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展与述评范文

进展与述评范文（精选8篇）

进展与述评 第1篇

1845年,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在英国成立,这标志着近代旅游业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旅游业最古老的业态———旅行社的诞生。但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旅游业最古老的业态应该是景区,在人类非组织性旅游产生之前早已存在。自组织性旅游行为出现以来,旅游资源范畴不断扩大,旅游产业要素不断发展,旅游产品形态不断涌现,旅游经营方式不断创新,旅游组织形式不断更新,产生了大量的旅游新业态,逐渐成为“大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助推动力。

一、旅游业态概念的提出

首先,随着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和分工细化,传统的“产业”“行业”概念难以描述旅游业的发展状态,旅游业态研究成为旅游学科研究新的切入点。旅游业态的范畴站在旅游产品、旅游经营、旅游组织等综合视角开展旅游业的研究,将旅游放在一个高位复合的平台上进行多维分析,为旅游学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次,旅游业态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旅游业运行的特征。旅游业是一个典型的无边界的产业,即开放式行业,旅游业的运行需要依托其他行业的资源和借鉴其他行业的手段,并与其他行业广泛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多样化的产业新形态,旅游业态准确地反映了这一动态发展和开放式的运行规律和运行特征。

再次,旅游业态为制定旅游战略规划提供了综合判断的手段。作为反映旅游产品形态、旅游发展状态、旅游发展趋势的复合性概念,旅游业态更鲜明地预示着旅游发展内在逻辑和走势,更典型地昭示着旅游业发展所能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的体验品质。

最后,旅游业态为旅游业创新经营建立了一个实验空间。从产品形态、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和整合模式层次对旅游业做出分析判断,贴近旅游业的真实运行状态,更体现旅游业的经济运行本质,因而对旅游业态的研究可以为旅游业创新经营提供趋势预测和典型样板示范。

二、旅游业态研究述评

(一)“业态”溯源

业态的概念最早应用于零售业。国外零售业态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在超级市场发展的推动下,人们开始关注业态问题。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超级市场的发展不够迅速,百货商店仍然是主要的经营形态,因此,业态问题研究没有大量展开,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业态理论。业态一词来源于日本,其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有了长足发 展 , 有学者将 其翻译为 “Type ofOperation”。“零售业态”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逐渐开始有人用其分析我国零售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广泛使用。1998年6月5日,我国国家国内贸易局颁布了《零售业态分类规范意见(试行)》,表明该词得到我国官方的认可。此后,国内外学者在业态概念界定、业态类型的划分、业态的演变机理、业态创新与新业态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业态”一词始终局限在零售业及商业领域,还很少被其他行业引用,但业态的理念却值得被旅游业所借鉴。

(二)旅游业态研究

随着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和分工细化,传统的“产业”“行业”概念难以描述旅游业的发展状态。故此,有的学者将描述零售业的“业态”一词引入旅游业。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业态研究的文献还较少。

杨济诗、孙霞琴(2001)首次提及“旅游业态”的概念[1]。邹再进(2007)认为,旅游业态是一个复合性、动态性和特色性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对旅游行(企)业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经营特色和经济效率等的一种综合描述,包含业种、业状和业势三大内容,并认为业态竞争已成为区域旅游竞争的新领域,进而提出了区域旅游业态竞争的方针和策略[2]。王洪伦(2009)认为,一旦某个地区把旅游业作为一项经济活动,那么旅游业在该地区就是以一种行业“业态”而存在[3]。杨玲玲、魏小安(2009)则认为,旅游业态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并给出了旅游业态与旅游行业、旅游产业的渊源关系[4]。彭若木(2009)认为,旅游业态是指旅游行(企)业以产品创新为竞争内容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组织方式和经营形态的结合[5]。张文建(2010)认为,旅游业态是旅游组织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进行要素组合而引致的经营形式并提出旅游业态包括业种、业状、业势三种形式,最终提出旅游业态创新的八种模式[6]。

旅游业态的特征方面,彭若木(2009)指出,旅游业态具有综合性、地方性、政府开发的统揽性等特征[5]。贺颖洁,钱莉莉(2010)认为旅游业态具有时代性、虚拟性、多元化、定制化与规模化结合的特点[7]。曹会娟(2012)指出,旅游业态除了产业融合和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之外,还具有时代性发展、虚拟性发展、定制化与规模化相结合的趋势[8]。

关于旅游业态的类型,张文建(2011)从业态效能的角度归纳出了旅游新业态的六种主要的基本类型,即集聚型、专业型、整合型、在线型、衍生型、准公共型[9]。崔文娟(2012)从旅游业态的经营方式、组织形式、消费需求、主导因素四个方面归纳出了三种主要的旅游业态类型[10]。李鹏、李柏文、田里(2012)通过构建双层嵌套多元旅游业态概念模型得出旅游业态创新路径可以从市场、产品、经营、管理四个方面创新[11]。

此外,许南垣等(2007)给出了旅游业态评价的指标体系,并研究了旅游业态的发展趋势[12]。苏 (2012)在分析了旅游业态创新体系构成要素的基础之上,对旅游业态创新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探析[13]。

(三)旅游新业态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新业态的研究并不多,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阐述。魏小安(2008)在其主持的北京市旅游课题《北京旅游新型业态开发建设研究》中分析了旅游业态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形态,并结合北京市旅游业态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北京旅游新业态发展思路、措施和重点发展的旅游新业态。张云中(2008)认为旅游新业态则是根据时代的演进和时尚的变化,创造出的能够满足游客心理、情感、审美享受的新产品。杨玲玲、魏小安(2009)通过对“业态”概念的研究,初步探讨了旅游业态、旅游新业态、旅游业态创新等概念的含义,并根据“旅游新业态”的界定,对如何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传统业态的提升,进而开创新领域,形成新的业态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旅游业中出现的新业态从市场、产品、经营方面进行了类型划分[4]。张文建(2010)旅游业态的相关基本理论进行了初步研究,首先探讨了旅游业态的概念、特征及分类,然后分析了旅游业态的要素构成、生成机制和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旅游业态创新的基本模式与路径[6]。汪燕、李东和(2011)在阐述了旅游新业态的相关概念基础之上,对旅游新业态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旅游新业态的形成机制[14]。高丽敏等(2012)在构建旅游新业态动力模型基础之上,指出旅游业态通过产业融合、要素融合产生新业态,并且在旅游新业态不同发展阶段,对旅游业利益相关者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15]。

结语

进展与述评 第2篇

【关键词】农村  中小学生  校外时间  研究进展  述评

【中图分类号】G6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149-02

在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规范办学行为、减负等强有力的措施和行政行为，叫停了许多不符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的类似于节假日补课、辅导、办班等等不规范办学行为，重新交给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对学生校外时间的教育问题也就无法回避地摆到了全社会的面前，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这些校外时间则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探索面对“中小学生的校外使用的问题怎么办？”的应对策略则变得既迫切又有意义。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对我国农村中小学生校外时间使用情况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介绍，目的有两个：一是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对农村中小学生校外时间使用情况及相关问题形成整体认识;二是分析研究中的不足，明晰下一步研究的内容与方向。

一、文献统计分析

截至2016年6月1日，将与中小学生“校外时间”相关的研究内容：课外生活、课外活动、闲暇生活、闲暇教育作为检索内容，以主题为检索项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进行匹配精确搜索，将三者搜索结果相结合，去除年鉴记录、重复检索、非学术性文章，其中包括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刊文章，具体检索结果见表1-1。

表1-1  CNKI校外时间相关文献检索结果

检索项 课外生活 课外活动 闲暇生活 闲暇教育 校外时间

检索结果 166 204 52 60 116

二、文献内容综述

1.课外生活和课外活动

从表1-1可知，以“课外生活”和“课外活动”为主题进行检索，所获得检索结果分别是166篇和204篇。对以上检索文献进行归整可发现，对于课外生活和课外活动学者们的研究有诸多交叉与重叠之处，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研究内容：

（1）意义与作用研究。王彩凤（2013）从课外活动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课外活动的有效性、课外活动的充实性、课外活动的自主性四个方面分析了课外活动的意义与作用 ;（2）现状研究。现状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大多数学者集中于对中小学生课外学习现状的研究，包括课内学习的延伸、课外辅导的研究;其次，是对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2.闲暇生活和闲暇教育

（1）关于闲暇生活的研究

闲暇生活，指“按个人意愿休息、娱乐、满足多种需要的自由时间。 ”经过调研，目前我国中小学生的闲暇生活现状有以下特点：时间少且分配不均衡;闲暇时间自主性缺乏，内容和形式单一;社会融入性差，个体活动较多;闲暇活动设施无法满足需求，幸福感偏低;对闲暇时间的价值认识不足，缺少指导和计划。

（2）关于闲暇教育的研究

我国闲暇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闲暇与闲暇教育的界定。对于闲暇教育的概念，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冯建军教授认为闲暇教育是指导人们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的教育 。李雪峰认为闲暇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育思想，即闲暇教育是培养人们形成一种正确的闲暇观，提高人们合理有效地支配闲暇的能力和技巧，提高人们休闲活动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闲暇教育应该当成一种理念渗透到教育实践活动中去 。2）闲暇教育的价值。3）闲暇教育的内容。

3.研究述评

纵观学者们研究成果，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具有宝贵的价值，研究视角有所拓展，从起初的抽样调查、个案研究拓展到区域或更大范围进行普遍研究，更大程度地提高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然而，我国关于中小学校外时间的研究虽然数目有所增加，但是相对于国外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

（1）国内对于学生校外时间的研究大多集中对国外相关研究的评述，符合我国特色的实证性研究较少;

（2）学者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单方面问题或部分领域的笼统概述，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强;

（3）重视校外时间教育的功能性或价值研究，但对具体的校外时间的管理、校外时间具体指导与实施途径研究鲜少。

（4）对于农村学生的校外时间关注度不够，专门针对农村学生校外时间的研究文献稀少。

因此，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主要针对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校外时间使用、校外时间教育等基本理论层面的问题;进一步开展农村中小学生校外时间占有与利用情况的实证性研究，利用问卷或访谈调查等方式开展学生校外时间活动内容、校外时间教育情况调，发现农村中小学生校外时间使用上的问题与需求，分析具体原因;最后，在对农村中小学生校外时间使用情况的调查总结的基础上，主要从政府部门、社会、学校、家庭、学生个人等几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农村中小学生校外时间使用和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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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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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焦冰清.我国闲暇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9.

进展与述评 第3篇

近年来,虽然与之相关的研究在成倍增长,但在理论的建构及解释、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测量方法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试图从辨析SHRM的含义入手,对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引发这一领域的更多思考。

1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界定

对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概念,学者们大致持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应和企业战略紧密结合,通过对企业内各种人力资源政策和实践进行整合并与企业战略相匹配,以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这种看法可以被理解为“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另一种解释认为存在战略性的人力资源(如高层管理者和核心员工),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便是对这些资源的管理,这可被理解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的管理”。出发点的不一致导致学者们在分析的层面和技术路线上存在差异。本文采取第一种解释,认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应更加强调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与前瞻性,而不仅仅把它当作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层面。关于SHRM的定义,研究者们见仁见智,各执一词。

1.1 “过程论”与“结果论”

持“过程论”的学者们 [2]认为,SHRM是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战略结合的过程。这种观点强调组织如何充分发挥其拥有的人力、社会和智力资本,以服务于组织战略的需求;“结果论”坚持者(Snell,et al.)则主张,应把SHRM 看成是组织为获取持续竞争优势而设计出来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系统。

1.2 “工具观”与“相互作用观”

这方面的分歧主要是就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战略的关系而言。“工具论”研究者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只是实现组织战略的工具和手段。如Miles和Snow认为,SHRM是“为适合企业战略的需要而采取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而“相互作用论”坚持者则更加强调人力资源部门在制定组织战略上更多的参与性,并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组织战略的实施应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Wright和McMahan [3]认为,SHRM是“为使组织达到目标,对人力资源各种部署及活动进行计划的模式”。

虽然研究者在SHRM的界定上存在很大分歧,但也取得了一些共识。对此,有学者[2]作了很好的归纳,认为SHRM的核心特征可以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力资源应被看成是一种战略资产;②SHRM是通过整合人力资源实践,补充和提升组织的总体战略以获取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③人力资源管理应与组织战略良好匹配。

基于以上的论述和分析,本文把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定义为:围绕企业经营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内部一致性及其与企业经营战略的一致性而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活动,以获取和维持可持续竞争优势。

2 研究的思路及水平

Richard Niehaus总结和分析了四种SHRM 研究的思路:①“匹配观”。这一观点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强调人力资源政策和措施之间的内部一致性(内部匹配)及其与组织战略之间的一致性(外部匹配);②“功能观”。这一思路认为SHRM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塑造员工的角色行为并使之与组织战略保持一致。也就是说,SHRM也应参与管理人力资源的任务,而不仅是与组织战略直接联系,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手段;③“资源基础观”。认为人力资源是一种能给企业带来长期收益的资源,但它只是一个组织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某种资源之所以能成为竞争优势的源泉,除了自身要满足稀有性、不可模仿和替代性以及附加价值性外,还需凭借于合适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④“类型观”。这种观点注重对复杂的变量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和归类,以寻求研究的简约和有效性。如Dyer和Holder曾提出过诱导型、投资型和参与型三种不同的人力资源战略类型,并结合组织战略详尽分析了组织内部相应的权力分配、组织结构以及员工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Wright和Boswell [4]则从“分析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数目”两个维度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作了很好的概括,见图1。

从图1不难看出,Wright和Boswell认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应着眼于考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组织层面绩效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应配置和整合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并与组织层面的绩效进行比较来考察其有效性。但他们同时又认为,人力资源管理未来的方向应该是不同层面分析水平的结合。

3 SHRM研究的基本框架

3.1 关键变量的选定和维度分析

Truss和Gratton [5]在回顾了SHRM的诸多理论模型之后,提出了其中应关注的五个关键变量:组织的内外部环境、企业战略、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以及组织绩效。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每一变量的维度进行详细的分析。本文拟从上述关键变量的分类出发,进一步梳理和识别出每一变量的子维度。

组织的外部环境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外部一般环境(总体环境)和外部特定环境(行业环境)。前者主要指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律和科学技术等因素;后者主要包括产业状况、市场和竞争状况等方面;内部环境变量是指组织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及其关联。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者通常对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文化以及领导方式等因素感兴趣,并认为它们能影响企业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之间的关系。

组织战略是一个组织为实现其使命和目标,而制定的带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关于组织发展方向和行动方案的谋划。Miles和Snow曾把组织战略归纳为展望型、分析型和防御型三种类型;Porter也提出和定义了三种不同的组织战略(成本控制、多样化和定位);Schuler和Jackson在一项研究中把组织战略分为降低成本导向、创新导向和提升产品质量导向三种类型,并将之与三种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使用型、推动型和积聚型)匹配来考察组织绩效;Miller也对组织战略的维度进行了非常精细的研究。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来考察组织战略,即产品/服务创新、多样化营销、市场控制的范围以及对成本的控制。

Schuler [6]认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哲学(philosophy)、政策(policy)、计划(plan)、实践(practice)和过程(process)。上述每一子维度都包含着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所要实施的内容,它们之间通过组织的层级而相互联系成为一个系统,以适应组织战略的需求。

关于组织绩效的研究不少,但分歧也很明显。大多数研究仍偏爱以财务指标作为衡量组织绩效的标准,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开始意识到这种单一评价标准的局限性,并尝试采用其他非财务指标作为测量的依据。Huselid和Delery都认为组织绩效应体现在离职率、生产率以及财务收益等诸多方面;Guest主张从多侧面去考察组织绩效,也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标准,如承诺感的增强、管理行为的有效性、组织适应性的提高等等,但他并没有对具体的测量方法作出说明。Dyer和Reeves就组织绩效的测量方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总结了四种类型:①人力资源结果(缺勤率、离职率以及工作满意感等);②组织结果(生产率、质量和服务);③财务结果(资本收益率等);④资本市场结果(股票价格和企业的增长等)。值得提及的是,Lukas等人曾在中国电子行业进行了一项研究,并考察了战略与环境的匹配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在该研究中,被访者需要比照同类竞争者并从以下五个方面评估本公司的绩效:完税后资产和销售的回报率、销售额的增长率、本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总体状况。

3.2 各变量间的关系及测量

3.2.1 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间关系的研究

多数研究者认为组织绩效的高低取决于人力资源战略和实践与组织战略之间“拟合”的程度,如Cook和Armstrong就宣称,“对于某一特定的企业战略来说,总会有相应的人力资源战略与之匹配”。Miles和Snow研究了三种不同的组织战略,并具体分析了相应应该采取的人力资源战略;Baird和Meshoulam [7]则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人力资源战略应与不同组织发展阶段相匹配。他们认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的战略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人力资源战略也应作相应调整。实际上,这已经是从组织自身动态发展的视角来考察组织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间的关系了。Golden和Ramanujam的研究也发现,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之间可能存在以下四种类型的关系:①行政事务型,即人力资源管理仍只扮演着传统事务“实施者”的角色,而没有体现出“战略性”;②单向型,即人力资源战略只是“体现”企业总体战略;③双向型,即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战略相互影响;④整合型,指企业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之间整合为一个大系统并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2.2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之间的匹配

“匹配”既包括上述的人力资源战略与组织战略间的匹配(外部匹配),也指人力资源战略与实践内部间的一致和互补性(内部匹配)。整合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如何对组织内人力资源实践进行很好地归纳和分类。Wright和Boswell回顾和总结了三种归类方法:①概念分类法,即通过确定不同概念的理论边界而对相应的人力资源实践进行分类。如Delery等和Gardner等都认为人力资源实践的目的在于提高员工的技能和对员工进行激励和授权,并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对人力资源实践进行分类;②因素分析法,即通过使用量表和因素分析统计技术提取公共因素,从而获得不同维度的人力资源实践。Huselid曾通过因素分析法对人力资源实践的分类进行研究,并把结果归纳为“员工技能及组织结构”和“员工的激励”两个因素;③聚类分析法,即对不同企业进行归类,以识别出不同的人力资源实践系统。

上述基于理论或实证的分类方法只是研究“内部匹配”问题的一种思路,另外一种思路更多地把关注点从人力资源实践本身转向它们所要寻求的结果。其出发点是,组织的各种人力资源实践活动(如招聘与选拔、员工发展与绩效评价等)都要为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绩效服务。这种思路不关心组织内部各种人力资源实践本身,而注重这些实践对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效用的影响。

此外,解决“内部匹配”问题中的一个前提是如何认识各单个人力资源实践之间的关系。对此,Delery从考察实践组合的效果出发,认为存在以下四种可能存在的关系:简单相加型,可替代型,共向协变型和逆向协变型。

3.2.3 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源实践的最终目标是增强组织绩效以及开发和维持组织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对人力资源实践效用及其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在这个研究领域中,Huselid对人力资源实践系统与组织财务绩效的考察也许被引用得最频繁,他同时也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与组织的离职率及财务绩效指标有关联,并证实离职率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线性关系。Ostroff也发现某些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普遍通用”的关系,但她同时指出,两者的关系要依赖于企业战略这个变量。Richard和Johnson考察了银行系统内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发现前者的有效性与员工的离职率存在直接关联。Whitener [8]则详尽考察了人力资源实践、员工对组织支持的感知以及组织承诺感之间的关系,并发现形成性的评价方式和公平的奖赏能影响员工对组织支持的感知与组织承诺感之间的关系。

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存在分歧。如Cappelli和Newmark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HPWS)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因而对整个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几乎没有什么改善。Lee和Chee以48个韩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也发现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间并没有直接关系。

值得提及的是Patterson等人在1997年发表的一项纵向研究,他们选取了67个英国制造行业公司为样本,结果发现公司收益率中17%的变异被人力资源实践和工作设计所解释,而企业战略、研发(R&D)与质量和技术分别只解释了2%、8%和1%的变异量。

4 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4.1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匹配与弹性问题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作用在于推动组织去适应竞争性的环境。外界环境的动态和不可预测性要求组织采取内部协调一致的、有机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并与组织的发展战略相适应[9]。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投向人力资源管理措施的内外匹配,而相对忽视人力资源战略中的弹性。

实质上,匹配和弹性是相互依赖且统一的,从时间参数上看,前者是组织当前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存在状态;而后者主要指组织未来在某一时间区段的一致性。匹配应被看成是组织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暂存的某种理想状态,而要保持这种状态的生命力,组织必须对外界环境的动态变化及其对自身的影响做出分析和决策,快速调整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并采取行动。在此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获取高度弹性和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反应和行动能力,组织应采取怎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4.2 “最佳实践”问题

Delery和Doty详尽地分析了三种对待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同观点(通用观、权变观和配置观),并且他们随后的实证研究普遍支持了“通用观”。“通用观”假定存在确定的“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并有助于改善组织的绩效。目前,这一观点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和认同。

另一方面,有关“最佳实践”的研究也是基于以下的事实,即只有有机整合的人力资源系统(而非单个实践)才能对组织绩效的提升有所贡献。因此,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最佳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组合模式,但效果却不如人意[10]。他们并没有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准确范围给出一致的定义,同时在是否存在“理想型”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及其是否依赖于组织战略等问题上也未达成共识。

事实上,也许根本不存在“普遍通用”的人力资源实践,因为某一措施只是在一定的边界中发挥其效用,而其它诸多因素如行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企业结构和文化都会影响到人力资源实践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应加强对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组成环境的研究。

4.3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前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分歧主要在于以下几点:①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测量问题。具体反映在测量的水平(组织层面或单个实践)和方法(如量表测量、聚类分析等)等方面;②对组织绩效的测量问题。研究者经常采用不同的标准评估绩效并造成了研究结果的相左和不可比较;③因果关系推理方向上存在的问题。大多实证研究采取“果因”回溯式的思路,即假定具有良好绩效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必定也是“最佳”的,这一假定固然简便,但它并不能对来自其它非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因素的干扰作出解释;④两者关系内在机制的探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如何对组织绩效施加影响?其中可能存在哪些中介联结和约束条件?后续研究需要对上述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回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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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研究进展述评 第4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支农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农村金融的发展是现代化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取决于农村金融能否真正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加快农村发展,是农村金融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目前存在大量的小型经济组织,这些小型经济组织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在正规金融市场融资难以与大中型企业匹敌,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已经严重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解决众多小型企业的资金需求问题日益受到普遍关注。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2005 年5 月,中国人民银行在五大省开展了“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2008 年5 月,《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法律文件颁布,对小额贷款公司设立主体、经营方式、经营业务等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小额贷款公司运作具有周期短、操作灵活、手续便捷、贷款政策贴近微小企业与农户的优势,因而为小型经济组织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条路径。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农村金融制度的一种创新,在丰富和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但在经营中面临着自身可持续发展和支农目标两者之间的矛盾。从2005 年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已有很多学者加入到小额贷款公司的研究行列。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以及实践案例的梳理与总结,进而找到一些对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研究的启发。

二、文献述评

当前,我国民间资本丰富,要么处于“闲置”状态,要么流入地下市场,形成“地下金融”;而中小企业急需资金,由于自身信用与资产状况存在缺陷,在金融市场难以融资。这种结构性的不匹配,制约了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运作规范、管理严格,且对组织形式、性质、经营范围有明确的规定,能够引导民间借贷的运作,从而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

理论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在现实层面,有些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如日中天,如在浙江省、江苏省等。但不乏出现小额贷款公司退市、注销的现象。考虑到小额贷款公司非法集资,收取高利率,单笔贷款额度过大等不规范运作,面临退市的命运就不足为奇了。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中面临着监管主体不明确,后续资金匮乏,偏离服务“三农”的初衷,征信体系不完善,法人治理机构不完善,员工缺乏金融意识等问题。针对这些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前已有文献做出大量分析探讨,而且在现实中也进行了某些尝试。

(一)监管主体不明确

“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不是金融机构,因此不受银监会的监管。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由于对监管机构的模糊设定,各地政府没有统一的监管部门,各省份出现了诸如金融办管理、中小企业局、省经济委员会。金融监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这些部门难以胜任监管重责,从而造成监管缺失。应明确监管机构,细化相关指导性文件,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相关法律体系,从而可以有效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缺失问题。为了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效率与专业性,应将主要的监管权力划分给银监会,政府部门仅在审批方面把关。

(二)后续资金匮乏

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的资金运作方式,使主要依靠股东资本金进行经营所需的后续资金严重匮乏。同时,作为非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不能进入金融机构同业拆借市场进行资金拆借。面对市场众多的小额贷款需求,很多小贷公司面临无钱可贷的窘境。目前,学术界已经提出了很多关于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资金问题的建议。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与邮政储蓄机构合作,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这样既可以发挥邮储巨大闲置资金的优势,也可以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不足的问题。2009 年颁布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似乎给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是村镇银行第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且控股要达到20%。这就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转型为村镇银行,其第一股东身份也必须拱手相让。只有放开这一限制,保护现有股东的利益,此方案才有实质意义。刑早忠创造性地提出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再融资基金,并将资金“批发”给小额贷款公司。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设计出创新型金融产品:资产收益权产品,其运作程序类似于资产抵押证券,帮助了小额贷款公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三)偏离服务于“三农”的初衷

小额贷款公司设计初衷是服务于“三农”,并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小额度的贷款发放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存在极大地信用风险,小贷公司在逐利的驱动下,倾向于发放高收益、低成本的大额贷款。单笔贷款额度过大不仅脱离服务于农户与微小企业的宗旨,且一旦贷款对象经营不当,小贷公司必将面临风险,不利于稳健经营。章敏(2010)提出要在营业税、所得税方面给予减免;政府出资筹建奖励基金,鼓励那些致力于服务“三农”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准备金比率和利率方面也应该提供优惠政策。

(四)征信体系不完善

我国农村整体信用尚存缺陷,农户与微小企业信息也没进入现有征信系统,小额贷款公司在发放贷款过程中与借款人存在信用不对称现状。闫雪、卢继梁(2010)认为,信用体系的应用是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在发放贷款过程中与借款人存在信用不对称现状的有效路径。然而小额贷款公司客户规模小、数量多、类型丰富的特点,使得农村信用体系建立具有一定的困难。信用体系不完善制约着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信用放款的发展。这就要求小贷公司通过逐步对客户评级,并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客户管理,从而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运营成本,从而有利于开发优质客户。群体借款机制设计,基于群体成员相互担保,互相承担违约责任,省去小贷公司进一步考察,从而节约成本,防范风险;信用额度累进的动态激励机制,可以逐步累积信用信息,并形成信贷记录,为是否进行长期合作提供证据。

(五)法人治理机构不健全,员工缺乏金融意识

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和一般性企业一样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但是由于仍然是股东担任总经理这种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造成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经营决策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势必影响到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经营。因此,要明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在内部控制中的职责,完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下设机构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从而完善法人治理机构。

小额贷款公司员工数量小,学历普遍不高,其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远远达不到要求,从而带来了较大的操作风险。小额贷款公司应该注重专业人才引进,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工资待遇设置,吸引那些在正规金融机构工作的高素质人才。同时,加强人工培训教育,着重提高员工小额贷款审贷技巧。加强小额贷款公司企业文化建立,进而提高员工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工作作风,如建立规模薪酬分配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行业协会应该定期开展培训教育,积极开展经验交流,从而提高员工业务能力。

三、总结与展望

国内领导力研究的进展述评 第5篇

领导力 (leadership) 一直是国内管理心理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 国内有关领导力的研究领域和层面得到较大幅度拓展;研究的方法基础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也日益与管理实践相结合。本文拟结合新时代背景的要求和西方领导力研究的路径, 对国内这个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回顾和小结, 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二、国内领导力研究的主要进展

通过对近5年公开发表在心理科学、心理学报、应用心理学、南开管理评论和科学管理研究等主要心理学及管理类杂志上的文章进行了检索, 并就研究内容、方法基础、结论推演方式等指标对检索到的文章进行筛选, 确定52篇相关文章为本文研究的有效样本, 对文献进行初步整理和归类, 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 近5年来, 国内领导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导特质发掘与胜任力模型的构建、领导力的评价及其有效性上, 领导测评在近期也受到相当的关注。

(一) 领导特质与胜任力研究

翟洪昌等通过对98名机关及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实施卡特尔个性测验并进行因子分析, 发现决定管理人员个性特征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控制性人格、情绪感染力、成熟性、处事风格和理智风格;并通过方差分析对不同级别管理人员的个性差异进行检验和分析, 认为自律性于高级管理人员而言最为关键。王蕾等则对领导力人格特质的层次进行了探索, 并认为领导力的人格特质可以归结为一个二阶一因素模型, 其中的一阶因素是开创性、适应性和自律性, 并且这三个因素可以聚合为一个更高层次的一般领导力特质结构。赵国祥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 得出我国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六因素特征模型。这六个因素既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格特质的共性成分, 也有与西方学者因素模型中不同的内容。

与此同时, 有关领导胜任力的研究也日渐活跃。时勘等以全国电信系统领导干部为对象, 通过行为事件访谈和概化分析技术, 建立了通信业高层管理者的胜任特征模型, 并提炼了诸如影响力、团队领导和主动性等10项关键胜任特征。仲理峰则以家族企业管理者为访谈对象, 得出家族企业高管者的11项关键胜任特征, 并与国外企业和国内国有企业高管者的通用胜任特征模型进行比较, 发现威权导向和仁慈关怀是我国家族企业高管者的独有胜任特征。王重鸣等结合基于胜任力的职位分析和问卷调查方法, 建立了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二维胜任力模型, 并发现在维度要素和关键度上, 正副职位间存在差异。

领导胜任力研究的另一思路是考察领导胜任特征的不同维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金杨华以关系胜任特征、问题解决特征和诚信责任特征为预测指标, 发现这三项特征在工作绩效的不同维度上有不同的预测效应。也有研究者分析了应用胜任特征模型进行评价时, 其评价结果的一致性问题。

(二) 不同背景下领导风格和行为及其效能的关系

李超平和孟慧分别检验了变革型领导的构思效度, 都认为变革型领导是一个二阶单因素的结构, 四个独立的子因素分别是领导魅力、感召力、智能激发和个性化的关怀。他们还就这四个因素对领导效能的影响做了探讨。李效云调查了企业管理人员对愿景型领导的认识, 总结了愿景型领导的关键特征, 并以访谈和问卷调查法研究了领导愿景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吴维库等在对95家企业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研究了价值型领导及其效能的关系, 认为在我国背景下, 价值型领导行为能导致下属的高度认同、满意感和激励。徐淑英等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65名来自不同行业的经理人员进行团体焦点访谈, 收集他们对CEO领导行为的描述并据此编制问卷, 调查了来自130个公司的1500来名我国的经理人员, 总结出我国CEO领导行为的六大评价维度, 即冒险创新、沟通协调、愿景表达、仁慈关怀、运营监控和威权导向, 提出我国CEO的四种领导风格类型, 并具体分析了这几种领导风格在不同行业和治理结构中的有效性。

(三) 领导决策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和动态特征

赵国祥分析了领导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活动, 认为领导者的认知模式、价值心理取向和个性心理特征决定领导者的决策活动和结果。陈学军则运用实验模拟方法, 研究了领导者的内隐绩效模型对管理决策的影响, 发现内隐绩效模型随决策任务的变化而变化, 并会影响决策者的决策偏差。

以上研究大多是从领导者出发, 分析领导决策的影响因素, 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决策的边界变量。王恒久通过确定领导决策评价的4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体系, 进而建立了指标体系的评价因素集、权重集和模糊矩阵, 试图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领导决策进行系统的定量判断。

从过程研究的思路出发, 陈学军设计了动态决策模拟实验任务, 并以MBA学院为被试, 研究投资决策在不同决策阶段上所体现的动态风险特征。研究发现, 决策情景的动态性使得决策风险具有动态性, 领导者的责任意识、组织环境和管理因素是决策风险表现出动态特征的主要原因。

(四) 领导测评研究的主要进展

目前国内领导测评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者素质和绩效的评价;二是不同测评方法的信效度检验和应用。此外, 测评方法也是近期领导测评研究的热点领域, 且焦点日益集中在不同测评方法在不同测评情景和评价维度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上。目前, 评价中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吴志明等采用多质多法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 对评价中心的构思效度进行了研究, 并构建了一个以评价方法为潜变量的评价中心结构模型, 认为影响评价中心结果的主要因素是测评方法 (情景) 而非测评维度。彭平根以LGD为例, 应用概化分析方法对评价中心的评分差误来源和控制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 我国古代领导心理思想的发掘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领导心理思想较为丰盛的时期, 目前国内对古代领导心理思想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个时期。杨芷英从领导的功能、领导影响力的构成和心理机制以及领导艺术三个方面研究了孔子的领导心理思想。夏金华等整理了先秦墨家的领导心理素质思想, 并从领导者的知识结构、道德品质、语言能力、工作态度、生活作风和为人原则五方面进行了归纳和阐述。郭子仪研究了《孙子兵法》中的管理心理思想, 并认为其中的领导心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领导者的智力、个性品质和能力的阐释上。陶新华等从法家的人性理论出发, 提出了法家领导心理思想的“法”、“术”、“势”三位一体观。

三、小结

近来领导胜任力的研究在国内比较活跃。较之特质概念而言, 胜任力更加注重能力的综合性和动态特点, 并强调与特定任务情景下绩效的关联。研究者主要从领导胜任力特征的模型构思及其与绩效的关联性、模型评价的一致性等方面进行探讨, 并试图通过不同组织背景下领导胜任特征模型的构建和比较, 总结和提炼关键的领导胜任特征要素。

在领导行为及效能的关系上, 目前的研究大多在企业组织背景下进行, 且日益集中在探讨不同领导理论基础上的领导行为及效能的关系, 而对领导行为和风格对效能影响的机制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此外, 领导效能的界定及测定标准也缺乏一致性, 这往往也造成领导行为及其效能关系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国内领导决策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领导个体决策影响因素的识别、领导者个性与决策风格的关系以及决策有效性的探讨上, 而相对忽视决策的内隐认知机制、情绪决策、不同任务背景下决策的特征等问题。此外, 领导团队的决策问题也应得到重视。

在领导测评研究的领域, 测评方法是其中的一个热点。评价中心作为不同测评方法的组合, 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研究者们常常关心评价中心的评价维度、评分效果和评价一致性问题, 而相对忽视评价者的培训以及不同评价维度与效标维度间的深层次关系。

四、研究方向

第一, 不同组织背景和研究背景下领导胜任力特征。胜任力的一大特点是与特定任务情境相关联, 因此, 背景的差异性必然会影响到胜任力关键要素的提取和表征。在研究方法及层次上, 应注重各种不同方法的多角度验证和多层次水平数据的整合。

第二, 在领导效能的验证上, 既要顾及领导者本身的因素 (如情绪智力、个人魅力等) , 也要充分考虑下属的变异 (如自我概念、复杂问题解决、创新精神等) 及领导替代的研究。换而言之, 注重情境与下属变异的权变观点应进一步得到重视。此外, 在研究的性质和方法上, 纵向跟踪研究和模拟实验或准实验研究需要更多的关注。

第三, 领导效能指标的内涵界定和测评方法需要充实和发展。在具体研究中, 可以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和对象, 选择相应层次的变量作为效标。

第四, 领导决策研究的多水平、多层次性。可以比较领导者个体和团队在不同层次和任务决策情境下的决策风格、发生过程和有效性的差异。领导者决策的内隐认知机制也应得到足够的关注。

第五, 领导测评与领导者的培训、发展问题。可以发展我国背景下领导测评的方法与指标体系, 检验并提升测评的信效度。并且, 测评要用于发展的目的, 而不只是作为评价和选拔的标准。

第六, 进一步根据一定的内容体系和分析框架, 总结我国古代领导心理思想, 并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要求挖掘和提升其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1]、王蕾, 车宏生等.领导力人格特质的层次结构研究[J].心理科学, 2004 (3) .

[2]、仲理峰, 时勘.家族企业高层管理者胜任特征模型[J].心理学报, 2004 (1) .

[3]、王重鸣, 陈民科.管理胜任力特征:结构方程模型检验[J].心理科学, 2002 (5) .

[4]、金杨华, 陈卫旗.管理胜任特征与工作绩效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 2004 (6) .

[5]、李超平, 时勘.变革型领导与领导有效性之间关系的研究[J].心理科学, 2003 (1) .

[6]、孟慧.变革型领导风格的实证研究[J].应用心理学, 2004 (2) .

[7]、李效云, 王重鸣.领导愿景与企业绩效的关系[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4 (2) .

[8]、吴维库, 刘军等.以价值为本领导行为及效能在中国的实证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 2003 (4) .

[9]、TSUI A.S, WANG H, et al.Variation of Leadership Styles among Chinese CEOs[J].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04 (33) .

[10]、彭平根, 艾平.评价中心测评的评分误差分析研究[J].心理科学, 2004 (4) .

国内绿色食品营销研究进展述评 第6篇

1 绿色食品营销主要的研究领域

生态环境恶化, 消费者环保意识不断提高, 对绿色食品的需求成为当今及未来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最迫切的安全需求。国内外绿色食品需求高涨, 各国政府积极引导绿色食品生产和销售, 加之国际环保组织的配合, 推动了绿色食品及绿色食品营销的发展。绿色食品营销有助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并实现可持续营销 (严立冬, 2003) 。

笔者从“中国期刊网CNKI数据库”中, 根据主题和关键词搜索绿色食品营销的全部论文, 共查找到19972012年之间发表的绿色食品营销相关论文115篇。采用分析关键词的方法, 确定绿色食品营销研究领域的变迁。115篇论文中, 关键词出现总次数为335次。剔除通用关键词 (如绿色食品、绿色食品营销) 、地名或企业名称 (如温州、北大荒) 、不能体现绿色食品营销研究主题的关键词 (如对策、发展) , 剩余有效关键词次数为110频次。剩余的关键词进行同类合并, 关键词中有相同的词 (如消费者行为、购买行为) 、内容属于一个领域 (绿色营销、营销组合同属于营销策略) 的关键词合并, 形成研究领域。

剔除和合并关键词之后, 形成四个研究领域:绿色食品营销策略;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绿色食品品牌。见表1。

2 绿色食品营销策略

该领域的论文总量为69篇, 居四个研究领域之首。该领域中64%的论文以“现状、问题、对策”或“营销策略”为题目。学者们从绿色食品营销的现状、绿色食品营销的影响因素、绿色食品的营销策略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我国绿色食品营销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产品种类数量少, 市场开发相对滞后, 营销渠道不畅, 消费者缺乏认知, 消费者需求未得到完全满足 (朱佳宁, 1998;李瑞华, 2000;张志华, 2001;盛丽颖, 2004) 。其原因在于政府扶持措施不够, 绿色食品法制不规范;生产经营者缺少创新意识, 营销观念和营销方式陈旧 (张开华, 2001;李崇高, 2002;谢长青, 2003) 。概言之, 政府宏观管理和企业营销管理是影响绿色食品营销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研究者普遍认为, 落实政府调控和扶持政策, 制定营销战略规划, 培养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 树立企业和品牌形象, 实施营销组合策略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对策 (尚杰, 2002;石丽芳, 2002;于海天, 2007;甘晓伟, 2009) 。孟昭春 (2002) 提出强壮市场营销主体, 谋划市场竞争战略, 拓宽联合营销途径, 开发绿色食品国际市场是强化绿色食品营销的对策。

该领域的研究, 普遍存在如下问题:概括性地阐述营销环境及营销问题, 缺少建立在市场调查数据基础上的定量分析;产业宏观管理与企业微观营销活动界限不清;绿色食品营销主体不明确;营销现状与原因互相掺杂;重复性观点过多, 缺少直达实质的独创性见解。2011年以后, 该领域论文发表数量骤减, 不再成为研究的主流。

3 绿色食品营销渠道

苏华, 曾德森 (1997) 发表的“绿色食品营销渠道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是国内最早针对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论文。绿色食品营销渠道兼具一般营销渠道的结构和功能, 同时也有独特之处。因绿色食品特性, 客观上要求渠道组织及成员具有绿色营销观念和绿色行动, 即在渠道流通环节减少对产品的污染, 降低对环境的破坏。研究者一致认为国内绿色食品营销渠道建设滞后, 绿色食品产销脱节, 未建立起绿色食品特有的物流渠道和销售网络 (武茂义, 2001;王欢宇2008;甘晓伟, 2009;) 。还有学者开展了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个案研究, 王咏梅 (2006) 应用AHP和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富煌巢湖三珍有限公司营销渠道成员进行选择评价;杨长峰, 黄艳艳 (2009) 对森工企业绿色食品的渠道冲突和物流系统重构进行了研究。李史沣 (2009) 对国内外该领域的文献研究发现,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内涵及特点、渠道的组建原则、营销网络体系建设;而国外学者主要研究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基本原理。罗琳艳, 杜红梅 (2010) 认为, 渠道流通半径小、渠道流通链条长、渠道组织不健全、渠道效率低是国内绿色食品营销渠道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了建设绿色食品渠道的策略, 如提高渠道绿色营销观念、建立扁平化营销渠道结构、形成内部一体化体系、网络直销、连锁配送等。

绿色食品营销渠道作为国内绿色食品营销较早开展的研究领域之一, 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 自2011年开始, 绿色食品产业进入成熟期, 该领域的主要问题已被研究者和企业界攻克, 论文发表数量急剧减少。

4 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

早期的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研究, 仅将“绿色食品消费意识不足”作为影响绿色食品营销的原因分析, 融入营销现状与问题分析中, 并没有针对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单独的、深入的研究。绿色食品产业进入成长期, 绿色食品企业认识到消费者是决定市场营销成败的重要力量, 国内绿色食品营销研究逐渐聚焦到“消费者”身上。赵东伟 (2004) 对绿色食品的购买动机、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作了初步的定性分析, 是国内首个以“绿色食品购买行为”为题的研究。此后, 该领域以实证研究为主流。研究者首先关注的焦点是“影响绿色食品购买决策的因素”。乐发瑞 (2006) 等、周静, 马李等 (2007) 、盛丽颖 (2007) 、王芳 (2008) 、李玲玲 (2008) 多位研究者对影响绿色食品购买决策的因素先后做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研究对象所在地域覆盖了东北 (辽宁沈阳、大连) 、华北 (北京、山东) 、华中 (湖北武汉、湖南) 、华东 (浙江温州) 、华南 (广东广州) 和西南 (四川) 六大地理区域。研究结论一致表明, 消费者性别、年龄、收入、食品安全忧虑、购买场所、绿色食品标识的认知、支付意愿是影响绿色食品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盛丽颖 (2007) 、王芳 (2008) 用Logistic回归模型作了分析。国内消费者普遍重视食品安全, 对绿色食品认知程度较高, 绿色食品标志对购买决策有重要影响, 愿意为绿色食品支付高于普通食品10%以内的价格, 消费者乐于接受绿色食品的人员推销, 多数购买者在超市购买 (周静、马李等, 2007) 。更倾向于到信誉度高的零售商处购买, 购买政府或权威机构检测合格的产品 (李玲玲, 2008) 。不同地区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食品的因素有所不同 (王芳, 2008) 。

近几年来, 该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消费者心理层面, 从绿色食品的感知、品牌关系、品牌资产对购买意愿、顾客忠诚。品牌关系是影响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心理变量, 对顾客价值、顾客满意、顾客忠诚都有显著影响 (刘晓霞, 2008) 。刘威 (2009) 的研究证实了绿色食品顾客感知价值中存在绿色价值维度, 各个维度对顾客忠诚存在影响作用。绿色食品传播是消费者对绿色食品价值属性认识的前因, 绿色食品价值属性是绿色购买频次和推荐行为的主要直接因素 (孙剑, 2010) 。绿色食品的感知品质、满意度、品牌联想、品牌知名度和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显著相关, 价格起到刺激购买的作用, 适当的溢价有利于提高消费者购买绿色食品的意愿 (高玲, 2011) 。

消费者行为是营销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2006年以后, 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的实证研究大量出现, 表明国内绿色食品营销研究逐步深入和规范化。

5 绿色食品品牌

绿色食品品牌领域的研究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0年以后成为研究主流。在产业成熟期, 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已取代资源优势和政策支持, 成为影响绿色食品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企业的创新要同实施品牌战略结合起来, 注重品牌对提升竞争优势的影响 (剧锦文, 2007) 。未来的绿色食品营销是品牌的竞争 (包明华, 2004;王德章, 2005) , 许多研究准确地预见了这一趋势。品牌是绿色食品企业向消费者传递产品核心价值的重要工具 (罗峦, 2006) , 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的重要因素。绿色食品品牌营销改变了产品营销阶段以品质、价格为单一手段的营销要素策略。品牌战略整合了有关绿色食品产品品质、品牌意识、品牌创立、品牌定位、品牌形象、品牌推广、公共关系等诸多营销要素 (高延鹏, 2001;包明华, 2004;朱立, 2006) 。实施品牌战略对我国绿色食品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为树立绿色食品的精品与名牌形象, 绿色食品企业应加强品牌建设, 用品牌来扩大国内外市场 (魏暄, 2009;沈诗婷, 2009) 。对现有品牌进行整合是绿色食品品牌建设的快捷方式 (任熹真、程玉林、王兰霞, 2002) 。品牌整合方向力求三个转变:区域品牌向国内甚至国际知名品牌转变, 一般绿色食品品牌向个性化品牌转变, 绿色食品营销向以文化为核心的品牌营销发展 (王德章, 2005) 。在品牌整合过程中, 尚存在管理缺乏力度、整合流于形式、整合力度小、品牌价值整合不合理等问题 (闰海江, 2009;孔丹, 2009) 。品牌意识淡化、品牌定位模糊、缺乏品牌文化内涵仍是国内绿色食品企业面临的主要营销问题 (王欢宇, 2008;蔡守琴, 2009;甘晓伟、骆世明等, 2009;李国强, 2010;郑枫玉, 2012) 。

在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导入期和成长期, 市场开发、品牌整合和企业重组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政府, 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需要的 (王德章, 2005) 。然而, 当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至成熟期, 市场竞争加剧, 消费者日益成熟, 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 摆正政府和绿色食品企业在品牌建设、市场开发中的角色 (韩玉龙、李刚等, 2011) , 绿色食品企业是品牌建设和市场开发的主体。然而, 仅有“皓月品牌文化含量测度”、“北大荒品牌建设”两项个案研究 (盛亚军、卞志刚等, 2008;胡春娟, 2011) , 从绿色食品龙头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出发, 探究品牌营销问题。高玲 (2011) 开发了基于消费者的绿色食品品牌权益 (资产) 的测量量表, 探究品牌资产要素上升到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作用机理。品牌资产的源头在于企业营销活动, 即企业营销策略是促成品牌资产的前提。品牌资产的核心是如何为消费者建立品牌的内涵, 将品牌资产的概念作为绿色食品品牌营销的研究主题, 是我国绿色食品产业进入成熟阶段的必然趋势, 标志着我国绿色食品营销理念和实践从产品营销阶段进入了品牌营销阶段。

6 当前研究的特征与展望

6.1 绿色食品营销理论研究的特征

按照我国绿色食品产业生命周期阶段, 分时间段对各研究领域论文的数量和趋势做统计。发现绿色食品营销的理论研究具有两个特征:各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变化趋势明显, 有涨有落;各省份论文数量差异大。

1997年至今, 环境分析与营销策略领域的论文总量70篇, 居四个研究领域之首。其它三个研究领域论文总量相当, 均在15篇左右。2010年之后, 绿色食品环境分析与营销策略、绿色食品营销渠道两个领域的论文数量急剧减少。与此相反的是, 绿色食品消费者行为和绿色食品品牌两个领域的论文在20072010年之间, 显著增多。

绿色食品产业受地理资源禀赋差异约束, 全国各省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故绿色食品营销研究论文省份差异明显, 总量上黑龙江省最多。例如, 营销环境与营销策略领域以省份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30篇, 其中黑龙江省有16篇。

绿色食品营销理论研究呈现上述两个特征, 无疑与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阶段与水平、绿色食品企业营销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在产业发展初期, 绿色食品企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宏观和微观营销环境, 对环境威胁和市场机会的分析有助于企业趋利避害, 制定适宜的营销战略及策略。而合理高效的绿色食品营销渠道有助于企业快速开发市场、扩大销量。到了产业成熟期, 上述两个领域的主要问题已被研究者攻克, 因此, 论文数量急剧减少。而消费者行为研究一直是国际上营销研究三大领域之一, 对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视, 表明国内绿色食品营销研究逐步深入和规范化。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已取代资源优势和政策支持, 成为影响绿色食品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相应地, 品牌领域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6.2 当前绿色食品营销理论研究的不足

绿色食品营销研究存在六方面的不足: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现状分析多于问题解决;对策表象化, 缺少直达实质的研究;绿色食品品牌理论相互掺杂, 不成体系;定性研究为主, 研究方法单一;重复性观点较多, 缺少创新。

6.3 未来研究展望

国内绿色食品营销研究主题可概括为两个方向:品牌和消费者行为。近十年, 品牌一直是绿色食品营销领域的研究热点;近五年, 品牌战略、品牌建设、品牌整合、品牌营销和品牌形象是研究热点。近三年, 研究内容有所突破, 逐渐集中到对“人”的研究, 即聚焦于消费者行为的分析, 从品牌关系、品牌形象、品牌资产角度研究绿色食品品牌营销。

未来的绿色食品品牌营销研究, 将出现六大趋势:更多关注绿色食品企业和品牌的个案;品牌管理思想及理论将产生深刻影响;聚焦于探究绿色食品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引入更多的心理、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变量;品牌资产、品牌文化、网络营销等研究主题将日益受到重视;定性研究为主流逐渐向定性、定量相结合转变。

限于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内的研究较少, 本文仅对安全农产品“三品一标”中的绿色食品营销研究进展做了归纳和评价, 在资料搜集、整理以及部分观点仍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王德章, 李翠霞, 杜会永.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11, (1) .

[2]郝素琴.浅谈实施绿色食品营销的意义[J].经济师, 2002, (1) .

[3]严立冬.生态紧迫性与绿色食品营销策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3, (5) .

[4]罗琳艳, 杜红梅.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特点、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 2010, (5) .

[5]李史沣.绿色食品营销渠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9, (12) .

区域工业共生网络研究进展及述评 第7篇

1 工业共生发展渊源及其概念

工业共生最初构想的提出是在1976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一次主题为“无废物技术和生产”的会议论文中[4]。而后1989年,Froseh和Gallopoulos在描述“工业生态系统”时受到启发,后来发展成为“工业生态学”的主要思想,他们认为“一个成功的工业生态系统,能量和物质消耗被优化,一个过程的输出成为另一个过程的原材料(In a successful industrial ecosystem, a group of firms with a diverse array of input and outputs, exchange materials such that the “waste”or by-product of one becomes an input for another)”,形成了“工业共生”比较具体的概念[5]。同年,Ayres的文章中提到生物圈和工业经济都是“物质转换的系统”,存在“工业共生关系”。1997年《工业生态学杂志》的总编ReidLifset评论了共生的物质交换以及在卡伦堡(Kalundborg)的实现过程,但又提醒读者“工业共生并不仅仅是关于共处的企业之间的废物交换,是一种全面的合作”[6]。

经过大量学者的不懈研究,工业共生的概念也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完善。本文认同丹麦卡伦堡公司出版的《工业共生》一书中对“工业共生”的定义:“工业共生是以共生理论和工业生态学相关理论为基础研究不同企业间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实现对资源的节约环境保护在这里该词被用来着重说明企业相互利用副产品而发生的各种合作关系”。从上述概念,可以总结为工业共生的本质是企业间的合作,只是这种合作是以副产品的交换为纽带,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为目标。

2 区域工业共生网络的复杂性研究

目前,国内外通过网络模型对系统的复杂性度量是一个崭新的方向,并且涌现出了许多经典的模型,比如Watts的“小世界网络模型(Watts-Strogatz model,又称WS model)”,Barabasi 的“无标度网络模型(Barabasi-Albert model)”[7]。《系统工程学报》在2010年专设一研究主题“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放于每刊的刊首,如《无标度网络的群聚性对合作行为的影响》[8]《基于小世界和连接成本的制度网络演化分析》[9]《有向多重边复杂网络的自适应同步控制》[10]。纵观每期的文章,研究视角主要是围绕复杂网络,进行深入研究和应用研究,体现了我国学术界对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视。

工业共生不仅是一个复杂网络,更形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通过相对成形的系统复杂性的模型来分析工业共生网络是一个研究的新视角。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有代表性的是清华大学的宋雨萌、石磊,东北大学的黄训江等学者,他们的撰文中提出以物质/能量关联所刻画的工业共生网络是否具有复杂性特征是工业生态学领域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并运用网络复杂性度量方法,以丹麦卡伦堡和河南省巩义市为案例,对区域工业共生网络的复杂性特征进行了有益探索。分析结果表明:卡伦堡系统不体现复杂性,而巩义市系统则体现复杂性;与真实世界中很多复杂网络的度量结果相一致,巩义市工业共生系统体现出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且高度数节点出现几率高于普通复杂网络;根据度量指标测算结果,巩义市工业共生系统与某些神经网络、代谢网络和生态链网具有相似性[11]。东北大学的黄训江则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了自主实体共生和复合实体共生网络演化过程中的小世界性及其稳定性问题,并以丹麦卡伦堡和中国贵糖为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自主实体共生还是复合实体共生其共生网络演化过程均呈现小世界性不断增强特征;在动态选择性连续点攻击方面,自主实体共生较复合实体共生具有更强的攻击耐受性,而在动态选择性连续边攻击方面,由于复合实体共生网络结构的人为精心构建,其一开始稳定性较强,但随着攻击的持续,其抗攻击能力迅速降落,并落后于自主实体共生网络[12]。

展望将来研究,工业共生复杂性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重要而又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如网络拓扑结构以图论作为统一的数学框架和工具去进行研究,那么工业共生演化的动力网络是否也具有普适性的动力学框架和分析方法,区域工业网络结构与网络功能关系及其演化规律的研究如何深入发展,“网络中的网络”(如工业共生网络中的副产品交换网)应该如何进行建模、分析和研究 [13],这些都是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3 工业共生网络的稳定性研究

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工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相对的、整体的稳定[14]。

3.1 工业共生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15]

生态系统稳定性容易受到关键物种、系统关联度、物种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同样,工业共生网络体系人工的生态系统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16,17],如结构维度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成员距离、关键种企业[18]、生态链长度、行业多样性、相互依赖)、技术维度因素(转化和净化等技术充足、技术革新、信息交换平台、技术机密壁垒)、外部条件维度因素(政府支持[19]、市场变动、新能源新材料、公众压力、法律制度、经济支持等)等[20]。

3.2 工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条件

目前, 关于工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定量研究正处于摸索阶段。郭莉、蔡小军、曲莎等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性尝试。郭莉基于对生物界种群共生关系(兼性共生、 双向专性共生、 单向专性共生、偏利共生)的研究,将工业共生模式分为平等型、依赖型、依托型、单向获利型四种模式,采用logistic模型,以生态效益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对四种模式的稳定性条件进行了分析[21]。曲莎[22]则在生物种群关联度的概念基础上,从园区企业间生态关联度、总关联度生态率两个指标出发,提出产业园区稳定性的条件。蔡小军[23]则提出了一种基于合作博弈的利益分配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共生产业链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即组建共生产业链的合作各方均获得其所有可能参加共生链的最大收益。

3.3 稳定性的测度与评价

工业共生网络是生态工业园内企业生态合作的主要组织形式,能否稳定运行至关重要。然而对工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测度之所以至今少有人涉足,主要原因在于难以识别表征稳定性的特征参数。童莉构建的工业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ESSAI)中,优势度、循环度、调节度用来表征工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24]。优势度指标是工业生态系统本身状态的表征,是指标系统中的基本指标;循环度指标是工业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状态的综合特性,是稳定性指标系统中的决定性指标;调节度指标表征系统在人为的外界干扰和自然干扰下的抗性和维持平衡状态的能力,是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作者尚未对各系统对ESSAI指数值的贡献作进一步分析,导致这套评价体系中各系统指数之间的关系是等权的。这就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西北工业大学的巩岁平[25]等则以能值分析为基础,以企业的生产营运为研究对象,提出工业共生网络能值评价指标,并用两个企业的三种生产模型(线性生产、循环生产和工业共生网络生产)定量评价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在追求经济和环境双赢目标驱动下,必将沿着“线性生产循环生产工业共生”网络生产模式路径演进。李昆[26]则以企业群落中的关键种企业为研究切入点,对生态关联度企业生态位、产业关联度生态关联度、企业类数生态关联度等两两因素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相关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群落的生态关联度决定了工业共生体的规模及稳定性。张萌[27]以生态工业园工业共生网络组织结构为研究入手点,认为由于工业共生网络运作模式不同,其面临的风险和具有的效率就不同,因而网络运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各有差异。赵进等[28]则运用环分析方法对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进行了判定。

综上所述,工业共生网络或者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近年来的一个新的研究议题,但是,研究尚不深入,之于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稳定性条件和稳定性的测评研究都比较少,且没有深层次的定论,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4 工业共生的形成动因研究

近年来,工业共生研究开始呈现由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的工程设计,向系统规划和绩效评估方面转变。目前关于生态工业共生网络的形成机理的研究并不深入,王兆华运用费用交易理论、杨敬辉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袁增伟运用企业环境责任市场化理论尝试对其研究。

考特认为生态工业园内的企业社区能获得比单个企业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化所能获得的效益之和更大的效益,驱使企业在生态成本内部化约束条件下自发地紧密结合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群落,最终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29]。王兆华等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指出,由于生态工业园中资产的专用性(包括地理位置的专用性、有形资产的专用性、人力资源的专用性以及优惠政策的专用性等)和交易的频繁性,使得那些客观上具备副产品交易条件的企业形成一个经济活动中心,从而产生建立更为密切交易关系的动力和愿望,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和建立工业共生网络就具备了必要性[30]。杨敬辉等认为享有共生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内化外部不经济是企业寻求共生的动力[31]。袁增伟则从形成生态产业共生网络的微观要素企业环境责任入手,从环境伦理的角度阐释生态产业共生网络中企业的五类环境责任,并探讨其形成和运作机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及约束机制[32]。王贵明的撰文则提出[33]产业共生网络就是建立以自组织为内在动力、政府规划为协调机制的自组织规划共生模型,其中,经济因素、政府管制和中间组织是产业组织共生组织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关于工业共生网络形成机理的研究,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企业合作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经济外部性理论等仍然用来解释工业共生的形成。这主要是因为忽视了工业共生的生态特征,忽视了副产品和废弃物作为企业间交换媒介的特殊性[34]。因此,需要从一个合理的视角去探讨工业共生的形成。其次,以往的研究都是强调工业共生网络的形成是基于对经济绩效、 环境绩效追求的目标导向结果,忽视了对于合作本身的研究。

5 工业共生网络演化研究

目前,国际上网络组织理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学家对企业本质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在国内,由于经济理论研究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组织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网络组织的研究尚处于援引和借鉴阶段,主要侧重于网络组织的生成机理以及经济学解释等理论性问题上,对网络组织的实际运作研究相对较少。

系统演化主要是指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非平衡走向平衡的过程,可采用协同的观点审视之。协同学的研究对象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作用下经过“自组织”的协同运动而产生由无序到有序的新结构的规律。其中序参量是系统演变的内部动力,起到主导作用和役使作用,从而使系统涌现出新的组织和结构形态[35]。

工业共生是工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和实现途径,只要有工业生态系统,就会有工业共生现象存在。由此而言,工业共生网络和工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是相通的。美国耶鲁大学以chetow教授为研究带头人的耶鲁大学森林城市学院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工业共生系统的研究。近年来,研究中心的研究方向也逐渐从工业共生网络形成机制转移到系统演化和系统稳定性优化上,从理论转移到了实证[36,37],并且实证研究逐渐从美欧等发达国家转向亚洲的中国和印度[38]。

席旭东[39]深入分析了矿区生态工业共生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演化特征和演化方向,建立了矿区生态工业共生总体发展演变模式,并且指出其系统总体发展演变模式主要由矿区生态工业共生组织发展模式和共生行为发展模式、共生发展选择模式以及矿区生态工业共生系统发展的生命周期四个要素共同决定。新疆大学的冯琳[40]则构建了多目标优化模型,对西部干旱区工业共生网络的优化进行了研究,模型以共生网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最优作为目标函数,以非线性的相对优属度作为权重系数,将资源瓶颈、环境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等作为约束条件,求解多目标问题,不仅表达了共生系统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工业共生追求经济-环境双赢的内涵。袁增伟则从构成生态产业共生网络的微观要素企业环境责任入手,开发了基于企业环境责任市场化机制的生态产业共生网络运营成本模型,探讨了影响代理企业运营成本的主要因子和整个共生网络系统的演化机制[41]。柴立和则以广义熵原理为分析切入点,在定义生态系统的“广义熵”的基础上,指出控制生态系统演化动力学的物理学法则是“最大广义熵原理”,即系统总是寻找一种优化过程使得在给定的约束或代价下广义熵最大,即总是使自身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从而探究系统的演化与优化[42]。同时,作者还以长三角为例,研究了区域经济演化的新复杂系统[43]。王发明则研究了产业集群的演化[44],这对工业共生系统的演化研究可提供一定的借鉴。

同时,国家自然基金在工业共生研究领域的资助项目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南京大学袁增伟教授2005年申请并完成的《生态产业共生网络的形成机理及其稳定性研究》(40501027),其后在2009年申请下来的《产业共生体系演化机理及其优化调控研究》(40971302)。2011年中科院的耿涌教授申请下来的《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化机制、优化路径及管理对策研究》(71033004/G0312),也就是说,工业共生体系的研究逐渐从内生机理转移到更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演化和优化研究,这也逐渐明晰了国内外工业共生的研究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

6 工业共生网络的实践研究

工业共生网络一个重要的实践形式是产业生态园的建设。国内外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在原先产业园基础上的改造升级;二是根据区域及周边产业关联分析在产业链搭建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共生,从而建立生态园区;三是以某一个核心企业(关键种企业)的产业辐射的基础上构建生态产业园区,如卡伦堡产业园、广西贵糖生态产业园[45]。

国内与工业共生网络相关的研究课题和实践活动也仅是刚刚开始,如清华大学钱易院士主持的“浙江街州沈家生态工业园规划”项目从工艺和技术的角度对园区内的工业共生网络进行了探索;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其它科研机构在全国省市开展的一些卓有成效的生态工业园试点项目等,这些都为我国生态工业园内工业共生网络的规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生态工业园模式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思路,是目前减低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运作方式。而由于其形成路径和模式的复杂性,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存在诸多风险,如组织结构复杂、分配利益不均,地域文化差异等动摇着生态工业网络的稳定性。提升系统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进行柔性化分析。对于区域工业共生网络而言,由于网络中企业成员之间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价值的交换,柔性问题便成为整个网络发展的一个瓶颈。对此,大连理工大学的秦颖、武春友等的撰文中提出了提升产业生态园运作的柔性的措施[46]。上海大学的宋金涛、梁日忠等学者以热轧氧化铁皮资源化为研究对象,提出将热轧氧化铁皮用于生产永磁铁氧体预烧料和永磁铁氧体磁件,并利用冶金过程中副产的富余煤气为过程提供能量,生产废水处理后循环利用的工业共生模式。重点对该共生模式工程化所涉及的关键工艺、物质流、能量流、主要设备以及工程实施的平面布置和生态风险防范进行了研究[47]。尹建华、王兆华学者则细致研究了工业园区新陈代谢的核心环节副产品交换系统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连开发区的通过副产品交换系统的建立提高工业园区内的资源循环与管理的效率和效益的建议与对策。

随着生态工业园模式逐渐被国内外认同,各地独具特色的生态工业园建设也逐渐被提上日程。在我国采取试点示范园区带动的发展方式,对工业园的研究也逐步成为一个热点。由此,工业共生网络的研究不仅在理论方面,许多专家学者也在实践层面进行了很多有意的探索。将理论应用于工业园的发展实际,以为某一特定工业园提出发展的可行性建议,这不仅将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而且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进展与述评 第8篇

1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1.1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关于单个国家的研究。Nasiru通过基于残差的两步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尼日利亚1980-2010年进行研究,发现煤炭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2]。Shahbaz和Dube对巴基斯坦1972-2009年的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资金运用、劳动力参与率进行研究,发现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有双向关系[3]。同年Kumar和Shahbaz运用突变结构和因果关系检验等对巴基斯坦1971-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煤炭消费、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作用[4],而Saqlain Latif Satti等对巴基斯坦1974-2010年二者关系进行再检验,发现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5]。

关于多个国家的比较研究。Yemane Wolde-Rufael对六个主要的煤炭消费国1965-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印度和日本存在煤炭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而中国和韩国存在相反的关系,美国和南非存在双向的关系[6]。Jinke和Zhongxue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与印度1965-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印度煤炭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中国的因果关系与之相反[7]。Bildirici和Bakirtas运用ARDL方法分析了BRICTS(巴西、俄国、土耳其、印度、中国、南非)国家1980-2011年能源消费(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短期看中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印度和巴西存在煤炭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长期看中国和印度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其他国家不存在因果关系[8]。

1.2 煤炭消费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Harry Bloch等认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存在煤炭消费到污染排放的单向因果关系,提出中国通过减少煤炭消费来减排是困难的,长期看应该转向绿色能源[9]。Riker认为煤炭消费是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并认为随着更多的国家实施限制煤炭消费量的政策,那么废弃物会减少,但是煤炭生产和行业就业的副作用会增加[10]。Chandran和Tang对中国和印度的煤炭消费与碳排放、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有单向因果关系,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煤炭消费与碳排放有双向因果关系;而印度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煤炭消费与碳排放有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有单向因果关系[11]。

1.3 煤炭消费的政策研究

Nyakundi M和Jerald J认为城市人口和煤炭影响电力生产,而且城市人口会对中国的GDP产生不利影响,政府制定关于GDP的政策会影响到煤炭消费[12]。Emilio Congregado等认为尽管不同的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但是能源政策会存在滞后性,能源保护政策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因为任何减少煤炭消费量的政策都会影响到未来的煤炭消费量[13]。Muhammad Shahbaz等对南非1965-2008年的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煤炭消费和贸易开发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产生较少的能源排放而经济增长会增加能源排放,煤炭消费会使环境恶化而贸易开放度会改进环境质量,并提出政府应该制定持续的政策支持减少碳排放的新技术,通过改进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达到减少CO2排放的目的,或者通过发展有效的资本市场,加大能源保护的研发投入也会增加能源的有效性[14]。Muhammad Shahbaz对4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煤炭消费的波动趋势进行研究,认为除了印度和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煤炭消费是稳定的,但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需求,发展中国家应开发可再生能源[15]。

1.4 煤炭消费与工业生产、收入的关系研究

Ertugrul Yildirim等发现煤炭消费与工业生产的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正相关或负相关,并且认为煤炭的成本会影响二者的关系[16]。Harry Bloch等从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煤炭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供给方存在煤炭消费到产出的单向因果关系,而需求方存在收入到煤炭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9]。

2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2.1 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关于全国的角度。薛黎明等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了我国1978-2008年的数据,发现存在经济增长到煤炭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17]。李维明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1978-2011年进行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GDP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因经济周期不同而变化[18]。刘敏钦通过建立参数模型发现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处于长期均衡[19]。贾云翔、郭丕斌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对煤炭的依赖性很强[20]。

关于分区域的角度。李世祥等对13个煤炭消费大省1995-2010年的投入产出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煤炭消费规模较大地区、增速较快地区的经济绩效增速相对较快[21]。刘满芝等采用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与煤炭消费的关系,发现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影响高于其它地区;从短期波动看,东部地区各因素波动对煤炭消费量波动的影响要高于其它地区[22]。

关于单个省份的角度。李慧芳、赵鹏程分析了山西省1990-2010年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是煤炭消费的格兰杰原因[23]。

2.2 煤炭消费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郝新东、刘菲运用我国2001-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煤炭消费因素对PM2.5的影响,发现煤炭消费量与PM2.5正相关,且煤炭消费量是我国PM2.5污染的主要原因[24]。李世祥等对13个煤炭消费大省的煤炭消费、碳排放与区域经济绩效进行研究[21]。屈小娥对中国1990-2009年的环境污染进行评价,发现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支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5]。

2.3 煤炭消费的影响关系研究

孔宪丽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技术建立了我国煤炭消费的变参数模型,对我国煤炭消费和影响因素(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改造、煤炭价格及运输成本)之间关系进行分析[26]。李金克利用ARDL方法分析CO2排放、煤炭消费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7]。

2.4 煤炭消费的需求及现状研究

张洪潮等依据波动理论对中国煤炭消费需求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煤炭消费需求的长期波动规律受到社会经济增长、宏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短期变化规律受到电力等高耗能行业及其他因素的影响[28]。张会新、白嘉运用三角灰色系统对煤炭消费量进行预测,发现短期内煤炭消费量会随着GDP增长而逐年增加[29]。王世文分析了中国煤炭消费和煤炭生产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30]。齐天宇等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与煤炭消费模式,分析了当前我国煤炭消费的现状[31]。

3 国内外研究的侧重点评价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