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视角范文
动态视角范文（精选10篇）
动态视角 第1篇
一、高新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发展现状
高新信息技术产业属于当前全球带动性最强、创新最活跃、渗透性最广的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步入加速成长期,将引发信息技术产业格局的深刻变革。未来信息技术产业将肩负抢占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制高点的使命,支撑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推动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二)特点
高新信息技术企业具有知识及技术密集、高投入、高创新、高增长、高收益性等特征,人才技术能力(核心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研发创新平台、丰富的技术工人资源)、产业基础(重点突出的产业定位、强大的产业基础集群)、资金支持(政府的财政支助、有效的银行贷款担保)等,决定了企业能否做大做强。
高新信息技术企业轻资产、重技术,企业需不断加强技术创新,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增值服务,方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方能立足于市场。新形势下,如何确保公司稳健及可持续发展?
二、管理流程再造,实现数据共享
加强网络建设和信息管理,建立完整的公司管理信息系统,以业务信息为核心、财务分析系统为主导、以财务信息为纽带、以财务管理为手段,将财务流、资金流及信息流高度集成,通过财务数据共享实施公司经营全过程的动态管理。
(一)建立新一代协同办公管理软件(A8-m)
A8-m协同管理软件集互联网新技术、应用整合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移动应用和知识管理、接口技术等应用,“用户+云平台”实现了以工作流为核心,以移动应用、智能表单、知识管理、公文管理等对业务协作进行管理及支持。
1. 全面覆盖。
涵盖了公文、综合办公、行政阅批、合同审批、新闻、公告、调查、讨论等信息,包含了通讯录、邮件、计划管理、日程事件等功能应用,同时提升了业务软件整合、项目关联、协同关联、人员关联等,实现了任务、消息、知识与人的互联,实现了办公信息整合及互联应用。
2. 数据应用集成。
提供了一个可拓展的框架,可与企业信息门户(Portal)整合,交提供标准化应用集成接口与二次开发接口,实现其他业务系统与A8、企业信息与A8、互联网信息与A8的应用集成,实现数据传递,业务流程统一,实现多层级组织信息应用的整合与增,提供了一个一体化的协同办公和业务管理平台。除此之外,多系统应用整合、高性能多并发、跨平台多数据库、多视图智能表单、短信应用、移动应用、国际化多语言等均为A8-m协同办公管理软件的新特点。
(二)建立OA业务核心系统
公司自行研发了OA业务核心系统,集财务管理、供产销、往来于一体化的管理系统,涵盖了系统管理、任务单管理、合同和配置管理、价格管理模块等,将公司管理制度嵌入系统流程,并采用了“用户+云平台+产品+服务”的全新业务模式,将管理、交易、服务数据共享,达到业务流程精细化管理及服务质量可视化管理的目标。
具体如下:一是通过系统管理模块,通过组织架构管理,对用户进行角色分组、分级授权,完善和加强内部控制。二是通过任务单管理模块,加强任务制单、审核及配置审批的流程管理,提升工作效率。三是通过价格管理模块、业务合同和配置管理模块,对合同内容、代理人级别和资质信息、价格进行自动配置管理,实现精准营销。资质信息根据保存的合同信息中代理人级别自动生成,合同保存后,资质与合同独立操作,互不影响。如当合同的协议类型由其他协议类型改为“航信代理人协议”,保存合同时,合同下的C系统配置自动赋上协议价(后台按配置的office号查找协议价)。反之,保存合同时,合同下的C系统配置自动去掉协议价。四是系统服务信息评价,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管理。
(三)建立全成本管理体系
1. 建立财务集中管理系统(NClite)。
NClite系统为基于互联网运作的系统,主要是为集团化企业或集团化经营公司提供了集成、优化、控制为基础的,面向网络化管理的企业财务管理平台。该系统包括总帐、现金银行、固定资产、网络报表四个模块,将企业财务流、资金流高度集成,可帮助公司建立财务管理内控体系及分析体系,解决集团成员单位之间内部对帐难的问题,解决集团企业内部交易识别问题,帮助集团企业快速复制财务管理模式,并可有效降低用户维护成本、控制系统总体成本(包括运行成本、应用成本等)。
2. 建立全成本费用核算体系。
按成本中心归集费用,划分为后勤及业务管理体系,后勤体系包括综合办公室、财务部共计4个核算单元;业务体系包括南京及无锡的运行保障部、航信业务管理部、技术研发部、市场部共计8个核算单元。全成本费用按国家财税法规、《华东凯亚财务管理制度》、《江苏事业部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核算。
3. 建立财务分析体系。
一是设置反映公司财务经营状况报表,二是差异变动分析表(含销售分类明细表、成本费用明细表、人力成本明细表、税费明细表等)。此举是通过分析经营状况及预算执行情况,提升及改进公司决策、财务预测及财务管控水平。
4. 加强预算动态管理。
一是建立预算责任中心管理体系(部门),根据集团的年度发展计划和经营目标,结合公司的市场营销规划,按南京、无锡片区划分销售结构(信息服务、设备销售、其他增值服务),及人力规划等经营计划编制年度经营预算,包含项目、销售、采购和支出预算等。二是编制资产负债、利润、现金流量等年度财务预算。公司预算由南京、无锡片区各部门按年度计划制定后,汇总经总经理审核后,按公司流程审批后录入NClite系统,加强预算过程控制。三是实施预算动态管理,管控范围覆盖南京、无锡片区各部门,原则上不允许超预算进度,但在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经公司管理层批准,可实行滚动预算调整。四是预算分析及结果反馈。与预算偏差超过10%成本费用,必需对不利差异进行分析并提出纠偏建议,确保预算执行可控。
三、强化岗位绩效责任考核
创建年度、季度考核制度,落实目标任务的部门和责任人。下达年度任务书,按季度、年度考核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及考核(定性、定量考核)。同时实施岗位绩效考核,包含财务部垂直考核、部门经理考核、销售绩效及岗位绩效考核等。具体如下:
(一)考核制度以工作绩效为核心
一是财务指标考核(权重29%),二是业务指标考核(权重35%),三是运维指标考核(权重26%),四是管理指标考核(权重10%)。
(二)建立“岗位+绩效”的薪酬管理体系
岗位工资是固定的,绩效工资按绩效分数计算,分为A优秀、B良好、C合格、D较差。90分为B(良好),可领取标准的绩效工资。
此外,公司每季度对客户进行动态的信用等级、贡献值评价,加强应收款催收管理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每年定期盘点及不定期抽查,加强内部审计,实施财务监督管理,确保公司资产完整及有效运营。
摘要：财务管理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也是确保公司可持续经营的关键。随着“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在在各领域的应用,势必促使公司财务管理向融合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向拓展及转型,从而增强公司财务管理创新及核心竞争能力。本文阐述了高新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介绍了上海华东凯亚江苏事业部如何通过推进信息化建设、运用数据共享对公司经营过程实施财务动态管理,以此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稳步实现公司经营战略目标。
关键词：高新信息技术企业,大数据,财务动态管理
参考文献
[1]Linda.深圳用友软件用友T3标准版财务软件深圳华琛OA协同软件[EB/OL].2011-01-25.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bf5610100lw6t.html.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动态战略管理模型 第2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战略管理;企业绩效
企业理论在研究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性时，忽视了各种治理因素对公司绩效的中间变量的影响，无法分析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基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假设：经营者的目标与股东的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经理人员在制定战略时，总是试图通过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提升公司的长期经济价值，战略管理领域在研究企业绩效时更多关注的是企业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战略选择及其实施效果。因而，很少考虑公司治理因素、管理者的行为动机对战略及其绩效的影响。
事实上，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经营者存在机会主义倾向，企业管理理论却在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战略既定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战略的执行与控制，而忽视了其它因素。因此，有必要将公司治理、战略管理、公司管理和企业绩效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通过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战略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为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寻找中间变量，从公司治理的层面，对公司战略以及其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究，以增强战略管理的有效性。
一、对企业本质的再认识
在研究“公司治理战略管理企业绩效”时，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本质的内核，这有助于明晰“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战略管理与绩效”等问题。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
新古典企业理论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企业被看作是单一的代理人，被视为一个“黑匣子”。在这样的企业中，管理者就是所有者，拥有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供求以及各种要素边际产出的完全信息，他们关注的只是要素的投入和产出。尽管这种简化在很多时候可以为我们理解企业提供一定的方便，但却忽略了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企业的生产结构和利益结构。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Berle和Means(1932)认为，公司控制权与财产所有权分离，经理在股权极为分散的情况下掌握了企业的实质控制权。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观察成本的存在，经理人员的行为不能被所有者完全地、直接地观察，因而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科斯(coase，1937)则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组契约的组合，是市场里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组织，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并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
Alchian、Jensen和Williamson等学者在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将企业理论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分支。
1 Alchian和Demsetz(1972)认为，之所以产生对经济组织的需求，是因为要素的所有者通过专业化协作能够提高生产率，但对每个成员努力程度的监督和报酬的计量是困难的。在团队中，由某人专门作为监督者检查团队成员投入的绩效，是减少偷懒行为的一种方式。而监督者必须能够获得超过规定额度以上的任何产出作为监督的激励措施，如果监督者不具有剩余索取权，仅仅存在监督专业化不足以降低组织内的偷懒行为。
2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合约关系，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不管是否存在阿尔钦(Alchian)和德姆塞茨(Demsetz)意义上的团队生产，所有这些契约都存在代理成本和监督问题。Grossman和Hart(1986)提出有成本的契约理论则强调控制权的一方在购入剩余权利的同时，另一方必然失去这些权利，一体化有助于减轻对机会主义行为和扭曲性行为的激励，但并不能消除这些激励。
3 Williamson(1988)在“人的有限理性”和存在“机会主义”假定的前提下，从交易发生率、交易非确定性的程度和种类以及资产专用性的条件等三个维度来解释交易，并认为特定的交易要以特定的规则结构来进行组织，以节约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在对生产函数企业理论修正和拓展的同时，却忽略了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知识积累和生产能力提升等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东西。
(三)管理学的企业能力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研究的重点包括竞争优势、企业边界、企业存在及内部组织，最早可溯源至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马歇尔(1925)提出了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差异分工”，并指出这种分工直接与各自的技能和知识相关。由于专业化分工导致技能、知识和协调不断增加，从而推动企业不断进化。这又需要产生全新的内部专门职能来对原有的和新的专业职能进行协调与整合。Prahalad和Hammer(1990)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各种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企业的绩效源于培育、开发、扩散、整合、发挥和更新企业特有的、难以模拟的资源、能力与知识。企业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性质和边界，并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租金或超额利润，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企业能力理论虽然撇开经济关系来认识企业的本质有失偏颇，但它从管理的角度，侧重于从资源和能力等生产力的方面来分析企业的本质又有其合理的一面。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与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不同，企业作为一组契约的联结点，依赖特定的权威，运用自身的能力，对各种资源进行二次配置，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协调配置资源的过程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也正基于此，在研究公司治理与绩效相关性时，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之间关系才得到真正的重视。
二、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联结点：战略管理
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离不开公司管理这个中间变量，它们是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在公司价值或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对企业进行系统的考察。因此，对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联性研究的意义远超过了研究它们之间的区别。企业管理从广义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战略管理、职能管理和作业管理，其中战略管理与公司治理的联系最为直接和紧密。战略管理立足于整个公司的发展，为整个公司利益相关者服务，从而实现价值创造过程中长期与短期利益的均衡以及不同利害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均衡。
钱德勒(1962)最早从组织结构的角度，讨论了战略如何影响组织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组织安排，是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Tricker(1984)把公司治理归纳为四种主要行为：战略、重大决策的参与、监督以及会计责任，并形象地勾勒了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见图-1)。通过战略管理，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实现了对接。
动态视角 第3篇
关键词：高职学校,动态能力理论,“双师型”教师
近20多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高职教育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逐步成为教育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领域。如高职学校定位、教学改革、人才培养途径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也是从外部环境变化来分析高职学校应采取的变革,比如教学改革、课程体系改革等都得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调整。但是这些都只是高职学校教育问题的某个方面,众多研究也只是从其中一个角度来研究高职学校教育的发展,很少有学者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研究高职学校的发展,理论上的研究不多,这与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教育实践是不相匹配的。因此本文运用动态能力理论,对高职学校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展开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动态能力研究回顾
尽管近年来动态能力理论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备受关注,但“动态能力”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一直未能得到统一,即自Teece和Pisano(1994)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各家对其争论之言从未间断过。动态能力的确切涵义表述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可概括为几类差异的定义:(1)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建立和再配置内外部资源和能力的能力,且这一观点占主流地位,持该观点的学者有Teece、Zahra&George,Eisenhardt&Martin,Wang Ahmed;⒓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保持或者改变其作为竞争优势基础能力的能力(董俊武等);(3)认为动态能力是不懈地调整与提升运营能力的能力(徐万里等);(4)认为动态能力是指那些可以创建、扩展、调整一般能力的能力(Winter等);(5)把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在技术范式变化条件下,为了创造和抓住新的技术机会,建立新的资源与能力结构的战略与组织管理惯例(尹丽萍,2009)。
2 高职学校动态能力探讨
高职学校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经济也在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培养也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高职学校所处市场和行业环境都趋向于复杂、动态与不确定性变化,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高职学校之间竞争更加异常激烈。高职学校在以往所处市场环境中形成的静态均衡不断被打破,竞争优势往往也不能持续存在,而高职学校动态能力是高职学校整合、构建和再配置内外部资源以适应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是更新组织能力的能力,其能够使高职学校动态地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因此动态能力的出现是高职学校实践的需要,其对于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高职学校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高职学校只有形成与提升动态能力,才能持续不断地在无数个由时间点和空间点构成的三维空间里获得无数个暂时的竞争优势,从而长期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从系统论观点来看,高职学校好比一个系统,那么,人才培养模式、管理模式、课程体系设置等这些就是这个系统的要素,只有各个要素相互作用才能使系统的功能达到最优。同时,系统还应与环境协调发展,高职学校应主动适应动态、复杂的环境,提高自身的动态发展能力,外部环境也应该为高职学校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本研究提出高职学校动态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资源水平以及校企合作。
3 高职学校发展存在的问题
高职学校在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专业交叉重复,扎堆现象严重;实训设施不足,教学质量堪忧;学院过于集中,布局有待优化。这些都是高职学校动态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此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府政策引导等都会制约高职学校动态能力的发展。追根到底,在于高职学校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战略。
例如,本研究调查发现,我国高职学校中“双师型”教师比重仍然不高,与理想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不利与高职学校的发展和培养目标的实现。近年来,虽然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认识的不断提高,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日臻明确,各高职学校逐渐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从人力、财力以及政策上有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也培养了一部分“双师型”教师。但总体结构不尽合理、培养渠道相对缺乏等情况尚未从根本上改观。
4 高职学校动态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为求提升自身的动态能力,高职学校必须走出一条,以资源为基础,以校企合作为特色,以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为手段,以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己任的新型发展道路。
4.1 提升高职学校的资源水平
高职学校必须树立全新资源观,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学校的无形资源的管理之上。学校的无形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教育观念、校风、学风、信息环境、传统习惯等。学风建设方面,应将其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加强师资力量建设,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机制和环境,努力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
同时,注重提升高职学校的资金水平,采用政府引导,依托市场经济体制,吸引企业投入。高职院校要尽可能地引进企业的资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企联合。
4.2 提升高职学校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与高职学校的动态能力密切相关,然而相矛盾的是高职学校现阶段的创新能力偏低。更新观念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前提,把创新培训纳入教师培训体系中。教师培训既要向教师传授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也要重视教师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没有创新能力的培养,教育培训的整体功能是难以实现的。为了利于开展创新培训,应构建集科研、培训、生产为一体的培训体系。形成了一个“培训提高创新再培训再提高再创新”的良好态势。在培训过程中,要把创新培训贯穿到每个环节,从培训模式、过程、方法等进行创新。
4.3 提升高职学校的学习能力
高职学校动态能力的提升需要和谐的学校文化。要大力倡导和谐的学术氛围,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科研、尊重人和的和谐环境。
同时,也要注重通过网络与信息技术提升学习能力。网络与信息技术可以通过促进信息的获得、信息的传播、信息的解释以及组织记忆的发展来提高高职学校的学习能力。另外,这种学习能力的增强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信息技术的实施,从而使组织学习与网络信息技术之间形成良性循环。高职学校应当通过网上学习,网络交流等形式,促进学校内部,学校间以及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升学习能力。
4.4 将“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
人才问题是关系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强校”的核心是要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双师型”高职学校师资队伍。高职学校必须从战略层面上对“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做出科学规划,不断解放思想,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培养环境。
为求真正的从战略角度实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高职学校应当制定出“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标准和培养规划,完善专业、课程设置标准,落实经费保障,维护高职学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权益。同时,在“双师型”教师建设中,要加强高水平的高职学校教师培训基地建立,尽快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和实践技能,启动名师和精品课程工程,培养学科带头人。
4.5 提升高职学校的校企合作能力
明确政府职能,发挥“指向标”作用,进一步促成校企合作。高职学校要坚持“请进来”和“派出去”相结合。将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请进来”,把学生“派出去”到企业进行实地操作训练从而更好地掌握生产技术和操作技能,实现校园与企业的“无缝对接”,实现学生毕业与上岗的“零过渡”。
高职学校应灵活采用多种模式实现校企合作,按照应用性人才培养的要素与形式,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种模式:(1)实习就业基地模式;(2)订单培养模式;(3)产学研结合模式;(4)实训基地模式;(5)职教集团模式;(6)专业建设模式;(7)与区域产业群全方位合作模式。
4.6 提升高职学校的管理能力
提升高职学校的战略管理能力,应注意把握全局性、准确性、超前性和民主性。提升高职学校的组织能力。首先,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高职学校是一种灵活的组织,但是灵活的组织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刚性的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将使组织活动有章可循。其次,提升学校行政人员的管理技能。组织能力是学校行政人员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因此,必须通过加强行政人员的个体学习来提升高职学校的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Teece,D.Pisano,G.&Shuen,(1997).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8(7),509-533.
[2]Eisenhardt,K.&Martin,J.(2000).Dynamic capabilities:What are the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1,1105-1121.
[3]Zollo,M.&Winter,S.G.(2002).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Organization Science,13(3),339-351.
[4]Zott,C.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lntraindustry Differential Firm Performanc-e:Insights Froma Simulation Stud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97-125.
[5]孟晓斌,王重鸣,杨建锋.企业动态能力理论模型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29):9-16.
动态视角 第4篇
内容摘要：传统认知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常常忽视个体学习者的波动性，近年来兴起的动态系统理论可为此提供新思路。但是目前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所以本文将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该研究的受试者为一名小学四年级的英语学习者，通过追踪观察其在半年内对一般过去时的疑问句的学习情况，探讨语言习得这个非线性动态的过程以及个体随时间的发展的动态多重因果，以期更好地把握二语习得规律，促进语言教学。
关键词：个体波动性 动态系统理论 实证研究 语言教学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地变化发展之中，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反映在学科发展上面就是动态系统理论问题，即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
所有跟二语习得最相关的问题，包括母语影响，年龄因素，个体差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语言随时间的发展，原因就是学习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期待从群体的精确分数中归纳出个人的发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语言习得是一个非线性的动态发展的过程，不管小组的发展趋势有多显著，都无法使个人语言系统的动态多重因素与之相适应。所以本文试图运用个案研究法，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待个体在学习第二语言的变异性。
二.理论依据
动态系统理论源于经典力学，后来1997年Larsen-Freeman将其应用到语言学的研究中，“她从混沌论出发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语言作为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特点，基本上奠定了动态系统的理论框架。现在动态系统理论已经吸引了一批研究者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以Larsen-Freeman为代表的美英五校十人组成的研究小组FGG（five graces group）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DBL&V（deBot王辉，Wander Lowie&Majolijn Verspoor），在动态系统理论建构和方法论上做出了极有影响的贡献。”[1]
三.研究回顾
近年来，国际应用语言学界三大期刊Applied Linguistic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和Language Learning相继推出专刊，有力地推动了动态系统理论的发展。动态系统理论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是因为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考察真实语言的变异性和复杂性。[1]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Wander Lowie&Majolijn.Verspoor[2]发现，在二语习得发展史上，曾尝试从一两个时间点上测量的数据来推断发展过程，但不管小组的趋势有多显著，都无法使个人语言系统出现的动态多重因果与之相适应。因为是在某个时间点测量到的，小组分数的变化低估了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Goldschneider&Dekeyser[3] 揭示了群体发展背后的多重因果，精炼了大范围准确分数的可能原因，但也间接指出了个体随时间发展的真实复杂性。真实的多重因果只能通过包括时间维度的调查得出，可与此同时会使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对个体发展轨迹产生的影响变得不清楚。
鉴于之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所以本文将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探讨语言习得这个非线性动态的过程以及个体随时间发展的动态多重因果，以期更好地把握二语习得规律。
四.实证研究
该研究追踪了一名小学四年级的英语学习者在半年内对一般过去时的疑问句的学习情况。
研究一开始，先用归纳法向她展示一般过去时的疑问句的变法。
I went to the zoo last Sunday.
Did you go to the zoo last Sunday？
He played football yesterday.
Did he play football yesterday？
She listened to music last night.
Did she listen to music last night？
They went to school yesterday.
Did they go to school yesterday？
通过归纳发现：这四组句子中第一个都是陈述句，第二个都是以did开头的问句，鉴于之前对动词过去式的了解，发现它们都是以do的过去式开头的疑问句，而且did 后面跟的是动词原形。于是归纳得出一般疑问句的变法是“Did+原来的句子（句子里的动词变为原形）+？”
了解了这一变化规则后，受试者很快便学会了一般疑问句的变法。在接下来的练习中，看似学会了这一用法。
Tom bought a computer last month.
Did Tom buy a computer last month？
I went to the park yesterday.
Did you go to the park yesterday？
可是隔了一周，再次做练习时，
Tom bought a computer last month.
*Did Tom bought a computer last month？
教师：Did Tom bought（重读）a computer last month？
学生：Did Tom bought a computer last month？
教师：Did Tom what？
学生：Oh， did Tom buy a computer last month？
通过教师的提示性反馈，学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开始的时候，教师通过重读强调出错的单词，希望学生注意到错误的存在从而自己改正，可是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以为老师是在领读，直到老师说了一句Did Tom what？才意识到what 这个位置的内容不对，回忆之前学过的“did 后面的动词跟的是原形”，于是自己大脑中进行了短时间的meaning negotiation，得出bought的原形是 buy，于是产出了正确的句子Did Tom buy a computer last month？
在后来的一个月中，对一般过去时的疑问句看似已经掌握了，于是又让受试者做如下练习：
I went to the park yesterday.
*Did you go to the park yesterday.
经过提示性反馈，学生意识到了问句应当以问号结尾，前面的练习中之所以没有注意到问号这个小问题，是因为在检测的过程中老师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了“did后面的动词跟的是原形”的考察，因而把问号无意识地写在了横线外。后来经过一个月的学习练习，老师相信受试者已经掌握了一般过去时一般疑问句的变法，因而给学生写出一个陈述句，让学生直接把它变为一般疑问句，学生之前没有注意到问号这个细节，所以在变完疑问句后直接加了句号。后来改正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学生在练习中都较好地掌握了一般过去时一般疑问句的变法。
两个月后，在讲解特殊疑问句的变法时，讲到特殊疑问句的变化规则的时候，“先把陈述句变为一般疑问句，然后再在句首加上相应的特殊疑问词”，经过练习发现，学生又犯了一开始练习一般疑问句变法时候的错误，忘记did后面的动词跟的是原形。
Tom bought a computer last month.
*What did Tom bought last month？
教师：What did Tom bought（重读） last month？
学生：Oh， what did Tom buy last month？
通过教师的提示性反馈，学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bought这个词用的不对，回忆先前学过的“did后面的动词跟的是原形”，于是自己大脑中进行了短时间的meaning negotiation，得出bought的原形是buy，于是产出了正确的句子What did Tom buy last month？这样的正确表达。在接下来的时间也犯过错，不过犯错次数明显减少，对这一语法点的掌握也趋于稳定。
由此可以看出，语言的发展是非线性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上述实验中的受试者，在学习了一般过去式的疑问句变法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看似已经掌握了其用法，测验以后发现并没有达到目标语状态，经过老师的重复性跟提示性反馈后，受试者改正了错误，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受试者对这一语法点掌握得较好，达到了过度使用目标语的极致，后来在偶尔犯错中趋于稳定。由此可见，学习者在学习的时候，今天学到的可能更接近目标语，明天很可能就不是了，学会了目标语的使用后，可能会达到过度使用的极致，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还会犯错误，不过犯错次数明显减少，对这一语法点的掌握也趋于稳定。
另外，受试者的语言学习受先前知识，反馈与练习频率等因素的影响。受试者之前接触过动词过去式的变法，所以对一般过去时有所了解，在学习了一般过去时的一般疑问句的变法后， 受试者学习一般过去时的特殊疑问句时变得轻松。对受试者的学习状况给出重述性反馈或提示性反馈也有利于受试者语言的习得。通过上述实验看出，“提示性反馈能够更加清晰地指出错误的所在以及形成错误的原因”[4]，对学生目标语习得的作用更加明显。此外，增加练习的频率，熟能生巧的方法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
五.启示
语言的发展是非线性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学习者在学习的时候，今天学到的可能更接近目标语，明天很可能就不是了，学会了目标语的使用后，可能会达到过度使用的极致，在接下来的时间可能还会犯错误，不过犯错次数明显减少，对这一语法点的掌握也趋于稳定。这种可变性是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二语习得过程中这一点不可忽视。
二语习得过程中，个体随时间的发展会更加真实复杂，蕴含着动态多重因果，比如学习者对先前知识的掌握，对现在知识的练习频率以及教师的反馈等。作为教授第二语言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适当的反馈方式，让学生对自身中介语系统进行重新分析和思考，并熟练运用已经掌握的语法知识来准确地表达意义，从而在交流的过程中完成目标语言形式的习得。
参考文献
[1]李兰霞.动态系统理论与第二语言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3）.
[2]Wander Lowie& M.H.Verspoor. Variability and Vari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rders： A Dynamic Reevaluation. Language Learning. 2015.
[3]Goldschneuider，&Dekeyser， Explaining “the Natural Order of L2 Morpheme Acquisition” in English： A Meta-analysis of Multiple Determinants. Language Learning， 51， 1-50.
[4]杨颖莉.重述与提示反馈对英语过去式习得作用的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 （2）.
动态视角 第5篇
企业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以修正运营操作能力从而适应动态复杂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 其能够使企业动态地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因此, 对企业动态能力的研究对于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二、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
(一) 动态能力
对于动态能力的概念, 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 形成了“动态能力理论的丛林”。Teece、Pisano&shuen (1997) 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Ianisti&Clark (1994) 认为企业整合能力, 尤其是技术整合能力就是企业的动态能力, 即企业在有关自身业务的技术知识演变中挑选出部分与自身现有知识基础关联的技术知识并执行这种关联的能力。Eisenhardt&Mrtin (2000) 认为动态能力是可以确认的明确流或常规惯例, 是一系列能力的动态集合, 包括整合资源的动态能力 (如产品开发常规惯例, 战略决策形成) 、重在重新配置资源的动态能力 (包括复制、转卖常规惯例, 被经理们用来复制、转变和重合资源) 及获取和让渡资源有关的动态能力 (如知识创新常规惯例, 从外部获取常规惯例) 。
总而言之, 动态能力是使组织内部资源能力 (财产性资源与知识性资源) 与外部环境之间相匹配的一种能力, 它使企业现有操作能力形式从一个状态变为另一个状态 (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界定) , 从而使企业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二) 组织学习理论
组织学习是指组织不断获取、创造和运用知识, 以促进企业内部知识变异、内部选择、复制和传播为目标, 从而在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互动学习, 通过发现、发明、执行和推广的过程, 在经历直觉、解释、整合、制度化的四个阶段后, 努力改善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从而保持企业内部知识能力与外界环境相匹配, 最终实现可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过程。
三、创业导向背景下的企业动态能力提升机制
(一) 企业动态能力提升动力
在具有创新性和超前行动性的特征的企业中, 企业会不断的改进老产品与开发新产品, 同时与竞争对手进行激烈的竞争, 将新产品、新的管理技能和操作技术作为竞争的首选, 从而超前竞争对手行动。这些活动会刺激企业精英们不断超越自身的欲望、强烈的求知欲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企业动态能力提升的不竭动力。
(二) 企业动态能力提升基础
在以创新性与超前行动性为特征的企业中, 企业精英们会不断的开拓进取, 不断的努力, 通过他们已经结成的企业家网络获得企业所需的资源与知识, 这是动态能力的提升基础。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不断自我提高的不竭内在动力是动态能力提升的动力源泉。尤其在中小企业, 企业家是组织学习最重要的学习代理人。
(三) 企业动态能力提升路径
在以创业导向背景下的企业中, 以企业精英为代表的学习代理人可以分为四类:个体、杰出人物、小组和社会系统, 将自己从企业家网络中获取的知识迁移到企业中, 并且在企业内部传播、复制与制度化, 这些活动会激发潜藏在企业内部的动态能力碎片, 进而增强企业的环境洞察能力、提高变革更新能力、改进组织柔性和技术柔性, 即提升了企业整体的动态能力水平, 这是企业动态能力的提升路径。具体实现路径如下所述:
1. 资源和知识从外部迁移到组织内部。
以个体层面学习为主要载体的学习代理人把知识从网络中带到企业内部, 这也就是企业获取所需资源和知识过程。知识获取阶段的代理模式有三种:企业学习代理人通过电话、传真、互联网、文档等媒介从知识源处获取知识的媒介式学习代理模式;企业学习代理人通过参加培训班、技术研讨会、展览会等面对面沟通的活动从知识源处获取知识的交流式学习代理模式;企业学习代理人通过战略联盟、项目开发等组织合作方式从知识源处获取知识的参与式学习代理模式。企业精英们会不断的在企业内外部拓展与构建网络, 与同行、客户、供应商、服务性辅助机构等相互交流, 通过媒介式代理模式、交流式代理模式和参与式代理模式三种途径洞察环境变化, 获得企业所需的资源与知识, 从而获得为重组企业资源与激活动态能力的“碎片”打好坚实的基础。
2. 知识在个体群体、组织内迁移与共享。
企业所需的知识从网络中迁移到学习代理人那里之后, 会在企业内部共享与传播,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一是标准式学习模式, 代理人通过写文档、编数据库等方式将知识转化为组织内部的语言和符号进行传播;二是互动式学习模式, 代理人通过研讨会、面授、演示等面对面直接沟通方式传播知识。
组织可以通过培训等各种活动把新的组织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企业员工, 组织内尽可能多的员工可通过掌握这些新知识, 实现知识“点线面”的转换, 从而促进组织整体知识基的增加。从而, 适应环境变化的知识在企业内部流动, 传播复制并制度化, 企业的各种资源和知识得到重新整合、组合与取舍, 形成适应新的环境的资源组合, 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动态能力。在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企业精英们不断超越自己的精神指引下, 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互相促进与互相支持, 从而促进整个循环的顺利永续进行。
四、对策与建议
(一) 对企业精英的对策建议
1. 主动拓展关系网络, 带给企业资源和知识。
企业精英们是知识和信息的提供者、接受者和整合者, 也是知识和信息传递的关键枢纽点。企业家拥有丰富的外部网络, 所以其在企业网络的构建、驾驭和发展的各个环节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 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 而不同的企业精英拥有不同的核心知识, 他们之间的核心知识可能是互补的, 企业精英网络是企业适应动态复杂环境所需知识和资源的储存器, 所以企业精英们要主动拓展关系网络, 调整学习内容, 为企业带来更多所需的资源和知识。
2. 激活其他组织成员学习潜力。
组织全体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形成了培育创业精神的基础。因此, 企业精英学习不仅为了丰富个人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承担企业学习的代理人, 作为联结内外部知识的桥梁, 并激活组织的知识存量, 使企业原来与外界环境的弱联系进一步发展成为强联系。因此, 企业精英要主动将最新的学习成果在组织内部分享, 带动成员一起成长, 进一步激活其他组织成员的学习潜力, 发掘各个知识领域的学习代理人, 促进企业整体人力资本的增值。由于企业家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 只有调动组织成员一起学习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家只有将低层次的学习外包出去才能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高层次的学习。因此, 领先的企业家不但要主动提升个人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 也要即时进行逐层交代和培养, 将个人学习转化为组织学习, 充分发挥组织的智慧和力量。
(二) 对企业的对策建议
1. 在企业内部培养创新与超前行动性氛围。
企业高层管理者要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能够认识到组织所有成员都具有创新潜力的人力资源投资哲学和企业要多从自己已有的市场外去考虑需求, 还要经常向企业已有的传统价值系统挑战。战略领导者常常能够打破传统教条和现存的产业经验, 为企业选择不同的竞争游戏, 从而动态适应并引领环境的变化趋势。
2. 制定学习激励制度, 塑造学习导向文化。
企业要塑造有利于组织学习的评价、激励与资源分配制度, 从而培养组织学习习惯和学习氛围。通过对知识贡献激励的设计, 使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企业精英们愿意扩大网络, 愿意从网络中获取企业所需的资源和知识进而把关键知识 (主要是隐性知识) 贡献出来, 传递到企业内部, 经过与其他员工个体的共同分享, 这种关键知识会通过知识的明晰化处理为员工共同分享, 进而上升到群体与组织层面。要实现这一点, 不但要有知识学习的激励制度和资源分配制度, 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宽松、信任、创新和友好的企业文化。
3. 柔性化组织结构, 建立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学习与沟通平台。
分权化、扁平化与非集权制的组织结构和流程设计有利于企业快速把握客户需求并作出迅速及时的正确反应, 也有助于企业所需的资源与知识在企业内部的交流传播和共享, 能够加速知识流动和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应用。在组织结构形式方面, 以项目或任务为中心的跨职能团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学习模式, 因为根据项目或任务的需要, 团队成员来自不同部门甚至不同企业, 他们需要发挥各自的知识专长, 开展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知识学习, 使得知识显性化和隐性化过程都能顺利、高效地实现, 促进知识创新, 也促进员工、团队和组织的自我超越和全新技能的形成。因此, 我们要从企业实际入手, 吸引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企业精英们加入跨职能团队, 进行网络的拓展和知识学习存量与流量的提升。
摘要：动态能力对企业在动态复杂多变环境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阐述了动态能力研究的意义, 对动态能力理论、组织学习理论进行了介绍, 然后提出企业如何在创新性与超前行动性的背景下提升企业动态能力的过程机制, 并从企业精英个体、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创业导向,组织学习,动态能力,提升机制
参考文献
[1]Eisenhardt, K.M.&Martin, M.Dynamic capabilities:what are the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10) :1105-l121.
[2]Iansiti, M.&Clark, K.B.Integration and dynamic capability:evidence from Product development in automobiles and mainframe computers[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994, (3) :557-606.
[3]Teece, D.J., Pisano, G.&Shuen, A.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7) :509-533.
[4]Zahra, S.A.&George, G.The net-enabled business innovation cycle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J].Information SystemsReach, 2002b, (2) :147-151.
动态视角 第6篇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经营环境的快速变化,使企业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尤其是新创企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在我国,能够维持生存并持续发展的新创企业少之又少,如何有效控制企业环境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强企业运营能力,保持竞争优势,已经成为管理的核心问题(Ruefli & Collins,1999),也成为理论界与社会创业者高度关注的焦点。“创业风险的根本来源是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企业的复杂性,创业者、创业团队与创业投资者的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赵光辉,2005;陈震红、董俊武,2003),新创企业的创业风险就是由以上原因导致创业活动偏离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刘国新、王光杰,2004)。大多数新创企业处于相对不成熟、不稳定的发展阶段,信息透明度较低,而创业企业的团队规模较小,控制风险的重任一般由创业者承担,因此创业者能否控制好风险是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有些学者(如袁广达,2010;Robert N. Charette,1989;KevinDowd,1999等)从某一类风险的控制方法来探讨风险控制,有些学者(如罗妮,2010;崔海燕,2011;Schwalbe,2002等)根据风险的性质分类(如技术风险、管理风险等)提出相应的对策来探讨风险控制,而从风险承担的主体———创业者视角进行风险控制研究的较少。风险控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笔者在相关学者研究基础上,从风险控制过程的动态视角,深入挖掘创业者在风险控制的不同阶段所具体涉及到的能力要素,如风险评估能力、决策能力、沟通与人际关系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并对每个能力要素在风险控制中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进一步深化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的内涵,延伸创业风险管理理论,对创业者在各个阶段中如何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提供一定启示。
二、新创企业风险控制过程分析
由于创业风险和宏观经济状况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关(Peter & Joseph,1986),因而绝大多数的创业风险都是可以控制的非系统风险。控制是基本管理职能之一,是企业管理过程中关键的要素之一(法约尔,1982),风险控制可以使可控风险因素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为组织提供一种调整路线的机制(Griffin Ricky,2008)。2004年9月,《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RM) 指出全面风险管理是企业识别可能对企业带来损失的事项,并在其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管理风险,保证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过程(朱荣主,2008)。目前,关于风险管理的过程,许多学者依据研究需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表1所示。笔者所探讨的风险控制是创业者根据风险信息合理评估企业已识别的风险,使企业能够利用有效途径降低其所承受的风险损失以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风险控制是一个动态的管理系统,由施控主体(创业者)、受控客体(创业风险)和传递线路(控制活动)三个元素组成,其中施控主体对受控客体起着能动作用(潘琰,2008)。对于新创企业而言,风险控制主体(创业者)是这个复杂的“信息系统”的中心,不断接收来自于这一“系统”的有关企业风险和不确定的信息(Arrow,1971)。即在新创企业风险控制的过程中,创业者通过一系列的控制活动直接影响着创业风险。笔者根据ERM框架及研究学者对风险管理过程的探讨基础上,将已识别出的创业风险的控制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风险评估、风险应对、资源整合和风险管理活动,如图1所示。
(一)风险评估首先,创业者必须对已识别出的创业风险进行评估,一般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风险分析,评估该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其损失的重要程度、损失间联动性的不确定性(Yates & Stones,1992)。由于新创企业成立年限较短、规模一般较小,对风险的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创业者需要根据其所能收集的信息分析判断风险损失的重要性,确定需要进行评估的风险事项。其次,再进一步分析并评估风险损失的性质及其可能的影响。风险评估是风险控制的前提,直接影响着风险的决策行为(党兴华等,2006)。
(二)风险应对风险应对是指创业者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以及自身的风险偏好与风险容忍度,做出合理的风险控制的决策,为风险控制活动提供依据。风险应对策略一般包括风险规避、缓解、转移、自留以及以上应对策略组合。对于相同的风险,风险容忍度不同的创业者对风险的认知不同,采取控制的策略也不同(Sexton& Bowman,1985)。创业者的风险容忍度越低,即风险超出创业者承受程度的可能性越大,为了将风险损失控制在自身风险承受度之内,对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越趋于保守,通常采取避免和减轻损失的策略;反之,创业者的风险容忍度越高,即风险超出创业者承受程度的可能性越小,通常采取风险自留策略。
(三)资源整合资源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是指“创业者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选择、汲取、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使之更具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Michael et al.,2001),以保证风险应对的决策能够有效执行。创业者所整合的资源要能够潜在或实际地影响风险的控制,包括那些企业能够控制的传统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和新资源(知识(Anil & Vijay,2000)、信息等),还包括那些企业不能控制或者不能轻易控制的资源(吕立志,2001)。
(四) 风险管理活动风险管理活动是指创业者需要对资源整合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组织结构、设备与工艺、作业与流程、文化制度与机制等进行管理和监控,以确保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管理的根本是控制风险和某个环境中的不确定性(Thompson,1967),创业者进行管理活动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协调工作,创业者通过检查、改进、监督和评价来改进控制并总结经验。同时,创业者需要在风险管理活动中收集更多的相关风险信息,以更好的控制风险损失。
三、基于控制过程的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构架的提出
心理学把能力定义为“直接影响活动的效率、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其本质是处理某种任务、配置某种资源的惯例、流程和活动方式。从创业的角度,能力作为创业者的重要的个性特征,是对资源与过程的系统整合(Barton,1992),这与能力具有过程性特征的探讨也趋向一致。笔者将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定义为在一定的组织内外环境下,创业者整合和配置各种资源以有效应对已识别的可控风险,降低风险损失,提升企业绩效的个性特征。创业者的风险控制能力体现在风险控制的过程之中,可据此提出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的构架,如图2所示:
(一)创业者风险评估能力的提出在创业风险的评估阶段,创业者需要正确分析判断风险事项发生的可能性(频率、概率)及其产生的影响。创业者解读信息的能力各不相同,对风险的感知和判断也各异(Weber et al.,1992)。创业者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对于相同的风险,在心理承受程度不同的创业者来看,可能凭借直觉(不通过分析直接获得认识)高估或者低估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从而影响对风险损失的正确分析判断。并且创业者的这种主观性是建立在理性的他们对所掌握的信息的认识以及分析损益的基础上的,理性创业者会通过既往的知识、经验与现状等因素分析现有的风险信息之后,根据自身认识做出相应风险评估。可将创业者对客观风险的直觉判断和主观认识能力定义为创业者风险评估能力。
由此可见,创业者风险评估能力体现为一个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如图3所示。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只能在风险实际发生时得以检验,那么,创业者风险评估能力的评价只能依据风险实际发生后的反馈情况;另一方面,风险评估的结果为决策提供参考,创业者需重新评估风险,调整策略,减少损失。
(二)创业者风险决策能力的提出在创业风险应对阶段,创业者在综合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自身优势和劣势、威胁和机会等的基础上,还会受到创业者自身的风险认知特质的影响,从而导致创业者的风险决策不同(李时椿、常建坤,2011)。从客观视角看,由于风险环境的不稳定性,创业者所能收集到的风险决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创业者决策的制定并非理性模式(要求创业者掌握全部信息),而是行为模式。风险控制的期望目标是使风险损失最小,创业者至少需要找到一个可实施的、满足期望目标的备选方案,并判断是否执行所选的方案。简而言之,创业者风险决策能力主要体现在创业者能否及时找到至少一个有效的、可行的风险应对方案或在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可将创业者在面对具体的风险时,能够根据自身风险容忍度、风险偏好和企业现状选择及时、合理、有效的应对策略的能力定义为创业者风险决策能力。
(三)创业者资源整合能力的提出在资源整合阶段,由于个人是资源组合的执行者(Shelby & Robert,1996),这就要求创业者在应对风险时能够及时识别并获取有用的信息和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由于新创企业资源相对匮乏,创业者一方面要探索新的资源,获取的新资源会改进创业者的资源整合能力,减少风险损失,达成满意的绩效(Teece et al.,1997);另一方面要探索新的资源整合方式,选择恰当的资源整合方式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Lichtenstein & Brush,2001)。Brush(2001)等认为只有充分的获取资源和配置资源,企业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创业者所获取的资源没有得到恰当地利用,资源整合的能力和资源整合的效率就会降低,企业的优势将不会持久,企业的竞争力将会被削弱(Christine,1997)。可将创业者获取资源并将可利用资源运用一定的方法进行有效组合的能力定义为创业者资源整合能力。
在风险控制过程中,创业者资源整合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个体资源与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创业者不但需要将自身尽可能地融入整个企业的资源,使自身的资源能被企业利用,而且需要用企业资源激发创业者和企业员工资源的潜力,提升创业者所拥有资源的价值。(2)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创业者需要识别、筛选、获取有价值的外部资源,使之与企业内部资源互相融合并融入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内部与外部资源的使用效能。(3)新资源与传统资源的有效整合。创业者对传统资源的合理利用会促使新资源的产生,同时,新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会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提高传统资源的使用效能。(4)纵向资源与横向资源的有效整合。“纵向资源是指某一门类资源的广度和深度方面的资源,横向资源是指某一类资源与其它相关资源的关联程度”(饶扬德、宋红霞,2002)。(5)调节资源组合的灵活性。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创业者需要随时针对风险的变化调节资源组合。
(四)创业者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出在风险管理活动阶段,新创企业所处的创业环境并不稳定,创业者面临的风险系数不断提高(陈春花、徐慧琴,2003)。创业者一方面要重视风险的控制管理,即在了解风险信息之后及时采取一定的措施并保证其有效执行,使风险损失降到最小;另一方面要重视风险的预防管理,创业者发现可能给企业带来风险的漏洞之后,应做出及时调整,即便其带来的损失很小,也可能在企业面临危机时雪上加霜,影响企业的成长速度,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可将创业者通过管理风险控制方案的执行而提高风险控制效率的能力定义为创业者组织管理能力。首先,创业者需要对员工进行培训、激励、考核和监督。风险控制的实施主体企业的人力资源,员工的能力和积极性的提高促使组织中个体效率的提高,使组织高效运转。其次,组织风险控制效率的提高还有赖于创业者对企业组织结构、工作流程的有效管理。如当企业面临某一重大风险时,创业者应及时根据现状调整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以控制风险在组织内部扩散,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再次,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和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风险。若创业者制定的制度和培养的文化有利于内部员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完成任务的动机即能量,有利于企业内部结构和流程的自动调整,有利于企业新资源的产生,那么对企业风险的控制效果必然是有利的。最后,在风险控制效果得到反馈之后,创业者需要评价在风险控制整个过程中的表现,不断培养、积累经验来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创业者的管理能力将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一是利润的提高,二是市场占有率的上升(Chandler &Hanks,1998),从长期来看,有效的企业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发展,使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并提高企业绩效(Calantone et al.,2003)。
(五)创业者沟通与人际关系能力的提出在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阶段,创业者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决策时都需要有一定质量的风险信息,创业者需要通过人际交流来增加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作为分析判断的根据。创业者可以作为信息的接收者,通过语言或者非语言的形式接收到发送者发送的风险信息后采取控制措施;创业者也可以作为信息的发送者,将自己的想法或者对信息的要求发送给接收者,由信息的接收者做出反馈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其中,无论创业者作为信息的接收者还是发送者,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影响信息的准确可靠的传递。
在资源整合阶段,创业者的人际关系构成社会网络是帮助企业整合资源最重要的因素(Birley,1985),创业者为获得关键资源和能力,必须扩展自身专业网络(Johannisson,1990)。创业者与政府、税务局、工商局、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供应商、客户、同行以及其他企业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使企业获得一定的外部资源,如政府补助、新技术;外部专业咨询机构、企业管理服务机构提供的建议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Donckels & Lambrecht,1995;Kent,1994),减少风险损失。
在风险管理活动阶段,创业者与团队成员、雇员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内部成员的共同努力,达成企业目标。创业者在有效执行应对风险的方案时,必须与企业内外各个部门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并进行有效沟通,如创业者与同行共同研发新技术新工艺以谋求新市场分散市场风险等,创业者与企业内部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人际关系能够促成管理活动的进行。
可将创业者与企业内部和外部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定义为创业者沟通与人际关系能力。该能力在风险控制的整个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创业风险的控制效果。
四、结论
我国众多的新创企业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创业风险的增加,从而使创业频频失败,笔者通过回顾风险控制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已识别风险的控制过程,提出了从风险控制的动态视角、以创业者为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构架。
(一)构建了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框架以已识别风险的控制动态过程为切入点,构筑了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包括风险评估能力、决策能力、沟通与人际关系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之前的企业家能力研究集中在对整个企业管理综合层面上,单独对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的研究较少,由于企业内外部动态环境的变化而导致风险的产生,而且已识别的风险可能会引发新的风险,创业者在风险控制的各阶段不仅需要以各阶段应具备的能力去管理风险,更需要做好准备以面临新风险的管理。此外,创业者的风险控制能力并不是由其中某个单一的能力决定的,这五个能力综合影响着新创企业风险控制的效果。
(二)分析了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由于创业者在创业企业的风险控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使得风险控制的研究向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方向发展渗透。目前已有大量的文献对创业者管理活动的研究偏向于心理学范畴,但这些文献集中于对创业者特质(如认知特质)的研究,笔者结合组织行为学对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的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对创业者在风险控制的动态过程中如何提高自身风险控制能力有一定的意义。
(三)丰富了创业风险管理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风险控制的效果甚至决定了一个新创企业的成败,对创业者风险控制能力的更多研究也迫在眉睫。笔者提出的风险控制能力的构架能对以后的相关研究中风险控制能力维度的划分有所启发。
动态视角 第7篇
尤金•奈达是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动态对等”思想对翻译界的影响巨大。奈达首先对“翻译”做了解释, 认为翻译是从意义和形式上对原文信息进行最贴近和最自然的再现。奈达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应遵循四个优先原则, 即语境一致优先于词语一致、动态对等优先于形式对应、口语优先于书面语、读者使用和接受的形式优先于传统上更有声望的形式。奈达在这四个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对等”思想。因此, 符合四个优先原则是符合“动态对等”的重要前提。
《檀香刑》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 莫言历时五年才完成此力作。小说中充满了血腥暴力, 人物形象鲜明, 各具特点, 情节扣人心弦, 尤其是对种种行刑情节的描写, 恐怖之余不乏对封建统治的抨击。作为莫言的御用翻译, 这部作品也是葛浩文的最新译作。“他的小说有的不好翻译, 不是说文本本身, 比如说, 他的《檀香刑》, 我要翻译那些残忍的、强迫的、杀人的场面。我是一定要翻译的。” (葛浩文, 2014:261) 作为目前中国文学英译的首席翻译家, 葛浩文在出版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被视为高质量译本和良好市场效益的保证。 (谢天振等, 2009:245)
在翻译中要做到完全自然晓畅谈何容易, 尤其如果原作是一部文学杰作的话——因为真正的杰作必然会深刻反映并有效利用其写作预言的习惯用语能力和语言天赋。这样, 原作对整个源语资源的有效利用给翻译带来了特殊困难, 译者不仅要与这些困难做斗争, 还要在接受语中找出对应的等值物。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应该努力, 争取做到“意义和风格”兼得, 毕竟于任何一条信息而言, 两者都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 (谢天振主编, 2008:46-48) 《檀香刑》是一部文学巨作无疑, 那么葛浩文的英译本Sandalwood Death是否做到了“意义和风格”的兼得呢?
2“四个优先”原则为切入点
奈达在论述四个优先的同时, 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的思思想想, , 认认为为翻翻译译对对等等应应以以读读者者反反应应或或效效果果为为标标准准, , 译译文读者对翻译文本的感受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感受基本相同。因此, 对四个优先原则的贴切对于符合“动态对等”至关重要。
2.1语境一致优先于词语一致
奈达认为, 由于信息的内容占据首要的位置, 要给予涵义以优先, 因此在翻译时对个别词语的翻译要注意其是否符合上下文的语境。尤其是在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以及语言形式上的差异, 将源语言翻译成译入语时, 要考虑一些词语译成译入语后, 译入语读者是否能接受。
(1) 他随便找个茬子就够咱爷们喝一壶了。
It would not be hard for him to fi nd an excuse to make our lives diffi cult.
乍一听“喝一壶”似乎是喝杯茶或喝杯水, 但其实不然, “够呛”和“够你受的”等与“找麻烦”的意思类似, 如果不把这个词所暗含的涵义翻译出来, 英语读者会感到费解。但试想一下, 如果加用注释翻译, 再进行解释其有“找麻烦”之意, 却又显得冗杂。而且, 由于很难联想到“喝一壶”与“找麻烦”之间的联系, 采用注释翻译会让人更困惑。因此, 葛浩文在此处将其译为“make our lives diffi cult”不失为一种聪明的译法。
(2) 好男儿流血不流泪, 是大英雄怎能儿女情长。
A true man can spill blood but not tears;he must not sacrifi ce his manly virtues for the love of family.
在汉语中, 由于受种种文化的影响, “儿女情长”被大多理解成过分地注重于爱情, 殊不知其含义中还包括亲情。根据上下文的语境, 由于孙丙和眉娘是父女关系, 所以在这里所指的“情”不是爱情, 而是亲情。从另一个角度说, 如果译者将此处的“儿女情长”仅仅译成“love”“affection”等词语, 却又太泛泛了。所以, 译者在翻译此处时将其译成the love of family是非常合适的。
2.2动态对等优先于形式对应
奈达认为, 如果从译入语的接受者的角度来考虑, 翻译的可懂度比其形式更重要, 可懂度不仅仅指的是词语的可理解性和句子的语法结构, 还应包括信息对接受者的整个影响。因此在翻译时, 在考虑源语言的形式时, 更应考虑信息的传达是否是可接受的。
(3) 他那一贯的如门板一样舒展挺直的腰板, 古怪地佝偻起来了。他那一贯的喜笑盈盈的脸可怕地抽搐起来了。他那一贯的如马尾般潇洒的胡须, 如瘦驴的尾巴一样凌乱不堪了。他那一贯的清澈明净、锐利无比的眼睛, 变得晦暗而迟钝。
His back, which had always been as stiff and straight as a board, was strangely hunched;his normally smiling face twitched horribly.The beard, once lush and full as a stallion’s tail, looked more like the scraggly appendage of a donkey.And his eyes, usually bright and keen, were now clouded and dull.
原文中用了四个“一贯”, 汉语中的排比句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然而在英语中词语的不断重复看起来会更加单调, 而为加强语气更多采用的是句式结构的一致。因此, 葛浩文在翻译此处时, 采用的就是相似的句子结构, 分别用“which had always been”、“normally”、“once”和““uussuuaallllyy””来来代代替替, , 这这样样使使译译文文既既不不失失原原语语的的语语言言色色彩彩, , 又能够被译入语的读者所接受。
2.3口语优先于书面语
奈达认为, 在《圣经》翻译中, 听《圣经》的人多于读《圣经》的人;《圣经》常用于集体场所, 在公众面前朗读;有些国家经常在电台广播、电视中安插《圣经》演讲节目;有些地方的人看书的习惯是一面看一面念出声来, 因此对口头形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在翻译《圣经》时是如此, 在翻译其他文学作品中亦是如此。在翻译中如果把语言的口头形式优先于书面形式, 这样的译文不仅能被人听懂, 必定也能被人看懂。
(4) 罢了, 这样的憨人, 由着他睡去吧!
To hell with him!Let the dullard sleep!
在此句的翻译中, “To hell with him”是一句常用的口语。意思是“让他见鬼去罢”。以此句来译原文中的“罢了”, 不仅译出了原文人物眉娘的语言特点, 更译出了眉娘对其丈夫赵小甲的讨厌与厌恶。试想, 如果将原文的“罢了”译成“Let it go at that”, 或是“Forget it”, 译文会损失掉多少韵味呢?
2.4读者使用和接受的形式优先于传统上更有声望的形式
奈达在阐述这一原则时认为, 在《圣经》翻译中, 译者还应考虑听众或者读者的类型, 即在非基督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 非基督教徒应作为考虑的重点;25岁至35岁的人所用的语言应优于老年人或小孩的用语;或者女性用语优于男性用语。因为这些人是受众的大多数, 如果这些人都可以接受的译本, 便可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也就是说, 读者使用和接受的形式应当放于首要位置。
(5) (吓煞奴家也!) 到后来, 俺亲爹被抓进南牢, 俺公爹给他上了檀香刑。 (俺的个亲爹呀!)
(I was scared witless!) In the end, my dieh was taken to South Prison, where my gongdieh’s sandalwood death sealed his doom. (My dieh, who gave me life!)
此处, 在处理“爹”与“公爹”的翻译时, 葛浩文没有采用传统的译法将其译成“father”和“father-inlaw”, 而是将其译成“dieh”和“gongdieh”, 这种译法除了给人一种新颖和出乎意料的感觉之外, 更体现了原文的语言特色, 让读者可以感受到书中人物的语言特点。在Sandalwood Death这本书的最后, 葛浩文列出了一些书中专有名称翻译的对照表, 其中还包括了例如“炕”“少爷”“师傅”“员外郎”等一些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名称翻译, 其采取音译的方式以保留中国文化的语言特色。
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民俗语言特点, 本着“忠实”原则, 尽可能地再现作品“原汁原味”, 同时也向目标读者较全面地传达了源语作者的意图和思想, 并赢取英语读者及海外出版商的青睐。 (鲍苏宁, 2014) 由于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的文化差异, 这一难点尤其体现在译文被读者所理解的方面上。因此, 对于一些熟语和谚语等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上, 要格外注意是否能被读者所理解。
(6)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的水。
A married daughter is like water splashed on the ground—it cannot be taken back.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一句俗语, 在理解这句话时, 中国的读者很容易理解, 因为还有一个成语可以很好地解释这句话, 即“覆水难收”, 但对于外国的读者来说, 如果直接翻译“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 恐怕很难理解。译者在翻译此处时加译了“it cannot be taken back”, 对其进行了解释, 无疑是考虑了译入语读者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可接受性。但如果译者不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而只是简单地翻译后面解释的部分, 这无疑是对原文的漏译, 并且更重要的是, 丢失掉了原文特有的语言特色。
3结语
本文从奈达的四个优先原则的角度, 对比分析了《檀香刑》与其译文。从奈达在四个优先原则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充分看到其对读者的重视程度。而葛浩文也曾说过“我认为一个做翻译的, 责任可大了, 要对得起作者, 对得起文本, 对得起读者, 我要多想的话, 恐怕早就放弃了, 所以我不大去想这些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 而不是作者。” (季尽, 2009) 对此, 我们可以看出, 奈达和葛浩文在对读者认识的观点上是一致的, 通过对其译文的分析, 我们也可以看到葛浩文的译文也充分达到了四个优先原则的要求。鉴于葛浩文的译文达到了四个优先原则的要求, 可以说是符合“动态对等”这一思想的。文学翻译不仅考验一个译者的翻译功底, 更体现其文学造诣。通过分析葛浩文的译文, 不难看出其将翻译理论真正融入到实践中, 更可以体会到他对文化的尊重与保留。
摘要：“动态对等”是奈达著名的翻译思想, 这一翻译思想给众多翻译理论研究者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从“动态对等”的角度, 以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及葛浩文翻译的英译本Sandalwood Death为对象, 研究其译文是否与“动态对等”的思想相一致。通过对其是否遵循了四个优先原则, 即语境一致优先于词语一致、动态对等优先于形式对应、口语优先于书面语、读者使用和接受的形式优先于传统上更有声望的形式, 这四个原则的分析, 研究葛浩文的英译本是否“对等”。
关键词：动态对等,四个原则,《檀香刑》,葛浩文
参考文献
[1]Howard, Goldblatt.Sandalwood Death[M].Oklahom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12.
[2]鲍苏宁.从《檀香刑》英译本文化专有项看译者主体间性[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14 (2) .
[3]葛浩文.葛浩文随笔[M].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4 (10) .
[4]季尽.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 2009 (6) .
[5]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原典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6) .
[6]莫言.檀香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4) .
[7]谢天振等著.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7.
动态视角 第8篇
竞争环境的日益复杂对供应链成员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创新要求。传统的企业创新模式往往重视企业的自身创新,而忽视企业外部环境的创新,很多企业往往投资于同一或大体相同的创新目标,产生很多重复创新,浪费了有限的创新资源。因此,创新已不再仅限于企业内部,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正日益显现其重要性(Chapm an R L,2005)[1]。近年来,合作创新的合理性,对合作创新行为的分析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都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Propris(2000)根据创新型环境和产业区域,提供了大量集中于沿着供应链进行的企业间合作的经验性证据[2]。Strambach(2002)认为创新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与组织的变化具有相互依赖性。这意味着随着技术创新产生的来源、形式的变化,相应的组织变革是必须的。集群式创新网络是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3]。Bello(2004)从制度上分析全球供应链的创新模式,提出确保供应链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供应链创新的管理框架模型[4];Choi(2006)从供给环节出发,研究供应链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响应性与供应商创新之间的关系[5]。黎继子(2006)根据产业集群所表现出来的供应链组织衍续特点,分析了集群式供应链组织衍续与集群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6]。
以上文献主要关注的是集群供应链环境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大多数文献都是描述性分析,很少从具体层面研究集群环境下不同供应链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很难解释集群供应链环境下企业选择技术创新策略的内在机理。虽然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用博弈论、系统仿真等方法研究集群环境下不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但对于竞合问题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基于各供应链的产量决策,对于技术创新决策问题,除了考虑产量,还应考虑创新的投入因素[7]。企业创新信息的企业间流动也很少进入学者们用博弈论、系统仿真等方法研究集群环境下不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视野。然而创新信息的企业间流动对企业的创新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本文拟从微观层面入手,在分别考察企业创新信息是否外溢的情况下,分析集群企业之间在进行不合作创新和合作创新的研发投入、产量和利润等情况,以进一步认识不同供应链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选择。
二、问题描述及模型建立
一般而言,在同一个集群中往往存在多条生产销售同类可替代产品的单链式供应链。为了研究的方便,本研究仅考虑两条供应链系统,并假定这两个系统中各有一个核心企业(假定为制造商),它们在不同情况下围绕创新活动而进行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模型的具体假设如下:
1.假定某集群有两个核心企业1、2,它们从事相同产品的生产,且它们生产的这种产品垄断了该地域的产品市场。博弈过程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企业决定各自的R&D水平,在第二阶段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进行产量竞争。企业的收益等于第二阶段利润减去第一阶段R&D开支。
2.两企业生产商品的反需求函数为:p=B-q1-q2,这里的p指商品的价格,q1、q2分别指企业1、2的产量,B为大于零的常数。
3.企业的生产成本受该产业中各企业从事的R&D数量的影响,第i个企业的成本,ci=A-vi-βvj,i、j=1、2。其中A为正常数,且0<A<B,vi+βvjA,0β1。vi、vj表示1企业或2企业通过自己或另一企业的创新活动给自己生产带来的成本降低数量,β表示企业间的信息益处度。
4.企业的研发投入是边际收益递减的,为了简化计算,假定当单位产品的创新效益为vi时,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成本为c(vi)=φvi2。这里的vi为考虑各种风险后的单位产品的期望创新效益,并且φ是大于零的常数。
三、非合作创新条件下的动态博弈
在不合作创新的情况下,企业各自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选择产量和创新投入的水平。为使研究更符合现实,可以把企业间创新信息是否外溢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因为在当今社会,信息传递已经越来越方便、频繁,很多企业为了节约创新的成本,往往依靠其他企业的溢出信息而采取模仿的策略,尽管企业间可能没有进行创新合作,但由于创新信息的外溢,而使创新资源在不同企业间传递。为此,创新信息的溢出度对企业创新策略制订、产量的选择及最大化的利润决策有重要影响。
(一)不进行创新合作时的最优产量和最优创新投资求解
假定博弈各方确知对方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参与人进行二个阶段的动态博弈,在第一阶段,企业决定各自的创新支出v水平,在第二阶段,企业决定各自的产出q,此动态博弈可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8]:
两个企业的支付函数为:
π1=(B-q1-q2-c1)q1-φv12 (1)
π2=(B-q1-q2-c2)q2-φv22 (2)
首先求第二阶段企业的最优产量。计算(1)式和(2)式的偏导数,并令其分别等于0,即
把两个企业的成本函数c1=A-v1-βv2,c1=A-v1-βv2代入(3)式和(4)式,得:
然后求第一阶段的最优创新投入水平。把(5)和(6)式代入(1)和(2)式,再把(1)和(2)式分别对v1和v2求偏导数,并联立求解得个企业的最优R&D支出:
(二)信息溢出度对企业R&D支出及利润的影响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信息溢出度较大的市场能够减少交易费用,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磨擦阻力,增强企业间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包括R&D成果)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企业R&D活动的开展。但是,企业无论是因为垄断前景推动,还是因为竟争前景推动所从事技术创新,均是为了能在技术创新成功后取得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获取可观的垄断收益。而信息溢出是不利于创新企业垄断地位的保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较完全的市场是对企业R&D投人的负激励。通过专利制度等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来人为限制创新信息溢出,能够给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产权激励,从而可以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下面就来考察信息溢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产量以及最终利润的影响。
由(7)式可以得知,当β等于0时,即对方企业的创新信息没有任何溢出时,企业i(i=1、2)的最优的R&D支出是:
把(8)式及β=0代入(5)或(6)可得到企业的最优产量:
同时,当β=0时,企业的成本函数变为ci=A-vi,把已经求得的v*、q*i和成本函数ci=A-vi代入(1)或(2)式,得到企业的利润为:
由(7)式可以得知,当β等于1时,即对方企业的创新信息完全溢出时,企业i(=1、2)的最优的R&D支出是:
把(11)式及β=1代入(5)或(6)可得到企业的最优产量:
同时,当β等于1时,企业的成本函数变为ci=A-2vi(因为已经假定企业1和2是无差异的),把已经求得的v
比较(8)和(11)式,很容易看出,当β等于0即对方企业的创新信息没有任何溢出时比当β等于1即对方企业的创新信息完全溢出时,企业的最优创新支出比较大;但是,由(9)和(12)式的比较可看出,两种情况下的最优产量水平相同;而企业的最大利润则出现了与创新投入相反的结果,通过(10)式和(13)式的比较,发现信息完全溢出时企业的利润要比完全不溢出时要大。由此可见,从提高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或R&D活动) 的积极性而言,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比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要强。但是,也发现了一个悖论,创新信息完全不溢出时,尽管企业的R&D投资较多,但利润反而较少,对整个社会来说还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即放松对企业信息溢出的管制,能够降低创新成本,并增加企业利润。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信息完全溢出可能也是不利的,比较(8)和(11)式,发现信息完全溢出时的企业最优R&D仅为信息完全不溢出时的一半,说明信息完全溢出对企业创新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大家都不重视创新而等着人家的信息溢出,从长远来说,又可能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对知识产权保护要进行保护,但保护要适度,也不可过死,否则会引起重复创新,浪费社会资源,降低企业利润。
下面再来考察一下信息介于完全不溢出和完全溢出之间的情况。对(7)关于β求导数,得(i=1、2):
由(14)式得,当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看出,在企业非合作从事创新活动时,企业间创新信息溢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企业技术创新成本较大时,信息溢出的消极作用较为明显。
四、企业合作创新条件下动态博弈
当前,技术创新已经越来越走出过去那种封闭模式创新模式,创新研究越来越从单个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大量构成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要素改变了创新模式,逐渐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创新范式。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能够整合外部和内部的思想,促进新技术的产生。对于开放性创新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让合适的企业加入创新项目中,因此,如果不同供应链之间的核心企业能达成有约束力的合作协议,决定采取研发合作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此时的博弈为创新合作型。
博弈的阶段仍然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两企业各自选择创新投入数量,第二阶段选择自己的产量。仍然可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因为在第二阶段两企业还是在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进行产量的竞争,还是一个关于产量的Cournot博弈,其结果与不合作创新时相同,因此,第二阶段的博弈可以沿用不合作创新时的结果,可以直接从第一阶段开始。在创新合作的情况下,两企业以总体创新收益最大化来决定各自的创新投入。根据前面的假设,创新收益体现在由于创新而引起的生产成本降低与创新成本之差上。两企业的创新总体收益为:R=q1(v1+βv2)-φv
R=q1(v1+v2)-φv
两企业各自在总体创新收益最大化前提下选择自己的创新投入,分别对(15)式求v1、v2的一阶偏导数,并另其等于0,即:
求解上述两式得:
把(3)、(4)及当β等于1时,企业的成本函数ci=A-2vi代入(16),计算得合作创新时两企业的最优创新投入并由此得到最优产量(φ>2/3):
通过(17)、(18)及成本函数ci=A-2vi可得合作创新时两企业的最大利润:
五、结果分析及比较
通过上面的分析发现企业合作创新与不合作创新,对企业的产出、创新支出、利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对产出方面的影响
当企业不合作创新时,一个企业增加创新支出,该企业的产出增加,同时,整个行业的产出也增加,但其对手的产出变化不明确。
证明:首先把(5)和(6)的q′1、q′2相加,得到总的q′,然后对q′求vi的导数,得:
当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时,一个企业增加创新支出,该企业的产出增加,同时,整个行业的产出也增加,并且竞争其对手的产出也增加。
证明:把(16)式进行整理并对v求偏导数,得:
进行合作创新时,企业的最优产量比不进行合作创新(不论创新信息完全溢出还是完全不溢出时,因为这两种情况下的最优产量相同)的最优产量要高。
证明:因为
(二)对企业创新支出的影响
比较不合作创新且信息完全不溢时出、不合作创新信且息完全溢出和合作创新这三种情况下企业的最优R&D支出v*i、v
(三)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比较不合作创新且信息完全不溢时出、不合作创新且信息完全溢出和合作创新这三种情况下企业的最大利润π*i、π
六、结语
本文应用博弈理论,比较分析了集群企业在不合作创新且信息完全不溢时出、不合作创新信且息完全溢出和合作创新这三种情况下,企业的研发投入、产量和利润等情况。分析的结果表明:当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时,企业的最优产量比不进行合作创新的最优产量要高;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时其创新投入比不合作创新的投入比较多,而且效率比较高;进行合作创新的短期利润比不进行合作创新且创新信息完全溢出时要低,但是合作创新时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要强,其长期利润可能也更多。因此,应该大力鼓励企业进行合作创新。
参考文献
[1]Chapman R L,Corso M.From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o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The NextChallenge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J].Production Planning&Control,2005,16(4):33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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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猷花.集群供应链链间技术创新博弈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10(2):72-77.
主客体同构:词义动态识解的新视角 第9篇
一、引 言
词义动态识解是与词义静态观(如意义的结构分析观)相反的一种思维方式。词义动态识解(Cruse 2004:262)认为:词项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其意义是在实际运用中概念化者通过不同的识解过程而形成的。意义具有高度的语境依赖性,并只有在语境中才会明晰化(Croft,Cruse 2004:101)。动态识解观的基本概念有:意义(meanings)、概念内容(purport)、识解(construal)、限制(constraints)。概念内容是一词项语境化用法的先有知识的函项,即词项的规约意义集。识解指的是一系列限制相互作用的过程,如规约限制、认知限制、语境限制等(Croft,Gruse 2004:140)。“整个意义的建构过程取决于规约限制(conventional constraints)和语境限制(contextual constraints)”(张克定 2008:214)。毫无疑问,词义动态识解理论,突破了词义静态观的局限性,体现着词汇语义学的新成果,被称为“词义研究的新动向”(Cruse 2004:259)。对于这一识解理论,本文的疑问是,是否具备了上述条件,动态识解就发生了?词义识解是概念化者使然,语言使用也是概念化者使然。离开概念化者的识解,在线识解不能发生,意义也就不可能生成。意义只能发生在主客体互动和互构中。而词义动态识解理论(Cruse 2004;Croft,Cruse 2004)却忽略了主客体同构这一重要思维纬度。有鉴于此,本文提出,词义动态识解新视角——主客体同构。
二、主客体同构的理论基础
主客体关系研究是哲学、美学、认识论和语言学竞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认为,主观是对客观的反映,客观认识对象决定着主观反映的内容。这里,哲学的主客体关系否认了“头脑固有”这一思维偏颇,开启了人(主体)与环境(客体)相互作用之思维画卷。美学和心理学把主客体互动关系提升为同构关系。美学称之为“心物同构”,“美学涉及一个`同构'的理论。……这样,主体与对象之间便形成一种心与物的同构”。(阮延陵2006:93)格式塔心理学称之为“异质同构”,“格式塔心理学和美学关系大的是他们的`同构说'”(易中天2005:109)。两者均强调非心非物,物我同一,主客体浑然一体现象。主客体同构观在《发生认识论原理》(皮亚杰1981)中得以进一步地抽象和概括,皮亚杰将同构关系纳入到了形式化研究之中,他提出S R双向关系的公式。这里皮氏修正了行为论(Bloomfield 2001:23)的单向认识过程(S※R)之偏差,更改为双向认识过程,即互动结构。这一形式化表达客观地再现了主客体在认识活动实践中的关系:主客体在主体客观化和客体主观化的双向运动机制中建构着同一。
认知语言学对主客体关系有着相似的论述。Lakoff&Johnson(1980:230,232)强调了主客体互动的观点(interactionism view),他们认为“理解来自互动”,即“理解与物理环境、文化环境和主体之间的互动”,并陈述主客体互动的本质属性,“互动的属性是,我们经验的所有纬度在本质上都是互动的,一切经验完形都包括互动属性,这一特性既适用于隐喻概念又适用于非隐喻概念”。“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认为,语言主要是人们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互动观也是认知语义学的一个重要观点”。(王寅2005:96)。因此,可以认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是词义构建和解读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二者之间的同构是词义动态识解中的重要思维范式。
三、动态识解与主客体同构
上述理论中的主体源自同一有灵实体(animate entity)(人),而冠以不同的名称,如实践者(哲学观)、感知者(美学和认识论)、概念化者(认知语言学);主体所对应的客体分别是物质世界、经验世界和概念化的词项。关于动态识解的主客体因素,Cruse(2004:263)认为,词义识解中两类限制制约是最基本的,一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一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在这一视角的参照下,认知客体主要指具有概念内容的词项,表示为P(Purport),客体因素包括其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认知主体主要指读者R(Reader)和听者H(Hearer),主体因素包括个体知识背景和个体熟悉度。动态识解中的词义是一个由各种关系形成的网络,这一网络由客体、主体和时空关系共同组成,是一个以双向同构为内部机制的动态结构,可以表示为词义在线识解图(见图1)。
图1 词义在线识解图
如图1所示,在线识解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纽带。认知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在于刺激和选择,客体制约着主体的选择,“客体的特征选择制约着认识它的主体”,“客体的特征选择制约着主体认识的方法”(张正军 1991)。主体的作用在于对客体的选择和加工,体现为词义的确立和选择;词义范畴的整合与建构。在词义识解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具有双向过程:主体的认知图式外化(主体外化)与主体内化客体(客体内化);主体是拥有内化客体的主体(主体客观化),客体是内化了的客体(客体主观化)。词义在线识解既体现着同源性:主体是一个拥有内化客体的主体,这个内化了的客体则又成为主体再次内化的经验与依据,主体的认知图式与当前的外部刺激(或可感知信息)是认知语境的内外在源泉;又体现着同时性:主体作用于客体的选择、加工、整合功能而客体作用于主体的刺激与选择,在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客体也作用于主体。词义动态识解过程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构过程。在词义识解过程中,语言结构和认知结构发生了同化,主体与客体始终处于不间断的双向建构状态。
综上所述,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仅是主体对客体选择、加工和整合的结果,而且还是客体刺激、选择主体的结果。这展示了认识主客体同构的内在机理。在词义动态识解理论的导向下,在皮亚杰形式化公式(林崇德1995:51-52)的参照下,本文所展开的词义主客体同构的公式表达式为:P+I※AP+E,式中的P指概念内容词项,I指主客体及其因素,AP指I同化于P的结果即识解义,E指同构中未被提取的意义部分。
此外,图1中虚线为时空线,表示词义在线识解时,还受约于一定时空的限制,如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详见下节)。同时,时空虚线也说明词义的共时识解是以历时为背景的,主客体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equilibrium)。
四、主客体同构特征
依据我们的观察,表达式P+I※AP+E在主客体同构过程中,至少体现三类特征取向:整体性、同一性和不对称性。这三者分别是对整体论、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考量。
1.整体性
整体论(holism)采用非线性的、动态的思维取向,以“整体”与“关系”为两大基点,强调整体结构和功能的认知过程,倡导运用整体或系统来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整体思维假设已得到了当代各门学科的印证和发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格式塔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可以说,整体性思维概念,正影响和改变着科学的研究范式与人类的思维方式,已成为“当代科学的范畴转换”(李曙华2006),也成为现代新兴学科的思维范式,如生成整体论(李醒民2003)、语言全息论(钱冠连2002)等。整体思维观的精髓是它的整体性,体现为关系、整体和互动。
整体识解已成为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有一些实验说明,人们的信息提取先按物体(如先`鸟'),再按属性(后`金黄色')。如果先给属性,再去提取物体,就会困难得多。这是因为物体范畴比属性范畴更为基本”(桂诗春2000:98)。整体描述是人们对事件或过程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例如,“歌曲”主要指歌曲整体(如旋律),而非音符、乐器、歌手等;履历中的“出生地”,一般选择某省或某县,而非某地某个医院的某一病房。行为过程的描述如“吃饭”、“散步”等,也是用整体(框架词语)代替了部分(框架词语)。有时,整体认知思维方式也见于部分替代整体,即用子事件或子过程来代表整个事件或整个过程,以建构事件完形体、过程完形体等理想化认知模式(ICMs)。
词义识解也体现着整体观(the holistic view),也强调关系与整体。Croft&Cruse(2004:67)认为,词义是关系体,一个关系体的存在总是内在地蕴涵着另一个关系体的存在。而且,语义结构与知识系统密切相关;人类的语言能力与一般认识能力和方式密切相关。整体观的词义是一个无限大实体,包含着这一词项意义与语言中所有其他词项的关系(Cruse,2004:77)。Cruse(2004:96-97)认为每一词项的定义需要参考所有其他词项的意义,如“马”一词包含着整体意义,呈现为复杂的关系网,可用下面的意义网络图表示(图2,参见Cruse,2004:97,略有修改)。
图2勾画了“马”的概念网络,包括所属类别、物理特征、生物特征和用途等。潜存于人的整个心理词库中。此例说明,词义是以网络的形式整体呈现的。
图2 马的意义网络图
在词义主客体同构表达式中,表达式左(P+I)、右(AP+E)两方,均体现为整体性。概念内容P表征词项所涉及的整个网络,或称为规约意义(conventional meaning)集,如图2所示;主客体因素I,不仅体现为主客体的同源、同构而且还体现为全息统一。发生认识论认为,“一方面,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皮亚杰1981:21)。也就是说,认识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独立于主体的认知,也没有游离于客体之外的认知,词义识解的发生融合了主客体双方的因素在内,呈现为整体性。整体性也呈现在表达式右侧AP和E两项中。AP(I同化于P的结果)指的是词语的识解义,是语义结构与知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体。在认知语言学视野下,词义和百科知识没有区别。E的作用在于为词义识解提供背景,表示默省图式。总之,不论是概念内容P、主客体因素I,还是识解义AP、未被提取的意义E,它们都是词义整体性的公式化展开。总之,词义识解以整体的方式进行操作。
2.同一性
在本文中,“同一”一词不同于经典逻辑的“等同”概念,其形式表达式为a=b(Geach,Black,1970)。这是因为,词义的多变性和多义性是“同一律”难以控制的,而词义并不总是以“等同”的方式存在,也不总是以“等同”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其更多地体现为认知结构的相似性,即认知结构存在的共性特征。
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或概念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似或一致关系。“语言结构反映经验结构,即世界结构,包括说话人强加给世界的观点”(Croft 1990:164),“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就是语言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Haiman 1985),语言形式和概念意义之间存在着对应的象似性(iconicity)现象,“音义同构现象论”(辜正坤1995)认为,音义同构现象不仅必然地而且客观地、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人类语言中。词素、词、句子的顺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存在的逻辑关系。例如,汉字的构造源于对自然物体的图像模仿,每个字集音、形、义于一体,如“國”、“椅”等词。“國”字字形富含意义,其中外部“◆”表征着领土边界(boundary);内部“口”表征一个民族(nation),“戈”表征武器(weapon),“一”表征团结(united)。“椅”字也融其形式与概念于一体,该字既展现其“倚”的功能,又展现其材料动因,为“木”所制。再如富有形态理据的英语,英语词语是词素的“完形”(gestalt)体,例如progress一词有两个组成成分,一个是前缀pro-,“向前”之义,另一个是词根-gress,表“行走”义,两者整合在一起,构成了“向前走”这一整体义。单词alcohol核心义是“酒精、乙醇、醇”,后来其意扩大为“含有酒精的饮料”,加上后缀“-ic”构成 alcoholic,用作形容词表示“酒精的、含酒精的”,用作名词表示“饮酒过度的人”。名词后缀“-holic”扩展为“—狂”或“—迷”,指当今社会为了寻求“刺激”,干一些常人看来是“过度”或“过分的”事情的人,如movieholic“影迷”,teleholic“电视迷”,workaholic“工作狂”,crediholic“赊账购物成癖的人”,等等。上述汉英词语的概念结构关系解析进一步明示,词语是一个心理结构体,内化于人脑中的知识结构,表征为一定的经验内容和意象图式(image schema)。这里,词语的形式与意义之间体现着同一,“词以概念的形式表达语言的符号功能,人通过对外界世界的直观感知逐渐形成一定的范畴,范畴又通过词表示出来,词是范畴和概念的载体”(卢植2006:187)。“语言的意义被看作是从语言的表达式向某些心理活动的映射。”(Gärdenfors 1999:21)“人类语言文字之所以具必然性,是因为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诸种因素互根互构互斥互动和合而生的,是存在(主体和客体世界整体)的缩影式抽象化或曰符号化。”(辜正坤 2007)同一论认为,语言思维融为一体。思维是内化的发音(辜正坤1995),思维是内化的语言结构(Haiman 1985)。语言的同一性“来自两个方面:人类所共有的认知能力和同一的限时规则”(石毓智2000:2),也就是说“词语义项的多少最终应取决于以原型理论为基础的概括与归纳”(王吉辉2009),语言结构客体与人的经验结构或概念结构主体之间存在着相似或一致关系。
3.不对称性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也可能是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关系。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不一致性,表现为不完全的映射(incomplete mapping)。词语和意义之间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一个词可以有几个意思(近义、侧面义或歧义),而一个意思也可以由几个不同的词来表示(同义、近义)。这是思维方式使然,因为“人具有认知的潜能,不同的认知主体,具有不同的身份、阅历、信念、态度、知识等等,这使得每个人所建构的认知语境极富个性,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一句话百样说的多彩局面”(黄华新,胡霞2004)。如图1中虚线所示,词义识解的不对称性表现为时间差、空间差和时空差。
首先,词汇意义与词语所使用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时代和年龄差异会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尤其体现在语义系统上。例如,“学历”一词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教育高度发展的今天,“学历”常常指本科毕业、硕士毕业甚至博士毕业。但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高中毕业”是高学历,是令人羡慕的文凭,“高中生”是一时的佼佼者。再如,“霸权”一词在不同的时代表达不同的内涵,本词项的意义一般是“泛指大国、强国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而今“霸权”也聚焦于知识产权领域或计算机软件领域,表示“在某一领域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年龄差异也会影响词汇系统,年轻人或网民的网络流行语正在翻新着词汇系统,“就汉语而言,从整体上看,年轻人对词汇系统的翻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种类型:字母型、数字型、表情型和文字型”(朱跃2006:174)。例如,“粉丝”一词表示崇拜者、仰慕者之类的意思,如“相声粉丝”;“MM”一词指年轻女性;“菜鸟”意为新手;还有一些数字组合,如1314(一生一世),25184(爱我一辈子),5871(我不介意),也是别有含义的组合。年轻人的变体(variant)正在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年轻人追求自我的独特性,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满足于已有的表达,追求新的、不同于已有形式的表达形式,用新奇的词语和用法给人强烈的新鲜感,引起受众的关注”(刘云2009)。概言之,词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空间差异也会体现在词汇和语义系统上。心理图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不同的民族、文化环境、风俗习惯、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例如,将“大河”、“大江”作为基本范畴,我们认为它们是黄河和长江,非洲人尤其是埃及人认为是尼罗河,美国人则认为是密西西比河。在说到水果时,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苹果、梨、橘子、香蕉,而泰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榴莲和山竹。
再次,时空差也会影响词义的识解。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获得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世界知识、经验和记忆,这导致不同人对同一世界的不同看法,即思维源自身体体验(Lakoff G 1987:preface)。时空差的典型思维模式为“专家”(expert)和“新手”(novice)模式。“认知心理学家在对专家和新手的注意特征所进行的大量研究中发现,专家和新手在对刺激信息或问题的注意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比如,专家常常以原理、规则等来理解和解决问题,而新手则是以刺激信息或对问题的表面特征的分类为基础来理解问题”(梁宁建2003:106)。同为“花”,新手常常以“花儿”称之,至多称为低层范畴类别,如“牡丹花、杜鹃花”等,很少称为“单瓣型牡丹、荷花型牡丹、托桂型牡丹、皇冠型牡丹”等次范畴类别。而专家则不同,“花”在诗人眼中,变成了美人;在艺术家眼中,是一幅幅的画;在植物学家眼中,则是植株的生殖器官;在物理学家眼中,是电子、中子和质子的聚集物;在化学家眼中,是有机分子的合成物;在经济学家眼中,则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等等。
当然,上文所提到的三个特性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则体现了人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就解释了不同人和民族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认知上的差异,语言表达的不同。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可能像镜子一样来反映客观外界,其中含有主观加工成分。”(王寅 2005:96)在词义动态识解过程中,在客观化与主观化视角下,认知主体和词项客体均未缺失,而达到了平衡与一致,实践着主客体的同构与同一。
五、结 语
在词义动态识解研究中,可以把主客体同构视为一种新思维范式。我们据此试图发展一个合理的词义动态识解思维模式,提出以主客体同构作为词义动态识解生成机制的假说。本假说认为,在词义识解过程中,主客体之间表现出主体客观化和客体主观化的双向过程,语言结构和认知结构发生同化,主体与客体始终处于不间断的双向建构状态。当然,本研究仅是一种尝试,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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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视角 第10篇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航空运输业处在在高速发展时期。但伴随着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航空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近年来,通过媒体报道的霸机事件、机舱内冲突事件频繁发生,顾客满意度偏低,投诉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制约民航业发展的障碍,并且给相应的航空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也正因为如此,通过研究我国民航业的特点,探究并找到有效的评价模型,进而找到改善服务质量的管理策略,提高顾客满意度,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Kano模型起源于狩野纪昭[1]教授有关魅力质量要素生命周期的相关理论,并在近几十年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探讨和研究。Kano模型研究的是“质量的量”对“顾客满意度”影响的不同方式,因此在资源优化方面有众多应用,如白涛[2]等人应用模糊集理论改进Kano模型,对相关质量要素进行有效评价,并给出了具体的优化改善建议。同样借助模糊数学理论对Kano模型进行改进的,还有印度学者Avikal S[3]等人,他们在实际应用中对Kano模型、AHP和M-TOPSIS三种方法进行改进,并最终依据评价结果对组件拆卸工作的最优顺序和优先关系给出方案。Kano模型研究涉及到顾客心理分析,Tontini G[4]等人基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质量属性与满意度之间相互影响。施国洪[5]应用Kano模型对图书馆服务质量属性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并从顾客满意系数角度探索了质量要素对提升满意度或解除不满效果量化关系。也正是由于Kano模型涉及到顾客复杂心理分析,所以模型天然具有定性分析的性质,也自然相对应的具有量化分析方面的短板。
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定制型个性化小批量生产将成为一种趋势,顾客个人的实际感受在工业产品设计中的作用也越加凸显。企业只有不断创新以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许多企业之所以没有达到财政目标和顾客满意的原因就是并未聚焦顾客需求或者是对顾客需求关注不够[6]。Kano模型是分析顾客需求的良好工具,因而在工业产品设计方面,Kano模型的应用也十分广泛。K Matzler[7]教授首次将QFD(Quality Function Development)与Kano模型结合使用,对产品设计进行优化。国内学者段黎明和黄欢[8]应用Kano模型对质量要素的定性分类作用,来解决QFD(质量功能配置)应用过程中遇到的两个质量要素用户需求程度相近时两难的问题。李兴国[9]等人同样将Kano模型和QFD结合,基于模糊集理论给出了供应商选择方案。在啤酒杯设计案例研究中,巴西学者G Tontini[10]等人借鉴Kano模型和QFD各自的优点,对产品需求进行了分析,并得到了优化后的设计方案。
最初提出的传统Kano模型,其统计原则、分类准则以及综合评价等方面的理论相对不成熟。因而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和改进。针对量化传统Kano模型的研究,Q Xu[11]等人首次提出分析型Kano模型(A-Kano),解决了传统Kano模型分类定性化的固有弊端,定量化后的A-Kano模型具有更广的应用和更好的决策支持作用。孟庆良[12]等人借鉴分析型Kano模型对我国物流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服务质量提升决策提出相应的建议,也是对分析型Kano模型应用于各领域适应性的积极探索。同样研究量化Kano模型问题时,Wu M[13]等人引入模糊理论,用来解决由于问卷中语言学引起的不确定不精确性,以及在分类原则上由于不连续性质引起的问题。此后Lee[14,15]等人进一步改进Kano模型,通过计算非标准属性的相似度,给出了Kano模型分类细化原则,为分类标准提供新的思路。Lee在优化分析型Kano模型的文章中,结合分类结果与相应的优先级,给出了质量提升指数的计算公式。
在动态预测相关问题上,王海全[16]提出基于多变量灰色模型的顾客动态需求预测方法,提高了预测精度的同时,降低了预测模型的实用难度。姚海[17]等人利用回归分析、灰理论和反转神经传播网络建立组合组侧模型,对产品功能需求分析中的重要度动态变化进行了预测分析。杨慧[18]以民航运输业为背景,对顾客购票行为研究做了深入分析,构建了乘客购买效用度量框架。R.Rajesha等人[19]研究供应链风险问题时,应用整合灰色理论与有向图矩阵,来量化供应量风险环节策略研究。CC Hsu[20]结合灰色理论和神经网络,对台湾地区电力需求进行了预测分析,并证实经过修改残余项的模型精度更高。Hastings W K[21]等人将随机过程的马尔科夫链引入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中,即MCMC(Markov Chain Monte Carlo),克服传统蒙特卡洛模拟的高维、静态的缺陷,提高估算精度。
从以上文献研究对比中可以发现,理论上分析型Kano模型虽然在量化上更加彻底,但在实际数据收集上由于设定更加细化的评分选项而导致的难点不可避免,并且考虑到问卷调查者复杂的产品或服务心理感受,过度量化本身存在不合理之处。本文基于以上考虑,利用量化改进Kano模型对民航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克服了分析型Kano模型过分量化的缺点,也同时解决了传统模型分类统计标准的不精确、归类准则不合理的缺陷。最后,以更加合理准确的分类结果为出发点,通过GM(1,1)预测模型和稳态概率预测模型,对其中的两项关键性的魅力要素质量进行预测研究,预测出下一时间点质量属性归类变化情况,并结合实际数据探究预测模型的适用性。
2 改进型Kano模型
2.1 Kano模型理论背景
受到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的启示,日本质量管理专家狩野纪昭[22,23]提出了Kano模型的原始概念。Kano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顾客满意度与产品或服务的绩效之间有着非线性的关系。这样,对于不同的质量要素,就可以通过其变化曲线着手研究提升满意度所需的产品质量提升的成本,进而为企业作出产品改善决策提供参考。
对于不同质量要素与用户满意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狩野纪昭教授将产品或服务质量要素大体分为五类:魅力质量要素A(Attractive quality elements)、一维质量要素O(One-dimensional quality elements)、必备质量要素M(Must-be quality elements)、无差异质量要素I(Indifferent quality elements)、逆向质量要素R(Reverse quality elements)。质量是企业主要竞争力之一,因而在企业管理中对质量的管理和把控是非常重视的。另一方面某一质量要素在时间变化过程中,其属性的归类也动态变化着。进一步讲,借助Kano模型可以寻求消费者对质量要素的态度和变化规律,进而为企业的质量管理提供信息参考,这也是Kano模型近些年来会备受关注和推崇的原因。
对于问卷设计这一块,Kano模型设计正反两个问题:具有某质量要素时的服务感受,不具有该质量要素时的服务感受。服务感受分为:喜欢、理应如此、无所谓、可以忍受和不喜欢。传统分类方法如表1所示。
传统Kano模型缺陷也很明显,分类原则过于主观,分类的筛选原则过于粗略,使有用信息损耗过多。例如A1、A2、和A3之间,虽然同为魅力质量要素,但事实上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而在无差异质量要素I的九个选项中,这种信息损耗就显得更加明显了。Kano模型从本质上说属于定性分析工具,这个问题也限制了模型在定量化研究和决策支持方面的作用。因而如何量化Kano模型,显得十分有意义。
2.2 改进Kano模型
表2是本文改进后的Kano模型分类标准表,将介于不同标准的质量要素之间的区别细分,从而算出魅力质量要素A、一维质量要素O、必备质量要素M、无差异质量要素I、逆向质量要素R五类质量要素在整个评价系统中的真实所占的百分比。在表2中,A、O、M、R、I1、I2、I3分别是魅力要素、一维要素、必备要素、逆向要素和三种无差异要素的标准形式,而Q则代表过渡属性的非基本质量要素,进而要引入相似度理论进行细化分类。
如果一个非标准属性(non-canonical judgment,NJ)与它邻近的标准属性(canonical judgment,CJ)的相似度用SNJ表示,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与标准属性的数量成正比,则相似度SNJ可以表示为:
其中fNJ(CJi)为与非标准属性NJ邻近的第i个标准属性的数量,d(NJ,CJi)则为非标准属性NJ与第i个标准属性CJi之间的距离。则由此理论可以计算出Q1对应的与A和I2的相似度S(A)和S(I2)为:
其中,f(A)为标准魅力质量A的统计数量,f(I2)为无差异质量要素I2的统计数量。若出现某些标准属性数量为0而导致无法计算时,则取定为最小值1。则根据以上三个公式,可以计算出改进Kano模型中其他Q对应的相似度,进而可以精确计算五种属性的数量F(X),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f(j)为改进的Kano质量属性分类表中某属性的统计数量,Sj(X)则为此属性与邻近属性X的相似度(显然,如果此属性为标准属性X,则相似度Sj(X)取1)。
根据上述相似度理论,统计出了各个质量要素根据改进型Kano模型的分类结果,如下表3所示。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仅给出2015年十月份收集的数据,包括相关题项和相对应的服务质量Kano分类统计结果。
针对Kano模型最终归类问题的判断,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选取数据中分布数最大的归属类为其分类结果。例如质量要素E1分类结果中,四种Kano模型分类的分布数为E(A)=13.63,E(I)=7.05,E(M)=0.00,E(O)=98.07,很显然其归类结果为一元质量O。但是这种归类判定准则可能会出现几种问题:当出现两个或者多个最大分布数时,归类结果如何确定?或者是当两个质量要素根据这个准则归类结果相同(即最大分布数属于同种Kano分类),但是除了最大分布数以外,其他各类分布情况差异很大时,如何有效地区分其差异性呢?
针对这个问题,Lee M[24]等人提出混合分类判断准则。计算TS(Total Strength)、CS(Category Strength),当TS≥60%且CS≤6%时,判断其为混合类属性,否则按照分布数最大原则判断其归类。其中TS、CS定义如下:
陈波波[25]等人在研究Kano模型分类判断准则时,提出最大领先度概念进行改进。这种方法有效解决了归类原则问题,但是作者在显著性取值问题上,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标准,只提出应用经验法、半数法或者是专家打分法来进一步确定显著水平。最大领先度中的计算方法比较复杂,且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显著性水平获取方法,使得其实际应用上受到很大限制。孟文[26]等人则应用模糊Kano模型,引入置信水平α,对Kano模型分类结果进行判断。在实证中分别取定了α=0.1,0.3,0.4,0.5,0.7,并在快递行业中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虽然在实例中,对比传统Kano模型分类结果,选择α=0.4更为合理,但是置信水平α的获取有一定的主观性,且没提供一般情况下的置信水平获取方法,因而使得其应用受到很大限制。
本文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对Lee等人的理论进行改进,使得控制TS≥60%前提下,设定适当的β值(CS≤β=8%),使得筛选出的混合类属性的占比满足实验要求。这种设定有其合理性,因为混合类属性并非属于Kano模型分类中的6中属性之一,仅仅是属于两类之间的临界值点。如果以平面区域划分为例,则混合类数据集合则为Kano图型中线上的点,而标准属性点则落在各个区域中。显然控制混合类属性占比较小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能有效控制信息丢失。
3 灰色度理论GM(1,1)模型与马尔科夫稳态模型
3.1 灰色理论与GM(1,1)模型
3.1.1 灰色理论简介
1982年,中国学者邓聚龙教授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27],是一种研究少数据、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用“灰”表示部分信息明确、部分信息不明确。相应地,部分信息不明确的系统称为灰色系统。
常用的预测方法可以分成这样几类:概率外推、函数外推、经验外推等方法的预测:如德尔菲法、统计趋势预测、回归分析预测、马尔可夫模型预测、最小方差预测等,共同点是对大样本量的追求。灰色理论预测与传统预测对比而言,在实际应用上有明显的优势,即灰色预测允许少数据预测,允许对灰因果律事件进行预测(所谓“灰因”即原因信息量并不充足,介于信息完全和信息缺失之间)。
灰色理论基本概念:AGO累加生成序列:定义x(0)=(x(0)(1),x(0)(2),…,x(0)(n))为原序列x(1)是x(0)的AGO序列,记为x(1)=AGOx(0),其中:
均值生成:称z(1)=MEANx(1)为x(1)的MEAN序列(紧邻生成序列),当其满足下面关系时:
GM(1,1)的定义型(即GM(1,1)的灰微分方程模型):
其中x(0)(k)为灰导数,a为发展系数,z(1)(k)为白化背景值,b为灰作用量。
GM(1,1)白化方程:
称一阶线性微分方程:为GMdt(1,1)模型的白化方程。
在实际预测中,也是应用白化方程的解。
在t=k处的值,来近似逼近代替灰色微分方程GM(1,1)的真实解x(1)(k)。
3.1.2 精度分析与背景值构造
GM(1,1)矩阵方程为:Y=BP
其中为数据向量,为数据矩阵,为参数向量。可以求得上述方程的参数解为在以上分析中最终得到的白化方程的解的形式可以看出,GM(1,1)模型的预测精度取决a于参数a、b。而参数a、b的计算方法由给出,即取决于原始序列x(0)=(x(0)(1),x(0)(2),…,x(0)(n))和背景值z(1)(k)的构造。换言之,预测精度从本质上是取决于背景值z(1)(k)的。罗党,刘思峰[28]等人在文献中指出,背景值的构造,是导致模拟误差产生,以及影响模型适用性的关键性的因素之一。王洪国[29]等人基于刘思峰等人的研究理论,进一步探讨了背景值z(1)(k)在优化中忽略而造成的误差影响,重构了一种精确的、优化的背景值z(1)(k)的构造公式,使得GM(1,1)模型的模拟精度和适用性进一步的提高。新型背景值构造方法的GM(1,1)模型不仅拟合、预测精度高,并且对于高、低指数增长序列建模同时适用。此外,杨华龙,谭冠军,姜艺羡等学者[30,31,32],也对GM(1,1)的背景值优化、模型改进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对GM(1,1)模型预测精度提高提供了新的思路。
改进后的背景值构造公式:
王洪国等学者指出,白化方程的微分解为:
则这种假设成立的前提是的值可以忽略。考虑到这点,进而提出更加精确的背景值构造公式:
经过实际预测和真实值的对比实证,证实了改进后的背景值构造公式确实有较好的精度,并且适用于高增长指数序列(发展系数的绝对值较大的序列)。
3.1.3灰色理论预测模型的可行性检验与精度检验
若建模序列x0的级比满足,例如:n=3时,则认定x(0)是可作GM(1,1)建模的。本文研究时选用的序列是从三个时间间隔采集的序列,因而取定判断区间为。
事中检验:这里针对GM(1,1)模型主要有三种事中检验方法:检验方法有残差检验、后验差检验和级比偏差检验。本文涉及相对残差检验,只对其他方法进行简单介绍。残差检验:定义的残差,其中x(0)(k)为原始序列,为模型值。相对应的,级比偏差定义为:,其中为原始序列级比的模型值。以相对残差为基准对指标进行评定等级,Yang[33]等人得到下表所示的参数作为GM(1,1)模型适应性判定参考。
3.2 马尔科夫链稳态模型
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是指依赖于一个变动参数t的椅子随机变量{X(t),t∈T}。变动参数t所有可能取值集合T成为参数空间。X(t)的值所构成的集合S称为随机过程的状态空间。
马尔可夫分析只涉及随机过程的一个子类—马尔可夫过程。马尔可夫过程的判断依据是:若已知时间t系统处于状态X的条件下,在时刻τ(τ>t)系统所处的状态与时刻t以前系统所处状态无关。马尔可夫过程的具体定义如下:
设{Xn,n=0,1,2…}是一个随机序列,用″Xn=i″表示时刻n系统处于状态i这一事件,称pij(n)=p(Xn+1=j/Xn=i)为事件″Xn=i″出现的条件下,″Xn+1=j″出现的条件概率,又称为系统的一步转移概率,若对于任意非负整数i1,i2,…in-1,i,j以及一切n≥0,有P(Xn+1=j/Xn=i,Xk=ik,k=1,2,3…n)=P(Xn+1=j/Xn=i)=pij(n),则称{Xn}为一个马尔可夫链。
显然质量要素的Kano分类属性归属,是属随机过程的,其状态空间为{A,I,M,O,R}。某确定的质量要素在某时刻所处的Kano分类属性,仅与上一时刻所处状态有关,因而是属于马尔可夫过程的。
当某产品市场发展成熟时,根据市场原则遴选出的质量要素,其根据Kano模型分类结果应该是稳定的,即落入Kano模型五种分类的占比应该是趋于稳定的。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引入马尔科夫稳态模型来进行预测的。马尔可夫过程的稳态概率定义如下:
根据马尔柯夫假想,对于一个马尔可夫链,若已知道初始状态概率λi0=p{X0=i}和一步转移矩阵P,就可以求出任意时刻过程处于某种状态的概率λjn=p{Xn=j}。这时λjn=p{Xn=j}为系统的瞬态概率。实际应用中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当n→"时,在统计平衡条件下系统所处状态的概率分布,及马尔可夫链的最终稳定状态。
在Kano模型对质量要素分类过程中,希望找到某个特定行业中不同质量要素的占比。对于服务质量要素,Kano博士指出必备要素M和一维质量要素O应该占大多数的,这适用于不同行业,但对于研究的某个特定的行业时,弄清楚不同质量要素的占比问题,则显得很重要。利用马尔可夫链稳态概率来预测某个选定的质量要素在达到稳态时不同的A、M、O、I、R所占的比例,进而确定其在稳态时的Kano分类,这可能为航空公司做出质量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为了研究系统经k步转移后的状态,需要清楚各个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则自然而然引出转移矩阵概念:若系统由状态i转移到状态j的概率为pij,其中。把各个状态之间的一步转移概率排成矩阵得,称P为转移矩阵。显然转移矩阵是一个概率矩阵,决定了各个状态之间的转移规律。
而本文研究则是在时间间隔T固定时(本研究取定T=30天),各个质量要素的Kano模型分类间转移概率pij固定的假设下研究的。马尔可夫过程符合泊松分布,其参数λ是常数,因而两状态间转移概率pij固定,进而转移矩阵P也是固定的。本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数据分析,得到准确的转移矩阵,对稳态下的Kano模型分类占比进行预测。
3.3 两种模型预测步骤及意义
根据以上理论,预测模型研究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根据民航服务质量相关信息,结合改进型Kano模型设计问卷;第二步:应用GM(1,1)模型和马尔可夫稳态模型进行数据模拟和预测。对于GM(1,1)模型的的实验步骤如下:
1)获取原始序列X(0)=(x(0)(1),x(0)(2)…,x(0)(n));
2)求出相应的X(0)序列的1-AGO(累加生成)序列X(1);
3)根据公式(13)得到白化背景值序列Z(1);
4)由公式计算得到参数a、b的值;
5)由参数a、b得到最终的预测的时间响应函数,即公式(10)所示;
6)最后根据预测得到的Kano模型分类属性占比进行分类。
马尔可夫链稳态预测模型的步骤分为两步。首先,对两次调查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属性之间的转移矩阵P。最后求得稳态概率向量X,并结合改进Kano模型分类原则对预测结果进行分类。
对于GM(1,1)模型的意义,根据狩野纪昭教授关于“魅力质量生命周期”的有关阐述,质量要素的生命周期如下:无关要素→魅力要素→一元质量要素→必备质量要素。质量要素的Kano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市场的发展变化下,几乎所有的质量要素属性都在动态的变化着。从而研究质量要素变化的规律,并对其进行预测,对公司做出迅速及时的产品质量决策,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稳态概率模型,一个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考察的质量要素的分布规律也应该是稳定的。或者说,可以从竞争力优势不同的企业的数据对比中,探究出质量要素Kano模型分类角度的最优占比,从而找到最优化的质量管理策略。这也对企业以提高竞争力而做出的质量调整决策,给出积极启示。
4 实证数据分析
数据收集和整理。问卷发放和回收通过两种方式,网络在线问卷发放和现场问卷发放形式。第一阶段,2015年8月10号至15号,网络问卷发放75份,回收53份;现场问卷发放75份,回收67份;剔除有问题问卷6份,共收集有效问卷114份,有效回收率为76%。第二阶段为2015年9月10号至15号,网络问卷发放75份,回收62份;现场问卷发放75份,回收61份;剔除问题问卷2份,共收集有效问卷121份,有效回收率80.7%。第三阶段为2015年10月10号至15号,网络问卷发放75份,回收70份;现场问卷发放75份,回收68份;剔除问题问卷6份,共收集有效问卷132份,有效回收率为88%。最后的第四阶段,全部通过第三阶段150份问卷的网络和电话回访回收,其中有效联系方式133份,剔除有问题问卷13份,共回收有效问卷120份,有效回收率80%。
根据Kano教授有关魅力质量生命周期的理论可推论,某个特定的质量要素处于A(魅力质量)状态的时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是最短的。而相比较而言,处于一维质量O和必备质量M的状态的质量要素相对稳定,在短时间内较难测出明显的变化,研究其变化规律需要的时间成本很高。此外考虑到对于公司质量决策方面的价值影响,显然由A为基态变化,对公司质量管理策略影响较大,而由O为基态的变化,公司质量管理策略上的调整相对小。为此,本文根据表3只选取处在魅力质量的E1、E6、E8三个质量要素进行预测研究。表5给出了E1、E6、E8四个阶段的分类统计结果。
以上表数据进行试验模拟预测,得到如下预测结果。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仅举例质量要素E1的质量要素属性的实验预测演示步骤。
首先得到E1的四种属性的原始序列(此处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根据GM(1,1)可行性检验标准,计算原始序列的级比,计算得出的级比分别为:间隔为3时的级比覆,并选择时间盖的可容区间为:。显然满足GM(1,1)建模可行性判断准则的,数据是适合GM(1,1)建模的。
进而得到相应的1-AGO(累加生成)序列为:
根据公式:
求得相应的白化背景值序列Z(1),并求出参数a、b的值:
前四个阶段模型模拟值为:0.1616 0.12640.1163 0.1070
其相应的残差检验实验值:0.0000 0.00420.0132 0.0071
从拟合精度角度考虑,根据表3的评定等级可知,精度等级为一级,数据拟合效果较好,说明GM(1,1)模型预测结果是适用的。
相应的时间响应函数为:
从而可以根据上式对第五阶段进行预测(即k=4时),得到预测值为:
同理可得到E1、E6、E8三个质量要素各个属性的前四个阶段的模拟值和真实值,如下表所示。
相应的时间响应函数为:
将k=4带入可分别求得第五阶段预测值,根据预测值以及Kano模型分类原则得到分类结果如下表所示。
通过统计第三次问卷和第四次问卷回访,得到的E1、E6、E8三者四种Kano属性归类之间的相互转化数据统计,如下表11、12、13所示。
若转移矩阵为P,稳态概率向量为X=[x1x2…xn]T,则根据平衡方程:
可求出相应的稳态向量分别为:
5 结论
马尔可夫链稳态概率的预测结果显然,三者Kano归类中E1属于无差别质量要素I,E6属于必备质量要素M,E8属于魅力质量要素A。灰色度理论GM(1,1)模型预测给出结果是E1属于一元质量要素O,E6属于魅力质量要素A,E8属于魅力质量要素A。两个预测模型只在E8质量的Kano模型分类预测上保持完全一致。GM(1,1)模型时间间隔上选取的是30天,在本研究中可视为中短期预测模型;相对而言,马尔科夫稳态概率模型则在预测市场趋于稳定后的情况,这里可视为长期预测模型。
由预测结果可分析出以下几点建议:(1)“航班起飞前24小时为您提供航班动态信息及值机提醒业务”这项服务,在短期看来对顾客仍具有吸引力,但是随着信息时代高速发展,个人获取信息便捷和方式的提升,这项服务可能在逐渐转变为无差异质量要素,甚至被其他服务所替代。(2)“机内提供多样化的报刊杂志,以及播放时效性很强的大众化娱乐视频”这项服务,短期来看是魅力质量要素,提升乘客对航空公司的评价。随着民航运输业的发展成熟,航空公司提供的这项服务将被更多的乘客视为“理所应当具有的”,进而会演变成必备质量M。(3)对于“机上除了免费餐饮外,提供付费的自助餐饮”这项,两个预测模型给出的结果都是魅力质量A,这也说明此项服务对于乘客具有吸引力,反映了乘客对机上饮食方面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改进机上饮食,根据不同饮食文化背景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对航空公司提升服务质量十分重要。
本文基于相似度理论改进了Kano模型,对民航服务质量进行了细化分类,确定了涉及的质量要素的各个阶段分类结果。同时尝试性将灰预测中的GM(1,1)模型和马尔科夫链中稳态概率模型应用到质量要素动态预测中,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和预测分析。两个模型都不要求较大的数据样本量,这使得两者的应用更加方便,克服了传统预测模型对大量数据的要求。本研究中GM(1,1)模型模拟值出现负值,稳态概率模型预测值出现大于1的预测值,都是由于数据不稳定引起的。寻找确定数据稳定的最小样本量,将是进一步研究的一个方向。另一方面,本研究数据采集时间间隔较短,稳态概率模型中,转移矩阵获取以及多步转移概率矩阵的获取,最理想的方法是一段足够时间持续监测数据,而此处直接通过两次问卷得出的一步转移矩阵,在概率矩阵的稳定性以及预测稳定性和准确性,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摘要：针对传统Kano模型对质量要素定量化研究的缺陷以及分类准则上的模糊性,提出应用相似度理论量化改进的Kano模型。并基于灰色度理论的GM(1,1)模型和马尔可夫链稳态理论,对评价模型中质量要素的Kano模型分类结果进行动态预测分析。通过对民航服务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两种模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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