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精选6篇）

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第1篇

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儒家思想今天遇到了无比强劲的敌手，这就是由西方工业文明引起的西方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将带来一定程度和范围的西方化，孔子的思想，还有其存在依据吗?我认为，孔子对社会对人生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思索是不会过时的，而他一生的经历及其精神境界，作为人的生存，也具有典型意义。

卡西尔说：语言与存在同一。那么我们只要看看这些词汇吧：仁爱、礼节、天命、中庸等这些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不可想象，如果他们有朝一日从人类的生存中消失那将是怎样的后果？

孔子的一生，遇到了重重困难和磨难，贫穷恓惶，理想没有实现，那是一个十分沉重凄婉的悲剧。但是，孔子建立了一个阔大的精神境界，创立了一套与现实抗衡的学说，视富贵若浮云，过着一种不忧不惧、坦荡荡乐陶陶的生活，把悲剧变成了正剧。人生多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每个人面对这一事实的时候，难道不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吗？

孔子强调个体人格的修养，这是让人自己受用自己生命价值的学说。人自己精神生活的质量就是他的精神本身的质量，因此，不息地充实自己，追求自我完善，以内在的质量屹立于人世，他才能有种自满、自足的感觉，才能不为各种物欲的追逐、成败的计较、名利的诱惑所压倒，才能有一份宽松泰和、博大包容的心境，真正享受人生！但是，孔子的学说，决不至于独善其身的心性修养。个人修养的目的在兼善天下，即努力改造社会、造福人群。这是孔子真正伟大的地方。他的学说的根本——仁，即是爱人，即是人道。爱人或人道，就是使人都好起来，使人人生活得好，尤其是使人人都受到教育。总之是把自身一己的人道修养推广开来，在每个人身上加以实现，使每个人都得到提高和升华，造成一个君子国，造成一个以人道为根本原则的大同世界！

孔子的思想、观点是很丰富的，但贯串于他一生的精神却很简单，一是知天命，一是弘毅。这两点，支撑着“任重道远”四个大字。极伟大的任务，极沉重的担子，极高远的目标，困难、挫折，甚至终身奋斗毫无结果，都是可能的，没有知天命的精神，生出许多一己的主观妄求，在不合理的事面前表现出不可理解和天真的愤激，甚至为忧烦、悲观、荒诞感所压倒，等等，这样的心理首先失却了宽和健康，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在这里我理解的知天命即上天命我来做这件事和上天注定我命运多舛两方面。所以有志向和真正干事的人，一定要懂得孔子知天命的正确涵义和积极精神。

命这个字眼儿很通俗也很高深。大别起来，人们对命的理解有两种，一种认为，命是先天注定，无法改变的，所谓“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就是老百姓对命运观的极好概括。另一种认为，命是非人力可以改变的某种事实，比如某种外在的机遇，或是自己内在性格的偏长偏短，它们常常决定人的生活道路。比如仕途，前几年有一句话：“德才兼备加一碰。”这一碰特别重要。所以重要，就是你是否逢着了某种机会有决定意义。因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就产生了两种“知名”的态度。持前一种理解的人生活态度消极，认为世事一无可为，“听天由命”；他们还很迷信，抽签算卦，奉算命先生为“铁嘴”，说他们某年有“水凶”，他们就不敢在沟渠边走，说他们某年不宜早出门，他们就日上三竿后离家。持后一种理解的人也认识到人生的无可奈何处，但却并不消极，更不迷信。拿孔子自己来说，他一生克己复礼，游列国，说诸国，但它的政治抱负和主张，却根本无法实现。所以他们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

严格说来，只有后一种“知名”才真正是人生智慧，而且是很高境界的人生智慧。国家元首、亿万富翁，以至村民百姓，芸芸众生，无论地位高低，能力大小，总有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总有些无法做到的事情，总有够不着的、达不到的、无可奈何的，一句话，总有限定，总有失败，总有不如意。怎么办？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就是平静安然地接受那必然到来的最后结果和最后事实，不一味患得患失，耿耿于怀。就像先哲伊壁鸠鲁所说的：人皆难免一死，任何人都无法战胜死亡，但却可以克服对死亡的畏惧。这样，我们就不会为限定、失败、不如意所战胜所打倒，在精神上超然与既有成败，自足常乐，达到“君子坦荡荡”的境界。

知名，尤其使人不斤斤计较于现实的贫富穷达。穷达、贫富，就是现时人们所说的红道（从政）和黄道（经商）两条道上的结果，在这两条道上，依仗人，依仗时势的成分较多，而自己所力的成分相对少一些，所以“命”在人生中得比重也就相对较大。你自己不错，但无人抬举，无人帮助不行，或者对手比你更强，也不行，这是你的遭遇，也就是你的命；相反，你自己一般，但有得力的依靠，或者对手比你还不如，因而一帆风顺，这也是你的遭遇，也是你的命。既然是外在的东西作用大，你又何必自以为是或者自怨自艾呢？

如果说知天命，提供了一种宽和健康的内在心理保证，弘毅则提供了一种“真积力久”的行为原则。我们分开来看弘和毅两个方面。

弘，历来都解作“大”朱熹因为其语录体的影响，用白话双音节词解作“宽广”。梁启超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文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其实不止文学，人要干任何一件像样的事情，没有博大的基础，都无法搞上去。博大，包含各方面的内容，如心地宽宏，胸襟开阔，如识见广博，学问深厚，如善于团结人，朋友遍天下，等等。海面宽阔好行船，这就是“弘”的好处和意义。相反，器量狭小，根基浅薄，路面逼窄，要做大事业，是根本不可能的。

毅，朱熹解作“强忍”，非常好。强是就表现说的，忍是就心理说的。人非木石，所以强不是一种天然质地，而只是忍他人所不能忍得心理结果，也就是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力量。一件事，千头万绪、千难万难，碰了钉子就缩头，不行。能强，不仅要经受困难的考验，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忍过一时并不难，但忍到底却非容易。多少事都是因为缺乏毅力半途而废的。有些事，还要能忍一辈子你，“死而后已”！孙中山的一生，就是这种强毅不屈的典范。多少次一败涂地，心血付诸东流，但他同样有多少次振作奋起，从头再来，直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对于我个人来说，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直是我为人处事过程中谨记的准则。单就这一个“忍”字，意思却很不简单。根据前人的解释，它有下面三个意思：第一，忍的意思为忍受、含忍，如忍辱、忍愤之类。这个意思就是孔子在《颜渊》篇里说的，“一朝之忿，望其身以及其亲”。俗话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不能忍。《水浒传》里的李逵，闯了许多祸，就是因为他性情暴躁，头脑简单，不能忍小辱。他在浔阳江为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皮的水，就因为他以为的使气逞兄。相反，大丈夫、大英雄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韩信为杀猪的所辱，他盯着看了一番也就爬出其胯下，太史公说这是“其志与众异”的表现。韩信以后为汉王朝打下大半壁河山，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忍的意义为忍苦、坚忍。所谓“头悬梁，锥刺股”，就是说的这个忍字。老百姓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说，九十九拜都拜了，还有一拜不上头，也是强调这个忍字的重要。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无不有许多困难，如果不能忍，中途退步，就会前功尽弃。尤其生而为人，能够善始善终地在天地间做一番事业，更是需要数十年坚忍不拔地努力，就拿读书治学来说，十年寒窗，考个大学已是不易，不再加四年，也不过是摸了个门，知道了在何处起步而已。要想有所建树，还有九十九条河，九十九道坡，非有一种忍劲不行，外交谈判，有时也是靠一个忍字。左右应付，来往辨难，就是不让步，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忍过来就胜利了。

第三，忍得意义为忍痛割爱，有决断。朱熹《论语集注》说，妇人之仁坏事，就在于不能忍。人无不有欲，无不有爱，这种欲与爱，有许多是难以或不能加以实现的，因而需要忍。亲子之爱、两性之欲、贷利之吝或贪，纵易而忍难。这种忍，常常比忍辱、忍苦还不容易。

另外，孔子思想里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孔子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讲“仁德”仁德是什么呢，简单说，一是对人有爱心，二是对人宽厚，两条实际上是一条，能真心爱人自然对人宽容，就像我们恋爱一个人，自然对他的优点看的多，缺点看的少，不会抓住一点不放，也不会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这样对它，很厉害，他很容易就把一颗心交给你了。但同时，儒家又讲“道义”，道义是很严格的原则，丁是丁，卯是卯，一点都不能放宽，所以自己修道行义，丝毫不能马虎。两方面合起来，造成一种很美好的人格：忠厚长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着这种自持很严谨，但待人宽厚随和的人，很容易感受到那种“长者之风”的魅力。

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胡适，有一个别号：胡大哥。称大哥者，就因为他对人有长者之风。有一段时间，他在米粮库的住宅，星期天总有客人。有人写文章说：“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以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几句俗话。到了夜深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当时的很多学者，在女子面前都是道貌岸然的，但胡适不同，很有人情。到别人家里去，必定与其夫人打招呼，上课见女生衣服单薄，必亲自下讲台来关课室的门窗。在这些对待他人的方式上，可以说胡适是十分随和宽容的。但他对待自己，在私德上、立身上又是比较谨严的。当时很多学者，留洋以后都把父母包办的乡下太太丢了，但胡适对江冬秀却始终如一；抗战前夕，周作人留平未定，他远在英伦，写信敦促，要周“识得重与轻”，在政治上，胡适的道路史家自有公论，但在持身自处上，比当时的一些文化名人却要严格。

现在有一句话，叫做“从自己做起”，如果不是变成了口号，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从自己做起，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事事走在前面，以行动作示范。这样自然就有力量。相反，自己做不到的，却要求别人做到，这首先就使人家不佩服，哪能有力量呢？所以终于把一句很有实际意义的话弄成了举着好看的口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人生哲学，看似很简单，其实却有深意，看似消极,但从此做起，当下便是，却是养成良好人格最重要、最可行的上进阶梯。

孔子哲学的中心是“仁”。仁就是树立爱心，就是讲道理，一句话，就是：文明。一个人真正成为文明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很高很难做到的要求。但他也有个最切实的下手处，就是“恕”。有人解释恕，用“折字法”，说就是“如心”——像我自己的心愿一样，我心里喜欢的、向往的，别人也一样；我心里不想要的，别人也不想要。所以要像考虑自己一样来考虑别人。人能像考虑自己、为自己着想一样去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这就可以进入“文明”层次了，就真正有点精神文明了。这一点推广开来，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有人说，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佛家“布施”殊无二致。“施”前加一个“布”字，就是普遍施予，遍及天下。

自己经历过贫贱、困难、挫折、痛苦的人，因为自己对这些东西有体会，所以为别人着想还容易一点。一帆风顺的人、条件优越的人、有名望有地位、才力高大的人，办起事来碰钉子少，走起路来抬轿子的多，自己达到目的很容易，为别人着想就不太容易了。甚至，只要有一点点权利的人，在运用这点权利时，为别人着想都不太容易。所以，孔子把一个“恕”和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合起来，才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让我们像孔子所说的，“躬自厚而薄则于人”，真正从自己做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和谐，朝理想社会前进的步伐才会更加坚实！

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第2篇

【摘要】当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巨大的转变。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导，是当今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于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伦理思想，中国，指导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孔子被封建统治者封为“至圣先师”，剔除孔子伦理思想中关于维护君权、重男轻女等等不合理成分，孔子伦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孔子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一些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积极合理因素：人道性、民主性、合理性、务实性、科学性。这些因素，既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又有利于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符合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它不仅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也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认同。它的一些积极合理的伦理思想，至今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孔子宣传为政以德，正人先正己，爱民惠民的民主思想，关于社会家庭伦理等双向履行义务的思想；关于做仁人君子行仁施爱要克己自律，“爱人”要由远及近，以及人际关系的相处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为人处事要重视精神生活，重义轻利而又不排斥个人正当利益的思想等等反映了人类道德意识，道德关系与道德活动的普遍规律，合乎情与理。一直以来只讲社会成员个人对于社会集体绝对服从甚至无条件牺牲的义务，而不讲社会集体在群己关系找那个也有对个人利益关心尊重的道德义务都是违反人类道德关系的。要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信度，就必须重视孔子伦理中合乎情与理的科学因素。

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以德治国”，德志和法治，将道德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当然，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的土壤上。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需要强调以德治国。孔子尊尚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要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治政的目的就是为了立国，而立国的前提就是“民无信不立”，这要求统治者在治政的过程中，要重视民众的作用，把取得百姓的信任摆在第一位。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重视自身的建设，孔子主张政就是正，君主只有端正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百姓才会服从政令，淡泊名利，积极进取，奉公守法，不要去追求不合道义的富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培养良好的品格。当今中国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努力提高其道德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德体系，进而充分利用官德对公众道德所具有的导向和示范功能。

孔子的伦理思想为发展现代经济，创建一个有利的安定和谐的国

内、外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呈现复杂的状态。对各种矛盾不应用“同”，强求矛盾同一而乱斗一气，而应用“中庸”的“中和”、“适度”方法加以处理，协调各种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质量互变的“度”的范围内，不使它发展到破坏统一体，影响社会安定的程度。

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际交往更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日趋重要。孔子主张人际关系的相处要克己自律，排除自爱不爱人，损人利己的思想欲望与动机，努力使思想行为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准则，自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人际关系履行道德义务的双向性，强调个人道德自觉，克己自律，从我做起以维护人际关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这些关于处理人际关系和经济道德的思想对于当今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国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家庭关系中，孔子主张处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为子女长辈，不要忤逆虐待父母老人长辈，而要尽子女晚辈赡养孝敬关心的道德义务；作为父母长辈，不应对子女残暴不仁，而应尽自己慈爱教养子女成人的道德责任。《礼记祭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关于家庭伦理的学说，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只有家庭稳定了，整个社会才会稳定。

孔子以人为本、以人为贵的思想，体现在惠民、养民、教民等多方面。现代社会的商业管理理论无论如何发展，都离不开以人为本，管理更趋人性化和科学化。孔子主张做人要讲信用，这些年来，由于信用的缺失，礼义之邦的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面对这样一个无序的经济环境，把孔子的诚信思想引入商业活动的全过程，这对于恢复中国商业环境在国际上的形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创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妥善处理。这就需要学会用“中庸”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矛盾。要求做到“适度”、“和”、“时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善于变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当然，对伦理思想应加以辩证的分析，纳新的阐释。它虽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因此在面对新的问题时，需辩证的看，并引以为鉴。

对其积极的一面应加以继承与弘扬，并在新的形势下，对它进行新的设释、注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内容。大凡一种学说或思想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有后继者根据时代需要对它作出新解释，同时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间很多人都根据时代要求对它进行了新的阐释、改造，这也是儒家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深刻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更要对伦理思想进行重新阐释、重新发掘、重新利用，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147.[2]高治东《独立英语学院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实现》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论孔子中庸思想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第3篇

关键词：孔子,中庸思想,“和”

一

“中庸”一词出现在《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奉“中庸”为“至德”。在孔子看来，中庸难求，不仅需要公心，而且需要经验和智慧，守经行权，故很少有人能做得恰到好处而毫无偏失。孔子期望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不断实现自我完善，提升人格境界。细细体味，“中庸人格”有着如下三种特质。

（一）执两用中。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称赞舜能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人们，这也是舜能够成圣的原因。“大知”的圣贤待人处事能不偏不倚，不枉不纵，无过不及，而取其中。“不及”固然是不好的，但是“过”亦不足取。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偏离了中道，故两者都不可取。为了恪守中道，就要反对两个极端，而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中诠显中庸思想的语言比比皆是，又如子夏为宰于莒父而问政于孔子，“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处理事情怠慢拖拉不行，过于求快亦是有害的，要成就大事就要执守“中庸之道”，不快不慢，恰到好处，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二）和而不同。

《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时期的大夫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大夫晏婴发挥了史伯的观点，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孔子发展完善了史伯以来关于“和”与“同”的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和”是指不同事物、不同见解的和谐与统一，君子以道义为原则，能虚心听取别人的忠言，热心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重公尚义，从而求得相互和谐一致。“同”是指无原则的认同，小人以私利当头，因此不能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交融，也就不能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

（三）权变时中。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之道虽然是天下之达道与真理，但它也并非一成不变，君子能够对中庸之理时时省察，应时制宜，做到随时而异，适中不偏，言行处处符合中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认为，现实生活中符合中庸之道十全十美之人是很少的，那就要结交狂放激进和洁身自好的人，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现实生活中的孔子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赞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身处乱世就要清静自守，保全自身免遭刑戮，然后才能厚积薄发，在有道之邦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施展出来。

二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现代社会仍有着重要意义，但也受到了一些非议。

（一）“折衷主义”。

“折中”含有求准取正之意。这样的“折中”在孔子思想中、在古代典籍中，都是普遍提倡的。无原则地、主观任意地将对立的方面结合起来，才叫“折衷主义”。孔子“叩其两端”、“执两用中”，明确以“仁义礼”为标准、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将事物的两端加以客观联结以求中取正，这显然属于“折中”，而不是“折衷主义”。尽管孔子的执中标准未必全都合乎情理，但总归是有既定原则和客观标准，即先有“中”的标准，然后才有相对于“中”的“过”与“不及”，从而避免了“折衷主义”之嫌。

（二）“调和主义”。

“调和”就是将原来不协调的因素通过调整而使之“中节”或适度。若调和成“主义”，就变成无视矛盾双方差异性和对立的绝对性，并力图泯灭这种对立，追求无差别的统一。孔子所主张的“和”，是按一定秩序使矛盾双方互相协调、相济相成，而不是对立的泯灭。孔门主张“和”必须“以礼节之”，并不是无原则的“知和而和”。孔子深恶痛绝的“乡愿”，就是合乎流俗、合乎污世、随遇而安、随声附和、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似是而非的“调和主义”者，是乱苗之莠、乱朱之紫，是败坏道德之人，故为“德之贼”。基于“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主张事奉君主时“勿欺而犯”，敢于犯颜直谏，对“比干谏而死”、“杀身成仁”精神大加赞赏;对“巧言、令色”、“足恭”的言行表现则极为反感。这都难以品出“调和主义”的味道，恰恰相反，更多体现的是孔子严守中道的立场和态度。“折衷”“调和”与“斗争”一样，都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何时“折衷”、何时“调和”、何时强调“斗争”与抗衡，必须在准确把握特定标准的同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因时而中。绝大多数矛盾并不须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来解决，于是折中和调和就成了人类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

（三）“僵化”。

中庸人格所蕴涵的权变时中的理性精神避免了僵化的可能。孔子的“时中”观表明，中与不中，并非一成不变，须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求得至当。“中无定体，因时而在。”孔子之所以提倡“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是因各有其存在和延续的价值。孔子的一生，既反“佞”，又“疾固”;既重“立”，又尚“权”;既守“贞”，又“不谅”;既贬“隐者”，又恶“乡愿”，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表现出“圣之时者”因时而中的睿智。孔子有教无类，教学民主，各因其材，“循循然善诱人”，令弟子“欲罢不能”，尽竭其才，表现出高超的教育艺术和育人活力，使人格教育成效卓著。

三

面对纷至沓来的矛盾冲突，人们往往需要运用中庸方法，包括“折中”“调和”的方式。孔子的中庸思想方法对观察、思考、处理、解决人格教育中的各种矛盾，具有较广的适用度和较强的适时性。中庸用于修身，则能仁礼双全、既美且善、文质彬彬、义利兼求、心平气和、独享孔颜之乐;用于为学，则能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知行一致、向善乐学、博学多闻、由博返约;用于教诲，则能因材施教、扬善抑恶、适时启发、诲人不倦;用于齐家，则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敦亲睦邻;用于治国，则能礼刑并用、宽猛相济、选贤与能、政通人和。时至如今，我们仍可在包括人格教育在内的广泛领域中运用“中庸”有效地进行思维活动、捕捉客观法则、提升育人效果。值得提出的是，孔子还以自身的积极进取而近乎完美的人格魅力，为后世树立了中庸之士的典范。他曾怀着坚定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念周游列国，备受甘苦，尽管终不见用，但矢志不移，求道不息。

“中庸”之道的实质就是追求人际关系的最高和谐。“和”是人际关系的最为理想的状态，即是在承认双方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彼此皆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使双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谋求双赢局面的实现。

中国哲学的精髓在于天人相贯互通，人与大宇宙一体无隔。是故中庸之道不仅可以用于处理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人与自然之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类对自然不加节制地一味索取，已开始自食恶果，并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骤然而至，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已经受到威胁，这就再次彰显出浸润着总体宇宙关怀和终极人文关切的中庸精神之弥足珍贵之处。

参考文献

[1]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第4篇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当代校园

[中图分类号]G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210087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和精神财富，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却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完善，在今天仍对现代教育思想有着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发挥其积极的方面和影响，本文通过对孔子教育思想的学习和探究，从而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为今天校园教育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渊源和智力支持。

一、孔子简介

孔子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大教育家，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及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年代，也是奴隶制逐步趋于崩溃而封建制度萌芽和发展的时代。当时社会经历着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性大变革，而此前等级森严的专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奴隶制教育制度也逐步被打破。在这种大背景下，“学在官府”的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孔子顺时首创私学，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说教育对象不再分等级，下层劳动人民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步思想。据说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孔子不仅开启了私人办学的先河，也点燃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导火索。

二、孔子的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简洁明了地说，就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熟悉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制度及贵族的礼乐修养，注重贵族的道德实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提出了“先做人再学习”的思想——“弟子入则孝，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令今人叹为观止！

三、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面向、善待所有学生

孔子以前的教育制度是专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学在官府”，孔子以伟大的首创精神开历史先河创办私人学校，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 打破了教育被贵族垄断的局面， 顺应了教育公平服务于人民的历史潮流， 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 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划时代盛事。打破“有教无类”的“类”，就是打破社会地位的贵贱尊卑，让所有的人有资格接受教育。孔子开历史先河， 让教育不论贵贱尊卑，任何人都有资格有权利受教育， 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人”，这与后世提倡的教育精神完全一致——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人人都有成功的希望。

这样伟大仁慈的思想， 孔子早在约三千年前就如此破天荒勇敢、慈祥地提出来了， 可谓是感天动地之创举。让芸芸众生无不感念。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过人的才华， 但每一个人经过教育与努力都有可能“成人”， 这就为我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一个平台， 也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开辟了一条大道。

四、孔子承认个体差异，提出“因材施教”，根据个体需要，促进学生整体进步

孔子又一个极其伟大的教育理念是“因材施教”，孔子科学敏锐地认识到学习的主体是学生， 教学中学生的学要比教师的教重要得多。因而孔子在教学中首先深入了解学生，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不同学生的年龄、智力、志向、出身、能力、性格、气质等方面，选择适合每个学生个性特点的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长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弥补学生的不足，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而朱熹对孔子的教育得出一个精辟结论——“夫子教人， 各因其材”。

关于孔子因材施教的记载与论述很多，后人多举这个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事实上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很多，如关于“仁”的例子。①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②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④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⑤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⑥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非常有趣的是，孔子在回答众人问仁时，不仅内容不同，而且特别注重语言的深浅、难易。如对樊迟，他回答“爱人。”多么通俗易懂呀！还有像——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都是他因材施教好的佐证。孔子这种先了解学生情况、针对个性差异、因材施教的思想和方法， 环顾寰球不仅在古代，即使在当今的世界， 都是科学的、先进的教育思想。

五、孔子注重启发，注重思考，不搞填鸭式的满堂灌教学

孔子在《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fěi）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说：“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如果他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反复地给他举例了。” 愤，就是心里想求通而又未通。所谓悱，就是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是说举出一个角为例来告诉学习的人，而他不能推断其他三个角如何，就不用再教他了，因为他不用心进行思考。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学生如果不经过思考并有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就不去开导他；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去启发他。《礼记·学记》中也说：“君子之教渝也，开而弗达，开而弗达则思。” “开而弗达”是要求教师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这也就是教师所举的一隅，也就是《孟子·尽心下》篇里所说的：“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这是一种科学的、启发式的、活泼的教育方法，而不是呆板的死记硬背式的机械传授。

孔子倡导的启发式教学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按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孔子在教学中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另一方面，孔子在教学中主张“学思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述的就是接受知识与独立思考的辩证关系——学习不能脱离思考， 否则学到的东西不能消化； 但不学习仅空想更不行， 根本上还是要读书，否则效果更不会好。结合今天校园的教学实践， 认真体会圣人的这句名言及其包含的哲理， 会由衷地想起司马迁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可谓至圣矣！”这段话。也会想起“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这段话。

六、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完全可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及理念无疑对后世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无论是从教育目的、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上，始终是两千多年的定律。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其作用。

总体说来，孔子的教育思想无疑应该是伟大的、民主的、进步的。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社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孔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直到今天，孔子思想在推动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这些与其中孔子传统的教育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 “四个全面”成为举国上下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的今天，让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今天重新焕发出青春和生命的活力，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校是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各级教师应该勇敢地挑起这份重担，使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再次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论孔子思想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第5篇

内容提要：对现代社会来说，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同时，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内圣外王 德主刑辅 等级秩序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宏观上把握，可以概括为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在内圣层面，孔子要求一个为政者必须加强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以达到道德完满；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应当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1]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继续发展。由子思和孟子的社会道德伦理学说和“仁政”学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家思想薪火相传，历两千多年而不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强调领导者的“内圣”和“外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同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同任何一种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一样，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它既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现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例如孔子主张领导者要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又有许多消极因素。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必须要抛弃的，我们对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也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一、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与“政教合一”思想的异同比较 政教合一是指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一、世俗政权和宗教思想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规定一种宗教为“国教”，君主、国王自任教主，或者由宗教领袖实际统治国家，国家的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实行的都是世俗政权和基督教宗教思想、世俗领导人和基督教领袖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典型代表比如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六世纪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当代世界很多伊斯兰国家还仍然是“政教合一”，我国解放以前的西藏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教”是指宗教，但从广义上来说，也包括某种思想、精神和道德学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要求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作为一个领导者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和“政教合一”思想相通的。

比较“内圣外王”和“政教合一”这两种思想，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这两种思想都主张国家担负道德教化的职责，国家不仅在行政上对民众进行管理，还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国家的这两种功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合一，在中国，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君师合一。

（2）正因为国家不但负担行政管理职能，还具有道德教化的职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实现某些神圣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工具或载体，而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从而使政权或政体具有了某种道德神秘感，为少数人垄断政权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中国有“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的说法。

（3）同样因为国家负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所以，必定将某种特定的道德原则或理论学说定为一尊，成为“官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始终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宋以后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程朱理学一直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四书五经则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

所以孔子的内圣外王领导思想，虽然与中世纪政教合一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它又具有政教合一的许多特征，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拥儒还是反儒，大都是承认的。前者如学者蒋庆：“在儒家看来，政治生活一定要体现超越神圣的价值，政治制度的安排与政治权力的运作一定要贯穿神圣性，这既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转化与提升，也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规范与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是主张‘政教合一’的”[2]，梁漱溟等新儒家

[3]学者也承认儒学是“以道德代宗教”；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4]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思想，自孔子之后，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展，在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经过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官学”。“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概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思想控制，扼杀中国社会的创造力。

行政领导与精神领袖的合一，使得某种特定的思想——在中国就是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尊为“官学”，其他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在被禁止、被排斥之列，儒家思想凭借皇权的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垄断思想，广大民众的任何行为都被限定在儒家“礼教”原则之下，任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理论学说和行为都会作为“异端”而被扼杀，这样，整个社会何谈什么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中国社会自宋以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寥若晨星，并且不被重视，思想文化上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说，这种由内圣外王思想而强化的王权控制思想的政治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国家政权和领导者被赋予一种神秘和神圣性，剥夺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内圣外王的思想，要求国家的领导者首先必须达到道德人格的完满，成为“圣人”，才能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就把国家的管理工作赋予了一种神秘性和道德神圣感，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品和专利。因为能成为“圣人”的，毕竟只有少数人（甚至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普通民众永远都只能处在被教育、被抚牧的地位上。对仰之弥高的笼罩着神秘道德光环的政权来说，普通民众只有服从而无法参与，所以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是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

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政治领导与思想和精神领袖的分离、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分离，这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的一个进步。这样做，一方面，破除了政权和领导者的道德神圣性和神秘感，承认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完全是一种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在利益的分配要求上，不但领导者和社会的少数上层有权参与，广大普通民众也同样有利益要求，因而他们也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参与到政权运作中来，这样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政权基础扩大到普通民众当中，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社会也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下，思想家和思想理论抛开对政治权力的倚重和追求，一个社会不是将某种特定的理论定为一尊，而是任何理论都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思想理论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变“王宫学”为“百家言”，形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激发社会全体民众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二、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影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这一思想在内圣层面，就是要求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领导者只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在外王层面，“为政以德”就是要以领导者的道德认知为标准和规范来教化民众，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统治者用礼教来教化民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领导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状态，是一种完全弃刑罚而不用，只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孔子又认为，从人的本性上来看，人分为三个等级，《季氏》篇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第一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第二种是困而学之、学而知之的普通人，第三种则是困而不学的愚人。孔子认为，一三两种人是少数，他们的本性是没办法改变的，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第二种人是大多数的民众，这一部分人才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行为、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就是针对这一类人。而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下愚之人，在道德教化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于刑罚，所以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

孔子的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德治国”、“以礼教治天下”几乎是每一个朝代所标榜和推崇的，一直到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在中国依然没有形成。

孔子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阻滞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刚性的行为规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所推崇的却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优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来约束社会和民众，如孔子对“无讼”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有弹性的行为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一个达到内圣的领导者，领悟了道德的真谛，然后施教化于普通民众，以成外王事功。这样，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制定和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数“圣人”手中，理论上的由内圣而外王，在现实中就异化成了由外王而内圣。广大民众只有接受教化的义务，而不能对道德原则和规范本身提出异议，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则就是“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就是屡教不改，而诉之于刑罚，“德主刑辅”就变成了“顺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这样，具有不确定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测的少数“圣人”用来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国”就是把一切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圣人”的好恶为标准，因而整个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一个确定的行为规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晋国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晋国这样做，用确定的规则代替了道德，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会打破“圣人”独断社会行为规范解释权的地位，打破“圣人”的道德神圣性，使“贵贱无序”，这在孔子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对“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国不能形成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里，刑和法是单纯惩罚性的工具（法家同样也是这样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于刑，法律只是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的带有惩罚性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强调社会成员的义务，从来也不具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功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刑法超乎寻常的发达，形成过好几部完备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部哪怕是最简单的民法。

（2）刑是对民不对官、对下不对上的。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中国古代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但这句话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权威，否则，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而作为最高领导的皇帝本人却是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束缚的，中国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应该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为官员和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仅指普通民众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的平等，是指一个普通的百姓与官员、政府机关、政治的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平等，而这一点恰恰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所缺乏的。

三、孔子的正名思想本质上是对等级秩序的鼓吹

孔子主张通过“正名”，以整顿“礼乐崩坏”的周朝政治制度，消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各种违礼僭越行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孔子的正名思想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和重建西周分封制的领导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自上而下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政治层级。

孔子所推崇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各层级之间尊卑有序、贵贱分殊的等级差别。西周的政治层级从天子以下，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政治领导体制,按孔子的话就是“君君，臣臣”。天子有天子的地位和权利，诸侯、大夫、士等层级也有各自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他们互相之间的高下等级是明确的，不能越级，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从而“名不正，言不顺”。

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同样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或权力的政治层级，但现代国家的政治层级或领导体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领导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处在各政治层级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不同。在现代领导体制下，不同的政治层级之间权力的大小、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由法律规定而形成的职务关系，职务有高低，权力有大小，但是担任职务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政治体制的进步之处。然而，孔子所推崇的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则不同：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政治层级的形成，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人本身的高低贵贱，由人本身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的。所谓“君”“臣”，就是“主”“仆”。《说文》对“臣”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说文解字.卷三》）臣事君，就像被牵着的牲口一样，说明其地位低下；还有一种说法：臣是眼睛的象形，是低着头而望主人的奴隶的眼睛，后来用以指代奴隶。[5]总之，臣的本意就是像牲口一样的奴仆的意思，所以《左传》中说“天子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意思其实就是说“天子以公侯为奴仆，公侯以大夫为奴仆，大夫以士为奴仆„。”整个社会除了最高的天子以外，每个人都具有主人和奴仆两重身份，对上是奴仆，对下又是主人，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奴仆，所以《诗经》上才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的等级秩序，就是孔子所推崇的西周领导体制的特点。

西周的分封制领导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被郡县制所代替，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秩序和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中央专制制度的加强而加强。在秦汉以后，帝王与臣子的这种实质上的主仆关系与西周时期可以说毫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宰相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史，就是随着皇权不断加强，“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汉代以“尚书”代“三公”，唐代以“中书、门下”代“尚书”，明清以“内阁学士”代“中书”，清代后期又以军机大臣代内阁学士。所有这些尚书、中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等，最初的身份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宫官，即皇帝的仆人，后来才具有了宰相的职权。所以，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实质身份也还仍然是皇帝的奴仆！孔子为正名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一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君臣上下的等级观念，渗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里。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乎人格贵贱的等级秩序和观念的存在，在中国，作为个体的人在政治层级中的流动就往往只能是单向的，只能上不能下。而在现代西方，由于政治层级的不同与人格尊严无关，所以，个人可以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内上下流动，整个社会也不以为异。部长可以竞选成为总统，曾经的总统也可以再当部长（典型的例子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中向下流动，则对于他个人甚至对于他的家族来说，就成了一件非正常的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人身尊严的丧失；至于最高的领导职位——皇位的更替，更是非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者暗箱中的权力角逐不能实现。

现代中国正在努力从法律文本的意义上建立现代政治和领导体制。但是，要消除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建立起实质上的现代政治领导制度，建立起真正能上能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任用和管理机制，整个社会形成“官员”能上能下的观念和社会氛围，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参考文献：

浅析孔子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第6篇

摘要：孔子在教学实践中高度重视德育，探索并形成一系列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他的教育教学思想来自实践，不仅全面、系统，涵盖了教育理论的各方面和各环节，而且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如他的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教学方法。认真总结和批判继承这份遗产，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大学生道德教育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关键词：孔子 德育内容 德育方法

孔子重视德育，意图将老百姓引上德治的轨道，实现社会的“和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孔子认为需要统治者“为政以德”，同时，被统治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认为，礼是道德的外化，不存在礼之外的道德，这种道德是以宗法伦常为核心的血缘人伦道德。虽然他推崇周礼，对周礼的评价甚高，其“礼”的本质也仍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但是，他那里的“礼”是在对周礼的批判继承中得以发展形成的，与周礼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在周代，“礼”只适用于调节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内部关系，与此相反，孔子将“礼”下达到庶人，告诫人们要以“礼”作为德行的标准。可见，孔子对于道德的重视，不仅仅局限于对统治者的要求范围之内，同时也是对全老百姓的要求。从根本上说，这一点也反映出了孔子教育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即“有教无类”。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五十余载的教育生涯中，“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①如何从其教育思想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使我们 ①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现今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孔子德育内容的脉络梳理

孔子贵“仁”，“仁”是他道德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他要求学生具备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一高尚的道德品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美德。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多，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如上所述，礼是道德的外在体现，而仁则是道德的内在核心。根据这一核心，孔子的德育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本。他的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指孝敬父母；“悌”是指同辈兄弟之间要相亲相爱。“孝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植根于中国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家族社会之中。孔子认为，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挚感情。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可见，他将“亲亲”作为“仁”的一条根本原则，强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真实、最根本的感情。“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学生必须要敬爱父母兄弟，谨慎而讲信用，博爱大众并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是在“孝亲”基础上的递进，每个人只有处理好了与父母兄弟的关系，才能处理和协调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孔子将骨肉亲情引向了政治统治，体现了孔子道德教育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特征。

其次，孔子以“爱人”作为“仁”的核心。“仁者爱人”，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于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但同时也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西周时期重视祭祀鬼神的事宜，而孔子的“爱人”中却体现着人贵的思想，“季路问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乎？’”可见，孔子是把人事放在首位的，对鬼神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孔子的“爱人”不仅仅是要求人们只爱自己的家人，而是将爱扩及到全社会，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必须认识到的是，孔子的“爱人”并不是爱一切人，更不包括奴隶，他所讲的“仁爱”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强调的人道原则即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仍有进步意义。

最后，孔子以“忠恕”作为实现“仁”的途径。曾子提出：“父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简单地说，忠就是积极为他人；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即忖己度物，不加害于人。孔子正是通过这样推己及人的方式来实行“仁”。在西周时期，“父权与君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家能够做到对父兄的孝悌，就能够在政治上对君主尽忠。”①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治家之情、之理迁移到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之中，从而形成了后世“移孝作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取士传统。

总的来说，孔子的道德思想是以“仁”为精髓所在，孝为出发点，由近及远地向外扩展仁爱之心，通过将心比心的、推己及人的方法，① 丁祯彦.中国古代哲学史教程[M],2007.19.求得忠信于君主、朋友，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虽然，孔子的言论中存在着一些封建愚昧的思想，但是，我们应将他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予以评析。抛开孔子一些具体的适合于当时历史环境的德育思想，就整体而言，将他的“孝悌”、“爱人”、“忠恕”的德育内容批判地继承下来，仍然是我们现代德育中必须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在现代快节奏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在物质的洪流中逐渐迷失自我，对于德育内容的研究也更是重中之重。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的德育思想是我们新时代道德教育的宝库，它不仅为现代德育提供了重要的内容，而且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生学习和教师教育的方法。即使过了两千五百多年，这些方法对于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就德育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孔老夫子给我们的启示不在少数，因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重点的归纳： 1.因材施教的德育方法

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性格、智力、品行等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教育。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思想主要凝结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他的弟子众多，背景环境以及智力、性格都各不相同，而孔子能够根据受教育者的差异特征，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根据受教育者思想水平、接受能力施教。二是根据不同的性格施教。”①如他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季氏）也就是说，人的智 ①孙迎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M].2006.69 商有高低的差别，从智能上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于中等以上水平的人，可以告诉高深的理论，至于中等以下的人，则不要做过高的要求。再如，子路问孔子：“听到的事情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有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回答：“听到了就去做吧。”公西华对此感到疑惑不解，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意思是，冉求胆小，容易退缩，所以鼓励他；子路好勇过人，勇有余而谋不足，所以我要给他降温，让他冷静。2.愤启悱发的德育方法

启发式教育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一个优良传统。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倡启发式教育的教育家。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现代教育学中的“启发”一词就来源于此。“愤”是指学生积极思考，想弄通却没有弄痛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要指导学生打开思路，即是“启”。如果不问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一味“填鸭式”地“满堂灌”，不需要学生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不利于开发学生智力，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消化吸收。孔子要求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心求通、口欲言的心理状态下进行教育。此外，孔子的举一反三的方法也是启发式教育的一种，亦称迁移启发。他在教学中注重训练学生触类旁通的能力，“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在他的教育下，颜渊能“闻一而知十”，子贡能“告诸往而知来者”，陈亢能“问一得三”。孔子的启发式教育使我们历史上珍贵的教育思想，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3.审美教育方法

“寄情万物，皆以养德”，古今伟大的教育家都注意借助美誉进行道德教育，寓德育于美育之中。孔子是道德教育中自觉倡导礼乐教育的第一人，他以“ 六艺”教育学生, 其中大部分内容如诗、礼、乐等都体现了审美教育主题。在他看来,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秦伯篇》)。他主张用符合古典伦理和美学标准的礼乐制度治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继承这一传统,，他在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一文中, 明确提出“: 纯粹之美育, 所以陶养吾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 而使人我之见、利己

①损人之思念, 以渐消沮者也。”这一段话写出了审美教育的与道德教育的内在一致性，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教育实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进行的，道德教育则往往靠理性的自我克制与约束，因此，两者相比较，人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审美教育。

以上是笔者对孔子的主要道德教育方法的一些了解和归纳，无论是孔子的德育思想还是方法都是孔子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历史上对于这些文化瑰宝的曲解或者僵化，使得这些被扭曲的思想阻挡了社会的进步潮流。事实上，孔子的启发教育、个性教育以及审美教育方法对于当代的德育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的德育工作者要深入研究发掘孔子的德育教育思想, 在我们的德育工作中借鉴孔子的德育理论、德育原则, 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大力加强德育工作, 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① 蔡元培选集(上卷)[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