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卡莱尔·科西克是欧美学术界较早地关注和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以及哲学家批判性反思的自觉意识，使得他不但能够洞悉现代社会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异化本质、现代政治的异化和冰冷的技术理性，还能揭示出莫名的黑暗势力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的全面异化、现代性贬损人的物质主义及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蜕变以及人性边缘化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并最终揭橥作为现代性危机根源的虚无主义和暂存性这一现代形而上学神话的深层机制。科西克指出，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就必须用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抵抗虚假意识，用辩证推理摧毁现代性的神秘，以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摧毁伪具体，以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

关键词：科西克;现代性;异化;实践;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管小其，男，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焦点性话题，不夸张地说，在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任何领域，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代性问题的踪迹。实际上，“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1]（作者前言）， 这一问题吸引了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马克斯·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米歇尔·福科、于尔根·哈贝马斯等诸多蜚声国际的一流哲学家以及不计其数的学者的高度关注，最终使得现代性研究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界最受关注的热点。

值得关注的是，较之于此前更多地关注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及美国的现代性研究，近年来国内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对于现代性有着独特的理论反思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有学者指出：“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2}（P357）因此，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开启后，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独特的现代性理论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其中，捷克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卡莱尔·科西克（1926—2003）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我们的理由如下：

首先，从时间上看，卡莱尔·科西克是欧美学术界较早地关注和研究现代性这一国际性的焦点论题的思想家。早在米歇尔·福科标志性学术成果面世的20世纪60年代，科西克已经着力于现代性研究，与此相关的重要文章《我们当前的危机》（1968）、《社会主义与现代人的危机》（1968）、《什么是中欧？》（1969）已经问世，较之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聚焦现代性的命运的阿格妮丝·赫勒和费伦茨·费赫尔夫妇[3]（P5）、20世纪80年代初才着力于研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于尔根·哈贝马斯、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齐格蒙特·鲍曼、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现代性的后果》的安东尼·吉登斯以及卡尔-奥托·阿佩尔、保罗·利科、理查·德罗蒂和查尔斯·泰勒等人，其现代性研究起步的时间不可谓不早。不仅如此，对于现代性研究，科西克自始至终都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自觉，正如一位捷克学者所言，“我们可以看到，科西克全部工作的主旨，就是关注人在现代的定位”[4]。

其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科西克不仅较早地具备了现代性研究的自觉意识，而且有着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一方面，科西克亲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纳粹的占领。纳粹占领期间，在爱国精神的激发下，作为高中生的科西克便参加了左翼团体“先锋”组织，进行了不妥协的抵抗活动，成为其中的排头兵，最后遭到盖世太保的清算而被囚禁在泰雷津（Terezínském）临时集中营。二战结束前夕，虽然科西克因刽子手提前逃离而避免了厄运，但他亲眼目睹了集中营中的难友被纳粹处决。[5]（P530）另一方面，对于斯大林主义，科西克有着深刻的了解。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写过研究斯大林主义哲学的文章[6]（P188-189）。科西克还当选过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其间对斯大林主义有过深入的研究，并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它“建立在对人与事、人与自然、思想与感情、活人与死人的普遍的可操作性的假定之上”[7]（P54）的本质。正是这些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以及对于纳粹集中营乃至斯大林主义的深刻认识，使得科西克不但能够洞悉现代社会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异化本质、现代政治的异化和冰冷的技术理性，还能揭示出莫名的黑暗势力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的全面异化、现代性贬损人的物质主义及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蜕变以及人性边缘化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揭橥作为现代性危机根源的虚无主义和暂存性这一现代形而上学神话的深层机制，并最终指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的路径。

与许多执着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的思想家不同，独特的生存处境和人生经验使得科西克的现代性反思从一开始就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由此增加了其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理论内蕴及思想深度。

一、现代社会的异化

自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之后，现代社会的异化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方面，科西克有着独到的理论贡献。

1.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现代社会

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的异化并不局限于西方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两种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是敌对的：一个由货币和资本组成，另一个则是用警察手段实现的少数官僚的独裁统治;一个强调金子的力量，另一个强调武力的力量;一个是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系统，一个是强调中央计划的管制系统;一个常常被人们称为大众社会、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显得高效和成功，并因物质的繁荣和视觉的舒适而令人着迷，另一个则是经济落后的和勉强运转的，但却炫耀着其历史使命。尽管如此，在科西克看来，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普遍化的操控系统。

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采用的是官僚的、原始的警察手段，国家最高政治机构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并被严格地执行;而西方资本主义则采用了表面上民主的、精致的与更引人注目的和更令人震惊的方式，用“看不见的手”的自由运作掩盖了其在管理中的铁腕手段。虽然二者手段不同，但都无法掩盖其作为普遍化操控系统的本质。因此，科西克指出：“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斗争，或一个系统对于另一系统的可能的胜利，仍然跟某个系统的胜利有关，而不是从系统向世界的解放性突破。正如实在不能被让渡给看似真实的东西一样，世界不能被简化为某个系统。”[7]（P39）。也就是说，两大系统不论哪一方在争斗中胜出都无法解决现代社会的异化，反而通过争斗遮蔽了异化的现实。

2.异化的现代政治

科西克认为，政治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一场来自权力场的权力游戏，“政治的性质决定了什么样的政治将被运用以及它将为谁服务”[7]（P61）。但在现代社会，政治虽然不是科学但却决定着科学及其结果，因为统治者权力在握并主导一切;它虽然不是诗，但足以在被统治者心中唤起恐惧，在追逐权力者身上唤起隐藏的激情;它虽然不是宗教，但却有偶像般的政治领袖和如高级祭司般的政客。对于现代人而言政治已经成为命运，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现代政治的无所不在的操控系统之中。这种政治不是基于完整充分的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公民政治权利总体上的匮乏或不足的基础之上，它不仅使一切事物都神秘化并且遮蔽了其自身的本质，也使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本质变得隐晦，最终导致政治本身的全部意义都成了令人质疑之物。正因为“现代政治以大众操控为特征”[7]（P111），这种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转换和破坏了我们所持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传统理解，从而使得现代政治陷入危机。

为了更好地揭橥现代社会的政治异化，科西克特别剖析了“大众”与政治操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大众与政治操控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人并非生而为大众，而是被政治操控塑造成了大众。只是在那种将社会划分为无名的大多数和操纵者两大类的系统中，人们才成为大众。换句话说，“大众”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不是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即制定政治思想和决策、负有公民权利和责任的主体存在，而仅仅是作为政治操控的客体存在。正因如此，在一个操控大众的系统中匿名性和不负责任同时盛行。一个大众和操控者的系统是一个普遍化的不负责任的系统。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普遍化的神秘化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将向大众灌输大量虚假意识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并且只有在一种恐惧和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政治操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作为一种技术理性在人类关系领域的表现，政治操控往往人为地培植歇斯底里、恐惧的非理性的气氛。

3.冰冷的“技术理性”

普遍化的操控系统的存在是现代社会一个本质特征，而“普遍化的操控系统建立在实在的技术安排之上”[7]（P56），居于其核心的乃是“技术理性”。也就是说，操控系统本身是一种技术理性在人类关系领域的表现。因此，科西克对作为现代的普遍化操控系统核心的“技术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正是“技术理性”将实在视为某种我们可以随意处置的系统，一个具有“臻于完善性和客观化”的系统。现代的普遍化操控系统的运行遵循的是技术理性冰冷的逻辑，“技术理性将实在组织为一个将被征服、被估量、被处置和被超越的客体”[7]（P57）。现代社会在将世界还原为发散、将自然还原为一种原材料和能源的源泉、将真理还原为精确性、将人还原为一种与客体相应的主体的基础上，成就了一个将人与自然、活人与死者、思想与情感全都视为被操控对象的普遍化操控系统。质言之，技术理性将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转化为可操控的冰冷的物，并使得一切事物都失去其内在的意义。这是人的“物化”与物的“去-物化”，它表征着现代性的深层次危机。

二、现代人的危机

科西克不仅看到了技术理性支配下的作为普遍化的大众操控系统的现代社会的异化，更是揭示了现代人以及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1.莫名的黑暗势力导致的现代人与世界异化

科西克指出，在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操控系统中，有一种看不见的“莫名的黑暗势力”，这是“一些危害和损害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历史性的东西”[7]（P40）。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的力量，这种力量较之于传统的扬言“可以买下一切”的金子或者扬言“可以斩杀一切”的剑（亦即武力）的力量更为强大，甚至比两者的组合在一起的力量更强大，因为这种看不见的莫名的黑暗势力的发展只以它本身作为其目标。它以越来越大的比例生产自身，并将它接触到的一切转换成类似于自身、与自身相联系的东西。它使一切都符合其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所遵循的只是自我生产的逻辑。正因如此，受制于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的系统都以生产的无限增长为目标。

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在20世纪演变成一种现代构架，这一构架将原本是独立存在和互相并立的经济、技术和科学融合为一，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东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之中。如果现代社会始终以追赶和不断超越所有他者为目标的话，这一构架便会持续存在，便会利用“市场经济和国家管理这两者作为其自身的形式……在其间到处流动并繁殖”[7]（P43）。正是活跃在西方资本主义与苏东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两大系统背后的莫名的黑暗势力以及存在于这两大系统之中的现代构架使得无限的可臻完善性和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增长成为家常便饭，并为现代人制造出一个越来越大和永无止境的富足的系统。“在各种公开的和隐藏的、自然的和人为的、普通的和不遗余力地扩展的手和杠杆和挂钩的帮助下”[7]（P40），人性也貌似被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莫名的黑暗势力使得实在的所有领域都成为附属品，它将一切实在都改造成某种可计算的和可操控的实在。就像纳粹德国的社会政策一样，这种黑暗势力带有“某种一律化（Gleichschaltung），使一切一致、齐平并消除事物独一无二的特性”[7]（P40）的特征，由此使得一切都屈服于操控和改造。它从根本上将宇宙改造成某种能量和原材料的实验。为现代工业社会建构可臻完善的永动机（机械装置）并将其发动的现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对其运行着魔，而变成为这种现代的伪主体、这种雄心勃勃的和无所不能的可置换性的某种纯粹的附属品”[7]（P41）。在现代工业社会，人蜕变成某种客体——“伪主体”。

在莫名的黑暗势力和现代构架的驱动下，系统的本质是破坏性的，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全面异化。它“不仅对地球进行改造，而且甚至逐渐地将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完美的操作实验室，变成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仓库，被设计成为凡人的舒适服务”[7]（P41）;它也异化了人性，使人无视一切神圣的和必需的东西，为了无限增长的目标而屈从于非人化的纯粹的可测性、可比性和可调节性。

2.物质主义挤压下的精神蜕变

科西克还揭示了现代性贬损人的物质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现代人的精神蜕变。他向人们指出了现代性已经被还原为“物质主义”这一事实，强调物质主义蕴含于现代性的内部结构之中。他写道：“现代性是物质主义的，因为每一个人——唯心主义的支持者及其反对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被卷入这一宏大进程，其中自然界被变成原料和物质，变成一个服务于人的看起来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仓库。”[7]（P46）在科西克看来，现代性的物质主义将实在贬低为某种用于改造的纯粹的客体的同时也贬损了人。因为在这种改造实在的过程中，精神被还原成某种生产性的、有组织的能力和高效的人工智能，人的精神瓦解成为某种虚构的实在的无灵魂性，成为某种遮蔽了徒有物质繁荣时代的空虚的炫耀——要么成为物质的点缀，要么仅只是炫耀虚假的物质的繁华。这种现代的炼金术所施加于人的改造实是精神的一种堕落，它使精神蜕变为某种没有灵魂的实在，而这在科西克看来恰恰宣告了精神的消失和彻底堕落。

与此同时，科西克就现代社会对“精神价值至高无上”的推崇予以了批判。在他看来，现代将“精神价值”提升到第一位或最高的地位，实则是精神的被贬低和被还原到一维。精神是不能被还原为某种价值的。但在现代社会，“价值，意味着一切事物向可互换性的领域的转换”[7]（P47）。精神和自然都是不能交换的，一旦精神被打造成最高价值，而自然被亵渎为一个无情地盘剥的原材料和能源的仓库，最终就会为“系统战胜世界”铺平道路。将精神转变为最高价值，将自然转变成某种可计算的和有利可图的价值，意味着对精神和自然的本质的剥夺。科西克强调，当真理、荣誉和意识都作为某个比例、评估、交换和置换的对象而被提升到最高的价值（即精神的价值）的时候，某种致命的转变便会发生，一切都将变得一文不值，因为这种改变剥夺了事物独一无二的本质，在一种空洞的形式中，将一切变为估价的对象从而可以被专横和轻易地连接到那种普遍化操控的运行系统之上。在科西克看来，每一事物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本质方面，如果人们仅仅把事物当成价值，尤其是交换价值来看的话，就等于剥夺了事物自身的本质。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之：没有哪一位母亲向对待某种价值一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哪一位信徒像对待最高价值那样跪在上帝面前向上帝祈祷。说到底，一个孩子、一条河流、一座教堂“在其本质上都不是价值，当他们成为价值、被转化为价值程度时，他们便失去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品质”[7]（P48）。毫无疑问，崇拜价值的现代也是缺乏尊严的时代、闹剧和幻想的时代，必然会导致事物本质的丧失和人的精神的蜕变。

3.人性边缘化所导致的人的本质的丧失

科西克以1938—1939年中欧不复存在的命运为例进一步指出了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症候和本质的丧失。科西克指出，中欧的灾难既警告了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失去了中心，也成为人性已经走到了边缘的一个警告标志。在现代，人性变成了一些边缘性的和衍生性的东西。在颠倒和动荡的过程中，人性被边缘之物带离中心，不再生活在与自然和时间、空间和诗歌的和谐之中，从而导致了人的本质的丧失。中心的丧失及随之而来的人的本质的丧失又导致了典型的现代性的精神症候：现代人由统治的欲望、占有的欲望、变得知名的欲望以及总是为人所注目的欲望等各种欲望所驱使，唯独缺少对于真理和正义的欲望;对于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一无所知，所有可能的关怀和关注都被给予了并不重要的东西，找寻林林总总的使生活更加舒适的方式的任务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没有时间理会本质性的和最重要的东西。“在人的生活中，本质性的东西消失了或丧失了，而这种丧失为对于非本质的东西的追求所代替。”[7]（P49）由于失去了本质性的东西，现代人是匆忙的和心神不宁的。他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匆匆忙忙地追求那种非本质性的东西和不重要之物的累积。带着这种对非本质之物的疯狂的追求，现代人试图关闭和跳过被拒绝的和被遗忘的本质性之物留下的空虚。也正因为人选择了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他便在产品、所有权的堆积，以及在事物、商品、愉悦和信息的无限的、势不可当的、不断完善的生产中看到生命的意义。他将维护增长和确保增长以及短暂之物和非本质之物看成生命的本质”[7]（P168）。

三、现代形而上学的迷思

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的异化以及现代人的危机只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其深层根源乃是“将一切都变成某种操控对象的现代的形而上学”[7]（P36）。

辩证法是一种力求把握“本来之物”（物自身）并系统地探寻把握人通过实践所创造的实在的批判的思维。但“本来之物”根本就不是某一物件，归根结底，哲学探讨的“本来之物”乃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定位”，或者换句话说，“它是历史中为人所揭橥的世界的总体性，以及存在于世界的总体性中的人”[8]（P152-153）。而与之相反的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待人与世界的形而上学往往会忽略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忽略对一些重要之物的考虑，忽略了那些无法被忽略的东西。现代形而上学便是如此。

1.现代性的虚无主义

科西克指出，现代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虚无主义，而虚无是与真理根本对立的。在科西克看来，现代社会中的普遍化操控系统的本质特征特别地和主要地体现为“不只是虚假意识在人们关于他们自身与世界的假设上的统治地位，而且是一种递减和倒退的区分真理和虚假的能力以及一种兴趣的大量缺乏，或者对区分真理与非真理、善与恶兴趣索然”[7]（P56）。因为在一个普遍化的操控系统中，人丧失了区分的能力和区分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丧失了辨别真理与非真理、善与恶的能力，甚至也失去了对辨别本身的需要。普遍化的操控系统是一个冷淡和漠不关心的系统，其中真理与虚假、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冷漠被提升为一种构成性范畴，意味着真理等同于非真理、善等同于恶、高贵的等同于卑微的，因此，普遍性的水平等同于普遍性的轻蔑。一切都是等值的和同样无价值的，因为一切都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和内在意义。正因如此，现代人只考虑那些他所能凭借的实在以实现支配、操控和利用，剩下的全都被还原为无价值、无意义与虚无。这正是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中建构这些最高价值的无能为力必然导致怀疑主义的最终形式——虚无主义。”[7]（P24）换言之，虚无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化操控性的系统合乎逻辑的结果和后果，它直接导致现代人怀疑一切有真正价值和内在意义的东西。

现代性的这种虚无主义导致了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漫无止境的、无所不能的主体主义。这是一种尤为值得关注的倒置现象：真正的主体——人，已经变成某种客体，而莫名的黑暗势力和聚合了经济、技术和科学的现代构架则变成了主体。从表面上看，现代人好像已经摆脱了对于中世纪的权威、体制和教条的朝拜并将自己建构成为某种独特的主体，现代人充沛的意志仿佛可以做一切事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只是被莫名的黑暗势力制造的主体，被可臻于完善的机械装置设置的主体，被还原为某种纯粹的附属品，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现代消费社会的某种目标。也就是说，现代人是一种虚假的和倒置的伪主体，真正的主体已经与人分离。科西克强调，在现代社会，“当这种咄咄逼人的伪主体的非理性将其逻辑、运动和节奏凌驾于先前的主体——人——之上时，这种广为传布的已经不受束缚的主体主义是一种日常地和大量地形成的倒置”[7]（P43）。

2.现代性的暂存性

科西克指出，现代形而上学的另一个表现是“暂存性”，由它导致的现代性的危机也是某种时间的危机，因为现代性失去了时间的一个维度，并因此丧失了内容和实质，“它不再是‘当-代’，而是沦为纯粹的暂存性和无常”[7]（P45）。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秉持的是一种未来的形而上学，这种对未来的形而上学的信仰贬低当下，剥夺每一个经验个体独一无二的实在的本真意义，将其降格为某种纯粹的暂时性元素和还未形成的一些东西的纯粹的功能。正因如此，现代性成为某种纯粹的分界点，暂存性和临时性通过这一分界点而得以实现。现代形而上学的暂存性在现代人的身上体现为：他们总是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停下来并专注于全部的当下或者处于实现过程之中的眼前。在这一时间的永久匮乏之中，他们总是在制造某种瓦解的临时性，某种纯粹的暂存性。

科西克指出，由于现代性执着于暂存性，从而使得现存的个体的唯一真实的世界的总体性意义的丧失，由此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一家人没有时间围绕一张桌子坐在一起而是像邻居那样生活，一个政客忙于一场场竞选而没有时间来思考他的活动的意义。一句话，现代人因为清空当下而空无一物和变得虚无，而被剥夺了其自身意义的真实世界，仅仅在其与未来的虚幻的世界的功能性联系中被接受，这必然导致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发生矛盾冲突。

四、现代性危机的克服

面对现代性的危机，科西克并不悲观。他辩证地指出，现代性的危机不仅是旧的、过时的、虚假的和低效的东西的崩溃，同时也代表了新的可能性。它有可能成为革命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视其为得以创建某种新的政治，新的社会关系，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政治联盟形式的一个珍贵的历史机遇”[7]（P27）。

1.以批判性思维抵抗虚假意识

既然现代社会是各种普遍化的、神秘化的大众操控系统，任何批判性的评估都被视为异端和亵渎而加以拒斥，并且将辩证推理甚至是常识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就需要向马克思的回归，或者说向批判性思维的回归。科西克写道：“马克思的哲学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说，虚假意识批判——和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而诞生的，其唯一的目的便是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是革命性的和解放的）。”[7]（P144）要克服现代社会的遵循冰冷逻辑的操控系统，就需要通过批判性思维揭露漫无止境的虚假意识。与此同时，科西克倡导用“辩证推理”限定技术理性有效性的范围和界限，并消除其神秘化。在他看来，“辩证推理首先是将技术理性等同于普通的合理性或将技术推理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抽象化的神秘化的消除。就此而言，辩证推理表现为预示着神秘化和伪具体的毁灭的批判性反思，旨在像其本来的面目那样描绘现实，以复归于它的全部客观的内在含义”[7]（P69），故此凭借辩证推理可以最终刺穿以“向大众灌输大量虚假意识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7]（P18）的制造神秘化的普遍化操控的系统。

2.以实践消解操控

科西克指出，解决现代性的危机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一个来自于某种看待‘人与历史，自然和时间，存在与真理’的新方法”，“这别一种世界观，别样的政治制度”应“以实践作为其核心原则”[7]（P27）。在科西克看来，实践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决不只是决定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特性，而是在其全部表现中渗透人类存在的本质。实践渗透到人的整体，并在其总体性上决定着人。”[8]（P137）操控系统是“拜物教化的实践世界”，是属于“伪具体”（pseudoconcrete）的世界，与属人的“具体总体的世界”截然不同。充斥着神秘化和虚假意识的现代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伪具体”的世界。因此，科西克提出用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摧毁伪具体。

3. 以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

在科西克看来，辩证法即是“伪具体的解构”[7]（P75），通过它可以揭示出历史的创造和人类的实践。同时，辩证法又是一种批判的思维，力求把握“本来之物”（物自身），并系统地把握实在。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坚持辩证法便意味着探讨“人在现代的定位”，而遵循唯物辩证法，就要求属于本阶级并属于全人类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毫无疑问，科西克所提出的辩证法、批判性思维和真正的实践对于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代的现代性反思的高地上，科西克对现代性本身的内涵和规定性的把握，其现代性批判所具有的丰富理论内蕴和非凡思想深度至今仍能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 《衣俊卿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3]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Bc. Pavel Kvalt n. “Karel Kosík： Man and the Modern Age”， http：//is.muni.cz/th/74790/ff_m/， 2015-05-20.

[5] Josef Zumr. “Karel Kosík”， in eská Literatura， Vol. 51， No. 4， 2003.

[6] Peter Hruby. Fools and Heroes： The Changing Role of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in Czechoslovakia， Burlington： Elsevier Science， 2013.

[7] Karel Kosík.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Observations from the 1968 Era， translated by James H. Satterwhit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5.

[8] Karel Kosí?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 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II） ， Dordrecht and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责任编辑 付洪泉]

Explortion into the Modernity Critique of Karel Kosík

GUAN Xiao-qi

（College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Key words： Kosík， modernity， alienation， practice， humanism

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本体论特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体论问题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讨论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本体论?如果有，又是什么本体论?对于前者，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本体论，但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是对“本体论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它不再属于本体论哲学。对于后者，主要有3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解释范式：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和生存(本体)论。

作者：夏　凡

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是20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转化为方法论，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了融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未来走向，从而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和探索是通过不断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而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在人道主义的讨论中，为了确立实践的本体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自然本体论展开了批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为了走进问题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化思维方式展开了批判；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为了消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苏联哲学痕迹，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经过这一系列的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人们也不去分析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以从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其理论的独创性。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终停留于传播史的水平上，而无法深入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的研究，没有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它的哲学性格和独创性的内容。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所以，直到现在，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外国的学者，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弄不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来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这一消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凸现出来了，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本文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这一现状，而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考察。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进行一系列理论的和哲学史的探讨才能完成。这显然不是一篇简短的论文能够实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仅以瞿秋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和接受为主线，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中国人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

20世纪初，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于是，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就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基本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所持的态度不同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此，对比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所持的态度，就成为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列宁哲学中，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概念，把列宁哲学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了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和国际性特征。由此出发，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标志，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这样一来，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国际性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

在东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认同到完全否定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以前，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概念，完全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于是，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加清理地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他们主要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蓝本建立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上，他们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式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机械地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由于这种机械的认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集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适合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持全盘否定态度，而转向了完全认同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与之不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他们区分了列宁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有时代意义，但这并不等于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都具有普遍性，能够运用于苏联以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列宁哲学，尤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批评和拒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柯尔施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直接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还是阶级斗争，都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获得自己的历史内容，因而是一些特殊的、历史的范畴。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只是按照“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问题都只作抽象概念的分析，把它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原则，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名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模式化，并把它变成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信条的做法。他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柯尔施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总结，也是一

种特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殊性，而将它普遍化，这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实证化、教条化的根源。作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反抗，柯尔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历史主义的原则，要求联系资本主义形态的特殊性，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一原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道路上，它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得更远。因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同时，也拒绝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化。这一批判起于20世纪初。当时，美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提出了美国社会“例外论”(Exceptionalism)。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特点是西欧和苏联社会都不具有的，因此，美国既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简单地搬用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结合美国社会的特点和哲学传统创造美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威廉·英格里西·沃林、马克斯·伊斯门、沃尔特·李普曼、悉尼·胡克等学者以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理论，创造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把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把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对立起来。

与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也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列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有关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民族运动关系的思想、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思想都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因此，如果说列宁哲学中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那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同样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从另一个方面看，列宁哲学虽然具有普遍性，同样也有特殊性。比如，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问题的探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软弱性的分析，都属于列宁哲学中的特殊内容。因此，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特殊，那么列宁哲学也是特殊。既然如此，人们不需要在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而应该着力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哪些是属于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特殊性的东西，从中发现对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有用的资源。这一观点早被瞿秋白明确地提出来了。

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特派记者派驻莫斯科，在那里学习和研究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思想，全盘接受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23年，瞿秋自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开始在中国系统地传播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瞿秋白并不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区分普列汉诺夫哲学和列宁哲学、布哈林哲学和斯大林哲学，而是把这些哲学都看作是统一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介绍，但他却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他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有关人类历史规律、世界历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而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涉及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他认为，由于中国和俄国同属于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农民问题，都要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道路，所以，不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也对中国人思考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具有不同于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的特点，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应该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这就提出了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于思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思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从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对中国论题的思考，瞿秋白建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呈现出不同于东欧、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特点。

二、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从唯物史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瞿秋白去苏联之前，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也把唯物史观当作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苏联之后，通过学习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瞿秋白认识到，以前中国人仅仅从唯物史上观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极其片面和狭隘的，这种理解根本没有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切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了。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瞿秋白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就是在宇宙观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由其各个部分有机构成的整体。他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克服中国人先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在中国建立起这一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瞿秋白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儿的宇宙观。简而言之，这是现代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在《社会哲学概论》一书中，他还从史论的结合上，论证了这一观点。在给哲学下定义时，他写道：“哲学的目的究竟何在?何以古代初民思想之中，已经能有所谓高深玄妙的哲学呢?实际上哲学并没有什么高深，最初不过是一切智识的总称。随后智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各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在这里，瞿秋白叙述了两个观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唯物论的宇宙观，即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宇宙观是对哲学史上的哲学宇宙观的变革。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

观，作为一种世界观，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该说，瞿秋白叙述的这两个观点在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瞿秋白就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接受这一思想的。但是，瞿秋白在这里绝不是简单地转录普列汉诺夫的叙述，而是借助于普列汉诺夫的叙述来阐发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上升为宇宙观的高度，才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具有了这种普遍性，才能成为世界观的学说，并转化为人们观察现存世界的方法论。这一观点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中国人只有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论，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方法，运用于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可见，瞿秋白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最根本地，还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要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转化为一种方法，去观察和改造中国社会，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说，瞿秋白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开创性的事业。

然而，在瞿秋白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理论结构来说，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互辩法唯物论，(二)唯物史观，(三)无产阶级经济学之结论”，(四)科学共产主义。这四个方面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其中，科学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却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儿的系统形成之动机”，是统一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各个部分的目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分别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辩证法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统一科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方法。瞿秋白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结合而成整个的系统。——一方面，就方法而论，都是以唯物论一以贯之的；别方面，就目的而论，都是以革命的目的为对象的。”瞿秋白还把这两方面的统一概括为：“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和“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他所说的“以统一的方法求得一致的目的”，是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上概括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辩证法唯物论是一般、是统一的方法论，而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共产主义是个别，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不同表现；他所说的“因一致的目的求得统一的方法”，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概括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即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是理论，而共产主义是实际的运动，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基础，亦是“一致的目的”。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的这一剖析，瞿秋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含着普遍性和一般方法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它的理论本身就是由一般和个别、理论和实践构成的有机整体。

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思维方式的高度分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把辩证法定义为一种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宇宙观，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性。在他看来，正是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即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辩证法呈现出了它的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他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强调，任何普遍性都只能寓于特殊性之中，都必然与特殊性相联系。因此，人们在把握事实的普遍性时，必须从特殊出发，从事物的特殊性进到事物的普遍性之中。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那种只谈普遍性，而看不到特殊性意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必然走向教条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瞿秋白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的一般性和个别性、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升为哲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加以论述，把普遍性当作思想的形式，把特殊性作为思想的内容。这就为中国人从思想的形式和思想的内容的辩证统一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绝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在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认可，表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上，就是从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

20世纪上半叶，面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中国思想界开展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当时，参加这场讨论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都是用“体”、“用”范畴来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主张“中体西用”；而西方文化派则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主张“西体中用”。与这两派观点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线，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思考东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瞿秋白在参加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中明确提出的观点。瞿秋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交织一起，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中国社会的这一状况是不能简单地以“体”、“用”关系概括得了的，必须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与个别的范畴、用历史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社会，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

为此，瞿秋白首先从思维方式上批判了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定义文化。他指出，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虽然在中国文化的“体”、“用”关系上各持一端，但其运用的思维方式则是同一的，即都是从民族文化的性格和特点上理解文化，把东西方文化当作是因它们各自的性质不同而截然有别的东西，以为，人们只能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能进行创造。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在于，混同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的特性来说明文化，视文化为静止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因而只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瞿秋自从文化与自然的差别上定义文化。他说：“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作者’是人而非虚灵，不能离时间空间而独立。所以研究他的‘所作’，也自然应依此程序。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在这个定义中，瞿秋白撇开了各民族的习俗等特殊性的东西，从人类活动的本性、人类历史规律的高度定义文化，把人类文化看作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是人的一般活动与具体的时间、空间活动的统一。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引入了文化研究。相比之下，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只是在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上定义文化。这在思维

的层次上明显地低于瞿秋白的文化定义。

其次，瞿秋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分析中国文化的未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中国文化变革的意义。瞿秋白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人的意识的历史运动，既是人类历史的规律，又是文化发展的因果律。作为人类历史的规律，它是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循的，是决定东西方民族共同性的方面。在这一方面，人们必须承认，历史上不存在绝对静止不动的文化，更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文化性格，应该说，所有的文化都必然处在变化之中；作为文化发展的因果律，它与各民族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因而是造成东西方民族文化差异的原因。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是由于它们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造成的，即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瞿秋白说：“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从瞿秋白的这一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瞿秋白的态度与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东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否定东西方文化的同一性，静止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定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来自它们各自独立不变的性格和特征，于是，竭力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对化；瞿秋白动态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源于它们共同遵循的历史运动，因而是同一中的差异。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在于西方文化因资产阶级革命早而先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中国因长期的封建社会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但是，这种差异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逐步消除。瞿秋白认为，中国选择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走工业化的道路，是由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决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把中国卷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要求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表明西方文化并不都是好的，比如，帝国主义的文化已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世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我们绝不能说它是好文化，中国人也绝不能选择这种文化。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好的，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方向，中国人可以选择这种新文化来改造中国、创造新的中国文化。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未来应该与世界文化的未来方向相一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文化创造绝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中被动地二者择一，而是要区分西方文化中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借助西方先进文明的成果，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已经为中国人开展新的文化创造活动提供了客观历史基础。为此，瞿秋白呼吁：“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况且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若是东方民族不能以自力先行从事于一切革命运动，断绝一切帝国主义的‘辎重队’，使无发展余地，亦必暂限于停滞状态。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当令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乘现代各地生产力发展之矛盾性，凭客观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斗争，即此锻炼其主观的阶级意识；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瞿秋白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主张中国文化变革的一个基本思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变革应该以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为基础，选择西方先进的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瞿秋白的这一思想与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格的观点是一致的，准确地说，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历史文化观上的表达，鲜明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瞿秋白只是以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人的身份而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上，他的成就远低于毛泽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特征和特殊内容，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这一差别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同步展开的。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时，应该同时注意研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们又是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并用于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从中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思维和内容。这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方面。

(责任编辑　严　真)

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我是一九六八年初到吉林师范大学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以后参加了三结合，担任了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党委分工我抓教育革命。我出生在工人家庭，在旧社会高小没念完。解放后参军，在部队学了一些文化知识，最多也只有初中水平。到大学来领导教育革命是个新课题。

教育革命开始时，学校里有一种论调，说是“马恩列斯没有讲过自然科学问题，理科教育革命不好搞”。由于过去受林彪一类骗子破坏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影响，对马恩列斯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许多人很少了解。理科教育革命究竟从哪里入手，起初我也感到心中无数。有时想去听课，研究一些问题，也有畏难情绪。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发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号召，我们开始读六本书。在读《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看到革命导师对自然科学有许多论述。革命导师在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曾全面地，深刻地研究了自然科学问题，驳斥了机会主义者利用自然科学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种种谬论，从自然科学领域挖掉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理论根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当我学到恩格斯批判杜林利用√-1来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时，我联想到在我们学校里有人也说过“数学是由数学家创造的”，还有人借口数学有高度抽象性，强调“数学可以不联系实际”等。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为什么恩格斯在一八七六年批判过的错误观点，九十多年以后，还在我们的教师中被当作正确的东西呢？这就说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教师的世界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反复领会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和“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的教导，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大学里要搞好教育革命，必须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了《实践论》、《矛盾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去请教别人，虽然有许多具体问题还投学懂，但是，我逐步认识到，坚持抓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才能推动理科教育革命不断深入。

我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看到一些理科教师为了搞好教育革命自己组织起来学习自然辩证法。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并提出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广泛组织理科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搞好理科教育革命的建议，得到了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从一九七二年十月开始，一年多来，我们接连举办了六期《自然辩证法》读书班，每期一个半月，现在已有百分之七十的理科教师参加过学习。读书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结合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通过组织学习，我们有下面几点体会：

一、应该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高度来提高对抓好自然辩证法学习的认识。

理科教师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彻底改造世界观，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一样，首先要从政治上着眼，要着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解决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问题。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点，单纯地从所谓学术观点上来讨论问题。同时，又要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理科的教学和研究。毛主席批判过“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谬论。我们决不能搞“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资产阶级的”，决不能以为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理科学科领域里，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广大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提高识别能力，在理科学科领域里才能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假科学，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这是理科教师改造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抓好自然辩证法学习，是搞好理科教育革命的重要方面。

我们在理科教育革命中重点抓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统帅教学。通过学习自然辩证法，不断破除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束缚，使教师思想解放了，活跃了。对于有些问题，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不敢怀疑的，现在敢于怀疑了。过去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许多问题钻研得更深了。大家敢于批判，敢于争论、敢于提出问题，讨论、研究蔚成风气。许多理科教师改变了过去单纯传授知识的作法，坚持毛主席“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在教学中不仅讲清一般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使学生懂得统帅这些知识的哲学思想，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的讲授，帮助学生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三、组织学习自然辩证法，是加强理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

过去一说教师提高，就只想到进修专业课程，或者搞专业科学研究。这当然是教师提高的一个方面。但是，对理科教师来说，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来武装头脑是极重要的提高，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是理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我们把组织理科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作为抓根本、打基础的一项长远建设任务来抓。使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理科教师，光了解一些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只有懂得自然辩证法，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站在新的高度，运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

以上是从教师的角度来讲的。从担负学校领导工作的干部角度来看，通过实践使我感到，象我这样的人，只要认真学习自然辩证法，掌握思想武器，并且努力学一点自然科学，是能够逐步深入到教学领域里去，从哲学思想的指导这个方面，发现、提出一些问题，再通过和理科教师共同研究讨论，得到新的启发，从而加强对理科教育革命的领导。

我常常抽出些时间去听理科教师讲课。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研究点问题。有一次听生物系教师讲遗传育种课。教师在谈到变异性和保守性的关系时说：“变异性和保守性都是相对的，没有保守性就不能造成新种。”由于学了毛主席的著作，学了《自然辩证法》，我感到这种说法不大符合辩证法。于是，我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教导，向他提出，是不是应该说变异性是绝对的，保守性是相对的？保守性和变异性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双方不能并列，斗爭性、变化性是绝对的，要抓住这个主导方面，不能偏爱保守性，讨厌变异性。这位教师受到了启发，感到确实需要很好考虑这个问题，搞自然科学不学自然辩证法，不但不能讲清自己的业务，还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我们组织理科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把着眼点放在改造教师世界观，引导大家运用自然辩证法指导实践斗争方面，决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搞成纯学术的活动。针对教师的世界观问题往往通过学术思想反映出来的特点，我们注意了通过开展学术思想斗争狠抓世界观的改造;针对教师过去脱离实际的弱点，我们强调教师不仅在理论上要搞通，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运用。只有把学到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用到实践中去，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才能更好的掌握自然辩证法，把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使自然辩证法的学习逐步深入。生物系的几名教师，最近接受了国家交给的防止草原退化的研究任务，他们运用了恩格斯关于“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的论述，深入地研究了由于自然和人的因素所引起草原退化的种种原因，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提出了关于研究如何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综合利用和防止草原退化的意见，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搞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关键在领导，贵在坚持。办了几期读书班之后，有的系领导同志觉得，已有部分教师参加过学习，现在教育革命任务重，时间紧，再抽不出人来参加学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引导大家回顾一九五八年，广大理科教师怎样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学习自然辩证法，并取得显著成果，后来这一新生事物又怎样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扼杀了的历史，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凡是在毛主席指挥下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时，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就开展，就前进;凡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就受到壓制，就停滞不前。搞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关键在于领导的路线斗争觉悟，贵在坚持。理科的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学习自然辩证法，通过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掌握领导教育革命的主动权。

为了使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坚持下去，我们注意了抓骨干队伍的建设，把抓骨干学习和抓群众学习结合起来，以骨干学习带动群众的学习。我们从理科各系和政治系抽出少数教师，经短期培训，担任读书班的辅导员。为了提高辅导水平，带动群众的学习，还组织骨干教师深入到工厂、农村向工农兵宣传自然辩证法，结合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学习自然辩证法，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欢迎。我们也注意到把办读书班与群众的经常性学习结合起来，把教育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带到读书班来讨论，读书班的学员把学习的心得到班外群众中去讲用，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我们组织理科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仅仅是开始。要把自然辩证法的学习长期坚持下去，深入下去，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教导，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认识，把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搞得更扎实，更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近年来，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建构这一论题，中国学界从其提出的历史语境、研究的方法论和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显现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探讨，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综述

进入新世纪，人们蓦然回首，看到的是在全球化话语背景下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界众声喧哗，马克思主义正面临各种思潮的挑战与诘难，诸如“中国的发展还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的重大问题正在困惑着众多研究者。为此，学者们提出了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任务，有针对性地讨论了若干问题。本文试图将几年来学者们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简单归纳和梳理，以期有助于推动这方面研究。

一、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建构的生成语境

为什么要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当代构建?或者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构建在什么历史语境中凸现?综合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如下理由：

第一，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当下社会实践的需要。世纪之交，一方面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使当今世界成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内在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市场、科技、人才等方面既激烈竞争又密切合作的世界，成为各种资源在全球流动、机遇在全球交往中产生和风险在全球性播散的世界；另一方面，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也由此进入低潮。这些形势内在要求人们从理性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从而推动人们去追寻、去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以指导行动。

第二，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自身发展的需要。首先，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生命力。时代在急速发展，当今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不是神，不会也不可能对身后几十年、上百年发生的变化都有所预见，有所明示或暗示。其次，由于受前苏联教科书体系模式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而是从思想意识观念出发，从个别的结论中提炼、拼凑而形成僵硬的“原理”体系，而在总体上未能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特质和本真精神。另外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局限在近代哲学范围内，并把它完全置于知识论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致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估计不足。再次，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之间缺乏交流、对话，甚至予以轻视，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割裂为“分支学科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成为片面化的、“专业化”的“哲学工作者”，同时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的不尽科学合理更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现象。最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大量西方思潮不断传人，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但无形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样一来，一方面原生形态和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完全回答当今时代和中国现实提出的问题，更遑论肩负起指导人们改变世界的使命；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它思潮绵绵不绝的挑战与诘难，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影响力事实上急剧下降。

可见，要回应现实，结合当今时代和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当代意义，打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它学科间的不合理隔阂，回应各种思潮的挑战和诘难必须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路径

通过什么路径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学者们一方面几乎一致主张要关注现实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与生命力，另一方面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时又有一定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和互动，为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的致思思路。持这种观点的张奎良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和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已告一段落，而当前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无比深远的哲学意义。如果说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是以夺取政权和改革开放为背景，主要是围绕实事求是和矛盾辩证法以及对立面的联合和合作作为中心进行的，那么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就要以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展开。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主要由王浩斌提出。他提醒人们首先需要有这样一个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并非学院哲学，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能从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的哲学学科出发，而是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由于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走向实践的桥梁，中国学人应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出路所在。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西、马”相结合，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赵剑英认为，长期以来哲学学科的被肢解和被分裂削弱了哲学的解释力和话语权，为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应对全球化和西方文化霸权以确立文化大国形象、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复兴的双重需要，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应走“中、西、马”会通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放眼世界，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化实践，进行综合创新。由此出发，首先要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观点，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方法；其次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古为今用；然后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合理成分，洋为今用。这种观点在其他学者那里得到了回响。马俊峰认为，我们既不能仅仅“照着说”马克思的话，更不能仅仅“照着说”西方哲学家们的话，而应利用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智慧，接着马克思而又说我们的新话，显示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以我们的问题为的，包括实践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学理方面的问题，在世界性哲学对活中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孙利天则进一步探寻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提出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积累的浩瀚文献也许会使我们失去自我，从而也就没有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抉择。为此，我们要放下手中的巨著，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感觉中朴素地追问：什么是我们的痛苦和忧伤?什么是我们的光荣和梦想?我们真实地希望怎样的生活?只要准确地把握住我们自己的真实问题，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有了共同关切，对话、互动和汇通就有了现实基础。这实际上在更深层面表述了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必须面向我们自己的问题，“中、西、马”结合，表达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和希望。何萍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她指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各哲学学科和社会思潮的共同要求，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挑战，也表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同样面临挑战。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回到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去，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唯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价值的哲学，繁荣中国学术。

第四种观点认为，多方面综合，是真正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途径。欧阳康、杨学功等学者强调，要真正构建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必须从多方面综合进行。既要根据新的实践需要重新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其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又要深入研究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又要充分汲取和消化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合理思想资源；既要具备哲学思维必须的高度和深度，又要对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成果进行哲学升华和提炼。

三、关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研究视野

关于采用何种视野开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工作，虽然具体运用上有别，但国内学者都认为必须拓展和转换视野，综合说来有以下四种：

一是“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衣俊卿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向度”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世界向度”意味着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但在现实研究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而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只考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正如缺少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残缺不全的，回避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一个多世纪的西方问题、西方文化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必定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可见，在当前研究基础上，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形成“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

二是比较视野。聂锦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长期同于自己的领域思考问题，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和思维惯性，特别是遭逢新社会现象和新思潮的时候，很多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用长期流行的观点和体系去衡量，看其是符合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对那些“另类”，要么无端指责，要么忽视其存在。因此，必须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自设藩篱、自我规约和自我封闭的怪圈，认真总结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所做的工作，深入到异质领域，与不同哲学派别进行比较和对话。

三是全球视野。欧阳康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意味着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显露端倪但还没有真正形成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和提升。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有了对于全球化历史的科学预见，但很难说他们的理论已经深刻地表述了他们还没有看到的世界。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面对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并在对全球性问题的解读中获得新的时代性发展。

四是综合视野。陶德麟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比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世界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史等等来做。但是单从上述某一视角考察问题，总难免受到视野上的局限，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要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问题是最好的办法。

四、关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呈现

我们构建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什么理论形态呈现?国内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应该是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在此前提下，研究者也有所侧重，具体看法略有不同。

高清海、赵剑英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态呈现，它首先是民族性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才是在世界性和时代性的理论的大旗下。高清海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又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结。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的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主要反映我们自身的境遇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张一兵等也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进行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中国学者只有真正摆脱西方话语自觉不自觉的内在桎梏，从文化买办的角色中挣脱出来，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植入民族的土壤中，才能确立具有民族精神的独立人格，从而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会通、对活和共融中铸造出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来。

赵剑英则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构成与外在展现。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创新必须正确处理它与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的关系，必须注重史论结合，必须解决“如何理解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前提性问题。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已有

一百多年，它已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因此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质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哲学。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古典儒学中那些“天命”理论与“三纲”伦理，已不适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而应扬弃、淘汰，但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普世性。如此诸多优秀的思想价值观念，包括佛家、道家等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合理思想资源，都应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三大理论成果”，也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创造性成果。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决不应该无视和撇开这“三大理论成果”。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引入，虽然我们并不直接认同它们的某些关键性结论，但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最新进展，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哲学逻辑上提出的问题，注意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成果并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构建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资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源自对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和继承，更源于他们对自身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今天，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也必须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

欧阳康、马俊峰和陈忠等学者都明确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呈现多样性。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得出结论的逻辑进路却并不相同。马俊峰认为，如果说在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治和宣传的统一性居于首要和突出的地位，那么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建设转向开放性竞争的今天，更加注重理论多样性通过大力创新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应成为一种更具有优先性的选择。因此当前最主要的，与其说是组织全国力量来搞出一个权威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本”，不如说在于创建一种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机制，创建出一套使理论研究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合理配合相互促进的体制和制度。因而可以预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前提下，出现的肯定是具有不同特点甚至在个别观点上还相互排斥诘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欧阳康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由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再到当代形态的演进过程，哲学形态的演进过程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由正统转向非正统、由单一转向多样、由经典转向平权的过程。当代哲学形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非正统化、多样化和平权化。因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当代，其理论形态也必然呈现鲜明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与欧阳康正好相反，陈忠连续地追问：对马克思哲学形态而言，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是否存在过一个作为统一形态、唯一形态的所谓原生形态的马克思哲学?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马克思哲学是否存在过一个必然、线性的一元发展逻辑?他所得出的答案的否定性促使他要超越马克思哲学形态学研究中的神圣论、一元本质主义、线性逻辑倾向而回归问题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具体的、多样态的“问题哲学”。

李德顺则与马俊峰等人不同，他肯定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定本”，其数量是“一个”。他认为伴随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也已经基本上走出了前苏联30年代(斯大林教科书)的体系模式(即所谓“传统模式”)，一个具有当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和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已在酝酿和形成之中。

综上所述，围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构建这一论题，学者们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但由于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本身是一场全新的理论创新运动，是一个艰苦的、需要中国哲学界共同努力和推进的漫长过程，所以一方面研究者现阶段也只是提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种种设想，还没有取得完全统一、具体的答案，另一方面也显现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必定异常复杂，其关涉的问题不仅仅包括方法论的探讨，也包括其具体内容和形式的研究等。目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前一个问题的探索上。他们大多既从学理的方面运思，也在联系实践的维度推进，然而“一切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的现状决定了众多学者们的工作都还处于开始阶段，其成果也大都是对未来的设想，不能说是非常具体和深入，这是今后研究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由于它是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前提性问题，更是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

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指导中国实践。其实，这个工作毛泽东等人已经做了。在当前人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笔者看来，就是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当代创新与发展。然而，这种创新与发展的结果是不是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时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具体解决的问题。否则，不仅会在理论上造成中国指导思想的混乱，在实践上也极有可能引导人们走上歧路。虽说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准是实践，但是判断一种理论是否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由此引出是否存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我们能否“回到马克思”等一系列问题的次第出场，接受大众审视。毋庸置疑，只有顺利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走进当代，而只有走进当代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也才能有可靠前提支撑。

展望未来，我们既要读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文本，深入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不断提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理解以达到时代水平；同时也要读好时代这本书，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重大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对接，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现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

参考文献：

[1]赵剑英，孙正聿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衣俊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向度[j]，哲学研,究,2008，(12)

[3]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学术月刊,2003，(11)

[4]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5]张一兵，张亮，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6]赵剑英，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J]，哲学研究,2005，(7)

[7]欧阳康，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前提、问题域及研究思路[J]哲学研究,2005，(9)

[8]李德顺.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J]，哲学动态，2000，(2)

责任编辑：陈剑

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将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研究必须高度重视这种学术新动态，看到较之主流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更强的综合潜质和理论创新前途，它们之间某种科学整合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提供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創新灵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多元论；均衡范式；演化范式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西方经济学界各个流派最新发展的全面了解，致使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化趋势日益加强，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日益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并实现自身创新的问题再一次严肃地摆在中国学者面前。

西方经济学界的多元论思潮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的东西方两大主流经济学提供新的视角，从中我们既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也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空间。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存在极强的综合潜质。为此，本文分三部分：首先介绍西方经济学界方法论反思的最新动态，阐述多元论思潮带给我们的理论启示；然后把马克思经济学置于两大范式的发展演变中加以考察；最后说明演化经济学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提供思想灵感。

一、西方经济学界多元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西方经济思想史表明，从重商主义时代到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思想一直处于不同范式下的“百家争鸣”局面，理论创新不断涌现。“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不仅加剧了东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化，而且使西方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泾渭分明。西方经济学界逐渐丧失了多元主义精神，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不断陷入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路径依赖之中。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主流经济学各自一度被掩盖的理论缺陷都表现出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陷入了持久的方法论危机，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亟待创新。

1．经济学多元主义思潮的兴起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发展正处于更大的变革压力之中。2000年6月，法国几所大学经济学系(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矛头直接指向脱离现实的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请愿书，由此掀起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这是一场西方经济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反映出青年学者对新思维的渴望、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和不可或缺的历史责任感，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反思推向高潮。事实上，1992年就有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呼吁经济学应有一种“新的多元主义精神，从而在不同的方法之间能够进行批判的和宽容的对话和交流”。1993年，演化经济学协会、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异端经济学协会和社会经济学协会等30多个经济学团体建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来自西方经济学界的多元论向我们频频传来它的警告，即追求中国经济学的西方主流化以及以追赶西方主流前沿为指针的国际接轨是严重的理论误区。

2．经济理论创新亟需演化经济学范式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对21世纪人类亟需解决的三个基本“和谐”问题：社会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问题和国家间的和谐问题。以绿色GDP实现物质财富的不断涌流，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

然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显得苍白无力。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必须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不过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来源于李嘉图。对于李嘉图的理论大厦，熊彼特的评论是，“这是一个优秀的理论，永远无法辩驳，但除了没有意义外，它什么也不缺”，并把李嘉图的高度抽象的演绎方法称为“李嘉图恶习”。东西方主流经济学相互攻讦，但谁也没有很好地处理诸如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新知识的创造、报酬递增和企业家精神等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回避或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这些问题。“李嘉图恶习”在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之路应该是演化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某种科学整合。在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试图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的均衡思想或用数学形式化推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这种取向只会把已经僵化的传统模式又引向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荒漠之中。

二、两大范式的形成及其现代流派的演进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科学是世界观的改变”，观察事物的全新方式可以把作为建立物理学规律基础的整个理论全部推翻。中外一些经济思想史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运用范式理论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发现始终存在“经济物理学”与“经济生物学”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本体论隐喻，可以把它们追溯到重商主义经济学的诞生，甚至更早些。这两个本体论隐喻经过不断的规范而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均衡分析与演化分析两大范式，成为理解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基本分歧的重要起点。

1．两大范式的本体论隐喻

在方法论上，经典物理学是新古典经济学之父。受经典物理学方法的启发，19世纪初，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物理学”的研究典范，试图把经济学建成类似于经典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体系。这一取向可以追溯到萨伊对“叙述科学”和“实验科学”的划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物理学、天文学一样同属于实验科学。边际主义革命被深深地打上了19世纪经典物理学的烙印，经济物理学隐喻直接构成“边际主义革命”的本体论基础。杰文斯明确指出，经济理论表现形式类似于物理学中的静态机制，而交易法则类似于力学原理中的均衡法则。价值与财富的性质可以通过考察点滴的快乐与痛苦来加以说明，正如物理学中的静态理论是基于对点滴能量平衡的考察所得出的一样。瓦尔拉斯也指出，“经济学的纯理论在每一方面都是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力学范式或机械类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本体论特征。经济物理学隐喻使经济学自然而然地接纳了实证主义，并使之成为现代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学方法论。

然而物理学本身也在20世纪取得了革命性成就，譬如量子力学、相对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理论的提出。但正如杰奥尔杰斯库一罗金所说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与达尔文革命具有内在

的一致性，即它们都包括了有机的和历史的思想，例如普利高津对“时间之箭”、进化和不可逆现象的研究。由于达尔文首先在生物学中引入了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因此今天一些经济学家使用达尔文主义(或演化经济学)总称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现。经济生物学也因此成为与经济物理学对立的本体论隐喻。

2．兩大范式的基本纲领及其现代流派

基于两种不同的本体论隐喻，今天逐渐形成了均衡和演化两大经济学范式。均衡范式是一种在给定资源、禀赋、技术、偏好和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并只受最大化唯一动机驱使的交易经济学体系。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方法是：把研究对象(个人、家庭、企业或产业等)简化为理性主义“经济人”，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理性的经济人如何按照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研究焦点是在给定的约束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最优化。这种经济学范式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在逻辑推演中不考虑历史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和文化制度差异性等因素，不考虑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并以推崇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建模和预测为其方法特征。在当代经济学流派中，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着这种研究范式。

演化范式则是以知识和生产为分析基础的生产经济学体系，它高度关注资源的创造、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新奇、技术与制度创新、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和协同效应。它强调研究对象(个人、家庭、企业或产业等)的异质性；在人性假设上采纳更宽泛的人类行为定义，强调人的创造本能和获利本能，认为经济行为者除了受到追求个人效用的目标支配之外，还受到本能、习惯、阶级、文化、认知模式等因素的约束和塑造，行为者按照得失权衡或满意的原则展开行动；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不仅处于变化之中，而且它们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从开放系统观出发，认为结构和能动的交互作用使经济世界本身具有非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演化分析特别关注历史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和制度差异性，更加关注经济活动中的多样性、新奇、质变、报酬递增和系统效应等问题。如果把均衡范式概括为既定资源约束下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交易经济学，那么演化范式则是以知识、能力和资源创造为核心的生产经济学或创新发展经济学，它更加关注经济活动的异质性、新知识和新资源的创造、技术与制度创新以及制度、传统和惯例的作用。在方法上更加强调回溯的(retroduction)、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方法。

今天，我们可以把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诸多当代经济思想归属于均衡范式或演化范式。属于均衡分析范式的流派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学派。还包括凯恩斯主义非均衡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另一些流派，如美国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等可以归入演化范式。它们构成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五个分支流派。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是演化范式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曾明确指出，其世界观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启示和支持，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做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霍奇逊曾精辟地指出，“所有过去伟大的经济思想的叛逆者，包括马克思、凡勃伦和凯恩斯，都试图扩展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之不再纠缠于均衡推理。”今天，积极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新成就，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科学整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视角

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和法国调节学派是演化经济学最重要的四个当代流派。它们的最新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新灵感。

1．探索动态非均衡的历史变迁理论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至今存在两个理论误区：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简化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理解，二是试图从均衡范式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是公认的技术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先驱，但受历史条件局限，他并未对生产力演化的机制提供一种很清楚的解释，有关意识形态(或文化认知模式)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丰富。斯大林则把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一种有关社会历史的力学模型，使唯物史观呈现出均衡范式的简化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特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类力学概念无法解释诸如强盛文明的衰败和弱小民族的崛起，18世纪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地位的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急剧的社会变迁等问题。

另外，尽管马克思科学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但在其政治经济学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他未经批判地采纳了前人的一些理论和观念，这就使得他的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某些缺陷。例如。马克思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而这个假定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当前，一些学者试图阐述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或努力使之数学模型化，笔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古典主流化表现。因为这类研究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马克思一直努力超越新古典方法并将他的唯物史观贯穿于整个经济研究之中。

在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阐释问题上，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新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系统的、非决定论的和演化的研究框架。在老制度学派发展中，凡勃伦的“技术制度”和“礼仪制度”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论、霍奇逊的经济系统论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最为重要。这些理论的核心是用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分析结构代替静态均衡结构。老制度经济学的文化和制度变迁理论遵循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在它那里，“目的”是无法精确预期的。这种分析有助于剔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前达尔文主义的、决定论的和目的论的特征，将社会主义革命和运动置于更加复杂的演化过程中来分析。

在动态非均衡的历史变迁理论的中观层面，新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取得了重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熊彼特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技术和制度之间创新演化关系，其中关于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过程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成为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

2．探讨现实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

批判实在论和开放系统观奠定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化的动态世界，它在本体论上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整体性(holistic)。开放性是指事件的规则性不是普遍存在的；整体性是指把社会看作是由各种内在因果关系过程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动态性是指在非线性动力机制的控制之下，经济系统会在多重稳定状态或多重演化分叉点之间进行选择性

相变。相变过程绝非从一个稳态迈向另一个预期的稳态。而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时间不可逆性、新奇、突变、间断均衡。其间一个非常小的偶然扰动都有可能通过非线性动力机制和正反馈机制而使经济系统从一个偶然事件走向必然，发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锁定或路径依赖现象。

批判实在论认为所谓的经济规律或历史趋势就是事物存在的复杂的不及物的结构和相应的运动机制。经济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发现社会经济活动中复杂的因果关系机制、结构和过程，并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结构性转变或制度创新来扩大发展机遇。由实证主义所推崇的数学演绎主义没有看到自然科学通过封闭和分离手段从事发现规律的实验只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实证主义把社会经济复杂的多层次的本体简化为自然领域，把规律性等同于事件所呈现的经验规则性，从而对经济科学的发展造成持久的损害。

由后凯恩斯经济学所倡导的开放系统观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分析中的历史时间、非遍历性和演化不确定性等问题。历史时间意味着经济事件以单向顺序发生，以历史时间为基础的经济分析将具有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等基本特征。非遍历性是与遍历性对立的概念，它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性和制度演化性。

基于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演化经济学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并强调抽象必须是对现实的抽象和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经济规律的某种解释；强调回溯的、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反对实证主义的数学演绎方法。

3．探索制度变迁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和谐演进机制

制度结构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给定的前提条件，如何打开宏观调控的制度“黑箱”，法国调节学派做出许多先驱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调节学派试图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并把制度分析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是调节学派的三个基础概念。所谓的积累体系是指长期内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和消费互补的形态，这些形态可以被看作是在某个时期稳定的结构。制度形式用于说明主要社会关系的构成，是社会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规则性。它包括货币信贷关系、资本劳动关系、竞争形式、国家作用和国际体系等五种制度形式。调节模式是资本积累体系的稳定器，是制度形式、习俗、组织形式和社会网络的不断调整和匹配过程。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之间协调一致和相互补充时会产生持续的经济发展力量，形成某种发展模式；反之，会导致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与制度形式之间的不相容，宏观经济衰退，并使已有的发展模式陷入危机之中。

杰索普(B.Jessop)等调节学派经济学家运用上述框架成功地解释了欧美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及其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后果。它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滞胀实际上是福特制发展模式的危機，20世纪80年代构成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过渡时期。调节学派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纳入到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内生地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以及试图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宋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