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特征范文

独立董事特征范文（精选9篇）

独立董事特征 第1篇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源于大股东的代理问题以及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使得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和监控弱化,导致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经营者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盈余管理。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加强公司的治理水平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措施。而大量事实又说明,单纯依靠外部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约束机制,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内部人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监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衡控股股东和监督管理层的有效措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采纳。2001 年8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开启了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法制化和规范化进程。本文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独立董事本身的特征,如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重、独立董事每年参加的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每年获取的津贴以及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是否处于同城等因素,考察这些因素的不同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应建议,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以更好地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有效监控和约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在西方独立董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研究认为独立董事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如Beasley(1996)以构建了财务舞弊样本组(75家财务报表舞弊的公司)和非财务舞弊样本组(75家未发生财务报表舞弊的公司)探讨了董事会结构与财务报表舞弊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能够有效降低财务报表舞弊发生的几率。Bedard et al.(2008)从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特征出发,以董事的专业性、独立性、参与程度为变量,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会计专业背景、参与程度与盈余管理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研究却发现独立董事是没有意义的,Peasnell et al.(2001)以英国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独立董事与审计委员会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在抑制管理阶层会运用正的异常应计数操纵盈余上升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对于抑制负的异常应计数操纵并没有显著的效果。

(二)国内文献

在我国规范了独立董事机制之后,独立董事的设置到底有没有意义?独立董事对于改善公司经营业绩、抑制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有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根据相关研究显示,由于所选样本、时间区间、变量设置和模型构建等不同,也显示出了与国外类似的结果,即有人认为独立董事发挥了作用,白云霞、吴联生(2008)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存在相关关系,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盈余管理程度越大,陈胜蓝,魏明海(2007)研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董事会特征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显示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杜晓旭(2009)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独立外部董事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作用发挥情况的评价也不高,并有独立董事不“懂事”,独立董事不独立之说。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独立董事的设置旨在提升董事会的独立性,进而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管。我国自2001年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以来,证监会大力推进独立董事制度建设,目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普遍在法定的1/3以上,对于独立董事舞弊事件也进行了惩治,为独立董事职责的发挥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独立董事在促进公司依法经营、依法信息披露等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所占比重越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

独立董事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要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事项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参加董事会会议,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经营经营与董事会其他成员共同分析问题、选择公司经营策略,从而提升公司决策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强化对公司的监督力度。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独立董事参加的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

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也需要领取相应的报酬,以弥补独立董事履职的费用,以激励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进而为独立董事更好的履行职责提供报酬,尽管上市公司可以决定独立董事的报酬,但是独立董事可以通过拒绝接受聘任、或者辞职等方式来表达对津贴的不满,独立董事的津贴是其尽职工作发挥监督职能的内在动机。因此,提出假设3:

假设3:独立董事薪酬越高,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

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在同一个城市,有利于独立董事了解上市公司的信息,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因此,独立董事和公司在一个城市有助于遏制盈余管理。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在同一城市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二)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2年度沪深两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2012年度,沪深两市共有1446家上市公司。对这1446个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由于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业务特征与其他行业有着很大区别,金融行业所适用的盈余管理模型也不同于一般行业,加之该行业上市公司较少,因此直接将这16家上市公司剔除。(2)2006年度共有36家被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ST)的上市公司,以及51家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公司,由于这两类公司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也要剔除。(3)由于在盈余管理的计算过程中,需要采用2011年度的数据,因此,2012年新上市的以及2011年度数据不全的公司也要剔除,共79家。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206个。

(三)变量定义

本文以盈余管理为被解释变量,独立董事比例、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参加的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津贴、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一致性作为解释变量。与此同时,根据以上文献综述,本文将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净资产收益率、资本结构、资产规模、股权集中度、上一年度是否亏损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并预测了解释变量相应的符号,控制变量符号基本为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变量定义见表(1)。

(四)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并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NDAt表示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项目,At-1表示t-1年的总资产,ΔREVt28表示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加额,ΔRECt表示t年的应收账款增加额,PPEt表示t年的固定资产。上式中的参数α1、α2和α3可以使用横截面数据通过下式得到:

其中TAt表示t年的总应计项目,等于企业的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ξt是随机误差项。β1、β2和β3分别是参数α1、α2和α3的估计值。所以,将对上市公司进行分行业回归,得到相应的系数估计值。用总应计项目减去非操控性应计项目,即可得到操控性应计项目:

用操控性应计项目的绝对值来作为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EM)。为检验上述假设,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独立董事特征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其中,EM表示盈余管理。β(i=1,2,……11)为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残差。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所度量的盈余管理最大值为8.338297,而最小值为-7.466994,说明我国的上市公司既存在正向的盈余管理,也存在负向的盈余管理,而均值为0.042374,说明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更为严重。从盈余管理的绝对值来看,各公司间差别很大,但基本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有的甚至相当严重。均值达到0.27,盈余管理的程度较高。从独立董事的数量看,最少的为1位,最多的达到8位,平均值达到了3.28位。而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席位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最小的仅占5.88%,最大的可以达到60%,均值为35.22%。说明各公司独立董事的设置情况差别很大,有少部分公司对于《指导意见》“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规定并没有进行贯彻,但总体均值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标准,说明在《指导意见》的规范下,独立董事的设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同时作者还发现,在这1206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比重为三分之一的有684家,比例高达56.72%,说明很多上市公司可能在迎合中国证监会的硬性规定,而其自身引进独立董事的积极性并不高。从董事会会议召开的次数来看,最少的是3次,而最多的达到33次,平均为8.16次。从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领取的津贴标准看,独立董事的津贴也基本上分布在3~4万的区间,但总体来看,差别比较大,有的独立董事不领取报酬,而有的领取高达25万的津贴,在不发达地区为1~3万,发达地区则主要集中在6~8万。由于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以及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地点一致性两个变量都是虚拟变量,可以对其数量和比例做以下分析见表(3)。由此可见,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仅有37.81%,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证监会没有对设立审计委员会做出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则在于如果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则必须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成员是独立董事,而按照上述的分析结果,我国的独立董事数量较少,上市公司没有足够的独立董事来担任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这两个原因造成我国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较少。而从工作地点一致性方面来看,同城与异地的差距较小。

系数a

a.预测变量:(常量),固定资产标准化,1/At-1,主营业务收入/At-1。

系数a

注: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EM),系数下面对应的数值为其t值,检验为双尾检验。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表(5)。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规模差别较大,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最大的达到25,而最小的仅为14。净资产收益率的差别也很大,最小的为-16%,最大为8%。资产负债率方面,最小的仅2%,最大的竟然达到798%(中华A,000017,严重资不抵债),均值为59.9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负债融资的比率超过股权融资,负债融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中所占的地位更加重要,这可能影响上市公司为迎合债权人的某些指标需求以及进一步的负债融资而进行盈余管理。从前十大股东的股份比例之和看,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平均值达到55.07%。从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情况看,我国尚存在161家上市公司存在两职合一的情况,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应完全分离,两职合一的公司更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从2005年度是否亏损看,亏损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小,仅占19.15%,而盈利的情况较为普遍,占到了80%以上。可见我国的上市公司的盈利性和发展性较好。

(二)回归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运用修正的琼斯模型来计算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采用横截面数据分行业进行估计。具体估计步骤为:首先,将所有的数据分不同行业运用模型2进行回归,得到β1、β2和β3的值。其次,将β1、β2和β3分别作为参数α1、α2和α3的估计值,代入模型1,可以计算出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最后,将第二步计算出的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代入模型3,用总应计利润扣除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即可得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对DA取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指标。在计算过程中各变量都需要除以上一年末的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在此以制造业为例,说明参数的估计过程和模型的适用性。从以表(6)、(7)可以看出,回归系数β3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而β1接近于10%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β2则接近于20%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这说明模型所设置的解释变量基本能够显著解释总应计利润。由于主营业务收入是会使收益增加的应计利润项目,而固定资产其折旧会使收益减少,因此β2的符号应该为正,β3的符号应该为负,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回归后的系数是符合预期的。再从模型汇总来看,模型的R2和调整后的R2分别达到0.196和0.151,说明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我们用修正后的琼斯模型进行估计盈余管理是合理的。独立董事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见表(8)。从表(8)可以看出:(1)独立董事比例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系数是负的,方向符合我们的预期,但是相关性非常弱。这说明在我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席位中比重的提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显著。假设一没有得到完全验证。这与苏卫东等(2006)和杜晓旭(2009)的结论相同。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张逸杰等(2006)认为“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当独立董事从无到有时,这是一个质的改变,会使盈余管理下降,但是当独立董事的人数到达一定比例时,监督效率反而可能下降,其次,中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在实际操作中,大多由大股东进行提名,这可能会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再次,自我国独立董事机制建立以来,就存在着独立董事“不懂事”“花瓶董事”等说法,认为很多上市公司对于独立董事的建立只是在迎合监管部门的硬性规定,使独立董事的建立流于形式,也不为其作用的发挥提供相应的条件和激励约束机制,客观上制约了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2)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来看,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在我国虽然有一些公司自愿设立了审计委员会,但是它并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也只是流于形式,或者其中的外部董事比例不高,或者成员的专业能力有限等。(3)从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次数来看,体现出与盈余管理的较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即董事会的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理论上分析,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能够促进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了解和信息的沟通与传递,促进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机制,但是在实践中,我国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成为了事后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李常青等(2004)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是一种“灭火器”,只有公司出了问题才召开董事会会议。这导致在我国,董事会会议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复杂的。(4)从独立董事所领取的津贴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看,其相关关系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是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假设四得到验证。这一方面是由于独立董事领取的津贴越多,责任感也就相应较大,领取较高的津贴会形成对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独立董事工作的积极性,促进独立董事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和努力发挥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提供较多薪酬的公司一般是规模较大、发展较好、在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公司,它们的治理结构相对较为完善,盈利性较好,因此本身的盈余管理程度就会较低。另外,这些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董事也一般都是全国知名的专业人士,专业水平较高,声誉约束也比较强,所以,综合这些因素,津贴与盈余管理呈现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5)从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地点一致性来看,二者呈正相关,与预期相反,接近于10%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这说明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在同城,非但不能降低其盈余管理水平,反而不利于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作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国特殊的人文背景下,一切正式的法律、制度、规章,都可以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人们并不十分重视正式的规章制度,而更多地看重家庭关系、同乡关系、朋友关系、地域关系等等。《指导意见》规定了七种不能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的情形,但是这项规定无法穷尽所有影响独立性的可能情形。又由于独立董事的选聘本身就是不完善的,由大股东来提名难免造成他们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独立董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上市公司在同一个城市的独立董事,极可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以及管理人员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种关系又在《指导意见》所规定的七种排他性规定之外。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独立性,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非独立的外部董事即灰色董事,所以我们无法期望他们能够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几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比较显著,而且方向都与预期相同,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两职不完全分离会损害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督作用,会有较高的盈余管理水平;资产收益率越高的公司,其盈利能力较强,会降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公司规模较大的公司,其成长性和盈利能力较好,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上一年度亏损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进行盈余管理;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负债融资在我国上司公司融资结构中占据了越加重要的位置,上市公司会为了迎合银行等的标准而进行盈余管理。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R2达到0.107,调整后的R2接近0.1,拟合程度较好,说明所建立的模型是合理的。

五、结论

本文研究显示,假设中仅有一个具有显著验证,有两个得到了较弱的验证,说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现状并不是非常乐观的,许多本应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未带来显著的作用。独立董事的比例较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盈余管理,应适当提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席位中的比重;审计委员会的建立并没有能够抑制盈余管理,需要出台更多的政策或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督促上市公司建立有效的审计委员会;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盈余管理,应着手努力如何使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地召开董事会会议,而非出现事情之后“事后灭火”;独立董事的津贴较高能增强其发挥作用的积极性,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工作地点一致性方面,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在一地不能够抑制盈余管理。独立董事的制度建立了,但其作用却比较有限。目前我国公众对独立董事的评价是独立董事不“懂事”,独立董事不独立,经验证据也的确证明了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非常有限,而根据支晓强和童盼的研究,表明我国独立董事“懂事”但不独立,即他们能够发现公司的违法行为,但却更多地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离职。这背离了我国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机制的初衷,必然影响资本市场的有效配置,影响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也影响公众对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的信心。

摘要：目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问题,这是由于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如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股权分置改革、一股独大、国有股所有权定位缺失、内部人控制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使得盈余管理又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在监管中要更强调和体现针对性。本文以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独立董事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制度现状不容乐观,许多本应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未发挥显著的作用。

高校独立董事的特征与履职情况分析 第2篇

关键词：独立董事,高校教师,薪酬,公司业绩,违规

一、引言

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境内各上市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以期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我国上市公司全面实施独立董事制度已有10余年时间。相关学者已经分析了独立董事的背景、特征、比例、薪酬、声誉等方面情况(谭劲松等,2003;杜胜杰等,2004;申富平等,2007;陈运森等,2011),以及对公司绩效、盈余管理等的影响(王跃堂等,2006;王兵,2007;魏刚等,2007;李燕媛等,2012)。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专门分析高校教师担任独立董事(以下统称“高校独立董事”)的情况。本文从高校独立董事的背景入手,主要分析高校独立董事的特征与履职等情况等。利用国泰安数据库,手工搜集了2010年度沪深A股主板市场1492家上市公司中高校独立董事的数据。在1492家A股主板上市公司中,有871家公司聘任了高校独立董事,占到了所有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量的58.38%。高校独立董事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重要来源,也成了上市公司治理的主要专业力量。高校教师在专业知识上具有较为丰厚的积累,同时在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经验,所以在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过程中,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会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二、高校独立董事现状分析

(一)高校独立董事基本情况(1)高校独立董事导师级别状况。

通过对1459位高校独立董事的数据进行分析,见表(1),从中发现,博士生导师有741位,占总比例的50.79%,硕士生导师262位,占17.96%。由于此项数据缺失的较多,我们把数据缺失的均归入“其他”类。这样,非博导或硕导的教师,加上数据缺失的共有456位,占到了总比例的31.25%。由于博导是高校的核心专业人才,同时也是国内各领域的学术代表,因此,我们单独对博导进行了分析,见表(2)。发现博导中最年长的是77岁,最年轻的是34岁,平均年龄是52.39岁。从表(2)可以看出,博导的年龄主要集中于40岁到49岁之间。而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原因是因为60岁以上的博导还有119位,占到了总比例的16.06%,同时,还有14位未满40岁的博导。(2)高校独立董事的性别分布。在1459位高校独立董事中,1288位为男性,占总人数的88.28%,女性为171位,比例为11.72%。可以看出,在高校独立董事中,男性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与高校中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多的现象相吻合,尤其是财经类专业。(3)高校独立董事的职称分布。在1459人的高校独立董事中,拥有教授职称的为1384人,占94.86%,而副教授的人数只有75人。由此可以看出,同样是高校教师,上市公司会更加青睐拥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担任独立董事。因为与副教授相比,教授可能在专业能力、经验和阅历上更胜一筹,在社会声誉上也普遍高于副教授,能更好地服务于公司。(4)高校独立董事的年龄分布。统计发现,高校独立董事中年龄最大的为80岁,最小的为32岁。平均年龄为51.51岁。可以看出,全部高校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要比博导的平均年龄小0.88岁。如表(3)所示,其中:35岁以下导师11人,占总比例的0.75%;36-45岁的为250人,占总比例的17.14%;46-55岁的为816人,占总比例的55.93%;56-65岁得为286人,占总比例的19.60%;65岁以上的为96人,占总比例的6.58%。由此可以看出,高校独立董事的年龄主要集中于46-55岁这个区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年富力强,是高等院校科研的中流砥柱,在专业有所造诣,积累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公司治理提供一些意见。尽管年龄与独立董事发挥作用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年纪过轻的独立董事,可能理论知识比较完善,但是缺少实践经验与阅历,在面对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时,难以提出太多有实质性的中肯建议。而年纪过大的独立董事,虽然理论与实践经验都比较丰富,但是在精力上可能不是那么充沛,这对独立董事履行职责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5)高校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分布。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独立董事拥有财务专业背景的为715人,占到总比例的49.01%。经统计发现,剩余的744人主要分布在法律、机械、医药、生物等专业技术领域。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聘任的高校独立董事约一半拥有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者经验。这些经济管理的专业背景可能有助于企业解决经营和治理上的难题。此外,拥有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背景的高校独立董事比例较高也与《指导意见》中“聘任适当人员担任独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1名会计专业人士”有关。而另外744位高校教师的专业背景是与其所任职的上市公司经营业务相吻合的。

(二)高校独立董事的来源情况

(1)高校独立董事的来源地。表(5)中列示了高校独立董事人数高于60人的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南京等。与谭劲松等(2003)的研究资料中独立董事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四川、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稍有不同。北京与上海分别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其经济高速发展,这两座城市拥有的学校数量众多。因此无论是以全部独立董事为对象,还是以高校独立董事为研究对象,北京与上海都是名列前两位。武汉是全国知名高校数量第三的城市,同时武汉的经济发展程度在中部地区也是名列前茅,这与统计出来的数据相符。相比之下,深圳虽然作为经济特区,但是深圳的知名高校并不多,因此表(5)中无该城市。江浙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南京的高校数量较多,同时杭州拥有全国知名的高等院校,因此在两项研究中均有列示。成都作为西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拥有较多全国知名的高校,这也是其能列入数据表中的原因。总的来讲,排名前几位的城市所具备的共同特点是经济较发达,高校众多。(2)高校独立董事的学校来源。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国内“985”高校为39所,“211”高校(包括“985”高校)为112所。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1459位高校独立董事中,来自于“211”高校的为947位。从“211”院校整体来看,独立董事中来自于“211”院校的比例达到了64.90%。这表明与非“211”院校相比,上市公司相对青睐“211”院校的高校独立董事。其中,有625位来自于“985”高校,占42.83%;有322位来自于除“985”高校以外的“211”高校,占22.07%。这些数据表明了虽然目前国内高校众多,但是上市公司更青睐来自“985”院校的高校独立董事。相比之下,“985”院校的综合实力较强,师资力量雄厚,教师整体素质较高,知名教授较多,这些是非“985”院校暂时无法比拟的。

(三)高校独立董事的薪酬情况

统计发现高校独立董事薪酬中最高的为1045000元,最低的是0元,平均薪酬为61029.25元。如表(7)所示,其中:薪酬为0的有68位,占4.66%;薪酬在1万元以内的为19位,比例为1.30%;薪酬在1万到5万之间的为665位,比例是45.58%;薪酬在5万到10万的人数是573位,比例是39.27%;薪酬在10万到20万的为111人,比例是7.61%;薪酬为20万以上的为23人,比例是1.58%。在《指导意见》中,并没有对独立董事薪酬的具体形式和领取薪酬的标准作具体的规定,这意味着把这项权利赋予了企业。至于造成独立董事薪酬相差较大的原因,杜胜杰等(2004)认为独立董事薪酬受公司业绩、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工作时间和相对规模等因素影响。由于公司业绩、规模等因素的不同,公司支付独立董事报酬的能力也有所不同。同时,申富平等(2007)认为独立董事薪酬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联系。

(四)高校独立董事的兼职情况

这里兼职单位个数是指该高校教师除其任教的学校以外所兼职单位的个数。兼职单位数最少的为1个,最多的为22个,平均为3.33个。每个人的精力有限,那么一名高校教师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还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在其他单位兼职,这必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对于兼职单位个数较多的高校独立董事来讲,这可能意味着他在公司履责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履职的效果可能有限。如表(8)所示,高校独立董事的具体兼职情况是:有614人仅有一个兼职单位,这意味着该兼职单位是其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占42.08%。拥有两个兼职单位的人数是187个,占总比例的12.82%。其中,拥有6个及6个以上兼职单位的人数是296人,占总比例的20.30%。这也是一个较大的比例,这些兼职较多的高校独立董事能否较好地履职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

(五)高校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

(1)高校独立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在统计委托出席的数据时,有11位高校独立董事出现缺席与委托出席同时存在的情况,因此,表(9)中该项数据总比例超过了100%,达到100.76%。从表(9)可以看出,缺席率为1.44%。由于我们在报表上几乎没有发现有关独立董事缺席董事会原因的相关披露,因此对其缺席原因也不得而知。有74.85%的独立董事能做到全部出席董事会,而有23.85%的独立董事有委托出席的现象,笔者认为这可能与部分独立董事兼职过多,时间和精力相对有限有关。在统计委托出席的信息时发现,委托出席一次的比例为71.26%,委托出席5次及5次以上的比例为0.57%。从中可以看出独立董事在整体出席董事会的状况良好,但仍有小部分履职情况不好。(2)高校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统计发现,发表意见次数最多的为13次,最少的为0次,平均披露1.74次,未发表意见的比例占到了38.45%,见表(10)。高校独立董事未发表意见,有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上市公司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另一方面是高校独立董事未很好地履行职责。除了未发表意见的高校独立董事以外,发表一次意见的人数为300人,比例达到了20.56%。其后,随着发表意见次数的增多,比例基本上是依次递减(披露6次的除外)。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高校独立董事未发表意见或者只发表了一次意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高校独立董事,其中多数的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方向,其余高校独立董事的研究方向一般也与该上市公司经营项目相契合。而高校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次数如此至少,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不排除存在“花瓶董事”的情况。

(六)高校独立董事与公司业绩

(1)高校独立董事人数与公司业绩。统计显示,1459位高校独立董事分布在871家A股主板上市公司中。其中440家上市公司聘任了1位高校独立董事,占到50.52%;298家公司聘任了2位高校独立董事;110家公司聘任了3位高校独立董事;23家公司聘任了4位及4位以上的高校独立董事。拥有一位高校独立董事的440家上市公司的平均业绩为2.59%。当高校独立董事的人数增加时,公司的平均业绩整体上是波动上升的。由于只有一家公司有五位高校独立董事,因此将有四位及五位高校独立董事的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统计出的公司平均业绩为4.82%。总体发现,与只有一个高校独立董事的公司相比,当高校独立董事人数为两人及以上的时候,公司业绩有显著提升。由此可见,高校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2)高校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与公司业绩。有财务专业背景的高校独立董事所在的上市公司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4.68%,远高于没有财务专业背景的高校独立董事所在的上市公司0.67%的业绩。由此可见,不同的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有较大的影响,上市公司聘任具有财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七)高校独立董事人数与公司违规

2010年违规的上市公司有107家,其中,含高校独立董事的为68家。如表(11)所示,在这68家违规的公司中,39家公司只聘任了一位高校独立董事,占到了57.35%,21家上市公司聘任了2位高校独立董事,占到了30.88%。随着高校独立董事人数的增加,违规公司的比例逐渐减小。这有可能是因为随着高校独立董事人数的增加,他们会在董事会中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进而能够影响董事会的决策,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分析本文主要对2010年上市公司高校独立董事的基本特征、薪酬、履职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此外,还考察了高校独立董事、公司业绩及公司违规的关系。此外,高校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公司高校独立董事的人数越多,公司越不容易违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针对独立董事委托出席或者缺席的状况,上市公司应在其财务报表中对独立董事未出席的原因进行披露,使相关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同时,建议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对不出席或委托出席问题严重的独立董事,予以警告或要求公司予以解聘。第二、在董事会中不发表意见或者发表意见次数较少的“花瓶董事”,鉴于其不能很好履行职责的情况,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将独立董事不发表意见视为履职有瑕疵的情况,情况严重者应要求公司予以解聘。第三、建议监管部门严惩独立董事兼职过多的情况,对于兼职单位超过5个并在董事会中不发表意见的独立董事,永久取消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报》2001年第8期。

[2]谭劲松等:《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若干特征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9期。

[3]申富平等:《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现状分析——以河北、浙江、云南和甘肃省为例》,《审计研究》2007第3期。

[4]杜胜杰等:《独立董事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4年第9期。

[5]陈运森等:《网络位置、独立董事治理与投资效率》,《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

[6]王跃堂等:《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否影响公司绩效》,《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7]王兵:《独立董事监督了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视角》,《金融研究》2007年第1期。

[8]魏刚等:《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独立董事特征 第3篇

【关键词】场独立 场依存 篮球 特征

【中图分类号】G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10-0098-01

篮球运动普及于世界各国与地区，深受人们的喜爱，没有国家、区域、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也是我国最为普及的运动项目之一。现在篮球运动对抗越来越激烈，在篮球比赛过程中，进攻的节奏加快，双方攻守矛盾剧烈，身体对抗加剧，再加上主客场制，导致篮球运动员承载着更大的场上压力与心理负担，这样就对运动员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1]怎样提高运动员在比赛中场依存增强和稳定已成为篮球运动员和教练员关心的问题。本文对场独立和场依存性特征研究，目的在于是否与运动员的个性有关。为篮球运动员和教练员在相关的教学和训练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河海大学2011级三个篮球专项班男生，实验1、2、3班人数分别为36人、35人与37人，共计108人。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期刊网上相关论文，收集整理并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体育运动心理学、篮球理论等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详实的资料和理论依据。

（2）实验法。①测量法：棒杠仪测定每个被测试者场依存性指标。测试过程中以水平杠为基准，共测了六次，以及15米間距，每人测6次反应速度，经过统计处理算出误差平均值及标准差。②观察法：通过观察教学比赛，对反映技术水平的投篮命中率、运球过人能力及战术水平的配合成功率、失误率（次数/总控球次数）进行了系统统计。

（3）数理统计法。将搜集到的数据用SPSS13.0分析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

二、实验结果与分析

1.场独立和场依存性的内涵

明确提出场依存性场独立性个体是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有“认知方式之父”之称的赫尔曼·威特金。场依存性的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对外在参照有较大的依赖性，他们的心理分化水平低，处理问题时往往依赖于“场”。他们的认知重构能力较差，在人际交往中会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同时在学习中灵活性不够，在遇到新问题时，较难将已有的知识与现有知识灵活的联系起来，采取一个灵活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场独立性刚好相反，对内在参照有较大的依赖性，分化水平较高，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主要依赖于内在标准，对外界的“场”依赖性较小。同时在学习中，他们能够把当前的任务同以前的知识联系起来并且采用一个比较灵活的学习方法。[2]

2.测量与观察法实验结果

根据棒杠仪与反应速度以及通过观察教学比赛测出的数据进行统计，结果见下表。

通过上表可看出，实验3班标准差最小，命中率和运球过人成功率与测量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而配合成功率和失误率与测量结果差异不大。于是可假设场依存性与战术水平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为了证明这个假设，对场依存与战术水平进行相关分析。按照场依存性理论，场依存性强的运动员，其场独立性弱，则配合中失误就多。所以选取场依存性测试中的总标准差与失误率作为参数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场依存性与失误率的相关系数为0.9620；而相关系数R>R0.05（n-2）R>0，说明相关系数R在0.001水平上都具有显著性结果，即场依存性与战术失误率存在着相关性。

3.结果分析

场依存性强的人，其比赛失误就多，原因是由控球以后的心理不稳定及心理紧张造成的。在控球后立即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在短时间内心里实际上是一片空白，易受外界影响，可能会产生将球误传给对方，造成传球失误；在是否控球时，不能立即分析场上形势，不能与队友作出最佳配合，把握不住战机，从而失去进防机会。这种心理现象也反映在人的性格上，就是没有主见，过多地依赖朋友或群体，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差。同理有主见的运动员所做出的行动与判断刚好相反。那么为何场依存性与反映技术水平的参数关系不大呢？这主要与运动员的训练年限有关系，训练时间长的人，其基本技术水平一般较高，投篮命中率亦较高，反之亦然。

三、结论与建议

明确了场依存性与失误率之间存在相关性，对选材、教学、训练及比赛都有很大的帮助。选材不仅看成绩，还要看心理素质，测其场依存性的强弱，有助于在比赛关键的时候不会痛失良机；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平时的教学、训练中要有意识地培养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提高应变能力，增强他们的场独立性，在赛前和训练中作出预防措施，从而在比赛中发挥较好的技战术水平。

参考文献

1 左银智等.对篮球比赛投篮命中率影响因素的研究[J].体育科技，2009（2）：155～156

独立学院学生心理特征分析 第4篇

一、我国独立学院学生的基本心理特征

(一) 人际交往的心理特征方面的主要表现

1. 人际交往适应能力差别较大。

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由于地域的差异,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生活起居习俗、性格和爱好等方面各不相同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性格活泼开朗的学生相对于性格内向的学生更容易适应大学这个大环境, 相对于农村学生城市学生更容易融入集体。

2. 心理自我意识强。

独立学院的学费大多高于普通公办本科, 导致部分城市学生认为自己高高在上, 比较缺乏对老师和其他同学的理解与尊重;存在部分学生不按学校纪律生活学习, 自由散漫, 缺乏集体荣誉感的现象;部分同学习惯将自己的情感困扰藏在心里或以书信的形式与亲友交流, 也不喜欢向老师倾诉, 长此以往心理问题便会滋生。

(二) 自我意识的心理特征

1. 学生进入大学时就有较强的自卑心理。

独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很有可能会因为不能考上重点大学或者普通本科大学, 而错误地认为自己所读的独立学院教育水平低, 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失落感和自卑现象。

2. 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容易引发自我意识的困惑。

在大学校园的大环境下, 学生经济情况差异明显, 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容易在学习、生活、生理、性格等方面遇到困难, 更易产生自我怀疑, 很难做到客观地评价自己, 从而导致轻视自己的自卑心理。

3. 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信心, 容易受到挫折。

从整体来看独立学院学生整体素质相对较高, 社交能力、操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较强, 乐于尝试学习和实践新鲜事物, 但在残酷的现实与理想相对立时, 又不能正确处理这一矛盾, 以至产生消沉情绪。

(三) 面对就业压力的心理特点

独立学院学生就业压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所学专业与就业市场的冲突。2.就业选择与父母意见的冲突。

3. 就业流向的冲突。4.就业过程中发生的冲突。

二、独立学院实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途径

(一) 建立以全体学生为对象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1. 认真落实日常心理检测。

进一步加强构建独立学院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信息资料库。独立学院心理教育疏导机构应本着结合实际情况的原则, 酌情选择使用与本校大学生相适应的并具有较高信度与效度的心理评估量表, 循序渐进地构建适合独立学院大学生各有关群体的测量常规模型, 还应进一步加强心理教育档案管理工作的专业化, 努力做到测量专业化、解释分析专业化、管理专业化, 认真提高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2. 进一步加强心理卫生常识的宣传力度。

大学心理教育机构以自身实际为准拓宽心理知识的普及范围, 充分利用校园设施例如广播、计算机网络、校报等宣传途径, 组织话剧表演、专题报告、心理咨询、野外拓展训练、集体心理辅导等形式向大学生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和心理教育常识, 努力消除部分大学生对心理咨询所存在的错误理解。

(二) 努力加强独立学院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可行性

1. 认真、积极、多渠道地开展形式多变的心理健康辅导活动。

独立学院心理健康辅导机构应本着以发展性心理咨询为主导、治疗性心理咨询为配合的心理咨询指导原则, 面向广大学生, 通过细致的个体心理咨询、网络在线咨询平台交流、团体访谈、电话咨询等形式, 有针对性、全面性、时效性地向在校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疏导。

2. 进一步加强对心理咨询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学院应

从经费和待遇上对心理咨询师给予相应的保障并支持其参加专业知识和业务培训, 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水平。

(三) 科学的构建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指导体系

1. 以基层学生干部构成初级干预体系。

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的骨干带头作用, 可以在每个班集体中设立一名心理卫生监测专员, 及时掌握收集全班同学的心理情况,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

2. 各院系学生会干部构建中级干预体系。

各院系学生会干部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 时刻掌握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思想及心理状况, 要及时向学院心理辅导机构交流学生信息。

摘要：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 是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与社会资金整合的有效形式。本文以长春市独立学院为对象, 进行了许多调查并以调查问卷及访问形式获得第一手资料, 就目前独立学院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形成的原因加以分析, 并积极探索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独立学院,学生,心理特征

参考文献

[1]楼锡锦, 胡建兵.独立学院学生人格与心理健康特点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 2006 (3) .

[2]蒋建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3]李刚.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西北医学教育, 2007, 4.

[4]李忠艳.对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 2006, 12.

独立学院经管类数学课程特征分析 第5篇

在独立学院的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 数学课程是一类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这是因为对经济管理中大多数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计量方法, 而量化地描述这些问题时, 数学工具是最有力的。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际接受能力, 要选择合适的数学课的教学内容, 使其既能满足所学专业对数学工具的需要, 又能使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保证教学质量, 就必须对独立学生经管类专业数学课程的特征做出分析和研究, 以期推动经管类专业数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4,5,6,7]。

一、经管类专业对数学的需求

为解决实际问题, 通常是先进行合理的简化假设, 然后根据特有的规律, 选择适当的数学工具构造数学模型以形成数学问题进行解决。在经济现象和管理实践中, 往往要追求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 而这两者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如何选择或确定最合适的经营模式或管理手段, 成为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决策问题之一。几乎所有的经济管理活动都是动态变化的, 比如产品的生产、销售等。微积分是数学中最强有力的描述动态过程的工具, 特别是适合于分析与描述瞬时变化率, 这就使得微积分学及其后续课程 (尤其是微分方程) 成为研究经济管理活动所必需的数学方法和工具。另外, 管理中的指派问题、运输问题等也用到了线性代数的方法和手段, 而为了求解这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用到运筹学的知识。在经济活动中还有一些现象是不确定的, 具有随机性, 比如易变质产品的研究、自然灾害的发生、人为操作、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对于随机因素的分析, 就要用到概率论的知识。在管理中, 如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管理等管理活动中会出现大量的数据。而如何对大量的数据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就要用到统计学的知识。

总之, 在经济与管理活动中, 最常用到的数学知识主要有:微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运筹学。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要想获得稳定的发展, 并能适应社会需求, 这些必要的数学基础必须要让学生掌握, 并且通过对数学知识的学习, 培养一定的数学素养, 为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数学课程开设及教材现状

由于独立学院的发展时间较短, 其教学计划和教学模式好多还没有达到成熟和完善的水平, 甚至相当一部分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直接照搬母体学校的。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数学课程的教材大都直接采用一般公办本科院校采用的教材。但是, 独立学院在很多方面还不能达到母体学校的水平, 比如师资力量、学生实际的学习水平和接受能力都不能直接和母体学校相比。这使得数学教材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般在独立学院的经管类专业中都开设了微积分课程, 而且作为必修课进行设置, 教材都采用公办财经类本科院校所采用的经管类的教材, 如赵树嫄编著的《经济数学基础 (一) ——微积分》、吴赣昌主编的《微积分》等。微分方程的知识在微积分教材中只有一章的内容作了初步介绍, 成为微积分课程中一个附带的内容, 一般只用4~6课时进行讲授。线性代数课教材一般选用的是本科院财经类院校的教材, 如赵树嫄编著的《经济数学基础 (二) ——线性代数》等。但也存在有些独立学院线性代数没有单独开课, 只是在微积分课程中挤出一到两周的时间, 对线性代数的一些基本内容进行讲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常常只有统计专业开设, 所使用的教材也是本科财经类院校教材。其他经管类专业大多都没有单独开课, 只是在《经济统计》或《商务统计》等统计学课程中的个别章节来进行简单介绍。运筹学一般都作为选修课开设, 选用的也是本科财经济类院校的教材。但是一般一个学期最多只有36课时, 这使得只能让学生了解最基本的运筹方法, 也就是说只能在现有教材中抽取一小部分内容进行讲授。

总的来说, 这些数学类课程选用的教材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以下的问题:教材内容容量较大, 无法系统将所有内容全部讲授完;经济管理中实际应用的例子相对较少, 学生学习后仍然体会不到与所学专业之间的关系;教材主要以数学方法和理论为主, 相对体现数学的人文方面的素材较少, 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部分内容与中学内容重复, 使学生觉得有“吃剩饭”的感觉。

三、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学生现状

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入学时往往分数较低, 而且是文理兼收, 且文科生多于理科生。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的文、理科生比例大多都大于2∶1。文科生大多数学基础不是太好, 而且层次不齐。进入大学后, 面对高等数学, 其思想方法、知识结构和体系和中学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他们往往一下子难以适应新的上课方式和学习方式, 而且在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上明显要比理科生慢。所有这些导致大多的文科生觉得数学类课程很难, 从而想方设法逃避数学课程的学习, 不敢与老师交流, 出现经常逃课的现象。在具体教学实施中常出现文科生觉得难、而理科生觉得易, 使老师难以掌握教学进度和讲解深度的情况。另外在教学过程由于种种原因, 也使得很多学生对数学类课程的态度不一。这主要表现在:首先, 觉得数学对专业学习没有用处, 而且以后在工作中也很少直接用在学校学习的数学知识;其次, 认为数学是纯理论的逻辑推理, 往往显得是那么的难以捉摸和那么的抽象, 学习时难以把握其思想方法;再次, 数学类课程的学习对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影响, 也就是数学类课程不具有人文价值。尽管学生的结构差别较大, 但这些学生智商并不低。他们思维活跃, 人际交往能力强, 业余爱好广泛, 在参与各种活动中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自我创造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 也表现为自控能力弱、刻苦精神略显不足。

四、独立学院数学师资情况

独立学院的数学师资现在呈现专兼职相结合的情况。兼职教师大多是母体学校的退休教师, 他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但是他们过去教授的学生的基础一般比独立学院的学生要好。这就要求兼职教师要重新调整他们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对象, 对已形成一定的经验模式的他们来说也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兼职教师外, 独立学院的专职教师呈现一头大的局面, 也就是在专职教师中中年骨干教师较少, 而青年教师一头大。青年教师在钻研教材、积累教学经验、采用适合的教学方法手段等方面都需要相当的时间, 这不像母体学校的教师队伍老中青结构合理, 青年教师有老中教师传、帮、带, 这非常有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

独立学院的青年数学教师都是学校自主选聘的, 一般都至少具有硕士学位。他们在工作中极具热情, 愿意投入。但由于读硕士时的专业方向不尽相同, 所以知识背景也不完全一样, 这使得他们对数学也各有各的理解, 所以在教授同一门课程时, 采用的教法也不一样。有些认为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明白知识体系架构, 偏重数学思想及数学知识的来源讲授;有些认为只要将教材中的知识解释给学生, 让学生会做习题就行, 偏重计算技巧。

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中, 对兼职教师的管理也有许多不便, 主要体现在:一方面, 排课时间得根据他们的需要安排;另一方面, 日常教学如何进行合理监督和管理也比较困难。相比之下, 专职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管理相对要好进行, 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实施就行。

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兼职教师的长处, 培养青年教师, 使他们能有效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积极开展教学活动, 相互交流合作, 并开展教学研究或科学研究活动, 这不仅有利于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也是学校未来获得长足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丰建文.“高等数学”教学改革新探索[J].科技信息, 2007, 32 (29) :21-22.

[2]贾俊平, 何晓群, 金勇进.统计学 (第五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钟启泉.素质教育与课程改革[J].教育研究, 1995, 36 (5) :41-43.

[4]章秋明, 傅平.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高等数学教学实践刍议[J].传媒与教育, 2007, 1 (1) :46-49.

[5]张国立, 马新顺, 杨玉华, 等.高等数学课程教学内容、教材体系改革与实践[J].工科数学, 2002, 18 (4) :40-42.

[6]杨宏林, 丁占文, 田立新.关于高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 2004, 13 (2) :74-76.

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绩效研究 第6篇

一、研究假设和设计

(一) 待检验的假设。

董事会规模应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董事会规模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规模过小, 可能导致决策专断, 使绩效受到不良影响。董事会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董事会成员间沟通与协调困难, 导致在讨论问题时效率降低, 决策难以定夺。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1: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近年来,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比例与职责得到了高度重视。独立董事肩负着监督经理与大股东, 并保护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重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往往是某方面的专家, 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因而能对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发挥重大作用, 对上市公司形成良好的治理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2:董事会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董事持股可以将董事的个人利益与公司长远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 有助于防止短期行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也将股票期权作为董事的重要报酬方式, 以增加对他们的激励。同时, 董事是否持有自己公司的股份对于外部投资者来说也是判断公司有无价值的标准。董事持股比例过少, 对董事来说没有激励作用。持股比例超出一定界限, 又可能导致公司价值减损。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3: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 (在这里是指持股比例之和) 与公司经营绩效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董事会会议是董事会进行决策最主要的方式, 也是董事会决策制度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 董事会召开情况可以反映出董事会决策制度的效率高低。董事会会议应定期召开, 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但高频率的开会很可能是企业出现危机的表现。董事会会议也许只是个“灭火器”, 只有当公司业绩表现不佳时才需要多开董事会会议来解决问题。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4: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公司经营绩效负相关。代理理论认为两职应该分离, 两职合一容易造成公司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损害公司的独立性, 也容易削弱董事会监督经理层的有效性, 使经理层的权利高度膨胀, 因此董事会应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大多数选择了两职分离的模式。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5: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经营绩效负相关。

(二) 样本选取。

本文研究样本选取广东省2005年12月31日前深沪两市上市的全部A股公司, 以2005年度为数据窗口。剔除一些指标信息不全的样本, 共127家有效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样本公司2005年年报。

(三) 变量设计和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公司经营绩效变量) 。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偏离其价值, 公司资产的重置价值也难以估算。因此, 本文不选用Tobin’Q值衡量公司经营绩效。本文主要采用ROE, 即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作为公司绩效变量。净资产收益率优点是综合性较强, 也是广受投资者关注的一个传统指标。便于对比研究, 我们还采用了EPS, 即每股收益=当期净收益∕当期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份加权平均数作为公司绩效指标。

2、解释变量 (董事会特征变量) 。

董事会特征变量包括: (1) 董事会规模, 用X1表示, X1=董事会人数之和; (2) 独立董事比例, 用X2表示, X2=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3) 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 用X3表示, X3=董事会成员持股之和∕总股本; (4) 董事会年会议次数, 用X4表示, X4=一个会计年度内召开董事会会议之和; (5) 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情况, 用X5表示, X5是虚拟变量。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完全合一, X5=1;若由董事会其他成员兼任总经理 (称为两职部分合一) , X5=0.5;若由非董事会成员担任总经理 (即两职完全分离) , X5=0。

3、控制变量

(1) 公司规模。公司规模越大, 可能存在规模经济, 比较容易获得外部资金, 从而提高经营绩效。本文中, 我们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公司规模, 用LNASSET符号表示, LNA=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2)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等于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一般来说, 资产负债率越高, 则受到的契约限制就越多, 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就越高, 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强。因此, 我们选用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 用DEBT符号表示, DEBT=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四) 模型设计。我们根据以上五个假设, 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考虑到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出现的二次曲线关系, 我们还采用如下二次模型来检验假设1和假设3:

注:括号内数字为t值。***, **分别表示在0.01、0.05水平以下统计显著 (双尾检验)

其中, a0-7、β0-7、γ0-9、η0-9代表回归参数, ε代表回归残差。

二、实证结果和分析

我们应用模型Ⅰ、Ⅱ、Ⅲ、Ⅳ对前面5个假设进行检验, 可以得到回归结果列于表1。 (表1)

由表1, 我们做出回归分析如下:通过观察四个模型的可校正R2, 可以判断出四个模型的拟合优度一般, 但都通过F检验 (Sig.=0<α=0.01) , 具有统计意义, 说明模型能够起到一定的解释作用。这里的模型拟合优度一般, 原因有可能是首先与我们省略了一些其他解释变量有关, 因为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董事会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 由于董事会所从事的主要是一种长期战略决策和监督工作, 因而董事会的作用有可能会存在一个时滞;再次, 本研究只是选用了2005年一年的数据为研究窗口, 研究样本只限于广东省A股上市公司, 研究样本不大, 这可能也是影响模型拟合优度的一个原因。

观察表1, 我们进一步发现, 在多元回归中,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曲线估计中, 董事会规模公司经营绩效ROE存在二次曲线关系, 表现出了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变量在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说明董事会规模不是越小越好, 也不是越大越好, 合适的董事会规模有助于提高公司经营绩效, 假设1成立。

无论在多元回归还是在曲线估计中, 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显著性水平为1%, 回归结果与假设2不符, 假设2不成立。

在多元回归中, 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指标ROE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与EPS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没有证据表明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实证结果不支持假设3。

无论在多元回归还是在曲线估计中, 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都与公司经营绩效表现出负相关关系, 但是都没有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两职合一与公司经营绩效ROE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显著性水平为5%;与EPS呈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与假设5不符, 假设5不成立。

对于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 与经营绩效, 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 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显著性水平为1%。资产负债率与经营绩效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显著性水平为1%。

三、结论与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 董事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董事会规模与经营绩效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 二者之间也不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经营绩效指标ROE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实证结论告诉我们, 应该加强董事会建设, 全方位改进董事会现有体制, 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积极作用。根据实证研究,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适当控制董事会规模;建立健全董事提名和任免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指定合理的董事激励制度;改善董事会会议质量;建立科学的董事会业绩评估体系。

参考文献

[1]魏良益, 赵君, 肖洪安.企业绩效、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我国部分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为例[J].软科学, 2005.3.

[2]于东智.董事会、公司治理与绩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3.3.

董事会特征与高管薪酬粘性刍议 第7篇

一、研究综述

国外众多学者很早就对高管薪酬粘性进行了研究。例如, Caver&Gaver (1998) 、Leone et.al. (2006) 、Jackson (2008) 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美国的上市公司具有高管薪酬粘性特征, Jackson (2008) 还对高管薪酬粘性进行了定义, 即高管薪酬在业绩上升时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

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如方军雄 (2009) 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增加幅度大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 而且独立董事制度有助于降低薪酬粘性。杨蕾、卢锐 (2009) 得出独立董事的比例越大, 高管薪酬越高, 但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却下降。史晓明、尼楚君 (2011) 得出大规模董事会、两职合一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而且提高独立董事比例、设置薪酬委员会可以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钟夏 (2013) 实证表明, 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 且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薪酬业绩相关性比国有控股公司的更强;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特征, 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粘性特征相对不显著。

二、董事会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分析

1. 董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董事会规模作为董事会特征在数量上的体现, 直接影响董事会决策与监督职能的发挥, 从而也影响董事会对高管人员薪酬的制定。规模适中的董事会, 沟通起来方便, 在薪酬契约的制定上容易达成一致, 并能在企业业绩发生变化时, 及时做出适当的薪酬调整。而规模大的董事会, 加大了董事间的沟通难度, 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不利于提高决策效率, 同时也削弱了对高管人员的监督与控制, 使得高管人员有机会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与企业业绩不相适应的薪酬待遇, 导致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变化。

2. 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高管薪酬方案制定的合理性, 独立董事的存在有效防止了高管人员对薪酬设计的越权干预, 减少了高管人员为追求过高薪做出不合理的决策;而且, 独立董事还可以辅助董事会制定最优的薪酬契约, 使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适应, 避免所谓的“天价薪酬”, 从而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3. 两职兼任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

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 股东与经理层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使管理层的权力过分集中, 并利用其权力干预董事会对薪酬方案的制定, 以期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 从而造成薪酬与业绩的不对称现象。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更容易导致经理层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因此, 两职兼任增加了企业的高管薪酬粘性。

三、控制高管薪酬粘性的有效措施

1. 设置合理的董事会规模, 提高决策效率。

由于过大的董事会规模, 容易产生董事“搭便车”的现象, 不仅影响决策效率, 也削弱了对管理层的监督, 不利于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控制。而过小的董事会规模, 虽然对外部环境反应敏捷且易于沟通, 但因为董事过少而容易产生决策专断, 不利于企业发展。因此, 董事会规模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 要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设置一个适中的董事会规模, 从而可以在提高决策效率的同时, 有效降低高管薪酬粘性。

2. 改革独立董事的选聘程序, 增强其独立性。

目前, 我国独立董事的选聘程序很难保证独立性, 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改革与完善独立董事的提名与选聘制度, 增强董事会在薪酬制定上的独立性;同时, 重视独立董事在薪酬委员会中的作用, 鼓励其积极参与高管薪酬方案的讨论, 提高董事会决策的效率及科学性, 从而更好的控制高管薪酬粘性的产生。

3. 完善董事会领导权结构, 制定合理薪酬。

两职兼任容易出现“集权现象”, 过多干预薪酬的制定, 弱化了董事会的作用。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说, 企业应实行两职分离, 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内部治理结构, 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高管薪酬粘性, 促进企业健康平稳发展。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董事会往往依据业绩为经理人定薪, 若高管人员控制了董事会, 使其监督流于形式, 则会导致高管人员自定薪酬的现象。因此, 上市公司应通过优化董事会结构来有效控制高管薪酬粘性的出现, 并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契约, 有效地激励与监督高管, 从而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Gaver J., Gaver K.The Relation between Nonrecurring Accounting Transactions and CEO Cash Compensation[J].Accounting Review, 1998, 73 (2) :235-253

[2]Leone A, Wu J, Zimmerman J.Asymmetric Sensitivity of CEO Cash Compensation to Stock Retur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

[3]Jackson S, Lopez T, Reitenga A., Accounting Fundamental and CEO Bonus Compens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8, 27 (2) :374-393

[4]方军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吗?[J].管理世界.2009 (3) :110-124

[5]杨蕾, 卢锐.独立董事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09 (5) :111-115

[6]史晓明, 尼楚君.公司高管薪酬、业绩与董事会特征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会月刊.2011 (5) :72-73

独立董事特征 第8篇

关键词：董事长特征 持股比例 研发投入

Hambrick 和 Mason（1984）提出了著名的高阶管理理论，其主要观点为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战略的执行结果，某种程度上由管理者的背景特征所决定，如：高管人员的价值观、认知水平等。但是由于高管人员的价值观、认知水平属于心理学范畴，具有不可观测性，不能准确的衡量；同时若要运用高阶管理理论，如：选拔任命企业内部高管人员，分析竞争对手的高管特征，预测其战略动向时也必须拥有一些可以准确衡量的指标。因此，Hambrick 和 Mason将高管人员的价值观、认知水平等心理层面因素用一些容易观测的指标代替，如：高管的年龄、高管的工作经历、高管的教育背景、高管的经济状况等。

对于高阶管理论，我们应该持有一种辩证的观点。一方面，高阶管理理论存在其局限性，仅仅将可观察层面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征如：高管年龄、高管工作经历、高管的教育背景、高管的社会背景、高管的经济状况等作为其价值观及认知能力的替代解释变量，这是不严谨的、不科学的，两组变量之间实际上不能完全等价替代。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高阶管理理论的提出，弥补了现有的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企业为何会选择某种战略时的不足；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选择、培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分析竞争对手高管的特征，预测其战略动向也有极大的帮助。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缺陷，只要其能够合理的解释一些经济现象，为现实世界的企业实践提供一些指引，这就值得肯定。

高阶管理理论的提出为学者们研究高管特征与企业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之后的文献中，产生了大量的关于高管特征与企业行为的实证研究，但是其中大部分研究仍旧没有涉及到CEO特征对于研发投入的影响。如：姜付秀（2009）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从高管的学历、高管的教育背景、高管的年龄、高管的工作经历、高管的薪酬等方面研究了管理者的背景特征与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Lee和Park（2006）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公司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多样性（教育程度、工作背景等）与公司的国际化战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多样性与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存在正相关性。

关于高管特征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是国内最近几年才有文章关注该领域的研究，但研究结论莫衷一是。国外最早的研究是Urs S. Daellenbach（1999）做的关于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在该行业的平均工作年限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相关性；高管团队中拥有技术工作背景的高管比例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越高；高管团队成员工作背景的多样性与高管团队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相关性。随后Carmen（2005）也做过类似关于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结论如下：并不是各种高管团队的多样性都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正相关，其中高管团队中其成员任期长短的多样性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负相关，高管团队工作背景的多样性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正相关，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企业战略的影响；不同于Urs S. Daellenbach的研究结论，Carmen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有企业的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Barker和Muller（2002）研究了上市公司CEO特征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都以此为模本，Muller的研究结果表明：CEO的任期与企业的研发投入负相关，但是不显著；CEO的年龄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CEO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CEO的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相关性；拥有销售、技术工作背景的CEO倾向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具有法律、生产工作背景的CEO往往倾向于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但是其研究比较粗略，只是简单的分析了CEO的各个特征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没有进一步的进行详尽的分析。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刘运国、刘雯（2007）研究了上市公司高管任期与企业研发支出，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篇文章是模仿了Barker和Muller在2002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些段落是直接翻译过来的，不同的是其增加了高管离任前一年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与高管的任期显著正相关，但是在任期前一年的研发投入会相对于以前年度迅速减少。但我们认为该研究结论是充满矛盾的，或者说是不完善，因为既然研发投入随着任期的延长而增加，那么最后一年的研发投入应该很高才对，但研究结论却是最后一年的研发投入相对于以前年度减少。文芳、胡玉明（2009）研究了上市公司CEO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CEO的年龄与企业的研发投入负相关，但是不显著；CEO的教育水平与企业的研发强度正相关；年轻的CEO的任期与企业的研发强度不相关，年长的CEO任期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该研究结论与刘运国、刘雯的研究结论明显相冲突；CEO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强度不具有相关性，但是Barker和Muller的研究表明高管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有职业技术背景的CEO往往倾向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刘伟、刘星（2007）以2002-2004披露了研发支出的524个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在区分了高科技组企业与非高科技组企业之后，对于高科技组企业该结论依旧成立，但是对于非高科技组的企业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相关性，该研究结论与文芳、胡玉明的研究结论相矛盾。

签字注册会计师特征与独立审计质量 第9篇

目前,国内外有关审计质量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会计师事务所层面进行的,假定会计师事务所内各位注册会计师是“同质”的,但事实上,负责制定审计计划、控制审计实施、确定审计意见和复核审计质量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尤为关键。为了更具体地考察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将审计质量的研究从会计师事务所这一“宏观”层面深化到签字注册会计师这一“微观”层面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是:

第一,一些客户对整个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可能微不足道,但对负责该客户的注册会计师个人而言却至关重要。如来自安然的服务费仅占安达信总收入的2%,但审计安然的注册会计师却因高度依赖这一客户而丧失了应保持的独立性。当注册会计师的薪酬与客户关系的维持直接挂钩时,情况会更加严重。

第二,会计师事务所内的成员虽然可以分享彼此的经验和知识,但是个体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差异。大多数的高管并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知识。存在于会计师事务所中的知识大多又属于隐性知识,难以被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更难以被共享。

第三,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作为所内所有成员可以使用的“公地”,可能会被过度使用,这是由于声誉的损失会由所内其他注册会计师共同承担而收益却有可能会被独享。因此,声誉对不同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力度也可能存在差异。

本文旨在探讨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体层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其中特别关注了学历、从业经验甚至性别等往往被忽视的因素。进一步,本文分析了在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制度下,注册会计师个体特征对审计质量的作用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学历、执业经验与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业是典型的人力资本密集型职业,对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高。受过系统教育、学历高的注册会计师可能具有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但同时注册会计师审计又需要运用“职业判断”,要求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注册会计师往往能更准确地理解客户的经营业务和会计政策,洞察客户的财务报表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常常会专注于某一行业,其对该行业的经营特点、交易流程、特殊会计政策等知识的了解能够帮助其更有效率地收集审计证据、提高其专业判断能力,从而更准确地评估财务报告的公允性。此外,成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必须通过CPA考试,CPA考试使得各个学历层次之间“会计类专业知识”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因此学历能不能显著地提高审计质量是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H1a:学历越高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越高。

H1b:注册会计师的学历与审计质量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2:执业经验越丰富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越高。

2.职位与审计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职位晋升是激励员工的重要机制。职位高的注册会计师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专业能力,因此可能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但是另一方面,职位高的注册会计师有较大的压力争取客户并保持客户关系,可能对客户的不当要求妥协,丧失审计独立性。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3a:职位越高的注册会计师,其审计质量越高。

H3b:职位高的注册会计师并不能提供更高的审计质量。

3. 获取其他资格证书情况与审计质量。其他资格证书主要是指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等,取得这类证书的注册会计师具有更广泛的“知识”背景。但是这类证书所代表的专业知识是否能显著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也值得怀疑,因为注册会计师要掌握的专业知识绝大部分都已经包含在了CPA考试中,其他考试中提供的能提高审计质量的知识是有限的。此外,获得其他资格证书的注册会计师可能会丧失审计独立性,减少审计投入。这是因为,获得其他资格证书能够弱化注册会计师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使注册会计师承受审计风险能力增强。且拥有其他资格证书的注册会计师更需要与上市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获取以后更多的非审计服务。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4a:其他资格证书越多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越高。

H4b:其他资格证书越多的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并不会越高。

4. 性别与审计质量。根据Gul(2007)的总结,我们认为性别可能从以下三条路径影响到审计质量:其一,项目负责人为女性时,其民主、变革和相互信任的领导方式能够使团队中的工作人员更好地相互交流,注册会计师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有利于审计团队内知识的共享,而且能使审计团队更准确地识别、评估和应对审计风险。其二,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因此女性比男性降低审计风险的动机更强。女性在审计的过程中会倾向于通过更多的审计投入来降低审计风险。其三,虽然有一部分盈余操纵行为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但是在这些合法的盈余操纵行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道德的。女性高的道德标准不仅仅使其与男性相比更厌恶盈余操纵行为,而且会使其在审计的过程中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这两方面都有可能提升审计质量。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女性注册会计师比男性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更高。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每个假设我们都分复核注册会计师(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负责人(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检验。这主要是考虑到项目负责人作为外勤直接参与者,其个人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可能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2007~2010年由五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注册会计师的数据来自于中注协的网站,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通过在中注协的网站上检索共得到722条关于注册会计师的记录。为了避免剔除样本的偏差,本文对所有回归都使用了可以获得的最大样本。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文中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1%的极值均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的样本,经过处理后最终剩余596个样本,采用的是Petersen(2009)所提出的方法,回归时进行了企业层面和年度层面的两聚类回归(cluster2),这一回归方法能显著缓解截面相关和时间序列相关问题。所有数据分析均使用stata软件进行,注册会计师样本的分布情况见表1。

从表1可见,五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数均呈逐年增加趋势。中瑞岳华客户数增加最快,从2007 年的48 家增加到了2010年的116家,翻了一倍多。“四大”发展比较平稳,但在2009年其业务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瑞岳华的客户规模在这一年却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有可能是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部分“四大”的客户转向了中瑞岳华。

2. 变量设计。

说明:(1)因变量。本文使用操纵性应计来衡量审计质量,其值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得到。另一个常用作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为审计费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也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行了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括号内为t值。

(2)测试变量。结合现有的文献和我国注册会计师的状况,本文选取了以下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个人特征作为测试变量:学历、从业经验、职位、取得其他资格证书的数量和性别。

(3)控制变量。结合已有的研究,在模型(1)的回归中我们控制了以下变量:净利率、企业规模、现金流量、资产周转率,企业增长率、资本结构、融资动机、避亏动机、大清洗动机、扭亏动机以及公司治理结构。

各个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行业、年度和会计师事务所三类固定效应。

3.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模型(1)来检验提出的假设:

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越小,则表明审计质量越高。我们预期在模型(1)中β2和β5显著为负,其他测试变量的符号不确定。为了结论的稳健,我们将所有的变量单独以及联合其他变量一起放入模型进行了检验。

4.描述性统计。

参见表3。

四、实证检验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4。其中,第1 列至第6 列为项目负责人的个人特征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从表4 第6 列可以看出,学历与审计质量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支持了H1b。经验与审计质量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0.017 9,p<0.01)支持了H2。职位与审计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支持了H3b,这有可能是因为职位高的注册会计师有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的压力,其对上市公司操纵行为容忍度要高于其他注册会计师。在公司大规模扩张的时候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从中瑞岳华近几年的客户增长速度来看(三年翻了一倍),其有可能在扩大客户的规模的过程中,放松了对客户的要求。后文对“四大”和非“四大”样本分别进行了回归,我们发现“四大”中职位高的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更高,在中瑞岳华中,职位高的注册会计师并没有提供更高审计质量。女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更高(-0.006 05,p<0.05),支持了H5。

第1 列到第5 列的单个变量回归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设。

第7 列为复核人(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显然复核人的个人特征对审计质量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复核人没有直接参与现场审计工作的缘故。

从控制变量来看,大清洗(loss)和债务融资(dissuse)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的绝对值显著正相关,是公司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现金流量(cfo)和避亏动机(sproa)与应计盈余管理绝对值显著负相关。现金流量越充足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弱。sproa与Abs DA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真实”盈利水平在1%左右的公司的管理层要获得奖金或者其他利益需要上调盈余的幅度和难度可能很大,此时其没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也有可能是因为公司通过将以前储存的应计利润转回来避亏,导致了操纵性应计的下降。

五、会计师事务所制度分析

North(1990)指出,制度对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使是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体,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其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也可能存在差异。我们用式(2)来表达审计质量、事务所制度以及个人特征三者之间的关系: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取决于事务所的制度F,以及员工的个人特征Y。我们将个人的信息逐步抽象,那么每个人可被视为一个“个人特征空间”中的点,即:Y=(y0,y1,y2,y3,y4,y5)。

由于制度设定的目的是为个人行为沿着特定方向提供一种指引,我们可以预期在某一事务所制度Fk下,具备某个特征yk的个体和不具备该特征的个体的行为或者行为的结果会偏离原来的状态形成新的审计质量差异fk。对于这一新的审计质量差异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制度指引的“效果”,用向量Fk=(0,0,…,fk,0,…)来对这一制度的效果进行描述。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制度的效果我们可以用一个向量auditquality=(f0,f1,f2,f3,…)×(y0,y1,y2,y3,y4,y5…)来描述。其中f1表示在制度F下,具备特征y1和不具备特征y1的个体之间审计质量的差异,以此类推。将F和Y代入式(2)可得:

根据向量的乘法得到:

我们将会计师事务所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设为F,如果测出现实中某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制度效果的向量接近或者等于F,则说明该会计师事务所的制度达到了其预期。

在控制其他差异的情况下,我们对各个会计师事务所按式(5)进行回归:

对比式(4),我们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制度的效果。一个好的事务所制度无疑要使得var(Abs DA)和E(Abs DA)最小。即:各个个体审计的审计质量的差距尽量地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平均水平尽量地高。

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行为的是事务所的内部审计规程。当事务所内部审计规程趋于非结构化时,注册会计师通过外部审计准则、相关法规以及内部非正式审计规程来约束自己的审计行为。而当事务所内部审计规程趋于结构化时,注册会计师直接受结构化审计制度的影响。可见,结构化的审计规程能将繁多的外部审计准则和法规制度内部化,为注册会计师提供清晰的审计思路和参考范本,因此在结构化的环境中,个人特征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会被缩小。但是个人总是存在能力、经验等方面的差异。结构化的审计规程虽然能够减少个人特征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注册会计师个体之间审计质量的差异。

事务所让那些提供高审计质量的人获得晋升,有利于激励注册会计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均审计质量。因此总的来说,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有良好的结构化审计程序,并且提供高质量审计的人获得晋升,那我们可以预期制度均衡的结果是(0,0,0,…,0,0)。即:同一职位的人,受相同的结构化审计程序的影响,不会因个人差异导致审计质量的差异;不同职位的人,职位越高审计质量越高。

根据表5 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非“四大”的制度效果为:0.285,0,-0.025 5,0,0.021 4,-0.0,而“四大”的制度效果为:0,0,-0.012 4,-0.011 4,0,0。在控制职位的情况下,在非“四大”中个体差异,即性别、经验、获取其他证书数量能显著影响审计质量,而“四大”中仅有经验能影响审计质量,这也许是由于经验是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Bonner,2000),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很难设计有效的制度促使经验少的注册会计师和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提供同样的审计质量。

从影响的强度看(-0.025 5和-0.012 4),“四大”中注册会计师的经验得到了更好的分享。在控制其他个人特征的情况下,“四大”中职位越高审计质量越高,非“四大”中并非如此。会计师事务所中项目负责人的重要职责是维持客户关系。如果是与客户的关系而不是提供的审计质量决定职位,那么职位高的注册会计师不一定具有高的审计质量。以上分析表明,“四大”中不同特征的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质量更具有一致性,“四大”对提供高质量审计的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激励。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四大”的制度得到了更好的执行,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的。

六、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改变个人特征变量设置的方法,重新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如对从业经验,我们用从业年数的绝对值代替对数值;又将职位进一步细化为经理取1、合伙人取2、其他取0,主要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其次,本文也对学位、专业、学校设立变量进行了回归。以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位取1,其他取0;以会计、审计和财务管理专业毕业取1,其他取0;以财经类院校毕业取1,其他取0,将这些变量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均不显著。

最后,我们又采用审计费用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对各个假设进行回归。审计费用融合了购买方对审计质量的判断。通过对审计费用与操纵性应计的结果相互印证,可使我们的结论更加稳健。在回归中除加入本文所使用的控制变量之外,还加入了存货和应收账款来控制审计任务的复杂性,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收集五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中注册会计师的个人特征的数据,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质量有显著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女性注册会计师和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更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位和学历对审计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获取其他资格证书越多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越低。对中瑞岳华和“四大”分别回归发现:在中瑞岳华,性别、经验和获取其他证书的数量能显著地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在“四大”,注册会计师的从业经验和职位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显著。

进一步分析表明,个人特征的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程度会受到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制度的影响:①“四大”的个体特征对审计质量影响较小,审计质量一致性更强,说明“四大”拥有更好的结构化审计程序;②“四大”中职位越高的人审计质量越高,“四大”的激励机制更倾向于激励审计质量高的注册会计师;③“四大”能更好地保持独立性,“四大”中获得其他证书多的注册会计师并没有降低自身审计质量。本文的研究支持“四大”的制度设计有利于注册会计师提供更好的审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