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精选12篇）

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第1篇

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成型于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 危机的爆发在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 也引发了对理论和政策本身的反思。基于传统基础理论体系, 借鉴美国次贷危机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两个典型案例引发的诸多思考, 本文将提出一个包容性的货币经济理论新框架, 文中将其命名为“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

“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提出并不是对传统货币经济理论的否定或批判, 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对危机前传统理论与其危机后新发展的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视角。该框架的提出在方法论上主要源于全分类的思想。如同滤波技术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全分类为不同幅度的周期与趋势因素组合。本文借鉴复杂系统的有关概念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全分类为包含通常态、危机态与过渡态的经济状态三角, 其中危机态相当于复杂系统中的极端状态, 过渡态相当于复杂系统的临界状态 (或称奇点状态) , 通常态则相当于复杂系统除极端状态与临界状态之外的其他状态。

为了进一步突出危机态与过渡态在新框架中的特殊性, 本文将二者统称为“非常态”。“非常态”的概念较早由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提出, 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蕴含周期性等非常态属性, 只有更好地理解当前经济增速显著降低的逻辑, 才有助于真正把“稳增长”与“调失衡”政策结合起来。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明的观点类似, 认为中国的新常态也是一种过渡态。此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唐文进等人对次贷危机期间的非常态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 并得出了对中国政策运用的启示。本文对上述概念与研究进行了融合与发展, 将危机态与过渡态两种非常态与通常态共同纳入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基础框架和视角。当然本文对非常态仅给出了一个称谓性的定义, 其正式定义尚需更多的研究者共同探讨。下面将对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含义进行分析。

2非常态与经济状态三角

传统上, 一国的经济状态或经济周期可以分为扩张与收缩两种不同类型, 此种划分虽然对经济系统运行的认识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 但其对实际经济状态的刻画过于简单, 对货币政策的操作也不具备进一步的指示性。在此基础上, 伯南克等人对此二维划分框架进行了调整, 将大萧条代表的危机态置于整个经济研究框架的突出位置。实际上, 伯南克的经济研究框架也是二维模式的, 二维的一端是大萧条式的危机状态, 另一端是传统的幅度较浅的衰退与扩张状态。伯南克式的经济状态划分方式与研究视角对于货币政策具有实际与突出的指导作用, 在通常的扩张与收缩经济状态下, 可以传统的反周期货币政策进行应对, 而在较为严重的危机状态, 则需采用非常规的货币救助措施进行应对。可以说, 伯南克的研究是对传统经济与货币理论的重大突破, 且其研究成果经受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实践检验。本文将在伯南克的基础上, 对经济与货币的认识模式或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的扩展与完善, 形成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三维经济货币理论划分框架或体系。

如图1所示, 在危机态从传统经济状态 (周期) 划分独立出来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将过渡态从通常态——危机态二维框架中独立出来, 形成一个三维的经济状态划分空间。经济状态三角中的通常态指一般的经济周期或波动状态, 其波幅较小, 对经济与政策的冲击也较小, 该状态最为常见, 在经济状态空间中历时最久。危机态指类似1930年代大萧条和21世纪初次贷危机的较为严重的危机经济状态, 其波幅较深, 对经济与政策的冲击也较大, 该状态出现的频次较低。过渡态指与通常态、危机态相关 (存在风险隐患但危机尚未实际发生) 但又不同的一种较为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或进程 (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属于一种过渡态) 。其波幅介于通常态与危机态之间, 对经济与政策的考验较强, 若处理得当过渡态会演化为通常态, 但若应对不当, 过渡态则可能演变为危机态。该状态出现的频次也介于通常态与危机态之间。应当注意的是, 经济状态三角的三个顶点具有相互转换的动态性。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外部冲击下, 通常态可以转换为危机态或过渡态, 危机态依据不同的市场修复能力与政策应对水平经历一定的时间可以转化为过渡态并最终形成通常态, 而过渡态由于政策的得失向其他状态的转化则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既可能转化为通常态, 也无法完全避免转化为危机态。

3非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三角

与上述三种经济状态的划分相适应, 货币政策也可以分为三类, 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货币政策三角, 也即一个三维的货币政策空间分析框架。

如图2所示, 在货币政策三角中, 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用于经济状态三角中的通常态, 指根据经济的冷热状态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操作, 以最大化货币政策目标, 当前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已经形成相当完备的理论与操作体系, 在货币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 (在大萧条期间称为凯恩斯主义, 伯南克在次贷危机中进行了完善) 适用于经济的危机态, 此时常规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效力无法发挥, 需要应用QE等非常规政策实施危机救助。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属于一种“在线治疗”式的政策, 是对传统货币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庸主义货币政策适用于经济的过渡态 (典型如中国当前的转型期) , 中庸主义也是实用主义, 吸取了新凯恩斯主义与伯南克主义两者的优势, 其操作重在量的精准控制, 未雨绸缪, 为经济顺利度过转型期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从货币职能上看, 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中货币的交易职能占优, 通过货币操作维护宏观经济自身调节机制的运行。而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中货币的价值职能占优, 通过向财富严重受损的经济中注入货币 (价值或财富) 实施危机救助。中庸主义的货币政策中, 交易与价值两种职能都发挥重要作用, 既要防范经济向危机演化, 又要避免经济自身的调节功能受到过度损伤。以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进行表述, 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类似中医疗法, 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类似西医疗法, 而中庸主义货币政策则类似中西医结合疗法。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各类货币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凯恩斯主义属性 (此处意为干预主义) , 因为货币政策具有非中性的一面, 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4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探讨性地构建了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 这是从新的视角对经济状态与货币政策空间的全分类, 其理论与现实意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在经济理论方面, 某种经济状态其实也是一种经济系统或生态, 具有系统论中的复杂性, 经济三角中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经济系统或生态。通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状态, 各经济参与主体能够根据自身经济资源做出较为理性的经济决策。危机态是一种非常时期下的经济状态, 经济主体出于恐惧以及群体效应等因素会做出非理性的经济决策, 个体的非理性又会导致经济系统的非理性。过渡态与其他两种状态相比, 是一种较为不稳定的状态, 经济主体在各种结构失衡下进行决策时往往处于两难的矛盾中, 经济系统的发展轨迹较难掌控。第二, 在政策研究与制定方面, 货币政策三角中三个顶点则分别代表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三种理论体系。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体系已经较为成熟, 能够应对通常状况下的经济波动与冲击。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基于大萧条中产生的凯恩斯主义, 经过次贷危机的实践与洗礼更趋成熟, 成为应对重大危机的有力理论和工具。中庸主义货币政策兼顾其他两种理论的优势适用于转型期的过渡经济形态 (在此形态下其他两种货币政策理论适用性较低) , 但其尚未发展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三种经济状态及其相应的货币政策理论的划分, 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为准确地判定经济所处的状态, 并有利于降低政策的失误机率, 做出更加合理、针对性更强的政策选择。第三, 在方法论方面, 三角空间中的理论体系是具有递进性与包容性的。也即是说, 若要在危机状态下更为精准地应用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 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对通常态下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同样, 若要在转型状态下更为合理地运用中庸实用主义的货币政策方法, 前提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对新凯恩斯主义及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两者都要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

参考文献

[1]本·伯南克.大萧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2]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3]李波, 伍戈, 席钰.论“结构性”货币政策[J].比较, 2015 (2) .

[4]李扬, 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 2015 (5) .

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第2篇

60分

一、单选(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1.首次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的是（）。

A.十八大

B.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C.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D.201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2017年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

A.创新驱动 B.绿色发展 C.稳中求进 D.GDP优先

二、多选(共 1 小题，总分: 20 分)1.本讲提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四年的创新探索，对经济工作思路方法做出了重大调整，主要是指（）。

A.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B.稳中求进内涵更丰富 C.目标调整 D.政策重点调整

三、判断(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1.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经济政策新框架有专门、明确的表述。

正确 错误

新常态调试政策框架 第3篇

首先，投资仍然是经济短期企稳的关键动力。6月单月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5月的16.9%加快至17.9%，特别是铁路基建的明显加速带动了制造业的反弹，并对冲了房地产投资回落的压力，是宏观经济阶段性企稳的重要支持条件之一。进一步分拆，二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从一季度的11.3%大幅提升至16.2%，地方项目则略有回落;同时，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20.1%，较2013年回落3个百分点。因此，经济企稳靠投资，投资企稳靠中央和国企，这条逻辑从2008年至今依然在发生作用。

其次，M2（广义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强关联度依然未变。近期，一系列“微刺激”以及定向宽松促使新增贷款和M2季节性地较快增长。6月信贷及M2均超预期，其中M2增速14.7%;新增人民币贷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2165亿元。这反映出自4月以来棚户区改造、铁路等基建加码，财政支出节奏加快以及货币政策定向降准、调整存贷比等各项“稳增长”调控措施的综合效应逐步显现。然而，从效果上考察，2014年上半年M2增速接近15%，考虑到较低的GDP增速和CPI，“M2-GDP-CPI”作为衡量货币条件的一个经验性、参考性的指标，再次季节性地达到较高水平，这说明经济增长对货币宽松的依赖比较明显。

总体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能一直在重建过程中。然而，宏观政策框架也要适应这种经济转型的新要求，重点在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以驱动更可持续的增长。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过程中，新的政策框架已经初具轮廓。

第一，就业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往，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冲击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条件实施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改革措施。

第二，中国的服务业增速和占GDP的比重都超过第二产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这种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条件和产业结构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也将为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奠定基础。

第三，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这将为消费的趋势性提升提供支持。这里的潜在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和服务业的提升，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者收入在服务业产值中的占比相对较高，这意味着服务业的上升必然导致劳动者收入的上升，这是中国经济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的基本支撑条件。

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中走向新常态，从主要依靠工业驱动到主要依靠服务业驱动、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的转变是这个重要转型的重要内容，而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也已经具备。但考虑到短周期和长期的条件，特别是经济在走向新常态的特定环境，宏观政策操作需要顺应并推动这种转型。

首先，避免使用频繁的刺激性政策，更多地依靠市场完成调整。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投放对投资的刺激效果边际递减，房地产销售面临长期拐点、政策干预效果有限，过于依赖政策刺激可能难以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和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次，在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方面，供给端的政策操作效果更可持续。从目前来看，中国已经在稳步推进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标准，从而促进民营经济在服务业领域的发展。未来则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进一步放开私人部门参与，扩大PPP覆盖更多服务业投资。

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第4篇

一、我国医院内部审计的特点和问题分析

(一) 医院内部审计的特点

国家在审计工作方面的相关规定对如何做好医院内部审计工作进行了深入明确, 医院内部的审计机构和内部人员必须要对本单位的各项财务情况和经济情况的真实性进行有效保证, 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完善监督行为。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 我国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的主体必须是内部机构或者人员, 客体必须是单位的各项财务活动, 从审计工作的内容来讲, 审计工作不仅仅包括各项财务活动的真实性, 还要兼顾其合法性和经济效益, 在审计过程中必须要坚持独立工作的原则, 单位内部审计人员在工作中必须保持高度的独立性, 同时要严格遵守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

(二) 通常情况下内部审计遇到的问题

在日常的审计工作中会遇到一些相应的问题, 按照层面不同, 我国的审计工作可以分为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三个方面, 对内部审计来讲, 另外两种审计形式都属于外在监督形式, 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一般不实施监督行为。对社会审计来讲, 可以有效弥补外部审计工作中存在的空白。但是, 在新医改的形势下, 医院资金方面变得更加紧张, 在运营过程中医院对审计的要求越来越高。审计工作如果不能在工作中保持独立性, 就无法完成对医院财务管理和资金运行方面的需求, 导致医院在资金管理中出现违法行为, 严重妨碍了医院的正常运营效果。

二、新医改政策下医院内部审计的新问题

(一) 医院领导层在认识程度上存在不足, 导致审计工作不被重视

在新医改形势下, 医院领导层面对审计工作的的重视存在严重不足, 一些领导往往是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 让会计人员兼任审计工作, 在相关部门检查的时候做做样子, 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领导班子对审计工作的认识严重缺失。国家相关规定对医院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审计过程中必须要配置相应的工作人员, 而在实际工作中这方面问题比较严重, 在我国, 很多医院内部没有建立完善的审计部门。笔者经过实际调查, 在某城市达到相关标准的大型医院中,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建立起相应的审计机构, 设置了专门的审计工作人员。在医院的实际工作中, 审计制度不够完善也是制约审计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 一些会计工作人员会兼职审计工作, 会计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能力存在问题, 以至于使审计工作出现了偏差, 因此, 我国医院在审计工作方面还有很长路需要走。

(二) 医院审计工作存在独立性差的问题, 尝试审计负责人委派制度

在医院的发展过程中, 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方面的支持, 我国医院的审计部门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在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 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是按照领导的意思来完成, 而不是通过科学的调研来制定审计工作计划, 然后再按照审计工作计划来严格执行的。这种审计工作方式, 容易在决策、执行和监督方面职能存在误差, 出现了用自己的决策来检查自己的不合理现象, 根本达不到审计工作的实际效果, 使医院的内部审计工作职能受到严重的制约。在审计工作中, 可以尝试负责人委派制度, 在医院内部制定专门的负责人进行审计工作, 对负责人赋予相应的权力, 充分发挥出审计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能和能力, 主要针对医院内部的经营和管理活动、财务会计工作和内部控制方面的工作, 审计工作要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通过这些措施来促进审计工作的实现, 而不是将审计工作仅仅局限在会计工作的范畴内。

(三) 内部法规建设方面相对落实, 导致审计工作难以发挥效果

医院内部审计制度需要国家相关法规的支持和保障, 在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中, 只有国家审计部和国家卫生部两个部门发布的两个法规对审计工作起到了一定效果, 其他相应的审计方面法规对审计工作的具体执行并没有实际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 医院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差异, 医院在制定内部审计制度的同时, 没有根据其特殊性来对细则进行科学规划, 导致医院内部审计制度建设相对落后, 审计制度难以按照预期的目的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法规方面的落后导致医院内部审计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没有可以遵循的准则,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出现分歧, 没有统一的办法来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缺少强制性, 导致审计工作的执行力不强, 各种意见和建议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三、新医改形势下医院审计工作的具体工作方向和有效措施

(一) 充分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 提高工作效率和监管质量

在新医改大力推行的过程中, 医院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关工作任务上的要求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 对内部医疗改革分步骤进行, 医院不能因为片面地追求效益而减少审计机构, 需要加大信息化方面的资金投入, 建立相应的质量监管平台, 借助网络软件的功能来提升计算机监管的水平。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改革过程中, 对医院中的工作进行了充分分析, 相关部门要对审计工作足够重视, 制定严格的规定, 要求医院内部必须要按照相关要求设置审计工作部门, 在医院内部强化审计工作的宣传、学习和认识, 从宣传教育的角度来加深工作人员对审计工作的认识, 充分优化医院内部的管理工作, 通过优良的内部审计工作机制来助推医院的整体运营, 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盈利的目的。

(二) 充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在科学的指导下完成审计工作的转型

在对医院审计工作制度进行改革的时候, 必须要充分考虑整个医改大形势, 在改革进行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在科学的范围内对各个环节进行改动, 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手段, 让医院内部工作人员认识到审计工作的重要性, 审计工作对于医院内部管理和实现盈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 政府相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监督维护, 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来维护医院内部的工作秩序, 在工作过程要针对企业审计工作的现实状况, 深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强化对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 医院在经营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已经由公开模式向隐蔽模式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审计工作也必须进一步深化, 通过对各个工作环节的把握, 来有效控制医院在经营过程中的腐败问题, 通过一系列的预防手段将这些行为进行有效遏制;随着新医改的进行, 医院内部的腐败问题同时向分散型和医院高层过渡, 这种腐败时间和腐败人员的转移, 都给审计工作带来了相应的难度, 审计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得到充分的法规方面的保障, 才能真正的使审计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 在充分研究相关法规的前提下, 依法完善医院内部的审计机构建设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凡是达到一定规模的医院都必须在内部设置完善的审计机构, 在医院设置审计机构的过程中, 各个地区的卫生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对法律法规进行充分的研究学习, 工作过程中在不违背规范的前提下, 按照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对医院内部的审计机构进行建设和完善, 在人员配置上要严格按照规定, 对人员进行科学配置, 其中审计工作的人员要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进行, 审计人员要选择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来担任, 不能从医院内部的会计工作人员中来选择, 审计人员必须要进行相关考核才能担任工作。地方卫生部门要对辖区医院进行严格检查, 对那些达到规模又没有按照要求设置审计机构的医院, 在相关方面给予严厉惩罚, 并将医院纳入地方管理工作的黑名单, 每年都要指派专人在对医院的管理和经营等方面进行检查, 通过严格的制度措施来约束医院审计机构的建立。在审计机构科学建立的前提下, 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规范来进一步建立医院内部审计工作制度, 通过工作制度的约束来实现审计工作的完成, 同时要在人员选择、机构方面进行彻底完善, 只有充分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建设, 才能完善内部审计工作的监督作用, 审计人员在医院运行的过程中担负着安全员的责任, 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将事前、事中、事后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 在这个过程要以经济运行的真实性和法制性为基础, 通过审计工作的力度来逐步实现医院经营向着效率型和科学型转变, 将审计功能作为医院内部职能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医院的建设和各项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监督。

(四) 通过科学培训的手段, 来不断提高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

随着新医改的进行, 医院内部的审计工作必须要得到科学的规划,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利用有效的办法来提高医院内部人员的审计工作水平, 其关键点在于设备和人员管理两个方面。在医院的人员管理方面, 要充分利用培训机制, 每个月都要用一节课的时间, 对医院内部审计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培训, 在培训教育过程中, 医院可以在外面聘请教师, 也可以在医院内部选择一些审计工作相对优秀的人员, 让他们在对审计知识和实际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具体环节进行科学有效的讲解, 对其他审计人员的工作提出一些相应的指导性意见, 在医院内部的审计工作中要按照步骤科学合理的展开培训, 通过培训的方式有效提高人员的水平。同时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 对那些业务过硬的审计工作人员给予适当的奖励, 通过这种办法来提高审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医疗设备方面, 要充分了解国际先进技术, 在对市场熟悉的前提下结合医院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引进技术, 审计工作人员仅仅依靠财务方面的相关知识来完成审计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先进的审计设备来不断完善工作水平, 通过审计水平的提升来促使医院健康长远发展。

四、结语

随着新医改形势的不断推进, 医院在内部管理方面的各项工作制度也随之逐渐得到加强, 审计工作已经成为医院内部管理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何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完善医院审计工作, 对各个经营环节和管理环节进行科学有效约束, 是实现医院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 在审计工作实施的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将严重制约审计工作的开展, 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要与医院取得联系, 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法规来协助医院完成审计制度建设, 医院内部管理人员也要充分提高自身意识, 切实做好审计工作, 为医院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摘要：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 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必将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发展过程中, 要对医疗机构的内部管理进行不断完善, 笔者结合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 对我国医院审计工作的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量, 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指导性意见, 对于医院如何在新医改大形势下, 充分结合各个方面的政策, 做好医院内部的审计工作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审计工作,合理意见,新形势,医改政策

参考文献

[1]傅晓.新医改政策框架下医院内部审计探讨[J].新会计, 2010 (05) .

[2]霍建英.新医改政策框架下医院内部审计探讨[J].中国内部审计, 2014 (09) .

[3]陈民.新医改政策下公立医院加强内部审计的思考[J].中国卫生经济, 2011 (07) .

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第5篇

2011-6-7 内容摘要：我国金融体系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较小，这主要得益于我国资本项目的不完全开放以及国内金融管制的相对严格。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即在金融混业经营以及金融创新不断加深的趋势下，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以及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之间的协调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因而，本文深入分析了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和特点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框架，必要性，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即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因而，借鉴和密切关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国际改革趋势，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分析

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基本停留在微观审慎监管层面，尚未树立将金融业视为一个整体的宏观审慎管理理念。现阶段我国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影响金融稳定的宏观因素潜在风险增大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缺乏一个专门的部门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把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貌，深入分析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不仅影响宏观经济决策的准确性和针对性，而且不利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宏观风险主要体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可持续因素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二是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积累对金融体系稳定产生压力。三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大幅上升对银行贷款风险产生压力。四是国际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加大。

（二）综合经营态势下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要求增大

近年来，随着金融综合经营试点发展以及以理财产品、私募基金为代表的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现行分业监管体制面临严峻挑战，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监管漏洞不断增加。一是对日益发展壮大的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有效监管，尤其是产融结合下的金融综合经营存在着监管空白，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二是对跨部门、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业务缺乏统一监管规则，监管套利风险增加。

二、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家分业监管的格局，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一行三会分工合作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同时也负责外汇管理，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跟踪监测和风险预警，监测和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票据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以及与上述市场有关的衍生产品交易。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新三定方案中，赋予了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

（二）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金融业开放加快，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现有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逐渐显露。

1.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在监管协调方面的不足。目前跨部门的问题主要靠“一行三会”之间的部际联席会议来协商。从本质上看，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只是在现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宜之计，它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1）部际联席会议机制通常是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临时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因此，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支持，其强制力和权威性大打折扣，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往往不能得到彻底贯彻执行。（2）部际联席会议通常以多部门签订“备忘录”的形式建立，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旦部门之间对某些政策或业务产生利益纠葛，很容易导致协调无效。（3）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担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但却没有相应的维稳手段和行政权威。

2.我国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方面基本是空白。国内在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方面基本是空白。随着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系统性风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将来一旦经济减速或金融创新活动过度，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完全有全面爆发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我国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未雨绸缪，提前设计和规划有助于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的金融监管体系。

三、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政策建议

目前国际社会关于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研究还没有定论，各国在实践当中也主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具体情况来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如各国金融体系的不同决定了宏观审慎管理模式多样化；各国对本国系统性风险防范的侧重不同决定了宏观审慎管理范围不同；各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金融业发展阶段不同决定了包括巴塞尔协议Ⅲ在内的新的国际监管规则在各国运用的程序与时机不同；新兴国家在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应更关注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本国金融稳定的冲击等。因此，针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趋势，我们应客观分析，并结合本国国情与利益，构建适用于我国金融发展现状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一）尽快建立权责明确、协调充分的宏观审慎管理组织架构

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有必要尽快明确或设立负责宏观审慎管理的机构，来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防范与应对工作，并赋予相应的政策工具。关于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组织架构的建立，我们提出以下两种方案可供借鉴。

1.第一种模式：单独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单独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包括逆周期调节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如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金融产品与市场、流动性管理等），而三大专业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并对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基础支持。在这一模式下，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能主要有：（1）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促进金融监管法规政策之间的统一；（2）组织开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和评估系统，研究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和处置机制；（3）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负监管职责，有权直接从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获取相关金融信息，有权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4）发布经济景气指数或逆周期系数进行逆周期调节，开发逆周期政策工具并与传统逆周期工具如利率、汇率、信贷政策等协调使用，制定逆周期调节操作规则；（5）加强对金融体系流动性管理和流动性危机应对能力；（6）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加大对跨境金融风险的防范。

为了保证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有效实施，有必要在中央银行内部设立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或金融政策委员会，其成员应包括中央银行行长、负责货币政策副行长、负责金融稳定副行长以及外部专家若干。宏观审慎管理委员会应每个季度或每半年对外公布《金融稳定报告》，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此外，为了加强央行与各个监管机构以及相关部委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以及危机应对时各部门的协调，在现有“一行三会”监管协调机制基础上，成立金融政策协调小组，由副总理牵头任组长，并增加财政部、外管局、发改委等相关机构，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监管政策协调机制以及危机应对机制。

图1 单独赋予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架构图

该模式最大的优点是权责明确，避免了由于职能划分不明确而导致协调成本过高以及监管重复或监管漏洞等问题，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系统性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维护金融稳定。但该模式实际操作中的挑战：一是对人民银行角色转变提出挑战，中央银行将面临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权衡、央行治理和决策架构的改革、系统性风险识别和监测能力、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运用能力等诸多挑战，人民银行能否胜任这一角色的转换？二是赋予人民银行主要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尤其是在对系统性金融机构、产品的监管权力上，对现有监管体系的调整幅度较大，尤其是将面临来自现有监管当局的反对，加大了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协调难度。

2.第二种模式：赋予多个部门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国际上强化宏观审慎政策的趋势势必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但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进行重大调整的难度较大。然而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更值得我们警惕，因此如果考虑到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和改革的可操作性，可以采取在现有监管体系下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由于宏观审慎管理中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流动性管理等职能与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因此应由中央银行来实施。而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即对系统重要性机构、产品的监管）可以通过现有三大监管机构设立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来实施。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职能是：（1）开发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如集合风险、网络风险等）的识别和预警体系，评估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2）制定统一的宏观审慎监管标准及监管工具；（3）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加强对跨境金融机构的监管；（4）每个季度或每半年对外公布《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报告》。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成员由三大监管机构的主席、负责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副主席以及外部专家组成，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组织专门人员负责实施上述职责，并对监管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提出指导意见。办公室可考虑单独设立或放在现有某家监管机构内部。此外，仍需要建立金融政策协调小组，由副总理牵头任组长，央行、三大监管机构、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参加，负责金融政策的协商、信息共享以及制定危机应对机制。

该模式最大的优点是在不对现有监管体制做太大调整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明确各部门宏观审慎管理职责，降低协调成本，最大限度地保证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有效实施。但该模式的缺点：一是难以避免各部门宏观审慎职能的部分重叠和冲突，增加了不同部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之间的协调难度，影响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实施效果；二是对三大微观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能力以及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图2 赋予多个部门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架构图

（二）开发适用于我国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与手段

关于系统性风险的识别与预警机制、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危机后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和研究工作。我国在借鉴和吸纳国际经验以及国际监管准则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金融业发展特点，适时把握改革进度，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以及宏观审慎管理工具。

一是建立科学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体系。首先，要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框架，强化对金融体系内部联系、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以及经济金融跨国关联性的监测分析。其次，要研究和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指标体系和预警模型，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的量化分析能力和水平。

二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我国应密切关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改革动向，抓紧研究新的监管规则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首先，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开发包括资本缓冲、可变风险权重、前瞻性的贷款损失准备、超额资本要求等政策工具，编制逆周期调整系数或经济景气指数，评估各类工具单独或搭配使用的逆周期调节效果以及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的逆周期调节制度。其次，建立和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界定标准和认定制度，对满足标准的金融机构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研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否提出更高监管要求，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对大型金融机构组织结构和业务复杂性进行动态评估并采取关于措施，对出现风险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制定处置方案。

（三）建立完善的系统性风险处置机制 1.厘清有关各方的职责分工。（1）明确财政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中的保障职能、范围以及方式；（2）充分发挥人民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向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存款人和投资者保护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等；（3）重视审慎监管作为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强化对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制和约束机制。

2.建立一整套危机处置机制。包括：（1）明确处置预案启动的时机，相关部门在危机不同阶段的职责；（2）明确危机处置政策工具、稳定手段以及资金来源；（3）明确金融机构的破产清算程序和接管程序等。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危机时期金融风险处置的重要平台，通过接管、托管、重组或清算等方式化解金融风险。危机后各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强化存款保险的措施，尤其是赋予了存款保险公司对大型问题金融机构的监管和清算权利。当前，在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制约，可以弥补监管资源的不足以及市场化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的缺失。

4.加强跨境危机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危机处置的制度框架，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如积极参与国际监管标准制定，充分反映我国在跨境危机处置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推进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跨境监管合作，避免监管套利，有效处置跨境风险；探索完善跨境危机的方法和处置机制，包括跨境破产清算及东道国和母国协作机制等。

（四）其他配套措施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建设除了政策目标、工具、组织安排、危机应对等大的方面外，还需要诸多配套政策作为补充，以保证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有效实施。

1.建立适当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约束机制。考虑到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有必要对政策制定者的相机抉择权加以适当约束或限制。一是公开决策制定框架，包括逆周期调节的风险权重种类、对核心资本要求的依赖程度；用于校对的清单和一系列评估指标；压力测试的细节等。二是定期发布评估报告，将信息或决策过程准确无误的传达给市场及大众。三是明确责任。通过明确的立法赋予相关机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有利于制度执行机构能担起责任，避免责任推脱或行动拖延等。

2.建立完善、切实可行的信息共享机制。宏观审慎管理的信息分析、形式研究、政策决策也必须基于充分、准确的数据信息和适当的分析模型与决策工具。这就要求一国的立法机关必须在法律上赋予宏观审慎管理机构获得微观审慎管理机构各项监管数据的权力，确立信息共享机制。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但也仅流于形式，在实际操作中重要的数据、信息难以真正达到共享效果。因此，在我国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当中，必须切实落实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有关宏观审慎管理所需信息、数据的共享机制（例如某一权限内的数据库共享），否则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只能是一张空文，难以实施。

3.提高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所需的分析能力。为了有效地履行宏观审慎职能，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需要培养专业人员的分析能力。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所需要的各种分析能力，仅仅把各种微观审慎方面的隐患简单相加并不能推导出正确的宏观审慎政策。此外，非金融经济领域与金融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应是宏观审慎管理应考虑的关键因素。因此，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实施需要培养大量专业的研究人员，建立专业的分析框架。4.重视会计制度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作用。本轮危机表明，评估金融产品价值的方法和会计制度将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和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国际社会对如何改革会计制度以强化金融体系稳定进行了广泛讨论。目前国际上根据预期损失来安排准备金的会计制度修改方法仍在讨论之中，我国应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制度改革动向，并研究国际会计制度改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制定适合我国金融稳定的会计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夏斌 巴曙松

课题组成员：雷薇 范建军

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框架的构建 第6篇

摘要： 差别化土地管理是在现有土地管理制度框架下，重点考虑各地土地资源禀赋、区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差异化因素，通过政策、经济、技术等手段，为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满足市场主体差异化需求，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现土地资源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等多目标而实施的精细化管理。基于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模型，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土地审批管理、土地供应管理、土地利用评价与监管等方面构建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框架体系。

关键词：土地管理；差别化管理；生命周期理论；土地资源；土地利用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3-0016-05

引言

土地资源“无限”需求与“有限”供给这对矛盾一直以来是国土资源管理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处于集中计划管理时期，对所有的资源分配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对土地资源管理亦是如此，这种集中式的行政资源管理模式，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市场结构比较单一，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具有行政的高效性，可以集中资源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同时，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区域自然资源差异性和市场微观主体需求的差异性，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高速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拉大，产业结构、发展定位呈现出多种层次，已有的土地资源管理政策与制度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要求，过去的统一计划管理模式造成监控成本巨大，经济主体积极性不高，社会经济大起大落[1]等不足，突出表现在土地管理领域就是违法土地利用面积大，监督管理行政成本高，土地利用效率低，耕地流失迅速等问题。所以，过去这种“一刀切”式的管理成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阻碍。可以说，注重和加强自然资源的地区差异化设计是必然的选择，实施土地政策的区域差别化是发展趋势[2]，是我国土地利用战略转变的方向[3]。所以在2007年国家公布主体功能区规划，综合考虑各地自然资源条件，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发展潜力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不同功能区，就是要统筹全国，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布局，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与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土地资源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也必然要实施差别化管理，但是什么是差别化土地管理，如何实现差别化土地管理，需要学者进一步探讨。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差别化土地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探讨，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和实践探索做一简单回顾。

从理论层面，首先在区域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研究方面，诸如郑娟尔[4]，杨璐等[5]，马安胜等[6]，秦静[7]，叶红玲[8]，冯培丽[9]等学者专家分别从西部未利用地，西北藏区土地审批政策，黑龙江省农业建设用地管理，舟山群岛渔业用地，广东省“三旧”改造中存量建设用地和新增建设用地，以四川攀枝花市为典型资源型城市的矿业用地等方面多地区、多地类探讨了区域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验证了实施差别化土地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在差别化土地管理研究方面，汪秋泽[10]，《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差别化管理研究》课题组[11]从指标体系构建、指标分配、计划执行、计划执行考核等方面设计研究了差别化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李鑫等[12]提出将现行建设用地供给方式改为总量控制+差别化调控的新模式。周广明[13]则是从具体五个方面研究建设用地批后差别化管理问题。唐正国等[14]则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特尔斐层次法对青海省县级行政区土地督察区域进行级别划分。这些研究都是从国土资源管理的某一个环节或角度探讨了差别化管理的做法，但是未从本质探讨差别化土地管理的内涵。最后，差别化土地管理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方面，蔡玉梅[15]，马永欢[16]等探讨了将差别化管理应用于节约集约用地的方式和手段。何佳等[17]，杨刚强[18]等探索实施差别化土地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许根林等[19]，胡存智[20]等则是以主体功能区划为背景，探讨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差别和建议。从与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的实施是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通过差别化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可以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而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本身的落实还需要与财政、产业、金融等其他相关政策配合。

从实践层面，一方面，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关差别化土地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例如2009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格标准实施政策的通知》，2012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土地利用计划差别化管理的意见》，从地价、计划指标等方面对差别化土地管理进行了探索与尝试；另一方面在省部合作中，国土资源部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给予的一些土地利用先试先行政策，散见于诸如《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意见的有关措施》，《关于支持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等类似文件中，而2013年国土资源部又启动了以“重点、特色小城镇”为主的“促进城镇协调发展的土地差别化政策”调研。

综上，不论是在学术理论界还是业务实践中，都对差别化土地管理进行了许多探索与尝试，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为下一步实施更广泛、更科学的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但在这其中也还应该看到存在的不足。首先，学者专家从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供地方式、批后监管等方面探讨了差别化土地管理问题，没有从本质上剖析差别化土地管理的内涵。其次，现有的各地实践展现出许多不同的差别化管理需求，但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缺乏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政策框架，使得各地探索与实践显得混乱和无序。最后，现有的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都是在国土管理领域的某几个环节或领域上进行尝试，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思路，逻辑上显得有些散乱，缺乏系统性，这不利于更深层次的立法与改革。所以，在对现有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进行梳理、研究后，笔者认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差别化土地管理的内涵，构建我国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框架体系，丰富差别化土地管理理论，为下一步更高层次、更广泛的政策立法提供思路和建议。

二、差别化土地管理内涵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对于差别化土地管理的内涵解释多是停留在对土地管理单一方面进行诠释。例如，田春华从计划指标分解和指标计划执行考核两方面理解所谓的“差别化”[21]。童彤提出差别化管理，是指针对各地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资源禀赋，制定并实施采取有差别的利用和管理政策，引导土地资源实现更合理利用[22]。钟合提出土地利用计划差别化管理，即重点按照各地区的土地资源供应现状、规划执行情况、固定资产投资和补充耕地等因素，经综合测算，科学分解和下达计划指标[23]。所以，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差别化土地管理内涵解释已经在土地计划指标、计划指标参与调控等方面有所论证，涉及到了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化因素，但是，未从国土资源管理宏观层面，统筹土地利用管理各环节，真正将差别化土地管理的定位、目标与任务厘清。笔者从公共管理角度出发，认为差异化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多元思维，它强调经济、环境、市场主体等差异性元素，从而要求管理与政策的实施达到深度传导，但并非一致性的效果[19]。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各地的实践探索经验，认为差别化土地管理内涵是指在现有土地管理制度框架下，重点考虑各地土地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等差异化因素，通过政策、经济、技术等手段，为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满足市场主体差异化需求，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现土地资源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等多目标而实施的精细化管理。所以差别化土地管理不仅仅是针对某地、某个环节实施的暂时、孤立的土地管理政策，而且是土地管理部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管理水平，改善服务质量的一种管理思维和模式的转变，它贯穿于土地管理的各个环节、领域，需要系统、完整的政策体系来实现。

三、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框架体系构建

（一）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模型

生命周期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乃至衰退的演变过程。最初运用这一思想是用于产品研究，它关注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从原料开采、加工，产品设计、制造、包装、运输、销售，最后是消费者使用、回收、维修，最终再循环利用或是作为废弃物处理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生命周期管理是生命周期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从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的综合管理，慢慢延伸应用于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24]。在土地管理领域，喻存国等从业务模型和数据模型方面建立土地生命周期管理模式[25]，高明秀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创新土地整理管理模式[26]。土地管理部门实施土地利用管理，从最初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对未来一段时期，一定区域内土地数量和空间分布进行规划，再是具体到规划期内每一年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的预测与分配，地方政府在获得土地指标后，开始进行土地报批，土地部门要审核用地是否符合相关规划，然后政府对审批通过的土地进行供地，而后土地管理部门会对土地使用情况进行后期监管与评价，评价结果将直接影响下一年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分配或是下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以整个土地利用管理流程与产品生命周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并且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可以很好地将差别化土地管理思想有条理地贯穿于整个土地管理流程中，使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的制定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加科学，避免出现现在这种零散、短期政策的出台对土地利用管理造成的不便与混乱。

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以土地利用规划为起点，经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土地审批、土地供应、土地利用评价与监管等环节，完成一个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在整个周期中，土地是载体，位置是不变化的，变化的是土地用途、属性信息和附着物等，通过这些变化将土地利用管理流程串联起来，形成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链。据此得到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模型（见图1）。

（二）构建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框架

差别化土地管理作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手段，需要贯穿于土地利用管理的整个流程，利用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模型，搭建完整的差别化土地管理政策框架体系，并且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大，政府在实施差别化土地管理还应该注重空间分布。

1.差别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当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在空间上、时间上所作的总体安排和布局，是对土地利用的最高约束。应当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按照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区域发展要求，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东、中、西部区域土地资源禀赋，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区域土地利用特点制定宏观性规划，只需把握住耕地保护这个红线，对于具体土地利用行为不宜规划过细，因为国家与具体的用地单位之间信息链过长，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所以应当将土地资源配置的主动性下移。而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严格遵照自身在主体功能区定位角色后，对于省内也应当细分省内功能区，充分发掘省内土地利用特点，对于西部地区省份要做好未利用地规划，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要注意存量建设用地再利用规划，对于沿海地区应当加强沿海滩涂、围海造田等规划。

2.差别化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首先应当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在指标预测、分解时，不仅要考虑地区GDP，还应综合考虑地区土地资源条件、土地利用现状、补充耕地潜力、计划指标落实情况，实施计划指标奖惩机制；对于中、西部地区，计划指标要与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相适应，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适当加大增减挂钩指标，支持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和低丘缓坡开发试点，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逐步加大增减挂钩指标，合理安排围填海用地指标；对于生态保护、水源涵养、基本农田保护等限制和禁止开发地区应当试点土地发展权转移交易，可以允许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在省内交易，由经济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购买，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市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作用，还可以利用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补偿。

3.差别化土地审批管理。首先，应当区分项目类型，对于国家、省部级计划指标保证的重点项目例如大型公路、铁路、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工程，由于这些项目一般级别高，投资大，一旦获得批准，建设单位急于开工，赶进度，赶预算，如果按照一般项目土地审批流程往往造成土地未批先用，边批边用等违法违规土地利用行为[27]。所以应当改进重点工程项目土地审批流程，将土地预审前置，拓宽先行用地政策适用范围。其次，区分项目用地类型，例如西部地区未利用土地潜力巨大，应当鼓励使用未利用地，简化未利用地审批流程，减少报件，提高未利用地审批效率；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严格审批利用湖泊、海岸滩涂，围海围湖造田，保护生态环境。

4.差别化土地供应方式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目标，对于高污染、高耗能，落后产业不予供地，对于高新技术、新能源等国家重点扶持行业要在供地政策上予以倾斜；探索针对基础性、公益性、民生性项目等不同建设项目类型，按照投资强度、投资规模、节地水平，实施点式供地，把握土地供应的时序，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应当适当放宽用地条件，在规模、出让地价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鼓励利用戈壁荒滩等未利用地，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应当严把供地“门槛”，挖掘存量土地潜力，提高项目用地节约集约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小城镇建设，合理安排用地规模，支持特色产业用地。

5.差别化土地利用评价与监管。对于土地利用后期的评价与监管，直接影响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运行效率。充分利用“一张图”等技术手段，针对不同区域土地利用特点，例如西北广大未利用地利用项目检查，发达地区存量用地再开发利用状况评价与检查。探索土地分区督察制度，对于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土地利用存在问题，配合适当的督察技术与手段，实施差别化土地督察，提高土地督察的洞察力，促进地方政府合理利用土地。

上述基于土地利用管理生命周期建立的政策体系，还需要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例如土地发展权转移与购买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才能真正构成完整的差别化土地利用政策体系，推动我国土地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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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imed at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differentiated land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system of differentiated land management policies. It concluded that under current l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framework， differentiated land management is one kind of sophisticated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land resource endowment， stag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ther differentiating factors， which makes use of policy， economy， technology and other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eet the differentiated demand of market players， promote land conservationintensive use， achieve the target of land resources involved in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other multiple objectives. Finally it constructed a policy framework system of differentiated land management based on land use management lifecycle model from land use plan， annual plans for the land use， land approval， land supply and land use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respects.

过去十年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评估 第7篇

评价过去十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框架, 是一件具有一定难度的工作。总体看来, 货币政策基本实现了传统的政策目标, 即保持高增长、保障充分就业、维持价格稳定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但是, 货币政策决策在预见性与时效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可能放大了经济波动。另外, 一些政策在确保实现短期目标的同时埋下了不少中长期定时炸弹。过去十年间, 政府一直强调要兼顾保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三个方面, 但事实上, 在决策过程中往往把调结构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另外, 还有两个长期风险均与货币政策相关, 一个风险是持续上升的杠杆率, 另一个是不断增大的房地产泡沫。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刚刚走过一半多的路程, 货币政策框架也仍然呈现明显的市场与行政混合的特征。现在增长模式要转型, 经济要走向完整的市场体系, 货币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改进货币政策的质量, 不仅要改善决策本身, 可能还需要把工作做到货币政策之外, 比如经济数据、金融改革和地方政府行为等等。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开始转型

过去十年间在中国经济中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可能是其增长模式的强化与减弱。前总理温家宝曾经指出, 这个增长模式是不协调的、不均衡的、低效率的, 从而是不可持续的。不过外界没有充分注意到的是, 其实过去几年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过去增长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 自2007年或2008年以来, 中国经济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了比较突出的变化。一方面, 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2012年甚至跌落到8%以下;另一方面, 经济结构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将过去的增长模式的形成以及最近的转变归结为生产要素市场的变化。我们认为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实质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 即一方面产品市场基本完全放开, 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普遍而严重, 涉及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而最近几年所看到的增长模式的改善, 主要也是得益于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成本的大幅提高, 逆转了过去的税赋与补贴。只不过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

在增长模式的形成与转型过程中, 货币政策的作用不一定是根本性的, 但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 要保障增长模式的顺利转型, 需要金融改革、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全面配合。

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改革

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这样一个背景来考察我国的货币政策以及改革, 可以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 现行货币政策的长期风险和短期效应。尽管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大致是成功的, 其实问题也十分突出。从短期来看, 货币政策决策的时效性不太理想, 决策滞后的现象十分明显。从长期来看, 货币政策所造成的潜在风险更加突出。公众最关注的是房价问题, 房价持续高涨, 货币政策脱不了干系, 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大问题。另一个是经济成功转型对货币政策的要求。尽管我们认为增长模式转变已经开始, 到目前为止, 这个转变主要是由劳动力成本上涨推动的。而更重要的转变将来自于资金与能源价格的调整, 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银行脱媒和利率市场化, 同时对货币政策提出要求。金融抑制曾经是最严重的要素市场扭曲, 具体体现在人为压低的实际利率和显著低估的汇率上, 这些对于过去促进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他们恰恰也都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而推动增长模式转型, 既要求我们尽快地推动金融自由化, 由市场因素来决定利率和汇率水平, 同时还需要有效地抵制投资扩张的冲动、容忍低增长, 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决策增强独立性、时效性和专业性。

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 是我国经济数据的质量。货币政策的预见性和准确性要求决策者对经济走势和发展方向有比较好的把握, 而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要求有比较准确、可靠的经济数据, 然后才涉及到分析能力。过去十年, 我国央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不过总体看来, 经济数据质量仍然是制约我国货币政策决策的一个重要短板。我国经济数据的第一个问题是过于重视同比数据, 忽略环比数据。另外, 数据的准确性比较低, 从而导致民间数据满天飞的怪现象。而且, 领先指标不领先。目前大家更关注国家统计局每个月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 这个指数跟国际接轨, 解读相对比较容易, 因此受关注的程度非常高。但跟踪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发现我国的PMI很多时候其实是个同步指标, 而非领先指标。

货币政策如何支持增长模式转型

通过考察要素成本扭曲的情况, 我们发现两个金融价格可能是成本扭曲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利率, 一个是汇率。根据我们的初步估计, 如果只考虑资金、土地和能源成本低估, 在2000-2009年间, 资金可能要占到总扭曲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而这两个价格恰恰也是我国重要的货币政策变量。要消除这些价格的扭曲, 就要求金融市场化。央行现在评估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2020年完全可兑换的可能性, 就势必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和增加汇率灵活性的改革步伐, 其实这也是货币政策改革的重要步骤。

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自然有利于减少经济结构失衡, 但光有这一条可能是不够的。如信贷扩张也对过去增长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过程中, 央行对流动性的控制往往既不坚决也不十分有效。值得欣慰的是, 最近两年货币政策在上述方面已经开始有所改变, 这起码也是促成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辅助条件。

不过, 保障货币政策的纪律, 不能仅仅靠决策者的认识。从长期来看, 根本的方法应该是改变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改变过去GDP至上的指导思想, 放弃过去以经济发展的成绩决定官员升迁的简单化做法。货币政策需要增强其独立性、专业性和预见性, 应该尽量避免让减息与否这样的问题成为部门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 放弃一些行政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更多地依赖间接的政策手段, 如市场利率等。要大力改进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推进一些相应领域如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支持货币政策转型。

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增长模式, 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这两个特点同时支持了对中国经济前景乐观和悲观两种情绪, 但其实这两个特点是一个增长模式的两个方面。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金融抑制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为正, 而进入本世纪以来, 已经变成明显的负面因素。即便是从宏观的角度考虑, 下一步金融改革已经成为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

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第8篇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经济社会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政策工具研究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中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兴起。1983年，胡德的《政府的工具》是这一期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策工具的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1,2,3,4,5,6,7,8]。目前，我国节水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许多相关法律无法长期有效制约各行业实现节水型社会建设，所以如何制定科学化、合理化的节水经济政策已成为了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主题。

1 水资源政策文本的样本选择

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对我国近年来出台的一些水资源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和总结，并采用内容分析法[9,10,11,12,13]对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水资源发展政策所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量化分析。本文所选取的水资源政策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由于涉及水资源产业的政策文本数量众多，为了保证政策选取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按照以下原则对政策文本进行整理和筛选:一是发文单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是直接与水资源产业密切相关，三是政策类型主要选取法律法规、规划、意见、办法、通知公告等体现政府政策的文件。本文最终梳理了有效政策样本36份。具体如表1

2 水资源政策分析框架制定分析

政策工具是被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所采用，或者从潜在意义上说可能被采用而实现一个或多个政策目标的手段。政策工具研究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随着政策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对于国家公共政策继续进行分析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发展和延伸。所以，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建立我国水资源发展政策分析框架，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水资源发展政策体系的特点、规律和趋势。政策工具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把政策结构性作为基本立论基础，突出政策的结构特性，认为政策是由一系列基本单元工具合理组织、搭配而投建的，同时还体现了决策层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不同的经济政策所针对的主体也有所不同，是保证我国综合节水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

2.1 X纬度:基本政策工具纬度

本文结合Rothwell和Zegveld[14,15]的观点，将基本政策工具分为供给、环境和需求3类，见图1。本文将这3种政策工具简化为节水政策分析框架的X纬度。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水资源经济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相比而言，环境型政策工具则主要体现为间接的影响作用

(1)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节水政策对水资源产业发展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目标规划、税收优惠、法规管制、金融支持等方面一系列节水政策调控影响水资源产业发展的环境因素，为节水工作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环境型政策工具又可细分为目标规划、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法规管制等方面。

(2)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节水政策对水资源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是指政府通过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相关要素的供给，进而推动该类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科技信息支持、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3)需求性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节水政策对水资源产业发展的拉动力，是指政策主要通过采取公共技术采购、外包、贸易管制和海外机构管理等措施，降低市场不确定性，积极加大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的投入，从而带动相关水资源相关产业发展。

2.2 Y纬度:节水政策产业价值链纬度

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水资源管理体制，通过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提高水资源利用和效率，把资源配置到经济效益较大的环节中去，实现效益最大化来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在水资源配置、水需求调节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通过市场机制作用，调节人们的生活、生产用水行为，建立起自律式发展的节水模式。基本政策工具纬度划分主要从政府角度研究水资源经济政策对相关产业的影响，从而实现节水型社会可持续发展，其内在组织及运行规律也必须加以考虑，这种内在的组织活动和运行规律主要体现在产业自身价值上。按照技术生命周期和价值链活动规律，水资源产业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研发、投资和生产三个阶段。本文将产业价值要素总结为节水生产，研发技术和投资力度这三个方面。不同政策作用于水资源产业价值链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效果，本文将这三个价值链活动类型简化为价值链纬度，即节水政策分析框架的Y纬度。

2.3 Z纬度:节水政策作用领域纬度

节水政策的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影响、干预和引导水资源活动在不同领域或产业内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所以水资源活动的作用领域也是制定水资源政策以及进行政策分析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本文将水资源活动的作用领域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将其作为水资源政策分析框架的Z纬度。

2.4 水资源政策三维分析框架

节水政策产业价值链纬度和节水政策作用领域纬度体现的是对节水政策作用对象的关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节水政策体系对其作用对象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机制。通过对进本政策工具、水资源政策产业价值链纬度和水资源活动领域纬度的划分，最终构建了水资源政策三维分析框架，见图2。

3 基于政策工具的水资源政策分析

本文选取近些年由国务院各部委及其直属机构颁布的有关水资源的若干政策。首先，对已选出的政策文本内容按照政策编号-具体条款/章节进行编码，全文共选出本文对36条，合计77项条款，集中体现了政策通过应用节水政策工具，规范和引导相关产业实现节水型社会发展的过程;然后，根据已建立的水资源政策三维分析框架，将其分别归类，最终形成基于政策工具的水资源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见表2。

4 频度统计与纬度分析

在对政策工具内容分析单元进行编码的基础上，对36条政策共计77项条款在不同纬度下进行频数统计，见表3和图3。

首先，对水资源政策在基本政策工具纬度下的频数统计进行分析。按照表2和图3中对条款项目进行的统计发现，环境型政策工具占基本政策工具的57.1%，供给型政策工具约占36.36%，需求型政策工具仅占6.54%。对具体政策工具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法规管制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约占56.8%，目标规划、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分别占20.4%、13.64%和9.16%。这说明我国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节水型社会发展战略，着手制定与节水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节水经济发展规划，并出台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基础设施建设所占比例为43%，科技信息支持占35.7%，资金投入均占21.3%。说明国家不仅非常重视节水基础设施平台建设，而且非常重视相关产业科技信息的支持，使工业化与信息化高度融合。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政策工具应用相对少，只有政府采购和贸易管制，外包没有涉及，这些并未涉及或所占比例小的政策条款为后续工作出台相关政策预留了选填补的空间。

在基本政策工具纬度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节水政策产业价值链纬度影响因素，得到政策工具在节水政策产业价值链上的分布统计结果。通过77条节水政策文本对我国水资源产业价值链进行分析发现，水资源相关产业生产所占比例为38.7%，投资力度和研发所占比例分别为32.73%和28.57%，说明我国非常重视各行业产品的产品设计、环保及生产技术，只有积极改革生产工艺，降低单位产品生产耗水量，减少生产用水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我国不断加大力度开发提高生产新技术和设备，并且广发采用水资源高新节水技术才能推进我国水资源循环经济发展，进而实现节水型社会。目前，我国高新节水技术在引进的方面较多，所以自主开发能力较弱，相应地自主开发的节水技术较少，造成产业化程度低，整体配套性差。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高新技术还很少，所以，推广国外产品成为一些技术推广部门的经营的主项目，提高节水技术创新水平，满足我国各行业节水的需求，是摆在我国节水面前的重大课题。节水技术和设备研发在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和资金投入等政策工具的应用较为薄弱，说明我国节水技术投资力度不足，我国应加大研发力度，广开资金渠道，完善和改革节水技术及设备的投资体制。

在基本政策工具纬度和节水政策产业价值链纬度分析基础上，引入节水政策作用领域纬度影响因素，通过77条节水政策文本对我国节水政策作用领域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水资源利用大体情况。从政策文本中可以看出，我国节水政策作用在农业比重较大，其次制造业，所占比例最少的是服务业。从77条政策文本中体现了国家在农业生产用水技术研发方面，给予的资金投入、金融支持以及税收优惠政策较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政策较多，如农业节水灌溉设施、水利工程设施等方面的政策居多，说明我国非常注重工艺节水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重视农业生产的节水技术的财政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制造业生产用水方面，主要有法规管制和资金投入政策工具应用最多，说明我国在制造业用水方面非常注重能源耗水量的监控管制，但在其他层面政策涉及较少;服务业关于用水的法规法制比较多，在其他政策工具较少涉及。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1)在水资源基础政策工具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现象。根据频数统计结果，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较多，占整个基础政策工具的93.46%，环境型政策工具更是占据61%。其中，又以法规管制工具应用最为频繁。法规管制属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采取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采用的政策工具通常包括各级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制订的规章制度及下发的行政指令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等都属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目前我国节水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水量行业发展集中，生产管理水平低，生产用水浪费严重;人民思想认识模糊，缺乏危机感，节水意识差，城市生活用水、家庭用水浪费现象普遍;缺少全局控制，违反生态规律发展。需要强制性法规法律来规范节水工作，完善节水机制。

(2)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频度较低。在频度统计中，需求型政策工具仅占6.5%，只涉及政府采购和贸易管制，没有涉及外包等政策工具。外包政策工具不仅能提高企业和民间机构对生产的积极性，还能减轻政府在财政、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压力，而且能使水资源更加市场化，是一种较好促进节水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工具。政府在节水技术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上明显处于弱势。法规管制尤为凸显。政府采购、外包和贸易管制等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所占比例很小，水资源政策实行方法仍以节能减排和防护为主，且大部分都单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推行，缺乏激励机制。

(3)从产业价值链纬度来看，相关配套政策制定尚不完善。由中央政府制定地方政府、特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和减排目标，并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地方政府和企业，主要是靠政府推动和行政问责来实现，忽视了市场的作用，缺乏长效机制。而在生产中占据绝大比例的是法规管制政策工具的应用，说明我国在引导产业转型、推进节水型社会发展、研发水资源技术方面目前还停留在制定政策法规层面，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激励性、保障性政策工具。从政策作用领域维度来看，按照现状种植结构和灌区建设配套情况，农业灌溉蓄水量很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重复利用率的提高，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会逐步降低，但工业耗水量仍然很大。

5.2 政策意见

(1)适度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增强节水政策的可操作性。调整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对现有的目标规划、法规管制等节水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加强监管。加大投资力度在节水研发技术和设备上，为我国节水技术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支持。在生产方面也要注意财政上的投入，加强水资源的规划管理，合理配置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水资源，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遏止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积极培育水资源市场，适度加大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的投资力度和实施力度。对高新节水技术研发，节水设备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相对薄弱。

(2)重视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节水经济发展的拉动性和辐射性。应加强相应需求型政策的制定。供给型政策工具对于发展水资源经济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与资金投入是发展节水经济的必备要素。未来经济发展主要是信息与技术的竞争，要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科技信息支持对于我国水资源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可考虑大幅度提高节水技术研发和水资源产业化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我国节水技术自主能力创新，争取在节水技术领域和装备制造方面获得一定的自主知识产权，为水资源经济发展奠定技术与产业基础。同时，健全水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搭建高效的公共技术平台，以促进节水核心技术或节水共性技术的广泛传播。

(3)在重点行业大力推进节能节水技术，发挥节能节水的协同效果。政府要出台产业导向政策，发展节水型产业。我国在已有的水资源管理目标之下，在既定的总用水量指标基础上，还需将总用水量指标分配到部门层面上，以此来严格贯彻执行水资源管理体制。根据不同产业，不同用途，实行不同水价的原则，合理稳妥地调整水价的收费制度。可通过可交易的用水权许可制度，激励水资源利用者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水资源使用权的转让权应限制在技术和资金投入、节水和保护措施而节约下来的水量情况上而定。政府应扶持节水产业，培育节水市场。政府在保证农业节水技术和设备投入基础上，还要兼顾工业用水和服务业用水上的政策调控。政府可通过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和资金投入等财政手段，鼓励开发节水技术的企业，完善节水技术在研发、生产和销售体系上，不断研发各种高新先进的节水技术和设备，对率先采用节水技术的产业或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协调水资源产业协调发展，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

摘要：在政策工具视角下,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选取的36份我国中央政府颁布的节水政策工具进行样本选择,并且按照构建节水政策制定的分析框架定义了分析单元和编码归类。从基本政策工具、节水政策产业价值链和节水政策作用领域三个维度进行计量和分析,深入剖析我国节水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节水政策制定和应用提出了科学化、合理化政策指引,以期为我国节水政策发展提供借鉴。

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第9篇

1 研究综述

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笔者仔细梳理了两个方面的文献资料, 一是对北京中关村创新发展的研究, 二是学界对创新政策分类的有关研究。

1.1 北京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

利用中国知网文献查询系统, 按“主题”依次对“北京中关村创新发展”、“北京中关村创新政策”、“北京中关村创新政策分类”进行查询, 截至2016年11月3日, 三个主题的文献数量依次为926份、233份、13份, 年份跨度依次为1989-2016、1994-2016、2003-2016。由查询结果可以看出, 与本文研究视角相近, 即从创新政策分类角度研究北京中关村创新发展的文献数量较少。其中, 有代表性的是张永安等 (2016) 在研究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时, 将政策分类为权威型、指导型、紧迫型及阶段型四个类别, 以中关村的数据为基础, 并通过功能类型、作用强度、资源供给、金额力度及持续效力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特点。

1.2 创新政策分类的已有研究

从笔者掌握的文献看, 学界对创新政策的分类研究不是很多, 尚没有形成统一范式, 常见的有如下三种类型。一是根据政策内容和发挥作用领域对创新政策分类, 有代表性的如刘凤朝、孙玉涛 (2007) 将创新政策划分为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二是从政策着力点进行分类, 如张炜等 (2016) 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创新政策划分为扩大创新要素供给的供给导向型创新政策、减少市场不确定性的需求导向型创新政策;提供有利的创新环境的环境支持型创新政策三大类。三是从创新资源和要素跨国界、跨区域交互流动和优化配置角度的政策分类, 如刘云等 (2014) 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政策是包括创新制度国际化、创新资源国际化、创新主体国际化三个方面

1.3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无论是张永安对北京中关村创新政策的进行的功能型分类研究, 还是其他学者进行的分类研究都存在一定的短板, 主要是不利于对实际政策文本的区分, 因为不少政策文本是综合性的,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提出的分类框架起到了借鉴作用。

2 一个创新政策分类框架

为了设计一个较为合适的创新政策分类框架, 笔者以“国家创新指数”指标体为基础, 演化构建了一个“创新资源投入”、“创新载体建设”、“创新产出成果”、“综合性的政策”共4个类别的创新政策分类框架。

2.1 国家创新指数简介

“国家创新指数”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提出, 并从2011年开始发布《国家创新指数年度报告》, 目前已经连续发布5次。科技部2013年指出, “国家创新指数”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国家创新指数指标体系主要关注我国当期创新能力发展水平的监测分析, 并与世界其它主要开展研发活动的国家进行动态排序比较, 是一种基于国家竞争力和创新评价等理论方法的系统性综合评价, 揭示我国创新能力变化的特点和差距, 评价对象选取了世界上40个国家, 其研究与发展 (R&D) 经费之和占全球的98%以上, GDP合计占全球的88%以上。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由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5个一级指标和33个二级指标组成。

2.2 本文设计的创新政策分类框架

从“国家创新指数”的5个一级指标“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创新环境”并借鉴前述已有研究的分类方法, 通过类比演化, 建立了一个包括“创新资源投入”、“创新载体建设”、“创新产出成果”、“综合性的政策”共4个类别的政策分类框架, 具体见图1。

2.3 创新政策类别的具体界定

“创新资源投入”类的政策是指, 政策文件名称中包含有人才、资金两大创新资源之一及以上, 或含有“经费”、“补贴”、“免税”等涵义相近词汇的政策;“创新载体建设”类的政策是指, 政策文件名称中含有孵化器、企业、园区、产业、科研机构、科技项目等具体的或相似的创新载体的政策;“创新产出成果”的政策是指, 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管理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科技项目结项等的政策;综合性的政策, 指与创新相关的区域发展定位、科技创新总体战略等综合性的政策法规。政策类别与范围界定详见表1。

3 北京中关村创新政策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述分类方法, 笔者对北京中关村的创新政策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分类和分析, 基本情况如下。

3.1 政策来源与范围

为保证政策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权威性, 本文的政策全部源自“中关村国家自出创新示范区”官方主页的“政策法规”栏目所公布出来的政策, 其网址为:http://www.zgc.gov.cn/zcfg10/。同时, 由于笔者时间和精力所限, 以及保证研究的针对性, 本文的创新政策仅指中关村示范区层面制定出台的政策法规, 不含国家、北京市层面的创新政策。

3.2 政策分类与统计

按照前述的分类方法, 笔者仔细搜集和梳理出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官方主页的“政策法规”栏目公布出来的“示范区”层级的创新政策共77份, 并将重复发布的政策数量归一, 时间跨度为2009-2016.10, 最早的是2009年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科园发[2009]4号) , 最新的是2016年《关于促进中关村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中科园发[2016]39号) 。政策文本数量按年度、分类别统计的基本情况如下, 从年度看, 出台政策数量最多的年份是2015年共有20份, 最少的是2013年仅有4份;从政策类别看, “创新投入资源”类的政策最多, 有50份之多, 最少的是综合性的政策仅有1份, 即2010年出台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2号) , 具体情况详见表2。

3.3 政策分析与启示

从政策数量的年度分布来看, 2009-2016的8年间, 北京中关村的创新政策出台数量具有明显的大小年交替、波浪式推进的特征, 即上一年出台的政策数量少, 下一年出台的政策数量就会多, 为了更直观的反映这一现象, 笔者根据表2的数据制作了柱状对比图, 详见图2所示。其中, 2014、2015两年政策出台数量出现了一个峰值, 共出台政策33份, 几乎占到8年间政策总量的四成。笔者分析, 2013年中央政治局将集体学习放在中关村, 为中关村创新政策出台提供了难得机遇期和窗口期。

从政策各类别数量来看, 北京中关村“创新资源投入”类的政策有50份之多, 占到其创新政策总量的65%, 其次是“创新载体建设”类的政策有22份, 占比29%, “创新成果转化”、“综合性的政策”数量不多, 分别只有占比相对较小, 具体可见图3所示。

这表明了北京中关村在创新政策出台方面的倾向, 就是十分看重创新资金、创新人才这两大创新资源投入对创新驱动发展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特别是创新资金投入类的政策是北京中关村创新政策的主体, 在50份“创新资源投入”类政策中, 创新资金类的政策有40份之多, 并且手段丰富, 涵盖股权激励、信用贷款、小额担保、融资租赁、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债务融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并购支持等, 如, 《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单位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中示区组发[2009]3号)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扶持资金管理办法》 (中科园发[2010]38号) 、《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 (京财税[2011]2207号)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支持资金管理办法》 (中科园发[2014]41号)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代持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 (中科园发[2015]54号)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改制上市和并购支持资金管理办法》 (中科园发[2015]62号) 等。

此外, 创新人才政策数量虽然不多, 但也有十分明显的趋势性、目标性、配套性特征, 从早期的吸引“留学人员”到注重发挥“高端领军人才”核心与标杆作用, 如《关于开展2010年首批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认定的工作方案》 (中科园发[2010]8号) 与《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实施细则》 (中科园发[2015]3号) , 同时注重人才服务配套政策的出台和制定, 如《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科园发[2010]50号)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科园发[2012]35号)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实施《北京市企业人员申办APEC商务旅行卡管理办法》细则 (2014年4月10日施行)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优秀人才支持资金管理办法》 (中科园发[2016]14号) 等。

通过对北京中关村创新政策的初步分类梳理和统计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一是对于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不能一蹴而就, 要给予政策一定的适应和调整期, 要善于抓住政策制定和出台的合适机遇期和最佳窗口期;二是在政策制定要向资金、人才这两大创新资源的投入类政策倾斜, 并善于运用现代金融市场手段丰富创新资金投入来源;三是应该注重对创新人才配套服务政策的出台和制定, 并尽量保证政策的可操性和时效性。

4 深入开展相关研究的建议

笔者自认水平和精力有限, 以上对北京中关村创新政策的分类研究还比较初步和浅显, 但是创新政策研究又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建议学界和政府职能部门从以下四个方面继续开展深入研究。

4.1 创新政策的连续性研究

注重研究创新政策的历史演变、更迭, 重点对创新人才类政策、创新资金投入类政策、创新载体建设类政策等进行单类别或单项研究。

4.2 创新政策的实效性研究

注重研究创新政策的政策实施效果, 采用多种方法, 对创新政策体系的总体效果到单类、单项政策的效果开展评价研究, 为政策完善改进提供参考。

4.3 创新政策的层次性研究

本文只限定了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层面的创新政策, 建议开展包括国家、北京市、示范区多层次的创新政策体系研究, 特别是北京市和示范区两层级创新政策体系研究。

4.4 创新政策的比较性研究

从政策研究的目的看, 对不同地方或区域的创新政策进行比较性研究更具现实意义。而对政策进行分类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提出的创新政策分类框架不是最优的只是合适的, 有进一步完善和修正的空间, 希望后续研究在提出更好分类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区域间的创新政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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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第10篇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设定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 的框架, 一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应是使其政策目标函数取最大值, 即:

其中分别代表第t+i期的产出缺口 (实际产出与自然产出之差) 和通胀缺口 (实际通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之差) , a代表政策目标中产出缺口的相对权重。显然, 政策目标函数整体为负, 欲令其取最大值, 就是令尽可能小。但由菲利普斯曲线, 之间在短期存在替代关系。如要严格控制通货膨胀, 就要牺牲较高的产出水平。因此, 参数α实际上表征了货币政策制定者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厌恶程度的权衡。如α较小, 即意味着货币政策制定者更加厌恶通货膨胀, 从而为了使政策目标函数尽可能大, 他会选择较低的通胀水平作为政策目标, 即使这意味着较大的产出缺口。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带来的滞涨现象, 让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普遍认识到通货膨胀对社会的危害。因此, 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中央银行, 都具有较低的值。然而, 对于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一) 产出缺口造成的危害

产出缺口定义为实际产出与自然产出之差, 而自然产出是指一国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的产出。按照我国实际GDP年均增速大于8%的规律, 当实际产出年增速低于8%时, 经济将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事实上, 由于近年来我国的GDP就业弹性持续走低 (有学者测算出约为0.17%) , 实际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带来的就业岗位仅为一百万个左右。按照我国劳动供给量以至少年均八百万人增长计算, 只有保证8%的增长率, 才能基本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这就是所谓“保八就是保就业”。

失业率过高对于全社会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我国, 由于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 失业人员的基本生计维持受到严峻挑战。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 一旦失业率超过警戒线, 数以亿万计的失业大军将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此外, 我国正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当中, 大量农村人口正在通过进城务工的方式向城市转移。农村的耕地大量转变为工业用地, 如果产出的增长放缓而无法在城市中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农民工群体将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 在我国, 产出的持续增长是缓和社会矛盾、保障政治稳定的基本前提。

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 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然建立。即使失业率相对较高, 仍然很难威胁到社会的根本稳定。所以经济的增长率问题并非西方国家最为关切的问题。相反, 通货膨胀则会导致民怨沸腾, 可能造成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二) 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

学界目前对可接受的通胀率的共识为1%-3%。当实际通胀率超出这一范围时, 即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偏离目标, 需要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使其回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也会带来严重的问题。高涨的物价会产生再分配效应, 对债务人有利, 对债权人不利。而政府作为国债的债务人, 将从通货膨胀中攫取财富。因此, 通货膨胀往往又被形象的称为“通货膨胀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开动印钞机使民间财富缩水贬值。当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时, 民众将对政府彻底失去信心, 引发骚乱甚至革命。

通货膨胀意味着实际利率走低。当实际利率为负时, 银行存款将不断缩水。对于下层百姓, 较强的预防性动机使其无法将存款用于其他投资途径, 从而财富的贬值更加迅速。长此以往, 通货膨胀将导致全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破坏社会公平公正, 威胁社会稳定。

通货膨胀还具有自我实现效应。当通胀水平较高时, 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会提高, 从而疯狂采购, 套现消费。这一需求的正向冲击又会进一步抬高物价, 使已有的通胀加剧。因此, 管理通胀预期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途径。

(三)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设定

基于以上原因, 笔者认为, 我国央行事实上一直把“保增长、控通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然而, 当两者发生矛盾时, 前者应是我国央行更为基本的政策原则。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通货膨胀虽然也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但只要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如10%) , 则其对社会的根本稳定并不构成威胁;产出不足则会带来大量的失业人口, 进而破坏社会的安定甚至引发动乱。换言之, 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具有相对较大的值。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偏好

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以名义货币供给作为工具不同,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 名义利率是更好的货币政策工具。在短期的名义价格刚性下, 名义利率的变化可以立竿见影地影响实际利率, 从而影响产出和通胀。相反,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具有更加复杂的传导机制, 其产生的效果不仅存在时滞, 甚至有可能同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然而,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化过程当中的发展中国家, 上述命题又有了不同的内涵。

(一) 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

在我国, 利率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央行对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具有刚性的限制。按照惯例, 国内学者进行研究时常采用一年期存款利率作为我国的基准名义利率, 因为该利率较好地反映了资金的借贷成本。在此背景下, 央行对于该利率的调整, 将会立刻对货币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

但与此同时, 广义货币供给 (M2) 的政策效果传导就更为复杂了。有学者指出, 由于我国的货币化进程, 大量超发的货币会被吸引到用于满足新产生的货币化需求上。因此, 与传统的IS-LM模型中货币供给通过影响货币市场的供给改变利率, 进而影响实际产出不同, 我国的M2工具还发挥着调节货币市场供求以外的作用。

M2的超发满足了我国的货币化进程。按照对传统货币数量论模型的扩展, 有:

其中M是货币供给, v是货币流速, P是价格指数, y是实际产出, 而λ是经济中货币化的部分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显然, 当λ越大时, 同样的产出y所需要的货币供给M也越大。对 (2) 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微分, 得:

这就解释了我国长期以来M2增长率始终高于GDP增长率的现象, 因为高出部分可以解释为λ的增长率。一个现实的例子是自2002年以来的住房市场化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需求, 从而吸纳了大量超发的货币。可以认为, 货币的超发将会为货币化进程所吸纳, 而无法显著地影响货币市场的供求状况。

M2的超发也适应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对于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流速, 可以分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部分分别计算。实证分析表明, 虚拟经济的货币流速远高于实体经济, 这一方面使得真实的实体经济所需货币数量超过了传统的估计, 另一方面却使得虚拟经济出现泡沫如我国股市的大起大落。

(二) 央行的政策工具选择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名义利率和货币供给实现“保增长、控通胀”的政策目标。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二者的作用又有所不同。

近年来名义利率工具的使用, 主要体现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上。利率的变化对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当通胀压力较大时, 央行即通过加息下压通胀预期;当发生通货紧缩 (如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时, 央行又通过降息刺激消费、拉动投资。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基准名义利率, 可以类比西方国家得到我国货币政策的泰勒规则。研究表明通胀率对利率的调整系数小于1, 即利率对通胀的反应不够强烈, 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中对通胀的控制是第二位的。

货币供给则主要用于影响产出。如前所述, 货币供给刺激产出增长并非通过利率传导机制, 而是直接满足了货币化进程, 适应了实体经济发展并刺激了金融市场扩张。央行通过调整银行法定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等手段, 配合财政政策对实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其根本目的, 在于保证实际产出8%以上的年增长率。

我国的M2与GDP的比例存在逐年走高的趋势, 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律十分不同。目前西方国家的央行并没有使用M2作为单独的货币政策工具, 而只是将其作为名义利率工具的一个中间环节。因此, M2与GDP之比也无固定规律可循。然而在我国, M2发挥着更加广泛的作用。以此而论, 2011年全年我国M2:GDP=1.8:1的高比例并不能简单认为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货币政策规则的权衡

货币政策规则可分为单一规则与相机抉择规则。单一规则指央行根据单一的政策目标做出承诺, 保证自己的政策执行将坚定不移地围绕单一目标做出。相机抉择则指央行并不做出任何承诺, 而是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适时调整政策目标和执行以适应需要。

对于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当局, 做出承诺具有诸多好处。DSGE的菲利普斯曲线指出:

其中是对第t+1期通胀的预期, ut是均值为零的随机需求冲击, 而λ则代表了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可以证明, 当货币当局采取单一规则做出承诺时, 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λ会增大, 即菲利普斯曲线将变得陡峭。这意味着要下压相等的通货膨胀, 所需要牺牲的产出会变少。基于此, 西方央行现多采用单一规则。

然而, 单一规则的好处是建立在货币当局对通胀有着更大的厌恶和治理决心的前提下的。虽然做出承诺可以在长期使菲利普斯曲线变得陡峭, 但短期内, 为了表示出当局治理通胀的决心, 政策制定者必须具有更小的α值, 从而会牺牲更多的产出。如前所述, 对于我国来讲, 即使在短期内, 牺牲较大的产出也是无法接受的。因此, 我国央行宁愿选择一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

此外, 我国实行一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当菲利普斯曲线变得平坦时, 也意味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能带来更多的产出增长。对于我国央行以“保增长”为第一要义的政策目标, 这一规律有利于其利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拉动产出, 而不必担心引发过高的通胀。相机抉择也使得货币当局能够更加灵活的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 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这对于矛盾更加复杂的中国经济来说, 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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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新框架论文 第11篇

关键词：货币互换网络；国际货币体系；经济治理框架；次贷危机；货币互换协议；国际储备货币；全球贸易主导权；美联储

中图分类号：F8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4）03-0072-04

一、国际货币互换的兴起与演变

货币互换（Currency Swap）是交易双方按照事先约定，先互相交换两种不同货币、相当金额的本金及利息支付，到期后再换回本金的交易。具体来说，就是在合同启动时，合同双方交换特定数量的两种货币；在合同存续期间，彼此向对方支付相关利息；在合同终止时，双方反操作交换相同数量的两种货币。货币互换通常分为商业型货币互换和央行间货币互换两类。本文特指央行间的货币互换。

（一）货币互换的兴起

首个双边互换协议可追溯到1962年5月，是由美联储与法国央行签订的，截至1967年5月，美联储互换范围已扩大到14家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当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货币互换资金主要被美联储用于收购他国央行所持美元，防止其向美联储提出兑换黄金的要求，避免黄金储备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于保持美元币值稳定和维持他国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美联储不断扩展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300多亿美元。随着欧元的诞生，加之互换协议长期未被启动，美联储决定仅保留与加拿大、墨西哥的互换协议（基于维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考虑），自1999年起不再延续或新签订其他互换协议。“9.11”事件后，美元贬值加速，股市狂跌，战略储备物资价格飞涨，恐慌情绪快速扩散到欧洲、亚洲主要金融市场。为迅速恢复市场投资者信心，防止恐慌情绪的蔓延，美联储紧急启动了与欧央行、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央行的临时性货币互换协议。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互换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互换迎来了飞速发展时期，并形成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货币互换网络。

1. 美联储的双边美元互换。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加快了去杠杆化进程，纷纷抛售风险资产以提高流动性水平，其直接结果使得银行间美元拆借利率急剧攀升。为此，从2007年底开始，美联储陆续与多家央行签署双边美元互换协议。在危机初期，美联储还仅是与欧央行及瑞士央行签署了双边协议，并3次扩大互换规模；随着雷曼兄弟破产导致次贷危机升级，美联储新增了日本、英格兰等7家发达国家央行的双边美元互换，而且在互换规模上增长了近10倍；随着危机的继续恶化与蔓延，美联储在将部分互换协议规模提升至无上限的同时，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也签订了互换协议；随着危机趋于平稳，互换协议的未清偿余额逐渐下降，美联储又数次延长了互换期限，全部互换协议在2010年2月1日到期。但仅时隔3个多月，由于欧债危机爆发，美联储不得不又重启了与欧洲、加拿大、瑞士、英格兰及日本央行的临时双边美元互换，互换协议总额约为2 870亿美元，并数次延长了互换期限。从双边美元互换的使用情况来看，欧洲、日本与英格兰央行对互换协议的使用最为充分，韩国与墨西哥也使用了美元互换协议，在时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三个季度内，其中2008年第四季度达峰值5 537亿美元，美联储通过双边美元互换借出的资金规模占其总资产的25%。

2. 东盟10+3的清迈协议多边化。早在1977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就建立了总额为1亿美元的东盟货币互换安排，1998年扩至2亿美元。2000年5月，出于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充足外汇储备重要性以及对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救助不可靠的深切感受，东盟10国与中、日、韩创建了东盟10+3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即清迈协议（CMI）。但因缺乏中间协调管理机构、90%的资金支持与IMF的相应贷款挂钩等缺乏效率和灵活性的制度缺陷，东盟10+3国家基本没有启用过CMI。2009年12月28日东盟10+3签署了清迈协议多边化（CMIM）框架性协议，标志着CMI由一系列双边互换协议转变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储备库规模高达1 200亿美元。2011年4月，东盟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成立，不与IMF贷款挂钩的资金比例也由10%提高到20%。2012年5月3日，CMIM的规模提至2 400亿美元，与IMF贷款脱钩资金比例提高到30%，创建审慎性贷款机制。这些将双边互助网络提升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的系列制度安排，对于东亚10+3成员国提升防范风险、应对挑战的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3. 欧盟内部的货币互换协议。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部分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流动性短缺。为此，欧央行在与美联储签订双边美元互换借以为市场补充流动性的同时，与瑞典、匈牙利、丹麦、波兰等非欧元区国家央行以及多个非欧元区国家央行之间也签署了一系列以欧元与瑞士法郎为主的欧盟内部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陷入危机的冰岛在2008年5月分别与丹麦、挪威、瑞典央行签署了双边欧元互换。

4. 中国央行的双边本币互换。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清迈协议”框架下同泰国央行签订了2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随后又扩展到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中央银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开始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提高境外人民币可获得性，人民银行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新一轮双边本币互换。2009年以来，人民银行共与23家境外货币当局签订了总规模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进一步扩大，地域分布进一步扩展。特别是在2013年6月和10月，与英国、欧州两大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签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显示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与发达经济体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应对危机的目的不同，人民银行与境外货币当局签订本币互换协议不仅是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还有满足国际贸易结算的需要和提供融资便利方面的考虑。如2014年5月30日，人民银行首次启用中韩本币互换协议下的4亿韩元借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向企业发放贸易融资贷款用以支付从韩国进口货物和服务贸易。endprint

（三）国际货币互换演变的原因及效果

国际货币互换的演变路径与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密不可分。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金融创新、深化、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跨境资本流动呈现规模化、频繁化态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催化作用，使得国际货币互换担负的责任由最初的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运行，逐步演变成了缓解市场流动性短缺、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市场信心、应对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工具。

从效果上来看，国际货币互换在缓解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压力，抑制金融危机跨境传染，降低各国央行积累外汇储备量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Baba和Packer（2009）指出美元双边互换降低了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和隔夜指数掉期息差的水平和波动性，也避免了金融机构恐慌抛售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降低了银行间利率的波动性与美元升值压力。Coffey等（2009）认为互换机制的宣布与实施有效降低了全球美元市场的紧张程度。Rose和Spiegel（2012）研究发现，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使得那些与美国在贸易或金融方面联系密切的国家获益匪浅。Aizenman和Pasricha（2009）研究表明，美联储宣布与巴西等4个新兴经济体央行签署双边美元互换协议后，不仅这四个国家甚至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CDS息差都下降了。

二、超级国际储备货币互换网络的形成及对世界经济治理框架的影响

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重心正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国际产业面临再分工、全球货币体系需要再调整、全球经济格局亟待再塑造。面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为维护经济金融的主导权，发达经济体再次祭出货币互换工具，彼此结成利益公共体。2013年10月31日，美国、欧洲、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六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同时宣布，将现有的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协议，而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这标志着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个长期、多边、多币种、无限期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编织成型。

（一）超级货币互换网络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站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视角分析，超级货币互换网络的建立影响深远。

1. 为美国退出QE奠定基础，巩固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良好外部环境。鉴于货币互换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工具，六大发达经济体央行间货币互换的升级，最明显的信号是可能会出现不可确定性的冲击。联想到2013年6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关于美国或将退出持续数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的表态后，全球各主要股市、国际大宗商品以及黄金价格的异常下跌，如若美国真的退出QE，势必给全球经济金融运行、汇率市场稳定以及资产价格带来新一轮冲击。完备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具备的储备货币选择、汇率制度安排和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在超级货币互换网络中均有清晰地对应体现。所以互换国之间不仅可以在货币流动，而且也可以在汇率、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行深度协调。我们可以大胆估计，超级货币互换网络的构建，一是为美国顺利退出QE预留出缓冲空间，二是为那些受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影响显著的发达国家防范流动性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保障。

2. 修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强化美元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过度依赖的弊端，学术界与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提升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呼声渐长。学术界提出的建议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斯蒂格利茨为代表提出的引入以IMF特别提款权（SDR）为核心的超主权储备体系；二是由IMF前总裁康德苏牵头提出的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修补；三是法尔希等提出的建立以IMF为中心的星形结构的多边全球货币互换联盟。此次美联储主导的六大主要中央银行货币互换升级版，只能算是主要发达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种制度化修补。其目的仍是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强化美元地位，宣示发达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治理的主导权，维护与巩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

3. 战略性地将新兴经济体“拒之门外”，使其面临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重大威胁。经验表明，发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波及新兴经济体，并且造成的危害更甚于发达国家。在新兴经济体中，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外汇储备普遍不足，干预市场的能力较弱，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得到美国的流动性支持。虽然墨西哥、巴西等曾与美联储签订过货币互换协议，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新兴经济体被战略性地排除在以美联储为中心的双边、多边货币互换网络外。随着美国退出QE，新兴经济体恐又将陷入“囤积庞大外汇储备—更加依赖美元—金融体系更加脆弱—国际社会对其信心降低—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增大”的怪圈。

（二）超级货币互换网络与全球贸易主导权

与货币互换平台协同呼应的是，发达经济体在经贸等实体经济层面也结成了超级实体经济网络。自2011年11月份开始，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积极致力于新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包括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EPA（日欧自由贸易区谈判）、PSA（多边服务业协议）等。目前，美国和欧盟正争取在2014年底前达成最终TTIP协议；TPP目前已进行了20余轮谈判，完成了75%左右的章节谈判，只是在关税及知识产权等敏感领域有较大分歧，但美国等主要谈判方一直没有停止推动最终建立TPP的努力。TPP与TTIP涵盖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亚太经济体，仅TPP谈判国的经济规模总和就占到全球的近40%，贸易额约占全球的1/3，建成后必将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标准、新规则的形成，进而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与超级货币互换网络一样，这样一个超级实体经济网络再次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边缘化，成为主要发达国家联手维护经济优势和世界贸易投资规则主导权的工具，对新兴经济体发展空间形成了实际上的战略抑制。endprint

（三）超级货币互换网络与其他国际组织

通过超级货币互换网络，美联储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扮演了最后贷款人角色。而反观全球两大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作用却日渐削弱。作为二战后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大金融机构主要提供一种全球保障作用。但两大机构在历次金融危机的表现却差强人意。IMF提供的国际救援程序复杂、条件苛刻、效率低下。自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IMF的资金来源就已经开始减少，美国作为IMF最大的单一股东，美国国会却没能批准适度拨款补充IMF资金并增加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IMF责任的议案。而同样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缺少足够的资本将贷款规模增加到危机前水平。相比美联储通过互换机制对外国央行提供的近6 000亿美元的救助来看，这两个金融机构更像是咨询机构。随着超级货币互换网络的进一步深化，在货币金融层面，以IMF、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会不断受到冷落，围绕它所实施的诸多改革措施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果。

未来随着TPP、TTIP等协定的全面缔结，我们有理由担心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处境。虽然在2013年12月达成的“巴厘一揽子协定”，实现了世贸组织成立18年来多边谈判“零的突破”，为陷入僵局多年的多哈回合谈判注入新动力，但距离取得实质性突破还任重道远。TPP等推行的是全新高标准贸易新规则，涵盖了国际贸易、投资、国内治理等多方面，自由化程度、规则严格度更高，有可能架空甚至绑架WTO，未来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将更加艰难，其职能和威信将大打折扣。在经贸等实体经济层面，以WTO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可能被空置。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央行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本外币互换协议，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合作等多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对外开放战略还面临着巨大障碍。从国际形势来看，超级货币互换网络和超级实体经济网络不但将中国排除在外，更是将中国确定为主要遏制目标；从区域形势来看，2013年12月以来，日本与印尼、菲律宾等东盟主要国家的双边货币互换不断扩容，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双边货币互换得以重启，意味着日本正抛弃2008年加速的清迈货币互换协议多边化进程，抛弃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的地区合作机制，而重归到货币金融单边路线，地区合作机制进入了转折期，“货币政治”和“金融权力”的特点进一步显现。因此，中国应充分认识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1. 以“我”为主，加快建立中国主导的货币互换网络。依托巨额外汇储备，当前中国对美元流动性需求有限，对于由美国主导的超级货币互换网络可暂不发表意见，而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深化人民银行与其他货币当局的合作，努力构建由中国主导的货币互换网络。当前的重点是扩大以中国央行为中心、以人民币为主要币种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互换网络，进一步完善限额、期限，结算、清算等技术条件，增强交易对手对使用人民币的信心。从长远来看，中国还是应积极主动争取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互换网络，应借助与英格兰银行、欧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中英央行宣布签署人民币清算和结算协议的有利契机，加快与欧元区单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对于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的日元，应该将与日本央行的货币互换和对日经济、金融、外交乃至军事关系统一加以考虑。对于美联储，据SWIFT数据，美国的人民币支付规模在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期间增长了327%，美国成为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仅次于新加坡和英国的第三大人民币支付市场，这说明美国市场对人民币存在自发需求。我们应该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主动提出与美联储的货币互换，一来可以为未来的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增加一层保险，二来也可以防止因弥补流动性需要而抛售美国国债，有利于美国国债市场的稳定，对美国有序退出QE也至关重要。

2. 多点开花，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谈判。截至2013年底，中国已与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项自由贸易协定。当前，中国应积极推动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挪威、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此外，中国还应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落实《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共同文件》，加强与中亚、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2008年开启的中美投资协定，也在2014年6月上旬进行了第13轮谈判，若能尽快达成协议，不仅对于双方投资领域开放、保护和促进双向投资、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更具有示范效应，有望为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框架协议提供范本。2013年11月，中欧发表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宣布中欧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正式启动，我们应将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提到日程上来，通过与欧盟及欧盟单个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作为应对TTIP、TPP的有效手段。待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启动中美欧三方投资保护协定甚至自贸协定。

3. 苦练内功，提高自身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中国经济地位。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最终是由该国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总量和增长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在工业发展阶段、科技发展水平、国内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相比都存在很大差距。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中央确定简政放权于市场、财税体制改革、货币政策定向微刺激等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下一步，应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继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加速推进经济转型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做好预调微调，进一步增强中国整体经济实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基础。endprin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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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婧.2014的全球治理“新框架”[N].中国经济导报，2014-01-04.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wap is the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ich central ban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rry ou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manage liquidity.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multipl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wap network formed world-wide， at time of enhancing market confidence and providing liquidity support and resolv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swap network centered on the fed， the central banks of major developed economies participating in is gradually formed.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o establish currency swap network dominated by China， actively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 China's economic status.

我国煤炭产业发展政策的框架思路 第12篇

从产业政策的性质和作用范围, 可以将其分为2类, a) 广义的产业政策。属于政府的规制, 具有共性, 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循, 例如, 市场准入标准、竞争规则、关税政策、国际贸易规则等, 是政府将宏观管理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 对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等进行定向调控, 以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

b) 狭义的产业政策。即以某一具体产业作为调控对象, 为了实现该产业的经济发展目标和资源有效配置而制订的规划、干预和引导该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政策集合。煤炭产业发展政策属于后者。

制定煤炭产业发展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实现政府对煤炭产业的宏观调控、行业管理和产业促进, 以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并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 推动煤炭产业的健康、有序和持续发展, 以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煤炭产业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优化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 强化规划和管理, 完善煤炭资源开发监管体系, 加强产业组织保障, 优化产品市场和贸易环境, 改革投融资和税费政策, 加大科技支撑力度, 营造适合煤炭产业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制定煤炭产业发展政策要坚持以下5项原则, a) 坚持发展先进生产能力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相结合的原则;b) 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c) 坚持国家引导扶持和企业自主发展相结合的原则;d) 坚持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相结合的原则;e) 坚持煤炭开发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2 煤炭产业发展政策基本框架和作用机制

煤炭产业是1个从资源获取和开采、经营管理、加工利用, 直至国内流通和国际贸易, 最后到煤矿退出的综合性产业, 产业链非常长;产品从原煤开采、到煤炭加工转化, 品种也非常多;产业参与者涉及电力、钢铁、化工、建材、贸易等多个领域。因此, 煤炭产业政策也更为复杂。根据这一特点, 综合考虑我国煤炭产业政策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煤炭产业发展趋势与政策走向, 制定煤炭产业政策应该从宏观调控、行业管理和产业促进3方面人手, 具体包括9个方面, 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准入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市场与贸易政策、矿区环境保护政策、煤矿安全生产、产业技术政策、产业保障政策。

这9个方面的政策构成1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产业布局政策与产业结构政策主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产业准入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贸易政策、市场与贸易政策、矿区环境保护政策、煤矿安全生产主要发挥行业管理作用;产业保障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属于产业促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