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教育的重大改革

韩国教育的重大改革（精选7篇）

韩国教育的重大改革 第1篇

访谈地点: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办公室

指导:

艾伦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发展史研究”课题分课题“现代教育装备的理论与实践”负责人)

徐力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师)

叶梅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记者)

王富, 早期在北京大学团委、党委学生工作部工作。1989年从北京大学调到国家教育委员会条件装备司, 担任高校后勤管理处处长、副司长, 负责学校后勤管理处、校办产业管理处、图书情报管理处工作, 并负责司办公室工作, 兼司书记。1998年条件装备司撤销后, 担任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书记、所长。现任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长,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教育部巡视专员, 国家督学、研究员、教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一直以来, 他带领着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参与和领导开展教学仪器设备理论、发展方向、品种结构、配备方案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研究;制定教学仪器设备研究发展规划和各类学校的教学仪器配备目录并协助实施;承担全国教学仪器设备标准化工作, 制定和组织制定教学仪器设备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指导和协助地方及企业制定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负责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宣传贯彻与指导实施。

教育装备是办教育的重要手段与支撑, 教育装备的现代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教育现代化。为规范及制定教学仪器、器材、设备各类产品的技术标准, 指导全国教学仪器生产供应和实验室的管理, 20世纪50年代, 教育部设立了生产供应管理局, 后更名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条件装备司”, 负责全国教育装备的管理工作。20世纪90年代, 在政府机构改革中, 为了减政放权, 教育部将原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撤销。王富作为原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的副司长经历了整个变迁过程。他为我们讲述了条件装备司的组织结构和撤销后其组织结构是如何变迁的, 以及对于现在教育装备行业的影响。

一、改革前的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

采访者 (以下简称“问”) :您是哪一年进入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的?当时您的工作职责是怎样的呢?

王富 (以下简称“答”) :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 曾在团委、党委学生工作部和后勤工作。1989年的时候, 我把自己的职责比喻为医生和红十字会一样, 把学生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在那段时间, 我也穿一套工作服, 戴白帽子, 穿白大褂, 给学生打饭, 学生们叫我“师傅”, 还写大字报感谢我。我曾坚持50多天没回家, 保证了学生们的就餐, 使得北大的后勤工作有序进行。正因为我的表现优异, 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党员, 并于1989年从北京大学调到国家教育委员会条件装备司。由于我比较熟悉后勤工作, 所以最开始担任高校后勤管理处处长, 主管高校后勤。两年后升为副司长, 负责学校后勤管理处、校办产业管理处、图书情报管理处工作, 还负责司办公室工作, 兼司书记。

问:最开始的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都由哪些部门构成呢?各部门的职能又是怎样的?

答:据我所知, 解放初期, 由高等教育部管理高校, 由教育部管理基础教育, 1985年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 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据我前面的老领导说, 条件装备司的前身叫做生产供应管理局, 生产供应管理局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我就从条件装备司说起, 当时的条件装备司由以下几个处构成:

(1) 学校后勤管理处, 职能是管理学校后勤; (2) 教学仪器生产处; (3) 物资供应管理处, 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曾管理过汽油、钢材、水泥, 以及用于教育的国外仪器的进口免税管理等; (4) 校办产业管理处, 职能是管理高校校办产业和中小学勤工俭学; (5) 委属企业管理处, 教育部当时管理一些企业, 委属现在叫部属; (6) 图书情报管理处, 职能是管理大学和中小学的图书馆; (7) 出版管理处, 职能是管理全国大学共103家出版社; (8) 实验室管理处, 职能是管理高校和中小学理科实验室。所有处围绕着条件装备司, 贯彻落实司的职能。

问:据我们了解, 在教育装备行业有“大装备”“小装备”的概念,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条件装备司所管理的是什么装备呢?

答:学校后勤分为技术后勤和生活后勤, 技术后勤包括实验室、实验教学、图书馆等, 生活后勤包括餐饮、学生宿舍、节能、水电、幼儿园、校医院、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安全保卫等。“小装备”是指技术后勤装备, 而“大装备”指技术后勤加上生活后勤装备。条件装备司的管理范围囊括了所有装备, 即“大装备”。

二、改革后的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

问:据我们了解,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条件装备司被撤销,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条件装备司撤销后其职能部门又是如何变迁的?

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 公务员压缩, 政府机构精简, 中央编制办公室给教育部下的指标是由原来24个司局精减为21个司局, 当时教育部首先将思想政治工作司与社会科学研究司合并为社会科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司, 第二将职业教育司和成人教育司合并为职业与成人教育司, 第三将条件装备司撤销。虽然撤销, 但是职能还是要执行, 具体各个处的变迁如下:

(1) 将原实验室管理处的高校实验室管理职能以及原图书情报管理处的高校图书馆管理职能一起放到高等教育司, 合并成立教学条件处, 职能是管理高校实验室以及高校图书馆。原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和原图书馆管理处处长, 一位担任教学条件处长, 一位担任正处级调研员。

(2) 将原教学仪器生产管理处、图书馆情报管理处的中小学图书馆管理职能、实验室管理处的中小学实验室管理职能一起放到基础教育司, 并更名为技术装备处, 职能不仅是管理教学仪器生产, 并且管理中小学图书馆以及中小学实验室, 技术装备处在基础教育司排名最后一位。

(3) 将原校办产业管理处的高校校办产业职能分给科技司的科技管理中心, 中小学勤工俭学职能放到财务司的国有资产管理处, 原处长担任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4) 将原出版管理处的职能放到社会科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司, 保留了出版管理处;后来, 社会科学司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又再次分开, 出版管理处的职能就被放到社会科学司。

(5) 将原物资供应管理处的职能放到高等教育学会下, 成立了物资供应中心, 负责举办高教仪器展示会。

(6) 将原学校后勤管理处的职能放到发展规划司, 并更名为高校后勤管理处, 一直到今天, 其职能只是管理高校后勤。

(7) 原委属企业管理处被撤销, 人员分流。

这样变迁以后, 虽然条件装备司被撤销, 但是主要处室还在, 职能还在继续执行。

问:条件装备司撤销后与原各省、市教育厅装备处的领导关系又是如何变迁的呢?

答:原条件装备司存在时, 直接发文件到各省、市教育厅的装备处。开行政会议, 每年有处长工作会议, 工作很顺畅、很规范, 属于行政领导, 大家都是公务员。条件装备司撤销后, 体制缺乏对应的关系, 由教学仪器研究所与其建立合作关系, 继续推进工作。所以还是希望教育部能成立装备司, 完善管理体制, 落实建、配、管、用的职能。

问:条件装备司撤销后, 行业人员还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首先, 一个处的力量和一个司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原各处在条件装备司都是主干处, 调整后在业务司排名最后一位, 重视程度、管理力度、职能职责的发挥受到严重削弱。现在行业上、战线上都一致认为, 那次机构改革, 条件装备司应该是加强而不是撤销, 它给行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比如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要成立总装备部, 因为打现代化战争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 关键要靠信息, 要靠后勤, 打现代化战争, 主要打装备、打后勤, 所以, 装备和后勤在军队很重要。而且在公安部、科技部, 很多政府部门都有装备司, 唯有教育装备现代化方面, 教育部没有装备司, 所以行业乱了。其次, 各省、市教育厅的装备处的职能全部保留, 但是把行政的装备处改成事业单位, 更名为省、市装备中心, 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权力削弱了, 职能削弱了, 重视程度减弱, 地位降低, 所以省里有不同意见。由公务员变成事业单位人员, 由全额拨款变成差额拨款, 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变成自收自支的公司。后来发现不可行, 建、配、管、用的装备职能职责无人管, 对教育有很大削弱。

我国现在GDP达到50多万亿, 教育经费占4%。当时条件装备司曾做过测算, 仅技术装备 (小装备) 大约占教育经费的10%, 即每年2000亿, 如何合理应用这些教育经费, 是个很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电化教育, 国家投入非常大, 特别是贫困地区、西部地区, 国家投资很多。当时有老装备同志说缺乏论证、投资盲目, 最后实践证明, 这是咱们国家教育装备史上的重大损失、重大事件。前些年的远程教育, 每年投入一两百亿, 才三五年的时间就验证了经费的浪费, 很多教师不会用, 缺少配套设备经费, 这个损失又很大。这种事情对于咱们国家教训太深刻, 这就是盲目的决策, 缺乏科学的论证, 脱离实际。我们常规的装备与现代信息化的装备要有机地结合, 要有过渡期, 还要有科学论证, 要逐步实施和推进, 一旦缺少这些, 就会造成严重浪费。思想严重混乱, 市场严重混乱, 假冒伪劣产品太多, 这些后果今天看来是非常值得总结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和书写中国教育装备史, 就是提醒我们以及后人,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 特别是装备战线上, 既要铭记历史, 又要启迪未来, 既要抓住当前的机遇, 又要认真履行我们装备战线同志所承担的和被赋予的历史责任。

问:对于教育信息化您怎么看?

答:信息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现在的问题是只重视信息化, 不重视装备现代化, 这是片面的, 信息化必须要有装备载体, 才能实现, 才能达到它的目标和目的。比如说, 我们要修建高速公路, 配上高速公路运行的车, 车里面要有资源, 资源是软件, 硬件是我要修路, 我要买车, 车里面要装东西。那么现在只是强调资源, 强调信息化, 就相当于没有车, 没有高速公路, 信息化便是空的, 没有载体如何实现呢。所以现在从领导到“教育规划纲要”, 只强调信息化, 不强调装备现代化, 这是片面的。我认为, 这两方面是一体的, 装备是硬件, 信息化主要是软件, 这两方面要结合, 装备侧重于条件, 信息化侧重于资源, 实现教育现代化, 是国家的目标。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只提信息化推进教育装备现代化不可行, 还要有教育装备率先现代化, 才能通过信息化实现教育现代化, 空喊教育现代化, 是实现不了的, 必须将教育装备现代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教育现代化。现在有些省的“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对于教育装备也越来越重视。但是从教育部来看, 对教育装备懂的、认识到位的人还不多, 所以从1998年至今, 教育部没有开过一次关于加强教育装备的会议, 没有发过一个关于教育装备工作的文件。信息化离不开装备, 信息化离开装备就是空中楼阁, 就如以前所说的没有路, 没有车, 软件运行不了, 软件资源需要硬件保障。装备是信息资源的保障, 所以现在如果不重视装备, 就会出现脱节、不匹配的现象。

三、关于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

问:您在装备行业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 能回忆一下对教育装备影响比较大的历史性事件、人物或者是相关的政策法规吗?

答:在条件装备司没解散之前, 主要的工作就是关于高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 这与咱们国家经济改革、教育改革相比是率先的。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就是率先进行学校后勤改革的, 这些事已经列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课程里面的典型案例中了。

问:那是哪一年?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答:是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管理后勤工作的时候。社会化改革我是率先进行的, 而且我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认为后勤服务既要遵循价值规律, 又要遵循经济规律, 是经济活动。它既有教育属性, 又有经济属性;既存在价值, 又存在使用价值;既有服务功能, 又有管理的功能、育人的功能。所以那时候提出“三服务两育人”的宗旨。我主要是在学校后勤伙食进行改革, 实行“一堂两制”。那时候大锅饭做得不好吃, 我就把大食堂里面隔出一块办小食堂, 专门开小炒。开小炒就要单做单炒, 厨师也要单独培训, 但是这个菜买来的成本高一点, 所以价位高一点。但是学生说, 一个礼拜吃一次总可以吧, 那边大锅饭不合口味, 那么我们改善一下。要是到学校外面周边的饭馆, 比这就贵多了, 学校进货便宜, 所以那时候这项改革被推向了全国。

而且在北京大学1985年我开了第一个咖啡馆。开咖啡馆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现在是北大青鸟的副总裁应华江。当时我在后勤处当处长, 他说:王老师, 我要开咖啡馆。我说:什么?那时候哪听说过开咖啡馆呀, 饭都吃不好, 还喝咖啡呢。他说:我试一下行吗?我说:你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得借我点钱, 我要买点设备, 买屏风, 买煮咖啡的灶具, 还得买茶杯茶碗什么的, 还有冰箱。后来我借给他五万块钱, 那时候五万块钱比现在五十万块钱都多, 那时候我每月才挣一百来块钱, 我就把五万块钱借给他了, 然后他就开了咖啡馆。之后呢, 北大留学生多, 留学生先来光顾, 内地的学生很少, 也就是看着好玩, 看着新鲜, 卖三毛钱、五毛钱一杯咖啡, 就拿来坐着聊嘛。后来那个学生到广州、深圳发展。一次我去深圳, 他请我吃饭, 还说欠我五万块钱没还呢。现在他又回北京大学, 任北大青鸟常务副总裁, 所以跟我关系挺好的。他是浙江人, 有市场经济头脑, 现在干得非常好。

问:您那时候做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除了“开小炒”之外, 还有其他措施吗?

答:很多呀, 我当时推出“走出去、引进来”。那时候到广州去学粤菜, 到四川学川菜, 到山东学鲁菜, 到语言大学去学西餐, 我们得走出去。然后请进来:引进了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福建小吃、粤菜、湘菜、鄂菜等。

我们的改革是从经济责任承包制开始的。原来职工是没有奖金的, 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不干一个样, 大家没有积极性, 于是我要发奖金, 发三块钱奖金, 当时一级工资才六块钱。干得少的不得, 多的得七八块钱, 职工的积极性大增, 生产效率提高了, 服务水平高了, 学生食堂成本降低了, 学生伙食好了。同时, 水电节约了, 修缮费节约了, 职工待遇提高了, 师生满意了, 学校领导省心了, 所以改革是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把我调到教育部来的原因之一, 因为有成效, 有成绩。我写的关于后勤的文章不下200篇, 还有书, 比如《中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

四、在条装司时经历的重大改革

问:您到条件装备司当副司长那段时间, 您主管的工作中有一些什么重大事件呢?

答:主要是关于我们的“校办产业”。先不用说高校校办产业发展的迅猛, 就当时的中小学校办产业产值也已经从几亿发展到几十亿了。就普通的教育经费来说, 那时候学校买粉笔都买不起, 就靠中小学勤工俭学。中小学办校办产业能挣点钱, 能够为学校补充点教育经费, 都是有数字记载的, 发展非常快。校办产业国家税务总局都给免税。校办产业当时很红火, 勤工俭学、校办产业那时候在中小学、高校都是最红的。

再有就是关于图书的问题。图书那个时候发展得很快, 叫做图书馆的信息化。关于图书馆, 可能你们都没有在借书时翻过卡片吧, 就是借书要查卡片。从抽屉里面拉出卡片, 查借什么书, 后来我们就搞这个自动化了, 这些都是我们在1990年前后搞的。后来建立中国的教育科研网, 国家计委投资7 500万元用于中国教育科研网建设, 中心放在北京大学了, 就是现在的高校数字图书馆。大学数字图书馆, 一开始叫做信息化, 即图书馆的信息化, 那是个重大的事件。那时候就把图书馆资源利用起来, 就实现资源共享了。原来不能上网, 你在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借清华大学的书、借北京大学的书, 得坐飞机到北京去图书馆借, 现在都在网上, 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借阅了, 全部联网了。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经费短缺, 国外原版的期刊不能断档, 科研教学都要用, 但是国外原版期刊价格很贵, 咱们教育经费和图书经费不足, 后来我们条件装备司图书情报处就把几个重点大学的文理各方面的人召在一起开会, 西安交大工科, 上海复旦文科, 清华大学工科, 北京大学, 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等一起商量, 把期刊目录弄出来, 然后规定一家要买几种。没有钱, 就保证至少买一种, 你买一种, 我买一种, 我买的你不买, 你买的我不买, 最后使得总数是全的, 保证教学和科研需要。

问:还有其他方面吗?

答:其实当时还管理着一个劳服企业, 叫做高校劳服企业, 就是大集体的。什么概念呢?当时咱们学校扩建, 买农民的地, 国家政策买一亩地要带三个农民工。这不能是国家正式工, 是大集体, 专门成立这么一个学校的大集体。比如北京大学, 当时我们就在国际关系学院旁边买了200亩地, 那一下子就需要带600人。这600农民进你们学校怎么办?需要培训, 要给他安排进食堂、扫马路等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干, 他们原来有钱, 现在做这个工作不满意。后来全国各大学就都成立了劳服企业、劳动服务公司, 这属于劳动部管, 叫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 属于大集体。他们还有一个学会, 是直属劳动部的, 叫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研究会, 我也担任过理事长。这个劳动服务公司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 搞理发、开幼儿园、搞车队, 反正得生存, 组织起来搞商业、谋生存、求发展。

致谢

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第2篇

一、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和成就中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走过了30年不平凡的岁月。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了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无论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还是面对西化、分化图谋和所谓的“制裁”，无论是面对历史罕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还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党和人民始终同心同德、奋勇向前。特别是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这一切，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30年来，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锐意推动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

伟大历程和光辉成就，昭示了一个真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二、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中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改革开放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继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这场我们党领导的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不仅造就了当代中国30年举世瞩目的辉煌巨变，也积累了极为重要的宝贵经验。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是我们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遵循和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总书记“12•18”重要讲话中，系统深入地阐述了党的十七大总结的“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就是：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从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统一上，深刻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生动阐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宝贵经验，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和自觉遵循。“十个结合”不仅仅是为了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未来。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征程上，我们不仅要深入把握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更要融会贯通“十个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不断变革与创新中，创造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三、从改革开放30年理论创新成果中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史足迹，深刻总结其经验，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不断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

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30年来，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推进都呼唤着理论创新，而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推动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天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推动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像十七大报告所讲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韩国教育的重大改革 第3篇

一、TaLK、EPIK项目的启动背景、特点和实施情况

Ta LK的全称为Teach and Learn in Korea, 即在韩国教和学, 教英语, 学习韩国文化。它是2008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签署修订的项目, 旨在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普及到韩国乡村小学, 同时让外国人更加了解韩国文化并丰富他们的工作经验。截止到2013年秋, 已经有超过3千人加入这个项目, 他们来自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EPIK项目是韩国上个世纪80年代“汉江奇迹”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而正式启动这一项目是在1995年。它旨在提高韩国城市中小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 并引进新的外语教学方法, 开阔教师和学生的眼界。自2007年以后平均每年都会有一千名左右的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进入韩国首都和各个道的城市的中小学校的课堂进行合作教学。

这两个项目是韩国教育部同时在推进的重点教育改革项目, 分别针对的对象、对教师的要求和教学地点都有所不同 (详见表一) , 相比于Ta LK项目, EPIK项目对赴韩教学的教师要求相对较高, 至少要获得学士学位, 且在韩国的城市的中小学里进行教学;而Ta LK项目的老师可以是三年制或更高学位的在读学生, 他们必须到韩国的农村小学进行教学。

由上述介绍可见, 这两个项目以它们独特的优势成为了韩国英语教育改革中的先锋项目, 这份工作的有偿性、安全性、灵活性以及这份工作的影响力和能够在此过程中体验韩国文化的特殊性使它们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 学生们提升英语表达能力的同时使得在韩国的外籍教师也能亲身体验亚洲文化, 这对韩国的英语教育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也是近年来韩国学生在国际性大赛中竞争能力提升的如此飞速的原因之一。韩国的Ta LK和EPIK项目的优势还在于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还能够行使“小老师”的角色直接向外籍教师介绍传统的韩国文化, 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外籍工作人员来到韩国。

二、对我国城乡英语教育改革的启示

近年来, 我国也一直在推进英语教育改革, 力求经济全球化水平发展下不断提高合作交流水平, 但我国的城乡英语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 城镇英语教学中教师经常把外语和二语混为一谈, 盲目追求国外英语教学潮流, 过分强调传授英语知识, 过分关注书面语, 最后学生们学到的是“哑巴英语”;而乡村英语教学则一方面是受硬件教学设备的限制, 另一方面师资力量较为薄弱, 语言环境几乎为零, 最终学生们学了几年英语仍旧是个“读书的机器”。这些弊端严重影响着我国学生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视野, 而在这方面韩国教育部推行的这两个项目就给我国城乡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一) 将英语国家的文化意识融入课堂

英语教学中, 本国教师更注重的是语言知识和技能目标, 却鲜有重视文化意识的输入, 招聘外籍教师, 让他们和本国教师合作教学不失为一种好的外语教学形式, 外籍教师和学生们朝夕相处的过程可以灌输外国的文化意识, 也让学生们能够独立辨识外国文化。在文化的交融中学生们既能够体验外国文化的新鲜感, 也能树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

(二) 政府出资干预外籍教师的录用与管理

以往外籍教师的招聘都是由学校自主进行, 而且多是民营机构经营的补习机构或学校招聘外籍教师, 这就造成了外籍教师行业良莠不齐的现状,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例如外籍教师恶意隐瞒一些不良记录, 之后给学校和学生可能造成损失。像韩国教育部进行这种项目后, 国家政府部门会严格审核外籍人员的从业资格, 对其进行统一收支管理。但我国地域广, 人口多, 实行中央监管是不现实的, 可以以省级部门招聘监管, 教育部监督的形式进行。

(三) 鼓励国外优秀人才归国

人才的流失一直也是我国教育改革思考的问题。国家从2008年开始实行“千人计划”, 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学科、实验室以及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 引进2000名左右人才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但却未涉及到农村基础教育行业, 所以, 未来的英语教育改革方向也应当放在海外人才引进的问题上, 高福利吸引海外人才归国进而提高师资力量, 这才是改善我国农村教育的最直接办法。

(四) 课堂主动权大胆交给外籍教师

中外合作教学是一种良好的教学模式, 但为了提升学生们的英语应用能力, 尤其是表达能力, 让外籍教师掌握课堂的主动权其实是一种更为便捷的提高学生表达能力的方式。这样的课堂上, 学生们只有通过英语的交流才能理解课堂内容, 同教师沟通。这种沉浸式课堂带给学生们完全非母语的语言环境, 让他们在其中不断得到锻炼, 促使学生们“张开嘴”, 摆脱羞涩竭尽能力用英语交流。

(五) 组织外籍教师体验中华文化

定期组织来华的外籍教师交流在华感受, 和同学们一起组织游学夏令营或冬令营,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交流过程中产生对汉语浓厚的兴趣, 吸引他们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而所谓的“教学相长”在当代就应当是以这样一种形式运用在教学中, 老师在某方面是学生, 同样学生在某方面也是老师。

三、结语

笔者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在韩国一所学校工作一年, 观摩过EPIK项目的英语教师的课堂, 发现这种教学方式对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和提高英语表达能力的作用不容小觑。当然, 韩国的Ta LK、EPIK项目由其国情所决定, 但韩国政府在外语教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其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且也是从教育公平层面考虑实施的。我国一直在积极处理教育公平问题, 例如, 我国所实施的西部“两基”攻坚计划、西部义务教育工程,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等, 都体现了上述战略意图。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才是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仅是英语教育改革, 未来的教育改革, 应当在适当借鉴别国经验的条件下形成独具特色的改革方案, 以便能更好地应用于我国的教育领域。

参考文献

[1]宋维华.新课程下高等师范院校英语教师教育探讨[J].外语艺术教育研究, 2011, (1) .

[2]谢赛, 胡惠闵.PCK及其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影响[J].教育科学, 2010, (5) .

[3]邹为诚.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师的职前教育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9, (1) .

浅析韩国金融改革经验 第4篇

韩国政府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从表象上看是国际金融投机导致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但就本质而言，则是本国低效畸变的金融体系的缺陷所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金融结构失调。例如法人组织过多地借款和投资，金融组织通过国际市场短期借款进行贷款的条款不谨慎，以及对金融和法人组织的核算和管理缺乏透明度。第二，体制转换的不谨慎。过去30年来，政府把选择性信用分配和延期利率的管理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划分和控制；介入银行的内部管理严重伤害了其管理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而在加速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政府并未建立管理及监督的安全网。

到1997年，一系列法人组织的破产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贷款(NpLs)负担。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由1996年的4．1％增长到1997年的6％，再加上低效的管理、低利润和缺乏透明度的地方性问题，使得金融部门在面临东南亚国家的金融风暴时十分脆弱。

危机迫使政府采取了修改法规，指导金融部门结构重组和改良金融体系，增加金融部门安全等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

二、韩国的金融改革措施(一)修改法律和制度框架。

为实现改革目标，首先要修改法规和建立制度框架。其主导思想是实行金融结构调整，改善拘谨的规定和加速资本市场的自由化。1997年12月29日，国会通过了一揽子13项金融改革措施。其基本内容包括：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建立独立和中立的金融监督委员会(FSC)；放松外资拥有韩国证券业的限制。

第一，按新的韩国银行法，央行的独立性加强了。央行(BOK)行长在经国会商讨后由总统直接任命。而且由央行行长而非经济金融部的部长掌管最具政策制定权力的货币委员会。

第二，1998年4月，对银行行使监督职能的金融监督委员会(FSC)的建立是韩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一个转折点。从1999年1月开始，由它的执行机构金融监督小组(FSS)负责监督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这4个组织。

第三，加强存款保险的作用。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在金融经济部指导下服务于所有的金融机构。它的基金用于向遇到困难的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和弥补存款损失。

第四，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韩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包括发行债券和出售购买的资产或资产担保的证券。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基金一起，构成了对金融部门结构重组过程所需资金的财政支持。(二)金融部门的结构重组。

1．基本原则。(1)金融结构的重组应该尽快、全面地完成，以更快地恢复金融市场的中介职能；(2)依靠纳税人税金的财政支持必须控制在最低水平。金融组织只有尽力降低成本和吸引国外投资重组资本才能获得资助；(3)为防止在解救遇到困难的银行的过程中引发信任危机，股票持有人、雇主和管理小组应该分担相应的责任；(4)金融结构重组应该遵循透明和客观的标准。

2.结构重组的成绩。1997年底，韩国25家商业银行中的12家因不能满足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不得不向金融监督委员会(FSC)提交自我修复计划。金融监督委员会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不满意”、“基本满意”和“满意”。其中5家银行的修复计划被评为“不满意”，并被政府关闭，其资产和负债以代理形式被转移到5家收购银行；另7家银行将鉴于其如何完成金融监督委员会提出的修正行为被评为“基本满意”。

韩国政府同时也加大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s)固有的结构问题调整的力度。

截止1999年底，已有199家金融机构被清理，80家被合并，还有68家的经营许可被暂停。

3．对金融结构重组的政府支持。原则上讲，金融结构重组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提供资金，但适度注入政府基金可防止金融体系发生骚乱。同时，银行要裁减人员和分支机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并采取自救措施。由于管理失误造成的损失必须由股东和管理小组通过减少资产或替换管理人员来承担。

在结构重组过程中，政府首先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金融监督委员会估计，截止1998年6月底韩国银行的不良贷款为136万亿韩元。其中72．5万亿韩元为拖欠了3-6个月的“预警”性质。因此，问题严重的不良贷款占较小的份额。

考虑到不良贷款的数量很大，政府采用了以下措施：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按市场价值用自己发行的债券而非现金向银行购买不良贷款。政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券担保，并到期以现金形式支付利息。

银行的资本重组也应用了同样的策略。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用自己发行的债券而非现金支付银行的资本费用。政府为存款保险公司的债券担保并同意按期用现金支付利息。以上做法增加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

在解决不良贷款和资本重组过程中，现金交易被控制到了最低。同时，财政支持的数量也是最低的。与此相一致，资产管理公司计划出售所购的不良贷款，降低政府的最终负担。同样，存款保险公司也计划出售其购买的银行股权，在降低政府最终负担的同时再次实现所购银行的私有化。

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弥补政府基金，例如出售持有的地方银行的股票和发行资产信用公债。

表1 政府基金注入情况概述（截止1999年底）单位：万亿韩元

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总计

购买的不良贷款

存款支付、资本重组和损失弥补

总计 17．

3　27．9

45．2 3．

215．6

18．8 20．

543．5

64．0

(三)改良金融体系以增强金融部门的安全。

1．引进快速修正行为(pCA)体系。1998年4月，引进了以美国为标准的快速修正行为体系。在新引进的体系下，金融监督委员会被赋予权利干涉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比率的银行转变管理、降低资本、合并、业务转移和由第三方获得。

2．强化贷款分类标准和制度规定。1998年7月，政府制定了与国际准则相比更为谨慎的贷款分类标准和制度规定。从1999年底开始，贷款分类体系变得更为谨慎，以致于一些将来有还款希望的也被归类为有问题的资产。为达到国际标准从1998年7月1日开始也严格了准备金制度。

表2 不良贷款的界限划定及准备金制度

分类 1998年7月以前 1998年7月以后

预先示警的标准以下的有疑问的预计损失的拖欠3-6个月

超过6个月安全的　超过6个月不安全的　可能无法收回的拖欠1-3个月

超过3个月安全的　超过3个月不安全的　可能无法收回的　准备金制度的规定预先示警的标准以下的有疑问的预计损失的有可靠担保的1．0％

20.0％

75．0％

100．0％

不需要 2.0％

20.0％

75．0％

100．0％

不需要

注：1999年6月底，金融监督委员会采用了一种更为严格的贷款分类标准，它根据贷款人产生充足的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而不是以他们过去的还款能力为依据划分贷款类别。

资料来源：金融监督委员会。

3．提高会计核算和政府稽核的标准。自1998年6月起，关于银行持有的可出售证券的会计处理变为统一的当前市场评估标准。1999财政开始，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都需要根据这一统一的会计标准起草金融公告。

4．修改存款保险体系。为防止韩国银行体系在货币危机过程中崩溃，1997年政府调整了至2000年止所有存款的本金和利息政策。同时修改了存款人保险法。新的存款保险体系把存款分为三种类型：受保护的、2000年前暂时受保护的和不受保护的。

表3 存款保障

金融机构 永久性保障 2000年前暂时保障 不保障

银行

存款

分期存款

退休基金

被保障的本金

信托财产 海外存款

CDs

发展信托

银行债券

1998年7月25日后购买 的再购买协议 以价值为基础的债券

1998年7月25日后买的

再购买协议

商业银行 收到的支票

有抵押的支票

CMA 无抵押的支票

再购买协议

保险公司 个人保险合同

公司的退休基金和退休金保险合同 退休金之外的公司保险合同

1998年7月31日前签订的担保保险 1998年8月1日后定立的担保保险

证券公司

存款

期货

可选择存款

货币市场基金 1998年7月24日后购买的再购买协议 税收拖欠账户

共同存款和金融公司 存款

分期存款

已收支票

信贷联盟 信贷联盟支持的投资和存款

注：以资产为基础的债券是一种收益以执行情况为基础的信托工具。

5．对外汇流动和揭示的谨慎原则。1998年7月政府改变了一些规定以加强对短期外币债务的风险管理。运用风险管理技术填补资产和负债揭示之间时间配比的差距。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被要求按各类期限报告到期情况。另一新的规则规定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3个月内到期的)的比率至少要达到70％。一项新的广泛的风险管理体系规定，国家以国际信用等级为标准揭示风险。

6．信托资产。从1999年1月1日起，全面揭示信托受益人的新原则生效了。为防止由管理银行担保的各种可能损失，被担保的信托账户为监督和核算目的而采用特殊的资产负债表。为达到资本充足的目的，此账户中的资产为1999年总资产的50％和2000年1月1日以后资产的100％。以上这些限制已被所有的信托账户采用，以保证管理和会计目标的分离。

由于以上措施的实施，韩国的金融部门已恢复稳定。现在几乎所有韩国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都超过了10％，超过了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水平。银行数量由27家减少到17家，雇员的减少超过了1／3。

三、可借鉴的经验

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加强政府监管，建立有弹性、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是保证国民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结构合理的基础条件。韩国金融改革的政策导向清晰：金融机构市场化方向要坚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加强，目标不宜多，但责任必须明确。政府不宜直接介入银行内部管理，但应建立有权威和运转有效的金融监管机构。韩国金融监督小组(FSS)正因为其高度独立的地位充分发挥了金融监管的作用。

政府监管的重点是采取保证金融正常运转的系列措施，如建立社会安全网、支持结构重组。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良贷款。按此重点，政府从原则界定、法律修正、机构建设、政策调整等方面进行努力。如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我国已建立)和存款保险公司等，对剥离不良资产，提高金融机构信用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都是有益的。

政府监管要制度化、透明化、经常化、防患于未然，及时调整。政府对金融监管应是全方位的。监管制度要系统、严密、及时。如监管部门对各金融机构应有独立的等级评定制度(我国目前对各机构只有贷款评级制度)，以反映机构的基本经营状况，应建立各金融机构经常化信息报告制度。

韩国教育的重大改革 第5篇

与会专家在研讨会上充分交流了近年来具有政策建议参考或转化价值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 就新形势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战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师政策、军事教育等领域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研讨, 明确了2013年国家教育政策研究重大选题, 进一步密切了合作, 联合攻关, 优势互补, 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国际化、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教育改革战略研究

当前国际化、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对教育体制机制变革意义重大, 亟待深入研究。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立国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孟繁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郑新蓉教授认为:一是在国际化背景下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 以科技创新为依托, 注重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二是要重视我国高校在国际学术分工中的地位与作用, 重视非重点大学本、专科学生的培养;三是要高度关注城镇化对教育的冲击和影响, 其实质是对体制机制问题的破解和政策创新, 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教育系统多元性的构成等;四是进一步推进教育行政体制改革, 理顺教育与行政之间的关系, 克服行政化、市场化、工程化的不良政策倾向和影响。

二、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研究

1.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与保障机制问题研究

学前教育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都十分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教授指出, 目前幼儿园的分类标准不统一, 导致了财政投入体制机制的混乱, 不利于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此, 要通过研究, 厘清幼儿园的分类标准;基于分类标准, 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别幼儿园的财政投入和社会保障运行机制。

2. 中小学学校办学体制机制改革问题研究

中小学学校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指出, 当前中小学存在着影响教育公平与质量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重点学校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包括高中举办国际班, 导致大批优秀高中生大规模出国、巨型学校等问题, 实质是缺乏国家层面的学校法;二是公办与民办学校的高度同质化问题, 通过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学校制度, 采取特许学校、教育家承办等方式, 深化学校制度改革。

3.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标准问题研究

我国义务教育已经从追求普及率步入提升教学质量阶段, 亟待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问题研究。杜育红教授指出, 2006年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新机制只保留了专项财政投入, 导致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异明显。对此, 一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和义务;二是要就办学条件出台统一的国家标准。

三、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政策研究

1.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法律地位研究

我国至今尚未建立高等学校相关法律制度, 于安教授指出, 教育制度的核心不是政府的政策规定, 而是学校制度。法律缺失导致高校在制度上不稳定, 直接影响了其人才培养方向的明确性。当前在制定高校法律中存在以下困境:一是对高校法律重要性的认识不到位, 二是就高校法律的核心问题尚未达成共识。

目前, 我国学位制度和国际惯例不一致, 北京师范大学刘宝存教授指出, 在培养留学生方面, 我国的教育体制和国际惯例存在差距, 比如留学生学制问题、学位问题等, 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和改革。

2.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战略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高等教育面临重新定位问题。于安教授指出,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中国未来30年教育的发展重点应该是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定位应该把重点放在为经济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

高校必须树立危机意识, 将国防类人才的培养提高到国家层面。北京理工大学何海燕教授指出, 要调整和完善高等教育政策, 建立军民融合的战略人才培养智库体系, 增加军工武器装备人才的培养培训体系投入, 促进高校人才培养军民两用的转换, 统筹不同部门的国防人才培养规划纲要。高校要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转变人才培养模式, 要注重培养懂专业化、信息化, 又懂管理经济的人才。

针对目前国内外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问题, 清华大学袁本涛教授指出, 从存量比较、增速变化、相对比例、经济增长需求以及支撑条件分析,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大, 未来仍有一定发展空间。未来, 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协调, 着力改善科研投入和师资条件等支撑条件。

3. 校长职业化、教师政策的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胡娟教授指出, 大学校长职业化制度亟待健全。一是明确大学校长的岗位职责制度, 二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 三是建立合理的大学校长发展、激励机制, 四是建立合理的大学校长评价制度。

于安教授指出, 当前高校教师制度改革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管理模式转型问题, 高校以企业管理模式来考核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绩效有待商榷;二是评价机制问题, 评价教师的方式方法不科学;三是身份确定问题, 高校教师身份是雇员还是成员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四是激励机制问题。

4. 高等教育发展地区不均衡政策问题研究

高等教育发展地区不均衡现象非常严重。北京大学岳昌君教授指出, 生均经费差异是高等教育发展地区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因此, 要增加中西部地区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 调整央属高校布局, 采取激励措施鼓励优秀教师向西流动, 给予中西部地区高校学生更多资助。

四、我国教师教育和培训的重大、关键性政策研究

1. 农村教师补给和培养的政策研究

我国农村教师问题实质上与政策有很大的相关度。北京师范大学袁桂林教授指出, “特岗计划”是目前最值得肯定的政策, 高一级政府财政负担农村教师工资是发展方向。教师编制政策由不公平向公平转变, 教师流动政策涉及城市教师支援农村和地方教师选调政策, 前项政策效果有限, 后项政策导致农村优秀教师匮乏;顶岗实习政策在实施中存在很多问题, 只能作为短期或局部的权宜之计。政策调整时, 政策目标群体要单一, 中央和省级财政参与保障农村学校事业费负担, 保障教师初次配置的合理性, 科学核定教师编制, 解决农村事业人员安居问题等。

2. 农村教师的现状调研及政策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郑新蓉教授指出, 初步调研发现:“特岗计划”已经有34万人在农村教书, 只有0.9%到了村小教学点, 其他都在乡镇甚至是在县城;农村村小和教学点的教师老龄化现象严重;如果给农村新任教师的补贴过高, 很可能破坏目前基层教育的均衡格局;农村教师的分配、布局流向完全相反;择校的兴起对村小和教学点的保留和发展的重大挑战, 其实质是对教育质量的追求。要针对上述问题, 进行深入调研, 提出建议。

3. 教师德育专业化问题的政策研究

教师德育专业化问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指出, 当前教师德育专业化只有“学科”专业化而缺失“教育”专业化, 解决该问题就应当尽快建立与“教师德育专业化”要求相配套的政策与制度;建立完善的“教师德育专业化”政策体系;大力推动对“教师德育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努力探索“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教育实践模式;鼓励探索“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校本模式;鼓励教师成为自身德育专业化的自觉主体。

五、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关键性政策问题研究

1. 职业教育有关财税改革政策研究

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是亟须破解的难题, 胡娟教授指出, 财税政策改革是促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一要适当提高职业教育社会捐赠的超额扣除比例;二要允许民间职业培训机构用于培训的机器设备等购买费用的纳税扣除;三要提高企业提供实习的税收激励, 科学界定税收减免范围;四要对企业聘用职业教育学生提供税收激励;五要适当提高企业培训支出的限额税收扣除;六要允许个人接受职业教育、在职参加职业培训费用的纳税减免。

2.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问题政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城市劳动者的主体, 该群体的人力资本特性将影响其接受培训的机会。北京师范大学和震副教授指出,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培训意愿, 但培训率较低, 要打破困境, 须从三方面入手: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纳入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和企业技术技能积累体系;二要提升企业培训主体意识, 给予企业培训更多支持;三要构建有利于企业培训的制度环境。

石中英教授总结发言认为, 专家学者的政策研究视野广阔, 覆盖面广, 充分显示了专业素养、专业见识和专业洞察力, 彰显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责任。

庞丽娟执行副院长总结讲话指出, 政策院和专家学者将会进一步加强协同创新, 加强教育政策学科建设, 加强跨学科、跨领域、跨组织的研究, 希望与会专家学者一起集智聚力、强教兴国, 为国家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韩国教育的重大改革 第6篇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研究员,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王佐书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谈松华研究员,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教授,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卢干奇主任, 《中国教育报》总编辑、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翟博, 安徽省政府参事、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常务副主任胡平平研究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英杰教授, 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石中英教授等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着重围绕国家重大教育战略、关键性政策问题、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等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 集聚了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会议为政策院2013年政策研究、政策建议主题遴选等提供了宝贵意见;对政策院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研究成果转化等进行指导, 提供咨询建议。

一、国家教育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研究

1. 社会的教育责任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教育发展是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不同部门的协同努力。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后, 社会不同部门的教育责任承担问题亟待破解。郝克明研究员指出, 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单纯依靠学校教育, 要在整个社会形成舆论氛围和宣传教育导向;整个社会的文化宣传、媒体环境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价值观、教育观。

叶澜教授等指出, 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 不能孤立地脱离社会而发展。真正的教育改革深化是综合系统工程, 要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角度探讨有关政策的改革, 进一步厘清和促使社会主体担负起教育责任。尤其要厘清政府不同部门在教育改革中的责任, 明晰其承担的教育责任内容, 并加强教育行政的问责力度。

2. 教育改革的政策协同创新问题研究

国家人事制度, 尤其是用人机制和标准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和政策选择;同时, 教育改革的深化对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谈松华研究员等指出, 现行用人制度中存在着“文凭论”“出身论”等倾向, 对人才培养产生了不良影响;人才管理、考核考评体制机制中存在着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工程化”等问题, 应调整和完善人才引进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机制、流动退出机制;更新人才培养观念, 改革现行的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 以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3. 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提出:“到2020年,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张力研究员、袁振国教授等提出, 要顺利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教育现代化目标, 促进我国教育基本实现现代化, 需要参照国际通行体系, 开发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以对教育发展起到引导、监控、评价作用;力克将教育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教育信息化, 力求科学合理地运用信息技术。

二、教育发展热点难点政策问题研究

1. 教育财政投入配置、绩效及监督政策研究

卢干奇主任等指出, 应围绕4%教育财政投入的合理配置、效益评价及监督体制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 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落实到位、可持续;同时要合理、科学地配置, 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 在实践中形成稳定、成熟、合理的制度。

2. 高中立法、义务教育发展评价等问题研究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 我国普通高中即将进入基本普及阶段, 然而高中教育至今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专家指出, 普通高中发展面临着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推动多样化发展的挑战, 应当制定相关法律, 做到有法可依, 保障普通高中发展目标的实现。

王英杰教授指出, 小城镇的学校教育是整个小城镇的教育中心, 辐射作用很大, 要深入研究小城镇教育的总体规划, 包括小城镇教育对农村的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目标方向定位以及发展评价机制、支撑保障机制等。曾天山研究员等指出, 我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 但义务教育质量提高存在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 教育政策的评价机制有待建立, 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胡平平研究员认为,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要解决教育的洼地、软肋问题,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综合分析原因, 提出政策建议。

3.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性政策问题研究

高校管理体制与科研管理制度有待改革, 王英杰教授、刘新成教授等指出, 政府与高校之间应当有清晰的定位, 要对学校领导的行政权力加以有效监管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针对科研立项和人员重复化的问题, 要通过改革加强管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要深入研究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政策问题,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陈学飞教授指出, 要深入研究教育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科学界定政府和高校的权力边界, 促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要通过国际比较研究, 深入分析高校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研经费的合理比例问题等, 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开放大学建设对优质高等教育网络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条件,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优质高等教育网络资源十分丰富。专家指出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 利用优质高等教育网络资源, 形成新的学习模式, 建成优质高等教育网络资源共享系统等, 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4. 职业教育、绿色教育等相关政策问题研究

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凸显。专家指出, 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 全面系统修订职业教育法, 明确职业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内涵;建立技术工人资格认证和持证上岗制度, 建立技术工人继续学习制度;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注重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绿色教育与灾后重建教育在国外已开展多年, 李晓西教授指出, 我国也应开展绿色教育, 从绿色教育的内容、接受绿色教育的人群、绿色教育的开展方式等方面展开研究;同时, 针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对教育的影响, 应当建立和完善灾后重建教育体系。

5. 教育质量提升中教师有关政策问题研究

提升教育质量, 教师是关键, 当前我国教师政策中存在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刘新成教授等提出, 要深入研究教师流动政策的评价体系、农村教师周转房政策的实施效果、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情况和政策、教师培训经费的保障机制问题等,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三、教育政策研究科学化、民主化问题

1. 教育政策研究科学化问题

理论是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要加强教育政策理论研究。袁振国教授、谢维和教授、文东茅教授等认为, 教育政策研究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要有国际视野, 尤其要关注国际社会对我国教育改革的评价和建议;要加强数据的收集和调研, 建立政策研究数据库;要加强多学科融合, 采用跨学科视角, 联合多领域力量分析、研究教育政策问题, 提出政策建议。

2. 教育政策研究民主化问题

我国教育政策实施中存在突出问题。专家建议, 加强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地方执行力、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监测与评估、教育舆情研判等主题的持续、深入研究, 提出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建议。

王佐书副院长在总结发言中代表政策院向与会专家一直以来对政策院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 要求把本次会议形成的重要意见、建议, 归纳、梳理、聚焦, 形成2013年的政策研究主题建议, 组织开展政策研究工作。同时强调, 政策院工作要进一步坚持与时俱进, 在政策研究中做到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 富有创造性;为制定政策服务, 为修订政策服务, 为维护政策服务, 为宣传政策服务。

韩国首尔公交改革的经验 第7篇

为了提高公交车速度, 首尔在主要交通干道的右侧划出总长为212公里的公交专用车道, 但这一举措效果并不太明显, 缺少公交换乘站是制约公交系统有效运营的另一障碍。基于柴油公交车污染严重的现实, 环保型公交系统受到广泛关注。

由于部分公交行车线路过长、线路重叠, 公交车在交通干线和市中心地区的平均行驶速度分别为22公里/小时和18 公里/ 小时, 以及公交车陈旧、驾驶员服务差、交通事故率高、换乘不方便、服务时间有限 (午夜后公交车停运) 等, 都很难满足乘客自身的需要, 导致公交乘客数量减少。加之私营公交公司千方百计地赚取短期利润, 公众利益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许多经营相同线路的公司彼此倾轧, 甚至出现非法甩站的现象。首尔市政府逐渐意识到:公交系统不应全部私有化, 须由政府通过一定手段加以规范。

为此, 首尔市政府对公交系统实施重大改革。

第一, 全新的公交管理结构。首尔市政府建立了一套“半官方运营系统”, 重新控制公交线路的分配权, 确定公交班次, 改革收费方式。此次改革收回了以前授予公交运营商制定线路和班次的权利。首尔市政府成立多家机构监督并规范公交营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3 年8 月成立的公交系统改革公民委员会 (BSRCC) 。

第二, 全新收费系统。新系统将公交服务和地铁服务进行整合, 并统一收费。原有收费系统采用单一票价, 短距离乘客需要支付较多费用;新收费系统则取决于交通工具和出行的总距离, 对于进出首尔市区的乘客, 车费仅按出行总距离收取, 而不按乘坐的交通工具收费。

第三, 基础设施。首尔市建立并改善了两大公交基础设施, 即公交线路网络和中央公交专用车道。重新设计公交线路网络, 将市区所有公交线路全部进行整合, 将公交服务分为四类;采用路中公交专用车道, 投入大量精力延长路中公交专用车道行驶线路。

第四, 技术创新。为了方便换乘的乘客, 首尔开发了一种新的多功能智能卡, 即可储值的智能卡 (T-money) , 建立了一套公交营运管理系统。

第五, 提高服务质量。为了让乘客坐车更舒适, 首尔公交系统已采取了以下新措施:改善公交车站的设计, 增加公交车的座位数量, 确保车厢内干净整洁, 引入低地板公共汽车、铰接式公共汽车和压缩天然气 (CNG) 公共汽车, 并在柴油公交车辆中安装了柴油机微粒过滤器 (DPF) 。另外, 首尔市政府还安装了公交信息系统 (Bus Information System BIS) , 向在车站候车的乘客提供公交车辆实时位置的有关信息。

首尔公交改革提高了公交的运营效率, 加强了规范公交运营的能力, 促进了公交的整合与协调, 完善了运营规章制度。通过一系列改革, 城市交通变得更通畅, 增加了公交乘客人数, 减轻了道路交通污染物排放以及能源消耗等方面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