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诗史”性

杜甫诗歌“诗史”性（精选6篇）

杜甫诗歌“诗史”性 第1篇

杜甫诗歌“诗史”性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诗人个人举步维艰，命运多舛，但是他有如圣哲巍然耸立在黑暗现实之中。他以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关心国道的兴衰、人民的苦难，把一腔忠诚孤愤都凝聚在其如椽巨笔之端，其诗歌不但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充满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自唐以来，杜诗被公认为“诗史”①，诗人被誉为“诗圣”，绝非过誉。“致君尧舜上”，是诗人一贯的政治理想;“穷年忧黎元”，是诗人人生理想的核心; “济时肯杀身”，是诗人坚持的一贯精神。正因为这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使杜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人。

诗人理想中的政治蓝图是：“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力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②但现实却与诗人的理想相悖：皇帝玄宗早已不是开元盛世之初有作为的唐明皇了，而是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昏聩腐朽的败国之君。朝政完全由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一些奸佞权臣、宦官、悍将把持。这些奸佞设藩镇、宠边将、改兵制、起宦官、嫉贤妒能、聚敛贪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玄宗仓惶出逃，造成了社会急剧动荡的万方多难的政治局面。

在这次大**的前夜，诗人踏上长安求仕的艰难旅途。天宝五年诗人来到了京师长安，准备参加玄宗的特科考试。但是，这次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之下，以欺下瞒上的伎俩大搞政治骗局，没有一个人中选，杜甫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次落第，对于关心政治、爱国爱民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接着，诗人的生活也达到穷困潦倒、挨饿受冻的地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③但穷困并没有吓住诗人。为了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甚至忍辱献诗韦济、张埴等权贵，以求援引提携，但毫无结果。天宝十年前后，又直接向唐玄宗献赋自荐，玄宗惊异诗人的才华，命他待制集贤院。第二年“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④这时朝政已由杨国忠执政，诗人的自荐，依旧是泥牛入海。他怀着出仕从政的迫切愿望，在长安困守了十年。这时期诗人亲眼目睹了达官显贵的专横、贪婪，而荒淫昏聩的玄宗，一面开边扩土，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人民骨肉离散，田园荒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山万落生荆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面，加紧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造成千村万户“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的破败景象。在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之下，人民的生活 临绝境，真所谓“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越是见到这一切，诗人越是希望有机会能一展鸿图，为国为民出把力。但是当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时，诗人又不愿做直接鞭挞百姓的官，固辞不受，后来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对于忧国忧民、胸怀大志的诗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嘲弄。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长安危急，皇帝携贵妃、大臣，向四川仓惶避窜。这时诗人回奉先携妻儿向白水避难。是年八月，诗人只身北上灵武去投奔新即位的肃宗李亨，以期报效朝廷。但诗人刚启程，就被叛军俘获，押送至沦陷的京师长安，一直在这里被囚困了八个多月。“中宵焚九庙，银汉为之红。”长安在燃烧; “是时嫔妃戮，连为粪土丛。”长安在流血;“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人民惨死，敌人在狂欢。诗人亲眼目睹了京师沦陷后的惨状、敌人烧杀抢掠的暴行，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的哀痛。

至德二年肃宗迁驻凤翔，五月诗人为了报效国家，冒死从沦陷的长安，投奔肃宗的抗战政府，“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接任左拾遗后，决心忠于职守，促进中兴大业的完成。他积极推荐人才，使“识度清远”的岑参能够为朝廷所用。为救宰相房 罢相，他仗义执言，触怒了肃宗，多亏张镐营救，才免于刑狱，但为肃宗墨制放还 州，变相贬斥了他。如此等等，充分表现他忠公谋国的优良品质。

仕途的艰辛，生活的磨难考验了诗人;社会的**，民生的多艰，教育了诗人。杜甫拿起了现实主义的诗笔，把“安史之乱”前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内心的感受、对时局的看法等都写入了他诗章。诸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吏》《三别》《悲陈陶》《述怀》《丽人行》《兵车行》等。在这些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诗篇

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诗人对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愤笔声讨;对酿成“安史之乱”的最高统治者进行无情的揭露，谴责他们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笔锋所向，上至皇帝，下至后妃、贵戚、奸相、宦官、将帅，乃至贪官、暴吏，等等。正是这些“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攀龙附凤势莫挡，天下尽化为侯王”的奸佞小人们，专横跋扈，趋炎附势，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破败不堪。诗人亲眼看到了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亲身经历了幼子“无食致夭折”的巨大悲痛，因此他更加理解人民的痛苦，更加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诗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问题：“彤庭所分帛，本处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子实不得吃，货讪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道破当时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特征。残酷的压榨，使农民濒临绝境，对此诗人赋予极大的同情：“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正是通过对这些昏君、佞臣的口诛笔伐，诗人深刻揭示了国家**衰败的根源，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成为诗人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不久，洛阳、长安相继收复，肃宗驾幸长安。杜甫也携家小赶回京师，继续任职左拾遗。这时他本想在朝中发挥政治作用，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但终因房 罢相一事，被肃宗逐出京师，改任华州司功参军。这一打击，使其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为了生计，他弃官携家踏上了漂泊西南的旅途。“无食向乐土，无衣思南州”，最后到达四川成都。“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这几年，诗人陷贼，逃难，奔波迁移，饱尝忧患。政治上遭受冷遇，几次被贬谪，但诗人并没有忘情现实，脱离政治;反之，其政治热情却空前高涨，战乱、天灾、人祸，迫使他与人民一道流浪，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加贴近，诗人更希望人民不再碰到这种不幸。当自己的茅草屋为秋风吹破，屋漏雨打，居无定所之时，他更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能这样，诗人情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为民生奔走呼号，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诗人关心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是一贯的。天旱时，他想到了“雨降不润物，良田起黄埃”;洪水泛滥成灾之时，他想到了“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诗人自己“三年奔走空皮骨”，由梓州回到成都草堂的时候，生活稍有安定好转，他却忧念那些比自己更苦的农民，“敢为故林主，黎民犹未康。”就在诗人临终前一年，自己早已是病魔缠身、生活无着之时，他还强忍病痛，拄着拐杖，沿着“右樵路”去一个小山村亲自造访比自己更苦的农民。诗人看到了“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的一片残破荒凉景象。叛军余孽还没根除，各路藩将拥兵割据，诗人不禁大声疾呼：“谁能扣军门，下令减征赋?”但是，诗人这些美好善良的愿望，在黑暗现实面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唐代宗大历五年，早已是重病缠身的诗人，在耳聋失听、周身不能转动的情况下，伏枕写成绝笔之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最后抒发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世事感慨，叙述了自己贫病交加的悲惨处境，不久便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伟大而悲剧的一生。

纵观诗人的一生，他嫉恶怀柔肠，笔锋刺向国蠹民贼、外敌、悍盗、蒙上视听的宦官尤物，以及拥军叛乱的藩镇军阀，诗人总以“豺虎”隐喻揭露他们，把他们的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中。如 “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上天铄金石，群盗乱豺虎”，“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等等。他又“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始终关怀民生疾苦，一身忠贞正气义薄云天。这一切虽不为朝廷所纳，但诗人一腔孤愤，充塞天地，上射斗牛，与日月星辰一样辉映天地之间，真可谓：一腔君国，满眼江山。命运多舛，穷忧黎元。世上疮痍，笔底波澜。民生疾苦，诗中圣贤。

杜甫诗歌“诗史”性 第2篇

一、杜诗在中国叙事诗中的历史地位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拥有“诗圣”的极高地位，其诗被称为“诗史”。“诗史”的称谓，反映了杜甫叙事诗所具有的历史的、叙事的诗歌总体特征，也赋予了后人研究他的叙事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按照叙事的特征和基本要素(事件、情节、叙事者、人物行为者、时间、空间等){1}，对《杜诗全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进行了初步梳理，发现有以下特点：一是杜诗中完全具备叙事因素的叙事诗大概只有五十多首左右，在其全部诗作中，大概占到了3.5 %左右;二是单个事件的叙事诗歌大概有六十多首，占到其全部诗歌的4.4 %左右;三是感事、抒情的篇章大约占了全部杜诗的60%以上，是杜诗的主体，即大部分杜诗叙事诗的叙事性比较微弱。杜诗虽然不像西方史诗一样具有严格的叙事要素，但却是一部拥有精炼的具备叙事基质的几百首叙事短诗的集合体，尤其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叙事功能。尽管具备了叙事特性的诗歌只占了杜诗的极少部分，但杜诗的叙事特征极大地展现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歌的特质，在中国叙事诗中占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叙事学的角度和视角出发，将杜诗放置到中国叙事诗的发展脉络中进行比较，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杜诗的叙事特点和艺术地位。在杜甫之前，即在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叙事诗中，叙事者已经或多或少、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参与到了诗歌叙事中。但诗人明显还没有足够意识到在叙事诗中表现叙事主体的存在，即还处于借用“史传”手法写叙事诗的初期阶段。作品中叙事者基本上呈现为固定的状态――没有视角的交叉和转移，事件始终由一个叙事者来叙述。即便极少数的作品中出现某些交叉，也非常简单和容易辨别。在杜甫之后，即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元白等人的叙事长诗等，则明显有意识地利用了叙事者的转变，但与杜甫相比，他们的叙事者明显缩小了，为了事件的完整叙述，他们往往有意放弃了杜诗凸显的叙事主体。

与之对比，杜诗最为独特或者显著的特征在于叙事者的成功运用。叙事人、作者的第二自我以及作者之间的动态流动关系，赋予了杜诗在中国叙事诗史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作为叙事者存在的作者的“我”是现实关系的存在，更多具有联结和中介意义，而非可以无限抽离成现实中的作者自身。其流动和变化在虚构意义上创造的“我”和作者之间展开，同时，“我”又与其他叙事人之间进行相互的交叉和流动。因此，这样的流动在“我―他―他们”之间实现了自由流转与滑动。这既是在事件、故事内部展开的，同时也是在文本和故事两个层面之间展开的。叙事人的独特性使作者与叙事人紧密结合，从而使不同叙事人之间得到交流、共通和同化。其视角和聚焦也就不仅仅是诗人个别的，而是可以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的叙事和聚焦。由此，历史、社会的集体情感自然渗入了作者的情感，其叙事诗的情感张力得到扩大，作者或者说“我”的情感也就获得了社会源源不绝的动力及其深厚支撑，作为个体的作者获得了体验并表现社会整体情感的可能;同时，作品获得了最大可能的认同基础，其自身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因此获得了几乎无限增强的可能。他那种对于叙事者社会事件的参与性描述及对情感经历的亲身式体验的深浅在很高程度上决定了诗歌情感的真实度和感染力，那种作者与叙事者合一的情感高度同构，使得其诗歌显得格外波澜壮阔，愈彰显出“诗”、“史”合一的特点。

二、难解难分的“我”与“他”

叙事“视角”和“聚焦”是叙事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视角”是关于文本“谁在叙述”，即谁在运用语言的问题，那么“聚焦”则是文本中具体的“谁在看”、“谁在感受”事件的问题。对杜诗的叙事诗歌进行视角和聚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和聚焦能显示出作者看待事物不同的方式和价值观，从而使一首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占据独特话语结构的独特的“这一首”，并散发出其隽永的艺术魅力。

杜诗叙事诗中存在着作者与叙事者之间自由转换的现象。杜甫本人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叙事者来进行叙事，如胡应麟赞他写人：“每读篇，无论其人履历，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2}尤以“三吏”、“三别”为代表，《垂老别》和《新婚别》，分别涉及婚礼和老人，它们以人生最重要的婚礼和最应该尊重的老人的遭遇为代表，典型地说明了当时整个社会纲常的破坏程度。以《新婚别》为例，首先是“我”的总的看法，“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一作固)不长”;然后清晰表明了叙事者的转变和游动，叙事者从“我”转移到新娘，“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样的转变表现了从全知视角向限知视角的转移，全知视角通常表现为外在于文本的叙事者(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清楚所有事件的前因后果，而限知视角则常表现为诗人在文本中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作为事件参与者身份出现的“我”)。通过这样的转变，作者把信息的控制和发送的权力交给了诗中的“新娘”，假托她的眼光来叙事和评价。这样，以新娘自己的出场，以新娘自己的话语来叙事，视角得以实现从全知的作者到限知的新娘的转移，从而为同一事件增加了两种视角，传达了多个社会层次的人对现实的感受，达到了他们之间情感相互印证的目的。显然，视角的转变增强了叙事诗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而《垂老别》“通篇皆作老人语”，是以某个老人作为叙事者的第三人称叙事和评价。该篇中作为作者的可靠叙事者“我”始终没有出现，而是以一个虚拟而概括的“老人”的限知视角来叙事和聚焦。末尾老人自我劝慰、论及生死，“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样的叙事从一个老人口中娓娓道来，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其效果明显比使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我”更加直指人心，胜过了 “我”再出场的累赘。《征人》也是化为“征人”语，以假托的“征人”来叙事。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则是直接出现叙事者“我”，写“我”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也能辨别出由作为叙事者的限知视角的“我”到全知视角的叙事者的变化(如最末一段)。此时，作者、叙事者、行为者在话语和故事层面实现了直接和高度的统一。 《佳人》也是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自由转换的一个典范。比如首句“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是全知全能的.外在叙事和聚焦。紧跟着“自云娘家子，零落依草木”则转变为“丽人”的“她”的叙事，聚焦也从外在聚焦转变为“她”的内在聚焦：“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而接下来的“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自宿”，这几句似乎可以看做是“佳人”向作者的哭诉，是佳人的叙事。“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可能是佳人的感叹，但更可能是“我”的总结和评述。“待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又是“佳人”的叙事，而“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则转为“我”的评价，叙事者再从内转向外。叙事者和作者的感受与情感始终呈现为相互环绕、相互印证的状态。

这样的叙事特点与西方叙事学对叙事者的认识是有些背道而驰的：“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的)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3}而作者和叙事者之间难解难分的现象在杜甫的叙事诗中普遍存在。在德里达宣称“本文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罗兰・巴尔特宣告“作者死亡”之时，本文仍执著于通过建立叙事者与作者之间的真实关联，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恰恰是因为抛开在普遍文本分析模式下强调叙事者、轻视作者的过度分析，使得我们相信杜甫诗歌里所叙述的历史、政治、事件、人物、感情和经历并非只是西方经典叙事学“语言决定论”视野下的一个具有融通一致性的符号系统，而是带有人类心灵感验的全方位性的视界，只有严肃地、设身处地地去体认这种作者的自我概念，才能体验到那种虽无缘得见、却深蕴其中的“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

三、“他”为“我”言的叙事方式

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如王嗣赞杜诗叙事：“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见亦不能作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4}这说明了作者本人亲历与感受力、认识深度的重要性，提出了作者本人重要性的问题。如刘开杨的《论杜甫的“三吏”、“三别”》{5}中关于《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的“嘱”究竟是谁发出的争论，以及《石壕吏》中诗人本人以及其他诗中人物“真实”问题的争论。

无疑，“叙事人”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区分素材和文本的意义更加明显。文本的叙事人和文本的作者是存在差异的。作者常需要委托叙事人来叙事，事实是作者只可能是一个(或综合的一个)，但杜诗中的叙事人却是复杂多样的，在文本中呈现为无数的“他”，而作为叙事者的“我”也只是无数的叙事者中的一个。叙事者是话语的掌控者，叙事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才是他希望表达的“真实”内容。要达到“真实”叙事，让叙事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方式、生活背景、身份特点、男女性别等来言说就是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杜诗善于把直观的叙事者直接引入叙事，让“他”来组织整个叙事，选择其他叙事者，连接所有事件的功能;而把隐含的作者暗暗镶置于文本，赋予作者实际掌控话语的权力，实现对思维逻辑、价值意义和情感走向的最终评判。其特点是作者可以随意选择所需素材，叙事者组织这些素材，可以自由进出于文本中，可以随意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评价和总结，以保证作者的声音通过叙事者最终达成表达“真实”的需要。由此，杜诗叙事文本的叙事似乎同样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我叙述：[我认为：(我听说的这件事情是)。也就是说，叙事文本尽管表现出了复杂的众多叙事者的声音，但最终通过这样的公式揭示了，所有的叙事文本实际上都是“我”在叙事。

这种外显的“他”内蕴着“我”的结果是，使得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和“他”、“他们”常常发生交叉和重合。杜甫怀古写人，“往往不以所赋昔人为主，只是就中拈到与自己的生活思想相契合的一节，从而写出抚古伤今的怀抱”。这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是“我”，而 “我”也常常就是“他们”。这样，“才能够把古人舒臂夺来，作自己诗中的宾客。”{6}在《兵车行》《佳人》和《北征》等作品中，作者借用 “行人”的口吻进行描述。这样的问答“似乎只是借鉴赋的主客问答体，把自我分成两部分，一借行人’口吻述世情，一以诗人身份发感慨。”{9}这样，类化的人物毋宁说是作者的另外一部分而已。之所以要使用类化的人物，无非是利用其他叙事者的出场，通过他们来讲自己的话和感受。也就是说，这样的类化人物的存在是为了证实扩大的“我”的合理性。他们的经历和情感始终围绕“我”要叙述的经历和情感展开。所以，在这类的文本中，“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我”而存在的。

于是，杜诗叙事者缠绕在“我”和“他们”之间，诗人对叙事者“我”的定位始终是现实可感的真实存在。“我”一会儿是作者的第二自我，一会儿是叙事者，一会儿是聚焦者。叙事者在文本和素材层次，在话语和文本之间游走，呈现为一个“我―他―他们”的联结状态、关系状态。“他”人之事与“我” 的感受是密切结合的，“他”人之事即是“我”之事。如《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中以“零落”作为连接二人的相似点。这样的特点也可以从上文对《佳人》的分析中看出。又以《石壕吏》为例，诗中通过老人、征人的“他”进行叙事，《兵车行》将千万个“征人”集中于某个虚化人物来叙事。虽然，其中没有“我”的明确出场，表面上看来这仿佛脱离了作者，但却深刻表达出杜甫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或单个的人，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事件和百姓疾苦的强烈注视。这里的“他”其实是 “他们”，是对叙事人和聚焦者的具体心理、情感的参与性和模仿性的体验。

杜甫诗歌中的叙事特点 第3篇

在飘零的旅途上, 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 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 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 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不仅标志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 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 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 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阔之美, 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 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 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

一、以抒情为重心的简单叙事

对抒情诗来说, 审美的效果与自我表现是诗歌创作的主要追求, 这决定了与抒情诗相联系的事实被过滤、修饰和简单化。在杜诗中, 以宴会诗、游历诗、送别诗为代表, 诗歌呈现出“以抒情为重心的简单叙事”的基本面貌。诗题对叙事的实现是杜甫这一类抒情诗“简单叙事”的首要特征。黑格尔说:“把一件事作为实在的情境所提供的作诗的机缘, 通过这件事来表现他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即兴诗”或“应景诗”。从杜甫《游龙门奉先寺》《得舍弟消息》《行次昭陵》等诗中, 我们看到“提供作诗的机缘”的“这件事”以浓缩的动宾结构陈述短语的形式在诗题中突显, 诗题的叙述性与诗歌的抒情描写内容配合成一个综合的艺术整体。

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中心的简单叙事”的第二个特征是, 景物描写对诗歌客观叙事的实在性与主观表现的情感性的双重表现。王国维云:“能写真景物、真性情者, 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欧阳修引梅尧臣语曰:“若意新语工, 得前人所未道者, 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尽之意, 见于言外, 然后为至矣。”中国古典诗歌使用的描写性语言是造成这种效果的主要原因。区别于陈述性的语言, 描写性的语言由说明性、形容性的名词或动词构成。以名词为主、动词为“眼”, 从而赋予了诗歌语言既具有可感的实在性, 又包含抒情的想象性。诗人作诗即选择这种具有双重性质的语言描写客观之景, 如“城春草木深”一句, 是写实又饱含深情。此外, 中国诗歌依靠描写的叠加而成高度形式化的语句。

二、背景式、广角式的全景叙事

“背景式、广角式的全景叙事”是指杜甫诗歌的叙事不以某个具体人物或情节为中心, 而着力介绍整个世界的一般情况:或以某一特定历史时间和事件为线索, 以史诗般的手笔, 展现广阔的社会情境。黑格尔评论西方的这类诗认为:“这种史诗 (神谱) 还缺乏诗所应有的圆满刻画, 它所能描述的一系列行动事迹虽显出必然的先后次序, 但是没有哪一个个别事迹或动作是从某一个中心出发而且从这个中心找到它的统一和完整。”与黑格尔所指的“神谱”不同。中国诗歌以较小的单元形式呈现, 并由具体的诗题所统率, 但是诗歌的内容却可以由诗题揭示的“中心”全面地发散开来。所以说在中国诗歌中, 诗题的具体性与内容的发散性、背景式全景描绘并不矛盾。杜甫的这种“全景叙事”的诗歌, 在安史之乱的历史机缘中得到了丰富展现, 它们寄托了杜甫深沉热切的社会关怀。

三、以单一场面为主的戏剧性叙事

与“背景式、广角式的全景叙事”不同, 杜甫另外一些新题乐府《兵车行》《丽人行》《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 表现出另一种叙事特征, 即深入历史事件的内部叙述一个故事。诗中有具体的人物出现, 并以其行为、对话或独白诸形式, 把人物事件构置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内, 形成了一个具有戏剧性效果的简单场面刻画。《兵车行》《丽人行》《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 这是一组模仿汉乐府创作方法、自立新题, 以单一的社会生活场面为主反映时事、寄托诗人社会关怀的诗歌。它们在艺术上的表现首要的一点是对汉乐府写作方法的继承, 体现在三个方面:选取、刻画典型的事件反映社会问题;以记言为主, 把写人、记事结合起来, 实现一种“戏剧化”的效果;时间、空间的集中和场面性、片段性特征。

四、展现客观故事的完整叙事

杜诗的前三种诗歌叙事, 反映了中国古诗的特质:短小精美的抒情, 不以叙事为重心, 尤其缺乏对事件的完整叙述;在以叙事为特点的乐府诗中, 也缺乏有长度的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形象, 而且包含主观情感的强烈渗入。但是诗歌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 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客观生活的变幻、丰富和独立事件的完整性促使诗歌形式、功能不断地发展拓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在“集大成”兼“开新世界”的诗人杜甫手中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尤其是叙述客观生活的力度得到极大的增强。杜甫以广阔的社会观察视角、深厚的历史意识把历史和现实内容融入诗歌, 用各种方法努力实现了“客观故事的完整叙事”。

论钱澄之诗歌的“诗史”功能 第4篇

关键词：钱澄之 诗史 功能

清初的明遗民群体，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很大，都具有较强的实录性。理论上形成了“以诗为史”“诗史互证”的主流取向。他们的诗歌作品更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崭新的方法、复杂的精神体验、厚重的历史感，书写着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如王夫之、钱澄之、黄宗羲等人，他们的诗论、诗歌作品和诗歌研究著作，都值得后人珍视。严迪昌的《清诗史》指出，遗民诗群的哀苦之篇，不但表现了那个时空间爱国志士的泣血心态，而且记录了大量为史籍疏漏的历史事件，具有珍贵的“补史”功能。这是相当准确的。史的作者是人，身处易代，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必然有所感触。时代的丧乱中，官方无心修史，加上南明维持时间很短，所以可以说，明末清初史事，多赖遗民们的诗歌得以留存。卓尔堪编的《明遗民诗选》所录505人的诗，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些人的诗大多具有考索历史的价值。虽然艺术风格不尽一样，也没有严密的创作组织，但大多展现残酷的亡国遭际，具有凄楚飘零的悲剧色彩。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钱澄之。在卓尔堪编的《明遗民诗选》中收录了他百首以上的诗歌，极为难得。

一、《所知录》中诗歌的“补史”功能

《所知录》中收录了作者的大量诗歌，这些诗歌可以视作对录史的补充。《所知录》采用特殊的编年体修史，其特殊之处在于，先以大字标明重大事件，其下注明该事件的详细经过，其间附有大量作者原创的叙事诗，以此作为对史料的补充叙述。这些诗共计73首。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按照“存其纪事之大者”的原则，从《藏山阁诗存》中选录出来的，共有68首。究其原因，在书前《凡例》中作者指出：

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纪篇章。闽中舟车之暇，亦间为之。粤则闲曹无事，莫可发摅；每有纪事，必系以诗。或无纪而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故诗不得不存也。删者甚多，亦存其纪事之大者而已。

《所知录》本着高度的实录精神，纠正各种伪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每有纪事，必系以诗”是《所知录》诗歌的主要特色。开创了“以诗写史”的新体例。本着“以吟咏纪事”的原则，专录南明王侯将相之事迹。如悼念黄道周的《哭漳浦师》，写陈子壮的《吊忠诗》，记述麻河大捷的《麻河捷行》，记述广州失陷、永历朝溃逃的《日于江感事》等。这些诗的作用是“补史”，所谓“无纪而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除了写别人，他还写自己。他希望通过“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岖”“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的描写，记载整个时代的历史状况。他的诗歌被纳入了历史的功能。且看《越东破》：

当今天子高皇孙，鲁国同是至亲藩；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越东君臣殊可笑，誓死不开登极诏；天子洒笔亲致书，相期先谒高皇庙！闽中恃越为藩篱，如今越破闽亦危；往时纷争不足论，与国既失应同悲！昨夜室中诞元子，通侯鹊印何累累！中兴所重在边疆，恩泽滥冒同烂羊。唇亡齿寒古所忌，君不闻元子之诞唇先亡？

此诗真实地反映了南明朝内部的不团结，浙江的鲁王与福建的唐王彼此相争，导致灭亡的结局。1446年鲁王大败，福建的隆武朝廷反而幸灾乐祸，为皇子庆生，大肆行乐。对此，本诗予以了揭露和讽刺，指出这样的行为是不明智的。

《哭峡江曾二云老师》之四，则是自况：

昔岁谬叨漳浦荐，主恩特诏试天官；书生不以先容进，国士偏承破格看。一命滥参延郡幕，三年窃戴侍臣冠。同时知己捐躯尽，每念师恩泪未干！

他深情地记述了自己南明入仕的经历，全诗尽显凄婉之情，表露对老师的感念和对自己经历的感叹。这首可以看作是作者自己的“年谱”。以此诗作为对死亡忠臣的纪念。

对奸佞之臣，作者则是鄙夷不屑的，看《黯淡滩》：

方帅穷归应藁竿，更诛马相七闽欢；严州阁老降何事，白首同悬黯淡滩！

本诗对方国安、方蓬年等人降清误国加以鞭笞，出自《所知录》卷一，用于在记述该事件后，表明立场。是典型的“以诗补史”。《所知录》卷一先有详细的记载：

贝勒在延平杀降官马士英、方国安、方逢年，悬其首于黯淡滩。先是，北兵渡江，阮大铖迎降，国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阴计间道归闽，渐可退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势且入关，劝早为防御计；以此输忠，为入朝张本也。已而，贝勒由严、衢入关；及陷延平，追骑至顺昌县获御扛，搜得其疏。贝勒出以示三人，遂骈斩之。

这三人都是朝廷重臣，方国安曾受封镇东侯，冯世英为首辅大臣，方蓬年曾任礼部尚书；威望很高，却背主降清，为人所不齿。诗通过他们被斩首示众时，福建百姓的欢腾，反讽他们年事虽高，却晚节不保，落得如此下场。看似冷淡，实则充满对他们的指责。

日本学者清水茂认为，《所知录》中的诗歌不用典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记述，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历史原貌，“直叙事实，不加粉饰”，不愧为“诗史”。像《悲湘潭》《悲南昌》等篇幅较长的叙事诗，都承担了“诗史”的纪事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诗歌叙事常常不清晰，相对史书的体例而言，反而没有优势。但作者注意在叙事时，融入自己的感情，表明立场，使得这些“诗史”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这些诗与《所知录》中冷静的历史描写构成互补，相得益彰。这无疑发扬了诗歌的美刺传统，拓展了诗歌“证史”的功能。我们不妨把《所知录》中的诗歌看作内容提要，把具体的历史叙述看作对提要的拓展和补充。这样就打通了“史”与“文”的界限。

二、钱澄之诗歌的纪史功能

以“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为创作准则，在为“故国”存史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遗民们不约而同地通过诗歌实录历史。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自觉地担当起“补史”的功能。“以真为美”也成为钱澄之诗歌的最主要的审美诉求。

钱澄之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叙事诗。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作品大多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不加丝毫掩饰。特别是他前期《藏山阁集》中的作品，大半与民生疾苦有关。如《悯荒和韵》其一：

种豆南山又苦蝗，哀哀寡妇哭三荒。劝耕已缺明年种，加派还征隔岁粮。市井揭竿争闭籴，官司传檄急通商。朝廷近日专心计，谁听悲歌云汉章。

明末崇祯年间，自然灾害不断，战争连年。朝廷上争权夺利，横征暴敛；底层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国家内忧外患，急需大量军饷，但广大百姓也已经被赋税、加派搞得焦头烂额。这一切钱澄之亲眼看到，非常焦虑。

又如，《杂感》第八首：

水旱频仍父老嗟，飞蝗又见际天遮。耕农去尽田难认，赋税逋多派枉加。窃恐流亡还伏莽，即令盗贼正如麻。朝廷弭乱须蠲免，终是饥寒且恋家。

国家多事之秋，偏又遇到多种天灾，作者形象而真实的记述，表达了他的焦灼与不安。焦灼之后，作者又表达了他的诉求。作者认为，天灾背后是人祸。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国家政治几乎崩溃。当权者不思励精图治，反而贪图享乐，横征暴敛。作者情真意切地指明了这一点，表达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理性观照，然而这种善意，一定不会被统治者重视，因此，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作者的无奈。

钱澄之早期的诗篇中，着力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如《官兵行》说：“河边大舰者何为？河下风吹舰上旗。云是新调守江北，行船过客索酒赀。榜人船头快招手，泊船送钱毋多口。勿令指作渡江贼，缚去请功袅汝首。”明朝官兵到处敲诈勒索，稍不如意，便将百姓视同叛贼加以杀害。《大梁行》记述官兵为了邀功，将老百姓与清军一起屠杀，不惜掘开堤坝，放水杀“贼”，结果“水来杀人百万多，隔岸官军奏凯歌”。《九江行》中“水中白骨蔽江来，都门昼闭不敢开”描述了兵士烧杀抢掠之后，竟然逼迫百姓跳入河中造成的惨状。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于百姓的同情和对明末黑暗统治的鞭笞。

三、钱澄之“诗史”的历史贡献

钱澄之的诗歌之所以可以实录历史，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无论叙事还是抒情，都是真切的，完全是作者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和写作时的切身体会的实录，堪称一部“心史”。作者敢于表现真情，突破礼教束缚，对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而言，这当属十分难得。

明末清初残酷的社会现实、血与火的刺激，使得身处乱世的遗民诗人放弃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变得异常激切。正如《田间集自序》中说的：“吾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又说：“论诗者当论其世也，论其地也，亦曰观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何情也了。”诗人的一些作品不加掩饰地直指时弊，异常悲愤。这显然是不合时宜，为当世所不容的。有亲友劝他“删其过悲者”。钱澄之疾呼：“吾宁诗不传尔，其悲者不可删也。”《与潘木崖》中也曾说：“拙集本不宜删，删者可存，存者正多可删。”因此他的诗常常以“往往激楚”的面目出现。很多直接记述当时的时政大事，如为记述“南渡三疑案”始末，作有《假亲王》《假后》《假太子》三诗，配合《南渡三疑案》一文，将宫闱内幕，公之于众。钱澄之根据自己的见闻，考证史实，秉笔直书。传闻也加以记录并标明，以待后人论定。

钱澄之正是凭借这样的不凡胆识实录历史，为后世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他的诗歌不但为“故国”存史，为自己的心灵存史，也是为我们全民族存史。这样独具实录特色的伟大“诗史”，除却记录历史而外，更让我们感受到钱澄之这样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心灵力量。潘耒《钱饮光八十寿序》中这样总结钱澄之的成就：

先生少负隽才，遭时坎坷，浩然独行其志。间关转徙，备尝人世之艰难。中有感慨，发之于诗，其质直真挚，如家人对语，未尝稍加缘饰，而情事切至，使人欲喜欲悲，不能自已。

钱澄之的诗歌，比较全面深刻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字字含情，艺术表现力强，奠定了钱澄之在清初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清代以后，官方对其作品虽多加禁毁，但他的诗歌文集、著述尺牍、学识人品依然广为人所称道。

与钱澄之同时代的遗民诗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诗都具有较强的实录性。就艺术风格而言，钱澄之的诗歌较为客观真实，而不仅是激切的表达，因此内涵更加深厚。简而言之，顾炎武等人更重主观情感的抒发，钱澄之则侧重于理性深入地思考剖析现实。钱澄之的诗歌与杜甫一脉相承，又有进一步开拓。与杜甫的沉郁顿挫相比，钱澄之的诗歌显得平淡而又朴实，更多客观描述，把主观的热情蕴含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更加深广博大的情怀。钱澄之的诗歌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可谓开一代之诗风。

参考文献：

[1] 赵园.明清之际的思想与言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2]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 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 （明）钱澄之.所知录[M].诸伟奇等辑校.合肥：黄山书社，2006.

[5] （清）卓尔堪选辑.明遗民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1.

作 者：方弘毅，东南大学艺术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艺术思想史。

诗史杜甫文言文翻译 第5篇

当时在梓州(今四川三台)过流亡生活的诗人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杜甫，字子美。他跟李白一样，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把他们合称“李杜”。杜甫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下苦功读书，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

后来，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把科举作为谋出路的途径，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写下的不朽诗句。

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唐玄宗刚刚封他一个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一个农村，把家安顿下来。正在这时候，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投奔肃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叛军，被抓到长安。

长安已经陷落在叛军手里，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解送到洛阳去。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什么大官，就把他放了。

第二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凤翔(今陕西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个时候，杜甫已经穷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身上披的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大褂，脚上穿的是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派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左拾遗是个谏官。唐肃宗虽然给杜甫这个官职，可并没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来，过了不久，宰相房琯(音guǎn)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琯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这一来，得罪了肃宗，亏得有人在唐肃宗面前说了好话，才把他放回家去。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

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

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

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第二年，他辞去了华州的官职。接着，关中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带了全家流亡到成都，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过了将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他的朋友死去，在成都没有依靠，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770年，竟因贫困和疾病，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诗史杜甫传的文言文翻译 第6篇

杜甫传原文及翻译

原文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

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

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常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中衔之。一日，欲杀甫，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者三，左右走报其母，力救得止。

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皆怜之。坟在岳阳。有集六十卷，今传。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伟，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城可信云。

译文

杜甫字子美，少时家贫不能够养活自己，旅居于吴、越、齐、赵之地。李邕对它的才学感到惊奇，先前去见它。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困居长安。

天宝十三年，唐玄宗朝拜献祭于太清宫，祭祀天地和祖宗，杜甫进献了三篇赋。皇上对这几篇赋感到惊奇，让它在集贤院等待诏命。命令宰相考试文辞，提拔为河西尉，杜甫尚未到职，后来改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杜甫）多次献上赋和颂（两种文体），于是就自己大力赞扬自己，并且说：“臣的先祖恕、预以来，继承儒学保有官位十一代，等到（祖父）审言时，凭文章显扬于中宗时。臣依赖继承的祖业，从七岁开始写文章，将近四十年，然而衣不蔽体，常常靠人接济生活，私下里担心会死在荒郊外，还希望皇上同情、怜爱我。如果让臣继承先祖的旧业，改变地位低下的长时间的屈辱，那么臣的著述，即使不足以宣扬六经，超过诸子，但含蕴极为深刻、感情抑扬，切合时宜、文思敏捷，可以企望赶得上扬雄、枚皋。有这样的臣子，陛下怎能忍心舍弃呢？”

适逢安禄山叛乱，杜甫避乱奔走于泾、渭等三江流域。唐肃宗即位，杜甫疲困衰弱想要从鄜州投奔皇帝的临时驻地。（中途）被寇贼捉住。后来杜甫逃了出来，逃往凤翔拜谒唐肃宗，被授右拾遗的官职。

杜甫和房琯是平民之交，当时房琯在陈涛斜被打败，又因为窝藏董延兰被罢黜了宰相职务。杜甫上疏说：“罪行轻微，不应该罢免大臣。”唐肃宗大怒，召见三司亲自质问。宰相张镐说：“如果让杜甫抵罪，这是在断绝言路。”唐肃宗（怒气）才缓解。杜甫谢罪说：“琯，是宰相的儿子，从小就树立了成为纯儒的理想，有大臣的体器，时人评论时承认房琯有三公之才，陛下果然委以宰相一职。我看它深切地为陛下担忧，形色中显出大义，然而性情有失谦逊，酷爱奏琴。廷兰寄托在房琯门下，贫困又年老，以房琯为依靠，房琯爱惜人情，直到被辱没。我感叹它功名没成，志气被挫败，非分地希望陛下您弃小错取大德，所以冒着死罪称述，直言激怒、违背了圣意。陛下赦免了我多次，又赐我还乡，这是天下的大幸，不仅我独自蒙受圣恩。”可是皇帝从此不怎么省察并登记了。

当时，杜甫所在的地方到处是盗寇抢掠，而杜甫家眷寓居于鄜州，生活终年艰难贫穷，小儿子虚弱到被饿死。于是（皇帝）允许杜甫亲自前往鄜州探视。（杜甫）从鄜州回到京城，出任华州司功参军。关中和长安随处闹饥荒，杜甫就弃官离去，客居秦州，以背负木柴、采集橡果为生。

后来（杜甫）流落到剑南，在成都西郭搭建草堂居住。朝廷召杜甫任京兆府功曹参军，它没有到职。适逢严武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杜甫）前去投奔它。严武第二次任剑南节度使时，上书推荐（杜甫）为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一职。严武因为与杜甫是世交老友，对待杜甫非常友好，亲自到杜甫家探望。杜甫见严武，有时竟不穿衣服，而性格褊狭浮躁，经常酒醉登上严武床，瞪着眼说：“严挺之竟然有这样的儿子”，严武怀恨在心。有一天，（严武）想要杀杜甫，在门口集合官吏，将要出去的时候，帽子被门帘钩住好几次，左右的人奔走（把这件事）告诉严武的母亲，严武的母亲极力相救（严武）才作罢。

崔旰等作乱，杜甫往来于梓州、夔州之间。大历年间，杜甫出了瞿塘峡，又从长江溯流而上到沅江、湘江，以便去登南岳衡山。于是客居耒阳，游览南岳庙，突然发大水，十多天找不到东西吃，耒阳县令备船来迎接，才回来。（县令）为它摆设了烤牛肉和白酒，杜甫喝得大醉，晚上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为人旷达放荡，不自我约束，喜好谈论天下的大事，调子虽高却不切实际。与李白齐名，时人称为“李杜”。曾经随同李白和高适从卞州路过，饮酒醉了登上歌舞台，情绪激昂地写怀古的诗歌，人们不能猜测它的心思。多次饱尝寇贼作乱的痛苦，坚守节操不被玷污。做诗歌，感伤时局又懦弱无为，忠诚不忘君主，人们都很同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