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论文范文

出版事业论文范文（精选10篇）

出版事业论文 第1篇

王云五作为出版家、图书馆事业家, 不但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且对图书馆的发展也有重大贡献。“想把整个的大规模东方图书馆化成无量数的小图书馆”、“协助各地方, 各学校, 各机关, 甚至许多家庭, 以极低的代价, 创办具体而微的图书馆”[3], 他的这一构想就是要图书馆事业与出版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 王云五在初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实践中已透露出二者相结合的端倪, 如其“不佞近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踵张菊生、高梦旦二公之后, 同曩印《四部丛刊》阐扬国粹, 影响至深至巨, 思自另一方面植普通图书馆之基。[4]”如果说商务印书馆前期因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的加入而把学校教育纳入了出版中来, 那么, 到了王云五这里, 图书馆社会教育成了出版目的, 从而把商务印书馆出版范围扩大到更加广阔的程度。王云五首先从治学入手, 不仅出版学校教科书、工具书、翻印和翻译大量世界学术名著, 还整理出版有价值的古籍。主持东方图书馆后, 王云五深切体会到:“比者国内图书馆运动盛起, 而成绩不多。究其故, 一由于经费支绌, 一由于人才缺乏, 而相当图书之难致, 亦其一端也。[5]”他深刻认识到图书馆与出版界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出版界的盛衰与图书馆事业息息相关。因此, 自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 即考虑如何以出版事业来辅助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他首先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入手, 以求充实图书馆的内涵。自1922年至1927年先后出版了500多种各科小丛书, 方便图书馆有系统地采购。他从东方图书馆的各科优良图书中精挑细选, 并经过有系统的组织、整理, 再大量地出版、发行, 分期供应给各类图书馆, 免除了图书馆不知如何选书的困扰。正由于大量出版发行, 售价低廉, 各图书馆、机关、学校、家庭都可采购, 从而达到普及教育、文化的目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 广大读者对自然科学知识、伦理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探知欲望, 这激励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抓住机遇, 开拓进取, 欲在综合性出版上一展身手。对于王云五、张元济等个人而言, 他们胸抱大志, 颇具商家战略眼光, 那时国内还没有中国人编写的百科全书, 王云五认为这是出版界和文化界的耻辱, 商务印书馆务必完成此事。于是王云五开始准备出版“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的《万有文库》。王云五等商务印书馆人以商务印书馆已出版的丛书为基础, 另修订增编新丛书, 汇集成种类齐全的一套大型综合丛书, 王云五初命名为《千种丛书》, “即合并各科丛书一千种, 为一部综合的大丛书。[6]”后来《千种丛书》易名为《万有文库》, 隐义为以万册为目标, 而不以一千种为限。命名之中可以看出王云五的出版计划在不断改革完善。《千种丛书》是为出丛书而出丛书, 而《万有文库》则掺入主编者宏大编辑思想和周全的出版意识。在王云五撰《万有文库》一、二集印行缘起里有:“民国十八年余创编万有文库第一集, 尝揭其缘起数事如左, 比年国内图书馆运动盛起而成绩不多见, 究其故, 一由于经费支绌, 一由于人才缺乏;《万有文库》将使购书费节省十之七八, 管理困难, 亦因而减少。[7]”可见出版“万有文库”的意义远高于“千种丛书”。《万有文库》的出版非以一地方图书馆为对象, 乃以全国全体之图书馆为对象。

王云五计划出版《万有文库》三集, 每集1000种, 2000册, 共计6000册。但由于连年战乱, 自1929年至1937年陆续编辑出版两集, 第三集始终没能出版。第一集内容包括13种丛书:一、“国学基本丛书”初集100种;二、“汉译世界名著”初集100种;三、“学生国学丛书”60种;四、“国学小丛书”60种;五、新时代史地丛书”80种;六、“百科小丛书”300种;七、“农学小丛书”50种;八、“工学小丛书”65种;九、“商学小丛书”50种;十、“师范小丛书”6种;十一、“算学小丛书”30种;十二、“医学小丛书”30种;十三、“体育小丛书”。[8]《万有文库》第一集出版1010种, 2010册, 共售出约8000部[9]。第二集含有4种丛书:一、“国学基本丛书”二集300种;二、“汉译世界名著”二集150种;三、“自然科学小丛书”初集200种;四、“现代问题丛书”初集50种, 共700种[10]。第二集中国学基本丛书的分量加大, 增至300种, 汉译世界名著150种, 比第一集增加50种, 自然科学丛书200种, 现代问题丛书50种。《万有文库》第二集出书702种2431册, 第二集共售出约6000部[11]。

抗战期间, 王云五驻港四年, 香港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主持下, 只从《万有文库》一、二集中选书500种1200册[12], 以《万有文库简编》之名出版, 一来振兴战中商务印书馆之气, 二来不忘传播文化, 适应购书能力稍差的读者需要。

《万有文库》一、二集的出版, 不仅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也结束了中国没有百科丛书的历史。该文库的先后出版促使了一批新图书馆的成立。“在抗战前一年, 《万有文库》第一、第二集均已全部出版。第一集售出约八千部, 第二集约六千部。而凭借该文库以成立之新图书馆在两千以上。[13]”

“万有文库”编印的目的使东方图书馆能更多地服务、贡献于社会, 该馆在每本书的书脊上都刊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类号, 并都附有书名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的卡片, 极大地方便了图书的管理[14]。这种方法, 就是如今国际图书馆界提倡的“在版编目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简称CIP) ”的先声, 足见王云五的出版计划和出版事业, 无不以辅助图书馆的发展为目的。

王云五十分重视参考工具书的出版,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就出版了《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辞源》、《植物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教育大辞典》、《图书大辞典》、《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等重要的参考工具书[15]。如果查询一下我国各大图书馆的工具书目录, 不难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工具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摘要：本文阐述了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期间如何以出版事业辅助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王云五,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图书馆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2]戴晨京.学者的悲哀:从政文人的最后结局[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205、206

[3], [5], [9], [11], [14]王云五.我的图书馆生活[A].旧学新探[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37-39

[4]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一集印行缘起[A].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290

[6]蔡元培, 等.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60

[7]王云五.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印行缘起[A].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 (现代部分) 第一卷上冊［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489.

[8][10][12]许力以.中国出版百科全书[M].太原:书海出版社.1997.884

[13]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M].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114.

出版事业论文 第2篇

罗氏文化事业上的又一辉煌篇章

今日接到河胜老宗长的来电，得悉《中华罗氏通史》这一罗家文化宝典即将出版发行的喜讯，心中异常高兴，人也变的振奋起来。同时，老宗长也请本人撰写序文一篇，这可让本人错愕了许久，顿时也体验到了受宠若惊的感受。本人深知，为作品撰写序文的人，既要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又要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而本人才疏学浅，人轻言微，两项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怎敢为老宗长的大作撰写序文？怎么办？回绝不仅不礼貌，更感觉对老宗长不敬。思来想去，顿觉应在此赋心得一篇，谈谈自己的感想。不敢为序，仅为报答河胜老宗长对本人的鼓励和鞭策。

河胜老宗长系罗氏昭远公二十二代裔孙，广州增城县人。1937年12月生。高级工程师。曾经担任羊城塑料工程公司总经理。老宗长从小酷爱学习、善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在攀登科技高峰的路途上，勤勤恳恳、足踏实地。在羊城塑料工程公司从事塑料制品的生产、经营和科学研究二十多年；从工人、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厂长到总经理，一路走来也同步展示出他的人格魅力。他先后成功地研制、开发了100多项高新技术产品。发明的技术专利产品《YC通用万能浓色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国塑料万能着色的行业空白，被列入省、市重点科技工程项目；荣获1993年中国新技术新产品金奖，并列为1994年国家级科技新产品项目；年产值从1980年的几万元增长到5800多万元，被业界誉为“中国塑料大王”。他编著有《塑料材料手册》等九部塑料科技丛书。在那个年代里，他率先把发明创造和生产、推广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企业创造物质财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90年代初，河胜老宗长开始从事家族文化事业。二十多年来，收集、整理了中华罗氏相关的历史、族谱等文史资料数千件，查阅过的中华文史资料突破万卷那是毫不夸张。记录的笔记和收集的文字资料有数千万文字（即几十麻袋之多）。从1994年开始主编撰写《中华罗氏通谱》并于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为中华罗氏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年近八旬的河胜老宗长现今又收集、整理、编辑、撰写出《中华罗氏通史》这本罗家文化宝典。这本史书是河胜宗长为传承和发展中华罗氏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力作，也是中华罗氏文化事业发展的又一辉煌篇章，必将在承前启后的中华罗氏文化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华罗氏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在《尚书》《诗经》《风》《雅》《颂》《山海经》《史记》等一系列相关史料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早在四千多年前远古时期的夏朝，我辈先祖——罗部落首领就担任了朝庭中的“丝蜘蛛结网大罗氏”这一重要官职，虽然在商朝受到了几代国君的追剿，但我先祖部落不喂强权，顽强生存和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商末周初，罗部落首领郐公（匡正）帅部落跟随周武王讨商灭纣，罗部落因讨商灭纣有大功，被封诸侯国。此后，我辈先祖和先贤们又继续担任周朝的“丝蜘蛛结网大罗氏”以及鸟正、木正这些朝中重要官职，在最高统治阶层中负责全国的畜牧业、林业、建造业等行业的工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赫赫功勋。之后，罗国虽被强楚吞併，但我辈先祖在逆境中卧薪尝胆，顽强奋起，在周显王时代由乘公（凌甫）复国成功。其中走过了艰难、曲折、悲壮、辉煌的家族发展历史，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百折不饶谋发展的先祖意志和精神将永远得到传承和发扬，先祖的这种刚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的向上精神也将永远激励我们后人奋勇前行。

俗话说，史是一条线，志是一大片。记得半年多前，河胜老宗长就将《中华罗氏通史》的部份篇章打印给我看过，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中华罗氏通史》与先前的《族谱》《通谱》《祠志》等其它罗氏文化丛书体类不同。《中华罗氏通史》通篇分为六个篇章143节780余篇文章，百万余文字。全书较为系统、准确、全面地记录了从古到今罗氏的发展历史，特别是罗氏的远古发展史实得到了较为准确的考证和记录。该书一是进一步理清了罗氏远祖的繁衍和发展脉络；二是明晰了远祖祝融氏的来由，正确区分了祝融神与祝融官的不同概念；三是进一步完善了罗子国的产生、发展、辉煌以及曲折、艰难、悲壮等历史演绎；四是考证了重黎和吴回的争论之事，使部份错误的族谱得以正源；五是对罗氏的蕃衍迁徙有了相对准确、可信、权威的记录。《中华罗氏通史》这本罗氏史书应用的历史资料丰富、翔实、有说服力，本书填补了多处中华罗氏文化发展史上的记录空白，是一部花费了大量心血的不可多得的罗氏文化宝典；可谓是罗氏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又一辉煌篇章，值得各位宗贤细细品读。

此感不以为序，仅以为贺。

百集电视系列片《中华罗氏渊源》总编导

罗 珠 公 第六十八世裔孙：罗学胜 谨贺

出版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 第3篇

出版是一项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韬奋是向我们如是诠释的，而且我认为现在这个数字时代也依然如此。回首来路，我投身出版已有二十六年，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出版的热爱，面对其他行业的好机会，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此生献给出版的初心。一个干部可能至多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但是出版和阅读却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我经常和朋友说，这辈子选择了做书，是如此的幸运和幸福。“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而能为大家策划书、做书，那真是美上加美了。能做出版，人生何图。

书对很多人来说，就像空气一样，须臾不可离。一个人不读书，口袋里丈量社会、判断是非的尺子就短，关注的无非是功利层面的东西，如住房、开车、穿衣等。一个社会如果不读书，就会特别功利，大家就会热衷于追名逐利。纷繁的名利场，注定是人生要经过的罂粟田。很多人会在罂粟田里被撂倒。唯有读书才能助你通过这个罂粟田，才能拥有更丰富、更深刻、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是塑造一个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关键因素。解决当前诸多社会问题最好的良药，就是让国民读书。假冒伪劣药品食品、环境污染、乱砍滥伐、肆意拆迁等等，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读书，一些是非标准、美丑善恶在古今中外的许多书中都有答案。不读书，就失去了敬畏感，失去了大的是非观、审美观。读古书，就知道抬头三尺有神灵。有信仰就有约束，就有文化。

出版是要走入历史的，是文化建设的长子，肩负着传承文明、教化社会的重任。这些年来，我和交大出版社的同事们一起依托交大、谋划转型、真抓实干，重点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守学术和专业出版，策划出版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大飞机出版工程》等体现国家意志的项目，也成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生力军。2014年交大社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这些来自政府和读者的肯定我们倍加珍惜。

我认为，经营好转型为市场主体的出版企业，只是完成了出版使命的第一步。作为出版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更大的担当，让出版对社会、对文化、对人心起到引领作用，和读者一起不断向美、向善、向上跃升，这也是韬奋精神和出版使命的真正精髓所在。

苏区出版事业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第4篇

一、苏区的出版业整体面貌

帅雨发《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工作的启示与思考》梳理了4条苏区新闻出版工作的成功经验: (1) 明确的方针和任务; (2) 依靠群众办报; (3) 精简的新闻出版体制和经营机制; (4) 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方式。这项研究在史料翔实的基础上有了明确的归纳, 可对当前的新闻出版工作起到一些启示作用。

帅雨发《瑞金苏区出版工作纪实》认为中央出版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新闻出版机构, 它具有突出的工作地位、精简的新闻出版体制、明确的工作任务、灵活的经营方式等特征。

毛赣萍《苏区出版业管窥》论述了苏区出版业的文化底蕴、苏区出版业的兴衰、苏区出版物的内容与特点、苏区出版业研究的现实意义, 认为苏区出版物的品种主要有“布告、宣言、传单、标语、简报、文件、壁报、书籍、教材、译著、报纸、期刊”等, 内容则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所有领域, 其特点有“鲜明的阶级性, 明确的目的性, 鲜活的新闻性, 极强的针对性”等四个方面。

毛赣萍《简述中央苏区出版业》认为, 红色政权下的苏区出版业颇具规模的出版系统和网络, 出版了品种多、内容丰富的出版物, 而且有与日俱增的发行量;其发展迅猛的原因在于党和毛泽东对出版业的重视。

周建华《论中央苏区的新闻报刊》认为, 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新闻报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 在全体新闻报刊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充分发挥了红色报刊的巨大作用, 主要表现为“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人们革命的思想理论, 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喉舌, 是鼓舞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 是支持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等四个方面。

唐群、徐恒亮《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及特征》认为, 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成立了《红色中华》报社、《青年实话》报社、《红星报》社、红色中华“新闻台”等新闻媒体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出版科等出版机构, 发行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报刊, 出版了大量书籍, 这些书报刊对党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还分析了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的特征, 即“重视广告宣传, 以官方发行为主, 针对性很强”。

二、苏区的报刊业

杨敏《江西苏区报刊通讯员网的建设》认为, 各级党组织重视和支持报刊通讯员队伍建设, 各级报刊编辑部本身亦重视通讯员网的建设, 设有专人或专门机构负责采取措施培养通讯员, 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并制定通讯员条例, 以稳定通讯员队伍, 这是江西各苏区报刊业能如此欣欣向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尚通《川陕苏区报刊文献、石刻标语的作用、现状及保护》认为川陕苏区的报刊文献和石刻标语在历史上的作用功不可没, 由于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这些文物的现状令人担忧, 其保护、抢救工作迫在眉睫;文章评价了川陕苏区革命文物的历史作用,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并就如何收集、开发、保护文物工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陈青娇等人撰写的《中央苏区报刊研究》从报刊创刊年度分布、报刊系统分布以及报刊类别分布等方面展开分析, 并对中央苏区出版的155种报刊进行统计分析, 认为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初兴阶段 (1927年~1930年) 和发展阶段 (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1931年~1934年) , 它由“中央报刊系统、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4个不同等级的报刊子系统所组成, 而且以政治、军事和社会科学总论类的报刊为主。

邓春玉、龙小玲《江西苏区报刊变化探讨》以江西苏区出版的220种报刊为依据, 对江西苏区报刊的名称、出版机构、出版周期、刊期、开本、印刷形式、停刊、复刊与终刊等变化情况进行了探讨, 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报刊更名, 出版机构变化, 出版周期变化, 刊期变化, 开本变化, 印刷形式变化, 停刊又复刊, 终刊”等七个方面, 从而开辟了纵向观察苏区报刊变化的理论新方向。

陈青娇《湘赣苏区报刊研究》认为湘赣苏区报刊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初兴阶段 (1930年) 和发展阶段 (1931年~1934年) , 它由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三方面组成, 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是其特征之一, 其特色有“报刊的宣传与革命战争紧密联系;文章短小精悍, 通俗易懂;刊物开本小型, 大都是32开本和64开本, 易携带保管;限于当时印刷设备、经费、发行等条件, 大多刊物印刷的数量较少”等方面。

马一凡《中央苏区的四大红色报刊》认为从1929年到1935年, 在江西苏区先后出版的报纸、刊物约有200种, 其中《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斗争》是江西苏区的四大报刊, 它们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2万份。文章对这四大报刊的具体出版发行情况进行了纵向扫描与横向归纳, 对于丰富苏区报刊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

三、苏区的图书业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研究》对江西苏区出版的542种图书的年度分布、系统分布、类别分布以及各根据地图书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认为它们分布在76家出版部门, 由不同等级的若干图书出版系统组成, 即中央一级图书出版系统、苏区地方图书出版系统、专业部门图书出版系统、军事部门图书出版系统, 它们大致分为“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会建设、共青团建设、政治理论读物、法制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13类。这些统计分类工作能为后续研究带来查找和取证的便利, 为继续探究苏区图书出版物的整体面貌和具体风貌提供了宏观视野。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特色初探》认为从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 到1937年6月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为止, 江西苏区时期共出版红色图书500多种, 这一历史时期编印出版的红色图书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 在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体现了苏维埃革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时期红军图书出版物述评》对江西苏区红军出版的168种图书的年度分布、出版部门分布、类别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认为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初兴阶段 (1929年~1930年) 和发展阶段 (1931年~1934年) ”, 并可分为“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政治理论读物、法制建设、军事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10类。

曾文君的《从中央苏区红色图书看苏区精神》阐述了苏区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央苏区红色图书在宣传求真务实、执政为民、争创第一、廉洁自律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阐发了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为民宗旨观念, 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开拓精神等苏区精神的现代意义。

四、苏区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或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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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忠智:中国电力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第5篇

程忠智和电力的缘分以下放青铜峡为分水岭,分成了两个半圆,上半个主要在电力部对外司从事对外工作:他熟练掌握俄文,又有电力专业技术,在这个领域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然而命运常常弄人,一场文革将他抛到了腾格里荒漠;再归来时,他却选择在电力出版行业发挥专长,从最基层的编辑一步一个脚印做到社长。程忠智的下半个圆虽然不是那么绚烂多彩,意义却更深远。

扫尾驼和领头羊的故事

程老给我们讲了扫尾驼和领头羊的故事,这个故事源自他在宁夏五七干校劳动时的亲身经历。那时候,常常有载着货物的驼队于农场附近经过,他观察到走在最末的那只骆驼颈上总挂着一只硕大的驼铃,驼铃用生铁铸成,发出的声音也特别沉闷,好像在说“我没丢,我没丢”,领驼人则走在最前方,只要驼铃声一路不停,他便知晓自己的驼队还完好无缺。而羊群则正好相反,牧羊人总是跟在最后方,铃铛则通常系在最强壮的那只领头羊身上,清脆的铃声像是在召唤身后的伙伴们“跟我走,跟我走”,因为它知道哪里的水草最为鲜美;而一旦遭遇天敌袭击,也是领头羊最先挺身而出,冲锋陷阵与狼群搏击。

程老常常跟自己团队的同事讲:“我就是要做电力出版界的那只领头羊,带领你们跟我走,为电力发展服务;最艰苦的地方我带着你们去,最难的事我领着你们干;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团队。”当年跟着程老组织编撰《电力百科全书》及其他许多电力重要图书的年轻人,如今都已在电力出版界的各个部门担当骨干领导,也做起了领头羊。每每说到这,程老总是流露出无限欣慰和自豪。

从台前到幕后

念过很多年书的人,多少都会对书有种特别的感情,程老更是嗜书如命。在他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电力相关书籍。程老说他爱看书,当年的工资,除了吃饭和寄给家里,剩下的钱几乎都用来买书。1969年下放青铜峡时,他装了满满两大箱专业书来到了农场。而有些人则没有想到会重回工作岗位,把书当废纸破烂处理了。三年的劳动生活,白天开荒种菜,晚上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十多里路才能回到土坯砌成的破窑洞里过夜,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程老仍怀着坚强的信念,认为这种疯狂的“革命”是不会太长久的,光明一定会来到。等到形势好转,很多人逐步分配了工作,他们又找上程老,索要专业书,悔不该当年没好好保存书籍。尽管珍爱书本,程老还是很热心地把自己的书分给了朋友和同事们。

也正出于对读书的热爱,1972年重返工作时,程老放弃了继续留在电力部管理外事,尽管这是他最为驾轻就熟的领域,而选择了到电力出版社从最基层的编辑做起。三年的劳动锻炼让他深感光阴的浪费,平反后更珍惜工作的时光。1979年在出版社担任了7年编辑后,程忠智被任命为电力编辑室主任,他把七年辛勤耕耘所获得的编辑工作经验,把以前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乃至人脉关系都充分利用起来,带领编辑出版团队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上千种、数亿字大学复课所用的教材;组织发起编写了诸多电力科技专著、手册和科学书籍。从《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电力年鉴》到史志丛书,适应了中国电力发展的需要。

从电力行业外事工作的一线走到编辑电力书籍的幕后,程老从不后悔自己选择的道路。他热爱出版行业,在他看来,延续文化的积累和知识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实地建设项目同样重要,因为能惠及更多人,对电力行业的发展而言同样不可或缺。聊起电力出版社的历史,程老如数家珍,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科技出版社,其社长是当年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王林,这位副部长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曾在开滦煤矿搞地下党工作,1939年担任在延安成立的中央出版工作部副主任,负责将革命思想通过书本传送给解放区的军队和人民,被毛主席认为其作用比几万军队还要大。1949年10月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后,王林提出要通过出版科技图书来提高电力行业人的整体素质,因而成立了出版社。1980年召开全国电力会议,决定要对几百万电力青工进行文化和专业补课,电力出版社及时组织编写了一套自学丛书;其后又针对学徒工、初级工、中高级工和技师等不同层次出版了技术补课丛书。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时,为了适应电力工业的现代化管理,出版社又从日本引进12本相关书籍,翻译加工出版了一套《电力工业现代化管理丛书》,通过这样的方式,为中国的电力工业发展出谋献策。

巧为无米之炊

在程老组织编写的所有专业书中,工程最为浩大、也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1995年出版的《电力百科全书》(第一版)。这部书一共分为八大卷,分别是电工基础、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和新能源、电力系统、配电、用电和综合管理,共5400条目,结集了1700多位专家的智慧,囊括了整个电力行业的所有领域,成为国内该行业最为权威的工具书。2001年出版的《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第二版)于2003年获得了中国图书的最高奖——中国图书奖。外国的出版界或者电力专家看到这部巨著时总是惊叹无比,“也只有在中国才能编写出如此完备的行业百科全书,这在其他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编写《电力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日子里,作为编委会秘书长,程老遭遇的挑战几乎是前未所有的,从编委会的协调到出版计划的修订,大到经费的筹划、专家的召集,小到每个词条的论证,他都要操心过问。然而最令人头疼的还是经费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89年水利电力部拨款80万编撰该书,“我当时觉得很委屈,因为1986年《水利百科全书》开始编写时,部里也给了80万的拨款,然而《水利百科全书》才四卷,篇幅只有《电力百科全书》的一半,且三年来物价上涨了一倍,80万元根本就不够。”说起编撰经费问题,仍然能感觉到程老当年的苦不堪言。

“怎么办呢?我就从人家《水利百科全书》的经费开支入手研究,我发现他们的很多钱都花在了请专家住饭店和吃饭上面,那我们能不能不住饭店省下这笔钱呢?我们找到了华北电力职工大学,利用暑假的时间请全国各地的专家来北京,组织研讨《电百》的编撰工作。学校有两类房间,一类每间住4人,是学校供局厂长干部班学员住宿用的;还有就是大教室。于是我就把那些大专家安排在4人间,而其他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都住在大教室。当时学校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校长动员起所有老师负责接待工作,为那些大专家们服务。当参加《电百》编撰工作的专家们看到我们住在大教室里的用桌椅搭起的通铺上,甚至动员起学校老师都做接待工作,大家很感动,对住宿条件没有任何意见。”

“可是学校为我们出了那么大力,包括校长在内前前后后忙了一个月,又是腾房子,又是想尽办法灭蚊子。尤其是讨论快结束时,学校食堂还给全体与会专家免费准备了一顿盛宴,将食堂以前结余下来的钱都补贴到这顿饭上了。我当时绞尽脑汁想啊,怎么感谢都不为过,但是经费紧张啊,拿不出昂贵的礼物作为回报。于是,我跟当时担任主编的电力副部长毛鹤年商量,让部长和华北电管局的领导跟厨房师傅照张合影作为礼物送给厨师们,把他们乐得不行;同时我还请摄影师拍了一张莲花的照片,用镜框装起来,由毛部长在上面亲笔题字,送给学校。学校领导非常高兴,比拿到奖金还开心;第二年毛部长过世了,这张莲花照片和题字也成了无价之宝。”程老还拿出了当年的照片给我们看,诉说起对毛部长的无限怀念。

经费问题这么解决了,可是棘手的事情还是一件接着一件,尤其是当时要在百科全书中收录部分为中国电力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但挑来挑去总难摆平和照顾到方方面面,于是程老想到一出奇招,即单独做一卷电力人物志,作为百科全书的附卷,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不但新中国成立前那些对电力工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元老能收录进来,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对电力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领导和科技专家,也能收录其内,也因此得到了当时很多电力单位的支持和赞助,从而缓解了百科全书的经费问题。“编撰《电力人物志》的时候,我请到了三代干部司的领导参加主编工作,因为他们对电力行业的人比较熟。1989年5月底,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代表来讨论《人物志》的编写工作。程忠智带领出版社的同志和与会代表深入讨论,就这样在大家的支持下,《人物志》顺利地编撰出版了。”

废纸篓里抢救的书稿

除了《电力百科全书》,还有两本书让程老印象颇为深刻。其中一本原稿是《燃煤锅炉燃烧调整试验导则》,这本书的书稿在1974年初刚写出时,正碰上江青掀起批林批孔和批“条条专政”的高潮,导则属于需要执行的“条条”,所以书名和编写的形式就撞到枪口上了;“但是这本书的内容,确实是火电厂急需的,为了让这本书顺利出版,程老拿着书稿找到作者商量,并用了半年时间同作者一起将导则性的条条充实扩展为实用的方法。这个过程好比在酱油膏里添上油盐汤料,加工调制成高级酱油。这本书后来改名为《燃煤锅炉燃烧调整试验方法》,书籍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包括高校师生和发电厂与中试所的技术人员都争相购买,几乎人手一本,都称它是实用性非常强的“天书”,1978年这本书还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还受到了表扬。作者很感激程老,说程老是及时抢救了他们这本书。”

另一本书叫《火力发电厂高温金属运行》,这本书的故事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程老刚来出版社不久,从废纸堆里发现一本文化大革命中作废的书稿,翻看了一遍觉得内容挺有用的。一打听,作者是西安热工研究院的一位年轻技术人员,于是就用行军包背上这本几十斤重的书稿坐火车来到了西安热工研究院。找到作者时,却发现他在“牛棚”里劳动。原来此人很钻研业务,文革之初就被扣上了“只专不红、个人主义严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帽子被批判,并送入牛棚劳动。“于是我找到他们院领导做工作,而这位院领导恰恰曾因欣赏他的才华而动员他写书,导致在文革中也受到批判,所以很是谨慎。我跟这位院领导说能写书不仅是作者个人的成就,也是热工研究院的集体成就;我曾跟着电力部代表团去苏联热工研究院考察过,人家是以每年出多少书来衡量研究成果的,而你们不但不鼓励,还把他关到牛棚……院领导听了我一番话,同许多人做了工作后,不但把这个年轻人放出来了,还继续鼓励他出书。这本书出版后,其学术内容在国内外的同行中都获得好评,作者也因这本书而在业内颇具影响力。”从此程老同作者成了好朋友。废纸篓的故事勾起了程老过往诸多美好回忆,也让我们看到一位真正关心电力出版、真正热爱书籍的老同志的高尚内心。

三份沉甸甸的交班答卷

2009年,75岁高龄的程老交出了三份沉甸甸的交班答卷。

由程老担任主编、由中俄两国专家共同编撰的《英俄汉电力大词典》于2009年4月在中国正式出版发行,是程老交出的第一份交班答卷。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缓和,两国的电力出版部门恢复了合作关系,双方商定组织两国的专家共同编撰一部权威性的《英俄汉电力大词典》,以适应对外交流和经济合作的需要;两社还商定由俄方先提供英俄文初稿;由中方负责审校、增删该词典内容,配译中文,并负责排版印制等后期工作。俄方的作者中有院士和多位博士,中方的程老带领50多位老专家承担了编撰任务。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动荡和经济困难等原因,1998年俄方交来的该词典的初稿不仅收词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差。因此,该词典的充实、校订和完善化工作完全落在了程老和中方的50多位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专家身上。经过10年的锤炼,他们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顽强地打造了这部有3000多页码能顶六种词典用的巨著。程老还根据这部大词典为出版社建立了词库。程老指着这部大词典笑着对我们说,这是他和老专家们共同搭建起的“人梯”;凭借这个“人梯”可以方便地对该词典进行修改和充实,出版质量更好的词典;也可以根据该词典所包含的词汇派生出多种专业词典来。为了保证质量,程老曾不止一次逐词逐字地通读这部词典,由于眼睛过度疲劳,视力已由原先的1.2降低到不足0.8了。

《电力名词》(第二版),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于2009年5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程老教的第二份交班答卷。此前,中国的电力名词在使用上不规范不统一,例如:制造行业和电力行业对同一电力设备会使用不同的名称;不少专家对同一电力名词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在文件、书籍中也有电力名词使用不当的问题。程老从组编《中国电力百科全书》工作起,对电力名词的使用和定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并积极参与电力名词的标准化工作,曾担任电力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委员。2006年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30多位专家成立了第三届电力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电力名词》(第二版)的起草而后审定工作;程老是第三届电力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电力名词》(第二版)本着吐故纳新原则,删去了第一版中已陈旧的词目,选取和增补了科学概念清楚、内容相对稳定的新词目,还对每一条名词都给出了定义或注释,并配出了相对应的标准英文名词术语。因而《电力名词》(第二版)的出版将对中国电力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起到推动作用,对中国电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程老爱书的嗜好很多人都知道,每次到哈萨克斯坦考察或到莫斯科商谈词典编撰事宜,他都会挑选一些对中国电力发展有借鉴作用的俄语原版书带回国内来;外国友人知道程老爱书也常把一些有重要价值的科技专著当作礼品赠送给他。这些俄语电力科技图书相当珍贵,在中国可能是孤本,有些因印数量少和发行渠道不通畅等原因在俄罗斯也难于买到。2009年末,程老对这些俄语电力科技原版书进行了清理,共有100多种,其中有:1150千伏特高输电工程的科研和试验论文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能源分布状况和新政策,在事故、天灾和遭到武器袭击最不利的条件下核电站的结构强度与可靠性,严寒地带修建水电站和输水渠道的冬季运行特点,以及多种手册、高校教材和规程等。为了使这批俄文版电力科技图书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程老决定挑选其中重要者共110种赠送给华北电力大学图书馆,并同时赠送给该校图书馆数十种中外文词典工具书。为了便于读者查找和使用这批俄语原版书,程老还特意编写了这批图书的俄汉两种语言的目录。程老高兴地指着这批图书目录对我们说,这就是他的第三份交班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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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程忠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电力技术管理人才,曾在电力部对外司负责外事近20年,并担任过电力出版社社长,北京电机工程学会理事。

193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1950～1953年就读于华北电业管理总局职工学校锅炉专业。

1955～1956年在苏联电力系统实习,并参加电力副部长程明升率领的技术团在苏联的考察。

1957～1969年在电力部对外司负责对外援助项目,是中国水利电力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在此期间,完成了在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为期五年的学习。

1969～1972年电力部青铜峡五七干校劳动三年。

1972～1994年一直在电力出版社工作,历任热能动力专业责任编辑、电力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1990年晋升为教授级编审,1994年担任电力出版社社长。在此期间曾发起组织编写了《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电力年鉴》等重要史志和大型电力词典。

1997从出版社退休并一直返聘至今,组织编写了《中国电力五十周年画册》、《英俄汉电力大辞典》、《电力名词词典》、《李鹏日记》等。

采访后记

采访程老的过程是轻松而愉快的,每每聊到忘情处,偶尔抬手看表已然早过饭点。老人家喜欢给我们讲他的各种故事,就像是小时候在凉爽的夏夜,摇着古老的蒲扇听爷爷说久远的事情。从电力部成立之初的大盘胡同到异域风情的前苏联,从五七干校的开荒种菜到老部长们的生活趣事,程老总能侃侃而谈,而举手投足不失优雅风度。这位慈祥的老人才华横溢、儒雅有加,令人肃然起敬。

生活中的程老却是个十足的性情中人,跟我们聊熟了,也就特别随性,不但送给我们诸多珍贵的专业书籍,还会聊到如何平衡生活与工作。退休返聘后,他仍然保持步行上班的习惯,每天清早来到办公室编审重要书稿。记得第二次约好拜访程老师那天,恰逢北京难得一遇的大雪天,马路上都积了厚厚一层,我们很担心老人家行路不便,但又苦于没有他家中的联系方式,结果老人家一如既往地来到单位,还提前给我们打了电话,令我们十分感动。采访时,他的老伴特意从家中打来了电话,询问程老上班走路的情况,大概也是放心不下程老一人出门。而程老对老伴也是一样关心,我还清楚的记得,在给我们讲和周总理见面的故事时,程老提到当天饭后每人发了一个当时最好的“红元帅”苹果,程老舍不得吃,拿回家留给自己有孕在身的老伴。而在当年反右倾运动程老受批判的时候,老伴正在江苏老家待产,因为太担心程老的处境,生完孩子刚五六天就冒着严寒乘火车赶回北京陪他了。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历经岁月的磨练越发醇香厚重,令人动容。

出版事业论文 第6篇

30年来,《力学与实践》许多栏目的文章已成系列,出版发行了13本书,书的封面参见本期封2和封3.

1999年,在《力学与实践》创刊20周年之际,在第1期介绍了当时已结集出版的5本书:

《力学迎接21世纪新的挑战》(中国力学学会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身边的力学》(徐秉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力学诗趣》(王振东、武际可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力学小问题一百例》(《力学与实践》编辑部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弹.塑性力学难题分析》(黄文彬、曾国平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另外8本书是从1999年到今10年内出版的,介绍如下:

(1)《拉家常说力学》(武际可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本书所收集的32篇文章,是武际可教授近十多年来发表的科普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从常见的诸如捞面条、倒啤酒、洗衣机、肥皂泡、量血压、点火等家常现象入手,结合历史典故阐述隐藏在其中的科学原理.这些文章图文并茂、文理兼长、读来趣味盎然.其中有些曾获有关方面的奖励.本书可作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读者阅读,也可以供大中学教师的教学参考.

(2)《诗情画意谈力学》(王振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本书是一本科学与艺术交融的力学科普读物.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力学诗话”和“力学趣谈”两部分.“力学诗话”的文章,力图从唐宋诗词中对力学现象观察和描述的佳句入手,将诗情画意与近代力学的发展交融在一起阐述.“力学趣谈”的文章,结合问题研究的历史,就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力学现象,风趣地揭示出深刻的力学道理.

本书能使读者感受力学魅力、体验诗情人生,有益于读者(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交融文理、开阔思路和激发创造性.

(3)《趣味刚体动力学》(刘延柱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本书通过对日常生活和工程技术中形形色色力学现象的解释学习刚体动力学,包括32个专题,归纳为:玩具篇、体育篇和技术篇等三章.玩具篇应用刚体动力学解释了悠悠球、滚铁环、抖空竹、抽陀螺、会翻身的陀螺、会倒退的魔石、会下楼的软弹簧、竹蜻蜓与回旋镖、啄木鸟玩具、翻滚的小玩具人等各种有趣玩具的力学原理.体育篇从猫的空中转体说起,分析了旋空翻、跳跃、步行、竞走与跑步、鞍马、踢毽子、羽毛球与射箭、荡秋千与摆浪、独轮车、自行车、滑板等运动项目的力学原理.技术篇讨论了与陀螺仪和人造卫星有关的力学问题,

附录里给出了与刚体动力学有关的基础知识,包括质量几何、运动学、动量矩定理和动能.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许多绕有兴趣的插图都是刘延柱教授自己绘制的.

(4)《体育与力学》(《力学与实践》编委会,2008年5月)

由于力学与体育的密切关系,《力学与实践》在“应用栏”或“身边力学的趣话”等栏目刊出了许多与体育有关的文章.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中国力学学会、中科院力学所于2008年5月共同开展了以“力学与奥林匹克运动”为主题的科普开放日活动,为了更系统、更全面地介绍力学与体育运动的密切关系,本刊编委会适时地将《力学与实践》上近几年来己刊登,和将刊登在奥运专刊上的有关体育运动与力学关系的23篇文章汇集成册,编印成《体育与力学》,这些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对力学与奥林匹克运动进行分析:有的是对体育活动或体育器材分别从材料力学、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有的是对奥运火炬的点火、传递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地分析.这是一本介绍体育和力学的优秀的科普读物.适合于力学、物理与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运动员和教练,广大体育运动爱好者乃至中学生阅读.印刷了600册,在活动当天就发放完毕.

(5)《力学小问题及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试题》(高云峰,蒋持平,吴鹤华,殷金生,清华大学出版社,Springer,2003年11月出版)

本书是从《力学与实践》“小问题”栏目300多个小问题中精选汇集而成,内容包括:理论力学部分(120题,分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趣味力学问题等4章);材料力学部分(60题,分微拉压及扭转、弯曲、能量法、超静定、其他等5章);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试题(1988年第一届、1992年第二届、1996年第三届、2000年第四届)

这些问题与解答是由近百位编者在二十多年间(1980～2002)陆续编出的,他们绝大部分是各高校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了解学生易于犯什么样的错误,因此提出的问题和解答都是有指导性,并且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融新颖、灵活、趣味于一体.书中除了有通常的习题、证明体、概念题外,还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解答不唯一的讨论题、设计题,此外还有少量利用计算机求解的问题.

以下3本书有部分内容在本刊发表:

(6)《力学史》(武际可著,重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本书系统地、全面地概述了力学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着重介绍了力学学科的联系.作者以丰富的史料、令人信服的分析、生动和通俗的文字、近百幅插图给读者以这门学科的全貌.本书对于从事数学、力学、天文、物理、工程技术、科学史等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广大希望了解力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发展过程的读者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7)《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武际可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本书介绍了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明末清初西方力学知识的传入;晚清时期西方力学知识的传播、翻译和理工科教育的开始;民国时期力学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新中国力学教学与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发展.本书图文并茂,将历史文化背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适合高等院校科学史、力学、物理、工程技术、科学史、科技管理、哲学等专业的师生及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8)《奥运中的科技之光》(赵致真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本书全景式讲述了奥运中的科学知识.通过经典赛事和有趣故事,深入浅出分析了各项体育运动中生动丰富的力学现象.广泛涉及生物、化学、数学、电子技术、材料科学等诸多领域,并介绍了当代体育科学前沿的最新成果.皆在“通过科学欣赏体育,通过体育理解科学”,也有助于大中学生开阔眼界,巩固和深化课堂知识.本书语言洗练,笔力深厚,既是知识含量很高的科普佳作,也是情文并茂的优秀散文.

上述13本书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对力学科学的普及和力学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海峡两岸的文化教育交流,1999年4月,台湾的晓园出版社出版了黄文彬教授和曾国平教授的《弹.塑性力学难题分析》的繁体字版.武际可教授的《力学史》,《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被一些高校选作“力学史”课程的教学用书.赵致真先生的《奥运中的科技之光》一上市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在北京图书大厦销售排行榜中,该书在科普类丛书中名列第二(2008年7月7～13日),且该书的相关内容已拍摄成系列科普电视片并在全国播出.王振东教授与武际可教授合著的《力学诗趣》于2001年5月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第4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武际可教授的“捞面条的学问”一文还于1996年获得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广播电视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颁发的奖励.武际可教授本人于2002年被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科普先进工作称号.《力学小问题》、《力学小问题及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试题》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常有高校的辅导老师及参赛学生来电来信询问购买该书事宜.第三届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王飞同学的获奖感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能够获得全国大学生力学竞赛的一等奖,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将《力学与实践》刊登的小问题’都做了一遍”.

《力学与实践》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会的充分肯定.中国力学学会于2007年10月启动《大众力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经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秘书长会议讨论,成立了《大众力学丛书》编委会,聘任的13位编委中,有9位来自《力学与实践》编委会,武际可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大众力学丛书》第一辑已于2008年出版,其中有武际可教授的《拉家常说力学》、王振东教授的《诗情画意谈力学》、刘延柱教授的《趣味刚体动力学》,这3本书是《力学与实践》“身边力学趣话”栏目近20年来长期积累的成果.

出版事业论文 第7篇

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 (1933年2月改为党、政、工、青四家中央机关报) , 1931年12月创办时, 由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周以粟担任负责人兼主笔, 以后有王观澜、沙可夫等先后接任。1934年1月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 由瞿秋白任社长, 《红色中华》报的出版, 坚持到1935年1月21日, 共出版了264期。《红色中华》的社论稿多由党政领导人撰写, 其中有周恩来、任弼时、陈潭秋、张闻天、秦邦宪、项英等。另外, 李富春、谢觉哉、蔡畅、陆定一、邓颖超等也常为《红色中华》报撰稿。1931年7月创刊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 (少共苏区中央局) 机关报《青年实话》, 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陆定一、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王盛荣等人都是编委。少共苏区中央局历任书记顾作霖、何凯丰 (何克全) , 秘书长张爱萍, 少儿局书记曾饶冰、陈丕显及肖华、刘志坚等都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后改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机关报《红星》, 1933年冬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由邓小平担任主编, 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任主编。当时的《红星》报社, 条件十分艰苦, 人员只有三、五人。邓小平任主编时, 除了有一个技术性帮手外, 改写稿件、编排版面、书写标题与校对, 皆由他一人独立承担。

由于中央苏区党和政府的重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努力和广大军民的热情支持, 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 从无到有, 得到迅猛发展。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 苏区群众文化运动得到迅速发展。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34种, 其中《红色中华》从3000份增到50000份以上, 《青年实话》发行28000份, 《斗争》仅在江西苏区每期便至少要销售27100份, 《红星》17300份, 这证明群众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 1931年冬在瑞金建立了印刷厂。各省苏维埃政府也先后办了印刷厂。各种新闻机构、编审出版机构、印刷机构和发行机构都已建立。从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及所属部门到工农红军、群众团体以及省、特委、县各级行政单位, 都有自己的出版机构及配套设施。在全国形成了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 促进了颇具规模的中央苏区出版系统和网络的发展。

1933年以前, 苏区的编审出版工作基本上由中央出版局和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等部门统一管理, 省以下地方机构无权审定。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 1933年12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 (草案) 》, 将编审出版机构纳入地方苏维埃政权中, 规定各省苏维埃政府原有的编审委员会之下增设编审出版科, 全面负责本省的出版事业及各种材料的编审。苏区印刷了许多革命书刊, 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讲义》、《军事问题概要》、《工农读本》等。中央根据地创办报刊30余种, 其中包括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 少共中央办的《青年实话》, 苏区少先队总部办的《少年先锋》, 中央儿童局办的《时刻准备着》, 全国总工会办的《苏区工人》,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办的《红星》报等。有的发行几万份, 有的发行几千份。此外, 各省级机关也办了许多报刊。当时的机关报刊一般称为“红旗”、“斗争”, 如《湘赣红旗》、《湘鄂赣红旗》、《湘赣斗争》等;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在“红色”二字后面加地名, 如《红色江西》、《红色湘赣》、《红色东北》等;省军区办的机关报称为“红星”, 如《湘赣红星》。江西苏区省委机关刊物为《省委通讯》, 粤赣省委机关刊物为《前线》, 湘鄂赣省委机关报为《战斗日报》。

如果说中央苏区出版物早在萌芽期是以布告、传单、标语为主流的话, 那么到了蓬勃发展期, 出版物就主要是报刊和各种书籍了。显然那时条件艰苦, 纸张质量多为粗糙的毛边纸, 但无论是报纸、期刊还是书籍, 都像模像样的了。据文献资料统计, 苏区当时有报纸约34种、刊物约126种, 目前已发现尚有实物的报刊为130余种。其中, 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及其所属部门出版的有6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出版的有13种;中央群众团体出版的有11种;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出版的有27种;地级出版的有23种;县级出版的有20种;中国工农红军及各部队出版的有28种。出版的书籍, 由于战争大多散失, 但有实物的仍有350种之多。其中, 译著类有14种;党政群团建设类有84种;法律类有32种;军事建设类有46种;教育类有45种;文艺类有36种;医药卫生类有41种。出版物之多, 内容之广, 展现了苏区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局面, 也反映了苏区政权和人民对出版物的普遍需求。

在党的出版方针政策的指导下, 在全民文化学习、教育的动员下, 苏区人民掀起了学文化、学政治的热潮, 出版物发行量与日俱增。《青年实话》, 少共苏区中央局主办, 陆定一曾任编委, 创刊于1931年7月。其宗旨是加强对青年团工作的指导, 扩大团在青年群众中的影响, 其发行量曾达到28000份。《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 初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 后改为苏区党、政、工、青四家中央机关的共同机关报。其办报宗旨很明确, 即“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 达到建立巩固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 创造大规模的红军, 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 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其发行量曾达四、五万份, 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行销全国的《大公报》。

出版事业论文 第8篇

一、明代书业广告发展的背景

明代时期,其都市商业较前代更为发达,都城南京和北京既是明代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其经济中心。仅在明初时期,都城南京总人口数就多达百余万人;在城区不断扩张的同时,工商业、制作业以及各类木器作坊也大量涌现。而北京则在明成祖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也使得北京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杰出的城市。当时北京的商业活动也亚于南京,尤其是在明代中后期,其商业发展更为迅猛。与此同时,明代的其他商业都市中还以苏州、杭州为最,而杭州是水陆要道, 更是汇集了诸多商贾。恰恰是明代商业的繁盛,而诸多商家为了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也进一步促进了商家竞争意识,这也成为了明代商业广告发展的催化剂。于是,各种形式的商业广告也在明代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招幌广告、叫卖广告、吟唱广告、声响广告、诗歌广告、对联广告等均被大量运用于各种商业活动之中[1]。

另外,明代也是我国商业性出版事业最活跃、最发达的重要时期;此间,官居刻、坊刻、家刻三大出版业鼎足而立;无论从规模上、数量上或是图书内容上均远远超越了前代。在各地书坊林立以及书业发展的激烈竞争推动下,也进一步刺激了书业广告的快速发展。

二、牌记广告的发展历程

牌记亦称为墨围、木记、书牌、木牌、碑牌等,它是在书前、书尾、 目录后、序后、卷末进行的图记刻印,它也是古代书籍版面内容的重要组成。牌记其主要功能是记录刻书者的姓氏堂号以及内容简介、版本源流、时间地点等;其式样也各有不同,或碑形、或条形、或椭圆形等等;就其内容而言,则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相类似;同时,它也具有广告的功能;也是古代推销图书的一种有力工具。

据现有史料记载,牌记广告始于唐代;我们可以在敦煌变文《韩擒虎括本》的卷末看到牌记的印迹“画本既终,并无抄略”[2],这里的牌记似乎在明确地强调“本书既终,并无删节”,这也是书业广告最初的表现形式。直到宋代时,这类原始的书业广告虽有所体现,但多较简短; 更多的内容则为刻书的时间、地点以及刻书人的姓氏堂号等。但在宋代后期,牌记广告的内容则变得更为丰富;如宋佚名无年号刻《东莱先生诗武库》 一书在其目录前就有一则牌记:“今得吕氏家塾手校《武库》一帙,用是为诗战之具,……不欲秘藏,刻梓以公诸天下,收书君子,伏幸详鉴。谨咨。”[3]在这里将该书来源、用途等均作出了详细的介绍。同时,宋代后期各坊刻均在古籍的牌记中加入了“** 书籍铺印”、 “** 宅刊印”、“** 书籍铺刊行”字样,如“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3]。元代时期,宋人这些牌记内容也在元代的牌记中得以继承。 有一些牌记中还加以入了“新定”、“新刊”等内容以进一步发挥出书籍的宣传作用。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元代牌记中,在宋人基础之上丰富了版权保护意识与实践,这既是一种古代书籍经营的营销战略,也是巧妙地借保护版权来有效地进行图书的宣传活动。

明代时期,牌记的运用则更为灵活,也无固定位置,或于序后、或于卷末、或是跋后;另外,明代图书的牌记数量也有所增加,有的书籍仅一个牌记,也有的书籍会出现两个或多个牌记,如明嘉靖年的《六家文选》一书中就出现了五个牌记,分别位于序后、卷三十后、卷四十后、卷六十后以及书后。此时,牌记的作用基本也被明确下来:申明版权和广告宣传。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明代书商在进行图书刊刻以及宣传时,则会充分利用牌记来大做文章,进而形成一种鲜明,具有实效性的特殊广告形式。如《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崇川余氏刻本)中,其牌记为“:谨将监本写作大字刊行。校证无误,专用上等好纸印造,与他本不同,收书贤士幸详监焉。崇川余氏家藏”[4](其意为:谨将是版权来为该书底本以大字刊行;同时,校证无误,且印刷用纸均为质优之品,欢迎各界仁人仕士购买。由此可见,该牌记实为一则有力的宣传广告。则在明弘治十六年时的《类编经验医方大成》(刘氏溥济药堂刊本)中,其牌记则更体现出广告的作用“:古今医方汗牛充栋, 虽良医有不能尽阅,阅之有不能尽用者,文江孙氏允贤世为儒医, ……名曰《医方集成》。意使今之医者,虽行万里,不必挟他医书,而治病之要了然在目……不敢私秘,……与天下明医之士共之。”[4]该牌记明确地指明,天下的医方诸多,但不可能一一阅览,而文江孙氏允贤世为儒医,其集天下之医方于《医方集成》。其主要目的就是为让医者必备之书,该书也聪明、明智的医者不二之选。该牌记的广告用意十分明显,同时,也将该书的实用性与有效性一一刻于牌记之上。

另外,明代的牌记上甚至还将书价加以标注,以引导消费者进行购买。如万历四十四年的《月露音》刻本的牌记中就明确说明了“:杭城丰乐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明确标明了该书的价格———每部纹银八钱;同时,对盗刻者,必究其责。受中国文人对著书立说乃大公无私的思想影响,因此藏有珍本秘籍之人往往也会将其公之于众,与大家共享;因此,在牌记之中也常有体现。如《类编经验医方大成》(刘氏溥济药堂刊本) 的牌记中: “……不敢私秘,……与天下明医之士共之。”[4]这里的不敢私秘,既表明了藏有珍本之人的无私思想,同时也将该书的实用性与有效性通过牌记来使消费者深信不疑,并加以购买。

三、牌记的广告特色

无论是官坊、民坊往往多以围绕招徕消费者为目的以获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同时,也将牌记作为了名副其实的、行之有效的图书广告。究其明代牌记的广告特色,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利用牌记来强调各类图书版本之善。明代时期,其印刷技术、纸张制造技术均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对各类古籍的复制工作也变得较为容易;加之各类坊刻的林立与激烈竞争,这也进一步促使同一种书籍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版本,同时使得各种版本因其底本、校勘、纸墨、印刷、刻工等因素的差异也造成了书籍的质量也有着优劣之别。故此,明代的书商为了加大图书的销售,自然而然地就会在牌记之中加大对自己所选用版本的“珍贵”进行大肆宣扬。尤其会对监本、金陵本等进行重点宣传,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以促进图书的销售[5]。其次,声明图籍校勘之精准。图书出版中,校勘是其关键环节,以此来减少书中的错误,最大程度地提高其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因此,明代书商则通过牌记来说明书籍的校勘情况,并以“校勘甚精”“、反复研勘”“、校勘之缜密”等为卖点,以此招徕消费者。第三,强调书籍内容。众所周知, 书籍的内容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而明代书坊主们也同样加强了对书籍内容的宣传工作,以此来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另外,明代牌记的广告特点还集中体现在交代编刊的缘起,以作出书籍的特色与优点;另一方面,也会对版权加以侧重声明,并在维护著者的经济权益的同时,也发挥出广告的作用。

四、牌记广告对明代出版事业发展的影响

明代牌记广告充分体现出了书业广告的特点,也为传播图书信息,最大程度地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相关图书的出版情况,以此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大程度地促进图书的销售。虽然,明代牌记广告多出于明代出版商着眼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但是牌记广告明确的宣传活动,也进一步突出了牌记广告形式的灵活性与独特性。另外,牌记广告在明代的大量运用,也进一步促进了官坊、民坊的商业化行为,加大了各类图书的销售途径与销售量。与此同时,在日益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之中,牌记广告也进一步促使书商们提高了选本和校勘质量, 避免和减少了错讹遗漏等错误,也有效地降低了前代刻本粗制滥造等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图书的内容质量以及鉴赏效果;进而也极大地促进了明朝商业出版事业的发展,为繁荣明代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出版事业论文 第9篇

根据民国文献资料的记载,在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有着显著的成绩和光荣的历史”,它“开办最早”,“成绩最佳”,“信用最著”。从1915 年3月至1946 年12 月期间,商务函授学校先后开办共计25 个不同门类的专业;在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尤其又以它开办的其英文科办学持续时间最长、学员人数最多、办学声誉最著、办学影响力最大。直到1946 年12 月,英文科才真正全面停止办学,可见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创办最早、停办最晚,不可不谓是“历史悠久”。英文科与商务函授学校自始至终,共生共存,可以这么说,31 年英文科的办学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商务函授学校发展变迁的缩影。

不可否认,商务印书馆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正是充分体现了其以“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开启明智、昌明教育”的出版文化理念。面向广大社会民众,直接开展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可以被视为这一出版文化理念的具体延伸。但是,作为一家私立商业出版机构,“在商言商“,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弘扬其出版文化理念,它必须借助和通过自己的商业出版经营活动,赚取一定份额的经济利润,获取足够多的商业经济回报,才能更好维持、推动自身业务的正常运转。在此必要经济条件前提之下,才能更好地将其文化出版理念付诸实践活动,才能不断地推动出版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历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遭遇重创,但是在当时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它却一直坚持函授学校英文科的正常办学。不妨进行一个假设,如果英文科没有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的话,那么函授学校将会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当时,就连自身出版业的正常运行都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商务印书馆又怎么可能始终力挺其附属的函授学校英文科!商务印书馆为什么对函授学校英文科如此情有独钟?拥有4 万多名学员的函授学校英文科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怎样的商机?英文科究竟为商务印书馆创造了怎样的经济效益?

从出版史的角度去审视、探讨商务函授学校是如何推动商务自身出版业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截止到目前为止,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未见有任何类型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主要原因就是文献资料的匮乏,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发掘,就很难取得突破。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力的首屈一指的相关研究成果应该是著名出版史专家汪家熔编著的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1985 年)这部学术著作。汪家熔先生在书中这样看待商务函授学校与商务出版业之间的关系,“商务印书馆所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几乎都有助于推销它的图书。毫不奇怪,任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直接间接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确实利用这些文化教育事业做宣传自己书刊的阵地,从而使日益复杂的股东成份对办文化事业无话可说”。后来,汪家熔先生又在其最近新著的《张元济》(2012 年)一书中再次谈到了商务函授学校与商务出版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在这部著作的相关观点与上述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的阐述内容基本完全相同,并无二致。

还有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著作是出版文化专家吴相所著的《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1999 年)。作者在书中认为商务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单位,这个“教育单位”应该不仅指其出版物所起到的传播知识的作用,还应该包括商务直接创办的学校、夜校和函授学校。从办学的发端看,有多重因素,尚公重在普及教育,商业补习学校旨在为商务培养人员,函授学校则可能是借鉴上海外侨办函授学校之风,找到一条生财的新路,但其所起的扶助教育的作用却是十分显著的,也是商务一贯抱持的宗旨。通过办学,商务把文化理想和经济增长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汪家熔、吴相二位先生在论及商务函授学校对商务出版业起到推动作用的时候,并没有给出相关的史料依据,但是他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对笔者撰写此篇论文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探讨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对商务出版事业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近代商务印书馆是如何通过其开展的多元化的经营活动把其出版文化理念与商业利益追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且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近代出版事业与教育事业之间互动关系。

探讨出版与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历来都是出版史学界格外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很显然,探究教育如何推动、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本身就是这一命题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目前学界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仍然相当薄弱。著名出版史学家肖东发教授在论及21 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趋势的时候,就明确指出:“出版与教育、出版产业与文化产业是怎样的关系?这些方面都还大有文章可做”。

综上所述,鉴于目前学界对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是如何推动商务出版事业发展的这一问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相当匮乏,因此,无论是从个案、还是从整体的研究层面而言,无疑,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在中国出版史研究领域将会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亦不乏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英文科:书刊促销活动的新途径

(一)通过发放奖励品、赠品的方式提升学员积极性

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为了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进取精神,使学员保持较为持久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动力,动态性地制定了一套多层次、多种类、多元化的奖励机制。这套奖励机制所面对的受益对象非常广泛,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位英文科函授学员都有机会经常会获得一些价格不等的奖励品,这些奖励品全都是商务印书馆经营的书籍和期刊。其中,一种最重要的奖品奖励制度是年度奖品奖励制度,其详情如下:

除了获得年度奖学金的12 名学员以外,其余“未经录取者诸君亦可酌给奖品”,就是说,只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只要寄回课卷的学员均可得到种类不同的物质奖励。每一次奖励给学员的物品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1925 年8 月第8 届的评奖结果中,除了12 名优秀学员获得现金奖励意外,“其余成绩在第十名之前者,各给以价值一元至五元之西书及纪念品。至第十名以下,凡参与本届奖案诸君,亦均有赠品”。

而在1926 年7 月第9 届的评选结果中,“其余每级第四、五两名均赠于价值三元至五元之西书及纪念品。第六名以后亦均有纪念品奉赠”。到了1928 年8 月,在《申报》上公布的第11 届评选结果中,“其余每级第四、五、六三名均赠以书券一元至三元。第七名以后一、二两级学员,各赠《英语语音学纲要》一册。三级学员各赠《鬼沼禄》一册。四级学员各赠《英语中国故事》一册”。由此可见,随着获奖次数的推移,奖励给学员的奖品价值贵重程度在逐年提高。

还有一种是赠品奖励制度。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还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在规定的时间段内,报名参加函授教育的新学员赠送英语类书籍杂志,比如,在1928 年5 月1 日—31日期间,就专门制定了相关规则,向不同级别的新学员分别赠送数量、种类不等的由商务出版的书籍、杂志。新学员获得的赠品主要有下列:一册《初级标准英汉字典》、一册《英语语音学纲要》、一册《袖珍英汉辞林》、一册《双解标准英汉字典》、《汉英辞典》和一套全年的《英语周刊》。

如上所述,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制定的这套奖励机制中,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将一些由商务出版的社科类书刊作为奖品直接赠送给学员。

这种“直销”型的宣传、促销方式虽然不能为近代商务印书馆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它们会为商务印书馆创造间接的经济效益。通过直接免费赠送给学员书籍、刊物的方式,这本身都是一种很好的宣传、促销活动。学员通过亲自浏览、阅读这些书籍、刊物,至少会对它们的编写内容产生一个比深刻的印象。如果学员对这些书籍、刊物的编写质量相当满意,他们当然会有可能向身边的同事、同学、朋友,重点推荐、介绍这些书籍刊物。通过这种“人传人”的信息传递、传播方式,就会有效地扩大这些书刊的影响力、提高它们的知名度。一旦学员通过阅读这些由商务印书馆精心挑选的书籍、刊物、并从中受益之后,这些数量众多的英文科函授学员很有可能在自修英语的过程中,还会再次或多次购买一些其他种类的与上述这些被赠送的图书相关的书籍、刊物作为自学辅导参考书。

如上所述,其中第二项措施就是英文科将购书券赠送给学员。商务函授学校赠给函授学员的这些购书券都具有一定数额的面值,面值的范围通常都会在1 元—3 元之间不等。而且学员凭借购书券在一定的时间期限之内,都可以向商务印书馆设在上海的总部及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索取任何一本价格与购书券面值等同的书籍或杂志。

除了上述两项重要的措施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即第三项措施)就是将购书优惠券赠送给学员。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各自制定的这套奖励机制还包括一项非常重要的购书优惠券奖励规则。购书优惠券往往都是针对一些特殊种类的书籍而专门制作的。

英语工具书,如字典、词典类图书通常亦是学员自修英语、查阅资料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书,但是其价格往往比较昂贵,对于一般学员而言,很难承受。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对于英文科学员购买商务印书馆新进出版的英语工具书,商务印书馆给予一定数额的优惠,并专门制定了一套优惠方法。比如说,在1923 年3 月、1928 年3 月,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就先后赠送给每位学员一份购买《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综合英汉大辞典》的优待券。

凭借这些购书优惠券,英文科学员所能够购买的图书种类往往都是以价格较贵的英语工具书主体。这些种类的书籍价格往往比较昂贵,不仅对于一般学员、就是对广大的社会民众而言,一般情况下,也是要承受一定的经济压力的。此类书籍的编辑出版成本费用较高、售价较贵、且专业性较强,这就造成了它们所面对的读者群体相当有限。与其他类别的书籍相比,这类书籍的待售周期较长,销售量较少。因此商务印书馆在编辑、印刷、发行这一类的书籍的时候,通常不仅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金,而且还需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

但是,英语工具书,如字典、词典类图书,通常都是任何一位学员自修英语、查阅资料不可缺少的、手头必备的重要工具书,如果商务印书馆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大批的英文科学员就一定不会放弃这样难得的购书机会。由此可见,商务通过向英文科学员发放购书优惠券的方式,有效地增强了他们对英语工具书的关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购买能力,有力促进了一些特殊类型书籍的宣传力度,提高了此类书籍的销售业绩,取得了良好的促销效果。

(二)通过发放函授讲义的方式促进学员自主学习

由于函授教育是一种远距离的开放式教育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函授教学活动都要通过函授讲义才能顺利完成。因此,商务印书馆高度重视函授讲义的编写工作,专门组织一批著名专家、学家共同合作、精心编写了一套种类繁多、适合学员自主学习的高质量的函授讲义。鉴于这些种类繁多的函授讲义在学员自修英语的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商务印书馆便充分利用这套函授讲义对函授学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所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几乎在每一种函授讲义内容的讲解即要结束之际,都会专门独立设置一个小节,特意向函授学员重点推荐、介绍一些重要的辅导、参考书籍,以期更好地帮助学员顺利完成学业。[2]

举例而言,在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编著的《第三级第一种———读本》(第6 分册,共计6 个分册)讲义中的结尾之处,就会发现一个独立设置的一个小节。这个小节的名称为:自修用书,相关具体内容如下:

Books for Self-Study(自修用书)

本讲义取材丰富,注解详明,学者细心读毕之后,识字既多,句法渐熟,从前所不能读之书若再展卷读之,必有头头是道之乐。此种乐境惟用功读书者始克有之,然学问之道无穷,如以一得自满,不求深造,是名自画,学者之大疾也。今姑举与本讲义程度相若,及较本讲义程度稍进之书若干种,开明如下。学者于读过本讲义后,可任购数种读之,唐人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有志读书者,当深体此意也。

(下列各书可向商务印书馆购阅)1.China’s New Century Readers,Vol.Ⅳ,《新世纪英文读本卷四》,定价五角。2.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ader,《英文工业读本》,定价六角五分。3.Commercial Press New English Readers(revised edition),《商务印书馆英文新读本(订正本)卷四》,定价一元。4.Stori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原文天方夜谭(附汉文释义)》,定价八角。5.A Wonder Book,by Nathaniel Hawthorne,《原文足本古史钩奇录(附汉文释义)》,定价八角。6.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by John Ruskin,《原文足本金河王(附汉文释义)》,定价三角五分。

由上述分析、阐述可知,英文科通过函授讲义向学员重点介绍、推荐一些相关的人文社科类书刊的时候,呈现出了很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应用性。它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在学员读文某一种类的一整套英文函授讲义之后,在其已经具备相当的英语基础、理解能力、阅读能力的前提下,告诉学员应该在不同的自修阶段,要选择哪些与已经阅读过的函授讲义内容有着紧密联系、且难易程度相当、又适合自己水平的课外英语读物,这样才能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巩固所学知识、强化相关技能,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自学效果。通过这种专门针对函授讲义而向学员推荐自修参考书籍的方式,其直接目的就是让学员学会如何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有重点、有目的、有选择地购书、读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学员养成良好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和阅读习惯。

由于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编著的这套高质量的函授讲义受到了广大学员的好评、欢迎,因此这套英文函授讲义在学员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学员已经对它产生了足够的好感和信任。它对学员而言,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感染力,更何况这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推荐方式。不难断定,应该会有相当多的英文科学员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会去购买适合自己阅读水平的相关参考书籍。

(三)通过发放函授辅导刊物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商务函授学社英文科尤其重视利用函授辅导刊物,加大宣传力度,推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人文社科类书籍、杂志。首先,通过《英语周刊》(English Weekly)设置的《C. P. C.S.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新闻》这个重要栏目,经常向广大英文科学员重点介绍、推荐商务印书馆新近发行的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在1922 年7 月,英文科郑重向函授学员介绍了最近上市的一部英语语音学研究著作,其具体内容如下,“介绍新书:本社干事长周君由廑所编《英语语音学纲要》一书,经已出版。全书五章:1.总论。2.论语音学发生之理。3.辅音之类别。4.元音之类别。5.杂论。初学英文者,先读此书,可免后来读音差误之弊。已读英文者,细读此书,更可考见其平日发音不正确之点。全书用汉文讲述,尤为当今语音学书中仅有之本。我社学员之有志者,考正其英字之读音者,当以先睹为快也。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每册定价六角”。

再举一列,商务印书馆曾经耗时八年的时间,组织数十名专家、学者,精心编著了一部具有较高权威性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在1928 年3 月,就在这部大辞典即将问世之际,商务函授学社英文科特意在《英语周刊》之《C. P. C. S.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新闻》栏目向函授学员介绍这部辞典的编著特色,并给予学员购书优惠政策,相关详情如下,“商务印书馆近出综合英汉大辞典一书,共计四千页,分订两厚册,定价十二元,预约价八元。兹为优待本社学员起见,特备优待券一种,凭券购书,书价得照预约价九折实缴……大好机会,幸勿失之交臂也。此书综合英美各字典之长,搜罗最新材料,重加编次,费时六七载,前后参与编辑者数十人,始克告成。书中所收单字约十三万,成语约七万四千条,并广採百科用语及中外人名地名。至各字在文法上应行注意之点,说明尤为透彻”。

不仅仅如此,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还通过函授刊物《英语周刊》设置的《问答》这个固定栏目,不失时机的向有所需求的学员推荐适合于自己的一些人文社科类书籍。随意翻阅1915 年10 月2 日至1932 年1 月16 日年期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份《英语周刊》(第1 期—第837 期),上述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受制于篇幅的所限,不再进行举例说明。

上述的第三种宣传、促销方式,与前两种相比,虽然它即没有第一种方式那样具有诱惑力,也没有第二种方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明显具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它对人文社科类的书籍所涉及的主体内容,介绍地相当详细。这就势必会给学员留下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一旦学员有所需求,一定也会去考虑购买的。

此外,除了上述的三种特色鲜明的宣传、促销方式以外,与普通的书业广告方式一样,商务印书馆还在其发行的每一期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的首部、尾部或中间之处,滚动式地、反复地登载大量的简易书业广告,通常只刊出相关书刊的名称及价格。[3]虽然广告内容相对简单,但是一般情况下,出于自修英语的切身实际需求,函授学员会认真翻阅、浏览每一期的函授辅导刊物。所以,这种持续刊出的简易广告也会给学员带来一定程的视觉冲击、产生一定的印象。时而久之,它所带来的商业效果也应该是相当显著的。

综上所述,商务印书馆通过开办英语函授教育事业,开辟一条书刊宣传、促销活动的新途径。这种新途径,与一般刊登在主流纸质媒介上的书业广告相比,它的受众对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且上述论及的那些纸质媒介已经在受众对象面前塑造了一个良好的传递“文化”的正面形象;而且其受众对象通过阅读此类纸质媒介,已经受益匪浅,已经对它们产生了较高程度的信任感,以上这些特点就决定了这条宣传、促销的新途径带给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直接、间接的商业价值要远远超出一般类型的书业广告。面对数以万计的英文科函授学员,这条新途径不仅为商务印书馆开发、培养了一大批购书者群体,更为重要的是,而且还为它们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体。购书者群体与读者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个最简单的区别,那就是:前者往往是一次性的或暂时性的;而后者往往是多次性的或较为持续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在读学员和毕业学员加在一起足有4 万之多,如果将上述哪怕只有1/4 的学员群体能够开发、培养成它们的读者群体;一旦达到这个目的,这些数量庞大的函授学员毕业之后,他们还会持续不断地关注、购买、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各样的人文社科类书刊。由此,他们本身就构成了这个广阔图书市场的终端消费群体。这些曾经受益于英语函授教育的、遍及全国各地的特殊读者群体将会给近代商务印书馆带来一笔巨大的经济效益,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商务印书馆开发的这条书刊促销活动的新途径确实产生了相当不错的宣传效果。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设置的固定栏目《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通告》所发布的一系列信息证明了上述情形的发生,比如说,1915 年11 月3日出版的《英语周刊》就发布了与之相关的两条信息:“英字切音第一版,已经售罄,第二版正在赶印”;“学员购买敝馆出版书籍,请直接与敝发行所接洽,以免周折”。再举一例,1916年1 月29 日出版的《英语周刊》也刊发了一条类似这样的信息:“学生询问事件,除关于讲义及课艺须寄至本社外,其余如付费购买书籍文件等,均请直寄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以清界限”。

三、英文科:开拓出版“隐形”教科书的新业务

(一)“隐形”教科书———英文函授讲义的编、印、发特点

函授教育一种不同于学校教育的开放式远程教育。在20 世纪上半叶,函授教育作为一种在民国初期才从欧美引进的新生的教育制度,它在民国社会还处于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国人对这种远程教育的认识、理解和研究水平还十分有限。所以,近代的函授教育通常都缺乏面授的教学环节,它的重要性、必要性还没有被广大教育界充分地意识到。在当时电子媒介极度匮乏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互通信函的教学方式,在教师的“遥控”指导下,学员主要通过函授讲义来获取知识,形成技能。但是远程教育就决定了一位教师可以面对数十倍于自己数量众多的学生,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本。而函授学校是一种虚拟校园,实际上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一所函授学校不需要修建教室、操场、图书馆等场所,无需购买大量的教学设备、雇佣大批教学与管理人员,只需要数间的固定办公地点和一定数量的教职员工就可以了。很显然,一所函授学校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就远远要低于一所普通学校,可谓是“投资小、见效快”。

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函授学校又不同于一所普通的函授学校,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函授学校,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这所函授学校的总部挂靠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就是说它的总部办公地点设置在编辑所内部;这所函授学校的二级组织———各地的函授站也隶属于商务印书馆在各地设立的分支结构。通常情况下,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根本不需要单独设置办公点。

其次,作为办理函授学校的主体机构,商务印书馆是集编、印、发于一体的近代著名的大型综合性民营出版机构,自身拥有雄厚的外语人才智力资源、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和现代化的先进印刷设备。而函授教学活动的开展是在教师的有效指导下、主要依赖大量的一系列的函授教材才能顺利完成,这就意味着商务函授学校完全可以“自产自销”,直接从事函授教材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向数量众多的英文科学员提供一系列函授教材。

不仅如此,商务印书馆还可以直接向其开办的函授学校提供高素质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人员,来自于编译所的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兼职,承担相关的教学与管理工作。所以,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的教职员工队伍都是由以商务自身拥有的编辑人员为主体、以所聘请的外来人员为辅助而构成的。这所函授学校所具备的这种“特殊性”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消耗成本,可以节省一大笔份量极重的开销和支出。

综上所述,维持商务函授学校能够保持正常运转所消耗、支出的人力、物力、财与一所普通的函授学校相比,还要远远少于很多,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所“低投入、高产出”的函授学校。英文科学员在办理报到注册的时候,如果一次性交纳所有费用,就会按照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依次向学员发放读完每一级所需要的不同门类的课程函授讲义;如果分期交纳学费,每交纳一次,就会发放相对应的一部分函授讲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英文科学员所交纳的学费应该是主要是用来购买函授讲义和支付教学、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

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的系列函授教材通常包括下列三种:主体函授教材———函授讲义、有声函授教材———《英文留声机片》、函授辅导刊物———《英语周刊》。但是有声函授教材、函授辅导刊物通常都是需要学员额外购买的,只有函授讲义的费用被包括在学费之中。函授教育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函授讲义是这家特殊函授学校所获取商业利润的最大的“卖点”,在其学费收入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函授讲义的商品的属性来看,它不经过市场流通环节,采用直销的方式,直接邮寄到每位学员手中。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显然,它的商品属性与公开面向市场发行的教材有着很大的不同。下面,让我们重点分析、探讨一下这种特殊的英语教科书是如何为商务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的。

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之为一种“隐形”教科书。这种“隐形”教科书指的是不公开发行、不通过图书市场流通环节、直接发放给内部学员的函授讲义。这种“隐形“教科书具备下列六个显著的特点:

1.函授讲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

函授教育的特殊属性就决定了函授讲义是学员获取知识、形成技能的主要来源,这就势必要求讲义的编写内容必须讲解清楚详细,面面俱到,循序渐进,便于自学,因此讲义的内容量大,页数比普通教科书要多出很多,所以它的每一次印刷总量就相当可观。具体而言,商务函授学校英文本科(学历教育)共计有4 级构成,学员完成每1 级的函授课程,共计需要8 大套函授讲义,每一大套函授讲义平均至少都有45 小册构成。

2.函授讲义的印刷总量与实际需求数量具有一致性

商务印书馆印刷的英文函授讲义不像公开发售的教科书那样,它的发行计划、发行数量都是相当精确的。首先,函授学员必须先交费,才能办理报到注册。从办理报到注册到印刷、邮寄函授讲义往往都会有一个时间周期。然后商务再按照所收到的费用总额情况,再组织印刷一定数量的函授讲义。也就是说,每一批函授讲义的印刷数量在通常情况下,是与实际需求数量是完全一致的。

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一直都是民营出版机构高度重视的一块“重中之重”的出版业务,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知名民营出版机构彼此之间常常展开异常激烈的竞争活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可以事先获取一定数额的教科书预定金,但是所收到的预订金总额毕竟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印刷教科书之前,很难能够对市场的需求量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预判。显然,商务已经公开发行的教科书总量与图书市场的实际需求数量往往会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这种不可预控的市场因素通常会导致两种情况的发生。一种是发行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在一定的经营周期内,可能会来不及进行大批量的生产,错过最佳销售期,导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营出版机构的营业收入。第二种情形是发行数量过大,超出市场实际需求。这种市场供需状况是比较糟糕的。印刷、发行大量的教科书往往动用大量的资源、占用大量的资金,不利于资金流动链条的有机衔接,在一定程度影响了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由此可见,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小学教科书经营业务通常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风险机率,增加了超出预期的生产经营成本,在一定的经营周期之内,不利于提高整体工作效益。

由上述分析、阐述可知,这种“隐形”教科书———英文函授讲义的出版过程,明显地不同于公开发行的中小学教科书。商务通常是先收费、后印刷,讲义印刷总量与函授学员的实际需求基本一致。这种特殊的出版过程就能够有效地避免资源浪费,大大降低市场风险机率,大幅度提升经营业务的利润空间。

3.一套完整的函授讲义的所有费用须提前预付

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每一级或每一阶段(学历教育)开设的课程门类较多,需要印刷大量的不同级别、种类的函授讲义。学员通常都是按照函授学校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在较长的一个学习期限之内才能完成学业;但是在办理报到注册手续之际,函授学员所交纳的学费却已经包括了所有课程学习所需要的全部函授讲义费用。由此可见,商务就可以充分利用学费中所包含的这笔提前预定的函授讲义费用,将它们作为一大笔可观的流动资金,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管理与经营的正常运转。

4.函授讲义的版权属于商务印书馆

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函授讲义是由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的富有教科书编写经验的编辑人员或联合外聘专家,共同联袂打造而成的,讲义没有作者署名。[4]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上述这套英文函授讲义即然都没有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而发行、出售,其版权又不属于任何个人,属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无须向个人支付版权费,可以一次性将酬劳支付给所有参编人员。函授讲义具备的这一特点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函授讲义的编写费用。

5.函授讲义通过“直销”的方式发售给学员

函授讲义不对外公开发售,直接发放给学员,供需双方之间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和空间,没有任何的折扣;无须任何营销环节、营销活动,也不需要经过图书市场的流通环节。这种特殊的“发售方式”就省去了供需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环节。商务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回扣和佣金。

民国时期的书业界普遍采用的寄销制,发行过程中的书籍折扣及回佣办法等一些行业内的行规,都是开始于晚清并得以长期固定下来。商务、中华等大型出版机构都非常重视中小学教科书销售业务,彼此之间经常开展激烈地竞争、促销活动,给予需求方更高的折扣、回扣和佣金都是惯用的手段。根据《张元济日记》的记载,上述现象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为了提高销售竞争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中学英文书》零售的价格也有6 折的折扣,小学各科教科书的批发价达到了4.5 折的折扣程度。而在同一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各科教科书的批发价格甚至达到了3 折的折扣程度,小学各科教科书的批发价亦有5 折的折扣。

由于教科书的发行利润最大,销数最稳定,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对学校的推销。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不仅要向相关当事人提供折扣、回扣和佣金,还要支付一笔不小的应酬费用。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非常擅长教科书推销方面的工作,被戏称为“交际博士”。据当事人的回忆:当时竞争的办法,首先是“推销回佣,照上海书业公会协议,大概每百元取十五元至二十元。若为竞争关系,各家就自动放宽至二十元、二十五元。第二是依靠中小学校长,因为学校采用哪家课本,大概都由校长决定,所以各书局拉拢校长的手段,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第三,依靠当地士绅,请他们向中小学校施加影响。这个办法,效果较好。因之请客送礼,联络士绅,花样繁多,不胜枚举”。显而易见,上述诸多额外的花销就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每一本公开出版的教科书的生产、经营成本,降低了营业利润。而直接发售给学员的每一套函授讲义就不存在上述情况,它的利润空间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6.函授讲义的制作、生产成本较为低廉

每套函授讲义的装帧、版页设计都相当简洁大方,且对纸张的质量要求不高,制作技术含量不高。函授讲义“重内容、轻外表”,[5]不经过市场销售环节,不需要通过精致的包装吸引消费群体的眼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每一套函授讲义的制作成本。

除此之外,由于商务是集编、印、发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出版社,自编、自印、自发,形成一条流畅、完整的自我掌控的编辑、生产、销售链条,这种生产方式也有效地节省资本,提高各个环节的工作效率。由于函授讲义的需求量非常大,可以大批量的集中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每一套函授讲义的生产、制作成本。

(二)“隐形”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带来的丰厚收入

上述诸多特点就造成了这些特殊的函授讲义带给商务印书馆的纯利润是非常丰厚的,从《张元济日记》的一系列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在1916 年8 月28 日的日记中,他做出如下的记录:“告邝,函授部开办十一个月,有学生八百余,实收一万五千元。应加推广”。函授学社英文科开办仅仅11 个月,在校800 余名学员所交纳的学费就有15000元。而如前所述,这笔学费主要是依赖函授讲义的发售而获取的。由此可见,主要是由于这套特殊的“隐形”英语函授教材的发售而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此后,张元济格外关注函授学社英文科的办学动态与学费收入情况。在1917 年12 月10 日的日记中,他又这样写道,“英文函授社,四年七月至六年十一月底,共收三万二千五百十一元。付出四百两正。改卷周、王、李、程四人,兼办《英文杂志》、《英语周刊》均不计,月薪共二百七十五元。办事马、顾二人薪水六十二元。邮费约共廿三元。周锡三半月薪水一百元。此外,杂费约四十元。每月五百元”。由上述记载可知,从1915 年7 月至1917 年11 月底,英文科所收取的学费共计带给商务印书馆32511 元的总收入。正犹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学员所交纳的学费主要用来购买函授讲义、支付教学与管理人员的工资。那么,教学员工工资、邮费及杂费共计每月花费400 两正,即500 元。商务所收费的学费数额都是以上海通用的银元为计量单位的。这样算来,减掉上述每月支出的费用500 银元,28 个月共计支出:28 个月×500 元=14,000 元。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主要凭借其向学员直接发售的这套“隐形”教科书,在2 年零4 个月的时间期限之内,就为商务印书馆创收(32511 元减去14000 元)18511 银元。

张元济又在1919 年4 月11 日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1916 年、1917 年、1918 年的英文科学费收入情况,这对我们探讨商务印书馆如何通过发行大量的“隐形”英语教科书而促进自身出版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详情如下:在1916 年,本科新生839 人,其交纳的学费为7810 元。本科老生续交学费4774 元。售出的讲义费为140 元。共计收取学费为12694 元。

在1917 年,本科新生809 人,其交纳的学费为8345元。选科新生102 人,其交纳的学费为987 元。本科老生续交学费5615 元。售出的讲义费为263 元。共计收取的学费是15211 元。

在1918 年,本科新生622 人,其交纳的学费为6271元。选科新生162 人,其学费为1517 元。本科老生续交学费为4221 元。售出的讲义费为242 元。共计:12252 元。

如果按照前面提到的英文科每月支出费用为500 元的标准来计算,每年支出的总费用为6000 元。那么,在1916年,英文科为商务印书馆带来(12694 元减去6000 元)6694银元的额外收入。在1917 年,英文科为商务带来(15211 元减去6000 元)9211 银元的额外收入。在1918 年,英文科为商务带来(12252 元减去6000 元)6252 银元额外收入。

由于受制于史料的所限,我们无法找到1919 年以后的商务印书馆每年所收到的英文科交纳的学费总额。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某一年英文科所拥有的本科学员、选科学员人数,对学员所交纳的学费进行一个大概的推算。截止到1927 年12 月底,英文科共计有在读本科学员17068 人,在读选科学员3650 人。英文本科1—4 级学员如果一次性交清所有学费,1 级学员需要交纳20 元,2—4 级学员则需要30 元,由此可以得出平均各级学员需要交纳学费27.5 元;而选科共计开设9 门课程,每门课程平均收费约9.7 元。又由于本科学员的学习期限为6 个月至2 年的时间,选科为6 个月的学习时间,[6]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推算,在1926 年1 月—1927 年12 月期间,商务函授学校英文本科学员交纳的学费总额是:17068 人×27.5 元=469370 元(以上海通用的银元为货币单位)。商务函授学社英文选科学员交纳的学费总额为:3650 人×9.7 元=35405 元。那么在1926 年?—1927 年期间,商务函授学校英文本科、选科学员共计交纳的学费总数是:469370 元+35405 元=504775 元。

当然,这笔学费总额还不是商务印书馆最终获取的资金收入,还有几个与学费总额相关的资金问题需要解释清楚。首先是有两项重要的经费支出需要考虑扣除,其中一项是: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每年都需要向优秀本科毕业学员发放一定固定数额的年度奖学金,并且对学完一级、继续升级的本科学员减收一定数额的学费。由此,这笔花费需要从上面提到的学费总额中扣除。另外一项是:根据前面提及的《张元济日记》的记载,每月还要支付给相关教学、管理工作人员一定数额的工资。

其次,除了正常情况下所交纳的学费之外,还有两项重要的资金收入,需要考虑将其计入商务印书馆最终获取的学费总额之内。其中一项收入是:上面推算的学费总额是在学员正常交费情况下(即一次性交清)而获取的数据,但是,实际的交费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学员可以有多种分期交费的方式,因此有相当多的函授学员会选择分期付清。问题是一旦选择分期付费,学员所交纳的学费总额通常要比在正常情况下的交费总额高出1 元至4 元不等。显然,这是一笔不可忽略的重要学费收入。

另外一项收入是:根据前面提及的《张元济日记》的记载,在1916 年、1917 年、1918 年,商务印书馆通过英文科而获取的资金总额还包括通过额外销售函授讲义而或获取的收入。在此需要做出解释的是,按照1918 年编订的《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本科简章》的规定,函授讲义一律不对外公开发售。学员交过学费之后,就可以领取一份相应的英文函授讲义。但是,学员如果不慎遗失讲义或由于其他原因仍然还需要额外购买另外一份相同的函授讲义,或需要购买其他种类的函授讲义,在此情况下,函授学校可以向学员出售函授讲义。如此算来,这笔额外的讲义出售费用加在一起,其资金总额也相当可观。

受制于资料的所限,我们无法将上述两项经费支出和两项额外资金收入进行一个较为精确的统计、核算,但是我们不妨将上述两项经费支出和两项资金收入相互抵消,尽管这样的推算不够精确,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仍不乏一定合理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根据以上所述,现在我们姑且可以这样认定:在1926年—1927 年期间,商务印书馆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而获取的资金收入总额为504775 元。还不仅仅如此,为了有效提高函授教员批改作业的效率、保证批改作业的质量、并便于统计学员的每次作业成绩、及时进行存档,英文科要求学员必须将每次按时完成的作业写在由商务印书馆统一印刷、有一定规格要求的课卷纸上。学员读完英文本科每一级的所有课程需要大概两份课卷纸(即作业本),而每份课卷纸的售价约为1元5 角,而选科学员每次购买课卷纸的费用不得低于5 角。

按照这样的一种需求数量来计算,如前所述,截止到1927 年12 月月底,英文科共计有在读本科学员17068 人,在读选科学员3650 人;那么,仅仅通过销售课卷纸这项新增加的印刷业务,本科学员为商务印书馆带来的资金收入为:17068 人×(1 元5 角+1 元5 角)=51204 元。选科学员为商务印书馆带来的资金收入为:3650 人×0,5 元=1825 元。英文本科、选科学员购买课卷纸的费用共计为商务印书馆带来的资金收入为:51204 元+1825 元=53029 元。

综上所述,仅仅在1926 年1 月—1927 年12 月期间,英文本科、选科学员所交纳的学费总额为:504775 元,英文科学员购买的课卷纸费用是:53029 元,两者相加的总和为:504775 元+53029 元=557804 元(以上海通用的银元为货币单位)。这样一大笔资金在民国前中期对于任何一家私营企业而言,都绝对称得上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在这笔价值不菲的收入中,经过前面的分析、探讨,毋庸置疑,英文科函授讲义的价值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那么,在1926 年1月—1927 年期间,商务印书馆要发售给英文科学员多少套成本低廉的“隐形教科书”呢?不妨计算一下,英文本科共计:17608 人×45 小册=792360 小册;英文选科共计:3650人×17 小册=62050 小册。

现在,“谜底”即将揭开,商务印书馆通过开办英语函授教育而获取巨大经济效益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通过图书市场销售环节,每年采取“直销”的方式,向数以万计的英文科学员发售了数以万套的、成本低廉的“隐形教科书”。原来如此,商业的机密已经破解了。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独辟蹊径,通过开办英语函授教育,开辟了另外一个充满无限商机、有着稳定的巨大需求量的、“没有战争硝烟”的“隐形教科书”市场。很显然,这套“隐形教科书”带给商务印书馆利润空间是相当巨大的。当然,还有“积少成多、薄利多销”的课卷纸也使商务获利颇丰。

综上所述,商务印书馆开展长达31 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极为突出的办学成就,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为民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通过这种直接参与办理英语函授教育的方式,商务印书馆不仅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而且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英语函授教育事业的成功开办也为商务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充满生机的图书消费市场。在“以出版促教育”的出版文化理念的引领下,商务印书馆充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英语人才智力资源、纸质媒介资源的独特优势,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办理英语函授教育,成功实现、弘扬了其先进的出版文化理念。反过来,商务印书馆又通过精心办理英语函授教育,又为其开阔了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图书消费市场,从而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回报。

毋庸置疑,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有机地、恰当地、科学地将商务的出版文化理念与商业利益融合在了一起,使英语函授教育、纸质媒介资源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循环。不难断定,商务函授学校是一个彰显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出版文化理念与商业利益追求的双重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

四、英文科有效推动商务出版事业的发展

(一)对当今出版机构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的启示

商务印书馆在1929 年9 月出版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商务印书馆三十年来对于文化事业的努力》文章,全面回顾、总结了在其长达30 多年的出版经营活动中是如何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谈到,“本公司编印各种教科书、图书以供全国学校之采用,且从事实际教育事业,举办尚公、各科函授学社等,并设东方图书馆,公开阅览。凡此努力,无非为辅助教育、发达文化计耳”。显而易见,在其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商务的确是认认真真地执行、彻底贯彻了“吾辈当以辅助教育为己任”的这一重要出版文化理念。

但是,作为一家近代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在选择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的时候,如果打算将某项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并长期经营这种文化产业,它还必须考虑所选择的这种文化产业是否能够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果不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商业利润,就会成为企业、公司的一个经济负担,就无法保证可以将这项文化产业活动长期开展下去。“在商言商”,这本来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有这样,它才能为这项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投入大量的人才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与社会与民众。因此,商务在选择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这一文化产业的时候,它们确实是考虑到了开办函授学校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回报。根据前面提到的《张元济日记》的记载,张元济就是由于看到了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效益,为此,他才果断做出要扩大英文科办学规模的决定。曾经供职于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的著名作家茅盾在1916 年8 月上旬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之际,就被安排到函授学社工作,其具体任务就是批改英文科函授学员的课卷作业。他后来这样回忆道:“周越然在英文部势力极大,除了部长就数他,而况他又是创办‘函授学校’的建议人,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宣传之路”。茅盾的这一回忆片段也有力证明了商务印书馆在创办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之际,也确实是考虑到了它的经济效益。

商务印书馆通过精心办理英语函授教育,不仅大力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也有力推动了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诚然函授学校英文科的成功开办,对于国家、对于普通社会民众、对于自己而言,都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真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举三得”,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代商务出版人的“大智慧”。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商务函授学校是一个彰显出版文化理念、商业利益追求的双重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历史发出这样的昭示和启发:在出版文化理念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博弈和纠葛的过程当中,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和支撑点。但是,无论如何,坚持其正确的出版文化理念是源泉、是动力,是最初的出发点和原点,商业利益必须建立在出版文化理念的基础之上。因此,当代编辑出版人在从事多元化的经营活动的时候,必须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出版文化理念,那就是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传播现代文明,为广大社会民众奉献最佳的精神食粮,不断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反之,鼠目寸光、利益熏心、舍本逐末,最终将会极大地损害我们出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商言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坚信,只有能够密切关注当今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动态、新趋向,在摸清市场需求、搞好市场调研工作的前提下,找准一个适合自身出版机构的经营项目,即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民众,只要用心去经营、凭良心去办事,就一定会取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就一定会推动出版事业的良性循环。由于时空的不可逆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完全重复和再现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场景,但是已经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社会图景往往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是历史给予我们最有价值的昭示和启发。

摘要：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出版文化史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具有较高的个案学术研究价值。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理念的引领下,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通过长达31年的办学生涯,不仅为商务印书馆成功开辟了一条书刊促销活动的新途径,而且还开拓出了一种出版“隐形”教科书的新业务,这种发行数量巨大的“隐形”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使商务印书馆获利颇丰,有力促进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的发展。探讨商务函授学校英文科如何推动近代商务出版事业的发展这一历史事件对当今出版机构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出版事业论文 第10篇

一、引遵国外音乐学研究的新成果，为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由于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其学科建设的理念、理论基础、架构模式、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分支学科的设置和建构等都需要从欧美地区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引进范式、经验，以资借鉴，所以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界或者是有大量的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学成归国，在实际研究、教学工作中传播欧美各国的音乐学学科理论，或者是大量译介欧美学者的音乐学研究成果，运用在教学、研究工作之中。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54年成立以来，在译介欧美学者音乐学研究成果方面的贡献是显著的。

建国初期，在“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人民音乐出版社主要译介的是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的音乐学理论著作，如苏联的A.康津斯基等《西洋音乐通史（第一、二册）》、IO.凯尔第什《俄罗斯音乐史》、克列姆疗夫《音乐美学问题概论》、玛采尔《论旋律》、加拉茨卡娅等《外国音乐名作（1-4）》、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曲式学》、斯克勃列科夫《复调音乐》、瓦西连科《交响配器法》、阿拉波夫《音乐作品分析》和匈牙利的B.萨波奇《旋律史》、波兰的丽莎《音乐美学问题》等。为对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作曲技法理论、旋律学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i为音乐史和作曲技法理论的教学提供了相关的课程教材，有利于专业音乐学校和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教学质量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频繁，人民音乐出版社对国外音乐学名著的译介不仅地区、国家增多，而且领域、品种也日趋丰富。出版了美国的H.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P.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E·索森《美国黑人音乐史》、N.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的音乐》、D.柯克《音乐语言》、萨姆·摩根斯坦《作曲家论音乐》、佩尔西凯蒂《二十世纪和声——音乐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莫·卡纳《当代和声——二十世纪和声研究》，米盖等《理解后调性音乐》、艾伦·帕·梅利亚姆《音乐人类学》、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贝内特·雷然《音乐教育的哲学》及《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第六版）；奥地利的E.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E.托赫《旋律学》；法国的郎多尔美《西方音乐史》、R.罗兰《贝多芬传》、查·柯克兰《对位法概要》、TH.杜勃瓦《赋格与对位教程》、维多尔《现代乐器学》、科尔托《钢琴技术的合理原则》：德国的H.迈耶尔《音乐美学若干问题》、F.魏因伽特纳《论贝多芬交响乐的演出》；英国的D.F.托维《交响音乐分析》、温奈斯特朗《二十世纪音乐精萃》、布克《音乐家心理学》；匈牙利的Z.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魏纳·莱奥《器乐曲式学》；日本的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星旭《日本音乐简史》、属启成《音乐史话》、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加纳的J.H.克瓦本纳·恩凯蒂亚《非洲音乐》；朝鲜的文河渊《朝鲜音乐》；埃及的哈菲兹《阿拉伯音乐史》等。这些译著从不同视角介绍了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作曲技法理论、各相关国家的音乐发展历史，为中国的音乐学研究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中，《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哲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音乐学术界了解、理解和研究该两门学科及其理论、方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该两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西方现当代作曲技法理论的译介，开阔了我国音乐创作界的视野，引起了音乐界的普遍关注，有利于音乐创作界打破思维定势，追求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不断创新。

二、大量出版高质量的中国学者写作的音乐学专著，大力支持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

在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华民族音乐的基础，借鉴国外的科学方法，致力于中国人的音乐学术研究工作，已经和正在出现一批优秀的成果。在这60年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对这些成果是十分珍惜、爱护和支持的。

首先，对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音乐研究家的研究成果高度重视，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以出版物的形式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予以继承，既出版他们自身的研究成果，又出版对他们的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贡献的研究成果。如：出版韩立文、毕兴编的《王光祈年谱》、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东西乐制之研究（二种）》、本社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故事》，陈伯吹、沈家英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家故事》、育辉《刘天华音乐生涯》、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河北定县管乐曲集》，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查阜西编篡《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缪天瑞《律学》《缪天瑞音乐文存》、傅惜华编《古典声乐论著丛编》、邱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吕骥《吕骥文选（上、下）》、李焕之《音乐创作散论》、李凌《音乐漫谈》、吉联抗译注《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论音乐》、李纯一《先秦音乐史》、[明]朱载口撰，冯文慈点注《律学新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等，对以上这些为我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著作进行出版具有音乐文化传承保存的意义，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音乐文化财富，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和后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经典性参照。endprint

第二，及时关注各历史时期各研究者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出版给予支持，使之得以传播、推广，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例如：在音乐美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史学方面，出版了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论》、许健《琴史初编》，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论》、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交响音乐博览》、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史学批评》，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在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曾遂今《中国乐器志——气鸣卷》，王同、丁同俊、温和《汉魏乐府新考一汉乐府相和大曲及魏晋清商三调研究》、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庄裙华《音乐文学概论》、郭树群《中国乐律学百年文论综录》、王耀华《音乐中的中国人》，王耀华、郭小利《文明古国的历史回响》，王耀华、王州、刘富琳《中华民族的心声》等。其中的《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国音乐美学史》等，代表了当代中国音乐学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起了树立研究标杆的样板作用，无论是在研究视野或者是研究方法方面都给读者予以深刻的启示，引领着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

第三，以深邃的历史、文化眼光，组织编撰多部音乐学系列丛书，进行文化积累。其中，比较重要的系列丛书有：1.祖振声、袁静芳、王耀华总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系列》，含田青《佛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史新民《道教音乐》、王耀华《20世纪新兴学科卷（上、下）》、袁静芳《传统器乐与乐种论著》、肖学俊《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01-1969）》、吴晓萍《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70-1989），张伯瑜、谷雅《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90-2000），李诗原、齐柏平《音乐表演艺术与作曲理论》，汪毓和、胡天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01-1949）》、梁茂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50-2000）》、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樊祖荫《中国民间歌曲（上、下）》、姚艺君《中国戏曲音乐》、杨民康《民间歌舞》，冯光钰、李明正、周来达《曲艺音乐》等，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体裁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发展状况的研究角度，来总结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的成果，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综合性历史记录。2.戏曲音乐研究丛书，含：刘吉典《京剧音乐概论》、武俊达《昆曲唱腔研究》、《京剧唱腔研究》、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粤剧唱腔音乐概论》、武兆鹏《晋北道情音乐研究》、路应昆《高腔与川剧音乐》、黎建明《湘剧音乐概论》，张九、石生潮《湘剧高腔音乐研究》、王基笑《豫剧唱腔音乐概论》、时白林《黄梅戏音乐概论》，刘荣德、石玉琢《乐亭影戏音乐概论》、何为主编《评剧音乐概论》、高鼎铸《山东戏曲音乐概论》、韩溪《唐剧音乐创论》等，各书分别对各剧种音乐、唱腔的渊源、流变、发展、音乐结构、旋律特点及其唱腔创腔规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此外，还有《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系列》《音乐文集、传记系列》《西方音乐经典译著文库》、建国10周年纪念《音乐建设文集（上、下集）》等，均对相关领域的音乐文化积累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创办和办好各种音乐期刊，及时发表音乐学学术研究成果，促进音乐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音乐出版社在经过“文革”的停办于1977年恢复后，共出版7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期刊，包括：《人民音乐》《音乐研究》《音乐译文》《音乐创作》《歌曲》《儿童音乐》和1980年创办的《词刊》。其中，除《音乐译文》于1983年停刊之外，其余6种期刊一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到1986年底，1987年初转交中国音乐家协会杂志社出版。至1987年9月，《音乐研究》又再次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1988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办了《中国音乐教育》，1996年2月创办《钢琴艺术》，2011年1月更名为《歌曲艺术》并于2014年1月改为《歌曲世界》，现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共有四种期刊，分别在综合性音乐学术研究、音乐教育研究、钢琴艺术研究与声乐艺术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尤其是《音乐研究》以其所刊载学术论文的高质量水平，审稿、编辑、出版的严谨规范，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和业界的崇高评价，现已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成为国内外音乐学术期刊的佼佼者，对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四、重视教材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为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基础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人民音乐出版社从成立开始，就重视对音乐教材的编辑、出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李重光的《简谱乐理知识》《基本乐理简明教程》《五线谱入门》等乐理、识谱教材，几经修订、数10次重印，已经被几代人使用了几十年，成为一致公认基础音乐教材；吴祖强《曲式与作品分析》、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张洪岛《欧洲音乐史》等，已经成为专业音乐院校的基本教材，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集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界之力编撰的《民族音乐概论》，成为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第一部有关民族音乐理论的教材，具有重要的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的开拓性意义，几十年来，被全国各音乐学院、师范院校音乐系（科）采用为大学本科、研究生教材，它所创用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五大类分类法，至今仍然被民族音乐界广泛使用，对民族音乐理论的学科建设起了开拓促进作用。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教学用书，如：[苏]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茅原、庄曜《曲式与作品分析》，姚恒璐《作曲的基础训练》、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段平泰《复调音乐》、陈铭道《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施咏康《管弦乐队乐器法》、樊祖荫《歌曲写作教程》等。另有：《音乐自学丛书》19册、“音乐赏析”系列丛书、《伟大的音乐》10套、《国韵华章》10套、《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53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教材》20册等。endprint

人民音乐出版社对中小学音乐教材的重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且逐渐往数量多、种类丰富的方向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已包括：地方性音乐教材6种、统编的全国通用音乐教材4种、中小学音乐教师用书12册，《全日制初级中学教育小学五六年级课本·音乐》（简谱、五线谱版）及相关配套的教师用书若干册，以及中小学音乐教学卡片、音乐教学挂图等。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音乐出版社组织团队主持、参与《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修订和《“课标”解读》的编写，出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教材》（简谱、五线谱版各18册），并且以居于前列的编撰、出版质量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喜爱，对提高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教学的质量水平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重视工具书的编辑、出版，是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一个优良传统。从1963年开始，该社就设立了音乐词典编辑室，进行词典等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50年来，已编辑出版数十种词典、工具书，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词典》和《中国音乐词典（续编）》、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英]肯尼迪《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张伯瑜《中国音乐术语选译900条》、陈建华《音乐由来事典》、[日]属启成《名曲事典》、张广和《音乐表情术语词典》、陈国顺《英汉电子音乐词典》等。这些词典、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为普及音乐知识、统一音乐学术基本名词术语概念，为社会音乐基本理论建设起了促进作用。其中的《中国音乐词典》和《中国音乐词典（续编）》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我国音乐学术领域的名词术语进行系统全面阐释、介绍的辞书，它既总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在传统音乐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具书，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音乐百科词典》是一本真正中国的综合性音乐百科词典：它覆盖面广，集中外古今于一书，该书无论是条目的取舍还是内容的写法都充分考虑中国读者的需要，对中国的内容予以足够的重视，也为有兴趣了解中国音乐全貌的外国人士提供了参考；在“地区音乐”部类，书中收入日本、东南亚、印度和非洲国家的音乐理论、音乐家、乐器和作品，在西方的工具书中，这些内容是很难找到的；在西方传统音乐部类，则力求适合中国读者的需要，深浅适度，繁简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