造家谱等现象十分突出，“明中叶后，江南地区竟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作家”[9]其危害是不容低估的。

崇祯六年，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大起义，城市贫民和世仆的参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显著特点。当时在黄河南北岸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可见百姓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求。明末，政府对工商业者勒索财物，公然抢掠。而农民军实行的是“平买平卖”的政策，天下民心所向，自然“一路州县，望风而靡”。

在文化心理层面，影响最为巨大。在这种高度专制的皇权与社会流氓化的风气面前，老百姓一方面畏惧专制权威，不敢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却又都千方百计攫取和利用专制权力以为自己生存之必需。通过使自己流氓化获得依附于专制权力的资格，进而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命运，专制必然造就卑劣的国民品格。

流氓意识转而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心理。明代出现大量诸如“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等民间谚语，反映了国民心理受到的严重挫折。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

《水浒传》所谓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是明代的流氓团伙，而宋江等人的身上其实是流氓文化与侠客精神的统一，明代“游侠之风衰微，起而代之的是‘强盗之辈，反对的是奸臣，打劫的是平民，后来，就连有‘侠气的流氓，也不敢指斥奸臣，最后，侠客终成了流氓。”[10]

从另一个角度说，流氓文化也对人性解放、思想启蒙有积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平等性，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个人受到礼教、宗法、国家、家族的强力压制，几无自由可言。皇帝可以随意杀死臣子，父母有权决定儿女婚姻、百姓见了官员要磕头，而且“刑不上大夫”。在“拜金主义”与“拜官主义”横行的夹缝中，流氓主义杀出了一条血路，让百姓体味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寻求精神自由和灵魂解脱。

【注释】

[1]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J].书摘，2007（05）

[2]萧近高.《参内监疏》，康熙《西江志》卷一四六《艺文》《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志》编纂委员会编，2001

[3]顾禄、清嘉录.《双林镇志》卷十八《户口》[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高寿仙.关于中国人“流氓性”及明代流氓阶层膨胀社会原因的几点看法[J].社会学研究，2002（01）

[5]杨祖宪.《博平县志》卷四 《民风解》[M].台北成文出版杜，1977

[6]孙和相.《汾州府志》卷二《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谢维营.流氓文化述评[J].探索与争鸣，2005（03）

[8]管志道.《从先维俗议》 卷二[M].济南：齐鲁书社，1997

[9]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J].社会学研究，1991（03）

[10]高秀清，张立鹏.流氓的历史[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明代后期 第3篇

关键词：财政,税收,民生,物价

由于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的财政政策、税收的变化, 物价在某种程度上则能反映这一时期的税收情况以及政策的制定, 而税收的结果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物价、民生经济状况, 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本文所探讨的明中后期的物价经济就不得不关注当时的财政政策的执行以及它的税收情况, 当它的税收情况与物价的波动相符合时, 这个时期的财政政策我们可以称之为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旦出现矛盾, 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财政出现了问题, 并将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

一、明中后期的财政与税收

在古代社会, 政府是整个社会力量的代表, 因此对于广大人民而言, 只有政府具有足够的力量和威信对抗自然。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以及财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换句话说, 这是由行政权力支配下而产生的经济。

1、定额的田地赋税收入

“1502年, 户部向弘治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 列举了国家的主要收入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田赋正额, 它大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 每年的收入总量达税粮26, 799, 341石”。“1377年, 洪武帝朱元璋分遣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 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1393年, 田赋收入达322, 789, 900石”, 洪武帝朱元璋随之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的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成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 后来虽偶有调整, 但基本定额基本没有摒弃。至宣德皇帝在位期间, 每年的田赋收入一直维持在2700万石左右, 对于人口的增加和可耕地数量的上升则不予考虑。新增地亩很少上报, 这也使得税收与耕地面积并不相符合。除了田赋是定额以外, 对劳役和基本物品的征派也采用定额制。由于税收的定额制使得税收收入较低, 政府的资金不足, 许多政府职能丧失, 由于现有的税收收入不能维持正常的开销, 因此一些开支要通过其他各种方式解决。王室宗亲的俸禄支出占据了明王朝财政开支的很大一部分, 宫中人员的赏赐也是笔不小的开支, 这些都是导致明朝中后期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2、财政政策的制定

由于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政策决策体系, 因此以帝王的谕令为形式颁布的经济政策体现了皇权至上的特点。研究明朝的经济状况, 我们会发现在当时的经济构成中, 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很少。统治者希望全国各地都能保持在一个相同的发展水平上, 因此明代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态度左右。这种为了短期目标而牺牲长远经济利益的做法正是因为明代统治者并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所具有的重大影响。然而即便明朝统治者为了维持这种统一性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政策是以这个国家经济活动保持最低水平为基础的, 明代统治者也从来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目标。中国内部—市场、农业、土地占有等方面的多样性使得任何来自中央的单一控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财政管理方面尤其如此。

为了解决明朝的财政经济危机, 也为了缓和明中叶以来尖锐的阶级矛盾, 张居正施行了以一条鞭法为主要内容的财政经济改革。这项改革, 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 贯穿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精神。从张居正的改革中, 我们可以看到财政政策的施行和制定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 它们互相作用, 彼此影响。

3、土地价格、农产品价格的下降

十五世纪初, 土地价格大约为每亩一两五钱左右。1430—1450年间, 土地价格开始缓慢下降, 及至天顺年间土地价格迅猛上涨, 这种涨幅达到土地价格的最高峰。成化中期到万历早期, 虽然土地价格时涨时落, 但总体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正德和嘉靖年间偶有涨幅, 但并不持久, 幅度也并不剧烈。天启年间, 土地价格开始慢慢上涨, 崇祯年间大抵处于平稳状态。

明朝中后期农村的贫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大量的中小地主与农民的破产, 使得土地兼并情况日趋激烈。失去土地的中小地主和农民, 不少以出卖劳力为生,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给工场手工业作坊提供了劳动力。不过, 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陡然上涨而对土地的大量购买这点与同时期西方诸国相反。中国的财富拥有者往往购买大量的土地而不是投入继续再生产中, 这些使得资金大量流向农村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由于货币不足而使得田赋负担十分繁重, 田地价格一降再降。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白银的涌入所造成的吗?与当时国家的财政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据了解, 明中后期的海外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市场, 中国和外国的贸易一直处于一种顺差的状态。这种流入到明中期, 每年的进入量大约为几百万两白银, 和流入北方白银的数量大致相当。除此之外, 白银的回流情况也不容忽视。大量的白银从农村征收上来, 却集中于富户手中, 而富户大多将白银收藏起来而不是用于市场流通。但是我们不可以忽视中国地域的差异性, 在白银涌入的地区, 是比较“繁荣”的。与全国范围内的土地价格下跌不同, 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并无明显变化。而至明中期, 土地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缓慢上涨,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居正的改革。在张居正改革之前, 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 即货币不足—田赋负担繁重—土地价格下降—农产品价格下降—民众贫穷。这与本文所认为的完全相反, 农产品价格下跌并不是由于民生的稳定、物价的稳定, 而是民众因为生活的困苦而买不起粮食导致的价格下跌, 即“银少谷贱”。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使得民众辛勤一年并无合理回报, 进一步使得土地价格下跌, 税收负担愈发显得沉重起来, 民众生活更加困苦。因此, 此时就不得不进行强制的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 以此来恢复农民种植的信心, 稳定农产品价格及土地价格。这也是明政府暂时摆脱了危机得以持续的原因。

二、明代中后期物价的大致情况分析

1、主要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价格的对比

一般情况下经济作物的价格较之粮食的价格是略高的, 除当地遇到战乱或者灾荒等原因。如果将万历时期与崇祯早期民生所需作物价钱相比, 除某些原本就较为稀少的物品价格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外, 总体价格水平基本保持稳定的状态。及至后期战乱, 物价才陡然下降。这点倒是和米粮价格的上涨相反。这也说明了战乱对于百姓生活的影响, 一旦发生战乱, 百姓会因无法填饱肚子而对那些经济作物的需求量下降。因此, 当我们看到一组物价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经济的大致情况。从图1可以清晰的看出明中后期的社会状况。

棉花与大米的价格对比, 更直观地描绘出了物价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物价与社会以及上层统治者制定的财政政策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往往能够从小的数据看到当时社会发展的缩影。

2、明代中后期整体物价情况

通过各种物品价格的对比, 我们发现, 粮食、盐、白糖这些日常生活必需的物品价格较为低廉。至明中期, 人民生活仍然是正常有序的进行。这印证了明中后期白银的大量涌入并未造成物价的高涨, 白银的涌入并没有使得市面上白银的流通量得以大幅度上升。

三、结语

整体来看, 明代中期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处于一个比较低的状态, 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 民众生活贫苦。崇祯末期, 农产品价格上涨, 是由于战乱所致, 民众生活更加贫苦。因此, 从某种角度来说, 土地和农产品的价格过低对于民众的生活非常不利, 但同时, 如果土地和农产品价格过高, 除了受战争和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外, 赋役的减轻也能达到如此效果。这种土地和农产品的价格并不能完全依靠当时的市场决定, 为了缓和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 这种价格的上升和下降必须由政府所调控。土地和农产品的价格并不是一味的上涨或者一味的下跌就意味着民众生活的好坏, 要联系当时的经济物价的整体情况。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 当土地和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一个水平上并且这个水平介于高价和低价之间时, 这个时期的民众生活最为稳定。因此, 制定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以保证稳定的物价和民生, 这是一个国家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当然财政政策不可一成不变, 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随时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样, 税收必须根据灾荒有所变动, 根据地域土地情况进行变更保证物价的平稳这是稳定民生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赵冈:中国历史上的人类与土地:一项经济学分析[M].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6.

[2]三木聪:清代福建的抗租斗争与国家权力[J].史学杂志, 1982, 91 (8) .

[3]日·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4]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M].三联书店,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