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动力范文

传播动力范文（精选4篇）

传播动力 第1篇

缘起从群落到城市

要探究城市的起源, 我们绕不开一个话题, 就是人类自身的动物性渊源所造就的人类的群居特质。许多动物, 诸如昆虫类、鱼类、鸟类以及我们熟知的大部分哺乳类动物, 都有着共同生息的习性。群生群居的生存方式有利于繁衍和养育后代, 避免了因个体危殆而可能导致的物种性毁灭, 是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物竞天择的必然性规律, 也是人类城市最终得以出现的生物学背景。

人类是一种群生群居性的生物。在已有的考古挖掘中, 我们发现的古人类遗迹都体现出明确的集体居留传统。无论是原始岩洞还是利用各种材料营造的巢穴、地窖、房屋, 都成为温情脉脉的集体居留地, 人们在这里相互关爱, 相互照顾, 分工合作, 繁衍生息, 共同创造了人类得以延续和承继的物质文化条件。或许这些群落最初是游动不定的:原始人类被迫受自然条件的驱赶而迁徙流动, 寻觅安身之所;或是根据季节的变化, 因采集、狩猎的需要而风餐露宿, 不断变更居所。然而, 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加深, 随着人类抵御自然风险能力的加强, 集体居留地逐渐安定下来, 壮大起来, 并发展成类似村落式的永久性聚居地。那么, 这些永久性聚居地是如何发展成城市的?城市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人们究竟是出于怎样的需求和动机, 萌生了要居留在城市这样一个处所的欲念?将这些质疑归结起来, 即我们试图要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城市起源的原动力?

多种视野的城市起源说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来思考, 城市是人类高级情感需求的产物。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认为, 城市的起源与人类的原始宗教情感有关, 城市的萌芽早于原始村庄出现之时, 甚至早于人类习惯于定居之前。原始人类不仅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所震慑, 也对生育、死亡和梦境等现象存在着难以解释的忧虑和恐惧, 普遍形成了原始的宗教情感。人们敬重死去的同类, 同时也困惑和畏惧于他们在自己梦境中反复出现, 因此早在旧石器时代不安定的游动生涯里, 就已经开始将死去的人安葬在固定的地方, 形成了“死人城市”, 并时常回到这些地点来举行祭祀活动, 表达对祖先的怀念, 祈求祖先的庇护。坟墓与自然界的山峰、岩石、大树、河流等, 都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目标。人们汇聚到这些固定的地点举行祭祀活动, 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获得了超越其他一切生物所及的精神刺激。“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 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 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 (1)

在人类学视野中, 城市的产生无疑是一种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依照已有的考古发现,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遗址是位于约旦河注入死海北岸的古里乔, 距今已有9000年的历史。大约在5000多年前, 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稍后在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华北等地区, 城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而出现, 成为一种稳定的、区别于农村社会的集体居住群落。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 (V.Gordon Childe) 于1950年发表论文《城市革命》, 将这种远古城市从无到有的现象称为“城市革命” (Urban Revolution) , 并视之为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究竟是城市催生了人类文明, 还是人类文明孕育了城市?我们有理由质疑柴尔德“城市在先, 文明在后”的观点, 但是综观世界各地传统文明发展的历程, 城市与文明的共生互生性是不容否定的。与文字、国家、社会秩序等文明要素一样, 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成果。

经济学领域则将商品经济视为城市起源的基本动因, 即先有“市”, 后有“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 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原始社会后期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大的产业分工:一是游牧部落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二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三是商人阶级的出现。社会分工机制不仅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构建了所有制结构, 划分了阶级, 而且从地理上来看, 直接导致了城市的出现。因为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社会中, 人类迫切需要一种集聚性的空间形式, 也即城市, 起到降低成本 (包括交易成本、协作成本、保护私有财产的成本等) 和实现规模效益的作用。

上述有关城市起源问题的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描述, 因其学科领域的不同, 呈现出各自的价值取向。在本文中, 我们试图从传播学角度解释城市的起源。需要说明的是, 有关城市起源的传播学描述, 未必能够完整全面地洞察人类社会中城市得以产生的所有动因, 而是旨在以此管窥传播对人类进化的推动影响。

集会传播与城市起源

远古城市的萌芽, 可以追溯至原始人类蒙昧时代 (2) 的口语传播时期。口语传播不是人类最早的交流方式, 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交流方式的发明。就它对人类进化过程的贡献而言, 后世的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都无法与之匹敌。

自口语传播出现以后,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摆脱了眼神、表情、和肢体传播的不明确性, 变得明朗和清晰起来。这种现象使得人际传播成为简便易行、反馈良好、效果出色的沟通手段, 使得人类冲破了隔绝动物与高级动物的精神藩篱, 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水平也从而大大提高。然而, 口语传播的即时性这一先天缺陷, 决定了传播过程结束之后信息无法被存贮的尴尬, 也就是说, 其交流功能是不恒定的, 是无法作为凭证而被依赖的。为了增强口语传播的效力, 提高口语传播的凭证价值, 人们不得不借助集体性的活动来见证口语传播的内容。集会见证了原始人类交往的基本形态, 见证了原始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 见证了原始部落的兴衰存亡。可以说, 集会是交流的产物, 是口语传播时期重要的沟通方式。

如果说召集和主导集会的能力大小体现着社会权力的大小, 那么当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 集会所聚集的民众范围越来越广泛, 集会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控制力越来越强, 那么也就意味着原始部落的政治活动越来越成熟了。由于战争的需要, 多个部落结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部落联盟, 人们需要根据权力分配、交通、地势等因素, 在多个部落的广阔地域范围内选择合理的大型集会地点。长此以往, 经常性举行集会的地点就成为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 就可能形成吸引人们聚集的古代城市的萌芽。

祭祀传播与城市起源

祭祀实际上是一种超验式的传播活动。个体的死亡, 意味着个体所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一并随之泯灭, 意味着群体记忆的部分丧失, 这在文字尚未被发明的原始社会中, 给了人们巨大的遗憾。这种遗憾与生者对亡魂的怀念、对死亡的恐惧等情绪夹杂缠绕, 形成了人们对亡者难以言说的敬畏。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朝觐的地点, 试图通过祭祀活动开启生与死的隔阂, 燃烧的香火、歃血的牺牲、巫师的歌舞都成为沟通工具, 向未知的境界传达人们的思想有祝福, 也有诅咒;有安抚, 也有激励。用于祭祀的庙宇、宫殿成为世代以来城市的中心, 而留存至今的所有文明遗迹中, 陵墓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除亡魂祭奠以外, 针对日月天地万物诸神的祭祀同样是一种传播。在蒙昧时代的原始宗教活动中, 人们试图利用各种方式与神界、鬼界进行交流, 从中还衍生出了大量的原始艺术, 例如充满寓意的雕塑和建筑、岩壁上的绘画、祈福后佩戴的首饰、玄妙动人的音乐、张狂奔放的舞蹈、庄重严肃的敬语 (这也是文字诞生的起源) 祭祀活动的精神性和情感性超越了一般的生存体验, 表现了原始人类对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而这种追求恰好与后世的城市生活方式有颇多观念上的暗合。

尽管祭祀活动是一种纯粹的单向传播, 但并不妨碍原始人类对其集体性的执着。如彼德斯 (John Durham Peters) 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所说, “我们给死者发出的信息可能永远无法到达死者, 然而这种有缺损环节的交流, 和循环往复的交互式交流一样重要。” (3) 原始人类与其说只是需要这种传播, 不如说更是渴求这种传播。恰恰是这种对于未知神秘世界的好奇和敬畏, 恰恰是这种勇于沟通、勇于探索的精神, 造就了人类历史波澜壮阔的变化。

集市传播与城市起源

商品交换是一种广义的传播, 包括了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多重交流, 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其中, 能量推动着物质和信息的传递, 物质和信息的传动则总是伴随着能量的流动。事实上, 集市就是一个因经济活动而存在的广义传播场。尽管人们在研究集市的意义时, 不免首先着眼于物质交换与能量传递, 然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如果说商品交换的核心基础是等价交换原则, 那么买卖双方对价值的认定必然存在一系列传播过程。这些传播过程也就是俗称的“讨价还价”, 能够有力地表现集市中的传播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借之为例, 以分析商业信息传播对城市起源的推动作用。

首先, 商品交换者对自有商品进行估值是一种自我传播, 需要商品交换者根据外界市场环境的变化来不断调适自己的认识。当天灾发生, 人们对粮食的估值自然会提高;当战争来临, 人们对金属工具的估值也会提高。可见, 集市中的自我传播并不是一个孤立、封闭和绝对的主观精神活动, 而是一个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联的过程。就原始社会而言, 部落内部的集市尚不能构建出城市的雏形, 因为人们的交易范围很小, 足以通过亲自观察和体验的方式来掌握自我估值所需要的信息。这一时期的集市仅具备交流功能, 尚不具备物质贮存和信息贮存的功能, 如《易经系辞》所记载:炎帝部落“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并不依赖集市而作为基本的生活场所。只有当交易规模扩大至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 人们对于远方的信息难以准确把握, 需要更多了解外界市场环境的信息时, 才有了驻留在集市从事长期贸易的动力。

其次, 商品交换者对商品价值形成共识是一种互动传播。一场交易的讨价还价往往要进行许多回合, 借助互动传播达成符合双方 (或多方) 利益的交易模式。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人们发现直接交换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障碍, 创造性地开始运用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易, 比如粮食、牲畜、珍珠、贝壳、金属等物品都曾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承担过价值尺度的职能。在集市交易中, 所谓一般等价物已被抽象为一种传播符号, 只有当参与该集市的人们普遍认可并采用这种符号 (假设人们普遍同意采用一斤小米作为价值尺度的基本单位) , 间接交换才可能顺畅地大规模展开。这种价值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互动传播过程, 它追求平等、互利、发展的理念大大推动了其他商业规范的建立, 使开放而富有创造力的商品经济得到鼓励, 最终构建了后世城市生产生活的基本形态。

结语传播是城市起源的原动力

柴尔德在《城市革命》 (4) 中曾提出, 鉴别城市文明是否到来有十项标准:大型居住区、财富集中、大规模公共建筑、出版物、表演艺术、科学知识、对外贸易、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专业人员、阶级社会、以居住区而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由此可见, 尽管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的形态差异巨大, 然而其内核特质却是在产生之初即已定型了。集会、祭祀与集市这三种以传播活动为根基的颇具影像感的古代社会交往形态, 分别展现了原始社会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三个侧面的风貌它们的综合体则唯有用“城市”这一概念来涵盖不可。由此可见, 无论从社会发展的任何角度来看, 传播活动均以其不可替代的交流功能而为城市起源提供了本初动力机制。简言之, 传播是城市起源的原动力。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关于语言和沟通的故事:诺亚的子孙们向东迁移, 在一片平原上定居下来。他们同心协力, 统一而强大, 很快就建造了一座繁华美丽的城, 又建成了一座直插云霄的塔, 以至于惊动了上帝。上帝不能容忍人类的狂妄和虚荣, 变乱了人类的语言, 使他们分散在各处, 荒废了城和塔。这座城被叫作“巴别”, 也就是变乱的意思。今天看来, 巴别塔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悲剧的隐喻, 透露出人类对于沟通不善命运的无奈, 然而它更折射出人类对于信息传播的崇敬和感激, 折射出人类对于传播所能发挥作用的莫大信心。人们建造通天塔, 创造人为空间, 为的是征服并改造自然, 这些行为和目的与人们建造城市的初衷是何其相似!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好比巴别塔, 是人类欲望和意志的集中展现, 那么在城市起源这个问题上, 我们同样可以从故事中得到启示:城市的出现是各种传播媒介协力沟通的结果, 城市是传播的产物。

摘要：本文通过借鉴与比较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关于城市起源的研究成果, 从传播学角度深入分析了集会传播、祭祀传播、集市传播与城市起源的关系, 进而提出传播是城市起源之原动力的观点。

关键词：传播,城市,起源,原动力

注释

1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 宋峻岭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P9

2 针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阶段论最早由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提出。其后,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观点进行过吸收和改进, 提出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现代考古发现基本上肯定了这个结论。

3 [美]彼德斯著, 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P140

深圳市梅毒传播系统动力学模型 第2篇

1 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模型特点

所谓系统动力学,就是对整体运作本质的思考方式,把结构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融为一个整体,其目的在于提升人类组织的“群体智力”。系统动力学与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所探讨的内容相同,也是研究社会系统动态行为的计算机仿真方法。

2 系统边界确定

本文使用的建模软件是系统动力学的专用软件Vensim-PLE,模型运行时间为2004~2015年,仿真步长为1年。主要的数据来源于文献报导和调查的行为学数据。模型的边界,本组设定为深圳市15~50岁女性人群和15~64岁的男性人群,边界外的影响因素视为输入变量,使边界内部构成完整的系统。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并且依据性行为关系的模式,将深圳市15~55岁女性人群和15~64岁的男性人群分为女性性服务工作者(female sex workers,FSWs)人群、多性伴男性人群、多性伴女性人群(FSW人群除外)、固定性伴男性人群及固定性伴女性人群等5个子系统,还选择了深圳市15~49岁女性人群和15~64岁的男性人群总人口作为动力学模型的一个子系统。

3 变量和参数设置

系统动力学中主要变量包括有状态变量、速率变量、辅助变量和常量。在本研究中,根据研究需要和实际调查,对各个人群的定义如下:

FSWs:指女性性工作者,即卖淫女性。本研究中FSWs年龄设定为15~29岁。

固定性伴关系:指婚姻关系或同居关系。

多性伴男性:是指在同期有一个固定性伴和一个非固定性伴或有多个(≥2)非固定性伴的男性(其中包括嫖客)。

多性伴女性:是指在同期有一个固定性伴和一个非固定性伴或有多个(≥2)非固定性伴的女性(不包括FSWs)。

本文选取了表征各子系统的7个状态变量,分别是15~64岁男性人口数、15~49岁女性人口数、FSWs感染者、多性伴男性感染者、多性伴女性感染者、固定性伴男性感染者及固定性伴女性感染者。

其他主要变量说明和设定:

多性伴男性比例:指15~64岁有性活动的男性人口中多性伴的比率。根据文献,国外在2005年的家庭调查中,年龄15~59岁的未婚男子有过性经验的人群中目前超过一个性伴的比例为12%~18%,而相应的未婚妇女的比例则介于1%和3%[1,2]。然而,这些调查可能低估了多性伴的比例,因为作为个人在面对面的调查中,往往隐瞒多性伴的行为[3,4]。由于我们并没有区分已婚和未婚人群,所以我们设定多性伴男性的比例为45%。

每人每年性人次数:指FSW人群与多性伴男性人群每年平均性接触人次数。根据文献[5,6],本组设定为180人次。

4 编写方程和系统程序

首先,应考虑传播概率的问题。根据相关文献,本组按照每次性行为的传染概率进行估计[7,8,9,10]。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这里,β表示人群感染的平均概率,βa是表示每次无保护性行为传染的概率,本文中为30%。n表示平均每人每年的无保护性行为次数。

n=平均每人每年的性行为次数(1-平均的安全套使用率)。

在VNESIM软件中进行程序编写,这里仅列出了部分重要的方程。其中,对与非线性关系可使用表函数来表示。下面是一些主要的方程。

减少量=FSWs感染者就诊率就诊率+FSWs感染者转移流出率;

增加量=(FSW数-FSWs感染者)[(1-EXP(每人每年的性人次数(1-安全套使用率)LN(1-每次无保护行为传播概率)多性伴男性感染率]。

5 模型有效性检验和预测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后,模型是否适用于建模目标,在进行系统仿真或政策分析之前,需要对模型的正确性与适用性进行有效性检验。本文中采用历史检验的方法,确定本文检验年份为2004~2009年,检验变量为报告发病数。

通过表1中相对误差的分析可知,模型的仿真模拟值与历史值的误差的绝对值不超过5%,说明运行结果与实际数据高度拟合,由此建立的深圳市梅毒传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能有效代表实际系统,可以进行模拟预测和政策分析。

然后,本组利用该模型对深圳市2010~2015年的各个人群的报告发病数和实际发病数进行预测,结果见表2。通过预测,为防治政策总预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注:实际报告发病数中已经排除了MSM,静脉吸毒的感染者和先天梅毒感染者

注:本研究中的全人群指深圳市15~50岁女性人群和15~64岁的男性人群

6 结论和讨论

本文中建立的梅毒传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考虑梅毒的核心传播人群FSW人群和桥梁人群多性伴人群,并且考虑了安全套使用、健康干预、筛查和人口经济学因素,以及其他防治政策和治疗等各个因素对疾病传播的影响,试图尽量真实地反应深圳市梅毒传播的现状,减少模型的结构不确定性,并且模型中的很多参数,是笔者通过调查或从深圳本地文献获得。本研究对模型进行历史检验时,误差均在5%以内,说明了该模型是可以用来预测深圳市梅毒的传播特征的。

传播动力 第3篇

1辽宁形象的简述

辽宁形象属于区域形象范畴,而区域形象指的是在公众心中区域的总体评价和印象。其包含了软形象和硬形象。其中硬形象指的是能够精确进行测量的、有自己客观形体的因素,比如区容区貌、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等。而软形象指的则是经济发展情况、精神理念以及文化氛围等。

2全媒体环境的新改变

来自互联网百科介绍,“全媒体”指媒介信息传播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手段,利用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 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进行传播,最终实现用户以电视、电脑、手机等多种终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以任何终端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

如今的媒体环境和传统的媒体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正在加速融合,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送者也是接受者, 信息的传播由单向变成双向,这样的媒体环境下要让辽宁品牌形象更加有效的传播,我们就要先详细地分析一下全媒体的特点。

2.1自媒体的发展

人人都是自媒体,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如今的媒体环境,以开放的自媒体平台微博为例,根据 《2015年度微博用户发展报告》统计,截止到2015年第四季度末,超过5亿的注册用户量,用户规模、 活跃度均实现高速增长,微博月活跃用户达到2.36亿,同比增长34%,日活跃用户达到1.06亿,同比增长32%。作为另一个自媒体平台微信也是发展迅猛,腾讯集团副总裁江阳在分享“智慧城市”建设的观点时透露了一个数据:截止到2015年末,微信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达到6.5亿,习近平主席在近日的讲话中提到,中国的网民数量为6.7亿,这意味着,微信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接近中国网民总数。这些数据告诉我们,社交媒体的用户是非常庞大的,几乎是每个智能手机用户的标配。

2.2媒介加速融合

“媒介融合”指的是各种媒体所呈现出的一种多功能一体化的重要趋势,传统媒体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推出了自己的客户端、微信以及官方微博, 这些数字化手段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本身的劣势,比如即时性较差,也能够很好的和公众互动。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结合起来能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让信息的覆盖面更加的广泛, 并且信息传递的效果也会更加出色。

随着媒体环境发展,也给辽宁形象传递提供了新的机遇。比如,利用微博和朋友圈互动性强的特点,到了节假日时,朋友会在朋友圈的将各地的景点和美食晒出来,然后进行评论,其朋友能够通过其介绍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在宣传辽宁省形象时可以将这种办法运用进来,主动地进行传播。

3辽宁形象传播的新动力

辽宁形象传播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和各种传播模式都可以帮助其有效传播,在视觉传达层面与CIS相结合也有较为透彻的研究,然而用品牌营销的视角重新思考辽宁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还比较稀少,从这个角度能为辽宁形象的传播提供新动力。品牌营销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用比较广泛,为企业推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树立品牌提供很大帮助,操作手法也极为成熟, 我们把辽宁品牌形象类比成树立企业品牌形象,用市场的思维去推广辽宁品牌形象。

3.1强化品牌意识

要用品牌的思维去重新认识辽宁品牌形象,辽宁品牌形象是受众对辽宁总体认识的总结,这种认识是外部传播的刺激与自我生活体验的积累。传播的内容就是我们政府部门要着力打造的品牌内涵, 这个品牌的内涵要深刻凝练,充分反映辽宁精神、 展现辽宁形象,提炼的辽宁品牌内涵是一个自我总结与自我定位的过程,要能充分表达自我还要与其他省分的形象有明显的区别,易于今后的品牌传播。

在“互联网+”的时代,用户品牌体验非常重要, 对于地区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来说不是一句口号,一条在央视投放的广告宣传片能够解决的,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小细节都够对百姓产生影响,在百姓心中留下印记,慢慢积累,最终形成一个自我认知,由此可见,辽宁品牌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具体的长期工程,对于辽宁形象的品牌打造不仅仅是政府要做的更需要全社会各职能部门乃至市民共同努力。

3.2具有广告思维

辽宁形象的传播过程要遵循广告的传播规则, 利用商业广告的传播规律来传播辽宁形象。运用广告的思维来传播辽宁形象就是把辽宁形象做全方位的立体包装,无论是辽宁形象的内涵价值还是视觉形象,都要有固定的内容和形式,做到传播的一致性,有利于品牌的打造把传播效果做到做好。辽宁形象传播的过程分为主动传播和被动传播,每种传播方式都要做好监控,时刻做出修正与调整。主动传播一种是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关于体现辽宁形象正面的新闻报道。另一种是在媒体上投放的形象广告,例如央视各省市的形象广告宣传片。被动传播是受众自发的关于辽宁省形象的传播,这些传播通常是围绕某一特定的事件展开,然后再通过全媒体发酵传播,这种事件潜移默化的会对地区形象造成影响。例如“青岛天价虾”事件,首先是通过微博发布消息引起大量的转发,然后再通过全媒体的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形成一段时间的社会热点,事件虽然是由个人引起,但是事件的延伸效应确实对青岛形象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对山东省的形象也是一种损伤,山东省的在央视投放多年的形象广告, 倾心打造的品牌形象瞬间被毁,甚至被网友拿来调侃把精心策划提炼的“好客山东”变成“宰客山东”, 这种段子似的内容更易扩散传播,对地区形象的负面影响更大。

3.3运用营销手段

辽宁形象的传播还要借助营销的方法来操作。 在全媒体时代运用阶段性的焦点事件来促进辽宁形象的传播是最容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通过事件作为传播主体,把关于辽宁形象的信息植入到事件当中。比如全国体育赛事、国际性的展会等等。大连作为辽宁省重要的城市之一,大连的城市形象也是辽宁省形象的一种体现。在我国,大连是比较早开展徒步运动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徒步运动便起步了。大连市在1989年时成立了大连徒步协会,现在已经有超过了百万人经常会参与到徒步运动中去。在大连市,徒步已经成为了最火的一项运动之一。每年的徒步大会不仅仅是大连徒步爱好者的节日,更是全国徒步爱好者的节日,在全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期间成为全国的热点,这对于辽宁形象的传播是个很好的机会,全媒体的传播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起到了传播辽宁品牌形象的目的。

4总结

运用品牌营销的方式来塑造与传播辽宁品牌形象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通过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开拓思路,多种手段相结合使辽宁形象的传播更有效率。

参考文献

[1]姚利权,陈莹.新媒体环境下杭州城市形象传播策略[J].西部广播电视,2014(22):156-157.

[2]莫智勇.创意新媒体文化背景下城市形象传播策略研究[J].暨南学报,2013,35(7):148-154.

传播动力 第4篇

一、微信红包概述

在2015年除夕期间,微信红包的收发总量从2014年除夕夜的0.16亿个增长到10亿个,微信红包的功能在短时间被用户接受,持续影响后续的节日,并成为日常生活中常态化的祝福、娱乐、互动表达方式。在“520节”为4亿个;六一儿童节5亿个;七夕节14亿个;2015中秋节微信红包的收发量达到22亿个,刷新了微信红包的最高纪录;而在2016年除夕当日,微信红包的参与人数达到4.2亿人,收发总量达80.8亿个。

传统红包的含义通过微信红包实现了“数字化”表达,并且含义更加丰富。同时,微信红包从人际传播逐渐演变为群体传播,成为现象级传播活动,微信红包的使用场景和语境不再相对固定,而是融合到多元节日表达和亲友日常情感生活交流的生活方式中。

二、微信红包的社交传播特点

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被大范围使用和扩散,社并从单一社交功能,开始集合信息搜索、网络购物、电子支付的功能,成为一个集合多种功能的平台和入口,深入应用到日常生活,网络用户的生活方式已经向数字化演变。以用户社交为核心的传播链条,在与不同用户之间的交流中,用户的社交信息在持续交流,互动式的传播形成了良性的健康传播。

同样,微信红包在传播的过程中,社交关系网络中的用户获取了娱乐和金钱的价值。在此过程中,从现实社交移植到社交网络中,微信朋友圈介入了“抢”动力因素,传递过程转变成为双向或多向,通过人际关系的连带作用,微信红包调动了好友之间的互动。以红包为核心游戏关系成立,互动仪式成功构建,满足了用户的互动需求。2004年,美国社会学家兰达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提出了“互动仪式理论”,他认为:互动仪式是互动参与者通过资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而参与者是否拥有共同的关注点,是否能在最大限度上完成感情的共享,是互动仪式的核心。抢红包过程持续进行,游戏趣味性也在持续发挥增加,也令用户之间的情感关系变得紧密,这样以红包为核心的互动仪式不断被引起。如此,用户的心理自然产生互动的需求,也增加了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通过红包引起的情感互动,在以现实社交关系为根源的社交网络用户之间,更有可能产生情感的联通,从而逐步打造出更具有社交黏性的强关系链条。

三、微信红包传播动力分析

(一)红包文化与新媒体产品碰撞

红包作为一种节日符号的表达,在节日语境里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交关系中重要的维系者,由此发展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红包文化。红包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其成熟发展可追溯至宋朝。“红包文化在两宋时形成和发展。当时经济较为发达,老百姓图的是吉利发财,安居乐业。在当时商市里常见‘祭财神’现象,也叫‘拜利市’的礼仪,处处耳闻‘讨利市’的口彩。比如过年,老人送小孩的压岁钱;婚礼时送礼金以及店家送买家、店家送乞丐等喜钱,都直呼‘利市,利市’讨个口彩。”

可见红包的收发,在不同的节日或是在重要的礼庆中,充当了一种祈愿纳福、吉祥喜庆的角色,这种功能性的角色被大众接受并一直延续,成为现代人生活化的表达方式。在传统习俗中,红包的发送是由长辈对晚辈的单向度传播,长辈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在这种老友尊长的关系中,是中国传统的尊卑观念的表现,红包的分发由长辈的主观意图控制,在这个结构中传者与受者的地位和关系是不对等的。同样,红包在承接长幼之间的单向传播,也发起了家族中不同家庭长辈之间以“礼尚往来”理念而进行的双向人际传播。

微信红包是互联网环境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它以新媒体社交为目标,以电子支付为根本目的,是对传统红包的继承和发展。

1.微信红包是对传统红包的继承。微信红包继承现实生活的红包内涵,同样是寓意求吉纳福,祈求好运。在形式上,微信红包在视觉设计上沿用传统的红色,以黄色为衬托;在造型上,图案造型与现实红包的造型一致;在口号上,将祝福语移植到微信红包中,利用科技手段力求还原体验红包的真实情境。

2.新媒体产品将“红包”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精粹在于世代相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每个时代环境下会产生独特的影响。微信红包赋予传统红包新的时代内涵和发展活力。微信红包的使用场景不局限在春节这个节日,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微信使用场景扩大到各种各样的节日和礼庆中,也被使用到日常微信交流沟通中。由于社交媒体的互动性传播,每个微信群里的成员都可以成为红包的接收目标,人际关系上实现平等的状态。通过微信红包打造了独特的、个性的用户体验。

(二)互联网营销为产品营销造势

互联网环境去中心化的模式,消除了年龄、知识、性别上的差别因素。通过互联网营造出来的虚拟空间,每个用户的话语权得到满足,个人的评论和看法可以被分享。微信红包采取的互联网营销的策略,成为微信各种各样节日营销中的一种操作模式,情人节、儿童节、中秋节等节日都可见一斑。

1.设置网络议题。春晚对于国人有相当大的聚合影响力和节日意义,微信红包为了借助春晚的影响力,在春晚到来之前展开点对面的营销。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和社交媒体上打出“免费红包”的口号,揣摩到网民的“占便宜”心理。如此,成功在网民中设置了关于“红包”的议题,顺利地将更多的网民导入关于“抢红包”的话题中,引起受众主动在各大社交媒体上进行围观和议论。

2.商家免费优惠。通过设置议题吸引受众注意力后,对于是否能够获得红包持怀疑或者观望的态度。这样,微信红包联合网络运营商展开合作,宣称抢红包的中奖率是百分之百,就算没有抢到现金红包,还可以得到合作商家的优惠劵。让受众尝试到这种“免费的午餐”,满足了受众猎奇的心理,激发了受众的热情。从而,运营商通过各种口号、商品形象营造出良好的感观印象。

3.官方概念包装。微信官方在网站上打出的口号是“微信红包,带着祝福送上新年惊喜!”在介绍抢红包活动中,联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勾画了文化拜年的图景,对互联网的这种“游戏方式”进行了彻底的高端包装。微信红包营销策略成功之处在于,利用互联网热炒红包概念,提前聚合大众的注意力;微信官方通过官方活动多方位塑造红包、包装微信红包在受众心理形象,从而顺利实现了互联网营销的目的。

(三)商媒联动合作营造传播平台

微信红包并不局限自己的战线在各大网络上,还积极联合传统媒体扩大营销渠道。利用明星效应,品牌与品牌强强联合,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另外,各大传统媒体、新媒体均加入了话题讨论,通过媒体不断给受众制造微信红包的形象,引发病毒式传播,不同媒体之间功能补全,高度配合。线上线下通力合作共赢,实现了新旧媒体的资源整合,从而受众面覆盖更广。传统媒体的品牌继续深入用户心理,新媒体也发挥自身网络优势,深度拿捏用户心理和消费场景,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四)用户独特性体验扩散传播范围

微信用户在抢红包的过程中,不断引发新的注意力,激发了用户主动分享的乐趣。可见,微信红包精确瞄准用户游戏、社交心理,这种心理具有较大的传染性,抢红包的游戏不断进行,用户灵敏的神经不断被刺激,心理感染力度越大。微信红包调动用户的猎奇心理,红包与强关系结合,由于好友之间认知度比较高,所以红包的可信性高,极易通过人际传播裂变为群体传播。微信红包的游戏性和娱乐性是其不断裂变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通过参与微信红包的游戏环节,实现了自我效能感。

从全民发红包到拆红包,刺激用户神经,每个人的红包数量不同,完全随机,拉开档次,又引起诸多话题。整个过程把握用户的心理,趣味性与功利性同时兼顾,即使极少量的金额也能引发广泛参与和讨论,因为其已经脱离单独的红包属性而成为一种游戏。微信提供的移动应用场景,又与微信支付、微信朋友圈社交网络实现无缝对接。微信的发展,注重用户体验,将红包的分发赋予了独特的社交意义,大大提升了用户参与度。用户抢得的红包会储存在微信钱包中,微信钱包中的零钱可以用于各种各样的消费,操作极为方便,这就使得微信用户使用微信支付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从这种复合功能性的发展,为用户打造独特的使用体验;微信已经集合成一个多种复合功能的平台。

四、结语

微信红包作为社交媒体产品的一种,其发展兴旺实质上是技术更新发展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其传播动力中包括了文化驱动力、经济驱动力、互联网驱动力、用户社交驱动力等。作为一款满足了市场和大部分用户需求的社交应用,可以看到其发展模式带来的市场经济效益,也给其他同类社交媒体提供了一定可供借鉴的发展方式,但是核心要从用户出发,以人为本,精准把握受众心理,让用户被动消费变为主动消费,还要注意从用户之间的人际传播着手。但是,现在在“泛娱乐化时代”下,微信红包的传播动力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和事件,我们应该警惕微信红包以及微信带来的过度娱乐。

摘要：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微信红包作为一种社交媒体产品,依托微信形成的社交网络,红包本身的功能化实现和差异化满足,迅速拢获大量忠实用户。2014到2016年微信红包收发的几次大的节点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传播活动,对此有必要思考其传播动力。

关键词：社交媒体,微信红包,传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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