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效果分析/经济学
成本效果分析/经济学(精选12篇)
成本效果分析/经济学 第1篇
随着医疗费用的增加,世界各国卫生预算压力不断加大,因而以合理利用有限资源为目的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始受到关注[1,2]。从1993年开始,澳大利亚要求企业在申请药物进入补偿目录时必须提供成本-效果数据,之后许多国家开始效仿澳大利亚[3],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2个国家制定了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药物经济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经济学评价在疫苗领域的应用发展却相对缓慢。在我国,对疫苗经济学评价的研究仅有较少报道。
疫苗是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且最有效的预防疾病的手段。自20世纪初,在儿童和高危人群中广泛接种疫苗,有效控制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由于接种疫苗的费用一般由政府承担,而且在国家卫生预算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因此将一个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时对其进行经济学评价显得尤为重要[4]。疫苗具有区别于一般治疗性药物的特性,比如外部效应,疫苗保护率、作用时间的不确定性等等,因此对疫苗进行经济学评价的方法应当有所不同。本文主要介绍测算疫苗接种成本和接种效果的方法,以及世界各国对疫苗贴现的办法,并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观点。
二、疫苗接种成本的测算
经济学评价的实质是计算干预措施的投入产出比,然后与对照组比较,从而得到该措施经济与否的结论。在评价新型疫苗时,其对照组为当前使用的疫苗;若当前没有类似的疫苗或评价当前使用的疫苗时,对照组可以选择不接种疫苗,即计算不接种疫苗而增加的疾病治疗成本。
对疫苗进行经济学评价需要计算免疫项目的成本和预防的效果。免疫项目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购买疫苗、疫苗管理、接种人员工资、接种疫苗往返交通费等疫苗接种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和物力;直接成本直接以货币单位表示,比较容易确定,而占比重较大的间接成本相对复杂,很难确定。此外,将一个新型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时,还需要考虑运输、存储、接种等环节成本的增加,即边际成本。下面主要讨论疫苗接种的间接成本和边际成本的测算。
(一)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是指与病人生活有关的所有经济损失[5]。它主要包括:(1)病人因残疾而损失的收入;(2)家人提供家庭护理的成本;(3)家人因在家里照顾病人而损失的收入;(4)因干预措施引起其他疾病所导致的损失,如不良反应导致的损失等[6]。
研究角度和时间范围不同所涉及的间接成本往往不同,因此在进行经济学评价前要明确阐述研究的角度和时间范围。一般建议采用社会角度[7,8],因为这样可以考虑所有的投入和产出,而不论由谁为此支付成本和从中获得收益。
与治疗性干预措施相比,疫苗的间接成本对免疫项目评估的影响更大,特别是用于预防较少发生但非常严重疾病的疫苗。因为这类病人需要家人照顾的时间长,损失的劳动收入高。是否考虑间接成本对决策有直接影响,比如新生儿接种水痘的问题,一方面从医疗付费者的角度看,接种水痘是不具有成本-效果的;而另一方面由于避免了家人照顾患儿的时间损失,从社会角度看接种水痘疫苗具有客观的净效益[9]。
目前计算间接成本的主要方法有人力资本法、意愿支付法和摩擦成本法(friction cost)。其中,摩擦成本法还考虑失业和其他现实的问题,假设有一个摩擦期,雇员由于生病而旷工的时间在摩擦期之内的可以计为劳动力损失;在摩擦期过后,如果这个雇员还不能正常上班,他就会失去这份工作,那么不存在劳动力损失。这种方法计算的结果会比人力资本法小,但是它能更好地反映疾病对经济的影响。
(二)边际成本
进行疫苗经济学评价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确定是否将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我国1978年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疫苗使用管理、冷链管理等预防接种管理系统。新增疫苗可以利用现有的设备、人员及管理系统。因此在考虑是否将新型疫苗纳入免疫规划时,要分析新增疫苗所增加的成本,即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的大小往往与新增疫苗以及其与已有预防接种管理系统吻合的程度有关,如是否需要增加新的管理措施,是否需要在接种前进行甄选,是否需要不同的运输和存储条件等因素;假如吻合程度较高,固定成本变化比较小,甚至可以忽略,那么边际成本主要是可变成本(如接种时间、购买疫苗成本)。Hall及其同事[10]分析了冈比亚的免疫项目,发现在现有的计划免疫项目(包含麻疹、水痘、卡介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中增加乙肝疫苗,增加的成本有94%是经常性费用(recurrent cost),其中87%为购买乙肝疫苗的成本。不过,有些疫苗需要特殊的运输和储藏要求,非经常性费用可能比较高。因此在一些评估中需要把所研究的疫苗和原有系统中相关的成本区分开来是比较困难的。
三、接种疫苗健康产出的测算
疫苗的效果是指健康结果,一般指减少发病率、患病率、死亡人数、感染率,增加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经伤残校正后的期望寿命即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以及延长生命年(years of life saved)或者增加的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11]。疫苗的效果与疫苗本身的功效、传染病的传染力、人口的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关。疫苗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评价其效果时研究对象不只是个体,而是研究一个社区、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人群。因此评价疫苗效果时常常需要采用流行病学模型。疫苗经济学评价的对照常为相应疾病的治疗,将发病率、死亡率、感染率等自然指标的变化作为效果指标,有助于将接种疫苗的效果与治疗疾病的效果进行比较。
(一)选择合理的流行病学模型
经济学评价数据一般来源于临床试验,可以和临床试验一起进行,但是临床试验存在样本量少、研究时间短等缺陷。而疫苗经济学评价需要研究的人数比较多,研究的时间也长,临床试验难以为疫苗的经济学评价提供足够的信息,所以疫苗的经济学评价主要使用模型研究。
选用流行病学模型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传染力(force of infection)和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传染力是指易感人群在单位时间里被感染的风险[6],是对疫苗进行模型经济学评估最重要的因素。群体免疫指在大多数人接种疫苗的环境中,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获得的间接保护[12],即外部经济。疫苗的保护效果与接种疫苗的人数有关,如果在一个人群中接种的人数较少,那么疫苗只提供很小的保护,易感人群被感染的风险即传染力很大;此时可以通过提高疫苗覆盖率来加强疫苗的保护效果,一旦获得群体性免疫,接种疫苗将明显地降低感染率。
流行病学模型有动态模型和静态模型。在动态模型中传染力随时间改变,当队列人群接种疫苗后,易感染人群的比例会下降,从而传染力也会下降。静态模型中传染力保持不变,其模型参数只和年龄有关而与时间无关,此模型经常用于计算单一年龄段的成本和效果。
静态模型适用的范围主要包括:接种者不是传播病原体的人群;接种的人数比例较小,比如给进入疾病高流行地区的旅游者接种甲肝疫苗,给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给入学前儿童和医疗工作者接种水痘疫苗,给不产生群体性免疫的人群接种的疫苗(如破伤风和狂犬病疫苗)。大多数经济学评价都应用静态模型。
静态模型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某些疫苗却不适合用静态模型,而必须选用动态模型。如在分析针对病毒传播者的疫苗时,这些病毒携带者对病毒的传播作用与其不成比例,在一个有限的人群中接种疫苗能够明显降低病毒传播疾病的流行。而静态模型就不能描述这些作用。不适合用静态模型的疫苗包括针对通过血液传播和性传播的疾病,如艾滋病和乙肝。
在某些情况下很难建立合适的模型,那么可以利用历年疾病报告资料和免疫监测数据,比较免疫政策变化前后疾病负担的变化,计算得到新的免疫政策的效果。目前我国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很大一部分使用了这种评价方法[13,14,15]。使用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即很难确定成本对降低疾病负担的贡献,比如在将乙肝疫苗列入计划免疫之后乙肝发病率下降了,增加的乙肝疫苗对于发病率下降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却很难确定,因为导致发病率下降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
(二)疫苗的期望效用
1. 应用避免死亡获得的生命年计算
以基于经验数据得到的病死率构建模型,然后用这个模型估计死亡的人数及其年龄;再应用不同年龄的期望寿命和有关死亡的数据计算损失的生命年。这一前提是必须知道不同年龄的期望寿命。一方面,有些人由于健康状况比较差,患严重疾病并死亡的风险更高,死于这些疾病的人往往是那些健康状况低于平均值的人,因而他们的期望寿命应该低于平均值。如果不考虑患特定疾病的人的期望寿命,就会高估免疫项目的收益。另一方面,我们应用现在的死亡数据推算未来的期望寿命,而期望寿命是随时间增长的,那么估算未来较长时间内的期望寿命可能就不准确。因此就这一点,对具有长期效果的干预措施的收益就可能存在低估。解决的办法可以是给现在估计的期望寿命加一个成长系数。
2. 应用获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计算
应用QALYs是同时考虑患病和死亡的广泛应用的测量健康产出的方法。干预措施对生命质量的改变可以表示为:
其中:L代表生命年,q代表生命质量,△q代表变化的生命质量,△L代表变化的生命年。
公式右端的第一部分是假如没有干预措施而能存活的时间内所提高的生命质量(△q),即单纯的提高生命质量的部分;第二部分是指由干预措施延长生命(△L)所获得的生命质量,这部分只与避免死亡的干预措施有关。有些干预措施只能提高生命质量而不能避免死亡(拯救生命),这主要由第一部分表示;有些干预措施只能延长生命,不能提高生命质量,这由第二部分表示。大多数疫苗属于后者,许多感染疾病的儿童染病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要么恢复,要么死亡,预防这类传染病的疫苗的效益主要来自于延长生命。
3. 其他收益
在某些情况下,QALYs或其他健康状态的测量不能够包含疫苗的所有收益,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可能并未充分提供最优选择(Priority setting)的信息。接种疫苗降低了患病的风险,减少了患者及家属对患病的担心。例如,接种水痘疫苗可减少对水痘周期性爆发的担心。在应用成本-效果分析时,可以用货币单位衡量健康获得值,但是对于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的心理变化却很难用一般的测量效果的方法测算。意愿支付法是目前常用于测量这部分健康产出的方法。
四、贴现
贴现就是计算未来产生的成本和效果的现在价值,是人们对时间的偏好。未来事件离现在越远,现值越低,对现在的决策影响越小。贴现被应用于财务分析中,用来计算不同时间点的成本和货币收入。在卫生领域中,应用贴现可以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比较。不同的干预措施其成本和健康产出的时间点有明显的差异。一些干预措施可能立即付清成本并使得健康状况快速好转;另一些干预项目可能在几年之后才能提高健康水平或者降低患病风险。例如使用治疗性药物疾病很快就好转,投入的成本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许多免疫项目尤其是儿童疫苗,大多数成本的发生在项目的开始阶段,而健康产出则在未来的几年甚至下一代。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应用贴现的方法对这类项目进行分析。不过,目前在有关贴现的问题上还存在以下争议:(1)对于成本和效果是否采用相同的贴现率?(2)如何对健康结果进行贴现?(3)贴现率是保持不变还是随时间变化?
尽管对成本和效果进行贴现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是使用的贴现方法却存在很大差异。《奥地利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规定,采用5%的贴现率,再用3%和10%进行敏感性分析[16]。荷兰规定,对于非货币单位的结果采用不同的贴现率,成本的贴现率为4%,效果的贴现为1.5%[17]。加拿大规定,成本和效果均使用5%的贴现率[18]。澳大利亚规定,对成本和效果均采用5%的贴现率,如果贴现对评价影响较大,则使用不同的贴现率进行贴现[19]。
有学者认为健康结果的贴现应该比成本低,因为未来收入会增加,卫生干预的收益也会增加[21]。也有学者主张贴现应该随时间变化,原因是对比较近的未来,时间偏好会更强一些,而在时间较远的将来,时间偏好会降低。Harvey C认为对于实施干预以后很长时间才获得效益的(比如HBV或者HPV疫苗),或者效益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比如小儿麻痹症根除),应该采用随时间变化的贴现率(比如下降)[12]。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不应该对健康结果进行贴现,因为那样会存在双重贴现,健康结果的测量如生命质量年在计算时已经考虑了时间偏好,特别在使用时间权衡法或者标准博弈法计算效用时[20]。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世界卫生组织免疫接种计划的经济学评价标准化指南》(WHO guide for standardization of economic Evaluations of immunization programs)[7],指南对于贴现率提出如下建议:(1)建议未来发生的成本和效果应该首先用当时本国的利率进行贴现,然后再应用3%的贴现率贴现。(2)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以0%、接近0%、5%和10%的贴现率进行贴现,以反映发展中国家较高的无风险的资金成本。(3)在干预实施后较长时间才发挥作用的,或者作用持续的时间非常长的,可以使用变化的贴现方法(下降,或者缓慢减少)。前者如乙肝疫苗(HBV)、人乳头瘤疫苗(HPV),后者如脊髓灰质炎的消除。
五、讨论
经济学评价首先在疫苗领域应用,因此疫苗经济学评价的历史比治疗性干预措施的经济学评价还要久。但是疫苗自身存在的一些特性使其经济学评价复杂化,从而限制了其应用。比如疫苗明显的外部效应,很难准确地确定免疫给社会带来的真正效益;由于疫苗的传染力和群体免疫会随时间而变化,这也使得准确计算疫苗减少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比较困难;疫苗的直接效果是减少发病率、死亡率,为了利于将疫苗经济学评价结果与其他干预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疫苗的健康结果最好使用QALYs、DALYs等效用指标。免疫效果常常在接种后比较长的时间才获得,而对于健康产出如何贴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在当前卫生费用不断增加,也不断有新型、昂贵的疫苗被研制出来的情况下,准确、可靠的经济学评价结果可以为卫生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虽然国内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疫苗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最近几年有关疫苗经济学评价的研究报告不断增多,然而与国外相比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而且有些研究对疫苗的成本和效果缺乏系统的分析。我国是人口大国,每年疫苗的使用量很大,接种疫苗的费用也较高,在确定是否将某一疫苗推广或者列入计划免疫时,经济学评价将会成为科学合理决策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
摘要:与一般药物相比,疫苗具有外部性、保护率和作用时间不确定等特性,因此疫苗的经济学评价应当有其特殊性。本文回顾了近十几年世界有关疫苗经济学评价的研究报道,综合概括了疫苗经济学评价方法的最新进展。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间接成本法、边际成本法、选择合适流行病学模型测量健康结果、成本和效果的贴现等。
浅谈疫苗的成本效果分析 第2篇
在进行疫苗的成本-效果分析时,一般所用的指标是每增加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所需的费用,少部分研究用的是延长的生命年。QALY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测量健康产出的指标。它虽然是一个单一的数值,但是单一的数值下不仅包括生命的长度,还包括生存的质量。它整合了生存长度和生存质量,可以更全面、准确地反映药品治疗的效果及健康水平的变化。QALY 可用于对人的健康状况的评价与比较。而健康权重系数的确定则由人们对健康和生存质量的满意程度即效用值来判定。
干预措施对生命年和生命质量的改变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QALYs = q △L + L △q,
其中:L 代表生命年,q 代表生存质量,△q 代表变化的生存质量,△L 代表变化的生命年。公式的左边表示增加的质量调整生命年, 公式右端的q △L 是指进行干预后,患者的病情恶化较慢,增加生存时间(△L) 后的生存质量, 这部分只与避免死亡的干预措施有关;L △q 是没有进行干预治疗时,患者病情恶化较快,生存质量也相应降低,在存活的时间内所提高的生存质量(△q),即单纯的提高生存质量的部分。有些干预措施只能提高生命质量而不能避免死亡(拯救生命),这主要由L △q 表示;有些干预措施只能延长生命,不能提高生存质量,这由q △L 表示。大多数疫苗属于后者,一般疫苗的效益主要来自于延长生命。
QALY 值的计算主要是如何赋予生存质量权重。权重是基于每个人对健康的偏好程度来测量的,反映了人们对不同健康结果的赋值。对于一般所用的生存质量量表,如WHO QoL-100,WHOQoL- BREF,SF-36 和EQ-5D 等,是通过生存质量测定的量表对卫生服务和药物治疗的效用值进行计量。假定某个患者患脑膜炎20 年与完全健康的10 年的效用是没有统计意义的, 那么质量权重就是10/20 = 0.5。该患者在患脑膜炎时的健康效用值为0.4,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20 年,就相当于是在完全健康的状况下生存0.4 10 = 4个质量调整生命年。
查字典范文网
QALY 指标在疫苗的经济评价中运用得颇为广泛。Ament A等在欧洲5 个国家观察接种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的成本- 效果, 比较预防侵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的效果。结论是给65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23 价疫苗, 每增加1 个QALY 需要11 000 ~ 33 000 欧元; 假设侵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的发病率为50/10 万,死亡率为20% ~ 40%,成本-效果分析结果显示每增加1 个QALY 的费用需要12 000 欧元。
年Alessia Melegaro 针对英格兰和威尔士65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23 价疫苗的经济性, 从卫生保健提供者的角度出发,利用决策树模型比较评价接种组与不接种组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结果。从发表的文献中获得肺炎、脑膜炎、菌血症的发病率、死亡率、治疗费用和疫苗的保护效果。疾病费用包括直接和间接费用。研究结果显示,在一般情况下,每获得生命年需花费$8 504,而可意愿支付金额大约为$30 000, 研究者认为接种23 价疫苗具有相当好的成本效果。
总之,由于现实数据的缺乏,大量的研究都是利用文献资料的发病率和成本数据来进行模型分析。
4 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分析常用于解决结果的不确定性。例如疫苗的效果、接种率、疫苗成本、患者生存质量的变化等。可代入不同变量的置信限范围(+10%或-10%)。鉴于结果的不确定性,通常采用情景分析。研究的结果是基本情况的估计分析,然后求出最好的情景和最差的情景。
5 结语
不同疫苗的经济学评价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要具备该病的临床及流行病学知识, 运用决策模型将各种疫苗的接种方案及结果搞清楚, 对模型中每个节点的出现概率及所需要的费用(成本)调查清楚。前者包括并发症率、疫苗保护率和后遗症率,可通过文献检索、现场流行病学研究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方法获得有关的参数。如能收集相关数据则可进行模拟运算。总之,疫苗经济学评价对推广新型疫苗,评价计划免疫及各项免疫预防、疫苗定价、制定免疫计划均有很大的使用价值。
沉淀成本效应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第3篇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效应;心理理性;行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013-05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完全信息或者理性预期,因而,认为人们仅仅根据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小进行决策,与行动相关的沉淀成本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不应该进入有关连续还是中断行动的决策中。以前投资的货币、努力和时间等沉淀成本已经支付了,因其没有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所以不应该影响当前或未来决策,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即沉淀成本大小无关紧要。在某种意义上,即使这种简化是必须的,我们能否争辩说,我们已经真正找到了一整套建立的那种有效且有用的经济学简化假设吗?如果以前的这些投资激励人们继续执行当前的决策,则被称为沉淀成本效应,因沉淀成本效应被新古典经济学家视为一种错误或谬误行为,因而作为非理性行为排除在自己研究范围之外了,从而教导我们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不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
然而,在现实经济条件下,虽然机会成本对最优决策重要,但是人们进行最优决策往往受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的影响。例如,由于已经在风险企业中投资很多,所以需要继续经营;由于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抵制技术或制度变迁;人们对职业或者专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不愿意转换研究领域;在银行业,追加资金往往贷给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企业,等等,使决策者难以忽略以前发生的沉淀成本。
实际上,人类当前决策是在已知不可逆转的过去和不确定性未来进行的,并不能达到新古典经济学所谓不受任何情感左右的完全理性决策,因而心理上的直觉、情感、认知,以及对以前决策及其结果的有限记忆等,都会影响决策者的当前或未来决策。这一复杂观点将人类行为看作是对给定环境的适应过程,是以因果关系的判断和短暂的知觉条件为基础做出的。因此,在不确定性(或有限理性)条件下,决策者无法实现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完全理性或理性预期,很容易造成预期偏差而出现投资错误,所以,决策者往往向后看,不得不考虑以前发生的沉淀成本或历史成本,很难将它一笔勾销,出现大量沉淀成本效应(Relevance of Sunk Cost)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尊重沉淀成本变成一种常态,是决策者避免心理痛苦、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理性行为。
二、沉淀成本的内涵及其形成条件
沉淀成本是指投资承诺之后不能得到补偿的那些成本损失。换言之,沉淀成本是指初级市场上资产购买价格与二级市场上资产再出售价格的差额,往往与历史或真实时间因素变化有关,成本是否沉淀取决于决策时成本是否得到完全补偿。如果投资成本不能得到补偿,就会出现沉淀成本。那么,在现实条件下,有哪些主客观条件使投资成本发生沉淀成本?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经济主体有限理性或准理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决策者并不按照数学推理、贝叶斯规则进行风险决策,而是用简单的启发式推断(Heuristic),使投资者主观上面临有限认知能力,特别是在未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猜测进行投资,很容易出现投资失败或投资错误,这意味着决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种决策的未来结果,无法拥有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完全知识。因此,以前的经历常常构成当前决策的基础,从而将过去发生的一切作为决策信息源。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其市场价值也会发生贬值,从而带来无形的资本损失,这也是典型的沉淀成本。例如,技术进步或产品创新都会摧毁原有资本价值。
其次,专用性有形和无形资产投资成本是产生沉淀成本的客观条件。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被转为他用所带来的损失,威廉姆森将专用性资产划分为四类:(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2)物质资本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3)人力资本专用性。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本的价值;(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专用性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一旦从初始生产性活动中退出,其投资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没有,因而无法通过资产再出售价格得到完全补偿而出现沉淀成本。
再次,在给定资产出售价格不会降低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导致沉淀成本,特别是当交易成本提高购买价格或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因信息不对称出现“柠檬”问题,使专用性资产在交易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由于市场交易成本昂贵,需要企业或长期契约等非市场制度的存在,因交易成本会进入企业中,也会导致因专用性投资被攫取准租金出现敲竹杠行为,以及委托代理成本等,使投资资本效率下降,造成资本投资损失而产生沉淀成本。特别需要指出,交易成本本身往往具有沉淀成本性质,这是因为,交易成本往往是时间和精力支出,往往具有非货币支出性质,很难转为他用而变成沉淀成本。
最后,政府管制、契约承诺、税收政策与折旧制度等,都有可能产生沉淀成本。在新古典完全理性条件下,一是人们的决策是完全理性的,没有思考过程和时间因素,总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二是人们对未来的信息完全,对未来的预期是没有偏差的,不会基于情感做出判断,从而也不会出现预期落空。这样,经济主体可以把可能的结果排序做出满足最大偏好的选择。这些条件试图说明最佳手段与目标的约束条件,从而没有给沉淀成本出现留下空间。既然沉淀成本是指投资已经发生、并且无法得到补偿或回收的那些成本,无论当前采取什么行动,沉淀成本都不会改变,所以完全理性的决策时仅仅考虑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忽略沉淀成本恰恰是最大化行为的直接反映,从而体现沉淀成本无关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假设经济主体对未来信息完全,没有任何投资错误发生,完全知晓其沉淀成本不可能改变,所以人们理性选择时应该忽略沉淀成本,沉淀成本不重要。因此,大多数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教科书,由于坚持完全理性假设,都把这一说法看成是一项基本经济学原理或者作
为理性选择的真谛,强调要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然而,由于新古典完全信息或理性预期假设难以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得到满足,投资者主观上有限理性,同时客观上环境不确定性,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导致理性投资失败,出现沉淀成本,使投资者遭受心理痛苦。这些沉淀成本都会影响投资者的当前和未来的决策,在动态过程中决策者不得不考虑这些沉淀成本的影响,所以很难忽略沉淀成本对当前和未来决策的影响,从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实际上,沉淀成本效应是由斯特瓦在1976年首先提出的。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沉淀成本效应,被经济学家称为滞后效应,被组织心理学家称为承诺升级。在本文中,我们统一称为沉淀成本效应。
三、沉淀成本效应的心理理性解释
如前所述,因投资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无法得到补偿发生沉淀成本,从而发现这些沉淀成本常常会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样,人们的实际行为表现为普遍违反新古典完全理性的行为模型,沉淀成本效应应该被视为一种常态,而不应该视为一种特例。为了理解沉淀成本效应这一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我们从决策者心理成本或心理效用角度分析这一理性行为存在的理性逻辑。
首先,避免资源浪费心理动机。阿克斯和布鲁默认为,由于人们投资了很多资源,一旦不考虑这些投资成本完成的项目,就会变成一种资源浪费。人们一般情况下不愿意终止没有完成的项目,不希望出现资源浪费,从而会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避免出现心理成本,反而会提高心理效用水平。
其次,承诺升级动机。斯特瓦和罗斯指出,在面临损失的情况下,自我辩护可以解释承诺升级。这主要是因为个人试图证明某些初始决策是理性的,避免出现投资错误印象,此时保持行为一致性、避免认知失调是沉淀成本效应存在的原因。他们认为,相对于有利可图的投资,无利可图的投资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追加资金。对于初始投资负责的人也会导致更愿意追加更多的资金,特别是当投资无利可图时。由于承诺是一种连续行动,承诺是否升级取决于继续行动的可察觉效用与退出或者改变行动的可察觉效用之间的比较,他们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们确实在亏损之后继续追加投资。
第三,沉淀成本效应可以用前景理论解释。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效应的第一个特征是前景理论的价值(效用)函数。这个价值函数表示客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以货币计算)和主观上定义的收益和损失之间的关系。在失败投资之后投资者会冒较小风险就可以获得较大收益,所以更容易进行风险投资,继续给沉淀成本融资。前景理论与沉淀成本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是确定性效应。一是,绝对确定性收益往往被高估,确定性收益的价值要大于给定的预期收益价值;二是,确定性损失往往被低估,这个价值要小于给定预期损失的价值。因此,在面临沉淀成本的情况下,往往继续追加投资。怀特也认为,前景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沉淀成本效应问题。从前景理论可以得到三个命题,它们可以用来解释沉淀成本对决策的影响。(1)假设个人能够依据参照点估计收益和损失的结果;(2)假设个人受确定性效应的影响,那么确定的结果要比可能的结果好;(3)对于收益的效用函数假设是凹的,而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的,并且比收益陡峭,这意味着亏损导致的痛苦大于相同数量的盈利所带来的快乐。因此,在面临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会由风险厌恶转向风险偏好,进一步追加投资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第四,绝对沉淀成本和相对沉淀成本对承诺升级的作用。由前景理论可知,可供选择的结果与某些重要的参照状态比较时,会导致估价收益和损失是相对意义而不是绝对意义。前景理论对于收益和损失总是有一个参照点,在给定项目情况下,参照点将是投资成本是总资源支出量的比例关系。此时,人们将用沉淀成本与某个总预算支出的比率形式表示,即给定同样的成本支出,当且仅当沉淀成本在预期预算中有较高比例,个人才应该继续投资。格兰德和纽波特考察了相对沉淀成本和绝对沉淀成本对连续行动的影响程度,其结果表明,沉淀成本对决策的影响是投资成本对项目支出的比例函数,而不是绝对支出的函数。这个比例支出大小是影响连续行动唯一的重要因素。
第五,风险态度不同。斯查伯克和戴维斯考察了投资主体风险态度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投资决策往往嵌入在过去的决策、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预期当中。他们指出。如果风险态度不同,对初始投资负责任的人可能借助于以前的绩效信息作为选择的基础。对于不负责任的决策者来说,他借助以前的绩效信息可能避免再投资,这是因为他不受以前的决策所困扰。尽管出现各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机会,也有可能减少再投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决策者的风险态度不确定。沉淀成本效应是否出现取决于失败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当面临可行的再投资机会、且有不同的风险水平时,风险态度应该是保守的。风险态度要比是否对以前的决策负责任更为重要,风险态度可以导致沉淀成本效应。
第六,心理会计(Mental Accounting)造成沉淀成本效应。由新古典经济会计学可知,决策者是不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的,仅仅根据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大小进行决策。然而,根据心理会计概念,人们决策时往往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为当前或未来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有助于节约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而且,人们的心理不仅要对所有项目的总量和结果保留心理账户,而且对它们各自的计划也都有分类账户。当人们对事情进行权衡时,他们会关注特别集中的一个账户,而忽略其他承诺的账户。因为关闭失败的投资项目,会使决策者遭受心理痛苦,使决策者在心理核算或者重新架构收益和损失时往往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从而使他们获得最大效用或者最小心理痛苦。
第七,认知偏差的存在。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隐含假设——心智成本为零,无需支付时间、努力和资源等,便可以获取信息和新知识。然而,当有限理性影响决策,意味着处理信息产生瓶颈效应,只能依靠启发式推断进行选择。因此,当心理思考成本大于零,从而证明非理性行为是思考成本约束下的最大化行为。由于心智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节约脑力资源,从而尊重沉淀成本或承诺制度,对情感、直觉、习惯和惯例等手段的依赖可以视为节约思考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决策结果依赖于它的信息内容。有些决策依据的是所有过去的有关经验,而不问它们是否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从而根据有选择的学习程度考虑过去。特别是,传统意味着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事物,诺斯认为,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一个社会中减少彼此在心智模式分歧的手段,是一致观念在代际之间传递的桥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以基于许多相同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这些都是有关政治体系和政策环境的信念,例如,意识形态都会强化这些心智模式,从而拥有一定的存在价值。纳尔逊和温
特认为,遵循规则是明智的,因为这些规则是世代智慧和经验的产物。因此,他们强调制约常规和规则的知识是隐性的,不可言传,即使可能,也常常极为困难和昂贵,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可能很容易地进行。然而,不可言传的知识却能够在“干中学”中获得,在人们无意中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脑中的知识,通过以前的沉淀成本实现“吃一堑长一智”的学习效应,这就会出现沉淀成本效应。
由此可见,通过心理成本或心理效用解释了沉淀成本效应存在的合理性。大量的心理学文献有助于潜在地解释个人如何形成沉淀成本效应,从而摆脱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当决策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理性计算成本十分昂贵,运用情感、满意进行决策不失为一种简化、节约成本的理性思维行为。这些心理学理论本身也是相互交织的。例如,前景理论突出风险认知和风险态度的重要性,使决策者进行不同的预测,同时也需要考虑决策者的有限认知能力的影响。这说明,理解沉淀成本效应,需要把心理过程、处理信息加工启发式推断,认知偏差和不确定性等综合起来,从而依据心理理性角度解释沉淀成本效应问题。
四、沉淀成本效应研究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一旦偏离新古典完全信息或超理性的假设前提,沉淀成本效应这一所谓的非理性行为就可以通过心理理性得到解释。沉淀成本造成投资者的一种损失,使其遭受心理痛苦,尊重沉淀成本是达到补偿沉淀成本、降低心理成本或提高心理效用的一种方式,符合经济人的心理需求。因此,承认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不仅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首先,承认沉淀成本效应的存在,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的一种修正。由新古典完全理性——新制度有限理性——行为经济学——非理性,一步步贴近现实生活,突出过去或历史对当前决策的重要性。尽管“历史重要”这一命题已经得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只是在非主流经济学中才得到认可,主要包括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马克思经济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进行这种忽略沉淀成本的研究,看不到历史时间的作用。因此,通过沉淀成本效应分析过去或历史重要的心理因素。可以打破新古典经济学无历史的路径独立学说。
其次,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将沉淀成本效应视为心理偏差,但是考虑沉淀成本体现了决策者公平的心理需求,从而提高决策者的效用水平。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来解决沉淀成本,具体包括:(1)制定明确的投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投资策略。制定明确的投资目标可以带来很多优势,例如时刻想着自己的投资目标,能够帮助你着眼于投资的长期表现和大的方面,不会拘泥小节,监督投资过程,判断你的行为和投资目标是否符合;(2)明确投资的数量化标准。明确投资数量化标准可以使投资者免受情绪、谣言、传闻和其他心理偏差的影响,虽然使用数量化标准,但企业的管理水平、新产品的开发等非数量化信息也很重要:(3)分散投资可以避免巨大损失而影响自己的决策,同样,分散投资也可以摆脱启发式推断心理偏差;(4)必须控制自己的投资环境,必要时使用大拇指规则。
第三,由于世界是不确定性的,解决沉淀成本效应的那些制度或者手段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制度、演化经济学,考虑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对沉淀成本的影响;另一方面,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提供新的指导原则,在于加强沉淀成本管理,避免出现沉淀成本。尽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还需要政府实行繁荣二手市场、加速折旧、税收减免等供给政策,以及增加有效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等,使管理沉淀成本成为一个社会过程。
总之,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无关性”假设前提的放松,我们强调沉淀成本的重要性,进一步扩展了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视角。是否尊重沉淀成本往往取决于决策者资源浪费的心理动机、信息加工启发式推断,以及认知偏差和不确定性等等。对于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的我国来说,更需要从行为经济学(心理学)角度考察沉淀成本对国有企业改革、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从而与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无关性形成互补关系,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到沉淀成本对于这些问题研究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只有加强沉淀成本管理,设计合理的机制,才能真正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从而创造出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
成本效果分析/经济学 第4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别选择不同地区、不同等级(三甲、三乙、二甲)医院急性脑梗塞住院患者进行研究,医院包括教学医院、民办医院、军队医院、地方医院。涉及6个省市共40家医院的神经内科或神经科研机构等相关单位协作完成本次调查研究。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表的设计
本研究设计了医、患不同类别调查表。医生填写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患者一般特征、临床诊断、治疗、患者躯体神经功能变化以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等。患者填写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一般特征、发病前的就医状况、治疗及相关支出、家庭经济状况、付费方式以及脑梗塞特定生存质量量表指标等。
1.2.2 治疗效果的判定(3个月时间段)
本研究使用了两个量表对脑梗塞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综合判定。脑梗塞患者特定生存质量量表(stroke scale quality of life,SSQOL)为患者自评量表,涉及49个方面,包括12个维度,此量表能较好的适用于急性脑梗塞患者的治疗转归测量,也是目前脑梗塞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公认的测量工具。生活质量量表自评得分结果需进行百分比转换,以转换后的百分比标准来评价患者不同维度的恢复程度,转换公式为:(实际得分-最低可能分值)/最高与最低分的差值。同时以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表为治疗效果的辅助测量工具[6,7,8]。
1.2.3 治疗总成本界定
包括:门诊、住院、伙食、交通、陪护、因疾病需要添置的特殊辅助物品、因病损失的工资、奖金、家属或亲属探视的交通及食宿等累计费用。
1.2.4 调查表发放与数据统计
在所涉及的40家医院特定时间段内分别发放医生和患者两类调查量表,发放对象为各医院住院的急性脑梗塞患者及其临床主管医生。调查表的填写要求:一是医患对应填写;二是医生必须在患者出院后填写,患者要求在接受治疗满3个月时间后填写。我们将558份患者寄回的调查表,以发病时间超过168 h为剔除标准,筛选出498份有效病例,分为初发和复发两组,其中初发病例368份,复发病例130份。我们重点研究讨论368份初发急性脑梗塞患者,以这类患者群的治疗成本和治疗效果(包括NIHSS出入院评分和SSQOLS量表自评评分比值)作为主体,与他们在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院、脑梗塞临床OCSP分类、肌张力、失语程度、PT辅助治疗、四肢肌力、影像学发病部位、治疗措施、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等不同归类因素相互之间,运用WILCOXON秩和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统计结果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最后讨论结果。本文只重点研究分析同类型患者肌力改变在不同等级医院的临床治疗效果与卫生成本之间的关系。
2 研究结果
2.1 研究调查的地区及医院等级概况
本研究调查地区和医院包括江苏省南京市,安徽省芜湖市,河北省张家口市、保定市、正定市、邢台市、石家庄市,重庆市,北京市,辽宁省沈阳市共40家医院,见表1,其中三甲医院26家,调查病人数56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75.53%;三乙医院7家,调查病人数76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0.11%;二甲医院7家,调查病人数108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4.36%,见表2。
2.2 不同肌力改变患者在不同等级医院之间治疗成本和治疗效果比较
2.2.1 入院左手肌力为0~2范围
二甲、三乙和三甲不同等级医院中入院左手肌力为0~2范围的急性脑梗塞初发患者的治疗成本和治疗效果统计结果显示,3组患者的住院天数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成本上,三甲医院组最高,平均为39 348.9元/人,三乙医院组最低,平均为5 833.92元/人,各组之间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NIHSS入出院评分分值3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P>0.05)。3组患者总体健康自评结果,SSQOLS的12个维度和量表总分值均没有明显差异(P>0.05),见表3。
其他肌力改变范围在不同等级医院之间治疗成本,见表4。讨论:三甲组治疗总成本支出明显高于其他两组。治疗效果:仅右下肢远端肌力3~4患者,NIHSS入院评分分值3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出院评分分值3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二甲医院组优于三甲和三乙医院组;3组患者总体健康自评结果,仅有视力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甲>三甲>三乙,其余SSQOLS的11个维度3组患者没有明显差异(P>0.05)。其他各组(表略):NIHSS入出院评分分值均没有明显差异(P>0.05);患者总体健康自评结果SSQOLS的12个维度和量表总分值同样均没有明显差异(P>0.05)。2.2.2不同肌张力与治疗成本和治疗效果的比较急性脑梗塞患者肌张力的变化在住院天数上与肌张力减低、肌张力增高及肌张力正常3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P<0.01),肌张力增高患者住院天数明显高于其他两组。但在住院总成本和西药治疗费用上3者之间没有差异(P>0.05),3者之间根据SSQOLS治疗后健康自评标准上存在差异,肌张力减低患者治疗效果明显不及肌力增高或正常肌力的患者,见表5。
3 讨论
从以上调查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三甲医院相比三乙和二甲医院对急性脑梗塞患者的治疗并没有优势,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半数比例以上(75.53%)的患者就医偏好向往城市大型医院,甚至异地寻医,对当地社区、县级初级医院没有信心,这也是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看病难根本原因。
本研究对医患双方、医院、政府卫生决策部门均有一定参考价值。具体体现在,第一、对急性脑梗塞患者来说,在就医选择上不要一味攀求大型综合性医院,固然治疗条件、环境较好,同时也相应增加了个人治疗成本。不同区域的患者应采取就近治疗原则,遵循首诊附近当地医院,根据病情需要选择转诊模式,这样可以有效控制卫生成本的支出,并且做到不延误治疗。第二、对临床医生来说,对临床治疗的选择应排除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干扰,有责任考虑患者的各种利益得失和做到减少社会公共卫生资源的消耗,为患者选择临床最低成本治疗方案。第三、对各级医院来说,推行以人为本、追求患者满意评价标准的现代医院管理理念。第四、对政府和社会而言,尽快建立并完善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承担的基本医疗服务的补偿机制,建立对医疗机构新的评价制度,减少甚至杜绝不合理检查、用药、收费的现象;组织临床医学专家,参照国外先进经验,用循症医学方法,研究和确立当地常见病症的最佳诊疗模式;可以考虑建立区域医疗消费模式,目前医疗保险的属地化管理模式值得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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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水务企业成本价格定位状况分析 第5篇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不断上涨的自来水价格面前,供水企业依旧继续亏损,而居民却因水价涨幅过高过快而颇多怨言,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多年。水价是否合理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水业市场化后的企业投资收益,是政府、企业、公众关心的焦点。鉴于管网供水的自然垄断性,如何在消费者承受力和企业效益之间寻求合理的水价也一直是国际性难题,世界水业市场也不乏民营化后因水价过高而被迫终止合同的先例。影响自来水价格的重要因素是水
价成本核算办法。
《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城市供水价格中的利润,按净资产利润率核定。„„供水企业合理盈利的平均水平应当是净资产利润率8%-10%。”在北京水价格调整听证会上,申请单位的报告、水价格调整的原因和背景都是关于自来水公司的制水成本费用和企业经营亏损情况下提出的,自来水公司申请涨价的主要理由就是制水成本费用增加、设备折旧费用增加,水资源紧缺,企业亏损,但是企业经营成本费用如何界定?对此制水成本费用的财务信息的不真实性,不完整性以及成本费用的核算在于企业掌握,而不由政府监管,与规制,这就是不对称信息问题。如何有效的核算制水企业的制水成本费用,对于水价格的制定非常关键。
1、设备折旧费,改造费用可计入水价。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规定供水成本包括运行费、大修费、折旧费以及按规定应计入成本费的其他费用。为了减低老化供水管网对自来水的污染,一些输水金属管道,相当部分未做内防腐,导致管道内壁结垢、腐蚀穿孔,漏水严重,使供水企业漏损率居高不下,供水企业在将老化和漏损严重的供水管网改造,提高供水效率,使供水企业漏损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以内,加快与国际接轨、实现自来水直接饮用,保障饮水水质,全面提高自来水水质,避免输水管网二次污染导致水质不符合标准,将供水企业把管网改造的投资费用计入自来水价格成本。利用价格杠杆促进供水企业管网改造的投资费用,进入自来水价格成本是合情合理的,具有现实的说服力。而闲置资产折旧和投资失误问题。
由于前期盲目规划,目前我国大城市普遍存在供水设施能力供大于求的现象,有50%以上的大中型城市供水设施能力的供需比例大于1.5,超过80%的大中型城市的供需比例大于1,许多城市固定资产的折旧成为最大一笔成本。这些大量闲置的资产的折旧是否应该均摊入制水成本?错误投资是否也应得到同样的利润回报?构成水价成本的各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管网建设。据了解,北京市已有的自来水管网,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家投资建设的,主要集中在1991年前,那时国家对水和水价的管理完全依照计划经济来运作;一部分是由自来水集团铺建、但国家给予行政补贴;一部分是近两年来自来水集团实行企业化运作后,完全由自来水集团自己铺建的。而国家投资建设和国家行政补贴建设的管网不应计算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企业固定资产不清晰的前提下,企业提供的设备折旧费的真实性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2、水资源紧缺,水资源费的调整根本不能成为上调供水价格的理由。为了改善本市水资源匮乏、水质恶化的严重局面,国务院已决定修建南水北调工程,从湖北省丹江口水库引水,调长江水北上,解决北京市及各沿线省、市的缺水问题,南水北调工程资金需要从自来水销售价格中筹集。
水资源费是市政府批准于2002年2月1日起开始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专门用于我市的水资源建设
资金及南水北调资金。
现行征收标准为每立方米水0.60元,上缴市财政。水资源费是按自来水取水量征收,由自来水集团缴纳。由于自来水行业在产、供、销过程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水量损失,造成自来水取水量与售水量之间的产销差率,这部分的差额只能由自来水企业承担,减少了企业利润。水资源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作为制水成本费用纳入制水企业成本核算,实际是我们企业机制延续旧有模式在运行的实证,曾对北京市水价作过专项研究的中国农科院姜文来博士认为:我们过去的水价忽略了水资源的价值,特别是它作为稀缺资源的价值,因此,在制定水价是应考虑水资源价值,而不应该只计算自来水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折旧、维修等
等。1998年,他在论文《水资源价值模型研究》中运用数学模型对北京市水资源价值进行了模拟计算。我的看法:水资源是一种人人都享受的自然资源,国家征收的水资源费是为国家宏观自然资源调配所制定的水资源费,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筹集公用事业建设资金一种形式,应采取独立的征收方式,与水价格收费分开。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宏观资源调配管理工程,水资源的价格调整牵动的水价格上涨,为南水北调筹集工程建设资金,是站不住脚跟的依据。南水北调工程,水务市场可资本运作,政府可低息贷款,企业可发行债券,由多渠道筹融资完全可建设到位,南水北调的水资源要在几年后才进北京,几年以后用水价格如何解释当前的水价格呢。水资源的匮乏,解决缺水的问题,不是无休止的涨价就能解决的,公共领域定价原则是成本加微利。如果不从制水企业那里解决根本问题,水价就是无休止的涨下去,呈几何级数的倍增,北京的水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3、水价调整方案制定者预期的节水初衷是否有望实现,节水是否正在成为北京市民的自觉行动,拧紧每一个水龙头,这是政府调整水价的初衷。事实上,能否增强了北京市民的节水意识。有关方面要进行反复研究和论证。据国家建设部的调查表明,当水费支出占居民家庭收入2.5%时,人们才会考虑节约用水;达到5%时,才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较大影响;达到10%时,人们会考虑水的重复利用。水是北京的紧缺资源,不管水价涨不涨,水费的合理支出占居民家庭收入的百分比有多少,都应该节水,这是市民的觉悟问题,树立正确的节水意识,取决于公众的参与和行为的改变,只有当公民都认识到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后果和节水的目的及重大意义时,才能达到水价调整方案制定者预期的节水初衷。价格杠杆虽然可以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但也有局限性,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水价提高而形成节水
意识。
节水靠科学技术的管理方式方法,必要的高科技设施和严谨的法规约束。要加大社区落后节水设施的改造,加快推广先进的节水器具,有待于供水的全面技术改造革新,尽管水价调整,但浪费水,窃水现象仍然存在。调整后的北京居民用水综合水价处于高水平。在各大城市中遥遥领先。水价的上涨是否带来负面的作用,我们谁也不能预测。除了用水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需求量,最重要的还是要增强节水意识。因此,加快建立节水型水价机制,从水资源收费、城市供水价格、水费计价方式等七个方面改革现行水价体制。
4、尽管水价调整增加了用水大户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是否企业不会直接将新增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而是采取节能降耗等方式消化水价上涨带来的减利因素不可推测。水价上涨目前未影响到饮品零售价格,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丁广学表示,近期不会对啤酒、纯净水的价格进行调整。顺义一家果汁生产厂商也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水价上调对果汁饮料成本的影响有多大,公司尚未做出调整产品价格的决定。以生产桶装水享誉京城的雀巢中国,目前也没有调整桶装水价格,每桶纯净水仍旧是14元,每桶矿泉
水依然是16元。
水价调整势必对洗车、洗浴等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现在还没考虑提高洗车价格,洗浴业用水由原来的11.2元、31.2元、61.2元三档统一调整为61.50元,洗车业用水由21.20元调整为41.50元。目前,多数洗浴、洗车企业仍维持原有价格不变,对于洗车业的水价的调整,涨价幅度过高,将导致这一行业的很多企业难以生存,必然为此行业寻找新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来水存在的“跑、冒、滴、漏”问题所存续的生存空间。近几年水价提价之后,用水大户,用水价高的行业用水量骤然减少,每次自来水调价之后,自来水的销售量都有所下降,平均下降的幅度在5%左右。同时,有一些洗车业、洗染店、洗浴业及游泳馆已经做好了调价准备。水价上涨后,洗衣价格将全面上调,调价幅度达10%以上,新的价目表已经印好,将在近日公布。
5、自2003年1月20日,本市调整自来水销售价格以来,本市的自来水供应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原水水质的恶化带来了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上的变化,如自来水供水成本的增加、售水量减少及售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等影响,致使本市的自来水价格已不适应当前的供水情况,调整水价非常必要。作为供水企业向政府以及市民申请上涨水价是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市自来水集团在调价申请中称,集团公司目前已将自来水成本的上升控制在最低限度,使2003年自来水企业利润达到盈亏平衡的水平。
但是,企业压缩成本费用的能力不是无限的,成本下降的空间也不是无限的,如果不通过调整自来水价格对成本上涨进行补偿,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难以维持,必定出现亏损的局面。价格成本应依据同种商品和服务的所有经营者持续、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发生的标准成本费用的会计数据进行核算。“在没有形成供水企业间的竞争机制之前,如果没有行业横向的、科学的专业分析,就不能核定合理的成本。”对于许多企业以客观条件不同等理由来否认横向绩效考核的可行性,(傅涛)依靠科学系统分析和专家经验相结合完全可以建立权威的专业分析系统。在国际化、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效益将更多地决定于管理的绩效考核和企业间的横向比较,而非局限于企业自己的纵向比较,以原有不合理的净资产利润率来核定现有水价是有背于市场原则的。
6、我们国家一直对供水行业的政策是“保本微利”,如果按照其提出的水价方案涨价后有可能就是暴利了。为此这就是上市公司和各种投资基金追逐的对象。即公用行业一经开放便会衍生潜在的高额利润。“企业压缩成本费用的能力不是无限的,成本下降的空间也不是无限的,”是自我对于企业经营亏损的悖论,企业高层管理理念陈腐,管理体制僵化、管理机制缺乏活力,管理缺陷导致成本不合理上涨,通过不合理涨价让市民付“烂账”,是导致制水企业经营性亏损的重要原因,也是根
本的原因。
但是这种经营性亏损不能靠水价格的上涨使国家公民受损,我市的水务行业是在国有企业采取政企合一垄断方式经营,造成许多管理问题。水价上涨并未带来市场机制的相应完善。我国水务市场机制的建立刚刚开始,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运行效率,优化企业管理人员,改变经营理念,加强企业现代化的管理,如何对于现在的国有企业进入经济市场领域生存、竞争、发展是十分紧迫的国有企业现实问题,为此我提出自然垄断市场范畴中的水务企业转型,是我们制水企业当务之急,并非耸人听闻。在调研中我认为:以标准成本费用核算体系监管水务企业经营是制水企业,供水企业,以及水务市场的特许经营,规范水务市场竞争,完善及监管水务市场是十分必要的。
7、阶梯式水价的利弊。今年是水价“五年改革方案”的开始,城市水价究竟如何调整,在我们国家各个城市居民生活用水、行政事业用水、工业用水、经营服
务用水、特种行业用水价格均上调。
2007年年底争取推行阶梯式水价。抄表到户是实行阶梯水价的前提,为切实加快抄表到户的进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规定,供水企业应制订计量系统改造计划和实施方案,增加的改造、运营和维护费用,可计入供水价格,在推行抄表到户中所发生的费用,在下次调价中再予以考虑,原已改造过的用户所出费用,其处理办法专题研究。低收入家庭每月减免5立方米水费,调整水价格也是节水的需要。水价是怎样制定的,北京市发改委提交给2004年听证会的《北京市调整水价并实行阶梯式水价初步方案》。所谓“阶梯式水价”,是在核定居民及各类企业营业用水基本用量的基础上,对超过基本用水量的部分实行超量累进加价。据悉,近年来,国内水资源紧张的银川、大连、深圳等城市已先后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办法。
而美国、日本、以色列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等地实行得更早。听证会提供了两个“阶梯式水价”版本,第一个版本以三口之家来定量,第二个版本以四口之家来定量,两个版本里又分别有1:2:5和1:3:5两套价差方案。详细的水量阶梯和水价计算方法见附表。例如:以四口之家的版本和1:3:5的价差计算,如果这家每月用水量为12立方米,则在水价上涨前后的水费相差31.8元。据了解,阶梯式计量水价可分为三级:级差分别为1:1.5:2,第一级水量基数按确保居民基本生活用水原则制定,为每户每月12立方米以下(含12立方米)按基本水价计收水费;第二级水量基数,按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原则制定,为每户每月20立方米(含20立方米),12~20立方米部分按基本水价的1.5倍计收水费;第三级水量基数,按市场价格满足特殊需要的原则制定,为每户每月20立方米以上,20立方米以上部分按基本水价的2倍计收水费。阶梯式水价—即所谓的水费“累进加价制度”,按人定量是比较公平合理的,但从目前北京市情况看,1、目前全市居民用户尚没有全部做到一户一表,另外,人户分离、一户多房等也带来了各种技术难题。
2、按人定量难度较大,不易操作。主要问题是人口变动情况难以掌握,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问题,房屋出租带来的人口频繁变动问题等等。为缓解水资源的短缺与水价低廉的矛盾,引进“阶梯水价”是个好思路,但从观念上认同到操作上推进,还需要政府做很多准备工作。政府与供水企业之间是一种公务委托关系,供水企业当然没有权利得到水费加价后的收益;在联合投资和任务民营化的模式中,供水企业及其投资方则有权(按照投资比例)享受因制水经营产生的收益。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水资源的产权归属。水资源性质上属于公共财产,加价收益也应当属于公共财产所有权人。上述两个理由都不是绝对的,需要与其他经济、政治、社会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确定水费加价的收益分配标准。
8、物价部门提出:水价实行的是成本定价法。所谓成本定价法就是依据供水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的成本,再加一定的企业赢利来定价的方法。其中自来水和污水处理成本计算,是从取水、输送进水厂、水厂生产、管网输送、排水、污水处理等各个环节的成本的加权平均,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成本及计算方法。也就是说,目前的水价是由水务企业的成本决定的。构成水价成本的各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管网建设。据了解,北京市已有的自来水管网,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国家投资建设的,主要集中在1991年前,那时国家对水和水价的管理完全依照计划经济来运作;一部分是由自来水集团铺建、但国家给予行政补贴;一部分是近两年来自来水集团实行企业化运作后,完全由自来水集团自己铺建的。而国家投资建设和国家行政补贴建设的管网不应计算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在企业固定资产不清晰的前提下,企业提供的成本的真实性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虽然国家对从事公用事业的企业的赢利水平有限制,其所说中水务限制在6%以内的“保本微利”状态。但这一规定必然使水务企业要在成本计算上寻求企业补偿。关于水价制订过程中,可能存在企业转移亏损成本的问题,一些原有“政企不分”体制下显现亏损的水厂、污水处理厂,的确将“扭亏”、“脱困”的目标寄托在水价上调上,这意味着他们希望把自己亏损的负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水价上涨是应该的,但水价成本是怎么计算的?
构成水价成本的各个环节具体是多少?既然搞听证会制度,这些信息都应该是公开、透明的。供水企业合理成本的核定问题。《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听证会形式只能用于缓解来自消费者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几个外行通过短暂的会议就能科学地核定制水成本。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曾指出,供水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改制的关键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只有来自市场的公平竞争才能给行业和企业一个合理的成本,为此2002年12月建设部已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制度”。我们知道成本累积系统上,计价方法有三种,即实际成本、正常成本、标准成本。当公司采用实际成本法时,产品成本的三要素皆采用实际费用发生数,此情形较常发生于公司的业务量少且产品种类单纯之时。相对地,当公司采用标准成本法时,产品成本的三要素皆采用标准数,即标准单价〈预估费用率〉乘上标准投入量。由此在不确定制水企业成本如何构成的模糊状态下,阶梯式水价的方案,只能是亡羊补牢。近年来我国供水价格不断调整、供水企业成本也随之不断上升的现象较为普遍,2001年原国家计委、建设部组织了城市供水价格全国统一审价工作,从审价情况看,供水企业由于自然垄断原因,企业缺乏成本约束,人员膨胀与超前发展较为严重,这是供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主要因素。因此逐步引入竞争机制,将水价形成机制和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发挥市场机制对水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发展水源交易市场,开放水务市场,用招投标的方式将城市水务交由专业公司管理,政府只对公司的水质、服务、价格调整进行监督和审查,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以标准成本费用核算体系监管水务企业经营确定水资源费为用水人指标的用水成本控制水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的热点问题,凡是能形成世纪热点的问题就一定会蕴藏着巨大的改革和发展机遇。水有其自然属性,它既是一种特殊的、不可替换的资源,又是一种可重复使用、可再生的资源;水又有其经济和社会属性,不仅工业、农业的发展要靠水,同时水是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的生命线。
据北京市地质工程勘察院、南水北调北京工程办公室、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等部门历时一年完成的《北京市用水调研与需水预测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北京市每年共用水资源四十亿四千八百万立方米,其中工业用水八亿三千七百万立方米,城市生活用水九亿三千七百万立方米,其中城市生活用水已经连续多年超过工业用水。农村用水十九亿四千五百万立方米,河湖环境用水二千九百万立方米;河道输水损失和自来水供水损失共三亿立方米。从用水人我们得知:1949年以前,北京市用水(自来水)人口仅63万;现在,北京市民用水普及率达100%;与1949年相比,北京市总用水量增长了40倍,其中城市自来水售水量增长85倍;北京市住户每人每天用水量由过去的60-70升已上升到现在的100-110升;1992年,北京居民用水量15084万立方米,1998年达到23362立方米,6年间增长54%;北京市居民生活用水的比例已占到全市用水量的37%左右,并正以每年4.4%的速度递增。
目前,北京的用水人口已超过1400万,水的供需矛盾越来越难以调节。面对水资源严重紧缺的局面,长期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加强城市供水管理,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努力创建节水型城市。水的所有权属于国家,那么在水资源总量固定、水资源权属固定的情况下,如何分配水资源就是水的使用权问题。长期以来水行业的特征导致的自然垄断性、资本的高沉淀性、投资的低回报性、以及由于政府价格管制造成的低需求弹性。低水价政策不能马上调整到位,而用水人的水指标在自然人类生活中不会减少的,制定用水定额时,并不能简单地用总用水量除以总人口数。因为,北京市区流动人口很多,这部分人的用水量难以把
握。
城市供水行业的价格透明度,价格的听证,价格的制定,都是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实施,在实际制定城市用水价格之中,我们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用水人指标,制水业人工指标的成本控制,即成本结构的组成,不妨我们在自来水的成本状况及分析中看到:本市自来水价格由两部分构成:自来水水价和水资源费。自来水水费作为企业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利润、税费、制水成本;水资源费是市政府批准于2002年2月1日起开始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据市政府有关部门介绍:水资源费专门用于本市的水资源建设及南水北调资金,由自来水集团向自来水用户征收并全额上缴。2003年自来水集团共上缴水资源费37361万元,占销售总收入的22.98%.根据2003年自来水售水结构水量分析:(1)居民售水量24591万立方米占售水比例44.55%;(2)餐饮、旅店售水量10953万立方米,占售水比例19.84%;(3)工商、事业售水量19360万立方米,占售水比例35.07%;(4)洗浴业售水量167万立方米,占售水比例0.3%;(5)洗车、纯净水售水量10万立方米,占售水比例0.02%;(6)中水售水量115万立方米,占售水比例0.2%;(7)农赔水售水量5万立方米,占售水比例0.01%.可以看出:居民用水量是售水量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并且,从近三年的售水量趋势分析,总的售水量每年以5%的比例下降,而居民用水量以3%的比例在逐年递增。作为服务人口800万的制水行业自来水集团公司,我们根据2003年自来水售水结构水量分析:居民售水量24591万立方米占售水比例44.55%;则人均用水人指标24591万立方米/800万人=30.78万立方米。2004年1至6月份自来水集团实现售水量27743万立方米,则2003年全年人均用水人指标27743万立方米/800万人=34.67万立方米。2004年上半年实际人均用水人指标比2003用水增长3.89%.同时我们在自来水的成本状况及分析中看到:2003年自来水集团工资及附加8597万元、管理费用6652万元、财务费用3246万元。2004年1至6月份成本费用中工资及附加3482万元、管理费用3394万元、财务费用2312万元。则2003年全年人均制水人成本指标8597万元+6652万元+2312万元/800万人=21.95元/人。2004年1至6月份3482万元+3394万元+2312万元/800万人=11.48元/人,占2003年全年的52%.通过两项指标的对比不难我们看到,制水人的成本指标在不增加的基础上,用水人的指标增加是导致供水企业入不敷出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集团供水的成本核算,财务分析不在于通常企业的财务分析,即:原水费是用于购买水库水和地下水所支出的费用,其比率无法控制。折旧费比率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几年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自来水集团用于新建供水设施、管网发展和开发新水源建设的投入资金较大
带来的。
人均用水人指标的增长导致制水业的成本增加,实现销售水量的增加导致税收的增加,由此带来的多供水多亏损,这种企业是在不取得企业市场化经营效益的基础上,为用水居民提供了福利,为稳定国家政治环境,为政府社会排忧解难。由此,我们一直解释的政策性亏损是否在供水企业中要正确定位。我们企业的战略定位是否错觉。是否是真正的市场化经营,企业是否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此产生疑虑。在由建设部近日召开的城市规划部际联席会议第24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原则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04-2020年)》,对于在未来几年,要将北京的人口增速控制在1.5%之内,规划将考虑城市对人口的接纳程度。是根据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来综合评判城
市发展规模的。
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1400万,但每天滞留在北京的人口达到1700万,根据资源情况来判断目标人口数目,北京自来水集团公司市区共有水厂11座,全市年供水量近6亿立方米,供水管线总长度达6330公里,供水服务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服务人口800多万,市区用水普及率达100%.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供水水源分为两大类,即地下水和地表水。其中第一水厂、第二水厂、第三水厂、第四水厂、第五水厂、第七水厂的水源分布在永定河平原的中上部不足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第八水厂水源在潮白河冲洪积平原的中部。目前,集团公司有水源井、补压井260余眼,地下水供水能力90万立方米/日。地表水水源主要以密云水库为主。采用地表水为水源的水厂有田村山净水厂、长辛店水厂、城子水厂、第九水厂,地表水的供水能力为175万立方米/日。另外,供应中水的第六水厂以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一级水为原水,供水能力17万立方米/日。在水资源方面,按照节水型城市的标准,北京也只能支持1700万人口。而且北京人口还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针对目前水资源短缺情况,我们用水人成本指标的制定,制水人成本指标的控制,并对其分解用水人指标进行考核,统筹考虑。结合全市各单位的用水定额必须重新核定,确定企业计划用水指标基础上,加强企事业单位的节水力度。附:
1、2003年自来水集团成本费用情况2003年自来水集团实现售水量55201万吨,销售收入162604万元,销售税费18234万元,成本费用107009万元,上交水资源费37361万元,实现销售利润为零(利润=销售收入-税费-成本-水资源费=0)。成本费用情况见下表。成本构成数额(万元)所占成本费用比率(%)单位成本(元)
原水费2741525.620.50 辅助材料22972.150.04 折旧费3991537.300.72 动力费96399.010.17 工资及附加85978.030.16 制造费用92488.640.17 管理费用66526.220.12 财务费用32463.030.06 合计1070091001.94 2、2004年1至6月份成本费用情况销售收入82331万元,销售税费12058万元,成本费用53492万元,上交水资源费19990万元(占销售总收入的24.28%),销售利润亏损3209万元(利润=销售收入-税费-成本-水资源费=-3209)。成本费用情况见下表。成本构成数额(万元)所占成本费用比率(%)
单位成本(元)
原水费1293724.190.47 辅助材料6841.280.2
折旧费2168140.530.78 动力费49369.230.18 工资及附加34826.510.13 制造费用40667.600.15 管理费用33946.340.12 财务费用23124.320.08 合计534921001.93 由于城市供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较大,流动资金投资额较小,因此规模经营效益的特点十分突出。按照目前供水企业的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计算,人工成本超过总成本20%以上企业,其赢利空间很小;固定成本占总成本的50%以上的企业,企业发展后续动力不足。如果以日供水一万立方米配备十个人这一较先进的标准计算,日供水五万立方米以下的供水公司,在目前的平均水价基础上提高价格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和体现经营的规模优势。这些经营困难比较大的企业只能靠制度创新优势来解决。这些供水企业可以全部放开,国家不参股也不控股。使出资人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减少政府决策机构,只有企业经营机构;实行机动灵活人事制度,以便减少管理费用。但是政府要规制企业的经营行为,同供水企业签定严密的经营合同,明确规定自来水水价和制水成本,供水水量及供水水质等要求,保留政府对供水特许经营权的最终裁定权。对有规模经营效益而目前水价暂时不能调整到位的供水企业,在水价到位之前可以考虑销售税费,水资源费的优惠政策,或采取政府财政补贴。也可以考虑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方式,无偿使用市政划拨土地,或者另行安排经营性土地给予补偿。土地是城市建设中有限的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
网络经济下电商的成本问题分析 第6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成本物流配送;B2C;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电子商务的发展日趋成熟。电子商务的交易形式主要有B2B和B2C两种,在这两种形式中,B2B的电子商务市场要远大于B2C的电子商务市场,由于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与实体市场的交易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每个交易而言,是选择网上交易还是实体交易取决于这两种交易方式的交易成本。
电子商务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的管理水平, 帮助企业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 这些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开展电商的成本,尤其是花费在物流上的成本值得我们好好探究。
一、电子商务的成本构成
1.1 技术成本。电子商务的技术成本包括软硬件购置成本、学习成本、维护成本和升级成本等。电子商务是各种技术结合的产物,昂贵的投资,复杂的管理和高昂的维护费用使得一些系统、技术和人才匮乏的企业望而却步。
1.2 安全成本。对客户而言,最关心的是交易的安全性;对企业而言,最关心的是网站的安全性。如何在网上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保证交易双方身份的真实性、保证传递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赖性,成为推广电子商务的关键所在,否则,一旦企业出现安全问题,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安全成本实质上是一种或有成本,很难给予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加大其他方面的投入来减少安全成本,如高薪聘请精通计算机安全的专家、加速软件升级、聘请黑客测试网站的安全性能等方式,减少安全隐患。
1.3 物流成本。在电子商务中最难解决的就是物流配送。物流配送是电子商务环节的重要和最后的环节,是电子商务的目标和核心,也是衡量电子商务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物流配送需要有商品的存放网点,需要增加运输配送人员的开支,由此增加的成本也应该经过仔细核算。有人认为,企业要增加的仅仅是配送成本,而节省的是库存成本和店面成本。但是, 实施电子商务的传统企业不可能撤掉已开的店面以节省成本。这就是说, 电子商务并没有节省传统企业的店面成本, 而只是节省了完全电子商务企业(从企业开创起就是走电子商务模式的企业) 的店面成本。至于库存成本, 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而言, 根本没有实行零库存的外部条件。为避免缺货成本, 仍然需要适当的库存量。这样就很难计算电子商务究竟多大幅度降低了总成本。
1.4 客户成本。电子商务的客户成本,指的是顾客用于网上交易所花费的上网、咨询、支付直到最后商品到位所花费的费用总和,这是一种完全依赖于网络的服务,只要消费者一开始享受这样的服务,就要承担每小时数元钱的最低成本。这种费用虽然不列入商家的运营成本,但是作为用户成本、却是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客户成本很难衡量, 它不仅包括客户的上网费用, 还包括他们添置相应软硬件设备和学习使用的费用, 其中最难衡量的是学习使用费用。
二、电商企业物流配送的两种途径
2.1企业自己建立配送体系。企业自建物流体系需要较大的初期投入,自建的配送体系应包括:现代化的配送分拣中心和先进的物流信息系统,同时还需要有标准物流条形码等技术的支持。
一般情况下, 自建物流是为了保证配送的及时性和可靠性, 从而保证配送质量, 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同时,也希望借此能控制相关的费用, 比如如果委托第三方物流收款, 回款时间相当慢, 甚至可能达到1 个月, 一旦销售大到一定量级, 占有的资金规模就非常可观。
2.2采用第三方物流(与快递合作)。企业利用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进行配送,把产品实体送抵顾客的进程完全交给第三方来处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也带动了快递物流业的发展,而二者的紧密结合是大势所趋。目前, 以淘宝网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内B2C 电子商务企业也都选择将配送环节外包给专业的物流公司。不过, 现在摆在B2C 电子商务与其物流服务商之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物流服务质量。我们可以看到, 决定服务质量的因素主要是物流服务商在服务中发生的物品丢失、破损的比例,服务态度状况, 网点覆盖率, 与电子商务企业的合作配合度及投诉的二次处理的时效、投诉的二次处理的比例等。
三、降低电子商务下物流配送成本的对策
物流配送是电子商务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物流配送水平以及物流配送成本决定着电子商务企业未来的成败。因此,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是电子商务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3.1 加快库存周转率。这是电商提效率降成本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人们深知,大量的库存不单对企业的资金链构成巨大威胁,同时库存也是成本(即占用资金的使用成本)。加快库存周转率对企业而言相当于创造了新的利润。由于库存周转往往与采购、销售等部门联系紧密,物流运营部门要发挥对于库存周转的改善作用,就要主动加强对于全局库存结构的监督和控制。
3.2提高客单量。“客单量”是指平均每个客户购买货品的数量,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客单价“是指每个顾客平均购买商品的金额.也就是平均交易金额。对于中小件商品而言,每单平均花费在仓储和配送环节的物流费用较为恒定,当价值较低商品过多或单客单价过低时,销售毛利的大部分往往都被物流费用消耗。为此电商企业必须想方设法要顾客一次买更多的东西或花费更多的钱。目前的主要做法是提高免运费的门槛,推出类似“满200元减50元”的消减促销等。
3.3选择合适的配送渠道。配送渠道有三:一是自建配送网络;二是把配送业务交给专门从事物流的企业去完成即第三方物流模式;三是采取网上购物,网下就近商店付款取货的形式。这三种配送渠道有着自己的优劣势和适合对象。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配送渠道,只有选择正确的配送渠道方可获得降低配送成本的优势。
3.4建立良好的配送费用控制体系。针对不同的在线商品,综合考虑交货期、配送服务水平、库存产品结构等因素,通过对销售数据反馈比较分析,划分成不同客户类型,建立起合理配送费用分摊和控制体系,并结合处理每笔订单成本、每单位商品成本及供应商成本,控制和减少无效费用支出。
四、总结
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在网上交易会使企业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网络经济的环境下,电子商务市场也将得到进一步延伸。电子商务要健康发展不仅需要信息基础设施、信用关系和物流配送支付手段等的完善, 而且需要参与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用户和政府各方的配合。目前, 国内许多采用电子商务的企业发生亏损, 在这一情况下, 更需要正视电子商务成本因素和问题, 着眼于远期目标, 真正发挥出电子商务竞争优势。(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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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俊洲. 电商成本低是误读.经济观察报.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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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避孕节育技术的成本效果分析 第7篇
关键词:宫内节育器,避孕,成本,效果
节育器是放置在子宫腔内的避孕装置,对全身干扰少,取出后不影响生育,具有安全、简便、经济、有效、可逆等特点。宫内节育器可避免大量非意愿妊娠,有利于减轻育龄女性心理、生理、经济负担,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据相关数据显示[1],我国约1亿女性采用节育器避孕。不同避孕节育技术、不同宫内节育器,其成本存在一定的差异。我站针对近3年收治的560例需避孕妇女进行分析,探讨不同避孕节育技术的成本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站2013年1月—2015年1月560例符合避孕条件妇女的临床资料,年龄25岁~43岁,平均年龄(30.81±2.45)岁。纳入标准[2]:既往月经规律,有生育史,无生殖器官肿瘤、急性慢性生殖道炎症、严重痛经、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子宫畸形、全身性疾病;无宫内节育器禁忌证;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随机分组原则,将560例符合避孕条件妇女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80例。2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组研究符合我站伦理规范,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正式启动。
1.2方法对照组采用Tcu220c宫内节育器,“T”形支架,无毒聚乙烯混硫酸钡,将铜套镶嵌上支架,面积为220 mm;观察组采用Hcu280型宫内节育器,外形为“Y”形,双臂为开放式,可塑性较高,根据子宫收缩性状发生变化。月经结束后3 d~7 d进行手术,顺产者分娩42 d,剖宫产半年后接受手术。月经未复潮者,通过B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检查,排除妊娠后常规放置。由我站经验丰富的医师操作,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术后借助B超观察节育器放置位置,术后1 d给予抗生素抗感染治疗。
1.3评价指标随访12个月,观察月经变化、自觉症状,采用B超检查节育器位置,必要时行妇科检查。对2组妇女节育器放置期间不良反应、脱落情况、带器妊娠情况进行分析,并评价节育成本。
1.4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包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避孕节育情况比较节育器放置后,观察组妇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00%(14/280),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00%(28/280),2组比较无明显差异(χ2=1.802,P=0.179)。观察组节育器脱落率1.07%(3/280),对照组脱落率3.57%(10/280),2组比较无明显差异(χ2=1.379,P=0.240)。观察组妇女带器妊娠率0.00%(0/280),对照组带器妊娠率5.36%(15/280),2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508,P=0.019)。观察组因症取出5例,占1.79%,对照组因症取出15例,占5.36%,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49,P=0.174)。观察组妇女节育器续用275例,比例为98.21%,对照组节育器续用252例,比例为90.00%,2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075,P=0.014)。
2.2避孕节育技术成本比较对照组妇女避孕节育技术平均费用(398.72±34.17)元,观察组避孕节育技术平均费用(257.23±23.41)元,2组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t=2.131,P=0.000)。
3讨论
“上环”是我国育龄妇女通常被选用的一种长效避孕方式,往往一个环在体内放置时间可达10余年,相关研究表明[3],节育器不良反应与节育器大小、形态、节育器刺激、子宫与节育器匹配情况密切相关。若节育器与宫腔大小、硬度、性状存在出入,将引起子宫出血、腹痛等,影响妇女正常生活与工作。因此应综合考虑妇女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节育器,减少不良反应,提高避孕节育效果。
Tcu220c宫内节育器支架材料为无毒聚乙烯混硫酸钡,T形支架镶嵌铜套,不能随着宫腔性状合理变化,术后不良反应多,患者不易接受。不合适的节育器,往往会损坏子宫内膜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内膜溃疡,促进子宫收缩,增加子宫排异能力,使节育器下移、脱落、带器妊娠等,避孕效果较差。Hcu280型宫内节育器具有体积小、柔软等特点[4],占据子宫空间小,双臂可打开,减小硅胶管圆环对子宫侧壁摩擦力,降低对子宫壁支撑力,可有效预防或避免疼痛、月经量增多等问题。
从本组研究结果来看,观察组避孕节育费用明显少于对照组,说明Hcu280型宫内节育器避孕节育费用少,经济性更高;同时观察组妇女带器妊娠率低于对照组,节育器续用率高于对照组,提示Hcu280型宫内节育器避孕效果好,带器妊娠率低,不良反应少,安全可靠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谢立春,曾序春,王倩,等.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方法推广宣传教育现状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8,16(2):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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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胜利.避孕节育技术成本效果评价比较研究[J].国外医学·卫生经济分册,2014,31(1):28-31.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长期融资成本 第8篇
一直以来, 主流经济学有关企业长期融资的研究都着眼于长期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长期融资方式的选择与偏好、长期融资的成本等问题。如Modigliani和Miller (1958) 提出的MM理论关注企业长期资金来源的构成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Myers (1984) 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重点阐释企业的长期资金筹集方式选择的先后顺序, 这些研究都关注了企业长期融资的成本问题。融资成本决定了企业价值的大小和融资方式的选择, 不管是MM理论还是优序融资理论, 其核心都是选择一个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或者融资方式组合, 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企业长期融资的成本, 主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和制度经济学的定性分析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 长期融资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1) 为什么企业要进行长期融资。主流经济学中的经典财务理论认为短期融资的成本低于长期融资的成本, 在“企业是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下, 企业应该更多地利用短期融资, 而现实却是大部分企业更多地利用了长期融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的这种选择?长期融资的存在基础是什么? (2) 为什么绝大多数企业会采用股份制形式融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是企业长期融资的主要方式, 在优序融资理论中, 由于股权融资的成本大于债权融资的成本, 因此债权融资是优于股权融资的。然而, 大多数企业在设立之初, 优先选择的却是股权融资。那么, 股权融资为什么在企业设立之初就优于债权融资, 如何分析股权融资选择与优序融资理论之间的矛盾呢? (3) 经典的融资理论的定量分析确立了债权融资优序论, 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使我们从信息成本的角度重新审视长期融资方式的选择。企业的融资需要向市场传递信息, 企业自然倾向于选择信息传递成本更低的融资方式。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需要搜寻信息, 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需要通过投资获利进行补偿, 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筹资成本。那么信息成本是如何影响企业的长期融资方式选择的呢?
二、交易成本节约是企业选择长期融资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在达成过程中存在交易成本, 包括调查、谈判、签订契约、执行契约、监督及保证契约执行、违约的识别与处罚等环节中的成本。企业的融资活动同样是一种“交易”活动, 在融资的过程中同样发生各种交易成本。短期融资和长期融资面临的是不同的交易成本。
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整个经营过程中几乎是连续不断的, 企业的融资方式有两种:方式一, 每一次融资都重新选择交易方, 重新谈判直到达成融资合约;方式二, 与相互了解、合作时间较长的融资方建立长期的融资关系, 每次融资重新就融资细节进行谈判。这两种交易方式都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在第一种方式中, 企业和投资者之间是“一次博弈”过程, 彼此都不了解对方, 需要承担较高的调查成本, 对合约中涉及的细节都需要谈判确定, 因此契约谈判成本也较高。由于融资双方相互不了解, 而且是“一次博弈”, 因而违约风险较高。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会提出较高的要求, 需要融资企业提供有力的履约保证, 并会加强对企业的监督, 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在第二种方式中, 企业有较固定的交易方, 但是在短期融资契约下, 企业仍然需要在每一次融资时进行谈判, 虽然此时的谈判成本大大下降, 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 监督成本和保证成本也随之降低, 但是相对于签订一份长期的融资契约而言, 仍然增加了很大一部分交易成本。
可见, 长期融资合约的产生是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 长期融资合约减少了交易次数, 并为投资者提供了了解企业相关情况 (长期股权融资准则规定了企业应向投资者履行各种披露的义务) 和参与企业经营的机会 (股权融资中的股东治理权) 。由于交易规则的限制, 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公司治理权在短期融资中是受到限制的。所以长期融资合约能够有效降低融资合约的谈判、监督、保证等交易成本。
三、两种长期融资方式的信息成本分析
1. 信息获取成本分析。
信息获取成本是指在市场不确定的条件下, 投资者为了消除或减少市场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取得有关企业交易的信息所付出的代价。信息经济学认为, 内部经营者的信息获取成本远远小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当外部投资者面临的信息获取成本足够大, 超过了信息利用带来的收益时, 外部投资者会放弃搜寻这些信息, 其结果就是内部经营者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企业的自身情况和一些尚未公开的信息, 处于信息优势地位, 而外部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 即“信息不对称”。而信息经济学中“信号传递”作用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因为信息的价值在于决策有用, 内部经营者凭借获取信息的优势做出企业的经营、财务决策, 外部投资者可以从内部经营者的这些决策中推测出相关的信息,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与内部经营者等量的信息, 并节约了信息获取成本。但是, 信号的发送或者信息的传递多半是由内部经营者的决策行为来实现的, 一个理性的投资者会考虑这些信息的可靠性, 其做出判断时就会参照经营者的决策行为。
企业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会导致投资者发生不同的信息获取成本。股权融资方式赋予股东公司治理权, 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相对较小;长期债权融资方式下, 企业仅仅向投资者披露与融资相关的信息, 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一般较高。当然, 实际情况也不尽然。首先, 债权融资下债权人要求决策的相关信息相对于股权融资下的要少, 债权人重点关注的是企业偿债能力的相关信息, 虽然诸如盈利能力等信息也被债权人关注, 但并不是重点, 信息量要求较小使得债权人的信息获取成本较低;其次, 法律法规规定了债权融资中企业的定期偿债义务以及向债权人定期披露债务相关信息的义务, 并且保护在企业违约情况下的债权人的权益, 而这些权益是优于股权融资中股东的权益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债权人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减少了债权人的信息搜寻工作, 从而降低了其信息获取成本;最后, 由于“信号传递”作用以及债权融资中企业承担的定期偿债义务的刚性, 使得债权人可以从企业的债权融资行为中推测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贷款并按期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 从而降低了债权人对企业其他方面信息的需求, 使得债权人信息获取成本进一步降低。
从另一方面来看, 股权融资下股东可能并不具备低成本获取企业信息的优势。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 企业控制权掌握在经营者手中, 企业的一般股东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 并不愿意参与企业的决策过程, 或者疏于对经营者进行监督, 其结果导致经营者拥有极大的信息优势, 而这些信息一般都是企业的内部信息, 股东既不能及时获得, 也不能免费获得。但这些信息往往与股东的利益密切相关, 股东十分需要搜寻这些信息, 因此, 发生获取信息的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企业的持续经营, 类似信息将不断产生, 因此股东实际的信息获取成本会远远大于债权人。
经济学的基本法则是成本与收益对等, 股权融资中股东的信息获取成本实际上高于长期债权融资中债权人的融资成本, 因此, 股东对依赖相关信息产生的利益要求也大于债权人。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长期融资的成本, 从信息获取成本的角度推断, 股权融资的成本要高于长期债权融资的成本。因此, 企业长期资金的需求应该更多地通过长期债权融资来满足, 这和主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中也得到了证实。
2. 信息传递成本分析。
企业需要对外传递信息, 而信息传递同样会产生成本, 即信息传递成本。企业对外传递信息一般有两种方式:主动披露和“信号传递”。通过“信号传递”方式传递信息的可信度通常要高于企业主动披露的信息的可信度。不同的长期融资方式有不同的信息传递成本。
其一, 主动披露信息的显性成本。采取股权融资, 对外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需要进行审计, 如果是公开发行股票, 还需要向管理部门报送各种审批材料并向社会公众公布。而采用长期债权融资, 一般只需要向债权人披露相关信息, 可见在主动信息披露显性成本方面, 股权融资的显性成本要高于债权融资的显性成本。其二, 主动披露信息的隐性成本。由于股权融资需要公开披露的信息范围更广、内容更多, 因此, 企业的信息很容易为竞争对手获知, 带来的隐性成本远远大于长期债权融资的隐性成本。其三, “信号传递”成本。企业通过长期债权融资向市场传递了企业具备到期还本付息的能力的信号, 而这种“信号传递”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如果企业选择股权融资, 很可能会传递给投资者一个利空信号, 投资者可能会推断企业的经营出现了问题, 无力承担债权融资的负担, 否则企业不会放弃债权融资中的利息抵税的好处。股权融资的利空信号给企业带来的“信息传递”成本要高于长期债权融资成本。因此从信息传递成本角度分析, 企业更优的长期融资方式也是长期债权融资。
长期债权的信息成本明显低于股权融资的信息成本。长期债权融资信息成本的优势是建立在健全的资本市场监管和良好的信用体系之上的, 而这两点在我国基本上还不具备, 因此, 在我国企业的长期债权融资中, 债权人并不具备理论分析中的信息成本优势。而由于证券市场中股票投机、炒作行为盛行, 股东往往更多地关注投机信息, 而不是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加上企业信用的缺失, 现实中股权融资中股东的信息成本小于长期债权融资中的债权人的信息成本, 其最终导致股权融资的成本低于长期债权融资的成本。
四、股权融资比债权融资更具有治理成本优势
企业的治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制度的设立和执行, 企业长期资金的筹集方式实际上制度化了投资者参与企业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具备治理机制的效应。而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具备不同的治理机制, 产生不同的治理效应, 同样也存在不同的治理成本。而现代企业制度之所以选择股份制的形式, 将股权融资作为企业的基础融资形式, 是因为股权融资相对于长期债权融资具有治理成本优势。
股权融资的治理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股权融资的同质性节约交易成本。
长期债权融资虽然相对于短期融资具备交易成本优势, 但是因为长期债权融资有明确的到期日期, 企业在不同时间达成的不同年限的债权融资协议在本质上是不同质的。因此, 如果采用债权融资作为企业的基础融资形式, 那么企业的治理权利和义务如何在不同质的债权人之间进行配置, 到期的债权如何进行处置, 债权变更后的治理权利和义务如何调整等矛盾和冲突几乎是不可调和的。而股权融资在“同股同价、同股同利、同股同权”的原则下实现全部股东的同质性, 股份的权力配置和交易相对容易。
2. 股权融资的适应性节约了交易成本。
债权融资协议往往被设计成静态契约的形式, 如果面临不确定的外部环境, 必须不断地对契约条款进行修改, 形成新的契约关系。例如, 在发生债务危机的时候启动的企业清理整顿程序和“相机治理”机制, 都是对债权债务契约关系的调整, 但这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而股权融资赋予股东剩余索取权, 在企业经营的变化过程中, 股权的治理机制能能动地、制度化地将风险和收益在企业与股东之间进行分配, 外部环境的变化可以通过企业的业绩来实现股权融资的协议调整。因此, 动态的股权融资相对于静态的债权融资具备交易成本优势。
3. 股权融资的内聚性化解了资产专用性风险。
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 如果对该项投资进行重新配置或移作他用会有很大的损失。在现代企业契约模型中, 股权融资协议以“资本雇佣劳动”的契约关系内聚了股东和管理层, 并且以此契约关系为耦合点和经济主体签订各种形式的契约, 交换经济主体拥有的各种资源。相对于债权融资而言, 股权融资协议是一种永久性的契约, 可以化解资源拥有者的资产专用性风险, 将各种契约关系结合在一起, 构建现代公司制企业。
必须指出的是, 股权融资的基础地位并没有否定融资优序理论:在企业设立阶段, 股权融资相对于长期债权融资具备治理成本优势, 适合充当企业的基础融资形式;而在企业的再融资过程中, 在基本治理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已经合理化的前提下, 长期债权融资比股权融资更具备成本优势。可以说, 长期债权融资是对股权融资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而绝不是替代。
五、结论
长期资金筹集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核心, 而股权融资和长期债权融资是企业两种主要的长期资金的筹集方式, 主流经济学从定量的角度确立了债权融资的优序地位并且得到实践的检验。而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企业长期融资开辟了定性分析的研究视角, 我们通过交易成本、信息成本、治理成本的分析, 研究了企业长期融资的存在基础、长期融资的方式选择、企业的基础融资形式等问题, 这些初步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股份制企业的治理机制和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 为更好地推动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注】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和再融资研究” (项目编号:09YJC630231) 、“企业价值信息披露、经营业绩与市场反应” (项目编号:09YJA-790208) 的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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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特菲尔德著.文硕等译.会计思想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9
成本效果分析/经济学 第9篇
关键词:脑梗死,药物经济学,成本-效果分析
药物经济学是对卫生保健系统和社会的药物治疗成本和效果的描述和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是药物经济学常用和主要的评价方法之一, 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寻找达到某一治疗效果时费用最低而患者最满意的治疗方案。脑梗死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常见疾病之一, 对社会企业家庭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本文查阅了哈尔滨市某医院2010~2011年度的脑梗死患者的住院病历, 从中选择出部分病历, 总结除了治疗脑梗死的三种方案。本文试用药物经济学的方法, 对三种治疗方案进行成本-效果分析,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临床确诊为患有脑梗死而住院的患者;50岁以上的患者。
1.2 治疗方案
克塞灵组L1:克塞灵10IU+0.9%生理盐水250 ml, 静脉滴注。1次/d;东菱克栓酶组L2:东菱克栓酶5IU+0.9%生理盐水250 ml, 静脉滴注。1次/d, 首倍;蝮蛇抗栓酶组L3:蝮蛇抗栓酶1IU+0.9%生理盐水250 ml, 静脉滴注。1次/d。
1.3 病例基本情况
三组病例的性别比例, 平均年龄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4 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
在成本-效果分析中应利用成本-效果比与增长成本-效果比进行评价, 而不应只是考虑药品费用。
1.4.1 成本的计算
成本是指某一治疗方案所消耗的有关资源的总价值。总成本应包括治疗选用药物的总费用 (C药) 及相关给药途径的材料费和手续费 (C给) 、住院床位费 (C床) 、与此疾病有关的检查费用 (C检) 、诊疗费 (C诊) 、护理费 (C护) 。
1.4.2 疗效评定标准
由于脑梗死不易治愈, 故本文以临床有效为标准, 判别每一治疗方案的疗效。按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患者总的生活能力状态分为显著进步;进步;无变化。
总有效率=显著进步/ (显著进步+进步+无变化)
2结果
三种方案的临床效果和费用: L1组总病例数75例, 显著进步52例 (69.33) , 进步19例 (25.33) , 无变化4例 (5.33) , 平均药品费用1620.83元, 住院总费用5700.52元。 L2组总病例数58例, 显著进步44例 (79.31) , 进步11例 (18.97) , 无变化3例 (5.17) , 平均药品费用2814.34元, 住院总费用7533.67元。L3组总病例数30例, 显著进步16例 (53.33) , 进步11例 (36.67) , 无变化3例 (10.0) , 平均药品费用195.45元, 住院总费用2971.06元。
3讨论
3.1 成本效果分析
以临床总有效率为系数, 药品的成本-效果比以药品费用/总有效率表示, 成本-效果比为总费用/总有效率。增长成本-效果比为使有效率上升一个百分点需消耗的成本, 以L3为参照, 可以看出, 从有效率角度来考虑, L3的药品成本-效果比较L1、L2组明显小些 (P<0.05) , L1与L2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3.2 敏感度分析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所用的变量通常较难准确的测量出来, 而且每个治疗方案中的费用及效果可能不同, 很多难以控制的因素对分析结果都有影响, 所以必须采纳某些假设或估算数据。敏感度分析就是为了验证不同假设或估算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程度。假设药品成本下降8%, 同时C给、C诊、C护均上升4%, C检、C床不变, 则L1、L2组总住院成本会分别下降0.4%、0.6%, 而L3组总住院成本上升2.5%, 各组的成本-效果比及增长成本-效果比与费用变动前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本文通过运用药物经济学中的成本-效果分析原理认为L1组为最佳治疗方案。仅从成本-效果比值分析, L3组为最佳的治疗方案。但由3.1中对三组的有效率进行统计分析可知, L3与L1、L2有显著性差异, L1、L2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蝮蛇抗栓酶的价格虽较便宜, 但总有效率最低, 且不良反应较多。L1组、L2组成本虽高, 但治愈率也高, 且不良反应少。笔者认为克塞灵与东菱抗栓酶的疗效相近, 但克塞灵为国产药, 价格相对便宜, 是治疗脑梗死的较佳药物, 建议用药时根据患者情况选择用药。
成本效果分析/经济学 第10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3年12月泌尿系统感染住院病例132例。本文入选病例近期没有使用抗菌药物, 并且对喹诺酮类药物不过敏, 按统计学方法将132例随机分成三组。
1.2 药物
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200 mg/100 ml, 29.2元/瓶) ,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0.1 g/支, 12.2元/支) , 盐酸左氧氟沙星分散片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1 g×6片/盒, 36元/盒) 。
1.3 用药方法
A组:乳酸左氧氟沙星注0.2 g静脉滴注, 2次/d, 连用7 d;B组: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0.4 g, 静脉滴注1次/d, 连用7 d;C组: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0.4 g静脉滴注, 1次/d;连用4 d, 然后口服盐酸左氧氟沙星分散片0.2 g, 2次/d, 服用3 d。
1.4 疗效标准
根据文献[2]标准, 疗效分为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效。痊愈、显效及进步三项为有效数, 据此计算总有效率。作者的判断标准以治疗前后患者的发热、尿频、尿急、腰部及下腹部胀痛、膀胱刺激征等, 以用药前、用药后第5天及治疗结束后检查血、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尿病原体检测数据为依据。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该研究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的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成本
就药物经济学中的成本而言, 其是指医院所采用的某一具体治疗方案所消耗的医药卫生资源, 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形成本。本文只对直接成本进行研究, 包括药品费用、给药费用、检查费用、住院费用, 单位用元表示。该方案中的患者除药品费用和给药费用不同外, 检查费和住院费是相同的[3]。这就增加了本研究的客观性, 所有药品价格均按2010年湖南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平台的药品价格进行核算。
2.2 疗效数据
A、B、C三组用药后痊愈、显效、进步、无效的患者例数及总有效率见表1。总有效率= (痊愈+显效+进步) /总例数×100%。
2.3 成本-效果分析
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作者通过成效对比分析, 可以得出较优方案。成本-效果比 (C/E) 是表示取得单位治疗效果所花费的医药成本。就本文而言增量成效比 (△C/△E) 指的是前两个方案的成效与目的方案比较而得的结果。增量成效研究每增加1个单位治疗效果所需医药成本, 常以最优成本方案为参考标的, 将次优方案与之参照所得[4]。三个治疗方案的分析结果见表2。
2.4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法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法是假设其他费用不变, 只改变药品费用即假设药品费用下降10%, 所得结果同前面是一致的, 见表3。
注:三组之间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注:C组与A、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注:C组与A、B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3 讨论
作者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选取最佳治疗路径。对每一所医院, 对每一个医生而言, 由于受药品种类和个人习惯影响, 他们可以有很多种方案, 但不同的治疗路径取得临床疗效与花费的医药成本往往会大不相同, 本文所研究的目的就是合理运用药物经济学方法, 制定出成效比最优的治疗方案, 就是保证最好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减轻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 据文献记载, 有很多种药物可以采用序贯法对患者进行治疗, 喹诺酮类就是一类适合序贯法的药物, 采用序贯法治疗, 可以在保证疗效的同时, 又做到经济适用。就左氧氟沙星而言, 序贯疗法中由静脉滴注改为口服治疗不但可以减少针刺等痛苦, 也可降低治疗成本, 增加了患者的依从性。三组研究数据显示左氧氟沙星序贯治疗方案治疗泌尿系统感染, 在取得相同疗效时, 治疗成本也相对最低, 用单因素敏感分析法得出, 序贯方案每获得1个单位效果只需花费3.19元, 而A、B需花费5.74、4.81元。由此可见, 从药物经济学角度出发, 左氧氟沙星序贯疗法比纯静脉滴注更经济而且有效, 是临床应该推广的治疗路径。
摘要:目的 分析不同药物方案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成本与效果。方法 将132例泌尿系统感染患者随机分为A组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静脉滴注组、B组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静脉滴注组、C组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静脉滴注与盐酸左氧氟沙星分散片口服序贯治疗组, 并对三种治疗方案进行成本-效果分析。结果 A、B、C组成本分别为534.88、437.50、282.80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有效率分别为93.2%、90.9%、88.6%,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成本-效果比分别为5.73、4.81、3.1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序贯治疗组是该研究的最优方案。
关键词:泌尿系统感染,序贯治疗,成本-效果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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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国恩, 胡善联, 吴久鸿.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 (2011版) 中国药物经济学, 2011 (03) :21-22.
建筑工程经济的成本控制措施分析 第11篇
关键词:建筑工程;经济成本;控制措施
中图分类号: F426.92;F406.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5-55-2
0 引言
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大家有目共睹。快速发展,一定会出现激烈的竞争。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屹立不倒、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将企业做大做强,这是建筑企业从未停止的追求。有效控制成本甚至节约一部分成本,能帮助企业节省开支、减少人、材、物的支出,实现企业制定的经济目标。当前建筑行业已有成本控制的意识,但是在实际控制过程中并没有将意识转化为行动,成本控制不够彻底,使得建筑企业在建筑工程项目中的投入仍然居高不下,经济效益不够理想。
1 建筑工程经济成本控制的含义及重要性
1.1 含义
建筑企业开始实施一项工程到这个工程完整结束,这期间关于该项目的一切费用就是建筑工程的经济成本。对建筑项目实行经济成本控制并不是嘴上说说就行,要在建筑工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成本控制,才能将整个工程的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除了控制成本,还要将工程费用上不合理的部分进行及时纠正。
1.2 重要性
经济成本控制伴随着工程项目的开始以及结束。整个工程项目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成本控制。为了实现建筑企业在有限成本内将自己的经济收益最大化,采取合理的成本控制方法十分重要。
2 建筑工程经济成本控制的原则
2.1 全面成本控制原则
全面成本控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工程中各个施工环节以及人、材、物进行控制;二是将控制成本的责任落实到人。施工中不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还是施工人员,都应该将成本控制重视起来。人人控制,成本必控制。[1]
2.2 权责一致原则
建筑施工单位既然与他人签订合同,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权利,就一定要遵守双方达成的约定。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中,不单负责建筑物体本身,还要进行有效监督管理、控制成本。施工方的各部门和施工小组要对成本严格把控,及时向领导汇报控制结果。
2.3 目标管理原则
建筑成本由各建筑环节的成本组成。在工程开始时,就要制定出控制总目标,并将这些目标细分到各个部门、落实到责任人身上。
2.4 动态控制原则
建筑工程的建设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施工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和局面,所以成本控制也要采取动态方式。相关管理人员在工程建设中要根据具体施工情况,对成本控制措施及时做出调整。
3 当前建筑工程经济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3.1 成本管理理念落后
我国建筑行业通常在工程施工环节才进行片面的经济成本控制,忽略了对工程项目的其他环节进行成本控制。单单控制建筑的材料和设备,是不能产生良好成本控制效果的。还应把人员和管理方面的各类问题重视起来。
3.2 负责人员专业知识不足
当前各施工单位并没有设置专门负责成本控制的部门,负责管理成本控制事务的管理人往往由少数领导或部门兼理。各部门或领导并不是专业进行成本控制的,对有关知识和先进的成本管理理念了解不够透彻,所以在相关成本控制管理方法、成本控制计划制定等专业性较强的事务上,做得不够到位。
3.3 成本核算往往流于形式
建筑企业内部设有相关的预算部门。预算部门常常根据施工设计图图纸和现场实际情况进行预算,并得到一定数据信息。理论上这些数据中的成本分析、实际成本等重要信息会对实际施工的方式方法产生一定影响。但实际情况是,施工单位并没有调整施工方式。这使得成本核算没有发挥它应有的效用,没有减少施工建筑成本。
3.4 质量隐患风险机制的缺乏
质量问题一直是建筑企业和施工单位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质量出现问题,不但会使企业投入的人、材、物打了水漂,连同企业的声誉和信誉也会遭受极大损害,甚至还会出现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事故。质量和成本并不矛盾,施工单位要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确保对工程成本进行有效控制。[2]为实现这一环节成本有效控制,必须建立起相应的风险机制,对工程项目质量和施工单位将要面对的各项风险进行评估。
3.5 没有有效的市场预警系统
市场调节有它自身的规律,相关研究虽然总结出了它的运行规律,但其中的变化几时发生却是无法准确把握的。[3]建筑行业生产要素中的人、材、设备等成本正是处在这样的变化中,建筑企业要时时对市场监测,成本出现变化要及时调整施工测量。
4 建筑工程经济成本控制的措施
4.1 建立成本控制责任考评体系
在实施工程项目时,应该建立起相应的责任考评体系。建筑企业在实施工程项目之前,会选派项目经理作为这一项目的负责人。以项目经理为中心的项目部,是开展成本控制工作的主体。工程建设分为多个环节,可以根据各个环节的划分范围将成本控制也分别落实到各部门、各施工环节中。每一个部门甚至每一个员工,都有对应的负责范围。
4.2 对各个施工环节进行成本控制
前面已经提到过,工程项目由很多建设环节组成。进行成本控制时,可以一环一环进行。施工人员直接接触工程建设,管理人员对整个工程进行管理。二者在自己本职工作之外,即保证工程质量和建筑功能之外,还要进行成本控制。可以在已选择的施工技术上做出调整。在降低整个工程造价的基础上,为企业创造更多效益。[4]
4.3 通过提高质量加快进度进行成本控制
建筑企业的在施工过程中会格外重视建筑的质量,并根据一定的质量方针,不断完善工程。这样做不仅保证了工程的质量,还可以有效避免返工问题,将投入成本和建筑质量结合起来。工程项目有长有短,相应的工期和成本投入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工期较短的话,成本投入可能会少一些。但不是工期越短成本投入就一定越少,工期一旦短到一定限度,需要的工期成本反而会增加。急着缩减工期,可能是工程建设中遭遇了一些不可抗因素的影响,这是人力所不能避免。还有一种情况是,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敷衍了事、盲赶施工进度。只有合理进行施工计划,并按照计划实施建设,将人为干扰因素排除掉,才能将工程用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发生工期太短、增加成本的情况。
4.4 建立有效的市场预测系统和库存管理系统
市场经济规律调节中,商品供求会发生变化。建筑工程工期较长,施工时用到的各种材料和设备的价格会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个很难预测的情况,所以会给建筑企业进行成本预算等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最终使建筑企业在成本预算上出现问题,经济收益不高甚至损失经济效益。规模较大的建筑企业,完全能够靠一己之力建立起相关预测系统和库存管理系统。规模中等偏小的建筑企业则可以联合同行业其他公司建立这一系统,帮助自己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为企业节省开支、增加效益。
4.5 预算问题
建筑企业在开发工程项目时,会令预算部门对整个工程所需的经费进行预算,以期实现成本控制。预算部门经过准确预算,所得数据能够为工程实施提供一些经费指标。精确的预算显得尤为重要。建筑企业为保预算的可靠性、合理性,需要对预算编制、审查以及执行预算进行严格控制。
5 结束语
建筑工程包含内容比较复杂,对它进行经济的成本控制相应的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建筑行业竞争形势愈演愈烈,如何用有限成本建造出质量有保证且安全性能好的工程,是建筑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建筑工程经济的成本控制,需要企业和施工方全体成员都抱着成本控制的态度,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用。从而实现成本降低,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效益。
参 考 文 献
[1] 葛宝林.建筑工程经济成本控制探析[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5,05:236-237.
[2] 高冉,苏义坤,梁梦琪,黄文杰,潘思辰,张洪泽.谈建筑工程经济的成本控制[J].山西建筑,2015,03:228-229. [3] 张岳.建筑工程经济分析对施工成本控制的贡献性刍议[J].城市道桥与防洪,2013,05:191-193+7.
成本效果分析/经济学 第12篇
由此可见,法律上认定是否违约以及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并不完全以经济效率为标准,而经济学所关心的只是效率问题,下面我们仅对合同违约进行经济视角的分析。
一、违约产生的原因
波斯纳认为,人是对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他通过对效用最大化原理进一步分析(1)。交易中,帕累托最优是不存在的,总是对交易以外的第三人产生影响,但如果第三人损失小于当事人的收益,那么社会总福利也是增加的,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对第三人给予补偿,实现社会公平。这一理论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有效。这种理论实现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问题,即合同的当事人在某种以外发生时,致使履约要比违约花费更大,履约成本超过了因违约而需要给另一方的补偿,这种情况下,违反合同约定不仅有利于合同当事人,同时也有利于社会效用最大化。由于违约是要支付相应代价的,因此违约方应权衡利弊。显然,违约人在满足违约解除合同的经济学条件后,请求解除合同,不仅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提高了社会总的福利,而且受害人的利益得到补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受害人是否要求、违约人是否有能力履行,法院都应该应当事人的请求解除合同。
二、对违约的应对方案和补救方式
了解了违约产生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违约发生的动机入手,对违约进行防范,就算是违约已发生,我们也可以实施一些措施进行补救,这种补救,从一定意义上讲,也会对违约产生威慑效应。以下主要介绍两种防止违约发生的手段,包括事后处罚的防范方式,增加合同履行的可能性。
(一)通过信息披露的威慑效力
在早期的契约理论研究中,执行成本是忽略不计的。但在普遍条件下,执行成本是严重依赖于司法制度的完备性的。但是,信誉机制也是决定合约是否能实行的关键所在。在声誉模型中(2),反映了一个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即合同的违约往往发生在经济交往一段时间后。也就是说,如果合约缔结双方本身不存在长久稳定的关系,那么声誉机制就难以保证违约现象得以杜绝。
如果合约存在在熟人市场(3),那么声誉机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市场是传达历史信息不畅的生人市场,在这种市场里缔结的合约,违约就是有限承诺特征参与人的最优选择。匿名市场中的参与者没有动力提供这种公共品性质的信息,由于收集信息的成本有时候较为高昂,如果再加之经济的规模又足够大,且获利机会足够多的时候,建立声誉是相当困难的。而此时违约的成本又相对较低。此时,原先确定的存在合约终止日期的合约(4)被无限期界的合约取代了。这样,一旦信息被披露,参与人在考虑违约时顾忌的不仅仅是正在进行的合约问题,而是以后与其他参与人缔结合约的机会问题。
(二)通过违约赔偿的惩罚效力
赔偿与否以及赔偿数额不是对过去损失的填补,而是对可能产生的相关因素的激励作用以及对未来损失的预防。惩罚性赔偿正是实现这一威慑水平的有效工具。补偿是使当事人受到的损害最大限度地恢复到受损害之前的状态。威慑是通过强制违约人在违约发生之后进行惩罚性赔偿来威慑潜在违约人,制约其今后不从事违约行为。通过对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进行惩罚性的制裁,增加经营者的成本,减少潜在欺诈行为的发生,从而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
惩罚性赔偿是促进交易、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为了实现合同法的目标,就有必要减少合同从缔约到履行全过程的交易成本。违约无疑具有不合理性,但现代社会尚不能杜绝违约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违约问题。
三、违约和守约的博弈
对违约和守约的选择主要来自于当事人对违约和守约的成本收益分析,并据此作出决定。对违约的预防也主要基于增大违约成本,不论是现实成本还是预期成本,都会对当事人违约倾向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那么,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一方面当事人可以自己约定违约责任,只要这种约定不是过于不平衡,法律就不加干预;另一方面当事人没有约定时,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应鼓励有效率的违约。在对违约的补救方式上,在机会主义违约情况下,对于没有任何经济合理性的行为应该作出惩罚,对于非故意违约即以合理成本无法履约或虽是故意违约却是有效率的,更倾向于损害赔偿而不主张实际履行,因为实际履行会导致资源的再度浪费。
但是,鼓励这种“有效率的违约”可能导致交易规则的破坏和交易环境的恶化。在市场交易中,需要建立一种信用关系,如果“有效率的违约”得到鼓励,意味着将较大的道德风险引入了交易活动,这种道德风险产生的大量不确定性,会破坏交易活动的稳定性,增大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损害公众利益。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来看,违约还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孙秋枫.合同法的经济学分析[D].吉林大学.2008.
[2][美]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曼德姆.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M].吴晓露,潘晓松,朱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成本效果分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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