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结合范文

第二次结合范文（精选9篇）

第二次结合 第1篇

一、国际环境变化产生的影响

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及其关系的发展, 是影响国际社会发展走向的最大的、最复杂的因素, 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面临首要的复杂的国际因素。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虽然改变了战争与革命时期那种全面的军事对抗, 但逐渐演变成意识形态的冷战与对抗, 并伴随着军事对立、经济遏制, 形成了后人所说的冷战特点。这种时代主题变化的异常诡秘和难以把握, 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及判断出现了反复, 甚至失误, 做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错误判断和部署。由于对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国内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脱离了实际情况, 从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正常进行, 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结合”过程的艰难和曲折, 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挫折。

两大阵营的对抗时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对立, 尤其是经济上的分离和对立, 对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首先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 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使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分享人类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积极成果, 大大地延缓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其次, 为冲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 社会主义国家被迫建立起与世界经济市场相分离的“社会主义市场”,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普遍较低, “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先天不足。与世界市场的分离, 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一个较长时期与经济发展规律是相悖的, 最终导致对社会主义及其改革认识的滞延。

20世纪50-60年代, 中苏两国由结盟到分裂、冲突, 既是当时国际关系演变的重大事件, 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大事件。中苏国家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是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大因素。其中中苏两党的论战“从实质上说, 是一场控制反控制的斗争, 但又是一意识形态大论战的特殊形态出现的重大事件。它对中苏关系以至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 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 中苏论战过程中独立自主原则被异化, 论战使纠“左”的努力成为枉然, 论战也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 严重阻碍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中苏论战对于“第二次结合”的直接影响, 就是一定程度上促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认识的动摇, 推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的迅速发展。

国际环境的压力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 促使急躁冒进脱离实际的社会心理形成。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的客观现实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屡遭欺凌的屈辱历史, 又使毛泽东和党中央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而要改变中国落后状况, 就必须采取跃进的步伐, 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并逐步摆脱苏联的控制。这种政治心理的形成是“大跃进”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直接影响了“第二次结合”的进程。

二、政党地位的转变对“第二结合”的负面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变得更为复杂与艰巨。首先, 政党地位的转变使得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了与第一次结合时明显的变化, 过去那种为了同一个目标和面对同一个敌人而结成的“彼此不分”的“鱼水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党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成为官民关系和行政相对方的关系, 客观上容易产生某种隔阂和分离。执政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 又容易滋长和膨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倾向, 从而慢慢地与人民群众发生一些脱离。相对于第一次结合时, 政党地位及党群关系的这种改变, 使得党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过程中, 不容易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 不容易了解到最真实、最全面的情况, 甚至由于扭曲的政绩观和行政命令风, 反而容易得到一些虚假的情况和信息, 进而对国情和形势做出不准确或错误的判断。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 多次出现严重的不实事求是现象, 从“大跃进”到“反右扩大化”, 再到“文化大革命”,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严重。其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但由于第一次结合的相关做法仍然在起作用, 革命时期的一些经验依然有着广泛影响, 当进入全面建设时期, 面对新阶段的新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及时转换角色, 这就使得其执政方式、理念等还不能及时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的需要, 甚至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革命党人的理念、方式和手段去完成执政党的任务, 这样就有可能使党的一些政策和做法, 甚至包括理论观点脱离国情, 脱离实际, 使得人民群众在革命时期的一些期盼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一些合理需求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满足, 进而影响到执政党的威信和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说服力。

三、对革命经验的固守和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初期,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提出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 即敌我矛盾分清敌我, 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并且中共八大已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生活的主题。然而受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 党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 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有关,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迟迟未能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真正转型, 没有完成从革命思维到建设思维的转变。反而过于固守革命经验, 执着于阶级斗争思维。过去革命战争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 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 因而把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 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 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 反而显得“有理有据”。这就造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当做社会主义本质来坚持, 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对马列注意的所谓的继承和发展, 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做两条路线的斗争, 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的反对。

四、党内民主的缺失与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影响

“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出现的一些失误, 本来是可以通过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 去及时发现并加以克服的。党也确实发现并纠正了一些错误 (如“大跃进中的许多偏差) , 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却在继续发展, 并最终演变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本来, 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 是毛泽东亲手培育起来并身体力行的优良制度、优良传统。然而, 在中共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为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 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 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 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无产阶级领袖是人不是神, 他们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活动的, 也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如果无产阶级领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把握缺乏现实的充分根据, 在此基础上形成超越历史条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人民群众和党的领导集体依然坚信不移, 或者有了不同的认识但由于民主制度不健全, 缺乏民主沟通, 那么这种狂热的信任与崇拜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健康的影响因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 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 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得中国共产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 或者虽然制定了制度、法律, 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 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 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这样就使党和国家难与防止和制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影响“第二次结合”进程的因素尽管非常的复杂, 究其本质原因, 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从更深层面分析, 则在于未能根据时代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有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其中遭受挫折的教训堪称深刻, 而取得的经验也弥足珍贵, 这些经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基础, 而对这些经验教训的研究对我们新世纪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指导意义。

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阶段, 介于两次“历史性飞跃”之间。期间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错误, 影响“第二次结合”的进程的因素非常复杂和深刻。“第二次结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基础, 分析这个阶段遭遇曲折的原因, 对我们新世纪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曲折,原因

参考文献

[1]张乾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8.

[2]沙健孙:毛泽东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7.

第二次结合 第2篇

人生有无数的第一次,也有着无数的`第二次。第二次也许是第一次的重复,但可能有全新的发现;第二次也许会趋于平淡,但更可能绽放精彩。第二次是一种坚持,是一种回味,是一次新生 许多人都认为第一次好,因为第一次新鲜又刺激,但我却认为第二次的收获也不亚于第一次,至少在我的生活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例子。

有一次,我自个去买鞋子,买到新鞋的我当然心花怒放啊,当即便换上了新鞋,蹦蹦跳跳地回家了,没想到,连家都还没到,鞋板就脱掉了。我气冲冲地去找老板算账,可她竟然死活不承认,我也没什么东西证明我在她那里买了鞋子,我气得咬牙切齿。就因为在那儿,我连个口袋也没拿,没什么证据,害得我白白损失了60元。从此以后,我去买东西,都牢记着这个教训,反复检查几遍,鞋子没问题了才买。第二次让我再也没吃过这种哑巴亏。小学生作文 wwW.

你想,难道不是因为有了第一次的垫底,第二次才更加完美吗?

还记得,我第一次养兔子,在我的印象中,兔子吃萝卜、青菜,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喝水,想了一会儿,我还是把水放到了笼边。看着它低头舔水,爪子还不安分的抓我的手,可爱极了,于是,我就认为它现在很舒服,便放心的睡觉去了。结果第二天跑去一看,兔子安详得躺在笼里,一动不动,我伸手去摸摸它,没反应,它死了。后来我才知道,兔子是不能喝太多的水的,给它吃的蔬菜中含有的水分已足够,我放了整整一小碗的水,难怪它死了。作文

于是,第二次养兔子时,我根本不给它另加水。我还上网查阅了资料,每天定时给它食物,有空带它出去溜溜,还时不时给它洗澡,兔子长得又胖又活泼,真可爱!

其实,虽然第二次没有第一次新鲜,但也不缺少快乐啊!其实在第一次的基础上,更好的完成第二次,不也很好吗?你第一次吃了亏,第二次还会上当吗?第一次做错的题目,还会错第二次吗?作文

第二次,我又错了 第3篇

刚出大门不久, 我便看到一个大概六十多岁的男人, 他皮肤黝黑, 身子消瘦, 眼神漠然, 手提塑料袋, 正弯着腰捡地上的空瓶子。我想这人十有八九是从乡下来到城市的流浪人员, 要不怎么会捡这些东西呢?

我随意地瞥了他一眼, 没有多想就顺手把刚刚喝完的饮料瓶扔了过去, 扔出去的那一瞬间, 我突然有些后悔, 想起就算是拾荒者也有人格和尊严, 我这样做会不会显得太不尊重人?

但那男人只是愣了一下, 然后看了看我, 摇了摇头, 便默默地低下头, 把我刚刚扔的那只饮料瓶放进了他身旁的塑料袋里。

我暗自嘘了一口气:还好, 他没冲我发脾气!是因为不愿意跟我计较呢, 还是本来就没脾气?我不敢多想, 赶紧从他身旁走开了。

一天的光景很快过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 我和几个朋友有说有笑地走进小区大门, 我惊奇地看见那人竟然还待在小区里, 他身旁的那个大大的塑料口袋已经装得满满的了。他竟然在这里待了一天, 不会把我们整个小区的废品都拾干净了吧?我心里暗想。环顾了一下四周, 我发现, 不仅是有回收价值的废品, 就连路上的垃圾也都不见了, 整个小区变得十分干净整洁。

“这人是谁啊?拎个大垃圾袋待在大门口, 多影响你们小区的形象啊!”朋友不解地问。因为上午那件让我尴尬的事情, 我向朋友使了个眼色, 没有再说话。

就在朋友不解的时候, 那个男人起身了。他拎起身边那被塞得满满的塑料袋, 径直朝着门外走去。我想, 他应该是终于觉得这么晚了不会再有收获, 要去废品站把废品卖掉换钱了。然而, 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没有朝我预想的方向走, 而是走到小区门外一个垃圾箱前面, 然后很认真地将捡到的东西分类放进了垃圾箱。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那里面不但有塑料瓶之类的废品, 还有为数众多的垃圾。

我先是感觉到与方才完全不同的惊讶, 既而心头便涌起了羞愧和自责, 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是那样的自以为是。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人是我们小区的一位退休职工, 并不是以拾荒为生的无业人员。他在小区捡垃圾, 完全是义务为大家服务, 而不是为了赚钱。他每次都把废品整理好才放进垃圾箱, 以便那些真正需要靠卖废品为生的人拾取。

第二次作文 第4篇

还记得第一次的差一点，在篮球比赛上，差一点就赢了。因为中间的疏忽，让对面领先了两分，两分之差，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数字，就差一点赢了。我在心中默默反思。第二次差一点，是在运动会上，跑完八百米之后，马上就像虚脱了一样。当时，跑步时几乎用尽了全力，但是却一无所获，在我身旁的，只有失败，我不愿承认。头晕目眩之中，似乎觉得死亡正在边缘一样，四肢无力，两腿发软，同学们对我的关怀很多，到最后，却决定了代跑，一缕阳光出来了，洒到了我逼着的眼睛上，在我脑海中，却又浮现了第一次差一点之后的失败我猛然惊醒：我要自己跑!我能行的!我不愿当失败者，要死不去尝试!一切都不可能成功!

我醒了，似乎刚才都是一场梦，我迈着无力的两腿走到了记录点，迈向了冲刺的起点，坚持的起点，成功的起点。“嘭”，随着枪声的响起，我享受了我自己的百米冲刺，我没有顾及任何的事物，我像一只势不可挡的猛兽冲向了前方第二次的差一点，差一点放弃。

跑完后虽然是体力不支，但我相信，这已经算不了什么了，我在两次不同的差一点中成长，这是多少汗水与体力都换不来的，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5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约五分之四的人口被卷入战争的漩涡。 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5000万以上, 其中苏联、中国都超过2000万, 德国800万, 波兰600万, 日本300万, 直接物质损失价值4万亿美元以上。

局部战争的战火首先在亚洲点燃。1931年,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1938年, 意大利和德国也先后把魔爪伸向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在对外侵略中, 3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称为轴心国的军事集团。面对法西斯的疯狂侵略, 中国、西班牙等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而英法等西方列强却推行“绥靖” (suíjìnɡ) 政策, 签定慕尼黑协定, 企图通过牺 牲这些弱 小国来向 德、日、意妥协, 避战求和, 从而怂恿 (sǒnɡyǒnɡ) 、助长了法西斯的嚣 (xiāo) 张气焰。1939年8月, 德国与苏联又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 , 德国入侵波兰 , 英、法作为波兰的盟国被迫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国在1940年先后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 堡、法国等国, 占领了大半个欧洲。1941年德军突然进攻苏联, 意大利则趁机夺取非洲北部一些地区。早在1937年发动全 面侵华战 争的日本, 又于1941年底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驻地珍珠港, 占领了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欧、亚、非大片土地落入法西斯魔掌之中。

德、意、日到处侵略, 使他们陷入世界人民的包围之中。1942年1月, 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26个国家组成反法西斯同盟, 联合起来共同战斗。这一年, 在苏联国土上进行了一次重要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个战役 的胜利从 根本上扭 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 从此法西斯国家由盛转衰, 而反法西斯同盟越战越勇, 被占领地区 的抵抗运 动也蓬勃 开展。

1943年 , 意大利在英美联军 的强大攻 势下率先 投降。1945年5月, 德国投降。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遭到中国、 美国和苏联的沉重打击, 也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 9月2日签署了投降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会议审定通过品种公告(六) 第6篇

d优8012

审定编号:国审稻2013019

选育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

品种来源:d丰A中恢8012

特征特性:籼型三系杂交水稻品种。在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全生育期平均134.1 d, 比对照Ⅱ优838短0.1 d。株高117.9 cm, 穗长22.8 cm, 每667 m2有效穗数16.1万穗, 每穗总粒数176.2粒, 结实率80.1%, 千粒重28 g。抗性:稻瘟病综合指数3.5级, 穗瘟损失率最高级7级;白叶枯病9级;褐飞虱7级;感稻瘟病, 高感白叶枯病, 感褐飞虱。米质主要指标:整精米率41.9%, 长宽比2.9, 垩白粒率47.0%, 垩白度9.6%, 胶稠度78 mm, 直链淀粉含量25.2%。

产量表现:2010年参加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区域试验, 平均产量570.8 kg/667 m2, 比对照Ⅱ优838增产5.4%;2011年续试, 平均产量594.1 kg/667 m2, 比Ⅱ优838增产4.9%;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582.4 kg/667 m2, 比Ⅱ优838增产5.1%。2012年生产试验, 平均产量562.5 kg/667 m2, 比Ⅱ优838增产6.5%。

栽培技术要点: (1) 一般5月中下旬播种, 秧田播种量6 kg/667 m2, 培育壮秧。 (2) 秧龄25~30 d移栽, 栽插株行距16.7 cm26.7 cm或13.3 cm30 cm, 栽插基本苗4万~6万/667 m2。 (3) 多施用有机肥, 适当配施磷、钾肥, 每667 m2施复合肥10~20 kg、碳铵15~20 kg作底肥, 移栽后早施追肥, 尿素与氯化钾混合施用;穗粒肥依苗情适施。 (4) 浅水促蘖, 总苗数达到16万/667 m2时, 排水重晒田, 后期干湿交替防早衰。 (5) 重点防治稻瘟病、稻曲病、纹枯病、稻飞虱、螟虫等病虫害。

适宜区域:适宜在江西、湖南 (武陵山区除外) 、湖北 (武陵山区除外) 、安徽、浙江、江苏的长江流域稻区以及河南南部作一季中稻种植。稻瘟病重发区不宜种植。

齐优1068

审定编号:国审稻2013020

选育单位:合肥齐民济生生物技术研究所

品种来源:齐丰AR1068

特征特性:籼型三系杂交水稻品种。在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 全生育期平均139.9 d, 比对照Ⅱ优838长5.9 d。株高129.4 cm, 穗长23.9 cm, 每667 m2有效穗数14.2万穗, 每穗总粒数207.8粒, 结实率74.8%, 千粒重28.8 g。抗性:稻瘟病综合指数6.2级, 穗瘟损失率最高级9级;白叶枯病7级;褐飞虱9级;高感稻瘟病, 感白叶枯病, 高感褐飞虱。米质主要指标:整精米率60.0%, 长宽比3.0, 垩白粒率25%, 垩白度3.3%, 胶稠度70 mm, 直链淀粉含量23.6%, 达到国家《优质稻谷》标准3级。

产量表现:2010年参加长江中下游中籼组区域试验, 平均产量574.5 kg/667 m2, 比对照Ⅱ优838增产7.3%;2011年续试, 平均产量604.0 kg/667 m2, 比Ⅱ优838增产6.5%;两年区域试验平均产量589.3 kg/667 m2, 比Ⅱ优838增产6.9%。2012年生产试验, 平均产量553.8 kg/667 m2, 比Ⅱ优838增产4.8%。

栽培技术要点: (1) 一般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播种, 秧田播种量8~10 kg/667 m2, 培育壮秧。 (2) 秧龄25~30 d移栽, 宽行窄株栽插为宜, 株行距13.3 cm26.7 cm或16.7 cm23.3 cm, 每穴插2粒谷苗, 基本苗8万~10万/667 m2。 (3) 多施有机肥, 适当配施磷、钾肥, 每667 m2施复合肥35~40 kg、碳铵20 kg作底肥, 移栽后早施追肥, 尿素、氯化钾与除草剂混合施用;穗粒肥依苗情适施。 (4) 浅水促蘖, 总苗数达到16万/667 m2时, 排水重晒田, 孕穗至齐穗期田间有水层, 齐穗后间歇灌溉, 湿润管理。 (5) 重点防治稻瘟病、稻曲病、纹枯病、稻飞虱、螟虫等病虫害。

我国政府第二次转型逻辑论证 第7篇

一、理论的声音

世界范围内的政府转型经历了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和整体性治理三大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蕴含, 治理在政府管理的历史长河中, 就像生物界一样, 经历了丰富的遗传和变异:

传统行政管理是以政府为中心, 以行政权力为本位, 以单方性、命令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特征的管理模式。传统的行政模式完全无法反映出现代公共部门所承担的广泛的、管理的以及制定政策的角色;传统的行政模式造就了一种消极的控制:其致力于避免犯一些尴尬性错误, 试图通过官僚制理论和科学管理原理能发现行政管理所存在的一种“最佳工作方式”;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压制型的管理方式, 与之对应的行政是一种压制型行政, 压制型行政以实现抽象的公共利益为唯一宗旨, 以贯彻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为基本目标, 以管理行政相对方为基本内容, 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要手段, 其结果是剥夺了行政相对方的主体性。

新公共管理理论鼓吹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分权化、市场化、民营化”, 将市场机制运用于传统公共领域, 建立独立执行机构, 推行合同制, 积极开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内部市场, 创建“以灵活市场为驱动力的政府”, 是多中心主义和市场本位, 强调市场的中介作用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人格平等, 在具体制度中较多规范管理双方的合同关系, 以权利与义务对等为特征。新公共管理运动使公共领域碎片化, 不仅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属性多样化, 而且还呈现为决策、执行、服务系统继续分化, 更体现在公共行动者动力分散化, 而对这些碎片的协调往往依赖于契约。

整体性治理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最新治理模式, 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 整合各组织独立的资源, 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 (作为与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和各自为政等新公共管理模式下产生的弊端相反的措施而提出的整体性治理, 更加强调公共服务机构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而实行的跨部门协作, 以便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非互相分离的服务) 。整体性治理以公众需要为目的, 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 (在整体性治理的价值体系内, 不仅公平、正义、回应性等民主价值得到复兴, 而且新公共管理倡导和追求的效率价值也得到了肯定) ;政府通过协调、联合等方法促使公共服务各主体协同合作, 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借助信息技术的应用, 试图通过建立一个跨组织的、将整个社会治理机构联合起来的整体性治理结构 (既要克服内部的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和各自为政的弊病, 提高对涉及不同公共部门、不同行政层级和政策范围的复杂问题的应对能力, 又要调整与社会和市场的横向关系, 以政府为纽带, 发挥其战略协作的作用, 构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通力合作、运转协调的治理网络) 。

二、实证的声音

(一) 经济层面:来自生产性支出的证据。

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统治型政府相对而言, 经济建设型政府“从政府设立的价值取向来说, 以GDP的增长为最主要的任务, 政府的行为偏好集中表现在增长上。政府工作有没有成效, 官员有没有政绩, 首先看GDP。从政府的社会角色表现看, 在看到GDP有可能下滑的情况下, 往往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裁判员的角色, 直接冲到前线亲自去搞GDP。”

建立在第一次转型基础上的财政分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大市场分割 (分割) 的程度, 而同时分割对于经济的发展又存在着临界点效应, 图1中隐含着我国政府第二次转型的必要逻辑。 (图1)

具体而言, 刘小勇、李真 (2008) 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检验财政分权、经济分权等因素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 尤其是收入分权 (地方政府拥有的收入权越大, 越有动机和能力去推动市场分割, 从而保护本地区利益) ;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 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 (经济分权越深, 市场化程度越高, 企业自主权越大, 企业的发展也更加专业化, 企业会通过各种合作的方式绕过地区壁垒, 例如采取在对方地区设立分部或合资、股份等形式与实行区域壁垒地区企业合作) 。继而, 刘小勇 (2012) 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检验财政分权对区域市场分割的影响时进一步发现: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具有正向影响, 处于越高分位数条件下的省份,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政策的激励越大 (财政分权只是为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政策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土壤, 但是, 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分割市场政策的能力和机会则受到制度规则的制约, 只有在不完善的制度规则下, 地方政府采取分割市场政策面临的处罚概率和处罚力度较低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才会真正实施分割市场的政策) ;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分割负相关, 处于越高分位数条件下的省份, 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放弃市场分割政策的激励越大 (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企业组织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分工合作越来越密切, 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分权体制下, 地方政府合作的空间将高于分割市场的空间) 。

与前面的研究几乎同时进行的有陆铭和陈钊 (2009) 他们采用一个基于Barro (2000) 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来探讨市场分割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运用《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 他们发现在市场分割程度不高时, 提高市场分割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 而当市场分割程度超过一个临界值之后, 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转为负, 也就是说即期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关系。后来张卫国等 (2010) 以及张卫国等 (2011) 也得出了与陆铭、陈钊 (2009) 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 仅仅在拐点数值上稍有出入 (可能与取样不同有很大关系) 。因此, 地方政府加强制度建设, 促进市场化水平的提升, 鼓励市场化主体的多形式合作, 必将成为第二次转型的核心任务。

(二) 社会层面:来自非生产性支出的证据。

与地方政府热衷追求经济增长“翻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社会问题的“疏忽”, 具体可从两方面实证结果做出解释:

一方面, 中国每年大量公款消费、出国消费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和国内购买能力的流失 (中国拥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公共行政开支规模较大并且监督效果不明显。从美国和日本的数据来看, 1978~2008年政府消费拉动GDP增长年均水平为0.4个百分点, 而中国是1.2个百分点) , 恰好与此相反, 中国政府部门本应提供的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 无论以其占GDP的比重还是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都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支出不足, 削弱了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信心, 助推了防御性储蓄的增长 (基于此, 可以认为, 形成当前国内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不足) 。就拿公共教育支出来说, 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国家,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与消费占GDP比例相关度越高, 见图2。 (图2, 资料来源于IMF, OECD)

另一方面,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政策及管理上存在不足、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诸多因素, 导致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 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和国际警戒线。尽管消费总量在快速增长 (1978~2008年, 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速不仅远远高于同期美国的3.3%、西欧国家的2.5%和日本的2.2%, 也远远高于以消费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印度的5.8%) , 然而却并未惠及最广大的消费群体:中、高收入群体中有相当比例消费者在很大程度存在过度物质消费、超前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行为:与此同时, 中低收入阶层面临被动消费, 从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

在住房消费上, 高收入阶层的投机炒作与过度消费滋生了旺盛的需求, 使房地产泡沫显著膨胀, 中低收入群体只能被动地接受高房价而痛苦地消费, “房奴”一词就是这种消费怪相的反映;在教育消费上, 由于公共投入不够, 教育资源紧缺, 高收入阶层攀比需求也推高了各级教育费用, 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省吃俭用, 过度储蓄, 沦为“孩奴”;在医疗消费上, 种种弊端尚未革除, 看病难、看病贵, 许多居民害怕生病, 不敢看病;在社会保障体系上,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初衷是构建“社会安全网”, 然而当西方社会人士担心过强且设计不当的社会安全网已经减少了储蓄的动机的同时, 中国却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 (斯蒂格利茨, 2006) , 即社会安全网很弱, 导致个人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储蓄增加, 消费减少) 。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2006) 的实证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整个社会性支出没有获得相应的较快增长, 从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称:第一, 在社会性支出中, 政府所承担的份额较低, 有的还在不断下降;第二, 在因社会性支出增加而获益方面, 不同阶层或收入群体差异很大, 不公平问题颇为严重 (更为糟糕的是:结果不公平导致机会不公平, 从而落入所谓的“不公平陷阱”) 。

(三) 整合层面:来自财政支出结构效率方面的证据。

随着技术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影响和作用日益加深, 技术精神中独特的“求效思维”成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独立地位的人类思维方式。求真是认识论要解决的问题, 求效是方法论要解决的问题。求效思维的独立价值是康德“真善美”的三维价值体系无法概括的, 应该把“真”、“善”、“效”、“美”并列为四维价值体系, 形成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的四维复合结构。那么, 我们该如何判断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效率?

围绕着我国转型期财政支出结构安排, 近些年出现了大量研究:先是基于增长绩效的支出结构分析。其中, 包括Zhang and Zou (1996, 2001) 、林毅夫和刘志强 (2000) 、张晏和龚六堂 (2005) 等。这些研究通过对我国财政支出纵向或横向配置增长绩效的分析, 对财政支出结构安排的顺增长特征进行了评价。继而有学者进行了更多方向的探索, 例如吕炜 (2004) 通过对公平的分析研究了实现我国经济公平增长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逻辑。林伯强 (2005) 通过对不同类型公共投资减贫绩效的分析研究了公共支出结构与减少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OECD (2006) 通过对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正在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2006) 通过研究政府社会性投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财政支出的最优安排问题。傅勇和张晏 (2007) 通过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配置偏向的实证描述和分析揭示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配置的内在逻辑。陶然和刘明兴 (2007) 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制度决定因素的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配置存在的问题。基于以上研究, 不难看出, 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然而,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现有的理论框架内, 我们还无法刻画财政支出结构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状态。不仅如此, 由于财政支出结构配置受制于许多因素, 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公众偏好等, 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都无法找到一个与特定环境相匹配的最佳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正因为如此, 普拉丹 (1996) 指出, 由于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某种最佳支出结构, 所以将某种财政支出结构配置作为一国财政支出结构配置决策的依据往往是不充分的, 有时甚至是错误的。

不过, 陈诗一、张军 (2008) 发现, 使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 对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进行量化核算是有意义的, 因为核算出来的相对效率 (见图3, 资料来源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 可以用来评估地方政府的支出表现和政府行为, 并使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进行比较成为可能;而且, 如果核算结果显示某些地方政府支出不是有效率的, 还可以进一步地分析其原因, 这不仅对于理解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过程是有益的, 而且有助于调整公共政策和提高政府的效率。这无疑给人们的进一步研究带来了希望。同时, 李永友 (2009) 认为, 实际上, 作为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之一, 财政支出的结构安排必须服从于财政职能的内在要求, 以是否有利于弥补市场失灵为其评判标准。一般而言, 在支出总量相同的情况下, 财政支出职能实现得越好, 则说明财政支出结构配置越合理。基于这两种新设想, 以及在Oleg Badunenko eta1. (2008) 的最近研究中创造的一种完全不需要投入价格信息的结构效率评估方法 (该方法对传统方法的改进在于将传统方法中的投入产出空间变换为投入效果空间, 在这样一个空间中, 利用效果导向的距离函数度量投入的结构效率, 即在传统技术效率基础上进一步求解式的线性规划问题获得结构效率, 见图4, 资源来源于Allocative efficiency measurement revisiteddowe really need input prices, 图中TE表示技术效率, profit表示效果, AE表示结构效率) 的基础上, 得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效率的时间特征图。 (图3、图4、图5)

基于上述方法和指标选择, 李永友 (2011) 核算出1998~至2008年30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效率。图5对各地1998~2008年财政支出结构效率进行直观描述。从图上看, 在过去11年中, 财政支出结构效率呈现出U型变化趋势, 其中2002年为转折点, 在2002年之前, 财政支出结构效率呈下降趋势, 而且下降速度较快, 自2002年开始, 财政支出结构效率呈缓慢上升趋势, 尤其是自2006年开始, 上升速度有所加快。从财政支出结构效率水平看, 在1998年至2008年期间, 财政支出结构效率始终低于0.8, 最低的2002年仅有0.46。较低的财政支出结构效率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严重扭曲, 虽然自2002年开始,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有逐步好转趋势, 但公共性不足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三、结论

对于我们真的需要第二次转型吗?本文论述了我们听到的来自不同方向的各种声音:

1、理论层面的声音。

第一, 政府的行政职能转变是根据新的社会背景和新的理论引领对历史的扬弃, 是对行政职能合理内核的肯定和对其不合理性的否定;第二, 当前中国要实现整体社会持续发展, 就必须首先顺应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的需要, 对行政权力进行重塑, 重塑时应有选择地强化或者弱化。

2、经济层面的声音。

第一, 经济建设型政府主导着经济的发展, 垄断着各种权利和资源, 政府部门设租寻租的现象屡见不鲜, 政企分开难以真正到位;第二,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 不可能长期维持较高的效率, 只有内生的、集约型的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

3、社会层面的声音。

第一, 经济建设型政府过度介入经济领域, 导致政府机构囿于“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 造成治理成本过高和行政效率的低下;第二, 政府过度重视经济建设, 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环境保护、下岗失业、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将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4、整合层面的声音。

第一,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创建服务型政府的意愿不强;第二,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也反映出,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方面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并潜藏着巨大的调整收益。

论媒体与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 第8篇

一、女权主义者对媒体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中,不管是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还是激进派女权主义者都从民权运动中看到了媒体的力量——媒体是大多数人关于社会运动的唯一信息来源,因此媒体不仅决定着哪些事件是重要的,而且会提供如何分析这些事件的框架。她们相信媒体效果理论(powerful effects of the media),将媒体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之一;但同时,女权主义者也看到了大众媒体的负面作用,因此对大众媒体是又爱又恨。在积极利用大众媒体扩大影响的同时,也采取措施规避甚至对媒体加以改革。下文将从女权主义者对大众媒体的利用、对大众媒体规避与改革以及创办自己的刊物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女权主义者对媒体的利用

1. 借助媒体启蒙思想。

贝蒂·弗里登是这次政治运动的思想先驱。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广为流传,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唤醒了女性要改变现状的觉悟,奠定了此次政治运动的思想基础。《女性的奥秘》这本书的巨大成功不是偶然,其中大众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首先,这本书读者群是大众媒体试图开发的新群体。这本书针对的群体是生活在郊区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而这个读者群除了烹饪书籍领域外尚未被开发。[2]正是因为《女性的奥秘》的出版机构看到了这一商机,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发行。其次,贝蒂·弗里登利用大众媒体积极推介宣传。弗里登深知大众媒体的力量,因此,她要求出版社聘请一名公关人员专门宣传推介这本书。在公关人员到位之前,在其经纪人的安排下,弗里登将书中各部分以摘录的形式发表在《少女》(Mademoiselle)、《麦克考尔》(Mc Call’s)、《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女士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等杂志上。[3]除此之外,弗里登还撰文发表在杂志上来推介她的书。在负责宣传推介的公关人员到位后,在其安排下,弗里登进行了全国的巡回推介宣传。借助于媒体的宣传推介,这本书“被带给了正在等待它的出现的那一代女性”,[2]卖出150万册,成为畅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此可见,《女性的奥秘》的广泛传播离不开大众媒体这个媒介。一是它正迎合了大众媒体要开发新读者群的要求。媒体为了自身利益致力于其出版及宣传。二是作者弗里登深知大众媒体宣传推介的作用,并积极利用了这一点。《女性的奥秘》这本书对第二次妇女运动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弗里登也因为这本书而被称作是“第二次妇女运动之母”。

2. 借助媒体发布信息。

1966年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全国妇女组织是第二次妇女运动的先锋组织。[3]弗里登被选作第一任主席。弗里登等全国妇女组织的领导人都深信媒体效果理论。弗里登在其批评妇女杂志的文章中曾写道,媒体力量非常之大,消费者若无其他选择,会把媒体宣传的形象当作潮流来吹捧跟随。[2]因此,媒体被当作是实现妇女运动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全国妇女组织成立开始,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就试图通过利用媒体的力量进行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变革。

首先,利用大众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全国妇女组织领导者看到媒体报道对民权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因此要效仿民权运动,通过媒体信息传播扩大女权运动的影响面。从全国妇女组织成立到每一次重要行动都要邀请媒体到场进行报道。大众媒体报道将妇女运动的动向传播到全国各地,千家万户,使更多人关注妇女运动,引起了广大妇女的共鸣,并吸引积极分子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这对妇女运动的展开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利用媒体专业人士,迎合媒体运作规则,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积极作用。发布专业水平写就的新闻、运用高层媒体关系、重视新闻报道的作用是该组织早期公共关系的运作策略。该组织起用媒体专业人士福克斯(Muriel Fox)作为第一位官方发言人。在福克斯的安排下,全国妇女组织成立的新闻发布会地点定于弗里登写作《女性的奥秘》时居住的位于达科塔(Dakota)的公寓的客厅里。新闻发布中引用了全国妇女组织给EEOC(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总统约翰逊的信。福克斯对全国妇女组织成立的新闻发布会操作非常专业,以至于乔伊·米勒(Joy Miller)在美联社新闻故事里重新印发,在全国得以报道,发表在包括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上。[2]像福克斯这样深谙媒体运作之道的媒体专业人士在全国妇女组织中还有很多,像全国妇女组织成立新闻发布会这样的专业操作也比比皆是。这些专业人士在帮助妇女运动得到媒体正面积极报道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3. 借助媒体扩大影响。

全国妇女组织也就是在其前两年引起了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这个位置不是永久性的。在激进派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新生力量后,大众媒体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走了。因为有秩序或者过于常规的做法要吸引媒体的注意力有较大的难度,所以激进派主要采取的吸引媒体的方式是宣传鼓动,利用激进行为引起媒体的关注。1969年纽约州州长委员会关于堕胎改革的听证会就是一例。当妇女试图通过正规渠道表达自己观点的努力失败后,妇女们最后采取中断听证会的方式提出将堕胎合法化的要求。这次行动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标题为“侵略堕胎听证会”(Newsday2/14/69:1),“女孩们KO堕胎听证会”(DN2/14/69:1),“女人们中断堕胎听证会”(DN2/14/69:5)的新闻出现在各大报纸上。媒体的关注对纽约州在1970年3月堕胎法案的通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再如,美国小姐选美比赛抗议活动中,激进派代表人物罗宾摩根(Robin Morgan)新闻发布题目是“再也不要美国小姐”,并且要求届时只有女记者可以采访这次抗议活动;还故意泄露活动中会烧胸罩以示抗议。以烧胸罩为标题的新闻吸引了众多记者到场报道这次抗议活动。尽管活动当天并没有烧胸罩。再比如,WITCH(国际妇女地狱阴谋组织,首字母缩写意为女巫)成员在1969年2月曼迪逊广场花园的婚展上,带着黑色面纱喊口号“奴隶们走过来了,走向她们的坟墓了”(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在婚姻中是奴隶,婚姻是一种合法卖淫形式)。她们给准新娘们发宣传单,敦促她们“对峙使她们成为‘妓女’的人”。在警察到达前,WITCH成员围成一圈进行一个“去结婚仪式”(unmarrying ceremony)以抗议“美国父权压迫的罪恶现状”。[2]最后她们释放一群小白鼠以示婚姻是盲目的。再比如,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模拟葬礼“埋葬传统女性生活方式”等等,这样的引起媒体关注的象征性的同时又激进的宣传鼓动举不胜举。这样的行动在吸引媒体关注方面颇有成效,而媒体的关注则把激进派女权主义者要传达的信息带给了广大读者观众。

(二)女权主义者对媒体的规避与改革

大众媒体不是中立的,不会对事件来源不加选择,而是去“构建”事实。因此,在深信大众媒体是帮助实现女权运动目标的重要途径的同时,女权主义者也意识到了大众媒体对妇女运动的负面作用,比如激进派里充满了对大众媒体危害性的警告。“我不是个女人吗?”的创建者宣布:“在混蛋大众媒体中出现关于女性的唯一东西就是最糟糕形式的宣传,美化让男人高兴的社会刻板形象,讥讽、污蔑或同情那些没有按照那些刻板生活的女性”,[2]“广播和电视台决定他们报道谁,不报道谁,他们歪曲被报道人的形象来表达他们的偏见。”[3]《战斗的女性》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媒体——看看这次他们又写了我们什么”[2]等等。

社会运动需要尽全力控制媒体对其报道,对于运动的消息来源、组织、专业性、协调和规划等控制得越好,其选定的媒体框架被利用的可能性越大。简言之,社会运动需要控制媒体,使媒体按照社会运动想要的模式对其进行报道。妇女运动也不例外,女权主义者对媒体采取了规避和改革的策略。对于媒体的规避主要体现在激进派采取的策略上。激进派利用非主流出版物(alternative publications),口口相传消息,手手相传分发宣传文章,召开会议提供信息循环[2]等方法规避大众媒体的负面影响。

除了规避之外,女权主义者还试图改革媒体,使之为妇女运动所用。改革尝试包括在大众媒体中雇佣女性工作者,改革大众媒体的内容和语言,改变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形象。[2]尽管改革并不彻底,但还是取得了成效。

女权主义者要改革大众媒体雇佣女性工作者现状的压力首先是来自媒体行业中事业发展受困的女性工作者。1974年媒体女性组织(Media Women)发表了文集《没有风景的房间:在男性主导的媒体世界中的女性之工作指南》(Rooms with No View:A Woman’s Guide to the Man’s World of the Media),这个文集反映了大众媒体行业内的女性工作者的工作现状。这次对大众媒体行业雇佣性别方面的差异的曝光有助于带来改变。用以改变的策略包括在纸媒中利用EEOC(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广播电视媒体中利用执照续期过程、合法起诉、投诉以及请愿等程序。除了合法形式之外,也有妇女采取直接行动的,比如在旧金山,妇女们采取了几次直接行动试图改革媒体。9名来自妇女解放前线组织的妇女中断了CBS股东会议,宣称CBS诋毁女性形象。1970年7月,有妇女打破《旧金山纪事报》的窗玻璃,留下一封信要求终止大男子主义的新闻报道等等。媒体公司由于担心被起诉,以及需要扩大女性读者群体等原因开始增加女性员工的雇佣率。女权主义者要求媒体雇佣女性工作者的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鉴于法律诉讼进展缓慢等原因而收效甚微。

对大众媒体内容与语言改革主要是关于女性形象以及表述女性形象时使用的语言,因为扭曲女权主义者形象是媒体试图使妇女运动非法化的一个重要策略。例如,女权主义批评家一直谴责用“女孩儿”这个词代指所有女性,用“家庭主妇”一词来形容女性,不管这位女性的成就是什么,等等。1971年斯坦福大学学生报纸的编辑和女员工抗议美联社主编联合会发表的新闻指南,认为这些指南保留了使女性觉得是二等公民的刻板形象。这些抗议在《哥伦比亚新闻观察》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类似这样的抗议还有很多。媒体公司纷纷开始更新他们的指南,避免使用引起女权主义者不满的语言和内容。

改变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是全国妇女组织希望通过利用媒体实现的重要目标。在《女性的奥秘》这本书中,弗里登阐述了大众媒体在社会中把女性的奥秘的观念灌输给女人时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弗里登也相信“大众媒体有足够力量把它建立的形象打破”。[2]媒体是真实生活的镜子,对于女性来说最招致反感的部分是广告。作为男性至上社会的宣传工具,它把女性描绘成性伙伴、做家务的人、母亲和职位低的人员——这些形象或许是大多数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的真实反映,但是这些形象也使妇女越来越难打破这种性别歧视的刻板形象。[2]因此,改变媒体中的女性形象非常必要。抗议媒体诋毁女性形象是早期抗议运动的一部分,如抗议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在1970年8月,妇女大罢工还提出联合抵制《世界》(Cosmopolitan)杂志以及一些香烟、肥皂和女性清洁用品品牌,以此迫使媒体改变在广告中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女权主义者还发起一系列活动抗议广告中对女性形象的诋毁。女权主义者撰文发表揭露媒体在广告中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定位。经过一系列斗争后,广告公司开始改变其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尽管担心失去女性消费者是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三)创办自己的刊物

意识到不受自己控制的大众媒体的危害,在规避和改革大众媒体的同时,第二次妇女运动中女权主义者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女士》(Ms.)。这本杂志的名字就是要为读者争取自我认同的权利,并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对于女性的礼貌称谓不要基于婚姻状态而要基于性别。创办自己的刊物可以较客观地传达妇女运动的信息,可以规避主流大众媒体的各种偏见和扭曲,以期减少其对妇女运动的负面影响。这本杂志试图将所有女性包含在刊物页面上。所有女性聚集在《女士》杂志的屋檐下,为共同的目标奋斗。[2]这本杂志刊登关于妇女团体、堕胎、未成年人性行为、女同性恋、性骚扰、家庭暴力等话题内容。女权主义者们“认为如果有足够的妇女接触到这些新信息的话可以加快改革速度”。[2]而这些话题同时也为大众媒体提供了新内容,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本杂志在其巅峰时期,销售量达到了55万本。“《女士》成功了”,《时代》(Time)杂志在1972年12月宣布。在这次妇女运动中,《女士》杂志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成立基金会,为妇女运动提供所需资金;二是为编辑、作者和读者提供对话的话语场所,这本杂志为女性主义运动者说话,并且在真正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属于她们。

当然,《女士》杂志也有其局限性,在和其他媒体一样受到广告商的利益限制之外,其内容观点并不能为所有女性所接受。作为自由派发起创办的杂志,激进派感觉他们被杂志边缘化了,而其他很多读者则认为该杂志很多观点过于激进。所以,这本试图将所有女性都包含在内的杂志并没有将所有女性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战。

二、大众媒体对美国第二次妇女运动的反作用

(一)大众媒体行业传统对妇女运动报道的影响

平衡法则、公平法则、精准法则和客观法则被认为是严肃报道中最基本的媒体行业传统。[2]但这些行业传统会被一些二级法则拖累。这些二级法则是基于写畅销的新闻的。这些二级法则包括建立在冲突、罕见、地方性、观众或读者的熟识度(如名人)等基础上的。追求事实真相、吸引读者和兼顾广告商利益成为新闻主义新的价值观。

使早期妇女运动得到广泛报道的新闻行业传统主要是不寻常和怪异。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和传统的关于女性的观点相异,这种不寻常和新鲜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女权主义者特别是激进派恰恰也是利用了这些新闻行业传统来吸引媒体关注的。激进派故意做出出格行为或者提出激进的对于传统保守派来说骇人听闻的口号,由此获得媒体报道。但是,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使得参与妇女运动的人在媒体报道中极少得到正面肯定。

指导新闻报道的行业传统不止这两个。其他的行业传统同样对妇女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前文提到的平衡法则。基于平衡法则,新闻要报道事件的不同方面使读者可以作出理性判断。因此,媒体在报道妇女运动的时候,一方面报道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和行动;另一方面也在报道与之相反的观点。例如,如果妇女运动参与者被视为是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那么就会有媒体新闻表明这次运动不关心这个范畴以外的女性的感受;如果这次运动似乎是和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媒体新闻就会暗示女权主义运动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没有被认可;如果运动似乎是强调为妇女争取平等工作机会,媒体新闻就暗含批评说运动不顾及家庭主妇们的贡献,等等。这些暗含的批评往往意味着被采访的女权主义者被迫处于防御状态。[2]这些相反的观点严重影响了女权主义观点的传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某些观点。

冲突法则也对妇女运动的报道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媒体迅速捕捉到女权主义者内部分裂的讯息,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报道。弗里登在为媒体提供关于分裂的讯息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弗里登在媒体面前毫不掩饰地攻击政见不同的其他的女权主义者及其观点(通常是攻击激进派),让媒体有机可乘。经过媒体的报道,女权主义者内部不和的消息得到了迅速传播。这对女权运动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总而言之,大众媒体这些行业传统对于报道第二次妇女运动产生的主要是负面影响。如上文所提及的大众媒体本身就不是中立的,它要按照背后利益集团的利益构建事实,当然媒体人自身的观点也会从中得以体现。在大众媒体中,位高权重者有特权决定报道哪些话题,而且有权给后续讨论设限。大众媒体中的位高权重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因此多数媒体的行业传统被用来使妇女运动非法化、次要化。例如,扭曲女权主义者形象、聚焦次要部分,将运动和极端观点或策略联系起来,将运动分为合法部分和非法部分,脱离具体情况断章取义地报道。

(二)大众媒体对女权主义者形象的塑造与宣传

到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时候,大众媒体对于第一次运动时对女权主义者的嘲笑的态度仍然存在。1969年Karen De Crow的全国妇女组织的示威游行让抗议者穿上20世纪初的衣服,大众媒体因此又重新介绍了第一次妇女运动时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而对于第一次妇女运动最友好的媒体也不过是以娱乐的态度报道的。[2]20世纪70年代,当第二次妇女运动崭露头角的时候,第一次运动为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有时作者们无意识中就已经在使用这些刻板形象了:无性别的,边缘化的,傲慢的。例如,第二次妇女运动中,很多女权主义者避免传统穿着打扮,大众媒体自然就容易报道成这些女人缺乏女性特质。[2]Van Horne就曾经攻击过美国小姐比赛的抗议者没有吸引男人的女性特质。这些从第一次运动中形成的媒体的刻板形象在第二次运动中仍然起着负面作用,仍然需要女权主义者通过斗争去改变。

第二次妇女运动中,女权主义者把媒体作为实现目标的重要工具,发布运动信息,宣传女权思想。女权主义者不免经常出现在媒体上。本次运动之母弗里登就因为大众媒体宣传成为名人。但是弗里登攻击持不同观点的人的时候堪称“毒舌”且“毫无保留”。经过媒体的报道宣传,使她的这种形象固定了下来。“刺耳”也成为了第二次妇女运动女权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形象特征。再如上文所提及的女权主义者特别是激进派为了吸引媒体关注,采用鼓动宣传,以激进行为吸引媒体关注。大众媒体经过报道之后形成了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形象:愤怒的、不穿胸罩的、好斗的、无女性特质的等。这些形象经过媒体的反复宣传后,逐渐成为大众对女权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媒体故意把关注点放在这些表象上,使广大读者观众忽视了女权主义者所要传达的信息。这对女权主义运动发展极为不利。激进派本来是想通过出格行为吸引媒体关注,从而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结果媒体却很少认真报道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即使有所报道,对于女权主义者形象或者出格行为本身的报道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她们要传达的思想观点。与此同时,这些表象是普通妇女不敢认同的,也是保守派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运动后期开始,这些形象招致保守派的致命打击。

(三)媒体的反女权运动

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RA),这是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的重大成果。但是这也引起了美国新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女权运动。这次反女权运动是以媒体为主要工具的。

新右翼保守势力是利用主流大众媒体“对女权主义者形象的妖魔化、对女权主义理论及目标的终结化,以及对女权主义议题的去政治化”,[4]以此来打击女权运动。除了利用大众媒体之外,新右翼保守势力还利用了非主流媒体。这些是以美国宗教运动中利用媒体的丰富经验为基础的。新右翼使用有线电视等渠道,右派建立非广播渠道的媒体方式,包括出版社、宗教书店、直接邮件和时事通讯等。

新右翼保守势力建立起来的广大读者、听众和观众接纳了政治右翼的思想观点,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声音。这个群体打着保护传统的价值观的旗号,通过利用各种媒体,对女权运动进行反击,对妇女运动造成重创。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没能得到四分之三的州议会的批准通过,妇女运动归于平静,甚至有些倒退。

三、媒体对妇女运动正面及负面报道的根本原因

媒体是表达观点的媒介,它对妇女运动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报道,这是媒体背后利益集团势力比拼的结果,是女权主义者(革新派)和保守派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贯穿了第二次妇女运动的始终。因为第二次妇女运动各组织所反对的主要是美国社会中压迫和歧视妇女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和大男子主义行为等传统习俗,她们所遇到的阻力大多来自同一源泉——社会保守势力。[3]媒体对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报道经历了早期的“蜜月期”、中期的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各领风骚以及后期的反女权运动。

相对而言,美国在60年代,还是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年代,上至肯尼迪政府,下至社会基层,美国的整个政治、社会、文化氛围都比较倾向于改革。[3]追求自由和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寻求社会变革的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等群众运动等都给美国社会创造了要革新的社会环境。女权主义者受到以上革新力量,特别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启发,也加入到争取平等权利的队伍,在60年代末开始直至70年代成为以上运动之后的一支重要的革新力量。在自由派、激进派以及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次妇女运动声势浩大,成绩斐然。女权主义者力量迅速壮大并在国会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ERA)时达到巅峰。女权主义革新派力量压倒保守派,反映在媒体报道方面是正面报道成为主流。

“蜜月期”以正面报道为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妇女运动最初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而自由派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是改良目前妇女的地位和生活状况,而不是彻底推翻父权制度,因此没有违背保守派的根本观点,没有触及保守派的根本利益。妇女运动高潮期,媒体报道最多,使运动产生了最大影响。因为除了善于吸引媒体报道的自由派之外,激进派的反传统激进行为正是媒体定义的新闻,因此也得到了广泛报道。到了运动后期,保守势力壮大并联合起来以后,媒体一边倒地报道妇女运动的负面影响,给妇女运动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负面报道主要是保守派观点的体现。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要改变妇女生活现状的观点是挑战美国传统家庭模式、陈规和刻板印象,是要帮妇女争取到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地位和机会,以期建立新的生活秩序。这给保守势力造成了威胁。当第二次妇女运动在立法上取得了一些可观的实质性进展而激起了社会保守势力尤为猛烈的反击;[4]当女权主义者和保守派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媒体对妇女运动的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参半;当新右翼保守势力迅速壮大,甚至在里根与布什政府期间执掌了美国政权的时候,保守派力量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女权主义革新派,媒体对妇女运动的报道也一边倒,几乎全变成了负面报道。新右翼保守势力利用媒体作为工具全面打击女权运动,进行了反女权运动。

可见,媒体作为表达观点的媒介,其报道受多种因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背后的利益集团。在媒体对第二次妇女运动进行正面的或负面的报道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表象后面,是女权主义革新派和保守势力力量的博弈。

四、结语

进入现代社会后,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和媒体发生联系。当代妇女运动作为一场抗议性政治运动,[1]它和媒体的“相遇”也在所难免。媒体的报道对第二次妇女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女权主义者而言,她们对媒体又爱又恨,她们一方面要利用媒体作为其社会变革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又规避并改革大众媒体以减少其报道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就媒体而言,它对妇女运动的报道经历了“蜜月期”、“功过参半”期和反女权三个时期,对妇女运动产生的作用是把“双刃剑”,甚至负面作用大过正面影响。女权主义者中不乏媒体专业人士,但是控制媒体,让其完全为妇女运动服务还在她们能力之外,因为媒体对女权运动的报道的背后是女权主义革新派力量和保守派力量的博弈。当新右翼保守势力在力量上占绝对优势之后,女权主义者无力扭转媒体一面倒对妇女运动都是负面报道的局面。欲扭转这种局面,只能通过壮大自身力量来实现。由此可见,如若女权主义者仅试图利用媒体作为工具,却不壮大自身力量,那么实现改革目标只是空谈。

参考文献

[1]王恩铭.“当代美国妇女运动”[J].美国研究,1995(3):31-32.

[2]帕特里夏·布拉德利.大众媒体与美国女权主义的形成[M].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63-1975:5,24,18,36,64,50,195,38,210,178,189,77,90,92-93.

[3]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53-254,288.

郑州华信学院第二次党代会召开 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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