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社会形成

技术的社会形成（精选12篇）

技术的社会形成 第1篇

一、社会资本形成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

1. 社会资本的结构方面。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 是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 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减少不确定性, 目的是抑制人们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统一。国家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宏观基础。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网络基础上的信任与合作。这些网络和组织有的是生产性的, 有的是分配性的, 都呈现特定的结构, 属于正式制度, 我们称为结构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是外表上可见的, 有明确的角色、规则、程序, 根本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 使合作的成果更可预见和更有益, 促使成员形成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 使组织得以运转而实现一定的目的。社会组织形式, 由相互性规范维持, 由相互有益期望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组织中的每个人有一定的角色, 规范人们以可预见的行为方式而行动。没有角色和作出决定的规则和资源动员, 集体行动更困难。角色由期望创造, 同时创造期望。角色和规则是客观的, 由监管和期望而加强。支持角色和期望运行的是程序, 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2. 社会资本的认知方面。

诺思认为, 非正式约束普遍存在, 而正式规则只是型塑选择的约束的很小部分。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 不论是家庭内部, 还是外部的社会交往, 还是事业活动中, 支配结构的绝大部分是由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来界定的。非正式约束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 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心智处理信息的方式依赖于大脑的学习能力, 而这种能力通过一种或多种精心构造的自然语言程式, 将感性的、态度的、道德的以及事实的信息转换为能被接受的符号。文化是由教育与模仿而代代相传, 并能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等因素。认知社会资本起源于精神过程和相应的观念, 由文化和意识形态加强, 特别是规范、价值、态度、信仰, 创造人们将如何行动的期望, 如是否合作、友好, 促进合作行为和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 属于非正式制度。认知种类社会资本一旦被广泛共享, 使合作更可能, 是事前约束人们朝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人的行为从外在约束到内在约束间存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当合作行为由内在激励时效果更好。认知性社会资本是不可见的、内在的。认知社会资本投资更不明显, 遵守他们需要成本。如果人们确信其他人团结、信任、正直, 社会多数人才会相信这些规范、价值是有活力、好的和应该遵循的。

3. 社会资本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

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可分离而是内在联系的。尽管社会网络与角色、规则、程序一起是可观测的, 最终来自于认知过程。“结构的和认知的领域由人们的主观期望相联系, 客观因素有复杂的主观基础。在各种社会结构内, 角色、规则、程序同规范、价值、态度、信仰一起, 由人群共享、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加强, 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其结果和利益, 都通过期望机制影响行为。两种现象都有经验条件, 由文化等加强, 最终是精神的。制定的角色、规则可以客观存在, 但甚至物质影响依赖认知过程的有效性。” (Norman Uphoff, 1999) 作为社会资本产生的价值、规范、态度、信仰随时间而建立, 可创造内在的相互加强的合作期望, 不是通过物质激励或强制行为取得合作。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网络, 需要人们相互利益的贡献维持。多数社会资本的存在由于友好和利他而不完全是个人利益。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资本形成

1. 组织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

具有社会资本的组织是人们按相互利益一起行动的模式, 是生产性的而不是纯粹分配性的。组织提供稳定的交流空间和持续的社会交往机会, 容易建立正式社会资本, 为感情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作出决定、动员资源、交流、解决冲突是组织的四个基本过程,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个人共同行动。交流可以解决冲突、增进友谊、团结人们一起完成工作。工作中的团队合作、学徒关系、在职培训、午间休息等各种面对面接触, 是转换成稳定、持久的个人关系的来源。组织还提供同顾客的市场联系, 如销售员同买者、教师同学生、医生同病人的关系。这些弱的、非正式的关系可以转变成强的、正式的关系。有更高程度市场联系的组织可以发展更丰富的个人网络。公共关系, 如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 人们以正式角色行动, 没有为个人感情留有空间, 因而不是社会资本。必须转换成个人的、非正式的、持久的关系, 使人们相互信任、心理上相互依赖、感情上相互交流、资源上相互共享, 从而拥有社会资本。

2. 和的哲学有利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中。组织是在现有制度约束下利用机会, 存在的根本条件在于内部的和外部的以及之间的和谐。一个社会中受约束的政府、公正的法律、完善的市场和开放的程度, 都是有利于组织中一般信任形成的客观环境。人本的组织根植于社会中, 受到经济激励和社会影响, 追求利润和更高生产率, 遵守道德约束、社区约束, 承担社会责任, 从而拥有外部的和谐。在组织内部, 囚徒困境模型说明雇员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竞争超过合作, 导致组织的低产出和更多的资源消费。而在给定不确定性时, 有效率的任务完成需要员工的团队合作, 朝共同的目标协调工作, 而不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和的哲学可以管理员工隐形的心理合约, 使强而可靠的合作行为被提供, 机会主义倾向被削弱, 从而带来员工之间的相互和谐。组织应当有完善的制度和相当的监督机制, 鼓励集体行动和员工参与, 哺育强的同组织目标相适应的和的规范, 通过物质和精神的激励培育员工潜在的利他主义倾向。

3. 人本组织促进社会资本形成。

人本组织更能形成人力资本, 也是信任的一个来源。人本的理念应该贯穿于组织的全过程, 哺育特定组织结构中期望的成员行为, 形成特有的组织文化, 产生更高的经济社会成绩。组织是人的实体, 体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存在, 应该使人的能力和潜力最大限度发挥, 而不仅仅是古典经济学的机器概念。人本的组织既包含物质上可见、可测度的硬的存在, 如组织结构、组织信息存量、成员和组织的匹配;又包含难以测度的软的存在, 如人的热情、公平、友好、协调和同情, 更多与人的大脑右半部相联系。人本组织应该重视人的兴趣的充分发展、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协调发展。情商是人们认识自己和其他人感受、激励自己、管理和他人关系的能力。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感情影响能力、更多的人际影响使人们更成功。以人为本、增进人的自由、提高人的可行能力, 是组织特征的体现。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可持续发展。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 是社会性发达及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

4. 更能产生一般信任的社会资本。

个人社会资本既能形成人力资本, 同时主要是分配性的。社会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是生产性的。首先, 要更多发展表达性社会资本。工具性参与是为了获取新资源, 如政治利益集团和等级结构中的关系。更高地位和职业可以提高人们的工具性参与而不能提高表达性参与, 属于分配性社会资本。表达性参与是为了保持和维护资源, 如邻居关系、年轻和老年人小组、各种俱乐部。家庭关系有利于表达性参与。高教育的人们有更多的参与性网络。其次, 要更多发展松散型社会网络。大的、开放的、提供相异人们桥联系的网络有利于资源获取。桥网络联系不同的成员, 使多样化的个人拥有一般相互性和一般信任, 帮助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水平和创造理性结果, 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传统的社会具有更多的紧密社会资本。而松散网络减少小组约束、鼓励创新、给结构洞中的个人提供企业家机会。组织中相异的个人更能带来新的思想, 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需要有更多的桥社会资本联系不同的网络, 和而不同是社会生命力的来源。乡村社会的进步需要发展更多弱的社区外关系, 使信息等资源在城乡和社区间流动。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发展能为社会资本发展创造条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 就是社会资本种类多样化、信任半径扩大的过程。再次, 要更多发展各种民间行业组织。行业协会能动员已存的社会网络, 提供各种网络联系的空间, 协调产业和公众关系, 维持本行业的利益, 是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垂直的社会结构是个人社会资本不平等的原因, 水平的社会结构与市场化是相互促进的。最后, 要更多发展民间参与网络。为培育一般信任, 需要开放和多样的民间参与网络, 使人们在接触多样化中获得广阔的社会知识。

摘要：社会资本的形成与人的精神活动过程相联系。社会资本形成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 符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容性及其变迁原则。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人本组织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人们生活的社会网络的特征, 是各种不同社会资本的来源基础。实现从个人信任到一般信任的转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结构,组织,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1]Kaufman2006, Integrating Emotions into Economic Theory,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 edited by Morris Altman.

[2]Alexander J.Field2006, Group Selection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 edited byMorris Altman.

[3]Alan James Macfadyen2006, Beliefs in Behavioral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 edited by Morris Altman.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形成 第2篇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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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7-6-22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酝酿于弗洛伊德的晚年即30年代末。其主要代表人物霍妮（K.Horney）于1937年出版《现代人的神经症人格》、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那年）出版《精神分析新道路》，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神经症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弗洛伊德的许多基本观点进行了修正；沙利文（H.S.Sullivan）于1938年创办《精神医学》杂志，以传播他的人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心理疾病是由人际关系的失调引起的，而不是性本能与社会的冲突引起；卡丁纳（A.Kardiner）于1939年出版《个人及其社会》，将其通过人类学研究所得出的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结论公诸于世；弗罗姆（E.Fromm）在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修正精神分析。到40年代初，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正式形成。1941年，霍妮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开除，但她迅速成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自任所长，这一事件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与正统精神分析从思想体系的分裂到组织上的正式分裂已告完成。同年，弗罗姆出版《逃避自由》，这部被誉为运用精神分析于社会学的杰作〔1〕从社会历史根源上分析纳粹主义崛起的心理基础，这与弗洛伊德从本能中寻找战争的心理根源形成鲜明对照。弗罗姆致力于从社会学的和人本主义哲学的取向上修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牛顿曾说过，在科学上，后人的进步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而心理学家泽曼（D.Zeaman）在对心理学史进行考察和分析后认为，牛顿这一名言用于心理学上应作一些修改，变成：在心理学上，后人的进步是踩在前人的脸上的。这话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一些事实。〔2〕心理学中的伟大人物往往被后人当作批判的靶子，因而成为这门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物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被后人当作批判的靶子。心理学中伟大人物的错误往往比他发现的真理更多地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就是在修正弗洛伊德的“天才的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修正主要是针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是本能欲望；社会文化是其对立面，它压抑本能欲望的满足因而导致神经症发作；而科学和艺术创造则是本能欲望的升华，文明的发展以压抑人的本能为代价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人性就是人的生物性，是人的本能，人性决定社会文化而不是社会文化塑造人性；人性中充满破坏性和攻击性，与社会道德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生的痛苦不可避免，战争也不可避免。与本能决定论紧密相关的是泛性论。弗洛伊德将人格的发展归结为性心理的发展，归结为性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次通过不同的身体部位获得满足的过程；人从婴儿期开始就有性欲，并且指向父母；女性心理特点是由女性身体结构决定的；俄狄浦斯情结普遍存在，贯穿于个体的成长过程，是神经症的根源，也是道德和宗教的起源。

弗洛伊德的上述理念植根于19世纪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植根于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到了20世纪，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性压抑问题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了。一些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正在兴起，这些学科提供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新发现，主张把人看作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产物，而不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阿德勒的心理学在心理学历史中是第一个沿着我们今天应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的心理学体系。”〔3〕阿德勒1911年离开弗洛伊德正是因为他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沿着社会科学的方向走得太远而为弗洛伊德所不容。尽管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所有代表人物都是通过直接修正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并不承认他们是在阿德勒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但一般还是将阿德勒视为社会文化学派的先驱。阿德勒认为人格发展的动力是为克服自卑而寻求补偿的努力，自卑感来源于童年的社会生活经验，儿童发现自己的软弱无能与周围高大强壮而又活跃的成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产生了对力量的需要。儿童逐步形成的补偿方法是根据自己在家庭中的处境、父母的性格、家庭经济状况和人员构成，逐步扩大到根据邻居的特点和社会的要求等多种社会因素而采取的策略。总之，自卑感及其补偿作用是在家庭环境、家庭气氛及其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阿德勒还认为社会兴趣（socialinterest）是人的固有本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动机，它表现为与人合作、帮助别人、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甚至在对待别人时给予多于获取的倾向。他还认为男女心理差异是社会秩序造成的，在一定社会秩序中家庭的权力结构（家长制）是与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权力结构分不开的，因此，女性心理不是由身体结构造成的。阿德勒的下述观点简直是弗罗姆的直接先导：“对于那些不能再像农民那样从接触土地得到直接满足或像手艺人那样由于看到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而满怀喜悦的大多数男男女女，他们面临的是日复一日的机械活动的世界，那根本是毫无意思的，而在这些活动中，你不是受制于一个你并不认识的什么人就是受一部机器的摆弄，它的目的和最终目标你并不理解。这里没有任何解脱的可能，除非在计划和管理生产过程中有充分的民主参与。”基于这种理论，阿德勒为女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献出了特殊的精力。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形成（二）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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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7-6-22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形成于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它是两种“妥协”趋势相结合的产物，即一方面是美国本土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承认，另一方面是精神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修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开始既为心理学家们所不齿，又为医学界所不容，但最后还是渗入到这两个领域之中。但这一过程是逐步发展的。精神分析产生于欧洲大陆，那里的文化土壤有利于主观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因为这种心理学似乎比其他心理学更容易适应天主教会的社会背景。天主教会关心人类天职，特别注意人类动机的本性。而美国是一个宗教多样化且宗教背景从总体上讲不很深厚的年轻国家。美国精神是重实用重行动的，不那么关心内心深处的冲突。当精神分析在欧洲创立和发展之时，美国精神是重实用重行动的，不那么关心内心深处的冲突。当精神分析在欧洲创立和发展之时，美国心理学已成为功能主义的，并正准备走向行为主义。而行为主义则难以吸收精神分析，因为精神分析太富于主观色彩。〔5〕

精神分析与美国主流心理学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在方法论问题上。精神分析研究主要是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的，而学院心理学则偏重于高度控制的实验研究。美国学院心理学家将物理学和化学的研究方法作为科学方法的典范，相比之下，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非科学的；弗洛伊德则认为，关注行为的可测量方面的实验，更适合于研究人类生活的琐细方面，而非人类生活真正有意义的方面。精神分析和学院心理学都试图建立科学的心理学，尽管二者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和冯特都受到了19世纪伟大的科学家赫尔姆霍茨的决定论哲学的影响，但它们在这门学科的性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所以直到30年代中期，精神分析对美国学院心理学的影响还是相当小。〔6〕 精神分析对美国的影响或美国本土对精神分析的接受和承认大体上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推进的。⒈美国民众的热情。1910年以后，美国的报纸充满了论述弗洛伊德的文章，普通民众比学院心理学家们更承认他的学说，势力也大得多。〔7〕到三四十年代，这种热情仍持续不衰，俄狄浦斯情结、压抑、升华和快乐原则这些术语在大众语言中广泛传播。〔8〕精神分析虽不产生于美国，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缺乏传播精神分析的土壤。19世纪还处在原始积累时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节制的，在性问题上是压抑的，这是精神分析产生的社会根源。20世纪的经济发展要求扩大人们的消费，因此中产阶级的生活时尚发生了变化，他们渴求日益增长的消费，在性问题上的限制也随之放松。“精神分析理论，与其说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在有关性需求的范围里，为这种倾向提供了一种便利的理论说明。”〔9〕在美国尤其如此。因此，美国民众仍然是从实用、行动的立场上，以年轻人（年轻国家）的方式来接受弗洛伊德的，尤其是快乐原则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理论支持。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美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逐步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⒊精神医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应用领域。这些学科之所以较容易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因为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关于人格、神经症病理学和治疗学的综合理论。二次大战及战后美国政府对临床心理学的大量资助，使这一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以上三个层面造成了一种越来越接近心理学的趋势。⒋学院心理学。精神分析对美国社会以上三个层面的影响，似乎对美国心理学界产生了某种压力，迫使他们考虑精神分析的价值。但美国心理学接受精神分析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早在1894年，詹姆斯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就提到了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909年，心理学家霍尔邀请弗洛伊德参加克拉克大学校庆庆典并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弗洛伊德在美国还结识了詹姆斯、卡特尔和铁钦纳等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传统也并非完全排斥精神分析，如美国的行为主义倾向在许多方面与精神分析所强调的自然决定论是相容的，功能主义倾向与精神分析主张的行为的目的性这一观点是相容的，桑代克的效果律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也有相容之处。精神分析受到一些美国心理学家的关注还与传统心理学主要关心感知觉和学习等心理过程以及行为测量而忽视动机和人格有关。凡是对意识和行为的描述感到失望，而追求一种较满意的有时称为“人性”心理学的那些心理学家，自然而然地受到精神分析的鼓舞。30年代以后，人格和动机日益受到美国各种倾向的心理学家的重视，功能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都逐渐重视这一领域。究竟是精神分析推动了这一发展趋势，还是这一发展趋势促进了美国心理学对精神分析的承认？也许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其中，“耶鲁小组”在三四十年代的工作是站在美国学院心理学家立场上对弗洛伊德心理学和行为主义进行综合的最系统和最有影响的尝试。“耶鲁小组”是由赫尔及其弟子N.E.米勒、J.多拉德等人组成的。他们在1936—1943年组织了一系列讨论班，沙利文和埃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学家也参加了这些讨论班。这些工作在三四十年代促进了美国学院心理学对精神分析的接纳。特别是多拉德和米勒1950年出版的总结性成果《人格与心理治疗》一书，促进了精神分析在50年代真正融入美国心理学主流。多拉德和米勒指出，该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把精神分析与巴甫洛夫、桑代克、赫尔及其他实验者的工作以及强调社会变量的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试图为人类行为的一般学科建立心理学基础。最终目标是把精神分析的活力、自然科学实验室的严谨和文化事实结合在一起。〔10〕他们将精神分析的理论整合到儿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论体系中，使精神分析真正进入主流心理学架构之中。

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精神分析对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看：⒈三四十年代，近200名精神分析学家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美国，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包括霍妮、弗罗姆、埃里克森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精神分析学家。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到美国以后取得的。⒉一些思想敏锐的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态度（偏见）、舆论（宣传）、攻击性、独裁人格等与纳粹主义和战争有关的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问题。显然，精神分析对于研究这些问题是最优先被选择的理论范式。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最著名的有阿多尔诺（T.W.Adorno）、赖希（W.Reich）和弗罗姆，他们都试图用精神分析来研究独裁统治的心理学问题。⒊战时的研究项目迫使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至少暂时促使一些心理学家从狭隘的理论和方法学偏见中解脱出来，〔11〕这给一些不同情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家提供了接触精神分析的机会。沙利文就曾参与了战时研究项目的工作。

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形成（三）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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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7-6-22

美国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承认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对弗洛伊德的修正又加速了这种承认并且进一步扩大了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影响。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与美国心理学在这一基本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即把人看作环境因素而非遗传因素的产物。也可以说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把精神分析改造得符合美国口味。这种改造的根源在于新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界关于人的新范式。

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动荡不定、灾难迭起。先是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随后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经受着各种压力和打击，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不断增多。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从治疗实践的切身经验中感受到，用弗洛伊德的病理学和治疗学在临床上已经行不通了。这些患者的问题主要不是性压抑，而是社会生活的困境、人际关系的失调所造成的人格扭曲。精神分析的生命力首先在于临床效果。新的现实促使精神分析学家寻找新的理论模式，而新的临床经验是新的理论形成的基础。

论萨特社会集团理论的形成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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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需要；实践；群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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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说：“需要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建制的基础”^[1](P.216)，他用人的需要来解释社会集团的形成。他认为，由于周围物质环境的物质资料的匮乏，产生了有机体的需要，而正是人的需要驱使着个体进行实践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彼此结合起来，以共同来满足有机体的需要。所以，萨特认为需要使个人实践进入到群集，而在群集的惰性结构中失去了自由存在的可能性的个人，为了反抗惰性—实践的支配，便结合起来产生出共同的实践，形成了集团和社会组织。

一、群集

萨特认为，在匮乏的笼罩下，物质被动地统一，把许多个人连接起来，把个体的实践发展为集体的实践。但是在这个领域下，这个集体的实践也只是个体实践的单纯相加。只有当个体实践发展到实践—惰性领域时，加工产生的物质把因为这些物质而异化的人，变成了失去独立性的无差别的人，每个人都同他人一同存在，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纽带，都只是这个集合的一部分，这个集合体才是群集，群集是社会组织的雏形。萨特解释，群集这个共同体，只是由孤立的个体借助外在于人的某种对象性原因而聚集起来的一种松散的结构，主要是指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外在性的集合关系。

萨特以在圣•日尔曼街头等待公共汽车的人群为例子，来说明他的群集概念。在圣•日尔曼广场上，人们聚集在教堂前的车站上等候公共汽车，这是一种群集。萨特认为，这些等候公共汽车的个人，可以是一些彼此完全不同的个人，他们彼此不相识也无需交流，只是他们对汽车有的共同需要，才使他们在这里聚集，而一旦汽车来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就自行解除。因为他们没有内部的关系，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实际上是孤立的，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人。在群集中，对共同需要和共同目的的向心力是弱小的。

因此，在萨特看来，人对某种物的需要，或者说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共同利益，是群集产生的最根本的基础。在群集阶段，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共同实践的，只是具有外在的活动性的物质在支配着人。

二、集团

萨特认为，在实践—惰性的群集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固的，且随时趋于解体的。而为了克服这种实践—惰性的统治，获得真正的解放，个体必须联合起来，协调彼此的实践活动，去克服原子式的散漫状态，为维护或实现共同的利益而奋斗，使群集中的个人最终联合而形成集团。

萨特说，“通过闪电般的共同实践使集合体分崩离析的动乱的根源，显然是一种综合的，因而也是物质的变革。这种变革十分罕见，它发生在现存结构的范围之内：对于一些风险和实践运动同痛苦一样都存在于需要之中的有机体来说，事件的动力就是在物质性各种层次上的危险”^[2](P.217)。萨特在这里说明，正是因为人的需要和危险的存在，使群集中产生了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即保证有机体的生命，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从而使得一部分人作为一种总体性而产生，于是形成了集团。

（一）融合集团

集团的最初形态是融合集团，它是由一定的共同目标或受外在的敌对的实践压力所集合起来的外部集团。当许多分散的个人意识到共同危险时，意识到有对保证生命的共同需要时，就会在群集中形成融合集团。萨特以1789年法国革命为例,当时，法国国王为预防发生暴动而把军队调遣到巴黎，巴黎群众认识到一种来自国王军队的共同威胁时，每个人的生存需要成了全体人的需要，于是人们把自己和他人视为了一个整体。因此可以说，是巴黎群众对共同危险的反应产生了最初的集团。萨特把巴黎民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结成的集团看做是一个融合集团，而这个集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到巴士底狱去！”。同时，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相反，统一的目标和行动正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体现。

然而，融合集团又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存在是不稳定的，一旦形成融合集团的目标或压力消失，这种集团就会重新落入实践—惰性领域，还原为散漫的群集。因此，为了保证集团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统一性，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一种新的集团形式又出现了，那就是誓愿集团。

（二）誓愿集团

誓愿集团就是由集团的成员有意识地发表誓言，以维持集团的存在。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集团的自觉成员，个人凭借誓言有意识地维护这种集团关系，维持其共同实践，集团具有较强的持久性和统一性。但是，这也不意味着集团中的成员都沉没在这个集团中，他们在本体上仍然是不同的个人，只不过在集团中是共同存在的，有着共同的需要，进行着共同的实践。从誓愿集团的内部机制来看，它取决于两个因素：友爱和恐怖。成员之间的友爱可以督促个体遵从自己的誓言，从而保证集团的完整。但是仅仅靠友爱来保证集团的完整并不可靠，还需要借助恐怖的力量。这就是说，集团需要把外在的恐怖内在化，向其成员揭示一个外在的恐怖正存在于个体周围，只有处在这个集团之中才能抵御这个恐怖。所以，恐怖机制也有助于保证集团的完整，保证人的解放和人需要满足，“在萨特看来，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能约束成员以保证集团的存在，能满足人们的需要，都必然会被选定并强加给集团的成员，使成员之间互相给予某种约束”^[2](P.386)，这样誓愿集团才具有更强的持久性、统一性和现实性，才能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们克服、消除匮乏的能力。在萨特看来，誓愿集团中的个体彼此依赖，都处于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因而这里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需要。当然，萨特也承认，誓言集团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选择的自由。

(三)组织集团

为了使集团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确保人的需要的满足，以及其成员的共同目的实现，誓愿集团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组织集团，即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一定形式的组织，通过工作专门化而提高集团的整体性能。组织集团的基础是有组织的活动，“这种有组织的活动既指内部的行动，一个群体确定了自己的结构，同时又指群体本身，将它确定为在实践场域中或对已成事物、或对其他群体的结构活动。”^[3](P.31)有组织的活动也就是任务的分配，“有组织的活动既是在客体中发现实际需求，又是从这种辩证的发现除非在个体之间的分工。”^[4](P.115)组织集团不但自觉确定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危险和一种共同的需要，而且为了这个目的的实现，每个成员都被组织起来，分配到工作，把各自实践的外在性内在化。而集团形成的某种综合的权力，又致使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得不服从某一权威的强制性支配。这时，集团的行动就不再是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自发行动。然而，集团共同目标的实现又有赖于成员之间的越来越细的分工，分工把人形式化和抽象化，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在集团的内部产生了与集团相对立的因素。随着这种因素的增长，权威的力量越来越小，以至于集团随时都有可能把权威作为个人权威来加以否定，并进而导致集团的瓦解。

（四）制度集团

为了在权威衰落的情况下保证集团的存在，实现所确定的目标，满足人的需要，就产生了制度集团。制度集团是通过非有机的制度把自身的结构关系和成员位置固定起来的集团，制度保证了成员的统一行动。在这一集团中，成员被要求遵守制度，并履行义务，个人被固定在机构分配给他的位置上，每个人的可能性都在制度所规定的条件和义务的基础上的歷史总体范围内，这时恐怖作为维持集团不分解为群集的手段而出现，保证了集团统一体的整体性，保证了集团满足人的需要，保证了人类解放的最有效的统一体的永恒存在。然而，事情的发展也容易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在制度集团中产生了人人必须服从的主权者，由他来决定人们的共同需要，制定集团的共同目标。同时，为了使越来越广泛的分工和越来越分散的活动统一为一种共同的活动，就会逐渐在集团内部分化出一批专门从事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官僚，建立起能够发挥群体功能的官僚机构，而发展到顶峰就是官僚国家的出现。在制度集团官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官僚机构与人之间的巨大矛盾和对立，而这种对立最终又导致了人与人的对立。原本支持制度集团的共同需要、共同自由的那种制度，现在却不能保证集团各个成员的共同意志，而主权者的力量却由于制度化而成为一种不可超越的权利力量，由主权者所决定的集团的需要和目的，也不一定是各个成员的共同的需要和目的。这样一来，各个成员对集团公共事务的自觉参与热情就开始弱化，集团的功能也就开始僵化。这时，制度集团不但否定了人的选择的自由，而且限制了人的需要的满足。

总之，在萨特看来，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遵循着个人实践—群集—集团这样一个模式展开的。萨特也确信，人类的存在是有一种自然的趋向性的，也就是对至善的一种不懈的追求。同时人也在寻求一条道路，力求使集团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从而使人自己作为这种集团的成员而获得永恒的存在，获得其存在的必然性。从萨特关于社会集团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萨特对各种类型的集团的分析都是从属于理解个人的需要的。萨特始终认为，无论集团采取何种形式，它都根源于人的需要，都是对于匮乏的克服的一种胜利，而其最终结果也都是要保证人的需要的满足。“别忘了，正是人的需要以及对人的需要满足的欲求，才是人们所有实践的最深层的根源，也必然是产生集团的实践的根源。”^[1](P.510)

参考文献

[1]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2]Sartre,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Volume2,Tr:Quintin Hoare Ed:Arlette Elk aim-Sartre London:Verso,1991.

[3]Elizabeth Butterfield,Sartre and Marcus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Needs and Normativity in 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Volume10,Issue2,2004.

[4]理查德•坎伯.萨特[M].北京：中华书局，2002.

社会秩序形成期的有限舆论价值 第4篇

“人肉搜索”这个特有网络名词诞生的时间并不久, 所受到的争议却越来越大。一方面它是来自网民的自发行为, 另一方面, 它还是一个难以被法律界定的行为。隐私在这种搜索面前, 是不会得到尊重的。虽然徐州市的地方法规有相应的规范, 但是显然执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现在从法律角度去分析, 可能还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笔者认为, 这个时机的到来应该取决于我们对这种搜索行为的认知水平, 以及社会公义的发育程度。

可以说, “人肉搜索”是在一个暂时的过渡状态, 在网络协同便利与传统隐私权观念合力下的产物。事实上, 作为当前有效的一种监督力量, “人肉搜索”有它存在的根基, 也有它重要的作用。

首先来看传统的隐私权。通常在一个村子里面, 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 诸如住址、亲戚、偏好等等, 都是公开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公开, 基于传统的区域社群里有利于互相监督与互相保护。这里有一个前提, 就是社群圈子里面的人不会用这些信息进行相互间的欺诈, 相反会给予很实际的互相支持。由于获得了充分的对方的信息, 就可以便利地进行事务委托与被委托。几千年来, 这个传统的隐私权观念应该说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 在目前的商业社会里, 再加上网络时代的特殊传播方式, 这个隐私权透过不同的方式在其他社群圈子里传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传播的信息大部分被用于商业利益所驱使的活动, 数字化的载体为这种传播提供了更低的成本, 与古老的口口相传方式不可同日而语。隐私的暴露越来越成为当事人的包袱, 所以我们都将它当作一个重大的权利项目去保护。这自然是一个不轻松的事情。

再看当前的人肉搜索主体, 应该说, 目前被搜索的主体集中在危害了公义、伤害了公德、侵占了公利的这些人群。在正常的法律与公德审判渠道, 难以快速地对这些人进行处置, 甚至是根本无法撼动。“人肉搜索”所呈现的资讯其实并不难以获取, 它的特殊性在于其独特的舆论价值。透过网络进行收集, 并能串联起来, 以形成足以有说服力的证据体系, 就产生了舆论价值。这些搜索本身所带来的信息又会迅速地在其他媒体上进行传播, 舆论价值在进一步放大, 那么事实就必须以真相袒露在公众面前, 不管是贪官的贪赃细节, 还是社会事件的本来面目, 都会以越来越高的透明度呈现出来。这样, 必将催生出与事实匹配的纠正措施、预防措施, 以及惩戒措施, 等等。

然而, 事情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一种独立的舆论价值的存在, 我们肯定“人肉搜索”的贡献, 它是当前情况下的社会监督、法律规范方面的有益补充。由于网络协同的便利, 自然会带出当事人的其他隐私信息, 这些信息往往被情绪所渲染, 从而危害到一个健康的秩序, 就产生了许多新的风险:比如, 超越了搜索发起人的初衷, 将当事人的非关隐私暴露出来;再如, 别有用心的人会有计划地策划一些搜索活动, 形成对当事人的特别伤害。

由于“人肉搜索”在驱动后的不可控制性, 造成了它的公义价值往往会小于驱动者的设计;另外一个方面, 也造成了行政资源的被动使用, 所出台的措施虽能解一时之困, 但是难以进行长效设计, 从而为社会秩序的形成带来新的负面因素。

可以预见, 人肉搜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存在, 对它的有效约束只能是在边界的界定上。然而这个界定又不是法律框架里能够定义的, 舆论监督与隐私的公开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或许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 我们的准备还不充分, 如何构造与网络社会相得益彰的个人信息披露秩序, 确实不是单单从“人肉搜索”所引发的思考所能解决的。

为什么说“人肉搜索”具有社会秩序形成期的有限舆论价值?因为它还没有发育到足以进入主流秩序机制的圈子里面。

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 第5篇

礼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要求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礼仪修养则是人们通过不断的自我锻炼、自我养成和自我提高，全面提升自己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素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礼仪教育是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保障和条件。礼仪教育可使学生逐步形成文明礼仪的好习惯，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促进学生人格的自我完善及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融入社会的能力和解决矛盾的能力，促进学生的社会化，提高心理承受力，培养成社会需要的人才。

礼仪教育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要求大学生不仅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应该具备良好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因此，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是大学生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成为有用之才的有力保障。

现代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传播途径，沟通技术和手段日益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交往观念和交往行为，尤其是人的交往范围已逐步从人际沟通扩展为公众沟通，从面对面的近距离沟通发展到远程沟通，从慢节奏、低频率的沟通变为快节奏、高频率的沟通。这种现代信息社会的人际沟通变化，对人类社会交往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下面简述一些基本礼仪对求职就业的影响

一、礼貌用语

礼貌用语往往是求职的开始，是最早了出的有声信息，在求职中起着先声夺人的作用，会给人受尊敬和舒适的感觉，可获得他人的好感。用好礼貌用语，可体现求职者的素质、修养和风度。常用的礼貌用语可分为以下败类。

二、服饰礼仪

服装是构成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着装整洁大方，自然和谐，能体现出求职者的身份、气质和修养。将自己打扮得漂亮起来，是良好素质和修养的外在体现，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礼貌；是重要的基本礼仪，也是基本的道德规范。

差装按照参加活动的场所可分为正装和便装（休闲装）两大类。正装主要包括套装（一般是西装）、制服等；便装主要包括夹克衫、T恤衫、牛仔服等。社交活动、上班等正式场合要着正装，非正式场合着便装。求职、面试工业基础正式场所，原则上要着正装。当选择的职业或岗位不同时，装扮也应有区别。

三、举止礼仪

举止礼仪表是无声的形体语言，也是构成第一印象重要的无声信息。美国戈登·修易斯研究得出结论，人体大约可做出1000多种平衡姿势，真可谓千姿百态。

四、仪容

仪容是指人的容貌，主要包括头发、面部、口腔和手的清洁与修饰。

八、称呼

称呼是人际关系的晴雨表，被看作是交际的先锋官，正确地称呼他人是成功社交的第一步，称呼恰当十分重要，它不仅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反映一个人的修养水平，也是对他人的尊重。一声充满感情而得体的称呼，会使对方对方感到亲切、愉快，为深层次交际打下了基础。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而礼仪教育是一个人在社

试述社会救助立法形成的理念 第6篇

【关键词】社会救助；人权；政府责任；社会责任

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让野蛮成为遥远的过去，让民主法制的文明引领着人类的未来。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是思想的觉醒，伴随思想觉醒的过程是人权的兴起。社会的最高保障是社会福利，社会的最低保障是社会救助。实现整个社会的福祉在发达国家尚且存在着困难，在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更是不能保障所有人的福祉。在社会财富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其次，社会救助。社会救助因为年老，疾病，灾难等陷入贫困，危及到人的生存，居民难以维持正常生活时，国家或者社会所给予的最低生活保障。对于被救助的人都是弱者，保护弱者即是文明社会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制度优越性的外在表现。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国家仍然没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社会救助法来保护这些弱者。立法的滞后性必然影响着制度的常规化，连续性和保障性。

一、人权的理念

人权理念是西方法治的精髓，在现代中国法律移植的进程中，人权无疑对中国法治的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人权享有基于个人自身特点而应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最基本的是生存权与发展权，广泛的权利又包括财产权，自由权，选举权等。人最基本的要求是生存与发展，而作为社会的弱者，在自身因为疾病、灾难，疾病等而不能保障生存下去，不能继续的工作而养活自己的时候，人的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就得不到体现，而生存权又被揭示为，在人的所有欲望中，生存的欲望具有优先地位。所以社会成员可以根据这一标准向国家提出比那些自身超出生存欲望的人更为优先的、为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帮助的权利。这种由个人按照生存标准提出而靠国家提供物质条件保障的权利就是生存权，而国家作为权利的赋予者就应该帮助实现，而社会救助就能够使这一方面得到体现。

二、国家义务中物质帮助权理念

国家的形成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反映出“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国家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国家有义务保护公共的权益，保护个体的权利。所以对于生存权与发展权都不能保障的基本权利国家有义务予以帮助。生存下去需要物质的帮助，而物质帮助权则是对人权实现的一种允诺。所以宪法规定当公民因不能通过其他正当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手段时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生活保障、享受社会福利的一种权利。

三、救助中朴素的慈善思想理念

慈善从人内心本性出发则是发于人的同情心，怜悯心；从宗教信仰中则是普度众生，人心向善，从而对弱者以物品或者金钱相助。社会救助是社会中普遍的善，通过上升到社会整体意志或者国家意志体现出来的一种物质帮助行为。只是古代的慈善是偶发的，不长久的，甚至是统治者的施舍，这与人的好恶品行有关，正所谓“其人亡则其政息”。而现代社会救助中的慈善思想则上升到了国家意志，并且进行了制度化。

四、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

1.社会救助的完善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反作用与政治。社会救助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个有机体，社会救助的完善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其核心理念是公平与正义，社会利益的流转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保障强势群体的利益，不平则引纷争，而社会救助制度则是平息纷争的调节器。而调节器的调节功能则是物质资源的再分配。社会救助的再分配的功能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生活，甚至在物质充足的情况下，能够使生活富足一些。这样才显得公平，人民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人民生活有保障了，才能安心，安心才能求发展，来更好地创造财富，为社会做贡献。社会的整体发展力强了，又会更加促进经济的繁荣，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社会救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

2.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了，可分配收入增多了，则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才能安居乐业，进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救助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环节，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的物质成果，使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保障。经济越发展可保障物质越多，越来越多的弱者就可以得到救助，而且更有利于质的提高。在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建立社会救助保障体系有着重要的经济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无从谈起。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着13亿人口，贫困的绝对人口还很多，社会救助的网络还没建立起来，这就更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作为发展的基础，所以说社会救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五、社会责任理念

社会责任是社会个体或者组织对社会承担的责任，随着社会法的兴起，社会责任意识的建立，公民社会强调公民对社会整体的参与，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参与，体现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为实现各自的需要，彼此之间相互援助的义务。社会救助，虽然法律强调了国家在社会救助中的义务，但社会本身的贡献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公民有着道义上的义务，公民享受着社会带来的安宁，稳定的秩序，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样也应该回报社会，这不仅仅是道德，在社会法中是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成为法律的意识，社会个体与组织在社会救助中所做的贡献是守法的表现，是公民在法制社会中应尽的义务。当从道德理念上升到法制理念的时候。社会救助则会表现得更有利，更自觉，更加有秩序，所以在社会救助中，国家，公民，社会组织是共同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是共同的责任。

六、政府责任理念

政府责任理念就是要建立起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通过确立起责任意识，建立起有责任的政府，能够负责的政府，总之政府要对公众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救助就是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推行最后要上升到法律层面，推行公共产品是职责所在，推行不及时，执行不适当则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政府要对社会负责，对公民负责。从政治角度来看，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与，政府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来维护其政治稳定，这是对公民权利让与应尽的义务，成为政府的责任。从公共政策上面来看，公共政策是政府所做的权威性的价值分配。社会救助是公共政策，对于弱者的救助政府有责任制定政策为公众服务。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运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阻碍这种动力，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政府的责任需要建立有序的和谐社会，社会救助则提供了第一层次的保障。从经济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周期的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是风险的经济，这种经济就会出现淘汰，就会造成层级的分化，就会造成弱者，对于弱者政府就要从经济上进行必要的物质的保障，就需要社会的救助。

社会救助的理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已经从朴素的慈善思想发展到社会救助就是人权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的责任与义务，社会的责任。虽然政府作为有限政府，在发挥作用上受到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制约，但现代政府的职能就是服务的政府，是社会的稳定器，推行好公共政策，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推行社会救助在政府保障力不足的情况下还需要社会的力量，这又是社会法的一个体现。总而言之，稳定的社会救助政策必将推动着经济的可续性发展，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必将在宪法这个人权大法的照耀下显示出勃勃的生机。

参 考 文 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

[2]林莉红.孔繁华.社会救助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中国社会单向性的渊源与形成原因 第7篇

1、单系偏重

单系偏重是在双系抚育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说的是亲属体系一出家庭立刻发生单系偏重的倾向;本来亲属体系中, 从父亲方面推出去所记任的亲属应该和从母亲方面推出去所记任的亲属相等的亲密和相等的众多, 从血统遗传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 我们能对自己的父亲方面的亲属记得很广很远, 而对于母亲方面的亲属则很多就不会那么清晰, 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 从古到今都非常的普遍。

在中国社会出现单系偏重现象是不是纯属偶然呢?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有没有相类似的现象吗?

2、与单系偏重相关联的单向度

马尔库塞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叫《单向度的人》。在这本书中, 他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思想、政治及社会本身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 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 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并将这一切归结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科技理性和实证主义的盛行, 导致人们思维的单向维度, 这种单向维度的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 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因此, 统治集团能够利用文化工业对单向度思维的人们采取了不同以往暴政方式的一种新的控制形式, 即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 更为可笑的是, 人们却甘于这种新式统治。

二、形成“单向性”的原因

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考虑:

(1) 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

中国的皇权政治在封建社会是特有的, 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包括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部分, 专制主义是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主要表现为皇帝制, 体现了皇权的封建专制性;中央集权是国家的结构形式, 是针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言的, 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受制于中央政府。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模式从封建社会开始就是单向性的, 表现为皇帝把政治权力集中起来, 交给代表他们下属的各级官僚机构, 由皇帝通过其属下官僚机构代表整个地主阶级来行使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的发展总的趋势是逐步严密、强化, 最后是僵化, 形成政治权力的高度的“单向性”。这种政治权力不仅影响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 还对其形成新的建构。

(2) 中国的自然经济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以地主阶级为代表, 而地主阶级自身也是分散的, 一般没有互相统属的经济关系与隶属关系, 都比较独立式。而康有为也曾经论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一直是重农抑商, 而这条重农抑商的原则, 也自然的巩固了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模式, 使得“小农经济”有与中国历史基本相同的地位, 也就形成了经济模式上的“单向性”。

(3) 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

中国的传统的社会思想受皇权统治的影响很深, 皇权的单向性也必然要求思想的单向性, 既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中国在汉武帝时期就有“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随着历史的发展, “独尊儒术”又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通常是融入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汇集成, 其中也含有一些优秀的道德价值观, 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以至于现在当有些人在形容我国的文化的时候, 总是会有人说我国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无形中就把许多其他的文化摆在了边缘位置, 甚至被我们认为的忽略, 而这些边缘的或者被忽略的文化也曾经在历史上为我们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是这些“忽视, 或者是遗忘”造成了我们思想上的“单向性”。

(4) 中国特色的伦理制度

从封建社会开始, 我国就存在相当明显的阶级制度, 如宗法制等, 形成了强调封建等级秩序的等级主义精神, 这种等级制度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为核心, 它为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起到了重大作用, 但也扼杀了人们的个性发展, 压制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扭曲了国民的人格, 形成了等级伦理制度的“单向性”。

三、结论

在对“单系偏重”和“单向度的人”的相关知识进行共性归纳之后, 作者认为封建的皇权政治对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影响还较深;而封建的自然经济尽管在表面形式上有所改观, 但是要想根除在这种封建的自然经济模式下的人们所形成的小农思想, 仍然需要很多的努力;传统的文化思想, 与中国特色的伦理制度相结合, 肯定会对人们的思想有所羁绊。这四种原因也只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究竟这种单向性在微观层次上怎样产生, 以及怎样在微观层次上作用于人, 都还需要很大的研究。

参考文献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的动力机制 第8篇

一、政府政策引导机制

(一) 发挥政府管理作用

政府要引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为企业指明方向, 政府的管理作用是企业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土壤。政府在积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具体体现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

第一, 对内, 加强宣传、监督, 制定相关标准。政府首先要正确了解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 避免盲目地不切实际鼓励企业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并通过正确的宣传和舆论引导企业正确认识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及时纠正媒体报道和宣传过程中出现的与事实不符的情况, 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二, 对外, 加强与国际组织沟通, 为中国创造机会。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 在国际贸易和劳工领域维护国家和我国国有企业的利益, 利用法律武器和企业组织力量维护我国国有企业利益。

我国国有企业能否有效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政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政府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要“有所为”:

首先, 政府要完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 加快企业社会责任立法;适时调整有关企业的法律, 明确规定企业社会责任, 增加相关内容, 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法律依据和规范。

其次, 政府要营造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环境, 鼓励其履行社会责任。政府要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广泛而优良的公共服务, 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税收等政策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为企业社会责任制造社会氛围。

最后,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叫嚣的标准问题, 也需要我国政府, 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出发, 积极参加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经济全球化的讨论, 为我国企业寻求积极在支持。

政府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要有所为, 但也要有所不为:

一方面,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能违反政策, 降低招商门槛, 或者去充当企业的保护伞。另一方面, 政府在某些社会管理领域, 要勇于退出, 交给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管理。非政府组织, 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相比政府更具有某些优势。

(二) 政府的督促引导

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变迁的督促引导是通过立法、司法以及税收调整等政策来实现的。政府通过立法制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 通过司法活动规范、强制企业按法律规定履行社会责任,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状况变迁。例如, 我国1994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07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就强有力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状况朝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方向发展;2008年底, 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相当一部分企业社会责任状况发生倒退, 降薪、裁员等一系列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例不断发生, 针对这些企业社会责任倒退的现象, 各地政府纷纷出台鼓励政策, 奖励不裁员、不减薪企业, 减免招用返乡农民工和应届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的一些费用, 引导企业社会责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变迁。

二、企业声誉拉动机制

信誉是对各类经济组织履践各种经济承诺的能力以及可信任程度的综合判断和评定。信誉始于市场上各类参与主体的信用、名誉。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类经济组织对商业的契约的有效履践能力和履践情况的综合表现。具体来说, 就是各类经济组织为了长远利益, 放弃短期利益, 严格执行商业契约、认真履践合同、不搞欺骗、不生产经营假冒伪劣产品。二是各类经济组织尊从社会道德、履践道义和追求名誉的集中体现。

首先, 信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 信誉己经深入到了经济中的各个层面, 现代市场经济作为高度发展的契约经济, 必须以信誉为基础, 没有信誉, 或缺少信誉, 契约关系就不能维持, 社会经济关系的网络和链条就会发生紊乱、失调乃至断裂。可以这样说, 信誉发展到什么程度, 契约的可靠性就达到什么程度, 经济制度就贯彻到什么程度, 体制的效率就达到什么程度。“一个没有信誉机制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

其次, 信誉是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在信誉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 信誉培育出经济主体间的长期的信任, 节省了主体间的交易费用。在事前, 交易双方由于信任, 不需要付出过度的信息调查成本, 并且不必设计过分复杂的交易契约, 减少为获得交易机会而收集信息的时间、金钱。在交易过程中, 交易主体相互信任, 避免了彼此间的猜忌和扯皮, 从而减少了交易主体彼此的监督调查成本。在事后, 各交易主体如果格守信誉就会使契约得到执行, 不会发生违约后的法律救济和自我救济成本, 避免了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 正是由于良好的信誉机制而导致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 使交易关系得以不断扩展, 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得以提高。

最后, 信誉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助推器。在现代企业的市场运行中, 信誉是一项最重要的独特的资源, 它具有不可模仿性和不可交易性。根据竞争理论, 而“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资源是恰恰是构成企业竞争优势关键资源。现代企业的经营实践证明, 信誉是企业最可宝贵的无形资产, 是企业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对高信誉企业, 市场以超额利润予以奖励;对低信誉企业 (或无信誉企业) 市场以驱逐出市场的排他性作为惩罚。正如经济学家阿罗指出:“信誉及类似的价值观、忠诚、讲真话等等都是商品, 它具有真正的经济价值, 它们提高了制度的运行效率, 从而使人们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任何人都重视的东西。”一个成功的企业完全可以凭借它使其经营规模超出自身拥有资金的数倍, 是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之一。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会向社会表明自己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企业, 能够在经营活动中把公众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 诸如无污染、无欺诈、关心员工等, 这能带来社会公众的认同, 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和美誉度。Miles和Covin通过对竞争优势来源的分析, 发现企业的声誉是企业一种非常有力的无形资产, 企业可以用此树立积极的社会形象, 从而可以实施差异化战略, 并在价格上取得对方的让步, 在资本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获得具有竞争力的地位。正如乔治斯蒂纳和约翰斯蒂纳在《企业、政府与社会责任》一书中指出, 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基本协定、一种社会合约。如果企业组织得不到社会认可, 就无法长期地生存和发展下去。能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在全球化运作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只有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 才能在长远的发展中树立起自身的品牌, 只有给予社会最优质的产品, 社会才会对企业回报及认同, 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 企业自身才是最终的受益者。由于市场对社会中可信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不断攀升, 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和信誉, 将有利于促进销售增长和提高顾客忠诚度, 为今后发展和获得更大的潜在利益打下基础。

因为在消费者看来, 凡是将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相结合的企业, 通常不会是唯利是图的奸商, 并且会把社会责任意识渗透到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产品检验和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 是消费者可以信赖的企业。一个对自己员工都不关心的企业, 肯定也不会抱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从事经营活动。消费者相信, 只有在以人为本的企业中, 员工才不是主要为了薪酬来工作的, 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劳动的愉悦和创造价值的实现, 具有这种价值观念的员工必定会以维护企业的声誉和形象为己任, 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具有这样文化氛围的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肯定是可以信赖的。

消费者购买自己所信赖的产品, 就等于他们对各种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投了“货币选票”。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 消费者可以按照本人的意愿和偏好在市场上选购各种消费品, 他们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时候, 就比较注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包括调查劳工问题、举行群众性抗议、抵制购买等, 要求提高劳工标准的透明度, 接受社会公开的监督, 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并公开审核报告。消费者和公众对社会责任的要求, 从过去的接受“相信我”发展到要求“告诉我”到目前要求“给我看”, 要求企业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 提供客观的证据。消费者以“货币选票”的形式向企业施加社会责任的压力。

总的来说, 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社会、企业这三大主体。企业与社会具有一种共生的关系, 企业的长期生存有赖于其对社会的责任, 而社会的安宁幸福又有赖于企业的盈利和责任心。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外在压力与企业的内部动力相结合, 才能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从而逐步地缓解企业从产生之初到发展壮大所伴随的劳动问题、环境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要：文章分析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驱动力及作用机制, 探寻了推动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演进的主观与客观驱动力及其发挥作用的规律, 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包括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来自内部的动力, 以助于引导各方力量更为规范地推动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实施。

关键词：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黎友焕.企业社会责任研究[D].西北大学, 2007.

[2]、周延风, 肖文建, 罗文恩.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关于公司声誉评价的影响[J].现代管理科学, 2007 (12) .

[3]、张旭.浅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J], 商场现代化, 2006 (10) .

M型社会的形成与企业战略挑战 第9篇

一、M型社会的形成

大前研一对M型社会的定义是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 “收入高的一小部分人和收入低的一小部分人, 各居收入群体两端, 并且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 大部分人 (中产阶级) 则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 如同M型一般”。虽然这是大前研一对日本社会变化的看法, 但全球也都发生着类似的变化。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世界上最强的制造大国, 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实践让美国工厂享受着规模经济和大批量生产带来的竞争优势。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 还有日本这个强健的竞争对手利用自己的理论和工具如全面质量管理和精益制造等等, 生产出了质好价低的产品, 横扫美国的市场, 这些让大量美国制造企业倒闭, 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而在80年代的国际化浪潮中, 更多的美国制造企业将工厂搬到发展中国家, 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近来的外包业务也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更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工作产生了, 这类企业发展迅速, 其中一部分已具有跨国竞争的实力, 一批批高收入人群, 如IT新贵们产生了。相对而言, 更多的劳动人群还是从事着低附加值的体力劳动, 拿着微薄的工资, 如广东东莞的制鞋行业平均月工资为960元。这种收入的巨大的差距也将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模式。

二、消费市场的分裂和消费者购买趋向的改变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 全世界的消费市场正分裂成为两个迅速壮大的阵营。在高端市场上, 消费者是趋优消费, 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高品质、高利润且充满感情色彩的商品和服务;而在低端市场上, 消费者却是趋低消费, 他们挖空心思用更少的钱购买低成本的基本产品, 而且这些产品要有一定的质量和可信度。而夹在中端的产品利润越来越薄, 这些产品既没有独特的感情因素, 也不比低端产品的质量更好。只要有可能, 消费者就不会购买这一的产品。

推动这场变革的是中端市场消费者在态度、行为和价值观上的转变。由于中产阶级的分裂。这些消费者关注的是产品的真正价值, 而不是营销上的骗术, 这些产品在技术、质量、功能和对消费者特殊需求的满足感才是其真正的购买驱动力。这些消费者花钱的方式变的个性化, 在几类商品上他们是趋优消费, 而对大多数商品上他们是趋低消费, 还有一些他们是碰都不碰。这样的高低搭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标准, 也驱使着高低端产品市场的发展。

外包、供应链和全球采购也在驱动着消费市场的两极分裂。渠道商迫使供应商和竞争者压低全行业的成本, 使得几乎所有类别的消费品都有可能实现趋低消费。而供应链的力量让趋优商品的生产商能够降低成本、减少库存、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更加迅速地回应消费者的口味的变化。

三、企业战略的转变

M型社会的形成对企业的战略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针对收入两极化的现象, 企业需要决定如何在这两个阶层中选择主要顾客群。这样企业就有了四个大的战略方向可以选择:趋低路线、趋优路线、同时选择两极和固守中端。

相对于选择低端的企业而言, 虽然市场规模巨大, 但由于竞争企业很多很乱, 价格竞争也非常激烈, 所以消费者基本上没有忠诚度可言。在这个市场上, 低价和可靠是其关键成功因数, 提供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是其持续改善的目标。而满足趋低消费者的惟一途径就是让自己的产品保持与同类产品相同的价格或者更低。企业要通过不断的设计实验来降低成本, 不断地反思成本结构, 注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和控制规模, 才能在趋低战略上胜出。

在趋优路线上, 企业必须要有核心能力支撑其去创造含有独特技术、功能和情感因素的差异化产品, 才能吸引消费者高价购买。对于这些核心能力, 企业必须在研发、采购、设计、品牌管理、供应链管理和IT重点投入精力。这一阶层的顾客群是非常忠诚的, 企业要时刻关注他们的需求变化, 利用其独特的研发和设计能力来生产差异化的产品, 以品牌来区隔其他产品, 建立屏障防止新入侵者的进入。

很少有企业同时在两端上成功, 因为这两端的顾客群的需求不同, 高价产品和低价产品在产品特性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企业需要两条不同的价值链, 而这些不同性质的活动也给企业在管理上带来了挑战。对于中端市场逐渐萎缩的事实, 想追求发展的企业固守于中端就显得不太明智, 应该根据企业的使命和核心能力选择向上或向下渗透。

成功的企业拥有其自生的事业理论, 不停地检测企业对于外部环境、使命和核心能力的假设, 创造变化寻求新的发展。面对M型社会的形成, 外部环境的改变也是企业重新思考其事业理论的时候, 如何重新定义企业使命和培育新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美) 迈克尔·西尔弗斯坦 (Michael J.Silverstein) 约翰·巴特曼 (John Butman) 著方海萍等译:《顾客要买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 (日) 大前研一 (Kenichi Ohmae) 刘锦秀江裕真译:《M型社会》.中信出版社, 2007年版

欠发达地区人才合力的形成与社会化 第10篇

一、欠发达地区人才合力难以形成的原因

欠发达地区当前人才的现状正如散落一地的珍珠, 各自也许很优秀, 但是无法形成高效协作的团队。究其原因, 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时代的发展已经在人才这个群体中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形象已经被远远抛在了时代发展的洪流之后。他们无法兼济天下, 就连独善其身都难以做到;他们不可能置身于时代之外、社会之外, 而是深深的卷入了时代的发展过程之中!这种卷入, 冲击了传统的传统人才社会角色, 又没有给这一群体新的社会定位;他们自身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 因而在社会的前进中显得有点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传统的人才担当着社会良知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一角色, 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曼海姆语)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人才对这种定位有些模糊甚至是放弃。高科技和市场经济运作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感受。市场遵从效益原则, 效益与商品化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这类文化产品几乎忘却了对人类自由境界的体现, 忘却了对人类生命的显示, 忘却了对人类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终极追求。这种忘却的背后是人才精神世界的放弃和颓废。人才是文化的承载者, 承担着思想批判和道德构建的重任情怀。他们的精神追求和市场经济的利益至上原则严重脱节, 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单纯的精神追求无法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如果盲目的追求效益又将疏远心中根植的人文精神。这种情况下, 人才或者屈从于大众的审美趣味, 降低自己的人文格调, 在经济大潮中随波浮沉;或者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被市场遗弃, 隐居于自我精神筑就的高阁之中。这是当代人才面临的一个困境或者说是两难的选择。市场经济对他们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人文精神的普遍低落是物质现实在精神层面的映像。这是人才尤其是人文人才整体上的生存状况。这种状况下人才的个体创造力很难发挥, 更不用说形成团队的合力。

其二、人才本身的一些个性或者说特点也使得他们很难有团队协作的精神。如人才的“特立独行”, 他们往往都是“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在这个“我独故我在”的感性存在主义时代, 人才, 特别是处于无所适从下的人才特立独行意识得到了无限放大, 远远超过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传统境界。与孤独同行, 享受孤恋成为人才的一种现代时尚。虽然特立独行本身也反映了人才的某种自恋情结, 可以理解为一种自尊的变异, 但是他们本身表现出来的特立独行, 已经让普通大众无法接近。这个群体, 在心理上有一种优越感, 不愿与普通大众接触和沟通, 尤其在欠发达地区, 人才的稀缺更给人才这个群体增加了这种优越感。知识精英的“纯粹”情结, 把自己置于一个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的危地。少数尖端人才更容易形成孤芳自赏的个体劳动、分散劳动, 而难以有人才群体内部的合作。而且精英, 特别是知识精英, 由于其精英情结, 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相对失意感。而孤独的人又最敏感, 往往会因为外界的点滴不适而更加封闭自我, 形成自我陶醉和自我工作的状态。

其三、没有形成人才的合力也有源于外部的原因, 如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工作地域或单位的激励机制等。从物质条件来说, 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待遇偏低、工作生活条件差, 成为人才的主体人才流失不可回避的首因。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薄弱, 项目少, 不能使各类人才“人尽其才”, 社会大环境的不完善, 使人才不能“才尽其用”。加之工作生活艰苦、待遇低, 造成人才引不进, 留不住。在这种情况下, 人才不仅流失严重, 即使没有流失, 也存在严重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难以满足高层次人才创造、发展的愿望。另一方面, 在人文环境上, 缺乏人才成长的发展空间, 人才成长发展环境不佳;人才观念淡薄, 市场竞争观念尚未形成。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人才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不能被社会接受;市场竞争就是人的竞争的意识不强, 甚至有些单位领导认为经济效益不佳, 引进和培养人才将增加负担, 而拒绝接收人才。此外, 相关的政策机制不完善, 人才管理无序。如工资、福利待遇不能享受, 医疗、失业、养老、工伤等保险制度不能落实。人才管理中法治因素少、人为因素较多, 人才地区所有、部门所有没有被打破, 人才自由进出的渠道不畅通。这种情况下人才没有共同的价值核心, 没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 也就难以在实践中形成统一的价值行为, 所以只能是一盘散落的珍珠。

二、人才形成团队合力的必要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生产、消费等行为都已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 这种浪潮使得任何“闭门造车”式的个体创作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合作竞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的特点是人们在“物的基础上”形成了全球性的全面依赖关系, 人类基本的活动生产、分配、消费、交换越来越超越了以往的地域性而具有了世界性。“物质生产是如此, 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分工是精细的、专业化的, 所以人才们虽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是专家, 但是在其他的领域则可能会一无所知或知之不多、知之不精。另一方面, 当代很多社会问题呈现出全球化的特点, 其复杂的程度远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独立解决, 可以说, 全球化过程中没有旁观者。欠发达地区人才更应该具有这种意识, 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的特点, 更需要积极参与这个过程和成果的分享。因为欠发达地区受地域限制, 在世界信息的产生和分享上本身就有很大的滞后性和局限性, 若不能积极参与这个过程那么很容易成为“井底之蛙”、固步自封, 从而带来恶性循环, 不仅无法参与进步, 也无法使人才本身与时俱进。所以, 对于人才本身来说, 应认识到每个人的学识、能力水平都很有限, 仅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有所作为, 尤其在很多高科技领域或艰深的学术领域内更是如此。所谓“三人行, 必有我师”, 每个人都有其特长。一个群体,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成功必不可少的。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 人才, 便能放下所谓的“精英”的架子, 与周围人进行交流与合作。

三、人才团队合力的形成

笔者认为, 人才团队合力的形成最主要的是要形成团队核心价值。这就要求人才改变自身的思想观念并调试自身心态, 放弃自身的自尊自恋情结。首先在思想观念上, 应对时代的发展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各行各业间的分工合作较于以往更加密切, 在学术界亦是如此, 而人才要做的只能是在观念上认可此趋势, 在行动上积极融入其中而不是回避和退缩。其次在心态上, 人才要进行适时调整。对人才来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 观念的更新, 自身的信仰以及价值理念无时不刻受到冲击, 时刻处于一种危机与重建之间的状态。但如何面对时代主题的更替, 又如何处理个人理念与社会价值的冲突, 如何在个人原则和社会诱惑中获得平衡, 无一不要求人才在个人价值观念与社会任务间取得一种心态的平衡, 从平衡中找出自己的出路。再次, 放弃一些固有的“清高”和“孤傲”情结, 回归社会, 回归团队, 也是人才团队核心价值形成的重要方面。准确定位, 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恰当担当, 这是人才立足于现代社会分工意义上的社会角色的选择, 是一种必须而自觉的选择。人才必须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自己的价值和责任, 找准自身社会角色, 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科学研究, 无论是普通个人还是社会精英, 都要做到以自己的劳动取得社会价值, 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事实上在现代社会, 人才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 例如, 专家治国已是不可阻拦的历史趋势, 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 很多政府决策的背后, 都有专家智囊团的专业知识在支撑, 而我国的发展亦是如此。积极改变自己, 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是人才为社会繁荣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必要前提。离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轨道, 参与市场化并有所作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人才从事知识创造和传承活动也要顺应市场法则, 但是人才的社会责任、社会良心不能商品化。当今中国的人才应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基础进行知识的创造和传承, 在推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引领社会主义精神家园的建设, 要明白真正的人才是社会的智慧和良知, 他们承担着剖析过去、探索未来, 在崇高与污浊、高压和庸俗的争斗中, 应具有作为时代智慧和社会良知代表的勇气和品格。作为社会的精英们应有一种对社会、甚至是对人类的殷殷的责任感, 只有乐于奉献, 不为个人利益计较的人, 才会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 才会接受别人, 认可别人, 进而学会合作。这也才是人们意识期待视野中的所谓的人才的品格。此外就人才团队合力形成的外因来说, 就是对人才所处的环境应有调整, 这既包括外部环境的改善, 也包括人文关心的增强。人才所处的外部环境方面应成为团队合力形成的有力保障和支持。当今社会, 随着人才社会价值的增强, 越来越多的人将人才与人才这个概念相等同, 但是, 人才并不一定是人才, 要成为人才的关键是看人才为社会作出多大的贡献, 如何引导人才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就成为政府部门、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 政府部门为人才作用的发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部门在人才队伍建设中担负着宏观调控、政策引导等重要职能, 应利用环境优势、政策优势营造出具有“磁场效应”的社会大环境。一个地区的人才政策是否完备、是否配套、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是能否更有效地吸引人才的关键。面对各地争抢人才的严峻态势, 必须象改善投资软环境一样完善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体系。既要抓好原有各项制度和政策的落实, 又要大胆吸收借鉴外地好的政策措施,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 形成有本地区特色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奖励、流动、保障等整体配套的人才队伍建设新体制。其次, 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要为人才作用的发挥共同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良好的用人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因此, 必须在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上进行创新。要创造条件, 使各类人才的潜能在公平竞争中得到充分发挥, 真正做到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 从而使本地区成为各类优秀人才向往的地方。第三, 政府部门要引导新闻媒体为人才作用的发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良好的舆论环境能够激励人才的情感, 要通过宣传优秀人才, 树立人才典型等手段, 在整个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舆论环境, 建立起“以人为本”、“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等新的发展思路, 让人才真正体会到全社会的关心和重视。第四, 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要为人才作用的发挥共同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良好的服务环境能够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各地人才政策日趋接近, 能否提供优质的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才引进工作的成败。要把提供优质的服务放到首位, 急人才之所急, 想人才之所想, 一切从有利于引进优秀人才出发, 简化手续, 强化服务, 要敢于打破常规, 做到快速、方便、周到, 努力创造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良好环境。除了人才团队外部环境的改善之外, 必要的人文关怀也是增强人才团队合力的重要途径。

当今社会存在的个体不是只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经济人, 也不是只追求政治利益的政治人, 而是作为某一个群体的一员有所归属的“社会人”, “社会人”不仅有追求收入的动机和需求, 他在生活工作中还需要得到友谊、安全、尊重和归属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组织的归属感比经济报酬更能激励人的行为。所以, 对于人才来说, 应该更多情感上的关注。对于人才的管理人员不能只注意指挥、监督、计划、控制, 而更应重视他们之间的关系, 培养和形成人才之间的归属感和整体感。马克思早期就说过“只有在集体中, 个体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本能的手段, 也就是说, 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 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联合获得自由。”

参考文献

[1]张维真.《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3]尚博.《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年

[4]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出版书店, 1998年

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探析 第11篇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社会背景

李鸿章的时代性是他的变局思想产生的背景，而他的变局思想，是他的外交思想不同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所在，是他的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外交观念的出发点。在现实生活中要评价一个人物并不容易，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复杂人物。为了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必须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放回他那个时代的背景，这样看的话，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李鸿章是指导洋务运动的开明官员。不能否认，李和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还有第一支现代海军都是他的功劳，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将会延迟几十年。因此，李鸿章在这方面是应该得到正面评价的。“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日本一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撤，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睢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里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利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在列强虎视耽耽之下，清政府亦强烈的感觉到“彼族深阴狡黯，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然而，此时清政府已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只能是卑躬屈膝，对外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在这种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和局”面前，经历了绞杀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高官大吏，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后，曾国藩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纤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3月，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而李鸿章则更因在1862年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向太平军进攻时亲眼看到外国军队的“落地开花炸弹”而赞不绝口，视为“神技”。他为此也曾给曾国藩写信哀叹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转而愤言到“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押处荤毅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撅至此，不函函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川在这里”，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地落后于西方，故转而欲继承早年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一是为平定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护清朝的统治，二是要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青。关于这一点李鸿章有过告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似当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总的来说，李鸿章之流就是要“讲求洋器”，平定發捻，自立自强，抵御外患，重点是放在购船、造炮、练兵等军事方面。“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为此些人等的大兴办理洋务的纲领，并历时三十余年而不衰。而正是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技术的社会形成 第12篇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形成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形成之时,正是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获得了统治地位并不断推进工业革命进程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爆发及其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有效促进了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政治国家将本来不该管而且也管不好的事务和权力重新交还给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获得了充分的社会自治权,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社会得以形成,这为社会平等的实现奠定了现实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所建设的社会政治制度,尽管在推翻封建专制、实现社会平等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即“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世界。

“笔墨当随时代”是清初石涛的名言,也是当下路人皆知的一个宣扬艺术创新的口号。而这句话在中国画创作中要如何正确理解呢?“其一,所谓笔墨’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画正是因为有中国之笔墨’,所以才形成了中国画艺术的特色;其二,所谓随时代’,是对中国画发展问题提出的原则与标准,即传统的笔墨’不能失去时代的气息与风貌,否则将会使中国画的发展失去新意,乃至停滞。其三,笔墨也是物质,也是工具,这就如同西方的油彩一样,是表现术’的载体。笔墨只有通过画家的艺术思维,才能够使其产生中国画独有的艺术性与神秘性,从而使中国画作品出现应有的艺术魅力。将笔墨本身看作是传统的、没有发展的,乃至将其与现代毫无原则的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识。究其根源,这种错误的认识来自于人固有的偏激与片面,并未真正地认识到笔墨的性质是什么?所以,也就无法正确地解决好笔墨与现代绘画的关系”。[2]笔法、技法是可以创新的,笔墨的运用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必然是继承的。谢赫提出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模移写。”吴冠中说:“书画中讲的屋漏痕”都是“好笔墨”,古画论中常说不能迷失于技法要合乎于道。“笔墨”正是表现自我精神的一道门,我们看画家的风格最为紧要的就是笔法,不一样的用笔展现了不一样的格调和情怀。就如黄宾虹的画,画中展现了无人能及的挥洒笔墨之气韵。他总结中国画笔墨,提出五种笔法、七种墨法,主张“法备气至”,即笔法到位则气势也得以发挥。将书法融入画中,墨中追求层次变化,笔墨有力,气势连贯,并贯以章法。笔墨形式之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以形式上的法律平等来代替实质上的社会不平等,它事实上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即“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由此可知,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其社会平等观的现实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形成的理论条件

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社会平等思想扬弃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社会平等”思想的扬弃

德国古典哲学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哲学,它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过渡,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在康德哲学中,“社会平等”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自由”思想中,可以说,自由平等是康德道德哲学的灵魂,即“康德从先验自由的逻辑前提出发,讨论了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前者只具有自由的消极意义,后者体现了自由的积极意义:自由即自律。先验自由为认识实践自由提供了中真正体现了谢赫的“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由此可见在黄宾虹眼中,“笔墨”的重要无可比拟。中国画的魅力就在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笔墨精神。

创作作品被称为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就提升了作品的价值。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人类精神表现的一个实践过程。艺术品的灵魂载体便是艺术家在作品中融入的思想感情。“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艺术创作的过程是生活、体会、构思、表现到再现的一个精神转换过程,这一过程贯穿其中的都是艺术家自身的修养与思想精神,再现了自身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模式,艺术家创作中,精神历程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一幅不朽的作品也往往在于打动内心才能称之为成功,也才拥有永久的魅力。作品中的创新虽然在于表现时运用的技法与构成,但中国画的创作绝对离不开中国美学体系的影响,当中“物”“我”统一的中国哲学思想也是创作中无法摆脱的。努力寻找表现当下生活的笔墨语言,就是当代中国画创作语言,也是艺术家对生活的感悟。为在作品中赋予时代感,时代精神,艺术家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感悟生活,从创作中打动内心,创造魅力持久的作品。

中国的哲学观、历史人文观引导着中国艺术的发展,中国画有一套从哲学到技法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的传承与变化,正是我们中国画创作发展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田黎明.中国画教学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9.

[2]范瑞华.中国画家,2005,2(双月刊).前提条件。在从先验自由到实践自由的过渡、自由与道德法则的相互规定中实现了自由的积极意义”。(4)当然,康德自由思想也并非是一个一元的理论结论,而是具有复杂的层次性,总的来说具有三个层次,即“康德政治自由概念包含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即法律的外在自由,公民的个人自由和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康德的政治自由不是道德的内在自由,而是法律的外在自由。法律的外在自由是康德政治自由的法权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主要表现形式。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是公民的个人自由的集中体现”。(5)马克思科学地吸收了康德哲学中对人的自由的关注以及丰富了的社会批判精神,即“完整准确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离开康德哲学是不可能的,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视角之一就是在与康德哲学的继承与批判的对话中彰显。康德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如人是什么、本体论的解构与重建、颠覆一切的批判精神等对马克思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6)同时,马克思实现了对于黑格尔“社会平等”思想的扬弃,尽管黑格尔认为社会平等的实现实质上就是“绝对精神”的理念现实,并认为是政治国家决定并制约市民社会,具有“头重脚轻”的理论意蕴,但黑格尔事实上向我们透露了社会平等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市民社会。对此,恩格斯强调:“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7)由此可知,正是对黑格尔“社会平等”思想的扬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并事实上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形成。

2. 对近代资产阶级理论中“社会平等”思想的扬弃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从自然权利学说出发,认为人的自由、平等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就是说,社会平等是一件自然的、必然的也是必须给予保障的事情。霍布斯认为,人们最初的生活状况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性而生活,这种状态在他看来是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因而除了力量与欺诈,不存在善良与邪恶,无所谓是非曲直,从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饱受自然状态中恶性竞争和冲突之苦的人们,不得不按照理性的原则订立社会契约,建立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在霍布斯看来,君主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是一切法律的制定者和纠纷的仲裁者,臣民不能有任何的不满和反抗,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平等的实现。由此可见,这种社会平等事实上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洛克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思想家,在16891690年写成的两篇《政府论》中,洛克强调建立国家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平等、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但当政府的所作所为与这一目的相违背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采取行动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将权力收回。卢梭认为社会平等的实现,只有依赖社会契约,因为社会契约是“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高度赞扬了近代资产阶级理论中“社会平等”思想,但却认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社会平等”思想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相互分离和斗争的基础上的;此外,近代资产阶级理论中“社会平等”思想具有形式化的特点,不是一种实质性的社会平等,即“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8)也就是说,近代资产阶级理论中“社会平等”思想有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3. 对前社会主义观中“社会平等”思想的扬弃

所谓前社会主义观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前的社会主义观,具体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反动的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观不管其理论分歧有多大,但其总的理论倾向是标榜社会平等,以及人们自由的实现与保障,不论这种实现或保障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产生于十六世纪并终结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不成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主张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实施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9)并且认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10)早期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由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等创立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体系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即“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11)反动的社会主义具体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由封建贵族、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所创立或追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或者“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12)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这些“社会主义观”的精神实质,认为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在深入批判这些社会主义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形成的主体条件

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形成,还离不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参与及其优秀的个人品质,所有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形成的主体条件。

马克思从小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愿意为实现社会平等、解放全人类而奋斗。马克思在中学即将毕业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3)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中学时代起,就树立了为“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理想。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战友,同马克思一道,热情地投入到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中,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回国途中绕道巴黎会见了马克思,开始了二人的终身合作。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恩格斯在巴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现实状况,描述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历史使命。1845年与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同年11月到次年5月又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春,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创建共产主义通迅委员会。1847年1月,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加入正义者同盟。6月,他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848年2月中旬,在《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所有这些,充分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具有为“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理想、坚强决心和巨大勇气,而且具备了为实现

呼唤语文教育的个性

王绪合

(沂南县教育局教研室,山东沂南

21世纪是一个充满个性的时代,是一个崇尚个性、尊重个性、展示个性的时代。语文教学应主动面临这个时代。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这种极为个性化的过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每个孩子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重视个性教育,就是重视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

回顾语文教改的曲折历程,压抑语文教育的个性,就是堵塞语文教学的生命之源;呼唤语文教育的个性,正是为了引一渠活水清流,让语文教学呈现盎然生机。下面我就语文个性教育谈几点认识。

一、发掘教材个性:现代语文教学的切入点与突破口

不管哪一篇文章,都是作者感情和个性的凝结。文学长廊里的任何一部作品,从题材的选择、主体的提炼到体裁的运用,从对生活的思考方式到感情的表达习惯,从审美趣味到语言特色,无不显示出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都呈现出作者的创作个性,正是由于这些个性,我们才能从犀利的语言、冷峻的激情、含蓄尖刻的讽刺和淋漓尽致的雄辩中去感受鲁迅作品的深厚力量;才能从火山爆发式的热情、汪洋恣肆的语言、震撼天地的呼喊、波动长河的诅咒中,去体会郭沫若的狂热。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个性,我们才能感受到朱自清的柔丽含蓄,郁达夫的沉郁忧伤,巴金的温暖亲切,老舍的细腻生动作家的个性,无论如何总是在他的作品中保持着的,要看我们有没有发现,善不善于挖掘。

当前的语文教学只强调政治立场和思想品德,忽略了作家作品的个性特点。如讲小说,无论是哪位作家,也无论古代、现代、中国、外国,一律是环境、人物、情节;讲记叙性作品,不论何种形式,一概是六要素、段落、主旨、人物的分析与概括,缺乏对作品个性的深度挖掘。作家才有俊庸,气有刚柔,学有社会平等、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能力,所有这些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形成的主体条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4)胡祎赟,米江霞.自由: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灵魂[J].甘肃社会科学,2009,(1):204.

(5)胡万年,郭启贵,施玮.康德政治自由的层次性[J].巢湖学院学报,2009,(1):12.

(6)王宏宇.康德: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J].学术交流,2007,(5):1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所专,习有雅俗,表现在作品中就各不相同:有的体察入微,以阐析心理敏锐见长;有的俯仰吐纳,以气势磅礴见彩。学生在阅读中体察到这些个性特色,并在有所感悟的同时,自己的个性才能得以丰富。目前教材是以内容为依据编排,目的在于从多侧面进行比较,当前教师对各篇文章之“同”都很重视,却忽略了作品的个性差异。

语文个性教育应打破僵化的教学模式,尽力表现作家、作品的个性。阅读作品,只有读出了作品的切身感悟,把握了作者思维方式的特点,才能进入作者的个性领域。只有教师充分发掘教材个性,学生才能从中寻找认同、理解、抚慰、滋养等,其个性才有可能在多次的反复中渐渐地培养并丰腴起来。

二、发挥教师个性:现代语文教学的磁场与内驱力

语文教学是一门艺术,而个性就是艺术的生命。语文教学有了个性,才能充满生机,富有魅力;语文教学泯灭了个性,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枯燥乏味。语文比起其它学科,要求教师的参入意识更强烈、更投入,这种积极参入,表现在他们对教材的认识处理上,必然烙上强烈的个性印记,并把它宣泄于引导学生品位语言、探究思路、把握主旨、鉴赏意境之中。语文教学中的教师个性,表现于研读教材,它是一种思想认识倾向;表现于课堂教学,它是一种心意情感宣泄;表现于运用教学方法手段,它具有创造的特征;表现于确定目标、设计环节、安排结构、控制节奏,它具有审美的价值;表现于言语、神情、举止,它具有愉悦的品位。语文教学的个性,是一种特色、一种风格,是教师人格的外化。

我们要让教师充分发挥个性,就必须绝对保证他们有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让教师真正拥有解读课文的自由。教师更应该拥有选择教学方式和手段的自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特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特定的社会条件、理论条件和主体条件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