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范文

理性选择范文（精选12篇）

理性选择 第1篇

外围环境对我国吸引外资、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 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要顺应世界减税趋势, 结合具体情况, 适时进行积极的税制调整。此时, 减税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 刺激总需求扩大, 增加就业。

作为政府部门, 强调减税并不意味着全面削减税种和缩小税基, 更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减免, 而要进行结构性减税, 即结合税制改革, 将一些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适度降低, 适当扩大一些税种的税基, 开征一些新税种, 调高部分具有特定调节功能税种的税率。这种减税是在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实现的, 不是单纯的降低税率, 是与税制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既是一种调控政策, 也是对税制的完善。

因此, 在减税的同时, 结合具体情况, 可出台增税措施, 提高一部分税种的实际税负, 进行资源税、房产税等税种的改革。同时, 对财政支出政策进行结构性优化调整, 增加生产性投资, 适当缩减消耗性财政支出。最终, 结构性减税总效应、税制规范与公平, 加之财政支出政策的配合使用, 不仅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税制条件, 还能减缓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作为企业, 享用优惠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机会成本问题。税务筹划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是筹划时花费的时间、精力、财力, 较为直观, 很容易被企业纳入考虑范畴;隐性成本即机会成本, 是企业因采用拟定的税务筹划方案, 从事某项经营、生产某种产品而不能从事其他经营、生产其他产品放弃的潜在收益, 很容易被忽视。如果税收优惠政策期限较短, 企业为了享用这种优惠, 必须对原有经营结构做大的调整, 则付出的机会成本与获益之间“入不敷出”。

同时, 很多税收优惠有期限限制, 一些没有期限限制的优惠政策有随时修改的可能性, 都存在机会成本。企业在筹划时, 需认真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判断经济上是否可行、必要, 能否给企业带来纯经济效益的增加, 只有税务筹划的显性成本加隐性成本低于筹划收益时, 方案才可行, 否则应放弃筹划。选择税收优惠作为税务筹划突破口时, 应注意两点:企业不得曲解税收优惠条款, 滥用税收优惠, 以欺骗手段骗取税收优惠;企业应充分了解税收优惠条款, 并按规定程序进行申请, 避免因程序不当而失去应有的权益。

作为企业会计工作者, 应认识到即使没有发生金融危机, 我国税制日趋完善、税收政策调整频繁的大趋势, 依然不会改变。会计是生产力, 如何领会和运用税收政策, 正是会计人为企业创造价值, 发展和完善个人职业生涯的大好时机。

税收制度与财务制度是企业财务工作必须遵守的两大基本法律体系, 两者既有联系, 又有诸多本质性的区别, 如何将财务制度与税收法规进行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进行计算、申报、缴纳、核算应纳税款, 同时正确进行税收筹划, 最大限度维护企业利益, 成为企业会计工作的重中之重。美、英等国的税务会计, 已与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共同构成了会计工作的三大支柱。我国的部分外资企业与上规模的本土企业已专门设置税务会计岗位。

理性选择留学投资 第2篇

截止目前为止，在韩中国留学生人数达5万余人，根据澳际教育最新统计数据表明，韩国留学意向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留学韩国的的学生人数翻倍增长。留学韩国为何这么火，仅仅是因为韩国大学排名上升的原因么?为帮助学生和家长重新认识韩国留学的当前以及未来趋势，我们为您全面解析。

一、把握留学新动向，开启韩国留学新纪元

近些年来，韩国政府致力打造打造成一个国际教育强国。据悉，韩国教科部计划简化针对留学生的签证发放程序，并允许留学生在从完成语言进修的12月至大学入学的3月期间停留在国内;此外，韩国政府还公布在韩国学习满6个月以上的学生均可申请打工许可，同时，韩政府也降低了韩语进修生的健康保险费，由现有的7万韩元减少至3.6万韩元，并建立韩国留学综合系统，给留学生提供一站式留学服务。韩国政府将扩大留学生规模，预计留韩人数达到10万人次之多。

二、奖学金种类丰富多彩，目的只为将更多优秀人才揽入

韩国对留学生们设立的很多奖学金鼓励优秀的学生们，一般面向学业成绩优秀者。很多韩国大学的留学生奖学金制度比本国学生的还要有利。韩国的.奖学金种类繁多，留学韩国的外国学生可申请的奖学金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大学内部设立的种类繁多的奖学金，二是韩国政府奖学金，三是韩国财团奖学金。例如，成均馆大学、建国大学能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情况提供给每位留学生30%50%学费的新生入学奖学金，通过这种方式减轻留学生的学业以及生活方面的负担。

不仅在申请奖学金方面对留学生有利，韩国留学时，留学生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资助项目，例如其他国家在韩国设立的公司、办事处或俱乐部等，都有可能为留学生提供一定额度的资助。韩国大学这样做的目的只为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前往韩国留学。

三、多方合作加大科研力量，绘制韩国留学新蓝图

韩国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开发，不断调整产业政策，使韩国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崛起，推动自主创新是其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培育出了现代、三星、SK等一批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各个大学的实验室，二者的关系成正比，不仅帮助企业迅速成长，而且也为韩国大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为留学生进一步研究与深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 媒体传播领域网络商务，互联网自动化，通信通信工程，游戏IT的大学研发已经带动了韩国很多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韩资企业在国内的陆续进驻，给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熟悉掌握韩英双语和先进的专业知识，可拓宽就业渠道，贸易商的合作，都离不开企业和人才为止提供基础，所以韩国留学也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

务实而理性的选择 第3篇

作为“共和国汽车工业的长子”，面对国家的战略需要，在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道路上，一汽出发得很早。早在1998年，国家提出“863”项目时，一汽就开始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是我国汽车行业最早进入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汽车企业。在“九五”与“十五”期间，一汽的主要投入集中在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上。进入“十一五”后，一汽开始研发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2011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一汽又率先发布了低碳节能技术战略——“蓝途战略”。该战略的第一阶段目标是：“十二五”期间，自主乘用车在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CAFC）满足国家第三阶段油耗法规限值基础上，推出燃料消耗量再降8%的汽车产品，开发满足下一阶段油耗限值的关键技术。一汽集团董事长徐建一表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一汽践行“蓝途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十二五”期间，一汽将在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能力建设、生产准备等方面投资98亿元，打造纯电动乘用车平台、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台、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台和纯电动商用车平台、混合动力商用车平台等8个新能源汽车产品平台，开发13款新能源乘用车和3款新能源商用车，实现新能源汽车的商品化、规模化发展。

经过多年积累，一汽新能源汽车的整车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混合动力领域已拥有65项专利（38项发明专利），其混合动力构型发明还获得了美国的专利授权。目前，一汽已在长春、大连建立了新能源生产基地，并在长春本部建立了新能源汽车分公司。而2011年8月22日一汽新能源轿车下线暨首批新能源轿车投放仪式的举行更是标志着一汽以汽车领域新兴产业的重大成果迈向了节能环保的蓝色征途。

务实与责任并重，是一汽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道路上的智慧选择。近年来，汽车产业界“弯道超车”的理念颇为盛行，通过产业升级的关键机会，抢占制高点，跨越式发展也成为某些企业的发展战略，而电动汽车，似乎就是触手可及的“制高点”。但一汽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上却坚持“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环境上可容”的原则，坚持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两条腿走路。仔细研读一汽的“蓝途战略”，细心的人会发现，“蓝途”并不是直接与新能源画上等号，而是兼顾传统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技术。对于一汽而言，优化汽油发动机，实现汽油直喷增压发动机小型化是很现实的明智之选。

而事实上，参照国外先进汽车厂商的技术发展路径，通过优化动力总成来降低油耗确实是一条普遍经验。无论是发动机的直喷、增压还是采用多档、无极变速箱，都可以使燃油经济性大大提高。相较于全部采用新能源，一汽采用此种技术路径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对整车改动最小，技术升级最为简便，成本最低，进而能让更多消费者直接体验到节能环保技术的进步和实惠。

此外，为了实现新能源汽车的商品化、规模化，务实的一汽还将新能源汽车商品划分成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到“十二五”中期，结合国家新能源汽车私人购车试点、十城千辆等鼓励政策，加快纯电动、插电式、深度混合动力技术的用户使用试验，推进商品化进程。建立一汽新能源汽车技术平台和核心零部件供应商体系，建立关键技术标准体系，掌握关键总成、部件的制造技术。第二阶段，到“十二五”末期，按照商品化模式，建立起适应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运营体系，使新能源汽车在性能价格上，力争具备与跨国公司同类产品竞争的实力。形成采用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和深度混合动力等技术，覆盖从A00级到C级的新能源汽车商品体系。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第4篇

最初,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从研究美国的国会行为中发展起来的, 它起源于对一个悖论的思考:如果理性选择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就很难解释美国国会的立法产出呈现出的相对稳定的特点。因为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 所有立法议员的偏好顺序是多元的, 议案的性质也是多维的, 那么就应该导致后通过的一个法案与前一个法案之间总是不一致的, 因为很难确保每次通过的多数是稳定的。在尝试破解这个悖论时, 理性选择的理论家们将目光转向了制度。他们中的一些认为, 稳定多数的原因在于立法程序和国会的委员会制度。他们认为正是国会的这些制度性架构, 降低了议员之间达成共识的交易成本, 从而使得通过前后一致的法案乃是可能的。用最简短的话来说, 国会制度解决了立法过程中集体行为的困境。从上就可以看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借用了很多新组织经济学中的分析工具:产权、寻租、交易成本等等。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Hall and

Taylor, 1996) 。

历尽了几年的发展,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其他几种制度主义一样, 尽管一直存在着内部的争论, 但作为一种流派我们大致还是可以将其特征归结为下面几点:

第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采纳了一系列行为主义的假设, 他们认为相关行为人有着固定的偏好, 行为者的行为绝大多数是工具性的, 他们能对实现各种偏好的行为方式进行优次的排列, 并选择最优的策略实现自己目标效用的最大化。

第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政治看作是一系列集体行为的困境, 永远面临着行为者个体理性最大化却导致集体产出次优的悖论, 而制度正是为解决这种种悖论并满足个体利益而创设出来的工具。

第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仅仅理解为行为者博弈的规则, 认为制度对相关行为人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制度通过对行为者提供特定的激励和约束, 限制行为者可选择策略的范围;通过提供给行为者彼此互动的信息并在必要时提供强制, 从而影响行为者对他人行为的预期, 进而来引导行为者做出特定的行为。

第四, 在解释制度的形成因素上,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产生是基于相关行为者的自愿共识, 制度为行为者带来了合作的好处, 一个制度越能有效地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就越有可能被持久地遵循下来。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尽管受到了多方的批评, 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分析流派在下面两个方面有其突出的优势:首先,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论架构, 它的遵循者们提出了明确的理论预设, 并从这些预设中系统地推导出一系列特殊的结论。因此, 他们的假设是直观在外的, 能向他人清楚地展示这些假设怎样贯穿了他们的理论分析和模式架构。第二, 由于所有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的研究都立足于相近的基础预设, 这就为这一流派的学者们之间进行探讨和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同样也就为这一领域的知识积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正是因为“站在巨人肩膀上”, 一代代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们能在他们特定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地提出新的洞见 (Kurt Weyland, 2002) 。

下面来集中探讨几种针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提出的批评。分析可以着眼于所有的制度主义者都关注的两个问题入手:第一, 制度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影响了个体的行为?第二, 制度何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怎样来解释一个制度的长期生命力及其在特定历史时刻所发生的变革?

对第一个问题, 制度主义中间可以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 一种可以被称为计算的路径 (calculus approach) , 另一种则可以被称为文化的路径 (cultural approach) (Hall and Taylor, 1996) 。计算的路径认为, 特定的制度主要通过提供给相关行为人不同的激励和对相关行为人施加不同的约束, 从而来影响行为人的行为。在这种观点看来, 行为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 并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不受制度本身的影响。在进行具体的理论分析时, 行为人的这些偏好要不是由理论者们通过现实归纳的方法, 通过总结而确定下来的;要不就是由理论者通过前提假设的方式, 通过理性的推理而注入到分析模型中的。与之相对, 文化的路径则认为, 制度不仅仅通过提供给行为人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来影响行为人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 制度还影响了行为人偏好的形成。制度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游戏规则, 它还提供着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 形塑着我们的价值观, 所有这世界的一切都是经过了制度这张滤纸才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的。简而言之, 个体的偏好决不能在静态的视角下得到理解, 它是内生于制度的。从上看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显然采取了第一种分析路径, 因而在别的流派看来, 他们对行为人的假设是硬生生被理论者注入到模型中的, 很多带有模型建构者自身的主观武断。特别是上面介绍中的通过经验归纳得出行为者偏好的方法, 批评者认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现实欲求都列为行为者偏好, 这样得出的模型根本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更谈不上对未来的预测力了。对此, 现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大多采取了后一种演绎推理的方法, 他们往往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 比如人都是追求自利的, 再结合具体的制度, 由制度倒推行为者可能的行为偏好, 比如在官僚系统中, 官员最大的行为偏好是连任。基于这样的推导方式我们就不难理解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多将正式制度 (formal institution) 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 典型的比如说国会制度、选举制度等, 因为只有在这种正式制度下, 行为人的偏好相对比较单一。但即使这样,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是遭到了假设过于简化的批评, 事实上外在的观察者与真实置身于制度之下的行为者, 对于制度具体所提供的激励和约束的看法是不同的, 我们怎么能得到行为者附加于每一个偏好的精确信息呢 (Kurt Weyland, 2002) ?对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们认为他们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假设的客观细致, 而在于模型的预测力。理性选择学者们的抱负在于揭示政治行为的普遍法则, 在他们演绎的模型中, 他们向现实世界所探寻的, 首要不是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然后为此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而是以真实世界来反向检测他们模型的有效性 (Sven Steinmo200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学者们个个都是优秀的理论家, 在收集资料的问题上, 相较于数据的深度他们更偏爱于数据来源的广度, 因为在他们的目标中排第一位的永远是模型检测 (model testing) 。正如格林和沙皮罗在《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一书中批评的那样, 这多少有种追求理论普适主义的野心, 而忽略了理论本身的现实可验证性。

对于制度相对稳定的特点, 所有的制度主义者们都有相同的认识, 但在解释一个具体的制度何以存续的原因上, 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需要分析的问题。首先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们所给出的, 他们认为, 政治世界就是一系列集体行为的困境, 正如“公共地悲剧”所描述的, 每个个体的单个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产出的非理性。这样基于行为人对于长期博弈的认识, 他们之间就自愿地产生了创设制度的需要。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们看来, 制度的创设是一个准契约的过程, 每个个体都是相对平等的并且是彼此独立的, 制度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是行为人之间博弈的均衡状态。一个制度是由于提供给了相关行为人最大的合作利益才得以存在的, 这种观点明显带有了功能主义的倾向, 然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却是大量的非效率制度的存在, 何以解释这种现象呢?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看法不同, 社会学制度主义或者历史制度主义都特别强调制度出现的背景, 一个新的制度是在一个旧制度充斥的世界中诞生的, 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先前已存在的制度的影响。与理性选择的功能主义均衡相反,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出现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 一个新的制度在组织中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它的有效, 而更多的是它的社会合法性 (social legitimacy) , 因为它已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上被接受了, 所以才使得在这个组织中被采纳才是可能的。而历史制度主义则强调了新的制度对于旧制度的路径依赖, 并且重视了在制度创设过程中的非对称权力及制度设计的非预期后果。这正是他们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批评, 构想所有制度创设者都是自愿的平等的博弈者这样一种“自然状态”是不是太乌托邦了?制度的理性设计真是可能的吗?接下来是制度变革的问题, 可以说所有的制度主义者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都有障碍, 因为如上面说的他们所要坚守的恰恰就是制度的相对稳定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的存在视为博弈均衡的状态, 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怎样解释从一个均衡移到另一个均衡呢?既然这种变革的动力不可能来至于博弈方, 因为已经达成了均衡,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外部对系统的振荡了。可以想见这种单一化的解释免不了他者的攻击, 如何确定这种外力呢?就像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建构的具体模型中所表露的那样, 他们只能将这些外力视为给定的, 比如战争或者经济的萧条, 这种将制度变革的因果倒溯只退回一到两步的策略, 自然不可能提供多么有深度的解释 (Kurt Weyland, 2002) 。

事实上制度主义的三个流派一直在发展, 并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借鉴彼此的长处, 包括也吸纳了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很多思想, 以致于“当我们今天重新来观察新制度主义的发展状况时, 我们会发现原有的三种分析途径之间的界限已经明显模糊, 除了强调制度的重要作用之外, 它们实际上已经共同分享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 即政治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制度的路径依赖趋势和观念的重要作用” (何俊志等, 2007:14) 。这种趋势无疑在我们想要单一地考察其中一个流派时会成为一种迷惑性的障碍, 在他们之间划分某种界限还是必要的吗?他们之间这种互相批评和反驳的互动是否更应在将三者视为一个整体的平面上来看更为合适?这些都是笔者有待日后继续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2]、Kurt Weyland:Limit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for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pring 2002:57—85

[3]、Peter A.Hall and Rosemar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936—957

理性选择的演讲稿 第5篇

从我记事以来，不论做什么事，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liuxue86学校，我都能做到诚信。在学校，老师安排我做的事情，我都要扎扎实实做好。同学们要问我作业，我都会一一解答。有的时候在学校没时间帮他们解答，我承诺回家再帮他们，回到家我都要打电话和他们讨论解答。在家里，我从不在爸爸妈妈面前撒谎，即便考试成绩不好，我也要依实告诉爸妈，妈妈经常说我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

有一次，我借了同学的五元钱，回家拿了钱我放到笔袋的夹层里，去了学校有事就耽搁了。过了好多天我也忘了还给那位同学。后来，我在笔袋的夹层里发现那五元钱，才想起同学的钱还没还。便立刻还给那位同学，可那位同学说：“你不是已经还给我了吗?”我知道她也忘了这件事，因为时间很长了。我对她说：“是你忘记了，我根本没有还你呀!”从这一件事情过后，我每次借了同学的东西，就不敢再拖延，用完马上还给同学，我不能做不讲诚信的孩子。

还有一次，星期天我们家的邻居让我辅导他上二年级孩子的作文，我认真的辅导了他一下午。可为了这件事，耽误了我写星期天的作业，我晚上十一点多才把作业完成。可我心里感到很轻松，因为我承诺的事情认真的做了，让二年级的小朋友理解了初步的写作知识。

我是个做事十分认真的孩子，不管和谁都是诚实守信，一旦承诺的事情，不论有多忙，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到诚实，都不会失掉信用!诚实守信是我的原则!

诚信，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活、学习、工作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诚信，将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让人瞧不起。一个人失去诚信，就会失去朋友。一个人失去诚信，他将会失去一切!一个人失去诚信，他将会没有人格，在人生的天平上没有分量，最后将一步步毁掉他的人生。诚信，失去就在一刹那，而得到却要一辈子永远。一个公司没有诚信，就没法生存。我认为诚信比金钱还要贵重，一个人诚实守信比什么都重要。

“土地财政”：历史之理性选择 第6篇

关键词：土地財政；分税制改革；原始资本积累；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相比外界尤其欧美国家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仍旧徘徊在起步阶段。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央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为此，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厦门等地被中央特批为经济特区，在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现实条件下，中央只能给予特区有进行先行先试的特别政策授权。于是这些享有政策特权，在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上与港台相近的特区城市，模仿香港发展方式，把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发展等领域进行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发展道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赵燕菁，2014）。

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非要选择“土地财政”这一筹资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呢？为什么中央政府会默许甚至认同这一发展融资模式呢？应该说选择“土地财政”作为中国启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是中央和地方在现阶段政治经济制度等约束条件下相互博弈过程中的理性选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一、 分税制改革与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压力

1994年中央推行的分税制改革实质上是为了扭转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的财政大包干财税制度所造成的“两个比重”下降问题的不利局面，而采取的相对集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目的在于增强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和政府治理能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的权能划分问题。分税制改革中，中央将全国各类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把这其中收入规模最大的增值税定为共享税，中央分成比例为75%，地方为25%，这样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即“第二比重”大幅提高。中央还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保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要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即保证“第一比重”不断提高，因为“第一比重”的占比，直接关系到“第二比重”的占比大小。通过分税制改革，财权集中上移中央，而事权则仍旧留置在地方政府手中，长此以往，则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与“事权”倒置现象凸显，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压力也逐步增大。

分税制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当初中央政府出于宏观经济调控和扭转中央与地方财力失衡局面的需要，通过分税制改革集中财权，使中央取得了财力财权的绝对优势地位。然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却极大地减小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逐年扩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发展，地方政府必须提供支撑工商业和城市快速发展所必须配套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势必会逐年快速增加，而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却增长缓慢，这一快一慢的财政收支变化趋势导致地方财政收支之间的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如图1所示，地方财政收支由分税制改革之前的基本平衡，甚至略有盈余，到分税制改革之后的地方财政支出大幅度超出财政收入，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财政缺口。从图1看地方财政缺口的绝对数量和所占比重都呈逐年扩大之势。

由分税制改革所引致的逐年增大的地方财政缺口压力，必然会迫使地方政府寻求新的财政收入来源，以弥补这一财政缺口。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财源，不得不选择手中所掌握的大量土地资源作为谋求地方发展和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为了摆脱巨大财政压力，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土地抵押贷款等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财政资金，还可以有效避开财政预算制度的预算硬约束。因此说，日益增大的地方财政缺口这一巨大外在压力迫使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作为解决财政紧张，谋求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 已有土地管理制度为“土地财政”提供运行机制保障

土地公有制在我国的实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城市土地（简称“市地”）归国家所有；二是农村土地（简称“农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图2-②所示由政府通过“招”、“拍”、“挂”等形式，把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市场主体来经营开发；而农村土地则实行集体所有，用于农业生产和建设，如图2-①所示农村土地在没有通过国家征收方式转变为城市土地之前，如图2-③所示是不允许进入土地市场进行交易的。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

“土地财政”就是运用市场运作机制，将这笔潜在巨大财富，显化为地方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用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原始资本。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这一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模式，既可以缓解财政缺口的巨大压力，又可以土地为融资平台，方便、灵活、快捷地为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募集大量资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昔日被视为效率低下的土地公有制，在今天却成为地方政府施行“土地财政”这一高效的投融资经济发展模式的体制机制保障，成为开启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制度基础。地方政府正是因为有了对土地交易市场的垄断地位，才使得“土地财政”成为当前历史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三、 此前“以GDP为纲”的官员考核机制诱使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

面对财政收支缺口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手中又握有土地一级交易市场垄断地位这一独特权力资源，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所奉行的“唯GDP论英雄”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地方政府无疑会理性地选择“土地财政”这个一举多得的发展模式。历来官员的晋升总要借助一套考核评价机制，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积极性，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由以前的“政治挂帅”变为了“经济挂帅”（周黎安，2007）。在各地展开的GDP竞争锦标赛中，土地这一经济发展要素，无疑则成了迅速提升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官员政绩大小的重要衡量指标GDP数值的首选竞争项目。

政府一方面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给招商引资企业，筑巢引凤，依靠企业完成为地方创造就业和财政收入等多项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又高价出让商品房建设用地，利用土地出让所得大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美化和优化城市软硬发展环境，进一步吸引投资，为争取在GDP竞争胜出，甚至不惜大搞“政绩工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周雪光教授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的描述非常相似，都是地方政府为了突破现有的预算限制而通过权力在其管辖范围内攫取资源来完成政府政策目标的行为”（周雪光，2005）。所以说，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是其在“标尺竞争”中的一种理性选择，以GD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官员升迁考核机制又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发展策略的路径依赖行为。

四、 “瓦格纳法则”与“土地财政”的历史选择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在对19世纪的一些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美国等国较长时段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考察之后，发现随着国民人均收入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也会相应提高，并且财政支出增长幅度要比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要大。这一规律性思想，是瓦格纳1882年提出的，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者称为“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因是瓦格纳最早提出这一思想，所以又称“瓦格纳法则”。导致政府各项公共支出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所谓政治因素是指各级政府为促进和保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健全的法治环境以及规范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等相关体制制度保障。用于保证这些法律法规体系、市场运行机制以及政府服务体系正常运转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多方面的政府性财政支出都可归结为政治因素方面。经济因素是指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按照现代型政府职能定位，必须承担的涉及全国性以及地区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等涉及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的建设投入，由于这些工程和项目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必須由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来承建，这需要庞大的财政资金。另外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条件的大幅改进，人们对诸如交通、医疗、教育、卫生甚至娱乐享受等公共设施和公共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需要增加政府部门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来保障公共资源的供需平衡。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学者研究发现，由于医疗、卫生、教育等属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发展性产品需要，消费者对这些公共产品的需求具有收入弹性大的特点，即随着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这些公共产品项目的财政支出增长将会有高于GDP增长的趋势。“瓦格纳法则”被多数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人均收入的逐步提高，居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势必会不断增加，那么政府公共支出不断增长将是一种必然趋势。

改革开放，尤其是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逐步加快，由此，与城市规模快速扩展相配套的各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也必须同步进行。建城盖屋也好，城市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好，这些建设项目都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地方政府如何能够短时间内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应对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必须的配套建设资金呢？依靠正常的融资渠道难以实现这一目标，比如借助企业上缴利润等税收收入形式，收入规模和收入增幅相对固定，不可能抽调出大量资金用于城市公共建设；我国证券市场这一投融资平台，还处于初步发展完善阶段，一时间还不具备那么大的信用实力，来为城市发展融得巨额发展资金。地方政府只有依靠土地这一坚实可靠而又无比强大的信用资本，预支40年（商业用房的产权所有年限）或70年（普通住房的产权所有年限）后的土地收益，为现阶段地方政府服务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量财政支出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因此，说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瓦格纳法则”这一财政支出铁律与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这一发展模式也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五、 “土地财政”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

国外“土地财政”的历史实践，证明“土地财政”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土地财政”并非中国的专利。近代英国依靠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方式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走的也是依靠“土地财政”和“人口红利”的双重驱动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始积累模式。“从建国至1862年的近百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的也是‘土地财政。美国从建国伊始，直到1862年《宅地法》规定土地免费转让给新移民，前后持续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1862年以后，联邦政府的“土地财政”才逐渐被地方政府的财产税所代替”（赵燕菁，2014）。

我国真正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改革开放，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更是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正是1998年的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及1998年和2004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土地获取和出让相关规定的两次修改，最终确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府有权通过征收手段变农地为国有土地”和“任何单位申请使用的建设用地必须是国有土地”等法律规定，赋予了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专营地位。“土地财政”这时候才真正出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从这时开始发力，而且“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大与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也将像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初期阶段一样，会在较长的时期内依赖于“土地财政”的有力推动作用。尽管“土地财政”目前饱受人们非议，但一时间我们还很难找到“土地财政”的替代方式，所以说“土地财政”还将在今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这一客观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和必然性，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每一种制度选择和发展策略都是等价的，都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然而现实是，交易成本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不同的。又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路径依赖理论，已有的制度安排具有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倾向，以后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有制度安排的影响。也可以说，土地财政是在既有体制制度安排以及阶段性发展要求等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多重发展目标引领下相互博弈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无法逾越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土地财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土地财政”在我国城市化启动阶段中的历史性和阶段性贡献不可磨灭，甚至在没有找到有效的替代方式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土地财政”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论证“土地财政”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贡献，并不代表我们能漠视“土地财政”目前所引发和积累的各种风险和社会矛盾。目前“土地财政”的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正在逐步显现，这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尽早从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收支预算约束作用、适时分步骤分阶段地开征房地产税、依法规范土地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着手，合力破解当前“土地财政”困局，探索诸如开征“房产税”等方式的“税收财政”代替“土地财政”的转型升级之路。

参考文献：

1. 赵燕菁.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城市发展研究，2014，（1）.

2.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6）.

3.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1）.

4.陈国富，卿志琼.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5.周雪光.“逆向软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2）.

6.郭贯成，汪勋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动机、能力、约束与效应：一个分析框架.当代财经，2013，（11）.

7.刘志彪.以城市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兼论“土地财政”在转型时期的历史作用.学术月刊，2010，（10）.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项目号：2013GGJS-165）；2012年南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般资助项目（项目号：NKZXB1218）。

作者简介：陈建伟（1979-），男，汉族，河南省开封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政史及当前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学校惩罚教育的理性选择 第7篇

一、惩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在学校教育和班级管理中,大部分学生遵规守纪,奋发学习,积极参加德育活动,配合教师完成学习和教育任务,身心健康成长。但是,仍然存在少部分学生,他们的法制、纪律观念淡薄,旷课,扰乱课堂(自习)教学秩序,随意迟到早退,打架斗殴,勾结社会上不良青少年报复打骂同学、敲诈勒索同学财物、乱扔垃圾、口出脏话、故意破坏公物、辱骂教师等违规违纪行为。对待存在诸如此类问题的当事学生,仅靠说服教育往往难以奏效,必须借助适当的惩罚教育手段才能使他们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上来。上述严重违纪问题学生构成了校长、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实施惩罚教育的外延。

惩罚教育是实现教育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这是惩罚教育的内涵。具体来说,校长、教师特别是班主任通过使用教育部和学校赋予自己适当的惩罚权,对惩罚教育外延中的当事学生进行适当惩罚,使他们明事理、辨是非,深刻认识反省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自觉改正错误,迷途知返,接受学校和教师的教育,从内心深处下决心不再犯类似错误,逐步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成长轨道上来。

二、实施惩罚教育的智慧和策略

对校长、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来说,从来没有抽象的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是独一无二,有自己不同生活经历和独特个性,具体生动鲜活,不可复制,正在成长中的生命个体,需要运用惩罚教育手段达到教育目的的学生也不例外。正是由于惩罚教育面对的具有鲜活生命个体的孩子,因此,对违纪学生进行惩罚教育要讲求一定的智慧和策略。具体来说,有以下五宜五不宜智慧和策略。

1. 宜解不宜结

师生相处是一种缘分,对违纪学生也不例外。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通常是出于诚心的,因此在惩罚教育问题学生时,不能和学生结怨,更不能结仇。这方面的策略主要表现在:不扩大问题性质,不想当然,不说没有事实根据的话,实实在在,有啥说啥;不用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学生,表现好就表扬,有问题就批评;批评过后就要忘掉,不要记在心里,只要学生能认识错误,有改过之心就可以了;批评归批评,见了面照样微笑着打招呼,不能给问题学生造成教师有意和自己过不去的感觉。

2. 宜短不宜长

惩罚教育违纪学生应有耐心,要给学生留出自我认识提高和改进的时间和机会,教师也要有长期做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准备和毅力。但是,在惩罚教育违纪学生时,应有所克制,不能长时间和学生纠缠不休,要适可而止。这方面的策略主要有:先与学生个别交谈,问清情况,避免不问青红皂白就训斥学生;批评学生的声音以师生二人能听到为止,不能长时间高声斥责学生;不纠缠,不搞秋后算账,要让学生知道,教师是有肚量的君子,不是斤斤计较的小人;不能长期和某一个学生过不去,注意对事不对人,和学生多沟通,要让学生说话,增进理解和友谊;避免将对学生的惩罚教育演化成师生之间的个人恩怨,甚至结下冤仇,酿成祸端。

3. 宜教不宜罚

在惩罚教育问题学生时,教师要多用教育语言,少用罚的手段。教师是有知识和涵养的长者,会通过讲道理开启学生的心灵之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改掉不良行为习惯,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下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学生成长为对社会有用之才。这方面的策略主要有:惩罚教育问题学生时,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摆事实,讲道理,不装腔作势,不盛气凌人,不能连唬带诈,口出脏话,更不能随意停课、罚款、打骂。

4. 宜智不宜勇

惩罚教育违纪学生要讲求机智。机智主要表现在有利的教育情境与机会下的教育智慧和谋略。有经验的教师常常善于捕捉教育的时机,用机智提高教育的效果。这方面的策略主要表现在:暗示。例如,课堂上发现学生说话、做小动作、看课外书时,教师应以巧妙的一语双关的话语或眼神、手势等给予暗示,当学生感觉到并予以改正时,教师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不能因个别学生违犯课堂纪律就长时间停课予以大加责备;留面子。当不需要点名批评惩罚也能使违纪学生明白教师在批评自己时,就不要将那张薄纸捅破,给学生留住面子,使师生之间关系保持和谐、融洽。

5. 宜宽不宜窄

对违纪学生的惩罚教育,其目的是为了教育和帮助学生。在惩罚教育问题学生时,要留有余地,出口要宽,要给学生留出改正的机会,教师也要给自己留出退路,不能把路走窄、走绝。这方面的策略主要有:惩罚教育违纪学生时,不要把话说绝,不要把学生一棍子打死,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全面看待学生的优缺点、闪光点;不要把事做绝,例如,坚决不要和不准学生进班等;不要小题大做,例如,学生迟到就停课,罚站等。

三、积淀惩罚教育文化,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校长是学校教育的灵魂。校长首先要明确惩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把握惩罚教育违纪学生的智慧和策略,制定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惩罚教育制度,使全校师生从内心理解惩罚教育制度,积淀惩罚教育文化,创设德育特色,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深入教研,将惩罚教育外延具体化。校长要通过召开德育工作会议、组织班主任、各班班长座谈讨论、亲自参与惩罚教育问题学生等多种途径,具体掌握学校违纪学生类型,将惩罚教育外延具体化,制定出符合学校实际的惩罚教育制度。对一般的违纪问题,制定出具体惩罚教育细则,由班主任(教师)结合具体情境和智慧策略实施有效的惩罚教育。对于个别严重违纪问题学生,例如,打架斗殴、内外勾结、伤害师生身心健康等肇事者,校长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制定出记过、记大过、留校察看等处分条款,对那些严重违纪的现行学生,要以学校的名义,依据事实和认识态度,及时做出处分决定,严明校纪校规,打击歪风邪气,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发挥惩罚教育的辅助手段作用。校长坚持深入教研,将惩罚教育外延具体化,就会制定出符合学校实际的惩罚教育制度,使惩罚教育制度接上学校师生的地气,形成上下一心和齐抓共管的教育生态。教师手里有了章法,教育就会有力量。

群策群力,让惩罚教育制度更加科学。校长制定出惩罚教育制度以后,要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完善惩罚教育制度。同时,适时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向家长委员会通报学校制定的惩罚教育制度细则,听取家长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长委员会向广大家长进行宣传,征求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使惩罚教育制度细则更加科学完善。

让惩罚教育制度细则成为全校教师的自觉行为。当惩罚教育制度细则确定以后,校长要在全校教师中正式宣布并细致解读,让每一位教师明确其含义,在具体工作实践中自觉实施。校长要经常深入班级学生中,了解教师(班主任)实施惩罚教育制度细则的现状,听取学生的信息反馈意见,深入落实惩罚教育制度细则。在对新入职教师进行培训时,校长要委托政工处负责人向新入职教师宣讲学校制定的惩罚教育制度细则,使他们系统掌握惩罚教育的理念和智慧策略,提高教育水平,让惩罚教育制度细则成为全校教师的自觉行为。

把握机遇理性选择顺利就业 第8篇

一、认清当前面临的形势, 正视新的挑战

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长期来看, 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向关系。只有了解了这种关系, 才能正视经济波动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1. 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都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快, 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 就业岗位增加, 就业水平高, 失业率较低;经济增长速度慢, 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小, 就业水平低, 失业率较高。这就是经济发展对就业影响的辩证关系。另外,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来看, 一个国家高素质的人才越多, 就越能促进其经济发展, 经济越发展也越需要不断增多的高素质人才。当前, 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给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储备, 优化人才结构、破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会对促进就业和经济的增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 金融危机对毕业生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展, 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也不断增加。因此, 毕业生就业形势对经济发展形势的依赖性也将进一步增强。从目前的形势看, 由于部分出口型企业面临经营困难, 出现裁员现象, 这对我省毕业生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到校园现场招聘的中小企业包括大企业明显减少。

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 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宏观调控能力和驾驭经济风险的能力也在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金融形势震荡多变的不利影响, 我国国民经济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仍然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所以,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 可能只在局部行业和地区较为明显。

3. 当前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挑战

当前, 受大环境影响, 毕业生就业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首先, 毕业生就业人数不断增多, 就业需求量减少, 宏观就业矛盾突出, 这是当前就业工作面临的最大矛盾。其次, 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也对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及素质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毕业生就业形势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衡有可能扩大, 这使就业工作面临着一个更加严峻的局面。再次, 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高学历、高水平人才越来越多, 毕业生就业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最后, 毕业生在工作中存在不稳定性:一方面, 企业管理的不规范或在竞争中被淘汰, 造成员工失业;另一方面, 由于毕业生不理性的择业观念和“先就业、再择业”的思想, 造成在工作中不断跳槽, 加之有些毕业生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不足等自身原因, 影响了他们顺利就业。

二、党和政府积极化“危”为“机”, 促进毕业生顺利就业

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冲击, 同时也为我国各类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提高自身技术含量, 优化升级、抢抓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机遇提供了契机, 为大批高素质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了充分把握新形势带来的新机遇, 国家和我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积极化“危”为“机”, 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

1. 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指出, 要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特别是2008年12月以来,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大学生就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09年年初,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并出台专门文件, 明确要求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省委书记徐光春于2008年6月、7月先后两次批示我省高校创业教育, 对做好全省毕业生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省长郭庚茂多次召开会议, 研究、协调毕业生就业工作, 并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省政府出台加强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 调整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全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省人大、省政协组织大学生就业状况调研组, 对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省教育厅作为牵头单位, 把毕业生就业工作列入为人民群众扎实办好的“十件实事”之一, 狠抓落实;还与省人事厅联合, 表彰一批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各省辖市、大中专院校深入实施毕业生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 确保“机构、经费、人员、场地”四到位, 强力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

2. 实施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措施, 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

国家和河南省以重拳拉动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11月初, 国家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 到2010年年底投资4万亿元, 强力启动内需,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第四季度增加中央投资1000亿元, 同时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河南省未来一年多的总投资也将达到1.2万亿元。这些都将有效地拉动经济发展, 必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吸引更多毕业生就业。

3. 进一步完善就业政策, 优化毕业生就业创业环境

今年1月, 国家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强调指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当前就业工作的首位,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拓宽就业门路,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 鼓励自主创业, 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教育部出台《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完善政策, 提出七大举措, 全力促进毕业生就业。当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大学生就业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政策, 进一步促进毕业生就业。近年来, 河南省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 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加强就业市场建设、完善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等作出明确规定, 提出具体要求。2008年年初, 河南省第一次以省政府的名义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 提出“九大”新政, 进一步完善政策框架体系和就业指导体系。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动全民创业的意见》, 深入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行动计划, 切实把高校毕业生纳入免费创业培训、小额贷款担保、有关税费减免和相关技术项目扶持等政策优惠范畴。

4. 深入实施基层项目, 鼓励和引导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自主创业

近年来, 我省把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重点抓好项目落实。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实施了“大学生村干部”计划, 专门召开会议推动此项工作;建立了“大学生村干部”培养机制;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到村任职优势作用的通知》, 积极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人才;在河南农业大学成立“河南省农村科技管理学院”, 开通“中原大学生村官”网站, 单列200万元专项经费, 支持高校培养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 目前河南省已选聘“大学生村干部”39870人, 总量居全国第一;认真组织实施选调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项目;招募高校应届毕业生到农村从事“三支一扶”工作;深入实施国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我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今后, 我省将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基层就业政策, 加强各项目间的衔接, 健全基层就业工作长效机制, 拓宽基层就业渠道, 增强基层对毕业生的吸引力, 引导更多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

5. 加强就业工作评估督察, 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深入进行

2008年, 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的通知》, 规定自2009年起将从组织领导、基本条件、指导服务、规范管理、绩效评价等方面, 对各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每4年进行一次。评估结果将以适当形式予以公布, 并作为高校领导政绩考核、招生计划制订、专业设置、教学评估等工作的主要内容, 作为表彰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重要依据。不达标的学校4年内必须整改达标, 达标的学校4年后再接受评估。通过评估, 推动高校进一步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 完善工作机制、指导服务体系, 深化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社会需求的实用人才。下一步, 省教育厅还将联合有关部门对省辖市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督察, 以推动毕业生就业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

6. 开展就业服务系列活动, 搭建供需信息交流平台

我省把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开展2009年就业服务系列活动总体安排部署, 制订了全省2009年就业服务系列活动方案, 切实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放在就业工作首位, 重点组织开展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公益双选活动、就业创业指导与培训进校园活动等一系列就业服务活动, 将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 对就业困难和困难家庭毕业生给予重点帮扶。省教育厅联合有关部门和高校举办了全省水利水电类、城建类、师范类、医学卫生类、畜牧兽医类和郑东新区、北大学城、豫南地区等分专业、分区域的毕业生就业双选会10余场, 举办网络招聘周、招聘月活动10余次。省内各高校也陆续举办针对2009年毕业生的校园双选活动80余场, 为广大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服务, 努力实现供需信息对接。

7. 加强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队伍建设, 搞好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近年来, 我省不断加强高校创业教育和毕业生就业指导队伍建设, 出台了《关于广泛开展高等学校创业教育工作的意见》, 要求在全省各高校开设创业培训课程, 广泛开展创业教育, 并组织开展了“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评选活动;建立了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人员轮训制度, 成立了培训中心, 设立了全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专家库, 制订了分层次培训方案。目前, 已累计培训毕业生就业指导人员2250多人。特别是2009年, 我省将创新培训模式, 组织就业指导专家赴高校较为集中的省辖市开展就业指导人员巡回培训活动, 更加深入地开展毕业生就业指导人员培训与服务活动。我省还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列入高校职称专业设置范围, 解决就业指导教师职称评定问题, 提高就业指导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8. 强化就业导向作用, 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近年来, 我省不断深化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 狠抓就业“18挂钩”政策落实, 更加注重培养毕业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把就业状况作为高校教学评估的核心指标, 实行“一票否决制”。在制订招生计划时, 根据就业率情况调整了部分学校及专业的招生规模。比如, 根据我省特别是郑东新区会展工作的需要, 河南财经学院等高校开设了会展经济与管理等专业;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 河南农业大学、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等农林院校和涉农院校开设了农村基层管理、农村发展与管理和农村实用技术类专业, 2008年全省安排招生计划7600人, 培养了更多适应农村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各高职院校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有关文件精神, 实施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 组织未就业毕业生见习, 确保毕业生在离校前都能参加学习实践活动。

三、主动转变观念, 以积极的心态求职择业

在当前国际国内新的经济形势下, 高校毕业生就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对于即将走出校园的2009年毕业生来说, 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应对挑战, 抢抓机遇, 实现自己顺利就业的愿望呢?我们认为应做到以下三点。

1. 认清形势, 转变观念

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来看, 我国的经济发展仍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上升阶段, 对人才的需求不会减少。由于短期内金融危机的影响, 经济对就业的整体带动作用会减弱。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仍有一些行业 (社会服务业、新兴行业或专业技术等领域) 一直是金融危机中吸纳毕业生的主要力量, 因此, 要用长远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 因势利导去选择行业。

一些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需要转变。一方面, 就业观念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认为上大学就一定能找到一份体面或高收入的工作。择业时, 也不要只倾向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 而不愿意到基层或民营企业, 更不能存在“等、要、靠”的消极思想。有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就业岗位, 因此中小企业、服务类行业是一片很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 不要把学历看得过于重要。学历只能证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 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 因此不要把学历与实际工作能力联系在一起。

总之, 毕业生一定要认清形势, 积极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立业, 先谋业后创业再事业”的就业观念, 积极到基层单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2. 把握机遇, 理性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环境给大学毕业生带来了一些新的机遇。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 省里也出台了一些特殊支持政策, 面对这些机遇, 我们应积极把握。近年来, 我省对大学应届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加大了支持力度, 名额逐年增多, 开展项目也正走向多元化, 如选调生项目、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等。另外, 对毕业生到民营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也采取了很多优惠措施, 毕业生要了解这些政策和措施, 把握好机遇。

同时, 还要理性就业。选择哪条路, 一定要慎重考虑, 经过认真分析作出理性选择。另外, 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攀比和从众心理使他们失去了一些良好的机会。有些学生在找工作时喜欢与往届学生相比, 与其他同学比, 这山望着那山高, 犹豫不决, 因此一定要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不能盲目跟风。

3. 合理规划, 提高素质

我们常说:“人, 贵有自知之明。”这说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然而, 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对自己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 缺乏对职业的认知。他们一方面比较关心就业问题, 但另一方面又对当前的就业政策、职业发展趋势、职业内涵和职业素质要求缺乏主动认识的意识。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否则, 在日趋复杂的就业市场中就会因难以作出正确判断而陷入迷茫。

我国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的理性选择 第9篇

一、我国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现状

我国涉及商业方法专利问题的主要法律法规是《专利法》, 以及《专利法》基础上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 包括《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审查指南) 。我国《专利法》并没有如同一些国家的专利法那样规定计算机程序本身、商业经营方法不能授予专利权, 这给我国扩大授予专利权的主题范围留下了灵活的空间。专利局对有关计算机软件发明的专利申请带有观望态度, 申请案不是遭审查员驳回就是被搁置, 至于商业方法, 则更是难获审查通过。对于网络商业方法专利保护歧视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国的软件产业还非常薄弱, 电子商务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我国许多网站、电子商务企业使用的商业方法是袭用或模仿外国, 且主要是美国的。我国的网络经济、电子商务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截至2005年, 中国的上网人数及宽带用户数均仅次于美国, 排名全球第二。可以预测, 全球电子商务公司的竞争也将聚焦于中国, 而全球电子商务公司进行竞争的利器之一当首推商业方法专利。

二、外国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的经验

作为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的先驱美国, 目前以实用价值代替实用技术的宽松审查标准, 给美国带来了一场商业方法专利“灾难”。

欧洲专利局在美国的强施压力下, 也肯定了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 然而态度却要较美国严谨得多, 欧洲专利局恪守“技术特征”的可专利性标准, 将“技术特征”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使商业方法有得到专利保护的可能;另一方面, 将不具有技术特征的单纯商业方法排除在专利的大门之外。欧洲专利局仍然遵循《欧洲专利公约》第27条和第29条的规定, 即一项发明要具有可专利性, 必须属于技术领域、具有技术因素、解决技术问题。因此, 关于商业方法专利的创造性标准, 欧洲专利局更注重的是对其中技术特征的审查, 而不是对商业方法本身的审查。

作为亚洲强国的日本也紧跟美国的脚步, 强调以技术特征为审查原则, 对单纯的商业方法不授予专利权。

三、我国商业方专利化的理性选择

对于是否可以在我国设立商业方法专利制度, 有学者指出, 就商业方法专利来说, 我国《专利法》暂不加以引进是值得考虑的。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可专利范围。从理论上说, 商业方法能否获得专利权的保护, 首先需要突破它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观念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 商业方法专利的授予对外国人更有利, 因为我国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商业管理模式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对此, 笔者持怀疑的态度, 并从以下几点加以探讨:

第一, 电子商务中的商业方法能够被认为属于一种技术方案主要是因为运用了计算机技术, 是计算机软件 (包括相关硬件) 赋予了商业方法以技术性。这就使其区别于纯粹的商业方法, 根本上不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第二, 认为商业方法专利的授予对外国人更有利, 我国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商业管理模式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对于这种观点, 我们应该审慎地思考并进行理性的选择。首先, 从现实角度分析, 我国金融业不可能绕开商业方法专利问题的挑战。郑成思教授曾指出, 把仅仅适合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强加给全世界, 是发达国家的一贯做法。发展中国家的抗争, 从制度总体的层面上, 从未奏效过。其次, 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商业方法专利与垄断的关系。专利制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垄断会始终相随, 但是也有些垄断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我国企业积极开发和申请商业方法专利, 并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我们应当促使商业方法专利中有利因素的最大化, 避免垄断的形成, 将其作为指导我们改变传统的立法思路, 进行商业方法专利立法。

第三, 我国的网络经济、电子商务虽然起步较晚, 但却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 发展前景广阔。为了保护我国企业在商业方法方面的发明、创新中的应得利益, 我国应该确立商业方法专利这种新的专利类型。

总而言之, 我们有必要将商业方法专利制度纳入我国专利法, 并借鉴外国有关商业方法专利立法, 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商业方法专利保护制度。

四、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制度设计

我国商业方法专利制度选择的总原则是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 一定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积极跟随美国的做法, 不仅会招致与美国专利泛滥同样的尴尬境地, 更严重的是, 将导致大量的国外专利涌入并占据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制高点, 限制了我国原本落于人后的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因此, 对我国商业方法授予专利权应当施加更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同属于发达国家的日本和欧洲国家, 在电子商务中的商业方法专利保护问题上的观点相对比较严格, 其对技术特征的要求和严格的创造性判断至少可以给我国一点启发。我国立法所采取的策略可以是:分阶段逐步开放对该类别主题的申请, 并在实用性、新颖性、创造性的审查方面采用较严格的标准。

(一) 缩短商业方法专利的保护期。

我国《专利法》对于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20年。专利技术发展极为迅速, 在20年内就已经更新换代。对于商业方法发明专利权的期限宜缩减, 这样更有利于发明专利的申请和相关商业方法的推陈出新, 促进社会发展。

(二) 建立绝对新颖性标准。

我国目前专利法上采用的“混合新颖性”标准, 在网络上公布相关的商业方法 (软件) 一般被认为是属于“以其他方式公开”, 而以其他方式公开要求的则是国内新颖性,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 仍然仅仅要求网络公开的“国内新颖性”, 可能会造成许许多多的“垃圾专利”。因此, 有必要纳入“绝对新颖性”的概念, 以提高我国商业方法专利的质量。

(三) 严格进行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

1.现有技术的数据库完善需要国际合作。

“现有技术”的判断不仅涉及到新颖性, 而且涉及到创造性。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快, 新的技术层出不穷, 使得通过各专利局的专利公报和书面发行的刊物判断“现有技术”已经难以满足需要, 这可能造成专利审查的盲区。一旦中国打开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之门, 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现有技术”数据库的缺位, 通过国际合作建立自己的相关数据库已经成为必经过程。

2.重视商业方法所使用技术的创造性。

在创造性判断的时候, 将审查重点置于商业方法本身还是商业方法所使用的计算机技术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 应当像欧洲那样把关注的重点置于“商业方法所使用的技术是否具有创造性上”。因为, 是“计算机技术”赋予了该类主题以可专利性。同时, 应当运用相关法规限制发达国家利用商业方法专利开启新一轮“商业圈地”性质的运动。我国新近出台的《反垄断法》中针对知识产权滥用有专门一条, 使我们可以对诸如跨国公司的商业方法专利滥用行为以有力的外部规制。

总之, 随着规制专利滥用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们将有希望对外国机构滥用商业方法专利的非法垄断行为更好地加以规制, 以此来达到商业方法专利与垄断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1].李德智.浅议商业方法专利.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4, 6

[2].柯冬英, 俞静尧.网络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2

[3].周媛媛.电子商务中的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冯晓青.商业方法专利略论.北方论丛, 2007, 3

[5].郑成思.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中国经贸导刊, 2006, 9

[6].许苏丹, 吴玉飞.我国商业方法专利现状及对策研究.韶关学院学报, 2007, 4

[7].吕静.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问题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8].郑成思.北京: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 2001

[9].汤宗舜.专利法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0].黄毅, 尹龙.商业方法专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研究生文化消费的理性选择 第10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普遍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余,开始注重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以期丰富自身的内在世界。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文化消费的流行与种类的日益繁多,也使得文化的整体发展呈现出娱乐化、商业化趋势。普通居民由于目的性不强,在选择时也较为随意,例如书店里放在显眼位置的畅销书,觉得有必要买来看看,看完了也没有多少收获。研究生群体在选择读研时,就将文化资本的积累放在首要的位置,在选择文化消费产品与服务时,具有更多的理性。

国内文化消费的应用型研究多侧重于文化消费的基本特征、功能、分类的归纳,以及针对我国文化消费现状,问题与对策的提出。例如,相对物质消费的特点,尹世杰认为,文化消费具有超时空性,因而影响极广、极快且影响深远。赵爱芹认为,积极向上的文化消费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幸福指数,对社会的和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施涛则按照文化消费的不同形式,将其分为公共文化消费与个人文化消费,再按照不同的消费方法将文化消费分为被动型与参与型等等。

本文采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对象为研究生群体,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13份。

二、概念界定

1、文化资本

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的理论,其中包含了文化资本的形式,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和文化资本的转化等,但他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特纳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

2、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概念最早在1985年的全国消费经济研讨会上被正式明确提出。米银俊通过对马克思个人消费的理解,认为“文化消费是们为了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劳务的消费,或者说是人们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对消费资料的消耗”;也有学者从广义与狭义的角度对文化消费进行了区分。本文采用曹俊文的观点,认为“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

三、文化消费:资本的转化

在布迪厄那里,资本可以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种基本的形态,本文认为文化消费的过程正是行动者将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过程。要了解这一的转化过程需要了解布迪厄对文化资本不同形式进行的分类,他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体制的状态。

1、客观的状态

通过购买的形式,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化为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书本、画作等。虽然对文化产品的使用也可以通过借取、继承的方式而获得,但购买作为最初的获得方式在文化资本积累的中是不可或缺的。在调查中,每月总消费中用于购买文化产品高于5%的被调查者占48.67%。考虑到大部分研究生群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且学校的图书馆与其他活动部门又为其提供了较好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其实际购买行为会低于购买意愿,例如,在被问到“阻碍您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因素”时,有69.91%的被调查者回答“没有多余的钱”。

2、具体的状态

具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它随着行动者的成长而获得积累,也随着个体的衰落而渐渐消亡,这种文化资本被称为文化能力。文化能力的积累以行动者的学习为前提,需要行动者将客观化文化资本中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内化,将“实有”变成“实存”,这一过程着重体现在行动者对文化产品的使用上。对所购文化产品的使用率超过50%的被调查者占63.27%。可见,虽然限于经济资本的不足,研究生购买文化消费产品的比例较小,但在将文化产品中的文化价值向自身文化能力的转化上,研究生群体表现出了较高的积极性。

3、体制的状态

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在学术市场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认可的文化资本。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需要行动者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能力,同时也需要经济资本的投入(如报名费),通过考试或其他方式得以确认。对文化能力的考量,是劳动力市场最基本的用于遴选劳动力的方式。近些年高校流行着考证热现象,在调查中,近两年内至少一次参加过职业、技能或等级考试的被调查者有81.42%,其中参加过4次以上的占11.5%,花费超过1000元的被调查者占26.55%。

四、文化消费:文化产品的解码活动

具有文化能力的行动者创造了文化产品,因此文化产品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物质性,另一种是象征性。文化产品所承载着的文化价值是由具有文化能力的行动者注入的,这便对其他行动者对文化产品的解读提出了要求。

文化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对较高于自身的文化产品进行解码时,行动者会经历一个“理解-学习-内化”的过程。在以“补充知识”为目的的文化消费中,“知道自己想要补充哪方面的知识,并且清楚自己当前的文化能力,会循序渐进的选择文化消费产品”的研究生有37.14%,“很随意,觉得还不错就会买,没有特定方向”的研究生为11.95%。正如布迪厄所说,“鉴赏是对分配的实际控制”,文化资本的已有积累是行动者选择文化产品的前提。

进行文化消费是积累文化资本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文化消费也有如精神食粮,在理解的基础上可以给行动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但如果缺乏对文化价值的理解,这种享受便难以获取。在问及“进行文化消费的目的”时,选择“释放压力、愉悦身心”的研究生比例有52.21%。选择“打发时间”的比例仅有17.70%。文化资本的已有积累是行动者通过文化消费获取精神上享受的前提。

五、小结

理性法则，顺从生命自由选择 第11篇

此话似乎问在点子上了，儿童生命究竟应该是自由发展还是应该对其严格限制？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因为说不清、道不明，致使众多教育者在儿童面前已经无所适从，于是在教育行动的发生上干脆对此置之不理，完全凭借自我的主观感觉采取自己的教育行动。在我看来，当前儿童所存在的那些远离本质的特征，正与我们教育者长期以来对此说不清、道不明有关。由此看来，还真有梳理清楚的必要。至于梳理的源头，毫无疑问应该从生命的本质、儿童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中去寻找。

“人之初，性本善”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千年古训。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古训不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或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长期观察从生命现象中总结出来的，是生命的真实存在。这个结论意味着，儿童在其生命的初期除了善之外，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儿童善的本性决定着，他们的成长诉求也必然是要求至善的，这时生命行为也同样会采取适合他们的形式追求至善。善的本性、对善的追求是任何一名儿童的天性，没有人能够例外，这就犹如小鸭喜欢奔向池塘、小鸡喜欢用爪子刨地那样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外力强加的成分。

从儿童善的天性中，我们至少可以推出两个结论。其一，儿童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为了丰富知识、寻找答案、拓宽眼界，会犯一些我们成人眼中的常识性错误。我们教育者需要明白的是，儿童的这些错误是怀着向善的美好愿望铸成的，与他们年幼无知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有关，而与他们善的本性没有任何关系。其二，当前从儿童身上所呈现出来的生命惰性、不安分、狂躁等被扭曲了的人格形态，不是他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与我们教育者对在儿童善的追求过程中所铸成的错误不能做到顺从有关，与教育者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干预有关。由于我们教育者过于相信强制的能量而不懂得顺从儿童的本性，儿童本性中的内部机制就会被我们成人各个击破，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儿童的本性阵地逐步失守于恶的占领，孩子年龄越大，“邪恶”就会越多。

把顺从儿童生命的自由选择作为理性法则来源于自然的启示。德国著名教育理论家、实践家福禄培尔在其《人的教育》中曾拿园丁修剪葡萄藤为喻告诉我们，“葡萄藤应该被修剪，但修剪本身不会给葡萄藤带来葡萄，相反地，不管出自多么好的意图，如果园丁在工作中不是十分耐心地、小心地顺应植物本性的话，葡萄藤可能由于修剪而被彻底毁灭，至少它的肥力与结果能力被破坏。”由此看来，教育者的理性只能是顺从儿童的自由发展。如果我们教育者在自己的职业使命中想有所作为，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按照儿童的生命意向，为其饱满发展搭起一个架子，让他们沿着一定的方向爬向高处，更好地享受到阳光与雨露的滋润，或在他们的根部浇水、施肥，为他们的成长助一臂之力。干预、强制的教育乍看起来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犹如暴雨、冰雹、狂风、雷电，当我们为他们送去生命必需的时候，同时也带去了惊吓与摧残，这样就会损伤他们的成长器官、破坏他们的内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或面临着灭亡，或结不出果实，或即使是勉强结出果实，也只能是畸形与苦涩的。

理性选择 第12篇

1.提升教师的教学设计力。

本专业、本学科的书籍应是教师阅读的优先之选。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专业,要想在本领域有发言权,就要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同时, 又不能仅限于所教学科的教材、教参,还要广泛涉猎,既要拓宽,也要挖深,其中包括本学科的各种论著以及最新研究动向。对于专业书籍的阅读与学习应不遗余力,并且要持之以恒。 通过对本专业书籍的拓展阅读,教师加深了对自己所教知识的理解,抓住了其中的精髓,因此应用起来才能够游刃有余。在此过程中,教师会大大提高教学设计水平,做出更深刻、更精彩、更适切的教学设计。

2.提升教师的语言表达力。

教师主要通过语言与学生交流,语言功夫应是教师的特长。首先语言要规范,注意科学性,尤其是专业术语的运用要准确;其次语言要简练,让学生听得清楚、明白而没有歧义;再次语言要追求艺术性与感染力,能够吸引学生。语言表达水平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提高。通过大量的文本阅读,每本书的文字表达方式、表达风格都会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读书多的教师,大多语言优美、富有诗意。 同时书籍中的逻辑性也锻炼了人的思维,读书多的教师头脑清晰、出口成章、语言简洁。

3.提升教师的教学反思力。

精读教育教学专业理论书籍是提升教师专业化的必然要求。这类书籍包括教育学、心理学,也可以涉猎一些哲学书籍。这些书籍对于教师理解教育教学的本质,把握学生的心理,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在阅读教育教学专业书籍的基础上,教师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进行深入反思, 思考今后如何来调整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当然,也要大胆质疑,训练批判性思维,比如,相关专业理论是否也有不合理的?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能否在实践中进行改进?等等。总之, 在此过程中,教师的教学反思力会得到长足提高。

4.提升教师的教学研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