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主题沙龙活动方案

电商主题沙龙活动方案（精选8篇）

电商主题沙龙活动方案 第1篇

一、活动主题：

“睿智人生品位生活”

——西安巴威商贸红酒沙龙

活动目的：

以高品质的红酒品鉴沙龙形式，塑造巴威商贸高端红酒供应商形象;借政界、商界领袖的势，通过本次活动提升巴威商贸荣誉感，引起口碑传诵;通过互动交流，加强与巴威商贸高端客户的沟通，展示巴威商贸诚意;展现西安巴威商贸红酒供应商实力，增强客户信心;加强西安巴威商贸的形象宣传。

二、活动地点：

三、活动时间：

四、参与人群：政界、商界高端人士(预计100人)

五、红酒沙龙形式：红酒沙龙+红酒文化推介+文艺表演+互动环节+抽奖

六、红酒沙龙内容：

整体活动以在品酒和红酒文化交流上做文章，吸引跨政界、商界高端人士，从而带来新客户资源为目的，不刻意进行红酒推介，以讲述红酒的文化，通过红酒品尝及抽奖环节形式等进行，提升客户在红酒方面的品味，从而提升双方美誉度，增加各界人士对西安巴威商贸的钟爱度。

1)政界、商界高端人士联名签字，背景音乐、现场视频播放热场;

2)感谢政界、商界高端人士参加，增加其荣誉感、尊崇感及专属感;

3)红酒文化推介;

4)特邀专业演员表演古筝、小提琴、大提琴、萨克斯等，活跃现场气氛;

5)红酒品鉴并交流，增进圈子的凝聚力;将西安巴威商贸信息进一步传递;

6)抽奖将活动推向最高潮;7)红酒沙龙结束

七、活动步骤：第一部分：筹备阶段

预定沙龙举办地点西安巴威商贸邀请高端客户形象墙、签名墙等活动辅助物料领导致辞、会场包装氛围营造工作人员到位礼品、奖品到位

第二部分：活动正式启动(流程暂定晚餐时间另定)

1、18：30_19：20嘉宾进场

地点：

内容：设置迎宾台，迎接嘉宾群体、引导嘉宾进入宴会大厅等。

地点：酒店大厅

内容：设置红酒展板、宣传_展架、展示活动流程等。

2、19：20_21：00红酒沙龙

19：20—19：30贵宾进场(准备红酒和冷餐)

19：30—19：35主持人宣布活动开始

19：35—19：40开场小提琴

19：40—19：45西安巴威商贸总经理致辞

19：45—19：55大提琴演奏

19：55—20：05红酒品鉴专家述红酒的起源文化，红酒的常识等

20：05—20：35红酒品尝(期间萨克斯及古筝表演)

20：35—20：45抽奖环节(详见抽奖方案)

20：45—21：00现场交流、红酒品尝

八、抽奖方案：

1、奖品：红酒或相关奖品;

2、抽奖设定：

抽奖依据：嘉宾签到时工作人员将嘉宾名字誊抄到卡片放入抽奖箱;抽奖方式：现场手工抽取;抽奖人员：

一等奖：

二等奖：西安巴威商贸总经理三等奖：

领奖方式：现场上台领奖。

3、奖项设定：

总计奖品费用：__元。

九、人员配置：

现场红酒顾问5_10人(负责与嘉宾交流、红酒的介绍)主持1人(现场氛围营造、串场、红酒沙龙会主持)礼仪10人(迎宾、现场服务、礼品发放)企划2人(整个活动流程的总控、突发时间的应急处理、配合现场营造气氛)

十、场地布置：

(一)大堂形象墙：正对大堂入口处，展示活动主题。

签到墙：大堂右侧，参与嘉宾签到处，让嘉宾通过此仪式，进入活动参与的状态，嘉宾也会倍感荣耀，体现西安巴威商贸对客户的尊重和重视。物料：(签到墙、签名笔三支、宣传资料手提袋、抽奖箱等)。

礼仪佳丽：此处通过礼仪佳丽的引导，参会客户非常顺利的完成签到仪式环节。宣传展板：_展架6个，摆放签到墙两侧，主题内容加红酒及西安巴威商贸理念。

(二)动线区(大堂进入活动大厅)

礼仪佳丽：形象展示作用，实用功能为嘉宾做动态的指引。

(三)活动大厅

投影设备：播放相关宣传片展示活动主题。

音响设备：3只无线麦克风。高质量音质音响2对、调音台、调音师。

礼仪佳丽：此处礼仪佳丽会场引导。

宣传展板：_展架6个，摆放签到大厅两侧，主题内容加红酒及西安巴威商贸理念。

红酒台：摆放红酒及酒杯等。

电商主题沙龙活动方案 第2篇

多读书，让手中的教材活起来;多读书，让自己的人生厚起来;多读书，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对教育工作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学他人，促自己，让自己在‘读’中受益，在‘读’中体会，在‘读’中成长。交流，可以使大家分享智慧，分享快乐，分享见识，让彼此之间感受思想碰撞的火花，从而增进友谊，获得快乐，这就是我们举行教师新秀读书沙龙交流活动的意义所在。

二、活动对象：20x年东区教师新秀(32人)

三、活动时间：20x年12月28号早上9点(星期日)

四、活动方式：网上交流

五、阅读书籍：《心态决定命运》

六、活动形式：自读《心态决定命运》、畅所欲言发表读后感、评比交流。

七、活动准备

制作考勤表邀请班主任活动通知制定活动流程

八、活动流程

活动分为三个部分：

(1)身心按摩

每位成员在一分钟内，畅所欲言，尽情发泄，说出自己在工作两个月以来内心最大的感触，或心里的困扰，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理想，话题不定，想说就说，想讲就讲。

(2)读书体会交流

电商主题沙龙活动方案 第3篇

环境艺术主题分享沙龙系列活动, 旨在通过系列的轻松的沙龙对话的形式, 汇聚与环境艺术 (包括环境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灯光设计、陈设装饰设计、美学等等) 行业有关之专业人士, 互相交流、探索, 携手为行业发展做贡献。

本期活动主题为“尊师重道”。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美德, 但我们开始发现在当今社会“尊师重道”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遗忘, 人们变得浮躁、急功近利, 甚至开始违背一些应当遵循的伦理和规律。我们通过本次活动, 提供一个心与心交流的平台, 感人的故事, 真情的碰撞, 与大家共同领悟“尊师重道”的重要意义, 携手一同传承行业伦理及文化, 发扬尊师重道。

活动一开始由主持人陈飞杰先生向大家分享了他入行以来对“尊师重道”的感悟及故事。他把鲁班师傅诞 (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三日) 定为公司最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公司会放半天假, 他希望员工们都能去孝敬自己的师傅, 这一天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会把时间空出来回去香港请他的师傅吃饭。

围绕“尊师重道”的主题, 到场嘉宾分别分享了他们认为最有纪念意义的关于老师的“信物”或者故事。

来自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顾问总工程师江崇元老师分享了其书法老师刘炳森教授的事迹, 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教授在书法上的独特造诣以及为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深深的触动了在场嘉宾的心灵。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专家组专家的楚梦兰老师分享了其学习道路上的每个转折点老师对她的帮助和影响。尤其当讲到小学差点辍学, 后因老师的坚持和帮助而改变她一生时不禁潸然泪下, 令现场所有嘉宾为之感动。深圳长城家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历任总工程师、常务董事, 也是现任深圳长城建筑装饰设计研究院院长成湘文教授围绕“尊师重道”主题分享了其大学老师的一些故事, 在他看来设计满足使用要求、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达到平衡和天人合一三种境界。

同时, 中国设计?当代?东方思想实践人、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崔华峰空间艺术设计顾问工作室创办人崔华峰老师以诙谐而幽默的方式, 围绕“尊师重道"主题分享了两位大学导师如何培养他的故事, 图案导师让他知道了逻辑的重要性, 而制图导师更让他懂得了动手能力的重要性, 最后崔老师表示, 参加此次活动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对年轻时期各种鲁莽行为的反省。深圳无画处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董一飞老师围绕“尊师重道"主题分享了其早年研习书画时遇到的一段故事, 故事讲述了一名研究生如何在导师一步步的教导下, 掌握了书画技巧, 并在态度上由起初的不屑逐步转化为最终对导师的崇敬, 再一次让在场嘉宾感受到老师不但教我们专业技巧, 更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了解尊师重道的重要性。

参与活动的嘉宾还包括上海PARTI建筑师事务所项目总监赖俊任先生、美国Maria Yee家具品牌设计师Maria Yee和Peter、深圳百花齐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艳女士和深圳名家生活空间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诚先生。

电商主题沙龙活动方案 第4篇

为此，北京市科技金融促进会在“‘金科沙龙’企业融投资战略管理高层研修班”基础上，于今年4月21日举办了“‘金科沙龙’企业投融资战略管理主题互动活动”，为有潜质的企业管理层人员充电、加油，进一步充实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次主题互动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包括主题演讲、互动探讨、资讯发布、补充辅导等。活动中有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恒瑞美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用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学员就有关企业项目管理问题、资本运作领域的财务处理和税收问题、刚成立的中小企业如何进行投融资活动等问题与授课老师及有关专家进行研讨、咨询。授课老师和有关专家就近来金融政策、金融市场变化发展趋势、国家对外资并购政策的新动态、中国公司境外私募有关法律问题等资讯进行解读。

参加活动的主要专家介绍

刘纪鹏

著名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海南省政协委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导师，并担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和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的高级顾问、独立董事。全国人大《证券法》修改小组专家组成员，全国人大《国有资产法》起草组专家组成员。

刘纪鹏近十年主持了国家电力公司、中国投资银行、海尔集团、海南航空、万向钱潮、天津开发区总公司、李宁公司等近200 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及管理咨询方案设计，这些企业遍及20多个省市和众多产业，被媒体称为“企业股改第一人”。

舒玉晶

美国普盖茨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律师，具有美国华盛顿州和中国的律师执业资格。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美国Valporaiso 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曾代理过许多跨国公司及中国公司的商业法律事务，主要从事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兼并收购、对外融资、技术许可/OEM、及公司综合业务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其中涉及的行业包括卫星通讯、私人基金、零售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服务业、网络及高科技等。代表国内外著名公司参与项目结构设计、合同谈判、资产收购、公司重组等工作。

刘纪恒

现任北京标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纪恒先生具有丰富的中、外大型企业管理实战功底和咨询顾问经验，专长企业战略、企业内部重组、对外并购重组谈判、重组后的资源整合与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研究、咨询、操盘与授课。

张建南

美国普盖茨律师事务所律师，具有美国德克萨斯州律师执业资格；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莱斯大学语言学博士，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硕士。

张建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证券、融资、收购合兼并、风险投资和国际交易业务，对不同行业的多种法律问题均有丰富的经验，包括公司架构、所有权结构、公募和私募、公司内部运作和管理、战略合作和商业结合等。他曾帮助许多中国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在如何通过公开发售以及私募在美国进行融资，以及通过技术许可和收购兼并来购买美国资产和技术方面提供法律支持。

北京市科技金融促进会

主题沙龙活动方案设计 第5篇

以企业文化驱动管理创新

二、活动时间

3月29日晚上7:00报到，7:30开始。

三、活动地点

世茂御龙湾闽南古厝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企业文化协会 承办单位：晋江经济报社

五、邀请对象

1.主讲嘉宾：待定

2.参会人员（约30人）：

（1）晋江企业的知名人力总监、副总；

（2）中国（晋江）海峡人才市场晋江负责人；

（3）晋江市委人才办、晋江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相关领导。

3.主持人：可邀请咨询公司知名讲师（具体人选待定）

六、活动形式和流程

1.晋江经济报提前两周在财经版、产业周刊对沙龙进行预热报道，并于活动前在其官方微博上开设话题供讨论预热和进一步 宣传，同时征集部分参与嘉宾；

2.嘉宾演讲内容提前沟通对接；

3.沙龙现场勘查布置；

4.沙龙提前签到；

5.主题沙龙：

（1）主持人介绍到场领导及嘉宾，并做主题引导 （约10分钟）；

（2）主讲老师作主题演讲（30分钟）；

（3）到场嘉宾与领导针对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由主持人有重点的引导发言，不一定每个到场的人都发言，每个人发言控制在5-10分钟以内，该环节控制在40分钟）；

（4）到场嘉宾与主讲老师提问互动（控制在30分钟）；

（5）主持人收尾（10分钟）。

七、职责分工

1.晋江经济报负责主讲老师与嘉宾的邀请、提前深入沟通，负责提前于其官方微博开设话题，并做足活动前后期宣传报道；

2.晋江市委宣传部、企业文化协会负责邀请市领导，组织媒体宣传，同时负责场地布置；

沙龙主题活动策划方案 第6篇

(一)准备工作

1、参加人员确认和沟通，9月9日18点确认名单，提交主持人

2、现场摆放，9月9日19点前完成(投影10日上午摆放)

3、9月10日上午八点电话提醒参加人员准时到场

(二)活动进行

A教师提前入场(曹沥鑫、李宁)，9:50

B家长陆陆续续入场，新到家长自然引导加入话题讨论 10:10 热场话题：中秋佳节，您家中必不可少的庆祝环节是……;每个家庭特有的中秋故事;家中的特色中秋食品……

C话题讨论开始后：中秋广告回顾(70年代的月饼老广告展播) D参入者加入主题讨论，讲述自己故事，表达观点

E结束语：中秋节的故事中有你有我，有分有合，有笑有泪…各部相同的故事中，不变的是无价的亲情… 11:30

(三)活动后续

1、影像材料制作，视频和照片赠送参与者

主题沙龙活动策划方案 第7篇

例：sandy:大家好，我是从事的sandy,很高兴来到这里。

angel:大家好，我是坐在从事的sandy旁的angel，我的工作是yy

dorothy: 大家好，我是坐在从事的sandy旁的从事yy的angel旁的dorothy，我的工作是zz.

以这种方式让大家记住所有人的工作背景，并能很好的活跃气氛，帮助大家进行初步的了解。

本单元结束时间：14：25

2.头脑风暴--创业想法阐述(45分钟)

准创业者阐述自己的创业想法，其他参与者以观察者的形式指出他的创业盲区。(此次活动重点在于鼓励帮助创业者，所以不采取《非你莫属》这种群体指责式的评论)。我希望大家以“我觉得你的_方面非常好，但是你的yyy方面还有待改进。”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想法。

创意演示：10分钟

演示者：李富足

分组讨论：大家可以自由组合 进行小组讨论

第一轮以投资者的角度提出问题，由准创业者回答。

第二轮对于准创业者回答。对他提出建议。

主持人用2分钟总结并准备换上第二位演讲者的ppt。

本单元结束时间：15:10

中场休息10分钟

3.准财富自由者(45分钟)

本环节由正在创业者描述自己的创业故事，及在创业过程中自己的失败教训。给想创业的人一些提示。

品牌演示：10分钟

演示者：朱海霞

分组讨论：大家可以自由组合 进行小组讨论

第一轮对创业者关于创业问题提问

第二轮对于创业者回答。对他提出建议。

本单元结束时间：16:05

4.分组讨论(45分钟)

q1.你觉得创业的必须条件是什么?

q2.创业与财富自由的联系是什么?有了成功的企业就能达到财富自由吗?

q3.除了创业，还有什么途径能帮助我们时间财富自由之梦?

本单元结束时间：16:55

5.主持人总结，宣布此次我为创业狂沙龙活动结束

“建筑·记忆”主题沙龙 第8篇

本次沙龙特邀请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集聚一堂, 基于不同视角对老建筑、记忆之城等相关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时间:2015年8月29日

地点:广州原创元素创意园E8-7麦仓顶层,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

主办:《城市建筑》杂志社

协办: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

冯原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建筑的样式本身不能单独产生意义, 观念必须对建筑进行解释才能使建筑样式获得意义, 这就是对称的来源。但是, 这个对称, 既可以被建构, 其实也可以被解构。

这次沙龙讨论的是建筑、记忆这两个关键词, 以及它们串联到一起所形成的“以建筑引发的记忆”。针对这两个关键词, 我想先做一个开场白, 目的是为今天的讨论设定一个共同的语境, 然后不再做任何的限制, 希望大家能够展开畅所欲言的讨论。

第一个关键词是“建筑”。著名的建筑史专家佩夫斯纳曾说, “林肯大教堂是建筑, 而自行车棚不是建筑”。这句话涉及到建筑的基本定义, 里面区分了建筑的两个性质。一个就是所有建筑都具备的物质性, 即建筑必须是一种物质性的成果, 或者说是一种物质产品。就这个意义而言, 林肯大教堂和自行车棚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说自行车棚不是建筑?原因在于建筑的第二个性质, 即建筑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信息的载体而存在。第二个属性区分了林肯大教堂和自行车棚, 因为很显然林肯大教堂凝聚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而自行车棚却没有。所以, 当我们把建筑看作凝集着文化信息时, 这意味着建筑不再是一个只具有物质性的普通物体。

我们沿用这个方式来看待历史上的建筑, 不难发现人类的所有建筑, 都是从实用开始的, 或者说它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功用需求。在这一点上, 东、西方都没有例外。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和建筑的发展, 人造建筑得以不断地承载着文化信息, 并形成了与社会生活愈加紧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得以构建出判断建筑价值的文化标准—我们并非仅仅从功用或物质性层面来讨论建筑, 尽管它是所有建筑的共同基础, 当我们把建筑看作文化信息的一种载体时, 就会发现建筑渗透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它们在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 是因为在不同的年代, 建筑都在参与构建我们的社会生活, 以及参与塑造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因此, 以此为前提, 我们今天来讨论建筑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和方向。

第二个关键词是“记忆”。在这次讨论的语境之中, 记忆不是指某种个人回忆, 而是与历史观念相关, 与人类共通的观念相关。建筑自身的历史很长, 大约在一万年前, 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之后就已经开始有人造构筑物了, 那时已经开始出现早期的建筑, 但是把建筑看成具有一部历史的历史观念则出现得比较晚, 西方在18世纪之后才产生了完整的关于建筑史的观念。不过, 我们必须肯定一点, 只有拥有了历史的观念之后, 我们才能够从记忆的角度来讨论建筑, 或者说以记忆的形式, 来讨论蕴藏在建筑中的文化信息, 因为记忆的形式就是某种历史观的表现。所以, 与其说我们在讨论建筑自身, 不如说我们在讨论关于建筑与历史的一种观念, 是历史观念生产了建筑自身的历史, 而不是建筑生产了历史。

在这个基础上, 建筑与记忆的基本关系就得以确立了。如果记忆就是观念的反映, 那么, 记忆的形式必然会跟现代性的起源有关系。17、18 世纪之后, 现代性从西方起源并扩张, 营造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现代世界。而现代世界成为一个观念与现实的分水岭—只有出现了一个现代世界之后, 才会出现一个与之相关的分类规则, 所有今天我们熟知的关于传统、过去、现代和当下的说法, 都发生于这个分水岭之后。

所以, 把这两个词合到一起, 就会回到我发明的一个组合词上面去, 这个组合就叫建筑和观念对称, 或者叫建筑的“样式—观念”对称。也就是说, 所有的建筑在开始被营造出来的时候, 它们都被设计出特定的样式而去承载某种信息。然而, 从社会功用的角度上来看这些信息, 它们却是被强行建构的, 或者说是被粘贴上去的。例如皇宫, 皇宫在过去就是帝王皇权的一个基本象征, 所以皇权 (内核) 跟皇宫的样式 (表征) 是对称的,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在过去成立的对称, 在今天就未必对称了, 因为在社会和历史观念的演变过程中, 对称既会被建构也会被解构,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把过去的皇宫看成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虽然皇宫的样式一点也没变, 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 它不再是皇宫, 而是中华文明的标志, 并进入到人类文化遗产的行列。所以, 我想强调的是, 建筑的样式本身不能单独产生意义, 观念必须对建筑进行解释才能使建筑样式获得意义, 这就是对称的来源。但是, 这个对称, 既可以被建构, 其实也可以被解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 我们讨论建筑和记忆的问题, 其实就是讨论在不同年代的观念, 如何不断去解释在不同历史中所产生的样式—观念对称, 于是, 把建筑与记忆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 就产生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为今天要讨论的两个关键词所设定的一个基本语境。

庞伟

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景观设计》学术主编

“反造”, 即对城市“主流价值”的一种反向作为, 我们能突破权力和资本的掌控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有过写小说的冲动, 并且下过功夫去准备, 包括采访一些人。在做类似这样事情的过程中, 渐渐地就有了一种感觉, 人们的记忆是一个充满策略的事情, 记忆甚至就是关于遗忘的艺术, 它筛掉了大量本人不愿面对的东西。可以类比的事情, 还有语言。语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沟通工具, 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语言的沟通是在限定的圈子内发生的, 它同时阻隔了圈子之外的人进入这个圈子的可能性。比如中国南方, 每个村子一种方言, 它比长相、服饰更能够用来识别谁是自己人, 谁是外来人, 语言帮助村庄保卫自身的疆域和资源财产不受外来势力的蚕食、侵犯。

当记忆处理的不只是私人的零星记事, 而事关更大的领域时, 一个作为学科的历史出现了, 这里我们不妨重温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代人的认知水平和趣味, 左右了我们所谈论历史的内容和基本立场。比如我们现在谈论的旧城、旧建筑, 几乎是时下的热题了, 但在生活窘迫或者战争革命的年代, 人们不会谈论这些, 即使谈起, 也完全不会是今天的口吻和趣味, 如同各种城市副刊、生活频道那样的口吻和趣味。

作为成了一个学科的历史, 或者说上了点台面、门槛的那些记忆, 它实际上属于知识的范畴, 但是我们知道, 知识后面是支持和形成这个知识的权力, 它本身是需要被质疑的。我说一个例子, 我本人经常乘坐高铁来往深、穗两个城市之间, 快到广州站之前的几分钟, 会广播一段对广州的简介, 因为听得多, 我都快背下来了。“广州, 又称羊城、花城, 华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著名的景点有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 以及……国家5A级景点长隆景区。”短短这几句话, 其实可圈可点, 为什么要提到农讲所、黄埔军校、长隆, 而不是其他的一些地方, 比如光孝寺、达摩东渡初地、万木草堂, 或者流行前线、状元坊等?城市的“营造”, 除了物质层面的, 还有观念层面的, 高铁乘客听到的, 正是“观念”版本的广州, 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孑遗和当下商品经济格局掺混而成的“观念”城市版本。

各位不是书斋中的真空人, 我们都明白, 不论是物质层面的城市, 还是观念层面的城市, 掌控它的有两只手, 一只叫权力, 一只叫资本。权力和资本几乎对城市的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定义和改写。当你接触媒体, 当你阅读文字, 当你上过课、考过试, 这个东西不自觉地成为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进入你的内部, 如同我们当年背毛主席语录, 这是没办法的事。当年那代人改造你, 是深入到你的内部, 扭曲你的观念, 让你觉得“他们的”就是正确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我们不反对这类东西, 一切就无从谈起。但是, 怎么反对呢?“造反”是太有时代烙印的一个词, 恐怕不好去提, 但是可以反过来用, 叫“反造”。这个词我在港台地区看到过, 就是他们对城市“主流价值”的一种反向作为, 就是去突破权力和资本。“反造”是建筑学或者城市规划在一个沮丧年代略能令人振奋的话题, 但什么可以用来支持“反造”?荷尔蒙可以支持反造吗?《麦田守望者》就是基于青春荷尔蒙的一种反造, 它颠覆了成人的话语系统和价值观念, 其实就是在向权力和资本的世界叫板。还有什么可以支持“反造”?独立设计师?前卫艺术?NGO?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脱离权力和资本?脱离了权力和资本还能在市场中运作下去吗?!

关于老房子和城市记忆未来会怎么样, 当前城市规划有很多的局限性。奥斯曼对巴黎那次改造, 当时即遭受诟病, 学术上似乎并不能站住脚, 但是他使得那个旧巴黎融入今天, 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梯级性工作。然而我们的旧广州没有这样的过程和阶梯, 我们今天要面对不堪一击的结构、非常糟糕的卫浴状态和通风采光状态。欧洲是石头的建筑历史, 我们的历史是土和木、糟糕的泥坯, 更加不堪一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从形而下层面谈旧城和旧建筑, 又如何从形而上层面谈旧城和旧建筑。其实, 我认为要避免一种所谓情怀式的谈法, 而代之一种更健全和更有力的“结构主义”态度。

冯原:庞伟刚才的所有谈话, 是以一个个体自身的体验出发来讨论这个所谓的建筑与记忆。他其实是在迂回地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即我们的记忆是被一个父权式社会的统治形式所强制造就的。放在当下的语境中来看建筑与记忆, 不难发现, 现在热衷于建筑记忆的一个主要的、有舆论影响力的方向, 就是小资情怀。小资情怀作为当今非常流行的一种风尚, 它并非直接关注到建筑历史, 但是因为历史建筑成为了怀旧的情感载体, 小资情怀就以此为对象, 建立了一种流行风尚与历史建筑的流行性关系。只不过, 以这种流行情怀所建立的历史和建筑, 或者说和建筑有关的历史情感, 其实并非完全属于历史, 它很可能也是被社会的某些资本和权力所营造出来的。

庞伟还提出了一种朦胧的设想—有没有一种所谓的“反造”的可能性?就是我们从一个被强制的记忆中, 能够相对解脱出来, 并拥有某种反造记忆的可能性。对此他提出了几个可能, 比如NGO组织, 或者像何健翔这样的独立建筑师, 是否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作为, 跟这一种被强制记忆的背景拉开一定距离, 或者能够获得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自主性。这无疑都是具有启发性的看法。

我们探讨的所谓的建筑和记忆, 确实不得不与现代性的大背景拉上关系, 所以, 正如刚才庞伟所说到的, 在奥斯曼市长规划巴黎的那个年代, 巴黎的大规模改造奠定了今天我们能观察到的历史城市的基本结构, 19世纪以前的巴黎其实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现象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解读建筑和历史的观念, 其实萌生得非常晚, 甚至于晚到奥斯曼改造巴黎之后的早期现代。想一想, 如果没有奥斯曼改造巴黎的这个背景, 就没有我们今天营造出来的现代城市的背景, 我们就不能区分什么叫作传统, 什么叫作现代。以此为背景, 建筑和记忆如果被看作某种历史性的遗产, 就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城市和建筑的建造年代而言, 大约都不超过150年。相比起人类建筑的漫长历史, 这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如果以广州作为例子, 今天我们这个沙龙举办地, 也是因为广州的早期工业化而发展出来的, 时间距今也不过七八十年。让我们回溯到100多年以前, 古城墙还没有被拆掉之前时的广州城, 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广州城市, 就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冯江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

遗忘就是你决定不把它作为记忆放进来, 但是这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过, 或者没有触动你, 而是你决定不把它作为记忆放进来。这是一个选择, 有时关乎意义, 有时关乎秘密。

冯原老师在开场时谈到了“构造”, 这是一个关键词。建筑是被构造的, 记忆是被构造的, 历史讲述也是被构造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记忆和建筑一样, 都有一个“造”的问题。

看到这个主题时, 我首先想到的是记忆之城。但是我想先不谈论城市那么大的尺度, 就从建筑层面—记忆之宫开始说起。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记忆的宫殿, 可是宫殿是怎样的呢?

历史上真实的宫殿变化很大, 中外固然非常不一样, 在中国也有从茅茨土阶到紫禁城的演变。另外, 在很多时候, 是把上一代的宫殿烧掉, 把它所表征的一切包括所珍藏的记忆都烧掉, 然后再建造新的宫殿, 开启另一种记忆。假设历史仍然如此继续, 紫禁城就会被烧掉。我觉得我们应该造不出下一代的宫殿, 即使能造出来, 也不再是历史上被烧掉后再造出来这种关系。因为中间很多记忆, 这个记忆既包括我们说的回忆、纪念这种记忆, 也包括建造的技艺, 都已经失去或者不再能够派上用场, 也等于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构造“宫殿”。很多时候记忆用同样的方式构造,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记忆充满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情结。在宫殿的建筑上和在记忆的构建上是一样的, 以覆盖形成层叠。首先, 你需要决定构造一个怎样的宫殿, 最重要的是你准备选择性地放进哪些记忆;然后是你准备把哪种记忆放在哪个地方, 这是在空间的操作上, 而非形式的操作上。

刚才大家都提到, 我们其实刻意屏蔽了很多东西。遗忘就是你决定不把它作为记忆放进来, 但是这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过, 或者没有触动你, 而是你决定不把它作为记忆放进来。这是一个选择, 有时关乎意义, 有时关乎秘密。我们历史上的建造往往更看重抽象性, 而没有同等看重实体性。因为建造的主事者们知道实体的最终结果是坍塌, 建起来之后实体肯定会因为时间的侵蚀而毁掉, 或者被有意无意地烧掉, 只有纪念性、思想性和记忆会被流传下去, 因此想传递下来的某种话语会被植入建筑之中。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建造时就已经意识到了物质的短暂性, 这根源于闪族的观念—人会死去, 思想也会变化, 但是石头会一直存在下去, 房子其实是一个把人装在里面等待末日的容器, 它一直在, 只是慢慢地老掉, 里面的人换了很多茬儿—正好完全相反。关于轮回的不同观念,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建筑和记忆的观念。我们过去认为记忆也是可以轮回的, 并不是一直向前线性发展, 在中间有波折, 等待被篡改、抹除掉再开始, 甚至不是螺旋上升的, 可以只是螺旋没有上升, 或者不用上升, 尤其是权力去构建的建筑或者权力去构成的话语都是这样, 只是改变, 不一定上升, 去更多强调批判还是更多强调继承是可选择的, 由当权者来进行选择。在官方的记忆系统里, 平民的存在感非常弱, 虽然平民也可以通过祭祀来传递记忆, 但总体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再看看现代建筑的这一部分, 广州有着非常精彩的记忆。从20 世纪50 到70 年代, 广州贡献了新中国现代建筑里面最为优秀的一部分, 当全国都在探讨怎么盖大屋顶的时候, 广州就很自然地开始实践现代建筑了, 各种复古思潮出现以及国家主义很强大的时候, 广州开始有了地域主义的自觉, 后来借广交会的契机建成了很多新建筑, 并获得了“岭南派”的名号。这段记忆之所以很宝贵, 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建筑师的专业意志超越了来自意识形态的要求, 在沉闷的氛围中创造了一点自由的气息, 让建筑学人感受到了专业的价值和一种变革的力量, 那种感受恰似在听了很久样板戏后忽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

很遗憾的是, 这一段不同的建筑历程其实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最初以为建筑师能够对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做一点有自主性的贡献, 但是回头来看仍然是国际、国内的政治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创办广交会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外汇向西方国家购买短缺的物资, 当时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记账式的, 相当于以货易货, 但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要给钱。没有钱就需要创汇, 需要办一个对外贸易的平台。广州因为靠近港、澳的区位以及两千多年不间断的国际贸易史而被选中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就是俗称的广交会。因为要吸引西方的客商, 所以建造的建筑要考虑符合西方世界的习惯, 而不必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里, 官方意识形态对建筑的要求在此失效, 建筑师因此可以尝试做现代建筑, 事实证明, 有一部分做得很好。

冯原老师以前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桂林出现了一批风景中的园林建筑?我在和他讨论时试着分析过,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之前建筑上国家主义的主流是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古典主义、苏维埃胜利样式等, 结合一些民族形式, 中苏交恶以后中国不能继续坚持苏式建筑的主流, 也不能选择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象征的现代主义, 以大屋顶和斗栱为形式特征的宫殿式建筑又刚被批判过不久, 建筑创作上的探索便转向了乡土建筑和园林, 在重新诠释的时候, 这一部分传统成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结晶, 不再是当权者的产物。因为这种关系, 加上20 世纪60 年代初没有条件再盖大房子, 就盖了一些小的园林建筑, 桂林、广州白云山上的房子就是这样出现的, 是给能够享受风景的人建造的停驻之所。

1974 年前后出现了白云宾馆、东方宾馆等现代建筑, 当时感觉广州走到了现代建筑的前沿, 建筑师可以直接面向建筑问题。事实上回头来看是意识形态的尴尬造成的, 就在意识形态趔趄的一刹那, 建筑师找到了机会, 把心中的建筑理想实现出来了。广州为什么现在做不出来“岭南风格”?因为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已经没有这种充满张力的差异性了, 建筑里只剩下了文化特性甚至只有形式表征, 而不再有源于冲突和挣脱的力量。

今天来看这段美好的记忆, 其实制造它的过程并不轻松, 而是建筑师抓住了意识形态缝隙中的契机, 贡献了自己的思考与努力。今天的建筑, 力量从哪里来, 又将沉淀成何种记忆?

冯原:冯江老师讨论了一个建筑发生学的问题, 即建筑是在何种条件下发生, 又是如何发生的, 但是, 这个发生学的追问又必须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才能去考证它。如果历史足够久远, 建筑发生学就会变得比较模糊, 因为过去创建这个建筑的原生环境被遗忘了, 年代越近, 建筑与建造条件所发生的表里关系就会变得更清晰。正如冯江老师所说, 没有任何建筑是为了自身准备被记忆而存在的, 所有建筑都是为了当时的目标被建造出来的, 而之所以最后成为某种记忆, 是因为各种偶然性。他为此举出的新岭南建筑的例子就很有说服力。20世纪80年代之后, 中国重新恢复了评选国家的建筑奖, 广州地区的建筑一连串获得了多个奖项, 成为了一枝独秀, 被冠以“岭南建筑”的称号。事实上, 这一现象的背景并不是纯粹的建筑学, 而是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 新中国前30年的国家政策, 造成了一个冷战的背景, 它对西方关闭了大门, 但它仍然需要有一个窗口来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由于与香港的地缘关系, 也因为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 因此广州被选择作为一个开放窗口, 由此出现了广交会这种18世纪的一口通商模式的现代复制品。广交会带来了一批建造任务, 而关于建筑风格的选择有民族式、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式、现代式这四个选项, 依据政治优先原则, 政治上的对立面首先必须排除在外, 因此资本主义式出局, 然后相比起民族式和社会主义式, 能够对这两者进行结合的现代式作为中性选项而被广州地区的建筑师所采纳。现代主义本来是应该遭到排斥的, 但是本地建筑师对它进行的适应地方传统的改造, 为这种风格创造了合法性, 也带来了某种机会, 使得当时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建筑—它们都基于现代主义的基本结构, 同时拥有一定改良的地方符号, 还能适应岭南地区的气候。除了广州,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广西桂林作为一个风景城市, 由于是中国传统风光的象征, 也要面向西方做宣传, 所以当地的风景建筑以及展示型建筑, 就获得了建造机会。那个机会正好也使建筑师们得以用现代主义的方法结合地方性的理解进行了一次发挥。离开了这个具体的政治与经济背景, 我们就不容易对这个建筑风格的发生学作出合理的解释。

所以, 建筑发生学的背景告诉我们, 并非是建筑本身拥有一个为了记忆或遗产而存在的目的。实际上, 建筑在被建造的过程中都受制于一个表里关系, 其内部的制约来自政治经济的需求, 从而对建筑的表象或风格构成约束或影响, 最终它们会对建筑师的创造和设计起到外部的制衡作用。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某种意义上, 历史学的工作不是增加记忆的工作, 而是处理遗忘的工作。

我今年暑假参加了云南大学举办的一个人类学研习营, 主题是关于记忆与历史的, 今天有机会参加建筑学者举办的这个也是关于历史和记忆的沙龙, 我觉得很幸运。作为一个主要从文字记录中翻找记忆的历史学者,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走入人类学者和建筑学者的视野, 学习从现实生活和建筑实体中寻觅记忆, 实在是学术生活中的享受, 所以首先应该感谢冯原给我这个机会。

今天大家越来越对记忆的问题产生敏感和兴趣。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我们所在的世界, 过三五年就焕然一新, 我们在个人生命能够经历的时间里, 经历过的变化太大, 而且变了一番又一番, 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已经很遥远。虽然大家都对自己的记忆很有信心, 越来越喜欢怀旧回顾, 但常常将今天的或者比较近期的状况套到几十年前的情景中, 出现很多记忆的错乱。于是, 我们发现人们在重视记忆的同时, 也是很容易失忆或者记忆错乱的, 于是就产生了对记忆问题的紧张。我在云南大学那个研习营上谈到一个意见, 虽然大家坚信历史就是过去的真实, 但是这种真实需要通过记忆才会存在于今天, 并且需要通过将记忆用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才成为“历史”。所以我们可以说, 过去的一切, 只有成为人们的记忆, 才会成为历史, 如果没有历史记忆, 也就没有历史。反过来说, 今天我们认定为历史的一切, 其实都只是我们记忆中的真实。当时, 有同学提问, 过去发生那么多事情, 大家都忘记了, 难道那不是历史吗?我回答说, 既然大家都忘记了, 当然就不是历史了, 过去发生的事情,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会被忘记的, 我们的历史从来不包括那些已经忘记了的事实。同学再问, 那再想起来呢?我答, 再想起来当然就是了, 因为记忆恢复了嘛!当然, 我们说的记忆, 不仅仅是在有生命的人头脑里的记忆, 还包括通过已故的人留下的种种信息、符号而留存下来的记忆。如果记忆是以文字记录的方式存在的, 就不一定是今天的人们头脑里的记忆, 而是过去人们记录、表达出来的记忆。这种通过各种媒介留存下来的记忆, 在被接受的时候, 有的会被重新解释, 然后形成新的记忆。因此, 记忆怎样存在、如何表达出来, 不只是当下的结构, 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积累, 是不同时间的记忆“层累”的过程。这个“层累”的过程, 是记忆不断被延续也不断变异的过程。我们当下面对的历史, 其实是这个过程累积到当下的一种结构。

历史学过去处理的多数都是文字的文本, 现在我们也越来越重视图象、符号和语音, 甚至气味和味道。建筑作为一个实物, 既是图像, 也是符号, 是多种符号的集合。因而对于我们历史学者来说, 建筑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记忆载体。也许人们会认为, 建筑是过去的“当下”建造出来的物质状态, 因而建筑最能够直接反映过去的真实。这是不错的, 这也是历史学者对历史建筑怀有特别的感情, 特别不愿意看到历史建筑湮灭的理由。然而, 不只建筑本身常常会在后来的历史中被改造, 更重要的是, 建筑的用途、建筑的主人或使用者、建筑内外发生的事情、建筑的意义、建筑的环境、建筑的群体结构以及形成的景观等, 都会随着时间的延伸发生种种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有文化意义的建筑, 其实也可能是一种变动中的历史记忆。当下我们面对的, 通过建筑呈现出来的历史, 也是一个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被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有意识的选择。比如广州现在留存下来的大量革命遗址, 很明显是1949年以后有意识的创作, 是在革命意识的主导下保留下来的。这种意识赋予建筑新的意义, 也在留住革命历史记忆的同时, 抹去了大部分的, 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的历史记忆。当然, 更多的历史建筑, 是在无意识选择过程中留下来的, 这种无意识, 无疑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但其实也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审美倾向的左右下形成的。这种无意识也是一种有意识, 只是这种有意识不是那么直接作用在建筑的存废上。以广州城内外的建筑为例, 因为大家曾经认为西关大屋是广州建筑的代表, 结果大量非西关大屋的民居建筑就被遗忘了, 实体也渐渐湮灭了, 这也许是无意识的, 但也是在特定意识支配下的结果。

其实, 毁灭、消失、改变, 本身都是历史的流动。在近年来急剧的历史变化中, 广州的很多建筑都消失了, 保留下一些所谓有代表性的, 或者被认为是典型的建筑, 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在我看来, 这种遗忘, 本身就是历史。所以, 历史学者虽然对旧建筑情有独钟, 但是更多要做的努力, 是观察历史, 保存记忆, 尤其是借助不同的媒体去保存记忆。但这个努力, 本身就是制造遗忘的过程, 历史学者不可以认为自己有能力保存所有的事实。有一些文史专家, 喜欢坚持凡是老的就是好的, 或者只要是旧的都不能改变, 但他们的判断, 其实是以自己的记忆为标准, 只是要把判断的权威控制在自己手上而已。我要质疑的是, 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 难道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变就是我们的价值吗?其实, 如果什么都不变, 我们就没有事做了, 就失业了, 历史没有了!不过, 不要担心, 人类不会按历史学者的期待生存的, 所以, 聪明的历史学者, 宁愿花更多的精力做历史的旁观者, 理性的思考者, 这样才能真正承担起忠实的记录者的角色。不改变的历史是假的历史, 因为历史永远在往前走, 往前走就一定不断有大量的东西被遗忘掉、消失掉。在某种意义上, 历史学的工作不是增加记忆的工作, 而是处理遗忘的工作。也许对于建筑史学者来说, 关注历史学家处理遗忘的工作会更有帮助。

最近, 我们看到很多学科的人都在关心历史, 都在介入历史学, 令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历史学者如果不能明白在大家都对历史有越来越多关注时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或能够做些什么, 就可能会被其他学科的人抛弃。现在, 建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历史, 面对这种状况, 一些历史学者可能会有点酸酸的感觉, 但我觉得我们自己首先应该反省, 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能够提供给其他学科的历史不足以回应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怀, 也许历史学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从其他学科学者的历史观察和思考中学习。目前人们的历史观念, 其实不是历史学者建立起来的, 而是由生活在今天的人, 在今天的场景和处境下形成的。如果我们有历史专业的技能的人, 不能随着现代人的历史观念的转变来思考和调整自己的研究兴趣, 甚至改变研究范式, 就不能与现代人的历史观念合拍, 就会被大家抛弃。所以, 我很有兴趣参加今天这个沙龙。

讲到历史观念与当下历史发展的关系, 在建筑与历史的领域也能找到例子。当我们今天解释20 世纪50~70 年代的建筑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清楚, 最直接的可以归到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中。如冯江刚才讲的, 广交会的出现是由于中国当时需要外汇, 在与世界隔绝的情况下需要一个窗口继续同世界联系, 这是对的, 但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 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要把大门关起来, 所以才有了这个交易会, 交易会也是封闭中国的产物。那么, 封闭的中国为何在广州打开一个小洞, 我们可以从广州的特殊地位得到答案。在抽离了国家的情况下, 广州其实是环南海周边地区里面的一个港口, 但把国家的架构纳入我们的视野, 广州又长期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口岸, 它其实是在这两个圈的历史节奏中来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视角, 也许对理解广州的建筑历史是重要的。

历史学者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对以后多点贡献, 是需要有很多新的或者说适合当代人的审美、价值、意识和情怀的, 我们要去不断地改变对历史的认知。以广州为例,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 大家对广州的认识似乎越来越与我们这些在广州生活了几十年的人的感觉不同, 这也许就同记忆的改变相关。例如有人说, “十三行”比“五层楼”更能象征广州, 其实, “十三行”只是一个在文字中的记忆, “五层楼”的确是实实在在作为广州象征的建筑, 是广州居民真实的记忆。20 世纪80 年代的广州, 无论建筑还是城市景观, 都是民国味道的。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广州以外的人对广州的了解, 大多是从《羊城暗哨》电影中获得的, 这是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的记忆。那个时代看过这个电影的人, 都会被里面景观和街道的气氛感染, 感觉到广州与中国其他城市的不同。现在, 很多不太读书的人, 甚至包括很多年轻的小资情调的人, 总是脱离掉历史脉络去追求一些东西, 用今天的想象加上脱离历史脉络的历史书写, 去重新制造“广州”。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 应该反省, 我们在记忆、历史和建筑的重构与发挥方面, 是不是没有做好, 以及还有哪些方面应该更努力。

冯原:刘老师刚才所说的其实透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和信息, 第一个就是历史学处理的不是记忆而是遗忘, 因为跟记忆相对的就是遗忘。

建筑物可能在最初就具有某种意义, 那是被原初的建造者在建造的原生语境中所赋予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变、历史的发展, 负载在这个建筑上的观念和意义, 却会随之而改变。这个改变的过程, 就使得历史学家有了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 这时记忆和遗忘之间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 它们既是相反的, 又相辅相成, 因为没有遗忘就没有记忆。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刘老师的说法跟20世纪初期的一位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的说法非常吻合。路作为现代主义的发起人之一, 他的“形式追随功能”这句话预示了整个现代主义建筑革命的开始。因为他当时处于现代主义的门槛上, 在古典和现代之间, 他要引领方向的变化, 就是把古典主义转换成现代主义。所以他要寻找到一个现代主义革命的逻辑, 他为此说道:“所谓的历史上的建筑, 都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被建造的, 因此不具有普遍性。”这句话为现代主义的起源奠定了基础, 其实, 我们把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知道, 刘老师说的话是对的, 所有那些历史上的建筑, 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被建造, 也可能在另外一个条件下被拆掉, 或者一个建筑原来并不重要, 但是后来又变得重要了。所有这样的过程都蕴藏着一种普遍性, 即建筑必然源自一个具体的任务, 这也是建筑师的任务。但在历史的流变中, 一座建筑是否重要, 就由不得那个具体的任务目标了, 只有历史的流变可以把建筑从一个具体的任务中解脱出来, 变成记忆, 变成不断转换的观念。

郑力鹏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

记忆的重要性变化不定, 人的记忆和对记忆的陈述是有选择性的, 记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还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记忆有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全体国人的国家记忆固然重要, 但诸多记忆并存, 重要性往往此起彼伏。集体记忆是否重要, 需要看这个集体的社会地位高低, 往往是谁的话语权和拳头大, 谁的记忆就更显得重要。个人的记忆是否重要取决于其身份, 普通百姓人微言轻, 个人记忆往往不受重视, 可一旦成为名人政要, 其个人记忆就变得举足轻重。可见, 记忆的重要性是变化不定的。

记忆的另一个缺点是不一定都靠得住。人的记忆和对记忆的陈述是有选择性的, 不是什么事都记得, 也不是什么事都说, 与己有关的事往往只挑好的说。记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还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时间越久、年龄越大越靠不住。

记忆的重要性不稳定, 记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又不都靠得住, 为什么还要谈它呢?因为记忆对我们了解过去、正视现状和预测未来都还是很有用处的, 有时这种方法是不可替代的, 因为很多记忆的内容不见诸文字器物, 仅存在于人脑之中。

我选择盖房子作为职业至今已近40年, 面对当下建筑界诸多不尽人意的状况, 近来忽然追问自己这几十年忙忙碌碌为了什么, 当初为什么选择入此行当?当初的理想于今实现了几分?以下是我关于这些问题的记忆, 当然只说好的, 自己觉得还靠得住。对于大家来说嘛, 可供参考。

我的家乡在福州, 一家5口人中有4个人的学业或职业跟医学有关, 好多人以为我也会学医, 但我不喜欢医院病房消毒水混合着苹果香的古怪气味, 以致对医学疏远。当时的福州是海防前线, 数十年间鲜有建设, 整个城市破烂不堪, 尤其是成片成片的简易木楼房年久失修, 东倒西歪还时有火灾。于是在恢复高考那年我选择“盖房子”专业作为第一志愿 (当时不知道建筑界有建筑、结构、施工等专业的细分) , 想着将来可以让自己有房子住, 也让大家都有房子住, 还可以改变整个城市的面貌。我的亲朋好友中没有人从事这个行业, 我的选择出乎他们的意料, 也不符合当时崇尚“数理化”和“高精尖”的潮流。

时隔数十年后突然勾起这个记忆, 今天我依然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时还为此感到有几分庆幸, 但当初的理想却没有完全实现。

其一, 我是从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逐步转到建筑学专业, 后来又转向了建筑史和遗产保护领域, 所以经我主持和参与设计并建成的房子不多, 但同行们盖了很多房子,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我现在有房子住是“福利分房”的结果, 与我的“盖房子”专业无关, 而全社会的住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其二, 毕业后我没有去工地盖房子, 也没有在设计院画房子, 而是留校任教, 教学、读书、做设计。后来换地方又读了好多年书, 然后继续留校任教。现在都说在学校最好, 其实当年我们这些窝在学校的人未必受人待见, 甚至被视为没出息。我父亲和兄弟都是当教师的, 我父亲先是从医, 后来到学校教书直到去世, 当时全省每家医院该专业科室都有他教出来的学生,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他的工作与整个地区该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和水平密切相关。我和同事们筹措、创办历史建筑保护专业 (后来叫作文化遗产保护) 的时候, 我曾试图仿效, 计算过还能干多少年, 若一年招几十个学生, 那么十年就有几百个毕业生, 广东全省各市县平均可以分到若干, 将来这些毕业生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中坚力量。后来教育部批准设此专业, 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招生, 这个事没做成。

记忆里曾经有过的理想没有完全实现, 可能是理想过于高远不切实际, 或者说是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 但事实证明选择建筑行业和选择在高校当教师都是正确的。因为当初的理想和选择除了个人爱好和得失的考虑外, 都与国家发展的趋势和社会经济的需求相吻合。今天我们仍然面临诸多选择, 其中研究地域的选择应引起特别的重视。我不赞成与北方同行争地盘, 仍要立足华南, 但限于岭南一隅过于狭窄, 应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高度着眼, 将研究的重点扩展到南中国海, 扩展到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冯原:看起来郑老师应该对气味是比较敏感的。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气味形成的感知是与记忆最早相关的。人们最早形成的并且最顽固的记忆就是味觉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终生都会热爱家乡食物的道理。这样说是有生理学依据的, 西方有句谚语说, “你的肠胃就是父母的诡计”, 意思是小时候父母给你吃什么, 你一辈子都会喜欢吃什么。相对来说, 听觉记忆形成得较晚些, 也相对容易改变, 大体来说, 会在青春期时形成模式。听觉记忆的形成年纪可以解释今天在KTV里面观察到的各种现象, 通常来说人们唱的歌会表露出年纪, 因为人们大多会唱自己在青春期时的歌曲。而视觉记忆的固化期则更晚, 也比较容易被改造, 它与思维的互动也较丰富, 所以有视觉思维的概念出现。我们今天讨论所谓的建筑记忆, 更多是跟视觉相关, 相比起味觉和听觉, 视觉思维的可塑性更强。

郑老师谈到更重要的两个话题。一个就是结构主义的观察方法。这个结构既包括地理上的南北结构, 也包括社会权力的上下结构。而且, 我们的记忆其实又是在个人和集体之间摇摆着的, 因此也显示了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一种结构, 所谓的集体记忆, 或者我们今天用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词—公共记忆—来表述也许更准确。公共记忆并不是把每个个体的记忆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总体这样的假想, 实际上公共记忆还是由少部分人创造出来的。少部分人强行创造了大部分人都不得不认可的公共记忆, 这就是现实。郑老师刚才说过, 若是一个官员的位置足够高, 他的权力足够大, 他就有可能强行去创造出某种大家都会记忆的理念和思路。就像我们今天提出的“乡愁”的概念, 由于这个概念创造者的特殊位置, 乡愁就有可能衍生为某种国策,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产生影响力。所以, 究其根本来说, 人类的记忆是靠不住的, 集体的、公共的记忆确实可以在特定条件下, 被某些少数人创造出来。

何健翔

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创始人

我想应该以一种更整体的方式看待城市及其历史的问题, 不是以切片的方式来讨论, 而是建立跨学科的“城市学”的研究方式。

历史保护和城市保护是最近这几年不断被探讨的话题, 观点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把城市保护问题归结为一种道德伦理上的价值判断, 判断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 道义上是对还是错;另外一种观点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认为城市是经济的产物, 存在就是合理的, 我们不应该过度干预城市经济的自然发展。单纯地用上述两种观点之一来讨论历史或者城市的事情, 我想都有失偏颇。作为一名参与实践的建筑师, 我想应该以一种更整体的方式看待城市及其历史的问题, 综合地把城市、社会、文化、族群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 而不是把它切分为不同学科之间的问题, 像之前我们所批判的以切片的方式来讨论。这就是我所赞同的要建立跨学科的“城市学”的研究方式。

对于建筑的讨论也是一样, 它不是单纯的工科或者文科的问题, 应该重新把建筑作为一门特别的综合社会文化工程来谈论。这个观点一直渗透和指导着我的实践, 我们尝试将建筑操作变成梳理城市、社会和文化关系的一个有效工具。作为独立建筑师, 我觉得独立的意义在于我们明白利用好自己—既在这个游戏里面, 但又与它保持一个批判的距离, 从而 (至少在某个局部的空间点上) 梳理出或者创造出某种自主、自治和自由的新城市空间。

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建筑记忆, 第一点先谈谈教育的问题。建筑学科的教育在我们上学那个年代基本上是历史虚无的, 虽然也有建筑史的课。我们接受的建筑训练就在没有任何现实环境、城市背景, 只有一个功能任务书的地块上去设计。居民是抽象的, 交通环境是虚拟的, 我们就是在这种城市虚无和历史虚无的背景下被训练出来的工科产品, 事实上这种训练现在还在延续。通过这种训练出来的建筑师似乎不太可能去解读历史和梳理历史。第二点谈谈历史和记忆。刚才几位老师都说记忆是不可靠的, 而且随着信息或者社会的发展, 或者后现代之后, 记忆变得越来越短暂。以前一个重要信息在人们脑中会产生很长时间的影响, 现在某些信息的记忆只会留存一天、半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 记忆变得非常片断性、非常零碎。那我们还能依赖记忆吗?还要保存城市记忆吗?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对历史的兴趣和解读历史应该是建筑师的本能。正如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里说:不懂历史, 对于一个要去创造建筑的建筑师来说是匪夷所思的。因此, 建筑师必须要能够读懂历史, 理解历史,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如果今天要梳理建筑和城市学科,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探讨。

一是建筑和城市的关系。在古典时代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就是神权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建筑在一个城市里基本指的是教堂、神庙之类的房子, 而构成城市主体的其他房子则是世俗社会的产物。在古代中国, 城市中有某部分是不被讨论或者不能被讨论的, 就是官式的集权空间, 代表皇权, 其他部分就是一个生活的世俗城市。到了近代, 传统上大家还是延续了某种终极建筑物的一个景象或者某种旋律的象征, 但作为建筑师, 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如果仍然试图建立某种宏大理念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时必须要跟权力或资本捆绑在一起, 或者完全进入它的游戏。所以我觉得在旧工业建筑空间的改造中, 建筑师可以学习如何将原有的宏大现代性和革命性进行再日常化。

二是关于建筑的方式和表述。建筑保护实际上是现代主义之后才产生的话题, 建筑在现代主义之前跟之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在现代主义之前, 建筑师还在追求某种终极的真理, 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空间准则, 追寻真理的努力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但在现代主义之后的情况就完全变了, 因为终极的真理被宣告不再存在, 价值观变得非常多样, 不再有唯一正确的。建筑就像文学一样, 可以呈现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方式, 由原来单一的追寻变为个体的各自表述和呈现。这是我们需要承认和接受的。而对城市和建筑记忆的尊重, 正是今天建筑多元表述的一个契机。

三是现在经常被建筑师忽略的议题。大家通常过分地关注所谓的概念而忽视建筑如何被操作。与普遍的社会化生产的方式相对, 我更倾向于讲求建筑师自身的技艺。这里, 我用的词是“技艺”, 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技术是没有情感的、程式化的东西, 技艺更为复杂, 它不是技术, 也不只是工艺, 它更接近希腊语建筑“arkh tékhnē”的后缀, 指工艺与艺术的结合和在两者之间的状态, 同时又包含贸易等更复杂的含义。我想说当下建筑师最需要培养的是这种综合的能力, 而不仅仅满足于充当资本操作中的一个环节。

冯原:今天我们就是在何健翔设计的空间里开会, 所以应该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作品。我常用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 我习惯把这种方法称为“文化编码”。如果用这种方法分析设计作品, 所谓的设计, 就是通过设计的手段为一种空间样式进行文化编码, 设计的过程就是编码的过程, 创作者的意图通过设计编码来完成。我们如果看懂了这个设计, 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设计的编码进行了一种解释或者解码, 这个编码—解码的过程其实可以解释我们跟建筑本身的一个关联性。我更愿意把何健翔看成是一个建筑的外科医生, 用精湛的技艺来处置新旧建筑的空间关系, 这让我联想到医学上的器官移植, 其实何健翔的很多案例都是在表现他处置建筑的技艺。如果把技艺置换成记忆, 那么, 通过建筑空间来唤起的记忆, 对于建筑师来说, 就是通过对技艺的处置来进行文化编码, 设计的技艺编码了记忆, 就像做外科手术一样, 建筑师可以再造各种各样的记忆。

大家想象一下, 若是有一种时光机器, 让我们把何健翔投放到20 世纪50年代的历史背景之中, 他还会像今天这样实现他的建筑外科手术吗?答案很简单, 不能。不是何健翔发生了什么变化, 而是50 年代的社会政治会迫使他做出改变, 像今天这样用精湛的技艺来处理旧建筑并带来新旧对话的做法就行不通了, 因为那个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很可能需要另外一种编码手法。政治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是人人都难以逃脱的。比如新中国定都北京城, 在50 年代建设首都的征集方案中, 有着著名的“梁陈方案”, 60 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去回顾这一事件就会非常有意思。第一, 梁先生的方案在今天来看是绝对正确的—在联合国文化遗产的概念中, 北京古城是不可复制的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但是它提前了60 年。换句话说, 放到60年前, 以新中国的政治逻辑而言, 错与对就要重新改写。所以第二, 更值得关注的是改造北京古城的政治逻辑。这一改造虽然是以拆除掉北京城墙以及大批古建筑为代价的,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仔细观察, 北京城的改造并非完全没有逻辑。寻找到这个历史上的政治逻辑,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中国要选择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施行空间手术, 为什么要拆掉天安门前面的大批建筑, 并要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广场。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分析符号编码的理论方法, 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就是, 新中国的国家政治非常需要两个不同的符号编码体系。其中一个编码来自于皇家体系。最有效的皇家体系当然非北京古城的中轴线莫属, 不过在新中国的语境中, 过去的紫禁城和中轴线是属于皇家的, 新中国重新赋予它新的意义, 将过去的皇家空间体系在整体上转为民族的化身, 中轴线和天安门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符号编码来源。因此, 若是离开了中轴线去建新城, 就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个民族性的符号编码, 因为这个民族性必须根植于历史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北京古城中轴线的基本原因。另外, 新中国还需要一套社会主义的符号编码。这来自于前苏联, 主要是以庞大的广场、对称的重要建筑所构成的仪式性空间来表达的。因此, 把社会主义的编码和皇家—民族编码混合在一起, 两者缺一不可, 构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具有宏大纪念性的祖国中心。

由此带来的现象更让人唏嘘不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于1958年落成的十大建筑是以拆掉一个历史古城为前提的, 其中包括人民大会堂, 它对面的叫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到了2003年, 这个博物馆被改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并要进行改造升级, 为此举办了一场国际建筑竞赛来征求方案。我记得, 国家博物馆改造的任务书里面明确规定, 该建筑作为历史建筑, 立面必须要保留, 因此建筑师的任务是在保留原建筑主立面的基础上去改造内部, 或者说, 必须要用现代的设计方法使得新的建筑从内部建造出来并与原有建筑立面相协调。这个局面就应合了雷姆·库哈斯说过的话了, 当时《南方周末》对他进行访谈, 他说“你们中国人不用去西方寻找经典, 你们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创造就是经典”。多么有意思, 这个建筑是以拆掉一个600年历史的北京古城为代价而建成的, 但是仅仅过了60年, 它就成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红色经典。600年和60年的比较告诉我们, 这个经典是拆掉一个更老的经典而获得的, 历史真的很吊诡, 它说明了一切在于我们怎样去建立一种历史观来看待历史本身, 是不同时代的历史观造就了经典, 尽管这个经典可能毁掉了一个更古老的历史。

现在让我们用时光机把何健翔送回到今天, 透过这一个时空穿越的想象, 我想我们就能看清楚建筑是如何受制于时代的政治逻辑的支配。这一规律在今天也依然存在, 不过其表达就完全不同了。

余志

中山大学工学院教授, 《康乐红楼》与《客都家园》主编

建筑的保存和拆除, 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土地价值的再利用, 以及被谁利用。

我是做工科的, 看问题的视角和做文科的可能不一样。我们讲究目标、内容、技术路线、预期成果, 不然就没办法研究。我虽然也主编了两本有关建筑的书 (一本是有关中山大学的《康乐红楼— 中国大学校园建筑典范》, 另一本是有关梅州的《客都家园— 中国梅州传统民居撷英》) , 但对建筑仍然是外行。

我觉得建筑师比画家要难多了, 画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画一张画, 然后找喜欢这幅画的人来买, 但对于建筑而言, 大多是先有主人再去创造, 建筑设计多数都是被动的。所以建筑主要是资本和权力的结果, 艺术只是里面陪衬的那一部分。只有很少的建筑师能够让权力和资本对其产生敬畏感, 并由其主导设计。大环境就是这样, 它的本质决定了建筑师的创作。绝大部分的建筑师在绝大部分场合都不是建筑的主导者, 只是它的化妆师而已。所以我认为不要让建筑师背负那么大的责任。

我想结合主编《客都家园》的过程讲讲有关记录和记忆的体会。编这本书要读书, 需要看很多关于梅州建筑的书, 但我发现前人有关梅州建筑的书有不少重要的记录是错的, 记录是错的怎么会有对的记忆呢!编这本书之前我一点自信都没有, 编完之后至少有一点自信, 但凡与我书中不一致的内容, 多数应以我书为准。工科的人习惯做真实检验, 例如某屋进深30 m, 但前人的书上记录是83 m, 错得很离谱, 因为作者没有进行实地考察, 数据都是从其他资料中得来的。但如果仅从文化的角度谈记录和记忆的话, 对错似乎又没那么重要了, 记忆就是一个感觉, 错了也不要紧, 有时错的反而更好, 反而是对的了。

在我的理解, 建筑的保存和拆除, 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土地价值的再利用, 以及被谁利用。我是做交通研究的, 跟建筑的关系不大, 但与城市密切相关。从交通的角度看广州的布局, 高铁站在南边、飞机场在北边, 地铁通常都先修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去, 所以就有交通专家指责政府布局不合理。如果把决策者及其推动这个决策的利益关系搞清楚, 就会发现这么修很自然。地铁修过去是为了把那里的土地增值, 而不是为了解决那里当前的交通需求。但在上海, 高铁站、飞机场、地铁站都设在虹桥, 是为了解决上海当前的城市交通问题, 与广州的主要目的并不相同。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要认为建筑师应该背负太多的历史责任。当建筑师影响了资本和权力, 或者自己变成了资本和权力的一部分, 他就可以实现某些东西了。

最后我也谈谈冯原老师刚才讲的小资情调和老百姓的感受。那是现时中国社会中最不足为道的一部分, 这种声音想要变成社会的主流, 或被重视,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有一天, 中国的城市发展决策, 不是由权力和资本来主导, 而是更多地由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老百姓主导, 那么我们城市的建筑可能会更加和谐地存留下来。

用一句话总结我关于今天交流主题的感受就是, 虽然我们有关过去和现在的建筑的记录有许多错误, 但我们都有很丰富的记忆!

冯原:作为一位科学家, 余老师从一名文化人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建筑与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也体现在他过去编撰的《康乐红楼》和《客都家园》这两本大型图录里面。《康乐红楼》是第一本完整地梳理中山大学校园建筑的书;《客都家园》至今都可能保持着作为对梅州地区的客家民间建筑遗存最完整的调查记录的纪录。我想, 余老师以非建筑师或建筑史家的身份来编撰这两本书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一些我们所能看到的建筑遗存变成记忆, 或者说, 把弥足珍贵的建筑遗产转变成具有公共性的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

而且余老师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土地价值的问题, 一下子把我们关于建筑和记忆的话题拉到了一个深具现实性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之中。因为所有地表上的建筑与建造活动, 其实都是在各种条件下, 基于各种目标对于土地价值的利用和再利用, 这一个表里关系和历史进程, 甚至可以解释整个历史中所有建筑的形成原因。在皇权制时代或者传统社会, 解释土地价值的话语很可能是风水术, 但是在今天, 解释土地价值的主要话语就是经济学,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GDP。由此来看,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建筑与记忆有关的那个部分, 放在政治经济对于土地价值的再造上面, 其实是把建筑的表象与风格等同于一个化妆师的角色, 这听上去有些难以接受, 但确实是接近现实的。

邓启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历史地图 (舆图) 上关于城市空间的记录, 是一种直观描绘的方式。舆图中的“城市记忆”, 基本是权力选择和建构的记忆。

看到建筑和记忆这两个词在一起, 我有点神经过敏, 因为最近几年我们在做关于中国宗教艺术遗产调查时,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拆掉了”“烧掉了”。各种人用不同方式, 向我们描述这些建筑当年是如何了不起, 又是如何被毁了, 然后把手指向一些新楼、废墟或一无所有处。这种情境的确很切合今天沙龙的主题:建筑, 然后“记忆”。

我们很多的建筑经典作品, 现在的确都变成了记忆。时间一久, 记忆也模糊了, 当事人脑子里已经拼不完整那些支离破碎的建筑影像, 再久, 连记忆中的影像碎片都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于是, 建筑只剩下传说。北方的传说, 是某某古寺名刹在“文革”中如何被毁, 连帝陵祖坟都被扒了;南方的传说, 是老庙大宗祠如何苦苦撑到改革开放, 却被拆了发展房地产;历史悠久的传说, 是项羽火烧阿房宫 (一说咸阳宫) , 大火连烧3个月才烧完。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感叹, 以建长城这等气魄来建宫殿的秦皇, 调集全国资源搞自家都城的宏伟工程, 不知道把那宫殿建造成了什么了不起的模样!谁料得到在军事上横扫六国的秦皇, 却栽在了建筑事业上, 宫殿被几个不懂建筑的草寇一把火烧了, 长城被民女哭塌了, 伟大的帝国瞬间崩溃。可惜了那些多少建筑师心血凝成, 多少工匠拿命换来的建筑, 一把火就烧了。于是就恼项羽, 汝既自称“可取而代之”, 住进去就得了, 烧它干嘛!不幸的是, 项羽不是孤例。历朝历代, 上至帝王, 下至群氓, 扒别人祖坟拆异教寺庙, 建新朝宫殿或修自家宅院, 几乎成为新朝老大或民间暴发户的通例。虽然新人建起来的新房子, 未必比老朝老房子好多少, 但让人郁闷的是, 即使没有更高明的创意, 他们对旧的东西还是要烧、要拆。“拆”, 似乎成为了一个跨时代的符号, 流行至今。

问题在于, 他们为什么害怕、漠视甚至仇视这些老房子?

首先, 这个问题可能要从意识形态方面找原因, 否则无法理解这些反经济核算的愚蠢壮举为何竟然可以不断实施。古代的意识形态在建筑上最有解释力的是风水。无论建造阳宅阴宅, 都要请专家看过, 以保龙脉长久, 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想变色的人揭竿之初, 捣老巢烧皇宫, 是破龙脉坏风水直接把旧主命根革掉的简捷做法。革命成功, 能够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烟囱, 乃是新意识形态破旧立新最直观的视觉象征。如果意识形态变色过头成了极端信仰, 如塔利班、ISIS之类, 什么文化遗产、文物古迹, 凡是不在自己认可和理解范围内的文化记忆, 统统属于需要强力“抹掉”的东西。

其次, 这个问题应该要从权力建构方面究原因。历史地图 (舆图) 上关于城市空间的记录, 是一种直观描绘的方式。舆图中的“城市记忆”, 基本是权力选择和建构的记忆。在城市空间分布上, 属于行政系统的郡县城市, 被标注为有城墙的一个个城邦;其他新兴城市, 哪怕城市规模再大, 也很少被标注。作为城市记忆视觉象征的标志性建筑, 一是官衙, 二是寺庙, 在地图里不成比例地被强调出来, 民居等多被省略。作为文化记忆的寺庙, 也是选择性记忆的, 比如一些异教建筑、民间祠堂等, 只要没有争取到主流“册封”, 基本不会出现在舆图上。这说明, 舆图呈现的城市记忆, 是权力选择和建构的记忆, 它们不是城市建筑空间真实的对应记录。

最后, 这个问题当然也要从现实利益方面思考。建筑毕竟是一种物业, 一种与大笔金钱往来联系紧密的物业。所以, 如果涉及“物”的事, “文”往往得靠边, 甚至“文物”都得靠边。如果权力勾兑了经济利益, 官员和商人合谋的拆迁运动, 便会在大干快上体现政绩的形象工程中, 合法地把过时的实物和记忆, 名正言顺或悄无声息地遮蔽甚至直接抹掉。

这类事从古至今稀松平常。不幸的是, 被拆被烧的建筑, 大多是经典的文化遗产, 或者是沉淀有浓厚文化记忆的房子, 如祠堂、寺庙、四合院之类。所以, 事后总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心疼, 聚在一起哀悼、评说, 在“建筑”后面加个词—“记忆”。

只希望, 我们不要再让那位著名的文化遗产代言人阿Q同志不断说出的、国人也最喜欢挂在嘴边的那句“俺的祖上比你阔多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遗言。

冯原:邓老师的关注点很多与宗教有关系, 这可能因为邓老师正在完成一个国家级的项目—“宗教艺术的数字化保护”, 所以邓老师的观察常常与宗教的场景有关。宗教是最容易被拿来解释“样式—观念”对称的对象, 因为所有宗教都必须有一个精神内核, 那是它的教义, 同时它还必须有一个容易辨认的符号象征体系, 宗教建筑就成为了一个显在的表征, 例如中国传统宗教的寺庙和塔。从历史上来看, 留存最久远的建筑往往是宗教建筑, 因为宗教的缘故, 这些建筑比其他的建筑更容易被保存下来。然而, 宗教其实也并不纯粹, 在不同的年代, 宗教总是能派生出不同的衍生产品, 它还是一条利益链条。尤其是到了现代, 围绕着宗教的表征体系的各种变数, 显示了在宗教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世俗的利益博弈。

刘珩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南沙原创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我用“城市厚度”这个词来描述建筑师对于城市记忆的一种空间理解。就像考古学, 每个时间点在地球里都有它的片层以及它在物质空间的呈现, 建筑也一样。

听了大家的讨论, 我想讲三个问题:记忆到底是什么?记忆有什么用?谁决定它有用还是没用?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我们才能讲建筑跟记忆到底是什么关系, 建筑师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有相关性的, 刚才郑老师说到记忆是被选择的历史, 但是为什么被选择?我是萨特哲学的信奉者, 存在就是合理。在这个框架下我有两种身份, 一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一个是作为职业的建筑师。在这双重的身份下看待我刚才讲的这三个问题, 我觉得被选择是因为它有用,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觉得它有用, 但是我作为建筑师不一定认为它有用, 谁决定它的有用与没用, 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有了话语权它就能够主宰历史, 有用的就可能会被保留下来, 没用的就可以不保留, 比如在梁思成之外还有一个更有话语权的人决定梁思成的记忆和选择是有效还是无效。

如果撇开对这两种身份的认识, 很难谈建筑跟记忆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建筑师某种意义上是个工具, 话语权一个有效的工具, 他没有权力决定这个建筑是否保留。但如果处于在之间的灰色地带, 他还是可以通过他的职业身份去决定保留多少或者不保留多少, 就是说, 他可以在量化的方面进行一些取舍。建筑师其实是有双重的身份, 一方面, 他是话语权的代表, 执行业主、政治家的一些决策, 同时又是站在普世价值立场上的个人。所以建筑师最后的作品就是这种双重身份在专业上的直接体现。

所以我认为建筑师跟记忆或者建筑跟记忆其实是个等同的关系。记忆是一个软性的、无形的东西, 文学家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去记录记忆, 建筑师是通过他的建筑去表达他的记忆。这些年来我在大学一直倡导我自己的一个学术方向, 就是城市厚度, 尤其是珠三角的地缘建筑文化, 30 年中国快速的城市化抹平了很多城市的历史和记忆。库哈斯曾经是这样解读珠三角快速城市化的, “每个星期一早上我都会有新的身份, 我不在乎我过去的身份是什么”, 历史和记忆在他的身份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实际上, 他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个地域的深层关系, 广州、澳门、香港与深圳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历史。当然, 这些对于建筑师来说都是很虚的东西, 当建筑师通过建筑的方式把软性的记忆变成直观的物质空间时, 我用“城市厚度”这个词来描述建筑师对于城市记忆的一种空间理解。就像考古学, 每个时间点在地球里都有它的片层以及它在物质空间的呈现, 建筑也一样。比如今天沙龙的场地, 它有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痕迹, 也有几年前更新时候的痕迹, 那么它就已经有两个或三个的时间片层, 加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厚度的问题。

建筑师要靠建筑不断地记录自己的记忆, 城市厚度就这样形成了。两千年、30 年甚至两年的历史和记忆, 都值得在建筑空间里留下时间的痕迹。我之所以很坚持这种厚度, 坚持两千年的历史要在这个建筑里面留下一点痕迹, 也许要回归到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 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终极认同, 就像哲学的终极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比如爱因斯坦, 无论他在理性世界里走得多远, 最后还是要回归宗教和哲学的基本, 建筑师的创造最后还是要回到历史和记忆的情怀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有记忆的建筑”的意义所在。

我想表达的一方面是坚定我自己作为建筑师的普世立场, 如何操作历史和记忆, 时间与空间在城市以及建筑空间中真实的存在关系, 但另一个方面我又想表达一种虚无的情怀和态度, 我需要时不时地在普通人与建筑师这两个身份里面去互相核实一下, 而且这双重身份不应该是分裂的, 应该是合二为一的, 这样城市和建筑空间才能更丰满、更有厚度。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走的一条路。

冯原:刘珩老师首先提出了一个双重身份的问题, 不同的身份决定了不同的看法。一个是以她为代表的职业建筑师的身份, 另外一个就是被她称作普通人的身份, 我觉得普通人这个定义不太妥当, 按照我的理解, 这两个身份应该分别是建筑师和解释者, 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 解释者会去理解这个建筑, 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 作为建筑师, 其实兼有这两个身份。以这两个身份出发—作为建筑师—来考虑问题, 其实你是非常强势的。你认为设计建筑就是在创造记忆, 所以建筑等于记忆, 因为你不可能不去创造记忆, 或者说你起码创造出了承载记忆的载体。建筑一旦被建造出来之后, 它就必须承载着某种意义上的记忆。但另外一方面, 关于第二种身份的解释又使得你走向了一个有点虚无的目标, 这个虚无目标告诉你, 你从建筑师身份转换到了解释者的角度上, 因为解释者不由得你来做决定。因此站在解释者的立场上, 记忆的意义就会进入一个很纷乱的状态中去, 所以你处在这两个角色之间, 最后还是坚定地站回到建筑师的位置去, 因为你不得不这么做, 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的建筑任务, 我想这有可能是从一个职业建筑师的角度提出来的关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的想法。

薛军

珠海北山力禾文化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建筑跟记忆的关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破坏性创造, 打破原有的厚度创造出新的东西;另一种是创造性破坏, 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新赋予建筑新的厚度。

建筑是一个平台, 也是一个容器, 里面装的东西决定了它的属性:装设备的是厂房, 装人的是住宅, 装文化则是文化产业。建筑跟人的互动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关系, 这点很重要, 你养房, 房养你, 因为建筑与人存在着一种磁场关系。建筑是不动产, 怎么让它活起来、跳起来, 需要借助外在的形式。现在国内的很多建筑都不断地请国际设计师操刀, 国际一流、世界一流的建筑比比皆是, 品位都很高, 而这种现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筑的格局在改变。

记忆的概念之于建筑而言是一个厚度, 有时为了需求要打破这个厚度。建筑跟记忆的关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破坏性创造, 打破原有的厚度创造出新的东西, 比如拆除旧房屋, 就地盖高楼;另一种是创造性破坏, 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新赋予建筑新的厚度, 比如对古建筑进行修护与改造;这两个模式得根据不同的时期来运用。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靠的, 但是它非常有用, 因为过去最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建筑与记忆的关系在于如何利用建筑保存记忆, 如何用艺术对抗遗忘,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什么人去做什么样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于建筑又能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价值。

我们在做北山村项目的时候, 用的正是“三造”概念。第一是造景, 先把建筑建造出来;第二是造势, 要积攒人气、人流;第三是“造谣”, 也就是讲故事。那么故事该怎么讲呢?昨天的记忆是故事, 一百年间的记忆也是故事,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记忆会不断地被消磨, 往往对一个人有用的才会被记住, 可以说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所以用建筑讲故事的时候, 也要选择有用、有价值的部分, 而我们所述的记忆不仅仅是建筑承载的往昔, 也是未来的一部分。

“三造”也好, 把它变成“三生” (生产、生活、生态) 也好, 其实大到一个城市, 小到一个建筑都需要有生产、生活与生态的方式, 包括个人的小空间, 也是生产、生活形成的一种生态, 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我们可以用各种理论去解释它, 用各种方式去做一个例证、一个诠释, 但最终指向的是市场能够运转的制度与磁场。

我们开始着手北山村项目之后, 才明白做一个建筑项目的不容易。从我个人的实践来看, 结果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做一件事情,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做。

冯原:薛军站在一个与前面发言人不同的角度上,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能够形容这个角度的词汇, 叫记忆经营者。他是一个实践者, 真实地在从事那些营造空间以经营记忆的事情, 所以他与我们有所区别。如果说我们是从观念层面上来考察和观察建筑与记忆的关系, 那么他作为一个记忆经营者, 就必须要造势, 要进入到实践之中, 通过造势把事情推动起来。所以, 不管建筑是由建筑师创造的还是由权力资本支配的, 总而言之, 建筑一旦被造出来它就必须被经营, 经营者往往会影响或改变建筑与记忆的原生关系。换言之, 只有被经营的建筑记忆才是真实的记忆。在过去, 通过建筑的经营活动可能只是相对单纯的经济活动, 如租凭、买卖等, 就像经济发展初期, 典型的经营活动是开发工业园、出租厂房, 这类活动与记忆的关系并不强。但今天的情况比过去要复杂得多, 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后工业时代, 在后现代的今天, 象征性的产业首度可以超越实体性的产业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因此, 记忆, 或者说能够唤起情感的记忆就跃升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可以被经营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说, 围绕着记忆的东西变成了一大产业, 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其实就是记忆产业。

朱晔

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建筑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如果我们采用类似的“情境构建”的策略, 那么就会将记忆变得更加轻快, 可以以快速融入又进行逃逸的方式, 参与到集体记忆的构成, 并且又主动地脱离出来, 这样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记忆才得以成为有趣的事情甚至事件。

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社会学, 做的相对较多的是日常生活研究。关于今天“建筑·记忆”这个题目, 前面各位老师讲到记忆和历史是主观的, 我就从自己的个人经验说起。今年年初, 我看了部电视连续剧, 叫《于无声处》, 讲的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信息时代国安人员坚持“抓特务”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前半部分的故事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保密军工厂里, 演员、服装和大体的室内环境都没啥问题, 但是在其他物质态的环境塑造上出了问题, 比如建筑室外的管线材料、户外围栏的做法、室外地砖的材料乃至于苗圃的围栏, 都明显不属于那个年代, 而是近期的材料, 让我一下子觉得电视剧和它所表达的那个时代脱了节。很显然, 我是通过电视剧中的材料和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比对, 获得了上述判断。而这些物质态的材料及其对应的生产技术是有时代周期的, 它们既是同时期城市建筑的建造材料, 也构成了我个人的记忆材料。于是我有了相对悲观的观点, 这种悲观恰恰和我们目前所处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生产方式相关联:我们现在讲记忆, 可以回忆到50年前, 同理我们的现在就构成了50年后的人们的回忆材料;50年后的人们和我们现在比起来, 我觉得可以通过建筑形成的记忆不一定更多元, 而有可能更为单调和乏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近30 年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之中, 空间生产的模式基本是一致的, 建筑设计和建造的方式大多一致, 而且是共时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地所有制的单一, 也直接体现为规划手段的单一。前面各位老师提到权力与资本对于建筑的作用, 如果这种作用直接反映在物质态的建筑并放到时间轴上去考察, 就成为了简单而扁平化的知觉与记忆, 因为它们没有记忆的纵深, 纵深或者说丰富性需要生产方式的多元化, 但是我们在面对未来时, 往往有的只是更快、更新的简单诉求。在目前“新常态”的背景下展望, 建筑设计业将会更多地面对城市中的存量更新, 这样的更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建筑的方式为将来建构起丰富的记忆材料, 还是取决于其生产意志或生产方式的多元与否。这种空间生产方式的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对待旧有记忆, 如何对待传统建筑和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此前产生的记忆。是斩草除根还是兼收并蓄?是新陈代谢还是画新而美的图画?这都意味着我们未来由建筑所构成的记忆材料丰富与否。

另一方面, 我想到的是记忆本身也可以作为某种物质态的材料, 加入到更可塑也更有趣的社会环节之中。简单来说, 就是主动地被消费和被传播。当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想起的是一部小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虽然人的记忆是易变的, 是会选择性遗忘的, 但同时记忆能够参与到创作与创造之中, 它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 通过叙述不断地制造出连绵的空间与想象。这样通过记忆被创造出来的叙述空间, 对于学建筑的人来说是很有趣的。停留在意识层面的记忆, 往往要通过我们的语言和叙述才能被转换出来,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记忆”当作材料来处理的时候, 记忆本身处在一个可塑与待编辑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它可能被建构为各种文本:可能是由文字建构起的虚拟叙事空间;也可能是通过艺术方式被建构;甚至在当代它可能更多地通过一种信息方式—字节—来建构并且加入到大数据的云端之中;它也可能被转换为某种实体, 加入到消费领域和传播领域。记忆可以被消费和可以被传播的策略, 实际上构成了记忆参与到当代社会文化生产和生活之中的幻象。在现实生活中, 媒体大都会依循新的潮流时尚的风向制造传播热点, 其诉求多在于快速地被传播、被消费和被遗忘, 因为遗忘就意味着内容的更新和新一轮的潮流。所以当代的传播策略并不追求其客体成为某种记忆与永恒, 而是期望不断地制造可消费的主题与客体。刚才冯原老师用一个很好的词来形容薛军的发言, 说薛军是“记忆的经营者”。反过来看, 如果主动地将记忆当作可消费对象, 而且加速它的消费, 这种方式在当代社会来说可能是一种比较有趣的策略。这种策略我觉得更多地像刚才何健翔讲到的, 会适合于更为分散的传播群体, 成为了记忆的某种播撒, 而不是寻求群体性的共同认知。群体性的记忆是与宏大的叙事方式以及足够长的时间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借鉴居伊 · 德波和德 · 塞都对景观社会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待这一问题, 他们都一直强调日常生活的整体性, 并通过其缝隙的寻找、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方式进行反抗。他们的反抗理论与策略都带有乌托邦色彩, 而且最后都转换成了一种瞬间的、临时的、现场性的, 然后又快速消失的艺术方式。就像刚才郑老师说的那样, 除非拥有了话语权, 否则不可能去挑动整体性的集体记忆。如果我们采用类似的“情境构建”的策略, 那么就会将记忆变得更加轻快, 可以以快速融入又进行逃逸的方式, 参与到集体记忆的构成, 并且又主动地脱离出来, 这样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记忆才得以成为有趣的事情甚至事件。

冯原:如果我们把建筑这两个字遮掉只讨论记忆, 那么我们就可以讨论黑泽明的《罗生门》, 也可以讨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关于记忆的最好样本应该保存在文学和电影里面。但是, 如果我们把建筑和记忆合在一起就会发现, 无论我们如何去编造记忆, 都不能离开建筑这个信息载体。建筑的物质性使得人们不能去编造建筑, 而是要建造它。所以建筑与记忆的关系在于它既是一个留存记忆的东西, 同时它还是一个具有物质性的载体。如果把两个东西分开的话, 我们就回到《罗生门》跟《追忆似水年华》的语境了, 但是当两个词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建筑自身。朱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消费记忆。其实, 从记忆经营者到消费记忆, 在两个词汇之间我们会取得一个相关性, 它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意义。以何健翔和刘珩这样的明星建筑师们来说, 他们用他们的技艺对建筑进行改造, 这种像外科手术一样的技艺创造了建筑, 也带来了建筑记忆的第一层含义;然后, 这个蕴含着记忆的建筑载体到了经营者手上, 记忆经营者又会重新对记忆进行改造和定义, 这是建筑记忆的第二层含义;最后, 经营当然也意味着它必须被消费, 所以, 消费记忆带来了建筑与记忆的第三层含义。正如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创意园, 建筑师们改建了它, 经营者们正在营销它, 而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场所去消费记忆。而消费未必是一件坏事, 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应该避免回到那个判断价值好坏的立场上, 何健翔刚才说过我们不必要回到那个所谓的道德判断上去。那么就今天的境况来说, 一个可以消费记忆的年代总比一个抹杀和伪造记忆的年代要好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还是应该采纳一种相对乐观主义的立场的原因所在。

赵趄

广东时代美术馆馆长

我们美术馆的使命感, 在于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要从实践的角度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我们启动美术馆项目之初, 是计划在社区的一块空地上建一座建筑。但后来库哈斯给了我们一个方案, 他把美术馆的空间全部打散之后, 直接插入到社区的住宅中, 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呈现艺术介入生活。我后来了解到库哈斯有两个工作室, 除了建筑工作室, 还有一个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室, 他的方案带有社会学的属性。我自己之前做营销的时候也提到社会学的属性, 其实可能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需要它来推动发展的可能性。

回到这个题目, 我的理解是建筑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记忆体, 记忆的载体。就像薛军讲到, 建筑是生活的容器和载体, 不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群众的生活乃至公共的生活, 它其实比人存留得更久。所以文献是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 建筑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所理解的刘珩提出的所谓“厚度”, 其实是一种发展观。好比很早以前的皇宫、古罗马的斗兽场, 以前是权力的载体, 但今天其实已经变成景观, 买票就可以进去, 就可以拍照。所以我觉得除了建筑师的理解之外, 还要去研究决策者和使用者, 建筑的使用者其实也会对历史的记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我看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语境和话语的问题, 回到我们自己做的东西, 庞伟提出一个“反造”的概念, 但“反造”我觉得更像一个营销概念, 包括造谣也是, 是一种立场的问题, 是先设定了一个对立的立场。其实我觉得现实多数时候还是希望做好事情, 留存记忆的建筑和建筑的记忆。

所以我们作为实践者, 要打开更多的窗口, 自觉、不自觉地去呈现多元的价值观, 包括媒介也起到这个作用。所以我们美术馆的使命感, 在于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希望没有封锁, 不被灌输单一的东西, 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或者认知到更多的东西, 因为只有每一个个体的价值被承认, 真正达到个体意识不一样的时候, 整个群体才有可能改变。可能这种讨论也是一种推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