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消费主义;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商品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教育部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自然辩证法概论’课教学的思想政治性提升研究”(21JDSZK048);湖北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融入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体系研究”(2020060);湖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1ZDMY08)。

作者简介：曹志磊(1997-)，男，安徽芜湖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社会思潮;成良斌(1964-)，男，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雪英(1996-)，女，土家族，重庆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青年文化。

“精神文化生活既是指那种具有深厚精神内涵的文化生活，也是指那种把与人们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生活作为主要形式和载体的精神生活”[1]，主要涵盖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审美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借助资本流动与文化输出进入我国，而文化消费主义正是消费主义转向文化领域的产物，它内涵着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导向，并通过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冲击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围困并阻碍其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发展。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精神文化生活在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厘清文化消费主义思潮的形成机理、影响机制及其对我国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带来的现实困扰，寻求破解之道，是帮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而赓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举措。

一、全景观照：消费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文化转向的结果，这一转向具有内在的转换机理。同时，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文化消费的影响也具有一系列内在机制。

(一)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觀念体系”[2]。生活方式上，它主张消费至上，鼓吹消费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社会文化上，表现为资本逻辑的文化外延，诱导个体服从资本的无限扩张;价值观念上，遵从《蜜蜂寓言》的预示，排斥一切禁欲主义观念，推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

文化消费主义是消费主义思潮在文化消费领域的拓展，力图通过“满足人们片面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使其痴迷低级甚至畸形文化消费”[3]，其并未超出消费主义的本质限定，而只是披上了一件新“外衣”。从消费主义到文化消费主义，存在一整套转换机理。首先，大众对文化生活重视度的提高是这一转换的社会源头。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也指出平庸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唯有当大众物质生活需要达到一定满足程度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即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其次，文化的商品化、资本化和产业化为这一转换提供了必要前提。文化商品化进程被大众占有后发展迅猛，资本入驻和文化产业的集群化也就成为大势所趋，这也为消费主义打通了侵入文化消费的道路。再次，资本逻辑在文化领域的扩张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根本动力。资本逻辑就是资本无限扩大再生产的增殖逻辑，为谋夺“开辟新大陆”福利来满足增殖野心，当大众消费转向文化时，资本就迅速入驻并极力鼓动大众的文化消费欲。最后，现代大众媒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转换提供了支撑载体。资本要求的文化消费的普遍化必须基于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现代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文化商品摆脱了对物的固化依赖(单维关系如一本书对应固定文化内容)，而转向一种动态依赖(多维关系如联网设备每时每刻都在更新文化内容)，推动了文化商品流通和传播的普遍化趋势，进而为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重要载具。

(二)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青年文化消费的内在机制

青年是参与文化消费的重要群体，也是文化消费主义的目标群体，文化消费主义根据青年文化消费理念、行为特点，发展出一整套影响机制。

第一，张力消解：青年文化品质需要的抗性拆解。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行为不仅基于工具理性的有用原则，更有呈现价值理性的品位追求，对文化商品的内容质量等表现出“不妥协”态度。但对习气功利的资本而言，文化商品仅具有增殖的工具价值，因此功利主义地追求最高文化生产率和利润率是其唯一信奉的“道德律令”。青年群体与资本的价值取向的对抗构成当代青年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试图取得全面成功的青年文化商品都必须将品质和效率的博弈维持在双方底线之上重合的有限范围内。因此，文化消费主义作为资本追求效率的手段，就呈现出瓦解青年群体对抗张力的机制：一方面通过强化“及时享乐”的感官刺激来消解青年严谨认真的理性思维，一方面通过强调文化商品的泛娱乐性来回避青年的理性追问并麻痹青年，总体上是以功利的工具思维模式来消解青年的品位追求。

第二，符号建构：青年个性表达的文化消费模式。人是“符号动物”，一切“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5]，青年群体热爱自由，追求刺激，秉持“不走寻常路”的个性信条，文化消费成为他们表达个性的重要途径，文化商品内蕴的个性符号成为青年最为看重的附加值。鲍德里亚指出，消费行为受到两种相互冲突的制度的规范，除需要外，“另一个则是产品符码化”[6]203。因此，在青年需要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开发、孵化文化商品的“独具一格”的个性符号即IP是当下文化消费主义的重要影响机制。如《盗墓笔记》在同时杂糅男性向的冒险和女性向的耽美等元素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盗墓”IP，取得丰硕的销售成果，大量同人文、周边产品的出现也证明了该IP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制一方面呈现“解放”形式，推动青年个性思维的发展，鼓励他们勇敢撇开世俗眼光、打破权威束缚、“活出自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控制”形式，即试图借助重复的媒介宣传来编织信息“茧房”，掌握青年个性符号诠释的话语权，并适时推进符号内容的变迁以增加青年文化消费需要，从而推动青年群体持续消费。

第三，“领袖”培植：青年群体关键“意见领袖”(KOL)与资本的相互成就。相较于资本和商家，青年群体在文化消费选择中更信任具有一定情感联系的关键“意见领袖”的推荐。这些“意见领袖”往往带着明星、网红等标签，属于青年群体某一兴趣圈层的中心人物，具有一定契合青年实际需要的感染性要素(如颜值、才华等)，自带较大流量，因此对青年文化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当下青年二次元文化圈中的手办文化消费为例，二次元KOL的精准营销推荐具有明显的拉动销售作用且仍有巨大潜力[7]。但资本与“意见领袖”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资本为既有“意见领袖”造势或直接“造神”，通过开设选秀节目和物色草根素人，收买“水军”为其拉票、“打call”等，打造有吸引力的“人设”;另一方面这些“意见领袖”也需要资本提供的平台来实现流量变现，因此必须服从资本安排，向大众进行营销宣传，如在微博上为其站台、参加电影宣发等。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二者间的利益融合，一方面增强资本对“意见领袖”的控制，一方面为“意见领袖”的“热度”服务，提升“意见领袖”们的群体影响力。

第四，发声控制：青年文化消费发声的资本收买。青年在文化消费中的角色属性并非固定和受动的，而是存在一种角色动态转变的新趋势。《大学生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更加信赖产品熟人、朋辈的推荐[8]。同时，青年群体也更有意愿和责任心帮助朋友“种草”和“拔草”，他们在“小红书”“豆瓣”等公共点评类APP或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私人社交圈上对特定文化商品的使用和体验感受进行评论，呼吁好友“入坑”或避免“踩坑”。这种表现让青年群体成为文化消费中的“生产消费者”，即他们一方面在消费，一方面又生产他人的文化消费需要，甚至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本身就被纳入文化生产过程，如演唱会中观众与歌手的互动正是演唱会的重要环节。文化消费主义通过收买和控制青年群体消费发声的机制来影响青年文化消费，具体有软性和硬性两种形式：软性形式即通过送礼物、返现等形式收买青年消费者给好评或分享给他人，硬性形式则是直接通过后台控评和购买“水军”在各大平台刷好评和宣传。

二、困境反思：文化消费主义困扰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表征

辩证来看，文化消费主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但其影响主要还是负面的。青年一代，正处在精神文化生活的形成期与完善期，同时较少从事生产性劳动，拥有一定物质基础和空闲时间，接近凡勃伦所说的“越位休闲”(vicarious leisure)状态，易发生“越位”的过度消费。此外，文化消费主义又结合青年文化消费行为、理念的特点来影响青年，因此青年很可能被文化消费主义围困进而精神文化生活中陷入诸多现实困境。

(一)理想信念走向虚無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青年理想信念高远、坚定与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但受文化消费主义影响，部分青年理想信念可能会崩塌瓦解、没入虚无。

其一，在自我中心意识中解构崇高理想。青年一代应志存高远，树立崇高理想，但“在一个消费时代，或是一个自称如此的时代里，是整个社会前来适应个人”[6]184。文化消费主义强化了感官和意识上的个人主义，让部分青年陷入唯我的感觉主义。对青年感官欲望的强化和理性思维的剥夺，造成部分青年的集体思维蜷缩为个体思维、集体主义消弭于利己主义、社会责任倒向个人享乐。例如，越来越多青年的职业理想从社会取向的科学家、教师等转向个人取向的明星、网红等。在这种自我中心意识中，部分青年理想内含的社会崇高性转变为个人世俗性，对自我现实感受的重视超过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考量，崇高理想也就解构为自我欢娱。

其二，在文化功利化氛围中瓦解理想信念。“文化是理想信念生成的精神纽带是培育理想信念的重要依托”[9]，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坚定青年信念。文化消费主义将功利化带入文化市场，让整个市场都展开了一场文化资本循环速率的“生死竞赛”，文化商品的品质、内涵等都被资本狂热的“求金欲”抛之脑后，市场应然的良好秩序被“快餐”主义打破，市场的稳定性被功利化的生产竞逐摧毁，这一乱象进而影响了社会整体文化环境。同时，这种功利化氛围也借助文化商品显现并影响到部分青年。长此以往，功利化所有的短视主义、现实主义、享乐主义让部分青年只关注眼前与自我感受，而看不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丧失奋斗目标的他们以“佛系”自居，认识的误构引起实践的错位，这些青年打着“反内卷”的名义，以“躺平”为荣，对未来、理想的坚定信念在思维和实践的双重逻辑中遭到瓦解。

(二)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价值追求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向度坐标，但文化消费主义既将多维的价值俗化为纯粹经济价值，又用符号价值取代一切其他价值，致使部分青年的价值追求逐渐扭曲。

其一，在文化消费中落入价值陷阱。文化消费主义受资本主导，正如“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4]192，它的“价值”只是资本增殖意义上的自我商业价值，缺失了社会、道德等价值意蕴。此外，它还向青年狂热营销“享乐至上”“潮流至上”等价值观念，实则是用资本建构的“消费叙事”来解构并取代社会主流价值叙事方式与价值共识。部分青年一方面被其内含的单维价值观念误导，用经济价值凌驾于一切其他价值之上，以个人价值割裂总体价值，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方面被其外显的庸俗价值观念诱导，排斥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用文化消费衡量个人价值，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路途中深陷无边的文化消费主义“泥沼”。

其二，在符号消费中迷失价值追求。文化消费主义试图用符号价值淹没实际价值以谋求商品溢价和畅销，而这种符号价值建构本身又是基于资本的逐利需求、个人主义和短视特性，部分青年误用这种资本建构的虚伪符号来建构自我价值，如某些文化商品出品方在宣传时大肆鼓噪该商品与爱国主义的紧密联系，误导青年将消费该商品与爱国者的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结果将现实的爱国行动搁置一边，本末倒置。一方面符号价值的偏隘性决定了青年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狭隘性，另一方面符号价值的现实脱轨性决定了他们自我认识与价值追求的虚幻底色以及意识的虚假性。青年们在迷信于符号表征的所谓“个性”、沉浸在文化消费创造的虚幻映像中的同时，将价值追求的集体性、长远性和实践性弃之不顾，最终迷失在前途命运“不靠奋斗靠包装”的假象中。

(三)审美生活日渐庸俗

审美生活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审美生活可以愉悦身心、提升精神境界。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文化内容劣质庸俗，文化形式突出感官刺激，可能造成青年审美的庸俗化取向。

其一，在低俗的文化内容中产生审美偏差。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文化市场中充斥着资本的增殖狂热，随着质量优先原则这一张力抗性的消退，缺乏美的意蕴的低俗文化大行其道。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导下大众文化的俗化趋势，指出“快乐原则吞并现实原则;性欲以对社会有利的形式解放出来”[10]，认为在抹除精英文化的对立和超越性要素后，低俗文化成为流行。例如一些文化资本平台，为吸引流量，放纵大量暴力、软色情等低俗文化商品的问世，助长“恶搞文化”“审丑浪潮”“废话文学”等低俗文化的流行。青年长期受到低俗文化的影响，很可能发生审美的认知偏差，批判向度的缺失让他们认同甚至效仿这些庸俗文化的畸形审美，如“网红脸”“白瘦幼”等。

其二，在持续的感官刺激中降低审美素养。本雅明指出，“消遣性接受随着日益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得到推重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觉已发生深刻变化的迹象”[11]，而文化消费主义将这种感官消遣推广至所有文化商品。热爱冒险、追求刺激、注重娱乐是青年的本性，但却被资本利用和放大，沦为劣质、低俗文化商品的重要目标群体。青年虽然可以通过感官刺激缓解精神压力，获得瞬间快感，但不利于其审美素养的长期发展。青年长期将注意力放到感官刺激就会忽视文化商品对自身审美素养的熏陶，对即时感觉的强化导致后续反思的匮乏，审美反思的缺位加剧审美素养的下滑。

(四)娱乐生活趋于空虚

数据显示，2018年“90后”“00后”新生代在文化娱乐上的消费占比就已经超过24.5%[12]。娱乐生活是青年缓解精神压力和疲劳、实现身心愉悦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的娱乐生活呈现只“娱”不“乐”的状貌。

其一，在短暂的狂欢中缺失人生体验感。根据勒纳的发展情境论，青年所处的社会情境对其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文化消费狂欢情境中，部分青年对生命意义等宏观问题的探索就被“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所取代。波兹曼揭露了“娱乐”的世界统治力：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13]。文化消费主义进一步强化了“娱乐”的权柄，试图用浅薄空虚的娱乐文化取代意蕴深刻的严肃文化和高雅文化，文化营养的匮乏与文化教化功能的遮蔽和肢解，进一步扼制了青年的思维探索，多元的人生体验降维成纯粹的作乐寻欢，在即时快感消退后，其体验就趋向虚无。

其二，在娱乐消费中陷入孤独无助困境。有调查表明：“90后’大学生进行的文化消费呈现出浅层化、娱乐化、消遣化的亚健康状态。”[14]在这种亚健康文化消费中，青年一方面不能得到多少思想沉淀，一方面如果将在此养成的自私自我的娱乐趣味带入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面临诸多困境：“我行我素”的青年对他人感受的忽视以及异质观点包容性的减弱，让其在现实行事中难以顾及他人感受，甚至用线上的圈层模式为人处世、画地为牢，造成社会性的脱离，引发精神孤独。此外，青年若形成娱乐文化消费上瘾机制和非理性的超前消费习惯，就会沦为自身欲望和文化资本的奴隶，财务赤字让欲望不能得到持续满足，从而陷入痛苦无助中。

三、破解之道：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应对策略

文化消费主义思潮微观上阻碍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良性成长，宏观上也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对此，应通过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培植青年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念和行为、重塑青年的精神家园来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在精神文化生活中造成的困境，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序、高质、向好发展。

(一)引导和满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精神文化生活有序发展

精神文化需要是文化消费的前提，也是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动力。但是，文化消费主义一方面利用文化商品的符号价值来虚假地满足青年对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来放纵青年对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的需要，实质是将青年精神文化需要统一转化为无休止的欲望。因此，必须在对这种“统一欲望”解构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推动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有序进行。

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符号假象，引导青年将对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建立在现实奋斗中。首先，坚守线上线下多维文化市场阵地，严格管控文化资本并把关其在各大平台上的推广活动，严禁带有虚假性和过度联想性的内容，并形成严格健全的管理机制。其次，基于青年对“个性”等符号的追捧态度，引导青年推动这些符号建构重回“正途”，从“正能量”的积极视角重构文化产品的符号意义。最后，强化青年的理想与价值教育，引导青年超越符号、“回歸本真”，将实现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需要落实到现实奋斗中，特别是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不断奋进。

另一方面，要帮助青年摆脱对庸俗文化产品的惯性依赖，用优质“文化盛宴”提升青年审美生活和娱乐生活品位，重塑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张力。首先要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文化商品的监管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让文化“劣币”无处可传从而无利可图。其次要加强青年的审美和娱乐教育，助其树立科学理性的审美观和娱乐观，重构文化鉴别的批判和反思向度。最后要由文化宣传等相关部门主导，生产大量如《我和我的祖国》《觉醒年代》等优质文化产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用一系列“文化盛宴”向广大青年传递高尚、积极、理性的审美和娱乐品位，从而恢复被文化消费主义瓦解的文化商品“生产消费”过程的内在张力。

(二)培植青年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精神世界、促进个体精神成人。但是，在文化消费主义误导下，部分青年形成了错误的文化消费观念，引发精神文化生活的俗化。对此，应帮助青年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行为习惯，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

一方面，从认知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一要明确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就是“要求消费者自觉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倾向，反对炫耀性、符号性、虚假性的异化消费模式，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15]。二要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化机制，同向发力，多元助推青年对正确消费观的内化。社会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舆论引导功能，宣扬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消费风气。学校应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中强化文化消费观教育。家庭应在家风教育中加入文化消费观相关教育，家长更要以身作则。三者联动实现的大思政课建设可以推进文化消费观教育，从而以更宽广的平台、更庞大的受众群体、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多元化的手段帮助青年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

另一方面，在行动层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内化是前提，外化是关键。一要重视关键“意见领袖”和朋辈行为对青年群体的行为示范效应，督促和引导“意见领袖”等社会公众人物进行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对青年群体施以正向引导。二要在大数据时代保护隐私的前提下，精准掌握青年的文化消费动向，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行为规范与引导。三要激发青年主体活力与创造力，激励、引导青年成为当代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让青年近距离切身感受优质文化产品内含的精神品质与价值意蕴，从而主动同文化消费主义与劣质文化产品划清界限，自觉养成正确的文化消费习惯。

(三)重塑青年精神家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精神家园“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生存价值和生命归宿的一种精神与文化认同”[16]。但是，文化消费主义造成青年理想信念的虚无、价值追求的扭曲、审美生活的庸俗和娱乐生活的空虚，给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严重危害，造成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为此，必须帮助青年在现实的基地上重塑精神家园，在重塑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青年精神家园的荒芜一方面源自文化消费主义营造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毒瘴”，一方面在于过度消费劣质文化商品引发的精神营养不良。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爱国”就是要求个人与国家间要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力戒个人至上倾向;“敬业”就是要求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发光发热，抵制享乐主义倾向;“诚信、友善”就是要求个体间保持和谐良好的联系，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反对个人主义倾向。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引导青年超越文化消费主义造成的局域性视野和片面化思维，将自身精神文化生活发展的微观叙事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结合，超越个人享乐的低俗境界，追求奉献社会的崇高境界，重新找回建设精神家园的正确方向。二要充分挖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用这些精神文化滋养提升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境界。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的共同精神家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7]。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影响青年精神生活、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主导作用”[18]。因此，我们要促进这些优秀文化资源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让其成为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强根剂”和“营养剂”，让青年在优秀文化的涵养中培实精神文化根基，筑牢精神文化之魂，共建美好的精神家园，开创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境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争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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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 蕙】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集中体现，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发挥资政育人功能，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探索党史文化科学发展的新途径，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关键词：党史文化；意识形态整合；党史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了独具魅力和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90多年来，党史文化始终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面对各种考验的巨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执政理念和高尚的政治追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党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加深对党史文化思想内涵的理解，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实现党史文化科学发展，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使党史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中发挥更大的时代价值。

一、党史文化的内涵与意识形态属性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党的文化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党史文化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彰显出科学性、先进性、民族性的主体精神。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特质的党史文化，展现出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审视党史文化的内涵与内在属性，对于加强党史学习，深刻理解弘扬党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一） 党史文化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90多年发展历史所蕴含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文化积淀，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并发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

首先，理论文化。理论文化是党史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党史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史文化理论创新的丰富成果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是理论形态的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物质文化。物质层面的党史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实体，具体包括：革命战争遗址、革命历史文物、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纪念馆、陈列馆等具体实物和场所。物质文化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是传承党史文化的重要平台。

最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党史文化的精髓，主要是指党史文化自身所蕴含的主体精神和思想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承载的品格和精神，包括革命优良传统、民族思想精神、思想价值体系、精神气质与指向等，是党史文化深层内化的文化表现形态。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形态塑造了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蕴含着这一特殊类型文化的精神价值。

（二） 党史文化的主体精神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是全党全民可以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又是传播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主体精神。

首先，科学性。党史文化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不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理论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党史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精华、呈现出科学性的根本条件；党史文化的科学性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道路进行科学探索的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实践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提炼与升华。它的科学性，体现了它对自身所形成的一系列精神文化成果及其体系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结晶。科学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其次，先进性。先进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属性。党史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所产生的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先进理念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引领中国文化朝着先进科学的方向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党史文化，始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党史文化的先进性也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史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党的历史证明，党史文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能够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前进和发展。

最后，民族性。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维系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以一种特定的品格、心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影响、支配着本民族内部人的行为。党史文化形成于中华文化之中，继承与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向度、思维模式、道德品质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包容性，秉承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气韵，这是党史文化的基石。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精华，如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这些文化思想延续和丰富着党史文化的内涵，是党史文化发展的根基；党史文化反应了中国的国情民情，彰显着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色。党史文化已成为国家、民族及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象征的一部分。

（三） 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表现为特定阶级的观念并为特定阶级服务。党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突出政治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党史文化的政治性决定了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首先，党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是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形成了特有的党史文化话语体系，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向度和精神内涵，承载着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共识，凝结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和本质要求。其次，弘扬党的历史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和精神文明的范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部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最后，党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思想是社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引领社会思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决定了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和关键地位。

二、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以先进的文化理凝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政治保证。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史文化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内涵，承载着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凝结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彰显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孕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沃土，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厚文化根基和理论来源，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丰富内涵的党史文化，以独特的文化形态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了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一，党史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文化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借鉴。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富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科学理论，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前提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在实践中科学的认识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略，在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党史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推动党史文化发展，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从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看，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科学的思想、理念与精神，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从党史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党史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创新执政方略的政治文化产物和文化积淀，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最后，从党史文化的本质来看，党史文化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一种感性的文化感知，对推动社会政治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文化，是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整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第二，丰富的党史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本源性的地位，是党史文化的思想源泉，是推动党史文化创新的精神力量。毛泽东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树立了从实际出发的旗帜，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中国革命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树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引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发展进步的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新局面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揭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篇章。历经90多年积淀的党史文化，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基本原则，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灵魂的党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优秀品质，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 党史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载体，见证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认同，对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政治归属感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培育共同理想追求，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第一， 党史文化见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和坚守，凝聚着中国人民毅然前行的价值共识，有利于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支撑，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和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努力实现党的政治追求和远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共共产党始终保持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引领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国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90多年的党史文化，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共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充分体现了全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深刻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思想基础。先进的党史文化有利于共同思想基础的成长，有利于价值共识的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和提升。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党史文化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党史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和思想动力。

第二，党史文化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们对其所属政治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政治归属感以及政治参与过程，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共同理想，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事业推向社会主义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探索，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充分彰显了“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历程，同时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党史文化不仅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认同，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党史文化对唱响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具有重要作用。

（三） 从文化的价值导向看，党史文化积聚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的构建具有导向和整合作用

文化的价值导向是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3]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能够赋予人们崇高的价值追求、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培育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于塑造崇高的理想信念，发挥道德教化功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党史文化具有价值导向和价值塑造功能，凝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

文化的形态和作用极为广泛，先进的文化理念对人们的价值理念、道德养成和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鲜明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党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创造的精神成果，凝聚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与具体体现。90多年的党史文化用鲜活而生动的史实诠释了理想与信念、执着与奋斗、担当与奉献的精神实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民族核心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涵与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丰富的党史文化思想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精神内涵能够发挥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开展党史文化教育能够发挥优秀精神文化的思想导向作用，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积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在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社会心理。

第二， 党史文化具有社会育人功能，有利于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

道德价值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撑，没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就没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根基，道德教化是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和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党史文化蕴含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撑，具有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强大动力，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共有的道德基础。充分运用党史文化的育人资源，发挥党史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党史文化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高尚道德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心理素养，不断改造和提升公共道德生活，塑造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注重党史文化资源的转化与表达，通过影视、文学、艺术等形式，把党史文化用鲜活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党史文化资源成为对全体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第二课堂、培养民族精神的乡土教材、陶冶情操的示范经典、拓展素质的有效载体。

三、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关于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表述：“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4]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不断探索党史文化科学建设的途径和方式。以理论创新为前提、以深化研究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路径，不断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同时也使党史文化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一） 推动党史文化创新，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创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弘扬党史文化应树立新理念，把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深刻把握党史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党史文化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用创新带动发展，不断推动党史文化创造，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创新性的党史文化，用丰富的党史文化理论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首先，党史文化创新应把握科学性。当前党史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党史文化建设中的引导功能，用理论的理想、文化的精神把亿万人民紧紧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党史文化创新应具有独创性。党史文化创新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党史文化独创性创造。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需要与时俱进并具有实践性，我们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加强党史文化创新，不断丰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样才能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二） 深化党史文化研究，推动党史文化成果转化，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5]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发挥党史文化资政育人功能，应不断深化党史研究，鼓励党史文化创造，以党史研究带动党史文化创造，推出具有正确政治导向和舆论导向的党史文化作品。党史文化研究应树立开放的学术意识，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加强党史基本著作和党史普及读物的研究编写，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推动作用，着力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同时注重党史文化成果的转化，深刻认识党史文化成果转化方式的多元化，增强主动意识，利用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党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扩大党史文化成果的社会效益，使干部群众从中受到鼓舞、得到启迪，增强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党史文化思想育人、模范示人的积极作用。丰富的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多元化的党史文化成果表现形式，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深刻的文化感知，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改革与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

党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传播，通过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首先，在宣传和普及党史文化的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方式，加强对现代传媒方式的开发和利用，建立多形式的党史文化传播机制，更加主动的占领宣传舆论的主阵地，加强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整合。其次，创新党史文化表现形式推动党史文化大众化。党史文化宣传教育要注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合理把握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需求，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展现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运用生活活泼的语言表达，使党史文化更能贴近人民群众，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最后，拓宽党史文化的宣传教育平台，探索党史文化育人新途径。建立党史陈列馆、红色广场，推进党史文化的社会渗透力；加大党史网站建设的力度，鼓励制作适合互联网的党史文化作品，创建党史文化的综合传播平台。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弘扬党史文化，推动党史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需要持续努力和不断创新，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思想动力，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党史文化繁荣发展，使党史文化的精神资源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2]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18.

[3] 艾斐. 文化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N]. 人民日报， 2009-6-25（16）.

[4]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3.

[5]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10-7-22（01）.

[编辑： 颜关明]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在城鄉二元结构下，我国农村法律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积极推动农村法律文化的发展，建设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只有以现代法治精神为核心，以先进法律文化为标尺，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最终实现建设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的目标。

关键词：农村；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滞后性；举措

引言

当代中国虽然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仍然是一个有着７亿多农民的比较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因此，在中国解决任何宏观性问题都应当把农村和农民问题纳入考察的范围，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也不例外。

与人们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一样，不同学者对法律文化内涵的解释也各不相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学界普遍认同的概念。如果从法律现象的发生、发展及运行过程来理解，法律文化是指，在人类的法律生活和历史积累中，在与自然、社会、经济、其它文化形式的广泛联系中，所形成的以法律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为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法律文化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大结构：显性法律文化是指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包括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等；隐性法律文化是指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等。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律文化本应是一个整体，学者在研究法律文化时往往也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结构在现实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即城乡二元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法律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面。正视差异、探索规律、缩小差别、消除隔阂、弥合缝隙、促进发展乃是政府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是特指在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在城市和农村法律文化存在巨大反差的现实中，不断完善农村和农业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价值观念和法律思想，进而促使农村社会的法律行为更加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的过程。我们研究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根本目的就在于全面提升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水平，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我国法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一、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的地位和意义

1.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观念形态上反映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对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搞好，使它们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才能实现。

法律文化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是我国法律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农村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文化的现代化；没有农村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实现农村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即建设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2.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农村市场经济真正得到完善，农村经济生活秩序正常化，就离不开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这是因为：首先，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文化，即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协调的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才能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现有的农业经济法律制度属于显型法律文化（制度性法律文化）的范畴，只有这种显型法律文化内化为隐型法律文化，内化成一种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才能真正得到自觉遵守，才能减少各种冲突，减少经济成本和司法成本。第三，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农村社会新的经济秩序。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农村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保障弱势群体和个体的经济权益，从而保障良好的农村社会经济秩序。

3.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加速农村向现代社会转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实现现化化的关键在于农业比重的下降和农业从业人数的减少，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并不仅限于各种硬件设施的改造。农村城镇化的实现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在于使农民具备适应城镇生活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变革广大农民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造就具有现代法律文化理念的现代公民，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向现代社会转型。

4.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乡政村治”为基本特点的农村政治格局。但农村民主政治还很不完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造成农村民主政治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村法律文化滞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乡镇干部和广大农民对农村民主政治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水平，从而增强他们依法管理农村社会的自觉性。其次，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培育和提升乡镇干部和广大农民与民主相适应的思想、民情和道德，从而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当前我国农村法律文化滞后性的现实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法律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当前我国农村法律文化的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先进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从农村法律文化的显性结构来看，法律缺位比较严重，农业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农村制度性法律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20多部农业与农村方面的法律，5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340多部部门规章，地方人大和政府还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内容涉及和涵盖了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方面。但是，从农业立法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法律体系薄弱。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立法，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现代农业法律体系。[1]如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的立法还是空白；在结构调整和畜牧业调整方面现有的法律法规还很不系统；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如保护农民打工、农民择业权利和其他经济权益）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在农业投入品（如化肥、饲料、农药、兽药)质量规范方面，现有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情况需要。

第二，部门利益倾向比较严重，有些法律、法规的内容不相衔接，法律体系内相互抵触甚至冲突的现象时常发生。尤其是有的地方政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过分强调和强化自身的职权和利益，使得一些社会无序状态竟然有法律“依据”。这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例如，新农保与旧农保的衔接在法规上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再如，有的县市把发放60岁以上农民养老补贴和子女是否加入新农保挂钩，这无疑会影响国家这些惠农政策的落实。

第三，义务性规范多而权利性规范少，权利义务不对称，难以保障农民权益。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经济的落后，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必须首先发展工业，我们一直走的是高积累的路子，因而使农民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对农民利益的保护远远不够，以至于在立法上导致了农民的利益与义务失衡。例如，城乡区别的公共福利政策；“一国两民”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中小学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而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则以乡镇统筹的方式由农民自己解决；国家只负担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而农民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等。

2.从法律文化的隐性结构来看，农村社会理念性的法律文化相对于制度性法律文化从整体上来讲具有滞后性。我国农村理念性法律文化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为：轻法、仇法、畏法心理根深蒂固；“人治”意识普遍存在；“无讼”思想仍被推崇；“法律工具主义”大行其道；程序正义被束之高阁，等等，所有这一切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是相悖的。造成农村理念性法律文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从起源看，华夏文明属于农业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农业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这种宗法社会在法律心理和法律意识上表现为礼治、德治和人治。这种法律心理和法律意识与当代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法治是格格不入的。建国以后，我们虽然在农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法律文化建设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整体上看，传统法律文化的糟粕还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其对农民的影响还极为深刻，对农村法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城乡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使农村法律文化发展与城市法律文化发展相脱节。“贫穷和愚昧是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障碍，因为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2]现代法律文化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因为法治所崇尚的权利、平等、自由等观念只有在市场经济这种较高的经济形态才可能呈现。

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使农村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这一现实极大地阻碍了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进程。首先，当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在較高的诉讼费用面前也不得不望而却步。这种情况下，农民往往选择用非法律渠道解决争端，法律不仅不被作为首选方式，而且常常被边缘化，于是进入排斥法律的不良循环之中。其次，落后的经济状况导致司法资源配置的不足也直接影响执法和司法的公平与效率。这是因为由于地区贫困，导致基层执法人员数量少、办案经费不足、法律设施不健全等法律资源严重匮乏现象非常突出，不仅影响执法司法的公平与效率，而且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法律的权威性。

第三，农村教育水平低下，严重影响了农村法律文化的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承认，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以及法治思想的培养都是以一定的知识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律是一种精英知识，这种知识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充满了理性与现代性。目前，我国农村的教育资源、教育设施还不健全，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还不平等，使得农民整体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知识的缺乏更加深了思想的贫瘠、文化的落后。这成了农村法律文化持续发展的瓶颈。

三、推动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的现实举措

1.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法律文化是以物质生产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状况为其社会基础的。法律文化的变化总是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相伴相随。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离不开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所以说，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中遇到的阻滞因素有很多，但至关重要的就是农村经济落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农民在市场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要推动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快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财产权制度，培育农民的市场主体权利意识。只有建立起国家宏观控制下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村市场，我国农村经济才会不断发展，农民才会不断走向富裕，才能为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快农村教育发展，为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基础。“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4]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是改造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制约农村法律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教育。为此，政府必须优化教育资源，合理分配教育经费，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由于农村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法律文化素质时，应着重优化学生的法律心理、培养学生的法冶意识。只有农村教育发展了，农民法律文化素质才可能全面提高，农村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才能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3.努力完善农村民主政治体制，强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法治和政治是不可分隔的，法治意味着政治的节制，意味着政治分歧解决的规则化、程序化。在农民法律知识相对匮乏、农民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相对狭窄的前提下，农村政治对农民的法律信仰的培养会产生重要而且直接的影响。如果农村政治能真正体现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先进法律文化的要旨，就能增强广大农民对法律和国家司法体系的信任，从而坚定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反之，如果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中出现了有违法律和法律精神的现象势必会对农民的法律信仰产生巨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因此，在农村的民主管理中，要努力完善农村治理的民主化，强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包括参与的主动性、自觉性、高指向性等，引导农民进行有序性的制度化参与，这有助于推进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

4.积极推动农业法律法规的制定，加快完善农业法律体系。有法可依是法制建设的前提。做好农业和农村立法工作，是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我国农业法律的薄弱状况与我国农业大国和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这就要求立法部门在农村法制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立法。一方面，立法机关要尽快加强一些法律空白的立法；另一方面，立法机关要科学论证，适时修改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不符合广大农村发展的法律，尽快完善我国农村的法律体系。在农业和农村立法方面，应侧重于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以支持和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

5.加强队伍和体制建设，维护执法和司法公正。在现实生活中，对广大农民法律心理和法律意识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现状。农民的法律心理和法律意识最直接地来源于司法机关的执法过程。農村基层司法机关的执法过程，不仅关系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不能得到法律的维护，而且关系着千家万户对国家法治的认识。只有全面提高法律实施的成效，才能使法律被信仰。为此，必须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完善司法体制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切实维护执法和司法的公正。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民心中树立起良好的法律形象，增强广大农民的法治精神。

总之，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立法、司法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法治精神为核心，以先进法律文化为标尺，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不断推动我国农村法律文化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建设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存学．农业和农村法律建设基本问题[J].中国农村观

察,1999,(4).

[2]于光远.换脑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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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2.

[4]温家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N].人民日报.

2011-09-09.

[责任编辑:宇 辉]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它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反映了当今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对文化发展的新要求。深入推进的改革开放、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日益凸显的文化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现实条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改革开放；文化全球化；文化发展

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系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认真分析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直接产物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进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伴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人们的价值追求、伦理观念、生活方式和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我国政治、法律、道德等集中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也逐渐形成，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基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个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面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新实践和人们思想上的迷茫困惑，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文化的需求，中国共产党在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断调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创造性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首要的基本问题，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始终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思考，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构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的方向。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号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文化发展要求；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建设目标，从而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新内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拓展到更广的领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积极探索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也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和智力保证，极大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推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发展。“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也“给社会思想文化带来了空前广泛的影响，使人民摆脱了那些陈旧过时的思想禁锢，产生了一些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观念”。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入，促使人们在文化心理空间的拓展上，开始摆脱那种把中国文化看成人类唯一进步文明、把中国生活方式看成唯一正确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心理，看到了天地的广阔性和世界的多样性，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足感和积极进取的心理。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人们逐渐变得辩证和科学，逐渐学会把外来文化中那些具有全人类共享性、继承性、融合性的先进文明成果与外来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加以区分，分别对待，为外来优秀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可能性。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也受到了有力冲击和荡涤，自主、竞争、公平、效率、民主法制和开拓创新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观念不断被人们所认可。与之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性精华也获得了创造性的转换并显示出生机和活力，不断融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精神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之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反思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

纵观历史，社会主义首先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如何构建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其中既有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有遭受过极大的挫折和失败，留下惨痛的教训。这些在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具体、更切合实际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脱离的教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主导文化的成功转型。构成社会主义主导文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然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这一问题上都犯过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前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在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上，无视社会物质财富十分有限的状况，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结果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苏东剧变的发生。可见，“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

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逐步形成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精神渗透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主导文化的成功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科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抛弃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自觉认同。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和表现，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的对人们思想行为起规范作用的观念、价值和知识的总和，它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历史性课题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总结了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特别是中“文化大革命”时期错误对待传统文化的经验教洲，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出发，提出了在总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又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观，即“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也正是由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结合，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共鸣，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信仰。

中国共产党抛弃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过于追求纯粹化的做法，既强调先进性，也强调广泛性，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引导作用的持续发挥。思想道德是文化系统中对人影响最大的部分。适应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需要，社会主义各国都非常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有的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道德建设要求上过于强调先进性，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实际，反而削弱了道德建设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党认真吸取我国道德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多次强调思想道德建设要从国情出发，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实际出发，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正是由于解决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才得以深入民心，才得以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持续作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对文化全球化冲击的积极回应

对于文化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作过预言，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文化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与宏观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以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引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为其使命的。它要在新的历史阶段充分发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凝聚力，就必须扎根于新的历史实践，对文化全球化作出积极的回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全球化作出了科学的文化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在文化全球化浪潮已经突破西方中心论而进入到多元思维方式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的文化全球化在本质上肯定了各民族文化的价值，承认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合理性，这无疑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这种新的文化创造之中。对于中国来说，构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有两重任务需要完成，一是转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下积淀形成的价值信念；二是批判20世纪以来统治中国人的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快速推进了这两大任务的实现：一方面催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生成，另一方面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构建植入现代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之中。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丰富发展了世界文化，推动了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与当今世界文化的交融中实现了自我更新。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构建提高到了时代的高度，构成了中国新文化创造的基础和核心，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也正是在这种再创造中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先进性和合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规律。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图式。各种文化的命运将由其开放、兼容和更新能力的强弱决定，“文化的开放兼容是全球化时代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丰富文化内涵，提高文化水平，实现文化创新的必由之路，是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和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需要遵守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开放兼容规律，把文化发展同文化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互动联系起来。面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作出了积极回应：“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现面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设的基本趋势、发展规律和总体要求；“三个属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本质。无论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如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整合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彰显了文化全球化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趋势。文化全球化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同参与世界竞争，贯穿两大社会制度较量核心的是意识形态的较量。“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大量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在两大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西方发达国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凭借其发达的信息技术占据主动地位。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以及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

观念正在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来。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些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掌握文化全球化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能够以坚定的政治导向为目标，保证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四、不断发展的文化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价值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

在当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已经到了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文化存在方式去抽象地讨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只有通过并借助文化产业这样的媒介系统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存在和有效传播。在文化产业所有形态的运动中，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是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满足于人的精神消费需求，影响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改变人的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而影响人的社会行为。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化的意义载体象文化产业那样迅速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推动着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尤其是对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文化产业使得时间和空间作为阻隔文化传播的自然力量失去意义，而且使得零时空跨越成为现代文化传播重要的战略资源力量。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并不是一般地满足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是对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的掌握，是一种对于新的文化存在的主导权的争夺。作为主导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落实到文化产业的实践层面。

我国的文化产业始于改革开放之时，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果。在长期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我国的文化建设及其产业形态走的是一条福利性的国家文化事业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重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大。文化无论是其存在方式、存在形态，还是文化的传播手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深刻感受到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这种深刻的变革，感受到这种文化变革力量的存在对现存文化观念、文化制度和文化秩序的冲击与威胁。因此，适时地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把它写进党的政治决议，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把广播、电视行业列入国民经济的产业部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党和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指导和推动下，我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6125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15％。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其成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阵地，成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先进性的重要实践平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走向大众的重要媒介载体，成为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它所涵盖的新闻出版、文化娱乐等领域，无一不是文化生产的范畴，是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它所生产的报纸、杂志、影视作品、网络等物质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它所指向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应对文化全球化冲击，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免疫力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在当今社会，没有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先进性、主动性、大众化的要求就无从落实和体现。

(责任编辑　丛　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在对历史规律的探讨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民族发展为主题，建构了文化哲学的历史理论，也正是因为这一理论，马克思才能够真正发展出实践哲学。为此，只有对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传统进行研究，才能够从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变更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哲学；传统

文化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是一种通过哲学方法、站在哲学角度，进行文化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而为了能够更好的通过马克思文化哲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对马克思文化哲学及其传统进行相关研究，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文化哲学对人的生命阐释

在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中，青年黑格尔派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学说就是由此而来的，但马克思就自我意识学说进行的深入研究，也使得马克思哲学从自我意识的矛盾走向了人的生命文化哲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马克思创造了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哲学，并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文化哲学挣脱精神世界的内在欲望和实现这一欲望的必然性与现实性，这正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核心之一。

马克思哲学中，马克思通过对感性世界、人的价值生命以及肯定实践与人的创造活动的关系上，对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进行了充分的体现，而这种体现马克思则是通过三方面内容说明的。首先，马克思在自身的文化哲学研究中清楚了哲学史上对偶然性的认识论规定，并通过研究确定了偶然性的本体论意义，这一意义额确定也标志着马克思解决了德谟克利特把偶然性定义为认识论范畴与伊壁鸠鲁把偶然性定义为本体论范畴之间的思想碰撞，并在哲学模式上强调了偶然性是本体、本质，而必然性是偶然性外部条件且需要不断否认的方面；其次，马克思在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吸取和改造了伊壁鸠鲁哲学的伦理学原则，并将人定义成了人的价值生命的存在，这一定义中马克思结合了伊壁鸠鲁把伦理学原则贯通于哲学之中，把哲学当作人追求幸福、享有自由的境界，并认为哲学本身便是自由。而为了说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马克思对偶然的抽象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是以时间标志的生命存在方式这两个特性进行了阐发，而这一阐发正是典型的文化哲学说明人的存在的方式。

在最后，马克思借助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探讨感性世界的内在矛盾思想，并以此确立了实践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没有从原则的内部消除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这一研究结果为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这一论调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后马克思有根据这一研究提出了三个观点。其中第一个观点马克思认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而第二个观点，马克思则揭示了感性世界的内在矛盾，而这种内在矛盾的出现也使得感情世界成为生命创造的过程，这使马克思确定了自身“实践”的哲学性质；而在第三个观点中，马克思将自身创造的感性世界视为自身生命价值的确认，这三方面观点正是马克思实践的哲学定位。而由于这一定位在创造中大量采用了文虎哲学思维定式，所以企业可以被称为实践的文化哲学范式。

二、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关于这一哲学实践的重要著作，我们能够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了解到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确立中，马克思通过对“实践”理论的考察，提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一论断，而这一论断也对人的生命创造的能动性进行了阐释。在马克思所说的类特性中，这一类特性指的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其存在着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人在自我意识建立中的精神二重化，这种二重化将人类精神分为生命本身与生命意识，这种二重化揭示了人之所以会创造文化，是由于人类生理上具有创造文化的本能，也就是说马克思将人的文化创造能力看作是人的天赋；而在第二层含义中，马克思希望人能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一层马克思不仅认为人的精神能够实现二重化，而且能够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并根据这种二重化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通过分别从自我意识和现实创造活动两个层面上揭示出了人的生命本质即是人的分离和抽象能力的实现，而这一实现在历史考察中则说明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性特征。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人同外部世界、自然世界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这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的历史形式进行了展现，而这一展现也使得马克思创造了自身独有的异化劳动说明人的文化创造的历史性特征，这一特征构成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的独特内容。

三、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

在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中，我们需要通过本质、结构、规律以及动力四个角度，对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进行具体阐释。在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文化本质中，马克思认为文化是自然界的“人化”，其既是客体的主体化又是主体的主体化，这也使得马克思认为人类实践的产物、人的主体性的外在表现就是文化的本质；而在文化的结构中，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大类，其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在文化的规律中，马克思揭示了文化发展中自然规律与文化规律的联系，其认为文化结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构成文化规律，而各类文化规律的协调发展与协同并进，则是最重要的文化规律；在文化的动力中，马克思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践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进行了深入阐述，这一阐述最终得到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斗争根源于文化基本矛盾，而这也体现为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

四、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都在不停交流、碰撞、融合，我国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以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为指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何萍.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其传统[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06：5-14+138.

[2]冯光春.论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指导意义[D].四川师范大学，2013.

[3]顾红亮，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讨论综述[J].教学与研究，1998，12：32-36.

[4]何萍.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读《陶德麟文集》[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06：645-658.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关系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充分认知），在中国环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充分认可），在解决中国问题中具有本质契合性（充分信任）。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积极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内在融合、融通；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生态学；文化矛盾；过程思维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 2010年第16期，第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真理性方面，代表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知；在感情上，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可；在解决未来中国问题中，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信任。这种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环境（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处在“系统”和“良序”的关系中，反之，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环境的关系自然也是分析我们对其认知、认可、信任程度的重要途径，由此，就进入了文化生态学的视域。

作为文化哲学重要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生态学认为，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社会环境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文化间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系统性和有序性是良序文化生态的最显著标志，保持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与相邻文化的系统性和有序性是文化优化发展的根本。文化生态学的这些基本立场和观念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入口。

真正的“‘中国话语’是根植于中国人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话语，是能够抓住当下中国根本问题的话语”，陶东风：《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6期，第56页。文化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与社会环境更是直接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社会剧烈变革中形成的，是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吸取了西方文化以及世界上诸多文化的精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植根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广阔、优越、复杂和相对封闭等特点，广阔的地理环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纵深的空间。“十里不同天”般的复杂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体多元、极具包容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与天人合一的思维相契合；“爱国”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理念以及忠孝文化相契合；“诚信”“友善”与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礼仪文化等一脉相承。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自然适应中国土壤中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的基础性作用相比，社会环境则起着决定性、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在1840年之前，中国人不仅没有怀疑过，甚至在内心还具有唯我独尊的荣耀感。184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风雨飘摇的中国在一次次的投降割地赔款中、在一次次委曲求全的退却中、在一次次的心理自信不断被摧残和否定中，在学习西方实业救国（洋务运动）、制度救国（维新变法）、革命救国（资产阶级革命）均遭失败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改造社会必须由表层走向里层，由物质器皿层面走向文化层面，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国民性。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出路。此时，致力于救国的人们，特别是文人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旧文化，打倒旧文化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的先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启蒙运动，这是中国人走向现代，成为现代人的开始。因此， 1840年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开端。当然，这种现代化是被动的、被迫的，是被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推着走的。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中进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人接受的，当然，中国人要接受“异族”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主导文化并非易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在所难免。在“问题与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无政府主义”等三次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并被更多的人认识、理解和接受。从事实上看，这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倡导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外来压迫，崇尚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封建迷信，主张文化应为工农大众服务。文化是灵魂，改造文化就改造了灵魂。在这种新文化的塑造下，任人践踏的中国人成了醒来的狮子，历经艰难而不倒且愈战愈勇，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合中国的社会环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与中国的社会环境高度适应、高度契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来临。革命是断裂、转折、新旧更替，在革命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否定和彻底的批判；而建设是连续、延续、扬弃，在建设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肯定和发扬光大。由革命到建设的环境转换意味着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势必逐渐淡去，适应、促进发展的文化会得到强化。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无论是反腐、改变社会风气、还是解决社会矛盾，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向传统寻求智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不适应我国的自然环境，但基本适应变革的社会环境），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社会环境的变革，但基本适应自然环境），而是立足中国的环境，吸收了二者优势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是适应了中国环境的文化，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的文化形态，与中国环境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适应性，是不可替代的、唯一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所以，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文化。

就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文化生态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第118-120页。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都是在文化系统中进行的，任何单一的封闭的文化都无法健康发展，只有在文化的良性系统即生态系统中，文化才能健康发展。形成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在文化间的生态系统中科学把握。

就文化形态而言，中国主要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种文化形态。也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统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创建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化”的理论源头。早在明朝末年，西方文化（此处是指狭义的西方文化，广义的西方文化包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已开始影响我国。清末直到民国，在西方的入侵和中国向西方求索救国道路的大潮中，西方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深度影响我国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文化在中国已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显性文化形态。

上述四种文化形态在我国长期存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开放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积极因素，允许和支持多种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我国学界，“中”“西”“马”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早已形成。在社会上，“中”“西”“马”也都得以广泛传播：对于广大党员群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占据思想的主流；在广大的乡村特别是偏远的乡村，传统文化的维系功能更加明显；对于在自由市场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正是在这种多元发展的文化生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获得其他文化的滋养，实现持续多元的发展。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创意文化等逐渐形成了政策，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全球视野、国际惯例等西方的话语也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作为先发国家，西方社会处在实践的高端，西方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往往更高，高水平文化对低水平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低水平文化对高水平文化的影响。我国是后发国家，实践水平较低，这种制约导致在文化的很多方面我们确实不及西方。在此梯级格局中，学习西方文化无疑是促进我们实现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政治乃至军事领域的开放，但是，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文化的开放，学习外来文化的精髓是所有学习中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学习。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允許外来文化正常传播、发展。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社会允许多元多样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节点，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不仅包括文化间的“系统”和“良序”，也包括文化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系统”和“良序”。文化包括哪些要素？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只有文化内部诸要素保持良好的生态，处在良序的状态，文化才能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来注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注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注重价值观的培育与日常行为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文明、政治文化/文明、精神文化/文明和社会文化/文明的和谐统一，也注重国家、社会和个人等不同层面文明文化的有机统一。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辩证对待“中”“西”“马”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形态，与“中”“西”“马”处在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是“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文化生态系统中，产生了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形态，这是引领国家发展的文化形态。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是“中”“西”“马”有机融合的结果，那么，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必须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的高度融合。

首先，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世界在快速变化，中国也是日新月异的，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都在持续改变。因中国的特殊环境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变化的新环境，才能保持其优越性，才能强化其自信。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文化创新才能促进文化发展，只有文化创新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持文化自信。文化的自信固然要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土，面向过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面向未来，坚持文化的创新，提升文化的创新力。纵览世界历史，很多优秀的文明曾经十分耀眼，却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创新意识、能力不足，无法顺应时代的巨变。凡是不具有创新能力的文化都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要么消亡，要么成为博物馆里的“静观”，只能以静默的方式诉说自己的过去，无法保持鲜活的状态，无法拥抱现在和未来的时代。只有不断坚持文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才能历久弥坚。

当前，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一是要坚持文化理念创新，实现自觉创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落后，行动必然落后，所以，要让创新的理念融入整个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中，把创新变成文化的核心品质。二是要坚持文化科技创新，以此引领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大发展，只有依靠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三是要坚持文化制度、文化体制创新，以此推动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走向现代治理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通过文化体制、文化机制的创新，才能在文化领域实现现代治理，即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四是要坚持文化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创新，推动思想解放。只有不断突破习惯性思维的旧框架、旧观念，才能敢闯敢试敢干，才能适应永无止境的实践。只有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协同综合，积极开展文化创新，持续保持文化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文化自信。

其次，正确面对多元文化中的文化矛盾、文化纠结，促进“中”“西”“马”的深度融合。

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多元文化的矛盾也是社会常态。除了学界经常论及的“中”“西”“马”之间的矛盾，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矛盾，如文化的普世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文化功利主义与文化理想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会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邴正：《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15页。

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大众难免经常陷入文化纠结，在中国，至少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结、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和西方文化的纠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抽象地说，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要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它。但是在现实中，大众难以清晰地划分，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抽象肯定或具体否定，抑或相反者大有人在，推崇中国文化者常陷此纠结。在西方文化中，有进步、科学、文明的成分，也有糟粕、反动、腐朽的成分，且而文化和政治本来就是一体的，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的过程中，难免不夹带政治的私货。况且通过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中国人的政治信念，以宣扬西方的价值理念，这是西方人的一贯做法。崇尚西方文化的人难免陷入文化生活与政治信仰的矛盾纠结之中。“应然”和“实然”的矛盾也常使信仰马克思主义者陷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总之，在现阶段文化的纠结是生活的常态。

这些矛盾和纠结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达到能够“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要正视这些矛盾和纠结，在深层次上推进“中”“西”“马”的融合，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是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时至今日，“中”“西”“马”的融合更多是抽象意义上的、形式上的，“中”“西”“马”泾渭分明的现状依然非常严重。这种现象会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领地位。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今后要着重推进的方向之一。

再次，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存在的，这些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则突出地表现为“应然”和“实然”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即“应然”），在事实上是什么样子（即“实然”），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应然”的信任。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之一，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限制，“实然”却是人破坏了自然，污染了环境，存在贫富分化加剧，功利主义膨胀，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下滑等等现象。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应然”和“实然”矛盾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阶段中还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对芸芸众生来说，辩证法在其视野之外，“实然”具有切肤之痛，普通人大多从“实然”的局部角度，而非“应然”和“实然”的辩证角度看问题，可以说，“一叶障目”是常态，比如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交通难等等。如果在诸多领域中，“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会大大影响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感和认同。因此，要切实认识到“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的危害，切切实实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解决“实然”的问题，加快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这样才能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

最后，文化自信是个不断强化的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水平和文化自信的程度成正比，文化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历史动态的永续过程，同样，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强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才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革命中起步的，在建设中发展的，未来也必然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建构和强化文化自信不仅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产生体系圆满的错觉。任何一个强大的文化，哪怕须臾的停止或脱离历史的轨道都会远离时代的聚光灯甚至走向泯灭的结局。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成熟与文化自信的深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坚持在过程中不断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