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对比分析

经济增长对比分析（精选6篇）

经济增长对比分析 第1篇

我国财政收入与GDP增长的对比分析

2011级经济学基地班 魏雪

摘要：1996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与GDP均实现了较快增长。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20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2007年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并导向良性循环。财政收入是政府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明确政府职能的前提下，确定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确定财政收支占GDP的合理比重，通过政府投资、税收政策和补贴等手段带动和促进民间投资，提高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相辅相成。本文通过分析1996年-2011年历年财政收入数据与GDP数据，分析现状及两者之间数据增长的关系与差异，并分析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提出促进财政收入及GDP合理增长的对策。

关键词：财政收入增长 GDP增长 对比分析 合理增长

财政收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担负着保障国家具有全局意义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科学、国防、行政、外交等各项经费的供给，对支援少数民族地区、调节各级地方预算和救济地方重大自然灾害等，也起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从财政收入与GDP的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决定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有反作用于经济。这样的关系决定了财政收入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最终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而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对财政收入与GDP增长进行对比分析，才能明确近些年来财政收入增长的合理性，以实施合理的财政政策，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促进GDP的合理、有效、快速发展。

自1996年以来，我国相继实行了以下财政政策：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20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2007年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实现了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现状分析

财政收入与GDP对比***0000财政收入GDP************年份2011 通过1996年-2011年的数据分析，由上图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和GDP收入均有加快增长趋势，且财政增脏速度明显快于GDP增长速度。这与经济决定财政收入 及政府实施的有效财政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通过散点图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的总和，财政收入是GDP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结果。从初次分配看，各部门创造出增加值后，一部分以税收等形式上缴财政，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一部分以折旧、利润等留在企业，形成企业收入；一部分以报酬、津贴、福利等形式支付给劳动者形成劳动者个人收入。从再分配看，初次分配中的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又通过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形式上缴国家财政。因此，财政收入归根结底来自GDP，GDP增长是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主导因素。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5.00%20.00%比重15.00%10.00%5.00%0.00%******10年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上图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1996年-2002年，2009年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最快。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我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经济恢复发展，2009年经济增长持续回升，政府开始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增加。由此也可以看出GDP是影响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因素。同时，财政收入的调节也会对GDP的增加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以往积累的财政收入为基础，扩大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依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效应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以财政收入为基础的政府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09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09年第一季度便开始了大规模投资计划，这些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增加财政收入，是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对比30.00%比率20.00%10.00%0.00%财政收入增长率GDP增长率************年份从上图可以看出，1996年-2011年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GDP增长率，受08年金融危机影响，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增加支出，从而导致09年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下降，但仍高于GDP增长率。GDP

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差异性

财政收入主要源于税收，税收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经济税源的规模应与GDP规模相匹配，财政收入增长也应与GDP保持基本同步。但我国财政收入影响与GDP增长并不完全同步。

一是税收政策因素。财政体现了政府意志，不仅有组织收入的职能，还有调剂社会资源、营造社会和谐的职能。因此，财政收入深受国家分配政策的影响。正确理解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合理调节财政收入规模的前提。严格控制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增长，继续税费改革，坚决取缔滥收费。二是产业结构因素。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而经济结构决定着税源分布，进而影响财政收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一产低税或免税、二产税负适中、三产稳税的税收政策，因此三次产业间、不同行业间的税赋相差较大，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对GDP的宏观税赋影响较为明显。从税收结构看，由于“十一五”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并逐步减免了农业税，致使第一产业税收占比重明显降低，二三产业占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全国税收的主要来源。“十一五”以来，全国工业增加孩子明显高于一三产业，导致其对应的经济税源增幅必然高于GDP，由此产生的税收也明显高于GDP增幅。可见，第一产业增加值偏高，是我国财政收入相当于GDP比例偏低的重要原因。财政收入增长快于GDP，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产业增长较快密切相关。

因此，我国应根据经济发展形势，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是核算原则与税收入库因素。GDP核算采取权责发生制原则，即在经济活动

2011中，只要权责发生改变，就应进行统计。但税收入库则是实际发生的征税额，采用的实际收付制。统计与入库的时间往往不一致，导致税收与GDP不一致。统计核算原则与税收入库的另一个差别，就是并不是所有计入GDP的项目都要进行征税，而进行纳税的项目也并不是都计入GDP。例如，教育、卫生等部门。并且，由于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相当火爆，居民的自有住房市场价值应该是相当大的，但在现行的税收体制中并没有对未出租的居民住房的虚拟价值进行征税。此外，目前我国设置的财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主要针对经济存量，与当年GDP并无对应关系。

经济增长对比分析 第2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都不相同。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热情从未减少，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借鉴作用。但是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一直都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结果，各种因素之间作用机制的复杂性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跨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加入WTO也让中国农业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面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压力，旧有的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已经行不通，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利于有目的地对农业经济的积极因素进行改善和提高，让农业经济得到更好地发展。

一、投资

(一)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投资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也不例外。从八十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多元化投资主体格局的形成，这样也就导致了在农业经济上的投资资金的增加，这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到了九十年代，农产品在市场上表现过剩、农民收入提高缓慢等农业经济问题减少了农业投资，这直接造成了农业经济增幅的递减。从这一变化中可以看到，投资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农业经济投资的增加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经济增长的效率。[1]

(二)投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策略

对农业的投资来源广，数量大。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包含国家内预算内资金、国内银行贷款、外资、农村自筹资金和融资等多种来源在内的对农业的投资资金就有56.48亿元，这些资金提高了农村集体基本建设水平。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则将近百亿。如今，政府对农业的主要的投资手段是通过银行的信贷的投入，近些年来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农业已经不能享有以前的优先性和低利率的优势，而且原有的国家对农村建设的政策贷款也渐渐取消，国家对农业经济的投资基本只剩下了用于农产品收购的资金和扶贫开发的资金。银行的风险意识的强化也影响了对资金回报率较低的农业的投资，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也变的更加困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也会有所减弱。对于外资部分，世界银行调高了硬贷款的利率，而且金融危机以后，外资金的流入量越来越少，我国农业的分散经营也让融资的可能化为泡沫。所以，提高农业投资的重点在于政府支农和信贷，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二、消费

(一)消费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消费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对于农业经济来说，消费者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就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量比较大，就会形成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农产品价值就会上涨，农民收入就会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就会加大，社会资源就会更多的流入农业，让农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农产品属于社会必需品，我国农产品买方市场的出现，扩大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变得更加困难，但是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这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条件。[2]

(二)消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策略

中国经济年鉴显示，93年全国粮食总消费4.9亿吨，比往年略有增长，但还是低于当年的.粮食总产量;畜产品供大于求的现象也十分明显，猪肉、蛋类、牛羊肉消费增长相对较快，供求也比较平稳;由于棉产品的产量的降低，纺织品对棉的需求显得比以往更多，但是产棉量加上库存量仍然是供大于求。这种供大于求的根本原因是我国9亿农民供给3亿城镇人口消费的市场格局，九亿农民的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挖掘和开发，农民的消费模式比较固定，消费水平比较低，有些农民想要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但是经济能力跟不上，农村人均消费的食品数量自然就远远比不上城镇居民，没有需求，消费也就难以完成结构上的升级。当前我国在农产品的消费上，红皮小麦这样口感差的农作物滞销，优质大米却供不应求，还需进口;一些橘子、杨桃等作物卖不出去，价格低至几毛钱，而一些洋水果大行其道，有着很好的销量。北方玉米过剩，南方玉米又紧缺，地域差距十分明显。面对这样的消费情况，要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经济能力提高了消费水平自然也就提高了，对城镇居民要及时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重新配置资源，努力促进优质食品的供给。

三、出口

(一)出口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潮流，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光是挑战，还有走向世界，让经济迅速增长的机遇。用出口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是很多发达国家常用的手段。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能够让我国的农作物大量出口，农业经济自然会稳定增长，农民收入自然会逐步提高。

(二)出口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策略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近些年虽然仍旧保持了顺差，但是农产品进出口的比重一直不高，而且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量大幅度下降。这让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幅度严重回落。增加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量能够有效地缓解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现状，对提高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国家，质量高的农产品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增加一些特产的出口量相对更加容易。而且。我国人口众多，在劳动力资源上更有优势，扩大农业加工品的数量也能够提高我国农业出口的竞争力。同时农产品出口国也要分散化，对一些农业欠发达国家要重点照顾，增加对非洲各国的农产品出口量。

四、制度

(一)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些年来，我国农业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农业经济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年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和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我国八九十年代一直实施的农业经济政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的确更加适合当时的中国农业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发展的现状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农民收入低等问题都证明了现有的农业经济政策不利于当前农业的发展。

(二)制度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策略

中国农业目前正处于一个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的新阶段。为了让农业经济更快的发展，让农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加主动，要借鉴发达国家，促进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和经营进行创新。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承认私人产权，以一种强调自我服务的姿态主动适应市场，实现企业化和股份化，有效的降低农业的风险，提高农业的适应市场的能力。

五、科学技术

(一)科学技术对农业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进步会给农业生产力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农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必将推动农业经济不断增长，用科技解决粮食问题必将成为21世纪的共识。我国也应当重视科学技术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关键性的作用。

(二)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策略

要想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就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视。目前的农业科研体系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不能将科技的进步完全地转化成农业上的生产力。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要求在尊重农业科研的提点的前提下，鼓励农业科技创新，重点扶持一些农业研究所，让农业研究成果更好的为农业服务。对发达国家的模式借鉴而不照搬，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六、结语

经济增长对比分析 第3篇

能源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产品的生产都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能源。在生产过程中,能源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动力,工业越发达,消耗能源的机器代替人力的程度越高。 目前,有关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因果性问题,人们一般持有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增长导致能源消费,二是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这两种情况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都会发生,主要与当时的经济特点有关。

自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兰杰[1]首次提出因果关系分析方法以来,这种分析方法就应用到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领域中。其中,Krafet A、Krafet J[2]在1978年首次通过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相继在多个国家得到验证。近年亚洲经济学家将因果分析方法应用到本国的研究中。1985年亚洲首次运用这种方法的是韩国经济学家Yu、Choi[3],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韩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存在因果关系。2000年,Asafu-Adjaye[4]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引入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中,并结合协整分析得出两者具有因果关系,此后这种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较早关注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领域的是外国学者Shin、Lam[6],他们研究了中国1971—2000年的相关数据,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电力消耗存在长期协整关系。Aolde Pufael[7]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市为研究对象,对煤炭消费、电力消费和能源消费进行区别研究,得出这些不同类型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我国学者林伯强[8]、韩智勇[9]、马超群[11]、王海鹏[10]等先后选取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有些结论相互矛盾,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经济特点不同;或者研究者采用不同和经济变量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将会产生更新、更好的检验方法,研究的结论将更能使人信服。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特点稳定,规律明显,且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量首次超过美国并自此在美国之上。但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GDP仍在美国之下,这说明美国消耗一度电可产生更多的GDP,美国的工业用电是其用电总量的1/4,而中国工业用电量占总用电量的80%以上。不少研究表明,中国处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随着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将更加严重。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基于生产函数的多变量模型研究、对比、分析了中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以找出其中的原因。

2 变量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1978—2014年的数据,数据取自1978—2014年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美国能源局信息署》、《美国统计摘要》、《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及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1978年至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政策稳定,经济特点未发生重大转变,经济规律明显。为了进行对比研究,本文也选取美国1978—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用于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1 经济增长。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增长。为便于中国与美国的对比,所有数据都按当年汇率折算为美元,单位统一为万亿美元。2电力消费。电力是整个能源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使用广泛,而且所占份额巨大,因此本文只考虑电力消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未考虑其他能源形式,计量单位采用“亿kW·h”。3专利数量。高新科技可获得更高的附加值,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任何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都与专利数量呈正比,所不同的只是比例系数的大小,所以专利数量可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2012年,中国专利数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且中国科技创新活跃度明显增强,在智能化、工业机器人、3D打印等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了多项“世界首例”,充分说明专利数量可反映科技创新能力。4资本存量。经济增长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资本注入,资本注入除去所有消耗和折旧外,剩余的就是资本存量。资本存量通俗地可理解为“家底”,“家底”越厚越有经济实力,经济实力越雄厚经济增长也就越快越长远,总的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的坚强后盾。

3 变量的协整性及其检验

设生产函数为:

式中,G表示GDP,E表示电力消费,T表示专利数量,C表示资本存量,将生产函数写为对数形式:

3.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是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如果序列不平稳将会发生“伪回归”现象,而“伪回归”的关系式不能反映任何经济规律,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一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有时它们的d阶差分是平稳的。若它们的d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这时称此序列为d阶单整序列。序列本身不具有平稳性,其d阶差分可能具有平稳性,这些序列的d阶差分构成的序列就可进行回归分析。在协整检验前,首先对中美两国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 的检验结果可知,中国的数据是二阶平稳的,美国的数据是一阶平稳的,结果比较符合经济事实。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数据上跨度较大,经济增长量也是高速增长的,所以一阶差分的数据是不平稳的,二阶差分可理解为中国经济增长量的加速度,二阶差分平稳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平稳。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但也在增长,所以数据也不平稳,是一阶差分的经济增长量,增长量数据是平稳的。

3.2 协整性

1978年恩格尔、格兰杰提出了协整概念,即非平稳的序列可能存在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的经济意义为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协整性检验的方法通常有两种方法:恩格尔—格兰杰检验法和约翰逊检验法。其中,恩格尔格兰杰检验法适应于两个变量的协整性检验,约翰逊检验法适用于多个变量的检验。本文构建的生产函数有四个变量,属于多变量情况,选择约翰逊检验。在进行约翰逊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序列的滞后阶数,本文采用多个准则进行VAR滞后阶数的判断,结果见表2、表3。

中国变量的VAR(向量自回归)滞后阶数为3,美国变量的VAR(向量自回归)滞后阶数为2。从滞后阶数可看见,中国资本利用的周期长,中国以前的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美国的促进作用更大,这非常符合一个经济事实,即中国人有储蓄的传统,有些甚至是长期的不动储蓄。美国则不然,美国人有消费的传统,只要有资本就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消费,所以中国有些资本可用到“很久之后”,美国的资本基本都是用在 “当下”,VAR(向量自回归)检验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解释了这种经济现象。

确定滞后阶数后,即可进行约翰逊检验。约翰逊检验简称“JJ”检验,主要分析多变量的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在进行协整检验的同时可确定协整方程。选择“JJ”检验不仅是因为它检验可针对多变量的情形,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可在有约束和施加约束这两种情况下进行检验,从而可广泛适用在多种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检验结果见表4、表5。

表4、表5中的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中国和美国均存在协整方程。均衡的经济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有关变量在一定条件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相对稳定状态,协整方程就是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表达式,协整方程可更加深入、定量化地研究中国和美国的长期均衡关系。

中国和美国的协整方程分别为:

以上结果表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专利数量和资本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均衡关系可知,能源消费每增长1%,美国的经济增长0.6214%,中国的经济增长0.0693%,这说明美国不仅1度电可创造更高的GDP,而且美国能源的消费更能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专利数量每增长1%,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1.0141%,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2.5326%。美国作为传统的科技强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长期稳定,但1900—1920年美国科技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究其原因是随着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美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转型,1890—1920 年的美国专利数量呈几何级增长,美国经济得到了极大促进,其中著名的专利有:爱迪生的电灯泡专利,带动了美国的照明产业;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汽车工业。中国现今也正在经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与美国1890—1920年相似,中国在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和3D打印领域创新活跃专利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如大疆无人机已在民用航拍无人机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已占领美国市场,部分机型作为战略高科技限制出口,中国在新型领域的活跃创新、科技促进经济增长,是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程度的2.5倍以上。

有关研究表明,资本存量每增长1%,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分别为3.8778%和3.1524%,可以认为两者处于同一水平。分析其原因,美国有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强大的高附加值工业体系,发达的金融体系可缩短资本流通的周期,使资本在全国范围内充分流动,从而创造更多价值。此外,高附加值的工业体系也可在短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中国的优势是具有巨大的市场,在中国投入的资本所创造的价值可在短时间内被巨大的市场所消化吸收,以上数据分析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4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专利数量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格兰杰因果关系尚需要进一步的检验。为了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首先要建立这四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

修正模型设定为:

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既包含短期影响又包含长期影响,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地是短期波动的影响,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的各分量反映地是长期影响。

中国的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美国的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5 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既包含短期影响又包含长期影响,所以因果性也分为短期因果性和长期因果性。短期因果性是对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不同变量进行Wald(瓦尔德)弱外生性检验,长期因果性是对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ECM(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变量滞后项的Wald(瓦尔德)联合显著性检验。这样基于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就分为短期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和长期格兰杰因果性检验。中国和美国的短期格兰杰检验分别见表6、表7,长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分别见表8、表9。

注:上(左)数字是检验值,下(右)括号内的数字是概率值。

由表6中的数据可知,中国电力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短期格兰杰原因,只有资本存量是电力消费的短期格兰杰原因,主要是由中国短期的经济特点决定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没有发达国家完善,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极大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水泥、钢铁等材料,提供这些材料的部门本身就是高耗能部门,而且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缓慢,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生产的产品虽然可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但附加值低,依靠数量优势赚取利润。如果单独计算这部分每消耗1度电所创造的GDP,数值会更低。根据平均值的相关数学原理,这部分是拉低中国总体每消耗1度电所创造GDP的原因。即中国每度电创造GDP的短板是传统的钢铁行业,并不是因为中国科技实力弱,相反,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创造的每度电GDP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注:上(左)数字是检验值,下(右)括号内的数字是概率值。

由表7可知,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有储蓄的传统,一些资本没有得到及时的消费,具有滞后性,这些资本在经济环境较好的情况下会参与流通,促进经济增长;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政策稳定,且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本身能创造资本和吸引外来资本投资,所以资本存量能长期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样是因为中国市场巨大,而且是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大,所以短期资本流入量相对于总量较小,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注:上(左)数字是检验值,下(右)括号内的数字是概率值。

由表8可知,美国的经济增长是电力消费的短期格兰杰原因,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消费传统和预支消费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得到深刻转变。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失业者增多,一些人流入到劳动量较大的制造业中,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规模扩大,政府主导的页岩气工业同样是高耗能行业,但在同一时期,美国工业用电量增加,总的用电量反而下降,这更加充分地说明美国消耗电力的主导部门不是制造业部门。美国在经济繁荣时期,各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小镇都是灯火通明,各个级别的公路、小路、海岸及延伸到几海里的海岸都因高亮度照明而消耗大量的电力,夜间娱乐活动的增加也会消耗大量电力。

注:上(左)数字是检验值,下(右)括号内的数字是概率值。

由表9可知,资本存量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主要原因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投资周期短、资本流通速度快、范围广泛,同时还有高附加值的工业体系,能在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中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但因经济总量巨大和美国预支消费的特点,资本在短期内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电力消费、专利数量和资本存量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美国电力消费的增长确实比中国电力消费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与美国资本存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基本持平,说明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投资环境。中国专利增长刺激经济增长的程度是美国的2.5倍之多,说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科技创新活跃。

中国资本存量与电力消费存在短期因果关系,短期内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中国在近期内大量资本投入到基础建设当中,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钢铁和水泥,而钢铁和水泥是高耗能产业,所以中国耗电量在短期内大幅增加,超过美国。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和电力消费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关系,即经济增长导致电力消费持续增长,而电力消费的增长不能导致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存量存在长期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美国经济增长是线性增长,不存在导致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

结合以上两个结论,中国每消耗1 度电比美国创造的GDP少,并不能说明中国科技实力差,也不能说明中国的经济仍是粗放经济,不能否定中国经济正在转型的事实,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钢铁工业进步缓慢,市场上大多为粗钢,工业附加值低,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

6.2 建议

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依赖于能源的增长,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能源工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向技术集约转型,“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转变,改造传统耗能产业,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改造传统的高耗能行业如钢铁行业,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加快钢铁行业的科技创新,生产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优质钢、特种钢,减少碳排放量,减少污染,建设绿色钢铁体系。通过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及绿色制造工艺,实行钢铁行业清洁生产。钢铁行业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促使组织结构优化和区域合理布局,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2鼓励高新科技创新。中国在新兴智能领域创新活跃,专利数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较大程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进一步完善用人机制,建立先进的科技研发平台,鼓励创新,促进交流,保护知识产权,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良好服务,保障公平公正。3保持市场优势,进一步引入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政策稳定、市场投资环境改善、市场需求巨大,已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投资,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体制,鼓励合作,适当竞争,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Granger C W J.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J].Econometrica,1969,37(3)∶42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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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分析 第4篇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收入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1-89-2

1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以克拉克（C.Clark）、库兹涅兹（S.Kuznets）为代表的增长核算学派，从产业演进这个广阔视角考察工业化问题，把结构转变看作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技术手段。按克拉克三次产业的分类原理和标准，库兹涅兹指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在一个长时段内总是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转移，最终表现为人均GDP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学派认为，结构转变是市场趋于均衡的要求和结果。当随着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升，消费需求必然发生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化，从而使资源配置趋于帕累托最优。而结构主义则强调，只要存在技术进步，经济结构处于非均衡状态，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的使用，产出收益存在系统差别，就会使资源自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这是生产结构转变。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较之发达国家是更重要的增长因素。二者的差异在于前提条件不同。但结构主义更注重对“典型化事实”的证实，其经验性和实用性更具吸引力。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结构转变是结构主义的中心议题，库兹涅兹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人口很少的一些国家获得了现代经济和增长，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其增长潜力未能被广泛地挖掘，或者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然而，要素转移仍然是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因素。

2 我国经济转型的两个阶段

我国的经济转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55-1978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集中表现为工业部门的外延规模扩张，工业增加值从1955年的191.2亿元上升到1975年的1245亿元。但由于受到二元分割体制、重工业优先及单一国有化的多种约束，工业部门的扩张仅局限于“自我增长”，未能带动整体结构的有效转变。一方面，严格的中央计划体制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受传统经济理论的约束，即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领域，从而把第三产业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人为地限制、削弱第三产业的发展。从大历史视野角度来看，这个转型阶段是我国自14世纪后经济下行、停滞时段中出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经济从此转而上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我国人均GDP增长了将近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35%。

从1978年至今，我国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在经历了长期的试错和纠错之后，成功地消除了在结构转变第一阶段中的操作缺陷和非理性行为。从前期的国有资本积累转向后期的社会资本积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在30年中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结构体系。从2004年后，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纵观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结构转变成为重要的增长因素，而经济增长的快慢则受到结构转变效率的影响，换言之，结构转变意味着生产要务在各个产业间的转移流动，表现为要素资源的配置，从而产生了帕累托最优问题。

从增长的特点可以看出，转型的第一阶段波动明显大于第二阶段，经济的增长每年依据政策的变化而大起大落，而第二阶段的增长较为趋于平稳，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济转型的起点就是从结构转变开始，其过程就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向上演进过程。人们使用多种统计尺度和计量工具，从阶段性和分期性视角通过工业化进程阐释一个经济体的转型特征和过程。

3 结构转变与人均收入增长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变动增加值构成和劳动力构成描述一个国家经济转型的进程。传统农业经济体的统计特征是绝大部分劳动力集中于农业部门，但农业增加值的产出份额却远低于劳动力投入份额。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则一般表现为生产要素从低次产业向高次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实现人均GDP水平的快速提升。

从1955年至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农业部门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逐年下降，增加值份额降低34.1%，从业人员下降38.5%，但基于初始结构约束，第一产业的相对生产率从0.56降至0.27，下降了0.28。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工业和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与第一产业呈反向变动，即增加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在持续上升。其中第二产业的结构份额从1995年后增加值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稳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劳动力份额仍在上升之中，而且其劳动力份额的提升要快于增加值份额，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直接进入服务业，从1995年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显示出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需要指出，要素的转移显著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总产出水平。从1955年到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从121元上升到1964元，增长15倍。在我国经济转型中，农业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始终低于非农业部门。1955年，以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为基数，第二产业为其5.1倍，第三产业为其6.5倍；2005年第二产业为其7.4倍，第三产业为其4.7倍。所以，只要各产业之间在人均产出率上还存在悬殊差异，特别是还有将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停滞于农业部门，我国的结构转变尚待进一步深化，结构转变仍然是重要的增长因素。

4 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率的统计特征

从GDP增长次数分布来看。1953-1978年的26年间，GDP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大，增长率为负数的有6个年份，分别为1960、1961、1962、1967、1968和1976年；增长率在5%以下的有3个年份，分别为1954、1972、和1974年；增长率在5%-10%之间的有7个年份，分别为1955、1957、1959、1971、1973、1975、1977年；增长率在10%-15%之间的有4个年份，分别为1956、1963、1966和1978年；增长率在15%-20%之间的有5个年份；增长率在20%以上的有1个年份；总体来说，在这26年间，GDP增长率最小值为-27.3%，GDP增长率最大值为21.3%，年增长率均值为6.68%，增长率标准差为10.32，经济在大起大落中度过，增长率的稳定性极差，这种情况是随着结构转变尤其是工业部门要素配置的反复调整而波动的，每次超量要素资源投入后都会导致经济的紧缩期，基本上相差5年就有一个经济周期，波动幅度过大，严重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相比而言，1978-2009年这31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则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大体都在5%-15%这一区间上，其中1992-1995年间及2003-2008年期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可见我国在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之迅猛，且发展保持良好的态势。

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来看。1953-1978年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较大，为1.545；而1978-2009年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仅为0.280，这表明在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稳定性较1978年以前较强，同时没有出现负的增长率，大多数年间都维持在5%-15%之间，波动性相对较小，1978-2009年经济增长率标准差仅为2.83，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现象，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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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对比分析 第5篇

文章选取1990-2004年中国固废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从固废增长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出发,围绕着固废增长同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对数模型回归分析及其检验和因果关系阐述,研究经济增长与固废增长的演替轨迹,并建立经济增长与固废增长的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目前状况下,中国经济增长是固体废弃物增长的推因,但是固废增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最后对实证研究结果作出相关定性分析.

作 者：宋鹏臣 姚建 苏维 马训舟 Song Pengchen Yao Jian Su Wei Ma Xunzhou 作者单位：宋鹏臣,姚建,马训舟,Song Pengchen,Yao Jian,Ma Xunzhou(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苏维,Su Wei(成都市生态环境科研监测所,四川,成都,610072)

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分析 第6篇

〔摘要〕 对中国经济增长条件的分析可以从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中内含的供给和需求这两个维度展开。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条件是：供给方面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储蓄率下降，自然资源的约束很强，环保的约束加重，技术创新不足；需求方面主要包括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受到收入分配不公的限制，国外市场变小，政府的投资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是：供给方面主要包括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率下降趋势会被教育红利的出现抵消一部分，国家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增大，国家对新能源的大力提倡使能源供应情况有所缓解；需求方面主要包括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地区差别缩小，以共同富裕和公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为基调的改革对国内的需求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趋利避害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共同富裕、让劳动人民分享改革的经济增长成果为改革基调。

〔关键词〕 经济增长，条件变化，供给，需求，有利条件，不利条件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3-0005-05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快速增长了三十多年，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程来看，比如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在第三个十年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下降，前两个十年，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第三个十年，在历史上达到了增长速度慢点。反观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能否保持，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持续二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接下来情况会怎样？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处于一种经济停滞的状态，经济增长速度就下降，主要指的是拉美那些国家，也叫做拉美陷阱。探讨这种拉美陷阱是否也会在中国出现，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分析未来五年、十年，或是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基本条件将会如何变化。许多专家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当前的变化，关心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的季报，研究宏观经济的同志们都是这样。每个季度的季报记录到现在有些波动，在不太好的情况下，企业经营困难，利润下降。当然也有些好的消息公布，比如用电量，从三月份开始增加。短期的波动往往造成人们根据趋势外推法对长期趋势所做出的那种简单判断，比如中国已经过了第三个十年，就像韩国、日本那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陷入拉美陷阱。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六千美元，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中等偏上，虽然人均收入排位比较靠下，但我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怎样呢？会不会增长速度也开始缓慢了呢？这是一个关乎国力的问题，所以就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对经济增长条件的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是从经济增长的供给方面分析，第二个可以从需求方面分析。把两个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综合的判断。我们的研究按这个思路展开，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又把它分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是比较可靠的方法研究，可能比那些很复杂的模型还要可靠一些。因为不可能像物理学模型来把握像经济这么复杂、这么不确定的一个变化，所以到目前为止，经济学没有准确预测经济发展的模型。比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一个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做出正确的预测。有人曾问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某位经济学家：“金融危机那么大个事你怎么都没有预测出来？给专家们看这方面的材料了吗？”这个经济学家就马上回去写了一封信给女王报告原因。非主流经济学家也趁机给女王写了一封信，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攻击。读到这个我觉得很惊奇。我们应该用简单的模型，不要单纯地专注那些复杂的数据模型。只要把那些影响因素整理清楚，并具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

第一个问题，首先考虑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在经济增长条件变化方面有哪些不利条件。这一问题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谈。

供给方面的不利条件第一个是劳动力供给量减少。特别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或者是非古典的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变量是劳动，另一个是资本，并把技术因素加进去。第一因素是劳动，经济增长受劳动力的控制。我们国家劳动的供给量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者蔡航提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工业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农村的劳动供给量减少，劳动边际产量的变化导致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一点大家都比较熟悉。他说的这些不是没有根据的。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在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年轻人占的比例很大，有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我国这种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可以和历史上三次人口高峰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是1954年到1957年，搞土地改革，生产恢复了，人口有很大的增长，虽然其中包括一部分战争后的补偿性增长。第二次是1962年到1969年，紧接着是1984年到1987年，三个人口高峰，使我国的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前两个高峰，出生率高于30%，后一个高峰出生率是20%。根据联合国的测算，我们的总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十四亿六千二百万。劳动年龄人口（指15岁到65岁的劳动人口）到2015年将达到峰值，这个峰值是9.98亿。有人认为1978年到2010年劳动人口增长率是很高的，以后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目前农民工中，青壮年的比例已经开始下降，而且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2009年60岁以上人口1.67亿，65岁以上人口1.1亿，预测2020年60和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34亿和1.64亿。这就是我们劳动力供给的情况，劳动的人口平均年龄界变化，其中青壮年的比例下降，劳动力的供给不如过去那么充裕。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是储蓄率，或者说是资本的供应量下降。第一点，支撑高增长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储蓄率，而储蓄率归根结底跟年龄结构相关。因为劳动的人多了，那么储蓄的人就多了。我国现在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2008年的储蓄率很高，达到了51.4%，比1978年提高13.5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4个百分点。但是相比老龄化的提高，即抚养比，具体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14岁以下的人口加上65岁以上的人口）和劳动年龄的人口（15岁到65岁的人口）的比例也提高了。储蓄率因此就相应下降。1982年到2009年，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38.5%下降到2009年的27%，同期储蓄率由33.5%上升至54.1%。抚养比下降的时候，储蓄率上升，但是反过来，抚养比提高的时候，储蓄率下降。第二点，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人们对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的储蓄也会减少。我们的一部分储蓄是由于过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缺失，这笔钱我们没有花，现在注重民生，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这笔钱作为投资就要被消费，不会形成储蓄。第三点，初次收入分配中居民和劳动者所占比重提高，消费比重提高，储蓄率也会下降。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53%下降到2005年的48%，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所以储蓄率就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在这段时间里低于发达国家的65%到80%。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经济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十二五”末储蓄率在2009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15年下降速度加快，由于过去劳动者的所得比例较少，现在GDP大部分被政府和企业拿走的情况会改变，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以及一系列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很多人的收入标准会提高，劳动收入在GDP的比重会提高，这样储蓄率就会下降。这是不利的一个变化因素。但就劳动者收入提高这一点，从供给角度来看好像是不利的，但从需求角度来看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基本条件的变化，即储蓄率对资本的供应。

第三个是自然资源的约束很强。一方面我国过去的资源消耗很高，另一方面，国内资源勘探和国外资源勘探的困难程度会越来越大。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但是在制造资源消耗的占比中，钢铁46%、煤炭45%、水泥48%、石油天然气10%，主要行业单位产品的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2004年我国制定的中长期规划提出要将能源消耗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以内，到2009年这一指标已经突破，达到32亿吨，比2001年的14.5亿吨高一倍多，我们的能源消耗比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更快。2000年至2009年每年新增消费量是1.7亿吨，按照这个标准，到2020年，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按照这个速度消耗下去的话，对中国人民来说，就要怀疑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世界人民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的大量消耗将会把全世界的能源价格抬高，这是不可持续的。我国提出到国外购买资源，这样的案例都是不太成功的，我们不能够指望到国外购买能源。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因素，这一因素会导致经济难以为继，同时发生能源价格被抬高，成本推动物价上涨，出现滞涨的局面。这种情况在有些国家曾出现过，比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石油危机，就是由石油涨价引起。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说，资源是一个严峻的因素，其变化趋势是不利的。

第四个是环保的约束加重。我们的环境已经污染到接近于不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的程度。我国已经在国际上承诺，到2020年的碳排放要比2005年减少40%到50%，这也限制了我们的能源消耗。我们不能再采取高能耗的方式以获取高经济增长率。对我们来说，按照以往的方式发展已经行不通。

第五个是技术创新不足。技术创新不足反映到全国全要素生产力变化方面，原创性制造业的技术发明很少，由过去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比较快也会慢慢下降。2009年以来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下降，全要素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79年到1989年是10.8%、1990年到1999年是30.8%、2000年到2007年是23.5%，这些年份相对应的资本贡献率是43.6%、54.8%、60%，其贡献率是越来越高，而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率在2009年以来一直下降。投入较多金钱获得较小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原因在于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尤其是企业，研发投入不足。1990年以来虽然有较快增长，研发强度（研究和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达到1.54%，这是历史的最高水平，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水平很低。比如制造业，2009年美国的研发强度是3.3%，日本是3.7%，韩国是2.0%。在研发方面，他们的投入都比我国的高。提高我国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储蓄率下降，自然资源的约束很强，环保的约束加重，技术创新不足难以支持我们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这是五个不利条件的供给方面因素。

不利条件的需求方面因素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受到收入分配不公的限制。早在2000年，中国社科院就有人提出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家认为这一观点是胡编乱造的，是对改革开放的不满。但社科院说的是事实。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达到0.5，收入差距太大。不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不同阶层的差距也在拉大。在不同地区方面，1983年，城市的收入是乡村的1.82倍，2009年是3.33倍。在不同社会阶层方面，城镇20%的最高收入户收入是20%的最低收入户收入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由6.5倍扩大到7.5倍。1986年之后，居民劳动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人民没有相应分享经济的劳动成果，他们没有能力消费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市场经济是一个有买有卖的经济，但是出现了只有卖方没有买方的局面。有些人认为收入不公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这是不成立的。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只有30%，大部分的劳动者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获得收入，所以分配不公怎么会是30%产值的国有企业出问题所造成的呢？有些垄断行业是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比如电力业是自然垄断，这种政府垄断的企业要比私人的好。实际上是我们非公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大的发展，供应劳动关系已经成为就业经济关系的一种主要形式。是这样一种现象联系在一起所造成的，不应该避讳这种问题。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供应劳动的存在有积极作用，要鼓励并坚持，但是对供应劳动所造成的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的这种状况要加以节制，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如注重劳动者的利益，使众多劳动者能够分享经济成果，注重民生，建设好社会保障体系，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整个局面没有改观，基尼系数仍然比较高，这一因素的存在就会使得我们国内市场的扩大，因为经济要增长就意味着国内市场要扩大，但我国的市场扩大程度和产能的增长速度非常不相适应，将来会限制我国的经济增长，这是需求方面的一个不利条件。

需求方面的另外一个不利条件是国外市场变小。这和经济危机有关，国外的经济出现问题，国外市场就会变小。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导致国内市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不相称。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呢？因为我们靠出口。将国内没有销售出的商品出口，使我国对出口有很大的依赖，出口占GDP的比重很大。在国际关系上，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出口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陆国家，对贸易的依存度比日本还要高。我们国家贸易的依存度最高点在2005年达到65.3%，出口依存度最高的是35.9%，也就是说我国三分之一的商品都要靠国外消费。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2007年达到7.6%，2011年贸易依存度48%、出口依存度25%、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2.7%，虽然这些年来数据都有所降低，但是数据都不低。2011年数据之所以降低，是因为西方债务危机，所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下降，顺差减少，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样一种过大的出口依存度，它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庞大的外汇储备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强大压力。不能为了出口而出口，出口是为了增加中国人的福利，而不是为了增加外国人的福利，但是我国的现状是在增加外国人的福利。我国的产能过剩，收入分配不公，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于是将大量商品销往外国，正好赶上国外产业升级，外国不生产低档次商品，我国正好以低价卖给外国这些商品。同样在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美国的价位却比中国的低。中国让利于美国，增大出口，赚得美国外汇后，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将国债的一部分资金投资中国，又从我国赚走一批利润，再将国债的一部分资金资助本国的海军陆军，在国防上压制我们国家。我国国内不注重收入分配的调节，造成产能过剩，引起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在一定时期，我国外贸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外需拉动我国经济，实际上是很糟糕的情况。这种情况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很多条件正在改变。外国不生产只消费，导致经济危机，购买力下降，所以我们再也不能依靠出口使经济保持高度增长。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变化是需求方面的两个基本变化趋势。就目前状态，如果做趋势外推法分析，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对经济肯定是不利的。

第三个需求方面的因素是政府的投资减少。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政府的投资来拉动。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如2008年经济危机，我国政府出台“四万亿”政策，导致现在通货膨胀，和过大的顺差造成外汇人民币的输入增长因素加在一起，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也不应该出现。所以政府的需求也会慢慢变小。

以上就是在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这两个方面，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利变化。我国在需求和供给方面也有有利的条件在形成，并且将来会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在供给方面的有利条件，首先是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大学毕业生从以前的不足100万人达到突破700万，人数大大增加，当然会产生就业问题，但是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造成经济增长方面的好处，即教育红利。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教育红利将得到发展。由教育红利所带来的好处很难计算，但肯定的一点是它是一个有利因素。

第二个因素和第一个因素相联系，储蓄率下降的趋势可能会抵消一部分。因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高，其收入水平也会高，储蓄率就高，这样会抵消一部分由劳动者数量下降所带来的储蓄率下降。具体估算的方法比较复杂。

第三个因素是国家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增加。2012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超4%，教育部将9年义务教育提高至12年，国家对科研单位和研发企业投资和补助加大，我国的创新能力会很快提高。投入的加大是个有利的因素。

第四个因素是我们国家比任何国家都重视新能源的发展。比如我国的新能源电池板出口较多，技术也慢慢成熟，运用在国内能缓解我国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

总之，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率下降趋势会被教育红利的出现抵消一部分，国家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增大，国家对新能源的大力提倡使我国的能源供应情况有所缓解。这是供给方面的有利条件。

需求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是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中国还是一个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在未来发展中会大大增加，这存在很大的潜在需求空间，等待我们去开发。如一个家庭移居到城市，居住面积按50平方米计算，一年若至少有10万个家庭移居，那么住房需求会增加多少。中国的城市化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一点就可以把我们前面所列的需求变化的不利因素全部抵消。

第二个是地区差别缩小。地区差别缩小以后，社会分配在地区方面的不公就可以有很大改善。2012年以来国家统计局的很多数据显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西部其次，东部地区的速度最慢。中部地区的企业恰恰是发展比较落后，在城市化程度很低的地区，劳工供应方面的比较优势很大，发展空间也很大，这一点也可以把需求变化的不利因素抵消很大一部分。

第三个是以共同富裕和公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为基调的改革对国内的需求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实行12年的义务教育，全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养老体系等，会产生非常大的需求。同时，由于有基本的保障，人们增加消费，用于储蓄的资金减少，也会增加我们的需求。

因此，不利条件我们应该看到，但有利条件也是存在的，而且有利条件要真正发挥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利推动力量，还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以共同富裕、让劳动人民分享改革的经济增长成果为改革基调。总体来说，首先是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来克服供给条件方面的不利变化，第二个是通过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来缓解需求方面的不利变化，发挥我们有利的因素，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改革的基调不应该再是市场化，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最激进的主张市场化的人，反对一切政府调节的那部分同志，在参加一些座谈会时会有一些潜台词，如反垄断就是将公有制企业全部私有化，公共的垄断变成私有的垄断。大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也很不一样。改革是应该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作为基调，而不是说再继续发展市场化，西方的市场化就是把公有制全都取消。不应该像西方的极端保守主义那样的改革，恰恰应该往相反方面发展。比如市场不能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在生产资料分配本身就不公的情况下，市场化会放大社会分配不公，放大生产成本分配不公，现在应该想办法限制它。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坚定不移的促进经济的发展，要调和劳动分配关系，使社会收入分配相对的公平一点，同时也不要太损害企业家的利益。要把度掌握好，一方面保证劳动人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一方面要让企业家明白增加劳动人民收入在长远来说是对自己有利的，能促进产品的销售。所以在教育、医疗这方面的改革要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而不是再发展市场化。有人认为我国的金融系统化不强，缺少衍生工具。为什么总是觉得美国的月亮圆呢？为什么总是觉得美国是我们的榜样呢？我们没有美国经济增长快，没有像美国那样的经济危机，为什么要有应对经济危机所产生的衍生工具。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不应盲目崇拜美国的经济政策，应该反过来看看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不利条件，发现经济增长中的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市场化解决不了，就要想想另外的办法，当然这是在不损害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

通过这种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缓解我们在全世界已经名列前茅的需求不公所造成的产能和需求之间的巨大偏差，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在供给和需求方面都有一个良好的支撑条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