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范文

女性主义批评范文（精选12篇）

女性主义批评 第1篇

生态女性主义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斯娃·德·奥波妮在1974年最先提出来的, 呼吁女性在生态运动中起主导作用, 挽救环境危机, 建立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新型关系, 在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正式成为一种文学思潮, 产生重大的影响力。此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卡洛琳·麦茜特、英内斯特拉·金、瓦尔·普鲁姆德、卡伦·华伦、苏珊·格里芬等。

2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来源

生态女性主义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和生态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 是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

女性主义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但总体来说, “女性主义是为消除性别歧视, 以结束对妇女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 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长久以来, 女性生活在男性构建的社会里, 没有话语权, 女性形象被扭曲, 女性书写权受到压制, 一直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下, 没有自主权, 没有选择权, 没有自由的思想。女性群体意识到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待遇, 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 进行了漫长的斗争, 发起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 涌现了多个女性主义派别, 比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女性主义等。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支流, 兴起于70年代, 盛行于90年代, 标志着女性主义步入一个新阶段。同时, 工业革命以后, 科学和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些成果造福了人类自身的利益, 却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逐渐恶化, 人类不得不寻求解决这种困境的出路, 因此掀起了一场保护环境的运动, 生态主义思想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两性失衡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中, 生态女性主义应运而生。

3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文学思想。作为运动来讲, 它关注的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以及在父权制社会女性遭到的不公平待遇, 作为文学思想, 它以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去评判文学作品以及作家。

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探讨被压迫的女性和被剥削的自然之间的关系, 女性是男性压迫的对象, 自然是人类剥削的对象, 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代表卡伦·沃伦从历史、宗教、精神、认识论等10个方面分析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 卡洛琳·麦茜特经过阐释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详尽地展示了存在于社会中的人与自然, 人与人关系中的压迫性概念结构。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开创了对二元论的批判, 认为二元对立是所有压迫关系的根源, 依据二元论, 那些在历史上被定为“精神”、“理性”、“男性”的事物都被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比如理性和感性, 男性和女性, 人类和自然, 前者总是优越于后者, 它合法化了各种不平等的关系, 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和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拥有共同的根源。卡伦·沃伦就认为对女性的束缚和对自然的操纵是由父权制世界观引起的, 而这种观念框架有三个主要特征:二元论、价值等级制和统治的逻辑。其次, 生态女性主义的涵盖范围是很广的, 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环境伦理学等。此批评理论不仅聚焦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问题, 也延展到种族问题、阶级压迫等, 英内斯特拉·金提到女性主义、生态学、种族运动以及土著人民的生存问题是内部相互关联的, 这些斗争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同时进行。生态女性主义的世界观是消除整个等级体系, 这个等级体系不仅包含性别上的不平等, 还有穷人与富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的不对等, 实质是囊括了所有的等级地位关系, 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主义, 所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多元化的理论。

4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派别

生态女性主义可分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探索女性和自然受迫害的文化源头, 女性象征自然、情感方面的东西, 是大自然的代言人, 男性贬低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近关系, 呼吁女性从男性文化中挣脱出来, 建立崭新的女性文化, 苏珊·格里芬主张女性与自然相互交融的, 女性就是自然, 女性是了解自然的自然, 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从精神层面探讨女性心理和生态意识的关系, 在社会模式中, 女性承担的养育的义务与自然有密切的联系, 两者在创造万物与孕育生命以及自然循环与生理现象方面类似, 应当开辟大自然的空间, 实行以大地为基础的精神信仰, 其代表人斯塔霍克说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体验来了解人与自然的同一性, 男性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父权制的经济发展体制中, 女性与自然相互关联, 政治经济原因是二者受压制的根源, 因此要以生态规则来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 建立和谐的自然与社会, 卡洛琳·麦茜特是这一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从哲学的视角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双重压迫关系, 提出人的活动受到观念控制的观点, 性别不平等与生态问题根本在于父权制的世界观, 倡导建立一种不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崭新关系框架, 代表人物有卡伦·华伦、查伦·斯普瑞特耐克等。

5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在美国大学里,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 他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随后, 它逐渐进入到其它院系, 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习, 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 关于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分流的必然性。帕特里克·墨菲认为对自然与女性的关系的探讨推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出现。环境运动不但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内容, 而且也改变了文学研究, 生态女性主义学思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与此同时,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也要靠形象的文学语言来表述。“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 对于环境保护和女性解放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从社会的长远利益方面讲,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人类找到解决环境危机的生态哲学, 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环保是当代重要的主题, 生态女性主义从诞生之日就和这两个主题密不可分, 它反对殖民主义、种族迫害、阶级压迫以及地位等级制等一切不平等的关系, 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氛围, 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从整体立场出发, 把世界看作是相互关联的体系, 有不同之处, 但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别, 人类和自然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 对大自然的破坏也会危机到人类的生存。因此人类与自然要和谐共生, 允许多元化的存在,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蕴含着生态审美价值。

6 小结

与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相比, 生态女性主义最大的特色是将自然纳入视野, 把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女性和自然一样, 都孕育了生命。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是瓦解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创建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使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能平等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Deborah, L.Madsen[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luto Press, 2006.

[2]Greg Garrard.Ecocriticism[M].Abingdon:Routledge, 2004.

[3]李银河.女性主义[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4]卢凤平.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与文学批评[D].广西师范学院, 2006.

女性主义批评 第2篇

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其他流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其鲜明的理论特征独占鳌头。女性主义动摇了长久以来人们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思想观念，其震撼和冲击不言而喻女性主义强调的是性别意识，这是有别于传统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向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发出了挑战，不仅打破了男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而且为女性批评话语与男性批评话语平等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得以使两性共同发展。女性主义文学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要求重新评价文学发展的历史，重新解读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重构女性主义文学，发掘被埋没或被遗弃的女性作家作品，填补女性文化的缺失，探讨女性主义文学追求美学的权力，倡导一种具有女性自觉性的阅读。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所强调的性别意识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几乎同一时期，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兴起。1929年英国批评家伍尔芙发表的《自己的一间尾》，极大地谴责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并掌控着整个社会，主张女性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应该依赖男人。伍尔芙号召女性一定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不要满足于被控制的命运，要学会独立思考自己的未来。1949年，法国作家波伏娃发表的《第二性》认为整个西方社会都是由男性控制的，女性只是附属于男性起到陪衬的作用，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解构这种男权统治，使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存在。在生活中，女人的地位原本是与男人平等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却和这种意愿完全不同。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男权意识始终普遍存在于社会中，即男性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被男性视为“他者”，并完全被男性推到整个文学世界中心之外。这种思想在多数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女性主义文论主要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和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组成，其中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更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60年代前有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及其《自己的一间屋》、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及其《女性的奥秘》;60年代有凯特・米莱特(KateMillett)及其《性政治》、玛丽，艾尔曼(MaryEllmann)及其《思考妇女》，等等，均为一时之选;柯妮隆(SauanKopplelmenCor―nillon)编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女性主义角度》汇聚了21位作者的女性批评;70年代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有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及其《她们自己的文学》《女性主义诗学初探》和《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判》、莉莲・罗宾逊(LillinanRob―inson)的《性、阶级和文化》、斯帕克斯(PatriciaMeyerSpacks)及其《妇女的形象》、莫娥斯(EllenMoers)及其《文学妇女》等;80年代及90年代的代表作有巴雷特(MicheleBarrett)的《今日妇女的受压迫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性分析中的几个问题》、安妮特・克洛德妮(AnnetteKolodney)的《跳舞过雷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看法》、澳大利亚鲁思文(K。K。Ruthven)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引论》、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被辱的克拉丽莎》，等等;还有大量华裔、亚裔、非裔女性批评家写的女性主义论着，不胜枚举。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点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重视文本批评，具有后现代性。肖瓦尔特曾说：“英国女性主义批判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强调压迫”，而“美国女性主义批判基本是文本分析的，它强调表达”，美国批评更重视对欧洲文化中心和白人中心的反抗。女性主义批评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支持并促进社会政治进步，希望出现比较完善的社会政治，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它承担着为所有妇女说话的责任和义务，肩负着解放妇女命运、思考妇女前途的使命，从事着从女性角度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探索与研究的批评活动。无论是身居贵族的伍尔芙和克丽斯蒂娃，还是为黑人女性文学争取权力与话语权的肖瓦尔特和史密斯;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批判家，在女性主义文化诗学批评面前，都竭尽全力地敞开自己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长期以来，女性始终受到男权制度的排挤、压迫与统治。女性的这种状态确立了男性的主体地位，她们是男人的财产，隶属于男人，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和理想。男性控制着整个社会，确立了女性的社会价值，颠覆了女性的形象，而女人只有服从。在这种情形下，男权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让人类相信只有男人才是世界的主宰，她们为了男性而存在，为了男性而服务，为了男性而思考。男性不仅尽情地享受着他们获得的荣耀和喜悦，施展着他们的特殊威力，而且无限制地支配着女性。因此，这种思想状态主要从传统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中充分地得以体现。

传统的西方文学的创作模式都是以传统的男权思想为主流，因此，一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关注点与切入点的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或者是美丽、可爱、善良的“仙女”，或者是丑陋、邪恶、自私的“恶魔”。男性作家仅仅从女性的外表和道德层面去描绘，不能够全面地从各个角度展示女性的气质与追求。很多男性作家都喜欢刻画女性在天使的外表下面所隐藏起来的阴暗的一面，在美丽的包装下表现其虚伪、丑恶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男性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权力的表现。无论在古典还是基督教的文明里，女性无时无刻不受到男性的压迫与歧视。

批评的“生态主义”者 第3篇

一、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与作为立场的土地哲学

作为70后批评家的一员，张丽军拥有70年代人相对复杂的生活阅历和社会体验。这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成长初期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生存体验，与成长后遭逢的市场化转型及其城市生活体验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对照。在两段历史的错综纠葛和复杂关联中，通过对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中的连续性和断裂之处持续深入的反思，通过对当下文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的思考和分析，一种富有生态主义意味的文学批评观渐渐成形。

与同龄批评从业者相比，如果说很多人更容易被花样翻新的西方文学形态和理论流派吸引，张丽军的批评话语则呈现出对自己所依存的生存语境有更多的自觉体认。古老的乡土中国在懵懂和阵痛中进入现代以来，既充满苦痛与挣扎，也给20世纪中国历史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动力 。从农村走出，对农村生活中痛苦和欢欣的铭记，对农民品性中质朴、善良、坚韧与愚昧、保守与短视等等因素复杂并存的体验，使张丽军对农村的记忆鲜活而具体；而对诸多优秀文学资源的接受和理解，对现代历史复杂内涵的认知，对知识自身生产属性的体味，又使得他对文学中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反思更加客观而深入。当作为土地和农民之子的张丽军与批评家张丽军相遇，其对现当代文学中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看起来与其说是文学史知识问题的演绎，不如说更是从乡土中国的古老土地上顽强生长出来的思想和经验表达。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对农民形象的种种想象，张丽军并没有轻易接收，而是从自己的农村经验出发，立足乡土中国内在的现代性进程，对每一种想象及其衍生的知识生产条分缕析。无论是启蒙视域中的想象、文化人类学的想象、救亡视域中的想象、阶级的想象还是革命的想象，都不再是想当然的农民和农村空间的自然形象，而是被作为多种有着特殊立场和目的的知识生产纳入到整体的社会生产和转型过程当中，与论者思考当下乡土农村与现代社会转型之关联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由此，每一种曾经出现的对乡土和农民的想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标签化的命运，从而呈现出更为本然的复杂性。比如，在鲁迅“国民性改造”视域中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压抑的乡村空间之外，《社戏》这样的“另类”想象的意义也被凸显出来，“《社戏》与以往的揭示‘中国病人’病因的‘国民性改造’系列小说成鲜明对比，是鲁迅对西方现代性思想认知图示的突破，成为鲁迅想象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的另外一个重要精神向度。”更重要的，“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社戏》所描绘的物质简单、人际和谐、精神富足的乡土空间对新世纪新农村建设和当代乡土文学的启示意义。”又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其“文化人类学视域的延续和深化”，却也“提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野百合花”问题，既要看到“野百合花”对农民主体精神呼唤的恒久价值，又要意识到“在革命时期，……对农民自主性和主体精神的倡导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革命的凝聚力，分散了农民进行阶级革命斗争的注意力……”。

正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农民形象的多重内涵的体认，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文学观和对新乡村政治生态的审美思考就格外为张丽军所看重。无疑，与众多乡土中国书写相比，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从多个层面与乡村和农民实现了有效的接合。这一方面是因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写作已经不仅仅是作家个体的文学想象，而以对解放区新农村政治与文化力量错综复杂关系和农民心理的洞察为基础，直接参与到新乡村政治生态的建构和农民改造与自我改造的进程中；另外一方面，“特别让人称道的是，赵树理在深刻地把握了中国农民心理的同时，还能够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阅读结构、农民的思维模式把它讲述出来。因此，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地地道道的为农民、说农民、演农民的农民文学……”。在我看来，也正是在对赵树理的认同和激赏中，张丽军自身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逐渐上升为一种文化自觉和知识自觉，虽然在赵树理之外，其他经典作家对乡土中国的审美关照也成为张丽军反身关照乡村的重要资源，但赵树理的农民文学方式和写作目的显然更与他的体验相契合。由此，能否有效贴近农民，能否有效揭示乡土社会中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缠绕，能否为农民主体的觉醒和农村社会生态的健康发展提供文化力量的支撑和积极引领，最重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俯瞰和审视，而是自下而上的体味和把握，为具体而鲜活的乡村日常世界那恒久而坚韧的生长性赋形，成为用以度量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标准。

谈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第4篇

在很多西方国家种族歧视都很严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黑人也在为自己的公平的权利在不停地作斗争, 诺贝尔文学奖还因此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其中在美国的种族斗争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金,他为美国黑人的人权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下主要来讨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演变。

1.1美国黑人在种族主义下的反抗斗争

自从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运送到美国境内,美国的种族主义就在美国大地上开始泛滥,最严重的时候黑人在美国根本没有生活的自由,大多数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奴隶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黑人,而且不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的公平交易过程中黑人都没有自己应有的权利,甚至是刚出生的小孩都要受到白人的歧视,这在美国黑人的发展历史中是他们最不愿提起的黑暗历史,直到后来的内战爆发,国家为了自己的发展需求废除了奴隶制,这是黑人为自己的权利做出的最重要的反抗斗争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斗争。

1.2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

美国女性主义的歧视是继美国黑人种族歧视之后的另外一种歧视,也正是这种歧视的出现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最好的发展素材。具体地来说美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经历了从发展和兴起到最后衰败的过程。一开始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激发了一些文人想要表达对社会上这些不公平、不平等事情的控诉,简而言之就是美国当时的现状激发了文学上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创作和发展,随着这些不平等矛盾的不断深化,这种文学创造的热潮也随之而来,最后民族平等,美国民众和政府积极消除这种不平等,这样的文学素材便没有了基础的现实依据,自然就开始走向衰败,最终消失在美国的文学作品中,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当时的美国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创作确实为当代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美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依据。

2、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形象的演变

2.1早期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在早期的文学著作和作品中的美国黑人女性形象大都数都是 :对于现实的不满、对于现实的控诉,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数都是以真实的美国女性的真实生活为基础背景来描述的,因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前后才在美国出现的,当时的美国黑人女性大多数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和大众的歧视给这些女性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她们需要有人站出来帮他们控诉她们心目中这个黑暗的世界,她们也需要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注意,告诉社会只有平等的社会才是她们的理想世界和理想的王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美国后来的人权斗争做出了基础的准备工作。

2.2二战前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二战前后的美国黑人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早期的美国黑人女性生活条件好一点,这个时期的女性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独立和权力做斗争,已经属于是正发展的阶段,这样的女权运动当时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激发了美国黑人女性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意识,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也大都是爱憎分明和目标明确的形象,她们为了自己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奋勇和社会、和白人、和政府抗争,为了争取自己和白人同样的尊重和待遇而不惜付出生命般的代价, 尤其是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对女性的心理世界进行细腻的描述和表达,近乎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女性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的心理,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美国社会的残酷的种族歧视的现实对女性的压迫。

2.3当代文学作品中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当代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作品,在当代文学中主要描写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差别,表明了和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仍然遭受着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将白人女性的遭遇也创作进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并且加入了种族歧视的内容,尽管这个时候的美国主义文学作品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黑人女性的人权斗争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实际上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在,黑人女性仍然还遭受着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各种压迫和歧视,这在美国的历史上也酿成了很多的悲剧,但是也正是因此才激发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不断斗争和抗争,直到今天美国女性才算是得到了真正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待遇。

3、小结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在美国文学发展史,甚至是世界发展历史上都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依据,它生动而真实地向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展现了当时黑人受到的压迫和屈辱,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美国历史的最好的依据和资料,揭示了美国种族发展和演变的真实历史和过程,传达的是美国黑人女性对生活自由和人权自由、平等的向往,同时警示我们必须要珍稀当下和平、自由发展的社会和生活。总之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义文学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

摘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化的发展以及演变过程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备受关注和瞩目的焦点,也逐渐成为美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延伸做出了很多的准备,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就是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问题。

女权主义批评1 第5篇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以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为研究对象的批评理论，它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正式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至今仍在蓬勃发展。

一、兴起和思想来源

1、与女权运动关系密切

在法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废奴运动的高潮中，女权运动应运而生，妇女开始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最终美英妇女获得选举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带来了这场女权运动的高潮。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的大背景下，出现了第二次女权运动。这次的女权运动不同于第一次把争取妇女的财产权、选举权作为目标，而是把性别歧视作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导致了整体的妇女意识崛起。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正是这样依托着争取女权的政治斗争的强大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它是女权运动扩展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2、思想先驱者

早在二十世纪初、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还未正式形成之前，就已有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创造，其中以英国的弗吉尼亚· 伍尔夫和法国的西蒙德· 波伏娃为代表。

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件自己的屋子》里表现的最为直接和充分。伍尔夫认为文学创作史上存在着女性文学传统，但由于在父权制社会中，由于在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等方面的限制，导致了这一传统被迫时时中断，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不十分明显。伍尔夫不仅从物质条件上讨论女性成为作家，还从心理上来讨论，提出了“双性同体的思想”。她认为心灵向身体一样，也有两个性别，心灵的正常和舒适状态是最有益于创作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心灵中的男女性两个方面是和睦相处的。而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颗双性同体的心灵，莎士比亚是这样的，济慈、斯坦因、库伯等都是。

西蒙·德·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分上下两卷，上卷《事实与神话》探讨了女性的生活、地位和神话，着重对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和五位法国作家作品中的女性观进行分析；下卷《当代女性》分析说明了当代妇女从童年到老年的实际生活经历，解说她们的身心发展过程，研究她们的共同处境。波伏娃认为不存在先验的“女性气质”，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看，两性之间的差异不大，但从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看，女人被降低成了男人的对象，被铸造成了男人的另一性，即第二性。

二、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60-70中期），这是女权主义批评发展的初期，这一时期女权主义批评的首要任务是揭露男性文化如何歪曲女性形象，批判文学中的性别歧视的现象。就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凯特·米勒特的《性别政治》和伊丽莎白·詹威的《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地位》，这两部著作都指出了一些著名的男作家对女作家的诋毁，揭露了传统女性文学形象对女性的欺骗和毒害作用，批判了形象塑造上的性别歧视。

第二阶段（70中期以后），这一时期女权主义批评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女性作家和作品，她们希望重建文学史，恢复女作家应有的地位和面貌。女权主义批评家开始以女性为中心，研究妇女文学，重新解释和修正对女作家的研究，出现了许多用女权主义批评方法研究女作家的优秀论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帕特里克·梅耶·斯帕克斯《女性的想象》、埃伦·莫娥斯《文学妇女》、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吉尔伯特和格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恋文学批评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发展壮大，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开始在英美传播。

第三阶段（80以后）这一时期发展起一种跨学科的女权主义文化，不再拘泥于文学本身，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女性诗学”。

三、两大流派

1、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

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妇女形象”批评、“妇女中心”批评、女主义文学批评多元化三个阶段。

“妇女形象”批评以从性别入手重新阅读和评论文本为主要方法，将文学和读者个人生活相联系，批判传统文学、尤其是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以及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品的评论，揭示文学作品中女性居从属地位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凯特·米勒特于六十年代末推出了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性的政治》，该书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露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批判男性的夫权制社会, 成为“妇女形象”批评的经典之作和理论源泉。

“妇女中心”批评把视角转向了女性作品，寻找被男权价值观所淹没的女性作品，建立她们自己的的文学。在书写女性文化史的浪潮中，艾伦·莫尔斯的《文学妇女》首次描述了女性文学写作的历史, 她逐一研分析了十八至二十世纪英、美、法被称之为“伟大”的女作家，如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夏绿蒂·勃朗特等，认为她们是女性写作的先驱, 她们的作品是与男性主流文学传统不沾边，形成了一种女性写作自己的传统。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则不把女性文学传统看成是少数几个“伟大”的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突现，认为女性文学传统是持续的，既有青名留史的大作家，也有更多被淹没的一般作家。因此作者搜集了许多资料，发掘了过去许多长期被湮没的英国女性创作资料，有力地展现了女性文学持续不断的传统。

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努力发掘被忽视和被人遗忘的女作家，重新评价她们的作品，从而确立能更好地反映女性视角另一种文学创作和阅读传统。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姐妹们的选择》围绕以前女权主义批评所忽视的种族因素来说，认为存在着不同的妇女文化，她从这种女性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文化实践和历史选择，高度赞扬美国女性创作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文学”。肖瓦尔特提出了建立新的、独立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摆脱男性文学的束缚。她还提出在方法论上把女权主义批评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来发展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2、法国派女权主义批评

法国派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由于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 把重点放在“女性写作”上，希望建立一种其主要代表显示差异的文学乌托邦式的符号学。其代表人物有埃莱娜·西苏、朱莉亚·克莉丝蒂娃、露丝·伊瑞格瑞。

埃莱娜·西苏是“女性写作”理论最著名的创始人。她的代表作《美杜莎的微笑》从女性写作的特点阐述女性写作的理论问题。她认为女性写作总有点母亲的乳汁在流动影子：她是用白色的墨汁在写作。西苏就女性写作提出了“躯体写作”的口号，这是与男性写作完全不同的，因为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女性“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

朱莉亚·克莉丝蒂娃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象征理论提出了一种对男权中心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学”，她所说的“符号学”与前俄狄浦斯的人类生活的最初过程有关。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孩子不会说话，却是一种由肛门和口唇引起的基本冲动，这一冲动本质上是流动的、没有模式的、不定型的，与声音和节奏相似，这就是“符号学”。符号学组成了语言的异质的、分裂的层面，颠覆并超越着象征语言符号系统，可以把符号看作是象征秩序内部的边际，而女性恰好也存在与这样的位置，她被认为是低于男性的力量。在她看来，女性既处于男人社会的“内部”，又处于它的“外部”，妇女的这种边际地位，模糊了男与女的明确界限，颠覆了父权制的男女二元对立。

露丝·伊瑞格瑞提出了“女性谱系”和“女人腔”的主张。伊瑞格瑞认为社会实际上只有一个性别，而女性只是男人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因此，应建立一种“女性谱系”。她把女性谱系追溯到前俄狄浦斯阶段，认为那是母亲是无性别之分的，是一个同时具有男性创造力和母性的双性同体形象，而其女儿对双性同体母亲是完全认同的，这才是人类起始的女性谱系。“女人腔”是指与男性理性化语言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的女性话语方式。伊瑞格瑞认为如果被迫使用男性语言，女性总会失去自我，使她的经历变得支离破碎，使用这种语言不会使妇女变得完整，也不会使妇女取得拥有权，而会使妇女更加接近自己。

四、女权主义批评在中国

1、译介和传播

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思想传播到中国，是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的。1981年，朱虹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传播的一个转折点。1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

到1988年前后引进和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工作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刊登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还有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和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等。

2、批评实践

80年代已有部分女性主义批评者开始着手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实践，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对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女性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重点论述了从冯沅君到张爱玲等12位女作家的生活经历、创作活动、创作特色以及从她们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作家的心路历程。林丹娅在她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运用了原型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方法对自古至今的女性历史进行考察，描述了女性从被书写到抵制书写到自我书写的清晰的脉络，等等。

女性主义批评 第6篇

关键词：戴锦华 诗意文风 繁复多喻 “无名的一代”

一、前言

18世纪的语言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认为诗性语言是人类进入英雄时代的产物，他借用了埃及传统的人类社会分期说，认为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会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社会制度和语言。据维科推断，神的时代是语言的原始时代，意义直接与实物相联系，是一种“具有自然意义的语言”，宗教性和神圣性是此期语言的特点；英雄时代的人则都是诗人且都具有诗性智慧（sapienza poetica），以《荷马史诗》作为“诗性语言”（poetic characters）的代表作。“英雄时代的语言使用了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等表达手段……其语言的深层结构就是隐喻”，维科的分析最后指出语言的诗意最终通往的是文化视界。

“无法告别的19世纪”这一充满诗意的比喻性表达在戴锦华的批评文本中高频次出现，而且每次出现时的具体所指都有差异。戴锦华一代知识分子无疑是在西方19世纪文化的浸润下成长的，如果说19世纪代表着现代性话语，萦绕其中的是黑格尔和康德的幽灵以及关于现象/本质的讨论，追求语言表达的精确无误和意义的单一确定，那么“告别19世纪”便是“告别批评相对创作的附庸、隶属结构”，告别本质主义立场、告别绝对化的表达方式、告别单一的意义指向，在宣告批评独立性的同时申明知识分子工作的独立品格，戴锦华希望以此加入20世纪“语言学转型”的世界主流。于是，在批评（创作）语言中融入诗意的风格成了戴锦华批评文本中辨识度极高的特色，诗性语言除了指其灵动流畅的语言风格，具体还体现在其对隐喻、象征等修辞的使用，让理性的批评语言更加形象化、立体化，比如，除了“无法告别的19世纪”，还有诸如形容“第四代”电影主题的“断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代电影人的比喻——斜塔（第四代）、断桥（第五代）、雾中风景（第六代），将女性主义困境描绘为“逃脱中的落网”“爱丽丝镜中奇遇”“滔滔不绝的失语”，以及将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涌入国内的现象称为“宙斯化身一场金雨”等等。另外，从戴锦华的每一本著述的名字也可体会这份诗意，如“浮出历史地表”“涉渡之舟”“犹在镜中”“昨日之岛”“未名之匙”等，无不渗透其繁复华丽的诗性文风。

二、诗意之源

“华丽的字句、密集的意象、比比皆是的硬译西方理论术语”被指认为典型的戴锦华式文风，她充满诗意的批评语言有三个源头。其一，缘于少年时代未竟的诗人梦。1973年，尚在北京121中学就读初中的戴锦华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及影评，如她自己所言：“我曾经梦想自己成为一个诗人，也曾投入了那么多心力去写诗、去读诗，但是我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意识到，所有人在这个年龄之前都是诗人，只有在那以后，才会明白谁是真正的诗人……我把这种遭遇挫败的写诗的强烈愿望转化为一种能量，投入到学术性的写作当中。”所以戴锦华将她的文学批评视为另一种创作，将年少时折翼的诗人梦寄寓其中。

其二，缘于对“历史缝隙”间“无名的一代”的自我认同。不知从何时起，“代”的归属成为当代中国身份认同的重要问题，找不到“代”的归属便会因无法建立稳定可靠的叙述基础而“失语”，1959年出生的戴锦华不属于“复出的一代”、也不属于“知青一代”，她属于历史缝隙中的“无名的一代”。然而正因如此，其表达不仅从未自居“历史合法性”叙述而膨胀，而且始终保持非同质化叙述方式及边缘身份的自我认同，戴锦华十分有意识地在其批评中践行这一自我认知，警惕僵化立场，维持自身个别经验的独立性、个别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性别/批评立场，被洪子诚概括为其批评的“不确定性”，这影响了戴锦华的批评语言，因此戴锦华确乎是从“无名的一代”的身份中受益的。诗性的另一面源于戴锦华在边缘立场对全球“60年代”的回溯，她的初衷是回到今日全球化文化景观的源头寻找应对现实的出路，20世纪60年代无疑就是这个源头，“一个乌托邦与实践乌托邦的冲动主导了整个世界的年代”，戴锦华多次以憧憬的口吻提及60年代，一个“以知识对决权力”，一个“保持着对弱者、对反叛者、对抗议者的道义认同”的时代，一个（文化）英雄辈出的年代。戴锦华的自勉口号“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便来自60年代，60年代是戴锦华出生的时代，她以“无名的一代”的视点追怀60年代时，看到的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寄托了自己理想主义信仰的时代，戴锦华终于成了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也成了批评家中的诗人。

其三，缘于身为女性的生命体验，以及对“女性写作”的自主实践。虽说批评也是一种创作，但是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在语言表达上追求的主要是信息价值，而后者追求的主要是审美价值，所以批评语言应当力求准确、深刻似乎成了一种常识。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或许可以从其语言表达中猜中作者的性别或者更多信息，但阅读批评文本时，除了其文字所展示的信息，似乎很难以此猜中批评家的性别。洪子诚回忆初读戴锦华的文章获得的印象也是“强势的风格，果断自信，咄咄逼人”，很容易使人误会作者的性别，而戴锦华繁复多喻的语言风格使她在无数“咄咄逼人”的批评家中独树一帜。句子追赶着句子、比喻嵌套着比喻，隐喻与换喻修辞的交替使用，使得意义的超载在其批评本文中普遍存在，时而还会使读者觉得晦涩、难懂，然而这些特点应和了同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关于女性多元性欲基础上的女性语言表达特点，“既能不停地拥抱词语，同时也能抛开它们，使之避免成为固定不动的东西”。从福柯到赛义德，戴锦华语言风格中“不确定”的一面显然具有浓郁的性别特点，她在批评创作中实践着“女性书写”，用女性色彩鲜明的语言风格表达自己独特的女性生命经验以及对文学、文化问题的看法，拒绝简单的、绝对化的价值判断，为女性寻求建立一个自我言说、再现的场域后调。

三、诗意文风的批评张力

如果说诗性的批评语言是戴锦华批评的感性一面，那么果断的立场和犀利的观点便是其批评理性的一面了，洪子诚将这两种矛盾且并存的特点概括为戴锦华批评叙述中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在戴锦华满溢诗意的批评文字中，表达的不确定性与观点的尖锐性并存，感性的生命体验与理性的逻辑判断共生，这些看似矛盾的方面实则构成了其批评独有的张力与复调，当然也是她的文章在语言风格上被诟病的根源。

批评的复杂性首先源于其相当精英化的艺术品位与“有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戴锦华面对“庙堂”（精致的结构主义电影批评）与“广场”（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的选择中凸显出来。纵观她的学术经历是纯粹学院式的，即使在90年代消费主义大潮汹涌而至，知识被宣告“无用”之时，她也没有彷徨，没有被“下海”的时代潮流裹挟而下而是转身回到“北大”这一更纯粹的学术领域。虽然近十年她的主要研究都在文化领域，但她自始至终喜爱的依然是那些精英的、高雅的文化，这成就了其对批评语言的诗意追求，而90年代初的知识危机和社会危机又是她作为“有机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她在整个90年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反省自己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变成必要的前提。然而她也未曾将“广场”凌驾于“庙堂”之上，在其文化研究专著《隐形书写》中可见她对“大众”的非本质化指认，对大众文化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双重拒斥体现了以“种族”维度对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两位“洋爸爸”的大众文化研究立场的调和，并提出用“文化共用空间”（shared space）这一概念来描绘90年代的中国文化格局，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共存的文化现实，然而这并非是对二者矛盾的调和，戴锦华的中国文化研究其实是以突显阶级与性别两个维度的互相遮蔽揭示其中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进行权力运作的诡计，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差异在于，戴锦华的中国文化研究并没有纠结作为当代文化主体的“大众”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她的重点不在于对“大众”的讨论，而在于借大众文化研究拆解这个还在持续加固的男权中心文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戴锦华是以精英文化立场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她从未想过放弃精英立场，而是持续进行调和两者的努力，矛盾依然存在，诗意语言掩盖下的矛盾渐渐浮出，她无法真切回答当下文化现实的出路，只能构想“一个新的、从全球经济版图之外的草根生存中创造出来的文化，一个敞开想象力和创造可能的文化”。

批评的复杂性还源于其反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戴锦华与全球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的经历颇为相似，从弗洛伊德到拉康，从对性别的生理差异的关注到对文化差异的探究，女性主义是她非本质主义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体现在她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进步论女性主义的超越，进而到对进化论影响下启蒙逻辑的质疑。戴锦华拒绝一切“绝对化”，也拒绝“胜利即正义”的单一价值判断，更加拒绝学术自我的疆界限定，所以她抗议当代审判60年代的主流姿态，因此为杜绝学术的自我复制而不断寻找新的领域进行挑战。非本质化还体现在她的社会批判立场——“拒绝（权力）游戏”的知识分子，她十分认同福柯对社会权力结构的洞见及其微观政治学，在拒绝权力的同时也拒绝压迫/反抗的权力游戏，体现在戴锦华的学术研究中是她不断揭示、拆解权力游戏秘密与压抑机制的努力，然而且不说拒绝后的生存空间之狭小，和拒绝之外永久沉默的可能，这只能是一个悖论，因为你只有身在权力结构之中才可能拒绝。可以看到的是非本质主义立场下，戴锦华面对一切如履薄冰，自我危机感或隐或现地表现在她的语言表达之中，“由体现假设、让步、转折、递进、选择等虚词所引领的句式（如果-那么；与其-不如；并非-而是；不仅-而且；固然-但是；尽管-但是；不是-亦不是-而是；间或-抑或……）就频繁出现”，这样的修辞固然使其表达更加严密，甚至带有某种自反性，但也容易陷入话语的自我缠绕而导致的意义晦涩，甚至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戴锦华饱含诗意的批评风格的根底是其厚重的历史感和深沉的生命意识。她在批评中追溯个人的历史、女性的历史，也据此对抗历史的暴力改写与掩埋，批评写作对她来说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理论批评与生命经验的交融是戴锦华批评语言给人的直观感受，个人的生命经验在批评文本中全然裸露出来，这也是为何在她文章中无论有多少无注释的硬译理论术语都使人读来“不隔”的原因。在学术批评变得日益职业而冷漠的当下，在专业与现实、个人与历史的鸿沟不断扩大的今日，戴锦华的诗意文风更显其难能可贵。当然，诗意文风还是戴锦华规避彼时批评风险和正统批评规范的一种策略选择，尽管时至今日，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规避现实与风险的突围之路已然落入新的话语牢笼、华美的语言也变得晦涩，所以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转向文化研究之后，戴锦华在有意识地弱化其诗意文风，或者是将其诗性语言的表达转移为对社会文本的隐喻、转喻修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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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戴锦华.印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6.

[4] 戴锦华、邹赞.文化镜城与隐形书写——戴锦华访谈录[J].中国图书评论，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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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贺桂梅.“没有屋顶的房间”——读解戴锦华[J].南方文坛，2000（5）.

[7] 戴锦华.未名之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243.

[8] 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18.

[9] 戴锦华、斯人.文化的位置——戴锦华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6（11）.

作 者：黄文泽，华中科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女性主义批评 第7篇

关键词：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跨文化传播,中国

一、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渊源

黑人女性主义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 这一特殊时代的背景对于黑人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 当时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奴隶制的弊端, 虽然奴隶制尚未解除, 但是对其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虽然斗争的过程充满波折, 但是对于被剥削被压迫了许久的黑人而言, 这是一个孕育着光明与希望的时代。19世纪, 由于工业化迅猛发展, 各种思潮不断产生并发展融合, 女性主义的发展就是其中一种重要思潮, 女性权利的诉求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女性主义批评也逐渐崭露头角, 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从性别权利平等的视角创作了许多著作。

然而, 对于黑人女性主义而言, 其发展的时期还远远未降临, 当时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主要由白人女性主义做主角, 因为年龄、阶级、地位、经历等的不同产生各种流派, 如激进女性主义, 马克思女性主义等, 这些流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女性主义进行了独特的研究, 为女性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然而, 黑人女性却基本上是被边缘化的特殊群体, 因为当时女性主义在性别对立上基本上以西方白人女性主义的研究为主要对象, 而在种族理论研究中, 又都以黑人男性为主。因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更加罕见, 直到19世纪90年代, 人们才开始看到黑人女性对人类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 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许多黑人女性主义作家不断崛起, 使人们对于黑人女性的历史、阶级地位等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 许多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不断地被挖掘、研讨, 这也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主要目标, 即将黑人女性主义作品的内涵展示到更多的人面前, 并建立起于其他女性主义批评不同的途径, 以探寻解决黑人妇女的方式。为黑人妇女争取更多的合法权利。

当时奴隶制尚未解除, 美国女性主义有很多流派, 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女性主义, 然而却没有把黑人女性所遭受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纳入到研究范畴, 导致了黑人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和批评。

二、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1. 传播方式。

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由于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却非常迅速。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使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思潮不断地交流, 相互影响。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也得到了愈来愈多人的重视,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奴隶制的深入研究, 探讨黑人女性在其种族中的历史、地位等, 对这方面的研究颇有成就, 进而也带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二是越来越多具有影响力的黑人女性作家不断崛起, 他们创作的各类题材的著作都对黑人世界、甚至使全球都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如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 她主编的《黑人之书》, 描绘了美国黑人300年的历史, 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另外, 她还创作了《最蓝的眼睛》 (1970) 、《苏拉》 (1974) 、《所罗门之歌》 (1977) 和《黑婴》 (1981) 等。她的作品充满着炽热的情感, 其中以对美国黑人的观察细致敏锐而著称。情感炽热, 简短而富有诗意, 并以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闻名。

托妮莫里森的论著对中国人民认识并了解美国黑人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她在黑人文学创作中所要表述的黑人困境、愿望与诉求, 而通过文学奖这一重要形式, 她的影响力更加广泛传播。另外, 黑人歌唱家彼德加布里尔还创作了一首歌以激励黑人妇女勇于挑战社会的不公现实, 力争做自己的主人, 赢得自己的未来, 掌握自己的命运。这首歌深受广大黑人妇女的欢迎, 另外, 这首歌的歌名也是梅莉娜娜、阿玛丹奇主编的《摇树》 (2003) 的书名来源, 《摇树》一书收集了1990年以来23位黑人女青年作家写的新小说和回忆录。书中对这些黑人女性作家的贡献做了积极而深刻地评价, 正是这些黑人青年女作家的迅速崛起给黑人文学带来新的活力, 创造了新的繁荣。这23位黑人女性作家是非洲移民的后裔, 如今在各个领域从事自己的工作, 且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她们身上, 双重文化的印迹非常深刻, 一方面, 她们不断努力, 坚持不懈地斗争, 为了能够获得社会的承认。而另一方面, 她们又要坚持自己的身份和个性, 在她们的创作中, 性别和种族的界限不再, 而是所有民族都应该互相支持, 互相进步。

新时期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的方式更为多元化, 现代科技的发展, 文化交流传播的日益频繁, 使我们能够更加迅速地了解彼此, 尤其是网络讯息时代的发达, 使得现在黑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更为便利, 其传播的方式还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迅速, 其对黑人女性文学乃至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而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不仅黑人世界中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我国的许多学者也注意到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的重要意义。因而自发的对其发展及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二是黑人女性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播, 如由黑人女性主义的回忆录, 黑人女性主义的影视作品及艺术作品等, 这些文化艺术形式丰富多彩, 不仅使我国人民对黑人女性的生活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同时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趋势及方向产生深层次的思考。

2. 传播特征。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 因为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黑人女性主义发展有一些相似之处, 这也使得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与中国的固有女性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而具有明显的独具特色的传播特征。

在中国大众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接受度较高, 这是因为以西方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主义为主的, 而中国女性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更接近黑人女性在其国家或民族所遭遇的状况。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社会觉悟的反思更为广泛, 而以白人女性主义为主的主流女性主义批评则忽略了黑人女性的本质需要。中国的女性长期以 (下转第46页) (上接第44页) 来也承受着来自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的压制以及男性社会的压迫。因而更容易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达成共识。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同时也是相互影响的, 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并且逐渐开放自己的精神, 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相互交流融合, 中非的传统文化历史都非常悠久, 也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天然和谐的世界观, 因而在文化上更加容易互通有无, 从而相互影响。

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影响

1. 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中, 对于女性独立、自主以及反对种族压迫的声音非常强烈, 尤其是在话语权上,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极力主张黑人女性应该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 对传统媒体所歪曲或误读的黑人女性形象进行驳斥或修正。这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深远, 因为中国的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女性也大多停留在传统的要求上, 而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 主动争取自我定义的要求也更加强烈, 许多文学批评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女性文学的影响力与意义, 进而也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女性的传统观点, 改变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议题与内涵, 使其更加丰富多彩。

2. 女性主义的影响。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为我国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的重要影响是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现实情况下, 中国也面临纷繁复杂的女性要求崛起的问题, 现代女性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何更新自身的定义, 让自己更加坚强地面对社会与时代的发展。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破除西方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桎梏, 寻找到独树一帜的表达自我的方式, 对我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将过去媒介对于中国女性的种种变形扭曲的形象定义进行改变, 呼唤女性从男性的附属中走出来。需要女性主义者从黑人女性批评中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扩大自身的事业, 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主题, 创造出更广泛地途径准确地表达自己。在此过程中, 中国女性也能够更加明确自身的前进方向, 从而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有着自身的条件, 为了打破以白人女性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女性主义批评和以黑人男性为主的种族主义的束缚。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也有着明显的特征, 因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与黑人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为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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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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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 2007

女性主义批评 第8篇

关键词：女性主义,《哈姆雷特》,女性批评

《哈姆雷特》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数百年来, 学者们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研究。有关它的批评史 (简称哈评史) , 男性书写的哈评中, 女性处于边缘地带。首先, 这部戏剧中, 女性形象批评在正统的哈评史中长期被评论家们所忽略。《哈姆雷特》中的奥菲莉娅和乔特鲁德两位女性角色只有对解读哈姆雷特有益时, 才能见到少许对她们的批评关注。其次, 女性哈评在哈评史中的贡献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最大的原因是, 女性批评家倾向于关注剧中的女性角色, 对她们的评论所占比例较大;而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批评家则对女批评家的女性评论嗤之以鼻。这就是缘何早期女性作家很少见于哈姆雷特的评论史。又一原因在于女性曾经禁止从事男士的职业, 诸如表演和写作。在伊丽莎白时期, 不论一个女人如何才华横溢, 她都不可能成为一名演员或作家。即便她们后来开始登台演出或者执笔写作, 在男性笔下的历史, 她们仍是无声群体。然而, 转入20 世纪, 这一局势开始转变。

一、《哈姆雷特》中乔特鲁德女性角色的重释

作为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手段, 弗洛伊德学说对《哈姆雷特》的舞台表演及批评影响巨大。一方面, 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性别认同彻底地颠覆了19 世纪舞台表演时尚。这一学说不仅终结了“女版哈姆雷特”的易装时尚, 也让男版哈姆雷特再度流行起来。另一方面, 由于弗洛伊德引入了俄狄浦斯情结, 再经由欧内斯特·琼斯进一步发展, 戏剧开始强调母子关系, 乔特鲁德这一角色变得空前重要。

弗洛伊德学说主张女性对男性气质的诉求出于阳具崇拜及阉割情结, [1]这揭露了女性是次于男性的非理性动物。这一理论将着男装或者喜用男性化笔名的女性归为精神失常。与此相反, 正常女性则不会否认其性别角色。

劳伦斯·奥利弗对哈姆雷特的舞台再现折射出弗洛伊德在20 世纪的影响。早在其首次舞台演出彩排之前, 主演奥利弗就曾向帮助过弗洛依德进一步发展俄狄浦斯情结的欧内斯特·琼斯进行了咨询。在1948 年改编的电影中, 奥利弗身兼导演和主演两职, 并再一次将弗洛伊德学说运用于其中。为强调乔特鲁德对于哈姆雷特的性吸引力, 劳伦斯在王后的密室中布置了一张床, 这一举动便成为了哈姆雷特舞台表演的惯例。为了让王后更迷人, 奥利弗选了一位28 岁的年轻女演员扮演这一角色, 而剧中人物已年过四十。由于对乔特鲁德——哈姆雷特关系的强调, 女性演员和女作家们开始对重新阐释乔特鲁德的性格特征兴趣浓厚。1925 年, 康斯坦斯·科利尔饰演乔特鲁德, 她一改传统乔特鲁德“美丽而又孱弱”的形象, 将她塑造成为一个强势的女人。在美国女作家莉莉·怀曼1924 年成书的《丹麦的乔特鲁德》中, 乔特鲁德被刻画成一位自满的母亲, 她接受克劳迪斯的求婚只为哈姆雷特能承袭王位。

这些重释促使女性评论家们重新审视对于乔特鲁德这一角色的评论历史。卡罗琳·海尔布伦在《哈姆雷特的母亲的性格》中, 在回顾了乔特鲁德的女性批评家的历史评论后, 她发现:“评论家们……都已接受了哈姆雷特对乔特鲁德的评价‘脆弱’, 以为它适用于乔特鲁德的全部个性, 在她身上看不到半点伊丽莎白时代具有的激情。于她们, 唯一的解释就是——她虚弱, 浅薄, 毫无生气而又愚蠢。在我看来, 乔特鲁德却是聪明智慧, 明察秋毫, 才华横溢。”[2]

女性艺术家和作家对乔特鲁德的诠释无穷无尽。总而言之, 她性格错综复杂, 代表着成千上万不同的女性。

二、20 世纪女性主义批评对哈评的贡献

R.S. 怀特认为20 世纪时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百花争艳, 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分歧或精英主义。自20 世纪70 年代, 妇女运动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 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女性主义批评更是如火如荼。她们中有些人甚至开始着手重审莎士比亚时期女性的地位。另一些则开启了对先辈 (包括女性批评家、演员、编辑及作家) 的再发现之旅并且重写她们对哈评贡献的意义。

因为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著作《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和第十九世纪文学想象》中的“疯女人”让现代女性批评家尤为着迷。肖瓦尔特的《代表奥菲利娅》影响巨大;她建构的“妇女中心批评”理论激发了众多她的追随者从女性主义角度来重写哈姆雷特评论史。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讲座《奥菲利娅负有重大责任》中回顾了“疯女人”传统。她断言:“疯癫让她 (奥菲利娅) 敢于表达理智状态中难以吐露的事情”[3]。1981 年安吉拉- 皮特出了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莎士比亚的女人》。书中, 她不仅给出了个人对奥菲利娅和乔特鲁德的评论, 也对1660 年至1979 年间一些女演员对这二人的演绎以及男主角哈姆雷特的表演作出了评价。除此之外, 皮特还向读者展现了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性生活的社会背景及文化氛围。

现代女性主义者意欲将他们对女性的研究应用于哈姆雷特评论, 希望使两者都能从中获益。《莎士比亚与女人的天性》的作者朱丽特·德伊森贝赫写到:“女性主义学者是主流, 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一领域更是硕果累累, 富有成效。”[4]在20 世纪, 由于弗洛伊德强调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 乔特鲁德才受到空前的关注。乔特鲁德的演员及女性作家重新审视了乔特鲁德性格批评史。因此, 她们所作的评论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文艺创作。正是由于女性主义批评者重估各位前辈对哈姆雷特评论史的价值, 当代女性主义者不只意欲重建女性对哈姆雷特评论这一传统, 同时也想通过女性艺术家和作家所作的诠释来对哈姆雷特批评重新定义。显然, 她们所做的努力丰富了《哈姆雷特》批评史, 具有相当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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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批评 第9篇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

1、生态女性主义产生

生态女性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 就肩负着为女性争取各项社会权利而做斗争的重大责任, 如在政治领域中, 女性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工作任务;在精英扎堆的商业圈中, 女性依然有敏锐的大脑可以进入由男性所主宰的世界;同样, 在普通工作中, 女性依然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将工作十分完美的完成。尽管女性具有这些能力, 但在面对现实状况时,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文化弱势和性别弱势”的群体中[1], 女性的这种遭遇与日益凸显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样, 需要各方给予积极的关注, 尽快深入的研究, 并且采取实际措施来遏制这个极其糟糕的现象进一步发展。所以, 这双重的视角就决定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重组并且得到优化的理念, 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能够为实现男性与女性真正平等, 生态环境与人和谐统一的关系, 提供帮助和支持, 从而促进社会各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生态女性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理论过程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理论, 它包含另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是生态环境, 第二个是生活在男权世界里的女性权利问题, 而这两个分支又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支柱。当人们将研究视角重点放在生态问题上的时候, 在具体的文学文本阅读中, 侧重于关注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2], 如果将视角转向女性问题, 则在文学研究中重点关注女性的情感、生活、价值和生命的体现, 所以在进行文学批评时, 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把它们的双重视角都运用到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中, 才是从真正意义上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新视角而引入文学批评理论的范畴。

具体来说, 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方面是两性关系上开始进行研读, 尤其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女性作家作品中, 都很好的反映出女性的生活状况, 在男性世界中关注女性的权利问题, 另一方面是仔细阅读文学文本中作者对自然环境的描写, 将它与作品中女性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在复杂社会关系中展现女性的生存压力问题, 从而进行深入的探究, 促进人们积极深入的阅读和思考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它所包含的人文价值。

二、生态女性主义为文学批评提供新视角

1、文学批评需要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

文学批评原本就是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 以及强大的包容之心, 接受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并且提出不同的欣赏视角[3]。因此, 文学理论是以一个与时俱进的“先驱者”的形象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所以, 在生态女性主义于八十年代早期发展到高潮时, 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研究, 所以要把生态女性主义引入文理批评理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也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客观需求。

2、生态女性主义为文学的发展提供动力

文学批评的作用之一就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包含着多学科的观点, 如生态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等, 对文学创作而言, 生态女性主义不论是在作家对创作素材的选择上, 还是在创作形式的创新方面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内在吸引力。

首先, 表现在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上,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可以更加人性化的理解女生的生存压力, 用细腻的语言诉说自己卑微的生命, 更加懂得生活对她们的意义和价值, 并且为她们构建一个真正体现女性价值的生态话语环境, 其次, 是对文学作品中新型女性形象的解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文学作品中的新型女性形象是作者自己在仔细观察社会, 体验生活后, 运用自己的丰富现象力塑造一位在当时现实的环境中不会出现和存在的女性形象, 如果用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来解读, 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新型的女性形象, 也是为她们在作品中生命价值的肯定。最后, 生态女性主义将在我国文学批评中不断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和理解, 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文学批评的理论, 促使了我国掀起更大的文学创作热潮。

三、结束语

生态女性主义从生态角度来阐述了女性的价值、环境与发展以及性别问题等, 包含着深刻的含义, 同时, 使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再次唤起人们重新正视它存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人们在看待生态和女性问题时, 运用全面的视角提供很好的范例。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 探讨它对文学批评的意义, 这不仅是生态女性主义自身所包含的深刻内容的体现, 而且也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角, 从而极大的丰富了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李翠玲.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觉醒》意象解读[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5, 12:9-11

[2]王青.2009—2014年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综述[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4, 19:182-183

女性主义批评 第10篇

本论文用波伏娃及米利特的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喜福会》中女儿一代的成长经历,分析中国的男权思想和美国的父权制是如何影响“女儿们”的童年生活和婚姻生活,以及她们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解构父权制,寻找并建立自我身份。

一、旧中国的男权思想对女儿童年生活的影响

在传统的旧中国,男权体制主宰一切,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自我意识,只能听从男人摆布。父权制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女性长期处于父权文化背景下,这种思想逐渐内化为女性本身的意识,并随着母女之间的碰撞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女儿。小说《喜福会》中吴精美和微弗莱·龚是华裔女儿童年生活的典型代表。

1、吴精美的童年生活

出生在美国的吴精美,从小就接受美国开放式的教育,受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追求独立民主,像美国人那样保持自我意识和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波伏娃认为:“女人的依附性是内在化的,即使她的行动有表面上的自由,她也还是个奴隶。”母亲吴宿愿深受旧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男权思想对她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逃离中国移民美国。表面上她获得了自由,但是父权制思想早已内化到她体内。她并没有完全摆脱旧中国父权制的影响,而是携带到美国,并施加给自己的女儿精美。她希望女儿成才,吴精美却故意在公共场合让母亲丢脸。然而,在旧中国,为了取悦母亲甚至长辈,女儿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满足长辈的一切需求。吴宿愿正是受这种传统影响,并以此来教育受美国开放教育影响的女儿。由此,母女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了。精美反叛道:“我再也不弹钢琴了,为什么我非要弹钢琴呢?我又没有这天分,并且打定主意,我再也不要听她摆布了,我不是你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喜福会》124页)而母亲对她进行了根对叶般的教育:“世界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的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喜福会》124页)让中国母亲最不能接受的是,受美国价值观中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影响的精美说道“我希望我不是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妈”。

在受旧中国父权制等级制毒害的母亲看来,吴精美说出的话是很大逆不道的,但是她的那种反抗确实是对已经内化到母亲血液中男权思想的冲击。母亲的父权制企图压抑她,让精美顺从她,做一个听话的乖女儿,但是精美并不像传统的中国女性那样逆来顺受。作为新时代的女性,精美勇敢地追求独立,追求自我,努力地反抗旧中国男权思想间接的影响,试图改变受旧中国父权制压迫和毒害的传统中国女性的命运。

2、微弗莱·龚的童年生活

微弗莱·龚是一个特别有个性,追求自我独立的女孩。小时候在母亲的教育下,她逐渐喜欢下象棋,并且在此过程中她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并没有获得母亲的表扬和鼓励,换来的是母亲的指责与挑错。在旧中国的男权社会中,无论女性多么的努力,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男人都很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还从中挑刺,认为女性做的并不好,还需诸多改善。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使母亲对女儿也很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微弗莱在九岁时获得了国家级象棋冠军,而母亲到处拿着女儿的照片像熟人炫耀。女儿极度的反感这种行为,申辩道:“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么你为什么不学下象棋呢?我希望你不要跟每个人说我是你的女儿,你不可以强迫我,你可以处罚我,可我还是不下。”(《喜福会》81页)母亲为这样的话感到很吃惊,并且从那以后不再提下象棋的事。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对于女性来说,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除了谋求自身的解放,没有其它办法。”微弗莱展现了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新时代女性,用自己的自信与自强勇敢的反抗旧中国男权思想的压迫。

从以上两个孩子的童年生活来看,她们是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她们追求独立自主,保持自我意识,勇敢地大声的用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受旧中国男权思想毒害的女性,没有话语权,处于“失语”状态,她们只有顺从。这种已经内化的思想被母亲强加给女儿,但是女儿并没有并没像传统中国女性那样就此屈服,她们追求自我,反对屈从,勇敢地挑战父权制。

二、父权制对女儿婚姻生活的影响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而男性赋予女性的权利就是待在家里。男权思想中的男主女从的思想,使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毫无自由,毫无权利可言。在小说《喜福会》中,母亲一代的婚姻在男权思想中所谓“三从四德”的禁锢下,她们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在男性的重重压迫下,她们最终勇敢的挑战父权制,移民美国寻求自由。但是父权制就像一个黑暗的魔鬼,它会超越国界,并且给第二代华裔女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小说中丽娜和露丝的婚姻生活就深受父权制的影响,通过努力最后终于觉醒找到自我。

1、露丝的婚姻生活

露丝与泰德结婚初期,过着相敬如宾的幸福生活。日常生活中,当丈夫问她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的时候,露丝的回答从来就是:“‘你决定吧。’或者‘我无所谓,随你便,泰德’”。她的这些回答看似一个事事顺从的贤妻良母,但是却渐渐地遭来丈夫的讨厌。

作为施令者的丈夫,他希望听取妻子的意见,希望妻子能像结婚前那样保持自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露丝婚前婚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婚姻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在男权社会统治下的传统中国妇女。她那些没有主见的回答是典型的、传统的中国已婚妇女的做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婚后一切听丈夫的,不要地位,不要尊严,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也派不上用场。这种中国式的、事事随夫的的妻子,在美国这个追求个性张扬,独立自主的国度里只会遭来别人的讨厌甚至嫌弃。

一次次的妥协与没有主见,最后逼得丈夫泰德忍无可忍,他指责道:“对你,从来就没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如果我不娶你,你将怎么过?也是这样不肯做任何决定,不肯承担一点责任吗?”(《喜福会》103页)丈夫的爆发使得他们的婚姻出现危机,他开始挑起各种事端来逼迫露丝与其离婚。

当露丝的母亲得知自己女儿婚姻危机时,安梅用自己母亲的婚姻悲剧来告诉女儿不要一蹶不振,要勇敢的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正如露丝·伊里盖雷所言,有了声音便有路可走。面对丈夫的再三催促的离婚,露丝不再软弱不再顺从,用坚毅的口吻对丈夫说:“你反正不能就这样,把我从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喜福会》176页)她这种强硬的态度不仅让丈夫泰德大吃一惊,挽救了他们的婚姻,而且把她自己从中国封建婚姻观中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由“失语”的状态到勇敢的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的觉醒和反抗对解构男权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一击。

2、丽娜的婚姻生活

女儿一代对痛苦和沉默的愤怒与绝望来源于母亲,甚至可以说是遗传。在事业上,丽娜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知识女性,她的认真独立对丈夫哈罗德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然而她还是难逃婚姻枷锁的束缚。

在结婚之前,丽娜与哈罗德在事业上互帮互助,而哈罗德并不像结婚后那么势利。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说:“妇女一旦结婚便开始了“公民”死亡,她几乎丧失了公民一切的权利,就像如今的重罪犯入狱那样。”表面上他们的婚姻看似幸福美满,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为了一些很小的费用斤斤计较。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哈罗德的工资却是丽娜的七倍。他要求平摊生活中的一切费用,连丽娜不吃的冰淇淋也要支付一半的费用。哈罗德送给丽娜的猫,需要买除虱子的药,在哈罗德看来猫是丽娜的,她理所应当来支付这笔费用,这就是他所谓的公平。哈罗德认为金钱是物质的,而爱情婚姻则是高尚的,金钱只会破坏这种美好的纯洁的感情。他的这一套理论表面上崇尚金钱平摊下的男女平等,但是这种美好的借口却是掩盖他在经济上剥削女性的事实。

这种所谓的平等只能让丽娜默默的承受这种痛苦的畸形的爱。在无数次为金钱而斤斤计较中,丽娜在心里无数次地反对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但是她仍然沉默地接受。父权制观念让女性认为沉默和忍让就是美德,在男权社会中赞扬女性的这种美德,这种美丽的借口把丽娜推向了一个失去话语权的边缘地位。丽娜在家庭生活所做出的贡献被哈罗德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他无视丽娜的存在,只有要付费的时候才想起她。

最后在母亲的鼓励下,丽娜勇敢的对丈夫说出了所有的不满,她对丈夫说“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婚姻到底是基于什么,而不是这个资产负债表”。(《喜福会》110页)他们家茶几的坍塌也意味着父权制的瓦解,终于丽娜结束了痛苦的婚姻,她重新获得自由,找到了自我。

三、结语

谭恩美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有关于女性经历和地位的,在她的小说《喜福会》中描述了母女处处都遭受了男权社会强权的压迫。对于《喜福会》中第二代华裔女儿来说,双重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她们更容易屈服于强大的男权社会,更容易失去自我迷失自己。然而最终她们还是觉醒,反抗父权制强权,企图解构男权思想,解放华裔女性,找回自我,追求自由。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男人凭借自己的权利操纵女性。女性要想摆脱男权思想的控制,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经济地位,必须勇敢的反抗男性的压迫,勇敢地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女性大声的呐喊是战胜父权制强权的致命武器。

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分析小说《喜福会》中华裔女儿的成长经历,解读她们在父权制强权中所受的影响,以及她们是如何觉醒反抗男权思想,解构男权社会,找回自我,获得自由。

从新批评形式主义解读《梦里乾坤》 第11篇

关键词：讽刺 张力 形式主义 新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简介

1 理论简介

新批评形式主义先驱英国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和批评家理查兹（I.A.Richards，1893—1979）提出一些根据语境来细察作品的特殊视角，发展了一种名为“本体论”的批评方法，人们称之为形式主义者。首先，艾略特反对感情外露的诗歌，提倡“非个性”诗论，要求诗人逃避感情与个性，去寻找所谓的“客观对应物”，即代表并且激发感情的“一套事物、一种形势、一串事件”——使之成为诗歌作品里的独立自足的象征体。正如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强调的：“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当然，只有具备个性和感情的人，才知道逃避它们是何意谓。”另一方面，他还主张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欣赏，不应该关注诗人，而应该关注作品本身；认为根据诗人意图和情感做出的解释，必然会损害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的完整性。

新批评形式主义既不会通过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或任何其他此类的视角分析作品，也不会关心读者反应与审美。任何关于历史、政治、时代信息，或作者生平都不会影响到作品自身的美和意义。该理论通过分析有机的整体、歧义、反讽、悖论、意象和隐喻、视角、表征等形式，探讨文本的价值与意义。

2 作品简介

美国最知名的幽默家之一詹姆斯·瑟伯的短篇小说《梦里乾坤》（又名“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于1939年3月18在“纽约客”上发表并大获好评。1947年被好莱坞改变为电影，由诺曼威尔麦执导，丹尼凯耶主演。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中年的中产阶级——沃尔特·米蒂，故事从他例行的郊区生活到英雄征服的幻想与逃脱，塑造了一位爱做白日梦神经质的沃尔特·米蒂类型的美国人。其衍生词“Mittyesque”已经进入英语辞典，表示一个低能的、爱花更多时间做英雄的白日梦而非关注现实世界的人。在军界，通常是指假令戎马生涯的人。

故事采用了黑色幽默、碎片并置以及象征等后现代手法描绘了一段发生在一天内的平凡生活。沃尔特·米蒂与他的妻子每周定期购物，当他的妻子访问美容院时，他有五个英雄的白日梦情节。首先，他幻想自己是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在风暴中沉着指挥应战。很快他又成为医学界无人超越的顶级医生，拯救命悬一线的危重病人。然后他桀骜不驯地在刺客法庭作证。之后作为一个皇家空军（RAF）的飞行员，他大胆志愿地执行秘密的自杀任务，轰炸军火库。故事的结局，米蒂想象自己面对消防队，高深莫测。故事虽然充满幽默元素，却在纠结中将人在后现代生活中身份的迷失、信念倒塌、精神虚无表述得淋漓尽致。

二 从形式主义视角解读沃尔特·米蒂

虽然新批评形式主义对诗歌的分析更为有效，然而用其技术路线和理论结构分析其它文本不仅能够把握宏观主题和美学价值；更能从微观角度关注作品本身，从而避免损害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的完整性。因此，借用新批评形式主义方分析小说，戏剧和其他文学作品大有裨益。新批评形式主义分析模式如下：

（一） 局部细读

1、叙事特征：情节与背景，文本结构，表征，语气，视角等；2、措辞：内涵和外延；3、诗学要素：比喻，拟人化，韵律，符号；4、矛盾，歧义，悖论，反讽，象征。

（二） 有机整体：找出总体张力所在，并解释张力如何在生成与消解中产生显著效果

1 语篇结构

瑟伯的《梦里乾坤》语篇特点之一是故事中的故事。主要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行为谦和却神思恍惚的男子（沃尔特·米蒂）驾驶汽车与他的妻子前往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每周定期购物，在此期间，他的妻子访问美容院。而他的五个英雄的白日梦情节又各自独立成故事。“大故事”与“小故事”非常微妙地被衔接在一起。如不仔细阅读，就会陷入混乱的感觉，不知其所以然。小说的线性叙事，英雄主题式的叙事传统完全被颠覆。情节安排过于零碎混乱，但正是这种安排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表达了现代人的迷乱与惶恐。事实上，形式的分裂不仅让读者无法使用经验和意识去判断目标，更关键的是，后现代主义打破了文学作品中的逻辑顺序，有意的颠倒、错乱时间顺序，现实以及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朦胧幻觉任意交错，大幅度的跳跃，以这种方式体现思维的真实性。

“大故事”与“小故事”微妙的衔接让人不禁要佩服瑟伯的巧取天工。连贯与衔接（coherence and cohesion）是Halliday系统性功能语法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是指连接文本元素之间存在的凝聚力。它既是语法手段，又是解释文本一个元素时赖依依存的另一个要素，涉及文本与读者头脑中统一性的知识和概念。而这种“共有的概念”使得语篇具有篇章性（texuality）。小说中詹姆斯·瑟伯虽然使用碎片并置揭露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但他不是笨拙的拼凑，而是能巧妙地处理“共有的概念”与“矛盾张力”的关系。例如，在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的开端，米蒂幻想自己是美国海军船长，正在指挥应战风暴，并指挥部下加大马力全速通过险阻（full strength in NO.3 turret）。紧随其后的是他妻子的斥责“慢点，为什么开这么快？”（Not so fast！You are driving too fast），所以此刻“速度”构成了文本的“共有的概念”，促成意义的连贯。使得主人公自由地游离于现实与幻想之间。如果说“速度”使得沃尔特·米蒂从幻想回到现实，那么是“他开车去停车场途经医院”使得他再次走入幻想的世界。想象自己是医学界顶级医生，可妙手回春。所以，“医院”是第二处衔接手段。然而现实的郁闷总是打扰着男主人公沃尔特的美梦，一句停车场服务员的厉声责令让他又回到了完全与梦境不相符合的现实身份；当木讷的米蒂正在为忘了老婆大人交代的任务愁楚满怀时，耳边报童叫嚣的“沃特伯里大刺杀”的新闻，让他的神经再一次的兴奋，以至于幻想中自己成了对峙于法庭之上赫赫有名的神枪杀手，在与法官的唇枪舌战中引来无数为之倾倒，竟有女粉丝不顾一切地投以崇拜的拥抱。可梦中就有人提起了“宠物饼干”，才让黄粱一梦的米蒂突然惊醒，想起老婆交代购买宠物饼干的任务，可笑的是，梦里的英雄此刻神思恍惚、念念有词地重复着“宠物饼干”，招来的也不再是崇拜而是过路女孩无情的嘲笑。在故事结束时，永不言败的米蒂神秘莫测地面对着消防队。文章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达到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将“大故事”与“小故事”安排得幽默却不失条理。

整体而言，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以幽默讽刺的语气描绘了现代社会中的混乱和虚无主义。人生活在漫无目的、绝望无奈、徒劳之中，身份迷失，虚弱无力。文章用生动的蒙太奇及碎片并置手法揭示了幻灭和扭曲的现代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幻想似乎成了逃避，是人借以保持尊严或寻找幻变身份的法宝。

2 叙述视角

从故事与叙述的关系出发，叙述通常有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现代小说中也常有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及戏剧性叙述视角，意识流与字符交换的叙述声音等特点。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后现代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呈现出不确定与多变的特征。如《梦里乾坤》的叙述视角不再是单一的人称视角叙述的分析，与故事情节和主题相统一，其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也是变幻不定的。总之，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和转换，就可以使小说中同样的事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具有各不相同的意义。叙述的魅力正在于小说家能够选择不同的叙述视角来观察事物和讲述故事，表明自己对人物和故事的特定态度，并由此带来小说独特的审美效果。

很显然，瑟伯的叙事技巧是与其故事形式和主题以及人物的塑造相吻合的，小说《梦里乾坤》的叙事视角不再是哪一种单一的叙述视角，而是将各路技巧糅合。比如，沃尔特·米蒂的五个英雄的白日梦情节，每一个都是一部小电影，由故事人物的对话和独立情节的描述构成，采用会话式的第一和第二人称的交替视角，更有第三人称戏剧性视角。叙述不再是讲述而是展现了六个生动的镜头，并将它们并置在一起。其效果不仅令人捧腹，更能发人深思，幽默中总有心酸，搞笑不是它的目的，因为它有着非常严肃的主题。读者像观众般亲眼目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积极参与消息的解码。在此过程中，读者与文本及主人公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审美距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此叙述方式产生的叙述声音，即意识流与字符交会的叙述声音，之间又有直接引用会话作为衔接的手段，带给读者的是真实可信的感觉。瓦尔特米提解构传统单一的叙述，尽力揭露作品“真实性”。传统的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和作为参与者的第一人称视角，目的是想读者讲述“真实性”，却往往因为使读者丧失能动性二显得“真是虚假性”；所以《梦里乾坤》以变换交替的多视角，和变幻的叙述声音展示了一个个逼真的电影镜头，让读者相信米蒂的生活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碰撞，在内部和外部之间极度不一致，现实是温顺、谦卑的，低能的；而幻想中的他强大果断，无所不能，幻想中的英雄正是他精神的逃逸。

3 矛盾，讽刺与张力

新批评派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存在着矛盾与张力，也只有矛盾才会产生美。罗基·福勒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张力取决于上下文，它曾被用来表现浪漫派的感受力，在文学批评中用来分析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矛盾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能动对立等。《现代批评术语词典》指出：一般而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张力。而作品尤其诗歌的意义就存在于它的张力。

首先，现实与幻想之间对立。现实之中，米蒂是一个行为谦和却神思恍惚，缺乏能动性的普通人。而且他的生活似乎总受悍妻的摆布，就连停车场的服务员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经常受到外人的嘲讽与指点，地位卑微。然而，每次的幻想却都是完全对立于现实的英雄所向披靡，强大而无所不能。这种矛盾对立充满了幽默讽刺，叫人在捧腹时，心头一酸。

其次，身份的对立。现实中唯诺的丈夫，幻想中决断的指挥官，大夫，杀手，飞行员。这些不同的身份是米蒂对抗虚无及迷失的手段，是他逃离主义的不同表征。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多面性以及软弱被动完全归咎于社会本身的矛盾或毫无意义。人类在现代社会的混乱中失真，传统和浪漫的英雄情结、精英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价值观的只能否定。这种黑色幽默张力让人深刻反思。

三 结语

本文应用形式主义方法分析《梦里乾坤》，从叙事视角、篇章功能以及矛盾张力几个方面探讨了瑟伯的叙事策略和艺术特征，尤其探讨了故事普遍透露的虚无主义主题，人类在现代社会的混乱和意义失真。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尼采称上帝死了，人从上帝的控制下解放而获得自由，现时代可以被规定为“人的创世纪”，即人本主义时代。然而，随着绝对人主体主义及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泛滥，人本主义逐步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终导致自我解体。因此，随着“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偶像倒塌”。人们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合适的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和疏远，唯一的选择是逃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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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女性主义批评 第12篇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在美国华裔文学开创初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对中英混血儿姐妹艾迪丝?伊顿 (Edith Eaton) 和温妮弗莱德?伊顿 (Winnifred Eaton) 的作品。身为第二代的美国华人, 黄玉雪 (Jade Snow Wong) 创作的《华女阿五》 (Fifth Chinese Daughter) 成为最早的畅销自传。此书以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性的自传方式, 呈现出作为美国模范弱势族裔的华裔美国人。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 华裔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之后, 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谭恩美 (Amy Tan) 、任碧莲 (GishJen) 等所代表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在当代的美国文坛积极活跃。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是在特定的多元文化背景下, 在女性主义叙事话语场域下所进行的艺术创作。且已经发展为一门独立自足的新兴学科, 它开辟了美国文学与批评的新领域。

两相比较而言, 关于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国内学者对其研究无论在深度、广度、参与度抑或是研究成果上都更甚一筹, 而国外学者, 除非本人为华裔学者, 或其祖上来自中国, 大多数对这一领域涉足不深, 且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上的文学史或是编年史上, 而对其中某一部作品并未做特别的详加研究, 究其原因, 也许是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足, 西方女性与东方传统女性所走的人生道路也大为不同, 双方并未享有共同文化背景, 西方人不容易理解中国古代传统的“三从四德”观念以及自身的移民身份对于那个年代的华裔女性作家 (或是她们的父母辈) 能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反之, 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较有优势, 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对于儒家思想的了解, 能够拉近他们与“客居”他乡的华裔作家们之间的距离。

二、对于华裔女性主义批评历史发展与走向的综述

在我所选取的中外研究文献中, 大部分都归纳了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历史历程, 在对华裔小说的研究和分类中, 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不径相同, 但他们均把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由此可分为三个阶段:开创期为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 转折期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 真正走向繁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由此可知, 艾迪丝?伊顿于1912年发表的短篇故事集《春香夫人》 (Mrs. SpringFragrance) 描写了中国血统的女子在西方的处境, 常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 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在Asian American Women Writers:Women writers of English and their works中指出, 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艾迪丝?伊顿为了塑造客观真实的美国华裔形象作出了不懈努力, 并真实地展示了一个被美国主流作家忽略并歪曲了的世界。华裔女性文学的第一位重要作家黄玉雪的意义则在于她打破了华裔在美国文坛上长期的“失语”状态。而作为华裔中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 汤亭亭的《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成为美国华裔文学中第一部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并进入美国大学文学课堂的华裔文学作品。她本人也成为第一个被美国主流话语认可的华裔女性作家。Chang, Joan Chiung-huei在其Transforming Chinese AmericanLiterature: A Study of History, Sexuality, and Ethnicity指出华裔女性文学为促进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 并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社会里, 号召少数族裔自我认同、凝聚起来反抗主流社会、争夺文化权力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热情在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的影响下空前高涨, 华裔女性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随着由“边缘”到进入“主流”的发展历程,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也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70年代中后期以及80年代后, 文学作品出现了回头写实的倾向。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紫欣在《当代美国华裔女性自传体小说与女性主义批评》中提到, 在文化多元化的推动下, 本土经验、西方模式、东方奇异、寻根访祖、华裔欧裔生活等, 种种生活经历或对世界的观察, 都成为作家创作的新主题, 也满足了读者搜奇猎异的欲望。

可以预计的是, 随着信息产业的急速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正不断被拉近, 在我们已经走入到多元化、全球化时代的今天, 加之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潮, 如今的美国社会已然成为各民族各区域的一个文化大熔炉, 华裔文学作品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历史, 且华裔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华裔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紧密结合, 促使华裔女性作家不断从新的视角审视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已然成型的华裔文学在亚裔各类文学作品中将吸引更多的目光且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并将在美国文学, 乃至世界文学作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关于华裔女性文学作品风格的综述

南京师范大学李悦在《走出族裔性创作藩篱: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中提到, 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往往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既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 又未走进女性主义批评的圈子。对一名少数民族裔作家来说, 即使她的生活不因父辈通婚或住所迁移而错综复杂, 她也始终摆脱不了一种“世界之间”的处境。王玉雪的《第五个中国女儿》、谭恩美的《喜福会》都旨在通过探讨母亲一女儿之间关系的主题来寻求“世界之间”两种文化的撞击和融合, 尤其是《喜福会》这部小说以家族为背景讲述了四个家庭四对母女间的不同故事。通过描述母女之间的冲突, 展现中国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 以及由文化冲突而引起的四对华裔母女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类似的以家族史为背景创作的小说还有李雷诗 (Lesliel) 的《苦甜》 (Bitter Sweet) , 伍慧明 (FaeMyenne Ng) 的《骨》 (Bone) , 邝丽莎 (Lisa See) 的《金山》 (On Gold Mountain) 和刘爱美 (Aimee Liu) 的《云山》 (CloudMountain) 等, 均吸引了大批西方读者。

虽然亚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只是近一二十年才发展起来, 亚裔文学也仅在70年代才开始受人重视, 但它与其他女性主义批评一样, 努力挖掘和重新评价亚裔妇女文学, 以理解亚裔各族妇女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习俗。从90年代初至21世纪前10年, 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进入繁荣期, 美国华裔作家、作品的迅速增长, 从此美国华裔女性小说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的阶段。汤亭亭 (《第五和平之书》) 、谭恩美 (《拯救落水鱼》) 的新作, 带领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开启更多元化的创作尝试。哈罗德-布鲁姆在Asian AmericanWomen Writers: Women writers of English and their works中再次写到, 新涌现的作家, 如任璧莲等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 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 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到90年代, 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任碧莲的首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 ( Typical American) 在1991年出版, 这标志着华裔女性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作者并没有把这部作品写成汤亭亭式或谭恩美式的描写新一代华裔如何认同美国文化的故事, 而是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思考美国和美国人。到了任碧莲时期, 华裔女性文学已经出现了可喜的质的转变。任碧莲不是在等待着主流话语的认同, 而是自身就认为自己是主流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由“边缘”到进入“主流”的发展历程,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也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四、关于作品侧重点及作家文化、身份问题的综述

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热情得到了空前释放, 华裔女性文学将自身的创造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 从而得到了蓬勃发展。国内学者李婷婷认为女性主义批评, “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冲击都大, 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她在《浅析美国华裔女性主义书写与文化身份问题》中指出, 在所有的父权文化中, 女性都被父权体制定义为他者:一种非主体的、负面的、非本质的、次等的人。在父权社会中, 男性占据主体自我的位置, 是完全绝对的象征体, 而女性则被界定为他者, 为男性主体所观照。华裔女性通过创作揭示了妇女生活中的多重经验与斗争精神, 既反对父权制文化观念的男性文学批评标准, 又质疑特定意义上寄主国的批评理论, 认为它们浸润着浓厚的男性本位主义思想或殖民主义意识, 从而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与批评使华裔妇女摆脱多重歧视和多重压抑的历史格局, 由边缘走向中心, 确立她们自身的主体地位。

南京大学赵文书教授在《X—代的华美小说》中, 特别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后活跃在美国华裔文坛上的新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 且大多为女性作家。这一新生的群体在美国被称为“X—代”, 意思是尚未完全成型, 还很难来界定的一代。这一批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登上文坛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家, 在思想上已经逐步接受美国是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这一事实, 同时她们作品的个性也鲜明, 主体的自我意识更加突显。他们的作品中, 无论故事内容是关于中国还是美国华裔, 关注的都不是宏大叙事, 而是更关注个人的情感和生活经历, 根本性的主题是精神世界。丽塔-费尔斯基在《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与社会变化》一书结尾处写道:女性主义阅读与写作的策略问题不单纯是从美学标准来解决问题, 它与整个妇女运动的命运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文学即人学, 这一永恒的命题预示了华裔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种族、超越性别, 以新的视角、新的姿态去创作大写的“人”。

五、所选取研究文献的局限与不足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对性别的社会意义为根本出发点, 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 倡导用女性自身独特的视角对父权制社会进行重新审视与价值判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女性为主体, 以弱势群体话语为特征, 旨在消解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 改写主体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建立女性自己的文学史。

在我所选取的文献中, 在此以华裔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女勇士》为例, 虽说其中不少文献均指出了华裔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不但要直面身为少数族裔弱势族群普遍遭受的种族歧视, 更要经受父权传统的压制这一现实, 并就打破沉默争夺话语权、文化融合与冲突以及身份地位进行了阐述与解析, 例如Goldman Marlene的Naming the Unspeakable:The Mapping of Female Identity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The Woman Warrior以及E.D. Huntley所著的Maxine HongKingston: A Critical Companion中在解读《女勇士》时都提到了这一点, 国内学者郑庆庆也在《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亭亭<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也阐明了华裔作家群体, 尤其是女性华裔作家们的彷徨与无奈;蒋丽平在其《双重边缘化的自我建构——论<女勇士>中华裔女性成长的艰辛与困惑》中认为她们一方面要面对身为少数族裔弱势族群普遍遭受的种族歧视;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华裔族群中依然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父权传统。

然而, 我个人认为, 许多关于《女勇士》的研究成果都甚少提及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因素——种族歧视来自于外部, 而源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封建礼教秩序才是内因。还是拿汤亭亭《女勇士》一书为例, 书中记叙了《无名女》 (No Name Woman) 、《白虎》 (White Tigers) 、《萨满》 (Shaman) 、《西宫记》 (At the Western Palace) 和《胡笳十八拍》 ( A Song for a Barbarian Reed Pipe) 共5个小故事, 其中个个都充满了中国古代传统妇女 (如《白虎》中的木兰) 或虽处于旧道德与新思想交汇的过渡时期但身心仍束缚于传统封建礼教 (《无名女》中的小姑、《萨满》中的母亲、《西宫记》里的月兰姨妈和《胡笳十八拍》的“我”) 的悲情式人生。实际上, 中国传统女性的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是伴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礼教所提倡的妇德是以维护男权、维护父系的宗法利益为出发点的的, 妇女政治地位的失落大致是与儒家礼教的正统化同步的。其走势是自周代至春秋战国 (儒家礼教的萌芽时期) 妇女社会活动受限制——秦汉至隋唐 (儒家礼教的成熟完善时期) 女性地位进一步降低——宋朝以降彻底成为束缚妇女的桎梏, 尤其是自南宋起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 封建伦理道德更是被抬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规定女性不许问政, 从而彻底杜绝了妇女参与政治的机会。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日益狭窄, 被禁锢在高强内院之中, 各种行为限制更加严格。程颐的“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 朱熹的“存天理, 灭人欲”都极力宣扬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但大多数文学批评文献似乎对以上封建礼教秩序的弊端有些忽略了, 学者们虽一味大力抨击父权制度与重男轻女观念, 但仔细思量, 书中的《无名女》和《西宫记》记载了两起女子由于被丈夫抛弃所导致的婚姻的不幸, 现代文明讲究男女平等, 在婚姻中男女双方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 男子绝不能将自己不能遵守的事反而向女子特别要求。何况古代中国信奉多妻主义, 既然如此, 爱情难以专一的男子哪还有表彰女子节烈的资格?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感受, 提倡女子应该守节而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才会造出如此畸形的道德。妇女政治地位的失落, 大致是与儒家礼教的正统化同步的。若无儒家礼教对妇女基本权益的视而不见, 甚至任意糟蹋, 又何来书中一幕幕令人扼腕叹息的情景, 文学批评家们认为“少数族裔女性作家普遍遭遇种族歧视且还要面对华裔族群中依然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父权传统”, 但种族歧视来自外界, 也许我们难以改变, 而“男尊女卑”观念的历史渊源正是来自儒教的正统化地位的确立。妇德的标准着儒家礼教的日渐严苛而变化, 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愈渐残酷。“脑袋的辫子剪了, 心中的辫子仍在”, 要想彻底改变华裔女性作家的被动地位, 首先应该消除一些陈规陋俗, 给她们一个更好地展现自我的环境。

摘要：美国华裔女性文学通常被定义为由在美国出生或后移居美国、有华裔血统的女性作家用英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其创作通常反映了中美两国文化相互碰撞、吸收和交融的历史, 折射出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围绕着文化认同、民族身份的得与失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影响下,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热情得到了空前释放, 此后涌现了诸如汤亭亭、谭恩美、任碧莲和邝丽莎等等为世人耳熟能详的作家。本文主要选取在2009年-2014年期间近20余篇中英文著作与研究文献, 对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简史、作品风格、作品侧重点及作家文化身份问题进行综述, 预测其未来发展走向, 最后指明所选取研究文献的局限与不足之处, 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希望有关学者能够以贯穿中西的视角加深对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研究。

关键词：华裔女性,女性文学,移民身份,儒家思想

参考文献

[1]Chiung-huei, C, J.2010.Transform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A Study of History, Sexuality, and Ethnicity[M].New York:Peter Lang.

[2]Huntley, E.D.2011.Maxine Hong Kingston:A Critical Companion[M].Westport, Connecticu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3]李悦, 2013, 走出族裔性创作藩篱: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4]刘紫欣, 2014,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自传体小说与女性主义批评[J].青年文学家·外国文学. (2) :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