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收入差距范文

地区收入差距范文（精选12篇）

地区收入差距 第1篇

地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近年来成为国内外政府策者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 各个地区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似乎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长期来看, 地区发展不平衡不仅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而且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对各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机制准确测量和分析既是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体现, 同时又是政府制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参考依据。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有关收入差距形成机制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有: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二元经济结构, 经济政策的倾向, 垄断、寻租、腐败行为等非法收入各种原因, 同时财产收入差距也引发收入分配新的不平等[1]。李实等的研究表明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之间具有强相关性[2]。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以及由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形成的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差距不仅超过了收入分配差距, 而且从长期趋势上可能会出现加速扩大的势头。陈远方的研究表明, 中国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以递增的速度增长, 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却是以递减的速度增长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 他们利用富人、穷人财富流动模型分析这一现象的机理, 并且从中找出实现合理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均衡的突破口以及相应的对策[3]。袁海霞认为, 造成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本质原因是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发展扩大下, 引进为主的科技进步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的投资分布。中国主要依靠引进技术而不是自我的技术创新来实现科技进步, 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资本的不均衡流动从而通过分配、消费的影响形成中国的产业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从而各地区居民、不同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4]。陈秀梅认为, 按要素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是要素价值在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体现,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同时, 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在长远看来, 这一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对于这种源于效率差别形成的收入差距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否则会对市场竞争效率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要缓解这方面的矛盾只能更多地依靠政府和社会非市场机制的力量, 需要政府在再分配中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5]。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用加权变异系数来衡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区域各个指标间差距, 其计算公式为:, Y为浙江省各地区收入差距变异系数, 用其来表示浙江省各地区的收入差距。x1, x2, x3, x4, x5表示各个地区产业结构差距,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 劳动生产率差距, 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差距和交通运输量差距。

(一) 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择的解释变量主要有:

1. 产业结构变异系数 (x1) , 产业结构指的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从业人员的比例, 它等于当年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除以当年的社会总从业人员数量。理论上来讲比例越大则居民收入越低。

2.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变异系数 (x2) , 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用了大量的外资, 所以外资实际利用数量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会产生重大影响, 外资利用数量越多则经济越发达, 居民收入也越高。

3. 劳动生产率变异系数 (x3) , 本文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公式为:劳动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年末实际就业人员数量。一般来说, 劳动生产率越高则居民收入越高。

4. 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变异系数 (x4) , 一般来说, 科技从业人员数量越多则劳动生产率越高, 从而居民收入越高, 科技从业人员数量的差距会对劳动生产率差距产生影响。

5. 交通运输量变异系数 (x5) , 本文将各个地区的海路、陆路和空中运输量加总得到每个地区的交通运输总量。一般来说,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交通运输量也越大, 交通运输量的差距会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造成重要影响。

(二) 模型设计

根据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文设计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 Y为浙江省各地区收入差距变异系数, x1, x2, x3, x4, x5表示各个地区产业结构变异系数,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变异系数, 劳动生产率变异系数, 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变异系数和交通运输量变异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α1, α2, α3, α4, α5, 分别表示各个地区产业结构差距,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 劳动生产率差距, 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差距和交通运输量差距的弹性系数。

式 (1) 两边取自然对数, 将模型 (1) 化为线性回归模型 (可以减弱各变量指标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 :

(三) 数据来源

产业结构指标等于当年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除以当年的社会总从业人员数量。劳动生产率指标是用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年末实际就业人员数量得到的。交通运输量是将各个地区的海路、陆路和空中运输量加总得到。本文所采用数据均来自于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

三、实证分析

19902010年, 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长。其变异系数由1990年的0.353增加到2010年的0.594, 增加了1.68倍, 年均增长2.5425%。

(一) 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形成机制计量模型分析

由于对非平稳数据变量直接建立模型会产生虚假回归, 因此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若为非平稳的同阶单整时间序列, 则需要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容易验证各变量时间序列 (对数形式) 为平稳的序列。因此, 可以直接进行回归。根据模型, 利用各变量数据和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 得到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 模型中, ln x1、ln x2、ln x3对ln Y有显著影响, 其他变量有的显著、有的不显著。模型2回归结果最好, 各回归系数显著, 拟合优度较高, 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 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根据上述回归结果,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产业结构差距,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 劳动生产率差距变动对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差距和交通运输量差距对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从模型2的回归系数看来, 收入差距关于产业结构差距弹性、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弹性、劳动生产率差距弹性, 依次为0.5073、0.1001、0.3068, 即产业结构变异系数、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变异系数、劳动生产率变异系数每提高1%时, 收入差距依次增0.5073%、0.1001%、0.3068%。因此, 产业结构对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 其次为劳动生产率差距, 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对收入差距影响最小。

(二) 各因素对收入差距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由模型2可知其回归系数依次为:α1=0.5073、α2=0.1001、α13=0.3068。将模型2的回归系数做归一化处理, 记归一化处理后的系数为:βi=αi/Σαi (i=1, 2, 3, ) , 则有β1=0.56、β2=0.11、β3=0.33, Σβi=1。各驱动因素变动对碳强度变动的贡献率为βi Gi/GY (i=1, 2, 3, ) 。其中Gi为各因素增长率, GY为收入差距增长率。

从收入差距及其形成因素增长率、各形成因素变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贡献率计算结果看, 19902009年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上升趋势, 年均上升1.2039%, 在分解后的各驱动因素中, 产业结构差距变动,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变动, 劳动生产率差距变动对收入差距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依次为4.128217%、22.21558%、12.75567%。其主要原因在于:19902009年浙江省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年均增长率达到11.63126%, 实际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对增加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 而产业结构差距和劳动生产率差距分别年均增加1.835427%和4.114576%。因此对收入差距增加的贡献率较小。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产业结构,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 劳动生产率, 科技从业人员数量, 交通运输量的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

1.产业结构差距,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 劳动生产率差距变动对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差距和交通运输量差距对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从模型2的回归系数看来, 收入差距关于产业结构差距弹性、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弹性、劳动生产率差距弹性, 依次为0.5073、0.1001、0.3068, 即产业结构变异系数、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变异系数、劳动生产率变异系数每提高1%时, 收入差距依次增0.5073%、0.1001%、0.3068%。

2.19902009年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上升趋势, 年均上升1.2039%, 在分解后的各驱动因素中, 产业结构差距变动, 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变动, 劳动生产率差距变动对收入差距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依次为4.12%、22.21%12.75%。其主要原因在于:19902009年浙江省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差距年均增长率达到11.63126%, 实际利用外资差距持续增长对增加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 而产业结构差距和劳动生产率差距分别年均增加1.835427%和4.114576%因此对收入差距增加的贡献率较小。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 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加快改变浙江省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 提高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通过实证分析可以了解到, 浙江省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异系数从1990年的0.406增加到2010年的0.453, 对收入差距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4.12%。因此落后地区应该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调整和优化服务业结构, 提高服务业水平和层次。

2.落后地区积极引进外资。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实际利用外资差距持续增长对增加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 所以落后地区应该加快引进外资。引进外资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 促进资本形成, 提高工业产值与增加值, 并对出口规模, 出口创汇有重要作用。最终有利于提高落后地区的收入水平。

地区收入差距 第2篇

分析

——以陕西省2000—2010年统计数据为例

白凤娇 邵忍丽

 2013-04-10 14:57:12

来源：《农业经济》2012年第11期

摘 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城乡居民生活条件有了较大地改善，但也引发了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及金融服务体系等的不完善。本文以陕西省2000-2010年统计数据为例，探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导向

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我国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显著地改善。但客观上也带来了社会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和调整，致使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态势。西部地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全国经济协调发展，也引发了我们对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的思考。笔者对陕西省2000-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中国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而从全国各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是最高的，达到了58.3%。这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就越明显。就陕西省来讲，其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与西部兄弟省份特别是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陕西省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课题。

(一)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近年来保持稳步增长

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引导下，陕西省不失时机地抓好经济运行的质量，大中型企业效益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迅猛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全省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近年来保持稳步上升的良好势头(参见表1)。尤其是2002年起我国先后实行“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工程，使我省在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表1 2000-2010年陕西省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

注：2000-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数据来自陕西省统计局统计公报。

(二)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呈扩大趋势

在全省经济水平整体提高的基础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很突出。通过表2可以看出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长期以来保持持续扩大的趋势。2010年陕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为11590元，比2000年增加了7936元，是2000年的3.17倍。在陕西10多年来的发展中，党和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将2000年来陕西城乡居民收入进行对比后我们就会发现，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高于农村居民。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值稳定

虽然陕西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绝对值在不断扩大，但这是在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值实际变化不大。从图1可以看出，2000年至今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比值维持在4.10左右。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值4.11后于2010年又回落到3.82。为了将城乡收入差距相对值控制在平缓状态，陕西省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同时控制好城乡收入比值，切实惯彻了中央“城乡统筹”的发展方针。

表2 2000-2010年陕西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注：2000-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数据来自陕西省统计局统计公报。

图1：2000-2010年陕西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四)城乡居民收入的国内比较

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引导下，陕西省城乡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但与全国总体发展水平相比，由于陕西地处我国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如图2所示，自2000年以来，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2：20(0-2010年陕西与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

与全国城乡收入相对差距相比较，陕西省城乡收入比值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如图3所示，2000年至今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尚未达到3.5，而陕西省该指标已超过4.0，世界银行认为，农村居民收入应为城市居民收入的66%或更多一些较为合适，也就是说城乡收入比不超过1.52倍。这说明我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然很严峻。

图3：2000-2010陕西省与全国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比较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库兹涅茨在分析英、美、德等国家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动关系的著名倒“U”型假说，即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时，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并持续一段时间。此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收入差距又会逐渐缩小，不均等程度有所缓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统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在经历了70年的努力后，工农收入比才由2.5∶1缩小到1∶1左右。

陕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的人才资本纷纷流入，为陕西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使全省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令人惊喜的“上扬曲线”。但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外资的引入往往首先是在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较好的城市和地区，使得我省经济出现“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失调所致。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而家庭经营收入有近90%来自于第一产业。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农业增长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又由于城乡居民所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农村居民所从事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工资收入普遍较低。其次是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过低。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局面，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分享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农村居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待遇。这是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制度障碍。

2、工农业投资比例失调。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少于城市，农业投资主要依靠农民个人的投入。但是由于农村包括价值流失在内的资源输出大于资源的输入，同时也包括税金、集体承包和集体提留以及各种摊派等使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民负担过重，这制约了农民纯收入的增长，因而农业投资就难以增加。农业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超负荷运转，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有限。所以，这是导致工农业产值增长率差距扩大，进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近年来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较快，资金需求量也逐步增大。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对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并未起到积极作用。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信贷业务重点转向中心城市，对农业生产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处于萎缩状态，造成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其次，就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来说其发展势头相当迅猛，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复杂。尤其是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显著高于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贷款利率，在这种情况下，非正规金融组织的高利率可能会加剧农村地区的贫困化。

三、缩小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已经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一)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1、推动农村居民城市化的进程。要改善陕西省“二元经济”的现状，提高农民收入，只有通过逐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才能实现。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中国城市化水平要达到47%的世界平均水平，需要转移农村人口1.5亿人，如果要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与中等工业经济发展相应的水平，则要转移农村人口2.5亿人。这说明我国将有大量的农民要离开土地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城市化是趋势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当地政府要充分考虑进城农民离开土地后的生活保障能力，逐步降低并最终取消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各种壁垒，在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统筹安排，特别要让农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和能力。此外，要以城市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为契机，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再就业培训和扶持，最终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

2、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对于西部地区，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农村居民非农工资性收入比重较低。因此，促进人口流动和当地工商业经济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最直接的方式。一方面，加大农村教育培训投资力度，逐步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职业技能，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同时也提高农民跨行业、跨区域就业的能力，实现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资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加快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增强其对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此外，做好农民进城就业培训、咨询、介绍和维权工作，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优化农民非农就业环境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二)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应关注弱势群体。尽管近几年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涉及人群还比较少，经费还比较低，覆盖面还比较窄，特别是广大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和个人不能得到应有的救助。我们要重点关注弱势群体，把老人、残疾人、孤寡人员和其他低收入者作为社会保障的重点，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政策上倾斜。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最低，加大对这些人的社会保障力度将显著提高我国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三)强化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功能。首先，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如：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贷款等；其次，加大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资源供给，遏制资金严重外流。国有商业银行应在注重盈利性和风险生前提下力所能及地提高支农的力度。最后，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我们应该允许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存在与发展，但必须对其运行和发展加以规范，使非正规金融所承受的风险下降，所要求的回报率降低，使需要该金融服务的农村居民负担减轻，缓和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谷军，康琳，陈荣荣.北京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1)：101.[2]张鹏，袁方.农村金融、城市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9(8):38.[3]聂华林，翟彬.基于收入结构视角的西部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09(11)：88-89.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项目《陕西省城乡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及政策导向研究》(批准号：11JK0078)；咸阳师范学院2009年项目《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相关性研究》(批准号：09xsyk216)。

地区收入差距 第3篇

关键词：产业集聚；服务业；收入差距

一、 文献综述

自从新经济地理学派将经济区位因素纳入产业集聚及其扩散原因的研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考虑此因素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并开始研究服务业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Ciccone和Hall（2002）认为空间因素是造成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将空间产出密度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中去估计欧洲国家集聚经济与产出的关系，得出集聚经济能促进产出增加。范剑勇（2006）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地区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得出制造业在东南沿海集聚以及非农产业地区间分布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同时认为产业空间集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促使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罗勇（2007）研究我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通过实证方法对西部地区集聚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产业集聚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同时产业集聚差异也会造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谢里等（2012）构建了制造业集聚及其与制度因素交互项共同影响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地区层面，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全国整体层面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两大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将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

总结前人研究不难发现，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丰富，但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文献比较少，一些学者也只是间接提出集聚对收入差距有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将从空间地理角度，从传导机制和实证两方面分析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 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传导机制

集聚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产业集聚对集聚地区经济产生的集聚效应。由于要素集聚、经济活动集聚以及区位优势导致服务业空间发展集聚，而这种集聚通过集聚经济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对集聚地区就业、工资收入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从而提高集聚地区收入（见图1）。而集聚的空间差异会导致地区间收入的不同，因此关于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总结前人相关研究，提出服务业对收入影响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服务业集聚的扩大就业效应、提高工资收入效应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服务业集聚的扩大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特性和专业人才吸入特性。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同时就业比重就会不断增加，成为拉动就业的重要引擎，这也是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作用的结果。服务业生产波动小，不受制于自然条件和库存调节需求，因而能吸引大批劳动者。另外服务业集聚地区中，城市发展日趋细分化和专业化，如金融、法律、信息的行业对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较高，同是报酬也较高，吸引了大批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服务业大规模集聚时候，往往就会拉动地区就业比重，即扩大就业效应。

服务业集聚的增加工资收入效应体现在当地区服务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不断改变各个行业的要素配置比例，进而改变要素所有者收入。一般而言，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是因为追逐更高的产出。服务业内部包括很多行业，各个行业在城市地区的集聚程度也不同，并且存在效率差异，但是服务业人均产值仍高于农业，有些行业高于第二产业。例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和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因此服务业重点行业集聚会增加居民人均收入。

服务业集聚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更加明显，产业结构调整通常经过第一产业主导到第二产业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主导的过程。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并且成为经济的主导，这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服务业集聚发展必将会增强第三产业竞争力，扩大服务业规模，同时集聚地区的企业通过使用公共设施，也减少了分散布局造成的资金浪费，减少企业成本，因此服务业集聚必将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强劲动力，也会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服务业发展迅速，集聚态势明显，而随着服务业集聚趋势的增强，上海市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随之提高，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和优化。

由上文分析可知，服务业集聚与集聚地區收入之间有着紧密关系，服务业集聚通过集聚经济的规模效应为集聚地创造更多就业，提高了地区人均工资收入，同时服务业集聚发展还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集聚地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发展是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动力。我国由于地域辽阔，要素禀赋及自然区位差异以及改革开放时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地区之间服务业发展不同，服务业集聚水平不同，因此地区收入差距也由此而产生。

三、 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本文引用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函数，假设两个地区，分别运用不同的含有集聚因素的生产函数进行处理，最后得出以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含有集聚因素的模型，研究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的影响。为符合分析我们假设两个地区，地区一经济发展缓慢，生产落后，经济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服务业发展落后，不存在集聚现象。地区二经济比较发达，整个地区已实现服务型经济，服务业已成为全社会的支柱产业，并且服务业集聚发展明显。参照Resruccia和Diego（2003）的生产函数，假设第一个不具有第三产业集聚现象地区的生产函数为规模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第二个地区引用Ciccone和Hall（2002）的含有空间产出密度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据地区劳动力均衡的必要条件为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率，将两个地区工资对比，然后两边取对数，最终得出：

lnGapj=？啄0+？啄1ln■+？啄2ln■+？啄3ln■+？啄4lnLQj（1）

（1）式中，GAP表示地区收入差距，？赘代表全要素生产率，K、L分别代表地区资本和劳动，LQ表示服务业集聚区位商。

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根据我国服务业地区之间发展状况以及我国经济地区差异特点，本文将我国整体分东、中、西三个地区间层面，选取1991年～2012年的数据，运用上面得出的地区收入差距模型，分别对我国全国层面和东、中和西三大地区间层面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为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针对性除简单乘除以及对数处理外，未做其它处理。

介于本文分析的主要是服务业集聚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分析的准确性，模型的相关变量选取指标为：地区收入差距，本文采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来衡量地区收入差距，用Gap表示；服务业集聚规模，区位商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且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指标，因此本文选用区位商指数衡量服务业集聚程度，用LQ表示；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比，本文借鉴前人使用Malmquist-DEA估算我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用R表示；劳动力投入比，本文选用各省市城乡年底总就业人数比，然后分别计算出东中西部地区年底就业人数比，用就业人数之比衡量劳动力投入比，用符号L表示；资本投入比，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本文用各省市年末固定资产总额表示，然后计算出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用符号K表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

将上述各个替代变量代入公式（1），最后整理得出计量回归模型：

lnGapjt=？啄0+？啄1lnRjt+？啄2lnLjt+？啄3lnKjt+？啄4lnLQjt+？着jt（2）

3. 实证结果。本文采用F检验决定选用的模型形式，然后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全国层面整体回归结果以及分三大地区间层面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LQ的系数为正，说明服务业集聚差异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扩大作用，但其p值在5%的水平下并不完全通过检验，只呈现边际显著。这正是本文研究重点所在，前面分析了服务业集聚对集聚地经济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而分别从扩大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和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影响收入，而总体上的实证结果得到预期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结论。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服务业集聚明显存在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分区域不同，为此应将我国分地区回归，同时单单使用区位商指标判断服务业集聚地区差异略显不足。收入差距不同的时期影响因素也比较复杂，现阶段总体来看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有扩大影响，但是总体上边际显著。我国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较快，集聚趋势明显，产业结构也趋近合理，服务集聚发展通过增加居民工资收入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集聚规模不明显，从而造成收入差距相对变动增加。

R系数为0.036 9，说明人力资本相对差异对地收入差距有扩大的作用。正如樊纲认为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在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成果市场化方面存在差距，这是导致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L系数为-0.068 8，说明我国地区之间就业人口相对变动对我国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具体分析为就业比重增加会增加地区产出，从而提高地区收入水平；K系数为正表明资本要素差异会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这也与现实相符，因为无论从基础设施、规模经济的获得、享受经济的外部性来看，发达的地区更具有优势，虽然目前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加大投资，但是资本存量相对较少，投资结构也比较单一，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更愿意向发达的地区以及其辐射的地区流动，从而给居民带来更好的收益。

考虑到三大地区的不同特点，我们分别对东西部、东中部以及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和服务业集聚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见表1）。考虑到本文重点研究的是服务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故其他控制变量结果没有详细列出。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东西收入差距变动系数为正，且结果比较显著，这说明东西服务业集聚差异确实对东西收入差距存在正的影响，即服务业集聚单位相对变动，会拉大东西地区收入差距相对变动0.505 3，我国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较快，集聚趋势明显，产业结构也趋近合理，服务集聚发展通过增加居民工资收入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而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集聚规模不明显，从而造成收入差距相对变动增加；从东中地区回归结果来看，我国东中收入差距也受服务业集聚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系数为0.551 2，这说明我国中部地区虽然服务业发展相对东部还是相对落后，集聚趋势初显，但是与东部人口、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集聚的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服务业集聚因素的变动也会拉大收入差距；从中西地区回归结果看，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差，服务业集聚影响系数为负，且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相似，集聚差异并不明显，特点是大多集聚在区域内几个大城市里，因此实证结果不够显著，另一方面，近年来西北地区收入增加较快，而中部地区相对发展较慢，中西地区收入差距逐渐减小，这可能是导致结果并不理想的原因。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整体上服务业集聚扩大收入差距，影响边际显著，但区域间服务业集聚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同：服务业集聚是东西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但对中西收入差距影响不大。服务业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服务业发展会加快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而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以及要素在各行业间的配置也将随之改变，而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在我国，由于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不同，东中西服务业阶梯型发展，东南沿海服务业集聚，对经济贡献大，中西部服务业发展落后，因此服务业集聚会扩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而对于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对收入的传导效应并不明显。实证分析表明东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也确实受服务业集聚因素正的影响，并且比较显著。这说明服务业在东南沿海发达的地区集聚发展，确实能通过增加就业、提高工資收入和加速产业结构等方面增加集聚地区人均收入。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落后，内部结构升级缓慢，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如果这种现状持续下去，就会影响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解决此问题势在必行。依据本文实证结论，中西部地区应重视服务业发展，通过服务业集聚带动集聚地区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此增加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促使我国地区经济差距逐步缩小，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2006，（11）：72-81.

[2] 谢里、谌莹、邝湘敏.产业集聚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地理，2012，（2）：20-26.

[3] 魏君英.服务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关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2）：14-23.

[4]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D.Restuccia and DT Yang.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Cro- ss-Country Analysi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3，（2）：234-25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2009JJD790026）。

作者简介：蒲红霞（1987-），女，汉族，重庆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服务贸易、服务经济。

地区收入差距 第4篇

改革开放的初期几年内, 我国居民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呈逐步下降趋势, 但随着1985年之后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 以及对城市改革的不断推进, 各地区经济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 而中部则发展缓慢, 西部由地去城镇进行工作的选择, 增加了人们增收的渠道, 同时社会配置将更加趋于完善与紧凑, 故人均收入水平将上升。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对变量进行筛选, 发现最优变量选择为:Capital、Trade与

Urb, 回归结果为:Income=1505.74181+26.71718*Capital+6988.29908*Trade+108

于地理原因更加落后I, nc经om济e=发15展05不.74平18衡1+的26加.71剧71导8*致C了api各tal地+区698人8.2均9908*Trade+108.72194*Urb+ε其中R-Square为0.9580, Adj R-Sq

收入差距呈阶梯型上升的趋势。但在2006年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有了轻微的下降, 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国家大力实行的科教兴国战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各地区人力资本的差异水平, 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积极扶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总体上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因而深入探究其内在的决定因素对降低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2009年截面数据作为基准来探究人均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期解读近期人均收入差距变化的新趋势。

二、各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理论预期

(一) Capital为各省人均实物资本存量 (千元/人) , 其中,

2009年的数据由孙辉等 (2010) 推算出的2008年数据, 并结合张军等 (2004) 的关于省际物质资本的估算方法推得。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资本能够促进收入水平的上升, 同时, 更多的资本积累将对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人均物质资本数量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相关。

(二) Education为各省人均受教育时间 (年) , 用来衡量人力资本。

首先将受教育水平分为五类, 分别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相应的教育年限为0, 6, 9, 12, 15。通过查阅2010《中国教育年鉴》关于各个受教育水平的人数比例, 通过加权得到最终的各省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均受教育时间与人均收入水平显然成正相关, 受教育时间加长, 劳动者的素质就变高, 同时掌握更多技能, 能适应更高强度工作, 收入水平将提高。

(三) Trade为各省200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该省当年生产

总值的比例, Fdi为各省2009年人均对外直接投资 (千元/人) , 两者均代表各省参与全球化的程度, 计算时需把进出口贸易总额用2009年汇价进行了人民币单位的转化。Trade、Fdi的水平均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相关。更大的Trade和Fdi值表明更多的参与国际事务, 显示出更高的国际化水平, 因而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红利, 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有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四) Gov为各省2009年人均财政支出 (千元/人) , 包括文教科卫事业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两大项。

更高的Gov水平表明有更多的财政支出应用于保障民生, 人民的福利将得到直接改善, 进一步, 凯恩斯消费理论告诉我们, 财政支出将多倍地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

(五) Urb为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 体现城镇化水平。

该值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正相关。更大的Urb值意味着人们能更多为0.9533, 说明拟合程度好, 同时三个变量显著。

进一步D-W检验, 得出DW值为1.995, 而相对应的du为1.65, 因而有du

以上结果表明: (1) 人均实物资本对人均收入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平均每增加1000元, 人均收入将提高26.7元。 (2) 对外贸易程度对人均收入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开放度每增加1%, 人均收入将增加7000元左右。 (3) 城镇化水平对人均收入也有显著的影响, 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 人均收入将增加108.7元。

四、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就缩小地区间人均收入差异提出四点建议:首先, 加大力度投资中西部落后地区,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以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 以加快该地区资本积累速度, 同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提高资本使用率。其次, 深化全球化程度, 尤其是对于西部, 给予西部对外贸易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比如:补贴、免税等, 鼓励中西部落后地区充分利用各自的地方优势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再次, 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同时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优势发展乡镇企业, 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为该地区城镇化建设加速。最后, 人力资本的作用虽然没有在本文中体现, 笔者认为是国家逐步推进的科教兴国战略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近几年, 9年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 极大地提升了西部落后地区人民的素质, 缩小了东西部人力资本的差距, 因而其对人均收入差距的解释能力有了极大的下降, 但不容忽视的是, 人力资本始终对人均收入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因而应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提升劳动者素质, 并积极探索知识转化为人均收入的多种渠道, 以提升人均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 2004 (10) .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公正 第5篇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公正

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现阶段改革开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就非自然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矫正对策,以化解由此造成的经济社会风险,切实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以期改革营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 者：许锋 XU Feng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F13/47 关键词：收入差距   成因   对策  

收入差距128倍 第6篇

新华社类似文章发表远不止一次，但这一次引起关注，不是内容更新，而是时代契合。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在十二五调整收入分配的强大时代呼唤之下，这篇本不起眼的文章出人意料地激起千层浪。

该文引述的关键数据是基尼系数，之所有宣称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是因为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特别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最低工资几十倍上百倍，这样使大量的财富流失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我国著名税务专家来洪祥个税本可以调节贫富差距，但是因为我国个税存在者漏洞，即无法征收到企业老板的个人所得税。

业内人士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已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北京市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杜午禄当前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出现的新矛盾，是由于相应的分配调节措施或政策没有跟上而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办法是培养低收入者增加工资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增加补贴。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长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网友健全基层维权体制，健全工会制度。要让工会敢于维权，敢于组织工人罢工，这不是和社会、政府作对，而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地区收入差距 第7篇

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形成了地区间严重的收入差距。理解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策略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以往研究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文献大体上可分归为两类:(1)采用可以衡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指数对地区间收入差距走势进行分析,并对这些指数加以分解,进而找出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因素(Démurgeret al.,2002;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8;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范剑勇,2004)。(2)实证检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假说在中国是否适用,即检验中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收敛,并进一步讨论哪些因素影响收敛(Kanbur et Zhang,2003;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蔡昉和王德文,2002;彭国华,2005;万广华、陆铭和陈钊,2005;王小鲁和樊纲,2004;马拴友、于红霞,2003;韩凤芹,2004)。从实践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从发展的角度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旨在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但这些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并不清楚。而要评价和预测这些措施的效果,就需要首先了解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政府能够调整的因素。

财政转移支付①和促进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中央政府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两种基本手段,前者是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性资金投入,后者是中央推进地区的制度创新。本文实证考察财政转移支付、地区市场化进程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旨在发现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影响机理如何,中央在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上应该选择财政转移支付还是促进地区市场化进程。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对地方的直接资金投入,增加经济发展中资本总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其次,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尤其是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有利于改善该类地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进而有利于该地区引入资本、人才、技术等,对提高地区整体经济效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可以使落后地区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也可以促使其加入到全国的分工体系中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陆铭、陈钊和严冀,2004)。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预期,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越多,经济发展越快,赶超发达地区的速度越快,地区间收入差距越小。我们以人均转移支付衡量一个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以人均GDP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中位数视为参照系,提出假设一:

H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一个地区获得的人均财政转移支付相对该指标的全国中位数越大,其人均收入水平高(低)于全国中位数的程度越大(小)。

2. 市场化进程与地区间收入差距

以往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本身固有的缺陷不能解决信息与激励问题,而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上问题,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当然,这样的理想状态是建立在政府正确的定位和健全的法治基础上。市场经济体制要有效运转,必须是市场本身在激励微观主体、优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政府主要是提供适当的监管和法治,维持市场秩序。因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市场中非国有经济越发达、产品和要素市场越发达、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优越性,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据此,我们提出假设二:

H2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该指标的全国中位数越高,其人均收入水平高(低)于全国中位数的程度越大(小)。

三、数据分析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中国于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并于1995年建立了旨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于此,我们以1995至2003年度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②为样本,考察财政转移支付、市场化进程与地区间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其中对重庆缺失1995和1996两年数据以四川省相应数据代替。最终获得279个地区/年度观测值。

其中,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由以下公式计算得来:

财政转移支付=中央补助收入(含税收返还)决算数-上解中央支出

相关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中“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市场化进程数据参考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03)编制的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的方法编制而成。这一数据包括政府干预指数、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产品市场发育指数、要素市场发育指数、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和市场化总指数。文中使用的其他数据如人均GDP、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化水平等均来自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城市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检验模型和变量说明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构建如下检验模型并使用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本文的两个检验目标。

其中,β0为截距,β1～β6为系数,ε为残差。i=0,1,2,3,4,5,分别用于考察自变量对当期和滞后一至五期因变量的影响。模型各变量构成和含义参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以往关于经济发展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研究通常认为,一个地区的交通情况、教育发展水平、人口增长率控制情况和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对地区间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本文将代表上述四方面的指标Traffic、Nonedu、PopuInc、CITY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模型中加以考虑。

模型中变量的具体说明如下:

(1)因变量。GAP是因变量,代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中位数的差距。比值越大,代表该地区人均GDP领先全国各省人均GDP中位数水平越远,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本文采用该指标衡量地区间收入差距,与以往相关研究保持了较高一致性。

(2)测试变量。Transfer是测试变量,代表各地区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与全国中位数差距。比值越大,代表该地区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领先全国中位数水平越远,该地区从中央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越多。根据研究假说,我们预期该变量与GAP正相关。

Index是地区市场化进程及其分指标的统称。根据不同研究目的,我们在实际检验中使用GovIndex、PrvIndex、PrdIndex、FctIndex、LegIndex、MrkIndex中的一个变量来替代模型中的Index变量。

其中,GovIndex越大,代表地区政府干预经济强于全国各省中位数水平越远,该方面市场化进程越慢。PrvIndex、PrdIndex、FctIndex、LegIndex、MrkIndex与GovIndex定义类似,不同的是这些比值越大,代表相应方面地区市场化进程领先全国中位数水平越远,市场化进程越快。根据研究假说,我们预期GovIndex与GAP负相关,其他变量与GAP正相关。

四、检验结果

表2是自变量与因变量对应相同年度数据时,对全体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1)至(5)分别为纳入市场化进程的五个侧面变量时的结果,这五个变量依次为政府干预经济程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模型(6)是仅纳入市场化进程整体情况变量时的结果。模型(1)至模型(6)的结果表明:

(1)人均GDP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每提高1倍,相应的人均GDP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提高0.376倍。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2)政府干预指数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每提高1倍,相应的人均GDP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下降0.353倍。说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存在负面影响,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是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3)非国有经济指数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每提高1倍,相应的人均GDP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提高0.516倍。说明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有利的,非国有经济越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越快。由此,中央可以通过出台宏观政策等措施鼓励和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4)产品市场发育指数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每提高1倍,相应的人均GDP占全国中位数的比值上升0.105倍。说明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越高,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越大,地方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中央可以在打破地区市场分割、限制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全国市场一体化等方面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地区产品市场的发展,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5)要素市场发育指数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每上升1倍,相应的人均GDP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上升0.117倍。说明要素市场越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从市场中获取的可能性越大,市场带给微观主体的激励越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越大。中央可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鼓励落后地区引入外资、推动技术成果市场化等方面加快地区要素市场发育,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6)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每上升1倍,相应的人均GDP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上升0.138倍。说明市场中介组织越发达,法律制度环境越好,企业和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越激励促进生产和消费,地区经济发展越快。中央可以在引导和扶持市场中介组织发展、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等方面努力,提高各地区在该方面的发展水平。

(7)市场化进程指数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每上升1倍,相应的人均GDP与全国中位数的比值上升0.093倍。说明市场化进程越快,市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越多,经济发展越快。

在总体上,财政转移支付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个地区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差距越大,地区间收入差距越大;同时,市场化进程亦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个地区市场化进程快慢差距越大,地区间收入差距越大。

考察表2中GAP与控制变量的关系可以发现:①个地区的交通越发达,对地区经济发展越有利,中央可以通过公共投资等手段改善各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为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②一个地区文盲率越低,教育事业发展越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央可以在提高义务教育覆盖率、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力度等方面加快地区人力资本积累。③以人口自然增长率来衡量劳动力增长显示现有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这与通常的经济增长理论相悖,可能的原因是当前中国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增长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超过劳动力增长带给经济的正面影响,两者影响相互抵消后,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负面影响。因而,至少目前来说,劳动力增长越快,给地区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可能会越大,适度控制人口规模和尽可能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可能是今后较好的努力方向。④最后,城市化水平越高,地区经济发展越快,与上文理论分析同样相符。中央可以通过放松人口户籍管理、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手段加快地区城市化进程。

同时,我们采用了因变量滞后一至五期的分布滞后模型,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由于自变量当年的情况可能在当年和接下来的几年内对地区经济发展均有影响,分布滞后模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考察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进程对地区经济发展、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短期及长期影响;其次,表2是自变量与因变量属于同一年度的回归结果,这样的回归方法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分布滞后模型可以减轻此问题,如果滞后回归结果仍然支持研究假说,说明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比较可靠的。从中可以看出,所有自变量对地区经济发展、地区间收入差距均具有持续的、较明显的滞后影响,并且它们反映的信息与表2反映的信息具有较大的相似性。①财政转移支付对当期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影响较大,但随着时间推移,该影响呈逐年减弱趋势。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当期经济发展负面影响较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负面影响呈减弱趋势。③从长期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④产品市场发育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持续的推动作用。⑤要素市场发育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持续的推动作用。⑥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对地区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显著的、持续的推动作用。⑦从市场化进程总体情况来看,与前述侧面情况类似,市场化进程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持续的推动作用。

此外,相比市场化进程来说,虽然财政转移支付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小于市场化进程。由此可见,对于落后地区,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可能只可以作为中央推动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期“治标”之策,而从长远来看,推进地区市场化进程才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缓解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治本”良方。

五、研究结论

地区收入差距 第8篇

关键词：截面数据,地区收入差距,计量经济分析

一、国内相关的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入, 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收入差距测度方法开始运用到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中, 这就为实证分析提供了可能。有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 最具代表是陈宗胜 (1991) 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公有制经济收入倒U曲线”的“阶梯”形变异理论。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 随着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加剧, 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收入差距问题, 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最具代表的是赵人伟、李实等中外专家组成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中国社科院基于1995年全国范围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研究;万广华 (1998) 、林毅夫 (1998) 利用基尼系数从不同角度对农村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黄祖辉 (2007) 利用GE指数及其分解方法, 对浙江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析。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复杂, 特别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各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由于历史和自然、人文等发展要素的差异, 各地区的发展一直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也在逐渐扩大, 收入差距可以分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等几个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2扩大到2002年的0.47, 而且趋势还在加大。从地区分析, 1990年到2002年各省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是呈扩大的趋势, 1990年的省间基尼系数为0.26, 2002年省间基尼系数为0.34。

从截面数据分析, 2005年数据显示, 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为18645.03元, 最低的省份是新疆为7990.15元, 绝对差距为10654.88元, 相对差距是2.33倍。按传统的三大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析, 人均收入分别为12883.95、8743.158和8700.133, 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最高, 中部次之, 西部最低, 其中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最大, 达到1.5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 , 部分数据经过计算整理

三、地区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1.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

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从经济发展、教育程度、地理位置和外商投资力度四个方面加以概括分析:

经济发展。选取工业化程度 (GYH) 作为代表性的指标, 工业化程度的指标公式是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教育程度。各地区的居民教育程度选用人均教育经费 (RJF) 作为代表性指标, 其计算公式是本地区总教育经费/总人口数。

地理位置。一般传统的分法是把我国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 但是根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 中部和西部的差距不明显, 所以将中部和西部合并, 采用单虚拟变量DL加以量化:

DL=1代表东部, DL=0代表非东部。

外商投资力度。选用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总额作为代表性指标。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LNRSRt=b0+b1GYHt+b2RJFt+b3DLt+b4LNFDIt+Ut t=1, 2, 31 (1)

其中:RSR代表各地区的人均收入。

2.模型参数的估计

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 采用Eviews5.1计量经济学软件, 结果如下:

Dependent Variable: LNRSR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12/09/07 Time:15:18

Sample: 1 31

Included observations: 31

数据来源:利用Eviews5.1分析所得

将各参数系数代入模型:

LNRSRt=8.274699+0.599808GYHt+2.166583RJFt+0.089214DLt+0.045124LNFDIt

T= (27.495) (1.524) (4.498)

(1.476) (2.479)

R2=0.84086, F=34.34459 S.E=0.104419 DW=1.896348

3.模型及其参数的检验

首先模型的参数看, GYH (工业化程度) 的P值为0.1395, 基本上达到0.15显著性水平, 可以接受显著;JYN (教育程度) 的P值为0.0001, 也远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 显著;DL (地理位置) 的P值为0.1517, 基本上达到0.15显著性水平, 可以接受显著;FDI (外商投资力度) 的P值为0.02, 远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 显著。

其次, 从整个模型的检验, 决定系数R2=0.84086, 说明本模型的四个变量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解释度为84%, 拟合非常好;而F统计量的值为34.34459, P值为0.000000, 也非常显著。可知, 此模型成立。

最后, 由于是截面数据, 还必须进行异方差检验, 采用怀特检验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 其统计量nR2=14.01541, P值为0.372759, 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 则拒绝模型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

White Heteroskedasticity Test:

数据来源:利用Eviews5.1分析所得

从模型的结果看出, 各因素对各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 呈正向作用, 工业化程度每滞后1%, 地区差距增加60%;人均教育经费对地区收入差距也是正向作用, 地区间人均1分教育经费的差距引起2.16%的收入差距;地理位置的影响程度次之, 影响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收入差距为9%的上升;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每相差1%, 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为4.51%。

四、结论

1.改变观念, 推进工业化进程

中、西部地区要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重视发展二、三产业, 建立本地区的支柱工业, 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也要重视城镇化的建设,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消除二元经济, 就必须把一部分农民吸引到城市就业, 合理利用城市的规模经济功能,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本地区的收入水平, 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

2.发展教育, 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地区收入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育投入的差异, 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低, 造成教育的投入过少, 形成低教育, 最后有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中、西部地区更应该把财政资金向教育倾斜, 促进人力资本形成, 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收入水平, 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

3.资金倾斜, 建设便捷交通网络

优越的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的劣势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所以中、西部地区只有努力想办法加快道路设施的建设, 尽可能减少相对的劣势。具体办法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发达地区的项目合作, 本地区的资金筹集等各种手段, 提高海、陆、空的运输设施, 发展本地经济, 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

4.政策倾斜, 优化投资环境, 吸引外来资金

外来资金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发达地区的资金对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良好的投资服务环境是吸引外来资金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积极开发有发展潜力的投资项目, 向外招商吸引资金, 发展本地经济, 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

参考文献

[1]Banerjee, A.V., E.Dufo.Inequality and Growth:What can we say?MITworking paper.2003

[2]Lundberg, Mattias, Lyn Squire.The Simultaneous Evolution of Growth and Inequality.The Economic Journal[J], 2003, 4.

[3]李实等.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J].财经研究.2004, (3) - (4) .

[4]黄祖辉.转型时期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5]林毅夫等.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 (6) .

地区收入差距 第9篇

一、宁夏寿险市场发展现状

自1980年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的20多年以来,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我国保险业以34%的增长速度飞速发展, 保费收入快速增长, 保险密度不断提高, 保险深度不断加深。经济较落后的宁夏地区保险业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2000年底以来当地保险业年均增长26.5%, 保费收入由4.86亿元增至2008年底的31.80亿元, 年均增速5.5%, 尤其是2008年初到2008年底保费收入增长了7.82亿元。在保险发展的历程中, 人寿保险虽起步晚, 但发展很快, 占整个市场份额的比例不断增加, 保费收入已由1993年的4019万元增至2008年的19.17亿元, 同比增长22.34%。寿险已经超过财险成为宁夏保险市场的主要业务, 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点:

(一) 寿险业发展环境良好

影响寿险业发展的宏观经济因素主要有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收入水平、储蓄、利率、通货膨胀、收入分配等, 它决定着人们保险支付能力, 影响着寿险相对于其他金融产品的优势和人们通过寿险进行保障或储蓄的愿望, 是寿险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宁夏实际情况来看, 截至2008年底, 宁夏国民经济总体形势良好, 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达1098.5亿元, 继续保持15年以来10%以上的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2元, 比上年增加19%, 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 比上年增加15.7%。2008年实现保费收入31.80亿元, 其中寿险保费收入为19.18亿元, 占保费收入的60.31%。

(二) 各地区寿险业发展不均衡

由于宁夏所辖的5个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经济开放程度的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以及人们风险意识上的差距, 造成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保险业发展规模、程度、速度来看, 以银川、石嘴山、吴忠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 保险需求量大、保险公司集中、竞争激烈, 而经济较落后的固原和中卫地区保险需求量小、保险意识淡薄, 其保险业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

如表1所示, 2008年各地区的GDP中, 居第一位的银川市GDP为513.1亿元, 占宁夏GDP的46.7%, 而石嘴山、吴忠市、中卫市和固原市分别为21.42%、15.06%、9.9%、6.88%。而2008年宁夏保费收入中, 位居第一的银川市保费收入为17.04亿元, 占总保费收入的54.89%, 其余依次为吴忠 (16.05%) 、石嘴山市 (15.3%) 、中卫市 (9.25%) 和固原市 (5.76%) 。其中保险业最为发达的银川市的寿险保费收入为11.91亿元, 占全区总保费收入的53.98%, 居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石嘴山市和吴忠市的寿险保费收入分别为3.58亿元和3.43亿元, 分别占全区保费的16.22%和15.55%, 而居于后两位的中卫市和固原市的寿险收入之和仅为3.14亿元, 占全区保费收入的14.23%。宁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宁夏保险发展的不平衡, 进而导致宁夏寿险市场的发展和寿险需求的不平衡。且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保险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将在今后一段时期继续存在。

(三) 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寿险有效需求不足, 主要原因是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尽管近几年来全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但是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大, 在居民的储蓄中, 20%的家庭占据着80%以上的储蓄额, 城镇高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为低收入家庭的40多倍, 并且高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是低收入家庭的4倍。那些收入高的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解决后顾之忧。而一般来说, 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居民有保险需求但没有有效保险购买力, 城市下岗职工和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就更无力购买保险了。所以, 这就导致宁夏寿险业虽然发展速度快, 但总体规模小, 寿险保费收入、寿险密度、寿险深度与发达省市有较大的差距。

数据来源:宁夏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保监会宁夏监管局资料整理而得

二、宁夏地区收入差距与寿险需求的相关分析

本文从以下角度来分析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变动是否与人均寿险保费的支出的变动在相关性上存在怎样的关联。

(一) 指标选取

在本文中, 把寿险保费收入作为已实现的寿险需求量, 当寿险保费收入总量越高, 即已实现的寿险需求越大。因此, 在衡量收入与寿险需求的关系时选用以下指标来研究:寿险保费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寿险保费。本文作图、计算、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宁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保监会宁夏监管局资料数据整理而得。本文采用1990-2008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二) 相关分析

根据数据算出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动与宁夏人均寿险保费的变动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也得出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动与宁夏人均寿险保费的变动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

可发现宁夏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动与宁夏人均寿险保费的变动的相关系数远高于宁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动与宁夏人均寿险保费的变动的相关系数。

(三) 数据结果分析

由表2、表3分别得到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寿险保费支出的相关系数为0.634,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寿险保费支出的相关系数为0.348。这一方面说明宁夏地区寿险保费收入大部分是由城镇居民贡献的, 农村的寿险市场基本未启动, 还有待开发;另一方面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导致寿险市场发展的不平衡, 城市居民对寿险需求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在宁夏这种低收入水平的地区, 逐渐加大的收入差距, 先刺激了一部分收入较高人群的寿险需求, 增加了当地目前的寿险消费总量。但是, 由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知, 当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 寿险需求会先增长, 达到某种水平后则会出现下降, 导致越穷与越富的人保险需求反而低, 从长远来看, 加大收入差距会抑制这部分人的寿险需求。这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相吻合。

三、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 宁夏地区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GDP增长基础之上, 经济的持续增长, 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刺激了消费者的寿险需求, 为宁夏寿险市场的稳步发展提供了保障。所以, 宁夏寿险业属于收入导向型。但从发展规模上看, 宁夏的寿险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宁夏人均寿险保费支出还比较低, 寿险覆盖范围较小。因此重点应放在提高收入较低居民的经济收入, 特别是农民的收入, 扩大寿险市场的有效需求;同时继续扩大保险品种, 从而促进宁夏寿险市场的持续均衡发展。

第一, 快速发展经济, 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拓展宁夏寿险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 一个国家或地区保险业的发展潜力和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目前宁夏经济处于起飞前的快车道, 连续7年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长期基本因素来看, 宁夏经济具有较大的潜力和良好的条件。宁夏经济的全局发展为寿险业提供了充足的保源, 是发展寿险业的前提。通过对当地1990-2008年GDP增速与寿险保费收入的线性回归分析, 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相关数据分析, 可以发现宁夏GDP和寿险保费收入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宁夏寿险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宁夏经济的快速发展。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 对拓展宁夏寿险市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 加大寿险产品创新, 提供适合城乡各层次的寿险产品。宁夏寿险市场上还是以传统产品为主, 不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寿险公司应针对细分人群, 满足不同层次之间、城乡之间的寿险需求。由于存在地区差异, 收入差异和环境差异, 因此, 寿险公司应该根据宁夏各地区、各消费层次居民的不同寿险需求设计和开发不同的寿险产品, 拓宽寿险领域, 注重挖掘市场需求, 坚持以消费者为导向, 创新产品结构, 才能满足人们多层次的寿险需求。只有这样, 宁夏地区的寿险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第三,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一国经济来看, 社会保障与商业人寿保险可以同步发展。当经济发展和增长后, 政府税收基础将得到改善, 社会保障程度将得到提升。同时, 经济发展也会使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 因此,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以及开展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 大力发展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都将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重要作用, 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愈保障范围的广度和深度, 从而使人们有支付能力的寿险需求增加。

第四,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保险意识。保险意识的薄弱影响了潜在寿险需求向现实寿险需求的转化, 已经成为制约寿险需求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人们的保险意识对保险公司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提高人们的保险意识是保险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各保险公司要大力加强保险文化建设, 为广大群众保险意识的形成提供文化基础, 只有具有比较全面的保险知识, 才能形成正确的保险意识, 最终推动寿险市场的健康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粟芳.收入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4 (4) .

[2]、薛生强.宁夏寿险市场调查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06 (24) .

[3]、姜秀娟.宁夏保险增长相关性分析[N].中国保险报, 2003-11-06.

地区收入差距 第10篇

一、陕西省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判断, 经济学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 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 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 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 社会不安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 (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 , 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 但是在目前基尼系数已经是超过了0.5。根据《陕西统计年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相关数据计算, 在过去10年间, 陕西城镇基尼系数上升了4.7%, 而农村基尼系数上升了5.5%, 农村收入差距增长的速度明显超过城镇。

二、陕西省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原因

(一) 自然条件原因

自然条件是一切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陕西关中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西安市交通四通八达, 形成的“米”字形交通骨架, 是我国内陆最大的交通枢纽。陕北地理条件较差, 交通闭塞, 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低, 但是陕北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 陕北在全省的经济比重不断提高, 2004年一跃成为人均GDP最高的地区。陕南地区气候湿润, 物产丰富, 但同样地理条件较差, 山区多, 交通不便。这些给当地居民收入的增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二) 产业结构

关中地区是整个陕西最主要的工业区, 也是西北最大的制造业基地, 工业基础较好、实力较强。近年来陕北地区工业增长迅速, 201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76.7%, 高于全省29.4个百分点。陕北能源开发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成为陕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同时, 陕北地带第二产业比重近几年大幅度上升, 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关中地带。对于第三产业而言, 关中、陕北、陕南三个地带都在持续增长, 在三者中关中地带的增长幅度最大, 已经成为影响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 劳动力素质

决定劳动力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均受教育年限, 关中地区的受教育年限较长, 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较高。关中地区2008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42年, 1990~2008年GDP的年增长率高达17.36%;而陕南地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1年, 明显低于关中地区, 因此GDP年增长率只有13.49%;而陕北地区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也较低, 但是由于煤炭等矿产资源丰富, 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不断上升, 特别是当国家提出建设国家能源化工基地以后, GDP的年增长率也较高。因此, 可以看出, 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 经济增长率越高, 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越大, 收入增长率与劳动力素质呈正比关系。陕西省区居民收入差异不断扩大也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的。

三、实现居民收入协调发展的途径

(一)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自从1990年以来, 陕西省的居民收入差异一直在不断拉大。因此, 我们要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这一现实状况, 牢固树立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切实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果在经济发展中只重视效率, 而忽略公平, 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 经济发展总量得到提高, 但这样势必会埋下一些隐患, 严重的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稳定;反之, 若在此过程中只一味强调公平, 而没有考虑到效率, 将严重挫伤个人或地区努力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 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必须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不断促进本地经济的快速与和谐发展

陕西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发展呈不平衡状态, 地带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 对全省总体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鉴于此, 各地区应加强沟通互信, 采取有力措施, 加强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地带的交流与合作, 从而实现各个地区互惠互利、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共同发展。在过去的五年里, 陕西提出并实施了“民生八大工程”和“富民强省十大民生工程”。在全国率先将民生工程列入财政预算, 将新增财力的80%用于改善民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245元, 基本翻了一番;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28元, 翻了一番多。

(三) 尽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差距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多年不断拉大, 农民相对越来越“穷”。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十一五”时期, 陕西启动实施农民增收七大工程,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52元增长到4105元, 年均增长14.9%, 高出“十五”时期7.2个百分点, 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2010年陕西省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多元化,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4105元, 较上年增加667元, 增长19.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95元, 较上年增长11.1%。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9年的4.11:1降至2010年的3.82:1, 城乡收入比例在多年持续扩大后首次缩小。

(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2013进一年步第完8善期城镇中居旬民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在条件允许时的情况代下 (, 总提高第城5镇25居民期的) 最低工资, 适时提高城镇居民的最低生T活i保me障s、住房保障、失业养老保险、教育优抚待遇等各项社会保障标准。必须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协调地区、行业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 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实现全省城镇居民收入的共同增长。

摘要：陕西省是西部地区人口和经济大省, 其居民收入水平状况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居民收入差异水平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发展进程, 因此, 研究陕西居民收入差异的变动趋势, 对促进当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忠民.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16.

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11篇

近年来，随着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职能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与此同时，对其诟病和指责也屡屡见诸报端。那么，2012年，我们该如何揭开人们对社会保障的困惑？

现行的社会保障是否扩大了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到底有着怎样的收入分配效应？

合乎社会价值取向的社会保障应该更有利于穷人，具备收入转移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从社会保障得到的好处越大,并且富裕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要远快于贫困家庭。

中国社科院城镇居民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显示，社保使城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基尼系数改善率在20%以上，不管工作还是退休人群其收入分配都变得更加均等。

并且，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更多体现在退休人口上。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2002年到2008年间，社保也降低了城镇居民家庭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当然改善程度不高，平均改善率为0. 07%。然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还不足以抵消逐年加剧的初次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也致使有人误认为社会保障加剧了贫富分化。

哪些人群从社保中获益最多

从我国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看，有明显的内部结构特征，这是较为重要而又常被忽略的方面。

比如，社保的受益具有一定年龄偏向性。根据中国社科院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中老年人都获得了纯受益，即从社保体系中得到的收入大于其所支付的社保费用；16～39岁的年轻人从社保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要小于所支付的社保费用。

由于社会保险中主要部分的养老保险具有年轻时缴费，老年时受益的特点，出现上述年龄偏向性无可厚非。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收入较低的年轻人并没有得到较多的收入转移，他们支付的社保费用大于从社保体系中得到的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同样是低收入者，中老年人得到了正向的收入转移，而年轻人没有得到。

除年龄偏向性特征外，部门差异也存在于社会保障中。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而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中起着主要的收入调节作用。根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对收入差距的改善程度大致在1. 1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然1999～2008年以来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领取额都有所提高，但行政事业单位还是高于企业，是企业的1. 45～1. 83倍。不过，近年来，部门差异已呈缩小趋势。

另外，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有着一定结构差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9～2008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8. 6%～12. 2%之间，其中，财政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养老金的支出比重最大，基本维持在3%以上；用于就业补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自然灾害救助等方面的支出一直没有超过1%，而近年来该比重正明显增加并以较大速度增长。

从这种支出结构可以看出，社会保险覆盖对象、退休人员是财政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者，而低收入者、就业困难人群等其他社会成员的受益则有待提高。

如果考虑农村地区的话，则社保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又会打折扣。尤其在城市化和老龄化的大背景之下，社会保障的改革之路显得任重而道远。

国民年金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

从制度建设角度看，政府在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的再分配作用方面还是有作为的空间：如近期可调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加强财政对就业困难者以及低收入者的补助力度，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领取金额与物价指数联动的自动调节机制是一项有效的措施。中长期则可通过对养老、医疗等主要保障制度的完善发挥积极作用。

要改变中国社会保障逆向分配收入的现状，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推动城市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建立覆盖城镇各类劳动者的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不过，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调节作用，建立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或许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途径。其中，建立可以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制养老保险制度，即国民年金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

具体制度设计可采用非缴费型的，也可采用缴费型的。非缴费型国民年金是指养老金的领取不以是否缴纳保险费为条件，而是以公民资格为领取条件，无论居住在城乡，无论退休前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是中国公民，达到规定的年龄后就可领取养老金。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使养老保险能覆盖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农民、个体户等，使社会所有的人在年老后都能够享有相同的基本的保障待遇。

如果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融资的国民年金制度，将改观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降低城乡的老年贫困人口，缩小城乡内部以及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也会弥补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上长期以来的缺位。

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许多国家都建立非缴费型或缴费型的普惠制养老和医疗保健制度，这些制度的引入使社会福利政策覆盖到正规部门之外的经济活动人口，在预防和消除贫困，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上发挥了作用。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引入了普惠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称为国民年金，覆盖到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所有居民，资金来源在制度创建的第一年即1960年全部由财政负担，从1961年开始实施参保者缴费的制度，但其中1/ 3规定由国家财政负担，列入国家预算，这一比例从2009年开始提升到1/ 2。

在国内，曾经备受关注的“神木模式”就是具备普惠性质的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对该模式尚存在争议，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普惠制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性意义仍然有价值。

更进一步，考虑到城市化、老龄化、全球化等宏观背景，虽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尤为必要，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

也就是说，在设计好再分配相关制度安排时，也应该注重在初次分配上寻求缩小收入差距。在具体政策上可考虑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出台支持性政策等措施，发展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以产业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让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提高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第一途径。

地区收入差距 第12篇

周其仁教授在一次论坛中说道“农业的收入比例在下降,一定会伴随空间资源的重新分配支持中国内需最大的动力是提高城镇化的比例。”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十八大正式提出的“三个1亿人”皆是围绕城镇化问题展开的。解决好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就必须要统筹城乡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成为最大的绊脚石,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最突出的问题

对于城乡收人差距的原因,国内外的学者已给出了很多的解释,但从产业类型的角度来研究城乡收人差距的文献相对较少。我国是人口大国,大多数的传统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产业。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劳动密集产业对于居民收入和GDP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力。据此,本文从产业类型角度分析劳动密集产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以线性回归模型为研究支撑,对西部地区所包含的10个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评价,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找出其中存在的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为地方的相关部门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决策依据。

2 基本概念的界定

2.1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率。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2.2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国民经济中技术装备程度低,容纳劳动力多,产品成本中活劳动消耗所占比重大的产业。其衡量的标准是在生产成本中工资与设备折旧和研究开发支出相比所占比重较大。

对于劳动密集产业只有定性的描述,而没有定量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借鉴黄艳等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定量表示,即劳动 - 资本系数来界定我国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用Ii表示产业的劳动 - 资本系数,Li表示产业i的劳动力工资, Ci表示产业I的固定资产,劳动工资 - 资本系数可表示为:

越大,劳动密集程度越高,资本技术密集程度越低;反之,越小,劳动密集程度越低,资本技术密集程度越高。

3 实证分析

3.1指标的选取

为反映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的关系,本文选取了西部地区的10个省为样本,并且根据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投入产出的特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且产业辐射范围大、应用广的四个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农业、采矿业、制造业、餐饮和住宿业),构建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如下: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Y)

(2)解释变量:农业劳动 - 资本系数(X1) ;采矿业劳动 - 资本系数 (X2) ;制造业劳动-资本系数(X3);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资本系数(X4)。(表1)

3.2 拟合分析

用spss对以上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部分输出结果整理如下结果如表2。

在表2中,Intercept是截距,即回归系数β0,Coefficients列中的X1,X2 ,X3,X4数值表示回归系数,即

我们看到最后一列P-value数值较小,且R Square= 0.898154,调整后R2=0.8.66801>0.7,表明线性拟合程度较好,可以认为城乡收入差距Y对劳动密集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产业X的多元线性回归效果显著。

根据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线性回归方程为:

从回归方程我们可以看到X1的可决系数为0.85,与Y具有正相关性,即表明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 这与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现状相符。我国农产品产量很高,但很多地区对农产品不进行任何加工而直接出售,导致农产品附加值极低,农村居民收入不高。另外,我国农业优良耕地面积有限,又因为人口的增加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优质土壤因为常年“破坏性”的开垦、耕作、放牧等农业生产而逐年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增加显然对耕地以及农业GDP造成极大的压力,农业从业人数越多其生产效率越低,农业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X2,X3,X4 的可决系 数分别为 -0.39,-3.10和2.43,可决系数为负,表明与Y具有负相关性,即说明采矿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对此我们分别根据采矿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的行业特征进行详细分析。

采矿业X2的可决系数为 -0.39,相对于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我国的采矿业还处于机械化、技术化的进程中,对劳动力的依赖还很大,尤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些传统生产煤矿,深井的采煤、掘进、监控很大程度上以来人工,机械运用低,人力成为其正常运作经营的主要的资源。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采矿业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其值很小,表明对城乡收入的影响不大,这也正是我国不断进行工业改造,对采矿业实行机械化、技术化的成果。

制造业是我国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回归方程中,其回归系数是 -3.10,绝对值是四个指标中最大的,即表明制造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最大。对此,本文认为,这与我国是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有关,也与我国现在的农村居民城镇转移有关。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开放度越来越高,吸引资本和技术能力也不断加强。另外由于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特征人力依赖程度大,技术成本低等,制造业企业增加,吸纳的劳动力也随之增加,依靠劳动力运作的制造业必然会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极大影响。

作为第三产业中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住宿和餐饮业,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是 -2.43,影响程度较大,这与世界和我国的现状基本相符。吉亚辉教授在一篇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分析,“第三产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滞后的促进作用短期内第三产业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但长期看来会逐步缩小。”由于住宿和餐饮业的就业人数多,且对劳动力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可以直接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3结论

本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10个省份的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线性回归,主要结论有:

(1)西部作为国家十二五以来重点开发和扶持的地区,各产业生产的效率效率相对较高,但是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限制,农村居民纯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三个省份均在西部地区,即贵州、云南、甘肃。

(2)通过对西部地区10个省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农业劳动密集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农村劳动力越多,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农民非农行业发展缓慢,农村限制劳动力多导致的。

(3)制造业对城乡收入差距是正相关关系,且影响程度最大,主要原因是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且主要依靠人工劳动,没有实现制造业的规模化和技术化。农民城镇转移主要从事的是制造业,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使得制造业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4)采矿业作为传统的工业,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大。原因是我国的采矿业正处于机械化和技术化进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不高。且随着我国国民环保意识提高,对采矿许可、工人从业等要求提升,部分农民不再适应新的技术化的采矿工作,间接导致非农收入减少,农民纯收入降低。

(5)住宿和餐饮业作为除制造业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产业,其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虽然住宿和餐饮在一些地区实现了智能化,但是很大部分依赖于人力资源。住宿和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尤其是农村闲置人员,以此提升农民的收入。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10个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关经济数据的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找出影响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产业,并通过进一步分析,从产业投入产出的角度为西部城乡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