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探析范文

比较探析范文（精选11篇）

比较探析 第1篇

一、关于比较方法的论争

人们通常把方法作为工具与程序来理解。从工具意义而言,人们往往是从主体与客体发生联系必须具有媒介的角度来理解方法,正如黑格尔所言:“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1]从程序意义上讲,方法往往是人们从实践或理论上把握现实,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研究步骤与工具的总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方法越来越具有集合的意义。也就是说,一门学科并不是只使用某一种具体的方法,往往是采用多种方法并进行综合运用,从而形成由一个个具体方法有机结合的“方法群”。比较教育学也是如此,比较是比较教育学使用的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比较教育学在其研究过程中,总是根据需要,综合运用文献法、历史法、调查法、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法。

那么,一门学科是否应该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呢?或者说,是否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是一门学科的重要标志呢?对此,人们说法不一。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特定的研究方法是学科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各门学科正是通过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学科所形成的特定研究方法也是一门学科对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如数学的研究方法、化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教育没有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因为比较法为各门学科所普遍采用,因此,比较教育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另一种观点认为,一门学科不是只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方法才能存在,实际上并不需要每门学科都只有一种独特的方法。“如文献法、调查法是社会学科的普遍方法,很难说是哪门学科所独有”。“各门学科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有自己需要的研究方法,但只是一组方法的组合”。[2]统计方法是很多学科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统计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因为比较研究法不是比较教育独有的方法而否定比较教育学科的存在。

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斯平德勒(C.Spindler)认为,对社会科学来说,学科之间的真正差异主要是学科分析框架,在于观点,在于方法论原则,而并非具体的某种工具意义上的方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目的决定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目的必然选择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通常情况下,只要有利于达成研究目的,就可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组合成相应的研究方法集合。比较教育就是如此,在具体研究时往往是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而且因为不同的研究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比较研究各国的教育政策,主要运用文献法对各国颁布的各种法律文本进行分析,如果要比较研究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最好是采用调查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2]其他学科亦然,都不是只使用一种方法。

方法既然具有工具意义,那么某种方法为多种学科所选择和运用就不足为怪了。相应地,是不是运用某种具有特定倾向意义的研究方法所进行的研究都一定是某种学科的研究呢?比较法虽然不是比较教育独有的研究方法,但在整个教育学科体系中,它可以说是具有比较教育特定倾向的研究方法,那么,凡是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的研究都一定是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吗?显然这是不成立的。可以认为,运用比较方法进行教育领域的研究是一种比较研究,但它是教育问题或教育事实的比较研究,而并不一定是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范围。正如运用统计方法进行教育领域的研究可以是比较研究,但并不一定是属于统计学的研究范畴。所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虽然包括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但并不是所有对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都是比较教育学研究,不能因为教育的比较研究在其他教育学科中具有普遍性而否定比较教育学科的存在。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比较教育学科而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比较方法,而是比较教育的方法论。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手段,具有普遍性,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在一事物和他事物的比较中确定该事物的性质。所以,不仅其他教育学科普遍使用比较方法,教育以外的其他学科也都普遍采用比较方法。这并不是说,比较对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不重要,相反,比较教育离不开比较,离开了比较,比较教育就不可能真正存在。但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有着不同于一般运用或工具意义上的含义,它必须严格按照或遵循比较教育的学科原则,通过对国际教育及其发展而进行整体取向的研究。如果研究的是世界范围的问题或者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具体问题,只要具有国际性或者跨国性,遵循比较教育学科的方法论原则,就应当是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范畴。实际上,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在研究范围和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开放性。

二、比较的内涵及其分层性

比较教育学离不开比较。比较使人们得以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吸收“类经验”,进而实现人类智慧的共享和增值,促进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比较的跨越性、开放性等外向性格使比较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工具性的方法,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对此,不同的比较教育学者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

施瑞尔认为,所有的比较都是一种心智活动,这种活动旨在通过建立关系而获得知识。他从比较的对象、比较的基础、比较的技术、比较的价值以及比较的关注点等几方面区分了两类比较风格,即作为普遍的心智活动的比较和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作为普遍的心智活动的比较,在技术上是简单的、单一层面的比较;在对象上仅限于在可观察的事实层面建立关系,这些事实大抵具有同质性;其基础源自于日常可观察到的表面现象或者说是习惯性的、经验的概念;其关注点是建立相似性的关系,或者建立层级性的关系;在结果上往往停留在描述性的层面,表现为对于某种特定文化特质进行比较、建立分类或者是发现相似性、问题或者发展趋势;其结果严格来说是琐碎的,似乎并不足以提供结论性的证据。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比较,在技术上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比较;在对象上着力于探寻建立关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建立关系组型之间的关系;其基础是基于某种明晰的理论的启示;在关注点上重在寻找差异性;其结果往往是从变量间预设的关系出发,寻求这些关系的经验性的表征,能够完成理论形成、理论检验和理论批评的功能。[4]

饶从满、付轶男认为,比较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作为一般思维方式的比较,即比较意识,二是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即研究方法,三是作为学科本体论的比较,即比较视野。“一般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更多地只是局限于方法作为工具与对象的统一性这个层次上,而在比较教育中,方法首先要面对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象,这个对象并不是无限扩大的各种教育与各种学科,而是不同学科与教育间的差异性关系与同一性关系,这种对象要求的保持差异和统一的辩证联系使得比较教育的方法与其对象间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单纯的工具理性的作业方式”。“在比较教育中,比较的意义不是形式的类比推理,而是辩证的比较”,“它与其他学科的比较方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比较视野,而比较视野在这里体现一种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5]

李现平根据主体、客体、目的、方法及媒介等五个要素对比较的层次进行了分析,即谁在比较(主体),比较什么(客体),为什么比较(目的),如何比较(方法和媒介),由此对比较进行了区分。作为一般心理过程和认知过程的比较,研究的主体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或自然人,客体通常是没有经过严格定义的,进入其心理过程的有关外界的信息、影像和判断,方式是由潜意识过程支配和完成的,这种比较过程是极其广泛和个性化的,目的只是使心理过程和认识过程得以延续,只具有个人心理和个体生命的意义,本质上是自发的和随机性的;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比较法,研究的主体为科学工作者,或科学人,客体往往是经过科学界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事物及其概念、认识、现象、原理等,方式上必须遵循科学界的共识、规范、惯例或范式,目的上带有明确的社会功利性,也具有明显的自觉性和规范性;作为教育领域中的比较,研究主体是教育学者,或教育学人,客体涉及教育领域的所有学科,方式上要遵循教育学的原则,目的上具有明确的学科发展性;作为比较教育中的比较,研究的主体是比较教育研究者,或比较教育学人,客体是现有的教育存在和教育发展单元,方式上是彼此之间发现、创建和发展联系,目的是批判、反思、改造和发展现有的教育。[6]

我们通过对这些学者关于比较层次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对比较的内涵的理解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提出了关于比较的层次性问题,尽管他们做出的具体解释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比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比较教育学的比较不同于一般具体方法层面的比较。

三、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中比较的层次性

由于比较方法无处不在,因而比较成为一个外延广阔,却缺乏精确性的概念。这是导致比较教育学科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德国著名比较教育学者施瑞尔(J.Schriewer)所指出的:“比较教育的研究成果价值系乎比较’的良莠;比较方法或比较方法论关乎比较教育的学术定位与学科认同问题。”[7]因此,我们必须对比较的层次性进行具体的分析。

根据比较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把比较分成四个层次,即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和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证明,比较是人类天生本有的思维方式,日常生活中举凡譬喻、分类、评价等活动,无一不与比较有关。人类的视觉通过比较光线和目标显示的强弱、远近、快慢而工作,人类听觉通过比较一系列声音的强弱、远近、高低、来去而工作,人类的触觉、味觉等官能系统也无不通过比较而工作。因此,可以说,比较是凡人皆有的本能和天性。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的本性即是比较而存在、运动和发展的,因此比较不仅根植于人的本能和天性之中,而且根植于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的本性之中,根植于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机理之中。[6]这种日常生活中广泛进行的比较,主观性很强,是无意识地、不自觉地进行的,因而较为随意。

作为工具意义的一种科学方法,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首先,在科学研究中,比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认识活动。它遵循着严密的程序,要求对象间具有可比性,并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旨在得到某种试探性的结论。其次,日常的比较思维注重显而易见之异,而科学的比较思维却要求能看出异中之同以及同中之异。同时,科学的比较还要求从现象的比较走向本质的比较。“科学研究中的比较不能停留在现象上,而是要从表面上差异极大的事物之间看出它们在本质上的共同点;在表面上极为相似的事物之间看出它们在本质上的共同点,这是科学比较方法的真谛”。[9]作为具体方法层面的比较法,是对日常生活中比较思维方式的提升,它遵循具体而明确的研究步骤,具有严密的规范和特定的程序。

比较视野是研究主体看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比较视野在本质上是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即通过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方式来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本质关系,从差别与同一的辩证关系中认识人类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其根本的存在方式并不是能够立即被感知的物质形式,而是以特殊的物质形式,一种稳定的、定型化的思维样式内化于研究主体的头脑之中。它内化为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觉,研究主体在学术活动中将其作为本体论加以内在地、自觉地使用”,[10]因此,比较视野具有内隐性的特点。

比较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不仅有利于研究者形成新的思路与阐释立场,克服以往认识的单一性与封闭性,而且通过借助于外来参照系,研究者还能够从研究对象的立场来反观自身,在比较、鉴别中加深对自身的理解,获得更加清晰和准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仅从系统内部是无法获得的”。[11]但仅仅运用比较方法或者具有比较视野,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比较教育学者,只有在对比较作用的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强大的情感力量,即上升为信念时,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教育学者。当人们具备了学科信念,形成了特定的研究取向和话语体系时,比较就不再停留在具体方法的一般技术层面,也不再停留于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系统分析。比较上升到一种范式层面,它是隐性与显性的统一,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复杂综合。

作为一个普通人,比较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研究学人,比较方法往往是必须具有的。而对于一个比较学科的研究者,则要求不仅能够运用比较方法,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整体取向的比较视野。如当人们在探讨教育问题时,教育学更多地是追问教育的内涵、来源及其存在的理由,但比较教育学更多地是寻求教育的多样化类型及其不同的特征,前者是通过挖掘事物的内涵而寻求其本质,后者是通过探讨多样的类型来寻求其本质。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视野,由此形成不同的话语体系。在长期的科学发展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研究视野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研究共同体,每一共同体都会形成特定的学术传统,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术规范和学科信念,这是学科发展生生不息的基石。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领域中的比较研究曾经是而且仍将是比较教育学科关注的内容,但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不能停留于此,它主要依赖于比较视野而存在,更是依赖于比较范式而发展。

参考文献

[1]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36．

[2][3]顾明远．关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J]．比较教育研究，2007，(3)：3．

[4]王黎云．施瑞尔比较教育思想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501)．11．

[5]饶丛满，付轶男．比较教育的本体与学科特性[A]．陈时见，徐辉主编．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与研究方法[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79．

[6][8]李现平．比较教育身份危机之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81～83，101．

[7]J.Schriewer.The Method of Comparison and the Need Exter- nationalization:Methodological Criteria and Sociological Coneepts.Schriewer and Holmes..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N.Y.Peterlang,1990.68.

[9]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6．

[10]付轶男，饶从满．比较教育学科本体论的前提性建构[J]．比较教育研究，2005。(10)：1～6．

壮泰民族的生死福寿观比较与探析 第2篇

中国壮族（尤其是广西壮族）与泰国泰族在族源上有着浓厚的亲缘关系，这已是为众多学者专家所证明了的客观事实。①正如此，两个民族在生产方式、原始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壮族和泰族对人生生死福寿现象的态度和看法，表现出很多一致性，同时又各有特色，并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本文试对此进行探究。

一、壮族与泰族的生死福寿观比较

(一)相同的生死轮回观

壮族人的传统观念认为，人的生命历经生、死和投胎再生的轮回；人在世时生活的世界是阳界，而死后就进入另一个世界即阴界。阴界按等级从高到低又可分为天堂、阴间和地狱。如果一个人生前行善积德，死后其灵魂可以进入理想的天国，或投胎于富贵人家。若生前为非作歹，人神怨愤，死后就会被打入地狱，受尽煎熬，转世投胎则会变成牲畜。②

在泰族人的观念里，人的生命总是在生与死的轮回规律中循环，生生死死，永不泯灭。生与死的轮回，是人的生命从这个世界或阶段转入另一个世界或阶段，而且仍保持着联系。③由于泰人笃信佛教，其日常行为规范也因此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人们相信，人死后的情形将取决于其生前所做的德行。④

可见，壮泰两族都受到佛教生死轮回观念的影响，他们对生与死关系的看法基本相同。

（二）“死生有命”

壮人认为，人的生命掌握在天与神的手中，命运如何早有定数。命该早上死，便不会活到晚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天命观和宿命论思想。

一方面，人们出于对死亡的关注和畏惧，特别注意与长寿或死亡有关的各种 ①参见范红贵著：《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覃圣敏《壮泰族群的渊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②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57页。③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58─1959页。④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26页。

征兆。壮人普遍认为：天庭（太阳穴部位）饱满、地角（下颌两侧）方圆、耳垂厚长者为福相，将会长寿；夜间哪家房屋上有鸱鸮或乌鸦叫，其家将会有人死亡；若梦见某人披红挂绿，生龙活虎，此人将离死期不远；梦见与死去的人一起生活，亲密无间，此人是阴盛阳衰，命运多厄！反之，梦见某人死亡并举行葬礼，此人则病愈健康。久病不愈、不思饮食的老人，如果突然精神抖擞、胃口大开，吃鸡肉又盼鸭肉时，此乃回光返照，兆其死期将至，其子女要准备后事。①

另一方面，壮人又对生死变化表现出超然豁达的态度。人们对福寿并无过分的贪恋，最大的愿望是能“寿终正寝”，就是能活到六十上，死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再投胎到富贵之家。所以，凡年届六十的老年人，对于死神的降临早已有思想准备，故泰然处之，不会惊慌失措；其子女们不仅有思想上的准备，而且还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包括准备棺木、寿服、白布等）的准备。②反之，如果不能“寿终正寝”、短寿（60岁以下36岁以上）或夭折(36岁以下)，对其本人或其家人来说都是巨大的不幸和损失。③

而同样地，泰人对死亡也表现出较多的恐惧和关注，他们也相信有种种预兆，故而千方百计预测或占卜。例如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影子，别人看不见他的头；夜里有短耳鸮鸟飞到谁家的屋上叫，或者飞近谁的家，便预兆此家将会有人死亡。人们还把梦兆与死亡相联系，如梦到牙齿脱落，就认为其父亲或母亲将要死亡；梦到死也是凶兆，特别是梦见被死人邀请去一起住则更为凶险。如果碰到以上梦境，必须设法尽快采取解禳的措施，即用从七处寺庙中收集的法水沐浴，以解期祸。人们还根据人的相貌特征来判断其寿命的长短，如长着长垂耳朵的人会长命百岁；儿子长得像父亲，女儿像母亲，其今后的生活将坎坷，也许还会夭折。反之，儿子像母亲。女儿像父亲，其今后的生活将会富足且长命。④

但与壮人不同的是，泰人认为，人未死而事先准备棺材或丧葬用品是不吉利 ①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58页。

②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57页。③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57─1958页。

④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59页。的，无异于促其快死。因而，在泰国，装殓死者的棺材及其丧葬用品都是在死者亡故时逐项制作而成。①

（三）对延年益寿的渴望与追求

既然人之生死福寿“自有轮回”，虽“命中注定”却也可以预测，那么，人自然也就可以想出各种办法来改变命运，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现实生活中，凭借巫术的手段、依托神灵的力量和行善积德的行为，企图消灾祛难、延年益寿的现象比比皆是。

众所周知，人上了年纪，就是风烛残年，自然每况愈下体弱多病。但壮族人却认为，这是老人“粮少魂不守舍”造成的，所以需要“添粮以增寿”。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少的壮族地区，年过50岁的老人都有个“寿米缸”②。此缸专用于给老人储存生命所需之“寿米”。其第一次装进的米是为老人举行“添粮”仪式时装入的。对于缸中的米，在使用时也有严格规定；即“平时不能随便拿来煮吃”，而“只有届临老人的生日或老人生病时，才掏出一些来给老人煮干饭吃，祝愿他健康长寿”③。

另外，在桂西、滇东南一带的壮族，每当老人罹病时，常临时请师公、麽公或巫婆来为老人举行“叫魂添粮”仪式，吃“百家米”以实粮聚魂。

除了上述一度较为盛行的“添粮”增寿方式之外，壮族还有一种特殊的祝寿方式，这就是“做棺”祝寿，即提前给老人做好棺材，祈以冲掉灾难、除去疾病，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④

而泰人却无此习俗。由于佛教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根深蒂固，故而在他们的生活中，“人的言行总是与德行联系起来，迎接死也一样，在人们的观念中，人死后的情形将取决于其生前所做的德行。”⑤。人们普遍认为，成年男子剃度修行是对父母和众多扶助者的恩德的一种报答。这样，“他们可以从剃度中积善积 ①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59页。② 缸是特制的，鼓要小口，两尺来高，缸盖下压着红纸或红布，安放在神龛上或老人卧床的床脚边。③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850页。

④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852页。

⑤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926页。

德，从而在生活中得到美满和幸福。”①所以，凡年满20岁的泰族男子都必须按习俗剃度出家，要在寺院过至少3个月的修行生活。这样就可以为其亲属尤其是年长女性积累功德，使他们在辞世后顺利升入理想的天国，享受到生前可望而不可即的富贵福寿。

二、壮泰民族生死福寿观的文化内涵

通过以上对壮、泰两个民族生死福寿观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有较多的共通之处，同时也各有特色。进一步探究，还会看到二者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体现了对生命的极其珍爱和高度敬畏

无论壮人还是泰人，都非常珍视和爱护生命，畏惧和逃避死亡。人们对那些有关长寿或死亡的征兆格外关注，并努力通过各种手段（如壮人选择“祝寿”，泰人则惯于剃度修行）来积善积德和增进寿命，以期长久地保有现世富贵或死后能升入天堂。总之，“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往往是通过对生命的敬重表达出来，敬生畏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和生存情态。”②

壮人和泰人还都相信善恶报应法则，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把行善积德作为处世准则，自觉加以践行。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③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选择行善止恶，无疑是对生命的敬重和呵护，同时也折射出人们对死亡的规避。

2、表现出对面相决定未来的迷信

当代学者认为，命相文化，就狭义而言，是指通过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也可以是其中一部分)和观察身体的各个部分及其相关变化以确定人的富贵穷通、福祸寿夭等的一种文化。④

如前所述，壮族和泰族都认为长着长垂耳朵的人有福相（长命百岁），这即 ① 覃圣敏主编：《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第三卷）第八篇《壮泰民族的人生礼仪》，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898页。② 夏东民，陆树程：《敬畏生命观与生态哲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73页。

③ [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④ 赵章超《古代命相小说的叙事结构》，载《学术研究》2003年第12期，第135页。

是典型的面相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看相的习俗和信奉面相决定福寿的文化传统。①而壮族历史上深受汉文化影响，对面相文化自然耳濡目染。

难怪美国传教士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说：“如果有人想寻找一个地方研究一下迷信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和结果，那么中国也许是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恰当的选择。中国人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心态似乎都浸透着迷信观念。”②

3、彰显了本民族的宗教情结

前文述说中提到，桂西、滇东南的壮族每当老人罹病时，常临时请师公、麽公或巫婆来为老人举行“叫魂添粮”仪式，吃“百家米”以实粮聚魂。这鲜明地体现了该地区壮族人浓厚的鬼魂信仰，它已完全渗入到人们的福寿观念之中。而泰人的生死福寿观更是深受佛教文化的浸染。泰人中盛行成年男子剃度出家的习俗，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年长亲属积累功德，使他们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保有富贵和长寿，于死后也能升入佛国净土。由此可见，壮泰两族的生死福寿观念各自蕴含着本民族的宗教文化情结。

小结

通过以上对壮、泰两个民族生死福寿观的比较，不难发现二者在诸多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而且两族的生死福寿观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色。敬畏生命、渴望永葆健康和长寿，对于这一重大人生课题，不惟壮、泰两族的人们予以了积极关注，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人们也莫不如此。当今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科学家们对诸如健康、长寿等生命奥秘的探索也不断获得新的成果。③这对引导人们依靠科学、有效的途径改善健康和增进寿命 ①中国相文化的最早记载，出现在 《左传·文公元年》：“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其大意是说公孙敖让叔服为自己的两个儿子看相，叔服说：“谷这个儿子可以祭祀供养你，难这个儿子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颔很丰满，他的子孙必在鲁国兴旺起来”，后果如其言。②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著，鞠方安译《真正的中国佬》(Real Chinaman)，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06页。

③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示，那些取得较高成就的人——例如公司经理、奥运会运动员和国家领导人——寿命相对较长，比普通人平均最多活 4年。勤奋和认真也是获得长寿的金钥匙，虽然这意味着工作压力要超过普通人。科学家是对此前20项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勤奋、认真的生活态度可以增寿”这一结论的，这20项研究共对8900人的生前行为进行了比较。参见《青年记者·科技》2008年11月上，第5页。

无疑大有裨益；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生死福寿观进行“修正”。

参考文献：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探析 第3篇

一、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的比较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共同点

从总体上看,两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都包含了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道德观教育。

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认同政治制度,规范人们在社会制度下的政治行为模式。民主与法制教育是培养人们遵纪守法的观念,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统治阶级的意志,大多数需要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来,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是动员教育对象,明确前进方向,形成政治凝聚力。协调各种力量,朝共同目标努力。道德观教育是向人们灌输道德意识,并把它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品质,进而践行道德义务。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差异

(1)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同

由于同受东方伦理的影响,中日两国都极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能够做到客观、理性,尽量不妄自夸大亦不妄自菲薄,具有理智型的特点。现代社会里,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常是教育人们要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教育人们爱国家、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教育人们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民族沙文主义与封建色彩、军事色彩糅合在一起的。战前,日本爱国主义教育指导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主义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这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极端,并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工具,成为教化臣民精神的武器,给世界人民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灾难的糟粕。日本的这种爱国主义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即只爱本国、本民族,而蔑视他国、他民族;其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大和民族优秀论”。但是这种教育的贯彻,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对日本的历史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战后,日本在经济大国位置确定以后,为实现“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的目标,再次强化“理解民族使命、培养报国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

(2)集体主义教育与集团主义教育

使受教育者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并关心集体、热爱集体、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一切以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内在机制所决定的。集体主义原则的出发点是,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在保证集体利益的前提下,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在集体主义教育中,要引导人们热爱集体,关心集体,加强对集体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在集体生活中,发扬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团结互助的精神。

集团主义教育是日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对团体的重视既有别于重视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教育,也不同于集体主义教育。集团是指现代社会的工厂、公司以及其他实体单位,从经济实体的角度讲,日本称之为“会社”。

集团主义教育要求成员以集团为家,服从、服务于集团,以培养家族式的亲密感和团结感。日本的集团主义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强调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的密切关系;二是集团不仅是成员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且还是成员的归属所在和受容器;三是个人对集团的忠诚心。集团主义精神在日本的经济起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日本社会重视集团主义教育的同时,忽视了人的个性,存在着人的个性发展不充分的现象。

二、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方法是实现既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必要条件,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教育影响的手段。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共同点

(1)国家政府高度重视且计划性强

中日两国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方面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干预性。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无论军队的、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制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实行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领导。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由政府指挥,文部省操作执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各项活动的开展,都由文部省统一编制、审定。日本这种大一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制,体现了国家的权威和意志,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严格受制于各级政府而不至于失控。表明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通过自上而下各级政府的直接监督和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2)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中显性教育方法与隐性教育方法的结合

在中日两国的思想教育中都有显性和隐性的教育。显性教育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大规模的、全国性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二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系统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比如,都在学校设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隐性教育通常有: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建设成就来教育人、鼓舞人;二是利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场所,以生动的实物、资料教育人、熏陶人;三是运用各种传媒,文学、艺术手段,用经过选择、提炼的事实、形象、情节来感染人、教育人;四是培植爱国氛围,使每个人从中受到教育,产生热爱祖国光荣的思想。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法的差异

(1)中国侧重于正面教育

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呈现出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特点。但是,总的来讲,侧重于正面的、直接的、正规的教育方法,亦即灌输与认知的教育方法。国家设置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机构,通过专门的工作人员,划出专门的教育时间,对各类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各级学校担负着培育“四有”新人的重要任务,所以,对广大青少年的正面教育更是经过了周密的计划、组织和安排的。

(2)日本侧重于文化氛围的营造和教育的社会化

在日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则更看重文化氛围的营造,即熏陶与训练的教育方法。因此,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大都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方式开展。日本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独具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洁美丽的校园环境,激发学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二是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提高学生的认同感和参与感。日本学校开设的“特别活动”是日本1966年开始实行的,目的在于通过学生自主活动,培养学生自身的实践能力。“特别活动”特别强调学生自己动手、策划、组织、参加,在实践中学习。日本的企业精神教育更是日本经济兴盛的法宝。他们通过培养职工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及为企业奉献的精神,达到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促进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是指政府、学校、家庭、社会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日益结成一个互相作用,不断协调的网络。日本比较成功的做法是广泛建立PTA。PTA即Parents Teachers Association组织。这种组织创建于战后初期,现已遍布全国。参加PTA的成员主要是学校教师和各界热心于教育的人士,他们视教育好后代为己任,以能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为精神满足,无偿自愿地从事各种教育活动,尤其在捐赠资助教育基金、细心周到地教育后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中日都很注重社会公共环境的情境熏染作用。例如在日本,“公民馆”是社会教育利用最充分的设施,其主要作用是针对日本个人主义风气进行教育和疏导,以培养正确的个性观。另外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馆以及厚生省主管的公共职业训练所、农业改善中心、保健所、福利中心等,均属于社会教育机构。

三、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比较

1.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共性

(1)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和民族性

任何国家在设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时候,必然要结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消化、吸收和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重塑本国的思想、道德、文化价值观。大量实践证明,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设定过程中,越是重视民族精神的培养与教育,该国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就越大。

(2)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

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把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日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致力于和平、民主、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富有独立性的日本人”。

(3)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全球性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都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注重吸收和借鉴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文明,都把开拓进取、效率风险、讲求实效、公平竞争等具有时代精神和全球性的道德观念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中日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

(1)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由邓小平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有着特定的内涵。有理想,是指在全党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有道德,是指在全社会树立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有文化,是指社会主义公民应当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拥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所必备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本领;有纪律,是指要遵守以维护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为目的的行为规范。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以二战后日本投降为分界线。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目标是“和魂洋才”。“和魂”是指“神国主义思想”,“洋才”则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把培养“和魂洋才”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满足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神国主义思想又染上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色彩。培养目标被进一步表述为培养“尽忠报国”的“皇国之良民”。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推行了民主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在这种大背景下,其目标和内涵也发生了变化。1947年3月,日本制定《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必须追求人格完美,促使作为和平国家及社会的创建者,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重视勤劳与责任,充满自主精神,成为身心共同健康的国民。”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完整表述。

日本在20世纪末的教育改革中,面对“教育荒废”和道德滑坡的现象,突出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目标,展示了日本对新世纪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宽广胸怀与丰富的创造能力。二是培养自主、自律精神。三是培养在国际事务中能干的日本人。

(3)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产生差异的原因

第一,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作为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历来追求和谐统一,尤其是儒家传统的浸润,使得教育目标洋溢着真、善、美和“君子”、“礼仪之国”的大国风范。日本资源匮乏,地狭人稠,这是日本民族的国情。生存危机时刻激励着日本举国上下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时刻牢记国家之不足并以此去砥砺自己的斗志,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强调坚忍、忠贞、团结的“武士道精神”。

第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了该国的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调控手段,同样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以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中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等内涵;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中强调民主理念。

四、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1.转变观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教育,是一个阶级内部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狭隘认识。当前,随着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即教育与社会走向一体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合力已经成为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着对全民的教育。当今世界各国都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然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教育,是对全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向社会教育、全民教育的转向,并不是要抛弃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而是指我们对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应该向此方向转换,观念应当转换,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才会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得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2.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必须要坚持的。在此基础上要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想政治教育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其有强劲的生命力源。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因此,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环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产生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境界,它的最关键环节是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主体的心理品质,只有在道德主体身上实现了这一内化,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收到实效。这种内化过程,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这些转化的推动力和“催化剂”,又需要一定的人生经验为依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依靠理论灌输,更要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实践中获取真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曾指出,在人们的知识、信念和行为之间有一个必须用参加一定种类活动的经验来填补的“网眼”。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格局相结合,与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结合,与提升综合素质相结合。不仅如此,实践教育还要注意遵循目的性原则、针对性原则、服务性原则、教育性原则,避免形式主义,不强求一律。

参考文献

[1] 苏寄宛.日本道德教育的特色.外国教育研究,2002(29).

[2] 王丽荣.中日道德教育的异同.比较教育研究,2003(5).

[3] 王丽荣.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比较教育研究,2005(8).

[4] 奥田真纪子.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来自日本道德教育的课题.肇庆学院学报,2008(1).

[5] 王荪瑞.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高考语文复习备考的比较探析 第4篇

随着现行考试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语文教学不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分数,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学生文化素养,为学生综合素质奠定坚实的基础。高考语文的复习备考要讲究策略,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近年来,笔者一直参与高考语文评卷工作,对学生语文学习方法颇感兴趣,对学生语文答题技巧略有领悟,对学生解题思路和答题规律略有见解。本文拟就2015年高考语文全国卷2和2016年全国卷3的选做题得分情况做一简要的比较分析。

一、教无定法、教学得法

语文教学,老师应该怎么教,学生应该怎么学,才能既减轻老师的压力,又能够引导学生更大限度地学好语文?在高考紧张奋战的过程中,浩如烟海的题库里,如何教学、如何引导学生选择富有代表性的题目进行训练,需要我们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精心引导和重点选择。

高考语文全国卷选做题“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即第11题和第12题的选做题,学生当选那一道题好,众说不一。如一些专家认为,希望学生多选做文学类文本阅读题,即第11题。理由是:做这个题,更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他的建议不无道理,语文教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但又有专家(某高校组织高考评卷的博士、教授)认为,应提倡学生选做12题,理由是:从题型设计和答题要点角度进行分析,比如,2016年全国卷3的第11题的第(4)小题,答案只有三个点,要求是学生答对一个点得2分,答对两个点得5分,答对三个点得8分(满分),且第三个点不容易找到;而12题的第(4)小题,则是四个得分点,每个点2分,且学生容易找对3个点,得6分,自然就多了1分,我们现行的高考选拔是以分数论高低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分为什么不去争取呢?再比如一些省市、地区、重点学校,在平时复习备考的时候,就要求学生只做12题。我们先以某省全国卷2015年和2016年的得分情况作一分析对比:

某省2016年选做11题的考生为73730人,占总人数的21.6%;2015年选做11题的考生为44534人,占总人数的14.4%。

四个小题的平均得分情况是:

从这个表可以清楚地看出,2015年学生在选做12题比选做11题高出2.24/2.35分;2016年学生在选做12题比选做11题高出3.92/3.62分。因此,在现行高考招生政策下,暂时还以分数论优劣的情况下,一分也可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所以,我们老师在教学时,应充分引导学生做好选择。

二、培养学生答题的技巧和方法

就“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而言,无论选做哪一题,都有规律可循。

(一)分析比照,辨出差异。

第(1)题是客观题,分析概括文本有关内容;五个选项,选择其中最恰当的两项。做这个题的技巧和方法,和做论述类文本阅读的技巧和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常的情况,命题者常常将原文句子在语序、用语上作些改变,变换说法,设置迷惑,从而考查考生对处理过的信息的理解及判断能力。解答时,需把选项放到原文中逐一加以对比,细心分析,分辨出叙述的差异,或者是概括不全有遗漏(叫“以偏概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等。此题5分,选项分别是3分、2分、1分,所以,学生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并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这个题目应该可以得满分。

(二)合并归纳、组织语言。

第(2)、第(3)、第(4)题是主观题,共计20分。学生应分点作答,做到条理清晰,观点明确。然而很多学生不会归纳要点,不会“合并同类项”,即相同的点,不会进行归纳合并,总是分开叙述,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再者,不会概括要点,大多数学生只会抄写文中语句,也不会概括性地组织语言,这也是一种“通病”。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分析、概括,学会从文本中提取信息,概括观点,组织语言。学生在解答时,先将观点概括出来,再结合文本内容,根据要点进行分析,答案才显得条理清晰。另外,学生在平时备考训练中,可找一些比较规范的参考书,按照平时做题的速度阅读文章内容,在大脑中构思出答题要点,最后再和参考答案作对比,久而久之,就会发现一些术语或者题目的答题思路,以及答案的语言组织等问题。

(三)抓住关键,不留空白。

答题时,只要抓住关键词,意思表达正确,就可以得分,评卷教师也是按点给分。如2016年全国卷3中第12题第(2)小题,第一个要点的关键词是“创新”;第二个要点的关键词是“求真”,或“认真”、“一丝不苟”等;第三个关键词是“笃实”。找到这三个点或者相近的词,就得满分。主观题的解答,在于意思答对即可,观点明确,理由充分,论述合理,评卷教师就可以酌情给分。学生作答时,既要避免遗漏采分点,又要避免在同一考查点上重复作答。评卷老师是找点给分,即使分析全都扣不上,分析得多,认为学生答得认真,也会酌情给分,切记不能留空白。

总之,通过不断训练、归纳和总结,答题时下笔会很快,回答问题也会得心应手。注意:一是思考问题要瞻前顾后;二是准确圈定答题区域。在表达时,一要整合筛选重要信息;二要剔除可有可无的字句;三要用词雅致精确。

三、培养学生扎实的语文素养

《新课程标准》中语文素养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一种综合的文明素养。语文素养提高了,能力自然就增强了。

第一、语文素养的形成,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积累丰富的语言,熟练掌握语言技能。勤于阅读,广泛涉猎;勤做读书笔记,把自己所看到的、模糊的、不熟悉的记录下来,再仔细揣摩、思考、领悟;勤于动笔,把自己所看、所思、所想都付诸笔端;勤查工具书,把自己不懂的,通过查工具书,解决疑难问题……经过长时间养成训练,就会产生一种量的积累,质的变化。

第二、语文素养的形成,在于广泛阅读经典,文学名著。

“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学习语文,要广泛阅读经典、文学名著,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积淀深厚的文化素养。当代中学生,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的学生,阅读的量可谓欠缺,如一次在高一新生的调查中,一个古诗文默写题“在《论语》中,孔子希望为政者能够端正自己,‘其身正,_____;其身不正,____。’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仁政思想。”全年级一千多学生,还不到十人答对。这可以说是孔子《论语》中一句耳熟能详的句子,却没有几个人知晓。难怪我们的语文教学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为此,应提倡学生多读书,读经典,读名著。养成阅读积累的习惯,文学的素养也就逐渐养成。

第三、培养学生审美情趣。

语文教学培养学生审美情趣,让学生受到高尚情操和趣味的熏陶,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在教学中,充分引导学生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的文化智慧,提高综合能力。如约翰·罗斯金的《痕迹》:把每一个黎明看做生命的开始/把每一个黄昏看做生命的小结/让每一个这样短短的生命/都能为自己留下一点儿可爱的事业的脚印/和你心灵得到充实的痕迹。让学生阅读这首小诗,学生只感觉到云里雾里,不得甚解。而这首诗是一首通俗而又富含人生哲理意味的诗。学生之所以不知要领,主要在于缺乏一定的人生阅历和阅读积累。而实际上,当你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学习语文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里面有无穷的乐趣。我们要引导学生多阅读,多积累,去探究字里行间的深意,去揣摩言外之意的内涵,去吸收文学作品的精神营养,陶怡情操,开启智慧。

比较探析 第5篇

关键词：孙子；儒家；五德；五常；伦理比较

儒家“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其思想内涵和重要价值经历了孔子、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儒学大师的论述形成“五常之道”，即最基本、最普遍、最稳定的五种道德。孙子则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出发，对先秦诸子不同文化建构的思想学派有选择性的继承和有目的性的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的“五德”伦理思想。

一、“五德”与“五常”中的“仁智信”

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和历史积淀的结晶。《孙子兵法》计篇中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以此“五德”——“才智、诚信、仁爱、勇敢、威严”作为选才任贤的基本要求。

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的出发点是以“仁”为核心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仁”就是爱人，就是仁爱精神，体现为对人情感和生命的高度重视。“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表现出对人生命的格外关注，标志着“人”的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孙子“智信仁勇严”作为选才任贤必须具备五种品德。孙子把“智”放在首位。“智”，即是智慧和多谋善断，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释义上，智不过是一种才能而已，而不能成为实际的“智德”。“兵者，诡道也”与“兵以诈立”都是“智”的体现，并把它看上升为“德性”是一种伦理观念上的更新。

“五德”与“五常”都提出了讲“信”的原则要求。“杂于利，而务可信也。”“信”，是讲信心和信任。孙子认为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下都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如果信念动摇，信心丧失，就是一种失德。儒家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可见，儒家非常重视信德的功能价值，认为“信”不仅是交友之道，而且是个人立身进身之基，同时又是治国理政的根本。

二、孙子“尚勇讲严”与儒家“尚义讲礼”

孙子“五德”伦理思想与儒家“五常”伦理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孙子的“五德”伦理思想虽受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吸纳了儒家“五常”伦理思想，但又独立于儒家伦理而不失自己的个性，发展了儒家“智”德和“尚勇讲严”思想。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什么孙子“五德”伦理思想体系是“尚勇讲严”，而儒家“五常”伦理思想体系是“尚义讲礼”？

孙子的“五德”伦理思想体系是“尚勇讲严”。“勇”，《孙子兵法》中说勇是从怯中派生出来的，勇敢和胆怯都是两种不同的态势。“勇”，一方面是在于军人的英勇杀敌、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是在于那种一往无前的武德心理素质；勇于抛弃“愚勇”、“鲁勇”、“匹夫之勇”，而追求“真勇”。

“严”，既是讲威严和法治。不仅是将帅治军的一种方式方法，而且是将帅必须具备的一种品德。一是严于律己，即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严格要求、严格遵守；二是人格威严，做到让敌人惧怕，让士卒敬畏；三是要明法治，做到公正严明，信赏明法，对失职行为予以法制裁。有了“严”的德性，才能带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武之师。

儒家的“五常”伦理思想体系是“尚义讲礼”。“义”，是威仪、美善、适宜之意。“义者，宜也”，儒家学者多以“应该”或“宜”解说“义”，后来逐渐成为表示“应该”的道德准则规范的总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讲“羞恶之心”是“义”的一个极端、一个边界，认为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感到羞愧。儒家在“义利”观上，认为应将社会整体利益置于一己私利之上就是一种“义”，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反对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

“礼”，最先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宗教祭祀，泛指社会典章制度、准则规范及相应的仪式节文等。儒家把“礼”看作是道德准则规范的礼，“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中的礼。孟子认为“恭敬之心”或“辞让之心”是“礼”的一个边界、一个标尺。荀子讲“礼”是为人之道的顶峰、终极目标，认为“礼”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最高的道德标准，其意义不仅仅是在于“正身”，而在于更大的“正国”。

三、“五德”与“五常”的启示

“五德”与“五常”是做人的根本，又是成家立业、治国理政的根基，对于维护社会正常生活秩序、提升社会文明、培养清官廉吏和善良百姓，以及培育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以仁为本，辅之以义”。“仁”，即讲爱心和博大胸怀；“义”，即讲正当和道义。“仁义”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精髓。“仁义”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正确处理感觉欲望与理智理性的重要价值准则，是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广大包容性和最大普适性的社会道德。它要求我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人际关系和谐和发展社会公正道义。

“重严讲法，晓知以勇”。“严”，即严肃和讲法治；“勇”，即讲勇敢和不怯弱。“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美好的品德，上升为一种德性，那是因为通过“严”的方式和“严”的作风，彰显那种人格威严、严于律己、恪尽职守的自律责任和道德使命，依法治国体现出“严”是必然道德要求。只有“大智”、”大仁”之“勇”才是真“勇”；而那种失“智”失“仁”的“勇”不过是一种的“匹夫之勇”。它要求我们健全以法立国、依法治国，做到法治与“大智大仁”之勇的有机统一。

“共筑智信，弘扬礼先”。智”，即讲智慧和谋略；“信”，即讲诚实和不欺瞒；“礼”，讲和谐与秩序。“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让符合维护国家统一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目标，成为衡量有无“智德”的根本标准。“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是人际交往和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支撑。“信”的作用影响极为广泛，整个国家、社会和人的活动都要受它的规范和指导。“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礼之用，和为贵”，“礼”被认为是道德的总称、社会文明的标志、做人的基本素质。它要求我们创建一种文明有序、智慧诚信、和谐有礼的社会生活局面。

“五德”与“五常”的伦理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道德精神和公共准则。对于缓解人际关系淡漠紧张、缓和社会生活中人文道德滑坡、匡正精神家园失守和国际矛盾冲突都有积极的意义。批判地继承“五德”与“五常”的伦理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弘扬中华道德文明，继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1]王联斌.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3.

[2]王联斌.论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J].军事历史研究.1992.

[3]温克勤.仁义礼智信的形成和基本内涵[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06.

私募基金之比较优势探析 第6篇

关键词：基金内涵,基金比较,私募基金优势

广义地说, 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例如, 信托投资基金、公积金、退休基金等。基金通常由基金托管人托管, 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 基金不仅可以投资证券, 也可以投资企业和项目。人们平常所说的基金主要是指证券投资基金。

一、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的内涵

1.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是私下或直接向特定群体募集的资金。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对私募基金 (即通常所说的阳光私募基金) 作了如下界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 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 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2. 公募基金。

《基金法》认为:公募基金是公开募集的资金, 包括向社会大众等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累计超过200人,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的区别

1. 公募基金购买份额起点低, 私募基金购买份额起点高。

2. 公募基金申购赎回费用相对较低, 私募基金相对较高。

3. 公募基金适合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而私募基金适合高端、投资需求个性化的投资者群体。

4. 公募基金一般有仓位限制, 不能满仓, 也不能低于某个下限, 如:公募股票型基金的股票持仓比例不得低于6 0%。而私募基金可以满仓和空仓运作。

5. 公募基金业绩相对比较接近, 分化不大, 而私募基金业绩分化比较大, 与基金经理投资理念有很大关系。

6. 公募基金一般根据基金管理规模提取管理费;但对专户理财业务, 基金公司可以从专户理财业务中收取不低于同类证券投资基金费率60%的固定管理费率, 以及不高于委托投资期间净收益20%的业绩报酬。私募基金重视绝对收益, 尽量确保不亏钱。一般私募基金需要提取20%以上的利润分成。

7. 风险承担责任不同。公募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基金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私募基金的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由基金合同约定。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非公开募集基金可以由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投资管理活动, 并在基金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对基金财产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8. 受到的规范不同。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 以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 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合伙人管理的, 其证券投资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也就是说, 其他组织形式的私募基金, 其证券投资活动尚不适用于《基金法》。

三、私募基金相对于公募基金的优势

1. 私募基金是向少数特定对象募集的, 其投资目标会更有针对性, 更能满足客户特殊的投资要求。

2. 许多私募基金经理出身于公募基金行业, 并且是公募基金经理中表现较优的群体, 投资能力上相对公募基金整体有优势。

3. 私募基金一般实行合伙人制, 能有效降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风险。合伙制私募基金由有限合伙人与一般合伙人组成, 有限合伙人 (委托人) 是真正的出资人, 一般合伙人由投资专家组成, 投入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及少量现金。收益分配时有限合伙人获得较大部分, 若投资失败, 一般合伙人的出资将首先受到损失。这样一来, 一方面丰厚的投资收益分配机制成为激励一般合伙人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 对一般合伙人而言, 首先承担损失的责任可约束其道德风险。这样委托代理风险大为降低。

4. 在熊市巨幅下跌中, 私募基金可以回避股票资产, 以更大力度进行仓位调整以保护前期的利润。因为私募基金没有固定管理费, 只有当基金赚钱了, 基金管理人才能获取利润分成, 因此私募基金对股市风险更加敏感, 在弱市中更倾向于避免亏损, 这也是私募基金仓位控制更加迅速和谨慎的主因。

5. 政府对私募基金的监管相对宽松, 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式更加灵活。私募基金不必像公募基金那样定期披露详细的投资组合, 其投资更具隐蔽性, 受市场追踪的可能性较小, 投资收益可能会更高。与公募基金相比, 私募基金没有投资限制也是其一大优势, 没有预订的仓位比例限制, 没有个股投资比例限制, 没有禁止性投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灵活决定资产配置和个股选择。因此, 私募基金看空时可以快速完全减仓, 而公募基金则受到多重制度和规则限制, 不能全攻全守。虽然公募基金可以通过做多或做空股指期货来规避风险, 但也只是减小了风险敞口;况且目前中金所的股指期货合约是以沪深300指数为标的, 该指数以沪深大盘蓝筹股为主, 对中小板和创业板覆盖不足;因此, 当出现如2009年~2010年或2012年12月初以来以中小盘板块为主的行情时, 通过买卖股指期货也未必能规避相应的市场风险。

四、结语

从长期绩效来看, 大部分情况下基金的整体表现要好于个人投资者, 因此, 基金仍是个人投资者的一个较好投资工具。

个人投资者应该抱有长期投资的心态, 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续期选择相应适合的基金产品, 避免过度追逐短期收益突出的热点基金, 多关注长期业绩相对较为稳健的基金, 通过定投、组合配置来分散风险, 以此获取长期稳健的回报。

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的比较探析 第7篇

第一, 债券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证书, 反映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资金借贷关系, 投资者是债权人, 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列入发行者的负债;而股票是一种所有权证书, 反映股票持有人与其所投资的企业之间所有权关系, 投资者是公司的股东, 发行股票所筹措的资金列入公司的资本 (资产) 。

第二,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 是用以证明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和投资份额, 并对公司拥有相应的财产所有权的证书。股票一经发行, 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即成为公司的股东。股票实质上作为股份公司的股份证明, 它表明其持有者在公司的地位与权利, 以及承担的相应责任与风险。债券是发行者依照法定程序发行, 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是表明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债权关系的书面债务凭证。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约定的期限内要求发行人按照约定的条件还本付息。债券属于确定请求权有价证券。

由于筹资性质不同, 投资者享有的权利不同。债券投资者不能参与发行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 只能到期要求发行者还本付息;股票持有人作为公司的股东, 有权参加股东大会, 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利润分配, 但不能从公司资本中收回本金, 不能退股。

二、债券和股票融资主体的比较

债券和股票的融资主体是不同的。债券的融资主体可以是政府、金融机构、股份公司和企业;股票融资主体只能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融资主体可以发行债券, 但债券的融资主体不都可以发行股票。

依据证券法的规定, 债券和股票的发行主体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企业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3千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6千万元;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最近3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1年的利息;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债券的利率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等。股份公司发行股票的条件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以最基础的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为例。股份公司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发行的普通股只限一种, 同股同权;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数额不少于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的35%;在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中, 发起人认购的部分不少于人民币3千万元, 但是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向社会公众发行的部分不少于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的25%, 其中公司职工认购的股本数额不得超过拟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股本总额的10%;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 证监会按照规定可酌情降低向社会公众发行的部分的比例, 但是, 最低不少于公司拟发行的股本总额的15%;发行人在近3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行为等。

三、债券和股票的融资途径比较

债券和股票作为证券, 它们的融资途径具有相同点。发行债券和股票融资有以下方式:公募发行证券融资、私募发行证券融资、直接发行证券融资和间接发行债券融资。

公募发行是指发行人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和法人公开发售证券, 同时也可在规定比例内, 向公司内部职工发售。按现行规定, 只有社会募集公司的股票可向社会公开发行, 且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应占总股份额的25%以上, 公司内部职工购买部分不得超过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总额的10%。私募发行是指以特定少数投资者为对象的发行。私募发行的对象有两类:公司的老股东或公司的员工;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与发行人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等机构投资者。私募发行有确定的投资者, 发行手续简单, 可以节省发行时间和费用, 但投资者数量的限制使得证券流通性较差, 不利于提高发行人信誉。直接发行是指发行公司自己办理发行公司股票, 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发行费用, 不足在于发行时间较长。间接发行是指发行公司的股票由发行市场上的中介机构承销, 发行公司对股票或债券不加以过问, 这种方式可以缩短发行时间, 但由于需要支付中介手续费, 发行费用将会提高。

四、债券和股票融资的成本比较

企业债券的发行费用一般低于股票发行, 因此企业发行债券所需负担的融资成本是明显要低于股票的。从纯理论上分析, 与发行股票融资相比, 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综合成本反而更低。首先, 在债务融资中, 债务的利息计入成本, 因而它有冲减税金的作用;而在股权融资中, 向来就存在着对公司法人和股东“双重纳税”问题, 加大了企业融资的财务成本。其次, 债务融资可以使公司更多地利用外部资金来扩大公司规模, 增加公司股东的利润, 即产生“杠杆效应”;而在股权融资中, 新股东固然可以向公司提供更多可运用的资金, 但同时也增加了分配公司利润的基数。再次, 债券可以防止企业控制权的分散, 不会对企业的控制权造成威胁;而股权融资会使公司的管理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发行普通股时, 新股东可以分享公司发行新股前所积累的盈余。

参考文献

[1]、赵亚奇, 朱继涛.对我国公司债券融资特点及问题的初步探讨[J].消费导刊, 2008 (6) .

国外公务员管理制度比较探析 第8篇

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发展, 已形成成熟的制度架构, 逐步成为世界公务员监督制度的典范。本文就西方主要国家的公务员监督制度做一个分析和简略比较, 希望能对我国的领导干部监督提供一些借鉴。

一、通过权力制衡与道德约

1. 三权分立, 在冲突中求平衡。

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主要体现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等。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系统, 每个系统起着各自的作用, 同时又相互制约, 它们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国会有立法权, 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 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 但须经国会认可, 国会有权依法弹劾总统和高级文官;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任命并经国会认可, 最高法院又可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宪为由宣布无效。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 使国会、总统、法院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 彼此互相牵制, 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导生的腐败。

2. 用公务员规范进行道德约束。

美国公务员总署下属单位道德办公室负责对部门和高级公务员的廉政问题进行监督, 各部门定期向办公室做报告。政府的政务官和高级官员都必须填写个人、家庭在内的财产债务情况表, 道德办公室予以公布并接受社会监督。20世纪70年代, 日本发生了多起公务员受贿事件和利用职务谋取不当利益的事件, 使得日本国民对公务员产生不信任感, 因此陆续颁布整肃公务员行为的法规。1973年制定了《关于严肃官厅纪律的决定》、1996年颁布《关于为恢复国民对行政及公务员信赖的新措施》、1998年颁布《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系列规定要求公务员严格区分公私事务, 节制与利益相关的活动。

二、通过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 加强法律监督

1. 重视监督法制建设, 专门立法依法治腐。

美国、北欧等国家均为崇尚法制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它们在打击腐败时, 首选的武器自然是法律。美国己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廉政法规体系, 主要有《政府阳光法案》等规范行政行为和公务员日常行为的法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等惩治腐败方面的法规、《政府廉政法案》等规范反腐机构职能和权限的法规。由于美国反腐败法规大多是针对某些重大腐败案件发生后建立起来的, 内容比较具体, 而且具有较强的严密性、针对性, 因此往往能有效防范类似腐败问题的产生。北欧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 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则在其刑法典的有关章节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 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该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 此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 从而使其更加完善, 且更具可操作性。

2. 重视监督机构建设, 独立机构专司反腐。

为保障法律的尊严, 这些国家都设立了高效、独立、专司反腐的机构, 负责彻底查处各类触犯法律的腐败案件。为了增强监督的力度, 美国有50个以上的联邦执法机构根据法律各自承担执行某类公共腐败调查的责任。如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独立检察官, 以及各部门的监察长办公室, 都在揭露、调查、起诉公共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议会报告工作, 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 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三、保障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 加强外部监督

日本有一个独特的社会监督制度行政相谈制度。行政相谈制度建立于1955年, 作为加强行政监察的一种补充, 直接听取国民对行政的要求和意见, 督促有关部门解决或补偿因行政失误给国民造成的损失。这一制度不仅为国民开辟了一条行政救济的渠道, 而且也开辟了一条面向全体国民的意见表达的渠道。美国实行的是多党竞选执政体制, 保证了当选的执政者, 无论是国会议员, 还是总统, 都要向选民负责, 受选民监督。同时美国社会多元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影响, 使任何一项法案的通过, 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 都必须经过多方论证, 平衡对方利益, 而不仅仅由所谓少数执政精英所左右。舆论监督在西方往往被称为是第四方监督, 是不可忽视的监督主体。

四、提升国民的监督和廉政意识, 强化廉德文化建设

长期以来, 北欧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 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芬兰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 学生在高中阶段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 因此, 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 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 社会为先;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关怀扶持, 同舟共济;求同存异, 协商共识;种族和谐, 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 并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其中, “廉”就是廉洁奉公, 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

五、通过竞争择优和功绩考核, 优化干部选任机制

1. 实行现代文官制度, 通过竞争性公务员资格考试选任。

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的种种弊端, 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其中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 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 其升迁实行考绩制, 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英国1885年就成立了3人组成的文官事务委员会, 负责统一组织考试。1970年正式实施文官制度改革, 规定凡未通过考试获得及格证书的人员, 一律不得担任事务文职。1918年, 全面实行公开考试制度。日本自1887年开始实行文官考试录用制度, 其1947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法》规定:“录用公务员必须通过竞争考试, 但不妨碍通过竞争考试以外的能力测验的方法进行考核选拔。”由于日本政府的定期考核、晋升制度系统完备, 使日本公务员的提级晋升的工作效率比较高。

2. 通过严格的考试录用程序选拔。

英国的文官考试录用制度经历了100多年的演进, 如今在程序上非常完善。英国公务员考试分统测、专业考核、口试答辩三个步骤, 考查内容包括个人记录、智力、直觉反应、专业知识、实际技能等。考选委员会对合格者还要进行终选面试, 评定等级为7级, 只有达到可以接受以上的评定才能获得选用。日本公务员录用奉行“成绩主义为主旨的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 但是对不同职位的报考者提出相应的学历、年龄、经历和技能要求。德国规定公务员晋升都必须考试, 考试内容包括行政知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各占1/3的比重, 考试不合格不能晋升。对于高级官员的选拔尤其严格, 不仅要经过新职位训练2.53年, 而且还要通过考试, 其中成绩优秀者才能获得晋升高级公务员的机会。

3. 依靠考核晋升制度进行选拔。

英国公务员的考核包括日常考勤考绩和综合考绩。日常考勤要求记录每个公务员每天的工作情况, 不仅与晋升相联系, 而且也是报酬支付的主要依据。美国是最早实行功绩考核制的国家。1934年制定的考核内容有16项, 1943年增加到31项之多。1950年颁布的《工作考绩法》, 废除统一考绩制, 实行工作考绩制。在内容上主要考核工作量, 工作质量和工作适应能力三方面。采取个人总结、互相考评、专家和团体考评的综合考评方法, 考核结果与晋级、任用相联系。法国公务员考核项目较多, 包括专门知识、身体状况、整洁状况、思维能力、工作能力、工作效率、服务精神、组织能力等。由上至下逐级评分, 给出综合评分后还要交本部门行政对等委员会按统一标准进行平衡, 鉴定的结果直接影响公务员的晋升和提拔。 (作者单位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人事处) ■

几项重要负债的利息处理比较探析 第9篇

一、短期借款的利息处理

短期借款是企业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 短期借款利息属于筹资费用, 记入“财务费用”账户。需注意的是, 原准则中计提短期借款利息时贷记“预提费用”, 而新准则中已取消“预提费用”这个科目, 新准则应用指南规定, 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应按计算确定的短期借款利息费用, 借记“财务费用”, 贷记“银行存款”、“应付利息”等科目。实际工作中, 短期借款利息一般是按月提取、按季支付。

例1 2008年1月1日, A企业从银行取得一笔临时借款100 000元, 月利率0.5%, 期限6个月。利息按月提取, 按季支付, 到期支付本金。利息处理如下:

(1) 第一季度前两个月各月按月提取利息500元 (100 0000.5%) :

(2) 季末支付利息:

第二季度利息的会计处理同 (1) 、 (2) 。

二、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利息处理

交易性金融负债是企业为了在近期内回购而承担的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是新准则中出现的新科目, 主要核算企业承担的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企业持有的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也在该科目核算。企业承担的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按发生的交易费用, 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按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 贷记“交易性金融负债本金”。资产负债表日, 按交易性金融负债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 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贷记“应付利息”科目。利息如此处理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做法, 相关会计教材上也没有相应的例题, 现举例如下:

例2 B公司2008年9月30日发行债券, 市场价格为200 000元, 另发生交易费用10 000元, 债券票面利率5%, 计划1年内回购,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B公司将其划定为交易性金融负债, 发行后所得款项存入银行。2009年6月30日回购, 以存款支付。

(1) 2008年9月30日:

(2) 2008年12月31日:

(3) 2009年6月30日:

三、应付票据的利息处理

应付票据是企业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等而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不带息应付票据, 按票据面值计价入账;对于带息应付票据, 新准则和相关会计教材都讲得不够清楚, 新准则应用指南中只提到企业开出、承兑商业汇票或以承兑商业汇票抵付货款、应付账款等, 借记“材料采购”、“库存商品”等, 贷记“应付票据”;支付票款, 借记“应付票据”, 贷记“银行存款”。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企业无力支付票款的, 按应付票据的票面金额, 借记“应付票据”, 贷记“短期借款”, 但对于利息的处理只字未提。

注册会计师考试用书中只粗略地提到, 带息应付票据在期末对尚未支付的应付票据计提利息, 计入当期财务费用;到期支付票款时, 尚未计提的利息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这也只是确定了应付票据计提利息时的借方科目是“财务费用”, 那么贷方科目呢?没有提到, 也没有相应例题作进一步说明。中级会计师考试用教材中根本没涉及应付票据的相关处理, 只有初级会计师考试用教材较明确地提到“应付票据”科目的贷方登记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的面值及带息票据的预提利息, 这意味着当期末对尚未支付的应付票据计提利息时应贷记“应付票据”, 然而该教材又指出, 在会计实务中, 由于应付票据的偿付时间较短, 一般均按开出、承兑的应付票据的面值入账, 这就有些前后矛盾了, 到底应付票据的利息应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 既然商业汇票的偿付时间短, 属于企业的流动负债, 那么其利息的处理应比照短期借款等流动负债处理, 即在提取利息时借记“财务费用”科目, 贷记“应付利息”科目, 而不是通过“应付票据”科目, 这样才前后一致, 也与实际工作中的做法相吻合。

例3 C企业2008年9月1日从甲公司购入D材料一批,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60 000元, 增值税为10 200元, 同时出具一张为期3个月、票面年利率为6%、面额为70 200元的带息银行承兑汇票。D材料已运达企业并验收入库。利息处理如下:

(1) 9月、10月月末计提各月应付利息351元 (70 2006%÷12) :

(2) 11月30日到期支付票款:

借:财务费用351

四、应付债券的利息处理

应付债券是企业依照规定程序发行, 约定在一定期限 (长期) 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相对于其他几项负债, 应付债券的利息处理更为复杂, 但是在新准则及应用指南中的规定是最明确的, 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企业发行债券, 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 按债券票面金额, 贷记“应付债券面值”;存在差额的, 借记或贷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资产负债表日, 对于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债券, 按票面利率计算确定利息, 通过“应付利息”科目, 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债券利息费用, 借记“在建工程”、“财务费用”、“研发支出”等, 按票面利率计算确定的应付未付利息, 贷记“应付利息”科目, 按其差额, 借记或贷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对于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 按票面利率计算确定利息, 通过“应付债券应计利息”科目, 资产负债表日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

算确定的债券利息费用, 借记“在建工程”、“财务费用”等, 按票面利率计算确定的应付未付利息, 贷记“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例4 D公司2008年12月31日发行债券, 面值共计1 500万元, 票面年利率6%, 市场利率5%, 偿还期5年, 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债券所得款项用于工程建设, 第二年末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D公司债券的实际发行价格为:1 5000.783 5+1 5006%4.329 5=1 564.905 (万元) 。

(1) 2008年12月31日发行债券取得款项:

(2) 实际利率法计算如下:

每年应付利息=面值票面利息;

每期摊销的利息调整=每期票面利息-每期实际利息费用;

每期实际利息费用=期初“应付债券”摊余成本市场利率。

2009年12月31日:

2012年、2013年确认的利息费用依2011年的处理方法类推 (详见表1) 。

(3) 2013年12月31日归还本金及利息:

单位:元

注:*尾差调整。

五、长期借款的利息处理

长期借款是指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偿还期在1年或超过1年的1个营业周期以上的借款, 一般可用于固定资产购置和工程建造, “长期借款”科目分别“本金”、“利息调整”等进行明细核算。新准则应用指南规定, 当企业借入长期借款, 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 贷记“长期借款本金”, 如存在差额, 还应借记“长期借款利息调整”。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 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 应当予以资本化, 计入相关资产成本。资产负债表日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长期借款的利息费用, 借记“在建工程”、“财务费用”等, 按合同利率计算确定的应付未付利息, 贷记“应付利息”, 按其差额, 贷记“长期借款利息调整”。归还时, 借记“长期借款本金”, 贷记“银行存款”。同时, 存在利息调整余额的, 借记或贷记“在建工程”、“财务费用”、“研发支出”等, 贷记或借记“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新准则应用指南对此规定得很清楚, 按合同利率计算确定的应付未付的长期借款利息, 应贷记“应付利息”, 但有一点疑惑是, 与长期借款同属长期负债的“应付债券”的利息处理分成了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和一次还本付息两种情况, 分别通过“应付利息”和“应付债券应计利息”两个科目处理 (以上第四点已作阐述) , 为什么长期借款就没分情况说明呢?笔者认为这与我国金融机构的相关条例有关, 目前我国长期借款的偿还方式基本上是分期付息、一次还本, 因此, 其利息提取一般都通过“应付利息”科目。

例5 E企业2008年1月1日从银行借入100万元, 全部用于厂房工程。借款年利率10%, 借款期限为2年, 每年年底归还借款利息, 2年期满后一次还清本金。厂房于2009年6月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利息处理如下:

(1) 2008年借款利息记入“在建工程”:

(2) 2009年上半年的借款利息记入“在建工程”:

2009年厂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下半年利息记入“财务费用”:

2009年12月31日归还借款利息时:

摘要：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应付债券等多项负债都涉及利息费用, 但新准则及相关资料对其利息的会计处理描述得不够清楚, 中间还有一些疑问有待商榷。本文针对几项重要负债的利息处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以便于比较和操作。

关键词：负债,利息费用,会计处理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S].2006.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S].2006.

比较探析 第10篇

一、艺术结构上的分解与组合

蒙太奇（montage）来源于法语建筑学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基本意思是组合、构成、装配、连接，上世纪20年代被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路易德吕克引入到电影艺术领域。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认为：“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更像二数之积，它之所以更像二数之积而不是二数之和，就在于对列的结果在质上永远有别于各个单独的组成因素”[1]。传统蒙太奇像是将各个散乱的彼此没有作用的零件组装成一部完整的可以正常运作产生动力的机器，而这种组装则是按照一定的结构顺序而非无序，组装之后整体结构作为一个有机体的作用和意义远远大于各个零件的简单堆砌。在电影中剪辑者按照预定的顺序把许多单个镜头联结起来，使这些画格通过联结顺序本身而产生某种预期的效果。画面通过情节创造出场面的视觉性和展示性，并延伸出更多的意义所在。

“一个镜头和一个镜头组合，就构成了镜头组，表达一个较为复杂的含义；镜头组和镜头组组合成为一个镜头句，表达一个完整独立的含义；镜头句组合成为镜头群，镜头群再进一步组合成为镜头段，完成一次较为完整的叙述。”[2]蒙太奇最大的功能便是完成了完整的银幕造型，创造了鲜活的影像，这也是视听形象组合后之所以能成为“作品”的基本前提。

与传统蒙太奇相反，在后现代语境中出现的影视作品的碎片化，则倾向于将一件完整的东西分解开来，化整为零。它更像是跟观众玩了一个拼图游戏，把原来完整的一张图拆分成若干个破碎的小片段，需要观众在完整的欣赏了整部电影之后，将头脑中所留下的记忆碎片通过删除、压缩、填充、编辑等手段进行重新排序组合，还原故事的来龙去脉，使其重新获得某种秩序，获得完整、充实的电影外观。碎片原指从主体分离、分裂出来的部分，它是断裂的、间断的，其特征是不连贯性[3]。碎片化表现手法则像是交错混乱的、结构巧妙的时空拼接游戏。在这样的艺术表现中，画面之间的结合几乎是跳跃的、不和谐的并置，彰显了诸多后现代的特征。

11度青春系列电影之一《老男孩》，似乎是一夜之间就红遍了互联网，其对青春记忆的缅怀感动了一大批70、80甚至90后，抛开主题不说，其在叙事表现手法上也是独树一帜。短片一开始便是碎片的堆砌，将近中年的肖大宝和王小帅站在《快乐男声》的舞台上接受评委们的提问，该场面中夹杂着肖大宝作为婚庆主持和王小帅作为理发师的镜头片段，没有前因后果，没有来龙去脉，模糊的主题、混乱的线索、难辨的人物形象挑拨起观众看下去的欲望。过去时空以及过去的过去时空两条时间线索交织在一起，时不时的将现在时空的叙事场面分割打碎。筷子组合站在舞台上接受评委的提问“你们俩一个是婚庆主持，一个是理发师，对吗”，这组画面作为现在时空线索在整部影片中先后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出现导演才让整个场面以完整的状态叙述出来。观众重拾起前面的碎片，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从而获得了完整的叙事体。这种后现代的时间表现手法是线性的时间序列被割裂之后的时间碎片，时间失去了向度而向四处扩散，现在、过去、过去的过去相互混融，现在成为唯一存在的时间标记。

碎片化表现手法对艺术结构的分解还表现在，它以类似于中国画的多方位散点透视法，将同一个场面从不同的主体视点重复展现，即对同一段“文本时间”（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所存在的时间进程），用多个“叙述时间”（电影叙事本身所存在的时间进程）从每一个主体的视点进行多维立体的重复表现，时间以不连续的方式呈现，空间也呈现出叠化效果。

在第六代导演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中，此种表现手法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了丰富的叙事效果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影片开始，谢小萌泡妞不利从缆车上掉下来的一个易拉罐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片将三个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故事先后展开，谢小萌从缆车上掉下来的易拉罐拉开了影片的序幕，易拉罐掉下来这一事件被一带而过，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太多的印象，却轻巧地埋下了伏笔。接着是秦助理到工艺品厂拆迁现场，以道哥为首的三个笨贼伪装成搬家公司入室盗窃，当黑皮准备袭警时，秦助理的车被撞，此时是以三个笨贼的视角展开的撞车场面叙事，接着是以秦助理的视角，他正在墙上喷涂“拆”字突然宝马车就被撞了；然后是以包世宏和三宝的视角，两人开着车，聊着天，忽然就有一个易拉罐从天而降，砸中了车的前窗，也砸蒙了包世宏，于是两人出来搜寻易拉罐来源，这时候又以包世宏和三宝的角度展示了撞车场面，而此时，天空中缓缓滑过的缆车也让观众恍然大悟，导演之前埋下的伏笔又被观众回味了一把。该场面分别用三段不同视点的“叙述时间”展现了同一段“文本时间”，使得故事在时间维度上尽量压缩，而在空间维度上极尽延展，在时间的断续中增强了空间的叙事控制力度，在空间的跳接转移中突出表现故事的前因后果。整个段落的展示中，观众不再是沉默的观看者，而是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需要在头脑中对几个叙事片段进行打碎，然后重组，以将每一个动作的发生顺序梳理清晰，一一对位，方能感受到场面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动作都是导演精心设计而又水到渠成的展现出来，同时表现出强烈的戏剧化矛盾冲突。

精妙的叙事手段往往能让故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而叙事技巧经常着眼于叙事时空的控制机制，碎片化在时间上打破了线性叙事的连续性，在空间上打破了传统蒙太奇所要求的视点统一性和场面严整性，从而在整体艺术结构上表现出分解的特性，形成与传统蒙太奇相反的美学追求。

二、心理真实与现实真实

传统蒙太奇把时间当做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它往往要调动各种必要的手段来处理故事的时间和空间问题，以尽量造成真实感。但这种真实感又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种假定性，即蒙太奇性。真实只是一种感受效果，观众所感受到的真实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过分假定性或者完全虚拟化状态下的。假定性是为了克服艺术对生活表现的有限性而产生的，是为了逼真地表现现实生活而产生的。导演通过蒙太奇等艺术表现手法在一段真实的“叙述时间”内尽可能的去营造一段“文本时间”的真实感。现代主义电影导演通过时间控制机制和空间控制机制，力图营造真实的生活场景，让观众信以为真。

而碎片化叙事则打乱了时间连续性和空间严整性，后现代导演颠覆传统的时间机制，使得叙事场面在时间向度上被割裂成碎片，消失殆尽了过去和未来，只剩下孤立纯粹的现在，历史感消解为非连续性的时间观，绝对时间或者历史时间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种时间关系。美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无疑是对后现代时间碎片观的形象化图解。影片通过对泰迪被杀的倒置叙述开始，由后向前讲述泰迪被莱昂纳多所杀的原因。整部影片是对记忆的快速颠覆，叙事场面被分割成数十个段落，倒叙、顺序穿插糅合，营造出一种“支离破碎”的氛围，打破了观众传统的观影思维模式，让观众深刻体验到莱昂纳多破碎的生活及其内在。

在后现代主义导演的眼中，整个世界都是由随意性、偶然性和破碎性支配着，从某种意义上说，碎片本身就是对分崩离析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写照。而这种分崩离析源自于每个个体对社会生活的感知都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要受到自我意向的控制，换句话说，我们在感知外部世界的时候，在内心世界总会对所接触的人和事给出判断和评价，不自主的流露出内心丰富的情绪潮，某些叙事场面中的碎片化就是导演给个人情绪展示和观众情绪接受的一个舞台。在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瞿恩在前线受伤回到医院接受治疗，立华到医院去看他，两个人躺在病床上忆起刚见面的情景，整个场面是在两人的谈话中完成的，导演在场面叙述过程中不时的穿插进和回忆内容无关的空镜头，正对太阳逆光拍摄的繁茂枝叶、暗夜中划过天际的流星、阳光透过枝叶倾泻下来照在蜘蛛网上，当立华讲到瞿恩去她们宿舍参加读书会的趣事时，空镜头由静态变成动态，明晃晃的阳光在树叶间闪烁跳跃，随着谈话者情绪的变化，空镜头似乎也带上了情绪参与表演，立华说瞿恩当时给她的印象就是难以接近、傲慢甚至专横，画面中出现的是黑夜中湛蓝的水波荡漾在整个画幅。整个叙事场面中空镜头在叙事上也不承担任何作用，而是以自足的面目出现，从而再造了一个演出空间，以供观众徜徉在叙事场面所营造的心理情绪世界中。叙事场面中的影像碎片失去了深刻的指向，变成一种情绪的流露和发泄，碎片与碎片之间的拼接是反深沉、非终极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必然如此的理由，就是在这种消解了所指的能指意象中，观众感受到心理情绪流的强烈冲撞并体验积极参与的自由和快感。“他们可以随意掬起一把生活的碎片，在正午的阳光下玩赏那一圈圈紫色的光芒”。[4]

三、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

文学写作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种是“不及物”的，只有能指，没有所指，其所指存在于读者主动参与的解读之中，即是一种“可写的文本”；另一种是“及物”的，使读者产生一种真实的假象，由此将读者引向文本以外的世界，是为“可读的文本”[5]。在电影艺术领域，碎片化表现手法和传统蒙太奇恰恰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的研究机制。

传统电影一般都有明确的线性叙事线索、完整的情节结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按照逻各斯中心主义分级镜头的主次关系，观众在观看电影过程中，就能够辨认出电影文本所营造或指涉的世界。传统电影镜头的连接宗旨奉行蒙太奇的剪辑原则——“零度剪辑”，即镜头的连接尽量符合情节和现实逻辑，以抹去连接的痕迹，确保导演在虚拟状态下为观众营造的现实世界能够让观众消除认知障碍进入到文本的规定情境中。后现代主义电影不仅改变了镜头选择的侧重点而且改变了镜头之间的组织形式，它不再遵循严格的主次关系，而是在同一叙事场面中连接不同场景甚至是毫不相关的镜头，形成几个并列的镜头群，逻各斯中心主义消退了，其镜头连接的标准也不回避甚至故意突出镜头之间的跳跃感和陌生化，意义成了互不关联的碎片。“拉康认为在精神分裂中，‘能指’和‘所指’间的一切关系，比喻性的或转喻性的都消失了，而且表意链（能指与所指）完全崩溃了，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能指’”[6]。游戏化的影像和碎片化的叙事手法逐渐变成了一种模糊了指涉对象的能指影像。

碎片化让观众自己重新构建逻辑顺序，它需要观众的深度参与；有可能在电影结束时，观众才真正明白故事的过程，在破碎的外表下，观众拨开淹没故事真相的重重迷雾概括出一条情节线索，更容易营造戏剧感。观影进程中不断出现的碎片冲撞着观众“期待视野”的心理底线，观众需要及时整理并重新还原故事在线性空间的面貌，整个观影过程像是一场心理拼图游戏，观众在对此“可写文本”创作参与的过程中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感和自由。“网络交流削平了话语权力和图像特权，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发布消息，每个人都是主讲者，‘交互式’的流通，互动的游戏式文学、影像，使人的自我也成了一个漂浮不定的碎片”[7]。随着网络、游戏等大众文化的发展受众个体也呈现出“漂浮不定的碎片化”，同时，观众观影经验的增加使得其审美视阈降低，“可读文本”的单向传播已经不能满足其观影的心理期待，于是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潮中应运而生，并显示出持续不断的迷人魅力，让人回味思索。

碎片化叙事是根植于后现代社会的一朵奇葩，其作为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在叙述方式上处处显得离经叛道，它背离了经典叙事学的指涉范围，叙事学的叙事视点、叙事模式、叙事结构等理论折射于后现代电影几乎无解，但是碎片化只能是某些叙事场面的碎片化，或者整部影片结构上进行叙事段落的重新组合，蒙太奇仍然是一部影片最主要的结构手法。 “现代主义的作品中的美学形式仍然可以用电影蒙太奇的逻辑加以解释。正如爱森斯坦在理论上所作的总结那样，把毫无关系的意象并列仍然是寻求某种理想形式所必需的，后现代主义那种杂乱的意象堆积却不要这种统一，因此不可能获得任何新的形式。我们可以归纳说，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转变，就是从‘蒙太奇’向‘东拼西凑的大杂烩’的过渡。”[8]碎片化可以说是蒙太奇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虽然和传统蒙太奇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美学追求，但仍然逃不开蒙太奇强大的渊源控制，只是蒙太奇理论发展至今需要充实新的规则。

[1](德)爱因汉姆著,电影作为艺术[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2]李稚田: 影视语言教程[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0.

[3](荷)弗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M],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55.

[4]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191.

[5]李中华:从“可写的文本”到“可读的文本”——余华创作新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3).

[6][7]金丹元:论全球性后现代语境影像的一种发展态势,社会科学,2003(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比较优势探析 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比较优势,应对措施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又叫世界经济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的全球趋同化趋势。其主要表现在生产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资金的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

(一)机遇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遇。商务部2012年1月18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吸收外资创历史新高,达1 160.11亿美元。二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管理实现管理创新的机遇。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管理从理论到实践都相对滞后,甚至比技术的差距更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人才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和物流的涌动过程,中国能够引进、吸收世界上的先进管理,并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管理创新。三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一方面,中国必须加快产业的改造和更新;另一方面,中国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知识服务业。从策略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接受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不失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的一种现实选择。

(二)挑战

中国加入WTO的漫长经历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经济全球化使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产生消极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使中国可能面临经济依赖性和技术殖民地风险,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二是经济全球化将使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接受发达国家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源密集型产业乃至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其中不乏部分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产业项目。可能加剧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产生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同时表现出各地发展明显不平衡,尤其是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才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和物流,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无疑会加剧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比较优势发挥

1.中国资源的比较优势:一是中国是自然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空间相对广泛;二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尤其近几年交通、通信等现代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备,这些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三是在人力资源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量上,近几年在质的方面也有所提高,我们有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一大优势。

2.中国规模经济形成优势:规模经济实现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提高单一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实现规模经济;二是通过增加产品的品种使企业做大做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规模递增收益已成为外向型经济利益的一个根本所在。但是,企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是指规模适中且有效。从规模经济实现的途径来看,一是中国消费空间相对广泛,为单一产品的生产企业提供了有利的成长条件;二是在产品品种多样化方面,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的规模经济在加工贸易产业上具有一定优势。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比较优势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挑战

对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在比较成本及资源禀赋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各种自然资源、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在世界各国中优势显著,虽然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并不说明中国的产品就一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决定竞争力的因素除了成本外,还有技术、品牌等。在比较优势方面就遇到了下面的一些新问题:

1. 资源优势问题。

中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可以说是资源大国,但人均资源不足,又可以称为资源小国,资源短缺将长期成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对外贸易上,如果中国在资源优势上打持久战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2. 受到各类技术壁垒的限制。

近几年,屡屡出现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受到技术壁垒的限制而无法进入的事件。如欧美等国的CR法案对中国温州打火机的限制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温州拥有打火机规模企业300余家,年生产金属打火机5亿只,其中80%以上出口国外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打火机制造基地。面对低成本的中国打火机,欧美国家试图以技术壁垒阻止其进入。美国著名打火机厂商ZIPPO公司,借几起儿童使用打火机不慎失火事件为契机,于1994年促成政府制定并生效了CR(防止儿童开启)法规。该法规规定,凡售价在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都必须执行CR法,即安装一个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装置,否则不能在美国市场销售。欧盟也于2002年通过CR法。这意味着中国打火机或者增加成本削弱比较优势,或者是退出欧美市场。

3. 受劳动力素质不高、生产率低的影响。

中国劳动力成本虽然较低,但生产率的水平同样也是很低的。由于劳动力素质差,直接影响了产品质量。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造成损失近2 000亿元。中国产品在国外一般作为低档货而不能进入主流市场,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形象和竞争力。

(二)应对措施

1. 正确认识中国比较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和贸易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确实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这类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层次低,市场需求日渐饱和,其拓展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因此,中国应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改变中国这种以低层次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贸易结构,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2. 要冲破技术壁垒的限制。

企业应切实加强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开发水平,摆脱中国企业长期受制于外国标准的局面,从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3. 提高产业工人素质,变人力优势为人力资本优势。

中国虽人力资源丰富,但同时人力资本十分匮乏,特别是职业技能人才匮乏,这已严重影响了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切实提高劳动力素质,是中国企业加入WTO后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