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特点范文

编撰特点范文（精选9篇）

编撰特点 第1篇

一、阮元编撰图书的时代背景

清朝虽然是满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但是对于汉学仍然高度重视,特别是到乾隆和嘉庆年间,汉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鼎盛时期。清代学者十分注重考据,主张通过训诂、音韵、文字等入手,寻求经书义理,阮元追究在文字训诂和圣人之道之间建立一种实实在在的、有机的联系,他认为“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他十分重视藏书,不仅自己藏书丰富,而且在各地担任地方官的过程中,大力提倡兴办教育、建立书库、购买图书,名曰“文选楼”、泰华双碑馆、雷塘庵、唐宋旧经楼、研谱宅、积古斋、军经事、琅姐仙馆等,分别藏有丰富图书。至今所流传的《文选楼藏书记》共有6卷8册,并且分类著录2500种图书,特别是宋元本和明清刊本藏书更多,甚至还有许多名家藏本和抄本。丰富的藏书为阮元的图书编撰提供极大便利,例如他就曾经利用收藏的《宋十行本》,编撰了《十三经注疏》。对于《皇清经解》、《经籍篆话》等这样总结性很强的图书而言,更是离不开大量藏书的支持。

阮元长期担任各个地方官员,大部分时间忙于公文,闲暇时间不多,因此署名为阮元的图书,很多并非他本人所编撰。文名政声使他身边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墨客。阮元给各种怀才不遇的人才提供发展的机会,形成了规模壮观的文人幕府,人数最多的时候达120人,陈寿祺、李锐、臧庸、顾广析、焦循等众多名人学士集聚其中,他们或自有作品传世,或入幕修书成名,一时间各种学科著作异彩纷呈、百花争艳。在编撰《十三经注疏》的时候,臧庸总纂了《经籍纂诂》,负责为《十三经注疏》校勘刊刻,其本人所著的《拜经日记》为世人所称道。李锐精通历算,在天文算数方面被阮元称赞为“江南第一人”,参与了《畴人传》编撰工作,并且为《地球图说》一书补画天文图和地图;顾广析精通于校勘,并专门编写了《顾广析书目题跋》一书;段玉裁在训诂音韵方面有特长,编撰了《说文解字注》一书。

二、阮元编撰的相关图书

1.国史《儒林传》。为弘扬文治“,记述学行”,阮元“自顺治至嘉庆之初得百数十人,仿《明史》载孔氏于儒林之例,别为《孔氏传》,以有《史记·孔子世家》之意”。阮元所编纂的《儒林传》可以说是全部摘抄了群书中的佳句,然后裁缀集句而成,自己没有加上任何一句话。在清代史馆修史的过程中,要求记载的各种事例都必须要有相应的依据,但是《儒林传》却没有现成的依据可用,但是阮元认为群书就是依据。阮元编撰的《儒林传》中,认为选用贤士的标准是:第一,从清朝建国之初就为政权服务的,如果是从明朝变节过来以及行为上有议论的,都不得列入其中;第二,必须要在学术上和品行上都突出的“,必其学行兼优”;第三,虽然担任过明朝的官吏,没有在清朝担任过职务,但是其所著述的书籍,为《四库全书》所采用的。根据这个标准选拔人才,实际上就是站在清朝统治者角度来选拔人才。在采集词句上,注重实事求是,对“著述醇疵互见者”,不是一味吹捧和溢美,而是给予“直加贬辞”。

2.《十三经注疏》。阮元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共有416卷。在清代,各种经书历经多次辗转刊刻,可以说是错误百出,其中以刊刻的《仪礼》错误最为明显。阮元在刊刻《十三经注疏》过程中,把自己所编撰的《校勘记》共243卷附于其后进行说明。《十三经注疏》最为重要的贡献有两点:第一,《十三经注疏》对于多种善本进行集中校勘;第二,《十三经注疏》在编撰的过程中,集群儒之大成,综合历代校勘家研究成果。因此,焦循在评述《十三经注疏》时认为“,校以众本,审订独精,于说经者,馈以法程”,后来中华书局对阮元编撰的《十三经注疏》进行多次影印,在学术界影响甚广,成为许多档案文献研究人员和史学研究人员不可缺少的必备工具书。

3.《经籍纂诂》。阮元编纂的《经籍纂诂》共有106卷,是当时的一个浩大工程。清代卢文昭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通读《经籍纂诂》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通六艺之文而求其义”。阮元编纂《经籍纂诂》过程中,广泛搜集各类图书文集,包括十三经、唐代以前的各种史部、子部、集部主要著作、两汉时期以来的共有一百多种书籍。《经籍纂诂》给后代学者查阅训诂史料和资料带来极大便利,可以说是“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取之不竭,用之无穷”,因此而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肯定。

4.《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阮元在担任多个地方官员时候,广泛搜集一束,编撰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在担任浙江巡抚期间,阮元一直致力于对各种孤本秘集的搜集,前后十多年,共采进了174种《四库》未收的图书,每种图书都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撰写了《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各有解题,随书送到内府,嘉庆十分高兴,特意建造“宛委别藏”来收藏这些图书。在《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对于每本书的作者、学术价值、版本、篇卷等内容进行详细考评。这些图书,大多数是唐朝、宋朝、元代的学者编撰的,至今仍然十分罕见,其版本许多都是善本,学术研究价值很高。

5.《广东通志》。阮元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看到《广西通志》“载录详明,体例雅饬”,但是《广东通志》却仍然是由郝玉麟在雍正八年所修的,整本书仅有六十四卷,在四库全书中提到仅一年就完成编撰工作,但是“体例抵牾,未悉订正”,而且有九十多年都没有进行修订,如果再不对其进行修订的话,则“文献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于是阮元决定要仿照《广西通志》,重修《广东通志》。阮元认为,古代学者不说志而说图经,由此可见图经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以一县一州为图,沿海各地为长图,最终编撰“按册读之,粲然毕著矣”。

三、阮元图书编撰思想和特点

1.实事求是。阮元所编撰的多部图书,大多数都是经过他长期酝酿而成的。他所编撰的几部主要图书,大多数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筹划了,例如《淮海英灵集》的编撰,他在数十年前就有此计划,乾隆六十年他从山东学政转任浙江巡抚的时候,离家不是太远,于是在当地十二个县邑博求遗籍,最终成书。《经籍纂诂》作为训诂总汇图书,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决定要和同里学友分别编纂,最终在嘉庆五年完成,历经二十多年才完成。《十三经注疏》同样如此,他在弱冠之年就决定要对其进行校勘,并先后数次修改成书,嘉庆十年才完成。由此可见,阮元编撰图书都经历很长时间,这与阮元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有很大关系。为了确保编撰图书的质量,阮元将实事求是作为最为重要的要求。他曾经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

他不仅提倡实事求是,而且也身体力行,在编撰堪舆、地方志、金石录方面的图书,都是遍访相关图书古籍,而不会蜗居书斋空想而言。在其诗集收录的272首诗词中,231篇都是与地名有关,见证了阮元自己的亲身游历,例如他的《同人过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同人登岱至对松山日暮而还》等,多是他所亲临的旧庐古刹和名山大川。通过实地造访,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对于当时的西学,阮元同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之,对于那些先进的科学仪器,他总是要亲自观测以后给予相应的评述,例如他在《望远镜望月歌》中就以“广寒玉兔尽空谈”来表明他的实事求是态度。阮元在编撰图书的过程中,实事求是指导着他的图书编撰,对于人才选择方面更是如此,他选用的图书编撰人才都是一些“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在此思想指导下,阮元酝酿很久的图书编撰计划得以实现,也为后代学者留下了许多读书治学、文化典籍经典著作。

2.经世致用。阮元所编撰的众多图书典籍,其创作的动力在哪里?如何选题?通过阮元编撰的相关图书可以看出,阮元编纂图书最终是为了“经世致用”,求知治学、为民行政。在求知治学方面,阮元少年时期就已体验到治学的不易和不便,需要有较为齐全完善的工具书,于是在阮元担任各地官员以后,大力提倡编撰《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图书,这些图书对学者治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至今仍被学者所引用。在为民行政方面,阮元在担任山东学政、浙江巡抚等职务以后,为了大力弘扬地方文化,保护文化遗迹,编撰了《两浙防护录》等图书,引发到各个地方,供各地保护文化遗迹时候参考使用。为了保护南方粮食能够顺利通过京杭大运河上调到京师,阮元在对前人经验进行总结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编撰了《海运考》一书两卷。在担任两广总督以后,他对于西方的文化制度有了更多接触,编撰了《畴人传》一书,实事求是反映西学相关特点。阮元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同时还十分重视对于科技著作的编撰,他十分推崇李锐,认为他在天文算数方面是“江南第一人”,认为明朝的天文、数学和历法等方面都位居世界领先位置,只不过在明朝以后,由于学风空疏不严谨,导致后来在这方面的落后。在编撰《畴人传》中,他也辑录了当时优秀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历法家等传记资料和主要研究成果,同时也对西方37位学者的科技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和分析,希望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强国之路丛书编撰工作启动 第2篇

——《人民日报》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建成

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针对党委工作部门需求开发的《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日前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

《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涵盖了理论研究、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党建工作相关领域，解决了党建内容信息渠道少、查询效率低、覆盖面窄等问题，可为党委工作部门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服务。

——人民网

人民出版社推出党政图书馆数据库

一个名为“党政图书馆”的数据库产品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开发完成，该项目是在2010年建成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基础上开发的局域网版。

据介绍，党政图书馆数据库主要供党政机关、大中院校等单位在内网上使用。从内容上，党政图书馆已实现四项主要内容的全覆盖，即我国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公开发表的文件文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律法规全覆盖。此外，其查询功能可达到语义水平，文字校对采用三万分之一的差错率标准，可达到直接引用标准。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自启动建设以来，国家财政共投入6500万元，目前已有1.5万余种图书进入数据库，上线运行两年多来，被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称为“用科学技术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工程”“在茫茫互联网上树起党的思想理论的一面旗帜”。

——《中国新闻出版报》

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开通上线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日前开通上线。该网站依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资源、背景优势及品牌影响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联网的行业资讯和商务运营平台，为全国数字出版企业服务。

目前，网站设立了资讯、成果、需求、独家四大栏目，为业界提供国内外数字出版行业的最新资讯、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独有的历届国家数字出版会议会展资料。

此外，网站设置的“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专栏，将及时登载科数司有关工作信息，反映各省（区、市）新闻出版局科技与数字出版工作动态、工作亮点及相关内容，搭建政府管理机关和各地数字出版管理部门工作互动、信息反馈、交流发展的平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专栏，发布国家数字出版科研机构研发成果、研究项目、重要成果等。

——《中国新闻出版报》

中国印刷总量居世界第二

中国现有印刷服务商10.2万多家，从业人员350多万人，资产总值9200多亿元，印刷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于珍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国际媒体周上表示的。

于珍在会上表示：“中国印刷工业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8年，印刷工业产值只有48亿元，到2011年年底，发展到8677亿元，增长了约180倍。”

据介绍，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主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将于2013年5月14日至18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顺义）举办，参展厂商超过1000家，展出面积16万平方米。

——新华网

華南国际印刷展拟于3月举办

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及广东省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二十届华南国际印刷工业展览会，将于3月4日—6日在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据了解，此届展会总面积将达到9万平方米，预计将吸引近6万名海内外专业观众、知名供应商前来参观。目前已有约1200家展商报名参展，展位已近售罄。

据介绍，本届展会正值该展会20周年庆典，展会规模、人气和同期活动等也由此获得较大提升。国内约百余家印刷、印标、印包行业协会将组团参观，印刷百强企业将带来实力买家团。东南亚、巴西、俄罗斯、南美等国家也将组团前来参观。令人瞩目的第二十四届香港印制大奖将在此届展会首次亮相内地，其展出的参赛及获奖作品将与展会的“纸制品加工及纸盒包装”专区形成完美呼应。此届展会还将举办一系列高质量专题研讨会及同期活动，如包装印刷技术的创新应用研讨会、广州市出版印刷行业协会年会等，深圳印刷学会的“创意印刷文化”展区也将现场展示各类创意印刷包装成品，推荐新产品和新技术。

——《中国新闻出版报》

编撰特点 第3篇

《我有一个梦想》是马丁·路德·金的一篇富有时代特色的演讲辞,在20世纪中期的黑人解放运动中曾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篇富有文采和人格感染力的不可多得的演讲辞精品,许多年来被世界人民广为传诵。与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杨振宁《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等三篇演讲辞共同入选高中语文课本,对于让学生认识演讲辞这一特殊文体的特点,形成初步的演讲能力大有裨益。

新教材应用伊始,引起了业界各种不同的论争,多数人认为新教材守正出新,具有一种勃勃的生机,但也有人对于其中较多的内容与形式变化心存顾虑,采取了拭目以待的态度。

从教材编撰的方面来看,新课标规定:“教科书的体例和呈现方式应灵活多样,避免模式化。要注重设计体验性活动和研究性学习专题,有助于学生创造性地学习。”以《我有一个梦想》 为例来说明这一特点。首先,从编写体例和呈现方式来看,《我有一个梦想》 作为一篇政治演讲词,被放置于苏教版必修四第一专题第二板块“英名与事业”中的第二篇,激情飞扬、极富感召力,不仅体现了“语文知识能力培养可以以演讲词的阅读和写作为主”的课标理念,也与本册教材第四专题“走进语言现场(活动体验)”第一板块“在演讲厅”相呼应,显示了教材编写者的独具匠心。并且,《我有一个梦想》所在单元以演讲辞组元,一改以往单一以文体组元的模式,呈现方式上表现出多元化特色。

其次,从课后题方面来看,本课文“研讨与练习”中第二题题干如下:“朗读第9至第14段,体会排比句式在演讲中的独特效果。文中还有哪些地方运用了排比手法?找出来并试着自己演讲一下。”这道题如果课堂上教师能加以正确引导,则能在某种程度上收到提高学生面对公众进行演讲的能力。第四题是这样表述的: “联系世界史的有关知识,或到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和现状,在班里开个读书报告会。 “这类习题模式在以往的教材中鲜有涉及,没有过多地对内容进行预设, 而是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设一种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能最大限度地点燃学生的思维火炬。

二、教材处理中教师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1.确定明确可行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先导,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就等于在黑暗中航行而没有可以指路的灯塔一样漫无目的。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我们以为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不论目的何在,从来是文科教学的大毛病。文章是读不完的,与其漫然的瞎读,就不如定了目标来读。”如《我有一个梦想》这篇课文如果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我们就无从谈起对于学生演讲才能的培养。教学目标的具体内容在实际教学中虽然见仁见智,但都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提升学生能力这一大的方向。

2.要找到有效的教学方法。不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形成了不同的教学习惯,有的喜欢以读带讲,有的喜欢以讲带读,有的喜欢放权给学生, 让他们自主学习,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定规,而关键在如何引导学生最大限度把握文章内容,了解文本精华,达到一点带面,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正如19世纪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 因此如何在教学中找到唤醒学生潜能的艺术是每个教师应该努力探寻的。

3.教学中应注意采取一定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课标规定: “高中语文课程,应注重应用,加强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联系,加强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以适应现实生活和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要使学生掌握语言交际的规范和基本能力,并通过语文应用养成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语文能力包括“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等两个方面,而在新教材中这些能力的训练都有着不同的教学目标和训练方式,主要体现在教材的选文内容和课后练习等领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与相互促进,不能因过分强调某个方面而导致顾此失彼。我认为,“阅读与鉴赏”是“表达与交流”的基础,而“表达与交流”是“阅读与鉴赏”的目标,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因此在教学中如何将这二者有机结合是值得每个教师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总结

论生僻汉字的双语辞书编撰 第4篇

关键字：生僻字；英译；辞书编纂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120-01

一、研究现状及意义

据史料考证，人类从事词典编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以前。不管是词典编纂实践活动还是相关的理论研究，历经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变迁，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双语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具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构成了双语词典学研究的核心。它用一种语言立目，而用另一种语言解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将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中对应的词汇单位。双语词典，尤其是双语学习词典，作为一种认知和学习工具，将会给学习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语言文化信息。汪榕培先生认为，“双语词典学”以其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不仅要独立于语言学，而且要独立于词典学，期来势之猛是不可小看的。（汪榕培，1995：145）。在我国，双语词典真正发展起来只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词典学专著多在80年代后才问世。

每部词典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虽然词每个词条是孤立的，但词条与词条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对于双语词典来说，还存在着词语的对应关系、跨文化交际的联系等等，这些都是编纂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和处理的。（陈楚祥，1998：1）这些特殊性使双语词典的编纂应当建立在比较语言学或对比语言学的基础上，涉及语言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我国目前出版的双语词典数量虽多，但在体现“中国特色”（或者“汉语特色”）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双语词典的编纂跟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是今后的必经之路。（汪榕培，1995：150）因此，古疑难汉字的双语研究是对双语字典学有益的补充。

二、研究内容及方法

我国自古就对于古汉语研究十分重视，并且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最早的双语词典出现在十一世纪，是用阿拉伯文注音并释义的《突厥语大词典》，领先世界同类词典500多年。建国60年以来是双语词典的繁荣时期，已经公开出版近2000种，其中，近90%是1978年以后出版的，平均每年新增出版物百种以上。其中，1993年，吴光华主编的《汉英大辞典》单个汉字首破10000汉字，达到了12000字。2002年，吴光华增编的《汉字英释大辞典》创造了29000单个汉字立目的最高记录。

近年来，对外汉语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扩大，2010年末，世界范围内的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将达到500所，汉语已为迈上了越来越具世界影响力的主流语言轨道，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借用英译难僻字，可以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和伟大魅力，向世界介绍我国迷人的古典文化。然而，古代各种典籍中存在的大量生僻字成为制约读者理解和消化这些文化的主要困难和阻碍。截止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汉英工具书达到了29000单个汉字立目的最高记录，然而，中国文字的全貌需要更加开放地全盘推向世界，满足涉猎我国古典文化的阅读、欣赏、研究等信息采集的需求。

该研究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的诸多问题。首先是生僻汉字的遴选和梳理，英语语义的确定和平行语料库的制作，以及生僻汉字造字系统的设计和应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文献法、文字考据、统计法、译介语义比较法等。通过纸质语料向数字语料的终端转换，实现传统文化的技术资源共享，取得典籍英译和对外汉语习得在文字处理方面的无纸化、快捷化、高效化的效果。

三、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汉英生僻字双语辞书的编写首先定位双语字典的实质，界定字典编撰的原则，描述字典编撰的方法和手段。古难僻汉字英文取字系统，具有忠实性、客观性和实用性等优点，是具有自动化、信息、经济、社会综合知识的专家团队开发的项目，旨在解决目前汉字处理中，乱码、缺字难等问题。在组织义项时，我们以词目语言即古疑难汉字为中心语，然后将词目语言的思维成果译成释义语言，摘译其主要义项来编纂双语词典，一般以汉语单语词为蓝本，选择义项译成英语，词目语言和释义语言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在语料选择上，多方采集信息来源，利用多种渠道和工具进行输入，但仍然有少数疑难字资源因为输入困难而难以利用，这将是后期研究所亟待解决和重视的问题。疑难汉字英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偏差，也是研究过程中值得反复推敲和商榷的重点。

中华文化的英译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涉及典籍英译所必备的生僻字或难检字则成为国内、外汉文化英译工作者最头疼的事。在这种形势下，组织能够胜任此项文字标准化开发工作的人力资源，尽一切所能去填补这个世界性的文字空白，是摆在项目组面前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从跨文化传媒角度讲，对外汉语的教学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文化交际；以汉语教学、研究和翻译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则要求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具备深厚的典籍文化修养。这种修养体现在双语方面是互动关系，通过对比语言学原理来输出中国古文化，通过中英双语在不同层次的比较，来剥离出具有影响世界思维的中华文化精髓。

参考文献：

[1]武继红. 浅析理论词典学的发展[J]. 辞书研究， 2002（5）：11-18.

[2]魏向清， 张柏然. 新世纪词典学理论研究趋势展望[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4）54-56.

[3]陈楚祥. 关于双语词典学研究的几点思考[J]. 外語与外语教学， 1995（1）：149-150.

[4]汪榕培. 双语词典学研究大有作为[J]. 辞书文摘， 1995（1）：144-150.

[5]陈楚祥. 语言学：21世纪展望[J]. 外语研究， 1998 （4）：1-4.

[6]雍和明， 现代语言学对双语词典编纂的启示[J]. 双语词典学论集， 2001（1）：43-45.

作者简介：王红（1979- ），女，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语言学院讲师，英语语言学硕士。

我国明清科技图书编撰出版分析 第5篇

一、我国明清科技图书编撰出版发展的影响因素

图书作为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反映载体,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促进我国明清时期科技图书编撰出版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1.封建专制制度体系开始走向衰落。明朝和清朝处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以及专制制度中固有的各种弊端在这个时期逐渐显现,而且不断走向集中和激化状态。例如,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以盛世修典的名义来禁毁大量图书,以此来控制各种文化异端和思想异端。例如,明太祖对“贼”相关的或发音相近的文字,都认为是对他的嘲讽,以“大不敬罪”或“犯上罪”进行严厉惩罚,甚至以“没其家”或“诛其身”严刑酷法,以至于官员在每天早上上朝之前都要和妻子作诀别,而下朝无事回家又会拍额称庆,认为自己又多活一天。清代同样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文字狱的数量之多、典刑之众,远远超过明朝。在清朝的相关文字记载中,有108 起之多的文字狱记载,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时期,都有相关文字记载,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明清文字狱可以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宗教裁判相比。在这种严厉的政治氛围中,那些文人学士不敢再涉及学术思想研究,编撰相关图书,而把更多精力用于对科技图书的编撰和出版,而这也是明清两朝思想控制较为宽松的领域和范围。

2.明清时期逐步解体的自然经济。在我国明清两朝,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经过唐代的长足发展和宋代的精耕细作,当时经济发展起点很高,而且在明清两朝早期,当时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稳固政权,都采取了积极的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第一,明清时期的手工业快速发展。我国宋代手工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巅峰,技术精、分工细、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广,手工业在各个方面大大超越以前,直接为明清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同时,明清两朝人口剧增,边境贸易、海外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水陆交通更加便捷,直接推动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内需的增加,刺激了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互动发展。当时的“工商皆本”思想已经被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接受,不再是“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分类思想,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在手工业内最早出现我国古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明清两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一开始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里面的制瓷、造纸、造船、冶铁、纺织等行业。以纺织业为例,当时的松江和苏州纺织业中,出现了专门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机户,这些人拥有几十台甚至是上百台织机和大量的资金,雇佣几名甚至是几十名机工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说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走向解体。在这种背景下,科技得到快速发展,以此来适应手工业发展的需要。大量科技图书编撰出版,正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体现。

3.明清时期实学思潮开始出现。我国明清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学思潮的兴起。在明清两朝,宋明理学是当时官方的正统思想,程朱理学以及陆王心学先后占据了当时文化思想的宗主地位,而实学思潮在当时是以批判宋明理学的一个异端思想而出现的,一开始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和衰败,特别是陆王心学的禅化思想进行批判,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影响广泛深远、内容深刻丰富的学术思潮,并且从明朝中叶发起一直到清朝中叶,整整持续了四百多年,可以说是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明确的科技图书编撰出版更是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明清时期史学思想兴起,与当时的西学东渐有很大关系,直接促进了当时科技的发展和科技图书的编撰出版。在明清两朝,伴随着与对外交往的发展,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以李志藻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一大批朝廷官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翻译了大批西方图书。在清朝中后期,西学东渐更是蔚然成风。在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交融过程中,西方文化大大丰富了实学思潮的内容和内涵,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和兴盛。在清代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包世臣、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一大批有志之士,他们对于正统儒家思想沉溺于名物训诂,但是却不能有效解决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而十分不满,推崇明末清初的经世实学,试图通过改革来抵御外来侵略。

4.明清时期图书出版业的鼎盛发展。我国古代的图书出版,最早是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后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草创,秦汉时期得以奠基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初兴,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宋辽金元时期发展壮大,明清时期最为兴盛。明清时期编撰出版的图书内容十分丰富,学科十分繁杂。当时图书编撰出版主要集中在官修书,翰林院作为图书编撰出版的官方负责机构,修书数量很多,可以说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明代最大的官修书是《永乐大典》,全书共有22877 卷,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乾隆年间所编撰的《四库全书》同样如此。明清时期图书编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是科技图书的编撰和出版。在图书编撰出版的技术方面,明清时期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印刷技术十分精湛,除了雕版印刷以外,还有木活字和铜活字印刷,专用的印刷字体得到广泛应用,甚至出现了彩色套印技术,在我国古代以及世界印刷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明清时期科技图书的编撰出版特点

明清时期,各类科技图书的编撰出版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以医学、农学、地理学等方面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对医学和农学的图书编撰出版特点进行阐述。

1.明清时期医学图书的编撰出版。我国古代医学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明清时期呈现出繁荣兴盛特点,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的医学在人体解剖学、外科学、传染病学、方剂学、本草学等方面实现突破性发展,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具有代表性,同时还有明代刘文泰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缪希雍编撰的《神农本草经疏》、李中立编撰的《本草原始》、陈嘉谟编撰的《本草蒙筌》、汪机编撰的《本草汇编》、王伦编撰的《本草集要》、宁鉴编撰的《食鉴本草》、卢和编撰的《食物本草》、兰茂编撰的《滇南本草》等,清代程履新编撰的《山居本草》、陈士铎编撰的《本草新编》、张璐编撰的《本草逢原》、张志聪编撰的《本草崇原》、朱昂编撰的《本草备要》、邹润安编撰的《本草注疏》、徐大椿编撰的《神农本草百种录》、赵学敏编撰的《本草纲目拾遗》等。在这些学者编撰的医学图书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历代医药物学的总结性著作,可以说是整个明清时期医学著作的最高成绩。明清时期医学图书的编撰出版主要呈现出集大成者的趋势。张景岳是明代具有“医学石柱”之称,《景岳全书》是集儿科、副科在一起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各科总结性医学著作,《类经附翼》、《类经图翼》、《类经》等也都是类经系列的总结性图书。明代学者张璐的《医通》、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楼英的《医学纲目》,清代学者吴谦的《医宗金鉴》都是明清时期比较大规模的医学集成著作。

《三字经》编撰思想述略 第6篇

一、明确的编辑宗旨———儒学思想统摄下的启蒙读本

《三字经》的出现应该与编撰者生活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南宋中晚期,一方面是集传统儒学之大成的理学兴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理学家们热衷于将理学思想贯注在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带来冲击。因此,《三字经》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正统思想,力图维护封建统治,一方面又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商品经济对传统儒家道德带来的冲击。编撰蒙书,将思想教育从儿童抓起,从而为世人垂范,为社会立教,大约是编撰者的初衷。另外,《三字经》的成书与南宋中晚期兴起的编撰蒙学教材的热潮有关。这一时期,私学空前繁荣,理学家们热衷于通过编撰蒙学教材推行自己有关伦理道德的教育主张。如朱熹编撰《童蒙须知》和《小学》,吕祖谦编撰《少仪外传》,吕本中编撰《童蒙训》等,应该都是将理学思想世俗化的一种实践。《三字经》的编撰也体现出鲜明的实用性,从其命名来看,编撰者显然希望此书可以作为一部经典,像儒家“六经”一样传播儒家正统思想。《三字经》体现了“‘蒙以养正’的编写理念”[1]。它融伦理道德、教育、历史、天文、地理知识于一炉,最终目的是“立人”。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一是注重君子人格的培养。《三字经》开篇直陈孟子“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与南宋理学思想强调思孟心性学说一致。钱穆认为,人与人相处之道的基础是处在善这一点上[2]36。以“性善”开篇,实言教育的前提在“善”,君子人格的起点是“善”,君子人格的养成需要后天的教育。孟母、窦燕山的教育就是在性善前提下的成功典范。编撰者认为孝悌是基本的做人之道,因而特别强调儒家伦理关系:“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强调儿童应该遵守的礼仪规范和儒家亲亲爱人的思想。编撰者强调道德人伦的重要性还见之于名物常识部分,认为这些常识是生活中必须知晓且掌握的知识,并提到了儒家的“五常”以及“十义”,对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所要知晓的人伦关系及对不同人伦关系所秉持的原则都作出了说明。

二是强调读书内容的先后次序和侧重点。在对儿童进行德育和智育方面的教育时,作者强调“凡训蒙,须讲究”,遵循的是“以德统智”、“德先智后”的顺序:孝悌为先,见闻为后;先通经,再诸子,最后读史。要求儿童的启蒙从“小学”开始,注重待人接物、应答进退的礼仪规范,然后是儒家“四书”“六经”(“五经”之外加上孝经),在这些熟知后才是对中国历史变化沿革的学习。这种排列次序与传统儒家“经为各学之权衡,史为经之羽翼,子为经之流裔,集为经之鼓吹”的认识是一致的。另外,编撰者对中国历史同样显示了以儒学为指导的历史观,以周室东迁为分水岭,此后“王纲堕”,从而导致天下纷争。

三是对事功境界的追求。编撰者在全书最后部分提出了儿童通过学习磨练从而达到“上致君,下泽民”的事功境界,这是全书编撰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说,编撰者用大量篇幅谈修身,谈为人处世之道,谈勤学苦练,其最终的“立人”目的仍然是儒家理想的事功境界———“治国平天下”。

总之,《三字经》编撰者的编撰宗旨就是写一本儿童启蒙教育的书,借此传播儒家思想,可谓将儒学教育“从娃娃抓起”。

二、精准的读者群定位——儿童

《三字经》的读者群是儿童,为儿童编一部启蒙书是编撰者的初衷。这种精准的定位意识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显然,《三字经》的编撰者注意到儿童接受心理和审美情趣诸方面的特点,在编撰时通过对出版物的体例、内容、形式的调整来适应和满足儿童的特点,从而达到传播的效果。

一是在内容次序上精心安排。国学大师章太炎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3]《三字经》虽然没有分章分节,但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开篇先谈学习的重要性,实际上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的问题即学习目的的问题,中间部分回答了学什么的问题即学习内容的问题,最后强调学习态度,实际上是回答怎么学的问题。作者首先提到教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启蒙教育对儿童成才的至关重要性。在德育和智育的教育上,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在知识的学习上,则分阶段提出读书内容和要求,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正如书中说“经子通,读诸史”。撇开作者传播儒学思想这一点,三字经在学习内容先后的安排上也是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比如开篇提到的礼仪孝悌这些养成教育,可以在孩子有基本认知能力时进行,而不用等到儿童六七岁时进行。在知识的学习上先识字后读经典,也是符合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的。

二是选材贴近儿童。在字词的选择上,没有生僻字,基本都是日常习见的字。在知识的介绍上,用简练的语言介绍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例如,在动物方面介绍“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在植物方面提到“稻粱菽,麦黍稷”“六谷”,因为这是人类所饲、所食的东西,且与儿童的生活密切相关。还有其他名物,如天地人、日月星、春夏秋冬、南北东西等,这些都是儿童日常生活中所必须知道而又常见的,很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三字经》用大量人物故事来传道说理。全书所涉及的人物有七十多位,每一个人物背后都有着精彩的故事。据统计,《三字经》总共载录了二十一个广为流传的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其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故事,其情节内容都与儿童有关甚至以儿童为故事的主角,易使儿童产生身份认同感,从而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是行文删繁就简,简而有法。例如对中华两千年历史的交代,编者利用简短精炼的语言浓缩成精华,或以朝代带出人物,或以人物带出朝代。其中的故事可在儿童诵读熟练后进一步详细讲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名物方面,作者采用了从一到十的数字计数法,用这种方法告诉孩子生活中应该知道的数字、三才、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等,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短短180 字,涵盖了算术、天文、地理、社会、人伦等知识。钱文忠认为:“在简单的数字序列中传达了丰富的人文思想,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小中见大平中见奇,循序渐进潜移默化。”[4]确为的评。

四是循循善诱的劝导方式。在这一方面,编撰者很重视语言的通俗性。尽管内容关涉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诸子典籍和中国历史,谈的是为人为学的大道理,编撰者却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一方面,运用大量的故事说理。例如在劝导儿童要勤学苦练时,作者列举苏老泉、梁灏、祖莹、李泌、蔡文姬、谢道韫、刘晏等人物的事例来加强说服力,从年龄的大小、男女性别等不同方面进行举例,举例后又及时加上劝勉的话加以强化。另一方面,以情动人,语气恳切。如文中“尔小生,宜立志”、“尔幼学,当效之”等语言,庄重中不失亲切,劝导中有殷殷勉励之情。

三、准确的语言定位———简单易诵

《三字经》传播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其语言形式。模拟《三字经》语言的读物,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足见《三字经》在语言形式上的魅力。

从语言形式来看。编撰者在语言的选择上应该是颇费推敲的。在此之前的蒙书,如《弟子职》、《千字文》《蒙求》均为四言,《急就篇》以七言为主而杂以三言、四言。而《三字经》通篇用三言。编撰者没有选用四言、五言、七言的形式,而是选择了三言的体式,这应该是针对儿童认知规律做出的审慎选择。从诗经的时代到汉魏六朝及唐宋,通篇用三言形式写作的诗歌基本没有,通篇运用三言这种形式应该是《三字经》的首创。三言句式三个音节一句,四言、五言、七言句式分别为四个、五个、七个音节一句,一句诗中的几个音节在意脉上是相连且有意义的。《三字经》三个音节一句,显然比四言、五言、七言简短明快,更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正如前代学者指出:“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5]

从声音节奏上看。四言句式节奏“二二”式,每顿两个音节;五言句式节奏是“二一二”或“二二一”式,每顿三个音节;七言句式节奏为“二二一二”或“二二二一”式,每句四顿。顿的划分既要考虑音节的整齐,又要兼顾意义的完整。一般而言,读四言诗觉得节奏比较呆板,五、七言则显得活泼,其奥妙也在于音节的组合上。而三言的形式可以是“一二”、“一一一”、“二一”式,每句两顿或三顿。即使是三顿也不妨碍儿童对意义的理解,因为每一顿只有一个音节。如“曰三才,天地人”句,就是“一二”、“一一一”式。如果顿的节奏单一,老是“一二”或“二一”,就会显得单一枯燥,不符合儿童活泼的天性。但如果顿的次数太多,则句子的意脉不容易连贯,对儿童的理解能力是个挑战,没有知识和阅历积淀的儿童在诵读时很容易将完整的意思割裂开来。

从叙述语言上看。一方面《三字经》虽然讲的是修身立人的大道理,却没有端起架子,空谈道理。另一方面注意贴近儿童的实际情况,其讲述方式多样化、生活化、情趣化。有讲述式,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句就是对“孟母三迁”这一故事最精炼而简洁的概括。有列举式,如“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句,信息量大,包含的人物及相关故事更多。有迁移类比式,如“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等,这类比喻撷取的是儿童习见的事物,用来勉励儿童向学,可将枯燥的道理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明白显豁。

从押韵上看。《三字经》继承中国古代蒙文押韵整齐的特点,通篇押韵。有时一韵到底,如“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这一段“时、仪、席、执、梨、知”均为偶句最后一字押韵,且押的是同韵。有时押韵错落或中间换韵,如从“人之初,性本善”至“教不严,师之惰”这一段,前面“善、远、迁、专”押同韵,中间“处、杼”押同韵,后面“方、扬”押同韵,“过、惰”押一个韵。押同韵在诵读时带来整齐划一的效果,而中间穿插的换韵则造成错落有致、生动活泼的效果。总之,三字一句,押韵上口,通俗易记。

从音调上看。一般而言,上声、去声、入声适宜表达劲挺急促的感情,平声适于表达平和的感情。笔者以陈彭年、丘雍等编《广韵》和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为依据,将《三字经》1116 个字标出平仄使用情况,发现平声字共589 个,占整个字数的一半多一点,无论从平字的比例还是从平字的分布看,长、高、轻、迟的平声字对全书语言格调的营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平仄字数的差别不是很大,整篇文字在诵读时显得声音跌宕错落,音调抑扬顿挫,变化多端,又不失和谐灵动;句末字的平仄是一句的关节点,《三字经》全文186 个对句中,以平字结尾的98 句,以仄字结尾的88 句,平字略多于仄字,由于平仄相间,交互使用,使全篇诵读起来显得既自然平顺又跳脱生动,具有韵律之美。据学者研究,六岁以前的儿童发音器官尚未成熟,四声中最容易发的是一声,其次才是其他三声。《三字经》通篇以平字为主,符合儿童的发音规律,也在某种程度上促发了儿童诵读的积极性。

从篇幅上看。《三字经》在篇幅长短的设置上也很有讲究。与中国古代其他启蒙读物一样,《三字经》避免篇幅冗长,字数控制在千字左右,可谓短小精悍。这使儿童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全篇内容,避免因篇幅冗长产生厌烦情绪,从而影响诵读积极性。

浅谈扑火战例评析材料的规范编撰 第7篇

1 扑火战例评析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科学、生动地再现森林火灾特点、扑救过程和深入剖析成功经验、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做好森林火灾防范工作和提高扑救森林火灾综合能力, 提供值得借鉴的典型案例。

2 做好扑火战例评析的基础工作

扑火前线指挥部的基础工作:全面掌握和记录火场范围、火线火头位置、火势强度、蔓延方向、植被类型和天气情况、火场地形地貌等环境信息;全面掌握和记录火场的前线指挥机构、火场兵力部署、扑救方案和措施、扑救进展等情况。

扑火值班调度的基础工作:将整个火场调度情况和扑救组织情况的综合信息进行整理和记录, 编制火场动态报告;保存扑火过程中所有相关各类介质的资料和数据。

建立火灾档案的基础工作:搜集整理扑火过程中的相关资料 (文字、表格、地图、照片、录音、录像等) 建立火灾档案。

3 编撰扑火战例评析材料的工作步骤

收集资料:扑火工作结束后, 立即收集归档相关的资料, 包括:文件、原始记录、领导批示、照片、录像、录音、火场标绘图、卫星云图、工作总结等。收集资料的范围包括:国家防火办、省市县防火办、森警部队、气象部门、航空护林部门和其他参战单位。

扑火总结:扑火工作结束后, 各部门、各参战单位应及时进行扑火工作总结, 开展本单位内部的评析工作, 并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扑火总结报告。

调查分析:《扑火战例评析》材料的撰写人员认真归纳整理收集到的相关资料, 必要时进行火场现地调查和走访有关当事人, 掌握客观真实情况, 按照“编写提纲”形成初步编写方案。

编撰文字稿:起草《扑火战例评析》文字稿的初稿, 经过初审、研讨、修改、正式审查等过程, 形成正式确定的文字稿。

编制演示稿:经过编排策划、制作调试等过程, 刻录成手动讲解和自动播放两种版本格式的多媒体演示课件光盘。

4 扑火战例评析材料的规范内容 (纸质文本与演示课件)

4.1 森林火灾案例综述

简要地综合概述森林火灾的基本情况和扑救工作概况,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

火灾基本情况:火灾发生时间、地点、起火原因;火场范围、受害森林面积、人员财产损失等情况。

扑救工作概况:扑火指挥机构、扑火力量、扑火物资和扑火费用等情况;简单描述主要扑救过程和采取的主要扑救措施。

4.2 森林火灾特点综合分析

简要描述和分析火灾发生的背景和火灾特点,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气象条件分析:火灾发生前的气候背景;火场当时的气象情况。

自然环境分析:火场当地和周围环境情况, 如地形地貌、交通、水系、植被、可燃物等自然情况及附近林场、村屯、居民点等社会情况。

林火行为分析:火场燃烧类型及火行为情况;火灾发生发展的主要过程或阶段。

森林火灾损失评估:火灾损失初步评估情况, 如林木、房屋、设施、林农牧产品等直接经济损失;物资设备消耗、支出扑火费用、人员伤亡费用、停工停业损失、环境资源损失等间接经济损失。

4.3 扑救森林火灾的组织指挥工作评析

在完成火灾情况调查和进行全面扑火工作总结的基础上, 结合火灾特点和主要扑救过程, 重点剖析和梳理出在预防和扑救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特点突出和有针对性。主要评析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预防工作评析:火源管理与预测预警情况的成败分析;基础设施条件、机具装备水平、专业队伍建设等综合能力评析。

扑救工作评析:火情监测报告与首次扑救情况的成败分析;预案的启动与实施情况的成败分析;扑火决策指挥与扑火力量组织情况的成败分析;扑火战术与扑救措施应用情况的成败分析。

5 建议

扑火战例评析需要进一步规范的内容建议如下:

5.1 附图和照片、卫星云图

附图应以火场态势图为主, 利用地理信息软件制作专题图, 底图采用1:25万或1:5万地形图, 简明、规范、符号化地标绘火场动态、兵力部署和扑火决策等信息。

照片、卫星云图应以突出火场特点为主, 利用图像处理软件标示有关信息, 附加简要说明。附图和照片、卫星云图以附件的形式编印在文本后面, 编号顺序应与文字稿中的标注一致。

5.2《扑火战例评析》材料的编撰形式

《扑火战例评析》材料的编撰形式分为以文字稿为主的纸质文本和用多媒体软件制作的演示课件。纸质文本采用Word文字处理软件编排并印制成册, 演示课件采用2007版本的Power Point、Flash等多媒体软件制作和刻录成自动播放的演示光盘。

演示课件的编制是在《扑火战例评析》文字稿内容的基础上, 提炼出重要内容, 文字表述应简明扼要, 以示意图为主, 用提示文字和图示符号配合解说词 (讲解者) 进行战例评析。

尽量采用软件的动画功能表现重要的扑火决策, 演示效果做到简洁直观, 录像要选取重要和特点突出的片断, 配音解说必须与相应的演示内容一致和播放速度同步, 自动播放时长控制在30分钟以内。

5.3 开展扑火战例评析工作的必要保障

人员保障:逐级培训专职或兼职业务人员, 具备一定综合素质。

物资保障:配备前指装备、计算机及配套的软硬件设备等。

经费保障:差旅费、资料材料费、印刷费、制作费、补助费等。

摘要：根据国家防火办关于开展扑火战例评析工作的有关要求, 每年都要组织对典型扑火战例进行评析的工作, 本文在说明扑火战例评析的目的和意义、组织材料的基础工作、步骤, 内容等规范编撰。为了指导各地开展好这项工作, 建议增加附图和照片、卫星云图的标注、文本编辑格式、人员经费保障等, 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扑火战例工作。

论医科留学生的医学汉语教材编撰 第8篇

就目前情况看, 学生对医学汉语课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一些已经实习的学生, 甚至要求重修医学汉语。但作为一门新开课程, 教师们并无太多经验。特别是没有相关教材, 使得教师只能用医学英语教材来准备一些讲义应付上课, 这就影响到课程的教学质量。在这样的背景下, 医学汉语教材编写就显得非常必要。2008年, 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十余所开设医学汉语课程的院校联合编写了国内首部教材《医学汉语实习篇》, 作为整个编写工作的参与者和副主编, 其间很多经验对于医学汉语教材的长远建设不无裨益。

1 医学汉语教材的使用对象

医学汉语教材所针对的对象应该是有一定汉语基础的留学生。陈贤纯说:“学会’有两个层次。第一是掌握基本句型和2, 000个左右常用词, 能够初步进行日常生活会话。第二是掌握5, 000个左右常用词, 能够比较熟练地听懂和读懂一般内容的汉语, 能够写800字左右的短文[1]”。这样看来, 这本教材的学习者应该是经过一年左右学习, 至少达到了第一个“学会”层次, 其汉语水平考试 (HSK) 成绩在3级以上的学生。但考虑到目前以南亚为主的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实际水平, 这里的“一定”, 主要是指接受过2-3个学期正规汉语训练的留学生。这些学生的实际汉语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其中既有汉语水平在HSK3级以上者, 也有只掌握少量词汇和常用会话的水平低下者。但学习这本教材, 至少也应具有1, 000个左右的词汇量, 知道基本的句型格式, 否则将无法进行专用汉语的学习。

2 医学汉语教材编写原则

强调针对性。近10年来, 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的种类大约已有548种[2], 但大部分都是通用教材, 对学习者的需要分析得不够是这些教材的共同缺点。教材要让学习者“不仅能学, 而且能学会”, 则理清他们的学习需求至为重要。对于医科留学生而言, 他们学习医学汉语的目的就是为几年后的医学见习和实习做语言准备。所以, 为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普通汉语的语法和语用知识不应是这类教材的重点。即便是与医学相关的语言内容也应凸显住院部的语用, 因为学生的实习将会主要被安排在住院部, 他们与病人的接触也更多发生在住院部的各个科室。

注重交际性。医学汉语教材应以培养学生在医院中与医生和病人的语言交际能力为目的。因而, 从课文的编写、注释的添加、练习的设计到附录的增补, 都应以培养使用者的言语交际能力为目的。以功能为纲和以词汇扩展为目标, 是教材编写的内在纲目。从某种意义上讲, 医学汉语教材在扩展词汇上有点类似著名的中级普通汉语教材《桥梁》, 但又不像《桥梁》那般注重普通汉语语法、语用的教学。

注重效率性、实用性。由于专业限制, 医科留学生学习汉语和医学汉语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因而医学汉语教材在容量上, 不能片面依靠增加学习内容, 投入学习时间, 来粗放地获得教学效果。教材要通过典型课文、练习的集中教学, 完成教学目标。同时要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充词汇, 以供学生课外查阅, 甚至在实习期间也能发挥出词汇手册的部分作用。但对于副课文的添加要比较谨慎, 因为专业性比较强的文章, 学生在课外自学比较困难。添加副课文不能起到将课内、外连成体系的作用。

注重医学性原则。除了生词主要以医学词汇构成外, 医学性原则还应该体现在教材体系的架构之中。在课文的布局上, 应该以医院住院部各部门的划分来安排课文, 大的部门安排2-3种常见疾病, 小的部门安排1-2种。在病种的选择上应该反复听取相关医学专家的意见, 认真统计他们对临床实习生的语言要求, 可以由专家提供用于语言加工的课文之原始文本。如果条件允许、经费充足的话, 可以考虑去医院实地统计临床对话的基本模型和相关词汇的使用频率。

3 教材的内容构成

3.1 词汇的选择是医学汉语教材编撰的关键

好的语言教材, 词汇的选择和词汇量的控制是教材编写过程中最为费时费力的部分。一般汉语教材的编写主要是依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而医学汉语因为对专业词汇的偏重而不以《大纲》为限制。“专用汉语不仅跟通用汉语有区别, 而且难度比较大。”这就决定了医学汉语教材的大部分生词都是以医学词汇为主的超纲词, 这是教材实用性的体现。因为对于在医院见习和实习的留学生来说, 这些使用频率极高、对他们来说超纲的词汇正是应该掌握的基本语言要素。也正是由于教材的大部分生词应该留给医学词汇, 课文的一般叙述性语言应该尽量使用简单的词汇。叙述性的词汇应该严格参照大纲, 控制在甲、乙级词的范围。一般而言, 甲级词不需要做生词处理而乙级词则要视情况适当列入生词。

专业词汇的选择需根据中国三甲医院住院部各个科室的纵向排列, 在各科室对常见疾病的表述中做文章。具体包括医院各科室的中文名称、常见疾病及其主要症状及体征的中文名称、常见药物、人体器官结构的中文表达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 每课的生词应该控制在18-25个之间, 太少或太多都不利于实际的教学。当然, 比较重要的, 如内、外、妇、儿科这样的科室可以多设几课, 对其常用的语汇加以表述。

重现率是词汇控制的重要手段, 保证重要词汇的重现率是功能教学法的基本精神。虽然学界还没有能够对医学汉语词汇做出使用频率上的等级划分, 但教材还是应该尽力在后面的课文中有目的地重复前面出现过的专业词汇。比如:剧痛、恶心、肿大、炎症、化脓这些使用频率极高的医学术语, 几乎在每课课文中都能出现, 以帮助学生有效掌握医学汉语对话的一般叙述形式。此外, 一些以前课文中出现的病种在后面的课文中也可适当复现, 比如《医学汉语实习篇》第二册第一课“您得的应该不是肿瘤”中就围绕诊断疝气, 帮病人排除对肿瘤的疑虑展开课文。第十二课“我得的是不是恶性肿瘤”中又描述确诊乳腺纤维瘤而排除恶性肿瘤的过程, 关于肿瘤诊断的专业词汇都得到了有效的重现。

3.2 课文的质量决定了教材的质量, 是整个教材编写的重中之重

虽然杨寄洲先生强调“初级汉语教材应该以语法结构为主线”[3], 但是考虑到实用性, 严格意义上仍然属于初级汉语的医学汉语教材还是选择了以交际功能为纲。这也符合《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 (短期强化) 所提倡的任务式教学模式的基本精神。

编写功能大纲是必要的步骤, 大致上教材应考虑到划分学生与医生对话、与病人对话、阅读各种检查报告、阅读和撰写病历这样几个基本功能项目, 并且将这些横向划分的功能项目按照医院的科室和病种在纵向上细化为更多的功能子项。在功能的划分上要有别于普通汉语教材, 重视医学的交际功能在课文中的落实。诸如询问病人病情、向医生汇报病情、与医生讨论疾病的诊断、安慰病人等医院特有的交际功能要充分征求医学专家的意见, 体现医疗行业的表述传统。

课文的形式可以考虑以对话为重, 成段表达并重。对话比较适合初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 当然也符合实习中面临的实际语境。课文对话应该由数位留学生充任, 一般应有固定的2-4位贯穿整个教材以形成连贯性, 另有不固定的医生、病人、病人家属等穿插在对话中。对话的内容主要涉及医患交流沟通、医生之间的交流、实习生之间的讨论等。询问回答、评论同意、道歉宽慰、建议同意、介绍致意/介绍、要求 (请求) 接受/拒绝、提供接受/谢绝、指责责备[4], 这些功能类型都可以在对话的课文中得到体现。

成段表达作为叙述体文本, 难度上稍大于对话体, 与对话体的文本一起形成了课文的难度梯次。当然, 医学汉语教材需要安排成段表达的内容, 主要是考虑到实习生向病人转述诊断, 阅读或撰写病历这一类实际的表达需要。至于病历的表述和撰写, 教材应该提供规范的范文。

3.3 医学汉语教材的练习应重视听、说、写的训练, 尤以听说为重

近年来, 大题量的练习成为各类教材的编写趋势, “提供足量的练习对于学生把汉语知识转化为汉语的表达技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5]。根据以往的经验, 课文、生词等课堂教学时间与课后练习学时的比例要基本相同。因此练习的编写是医学汉语教材非常重要的一环。教材应提供记忆操练性、理解性、交际性三种不同类型的练习, 并且兼顾教学内容和心理认知的次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排列, 从而起到巩固教学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的作用。操练性训练所获得的对语言材料的记忆是前提和基础, 大量的操练性练习应经由理解性练习最终被引入交际性练习。交际性练习是对言语交际能力的直接培养, 也是为学生的实际交际活动作准备。

当然, 医学汉语教材练习的编写, 最重要的是紧扣医学这样一个要点。扩展词汇的听读是语言教材最常见的操练性练习, 应该安排医学词汇的重现。比如:腹痛、肚子痛、腰背痛、压痛、剧痛、疼痛、触痛、止痛、止痛药这些关于“痛”的不同表述都可以放在此类练习中加以强化。替换与扩展是介于机械与理解之间的常用练习形式, 一些简短的交流程式可籍由这种练习在学生的印象中得到加强。比如:我判断这个患者得了急性阑尾炎、糖尿病、支气管扩张、胰腺炎、急性肠胃炎。你的精神、身体、恢复情况、尿量怎么样?这类短句是语言交流的基本单位, 通过替换联系可以有效加强学生对基本交流能力的把握。

交际性的练习应当鼓励学生进行语言实践, 两人一组完成对话并互相问答, 情景交流或看图说话都是很好的形式。这些练习的设计要紧紧围绕医院中真实的交际场景展开, 比如实习生与医生对话, 就各项检查结果讨论对病情的诊断;实习生之间交换对于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法的看法等。这些形式可以有效地将课堂教学内容最大程度上转化为真实的交际能力, 起到沟通课堂与交际实践的窗口作用, 在练习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 在教材的编写中应予以更多的重视。

3.4 医学汉语教材的注释是对课文中出现的难点的解释与说明

教材注释的重点应该放在诸如“主诉”、“收治”之类的医用短语和“拉肚子”、“打嗝”之类的医学术语的口头化表达上, 主要包括语法难点、常用短语、句式和专业术语的解释。这些是学生将在实习中经常使用和接触的语言形式, 此外专业术语的说明也极为重要。注释应该附有英文翻译, 以便学生的理解。附录可以用于补充常用的专业词汇, 比如围绕讨论胃出血课文, 附录可以追加“消化性胃溃疡”、“顽固性胃溃疡”、“胃镜检查”、“甲氰咪胍”、“雷尼替丁”等相关词汇。

医学汉语教材的编撰才刚刚起步, 对于教材编写理论的深入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有一条基本经验是可以肯定的, 那便是教材的编写应该以交际性和实用性为核心, 培养学生在专业语境中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正如朱迪斯赫利所说:“语言的首要目的是交流, 这就是说, 不同于一般的理解, 掌握一门语言, 并非必须获得达到母语程度的发音或语法。语言理论中所谓的交际能力远比好的口音和完美架构的句子重要”[6]。这应该是医学汉语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基于这一思路, 随着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 相信我国医学汉语教材的编写水平会不断提高。

摘要：医学汉语教材的编写应从医科留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 紧扣医院住院部语境背景下的交际性原则, 从词汇的选择、课文的编撰、练习的编写、注释与附录的添加等方面突出医学实用性的特点。

关键词：医科留学生教育,医学汉语教材

参考文献

[1]陈贤纯.强化教学:提高效率之路——《汉语强化教程》的编写与实验[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 (6) :48.

[2]朱志平.1998-2008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5) :131.

[3]杨寄洲.编写初级汉语教材的几个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 (4) :52.

[4]关颖.从陌生人之间会话的开头语看对外汉语教材会话的编写[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6 (3) :28.

[5]周健.对汉语教材练习设计的考察与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4 (4) :68.

浅论历史普及读物的编撰与出版 第9篇

【关键词】历史普及读物;编撰与出版;研究

【作者单位】巴亦君，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NJSY13034。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推动，历史文化亦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历史普及读物是传播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历史普及读物具有内容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等特点。一本优秀的历史普及读物既可以传播优秀的历史文化知识，还可以明心、启智、励志。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普及读物的编辑和出版始终是出版界和大众较为关注的话题。

一、历史普及读物编撰与出版的现状

1.数量和种类繁多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璀璨的历史文化，这为历史读物编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近年来，各种“史味”浓郁的历史普及读物层出不穷，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如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文化讲座类节目的热播，催生了一大批明星学者，也催生了众多历史普及读物，其中《于丹<论语>心得》、易中天的《品三国》等都畅销一时。

2.作者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历史普及读物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少，并且绝大多数历史读物的撰述者都有历史学专业背景，许多人还是历史专业的专家和学者。这时的历史读物，尤其是历史普及读物专业性很强。互联网普及后，非专业历史工作者涉及历史普及读物编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历史普及读物作者群不断发展壮大。有的作家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极具特色、可读性很强的历史读物，如网络写手“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就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但是，也有一些作者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和责任意识，在历史读物写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历史常识性错误较多等。

二、历史普及读物编撰与出版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足，监管乏力

历史普及读物是传播历史文化的载体，它可以增强一个国家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促使人们以史为鉴，规避人生错误方向。此外，历史普及读物亦是国外友人了解中华历史的窗口。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受利益驱使，许多写手、作家和出版社就走上了“编造”历史、哗众取宠的道路，许多作者根本就是打着历史的幌子去挣钱，根本看不到历史普及读物在历史文化传播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在这种不尊重历史、唯利是图思想的驱使下，历史读物编辑和出版只能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监管乏力是造成历史普及读物出版市场混乱无序的主要原因。例如，我国至今尚未有真正关于历史普及读物出版的管理制度出台;受资金、人手和传统管理体制影响，文化主管部门在出版审核制度落实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出版管理乏力。

2.选题和内容重复，质量参差不齐

当前，我国普及类历史读物在选题和内容上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选题和内容通俗化，以常识性、浅层次的知识为主的历史普及读物较多;其次，指导型、大全型读物较多，对于作者来说，这类作品的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创新，只要在既定规模、框架内填充内容即可。因此，这类作品在选题和内容上的重复率也较高。

在文化产业化背景下，历史文化传播更趋向于娱乐化。许多写手、作家为了迎合读者口味，在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中也走上了戏说、揭秘和猎奇的娱乐化道路。这些靠猎奇、杜撰历史来吸引读者的作品，内容浅薄，思想低俗，不但拉低了历史普及读物的整体质量，还误导了读者。

3.优秀作家数量极少

网上写作使作家出版门槛越来越低，用著名作家毕飞宇的话说，就是网络文学出现之后，文学开始被严重注水。此言不假，历史普及读物的读者大多是一些非历史学术研究者，他们对历史读物的要求也较低。那些历史读物撰述者，无论是虚构历史，以论代史，还是解读历史，只要言之有据，都会拥有自己的读者。因此，许多文学青年都乐意从历史入手去挣得步入文坛的第一桶金。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越来越多的想要一举成名的年轻人加入了文学创作的队伍，历史读物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新奇，但是真正有情怀、观点正和写作技巧高超的历史类作家和高水准的历史普及读物却很少[2]。

三、历史普及读物编撰与出版发展建议

1.加强行业规范与管理，提高历史认识

历史普及读物的大量出现，尤其是精品力作的不断涌现，传播了优秀的历史文化，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历史普及读物编辑出版存在着内容低俗、质量低劣等问题。为了繁荣社会主义出版市场，推动历史读物编辑出版的健康发展，政府有关部门要将历史读物出版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完善图书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与管理，将历史普及读物纳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文化管理部门则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出版奖励机制，围绕历史普及工作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历史普及读物的研究和撰写，对优秀历史读物进行嘉奖并大力推广;建立有效的出版和图书监督渠道，通过报刊点评、群众选票等途径对一些内容低俗的历史读物提出批评，以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出版行业和出版单位则要在政府监管下提高认识，完善行业、单位出版规范细则，加强行业自律，并在历史读物出版时做好市场调查，认真倾听读者建议，以做好图书出版工作。

2.开展市场净化活动

历史普及读物在历史知识普及、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普及不等于媚俗，历史读物可以用通俗的文字来讲述历史，但是不能以媚俗的态度和恶俗的故事来败坏公众的阅读品味。针对当前我国历史读物出版市场鱼龙混杂、不健康读物大量出现等问题，净化历史读物出版市场势在必行。因此，文化行政部门要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出版市场净化活动，对历史图书、电子、网络出版物和影视市场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整治一些违法违规的出版单位和个人，净化出版源头。城管、文化、公安和工商部门应齐心协力，重拳出击，对非法经营、销售不健康图书的摊点进行清除，收缴非法书籍，严格控制书源，堵塞不健康读物的流通渠道，对那些宣扬不健康观点的盗版读物作者进行批评通报，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文化、宣传和科技部门则要携起手来，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等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指导活动，开展优秀历史读物、作品评选活动，做好优秀历史读物的宣传推广工作，以提高群众的分辨能力和文化责任意识。

3.重视编辑出版人员培养和管理

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付出和努力。要想彻底解决历史普及读物品位不高、思想庸俗等问题，出版单位首先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引进一批既精通历史文化，又视野开阔、思想敏锐的高水平编辑队伍，以满足历史读物出版创新需求;其次，出版单位还要与高校、社会培训机构携手，加强编辑出版专业建设，加大专业编辑人才培训力度，如出版社可借助定期组织培训、社会机构短期培训、专家讲座、高校进修等形式，对编辑人员进行培训，要求编辑人员树立学习、责任理念，以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技术能力和思想水平，打造学习型集体[3];再次，出版单位要结合图书出版实际制定完善的编辑出版流程和考评体系，优化内部编辑人员配置，同时借助完善的内部考核和激励管理机制，对内部人员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评结果与编辑薪酬待遇、福利结合起来，使他们切实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不断完善自己，以实现人才优化管理目标。在历史类读物尤其是历史普及读物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单位要尽可能安排具有较强专业背景的编辑人员参与、负责编辑工作，要求编辑人员客观认识历史读物的真实性、严谨性，要求他们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进行选题策划，加强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联系与沟通，做好历史信息查证、核实工作，以提高历史普及读物的质量。

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外文化交流融合持续深入的当下，继承与传播历史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历史普及读物在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出版行业监管力度，出版单位则要转变发展思路，加快人才培养和体制创新，以编创出更多优秀的、深受读者欢迎的历史文化读物，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1]介子平. 古籍出版的困局与破解[J]. 编辑之友，2010（08）：10-23.

[2]盛亚军.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察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以《三国史话》、《二千年间》和《大丈夫》为例[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01）：76-80.

[3]谢清风. 历史科普亟待开发[J]. 观察思考，2001（04）：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