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湖北指标体系研究

和谐湖北指标体系研究（精选9篇）

和谐湖北指标体系研究 第1篇

1湖北省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1.1鲜活农产品生产、消费和流通格局发生新变化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湖北省鲜活农产品的生产布局、消费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 城市的外延不断扩大, 城市近郊的鲜活农产品生产基地逐渐被工业园区、商品住宅以及商业地产所取代, 并逐步向远离城市的区域集中, 产销之间的距离日益扩大, 从而使得大规模、跨区域、长距离的物流需求快速增长。另一方面,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消费者对鲜活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 对鲜活农产品多样性、新鲜度、配送及时性等个性化需求越来越高, 客观上推动了鲜活农产品市场的加快发展。

1.2鲜活农产品的流通体系有了新要求

一方面, 鲜活农产品生产存在着“蛛网效应”, 从而引发了其零售价格的频繁波动, “卖难买难”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的“钱袋子”和居民的“菜篮子”, 还会引起其他物价波动, 最终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因此, 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稳价保供功能的发挥对于管理好通胀预期非常重要。另一方面, 随着农业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 鲜活农产品流通已成为连接农产品生产与消费的纽带, 流通环节对于农产品产业链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 迫切需要流通将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紧密衔接起来。

2湖北省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现状

2.1多元化的农产品市场主体快速发展

“十一五”期间, 不同所有制形式的鲜活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呈快速发展态势。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 2012年1月, 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0245户, 首次突破2万户大关, 同比增长55.63%, 高出全国增幅18.01个百分点, 出资额246.63亿元, 同比增长57.3%。二是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大量涌现。2012年2月, 湖北省稻花香集团等570家企业被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导小组认定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其在促进产业升级发展、推进科技创新、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带动农民增收等发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是个体运销户、农村经纪人队伍不断壮大, 成为活跃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支重要力量。

2.2多样化的流通模式共同发展

由于消费者对鲜活农产品的分散化需求以及购买, 使得鲜活农产品的流通渠道越来越多样化。目前, 湖北省鲜活农产品流通形成了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流通模式为主, 农超对接、农批对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等其他新型的流通模式为补充的多样化的流通模式。

2.3现货对手交易方式仍占主导, 新兴交易方式发展较快

现阶段, 鲜活农产品大多采用现货交易、人货同行的传统交易方式。但随着鲜活农产品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期货交易、拍卖交易、委托交易、信用交易、电话交易和网络交易等现代交易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2.4流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近年来, 为了促进农产品的流通效率, 各级政府加大了对鲜活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 例如加大了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 加大了对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质量安全检测系统等的投入力度, 部分市场还拥有了冷藏、加工、配送设施。据统计, 截止2012年底, 全省共建有农产品批发市场132个, 年交易额达1150亿元。全省新增冷藏车292台, 新增冷库164座, 新增库容21万吨。截至2012年11月中旬, 已注册录入湖北智慧农村网的农业企业1169家, 协会和专业合作社1568家, 种养专业户4951户, 农技和民生服务专家676名。

3湖北省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3.1农产品流通主体数量多, 规模小, 组织化程度不高

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 组织化程度低, 农产品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非常突出。多数农民是以个人身份进入批发市场, 缺乏市场谈判力量, 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产品合作社存在规模偏小、分布不均、规范化程度不够高等问题。目前, 全国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龙头企业已接近30家, 规模最大的已超过500亿元, 湖北省2011年才实现过百亿元零的突破 (稻花香集团) , 过10亿元的不到30家。 2010年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综合百强中, 山东、广东分别有8家和12家, 而湖北仅2家。当前, 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功能欠缺、组织松散, 成员数超过50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占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的3.63%, 带动农户数量占农户总数的比重偏低。

3.2农产品流通组织布局不合理

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配送中心是农产品流通组织关键点, 其布局的合理化直接影响到农产品流通的效率。一方面,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布局不合理。我国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中一直存在重销地市场、轻产地市场的倾向, 导致了产地批发市场的建设远远滞后于销地批发市场。同时, 多数批发市场设施配套建设落后, 档次不高, 还停留在出租铺面的简单物业管理模式上;市场在价格形成、辐射能力、信息服务、物流服务、检验检测等功能方面非常薄弱和欠缺, 尤其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另一方面, 湖北农产品配送中心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产品流通中心分布不合理, 主要集中于武汉等大中城市;二是没有专业的农产品第三方配送中心。

3.3农产品流通渠道效率低下

总体来说, 我国农产品流通明显存在环节太多、链条过长的问题。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需要经过更多的环节, 每个流通环节产生的成本通过层层加价, 拉升终端农产品价格, 造成“贱卖”和“贵买”并存的现状。同时, 我国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发达国家的冷链物流相比, 不管是在物流成本、产品损耗率、还是流通加工增值比率上, 更是存在较大差距。在物流成本方面, 发达国家占总流通成本的10%, 而我国高达60%, 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损耗率方面, 发达国家只有5%, 而我国达到了25%;在流通加工增值比率方面, 发达国家为1: (3~4) , 而我国为1:0.8。因此, 快速发展并逐步完善我国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系统意义重大。

3.4农产品流通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

与湖北省农业大省的地位相比, 其在农产品流通信息服务体系方面的建设还表现出很多的不足。其具体体现为:一是流通信息服务发展不平衡, 部分地区信息网络覆盖面不宽, 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二是信息网络资源分散, 各级主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配合, 使得经营者很难获得真实有效及时的信息。三是部分农民文化素质低, 对信息的辨别能力低, 而政府部门对农民培训的力度较小。

4优化湖北省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对策建议

4.1积极发展多元化流通主体, 使其走向组织化、规模化

培育农产品流通主体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对传统批发市场进行改造和升级, 同时努力打造新型批发市场, 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二是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 这有利于增强了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 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三是要鼓励和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 从而促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四是整合和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 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4.2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实现农产品的优质、高效、信息化配送

农产品流通配套设施的建设对于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至关重要。首先, 要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推动冷链物流信息化, 实现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 优化配置冷链物流资源。其次, 加大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 既可以通过在原批发市场的基础上改造来实现, 也可以鼓励零售连锁企业的配送中心向上游延伸和发展, 还可以利用第三方物流。 第三, 加强农产品流通信息化的建设, 以便将信息准确、及时地传递到需求者手中。

4.3推动农产品流通方式的创新发展

首先, 积极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贸易, 引导农民上网寻找买主、寻找销路, 降低交易费用, 拓展农产品销售范围。 其次, 发展多样化的直销模式, 如开展农超对接、农校对接、 建立直营店, 从而减少流通环节, 提高流通效率。第三, 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 从而引导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以及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

4.4加强政府的支持力度

首先, 政府要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规划指导, 逐步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科学高效、竞争有序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其次, 加大对鲜活农产品流通的财税扶持力度, 如减免鲜活农产品流通环节中部分税收、增加对公益性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的投入等。第三, 加大对鲜活农产品流通的金融扶持, 如完善农户融资担保体系、加大农业企业和农民的信贷支持、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等。第四, 保证合理用地, 如对于公益性的批发市场等流通设施用地要优先满足、大城市等主销地郊区要留有必要的蔬菜种植面积等。

4.5完善鲜活农产品流通法律法规

首先, 健全农产品流通主体的法规, 保障市场主体在交易中的地位, 降低农产品经营的风险与盲目性。其次, 健全农产品市场交易秩序的法规, 从而保证农产品流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 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的法规, 如通过完善农业税法保证农业的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稳定、通过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减低市场经营风险等。第四, 加大农产品流通市场的监管力度, 从而规范农产品市场秩序, 维护广大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汪旭晖.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现状与优化路径选择[J].改革, 2008, (2) .

[2]张喜才, 杨谦.鲜活农产品流通链条关键节点及政府支持研究[N].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2) .

人水和谐的体系框架构建研究 第2篇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人水和谐体系,是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提出人水和谐的`体系框架,探讨人水和谐的保障措施,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 者：乔聚玲 刘芳 QIAO Ju-ling LIU Fang 作者单位：乔聚玲,QIAO Ju-ling(济南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刘芳,LIU Fang(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和谐湖北指标体系研究 第3篇

关键词：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关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不断进行着探索,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后,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到战略的高度。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成为逐步完善农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3]。湖北省土地面积为18.59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5 816万人。湖北省位于江汉平原,作为全国农业发达的省份之一,其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将直接左右整个中部地区的发展战略,以及中央“中部崛起”政策的贯彻力度。因此,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不仅对进一步完善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具有实践意义,同时也对其他省份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1 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1.1 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尚显缺乏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居民在享受公共体育基础设施方面的不平等性,相比较而言,我国农村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严重滞后[4]。据资料可查,我国对于农村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基本标准是:一块混凝土标准篮球场,配备一副标准篮球架和两张室外乒乓球台。经济条件好,人口基数大的地区,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增加面积、器材及设施。从2000年开始,湖北省对于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非常大,通过对湖北省多个地区进行调研,调研的村镇按照农村体育场地的标准进行了相应的配备,每个村镇都是配置了一块硬化标准篮球场,一副标准篮球架,两张室外乒乓球台,此外配置了一套健身器材,部分有条件的村镇修建了硬化广场,供农村居民锻炼身体、休闲娱乐使用。但是,湖北省农村人口众多,对于湖北省农村体育场地拥有现状来说,人均拥有体育场地较低,很难满足村民的需求,同时,体育场地长期缺乏维护,损坏较为严重,而更新又不及时,又进一步削弱了农村体育场地的保有量。

1.2 农村公共体育人才严重缺位

良好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建设,除了完善农村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外,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65万名,人均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3 023,与日本1994年统计的数据1∶2 000仍差距较大,相比较城市差距如此悬殊,对于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更是不多。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迈进,湖北省近些年来,开始十分重视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2007年开始,在全省举办农村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人才。同时,也通过大学生村官计划、农村教师资助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人才队伍建设。但是,经济条件落后,体育人口较少,农村对于体育重视程度不足等又进一步限制了体育人才队伍的发展,例如湖北恩施等偏远地区多少农民很少参与体育活动,对于体育人才的培养更显得捉襟见肘。

1.3 农村公共体育内容形式的衰退

相对于农村而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地区常年居住人口大多为老人和小孩,他们的体育活动形式相对简单,主要以单一的活动形式为主。同时,由于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村民对于体育的热情不高,导致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逐渐消失。像湖北省各级农民体育协会、各行业的体育协会以及湖北省各单项体育协会,常年组织湖北省各地广泛开展一系列具有创意性、规模性和特色的农民健身活动。例如恩施土家族的摆手舞、鄂州乡村篮球赛、黄石健身气功表演、襄樊的登山越野赛、荆门龙狮表演、潜江的龙舟赛等,这些传统的农村体育项目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又缺乏一定程度必要的保护,迫使很多传统的农村体育项目内容和形式发生了简化,并逐渐走向衰落。

2 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

2.1 重视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体育场地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各级政府要多途径、多方法的采取多种措施,不断拓展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大力支持和鼓励乡镇企业的投入力度,同时也鼓励个体工商户以及乡村村民以村民互助的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中,形成以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构建模式。与此同时,及时更新和维护现有的体育场地和相关的体育设施,笔者在湖北省各地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由于体育场地和器材长期缺乏必要的维护和保养,损坏后没有修理,导致许多体育器材因为损毁严重而废置或搁置,并没有很好地达到相关部门建设的初衷。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农村公共体育设施的维护和保养,建立健全有效的管理机制,保证体育设施的安全有效使用,同时也可以延长体育器材的使用时间,防止村民在锻炼过程中出现因器材导致的运动性伤害。

2.2 构建农村体育人才队伍建设体系

农村体育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体育领导队伍对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更是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湖北省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供不应求,缺口较大,农村体育锻炼活动缺乏有效的指导。因此,第一,通过设立农村公共体育领导班子,明确分工,请有体育经验的人来担任农村体育工作的主要职务。第二,加强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监督,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和体育社团组织积极参与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相关培训,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相关信息交流[7]。第三,完善体育人才队伍的交流与学习,充分发挥当地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体育健身指导作用。

2.3 因地制宜开展民族特色体育活动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受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农村各地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会千差万别,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同时,不同的地区村落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每一地区都有其各自传统的优势项目,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而言,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很多传统的深受当地百姓喜爱的体育项目仍有大量保留。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农村以存在的特色的体育活动项目和形式进行相关的挖掘和整理,并加以规范和补充。作为民间传统的体育项目,例如:恩施土家族的摆手舞、鄂州乡村篮球赛、黄石健身气功表演、襄樊的登山越野赛、荆门龙狮表演、潜江的龙舟赛等是当地村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结晶和体现,更让村民们容易接受和喜欢,提高了村民们形成良好锻炼习惯和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

参考文献

[1]齐立斌,李泽群,曹庆荣,等.关于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J].体育科研,2009(6):59-62.

[2]李志红.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三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N].河南日报农村版,2007-02-07.

[3]孙锋.江苏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12(4):402-403,407.

[4]李艳.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存在的问题与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10):30-32.

[5]张瑀.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信息服务平台的建构[D].武汉体育学院,2012.

[6]张建城.南通市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苏州大学,2014.

和谐湖北指标体系研究 第4篇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工商行政管理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职能也在悄然发生转变。特别是基层工商执法人员，直接面对监管对象和服务对象，与以前相比，不仅要求严格按照程序行政，以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更要求为和谐社会的环境构建做出执法贡献。于是，和谐执法作为重要的执法要求被提出。和谐执法是指执法者遵循法律的规定，在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据法定程序所进行的非歧视性的、理性化的、合乎正常感情的执法行为。因和谐执法具有文明执法的特征，强调的是构建行政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监管”的执法特点。应该说，和谐执法是依法行政在更高层次上的体现。

一、研究的意义

对基层工商而言，一方面，要求改善执法环境，和谐执法，服务社会群体; 另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较之以前，体现出头绪多、任务重、考核要求高的特点，且在执法实践中遇到的违法行为更加多样化、隐蔽化，执法工作的复杂程度日益提高。虽然公务员工作稳定，但由于不够理想的收入和较大的工作压力，个别工商干部缺乏活力、工作积极性不高，而这种不良的心理状态在执法中势必表现出诸多不和谐因素，不利于和谐执法，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就浙江省基层工商而言，尚未进行过大规模、精细化的工商执法服务人员心理情况调查，也未实施员工支持辅助计划( EAP) ，但近年来各基层培训中心纷纷开设了心理压力调适课程。可见，浙江省工商系统已在加强监管、全面履职的要求下，开始关注基层公务员的心理发展、变化情况。本文运用心理学中的心理契约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实证研究，探索浙江省基层工商公务员心理契约的内容、结构，揭示心理契约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提高工商执法效能、构建和谐执法体系提供解决方案。

心理契约由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施恩提出，他认为心理契约是“个人将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具体地说，是在组织与成员的相互关系中，双方除了正式的雇佣或其他契约外，存在着的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它是反映组织成员和组织之间在雇佣关系中彼此应付出什么，同时又应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的、内隐的心理约定( Argyris，1960) 。有管理活动和组织就有心理契约。

良好的心理契约的建立和执行有利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内部管理，使其高效履职，更有利于和谐执法; 而心理契约的违背会挫伤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减少工作投入，并可能以消极的工作行为来表达对组织违背心理契约的不满。显然，研究心理契约在基层工商队伍中的现实状况，对提高工商干部的工作投入度，促使他们认真履职、和谐执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心理契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很少涉及公共部门; 关于我国公务员心理契约的研究更为罕见; 以基层工商为例进行心理契约的研究则从未有过。因此，该课题的研究体现了时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心理契约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一般雇员与组织之间，现在逐渐转向组织核心人才，尤其是管理者与组织之间。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契约的概念，如Argyris ( 1960 ) 、Levinson( 1962) 、Kotter( 1973) 、E H Schein( 1980) 分别对心理契约的概念做出了界定; 或者是对心理契约违背等局部方面进行了探讨，如Robinson、Kraatz、Rousseau(1994) 的研究指出了关系型心理契约违背的结果、Morrison 和Robinson( 1997) 提出了违背心理契约的发展模型。而近期的研究已经开始注重对心理契约的动态过程进行系统思考，更具有应用价值，已趋向于建立比较完善的心理契约理论体系。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契约的违背对雇员态度和行为的负面影响方面，如Restubog、Bordia、Tang( ) 实证研究了心理契约的违背与员工行为的关系等。现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逐步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管理活动中，利用心理契约激励雇员的方式和方法已成为国外心理契约研究的新方向。

国内对心理契约的研究始于20 世纪末，自引进该概念后，我国学者对心理契约的研究日渐增多，但对心理契约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界，如陈加州团队( 2000) 对心理契约状态问题的实证研究、马剑虹( 2005) 对心理契约在组织中的影响研究等。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建立和谐的内部组织关系等方面，如王瑛( 2007 ) 、王庆燕( 2007 ) 、李成江( 2007 ) 、周莉( 2006) 等对基于心理契约的员工管理模式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关于公务员与公共组织的心理契约构建方面的研究很少，仅有卫琳( 2007) 的博士论文对我国公务员的心理契约问题进行了一定层面的梳理和研究，贝蕾( ) 、徐婷( 2009) 等的硕士论文对如何完善我国公务员的心理契约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三、研究内容

( 一) 研究设计

已有研究成果已经证实，我国公务员的心理契约是双向的，且是多维度结构。其中行政组织对公务员的心理契约内容包括职业技能( 文化素质、业务能力) 、职业品质( 敬业精神、诚实忠诚) 、工作态度( 学习热情、工作精神) 、个人素质( 创新精神、沟通能力、廉洁高效、无私奉献、合作能力) 四个方面;公务员对行政组织的心理契约内容包括人文环境( 人文关怀、信任尊重) 、组织环境( 学习培训、组织文化、创新环境) 、发展愿景( 职业生涯、价值实现) 、激励制度( 公正待遇、福利津贴、奖罚分明、额外褒奖) 四个方面。本研究不仅从心理契约的契约主体之一—公务员( 包括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 方面来研究公务员对政府组织的心理期望，也从心理契约的另一契约主体代表——基层领导方面来探索组织对公务员的期望，还研究了两者对最终工作投入度的影响。

实践和理论都已证明，知识型员工对企业的期望和需求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质需求，更包括高度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实现需求。另外，由于职务的特殊性，公务员更看重组织给予的非物质期望。所以得出假设1a: 基层公务员对组织的各项期望普遍较高; 假设1b: 相对于物质期望，基层公务员更看重组织给予的非物质期望。

按照组织承诺理论，员工愿意留在企业，主要是情感、规范、理想、经济和机会承诺等因素在起作用。公务员因职业稳定而成为人们就业的首选，每年公务员招考的骇人考录比例足以证明。所以得出假设2: 不管是基层工商干部还是有行政级别的领导，绝大部分人愿意留在工商队伍工作。许多文献都支持心理契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心理契约对工作投入度有积极影响。所以得出假设3: 基层工商干部的心理契约与工作投入度相关。

贝蕾( 2009) 和卫琳( 2007) 等的学位论文强调对心理契约进行动态管理的重要性，认为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等均会使心理契约发生变化。所以得出假设4: 心理契约与部分人口变量显著相关。尽管人格特质对组织行为及态度的影响还不是很明确，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格特质与工作投入、态度、行为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Barrick、Mount，1991; Judge、Bono， 2001) ，而心理契约包含工作态度、技能表现等。所以得出假设5: 心理契约与人格特质相关。

( 二) 研究方法

1. 设计调查问卷

首先基于以往相关研究和专家对心理契约内容的分析，拟定访谈提纲，然后选择宁波市的两个工商所和一个工商分局的6 位公务员( 充分考虑了年龄、性别、职务、工作部门等) 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根据得到的访谈结果对量表进行修改，并通过小规模前测，编制出《基层工商系统领导对一线公务员心理契约问卷》( 下称卷一) 和《基层工商系统一线公务员对领导心理契约问卷》( 下称卷二) 。问卷增加了个人对组织及组织对个人最看重和第二看中的期望选项，以确定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最重要的心理契约内容; 增加了性别、婚姻状况、从职年限、所在地区等人口变量。为了更好地考量心理契约对工作状态的影响，本次问卷还对基层工商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进行了工作投入度测量，施测使用的是中文版“工作投入量表”( UWES) ( 下称卷三) 。为了深入了解心理契约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本次问卷增加了“大五人格量表”，施测使用的是张建新教授修订的“NEO 人格量表”( 下称卷四) 。

基层工商一线公务员填写三份问卷，即卷二、卷三、卷四; 行政级别为科级以上的工商干部填写四份问卷，即卷一、卷二、卷三、卷四。所有问卷和量表均为5 点评定。

2. 问卷实施

本次问卷的施测在浙江电大工商学院进行，施测过程采用标准化的指导语。该学院承担全省工商系统的培训工作，在培训期间进行测试有两大好处: 一是人员涵盖了全省11 个地市的县级及以下工商系统的工作人员; 二是统一在教室完成，有施测人员亲自指导，确保了问卷施测的质量。施测共得到有效问卷386 份，其中基层一线公务员232 份，基层领导154 份。

3. 问卷分析

对调查结果采用当前比较通行的统计学方法，即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出浙江基层工商领导和基层一线公务员的心理契约的内容及影响因素，分析心理契约、人格特质及工作投入度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考察人口变量对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心理契约的影响是否显著，并重点比较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的心理契约差异。

对 问卷进行信度检验，选择的是内部一致性信度，即Cronhach Alpha 系数。从检验结果来看，问卷的效度可以接受。

( 三) 研究结果和结论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结论

( 1) 基本情况

基层一线公务员中女性比例明显偏低，基层领导队伍中女性比例更低，这可能与工商管理的工作性质有关。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的教育程度在公务员用人体制改革和绩效评估体制下得到提升，但高学历人员仍然较少。在基层领导队伍中， 30 ～ 40 岁的领导占领导总数的比例较之前有一定的增加，应该说基层领导队伍的年轻化为实现高效执法、和谐执法提供了更大可能。

( 2) 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的心理期望普遍较高

基层一线公务员心理契约的各项期望分值普遍较高，只有“组织应该提供创新的环境条件”的均值< 4，而基层领导对组织的该项期望均值为4. 41。显然，基层领导对组织的创新要求更高，这与他们所处的职位有关。而基层一线公务员则以做好本职工作为重，一般较少考虑“创新环境”; 在11 项期望中，不管是基层一线公务员还是基层领导，“组织应该给予我公平公正的待遇”和“组织应该有相互信任与尊重的环境”这两项得分都最高，表明基层工商公务员不仅需要良好的激励制度，也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

( 3) 绝大多数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都愿意留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

在问及“是否愿意继续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时，有63. 5% 的基层一线公务员和76. 7% 的基层领导做出了肯定回答。虽然留职比例都较高，但仍有36. 5%的基层一线公务员表达了不理想的在职状况: 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 没有良好的激励措施; 上级只是下达任务，不听下面的意见; 缺乏活力。这类现象应当引起组织的高度重视。相对于基层一线公务员，基层领导的在职稳定性更高，这可能与他们年龄大、从职年限长有关。该结果支持了假设2。

( 4) 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在心理契约中最看重的期望项有差异

在问及“在11 项期望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时，两者的回答存在一定的差异: 前者更注重组织的激励制度，后者更注重人文环境。

( 5) 基层领导代表组织认为在基层一线公务员的心理契约中个人素养最重要

在下属心理契约的四个维度中，基层领导更加看重个人素养和职业品质，而其中的“敬业精神”和“沟通能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这显然与现在的年轻公务员比以前缺乏敬业精神和主人翁意识有关。另外，工商执法的工作特点在许多时候需要面对执法对象，沟通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执法效率和效果。

( 6) 基层领导和基层一线公务员的人格特质有一定区别

与基层一线公务员相比，基层领导的社交性更好，这可能源于他们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而基层一线公务员的工作相对单一，且在我国公务员职场中级别界限分明，导致基层一线公务员处事谨慎。但就人格特质的五个方面而言，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的利他性和道德感均较高，体现了公务员应当具备的注重合作、做事有计划、自律等特点。而基层领导的利他性比基层一线公务员低，考虑是否与职务竞争和升迁有关。

2. 相关统计分析结果和结论

( 1) 在心理契约中，相对于基层领导，基层一线公务员更看重非激励期望项通过计算，得出以下结论: 在基层一线公务员的心理契约中激励制度与工作投入度显著相关( r =0. 198，p = 0. 025 < 0. 05) ，而在基层领导的心理契约中激励制度与工作投入度显著不相关( r = - 0. 003，p = 0. 969 >0. 05) ; 与此相反，在基层一线公务员的心理契约中非激励制度与工作投入度显著不相关( r= 0. 003，p = 0. 963 >0. 05) ，而在基层领导的心理契约中非激励制度与工作投入度显著相关( r = 0. 149，p = 0. 038 < 0. 05) 。基层一线公务员往往更为实际，通常更看重有无好的待遇、薪酬、津贴和额外的奖励; 而基层领导可能更加注重人文环境和组织环境等，因为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组织环境既便于更好地管理，也能为付出后的提升提供可能。该结论部分支持了假设1b。

( 2) 心理契约与工作投入度相关

通过计算，心理契约卷一与工作投入度边缘相关( r = 0. 116，p = 0. 516 >0. 05) ，而心理契约卷二与工作投入度显著相关( r = 0. 278，p = 0. 002 < 0. 01) 。基层领导注重基层一线公务员个人素养、职业品质、职业技能和工作态度的心理期望，使得他们在工作中特别关注这些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进而使提高工作投入度成为可能。该结果支持了假设3。

( 3) 工作年限与心理契约显著相关，其他人口变量与心理契约均不相关

通过计算，得出结论: 工作年限与心理契约显著相关( r = 0. 231，p = 0. 021 < 0. 05) ，但其他人口变量与心理契约均不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变化，公务员个体对组织的期望会发生变化。该结果不能很好地支持假设4。

( 4) 人格特质与心理契约显著相关

通过计算，得出结论: 人格特质与心理契约显著相关( r = 0. 161，p = 0. 003 < 0. 01) 。因为人格特质反应的是独特而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所以它对组织心理期望的形成同样重要。我们对五个特质分值较高的部分问卷进行了查阅，发现人格特质中开放性程度高的公务员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期望也高，而利他性分值较高的公务员往往也体现了较高的合作精神。该结果支持了假设5。

四、构建和谐执法体系的对策

( 一) 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

本研究表明，在基层一线公务员的心理契约中，组织最注重职业品质和个人素养，职业技能次之。而在公务员考录过程中，最受关注的是知识和技能考核，而考录的动机、态度和个人价值观等往往被忽视。公务员作为特殊的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因而在选用人才时应注重应聘者的应聘动机、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初次的动机和态度测试，可以了解应聘者的期望值与政府组织期望值的吻合程度，而这些内容在工商干部录用考试中很少出现，即使有，更多的也只是应聘者的主观表述。科学合理的`人才选用机制的建立，对于在招考单位与应聘者之间建立心理契约及心理契约的持久程度有重要的意义。

霍兰德( Holland) 把“不同类型人格的人需要不同的生活或工作环境”称之为“和谐”。的确，要做到和谐执法，必须要自身内心和谐，而在进人、选人、用人及对人进行评价上应增加人格特质评定，以更加有利于挑选合适的人员进入工商队伍和领导层，并从职于合适的岗位。

( 二) 加强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和基层干部的心理教育

基层工商执法人员除了军队转业干部之外，均通过艰难的国考选拔而来，是万里挑一的佼佼者，进入工商队伍后自然对组织的期望高，这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但工商执法工作特别是基层工商执法工作是杂、忙、细、繁的，与从业者的工作期望会产生差距，但公务员稳定的收入和现实傲人的身份使得他们绝不轻易离开。所以，时刻关注基层工商执法人员的心理变化，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自我心理认知水平，建立良好的心理契约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工作投入度，做到和谐执法。

首先，建立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和基层干部的心理档案，内容包括心理健康水平、特殊期望和心理需要等心理契约，并进行跟踪。

其次，定期开展心理测试，专门研究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和基层干部的心理契约状态，掌握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辅导或心理治疗，确保他们心理健康，和谐执法。如有可能，在基层工商实施员工支持计划( EAP) ，该计划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针对造成问题的外部压力源本身去处理，即减少或消除不适当的管理和环境因素; 二是处理压力造成的反应，即情绪、行为及生理等症状的缓解和疏导; 三是改变个体自身的弱点，即改变不合理的信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EAP 的实施能有效帮助基层公务员缓解工作压力，改善工作情绪，提高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有效处理与监管对象、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为提高履职效率、真正实现和谐执法打下坚实基础。再次，将隐含的相互期望变为“公开”的期望。在心理测试的基础上，通过问卷、个别谈心或集体心理辅导，使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和基层干部互相明白对方对自己的期望，重新审视自己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避免或减少因心理契约违背或破裂而带来的消极影响，共建基层组织的和谐心理契约。最后，强调对心理契约的动态关注。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作年限与心理契约存在显著相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业者的心理也会发生变化，组织应关注这些变化。

( 三) 建立有效的组织承诺机制

以往的研究显示，公务员更重视非物质激励期望，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在注重自身发展愿景的同时，前者更注重激励机制，后者更看重文化环境。所以应建立适用于基层一线公务员和基层领导的有针对性的组织机制，如对基层一线公务员应调整和完善激励机制。在所有激励因素中，一类是与工作条件相关的薪酬、奖金等，另一类则是包括成就、个人成长等与个人内在因素相关的因素。从研究结果分析，基层一线公务员特别看重薪酬激励，也显示出对该项激励机制的不满意，组织应给予充分考虑; 对基层领导，组织应更多地关注人文环境，给予基层领导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尊重。

( 四) 努力建设具有特色和实效的基层工商文化

人力资本财务和谐度评价体系研究 第5篇

一、人力资本财务和谐度测评意义与影响要素

其一, 人力资本财务和谐度评价的意义。知识经济的到来改变了物质资本决定论的现实, 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 而作为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载体的人成为了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财务正是融入人力资源筹集与配置的优化理念对人力资本进行筹集、经营、产权分配等财务实践。而对人力资本财务和谐度进行测评是把财务实践考核的核心指标与特定的数学方法结合的过程。一方面, 有利于细化分析影响企业绩效的人力资本财务的关键点;另一方面, 通过人力资本财务的考核有利于预警人力资本财务工作的薄弱环节, 从而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本财务机制。

其二, 人力资本财务和谐度的各影响因素。财务管理是一个资本运作的循环流程, 因此本文根据人力资本财务的系统过程, 把人力资本财务和谐因素划分为人力资本筹集、运营、分配三部分, 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形成系统的关联因素群。首先, 在资本筹集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本筹集结构和筹集成本两个方面, 它是后续价值创造和剩余分配的基础;其次, 在经营上, 包括日常制度与程序的是否有效、激励政策是否公正合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关怀是否足够等, 这些形成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内环境;最后, 从分配机制的角度主要看产权分配额度和分配方式是否和谐。

二、人力资本财务和谐度评价指标探索

结合人力资本财务和谐度的的影响因素, 可以将和谐度分三个层次进行考核:第一层次以“人力资本财务和谐指数”为总目标;第二层次将总目标向下分解为人力资本筹集和谐指数、内环境和谐指数和分配机制的和谐指数3个子目标;第三层次是为每个子目标设置的若干具体指数, 共有14个单项指标 (见表1) , 通过细化

注1:企业的人力资本工资福利是在税前扣除的。故此处利润额表示税前利润2:指标参考CGS指数、GGR指数、南开大学CCGINK指数、SA8000标准等

的指标分析确定财务的和谐度。

三、人力资本财务和谐指数测算方法探索

指标体系中的每个数据代表不同的内容, 类似于非均衡状态下的价格参数。这里, 笔者借助于综合指数评价法, 对各个不直接相关的数据加以处理, 使各个具体指标所蕴含的信息能够通过若干个指标加以反映, 并确定出子系统的值, 最后通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的和谐指数汇总值。其具体步骤如下:

其一, 人力资本财务和谐指标值的确定。指标值的确定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1) 计算目标企业的指标值。其值ki反映企业对某项指标的测度值。

(2) 计q算同类行业前q个优秀企业的对应指标平均值。计算公式:

其值k0则反映同一和谐指标衡量的前q个优秀企业的平均值。

(3) 计算和谐指标的相对值。通过目标企业与优秀企业的指标值对比反映目标企业的差异性, 其计算公式如下:

这种指标值确定方法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以行业为背景的标准值, 排除了行业差异等其他变量对指标值的影响;另一方面, 标准值定为行业的高水平, 符合信息传导机制下人力资本的心理效应, 即以行业的最高值为标杆确定自己的配合程度。

其二, 基于熵的人力资本财务和谐指标的权重估计。其基本原理如下:设n个指标, m个年份, 形成原始数据矩阵X= (xij) mn, 对于某项指标xnj, 若指标值xij差距越大, 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作用也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若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全部相等, 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这种差距用熵值来衡量。即如果某个指标的信息熵H (x) 越小, 表明其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 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大, 故其权重也应越大;反之, 结论则相反。

根据企业指标数据, 计算企业人力资本财务和谐指数的过程如下:

(1) 构建信用评价的初始矩阵Xij。

其中xij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相对值。

(2) 求出无量纲化矩阵。

(3) 计算第nj项指标在第i年时其指标值的比重pij。

(4)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5) 计算每一指标的权重βi。

这种权数确定方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相对于一般的加权评分法, 它有效地降低了调查者的主观性等不良因素的影响, 从不同性质的指标值变化上动态反映了人力资本财务的变化情况和影响程度, 因此更科学合理。

其三, 人力资本财务和谐指数的计算模型。按照加权平均法计算把指标和权数的乘积线性相加得到综合指数值:

同时考虑到人们评判的习惯, 笔者采用百分制将指数wi扩大100倍, 最后得出和谐度的综合指数值。

四、人力资本财务和谐指标指数值的评价与应用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理解得到目标企业的和谐指数值, 在此基础上对比目标企业与优秀企业的差异, 确定目标企业人力资本财务绩效在同行业中的地位。一方面, 从总体值上及时预警财务工作;另一方面, 进一步分析每个指标对应的财务行为的正贡献或负贡献并针对性的寻找原因和改善途径, 优化财务行为、协调财务关系。

参考文献

和谐湖北指标体系研究 第6篇

科学、客观、全面地对我省各区市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比较,不仅可以检测和总结我省各区市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及成效,有助于认清当前我省公共科技服务能力所处状态,找出影响我省各区市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而且通过各区市之间的综合比较,有助于各个区市发掘自身的不足,相互借鉴学习,同时为各区市政府进行资源配置、采取政策投入等方式提供客观参考依据。

1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公共科技服务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原则和方法、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几个方面。例如吴永忠( 2004) 认为,为适应科技发展与创新竞争的时代趋势,我国应当不失时机地推进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开放高效、体系完备并能够为21世纪我国科技创新与综合国力增强提供服务的基础性知识平台[1]。徐冠华 ( 2004)指出平台建设要以部门和地方为主组织实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的方针,形成与部门、地方的互动和合作机制。发挥各部门、地方参与管理建设的积极性,引导部门、地方配套投入,通过加强集成和联建,优化配置科技资源[2]。朱西桂、赵永俭、童俊群 ( 2003) 阐述了高校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必须适应科技教育发展的要求,要思考和研究如何建立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管理机制,达到强化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的目的,为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撑[3]。Grant ( 1991) 按照可见性和附属性对科技资源作了分类[4]。根据Amit( 1993) 的研究,在资源之间可能存在四种关系,即替代关系、互补关系、增益关系和压制关系[5]。王洛忠 ( 2004) 认为政府应该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应设法提高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奠定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6]。

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建设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深入研究了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但是较少对科技公共服务进行实证研究。在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由于公共科技服务带有浓厚的地域特点,不同地区的经济、资源、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考察不同地区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理所当然的将具有不同的侧重指标,评价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地区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支撑。因此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另外,公共科技服务起步较晚,缺乏成熟的理论作为支撑,导致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某些指标存在资料不全难以处理的现象。

2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模式建设现状

2. 1公共科技服务界定与现实表征

公共科技服务,是以政府为主导、包括公共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其他组织及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参与,通过对公共科技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为各种组织以及满足公众科技需求和相关科技利益诉求而提供科技服务的体制、机制、流程和方法的总称[7]。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是公共科技服务模式的重要表象载体,是实现公共科技服务的一种重要方式。根据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现状分析,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建设主要包括科技文献共享平台,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科技企业孵化平台以及湖北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其中优势特色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又包括软件开发与测试平台及光电测试技术服务平台。它们的建设将更好地服务于产品的设计、研发、质检及商业化的全过程。具体说来,在产品的整条创新链中,它们可以为相关企业依次提供咨询、规划设计,专业技术、仪器设备及人才,试验及人才培训、商品宣传等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同时,高校、科研机构可以通过平台加强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合作以及与企业之间的商业化合作,企业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前者为其提供人才、仪器设备并帮助企业进行产品研发,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

2. 2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模式及功能价值

当前,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采用的是“两个主导、多元协同”的服务模式,其中两个主导分别指的是政府和企业。政府作为服务提供主导,主要负责为公共科技服务提供物质性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投资及新技术的推广。企业作为服务对象主导,是产学研合作体系建设的主体,作为科研成果转化的枢纽,它的创新能力将决定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因此是公共科技服务的核心。多元协同是指高校、科研机构及科技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也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努力融入到公共科技服务的建设之中。高校、科研机构是知识的沃土,技术的发源地,它们的作用主要是源源不断地为公共科技服务提供核心技术以及专业人才,而科技中介机构则起着连接其它参与主体的桥梁作用。我省具体的公共科技服务模式如图1所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是公共科技主体实现协同并实现公共科技最大化提供的重要载体,具体来说,平台建设是实现我省公共科技服务模式功能价值的具体形式。首先,平台建设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所需要的资金、信息、技术及人才等方面的问题,例如科技中介服务平台专门为中小企业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而提供的融资中介服务以及文献共享服务平台所具备的强大检索功能可以方便中小企业随时进行信息、技术方面的查询等等。其次,科技需求主体可以通过参加平台组织的培训或者依靠平台资源来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素质,增强自身的社会竞争力。最后,平台建设融合了先进技术及实验仪器,促使了各参与主体间的交流合作,不但提升了各参与主体的自主研发能力,而且实现了科研成果向实用商品的转化,有助于实现科学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目标。

3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3. 1创新点

( 1)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以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模式的服务能力为研究视角,探讨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模式优化的总体思路。

( 2) 本文在总结国内学者对于公共科技服务研究内容的基础之上,结合湖北省科技厅公布的统计年鉴,提出了通用型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这是本文最大的创新点。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省具有代表性的18个区市进行了因子分析,从中提取出我省各区市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命名并加以解释,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得分的计算,为我省各区市提高自身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提供了宏观参考方向。

3. 2具体指标体系构建

考虑到公共科技服务模式影响因子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可操作性,论文在此基础上遵循全面性原则、可比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以及实际可操作原则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易于定量分析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指标体系,分别从开放度、服务绩效、服务支撑等三个角度设置了15个指标来反映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具体的指标体系参见表1所示[8]。

4研究方法及数学模型构建

4. 1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

因子分析法具有通过多元统计方法从多个观测变量中找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来解释原始数据的特点,进而能客观有效地确定综合指标,所确定的权重是基于数据分析而得出的指标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不受主观因素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且得出的指标之间的信息交叉少,可比性强[9]。因此本文基于因子分析法来构建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价模型。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借助SPSS统计软件辅助计算[10]。

4. 2数学模型构建

本文假设设定的目标指标体系可以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因此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用于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本文所设定的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

其中,X = ( X1,X2L, Xp)'为原指标,F =( F1,F2,L FK)'为X的公共因子,A为因子载荷矩阵,aij称为因子载荷,反映了第i个变量在第j个因子上的重要性; ε为特殊因子,表示了原有变量不能被因子解释的部分。论文使用主成分因子提取方法,其特点在于可以用方差贡献值βi衡量第i个公因子的重要程度。

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步聚大致为:

首先,建立指标体系,构成原始矩阵Z,在保证全部指标同向化的基础上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得到标准化矩阵R',计算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R;

其次,解特征方程| R - λE | = 0,计算相关矩阵的特征值λi。若λ1≥λ2≥Lλp≥0,则根据方差累计贡献率确定公共因子个数P,前K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计算公式为:

第三,计算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和公共因子方差,用正交或斜交旋转的方法求得正交或斜交因子载荷矩阵; 根据正交或斜交因子载荷矩阵相关系数绝对值,确定并命名公共因子。

最后,计算公共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第j个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值可表示为:其中,分别是第j个因子和第1,2,L ,p个原有变量间的因子值系数。

由此可见,因子分析过程是原有变量线性组合的结果,公共因子得分可看作各变量的加权总和,权数的大小表示了变量对因子的重要程度,于是有:

5案例分析

5. 1原始数据标准化

本文采用spss19. 0作为统计分析软件对15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得到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原始统计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科技厅公布的2012年湖北科技统计年鉴[11]。

如表2所示,大多数指标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在0. 3以上,初步判定适合作因子分析。

5. 2因子分析检验

得出相关矩阵之后,经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表明: Bartlett的值为446. 122,且P < 0. 001,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能够进行因子分析。Kaiser - Meyer- Olkin的度量值为0. 258,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被接受。具体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

5. 3因子提取

在相关系数矩阵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选取前4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其累积贡献率达到92. 869% 。具体实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5. 4因子命名及解释

在初始载荷矩阵中,由于各因子典型代表变量比较模糊,不便于进行因子命名及解释,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旋转变换,本文采用的是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旋转后的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5所示,第1个因子F1主要解释了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服务课题总数、专利申请授权量、技术合同成交额、政府资金投入、省级科技奖励数7个指标,因子F1主要体现了区市公共科技服务发展环境。第2个因子F2主要解释了科技培训工作、其它科技服务活动、科技成果的示范性推广3个指标,因子F2主要体现了区市公共科技服务发展热情度。第3个因子F3主要解释了用户技术咨询工作、科技信息文献服务、科研仪器设备3个指标,因子F3反映了区市公共科技服务发展平台工具。第4个因子F4主要解释了政府减免税、科技服务人员2个指标,因子F4体现了区市公共科技服务发展趋势。

5. 5计算因子得分

本文采用回归法来估计因子得分系数,输出结果如表6所示。

通过已经确定的公因子、因子得分系数以及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就可以计算出湖北省各区市的每个公因子得分及相应排名,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如表7所示,对于公因子F1即公共科技服务发展环境而言,襄阳市排名各地方市区之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襄阳市长期为湖北老牌工业基地有关,企业科技实力较为雄厚。在公因子F2上面,黄冈市居于首位,这说明黄冈市对公众的科学素质非常重视,同时比较注重公共科技的宣传。宜昌市在公因子F3上面得分最高,说明宜昌市的平台建设水平较高,对公共科技服务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支撑作用。十堰市在公共科技服务发展趋势上居于首位,则反映政府对于十堰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较强。

5. 6综合评价

采用计算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对我省各区市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权重的确定是关键,本文采用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与所有公因子解释的方差贡献率的比值作为权重,因此各区市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结果如表8所示。

通过表8可知,宜昌市、襄阳市和黄岗市分获湖北省地方中心城市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的前3名。宜昌市虽然综合得分排名第1,但在公因子F2上面的得分却为负数,与该因子得分第一的黄冈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宜昌市在公共科技服务宣传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襄阳市在综合得分排行榜上位居第二,公因子F1即公共科技服务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因素,但在公因子F3即公共科技服务发展工具上的得分却排名倒数第一,这说明襄阳市在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建设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致力于实现公众科技资源共享方面还要多下功夫。黄岗市的综合得分排名第3,但在公因子F1及F3上面的得分均为负数,这说明黄岗市政府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一方面要加大政府自身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还要制定相应政策,例如减免企业税收、人才引进等来为黄石公共科技服务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总之,各区市均需要从本文的分析中找出自身在公共科技服务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针对不足之处来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强关键指标的投入,从而提高各区市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减缓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武汉市的压力,为我省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6结论与不足

6. 1结论

公共科技服务能力是区域创新水平提高的关键力量,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目前我省总体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落后于全国许多其它省份,针对此现象,本文立足于研究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的评价模型,以因子分析法为工具,为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价提供方法和参考。研究主要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 1) 剖析了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的组成。区市公共科技服务能力主要取决于开放度、服务绩效以及服务支撑等三个方面,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定义为15个组成部分: 科技成果的示范性推广、用户技术咨询工作、科技信息文献服务、科技培训工作、其它科技服务活动、服务课题总数、专利申请授权量、省级科技奖励数、技术合同成交额、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科研仪器设备、科技服务人员、政府资金投入、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政府减免税。并根据表6可以对这15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判断。从表6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对公因子F1的贡献率是最大的,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及提供人才技术等方式来帮助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进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按照这种方式,可以对公因子2、公因子3以及公因子F4进行类似分析,并依此制定改善措施。

( 2) 定量分析,使各地区能够精准挖掘到公共科技服务中不足。根据得出的因子得分函数公式,各地区可以计算出在各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并且可以通过与其它地区的横向比较找出自身的差距,帮助各地区政府做出更加有利于提高地区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的决策。表7给出了我省市区在各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及排名,各市区政府可以以此作为参考,认清各公共因子在省内的地位,及时做出改善措施。

6. 2不足

本文虽然努力研究了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价的有关理论课题,但因资料与自身能力的局限,仅能将主要的研究点集中在影响因素分析、评价体系的建立以及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的评价等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上,因而存在一些不足。

( 1) 指标的局限性。主要是由于数据资料的获取不够全面,导致某些预先设定的指标没有被纳入最后的评价体系。例如能够体现政府政策的受理专利资助项以及专利资助额等。另外,由于武汉市的公共科技服务能力相比我省其它区市太过强大,进行因子分析时导致其它区市的分析效果难以体现,因此,为了更好地对其它区市进行因子分析,本文没有将武汉市的数据资料考虑在内。因此我省市政府不能盲目照搬此模型的分析结果,应该综合考虑其它因素进行方案制定。

曲靖和谐社区评价体系研究论纲 第7篇

关键词：曲靖,和谐社区,评价,治理

曲靖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 交通相对闭塞,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受这些因素影响, 曲靖城乡社区治理也较为落后。开展曲靖和谐评价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上丰富中国社区治理理论, 实践上推动曲靖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稳定。

一、和谐社区研究现状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因此, 有关和谐社区的研究成为政府和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 而关于和谐社区建设和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研究和探索是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当前, 政府对和谐社区建设和评价的关注主要体现在, 各级政府以及基层政权所制定的和谐社区建设和评价标准上, 具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1) 国家层次, 如国家统计局的“和谐社会统计监测体系” (2006 年) ; (2) 省级层次, 如江苏省的“和谐社区建设评价总则”, 云南省“和谐社区示范标准 (试行) ”等等; (3) 地市层次, 如青岛的“和谐社区评价标准 (试行) ”, 昆明的“昆明市文明和谐社区建设综合指标体系”等等; (4) 县域、城镇层次, 如昆明市五华区“五华区和谐社区考评细则”,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的《和谐社区评价准则》等等;学界则从和谐社会内涵出发, 确立评价标准, 然后进行评价, 以期发现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并找到对策, 如宏观层面, 如刘军琦的“我国建设和谐社区的评价体系研究”, 杨涛等的“我国城市社区和谐社区指标体系研究” (2007 年) , 或是以个案探讨和谐社区评价体系, 如刘军伟等的“和谐社区综合指标体系及其应用—以上海市普陀区长风街道为例” (2007年) , 韩春蕾等的“沿海地区新农村和谐社区统计评价” (2008 年) 等等。上述成果为我们理解和谐社区, 进而提出评价标准提供了参考, 但其更多地侧重于宏观整体层面, 就分布情况而言, 多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对西部地区, 特别是对云南地区和谐社区评价体系鲜有涉猎。国外对社区的研究要早于国内, 20世纪70年代, 指标成为评价社区发展的重要工具, 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有“ASHA指标法” (美国卫生协会)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PQLI) (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 、人文发展指数 (HD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等等。其后, 欧盟和美国又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社区建设和评价的重要标准, 这些评价指标强调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将社区的发展与个人的生活质量联系起来, 这对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但囿于国外与中国国情的差异性, 并不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区建设和评价的要求。

二、曲靖和谐社区评价体系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本研究思路为:首先, 对当前和谐社区评价体系研究现状和相对成熟的各地区和谐社区评价的基本实践进行系统梳理, 为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支撑;其次, 结合曲靖社区建设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 全面掌握曲靖社区建设的实然状态, 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谐社区评价的指标体系;第三, 立足于曲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具体实际, 研究和谐社区评价的操作方法和步骤;第四, 回归实践诉求, 通过代表性个案, 对评价体系和方法进行检验和充实。本研究的方法分为三种: (1) 理论和文献研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 通过查阅政府文件、统计资料、报刊资料, 课题组成员收集有关曲靖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信息, 并进行统计整理; (2) 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课题组成员走访曲靖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 并进行问卷调查; (3) 实证分析。选取有代表性的社区, 来验证本课题的评价体系, 进而找出曲靖社区建设的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和谐社区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在充分调查研究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 从组织机构;居民自治;服务设施;社区服务;治安防范;环境管理;文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构建和谐社区评价体系; (2) 和谐社区评价方法及操作路径研究。首先确定评价主体, 主要包括由社区居民代表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的自我评价小组, 由市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市直有关职能部门、民政系统社会监督员代表等组成评审小组;其次, 提出评价准则, 如坚持以事实和客观证据为判定依据的原则;坚持评价小组评价与群众满意率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独立、公正的原则;第三, 制定评价方式, 其包括社区居民、居民代表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我评价;评审小组主要通过实地考察、查阅资料、听取汇报、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形式进行测评。综合上述要点, 制定曲靖市和谐社区评分表;群众满意率问卷调查表;和谐社区自我评价表;和谐评审小组评价表; (3) 和谐社区评价的“个案”展示。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社区进行测评验证, 一方面检验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找准曲靖和谐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方向。本研究的难点和重点分别在于: (1) 难点。评价和谐社区的指标很多, 如何能够科学地、准确地制定评价标准, 使之符合曲靖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 这是难点之一;曲靖地处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整体欠发达, 在验证评价体系时, 选择符合曲靖地区实际条件, 具有代表性社区是课题的又一难点; (2) 重点。在确定曲靖和谐社区的标准时, 本课题既要反映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 又要反映曲靖地区建设和谐社会的实际需要;同时, 评价体系不仅相对稳定, 而且还具有不断充实发展的空间。

三、小结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 本研究设计一套符合曲靖城乡社会发展实际的社区评价体系方案, 并选择典型社区进行验证, 进而逐渐丰富和完善这一方案, 在研究过程中, 本研究具有三个创新点: (1) 在实地调查研究上, 选择城市社区, 农村社区和城乡结合部的社区作为典型的研究个案; (2) 曲靖和谐社区评价体系具有地方体色, 并实现了与《云南省和谐社区示范标准》、国家和谐社区标准的有效对接; (3) 实现曲靖和谐社区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共融。

参考文献

[1]民政部.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基本标准[J].中国民政, 2001 (10) .

[2]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解决全省和谐社区建设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3]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和谐社区标准体系.

[4]李素菊, 袁光亮.社会工作与社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张韧韧, 吴华.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6]周常春, 杜庆.我国和谐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综述[J].太原:生产力研究, 2011 (8) .

[7]杨涛, 吴国清.我国城市社区和谐社区指标体系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6) .

[8]谢颖.论和谐社区指标体系[J].理论月刊, 2007 (4) .

幼儿园和谐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第8篇

关键词：幼儿园,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幼儿园是由幼儿、教师和家长组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幼儿园的和谐即是指幼儿园内部各种要素达到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置身于其中的教师、家长与幼儿, 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保持相互联系, 谁也离不开谁, 从而构成了非常特殊的社会组织体系。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瞻远瞩,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强调指出:构建和谐幼儿园, 对于每个幼儿的社会化教育和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学者们纷纷挥毫泼墨, 为幼儿园和谐教育建言献策。有的学者提出, 要树立家园 (幼儿园与家庭) 教育相辅相成的和谐发展观, 家长孩子共同发展的和谐成长观, 家园合二为一的和谐教育观, 成功与挫折交融的和谐财富观, 孩子是朋友的和谐人文观。有的学者主张, 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应更注重环境创设, 为儿童提供交往和实践的机会, 关注和尊重幼儿的个性, 通过专门性的教育活动和渗透性的活动开展社会领域教育;教师和家长要以身作则, 为幼儿树立榜样。

幼儿园和谐教育体系涉及到幼儿园教师、幼儿、幼儿家长等主体, 不同的主体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只有构建彼此和谐的社会关系 (包括教师关系、教师与家长关系、教师与幼儿关系、家长与幼儿关系) , 才能真正地创建和谐幼儿园。本文从几个层面分析幼儿园的和谐关系之源。

1教职工之间信任团结和尊重

构建一个和谐的教师关系首先要信任。信任是激发教职工主体性的基础, 是奠定和谐同事关系的基石。只有彼此互信, 才能彻底敞开教师之间的心灵之窗, 勇敢地接受周围同事的批评和建议及其新鲜的事物。

其次要团结友爱。无论是在教学工作中,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学习、互相体谅。遇到新问题, 不是互相推诿而是合力解决, 以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作为幼儿园教育的核心工作来抓, 在彼此的协同配合中密切同事友谊。

第三要互相尊重。在幼儿园中, 上至园长下至普通教职工, 每个人都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尽管微不足道, 一旦缺少谁幼儿园就像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因此, 在幼儿园教职工当中, 彼此不能因学历、学位、职称和岗位而小觑老教师, 更不能以年龄优势而压制年轻人。差异和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唯有主观上平等对待每一位教职园工, 在内心深处真正地重视他们, 致力于精诚团结合作, 才能造就一支和睦的幼儿园教工队伍。

第四要团队协作。幼儿园要注重弘扬教职员工的团队精神, 强调集体进步, 使得教师从心理上认同组织;要注重教师之间的经验分享、合作学习等, 使得整个教师队伍思想统一, 管理认同, 情感融洽, 以培养、锻炼和打造一支凝聚力强、业务精、素质高的教师队伍。

2教师与家长之间虚心、真诚和热情

幼儿园的和谐离不开各个家庭的支持。幼儿的健康和健全地成长, 关键是幼儿园教师与家长之间要形成合力, 使得幼儿教育具有针对性和连贯性。

首先, 幼儿园教师对幼儿要有耐心, 对家长要有诚心。幼儿教师平常里要多与幼儿的家长联系交流, 以更加及时深入地了解幼儿的身心健康情况。幼儿教师务必要用一颗诚挚的心投入到幼儿家长的对话交流工作中, 在幼儿园与家庭之间搭建诚信之桥。

和谐湖北指标体系研究 第9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旅行社,诚信体系,策略

目前我国旅行社诚信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在追求和谐发展,以人为本的今天,需要加强旅行社业的诚信体系建设。

一、我国旅行社诚信危机具体表现

(一)挂靠承包、变相转让出卖经营权

相当多的旅行社为了抢市场、争地段、打品牌,在各地都有挂靠的所谓的门市部,每年定期索取承包费用,而这些“门市部”在同一家旅行社的旗号下“各自为政”,为了保证赚钱,想方设法节省团队成本,违规经营。

(二)恶性价格竞争

一些旅行社为在竞争中生存下去,故意压低价格,低成本参与竞争,甚至以“零团费”或“负团费”作诱饵,吸引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采取带游客四处购物、降低餐饮标准、减少景点、压缩游览时间等低劣的经营方式获取利润。

(三)缺乏服务意识,服务质量低劣

为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不顾旅游者的感受和利益,旅行社在给导游派团时,需要导游按团队人数缴纳一定数额“人头费”,致使一些素质低下的导游迫于经济利益的压力而欺客宰客,不按合同提供相应的服务,不兑现对旅游者的承诺。

(四)拖欠相关企业的钱款

一方面是组团社拖欠地接社;另一方面地接社拖欠当地饭店、餐饮、旅游汽车等部门的费用,此举影响了旅游企业经营的正常运转,扰乱市场秩序。

(五)旅行社之间责任推诿

当组团社组织游客不足以发团时,就会不经过游客书面同意,擅自将游客“卖给”其他的组团社。当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受骗,与旅行社发生纠纷时,转卖社与组团社之间互相推卸责任,致使游客难以找到责任人。

(六)对旅游者做虚假宣传,虚假承诺

旅游产品具有很大相似性,为了在千篇一律的旅游产品中吸引旅游者,很多旅行社便在广告上大做文章,进行虚假宣传,误导和欺骗旅游者。在媒体上刊登出诸多用词模糊的宣传,比如在住宿上打出“准Χ星”等广告语。

二、构建旅行社业诚信体系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行业间的和谐发展

旅游的发展是一个必须与各行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它已经渗入到各行各业的发展过程中,其影响越来越大。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以诚相待、遵纪守法、公平竞争,要求旅游经营者的旅游经营活动以诚信为本,有序经营。一方面这是诚信原则在旅游行业中的体现,另一方面旅游行业的诚信也必将为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二)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进旅行社品牌建设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自己的信誉品牌,是旅游市场竞争制胜的法宝,诚信旅游是旅行社发展的原动力,是旅行社的生命线,是企业的品牌。在客源即是财源的今天,谁拥有了客源谁就拥有了市场。而客源的积累除了通过市场开拓以外,还需要维护,维护则离不开诚信。所以,诚信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进旅行社品牌建设。

(三)有利于维护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在诚信原则的指导下,旅行社行业诚信经营,消费者消费透明度增加,使旅游消费物有所值,企业获得经济利益,消费者获得满意服务,双方各取所需。有利于维护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促进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有利于提升我国旅行社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寻求国际合作伙伴时,诚信服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旅游企业的特殊性更使得诚信成为一个直接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2005年,我国允许外资旅行社进入,加剧了旅行社业的国际竞争,构建旅行社业诚信体系,有利于提升我国旅行社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构建旅行社业诚信体系的策略

(一)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体制

诚信旅游要建立诚信的长效机制,促进旅游市场秩序的根本好转,作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进行行业宏观指导。各级旅游行政部门应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大规模的综合治理,为旅游企业的诚信经营创造优良环境,制定明确的奖惩措施,建立规范的约束机制和保障措施,并加以严格执行。

1.制定符合当地旅游市场的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抓好旅游市场规范整治的基础性工作。

2.依托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打击非法经营旅游业务的行为,禁止挂靠承包、变相转让经营权,杜绝企业违规经营。

3.加强对旅游广告的监管,禁止旅行社企业的虚假宣传促销,一旦出现,严惩不怠。

4.调动行业协会积极性,发挥各类旅游协会在推进旅行社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5.建立旅游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制度,并定期予以公布各企业的诚信等级。

6.建立诚信旅游信息系统。在原有的导游IC卡基础上,建立旅行社、饭店、旅游购品商店、旅游交通等企业诚信服务信息系统。向社会和行业公布,便于旅游企业根据对方的诚信等级、经营资格、投保及银行资信情况,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同时,该服务诚信系统要便于游客上网查询,并要求各旅游企业在店堂公布该网址。

(二)加强旅游法制建设

从我国旅游行业依法管理的现状来看,仅有国家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而无国家旅游大法,使得旅游工作很多时候遭遇到法律的空白,从而使很多旅游行为无法可依。因此加强和完善旅游立法,提高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力已迫在眉睫。我们应着手建立和完善旅游法、旅行社法、导游法等法律,以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旅行社内部管理,完善企业行为

1.企业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视诚信文化建设。

现代旅游企业要开展诚信旅游,必须构建起以“信”为本的企业文化,培育员工诚信理念,并将这一理念内化为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使诚信成为员工的自觉行为。

2.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和引导。

将诚信观念深植于每一位从业人员的思想中并融入每一项具体的管理、经营和服务工作之中,使诚信经营、规范服务成为每一位从业人员的自觉行为,进而促进从业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高。

3.扩大企业规模、开发特色旅游。

旅行社企业可通过联合与兼并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减缓过度竞争。同时旅行社企业还要不断地开发别具特色的旅游产品,从而避免恶性价格竞争。

4.树立品牌意识。

旅游是一种享受型、发展型和追求健康文化生活品位的消费活动。在本质上必然要追求品质,重视品牌。用优质品牌创建行业诚信,营造和谐环境。

5.规范广告宣传,依法经营管理。

旅行社在做旅行社产品广告宣传时,力求做到内容具体,无抽象的路线。旅行社在同旅游者、相关旅游企业订立和履行旅游合同时,不作假,不欺诈,不搞模糊项目,用词确切,责任归属明确,依法经营管理。

6.建立企业内部诚信奖惩机制。

旅行社企业要建立内部诚信奖惩机制,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诚信环境,企业根据员工的道德品质、道德意识和行为奖优罚劣。

(四)建立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建立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可通过旅游消费者反馈,行业部门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等有效的途径加以监控,对不诚信经营的行为进行曝光,通过舆论监督规范经营者行为。

(五)加大旅游院校学生的诚信教育

各旅游院校是我国旅行社业从业人员来源的主力军,学校应设立旅游职业诚信教育课,使诚信教育从源头上抓起。

参考文献

[1]郭鲁芳.旅行社经营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21-36.

[2]邬敬民.你问我宰你有多深——一个导游的自白[J].教师新概念,2007(2):6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