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统计范文

货币金融统计范文第1篇

2016年人大金融硕士考研复习：货币银行学

第六章

【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史、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主要内容、中央银行制度的类型，掌握中央银行的职能与业务种类，理解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本章重点】

中央银行的发展及其体制类型。可适当补充介绍欧洲中央银行的有关情况。

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中央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体现在其业务中。

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其核心是独立性问题。

【本章难点】

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本章基本内容】

9.1 中央银行制度

中央银行产生的客观必要性。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的产生主要由以下4方面问题引起：银行券的发行问题、票据交换问题、最后贷款人问题;金融管理问题。

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制度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41913)，从英格兰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中 央银行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131945)，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中央银行的急剧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46一)，从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是各国完善中央银行制度阶段。

中央银行的类型。中央银行的类型按中央银行的体制和中央银行的资本所有权划分。按体 制可划分为三种类型：(l)复合式中央银行体制。国家不专门设立中央银行，而由一家大银行兼司中央银行职能;(2)单一式中央银行制。国家单设中央银行， 全面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3)跨国中央银行制。指由货币联盟成员国联合组成中央银行。按资本所有权也可划分为三类：(1)政府拥有中央银行的全部资本; (2)公私合股持有中央银行资本;(3)完全由私人拥有中央银行资本。

9.2 中央银行职能

中央银行的性质。中央银 行是特殊的金融机构，是特殊的国家管理机关。作为特殊的金融机构体现在三个方面：(1)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业务目的是调节信用规模;(2)不经营普通商业 银行业务，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和金融机构;(3)它处于超然地位，是银行的银行、最后贷款人和信用管理者身份出现。作为特殊的国家管理机关体现在：(1) 中央银行管理和服务的领域是货币信用领域：(2)中央银行的管理手段是经济手段。

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有三个： (1)发行的银行。它指中央银行垄断货币的发行权;(2)银行的银行。其含义为，中央银行不直接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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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生业务往来，它以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集中它 们的存款准备金，充当它们的最后贷款人，对它们的业务实施监管和指导;(3)国家的银行。它指中央银行代表国家贯彻执行财政金融政策。

中央银行的业务。中央银行的业务分为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

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指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项目，主要包括流通中的货币、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存款、商业银行的存款。

流通中的货币是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业务，它通过再贴现、贷款、购买证券、收购金银和外汇等渠道，将货币投入市场;

政府和公共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是中央银行重要资金来源渠道，属于财政性存款，中央银行对这类存款不支付利息;

商业银行的存款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由商业银行交存的存款准备金和用于票据清算的活期存款两部分构成。

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指中央银行的资金运用项目，主要包括黄金及外汇储备、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证券买卖和对政府及公共机构的贷款等。

黄金和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资产业务，中央银行通过买卖黄金和外汇储备，达到调节货币资金，改善经济和外貌结构以及稳定金融市场等目的;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通过票据再贴现、票据再抵押和买卖有价证券方式实现;

证券买卖属于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实现其制定的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

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贷款通过购买政府公债或国库券以及对政府和公共机构进行无担保的直接透支方式提供。

9.3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焦点。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上。正确处理中央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1)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目标;(2)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要符合金融活动的规律。

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历史演变。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央银行产生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从目前来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呈不断加强趋势。

按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程度，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可分为三种类型：(1)直接对国会负责，独立性较大的中央银行：(2)名义上归财政部领导，实际上有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3)归财政部领导，独立性较小的中央银行。

【材料分析】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年报》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关国家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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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思考题】

关键词：

复合式中央银行体制单一式中央银行体制跨国中央银行体制发行的银行

一元的中央银行体制二元的中央银行体制国家的银行 票据再贴现银行的银行

思考题：

1.银行券的分散发行制度有何弊端?

2.试述中央银行的性质。 3.试述中央银行的职能。

4.简述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

5.论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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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参考数目】

[英] 里查德德尔 著 《全球证券市场风险及监管》，宇航出版社1999年版

李越 著 《金融市场秩序》，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甘当善 编著 《欧洲中央银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美]米什金著：《货币金融学(第4版)》，李扬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货币金融统计范文第2篇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的重构，是更清晰地定位IMF、提高其运作效率、增强其危机防控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一环。该重构直指IMF双重属性的实质、撼动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实力和战略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组织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

一、IMF组织机制之局限

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出台，开启了机制化国际货币合作的序幕，奠定了以IMF为协调中心的、基于规则之上的多边合作格局。IMF的介入改变了过去国际货币合作监督与协调不足的状况。但IMF组织机制也存在种种局限。

(一)　IMF决策规则的不公平

IMF采用加权表决制。各成员国拥有的投票权由份额票和基本票两部分组成。但迄今为止，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总蕾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被严重稀释——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从IMF成立之初的11.3％下降到2.1％。成员国的投票权主要由其所持基金份额的大小决定。另外，IMF需要有85％以上的多数票通过的事项不断增加，使成员国之间决策权的失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占有16.77％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它对重大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实践中。十个主要发达国家形成“十国集团”集中投票，几乎可以垄断一切。19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从1990年至2006年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5％。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实际贡献极不相称，中国的投票权甚至低于欧洲小国比利时。

(二)　IMF监管规则的“软法化”

IMF的监管职能往往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的磋商来实现，然而这方面规则呈“软法化”状态。严重削弱其法律效果。其一，磋商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磋商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的态度，即IMF协定中磋商义务是否具有拘束力、应否严格执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执行，基本上都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其二，磋商的实施缺乏具体制度支持。进人磋商的条件、程序等规定的缺位。使磋商的实施基本上取决于执行董事会的意志。在具体实践中时常被各种因素干扰，影响其公平性和效率性。

(三)　IMF组织机构的不完善

IMF自成立以来，其组织架构没有进行过大幅调整和充实，存在种种僵化和缺陷。一方面。理事会的正式决策机构缺位。理事会作为IMF的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国代表众多，存在诸多掣肘，难以及时应对所有决策问题。有必要设立一个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决策机构。早在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改，就提出设立“行政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然而迄今未能建立：另一方面，执行董事会的权力过滥。从法律定位来看，执行董事会是IMF的日常事务机构。然而，目前除协定明确规定由理事会享有的少数权力外，其他几乎所有权力都为执行董事会垄断，加上基金协定的“软法化”和很多条款的概括性，使得实际上执行董事会权力极度泛化。

(四)　IMF的职责和权利不对等

根据IMF协定的规定。IMF承担监督成员国国际收支状况、协助逆差国调节国际收支的职责，但实践表明IMF相应权利却是缺失的：一方面，IMF在帮助成员国恢复国际收支失衡时，无权要求顺差国调整自身的经济政策，只能要求逆差国采取相应的调节措施：另一方面，IMF在化解国际金融或债务危机时常常受少数发达国家的左右，自主权严重不足。总之，IMF的权利缺位使它在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软弱，备受诟病。

二、IMF组织机制局限之实质与根源

IMF组织机制局限的实质可以归纳为IMF作为金融中介者和金融监管者的角色混同与冲突，追根溯源，这与操控IMF机制设计与发展的金融霸权息息相关。

(一)　IMF组织机制局限之实质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赋予IMF金融中介者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属性。但设置同一套内部运作机制来行使这两种职能。这种混合状况导致国际货币合作的非对称性。一方面，IMF是一个金融中介机构，由成员国注资成立，提供融资服务。IMF资金量的充实和融资服务能力的提高，依赖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债权国。为保障债权国的资金利益，IMF的组织机制设计并非以主权平等为原则，而是类似公司的保证股东利益原则。典型如加权表决制，就是按照出资额来分配不同“股东”的权利义务，相应地资金需求较大的债务国权利明显受限：另一方面，IMF是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金融监管的职能，掌握成员国有关国际货币义务的履行情况并作出评估，对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事务进行协调。但相关监管机构和人员的产生、监管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沿用同一套表决制度。这实际上使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延伸到金融监管领域，加剧了成员国权利义务不均衡的程度。可见，《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赋予IMF双重属性，而在内部运作上却统一适用类似商业公司的模式。这使得IMF成员国的决策权与经济实力挂钩，无法始终贯彻利益均衡的原则；使得IMF的监管受制于资本强国，磋商机制效率差强人意；使得IMF的组织机构权力运作失衡，实为发达国家所把持；使得IMF权利缺失，逐渐边缘化。以上种种，不可避免地给国际货币合作带来不稳定因素。

(二)　IMF组织机制局限之根源

二战以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实力，使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主导了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出台，建立IMF，把持其决策机制，推动“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使美元成为等同于黄金的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美元霸权的相对衰落，但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仍扮演着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角色。而且IMF协定机制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IMF金融中介职能的强化以及监督磋商制度的扩容，反而更易为美国所操控。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和欧、日发展的停滞，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美国凭借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美联储充当起世界中央银行的

“过度特权”角色，向全世界提供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资产。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在事实上控制了IMF的决策，IMF组织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越来越受质疑。正如苏珊·斯特兰奇和其他批评家所言，IMF机制“是反映美国利益的，并不如美国的体系理论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中立的。”

总之，IMF机制是美国经济制度霸权的重要一环，二战以来美国的综合实力虽偶有波动，但对IMF的主导地位从没根本动摇，即通过主导IMF机制的制定、修订和实施，使不对称的国际货币合作现象“合法化”。

三、IMF组织机制重构之前景

虽然目前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略为下降。其他大国实力在增长，但是基于共同利益以及制度演进过程中“惯性”的作用，一定时期内其他国家仍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IMF组织机制的重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需要一个从短期、中期到远期的进程设计。

(一)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短期进程

从短期进程来看，IMF组织机制之重构可从比较容易达成国际共识的方面着手，以提高IMF的决策平等与运作效率为目标，对已有机制进行修改和补充。

其一，重新审核IMF份额。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投票比重，是推动IMF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基础和前提。2008年4月，发达国家在IMF的发言权比例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则从40.5％上升为42.1％。加上前年新加坡会议通过的第一阶段改革成果，中国在IMF的份额增加到3.997％，发言权增加至3.807％，印度则分别为2.443％和2.338％。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还是被低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于IMF份额调整的态度有所松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提出2011年1月之前将结束起草关于份额改革的方案，匹兹堡峰会决定新兴国家在IMF投票额度增加5％。可见IMF份额变革进程已经启动，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形势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变革方案。

其二。改善IMF的治理。斯蒂格利兹曾批评IMF：“使人恼怒的……在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关起门来操作的”。增加IMF的透明度，便于成员国监督IMF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减IMF组织机制的负面效应。其一,增强IMF决策过程的透明度。IMF主持下的磋商和IMF内部的合议往往不予公开，这容易导致“黑箱作业”从而影响IMF决策的公信力。当然，此改革须适当平衡国际货币合作与各成员国的金融主权。其二，增强IMF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从法理上讲，IMF处理融资事务是基于成员国授权。各成员国理应对IMF的活动过程及范围有知情权，IMF应规定一套严格的信息披露程序，保证IMF及时、全面地向成员国说明资金使用方向、使用效果等。其三，增强IMF人事选拨机制的透明度。最近欧盟宣布放弃其独享的IMF总裁提名权，这对于改变IMF总裁选举的不透明和政治化具有积极意义，未来IMF各个部门和层级的人事选拨都应进一步增强透明度，保证地区和专业背景的多样性。

其三,加强IMF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加强IMF和其它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取得国际经济市场监督的有机协调。是弥补IMF组织机制内在局限的有效手段。一方面，与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WTO等开展合作。合作的重点可以考虑放在推广通用标准、监督标准的使用以及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另一方面，与各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开展合作，提高风险防范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尤其是着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二)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中期进程

从中期进程来看，IMF组织机制之重构应该针对那些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通过较深层次的调整。使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行之有效的组织作用。

在IMF的决策机制方面，应以公平合理为目标，努力推进三方面的变革：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以国家主权为依据的基础投票权，增强IMF表决机制的平等性；二是缩减特别多数票表决事项的范围。改变IMF协定中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要严格控制85％以上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的范围。限制美国“一票否决权”的使用。三是进一步完善份额制和加权投票制。IMF独立评估机构(IEO)进行的自我审视性文件也谈到：“所有的IMF改革……最关键的是改革份额制和加权投票制，这直接关系到IMF的未来。”

在IMF的组织机构方面。应从两方面提高其治理绩效。一是加强理事会的决策机制。设立行政委员会作为理事会的决策机构，并确保该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广泛代表性，避免由几个主要发达国家成员国控制。二是严格控制执行董事会的权限。使之符合日常事务处理者的身份。首先，董事的构成应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降低指派董事的比例；其次，进一步规范执行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最后，强化理事会对执行董事会的监督，包括对执行董事会报告的质询，对执行董事会决定的否决，等等。

(三)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远期进程

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六大宗旨中，第一条就是“通过设立一个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常设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可见IMF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与合作平台。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及富有成效的磋商与合作机制。一个必要前提是当事各方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然而，在IMF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分配明显不均，IMF组织低效，职能异化。

从长远来看，IMF应在条件成熟时，把金融职能剥离开，转移到世界银行；IMF成为货币金融领域的“联合国”，或者说“联合国国际央行”，负责制定国际金融运行的规则，并承担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督工作，稳定世界经济，协调各国利益。在决策上实行一国一票制，成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得到高度贯彻。

笔者预期，IMF的根本重构须建立在区域金融合作高度发展，以及几个主要货币区的良好协调基础上，唯有如此，才可能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实行单一货币、更新IMF职能。可以预见，这种组织机制重构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版图，触动多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必将面临重重障碍，注定是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抓住各种历史机遇，推动IMF组织机制重构的进程。例如，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向来霸气十足的美国也不得不求助更多国家共同应对，这也就是布什总统赞同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代表性”的重要原因，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越来越难以维持了，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过渡，对美国霸权也是一种打击。在这些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可能在现有力量条件下，采取恰当的战略。争取更多话语权，谋求推动国际货币机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1]Edwin M.Truman,“Overview on IMF Reform”，in Reformingthe IMF for the 21st Century，ed.Edwin M.Truman(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6.

[2]陈世材.国际组织—联合国体系的研究[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3]李莉莎.美国的制度霸权与国际经济机制[J].国际经贸探索，2008，(1).

[4]鲁世巍.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格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5]P.Gourinehas and H Rey.From World Banker to World VentureCapitalist：Us Extemal Adiustment and the Exorbitant Privilege.NBER Working Paper N0，11563。Cambridge：NBER,2006，

[6][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杨宇光，扬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刘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份额和发言权改革方案[EB/0L].http：//news.xinhuanet.eom/：fortune/2008-03/29/content_7878985.htm，2008 03 29/2009 12 01.

[8]“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研究”课题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苹[J].经济研究参考，2006，(49).

[9]Alexander Shakow.“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Financial Committee in IMF Governance\".in Studies 0f IMFGovermanee，ed.Ruben Lamdany Leonardo Martinez-Diaz.Washington D.C.：IMF,2009.

责任编辑　王友海

货币金融统计范文第3篇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1948-1952年）

中国人民银行在内战的炮火中孕育而生，先于共和国成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和金融机构体系，全面改造旧金融业，治理通货膨胀。

（一）成立背景

1、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1932年2月1日创立于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资本由国库于预算中拨给。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货币、代理国家金库，发行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壮大了中央苏区的经济。首任行长毛泽民，下设分行、支行、兑换处等，初步建立统一的苏区金融组织体系。

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同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银行名称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7月，随中共中央迁至保安；1937年1月，再迁至延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名义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2、西北农民银行

1940年2月，晋绥边区行署，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建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北农民银行货币，进行货币斗争，支持生产发展，保障战争供给。

3、北海银行

1938年8月，设立于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该行所发行的纸币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的主币，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山东解放区乃至华北、华中解放区的本位币。

4、华北银行

1948年4月，冀南银行总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在石家庄合并为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负责管理华北解放区银行和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华北银行成立后，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着手统一各解放区货币和设计、印制共和国货币--人民币。

（二）人行创建

1、筹备——华北财经会议

1946年底，中国北方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各解放区的军民交往、物资交流日益频繁，成立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和发行能在各解放区流通的货币迫在眉睫。194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筹建中央财政及全国性银行。南汉宸任筹备处主任，董必武提议行名定为中国人民银行。

2、建立

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55号（原中华北街11号）的一栋灰色两层小楼内，中国人民银行成立，1949年2月总行迁往北京。

3、第一套人民币诞生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发布命令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并用柳体字题写了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字。同时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人民币作为共和国唯一法定本位币在市场上流通。

4、人行职能确立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系列，正式赋予其国家银行职能，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经理国家金库、管理国家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

5、独立、统一货币体系建立

人民银行建立之前，各根据地一直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货币政策。第一套人民币（新币）发行之初，各解放区还流通着冀南币（包括鲁西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和西农币等“旧币”。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逐渐收回旧币措施，逐步以新币取代旧币。南汉宸亲自组织工作人员编快板，推广新币。对国民党政府遗留的金元券，则明令禁止其流通，并采取限期兑换的办法，逐步建立人民币唯一法定货币的货币体系。

6、统一汇率

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由于历史原因，发行时未规定其金平价。人民币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率于1949年1月18日率先在天津产生，全国各地区以天津口岸的汇率为标准，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公布各自的人民币汇率。1950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以后，于同年7月8日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7、新金融秩序建立

人行先后改组各解放区銀行为人行所属机构，形成国家银行体系，并逐步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整顿私营金融业，建立新金融秩序。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和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同时进行。

8、实施金融管制

这一时期，人行进行游资疏导，打击金银外币黑市，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特权，禁止外国货币流通，统一管理外汇的同时打击投机商人哄抬物价。联合公安部门对地下钱庄给予严厉打击，据央行统计，上海、广州等地查获地下钱庄和摊档近700家。

9、支持经济建设

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主要经济工作是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央行的信贷和利率政策主要是积极配合、支持工商业的调整和改造。对需要由国营商业取代或应予淘汰的私营批发商，银行则收回贷款。为配合土地改革，央行利用遍布农村区镇的营业所开办农业贷款，在全国农村试办信用合作社。

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家银行（1953-1978年）

从“一五”时期到1978年，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与此相配套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银行机构，既办理工商信贷和居民储蓄业务，又肩负金融管理职能。

1、统一银行体系

1953年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即全国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央行在经济管理中担负着保证经济计划实现及组织调节现金流通的功能。1955年，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至此，中国建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银行体系。

2、大跃进时期的信贷失控

“大跃进”时期，银行信贷基本原则和管理制度都被当作生产发展的“绊脚石”而加以废除，从而导致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货币信贷失控。在财政赤字大增的同时，银行各项贷款出现狂飙式增长。1960年年末市场现金流通量比1957年增长了81.6%。

3、调控信贷

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要求“把货币发行权真正集中于中央，把国家的票子管紧，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要比1950年统一财经时管得更严、更紧。”各地人民银行在工商信贷工作中除管紧关、停、并、转企业的贷款，帮助企业清理拖欠债务外，对企业经济活动加强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政策、违反计划、违反制度则根据不同情节实行信贷制裁。

4、文化大革命的曲折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毛泽东发动并领导了一场极左路线的政治运动。受此影响，商品和货币的作用被否定，银行的管理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金融业务停滞萎缩，金融管理分散混乱，银行与财政机构合并，人行一度成为财政部门的会计和出纳，按照国家计划配给相应的配套资金，未能真正履行央行的职责。

三、中国人民银行体制的的改革和创新（1978-2002年）

（一）央行制度初步建立（1978-1992）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由此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新时期。

1、中央银行制度确立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4年1月1日，工商银行成立，人行此前所承担的储蓄和工商信贷等商业银行业务划归工行，人民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自此人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

2、剥离商业银行业务

发展多元化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四大国有银行的格局开始形成，各类型的商业银行开始出现，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合作机构、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开始运营。

3、剥离证券监管业务

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199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金融监管复杂性增加，为维护金融稳定，政府对金融业开始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人民银行的货币调控职能加强，而银行外的金融监管职能则由证监会承担。1992年10月，剥离监管证券市场业务，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证监会。

4、调控经济

央行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初步培育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二）央行体制逐步完善（1993-2002）

1993年11月，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循序发展的需要，中国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中国人民银行围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的目标，相继推出一系列举措，央行的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1、《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人民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人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逐渐形成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构成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2、汇率改革：浮动汇率制

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4、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

共和国建立初期，人民银行同时承担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责任，“统存统贷”的制度下，不需要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1998年，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包括调整金融机构一般存款范围、将现行各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缴来一般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称为“准备金存款”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现行的13%下调到8%。准备金存款账户超额部分的总量及分布由各金融机构自行确定。

5、改革管理体制

1998年10月，人行撤销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设立9个跨行政区划的分行，突出中央银行组织体系的垂直领导，强化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人民银行新设立的九个跨省区市分行分别是：天津分行（管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沈阳分行（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分行（管辖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辖江苏、安徽）；济南分行（管辖山东、河南）；武汉分行（管辖江西、湖北、湖南）；广州分行（管辖广东、广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辖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撤销北京分行和重庆分行，由总行营业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银行职责。

6、剥离保险监管业务

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快速发展，截至1997年底，全国共有中资保险公司13家，外资保险机构9家。1997年全国保费收入达1080.97亿元，承保金额达21.5万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已达1646亿元。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民银行正式剥离对保险业务的监管权。

四、中国人民银行体制的强化和完善（2003年至今）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在2003年进行职能定位调整后，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

1、银监会成立

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人民银行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独立出来，并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从此人行专职于维持金融稳定、执行货币政策及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方面。

2、《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2003年12月，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理清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职责。

3、汇率改革

货币金融统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主权数字货币  金融科技创新  数字人民币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3

随着以5G为代表的高速互联网技术、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现代金融科技创新正在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金融活动方式及国际货币体系并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主权数字货币的构建及其应用则是当代金融科技创新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直接结果。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面临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及其盟友体系带来的竞争压力乃至打压挑战，最为典型便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全球贸易摩擦，美国综合利用其在贸易、金融、产业和科技领域的既有优势，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充分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及其在当代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话语权不断谋求金融霸权，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当代金融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推动以人民币为基准的主权数字货币构建，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为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因此，从理论与政策角度系统研究主权数字货币与金融科技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可能路径及政策措施是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金融科技创新与主权数字货币构建

金融科技创新为主权数字货币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持。本文的金融科技创新（Financ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FTI）是指服务于金融市场及金融产品的科学技术创新，当代国际社会中的金融科技創新主要表现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速互联网与区块链等现代前沿技术被引入金融市场之中以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引入金融产品之中以提高金融产品满足社会需求程度，金融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量在于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市场运行成本、提高金融产品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当前科技金融创新具有五个显著特征：一是大数据及云计算为金融产品创新提供了数据和算法支持。二是高速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为分布式金融交易及金融账务管理提供了网络服务工具。三是人工智能及量子计算为超大规模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创新和复杂金融产品设计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四是高新技术率先被引入金融市场竞争和金融产品设计竞争之中，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和金融产品设计的科技融合。五是网络化、智能化、国际化与市场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显著特点。金融科技创新是数字货币构建的技术基础和推动力量，更是主权数字货币构建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部分。

本文的主权数字货币（Sovereign Digital Currency， SDC）是指以国家主权作为最终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而发行和流通的数字货币类型，国家主权作为最终信用担保和信用基准是主权数字货币的显著特征。本文的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DIGICCY）是数字化的价值符号与价值工具的统称，是电子货币（Electronic Currency）及其他货币的替代货币，也是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的特殊表现类型，主权数字货币与其他数字货币比较，具有五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主权国家的征税权、强制力和国家安全保卫能力构建主权数字货币的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不同信用类型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的信用来源及信用基础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他数字货币的信用来源与信用基础则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他数字货币的非国家性和非政府性的特征更为显著。二是分布式数据储存与中心化信用担保共同构建主权数字货币的数字与信用分布特征，分散化、网络化、扁平化的分布式数据网络构建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数据基础。三是大国主权数字货币能够成为跨国金融交易和支付结算的工具，对现存跨国支付结算的非数字货币具有替代效应，能够突破现存非数字货币在跨国结算方面的壁垒，促进跨国债权债务结算的数字化。四是主权数字货币能够打破霸权国家货币对跨国支付、跨国结算、跨国投资的垄断性和歧视性影响，促进各国在跨国支付、跨国结算、跨国投资的公平化、多样化、多元化与去垄断化，促进国际社会资本有序流动，消除金融霸权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对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非理性干扰。五是主权数字货币能够弥补主权非数字信用货币的不足，促进支付工具、结算工具和投资工具的多样化，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促进新兴金融交易产品及相关金融衍生交易产品的设计开发，推动国际社会金融市场发展与创新。

当代金融科技创新不仅为主权数字货币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持，还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提供日益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条件。当代金融科技发展在大数据（Big Data）及其存储技术、高速互联网、数据传输及物联网技术、超级计算和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量子通讯技术等领域表现最为显著。金融科技对主权数字货币构建的影响在六个领域表现最为显著。

其一，大数据及数据存储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提供了数据信用支持。大数据是指海量存在的制式结构数据与非制式数据，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拥有的数据资源构成该主权国家的重要资源和数据信用来源。数据存储技术为主权国家发行主权数字货币提供了数据信用支持，促进主权国家信用的数字化，而数字化的主权国家信用能够成为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

其二，高速互联网、数据传输及物联网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提供了高速数据传输通道和服务。高速互联网技术发展特别是5G乃至未来的6G技术的发展，为及时性、连续性、低时延乃至零时延的数据传输提供了技术支持，为主权数字货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乃至全时、全域流通提供数字传输支持，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和物理覆盖面，有利于实现全球化物理空间的无缝隙、全覆盖的数据传输，促进主权数字货币的全球化、全覆盖的流通循环。

其三，超级计算及云计算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大规模计算提供算法工具支持。超级计算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提供了数据处理与计算基础，打破了传统非数字货币（如金融货币、纸币和电子货币）发行与流通的计算技术限制，不仅提高了计算效率并节约计算成本，还突破了传统计算技术的限制，使得传统非数字货币不能够实现的货币交易、金融结算和市场投资行为成为可能，促进货币交易与金融市场的创新。

其四，区块链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创建提供了高效的公共账本系统和信用管理数据库系统。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的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提供了记账信用及账务管理的技术基础，事实上，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能够众人共享的账本系统及数据库系统，区块链技术则涉及到现代数学、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密码学及数字防伪等众多应用技术及理论学科领域，借助于区块链技术可以创建主权数字货币的全球性公共账本系统及价值流转的数据库系统。

其五，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技术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提供了价值计算及价值流转技术支持。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计算、监督和管理行为提供技术支持并提供效率，人工智能能够部分替代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部分人力职能，降低货币发行、流通与监管成本，提高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效率。

其六，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ation）与量子通讯技术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提供了保密计算与保密通讯的应用技术基础。量子计算效率高于传统经典计算，量子通讯（Quantum Communication）能够解决通讯和数据传输的保密性与安全性问题。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数据计算、数据传输及数字通讯问题，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技术的引入不仅能够提高数据计算效率，而且能够保证数据计算和信息传输及共享过程中的信息及通讯安全问题。

由此可见，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流通及跨国循环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技术保障，解决了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过程中的主權信用数字化问题、高速数据传输通道及效率问题、大规模的超级计算问题、公共账本系统与财务信用数据管理问题、价值计算及价值流转问题、保密计算与保密通讯问题。

从图1看出，金融科技创新为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提供了金融基础设施保障和技术支持，使得主权数字货币的创建在技术上可行（feasible）且在金融基础设施保障方面可实施（actionability）。当然，主权数字货币的创建过程也是当代金融科技创新及应用于金融实践的过程，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对现存非数字主权信用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分工性和互补性，彼此分工合作且相互补充;二是竞争性和替代性，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能够替代现存非数字主权信用货币的某些功能。

主权数字货币与相关货币的关联性分析

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给传统的国家主权货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基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主导货币带来了挑战，其产生的替代效应对国际货币体系乃至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主权数字货币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虽然都以主权国家信用为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基础，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分工合作关系。主权数字货币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区别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主权数字货币以价值的数字化符号进行交易，主权数字货币的使用者通过价值的数字化符号为媒介进行交易或者流通，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则是以硬币、钞票、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债券、银行有价证券等为交易或者流通媒介，当然，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也可以电子介质为媒介，例如，电子货币形式（如信用卡）进入交易与流通，但其仍然以传统主权货币账户为基础。二是主权数字货币流通依托于现代高速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技术限制，能够克服传统地理空间、主权领土空间的物理限制，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主权数字货币的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设置与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持，降低了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成本，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流通成本相对较高。三是主权数字货币发行通过主权国家的货币当局设置的主权数字货币账户调控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信用规模，主权数字货币交易者则通过商业银行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钱包进行点对点的数字货币交易，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则通过主权国家的货币当局（中央银行）设置的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商业银行的信用规模。四是主权数字货币能够通过中央银行间设立的主权数字货币联盟进行跨境发行和跨境流通，区块链作为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具有分布式数据存储和分散化交易的比较优势，为跨国数字货币支付、数字货币结算、数字货币投资创造了良好的跨国金融基础设施条件，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跨国支付、跨国结算与跨国投资则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及技术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传统国际储备货币大国如美国还会利用本国货币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信用优势限制和打压竞争对手国的货币跨国交易与流通。五是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相比，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成本较低且流通速度更快，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并为资源配置优化提供新的货币交易条件，主权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数字化的价值符号，其流通更容易突破地理限制、物理限制、规则和制度限制、文化与习俗限制，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广泛的地理空间范围的优化配置，突破据此提高的市场跨时资源配置效率。

从表1看出，主权数字货币与主权非数字货币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以价值的数字化符号的发行和流通为特色，后者则表现为传统物理货币与电子货币的组合。主权数字货币代表了主权信用货币的演化方向，主权信用货币则是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基础。

另外，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虽然具有共同特征，但差异性也非常显著，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主权数字货币以国家主权为主要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但非主权数字货币则以非主权信用，如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市场信用及其他信用形式为基础，主权信用具有相当稳定性和持久性，而非政府信用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波动性与阶段性特点显著。二是主权数字货币特别是大国主权数字货币的币值具有相对稳定性，因为国家主权信用特别是大国主权信用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性，但非主权数字货币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和投机行为的影响而表现出显著的波动性，如比特币及其他非主权数字货币由于受到投机炒作因素的影响表现出高频率、大幅度的波动性。三是政府对主权数字货币的监管程度相对较高，主权数字货币以国家主权及政府信用为担保，为了维护主权国家及其政府的货币信用，政府必然会强化对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监管活动，防止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风险特别是各种类型的投机风险。相对而言，非主权数字货币因为没有政府信用作担保则很容易受到各种投机货币的影响而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性，政府对其的监管活动也表现出时间差异性、空间差异性和手段差异性。四是主权数字货币更容易成为全球跨境支付、结算与投资货币，作为全球跨境债权债务结算、支付和投资货币必须具有广泛的接受性、充分的流动性、价值的稳定性和增值性，非主权数字货币因为没有主权国家作为信用担保，在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相对有限，因为容易受到投机冲击而表现出币值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各国政府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打击地下经济活动会强化对非主权数字货币的金融监管，这些都弱化了非主权数字货币在跨国结算、支付与投资的功能。五是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国之间更容易形成主权数字货币联盟，各国具有推进主权数字货币国际合作和主权数字货币国际化的积极性，主权国家作为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者，能够充分利用主权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乃至政治、外交与军事关系达成跨国货币合作共识，推动主权数字货币合作，促进主权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六是主权数字货币不仅受到主权国家的金融监管，还要面对相关国际组织跨国监管问题，由此必然影响到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的灵活性与效率，但也有利于维护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的规范性和货币信用稳定性。

从表2看出，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虽然彼此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如两种类型的数字货币都以区块链及高速互联网为技术基础，都是通过价值的数字化符号实现货币的支付、结算与投资功能，主权数字货币是在借鉴非主权数字货币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的，但区别也较为显著，根本原因在于主权数字货币以国家主权作为信用来源和信用基础，弥补了非主权数字货币信用基础不足导致的投机性、波動性和风险性，主权数字货币信用和币值的稳定性更有利于其发挥国际支付、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的职能。

事实上，主权数字货币是在综合了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功能与非主权数字货币功能的基础上构建的新兴货币形态，是人类社会货币形态演化与发展的最新成果，不仅能够同时吸收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的优点，还能够弥补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的缺陷和不足。主权数字货币对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的扬弃效应可以用图2说明。

从图2看出，主权数字货币继承了非主权数字货币和传统主权信用货币的优点，同时，扬弃了二者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其对非主权数字货币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具有替代性影响效应，代表了人类社会货币制度创新和货币演化的未来方向。当然，主权数字货币并不是在任何主权国家都能够发行和流通的，需要具备必要的技术、市场和制度条件，技术条件落后、市场规模狭小、金融监管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难于发行和流通主权数字货币，只有区块链和互联网技术发达、市场规模广大、金融监管规范高效的主权国家，才具备发行和流通主权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条件。作为全球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具有先进的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特别是5G通讯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商品市场与金融交易市场广阔，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高效有序，具备发行和流通主权数字货币的技术和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相关部门及研究机构提出和研究推进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EP）方案[1]，无疑是朝着主权数字货币构建方向作出的重要努力。

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主要储备大国，中国是全球高速互联网技术、大数据、超级计算、人工智能及量子通讯技术的引领大国，不仅具备发行和流通以人民币为信用基准的主权数字货币的技术与市场条件，而且具备推动以人民币为信用基准的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和现实必要性。

本文将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简称为数字人民币（Digital RMB or Digital Renminbi， DRMB），事实上，本文认为，数字人民币的英文简称也可以表述为DPD（Digital People's Dollar），意为“为人民服务的货币”，就是说数字人民币不仅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货币，也是为世界人民服务的货币。构建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具备如下五方面的条件和机遇。

第一，中央政府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高效的金融市场监管能力为数字人民币发行创造了坚实的主权信用基础。主权数字货币的成功发行离不开坚实的主权信用基础，任何一个主权不独立或者主权不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发行主权数字货币时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主权信用的缺失或者说主权信用的不完全性，只有主权独立且中央政府具有完全信用能力的大国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才具有完全的主权信用基础。中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具有独立自主的主权，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国际治理能力和高效的行政执行力，在国内金融及货币市场的监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能够有效抵御和防范各种可能的国内外金融及货币风险。因此，中国推动主权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具有坚实而雄厚的主权信用基础。

第二，移动支付、区块链与高速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流通创造了成熟而体系化的技术条件。主权数字货币流通必须具备良好的高速互联网和移动支付条件，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所提供的分布式数据储存、点对点交易、共享账户及数据库系统，移动支付、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任何滞后和缺陷都会阻碍主权数字货币的流通，弱化主权数字货币的功能甚至导致难于预防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货币流动及相关金融风险。作为移动支付发展最为迅速的货币流通大国，中国在以5G为代表的高速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具有领先和先发比较优势，为数字人民币的国内流通创造了体系化的技术基础设施条件。

第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为数字人民币创造了市场规模和报酬递增条件。主权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只有依托广阔市场规模和海量的市场交易，才可能充分发挥主权数字货币的网络规模效应，也才可能提高数字货币的流通速度和流通规模。如果没有广阔的市场规模和海量的市场交易，主权数字货币的低成本、高效率流通优势便发挥不出来，在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和非主权数字货币的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也不可能充分显现出来。受消费和货币使用习惯的影响，主权数字货币如果不能够在流通中表现出更快的流通速度和更高的交易效率，则很可能因为竞争不过传统主权信用货币或者非主权数字货币而退出货币市场流通，出现主权数字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就是出现数字货币流通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中国有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规模，同时，还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全球生产大国，足以支持数字人民币的市场流通并实现主权数字货币流通的规模报酬递增目标。

第四，中国贸易大国和金融大国的崛起，为人民币主权数字货币的国际流通创造了国际贸易与金融市场环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国际社会中以中国为第一货物贸易伙伴大国的国家超过100个，远超以美国为第一货物贸易伙伴的国家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将更进一步得到稳固，与此同时，中国也已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第一推动国，为数字人民币的跨国市场流通创造了广阔的国际贸易市场前景。另外，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储备资产大国，人民币也已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交易、结算和投资货币，自2016年10月1日开始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以来，人民币作为全球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立的五大主要储备货币，其在国际交易计价、结算、支付和投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持续增加，这些都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循环创造了良好的国际金融市场条件。

第五，经济全球化及“一带一路”建设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创造货币循环流通渠道和机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总体趋势，任何国家的货币如果不能够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则必然为历史所淘汰，主权数字货币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需要，通过价值符号的数字化推动全球范圍内的跨国资本流动、债权债务结算、贸易支付与跨国金融投资活动。虽然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但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只是历史演化趋势长河中短暂的非常态化现象。主权数字货币特别是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则是人类社会货币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的产物，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了市场准入机会。

当然，数字人民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如何预防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是数字人民币发行和流通的关键。具体而言，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数字人民币与非数字人民币的流通冲突。如何计算和平衡传统主权货币与主权数字货币的关系面临着多方面挑战，一国货币当局发行的主权数字货币与传统信用货币具有相似的特点，特别是与狭义货币具有相似的某些特征，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中的狭义货币包括硬币、钞票和活期存款，是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态，主权数字货币流通必然对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产生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如果不能够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能诱发货币流通秩序的无序和混乱并引发各种货币流通风险，也就是说如何平衡数字人民币与传统人民币之间的流通关系面临着决策和执行风险。

第二，数字人民币与其他数字货币的流通冲突。如何计算和平衡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关系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很显然，主权数字货币与非主权数字货币具有相互替代与相互挤出关系，主权数字货币流通也必然对非主权数字货币产生挤出效应，在货币流通领域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叠加，放大不确定性风险，甚至诱发各种不可控的货币危机政治经济事件，不仅影响货币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还可能冲击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也就是如何平衡数字人民币与其他数字货币之间的关系面临着挑战。

第三，数字人民币与美元国际流通冲突。主权数字货币跨境交易与流通可能诱发国际货币矛盾与国际金融动荡风险，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跨境流通与人民币国际化，必然引发人民币与其他国际流通货币，特别是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大国货币竞争与博弈，事实上，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也是数字人民币承担国际货币职能不断替代其他国际货币职能的过程，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首先面临着来自美元霸权的挑战。美元作为全球主导的国际货币，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必然导致数字人民币对美元的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必然引发美国的阻碍和打压，如何应对美国对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挑战，将是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在较长时间内面临的首要挑战。

第四，数字人民币的监管挑战。相对于传统主权信用货币，主权数字货币流通速度更快、流通规模变化更为迅速、流通范围更为广泛，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是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面临的重要挑战，如果不能够进行有效监管，则不仅可能诱发金融秩序的混乱，还可能诱发各种类型的货币与金融危机。事实上，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如果不能够有效监管，还可能诱发各种金融犯罪活动，如资本外逃、金融欺诈、地下金融活动、各种洗钱犯罪活动等。然而，针对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发行和流通的监管措施对主权数字货币则可能失效，需要推进金融及货币监管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这也是对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监管提出的挑战。

概言之，作为主权数字货币的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如何抓住各种可能机遇稳妥推进？如何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的挑战和风险？是我国中央政府及货币当局面临且需要妥善解决的课题，可以用图3进行概括与总结。

从图3看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与流通需要在充分抓住机会的同时，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与风险。机遇与挑战相伴而生，如果不能够抓住机遇，则可能错失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与国际化的机会;如果不能够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的风险，则会导致国内外货币乃至金融市场的失序、混乱乃至引发各种货币、金融及经济危机。当然，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与国际化的过程，是中国在国际货币及金融市场的崛起过程，也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关键之举。

主权数字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优势与贡献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构建由西方国家主导，主要反映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与金融利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受损者，如何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键，主权数字货币的创建与体系构建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世界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方面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成为国际货币改革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具体而言，在推动世界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与国际货币改革中，我国可以采取如下五方面的战略举措。

第一，发挥中国的全球互联网大国优势，推动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我国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应用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多网民，同时，也是全球互联网技术引领大国与推动全球互联网技术进步的主要大国。我国需要发挥利用金融科技创新的技术比较优势，在国际社会率先发行与流通主权数字货币。我国在高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方面已经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与国际化，不仅为中国人民，而且為世界人民提供高效的货币及金融服务。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工作，在前期研究和大量实验测试特别是适时场景测试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应该适时启动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及流通。我国已经建成较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随着5G网络在全国的全面启动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地理空间单元的互联互通的高速互联网与物联网体系正日益形成和完善，为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创造了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及技术支持体系。

第二，发挥中国的全球贸易大国优势，促进数字人民币的国际流通。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国际货物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领导大国地位，同时，我国也是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乃至第一贸易伙伴。通过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在双边与多边贸易结算中使用数字人民币，这不仅能够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还能够规避国际贸易结算中使用第三方货币特别是使用美元带来的汇率转换、汇率波动及政策风险，打破西方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在国际贸易计价、支付与结算领域的垄断地位，促进国际贸易计价、支付与结算工具的多样化与多元化，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市场竞争体系。值得关注的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国际流通，还有利于世界经济逐渐摆脱美国发起的以中国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全球贸易战的消极影响，促进世界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发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大国优势，促进数字人民币融入全球实体经济。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是全世界具有完全产业链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够生产联合国发布的所有产品门类的国家。我国具有推动数字人民币融入全球实体经济的天然制造业优势，能够重构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体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与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我国可以在能源与原材料进口贸易、中间品贸易、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关键产品出口贸易中引入数字人民币作为主要的计价、结算和支付工具，引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动态调整，促进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使世界经济摆脱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货币驱动下的过度虚拟化发展路径，促进世界制造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第四，发挥中国的全球储备大国与投资大国优势，促进数字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与投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资产大国和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大国，中国需要充分发挥储备货币和对外投资大国的比较优势，通过构建主权数字货币国际联盟，促进全球范围内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削弱西方国家主导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货币霸权体系，推进公平公正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美国主导的美元霸权体系，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流通货币地位，对其他国家进行金融与贸易制裁，严重干扰了国际货币与金融秩序，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所发起的以中国为主要攻击对象的全球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且严重破坏了国际货币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诱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及货币金融危机。把数字人民币引入全球实体经济领域有利于世界经济摆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与单边主义的不当影响，重构世界经济增长的货币基础。

第五，发挥中国的治理大国优势，促进全球主权数字货币监管体系及风险治理机制及体系构建及完善。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促进了全球跨境计价、结算、支付与投资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刺激全球地下金融活动，如资本外逃、跨国金融欺诈、跨国洗钱、跨国金融腐败、跨国走私等各种跨国金融犯罪活动的活跃，诱发各种可能的国际货币及金融风险乃至危机，需要构建高效有序的全球主权数字货币监管及风险治理机制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预防和控制货币及金融风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国际社会的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监管机制及体系构建等方面作出独特的大国贡献，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与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国和引领国。中国在推进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与国际化过程中，应积极倡导组建全球主权数字货币联盟，为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制定相应标准和规则体系，规范全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秩序，引导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另外，数字人民币发行和全球流通过程中，需要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货币及金融市场的既得利益集团国家的干扰、阻碍乃至破坏行为，中国需要与金砖组织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结成国际货币与金融合作联盟共同抵抗各种干扰和破坏活动，维护国际货币与金融秩序的稳定运行。

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在推动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与国际化过程中，在技术、贸易、金融、产业与监管领域拥有大国综合比较优势和天然的地理区位及市场优势，能够成为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与监管的引领国家，成为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导大国。可以用图4概括中国在推动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全球大国优势与贡献。

从图4看出，作为全球互联网大国、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国际储备与投资大国、货币大国及金融治理大国，中国在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大国综合比较优势，能够为推动全球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作出独特的大国贡献。

研究结论

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是当代金融科技创新的必然产物，必然对国际货币体系及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数字人民币作为大国主权数字货币的代表，能够成为国际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国际产业投资的重要计价、支付和结算工具，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的储备货币角色。主权数字货币与相关货币特别是传统主权信用货币、非主权数字货币具有分工合作与互补关系的同时，也具有相互竞争、相互替代与相互挤出效應。数字人民币能够借鉴传统主权信用货币和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功能优势，也必然摒弃相关货币的缺点和局限性，成为国际社会的具有主导替代性功能选择的国际货币。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和国际化，能够促进人民币发挥“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货币职能。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具有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风险，需要制定相应战略和对策加以妥善应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主要的互联网大国，中国在推动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合作、全球货币及金融监管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具有独特的大国综合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引领作用，贡献中国智慧并提出中国方案。主权数字货币合作将成为国际货币及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构建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制定相应的战略应对措施。构建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跨境数字人民币合作平台，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国际流通与合作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构建世界主权数字货币体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可以在推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区块链平台体系建设、数字人民币贸易支付区块链平台体系建设、数字人民币金融投资区块链平台体系建设、“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支付与结算区块链平台建设、“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区块链平台建设等方面谋篇布局，通过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新秩序作出大国贡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6XNLG11）

注释

[1]胡艳明：《央行数字货币探索路DCEP如何影响现有支付体系？》，《经济观察报》，http：//www.mpaypass.com.cn/news/201911/18105923.html，2019年11月18日。

参考文献

保建云，2019，《分布主义、国家权力与全球治理体系一个分布学派的理论解释》，《国家治理研究》，第2期。

保建云，2017，《如何应对逆全球化与新兴保护主义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分析研判》，《人民论坛学术前沿》，4月上。

保建云，2018，《国家类型、国际体系与全球公共治理基于中国天下观理念的分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保建云，2018，《保建云讲座实录：贸易战、危机传染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人大重阳网，http：//www.rdcy.org/index.php？s=/Index/news_cont/id/47661，6月22日。

责 编/肖晗题

货币金融统计范文第5篇

[摘要]物流金融作为融资的一种方式，为银行、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了资金、物流、商务信息的互通平台。在这一平台中，物流企业的业务模式成为银行和企业的纽带。物流企业从事物流金融业务面临客户道德风险、操作风险、质押物风险。客户风险的控制、质押物风险的控制、操作风险及管理风险的控制、法律风险的控制，对于物流企业物流金融业务的成功至关重要。

[关键词]物流金融；物流企业；风险评价；风险控制

一、物流金融的发展及其理论综述

在1999年之前，我国的物流企业很少参与存货的质押业务。商业银行由于对质押存货的价值、品质、销售情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所以出于安全性考虑，对开展此类质押融资业务非常谨慎。一些企业存在大量的闲置存货无法盘活。

1999年，中国储运与银行一起开展了第一笔存货质押融资的物流金融业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很多银行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物流金融业务，深圳发展银行等的物流金融业务水平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国内的很多物流企业也纷纷参与物流金融业务，联手银行为企业提供物流金融服务。与国外的物流金融相比，我国物流金融有这样一些特点：跨越式发展，发展的不均衡性，以现货商品交易为主，以企业、银行、物流企业三方合作模式为主。

随着物流金融业务的不断开展，物流金融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总体来说，根据文献研究的对象分类，物流金融理论研究可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对物流金融基本概念的研究；二是对物流金融业务中三方主体面临的风险的研究。龚纪钢认为，物流金融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它是面向物流运营的全过程，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实施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组织和调节供应链运作过程中货币资金的运动，从而提高资金运行效率的一系列经营活动。从狭义上讲，物流金融是金融机构和第三方物流服务供应商在供应链运作的全过程向客户提供的结算、融资以及保险等增值服务过程，其核心是物流融资。

陈或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实证角度对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进行分析，得出物流金融业务主要存在环境、业务和管理等三个方面的风险心。钱文彬和孙稚锐从处理风险的手段出发，将物流金融风险分为控制型和财务型两大类，其中控制型的技术主要从源头人手，预防和回避风险，财务型的处理技术主要包括风险自留与风险转移等。

二、物流企业的业务模式及地位

物流企业物流金融的业务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包括基于仓单质押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和基于动产质押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另一类是非典型形式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如厂商银融资模式、融通仓模式、应收账款融资模式等。

传统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融资过程较为简单，质押物也较为单一。例如，基于仓单质押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是以物流企业开具的仓单作为质押物的，而基于动产质押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则以物流企业所拥有的动产作为质押物进行的融资活动。

与传统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相比，非典型形式的物流金融业务模式是为不同的融资场景而设的，它更灵活多变，更能满足不同的融资需求。表1以商品货权与库存混合融资模式、厂商银模式、融通仓模式、经销商集中融资模式为例，介绍不同融资模式的特点。

可见，在物流金融业务中物流企业是不可或缺的主体。没有物流企业的参与，就没有物流金融业务。那么，它在物流金融业务中对客户企业和银行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呢？总的来说，物流企业在物流金融业务中扮演着客户企业和银行之间桥梁的角色。在我国，民营中小微企业占据了企业总数的大多数，而这类企业却屡屡因为财务状况捉襟见肘、融资能力欠佳，制约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长期发展，很多企业面临破产变卖的窘境。物流金融通过在产业链条中提供监管确认，并以质押物或其变体作为信用载体向银行申请融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盘活资产的机会。物流企业以其物流领域的专业性和其第三方的角色定位，很好地推进了整个过程的监督管理，并促成了融资活动的落地。

对于银行来说，之前因为对中小微企业的风险评估存在障碍，索性将此类业务束之高阁，其实这对银行业务来说是一大损失，毕竟中小微企业占据了全国企业的大多数。而现在，物流企业的介入不但分担了银行的风险，而且为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扫清了障碍，盘活了资金。

三、物流企业参与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

在物流企业参与物流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基于其业务模式可能面临不同的风险。根据整个物流金融业务的参与主体，可以把物流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大致归为三类：一是客户方面带来的风险；二是银行方面带来的风险；三是物流企业自身带来的风险。但在物流金融业务中，因物流金融模式的特殊性，银行方面带来风险几率较低，此处不做深入探讨。具体来说，客户方面带来的风险包括客户道德风险、质物风险。物流企业自身带来的风险包括操作风险、管理风险和法律风险。

（一）客户道德风险

作为物流金融业务的主要客户，我国的中小微企业在企业中占比巨大。我国中小微企业综合实力不足容易导致一定风险。具体来说，中小微企业的道德风险包括以下几点：向银行和物流企业提供采购、生产、销售等虚假信息，以应对其资信调查；企业的市场份额小，业务量不足，无法按时清算；企业的出质物报价虚高；提取质押物时提好补坏，以次充好，提多补少，使得质押物价值严重下跌，使得物流企业遭受损失。

（二）质押物风险

在物流金融业务中，物流企业常常会面临三种质押物风险：一是质押物选择不当的风险；二是质押物的价值波动风险；三是质押物在质押期间损少的风险。质押物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物流企业及银行所要承担的风险。所以在选择质押物时，要选择流通性好、易保存、不易灭失、投机性小、市场价格波动小的物品。即便选择了价值波动小的物品做质押物，也会存在价值变动的风险，此时，应当确定适当的质押率，质押率是贷款本金与质押物市值的比值。此外，质押物在质押期间，如发生灭失、缺损，对物流企业来说损失较大，不仅无法收取监管费用，还需赔偿损失，而且对物流企业的商誉也是一种极大的打击。

（三）操作风险

物流企业的业务人员在处理物流金融业务时，因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业务培训等不成熟或不健全，往往会存在操作风险。如因对仓单相关知识培训不够而造成的仓单冒领冒用，监管员被客户收买而违规放货或者其他欺诈行为。

（四）管理风险

在物流企业对质押物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常常因为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甚至缺失，造成质押物的丢失等。对质押物进行全天候的有效监管必不可少，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和便捷的信息管理系统对于物流企业完善质押物管理、减少管理风险将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五）法律风险

在物流金融业务的合同中，可能存在对物流企业不利的条款。对合同重视不足，容易给企业造成法律方面的风险。一旦遭遇法律风险，即便选择调解或上诉，也将使得企业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四、物流企业参与物流金融业务的风险控制

（一）客户风险的控制

客户群作为物流企业实现利润的源泉之一，其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时间的长短，可以将客户划分为中长期合作客户和短期合作客户。

对于首次合作的短期合作客户，物流企业应当对其经营状况和综合发展情况进行调研，通过田野调查、与银行对接获取相关信用记录、访谈客户的管理人员等方式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对经营状况不佳、资信情况堪忧、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应委婉拒绝合作。对经营状况好、资信记录优的企业，应当努力建立相互依存的长期合作关系。

对于保持着中长期合作的客户，要及时跟进该企业的重大事件，对其经营状况进行持续的评估。另外，对双方的合作细节，如质押物的合法性、单据的真实性等，进行尽职调查，确保物流企业的经营风险最小化。此外，对已有业务不能满足客户需求的，可以选择承包再转包的方式为客户服务，同时也拓展了企业的服务链。无论是中长期客户，还是短期客户，都要建立资信档案，在业务进行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信用管理。

（二）质押物风险的控制

物流企业在开展物流金融业务时，质押物的选择非常重要，这一选择直接影响物流企业的经营风险。所以从质押物的选择，到质押率的计算，再到风险保证金、预警线的设立，都是为企业物流金融业务的开展、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风险而做的努力。

在选择质押物时，要选择流动性好、易保存、不易灭失、投机性小、市场价格波动小、易变现的物品。在通常情况下，大宗商品较受欢迎。即便选择了价值波动小的物品做质押物，也存在价值变动的风险。此时，应当确定适当的质押率，质押率是贷款本金与质押物市值的比值。物流企业向客户收取风险保证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规避质押物价值变动带来的风险。而预警线机制，则是通过在协议中规定当价格触到预警线并有下降趋势时，要按照协议的相关规定补增质押物或者缴纳保证金。

（三）操作风险及管理风险的控制

由于信息化程度较低，物流企业的很多工作都需要人工来完成，业务的人工依赖度高。而我国大部分的中小微企业对操作技能进行的相关培训少之又少，导致操作风险的提高。控制操作风险可以从“三化”，即制度化、信息化、专业化人手。操作风险控制的制度化，就是为其信息化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逻辑，信息化是制度化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而专业化是对信息化不能完成的部分的补充，是对人工的进一步要求。

具体来说，制度化包括很多方面。例如，仓单管理的制度化，要规范仓单的领用填写制度，从制度源头遏制冒领及不规范填写；建立违约处置的应急机制，当违约行为发生时，为了保护我方利益，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及时处理现场，保留证据，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我方利益；建立安全监管流程制度，从质押物的审核、入库、维护、出库到新质押物的补仓等，都要严格按照流程制度执行，定时核算质押物的价值余量，并及时给予风险警示；制定多部门、多层级的项目审核流程制度，从横向到纵向对项目安全性、风险性进行评估。

信息化就是使前述的具体流程从制度走向电脑，实现信息搜集的快捷、全面，为制度的落地提供保障。例如，建立仓单管理无纸化平台，将仓单的填写、审核等均通过该平台无纸化地实现；建立安全监管平台，将质押物扫码录入平台，这样在平台中就有唯一识别每个质押物的代码，更加方便管理。

对于信息化平台暂时不能实现的制度，可以通过培训来加强员工操作的专业性，从而降低企业风险。

对于企业内部人员来说，除了职业技能的专业性，管理也非常重要。正如人们常说的：“道德风险可以摧毁世界。”企业应当不断加强内部管理，肃清不正之风，培养员工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为企业和员工自身的发展开辟一片绿地。同时，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从招聘到培训，再到考核、晋升，通过一系列机制激励员工，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员工，促进企业的发展。

此外，建立物流金融行业业务执行标准将促进物流金融市场的规范化，进而促进各个物流企业加强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具体做法包括：召开同业公司经验交流会，积极倡导良性发展，遏制垄断等恶性竞争行为；业内规模较大的公司，积极与银行、政府对接，推动物流金融业务制度化、标准化发展；选取试点，进行制度创新等实践，并及时反馈、调整。

（四）法律风险的控制

很多物流企业因法律意识缺失而经常为法律纠纷所困扰。针对这种现象，物流企业应当强化法律意识。首先，对于恶意违约者，要坚决、合法地维权，并与其断绝合作；其次，对于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违约，要吸取教训，在企业内部开展法律培训，提升员工的法律意识，不再犯同一类错误；最后，在签订合同前，由法律顾问确保条款的公平合理以及约定内容的属实，切实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 冒洁生]

货币金融统计范文第6篇

金秋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22届峰会在北京召开。饱受雾霾之苦的京城民众尽情享受着“APEC蓝”带来的喜悦，然而，更令人鼓舞的是此次会议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决定也一扫近年来APEC活力不再的阴云。不仅如此，一出以基础设施融资合作为突破的高层次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大戏正式拉开序幕。其蓬勃之势，正如同在此次峰会举办地主场的名字——“日出东方”。

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长期以来缓慢前行

自由贸易区进程：既定核心。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日趋缓和，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成为潮流。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新西兰和东盟等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成立。1993年6月，该组织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目前有21个正式成员和三个观察员，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自成立以来，APEC在推动区域和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有所进展。首先，确定初步目标。1994年11月的印度尼西亚茂物峰会设立“茂物目标”：即发达成员国在2010年前、发展中国家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亚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贸易及投资。其次，目标升级。2010年11月日本横滨峰会发表“横滨宣言”，就继续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切实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达成一致。最后，自由贸易区目标启动。今年北京峰会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的历史性一步。

内部货币金融合作：缺乏力度。相对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合作，货币与金融合作属于较高层级，APEC内部在此方面的实质合作不多：一是经济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服务。如建立APEC金融培训机构，提高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经营和管理能力；对成员银行监管体系进行评估；推动各成员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改善各成员信用评估体系；强化信息披露制度，推动成员债券市场的建设；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推出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自动行动计划。二是初级阶段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如建立预警和预防机制，成立由主要经济体的财长和金融专家组成的APEC金融预警小组；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建立APEC紧急资金援助机制；制定APEC金融行为规则，对地区大额资本流动进行监督。

APEC外的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进展有限。首先，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割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主导的美洲美元区阵营，北美和南美洲作为美国的后方，追随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的步伐，遭遇金融危机，或发生国际收支危机，都能得到IMF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的救助。另一个是“10+3”（即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为主导的东亚阵营。相较于美洲美元区的泛泛合作，东亚阵营的合作更为紧密。2000年建立以“清迈倡议”为基础的货币互换机制，进行了直接融资机制的尝试，如亚洲债券基金的发行和在“10+3”框架内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倡议。

其次，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至2000年5月，东亚尝试建立各种形式、多渠道信息沟通与区域金融监测协调机制。如1997年11月建立的“马尼拉框架”小组，具有高层次监控对话机制的区域性合作论坛。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5月到2009年2月，进入实质性的货币金融合作阶段。2000年“清迈倡议”扩大东盟10国的货币互换安排和“10+3”双边货币互换网络。2001年建立“10+3”早期预警系统，及时发现东亚经济体的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部门的脆弱性，以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突发。第三阶段是2009年2月至今，东亚金融合作由双边货币互换升级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2009年2月泰国普吉召开的东盟“10+3”特别财长会议把“清迈倡议多边机制”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从800亿美元扩大到1200亿美元。东亚外汇储备库应运而生，使得原先松散的双边货币互换援助体系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多边资金救助机制。

最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是一种以危机救助为目标的非机制化合作形式。一方面，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起步于东亚金融危机，“清迈倡议”为基础的双边货币互换和“清迈倡议多边机制”都是为金融危机服务，解决危机中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是一种危机救助，是货币金融合作的初级阶段的最高形态，即成员国面临国际收支困难时，成员国之间的流动性支持安排，以及在监管原则和方法上的统一化。另一方面，它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组织，不存在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规定，合作是松散的，不定期的。执行方式是13个国家和地区财长定期和不定期举行会议，商谈随机存在的各种问题。

亚太地区难以拓展货币金融合作原因复杂

APEC的“先天不足”酿成苦果。首先，机制上存在“脆弱性”，阻碍了大范围深层次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APEC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松散的论坛性组织，“APEC方式”奉行“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非机制化”原则以及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这两条原则是“双刃剑”，既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成员的求同存异，但也降低了合作的深度和层级。其次，缺乏约束机制。没有承诺保障条款和惩罚性制约条款，历次峰会上达成的共识没有落实的保证。正是由于APEC自身的这些局限性，使得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非常缓慢，更为“高大上”的货币金融合作难有亮点。1994年就提出了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愿景，期间却一度几乎停滞，经历20年才得以启动。这些年来，APEC就如同一艘动力渐失的航船，国际影响力远不如G8峰会，金融危机后又有被二十国峰会逐渐超越之势。有媒体甚至讽刺，APEC存在的价值似乎只剩下作为每年一次实现成员国领导人双边多边会面的主要舞台，处境不免尴尬。

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多样性成为货币金融合作的阻力。首先，多样性增加了合作成本。亚太地区经济体众多，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发展中成员普遍缺乏分散或重新配置风险的金融工具，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对于金融风险，特别是汇率和利率风险的承受能力有着较大的差别，则同样力度和作用方向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不同的成员金融系统内部产生不同的成本，这种金融体系现状的差异性成为各成员进行货币合作的主要顾虑。其次，多样性成为合作的制度障碍。以汇率合作为例，亚太地区多数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在货币政策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进行汇率合作，就必须让渡部分或者全部货币政策自主权，这将迫使各国变革过去所形成的货币政策决策和传动机制，对各国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各国管理汇率的能力也带来更新挑战。

主导权争夺战为货币金融合作“添堵”。地区合作是政治博弈，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此次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博弈就把该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中各方对主导权的争夺展现无疑。今年10月24日，在APEC财长会议期间，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的财长和授权代表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投行初步注册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500亿美元。在外界看来，中国明显在亚投行居主导地位。针对此，美国干脆直接跳出来，公开反对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盟友参与发起亚投行，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是“意图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显然，所谓可能被削弱的这两家金融机构目前分别由美国和日本占主导地位，出现“小人常戚戚”的局面自然不出人意料。然而，预计未来，美国和日本的这种失落感会不断增强。因为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创纪录的1100亿至1200亿美元，将首次超过境外到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预计中国的对外投资超过现在排名第二的日本指日可待，而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大，日渐削弱美元的垄断地位，中国在亚太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此所谓大势也。

APEC北京峰会标志着亚太货币金融合作扬帆起航

随着此次峰会上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今后区域内资金、货物、人员的流动更为便捷，该区域金融领域的合作需求也将上升。依托APEC平台，预计亚太地区高层次货币金融合作将出现新局面。

尝试从非机制化向机制化迈进。未来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要真正常态化，就必须改变原先的靠危机来驱动的被动方式，而是要依靠战略性的机制构成国家间的货币金融政策协调。现有的亚太货币金融合作非机制化特点突出，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正是预示着这种合作向机制化演进。机制化合作是一种较高形态的合作方式，它存在一个严格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存在对应的超国家的国际机构和组织行使各种日常职能，存在一个基金（由各合作方分摊）作为物质保障。亚投行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成果，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也可以说亚投行是亚太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向机制化的起步。

亚太共同外汇储备库建设成为可能。从这些年来全球出现的金融危机来看，当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因流动性不足而陷入危机。而IMF的救助金额有限，并多附加较为苛刻的条件，往往会错过最佳的救助时机且广受争议，这就需要建立地区性共同外汇储备库。目前由中、日、韩和东盟共同组建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是APEC内此种构想的基础，理应得到APEC成员领导人的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后，共同储备基金可使用的资金规模受到IMF援助框架的制约，能提供的救援资金有限，迫使韩国通过与美联储签署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来缓解因危机造成的外汇流动性短缺。新加坡也采取了同样行动。2014年11月，中加也签署了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00亿加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东亚货币互换已越过太平洋，迈向美洲，为亚太共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

加深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合作。一方面，资本管制已成为亚太经济体一种有共性的政策新趋势。金融危机后，亚太经济体重拾并加大资本管制力度以应对跨境资本无序流动的冲击，并实现经济与金融的稳定。比如，泰国在2010年10月宣布对外资购买当地债券所获收益征收税率为15%的税收；印度尼西亚在2010年底宣布对银行业者的短期海外借款设定30%的上限，并要求银行业者在2011年3月前必须将外汇资产中提取的准备金从1%提高到5%，从6月起准备金比率要再提高到8%；韩国在2010年宣布限制居民的外汇借款，在2011年初进一步将国内银行的外汇衍生品投资限额降低20%。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从多方面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资金大幅流动成为常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资本跨境流动发生了变化，从资本净流入的结构上看，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股票和债券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后者具有短期资本流动的典型特征，易导致无序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造成了冲击。然而，资本管制政策并非万能，更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全面和有效的合作机制，使无序的资本流动在政策协调中变得有序，从而缓解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的压力。因此，亚太地区各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来深化APEC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

（责任编辑：戴硕）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