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范文

地区差距范文（精选12篇）

地区差距 第1篇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共卫生服务现状

公共卫生是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中的“基本”,是最能体现社会公平的公共产品,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安排。人人享有基本卫生服务,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重要标志,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是实现人民群众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年来,中共凉山州委、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工作,把加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在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人员队伍建设上下大力气,花真功夫,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主线,突出抓好以艾滋病为重点的传染病综合防治,各项卫生工作齐头并进,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一步跨千年,基础差、底子薄,卫生事业发展进程中还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卫生资源缺乏。到2011年全州17个县市,487万人口,共有卫生机构5040个,其中县及县以上60个,乡镇卫生院629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9个,村卫生室4015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13117张,每千人口实有床位2.74张,低于2010年全国3.56张的水平;卫生技术人员13411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2.8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1.24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0.91人,分别低于全国6.3人、1.79人和1.52人的平均水平;每个乡镇卫生院平均只有2.6人,每千人口乡镇医生0.93人,每千人口村卫生员0.07人,分别与全国的1.3人、1.46人相差甚远。按照四川省2008～2020年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凉山州应配置床位15765～24908张,医生9786～13358人,护士7829～10687人,医技人员3132～4275人,疾控人员1257～2901人,妇幼人员1112～2574人,要求2015年达到标准的85%,2020年达到100%。至2011年底,全州卫生机构平均缺员率为50%,县卫生机构缺员率为30%,乡镇卫生院缺员率达70%以上。目前制约民族地区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最大“瓶颈”是缺少卫生人员,尤其是缺少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过硬的高素质的卫生技术人员。个别县级医院至今做不了最基本的腹部手术,很多乡镇卫生院医生不会使用X光、B超设备,造成资源浪费。这样的人才结构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二是卫生服务能力差。截至目前,全州各类医疗机构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72.2元,卫生院为24.5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2112.91元,卫生院为358.4元。卫生院费用与全国的47.5元,1004.6元的水平比较,差距明显。不少基层医疗机构缺乏医疗设备,凭经验诊治病人,仅能提供打针、输液服务。2011年末,全州新农合统筹基金累计结余率为65.16%,11个民族聚居县平均为85.95%,当年年度基金结余率全州为22.22%,11个民族聚居县为32.49%。17个县市妇幼保健院只有7个具备剖宫产手术能力,有一半以上的中心卫生院不能开展住院分娩服务。目前我州婴儿死亡率为11.53‰,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8.52‰,孕产妇死亡率为77.66/10万,明显高于全国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的水平,孕产妇住院分娩率64.34%,与全国84%相差明显。

三是传染病防治形势严峻。卫生防疫是公共卫生服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卫生防疫工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共健康水平。2003年非典以后,我国的公共卫生工作,尤其是卫生防疫工作受到空前重视,但是我州的卫生防疫事业还很薄弱。2011年1～11月全州无甲类传染病报告,网络报告乙、丙类传染病29种25931例,死亡264例,报告发病率、死亡率分别为613.92/10万、6.25/10万,与2010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7.08%、10.92%,发病数居前五位的是肺结核、乙肝、其它感染性腹泻病、痢疾、艾滋病,占法定传染病总数的75.83%。明显高于全国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和甲乙类传染病死亡率、丙类传染病死亡率的水平。凉山州是全国4个艾滋病重灾区之一,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累计报告达2.4万多例,近两年年报告新发病例达3000例以上。通过国务院、省政府以及原卫生部对凉山州艾滋病防治的重视和关心,我们摸清了底数,建立了防控体系和工作机制。但是2011年度只完成省政府目标考核七大领域100个分指标的78项,完成率78%;完成国家20个核心指标32个分指标的25项,完成率75%。

四是村卫生站的网底作用难以发挥。全州共有3745个行政村,拥有一所及以上村卫生室的行政村数2476个,占行政村的66.1%,其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能够开展基本医疗卫生工作的村卫生室仅1429所。已建立村卫生室的地方,村医缺乏,多半由村干部兼职,他们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难以提供基本的常见病诊治和基础性的公共卫生服务,不能有效发挥村卫生室的网底作用。

凉山州卫生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一是历史因素。凉山解放时间比全国晚了几年,现代意义的卫生事业工作起步晚、基础差、历史欠账多。二是地理环境因素。凉山处于云贵高原大凉山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艾滋病、结核病、碘缺乏病、血吸虫病等发病率高。不仅居民就医极不方便,而且也加大了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由于自然条件差,难以吸引高素质的医疗卫生人员,致使全州卫生技术人员一直缺员。三是财力因素。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属于传统的农牧业经济,少数民族居民把自身锁定在山地与牧场,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收入不高,生活封闭,医疗卫生服务鞭长莫及。凉山是中央确定的乌蒙山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区,地方财力薄弱,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依靠中央财政补助。四是生存环境和人文因素。凉山少数民族人群健康危险因素主要是生物因素、地球化学因素、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因素。这些因素带来的主要健康问题是地方病、传染病和妇科疾病。五是政策因素。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发展模式基本沿用全国、全省统一模式,卫生政策也基本套用国家和全省统一政策。这些政策大多根据非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卫生发展状况制定,不一定适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些政策法规无法落实,如执业医师法。到目前为止,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医师占卫生技术人员的比例不足50%,凉山更少,大多数乡村两级医生不具备职业资格;有些政策行而无效,比如一乡一院的乡镇卫生院设置,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覆盖,背离了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原则;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与内地一个投资标准,民族地区很难实施;有些政策反而带来负效应,比如在民族地区套用内地的下岗分流人事制度改革带来人才流失。

二、加快民族地区医疗卫生发展的建议

一是加快研究制定少数民族卫生发展政策。由于民族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确定了其卫生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专家对民族地区卫生发展模式和民族卫生政策开展长期研究。重点研究如何通过文化渗透,生活方式干预,以及借助民族地区自身文化特征促进卫生发展的方法与策略。要加快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和卫生服务有效输送策略的研究,真正建立起符合民族地区特征的卫生发展模式。民族地区卫生发展的困难不是通过简单的经费投入就可以解决的,提升民族地区的管理水平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建议在省一级建立由财政、法改委、民委、卫生等部门组成的民族卫生发展委员会,专门协调解决民族地区卫生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定适合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卫生政策,出台符合本地区条件的标准和法规。由于民族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在提升民族地区管理水平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当地政府部门在卫生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因地制宜地制定出适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卫生政策,实现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卫生自治。

二是加大对边远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投入。积极争取中央和省财政加大对凉山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州县两级政府在财政经费中逐年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比例,确保卫生事业投入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建立对各级医院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贫困群众和三无人员救治等社会欠款的补偿机制。

三是提高医疗机构的承载能力。在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合理布局的前提下,以州、县市级医院为重点,加快州一、二医院、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和各县市医院的的扩容扩建,尽快在一两年内增加州、县市级医院的医疗容量。加强乡镇社区卫生院及村卫生站业务用房建设,对卫生事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补助等经费向基层和贫困县倾斜,加快贫困县卫生事业发展步伐,逐步缩小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

四是进一步提高基层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采取进修、远程教育、订单定向培养、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通过网络开展远程行政指导和医疗会诊,层层建立帮扶和对口支援的长效工作机制等方法,加强基层医卫人员的培训,不断提升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增加民族聚居区基础性、实用性设备的配置,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使用。加大对州、县市级医院的投入力度,将州、县市级医院发展高、精、尖医疗科技所需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充分发挥医疗设备技术支撑作用。

五是配齐配强医卫人才队伍。卫生技术人员缺乏是凉山州卫生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最大障碍。要制定特殊优惠政策,配齐配强急需的医卫人员。在对引进急需人才、用好现有人才、培养后续人才、返聘离退休医卫人员的政策上,在考核录用、生活补贴、福利待遇、流转房建设、艾滋病防疫津贴等方面给予特殊待遇。要根据幅员面积、服务人口、承担的医疗服务量和公共卫生任务等指标,力争5年内全州每千人口拥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人,每个中心卫生院不低于30人,每个乡镇卫生院不低于8人,每个村卫生站配备村医生1～2人,对州、县市综合医院业务发展所需的医卫人员逐年予以保障。切实提高医卫人员、乡村医生和村接生员的待遇,稳定卫生人才队伍。

六是采取特殊措施狠抓村医培训。设立民族地区专项村医培训项目,利用专项资金免费为边远民族乡村医生举办培训班,合格者准许在村上执业服务,以解决群众就近就地医疗和保健服务问题。

地区差距 第2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我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本文主要结合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些相关原因及应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寻租,知识失业

一、城乡差距基本状况

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所得到的报告，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的结论指出，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从1995年到2002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最大，农村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然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从1995年的2.8扩大到了2002年的3.1。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表现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长。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组的状况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度来看，西部地区最高，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最低，为37%，表现为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由于数据反映的只是账面信息，且城市的居民享受着大量的基础设施福利，而乡村居民的消费中还包括了用于购买种子，化肥等的支出，因此我国城乡实际消费水平比可能已经达到6：1。

二、造成贫富差距主要原因

（一）农村社会保障存在很大的空洞且社会保障基金不落实

农村社会保障是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不少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基本上是“养老自己靠家庭，看病自己掏钱”，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很大方面上严重缺失。特别是我国现在老龄人口已达到11%，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由于现在年轻人大都把重心放在事业和子女教育上，到城市寻找机遇，大多老年人口都无人抚养。城市人口社会保障工作相对良好，然而对于进城农民工，他们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没得到解决。这主要是从我国广大社保对象未得到保障方面来说。然而，让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社保基金的发放在体制上存在严重的漏洞和缺陷。1986—1997年间，全国有上亿社保基金被违规动用。1998年以来，全国回收的社会保障基金总额达160多亿元。最新上海社保案涉嫌人数之多，级别之高，前所未有。

（二）人们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成为贫富差距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过大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有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机会平等下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平等，但却是有效率的，符合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然而，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市场的扭曲，资源的利用无效率，加剧了结果的不平等。我国的非法收入和非规范收入正是这种机会不平等的表现，如腐败、垄断问题。过度的行政审批是较为严重的问题。目前，各级行政审批范围极广，不该批，不必要审批的事项仍在审批。政府官员的索贿受贿行为正是手中把持着可以带来“寻租”利益的审批权。很多“暴发户”大多正是打通了行政审批的“关节”而获得了巨额的“寻租”利益，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与行政审批有关。还有中国市场不够开放，垄断行业获取巨额垄断收入，行业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拉大。1990年，最高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比为1.29：1；至2002年这数字达到了2.55：1。

（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累积性恶性循环扩大了贫富差距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农村劳动力过剩，资本贫乏，使得大量受过教育和掌握技术的劳动力离开农村。城市吸收着高质量的劳动力，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刺激了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反过来又增加了对高质量劳动力的需求。而在农村，人们收入低，资本等生产要素需求量小，随着高质量劳动力的留出和资本积累需求的不断降低，劳动报酬率低，使得劳动力继续外流。结果，形成了报酬率的差距和劳动力的互为因果，劳动力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互为因果。当然，在迁徙过程中有一部分是一般劳动力，他们在农村收入低，只能勉强糊口，在城市依靠出卖劳动力，干些重、累、脏的活取得收入，虽然获得了比农村高的报酬，但由于得支付迁徙费和子女更高的教育费用，因而，他们生活的生命危险度提高了。总之，虽然在迁徙过程中包括了一般劳动力，但留在农村的绝大部分是一般劳动力，生活水平依旧没有改善，而且没有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因而城市越来越富，农村越来越穷。

（四）教育拉大了贫富差距

农村教育环境和城市存在很大的差距，小学基础教育的差距就显得很突出，在农村，很多小学依靠农民自己出资建校，基础设施差，师资力量弱，还存在一定比率的辍学儿童。而在城市，大多数富裕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接受幼儿园，高级小学的教育，得到了后天素质的培养，更加有利于他们今后的高级教育和能力的锻炼。在初中教育阶段，由于乡镇政府没有很大激励去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同时优秀教师往待遇好的城镇转移，因而上重点高中的农村学生数量大量减少。加上普通高中、大学学费数额巨大以及未来预期收益的低下和不确定性，很多农村学生放弃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只达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而城市学生大多数完成中等教育后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很多放弃高等教育机会的农村学生就享受不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倾斜。这种情况表明，用公共基金建立起来的高补贴的大学教育。实际上是穷人对富人进行补贴和支付转移。

三、政策措施

（一）制度上进行改革社保基金的发放

撇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范围与广度的问题不说，我们应先保证现有的保障基金得到落实。腐败分子挪用保命钱的活动之所以得手，体制上的原因在于行政主管机关持有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权，可以既不向收益人报告，也不受收益人监督约束。为了保证社保基金能实打实到收益人手中，必须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主要有以下两点：

1、社会保障的基金经营和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分开；

2、在养老和医疗保障中引入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结合制度。良好的制度是防微杜渐，不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的基本保证。所以解决之道在于改革攻坚，建立具有硬约束和能够有效率运转的新社会保障体制。

（二）实现权钱关系的分离并建立平等、公平、效率的市场经济

中国目前过大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有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如腐败、垄断。因此，把我国的贫富差距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显然开错了药方。对于不把缩小贫富差距的文章做在铲除腐败、垄断上，而是做在合法收入上，显然是做错了诊断；不把矛头直接指向贪官污吏，“红顶商人”等腐败分子上，而却对准企业家、经营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则完全做错了。具体做法应该是：

1、对于垄断性行业，逐步取消政府的管制和特惠，让其参与市场竞争或对行业进行调整改造（如股份制）从而引起行业内竞争；

2、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把政府职能转移到为市场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上来。对审批事项进行清理，撤消不需要审批和不该的审批的事项审批权。对现行的审批权利，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及相应的法律仲裁制度，监督权利行使的社会公正性。

3、要大张旗鼓地打击权利寻租制度，淡化政府的权力，使其权力行为变为服务行为。加强对工职人员的制度约束，对于渎职和乱纪行为，给予硬惩罚。

（三）改革教育经费的管理制度，并积极调节教育与就业的关系

1、通过发展经济学中的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我们知道，小学对社会效益最大，中学其次，而高等教育最小。然而国家的教育政策却向高等教育倾斜，并造成了教育的深化和知识的失业，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此，国家应积极调整教育政策，加大对中小学的投入，完善基础设施，给贫困学生提供困难补助，给乡村教师更高的待遇。在新政策创新后，关键在于行为原则的执行。论文格式。关于教育经费的发放，应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使实施教育的费用管理和教育费用的执行部门相分离，并把政策的落实成具体可实施的细节和步骤，切实提高中小学的学校设备，师资力量。论文格式。论文格式。

2、不宜不恰当地，过分地扩大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投资。大量农村劳动力留入城市，城市中雇佣者跳级雇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本来由中学生就可做的工作，他们却雇佣了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于是，农村中受教育较高的劳动力，他们所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大，根据托达罗模式，他们就越想进入城市，然而他们在城市中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却在城市中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反过来，在农村却因人力资源不足、高素质劳动力缺乏而导致发展出现恶性循环，结果造成了资源的分配不合理，人力资源的浪费。

（四）取消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

1、各地区的经济差距不宜拉得过大。当城市发展以后，为了防止二元经济的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国家不应消极地等待城市的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距，而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激励农村发展，缩小差距。

2、国家应采取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战略，把缩小贫富差距，开发人力资源，增加社会就业，扩大粮食生产，开发农村地区作为重点。为此，农村应因地制宜，培植特色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国家则提供优惠的政策给予扶持。在金融方面，应该积极探索小额贷款之路，解决农村的资本不足问题。

四、结论

我国贫富差距状况日益严峻，上述是关于贫富差距的一些相关也是最显著的表现和对应的应对策略。我国的贫富差距有国家政策上失误的原因，也在依托官僚体系的市场经济中得到了深化。因此，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首先必须做到机会上的平等，实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战略，然后对结果的不平等用社保和转移支付的进行平衡。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2]仲崇盛、纪春艳.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欠缺与对策建议[J].辽东学院学报，2007，58-62

[3]李实、罗楚亮.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J].北京大学学报，2007，111-120

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 第3篇

【关键词】产业聚集；地区差异；新经济地理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内容是对我国地区经济区域差距、产业聚集以及落后地区制造工业发展模式间的内在运行机制的思考。通过对地区经济差异和具体经济结构理论重心的研究，深刻剖析了中国各地经济的差距实质上是沿海城市与西部城市制造业聚集程度间的差距，运用各省经济产业集聚因子进行全方位分析比较，根据我国实践工作中的中西部经济比较优势，提出相应实现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

一、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分析

就我国目前形势来看其产业聚集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制造业的集聚程度是市场经济体系中工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我国现有阶段区域地理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来源之一。就世界范围来看，制造行业的产业聚集是工业化生产发展中的必然产物。在工业相对较为发达的城市，具有竞争机制的制造产业一般会采用集聚的办法将某类特定产业与城市名称相联系，如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就在《国家竞争战略》中提到，通过对多个国家实地研究考察发现，提出国家间的产业竞争具体表现在一个国家内地区集聚产业上。中国产业集聚情况也是一样，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地区产业聚集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离不开的，特别是针对制造工业来说，在极具产业竞争的地方，往往会存在一定形式的产业集聚，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产业集聚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历久弥新。

二、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异研究分析

通过对我国各地区经济演化过程、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组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具体得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与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空间产业分布不均匀的情况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例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区域经济的增长程度一般是受制于第二产业产值的影响。而到了90年代后期，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化发展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产值额度与非农业产业经济空间分布情况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所产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趋势，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产业正在不断发展，相对来说，西部地区正逐渐走向下滑的道路，成为农业与重工业产品不发达的地区。根据泰尔指数可以分析得到，我国三大经济地区各自形成贫富分布不均的产业区域，西部地区产值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东南沿海与中西部经济则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沿海地区经济地位对于地区上的差异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西部地区则相对慢慢沦陷为农业产业与初级产品生产地，因而造成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制造产业集聚程度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部分制造产业已经显示出极强的集中性而且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城市。通过对省际数据面板研究造成中国地区工业经济聚集的原因分析，利用空间范围内的经济研究法具体从产业层面对我国区域技术产业进行有效研究得出，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模式、人力资源状况、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相对来说，沿海地区是具有相对优势的，无论从市场需求量还是经济贸易自由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促进其区域经济的集聚。

通过对企业竞争机制与企业互补机制两方面角度可以重新跟进区域产业集聚的微型聚焦，有效利用不同微观企业决策与中国贸易所产生的关系，从而更好的形成沿海中心地带、西部外围经济的区域经济格局。区域产业的集聚是造成企业劳动力外泄的关键性因素，就我国具体国情而言，部分非农业产业逐年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区域劳动力资源开始慢慢向沿海地区转移。这一现象的发生渐渐开始让我们思考劳动力具体流向、区域产业集聚中存在的内在关系，追寻中国地区产业存在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分析劳动力流向的经济运作机理，从而再进一步帮助我国实现空间上的经济效益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结合，更有效促进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平衡发展。

三、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

1.企业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追求低成本的生产发源地，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产业集聚度，其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控制：第一，自然性因素，就我国企业现代发展模式来看，同类型的企业一般比较倾向于在经济市场比较大、运输费用相对较低而且充实着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地方集聚。天然的资源开采与低廉的运输费用同属于自然资源，都是企业集聚所要考虑的因素。第二，规模经济因素，其具体可以分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企业外部规模经济。内部产业集聚是通过将专业化较高的企业集中在一起，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企业内部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费用。而外部产业集聚则指相关产业的集聚，形成一定地区的互补模式，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相互促进的作用。

2.市场外部的经济环境较为成熟的劳动市场的共享、专业化的人才投入以及高效的服务发展等都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间的集聚。其具体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知识溢出效应，在产业集聚区域，各企业间的专业技能在同一地域企业间高效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个企业都在这一知识流动中获益匪浅，使之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第二，人才集聚效应，产业集聚区在提供人才方面较其它经济区域而言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因为集聚区内聚拢了大量相同行业的人才，其技术与资源都是相当丰富的，所以很多优秀专业人才都比较希望向这一地区靠拢，从而形成了相对专业化的人才资源存储库。第三，延展企业的资源支持，在产业集聚区内，聚集着大量的相关专业的服务类行业，使之形成较好的延展企业，其中包括交通运输行业、专业代销行业以及技术服务行业等，从而更好的提高企业在同行业内的竞争机制。

3.地区因素产生产业集聚，其主要分为地域品牌的产业集聚和企业精神、政府制度相互影响的产业集聚。在我国的很多城市都会建立自己独特的产业集聚区域，帮助自身建立产业品牌，有效的实现本地区地域品牌与经济特色的统一结合，例如武汉地区的“光谷”就是湖北高新信息的代表，象征着地区经济文化独具一格的特色。同时地域品牌也代表着地域信息载体，是一种无形的地域资产，是地域文化、地域身份的象征，对于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意义。而对于企业精神、政府制度相互效应的产业集聚则可分为两个方面分析，第一，最先进入集聚区域的企业领导者一定是具有非常优良的企业精神的，从而使得这种精神成领导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是带动整体产业水平的力量源泉。第二，科学合理的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效益，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通过对产业聚集与中国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呈现出不平衡的区域发展趋势，因此建立健全中部崛起战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在实现资源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同时积极推进落后地区产业的发展，平衡中西部经济，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我国经济更加迅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波.资源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7）

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衡量和分解 第4篇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趋势, 特别是按行政区域划分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的差异尤为显著。以1990年当年价格为基期来看, 各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由1978年的4824.871元上升到2004年的29775元, 而标准差则由1978年的946.7963元上升到2004年的6206.78元。差距之大分别为6.17倍和6.56倍, 这种差距的过分拉大, 不仅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效率, 而且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本文试图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现状进行分析, 并利用泰尔指数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分解为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部差距, 并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办法将地区间差距和地区内部差距进行分解, 以期找出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

二、衡量指标的确定及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指标为泰尔指数。泰尔指数最早是由泰尔 (Theil and Henri) 1967年首先提出的, 它是表示收入差距程度的常用指标。泰尔指数用于区域差距研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 它具有在不同样本组 (或地区) 之间进行分解的性质, 可以分解为子样本内部和子样本之间的差距, 并且差距的变动也进一步分解为组间差距的变动和组内差距的变动, 因而在区域差距研究文献中应用广泛。

在具体分析中, 如果以省级行政单位为基本区域单元, 则表示全国总体差异的泰尔指数计算如下:

其中, Yij代表第i地带第j省的收入, Y代表所有省份的总收入, Pij代表第i地带第j省的人口;P代表所有省份的总人口。泰尔指数越大, 就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 泰尔指数越小, 就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小。

上式中, Yi代表第i地带的总收入, Pi代表第i地带的总人口;TWR表示地带内差异, TBR地带间的差异。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检验

1. 研究区域选择

本文选取中国省级行政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作为基本的区域分析单元, 实际选取的基本分析区域是30个省级行政区域: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 结果分析

本文的分析与计算主要采用EXCEL来完成, 根据上述泰尔指数的方程表示, 利用我国30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在1978年~2005年间的人均GDP数据, 可以得到以下泰尔指数的分析结果。

从总体来看, 从1978年~1991年, 指标值呈明显下降态势, 但1991年之后, 开始有所上升并逐渐扩大, 在2003年至今趋于缓和。这个趋势说明, 自1978年以来, 在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很快的速度提高的同时, 收入的地区差距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缩小之后, 于90年代再次扩大, 近几年有所下降,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比较明显的U型轨迹, 而不是威廉姆森所预计的倒U型轨迹, 即我国经济地区差距再90年代先缩小, 后扩大。9 0年代初期的几年也可以看作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将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的差距, 我们会看到比单纯从省际分析更大的地区差距。总的来说此2 0年间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存在趋同, 尽管过程中存在反复。

为了更加细致的刻画我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趋势, 把30个省按照三大地带的划分方法, 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组。采用泰尔指数把省区间的差距分解为组内和组间差异。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在随着整体地区差异指标经历了一个先降低后上升的过程的同时,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分别表现出收入水平彼此靠近的趋势, 具体来说, 当我们通过分解泰尔指数, 把地区收入差距划分为东部地区省际差异, 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地区差异贡献份额之后, 可以发现, 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对总体地区差距的贡献自始至终微不足道, 对总体地区差距其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是东部地区省际差异和三类地区之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内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在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迅速缩小, 进入90年代后差异有所回升, 但最终趋于稳定;中部地区内各省区之间的差异基本上呈现一个U字形,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期, 地区内部差异一直趋于上升趋势, 在1990年达到最高峰, 此后, 地区内部差异逐渐缩小, 并最终在一个低水平上趋于稳定;西部各省区之间的差异, 总体上呈扩大趋势, 但其间存在反复;;特别是最近几年, 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迅速扩大, 在2005年达到最高峰, 由于西部地区地理条件差异巨大, 因此如果不采取及时措施, 这种上升趋势还将继续持续。所以说, 就三大地带而言, 地区内部差距较为明显的仍是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有扩大的势头, 而中部与东部地区则趋于稳定。三大地带间的差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扩大的趋势, 其占总差异的比重也一直趋于扩大, 从1979年占总体差异的31.79%, 增长到1995年的63.17%, 达到最高峰, 直到90年代后半期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趋于稳定。这说明三大地带的差异较为明显。而地区内部的差异则从改革开放之后一直趋于缩小, 由1978年占总体差异的69.01%减小到2004年的37.2%, 达到最低点。

地区差距 第5篇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化问题的实证分析与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在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方面的差距越来越明显,造成地区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有历史地理因素、国家政策因素、产业结构因素、教育水平因素等.对这一问题,既要看到差距存在的合理原因,又要看到差距过大的危害性.通过采取认真贯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制度改革、放宽人口流动限制、加快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等措施来实现各地区协调发展.

作 者：万海峰 郑艺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7刊 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RAO NORMAL COLLEGE年，卷(期)：24(2)分类号：F127关键词：地区收入差距 扩大化 实证分析 应对策略

地区差距 第6篇

关键词：产业集聚；服务业；收入差距

一、 文献综述

自从新经济地理学派将经济区位因素纳入产业集聚及其扩散原因的研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考虑此因素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并开始研究服务业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Ciccone和Hall（2002）认为空间因素是造成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将空间产出密度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中去估计欧洲国家集聚经济与产出的关系，得出集聚经济能促进产出增加。范剑勇（2006）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地区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得出制造业在东南沿海集聚以及非农产业地区间分布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同时认为产业空间集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促使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罗勇（2007）研究我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通过实证方法对西部地区集聚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产业集聚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同时产业集聚差异也会造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谢里等（2012）构建了制造业集聚及其与制度因素交互项共同影响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地区层面，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全国整体层面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两大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

总结前人研究不难发现，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丰富，但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文献比较少，一些学者也只是间接提出集聚对收入差距有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将从空间地理角度，从传导机制和实证两方面分析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 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传导机制

集聚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产业集聚对集聚地区经济产生的集聚效应。由于要素集聚、经济活动集聚以及区位优势导致服务业空间发展集聚，而这种集聚通过集聚经济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对集聚地区就业、工资收入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从而提高集聚地区收入（见图1）。而集聚的空间差异会导致地区间收入的不同，因此关于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总结前人相关研究，提出服务业对收入影响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服务业集聚的扩大就业效应、提高工资收入效应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服务业集聚的扩大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特性和专业人才吸入特性。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同时就业比重就会不断增加，成为拉动就业的重要引擎，这也是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作用的结果。服务业生产波动小，不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库存调节需求，因而能吸引大批劳动者。另外服务业集聚地区中，城市发展日趋细分化和专业化，如金融、法律、信息的行业对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较高，同是报酬也较高，吸引了大批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服务业大规模集聚时候，往往就会拉动地区就业比重，即扩大就业效应。

服务业集聚的增加工资收入效应体现在当地区服务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不断改变各个行业的要素配置比例，进而改变要素所有者收入。一般而言，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是因为追逐更高的产出。服务业内部包括很多行业，各个行业在城市地区的集聚程度也不同，并且存在效率差异，但是服务业人均产值仍高于农业，有些行业高于第二产业。例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和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因此服务业重点行业集聚会增加居民人均收入。

服务业集聚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更加明显，产业结构调整通常经过第一产业主导到第二产业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主导的过程。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并且成为经济的主导，这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服务业集聚发展必将会增强第三产业竞争力，扩大服务业规模，同时集聚地区的企业通过使用公共设施，也减少了分散布局造成的资金浪费，减少企业成本，因此服务业集聚必将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强劲动力，也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服务业发展迅速，集聚态势明显，而随着服务业集聚趋势的增强，上海市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随之提高，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和优化。

由上文分析可知，服务业集聚与集聚地區收入之间有着紧密关系，服务业集聚通过集聚经济的规模效应为集聚地创造更多就业，提高了地区人均工资收入，同时服务业集聚发展还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集聚地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发展是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动力。我国由于地域辽阔，要素禀赋及自然区位差异以及改革开放时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地区之间服务业发展不同，服务业集聚水平不同，因此地区收入差距也由此而产生。

三、 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本文引用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函数，假设两个地区，分别运用不同的含有集聚因素的生产函数进行处理，最后得出以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含有集聚因素的模型，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的影响。为符合分析我们假设两个地区，地区一经济发展缓慢，生产落后，经济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服务业发展落后，不存在集聚现象。地区二经济比较发达，整个地区已实现服务型经济，服务业已成为全社会的支柱产业，并且服务业集聚发展明显。参照Resruccia和Diego（2003）的生产函数，假设第一个不具有第三产业集聚现象地区的生产函数为规模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第二个地区引用Ciccone和Hall（2002）的含有空间产出密度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据地区劳动力均衡的必要条件为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率，将两个地区工资对比，然后两边取对数，最终得出：

lnGapj=？啄0+？啄1ln■+？啄2ln■+？啄3ln■+？啄4lnLQj（1）

（1）式中，GAP表示地区收入差距，？赘代表全要素生产率，K、L分别代表地区资本和劳动，LQ表示服务业集聚区位商。

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根据我国服务业地区之间发展状况以及我国经济地区差异特点，本文将我国整体分东、中、西三个地区间层面，选取1991年～2012年的数据，运用上面得出的地区收入差距模型，分别对我国全国层面和东、中和西三大地区间层面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为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针对性除简单乘除以及对数处理外，未做其它处理。

介于本文分析的主要是服务业集聚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分析的准确性，模型的相关变量选取指标为：地区收入差距，本文采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来衡量地区收入差距，用Gap表示；服务业集聚规模，区位商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且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指标，因此本文选用区位商指数衡量服务业集聚程度，用LQ表示；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比，本文借鉴前人使用Malmquist-DEA估算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用R表示；劳动力投入比，本文选用各省市城乡年底总就业人数比，然后分别计算出东中西部地区年底就业人数比，用就业人数之比衡量劳动力投入比，用符号L表示；资本投入比，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本文用各省市年末固定资产总额表示，然后计算出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用符号K表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

将上述各个替代变量代入公式（1），最后整理得出计量回归模型：

lnGapjt=？啄0+？啄1lnRjt+？啄2lnLjt+？啄3lnKjt+？啄4lnLQjt+？着jt（2）

3. 实证结果。本文采用F检验决定选用的模型形式，然后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全国层面整体回归结果以及分三大地区间层面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LQ的系数为正，说明服务业集聚差异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扩大作用，但其p值在5%的水平下并不完全通过检验，只呈现边际显著。这正是本文研究重点所在，前面分析了服务业集聚对集聚地经济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而分别从扩大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和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影响收入，而总体上的实证结果得到预期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结论。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服务业集聚明显存在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分区域不同，为此应将我国分地区回归，同时单单使用区位商指标判断服务业集聚地区差异略显不足。收入差距不同的时期影响因素也比较复杂，现阶段总体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有扩大影响，但是总体上边际显著。我国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较快，集聚趋势明显，产业结构也趋近合理，服务集聚发展通过增加居民工资收入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集聚规模不明显，从而造成收入差距相对变动增加。

R系数为0.036 9，说明人力资本相对差异对地收入差距有扩大的作用。正如樊纲认为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在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成果市场化方面存在差距，这是导致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L系数为-0.068 8，说明我国地区之间就业人口相对变动对我国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具体分析为就业比重增加会增加地区产出，从而提高地区收入水平；K系数为正表明资本要素差异会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这也与现实相符，因为无论从基础设施、规模经济的获得、享受经济的外部性来看，发达的地区更具有优势，虽然目前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加大投资，但是资本存量相对较少，投资结构也比较单一，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更愿意向发达的地区以及其辐射的地区流动，从而给居民带来更好的收益。

考虑到三大地区的不同特点，我们分别对东西部、东中部以及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和服务业集聚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见表1）。考虑到本文重点研究的是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故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没有详细列出。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东西收入差距变动系数为正，且结果比较显著，这说明东西服务业集聚差异确实对东西收入差距存在正的影响，即服务业集聚单位相对变动，会拉大东西地区收入差距相对变动0.505 3，我国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较快，集聚趋势明显，产业结构也趋近合理，服务集聚发展通过增加居民工资收入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而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集聚规模不明显，从而造成收入差距相对变动增加；从东中地区回归结果来看，我国东中收入差距也受服务业集聚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系数为0.551 2，这说明我国中部地区虽然服务业发展相对东部还是相对落后，集聚趋势初显，但是与东部人口、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集聚的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服务业集聚因素的变动也会拉大收入差距；从中西地区回归结果看，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差，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为负，且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相似，集聚差异并不明显，特点是大多集聚在区域内几个大城市里，因此实证结果不够显著，另一方面，近年来西北地区收入增加较快，而中部地区相对发展较慢，中西地区收入差距逐渐减小，这可能是导致结果并不理想的原因。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整体上服务业集聚扩大收入差距，影响边际显著，但区域间服务业集聚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同：服务业集聚是东西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但对中西收入差距影响不大。服务业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服务业发展会加快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而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以及要素在各行业间的配置也将随之改变，而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在我国，由于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不同，东中西服务业阶梯型发展，东南沿海服务业集聚，对经济贡献大，中西部服务业发展落后，因此服务业集聚会扩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而对于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对收入的传导效应并不明显。实证分析表明东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也确实受服务业集聚因素正的影响，并且比较显著。这说明服务业在东南沿海发达的地区集聚发展，确实能通过增加就业、提高工資收入和加速产业结构等方面增加集聚地区人均收入。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落后，内部结构升级缓慢，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如果这种现状持续下去，就会影响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解决此问题势在必行。依据本文实证结论，中西部地区应重视服务业发展，通过服务业集聚带动集聚地区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此增加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促使我国地区经济差距逐步缩小，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2006，（11）：72-81.

[2] 谢里、谌莹、邝湘敏.产业集聚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地理，2012，（2）：20-26.

[3] 魏君英.服务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关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2）：14-23.

[4]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D.Restuccia and DT Yang.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Cro- ss-Country Analysi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2）：234-25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2009JJD790026）。

作者简介：蒲红霞（1987-），女，汉族，重庆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服务贸易、服务经济。

FDI与东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变动 第7篇

关键词：FDI,经济差距,协整,国内生产总值

1 数据说明、处理及差距度量

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跨国投资进入中国。1979年至2007年间, 中国累计FDI达7602亿美元。但是, 中国FDI区域分布特征极为明显。1992年至2006年间, 东部沿海地区12个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比重都在80%以上, 2000年更是高达91.9%, 而中西部地区18个省市所占比例合计不到20%, 其中西藏自治区基本是空白, 云南、甘肃2005年所占比例仅为0.45%和0.35%, 贵州、宁夏和青海占全国的比例均在0.2%以下。这说明,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非常集中, 东部沿海地区吸收的FDI比重占绝对优势。中国FDI区位分布不仅呈“东高西低”的格局, 而且东部地区内部也是不平衡的。2004年中国东部12省、直辖市实际利用FDI情况来看, 东部12省、直辖市实际利用外资523.84亿美元, 占全国的比例达到86.4%;而FDI在东部地区的分布也极不均衡, FDI分布在东部地区的河北、广西、海南、天津的比例相对较少, 分别为1.3%、0.6%、0.2%和3.3%, 而分布在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辽宁、北京和福建等8省、市的比例相对较多, 比例依次为19.1%、17.1%、16.5%、12.1%、10.9%、10.3%、4.9%、3.7%, 这8省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东部地区总额的94.6%、全国的81.9%。

以上数据只能大体反映FDI分布的不均衡, 无法识别其在东部地区的差距变动。在度量地区差距的方法中, 变异系数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i表示地区, n表示地区的数目, 表示某类指标 (如本文中的GDP, FDI) 的数值, CV就是指标的变异系数。某类指标的变异系数越大表明该类指标在地区间差距越大。因此, 本文将采取变异系数方法来分析我国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的变动。

为了考察FDI与东部地区内部经济差距的变动, 依据中国对外开放的渐进性, 本文选取了1985年至2007年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十个省、直辖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FDI数据进行分析。所用数据均取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于FDI的数据本文采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计价。为了消除物价影响, 采用样本期内各省、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将各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折算为1994年不变价格。

研究显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有逐年缓慢下降的趋势, 在1991年至1993年有上升趋势。从FDI的变异系数来看, 总体来看也有下降的趋势, 但其波动较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大, 特别是1988年的变异系数异常大, 可以将其视为变异点, 1995年之后, 其波动有所降低, 变异系数维持在0.6~0.8之间。

从以上变异系数的度量仅能看出两者的独立趋势, 无法看出两者可能存在的关系。下面本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的长短期关系。

2 模型及分析

2.1 协整分析

括号里的t统计量表明变量显著。再将 (1) 式回归中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以下结果:

2.2 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只是表明东部地区内部的FDI差异与其经济差距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 但无法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因果性, 此外在短期中, 有可能会偏离均衡。最早由萨根提出并经恩格尔和格兰杰加以推广的误差纠正机制 (ECM) 对失衡状况进行纠正。下面分别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来考察其短期调整的过程和两者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首先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检验两者的因果关系, Granger因果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 则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在表1中给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

说明: (1) 统计量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 P值小于0.1表示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 (2) *表示检验值大于在10%置信区间的临界值。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10%的显著水平下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表明在一般情况下, 东部地区内部的FDI差异变化会引起其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 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会对FDI造成影响。FDI流入的差异将通过资本形成、技术溢出以及扩大就业等途径对地区经济差距造成影响, 而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又将通过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市场容量等途径影响FDI的流入。地区间FDI流入差异的缩小将引致地区间差距的缩小, 地区间差距的缩小又会进一步缩小地区间FDI流入的差异, 因此在FDI与地区经济增长形成一种区域循环累计因果效应。

下面再利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短期调整过程来作为对协整方程的补充, 基于 (1) 式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一般的的误差修正模型:

从 (4) 式中可以看出, 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0.39 63) , 符合反向误差修正机制, 表明上一期的均衡误差中, 有39.63%在本期得到修正。根据模型的短期参数估计量和t值, 当期和滞后一期的人均FDI变异系数对当期人均GDP变异系数都只有非常小的负影响, 且并不显著;而滞后一期的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变化, 对当期的人均GDP变异系数有显著的正影响, 反映地区经济差距的自我加强性 (惯性的延续) 。

图1是在无约束向量自回 (Unrestricted VAR) 基础上给出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图, 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 (单位:年) , 纵轴代表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响应程度, 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 代表了人均GDP变异系数对相应的人均FDI变异系数冲击的反应, 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图中的响应曲线中可以看出, 在短期内, 当在本期给人均FDI变异系数一单位正的冲击后, 并没有立即对人均GDP变异系数产生影响, 前2期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应, 这与误差修正模型的结论保持一致, 反映了地区间的FDI差异对地区经济差距影响的滞后性。在第3期响应程度迅速增大 (0.0167) , 并在第四期达到最大值 (0.0204) , 此后缓慢下降, 在6期之后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因此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东部地区内部的FDI差异对其经济差距有一个滞后的正影响并且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脉冲效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影响。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 的贡献度, 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的信息, 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方差分解分析地区FDI流入差异的变动对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贡献, 研究表明地区FDI流入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率在第3期后迅速增加, 之后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地区经济差距的波动大约有28.25%可以由地区FDI流入差距来解释, 因此地区FDI流入差距是影响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差距变动冲击对地区FDI流入差距变动的贡献率, 可以发现, 地区FDI流入差距的波动大约有18%可以由地区经济差距波动来解释。

3 结语

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要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政府可以通过促进FDI流向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 缩小地区间FDI流入的差距, 从而使地区间FDI流入差异与地区间经济差距形成一种良性因果循环。

参考文献

[1]杨伟民.地区间收入差距变动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1992 (1) .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文献综述 第8篇

国内外的许多经济研究人员对于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投人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张吉鹏，吴桂英(2004)对巳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形成地区收人差距的可能原因很多，在文献中，许多因素被认为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比如，政府政策,宏观经济因素，相异的资源禀赋，要素流动性的不足以及全球化等等。本文将焦点集中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人差距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动也呈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收人差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其特殊性。王秀芝,尹继东(2007)以及朱云章(2007)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关于新经济地理学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关注较少’本文在这三篇综述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特殊性、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人差距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厘清这些问题的研究思路，方便关心中国地区差距的人士准确和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好的起点。

二、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人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济学的传统理论，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和劳动力供需的变化，劳动力由低收入向高收人地区的流动,一方面会提高低收人地区的收人水平，另～方面会降低高收人地区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和地区收人差距。也就是说，收人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但反过来劳动力流动又可以缩小收^差距。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朱云章(2009)使用1983年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收人差距的数据，作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在5%显著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人差距之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在5%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不能拒绝城乡收人差距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Granger原因，但是，即使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我们也无法拒绝城乡劳动力流动不是城乡收人差距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人差距两者之间只存在由城乡收人差距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无法得到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人差距存在反馈作用的证据,进而得出结论，靠增加劳动力流动规模来缩小城乡收人差距值得审慎注意。除此之夕卜，一些学者应用其他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众多学者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更关注后者,所以对于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综述部分请参考王秀芝,尹继东(2007)。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劳动力流动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理论与现实的相悖怎么解释?如果不能,又当如何解决两者同时扩大的问题?

1.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20世纪60年中期,Solow(1956)等人提出了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内容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人均增长率倾向于与人均产出和收人的初始水平负相关。尤其是,如果经济体在偏好和技术方面是相似的,那么较穷的经济体比较富的经济体增长更快。研究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的传统框架Harris-Todaro(1970)模型,描述了一个迁移过程使农村地区劳动力报酬等于城市部门预期工资的均衡机制。由于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假设为递减,由农村地区迁入城市的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地区工人的边际产品。而由于制度的原因,城市工资是黏性的,或者由于遵从效率工资原则,城市工资是内生决定的。总之,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是不受迁移影响的,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或者保持不变,或者降低。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迁移模式解释了区域间可能有一个持久稳固的工资差异,但是它也指出相对而言于没有迁移时,迁移还是有助于趋同的。

传统贸易理论也认为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推动了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奥林(2001)指出,地区间商品贸易的后果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生产要素由价格较低的地区流出价格较高地区时,在价格较低地区的生产要素减少了,从而报酬增加了,而在价格较高地区的价格下降了。地区间生要素流动趋于使有关地区的价格较为一致。总之,要素流动是商品的替代物,两者都将推动地区间价格均衡。实际上,这也是其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新古典假设。

2.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以Romer(1986)、Lucas(1988)的研究为开端的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理论的一个松散集合体(潘士远、史晋川,2002),可以习惯性地分为三个大的分支(Drinkwater et al.,2002):第一类文献最接近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里的资本被定义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第二类文献视内生增长为人力资本增长的发动机,强调人力资本外溢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三类文献中,新产品新工艺的发现是增长的动力。从前两类文献对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研究者关于二者关系的认识是模棱两可的。Faini(1996)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可增值(Reproducible)要素报酬递减的假设构建了一个包含流动要素的两区域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加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Reichlin and Rustichini(1998)循着阿罗一罗默内生增长理论方法建立了理论模型来解释迁移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之间的关系。该模型所揭示的二者关系是混杂的(mixed),他们认为,新古典模型关于迁移与趋同的两个认识一迁移只是一个暂时性现象,迁移会加速经济趋同一与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并不相符。

如果不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即劳动力均质)时,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累积循环,进而迁移的规模和方向会持久稳固,迁移会损害劳动力输出地。如果考虑劳动力的技能差异,内生增长模型可能会得两个相反的结果。在技能异质性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影响工资率:一是劳动力的规模效应,即以技能水平测度的劳动力存量,这一效应等同于均质劳动力模型:劳动力规模越大,相对工资越高。二是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比率,技能劳动力数量相对较高的国家/地区可能有较高的相对工资。正是结构效应的存在,才使得迁移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复杂化。迁移一方面导致了输入地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这可能会通过规模效应提高输入地的相对生产率,从而扩大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工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迁移降低了输入地的劳动力结构,即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比率下降,输入地的生产率由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而降低。也就是说,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多,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作用会对地区间的差距产生正的影响,即扩大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如果迁入的技能劳动力较少,对地区间差距的影响取决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大小权衡,或者说非技能劳动力的迁入或扩大或缩小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差距。这样的一种分析,实际有点类似于新经济地理关于厂商对于运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的权衡,集聚一方面可以获得外部性的好处,但也有拥挤成本,此外还得考虑运输成本的影响,最终的均衡取决于对各种因素影响大小的权衡。

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其中的典型模型是所谓的“中心一外围”模型,这一模型预言大部分经济活动最终会集聚在核心区域,而随着人口和厂商移往核心区域,外围区域会变得更为荒芜(Deserted)(Pekkala,2000)。一旦核心区域开始形成,产业集聚的过程会自我加强,其中劳动力流动是这个过程主要动力(Martin和Sunley,1996;(Ottaviano和Puga,1998;Forslid,1999)。假设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是区域间真实工资的相对差异,那么,由于以下两上方面的原因,劳动力会从外围区域向核心区域流动:一是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market Effect),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的市场工资率比较高(Krurman,1980),而核心区域电场最大,其提供的工资率远高于外围区域;二是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在人口集中的区域(核心区域),劳动者面对的制造产品的价格较低,由此使得工人的真实工资升高。由于劳动力并不是追求高的名义工资,而是真实工资,所以能给其提供更高真实工资的制造业中心就成为其迁移的目的地。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劳动力流动导致了人口和产业的地区间趋异(Krugman,1991a)。

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导致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累积过程的基本因素(Pekkala,2000),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是经济活动集聚的推动力。Fujita et al.2004)指出,集聚被看成是劳动力流动促成的因果循环机制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和制造业最终部门不完全竞争的性质,可能会形成中心一外围结构。然而,新经济地理核心模型所预言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地区间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异,并不意味着该模型会得出地区间人均收入必然趋异的结论。Pekkala(2000)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地区趋同与以人口和经济活动衡量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可以同时发生,不过,核心区域总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劳动力的迁入促进了其人力资本的增长。

三、上述文献的相关评议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不过总体上来看,同意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研究占了多数,尽管有些研究认为这种缩小的作用可能非常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注意了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而且一旦考虑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将变得复杂,具体情形要视劳动力流动的结构与规模效应大小的权衡。此外,多数研究也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并没有缩小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太小(姚枝仲和周素芳,2003;李实,2003;张庆等,2006;Justin Y.Lin、Gewei Wang、Yanhui Zhao,2004;等等)。而劳动力流动规模不足,多数学者将其归因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蔡昉(2005)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四个条件,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中的一个条件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性障碍,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文献综述整理而得。

四、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研究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并没有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复杂性,主要是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的复杂性。正如De Haan(1999)所指出的,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结果是相互决定的,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的经济后果总是相对的,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这取决于地区经济增长的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特点、迁移者的目的等。当然,研究结果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理论观点的冲突。就中国的经验研究来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数据的问题。

从众多的文献看,真实且充分的数据对于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目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真实统计数据不仅非常缺乏,而且普查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严重。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

2. 影响机制问题。

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新古典范式,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下,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反向流动必然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生产和资本的梯度转移最终会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增长。然而现实是,中国的国内劳动力流动主要指向东部沿海地区,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的国内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同时存在(郭金龙,王宏伟,2003),劳动力与资本呈现同向流动的态势,而沿海的“再工业化”(杨云彦等,2003)和过快增长(Lin.Et al.,2004),使得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拉大。所以,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假设在当前的中国遇到了挑战。在新古典框架下,各类生产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集中现象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所以必须转变新经济地理学,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框架下,探讨劳动力向东部的集聚,进而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3. 政策建议问题。

如何有效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也是理论研究应该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所有关心地区差距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最希望知道答案的问题。大部分劳动力与地区差异的研究给出的政策含义还是比较一致的:加速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其中的矛头指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不过,伴随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歧视性限制的消除,根据托达罗的模型,势必引起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如何控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与城市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和公共设施的供给水平相适应,有待深入研究。

4. 今后研究的方向。

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不能解释或证明两者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同样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迥异的原因之一。新经济地理学换个视角,假定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机制产业集聚。可以证明的是,去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有利于促进产业在中心地区的集聚,进而形成一个合理分工的产业布局,至少中心与外围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否一定能消除则取决于两者的产业结构转型。而且在产业向中心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区域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范围内可能会继续扩大,不过,它最终会随着运输成本而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当所有成本接近于零时,要素价格达到均等化。放松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意义在于,加快中心一外围结构的形成,进而有助于中心地区向外围的扩散,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要素价格均等。任何出于平衡区域发展的目的,人为地阻碍要素和产业向中心地区的流动,最终将无益于区域之间差距的缩短,并进而损害了整个经济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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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云章.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检验[J].农业经济论坛,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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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秀芝,尹继东.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综述[J].当代财经,2007(4)

[5]朱云章.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J].江淮论坛,2007(6)

[6]敖荣军.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赵伟,李芬.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

[8]范剑勇.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9]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雏纳布尔斯.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孙晓芳.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9)

地区差距 第9篇

改革开放的初期几年内, 我国居民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呈逐步下降趋势, 但随着1985年之后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 以及对城市改革的不断推进, 各地区经济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 而中部则发展缓慢, 西部由地去城镇进行工作的选择, 增加了人们增收的渠道, 同时社会配置将更加趋于完善与紧凑, 故人均收入水平将上升。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对变量进行筛选, 发现最优变量选择为:Capital、Trade与

Urb, 回归结果为:Income=1505.74181+26.71718*Capital+6988.29908*Trade+108

于地理原因更加落后I, nc经om济e=发15展05不.74平18衡1+的26加.71剧71导8*致C了api各tal地+区698人8.2均9908*Trade+108.72194*Urb+ε其中R-Square为0.9580, Adj R-Sq

收入差距呈阶梯型上升的趋势。但在2006年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有了轻微的下降, 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国家大力实行的科教兴国战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各地区人力资本的差异水平, 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积极扶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总体上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因而深入探究其内在的决定因素对降低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2009年截面数据作为基准来探究人均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期解读近期人均收入差距变化的新趋势。

二、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理论预期

(一) Capital为各省人均实物资本存量 (千元/人) , 其中,

2009年的数据由孙辉等 (2010) 推算出的2008年数据, 并结合张军等 (2004) 的关于省际物质资本的估算方法推得。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能够促进收入水平的上升, 同时, 更多的资本积累将对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人均物质资本数量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相关。

(二) Education为各省人均受教育时间 (年) , 用来衡量人力资本。

首先将受教育水平分为五类, 分别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相应的教育年限为0, 6, 9, 12, 15。通过查阅2010《中国教育年鉴》关于各个受教育水平的人数比例, 通过加权得到最终的各省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均受教育时间与人均收入水平显然成正相关, 受教育时间加长, 劳动者的素质就变高, 同时掌握更多技能, 能适应更高强度工作, 收入水平将提高。

(三) Trade为各省200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该省当年生产

总值的比例, Fdi为各省2009年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千元/人) , 两者均代表各省参与全球化的程度, 计算时需把进出口贸易总额用2009年汇价进行了人民币单位的转化。Trade、Fdi的水平均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相关。更大的Trade和Fdi值表明更多的参与国际事务, 显示出更高的国际化水平, 因而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 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有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四) Gov为各省2009年人均财政支出 (千元/人) , 包括文教科卫事业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两大项。

更高的Gov水平表明有更多的财政支出应用于保障民生, 人民的福利将得到直接改善, 进一步, 凯恩斯消费理论告诉我们, 财政支出将多倍地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

(五) Urb为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 体现城镇化水平。

该值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相关。更大的Urb值意味着人们能更多为0.9533, 说明拟合程度好, 同时三个变量显著。

进一步D-W检验, 得出DW值为1.995, 而相对应的du为1.65, 因而有du

以上结果表明: (1) 人均实物资本对人均收入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平均每增加1000元, 人均收入将提高26.7元。 (2) 对外贸易程度对人均收入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开放度每增加1%, 人均收入将增加7000元左右。 (3) 城镇化水平对人均收入也有显著的影响, 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 人均收入将增加108.7元。

四、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就缩小地区间人均收入差异提出四点建议:首先, 加大力度投资中西部落后地区,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以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 以加快该地区资本积累速度, 同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提高资本使用率。其次, 深化全球化程度, 尤其是对于西部, 给予西部对外贸易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比如:补贴、免税等, 鼓励中西部落后地区充分利用各自的地方优势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再次, 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同时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优势发展乡镇企业, 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为该地区城镇化建设加速。最后, 人力资本的作用虽然没有在本文中体现, 笔者认为是国家逐步推进的科教兴国战略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近几年, 9年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 极大地提升了西部落后地区人民的素质, 缩小了东西部人力资本的差距, 因而其对人均收入差距的解释能力有了极大的下降, 但不容忽视的是, 人力资本始终对人均收入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因而应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提升劳动者素质, 并积极探索知识转化为人均收入的多种渠道, 以提升人均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 2004 (10) .

地区差距 第10篇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产生这种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一定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最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但是, 如果这种差距过大, 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大量的研究文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作了详尽的分析, 但很少有人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以云南省为例, 采用19852010年的年度数据,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 主要从定量方面对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为了深入剖析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找出经济增长中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症结, 以期提供可参考的决策依据。

1 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1.1 指标说明

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比较结果的相对客观准确性, 本文采用官方统计指标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两个指标, 作为进行城乡收入差距比较的选择指标, 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额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上, 国内外学者基本达成共识, 用GDP或人均GDP来反映经济增长。

1.2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19852010年的地区人均GDP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 Heston (1994) 指出, 人均GDP数据总比GDP数据出现更少的错误, 因为一些影响GDP水平的估计错误也影响对人口的估计, 这样错误可以被抵消, 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额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为剔除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 以1985年的价格水平加以调整, 数据来自《云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 云南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2.1 变量说明

本文选用19852010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用人均GDP表示地区经济增长, 用SRCJ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额。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变量的长期关系, 并使其趋势线性化, 还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 因此, 分别对其取对数, 记为ln RJGDPt和ln SCRJt, 其相应的差分序列为△ln R-JGDPt和△ln SCRJt。

2.2 相关分析

在建立模型之前, 首先对选取变量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运用经济计量软件Eviews6.0分析, 得出各变量的趋势图如下:

从图一可以看出, ln GDPt和ln SCRJt之间有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 并且变动方向较为一致。云南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扩大, 为了验证目前云南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否合理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能否如库兹涅茨曲线与“涓滴效应”所示那样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而最终缩小, 我们有必要对近年来相关数据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

表一给出了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93465, 表明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但这并不代表所选自变量必然是导致因变量的原因。因此, 还需要进行ADF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2.3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Dickey-Fuller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来验证变量的平稳性, 检验时设定各变量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 检验结果如下:

注:检验形式 (c, t, k) 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以AIC和SC最小为准则, 并且DW值接近2。

对ln GDPt和ln SCRJt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知, 变量时间序列ln GDPt和ln SCRJt都不是平稳的, 而在一阶差分的情况下, 在5%显著性水平下, ln GDPt和ln SCRJt都是平稳的, 说明两变量同为一阶单整过程, 即为I (1) , 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

2.4 ln GDPt和ln SCRJt的协整检验

因为ln GDPt和ln SCRJt两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因此可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Eengle和Granger的两步检验法, 对数据进行协整测试, 得到结果如下:

表三从零假设H0:r=0开始, 迹统计量的值为13.11528, 超过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12.32090, 表明应拒绝零假设H0:r=0, 接受r=1的备择假设;在原假设H0:r=1时, 迹统计量的值为1.559282, 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4.129906, 因而接受H0:r=1的零假设。结合这两个假设的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 GDPt和ln SCRJt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由此可见, 在95%的概率下, 有理由确信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为:

lnSCRJT=0.136536+0.97974lnRJGDPt

R2=0.986973调整R2=0.986430

在上述协整回归的基础上, 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 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19852010年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明回归方程是一个协整方程, 该方程回归是有意义的。

2.5 lnGDPt和lnSCRJt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1988) 指出如果两个I (1) 过程具有协整关系, 一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支持这种长期均衡, 它们至少在一个方向上具有因果关系。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期数非常敏感, 因此, 通常情况下可以依次多滞后几期, 对不同长度的滞后期数进行检验, 确定检验结果是否保持一致性。当Granger因果检验不随滞后期数变动, 保持一定稳定性时, 则可以根据检验结果确定Granger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本文对两者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时, 对滞后2, 4, 6期分别给出检验结果, 如表四所示:

从表四可以看出, 随着滞后阶数的增加, 经济增长是构成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之一, 而云南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仅表现在短期内。

3 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对云南19852010样本区间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1) 虽然云南ln GDPt和ln SCRJt两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 但其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二者存在协整关系, 表明云南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长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人均GDP的增长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云南省人均GDP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动作用相当大, 人均GDP每增加1%, 将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0.9797%。

(2) 经济增长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Grange原因, 而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原因, 二者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说明, 云南经济增长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这说明在经济增长收益主体主要是城市居民的态势下, 云南二元结构的分割还在增加, 不利于云南经济协调发展, 所以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步伐,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4 政策建议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由于历史原因,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远的农村地区。由于云南经济快速增长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而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所以云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获得经济增长效率, 只是导致了社会不公平。鉴于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农村, 这种差距扩大还会导致民族间收入差距扩大, 不利于边疆的和谐稳定发展, 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干涉,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 打破城乡阻隔才能使其缩小。

缩小云南城乡收入差距建议如下:

第一,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第二, 提升云南产业结构, 延长产业链条, 提高工业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第三, 采取发展农村金融、扩大农村地区转移支付、在农村地区进行新城镇建设等措施, 缩小云南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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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距 第11篇

调查显示，2002年度北京地区建筑业人均年薪达22881元，比2001年上涨12％。国有企业人均年薪为283田元，增幅达16％；股份制企业为24605元，增幅达8％。但职位薪资差距也很明显。企业高管薪酬差距逐渐拉开，最大差距可达到10倍。而国有企业高管层薪酬水平高于股份制企业。以副总经理为例，国企中该职位的基本工资、浮动工资、津贴补贴都要高于股份制企业的同一职位，但后者的分红要高于前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企业项目部中，成员薪酬水平差距也较大，最大达到了14倍。

就薪资制度来说，此次调查表明各种薪资制度在企业中的运用越来越灵活。首先，经营者年薪制已在企业中普遍应用。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80％对总经理职位实行了年薪制。第二，岗薪制和结构工资制是对中层以下管理人员适用的主要薪资制度。第三，项目承包制逐渐被企业认可，成为适用于项目经理的薪资制度。但企业薪资制度的适用与企业所有制类型，住房公积金、培训教育费报销是企业目前选用的主要福利制度。但在福利制度的选用上，例如商业保险、带薪休假，国有企业比股份制企业的使用范围更广。交通费用和通讯费报销的适用范围与行政职务及企业的所有制类型相关。

此次调研历时四个多月，由劳动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北京建筑业人力资源协会共同筹划，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咨询服务公司具体实施。调查结果来源于建工集团、城建集团、市政集团、住总集团等50多家不同所有制企业，40多个通用职位2002年度现金总收入以及上万个薪资数据。北京市建筑业人力资源协会刘哲生会长评价认为，此次调研符合企业实际情况，且专业性强，研究方法科学保证了调查数据的有效性。调查报告分为精要版、标准版、整体版、增强版四个版本，为建筑业提供了具有市场价值的薪酬资讯，对业内合理制定科学合理的薪资策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将发挥比较积极的指导作用。

地区差距 第12篇

1 要素流动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

理论上, 中国东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 导致该地带的劳动力与以生产物资表现出来的物质资本的收益会上升, 伴随物质资本收益的提高, 人力资本收益经过一段时期后也会得以提升。东北、中部和西部的加工贸易发展比例较低, 贸易依存度低, 与东部相比, 其对外贸易对劳动力与资本收益的提升没有得到发挥。东部不断扩张的出口规模,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会进一步吸引其他三地带的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向东部迁移, 其结果将缩小四大地带间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收益, 并推动地带间人均收入水平趋于均等。但现实状况是, 1978年以来中国地带间物质资本边际收益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 但地区间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差异均存在着扩大的趋势[1], 这一事实反映出中国各地带要素收益的变化趋势与要素流动性及其市场发育状况密切相关的现实。

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 市场发育尚不成熟, 存在较为严重的要素流动障碍。中国地区行政关系高于市场关系, 各地方政府普遍施行地方技术保护主义, 实施贸易壁垒、行政壁垒、技术垄断、人才封锁等措施, 导致技术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难以实现。东部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几乎占据垄断地位, 出口中密集使用的资本要素收益如能源、原材料、人力资本收益等不断增加, 东北、中部和西部的出口规模相对东部要小得多, 出口贸易引致的资本要素收益率提高不大。由于物质资本要素流动性的制约力不大, 其他三地带的物质资本要素向东部流动, 导致地带间的物质资本要素价格趋同, 但受国内人力资本要素市场条件制约, 东部因对外贸易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无法有效实现向东北、中部和西部的辐射, 要素均等化机制受人力资本市场制约而不能发挥作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带的物质资本要素收益虽然获得提高, 其他要素并没有形成同步增长, 产出结构仍然停留于附加价值较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上, 而物质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 在产业链条中因前后向关联呈现成本放大效应, 导致后续经济投入成本倍数增加。因而, 东北、中、西部地带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未因物质资本收益的提高而带动最终产品收益提升, 这反映在对外贸易领域即是对外贸易成本增加, 对外贸易成本提高致使三地带贸易条件恶化, 地带间经济差距扩大。

2 技术溢出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

在开放经济中, 国外技术活动一般具有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通常被称之为技术溢出, 技术溢出的渠道包括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信息交流等。理论上, 贸易通过其内生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持久, 而技术溢出的效果则与贸易结构相关, 并且需要一定的吸收能力相结合。[2]贸易进口所在地如果不受制于技术水平, 能够通过观察和学习, 消化、吸收甚至进一步模仿和利用进口品中的先进技术, 则会发生技术溢出, 进而带动进口所在地的技术进步, 并引致进口地包括劳动力、资本在内的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提高, 要素价格也会相应上升, 如果进口国区际间要素具有自由流动性, 且进口地外的其他地区具有一定技术吸收能力, 技术扩散得以顺利进行, 则区际间技术流动会提高其他地区的要素价格, 并使其向贸易进口地的要素价格收敛, 使要素收益水平均等化, 最终导致进口国地区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缩小经济差距。中国每年发生大量的制成品进口贸易与FDI进口, 这意味着存在大量潜在的技术溢出的可能性, 但中国的现实是, 东部与其他三地带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事实上, 这一现象并不违背技术溢出机制, 这恰恰反映出中国不同地区在贸易结构、技术吸收能力方面的差距和中国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完善。

中国东部拥有相对其他三地带较好的地理区位、工业技术基础和熟练劳动力, 有条件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 并使得东部获得大量制成品进口的机会, 同时, 东部自身良好的技术基础与人力资本水平, 使其对于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吸收与学习不受门槛约束, 而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专业技能培训和生产过程中的干中学又进一步推动了技术与知识积累, 并带动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3]。东部要素生产率因为不断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知识而得以提高, 同时带动了地区要素价格上升和收益率上升。但国内区际经济基础参差不齐、区际贸易壁垒高筑、要素自由流动与商品自由贸易难以实现的事实, 使得由东部向其他三地带的技术扩散难以有效展开,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差距持续扩大。东北、中部和西部三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 制成品进口规模、FDI引进质量以及吸收能力相对较低, 客观降低了技术扩散发生的可能性, 另外, 三地带也存在进口不当的情况, 即进口品技术层次过高而难以在进口地得以充分消化和有效利用[4], 致使进口贸易品导致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 甚至于, 当进口贸易或FDI集中于一些没有充足规模的部门时, 过度扭曲的专业化生产反而会激发贸易条件恶化, 甚至导致“贫困化增长”, 要素收益相较东部持续下降, 加大了地区经济差距。

3 资金积累与规模收益变化机制

一般而言, 出口国商品出口的增加会带动出口地外汇收入与储蓄水平的增加, 出口地的资金回报率必然上升, 较高的资本收益率一方面会诱导出口地的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 另一方面必然会吸引非出口地资金的流入, 在出口地存在合理的投资产业部门结构与投资产业空间结构的条件下出口地要素边际生产率的上升与要素收益的递增, 最终会引致出口地发生产业集聚效应和极化效应, 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 区域增长极或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和示范效应会越来越突出, 涓滴效应的作用会逐渐显现, 要素价格在初期的非均等化后会逐渐趋于均等化, 地区经济差距最终会缩小。

然而,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积累的现实是, 第一, 地区间市场关系脆弱, 地方保护主义催生的区际壁垒名目繁多, 区际沟通程度差。中国区际间的市场分割, 使不同地区存在严重的产业结构趋同和重复建设现象。这不仅导致大量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 对资金积累极其不利, 而且不同区域竞相出台引资优惠政策、外贸出口竞相压价的现象频频发生, 过度竞争又加重了对资金积累不利的恶性循环。第二, 国家曾经在东北和中西部投放大量资金, 这些意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资本密集型项目, 并未按照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由于部分资本密集型项目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类的初级产品和中间制成品, 为促成这些资本密集型项目尽快成长, 政府会在价格上进行干预, 使这些投入品以较低价格进行供应, 但这些投入品大部分是来自东北与中西部, 由此导致事实上是东北与中西部地区以低价资源在为东部提供基础投入。另外, 这些大型投资项目与当地比较优势基本不相干, 很难对当地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外部效应, 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只是为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教育投资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当地劳动力则因受教育水平被局限于生产效率相对低的农业部门, 本地的劳动力报酬难以提高。所以, 在东北与中西部投入的大量资金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相反却变相提升了东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经济差距反而拉大。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的资金积累难以在短时期内依靠对外贸易实现良性循环, 理论上可以由东部产业的梯度转移而获得发展资金, 而且中国改革开放后施行的沿海优先开放政策和资金倾斜政策, 使东部获得大量的初始资本积累, 而相对合理的产业布局又使得资本收益提升, 规模经济效益显著, 东部地带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经济圈的出现, 也说明东部部分城市已具备增长级的作用。但现实中, 受区际壁垒与缺乏国内统一市场的约束, 依靠东部拉动其他地带发展的涓滴效应难以实现, 缩小经济差距的梯度推移战略存在很大障碍。

4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机制

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 采取了有意识地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对外开放政策, 再加上东部良好的地理区位条件, 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激励下, 迅速培养和形成了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 使企业组织以中外合资、合营和外商独资等新形式出现, 国有经济的单一所有制格局被率先打破, 同时, 新的制度环境催生和发展了个体、私营经济, 与外资企业一起构成了东部地区特色鲜明的市场经济实体, 从而在培养经济组织主体的制度体系建设上取得了较其他省份和地区更大的发展, 同时也有效推动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理念和当地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的构建, 使东部地区经济运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走在全国前列。

相对于东部而言, 东北和中西部在制度变迁初期未获得政策支持, 政府虽然在东部取得良好发展经验后相继出台推动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区域协调政策, 但由于区位、劳动力、技术、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制约, 这些地区在实施效率化市场改革方面难以模仿东部的经验, 制度创新的相对滞后进一步限制了东北和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 以至于制度滞后与经济发展缓慢相互掣肘, 最终束缚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说, 制度变迁的区域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地带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格局。

摘要：本文通过理论层面分析, 阐明了要素流动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技术溢出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资金积累与规模收益变化机制、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机制等四方面的作用机制, 使得对外贸易地区差异对中国地区差距产生影响。

关键词：对外贸易差异,地区差距,四地带,机制

参考文献

[1]蔡昉, 王德文.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 2002 (5) .

[2]张红霞, 刘继生, 马廷玉.山东省FDI流入与贸易结构优化的互动作用研究[J].经济地理, 2007 (5) .

[3]李斌, 陈开军.对外贸易与地区差距变动[J].世界经济, 200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