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启示范文

《框架》启示范文（精选11篇）

《框架》启示 第1篇

“教师领导”这个概念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以来新兴起的概念, 是美国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极大的扩展了教师这个概念的内涵, 教师不但成为了教学和课程设置的组织者, 更成为了学校的管理者、新教师的培养者、同事之间学习的组织者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美国教师领导培养政策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 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1 教师领导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教师领导的定义和内涵, 众说纷纭, 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义, 下面就几种最主流的定义对教师领导的概念进行分析。

约克-巴尔和杜克认为教师领导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领导者应当通过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渠道去影响他们的教师同事, 促使他们多与学校管理者、学校学区内的家长沟通, 让教师领导者成为学校教师、学校管理者、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 汇集这三方的力量研究切实可行的提高学校教学水平的方法。[1]通过教师领导者和校长等学校领导的沟通, 促使校长将其权力下放, 让教师成为真正的学校教学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通过赋予教师领导者一定的权力, 让教师感受到自己对学校重大决策的影响力。相比于杜克, 丹尼尔森和哈里森更看重的是非正式的教师领导者的作用, 他们认为有的教师虽然喜欢从事各种教师领导活动, 但是不喜欢被学校授予教师领导的正式职位, 也不喜欢在公众面前过多的抛头露面, 这类非正式的教师领导者主要靠的是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个人魅力在教师和学生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形成一批自发的追随者, 丹尼尔森和哈里斯认为这种教师领导者比正式的教师领导者更持久、更有影响力、更能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2]

尽管至今为止教师领导的概念和内涵还不甚明确, 但是综上所述, 在对教师领导这个概念的定义中更乐于把教师领导看做一个过程, 把教师这个概念放在领导之前, 首先是一名教师, 其次才是学校的领导者, 而且大多时候更强调的是非正式领导的作用。

2 美国教师领导的政策框架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美国的教师领导体系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 形成了联邦、州、教育机构和大学三者共同构建的教师领导政策和标准制定体系。

2.1 联邦的教师领导培养政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就已经提出了教师领导的雏形, 霍姆斯小组在其著名的《明日的学校》 (1990) 这个报告中提出要明确划分教师的专业级别, 按照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实践能力, 将教师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级别:教员、专业教师、终身专业教师。对每个级别提出不同的要求, 级别越高, 要求其对学校和教学的贡献也就越大, 相应的也给予高级别教师更好的职称和待遇。这也被称为教师的职业生涯阶梯 (Professional Career Ladder) 。

2009年4月美国联邦教育部派出4名课堂教学的专家前去新英格兰地区响应新英格兰地区教师领导的倡议, 计划成立一个委员会帮助该地区乃至全美的教师更好的了解联邦和州的教育计划, 让教师能够积极的对各个地区及联邦的教育政策出言献策, 制定出切实符合本州自身条件的教育政策。2009年4月4日, 在波士顿举行了为期一天的会议, 新英格兰州的24名教师代表参加, 讨论了学校和社区合作、开发教师领导者等一系列的问题, 成立了新英格兰地区教师领导小组 (New England Regional Teacher Leader Initiative) , 教师领导小组的目的是加强整个地区间教师的联系, 让优秀的教学实践经验能够更快的传播;听取地区内各个教师的声音, 以便于制定更好的教育政策;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教师权益等。[3]

2.2 州和机构的教师领导培养政策

除了联邦以外, 美国各个州也根据本州自身的情况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教师领导培养, 有的州制定了相关的教师领导示范标准, 有的州制定了教师领导的考核证书计划, 有的州与大学联合开展教师领导培训……以下列举两种最常见的州教师领导培养政策。

在2010年的8月份, 路易斯安那州制定了本州的教师领导证书计划 (Louisiana Educational Leadership Certification structure) , 根据这个计划, 路易斯安娜州为教师提供三个不同级别的认证。教师可以通过接受州教育部门的考核、在大学中学习教师领导的课程进修等手段提升自己的教师认证等级。

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教师领导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eacher Leadership) , 从事教师领导的政策研究和教师领导培训。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教师领导培训计划, 计划分为网络培训和线下培训两种方式, 参加培训的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方式。当接受完基础的教师领导培训后, 可以参加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推出的专门针对不同层次教师的针对性教师领导计划。

3 美国教师领导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3.1 美国教师领导体系值得我国借鉴

美国教师领导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横、纵结合的教师领导培训研究体系。从横向来说:美国联邦政府和教育部通过“责任工程”, “巨人”项目等拨出巨额资金来扶持教师领导培训和教师领导政策研究;[4]美国各个州都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现状进行了不同的教师领导实践活动, 比如新泽西州制定了本州的教师领导示范标准, 路易斯安那州制定了教师领导证书计划等;各个教育机构也相继推出了相关的教师领导研究政策。从纵向来说:很多地区的教师领导培训都体现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形成了学校、学区和社区相结合的特点。而我国现在还没有类似于维吉尼亚大学教师领导研究中心那样的专门从事教师领导研究培训的机构, 虽然有类似于教师领导的学科带头人, 教研室主任这样的角色, 但是政府和各级教育部门对教师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力度还不够,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省制定了相应的教师领导示范标准。我国形成完善的教师领导培训研究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2 为我国新时期的教师角色提供了思路

美国教师领导这个概念对新时期的教师角色定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教师领导凸显了教师在教育改革和学校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认为教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校长才是学校改革和管理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核心和灵魂”。这种观念, 教师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学校中的“行政化”现象依然很严重。根据教师领导理论, 教师领导在学校管理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 能够成为教师和学校管理层的纽带, 同时还有较高的教学能力, 在学校乃至地区都有很高的影响力, 可以充分维护教师的权益, 最终让学生受益, 提高办学质量。美国很多研究也表明教师领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这也为我国教师角色的定位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York-Barr, J., &Duke, K.What do we know about teacher Leadership?Finding from two decades of scholarship[J].Review of Education Research, 74 (3) :255-316.

[2]Killion, J.&Harrison.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Improving Teacher Preparation:National Summary 2006 State Teacher Policy Yearbook[EB/OL].http://www.nctq.org/stpy11/reports/stpy12_executive_summary.pdf, 2006-01-18.

[3]周红霞.编译自美国教育部网站.北京教育科研网:http//www.bjesr.cn/esrnet/site/0085b001208dc139a6.ahtml.

《框架》启示 第2篇

【摘要】对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发布的《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和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发布的《CG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构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初步构想。希望借此促使我国会计实际工作者转型，实现会计参与企业战略管理决策、管控风险、增加企业价值的目标，同时对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国际管理会计能力框架；CIMA；IMA；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

一、引言

虽然我国财政部已发布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和22个应用指引，但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建设进展仍较为缓慢。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和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分别于20和20先后发布了各自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这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水平最高的两个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无疑会对全球的管理会计师能力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本文对这两者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建设的初步思路，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管理会计体系。

二、CIMA和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比较分析

2014年4月，CIMA联合AICPA发布了其权威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CGMA能力框架》[1]（以下称“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以“道德、诚信、职业精神”为基础，提出了包括“技术、商业、人际、领导”四大核心技能下的四等级能力框架，并对四大核心能力做了基于四个等级（基础级、中级、高级、专家级）的细化。2017年9年，IMA也以管理会计实务公告的形式发布了自己的能力框架——《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2]，突出了管理会计师应具备的五大能力，即规划和报告、决策、技术、运营、领导，其中领导能力是核心，为其他四大能力提供支撑；同时还对五大能力进行了基于五个等级（有限知识级、基本知识级、可应用知识级、熟练技能级、专家级）的细化。

1.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规定的比较分析。

（1）“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的专业能力分析。第一，技术技能大类，包括8项专业技能：财务会计与报告，成本会计与管理，经营规划，管理报告和分析，公司财务和司库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会计信息系统，税收战略、计划和遵循。每类专业技能下又包括若干项子能力。财务会计与报告技能包括：①会计准则子能力，确保所在组织根据国内或国际会计准则进行运营，履行法定职责及义务；②交易会计与结账子能力，根据会计准则对财务交易和事项进行记录、调整、对账、结账；③财务报告及合规子能力，按照法规要求、适当运用会计政策及技术，为特定主体或企业集团编制内部和外部财务报告。成本会计与管理技能包括：①成本会计子能力，记录和分析生产中与动因有关的成本，并把这些信息应用于组织决策中；②成本管理子能力，记录、规划及管理成本（包括产品定价和供应链分析），并通过成本管理支持企业战略实施。经营规划技能包括：①规划、预测与预算编制子能力，做出和某一特定期间战略计划并行的评估及量化，包括计划销售量及收入、资源数量、成本及费用、资产、负债、现金流量，以及其他非财务指标；②资本支出及投资评价子能力，基于战略一致性、支付能力、可接受投资报酬、优先顺序，对投资进行评价。管理报告和分析技能包括：①财务分析子能力，分析财务报表和资料，根据时间推移及其他组织比较，提供组织财务状况及业绩的深刻见解；②管理报告子能力，就组织的运营及财务状况进行讨论、传递和报告（包括质量报告、可持续性报告、客户盈利能力报告）；③业绩管理子能力，计量并监控业绩，确保组织及个人目标的实现；④差异分析子能力，分析识别差异及根源，并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⑤标杆管理子能力，将组织流程和业绩与其他组织或行业最佳实践相比较。公司财务和司库管理技能包括现金管理、兼并和合并、资金政策与资金风险管理、公司估值、企业融资五项子能力。会计信息系统技能包括构建信息系统环境、开发会计应用程序、技术开发与提供IT解决方案三项子能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技能包括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反馈与报告、内部控制、内部审计五项子能力。税收战略、计划和遵循技能包括税法、报税预审核、税务会计、税务监察、税务筹划五项子能力。第二，商业技能大类，仅包括1项专业技能：战略。分为战略基础级、中级、高级、专家级四个等级。综上所述，“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专业能力包括三个层次：大类能力、技能、子能力，共包括两大类、九大技能、31项专业子能力；对每一专业技能、专业子能力又做了四等级划分。

（2）“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的专业能力分析。第一，规划和报告大类，包括财务报表编制，财务记录保持，战略和战术规划，预测，预算，业绩管理，成本会计和成本管理，内部控制，税务会计、税务管理与筹划。本大类下包括9项专业能力，每项能力又划分成五个等级。第二，决策大类，包括财务报表分析、公司财务、经营决策分析、全面风险管理、资本投资决策、职业道德。本大类下包括6项专业能力，每项专业能力又分成五个等级。综上所述，“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专业能力包括两个层次：大类能力、分项能力，共包括两大类、15项能力；对每项能力做了五等级划分。

（3）专业能力的比较。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二者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内，虽然规定的管理会计核心能力总分类数量不同（IMA五类、CIMA四类），但专业能力的规定基本是相同的，都涵盖了财务会计能力（账务处理、对外财务报告）、公司财务能力、成本会计能力、管理会计能力（预测、规划、预算、经营决策、资本投资、管理报告分析）、内部控制能力、企业税务管控能力、战略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等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的专业能力构成了管理会计师的专业基础。

2.管理会计师经营（运营）把控能力规定的比较分析。

“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下的管理会计师经营（运营）把控能力主要包括：第一，商业技能大类部分：宏观经济分析、市场和管制环境、商业关系、流程管理、项目管理；第二，领导技能部分：变革管理。共包括六大经营（运营）把控能力（技能），并对每一专业技能做了四等级划分。“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下的管理会计师经营（运营）把控能力包括：第一，运营大类部分：特定行业知识、运营知识、质量管理及持续改进、项目管理；第二，领导大类部分：变革管理、冲突管理、人才管理。共包含七大经营（运营）把控能力，并对每一专业能力做了五等级划分。从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就对运营或经营的把控能力来看，二者都对管理会计师的运营（经营）能力做出了规定（认知行业及宏观环境、流程管理或掌握运营知识、项目管理、变革管理），但“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规定更充分，除了上述内容，还包括持续改进、冲突管理等。

3.管理会计师信息技术能力规定的比较分析。

“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没有将管理会计师信息技术能力作为四大类能力之一进行单独列示，而是主要体现在技术技能部分中的会计信息系统。虽然只有三项信息技术子能力，但在四等级划分里面，规定管理会计师不仅要有驾驭会计信息系统的技术能力，还要有能力驾驭与所在组织管理会计工作相关的其他信息系统。“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则将管理会计师信息技术能力作为五大类能力之一进行单独列示，即“技术能力”。包括：第一，企业资源规划（ERP）和总分类账系统，即管理会计师会使用ERP系统去有效地控制组织的财务处理、记录和报告。第二，信息系统和软件知识，即管理会计师会应用信息技术去解决难题、分析数据，并提升企业业绩。在此基础上，对这两个信息技术能力做了五等级划分。从以上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都对管理会计师的信息技术处理能力做出了规定，但“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规定更为详细、合理，并且将信息技术提升到了可以提升组织绩效的高度。

4.管理会计师领导能力规定的比较分析。

“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将管理会计师领导能力作为四大类能力的两类进行单独列示。人际技能部分包括影响力、谈判和决策、沟通、合作和参与；领导技能部分包括建立团队、培训和监督、驱动业绩、激励和感召、变革管理。共包括九方面的领导能力，并对九大领导能力做了四等级划分。“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则将管理会计师领导能力作为五大类能力之一进行单独列示，即“领导”。包括：激励和感召、沟通技能、团队管理、协作和团队、谈判。共包括五方面的领导能力，并对五大领导能力做了四等级划分。从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对领导能力的规定基本相近，都包括团队管理、激励和感召、谈判、合作、沟通等，但“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领导能力规定更为突出，单独作为两个大类列出，内容更多。

5.二者都考虑到了职业道德能力的重要性。

作为世界上最权威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二者都意识到了管理会计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能力再强的`管理会计人员，如果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将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CIMA联合AICPA提出了基于“技术技能、商业技能、人际技能、领导技能”四大能力、四等级细分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但CIMA指出，四大能力是建立在“道德、诚信和职业精神”的职业道德基础之上的，即管理会计师的能力必须基于良好的职业道德。IMA虽然没有把“职业道德”作为管理会计师的能力基础，但是在其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内，五大类能力中有两类是专业能力，包括规划和报告、决策；决策能力部分包括：财务报表分析、公司财务、经营决策分析、全面风险管理、资本投资决策、职业道德。可以看出：IMA把职业道德提高到了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的高度，管理会计师在现实及生活中确实面临道德决策的问题。IMA在2017年还对其“职业道德公告”进行了修订，以适应当前的企业经营环境。不管是CIMA还是IMA，二者在其各自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都对管理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做了重要考虑，这是我国在制定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时必须借鉴并考虑的重要议题。

6.管理会计师能力等级规定的比较分析。

（1）“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的专业能力等级规定分析。“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基于调查和研究，把管理会计人员做了基于三个层次（大类能力、技能、子能力）、四个等级的划分。以税务筹划子能力为例进行分析。将税务筹划子能力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基础级，理解基本的税收策略。第二级：中级，提供税务支持。第三级：高级，创新性、战略性地管理企业涉税事务，就超出一个管辖区域的复杂税务项目或交易提供解决方案和建议。第四级：专家级，为组织制定税务政策、战略、标准和指南。

（2）“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中的专业能力等级规定分析。“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基于调查和研究，把管理会计人员做了基于两层次（大类能力、分项能力）、五等级划分，下面以税务会计、税务管理与筹划分项能力为例进行分析。第一级：有限知识级，没有或仅最低限度地接触到企业税务。第二级：基础知识级，理解企业税务概念和法规；理解会计账与税务账的差异。第三级：应用知识级，为纳税申报表收集数据和提供信息，理解不同税表之间的相互关系；执行税务战略，确保记账系统支持所处税务环境的纳税申报。第四级：熟练技能级，准确、及时地编制纳税申报表；分析备选商业决策方案的税务影响；为商业决策提供税务建议；处理政府税务审计师所提出的信息需求。第五级：专家级，管理多个司法管辖区和多个行业的纳税责任；针对国际税务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供建议，统领跨国集团的税务战略；评价税法变动带来的风险与影响，并提出缓解风险的策略；使用有效的税务战略来增加现金流量；领导一个复杂的组织制定税务策略并进行税务筹划；与税务当局协商税务清算。

（3）专业能力等级的比较。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对能力等级的规定有差异，都根据自己的调查及理论研究做了适当的划分。但整体来看，“CIMA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等级层次更详细，可以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构建提供借鉴。

三、构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初步思路

根据上述比较分析，提出构建我国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初步思路如下：

1.我国的管理会计能力框架必须考虑职业道德的要求。

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经营环境和公司治理要求，我国在构建管理会计能力框架时，要对职业道德能力给予适当的关注，建议把职业道德能力放入管理会计人员核心能力的专业能力中去，管理会计的职业性质要求，使得管理会计师必须恪守职业道德，才能尽职尽责地为所在企业或组织服务，杜绝管理会计、财务丑闻的发生，更好地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树立起管理会计师的良好职业形象。

2.构建基于四大核心能力的四等级管理会计能力框架。

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按照“业财融合”的要求，笔者认为我国的管理会计人员应具备四大核心能力：专业能力、运营（商业）能力、信息技术能力、领导（人际）能力。其中，领导（人际）能力是核心，管理会计人员以领导能力为基础，充分施展自己的信息技术能力、专业能力、运营（商业）能力，为所在组织创造价值。四大类核心能力下面再分为若干子能力，并分为四个等级：初级、运营级、战略级、专家级，具体说明如下：

（1）专业能力。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应当建立在“大管理会计”的基础之上，细化为八项子能力：账务处理及对外财务报告，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公司筹资、资本运营及现金管理，经营规划、预测、预算、决策分析、报告，资本投资决策，战略管理，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税收会计、筹划及管理。八项专业子能力再细化为以下四个等级：①初级：账务处理、成本核算、税收会计；②中级：对外财务报告，成本管理，现金管理，经营规划、预测、预算、决策分析、报告；③高级：公司筹资、税收筹划及管理、内部控制；④专家级：资本投资决策、资本运营、战略管理、风险管理。

（2）运营（商业）能力。管理会计人员必须知道所在企业的业务流程，熟悉企业的商业模式，并把专业能力运用于企业的商业模式，做到“业（商业模式或运营）财（管理会计专业技能）相融合”。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运营（商业）能力包括九大子能力：特定行业知识、运营知识、质量管理、持续改进、流程管理、项目管理、宏观经济分析、市场和管制环境、商业联系。九大子能力再划分为四个等级：①初级：特定行业知识、运营知识；②中级：流程管理、质量管理；③高级：项目管理、持续改进；④专家级：宏观经济分析、市场和管制环境、商业联系。

（3）信息技术能力。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信息技术能力包括五大子能力：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总分类账系统）、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源规划（ERP）、数据分析管理软件（EXCEL、STATA、Python）应用。五大子能力再划分为四个等级：①初级：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总分类账系统）、EXCEL初级；②中级：管理会计信息系统、EXCEL中级；③高级：管理信息系统、EXCEL高级、STATA；④专家级：企业资源规划（ERP）、Python。

（4）领导（人际）能力。借鉴IMA及CIMA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我国管理会计人员的领导（人际）能力包括十大子能力：沟通、合作和参与、影响力、谈判、激励和感召、培训和监督、团队管理、冲突管理、人才管理、变革管理。再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①初级：沟通、合作和参与、影响力；②中级：激励和感召、培训和监督；③高级：谈判、团队管理、冲突管理；④专家级：人才管理、变革管理。

3.建立我国基于管理会计能力框架的会计考试制度。

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制度及其启示 第3篇

[关键词] 澳大利亚 职业技能鉴定 职业资格 就业准入 行业组织

一、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的内容及特点

1. 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的内容

二战后澳大利亚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格局逐渐形成,急需大批技能型人才,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于1995年1月1日开始启动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体系（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这一体系在随后五年中被分阶段推广,于2000年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涵盖了所有教育类型和义务教育后所有的证书、文凭和学位。

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如下表所示，有12级资格证书，包括普通高中教育证书、1~4级证书文凭和专科文凭、学士文凭、硕士证书、博士证书等。技术与继续教育（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学院主要提供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学主要进行的是学位教育。大学与TAFE学院颁发的学历资格不同，具有互补性。资格框架中每一级证书要求不同，但在内容上互相衔接。

在澳大利亚,全国通用的职业资格证书是由注册培训机构（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zations）来颁发。任何教育培训机构只要符合注册培训机构标准规定的12个条件,均可从事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培训、技能鉴定工作及职业资格证书的颁发。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下的证书是对个人通过学习培训和工作体验所获得的学习结果或能力的认可，用来证明个人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学员通过认可先前学习(注：Accreditation of Prior Learning，指的是学生先前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不论方式、时间、地点，均可在入学时通过相关的考核得到认定并折算成学分)获得的学分，可以不再重复学习已掌握的知识或技能，大大节约了学习成本。

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证书建立了不同学校、学科、证书、课程学分的互认和衔接制度，规定了初等和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的分立与贯通,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2. 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的特点

（1）灵活多样性。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以终身教育理论为基础,使得人们可在一生中选择适宜的时间、地点进行学习。①学习方法上，常用方法有面授、网上授课、计算机辅助学习、自主学习等。②学习方式上，既可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直至取得高级文凭或高级学位,也可边工作边学习,在取得低级别证书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进入高一级的学习。③入学条件上，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入学条件不受限制，任何人在任何阶段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深造。④课程设置上，由于在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制度基础上开发的培训包是模块式的,学习模块实行学分制且学分可以累计,人们可依据自己的实际安排模块学习的起点。

（2）相互衔接性。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制度包括从低级到高级6种等级的专业证书：1~4级较低级别证书的培训目标是达到在本专业领域中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5~6级高级别证书的培训目标是在具有动手操作能力的基础上，还要具有一定的技术分析和设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同等级的技术技能培训证书是通过课程模块学分的逐步积累完成的,这为各种等级的职业教育提供了相互之间的衔接。(注：金开先,曲学勇.澳大利亚TAFE管理模式对我国高职教育管理的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０３（１１）)澳大利亚的职业资格框架架起了沟通澳大利亚各教育系统的立交桥，为职业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各类教育提供了灵活的衔接方式。

（3）权威有效性。在澳大利亚职业资格的统一管理中，政府职能主要是统一规划、行业监管和公共服务。澳大利亚的职业资格框架是对资格证书和学分的转换进行认可的国家权威制度，该框架的鉴定依据是全国通用的能力标准。任何人只有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具备了相应工作岗位所需的职业能力,才能进入相应的工作岗位。澳大利亚政府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大力推行职业资格鉴定制度和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使职业资格证书成为就业市场的通行证。

（4）行业需求导向性。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州和地方政府的各级行业咨询委员会和学校管理委员会都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决策和管理。有相当部分的行业代表参与国家职业统一标准的制定，这些代表一般都是本行业声誉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们代表本行业的利益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和决策。国家级行业咨询组织还有TAFE学院的专业设置、教学大纲、教材编审、培训规范和标准的审批权与制定权。行业咨询委员会担负了调查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工作，并且要就培训问题向国家培训局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

二、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行面临的问题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由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人技能等级考核制度演变而来的，现行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而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阻碍了其发展。

1. 职业资格证书缺乏统一标准

国家分管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工作的部门，既有教育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也有人事部门以及相关的部门，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不少行业部门也自行组织培训、考核和发证。一些地方劳动、人事、行业主管部门鉴定职能交叉，对同一职业（工种）分别进行鉴定，各部门彼此之间缺少协调机制。证书多头发放加大了劳动者技能鉴定费用成本，也使其无所适从，不知道用人上岗究竟需要哪种证书。

2. 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存在衔接问题

由于教育管理体制的原因，我国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制度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现今形成了两套体系。目前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主要强调单一工种的具体技能要求，缺乏可迁移性，与职业教育学历证书的衔接有一定的困难。我国目前“双证”互换主要还是学历证书向职业资格证书的单向转换。目前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脱节，弊端已经很明显，矛盾已经很突出，但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反馈不畅，沟通不易。教育部门向有关资格管理部门反映种种“双证”问题，往往拖而不决，最后不了了之，致使矛盾越来越突出，上级单位的协调、仲裁功能又有缺失,“双证”互换在机制层面很难得到解决。(注：赵伟,马树超.从机制层面分析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相互转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3）)

3. 职业资格证书的公信力有待加强

职业资格鉴定监督检查不严，职业资格证书获取过程中缺乏监督机制。一些职业资格鉴定机构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填发伪造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出现“卖证”现象，而且这一现象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个别地方部门出于局部利益，不执行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关规定，而让培训教师直接命题组织考试。一些证书主管部门集标准制定、培训和鉴定主体于一身，也不利于监督。这些都导致部分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认同度不高。

4. 职业资格证书的行业导向性不强

我国有很多职业资格证书没有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行业导向作用不明显，职业资格证书所证明的能力与职业、产业或社区的需求没有很强的关联性。我国的行业组织也没有积极参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构建。一方面,我国部分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不高，对企业帮助不大；另一方面，企业片面重视短期的经济效益，忽视员工的整体素质提高。在我国，虽然2002年教育部、国家经贸委、劳动保障部联合发文，提出要充分依靠行业和企业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充分发挥其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作用，但由于规定很笼统，故实施效果不明显。

三、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 实现职业教育模块化

我国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鉴定的内容应借鉴澳大利亚的培训包，实现模块化，职业学校学生的学籍管理应实施学分制。每一个模块要能够反映教学内容的基本单元，这样可以随时增减和修改特定的技能模块，大大增强时效性,避免重复和疏漏。目前我国的“双证”互换主要还是学历证书向职业资格证书的单向转换，我们可借鉴澳大利亚的机制，认可学生先前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在入学时通过相关考核得到认定并折算成学分。学生可以不再重复学习已经掌握的知识或技能，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可以大大节约学生的学习成本。

2. 完善职业资格框架体系

我国应逐步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使职业资格框架成为职业资格、学分转换的主要参照系，为各类教育提供灵活的衔接渠道。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是实施终身教育，实现TAFE与其他种类教育沟通的立交桥，允许人们稳定地从一种资格逐步上升到另一种层次更高的资格，职业教育系统的学生若想进一步深造，包括进入其他注册培训机构中获得更高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升入高等教育系统获得本科层次以上学历，其学分可以在不同职业教育注册培训机构间、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得到相应转换和认可。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分为初职、中职、专科和本科四个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由低到高（从五级到一级）分五个等级。对职业学校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来说，必须考虑其职业能力的综合性和可迁移性，我们应借鉴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制定专门的职业资格考核内容，即具有综合能力的岗位群资格考核，也可以设立并发放专门的岗位群资格证书，确定相互间的转换对应关系，建立上下通畅的学历互认、学分转换、资格互认的一体化体系。使得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相互衔接。

3. 加大就业制度建设力度

国家应加大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业准入制度的力度，加强对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督管。我国应规范目前职业资格证书颁发混乱的现状，建立国家统一的注册培训机构来鉴定和颁发资格证书。澳大利亚正是由于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推行职业资格鉴定和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其职业教育才能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就从无到有、从凌乱到体系健全、从私立到公私并存，获得飞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职业技能鉴定是一种严肃的国家考试，职业资格制度及相关机制运行需要有严格的监督，这是保证机制参与方执行相关法规政策不走样的重要条件。我国应严格实行职业技能鉴定“五统一”原则：统一站所标准、统一考评人员管理、统一命题管理、统一考务管理和统一证书管理。

4. 促进行业参与

设立全国性行业培训咨询组织，增强企业主动与职业学校合作的积极性，行业主导、政府保障, 统一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是连接政府、职业学校和企业的桥梁。澳大利亚行业组织根据全国统一的国家认可标准, 研究制定本行业技能认证的具体标准——行业培训包。我国职业学校和行业组织间的协作较为松散,出现一头热、一头冷的局面，职业学校急切需要企业的合作，但企业积极性却不高。对这种现象，一方面，我国要加强立法，出台有关政策加以引导和规范，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鼓励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及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构。另一方面，应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地位，形成良好的声誉。我国各级各类行业组织也应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决策和管理，参与制定职业能力标准和国家资格证书制度，参与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专业设置、资格技能的考核等，以减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盲目性，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

参考资料

1 http：//aei. dest. gov. au/AEI/MIP/Statistics/student enrolment and visa statistics/Recent.htm# final

2 Carlton：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Advisory Board.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implementation handbook 2002，Third Edi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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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伟平.比较职业技术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金开先,曲学勇.澳大利亚TAFE管理模式对我国高职教育管理的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２００３（１１）

6 刘育锋.分析澳大利亚资格框架 改革我国职业教育证书体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22）

7 周祥瑜,吕红.澳大利亚国家质量培训框架述评[J].职业教育研究，2006（9）

8 杨世珍.对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思考[J].技能鉴定，200４（４）

9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大力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Z]2000.12

10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规定》的通知[Z]2004.4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框架语义学对同义词教学的启示 第4篇

关键词：框架语义学,框架理论,同义词教学,侧显,背景框架

一、框架理论

“ 框架 ” 这一概念 最早来自 人类学 。 人类学家Bateson(Tannen,1993:18)指出,它是个人交换信息的一种方式,是信息传递的抽象形式,框架属于心理学概念。首先将框架理论引入语言学的是Fillmore(Ungerer,2001:209), 他指出:框架是“具体的、统一的知识结构或经验的协调一致的图示化”(Fillmore,1985:233)。框架理论指出除了词典中诠释的客观意义以外,一个词语的意思还与文化背景、百科知识、生活体验、社会惯例以及信仰密切相关。词典中给出的客观释义不能完全解释一个词语的意思,它必须要放在特定的框架中(Fillmore,1982,1994)。框架理论中,要了解某个词语的意思,就要了解该词所在的框架以及框架内的元素。例如,一位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学习“wicket” 的一词时,他在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中查阅到的解释为:“wicket:one set of three stumps and two bails”。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不没有板球这项运动,对这位学习者而言,他不具备关于板球的比赛规则、板球运动的使用工具、比赛场地等与之相关的知识,所以即使向他们解释“wicket”为“三柱门”,他也无法理解该词的意思。相反,只有在心智模式上存在[CRICKET GAME]这一框架以及了解该框架中存在的元素才能知道该词的含义。板球在英国、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是一项家家户户熟知的球类运动,也就是说,[CRICKET GAME]这一框架早已深深植入在人们的脑里,并且他们对此框架内的基本元素十分熟悉。例如:投球手(bowler)、击球手(batsman)、三柱门 (wicket)、板球棒(cricket bat)任何与之相关的词都可以激活 [CRICKET GAME]框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没有“背景知识”或者“框架”的参与,词义就无法被理解。

此外,Langacker还提出侧显(profile)和背景框架(base)两个相关概念,侧显是指词语象征的概念,而背景框架是指理解侧显概念所需的背景知识。侧显和背景框架的关系密不可分,“一个表达式的语义值既不单独属于背景框架,也不单独属于侧显,而是背景框架和侧显的结合”(Langacker1987:183)也就是说,语义框架的语义值是由侧显和背景框架共同决定的。例如,斜边与直角三角形是侧显和背景框架的关系,“hypotenuse”一词侧显的概念是[THE SIDE OPPOSITE ITS RIGHT ANGLE],它所依赖的背景框架是 [RIGHT-ANGLED TRIANGLE]。只有将侧显和背景框架结合起来,才能得到“hypotenuse”的语义值。在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中对hypotenuse给出的定义是:“the hypotenuse of a right-angled triangle is the side opposite its right angle”,在这里“the side opposite its right angle”提供了侧显,“a rightangled triangle”提供了背景框架。如果缺少了侧显(直角对的那条边),就得不到斜边的语义值(斜边的定义);如果缺少了背景框架(直角三角形),就无法理解侧显(直角对的那条边)的含义。由此可见,给一个词下定义,必须揭示其被侧显的概念和背景框架(汪立荣,2011:49-56)。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框架对词汇范畴理解的重要性。

二、基于框架语义学的同义词探究

同义词的学习困难不在同义词的“同”而在“异”。 同义词辨析之难就难在一组同义词之间的框架具有较多的共性,不同的框架所包含的框架元素大多数相同,而只有一两个框架元素不同。而往往就是因为这一两个不同的框架元素,造成同义词使用的区别。所以,唯有准确地把握同义词赖以存在的框架,才能清晰地区分同义词的细微差别。因此,揭示同义词的框架差异就等于帮助学习者克服同义词辨析的困难。

1.侧显与同义词辨析。上文中提到的“侧显”概念对同义词辨析起着重要作用。一组同义词之间的差别就在它们侧显的框架元素不同。例如,roe和caviar都是指世界上的同一事物,它们各自的框架大部分的元素是一致的,但是roe侧显于包含[解剖学]元素的框架,而caviar则侧显于[食品]元素的框架,它们侧显的部分相同,但是背景框架不同。因此这对同义词语义上的差异表现在roe指鱼卵块,caviar指鱼子酱。(Langacker,1987:164-5)

2.认知视角与同义词辨析。认知框架有一点很明显,面对同一个情景如果认知视角不同,语言表达也会相应改变。 如,在经典的“商业事件”中,buy和sell具有相同的框架, 而动词buy的认知视角是[买者],而sell的认知视角是[卖者]。 borrow和lend这对同义词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解释,这两个词均含有“借”的意思,但是borrow和lend的框架中均含有[物品][借出方][借入方]这三个基本框架元素,但是borrow的认知视角是[借入方],lend的认知视角是[借出方]。同义词coast和shore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两个词都是“海滩”的意思,但是其词义有着微妙的差别,coast的认知视角是[陆地 ],而shore的认知视角则是[水上]。因此,教师要把两个词解释清楚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告诉学生:coast是相对于在陆地上而言的,shore是相对于在水上而言的。简言之,分析出同义词的认知视角即能揭示同义词框架的差异。

3.隐性框架元素与同义词辨析。在同义词的框架中包含许多隐性框架元素,并且往往没有出现在词典给出的客观释义中,只有通过广泛的阅读,了解目的语语境中该词的框架,才能区分细微的差别。例如,gate和door都是“门”的意思,但是gate的隐性框架元素是[有墙无顶],而door的隐性框架元素是[有墙有顶]。因此,gate指校园、公园、工厂等的大门。Door指建筑物的大门或房间的门,也可指车辆的门。 Toast、bake、roast的意思都是“烘烤”,但是toast的隐性框架元素是[土司面包][加热][变黄变脆],bake的隐性框架元素是[烤箱][辐射热][无明火],roast的隐性框架元素是[明火][肉块]。所以,区分三个词的关键在于给学生提供每个词正确的隐性框架元素。

三、结语

《框架》启示 第5篇

关键词PISA测试 阅读教学效能 阅读素养

PISA测试（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它以纸笔测验的形式评估学生在阅读、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素养，从而了解学生是否具备未来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PISA 2009侧重考察阅读素养，它认为阅读素养就是指“为了实现个人发展目标，增长知识、发挥潜能并参与社会活动，而理解、使用、反思书面文本的能力和对书面阅读活动的参与度”。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将语言素养定义为“具有语言的基本知识，熟练掌握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能根据不同的目的、对象和情境，恰当运用母语和外语进行理解、表达和交流”。从英语学科来看，其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品格、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维度。其中，语言能力是学生形成英语学科素养的依托和基础；文化品格体现了英语课程的价值导向；思维品质是英语学科素养的重要表征；学习能力是学生形成英语学科素养的重要条件。

本文通过介绍PISA阅读素养测评框架，结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中有关阅读教学的要求，谈谈如何借鉴PISA阅读素养测评框架，优化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学科素养。

一、PISA阅读素养测评框架

1.文本形式（Text Format）

PISA文本形式包括连续文本（Continuous）、非连续文本（Non-continuous）、混合文本（Mixed）和多重文本（Multiple）。其中，连续文本主要是指以句子和段落构成的文本，可以分为描述、说明、叙述、论证等不同的形式；非连续文本主要是指由表单构成的文本，包括图表、列表、地图、表格、广告等，阅读时需要使用不同于连续文本的阅读方法。

2.任务类型（Aspect）

PISA阅读测试的任务类型包括三种：信息检索（Access and Retrieve）、概括和诠释（Integrate and Interpret）、反思及评价（Reflect and Evaluate）。这些任务类型相互联系，体现了阅读测试中不同能力层级的要求。

3.阅读情境（Situation）

PISA测试强调阅读情境的真实性，因为这决定了读者准备和完成任务的方式，他们会考虑为什么阅读，他们对文本主题了解多少以及其他影响阅读时间长短的因素。PISA测试的情境包括四种：个人情境（Personal），即为个人兴趣而阅读；公共情境（Public），即为获取公共信息而阅读；教育情境（Educational），即为学习新知识而阅读；职业情境（Professional），即为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而阅读。

二、PISA测试框架对提升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效能的启示

1.阅读教学目标应转向学生发展本位

PISA测试的测评重点在于应用阅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或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而不是阅读技巧本身。它所界定的是一种在内涵和用途上都更为宽广的“阅读素养”，体现的是“为了学习而阅读”，而不仅仅是“学会阅读”。《课标》也指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要“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重点培养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但在目前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为语言知识而读”、“为理解内容而读”是阅读教学目标的主流，“为学生发展而读”则是旁枝末节，一带而过。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阅读教学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1）关注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使阅读活动指向其最近发展区

根据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学生提供带有一定难度的阅读文本，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使其超越最近发展区而达到下一发展阶段的水平。

（2）阅读目标要注重能力取向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学生阅读技能的习得，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引领学生挖掘文本的深层内涵，进行创新性阅读，实现从“单一语能”到“综合语能”的转换、从“接受性语用”到“表达性语用”的转换、从“语用规则”到“语用能力”的转换，从而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3）建立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阅读评价体系

PISA阅读评价标准内容细化，层次鲜明，既能反映学生总体的阅读能力状况，又能体现不同学生的能力发展水平，为教师改进教学和学生调整学习策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因此，教师设计阅读活动时，要努力体现不同的思维水平要求，制定不同层次的评价标准，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在不同的思维水平层次上都有发展和提高。

2.学习者需要多元化的阅读经验

从体裁看，PISA 2009阅读测试题包含了narration、description、argumentation、instruction、expo-

sition等五种形式；从文本看，包含了连续文本、非连续文本、混合文本和多重文本；从话题看，所选10篇材料涉及名著赏读、生活、社会、科技、教育、问题解决等方面。《课标》在阅读八级目标中要求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应“达到30万词以上”，并且要“能识别不同文体的特征”，能“从多种媒体中获取信息并进行加工处理”。

教师应如何拓宽学生的阅读渠道，帮助学生丰富阅读经验呢？

（1）基于教材发掘阅读素材

基于教材的阅读素材发掘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以话题内容为线。以牛津教材Module 5 Unit 3为例，该单元的Reading和Project部分讲述的是克隆和转基因食品的话题，教师可以在课文阅读教学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更多关于这两个话题的文本，或者鼓励学生借助网络搜集相关材料进行阅读交流和讨论，达到阅读分享的效果。二是以文本体裁为线。牛津教材根据各单元不同的文本体裁附加有阅读策略的指导。例如，Module8 Unit1的Reading部分选自狄更斯的Great Expectations，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该小说的其他章节，或其他小说让学生阅读，相机渗透并帮助学生掌握小说阅读的基本技能。

（2）重视非连续文本的阅读

“非连续文本”包括新闻报道、说明书、统计图表、地图、信件等日常生活经常遇到的各种材料，要求学生根据材料提供的线索和情境进行说明、解释和讨论等。在PISA 2009测试中，非连续文本的考查占了40%，要求学生检索信息、反思和评价文本及应用文本信息解决问题。“非连续文本”测试材料具有很强的现实生活模拟性，在测量学生的文本信息处理能力和将阅读技能迁移到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在PISA 2009阅读测试中，上海学生的成绩在参加测试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但在“非连续文本”测试上达到5级和6级的学生比例却远远低于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生，这反映出他们在“非连续文本”阅读上相对薄弱。

反观目前的英语阅读教学，“非连续文本”阅读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该类文本的阅读技巧的指导也是差强人意。因此，教师要加大“非连续文本”阅读的比重，努力拓宽阅读渠道：一方面基于教材的阅读文本增补与之相关的材料，引导学生掌握该类文本的阅读技能；另一方面，教师应活用生活资源，如英文的药品说明、安装说明、游览图等，指导学生发现信息、整合信息、解决实际问题。

（3）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PISA 2009测试中多篇阅读材料的考查涉及到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如Macondo（unit1）和Democracy in Athens（Unit 7）；《课标》也明确把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作为英语教学的基本目标之一。事实上，除了词汇、句子和语法结构等语言知识以外，许多非语言知识，特别是文化背景知识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有着很大的影响。脱离了文化，语言就缺少了载体，学生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就会大打折扣，反思和评价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关注与文本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依托文本进行深度挖掘，以相关话题和语料作为载体进行不同程度的文化背景知识渗透。二是借助报刊、网络、原版读物等进一步拓宽学生获取文化背景知识的渠道，引导学生学习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并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三是努力创设语境，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通过生生、师生的交流进一步加深对英语文化内涵的理解和体验，并内化为一种文化素养。

3.教师应重视学生评判性阅读能力的培养

PISA 2009阅读测试的10篇文章中，有9篇要求学生进行“反思和评价（Reflect and Evaluate）”，既有对文本内容的反思，也有对文本形式的评价，这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提出了较高认知层次的要求。

例如：（1）Thinking about the main ideas presented by the five students，which student do you agree with most strongly？Using your own words，explain your choice by referring to your own opinion and the main ideas presented by the student.（Unit 3）

（2）“Destination Buenos Aires”was written in 1931.Do you think that nowadays Rivières concerns would be similar？Give a reason for your answer.（Unit8）

目前的高中英语阅读测试考查的重心是学生基于文本的基本阅读能力，如获取文本信息、作出简单推断、领会写作意图、识别篇章结构等，对学生引用文本进行反思和评价的能力则少有考查。从命题方式来看，高中英语阅读测试主要以Multiple Choice的形式呈现，而PISA测试中除Multiple Choice外，还有Complex Multiple Choice、Closed Constructed Response、Short Response、Open Construct

ed Response，这些命题方式无疑从更广的维度上考查学生的文本处理能力和认知水平，尤其是后三种方式更注重考查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语言输出能力，值得广大英语老师借鉴。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指出：学生在思维的逻辑性、批判性、创新性等方面表现出的特征和特点，是英语学科素养的重要表征。因此，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阅读文本，创造真实、生动的情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多层次、多角度地设计教学活动，指导学生运用预测、分析、质疑、推断、总结、评判等评判性阅读策略，对文本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解读，从而逐步提升自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4.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既有经验

除阅读试题外，PISA阅读素养测评还包含了问卷部分，以了解教师鼓励学生参与阅读活动并运用阅读策略的情况。表1是2009年关于“Students view of how well teachers motivate them to read”的调查结果。

从表中反映的结果来看，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文本和鼓励学生发表观点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对如何将阅读建立在学生的既有经验上和如何将阅读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还做得不够。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学生既是“解读者”，也是“经验者”，他们会将自身的体验带入阅读过程，用已有的生活经验与文本进行对话。但是，在实际教学中，阅读文本往往被看成是外在于学生的东西，教师鲜少关注成长在不同环境、生活体验各异的学生在阅读时的不同体悟。这种缺失会打击学生参与阅读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阅读与自身发展的有意识对接也无从谈起。因此，在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既有经验，设计符合学生认知的教学活动，鼓励学生亲历解读，升华感悟，使阅读过程成为个体充实、饱满的生活经验过程，从而真正实现自主发展。

PISA阅读素养测评提出的能力要求代表着未来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向，它无疑会对目前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产生良好的反拨作用。在实际教学中，如何借鉴PISA阅读测评框架，确立学生发展本位的教学目标，基于学生的既有经验进行阅读活动设计，构建学生多元化的阅读经验，开展评判性阅读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素养，是每一个英语教学者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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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框架》启示 第6篇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于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FASB和I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研究的新发展趋势背景下阐述了FASB和I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计划安排和主要内容,分析了概念框架联合项目启动原因,对其阶段性成果进行评价,并归纳了对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和发展的启示。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财务会计最为基本的概念,一般包括财务报表(告)的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素的定义与特征、确认与计量、会计信息列报等,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相互联系与制约的框架体系,其主要作用是规范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以及规范具体会计准则没有规范的交易或者事项的会计处理。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原IASC,现IASB)的概念框架(或称概念公告)的发布距今已颇有时日。近几年来FASB和IASB开始进行合作项目,对基本会计概念进行清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联合项目就是对概念框架的重新审视,目标是建立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而概念框架对于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此,FASB和IASB的这个概念框架联合项目对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也将有深远的意义。

◎FASB和I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计划安排

2004年10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召开的联合会议上,双方决定将改进并建立共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项目列入联合项目的工作日程,并达成以下意向性协议:第一,趋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初始阶段只针对企业主体(business entities),嗣后在考虑扩展到其他非营利(not-for-profit)主体;第二,项目分阶段完成;第三,趋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必须以单一文件(single document)的形式出现。

2005年2月,联合工作组公布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制定的项目计划,该项目分为8个阶段,其时间及内容安排如下:

前面七个阶段都需要经过计划、研究与委员会的初始讨论,并形成初始文件,随后,委员会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评论以及对一些暂时性的决定进一步讨论。而第八阶段将解决余下的问题,将形成整个趋同后的框架的征求意见稿,或者同时在对第六、七阶段征求意见,最终完成整个概念框架。

◎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联合项目动因

FASB和IASB已经决定共同建立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取代FASB和IASB现有的概念框架,并以联合项目的形式在进行研究。所采取的方式是确立基本问题和重点问题,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概念框架联合项目的启动有一定的成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环境的变化。美国FASB从1978年颁布第1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以来,直至2000年颁布的第7份公告,前后共颁布了7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除了第1份和第7份之外,其他几份均为20世纪80年代颁布的,距今已有20年。IASB的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是在1989年7月公布《编制和列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距今也有16年之久。而近20年来,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会计。

第二,FASB和IASB现行概念框架之间的差异。虽然FASB和IASB的现行概念框架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概念框架联合项目首先就是要对这些差异之处进行分析研究,以求达到一致。例如,关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两个框架都定义了类似的主要质量特征,但安排的顺序有些不同。IASB的框架将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同等地列为主要的质量特征,而FASB的第2辑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则是将这些质量特征列了不同的层次,将可理解性作为针对使用者的质量特征,将相关性和可靠性作为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而可比性被列为次要质量特征。

第三,IASB的成功改组与影响。FASB对IASB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IAS)一直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甚至打压的态度。在2002年又主动与IASB进行准则趋同合作,其关键的在于:

(1) IASB影响越来越大;(2)美国主导了IASC改组后成立的IASB。改组前IASC由英国驻岛构成,FASB对其不屑一顾。但在IASC成功完成“可比性项目”、“核心准则计划”开始赢得国际声誉之后,美国一改以前消极、观望的策略,全方位、积极介入到IASC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之中,并借IASC改组之际,主导了新生的IASB来扩大美国会计准则的影响;(3) IASB在全球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同时,遭到“安然”、“世通”等财务丑闻严重打击的FASB开始进行反思。

◎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联合项目阶段性成果及评价

(一)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联合项目阶段性成果

1. 有关目标的暂时性结论。

与现有框架一致,委员会认为趋同后的框架仍应集中于外部使用者共同信息要求的通用的财务报告。对外通用的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对现有及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使用者进行投资、信贷及类似资源分配决策有用的信息。而为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应能帮助现有及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使用者评估未来现金流入量与流出量的金额、时间及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评价该主体产生净现金流入量的能力,财务报告应能提供关于该主体的经济资源(资产)与对那些资源的要求权(负债与权益)的信息。同样,管理者受托责任的信息对于财务报告使用者进行资源分配决策也是非常有用的。现有初始讨论稿认为,受托责任不应该成为财务报告的单独目标,资源分配决策有用性目标本身就包括利于评价管理者受托责任的信息。

2. 有关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方面的暂时性结论。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显著变化是,由原先的两个首要质量特征“相关性”与“可靠性”改为“相关性”(Relevance)与“如实反映”(Faithful Representation)。相关性应包括三个子质量:(1)预测价值(Predictive Value);(2)确认价值(Confirmatory Value);(3)及时性(Timeliness)。双方认为,这一特征完全符合对计量者和编报者按照他们报告现实世界中企业经济现象的实际需要。当计量和记录可验证且计量和记录过程是以中立方式进行时,就是如实反映,即财务报告中的会计计量和记录与意欲表达的经济现象和谐一致。如实反映具体包括(1)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2)中立性(Neutrality);(3)完整性(Completeness)。趋同后的框架将用“如实反映”来取代“可靠性”一词,这也是对现行FASB框架和IASB框架重大改进之处。

财务报告的质量特征还包括可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与可比性(Comparability)(包括一致性Consistency)。可理解性质量特征表明,通用目的财务报告所含的信息,对于那些拥有合理的商业和经济活动知识及会计知识,且乐意通过合理的努力研究信息的财务报表使用者而言是可理解的。而可比性(包括一致性)增强了财务报告信息对于投资、信贷及类似资源分配决策的有用性。可比性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识别经济现象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而一致性主要指同一主体在不同期间以及不同主体在同一期间运用相同的会计政策与程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有关财务报告的约束条件方面,初始讨论稿考虑了重要性(Materiality)与成本效益原则(Benefits and Cost)两个方面。若一项信息的遗漏或误述将影响用户的资源分配决策,则该信息是重要的,财务报告应包括所有重要的信息。财务报告信息的效益应该超过信息提供与使用的成本。

(二)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联合项目的评价

1. 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趋同项目对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有重要意义

2002年10月,IASB和FASB正式同意共同致力于会计准则的趋同,然而FASB和IASB会计准则的趋同研究却是建立在两者各自的概念框架基础上的。概念框架是会计准则制定的基础和指南,两套不同的概念框架自然导致两套不同的会计准则,这也就是FASB和IASB准则趋同研究遇到很多困难的根源。所以,只有概念框架趋同了,两大准则制定机构的会计准则才有共同的基础和指南,才能真正系统、持久地趋同。

2. 对概念框架趋同内容评价

(1)财务报告目标的内涵还需考虑斟酌。

FASB和I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将“受托责任观”归属在“决策有用观”中。但是受托责任包括广义受托责任和狭义受托责任。

一般而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提出的受托责任,是指狭义的受托责任。由于各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不一,形成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存的局面。评价受托责任要求的信息联合框架认为,基本包括在决策有用观下进行资源配置要求信息的范围之内。在联合框架的讨论过程中,有两位IASB的成员不同意将受托责任隶属于决策有用观。他们认为,决策有用观注重于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量、时间安排和不确定性的信息。虽然预测未来现金流量与评价受托责任也是相关的,但评价受托责任要求更多地注重利益相关者的交易信息,更多地注重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及其结果能否导致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不仅仅是未来的交易和事项带来的现金流量。因此,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都应该得到一定的重视,作为两个要求的目标。

(2)质量特征中,将“可靠性”改为“忠实表达”无济于事。FASB和IASB关于质量特征主体形成的结论最多,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共同框架将用“忠实表达”替代FASB和IASB现行框架中被广泛误解的“可靠性”。笔者认为这并不可行。“可靠性”是相对于具体的决策需求种类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不同的时点而言的。相关性和可靠性都是“决策有用”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是“可靠”不是绝对的概念,反映未来资产价值的恰当预测数,相对于特定的具体决策而言,也可以是可靠的。

◎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联合项目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概念框架的趋同动态仅是FASB与IASB达成的第一阶段的初始讨论稿,要完成第一阶段的正稿还尚需时日。我们应当密切关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趋同的国际进展,因为截止到目前的进展还不可能改变IASB现行的Framework和FASB现行的SFACs,通过对FASB与I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构建是一个长期、不断发展的过程,美国FASB制定的SFACs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制定的Framework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作为我国现阶段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已有一定的改进,我们应在努力贯彻执行财政部新出台的会计准则。同时,我们还应考虑今后是否再不断补充新的内容,以使之不断的完善。

2.FASB和IASB的概念框架趋同项目本质上是未来世界会计标准制定权的争夺战。IASB名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但实质上是由英、美两国主导的发达国家间的“国际”组织,代表的是英、美两国的利益,其代表性、科学性、公正性值得怀疑。因此,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和高度关注概念框架趋同项目,并设法积极参与到概念框架趋同项目中去,确保概念框架这个准则制定的源头不致有理论上的误差。概念框架趋同项目是一个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考虑我国的国情,绝不能为趋同而趋同,不能迁就优先考虑某些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或先行者的利益。

《框架》启示 第7篇

数字时代,电视观众的收视习惯已经发生重大改变,那种坐在电视机前手拿遥控器的场景已经不再,代之而起的是观众与电视收看行为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促使电视互动功能的增加和网络电视收视习惯的形成。电视收视行为的改变,正是数字技术在电视领域应用的结果,以及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对这种需求的强大驱动。国内有调查表明,每晚六点到十一点,曾经的电视黄金时段,如今也变成了视频网站的黄金时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不是打开电视机,而是直接上网看电视。一份来自央视索福瑞CSM媒介研究对中国46个城市收视率的统计报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目前视频网站和电视台的收视数据比较还处于研究阶段,但视频网站的播放量表现已经引起不小的震动。

数字时代,受众期待框架下如何重塑电视的传播业态?虽然,其中的原因极为复杂,但首先需要清楚的是传统电视到底劣势何在,数字技术的优势又是什么?西方学者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理论导引与探索路径。因此,为了满足受众的期待心理需要,就必须为电视赋予新的特点,以适应受众不断改变的口味偏好。学者菲迈克拉指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电视重塑受众期待提供了可能,电视媒体的努力方向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满足电视受众娱乐的控制欲,二是增加电视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三是让电视信息服务于社交需要,四是用事实告知观众社会真相。

电视受众信息的控制欲

在传统的媒介系统里,不管是报纸、电视还是广播,其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媒介组织的手里,而信息接收者完全是被动地受制于媒介,这种传播方式是一种完全的“单向度”传播。然而,媒介历来被神圣化为民主社会的象征,因而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承认传播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以保证公民享有表达自由和媒介接近权。在数字时代,传统媒体的信息控制模式正在被解构,信息接收者的信息控制欲被激发,他们不但要求分享信息的控制权,甚至要求分享信息的生产全和分配权。电视作为最强大的传统媒介,控制模式的改变表现得更为生死攸关。

上文已及,黄金时段中国电视观众的收视习惯已经发生改变。那么,黄金时段西方电视观众的收视习惯是否也发生了改变?答案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中西观众在具体的诉求上存在差异。据西方电视调查机构的研究结果显示,观众越来越希望电视成为服务媒体,不断细分电视频道,提供多媒体和搜索功能,以此满足观众消费参与的需求。调查显示,现在的观众对参与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期待电视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伴侣。美国一份调查表明,拥有两台及以上电视机的家庭占到87%,78%的家庭有与孩子一起看电视的习惯,子女房间配有电视机的家庭比例达到60%,他们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多数家庭一日三餐都有电视相伴。

然而,传统电视无法完全满足如今观众的需求,而更多收视诉求都因为有了互联网而成为可能,数字电视、网络视频大有代替电视的气势,有学者惊呼“电视即将消失”。网络时代,电视用户要求感受收视体验,满足对信息和娱乐的参与感。事实上,只有满足主动的参与感,受众的参与感才能被激发,这一点已经在如今的数字电视上得以初步体现,比如参与投票或与嘉宾互动等,观众因为有这样的期待而选择观看电视。更为直接的变化是,网络电视已经有取代传统电视的趋势,黄金时段的电视观众开始青睐网络直播,而且网络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工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控制权握在自己手里,真正实现了随心所欲、随时随地的收视理想。从更深层次上看,观众的参与感与控制欲,归根结底是要对传统电视传播机制进行反叛或否定,实质上是争取信息的控制权,这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的需要,更是民主社会公民意识在媒介领域的自觉表达。

电视受众娱乐的互动欲

在传播控制权重构的过程中,电视节目形态的重塑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已经由实践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有学者把这一理论称为“电视形态转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电视节目的生产方式要转向提供大量的节目素材,受众借助数字技术手段选择和设计自己喜欢的节目。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形态转型也不局限于电视媒体本身,而是扩展到所有类似于电视屏幕的传播媒介。这些媒介都是以计算机语言为手段,以复杂软件系统为支撑,以互动反馈和合作生产为基础,这是未来电视(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的演化方向。

整体而论,电视是一个娱乐媒体。但在数字时代,受众不再满足于“被娱乐”,而是要求参与其中的“主动娱乐”。因而,参与和互动造就了数字娱乐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电视单向度传播的劣势,使传播结构得以最彻底的优化。对于传统电视媒体,其传播模式之基是满足观众单向收看的原子结构,这就是费斯克所主张的“日常生活取向”的节目形态。而在网络时代,动态原子结构变成多维度结构,可以满足受众操纵、追踪、创造和制作节目内容的互动欲。所以,就全球趋势来看,传统电视观众越来越少,缺乏互动是一个致命的原因。因此,互动模式将成为电视媒体的根本发展方向(图为互动电视模式示意图)。

数字电视越来越受追捧,数字娱乐成为电视受众的新需求。互动网络电视的出现恰逢其时,由此而生产的节目内容几何增长,节目的观看选择完全由自己决定。同时,数字时代的互动不仅仅是微观上的,更表现为宏观上的,即传统电视与网络之间这一层面上的互动。网络发展的初级阶段,网络作为传统媒体的补充而存在,电视节目往往成为网络视频的主要资源,网络视频甚至被电视媒介不屑一顾。然而,网络媒体迅速主流化的当下,几乎可以与电视比肩而居,但正如网络电视无法代替传统电视一样,网络也不可能把电视收入囊肿,因为网络视频往往在获得电视媒介的介入和播出之后,才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正是媒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近期发生的媒介事件主角如“导游”、“凤姐”和“宝马女”等,都是网络视频与电视媒介互动制造的轰动事件。同时,商业网站的“视频新闻” “电视直播”、“高清电视”等频道不但扩展了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也抬升了自身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双方在合作互动中彼此实现共赢。

电视受众的社会交往欲

电视作为娱乐媒体,在带给受众娱乐享受和无度狂欢之后,往往把孤独与寂寞留给孤寂的心灵。即使在互动电视诞生以后,那些在线受众极尽娱乐的背后依然是落寞与焦虑,娱乐式的社会交往遮蔽了真实社交的价值,那些长期沉迷于虚拟社交中的人们更愿意享受实际交往所带来的满足感,远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们通过互联网的即时交往媒介,实现了 “天涯共此时”的真实感。尤其是远程视频媒介的开发,不仅把地理距离变成 “天涯咫尺”,更是把彼此的心理距离变成了“手拉手、心连心”,这对数字互动电视的开发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因而,“社交电视”的概念浮出水面。国内有学者提出“用社交电视重塑电视形象”。正如这位学者所指出:在当前的大环境下,随着人们的消费支出减少,人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中度过,留在自己的卧室中度过。电视仍然是人们娱乐生活的中心,其地位不但没有发生动摇,而且在进一步强化。当社交网络与电视融合之时,电视的强势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一个是传统强者,一个是明日新星。电视与社交网络,强强联手,新旧结合,必将产生出耀眼的火花,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但使人们的社交网络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界更为宽阔,也为电视赋予了新的含义,使其获得了再次腾飞的翅膀。随着社交网络融入电视,传统电视时代即将过去,全新的电视时代即将来临,电视、视频和游戏的界限会日益缩小,最终消失。

严格而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视媒介,它所提供的交往还属于模拟交往的范畴,但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转型期,受众通过模拟交往很难观察到“镜中我”的真实形象。于是,他们必须借助更加广泛的交往手段和社交媒介获得共识,从而把握最基本的社会规范,为自我决策提供主要的行动资源。除社交电视之外,互联网是一个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另一种大众媒介。基于此,传统电视受众更多的转向网络,因为电视提供的是一种虚拟的社会交往,这样的社交不能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很多人在电视的歌舞升平和娱乐狂欢之后,往往表现得更加孤独。而网络社交则可以打破这种孤独,比如发送电子邮件和网上即时通讯等,在网络用户中占绝对优势。因此,网上主要活动往往与交往和社会化紧密相关。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孤独感,就可以通过网络媒介交往得以缓解甚至消除。然而,网络社交只能暂时缓解孤独,因此在“即刻的满足”与“真实的交往”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正如学者总结的那样:即时交往和网上聊天并不必然产生实际交往,但的确可以“激活”孤独的时光。

电视受众的真相知情欲

与传统电视媒体比较,网络可以充分满足受众的真相知情欲。网络的自由性和即时性,给用户以自由和真实感,他们认为在这里可以最大限度地获知事实真相。作为一个暖昧而模糊的概念,真相的确已成为后现代生活的一种心理期待状态。后现代性,作为一种理论,把我们生活的世界描绘成这样一个地方: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给“真相”这一复杂的概念以充分的解释。正如麦克劳林对后现代理论的相对性所洞察的那样,相对性可以简单地被视为知识、真理、价值与各种因素密切相关,如时间、地点、社会、文化、历史、道德,以及实践策略、概念框架、个人背景、环境和立场等。因此,相对性认为永远不存在经世致用的理论,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在心理学上,依靠网络探寻“真相”的期待,被称为幻觉,而幻觉恰恰是对拟态现实的一种折射。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不随人愿之时,他们往往寻求网络寄托或建构心目中的理想,其积极意义在于为社会决策者提供参考。而且这种幻觉是传统电视所无法提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电视的命运不是因为网络而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它自身存在致命的问题,电视上滚动播出的新闻不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也没有告知观众事实的真相,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利益集团和广告客户。事实上,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人们,对现代社会中的制度性组织渐渐失去信任,逐步把自己的信任转移到网络空间,因为在一个没有实质性守门人的媒介环境里,似乎有真相生存的广阔土壤,很多人因此舍弃传统媒体而把信任交给网络媒体。

《框架》启示 第8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会计领域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大力加强管理会计工作。通过强化管理会计应用,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管理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创造力,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2014年,财政部制定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4〕27号),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和完善现行会计人才评价体系,明确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是以提高单位持续价值创造力为导向,以提升管理会计实务能力为重点,推动研究发布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

2012年,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联合成立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认证一个新的全球性会计专业资格证书———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 (Chartered Global Management Accountant, 简称CGMA)。2014年,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发布了《全球管理会计原则》(Glob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Principles,简称GMAP) 和 《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CGMA Competency Framework,简称职业能力框架)。GMAP是第一套用于指导管理会计实践的全球管理会计原则通用报告, 旨在帮助各类组织提高决策能力,实质上相当于管理会计概念框架。职业能力框架旨在帮助管理会计人员认识到在当前和未来承担职责时所需必备的知识和必会的技能。 GMAP认为成功的组织都具有高效的管理会计职能,而管理会计职能要做到高效,那么,承担管理会计职能的人必须是胜任的。而管理会计人员是否胜任要由职业能力框架来规范。因此,职业能力框架对管理会计原则而言,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GMAP的主要内容有七个部分:引言、全球管理会计原则、如何应用全球管理会计原则、在业绩管理中的应用、在实践中的应用、最新修订及相关事项、术语汇编,它们对应的具体内容为:管理会计的目标、管理会计的定义、管理会计的四项原则、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管理会计的应用指引等。而有关《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方面的研究和解读尚不多见,本文主要对《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中的“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图”与 “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进阶图”进行详细解析,并对我国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研究提出相应的借鉴。

二、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

《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 通过三个阶段的工作构建了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图,如图1所示,该框架包括:专业技能,商业技能,影响,领导力和伦理、操守与职业化。

(一)专业技能专业技能是指管理会计师运用专业技能对数据或资料进行收集、存储、处理和分析,为组织提供信息,主要包括财务会计和报告、成本会计和管理、商业计划、管理报告和分析、公司金融和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会计信息系统、税法遵循和筹划。其中,财务会计和报告技能具体包括财务会计准则、记录、报告;成本会计和管理技能具体包括成本会计、成本管理;商业计划技能具体包括计划、预测和预算,资本支出和投资评估;管理报告和分析技能具体包括财务分析、管理报告、业绩管理、 定量分析、标杆管理;公司金融和财务管理技能具体包括现金管理、兼并与收购、财务政策与财务风险管理、企业估值、筹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技能具体包括风险管理策略与程序、风险识别与评价、风险应对与报告、内部控制、 内部审计;会计信息系统技能具体包括信息系统环境、会计系统应用、技术发展与应用;税法遵循和筹划技能具体包括税法、编制与审核税收返还、税务会计、税务审计、税收筹划。从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图看,专业技能是第一个技能。

(二)商业技能商业技能是指管理会计师运用专业知识将信息转化为商业机会,主要包括战略、市场与监管环境、过程管理、商业定位、任务管理、宏观分析。

(三)影响影响是指管理会计师通过沟通去影响决策者和所有者们的决策、行动和行为,主要包括影响力、协商与决策、沟通、协作与建立伙伴关系。

(四)领导力领导力是指管理会计师在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主要包括团队建设、指导与监督、业绩驱动、鼓舞与激励、改变。

(五)伦理、操守与职业化伦理、操守与职业化要求管理会计师将道德观应用于商业行为中。商业伦理对个人的行为和组织整体的行为都会产生影响,管理会计师要实现帮助组织提高决策力的目标,在组织行为中必须遵守商业伦理。管理会计师应该追求终身学习和职业持续发展, 必须是客观的、遵守伦理道德和关心公众利益。从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图看,伦理、操守与职业化是该框架图中的基础因素,为上述四项技能提供支撑。

三、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阶段

《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中,还构建了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阶段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该阶段图分三个部分,最左一列是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的知识领域,涵盖四个:专业技能、商业技能、影响和领导力;中间一列是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的资格领域,对应着左边的四个领域,每个领域又包括一系列的资格要求,具体要求如上文能力框架所述;最右边一列是按熟练水平定义的四个阶段:基础水平、中级水平、高级水平和专家水平,每个阶段对涵盖的四个知识领域要求的权重各不相同。其中,基础水平指入职员工层次的,要求能够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中级水平指经理层次的,只需为同事工作负一定责任。高级水平指高级经理层次的,需要为同事工作负正式责任。专家水平指决策层次的,需要为自己高层决策承担正式责任。

从图2可以看出,基础水平阶段要求专业技能占64%, 商业技能占16%,影响占14%,领导力占6%,基础水平对专业技能要求最高,商业技能次之,影响再次之,领导力要求最少;中级水平阶段要求专业技能占39%,商业技能占24%,影响占21%,领导力占16%,中级水平对专业技能、商业技能、影响、领导力要求依次递减,但相对基础水平,对后三者明显提高;高级水平层级要求专业技能占24%,商业技能占25%,影响占25%,领导力占26%,高级水平对四个技能要求相对均衡,相对基础和中级水平,要求的趋势变为前低后高;专家水平层级要求专业技能占13%,商业技能占25%,影响占23%,领导力占39%,专家水平对领导力要求最高,商业技能次之,影响再次之,专业技能要求最少。总之, 随着阶段的提高,对管理会计师领导力、商业技能和影响的要求会明显提高,而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会相对降低。

四、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特点

通过对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和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阶段的解析,可以得出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的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明确了职业能力框架的重要地位及作用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网站上发布的资源中,被点击阅读最多的前两位是《全球管理会计原则》和《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全球管理会计原则》开篇指出,管理会计职业人员在帮助组织规划、执行和修订战略时所需具备的核心能力与如何运用管理会计四项原则于管理会计职能的14项主要活动中同等重要。可见,职业能力框架为管理会计原则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创立了“四项核心要素”的职业能力框架结构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框架创立了四项核心要素:专业技能、商业技能、影响和领导力,并对每个要素给出了具体的资格要求。这四项核心要素是职业能力框架的主体内容,为《全球管理会计原则》中提出的管理会计目标(旨在帮助组织更好地进行决策,对其所面临的风险作出适当的反应,并对其所创造的价值进行保值)的实现提供支撑,与管理会计四项原则(影响力原则、相关性原则、价值量原则、信任度原则)紧密联系。

(三)提出了“四个阶段”的职业能力要求按照熟练水平,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职业能力发展分四个阶段:基础水平、中级水平、高级水平和专家水平。每个阶段对“四项核心要素”分别有不同阶段的要求,基础水平阶段对专业技能要求最高,专家水平阶段对领导力要求最高。“四个阶段”为管理会计师职业发展提供了一整套技能指引。

五、结论

《框架》启示 第9篇

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首次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一整体框架》,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提供了践行标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20多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市场、运营环境、商业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企业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也多维地参与到企业经营活动中来,对经营过程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内部控制制度问责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利益相关者也更加强调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对业务决策的支持和公司治理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鉴于此,COSO委员会于2010年开始了对《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以下称为旧框架)的更新工作,并聘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项目支持方,着手新框架的制定工作。在项目启动伊始,委员会对全球超过700位使用旧框架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使用者对这一更新项目持肯定态度。2011年12月,委员会发布了修订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征求意见稿。2013年5月14日,美国COSO委员会正式发布《内部控制整体框架(2013版)》(以下称为新框架)及其配套指南。

新框架旨在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内部控制细节、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同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方面也有较大增进。新旧框架的过渡期截止至2014年底,企业需要在这19个月之中,完成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更新、转换。相较于大企业来说,中小型企业受资源限制,内部控制整改工作更为艰难,压力也更大。

二、《内部控制整体框架(2013版)》的新变化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2013版)》与旧框架相比,在基本概念、核心内容、有效性评价标准以及结构框架方面均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对内部控制定义、内部控制五要素、内部控制有效性等内容加以完善和提升(如表1所示)。

新框架加强和明晰了内部控制条款的设置,增进了适用性与应用性。新框架的一项重要变化是加强了原有框架中的基本概念的实质内涵。在新框架中,这些概念成为了框架的原则,与内部控制的五个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帮助使用者更加明晰内部控制的设计与实施,满足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要求。新框架还扩大了财务报告的目标类别的方式,包括增加其他重要形式的报告,如非财务的内部报告。新框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框架根据原有的内部控制基本概念和五大要素,细化并延伸出17项新原则。新框架在继承旧框架对内部控制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提供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原则、要素和工具,具体的变化体现在突出了原则导向,即在原有五个组成部分基础上提出了17个新的基本原则,为企业提供了更为明晰的内部控制目标以及内部控制评价的方法(如表2所示)。

(2)扩大了报告目标的范畴。在旧框架中,报告目标仅指可靠的、公开的财务报表,其中包括中期和简略财务报表,以及从这些财务报表中摘出的数据(如利润分配数据)。新框架则明确指出,这一目标还应包括其他重要形式的报告,如:市场调查报告、内部评价报告等等非财务报告,此外,新框架对于报告的要求也增加了及时性、透明性等等,比之原来仅有的可靠性要求更为严格一些。

(3)新框架在内部控制要求方面显得更为灵活。比如新框架指出: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不仅仅是要求严格遵守政策和流程,更多的是要求管理层和董事会有自己的判断,根据自身企业的状况来自行部署适合本企业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其次,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某些方面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企业可以灵活处理,比如说一个小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即使缺少一定的规范和结构也可以称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再次,新框架中提到,因企业规模、行业等的不同,企业可以有不同的内部控制建设模式,应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选择相应的方式,而非千篇一律的模式。从图1中可以更为直观地认知新框架的灵活性。

(4)在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方面,旧框架主要是从三大目标的实现以及五大要素是否存在并有效运行上来判定的,尽管所有五项标准都必须满足,但并不意味着在不同企业,各项要素的功能必须完全一致或在同一水平上,在要素间是存在着某种平衡的。但在新框架中,更加注重五大要素联合所发挥的整体效应,在评估有效性中更是加上了17项原则是否存在并发挥作用,以及五大要素是否能结合成一个整体等标准,出现上述任一漏洞都不能认定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5)相关角色以及其职责范围有所扩大。在新框架中,相关角色的范围有所扩大,增加了对内部审计人员和独立审计师的要求,并且在原有的董事会以及高层管理者方面,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要求,加大了其自主性。

三、《内部控制整体框架(2013版)》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我国的内部控制框架是在合理借鉴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2版)》的基础上架构起来的,在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上依然以原则规范为基础,强调内部控制的范式。在实际操作层面一些企业的内部控制没有强调人的作用,使得内部控制往往落得一纸空文,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同时,在制度设定方面由于没有全方面考虑企业的规模以及自身的模式,使得一些企业的内部控制不适应企业自身的情况,或者需要过量的成本以支持内部控制的进行。新框架强调企业建立适合自身情况的内部控制系统,通过设立评价机制对于企业内部控制予以评价,并且决策层管理层可以根据评价结果寻求提高内部控制效率的途径。此外,强调人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使得内部控制能够具体的实施以帮助企业更有效率的经营管理。

随着《内部控制整体框架(2013版)》的正式发布,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尽快熟悉新框架,在这19个月的过渡期内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改良。需要注意的是,新框架是由50%的北美内部控制从业者和50%的北美以外的内部控制从业者共同参与制定的,那么该框架必定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我国企业应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认真思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框架》启示 第10篇

摘 要：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农业大国在农业补贴政策上有很大差异。本文通过对中美农业补贴政策进行比较，探讨利用WTO农业规则下的农业补贴政策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WTO；农业补贴；财政支出；直接补贴；法制体系

作者简介：许火亘（1981-），女，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跨国公司、农产品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0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8.6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8-165-03

加入WTO后，为适应农业的发展，各国的农业补贴政策都进行了适度的调整和改善。对于世界最大农产品贸易国的美国和世界农业大国的中国来说，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两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不容忽视。研究WTO框架下中美农业补贴政策，有助于发现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在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中得到启示。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WTO框架下农业补贴政策的概况

在WTO《农业协定》的规定中，农业补贴实际上体现在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两方面的规定中。出口补贴是指国家视出口实绩而给予农产品出口商的补贴，政府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出口或处理库存，通过政府行为融资对农产品出口的其他支付等。出口补贴往往严重扭曲国际农产品贸易，这些都属于减让承诺的范围。国内支持是指各成员方对给予国内产品生产者的各种支持，要求各国作削减和约束承诺的措施。WTO规则下，各国农业补贴措施主要有：农产品价格补贴、农产品进出口补贴、农业投入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政府在农业资源环境、农业科技教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保险、市场信息等方面的补贴支持。1995年WTO农业协议生效后，价格支持、出口支持及进口关税等政策越来越受到WTO农业规则的限制[1]。

目前发达国家也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调整，实行限制性价格政策，有针对性地实行直接补贴，提高农业方面的税收与贷款利率。各国农业补贴总量日趋上升，补贴方向也出现多元化，转向农产品与农业生产要素并举，补贴领域转向生态支持，补贴方式转向财政与金融并举。中国加入WTO后，农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依据世贸组织对于农业补贴的规定，对农业和农业生产者予以投资和支持。在WTO框架下，各国都在总结与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已经进入国际化的竞争。

二、WTO框架下中美农业补贴政策的比较

（一）中美两国农业补贴规模

美国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农业的投资不断扩大，体系日渐完善，已经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建立了严密的收入安全网，以确保美国农民的收入不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美国的农业人口约650 万，由于农业人口少，使美国的农业补贴人均实际拥有量和农业的发展长期保持高水平。尽管我国政府对农业的规模近几年不断增大，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差距巨大。由于人口基数大，农业生产主要是以个体形式经营，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得到的补贴额非常低农业发展相对落后。从中美农业财政支出的比较可知，2005年美国农业财政支出为820亿美元，中国只有350.04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农业财政支出为9856.67亿美元，中国为7161.4亿美元，仍存在一定差距。

据经合组织估计，平均每100美元的农业产值中，有20至30美元来自政府补贴。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平均每个农场补贴1万美元以上。与美国相比，我国对农业的补贴金额少之又少，但对农业的索取金额却相当惊人。对农业发展空间的长期挤压已使得我国农业不堪重负。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总量偏低，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由于我国的农业补贴通过流通环节间接使农民受益，资金流失比例高，人均实际得到的补贴数额可能比上述数据还要低。2001年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只有27.55美元，美国的已经高达3178.99美元。

（二）中美两国农业补贴的类型

美国新农业法把需要给予农业补贴的项目归为10大类，这10大类中的大部分都是“绿箱”补贴。以美国的“绿箱”补贴政策为例，近年来美国的“绿箱”支持增幅都在112％以上，而且数额还在逐年增加。除生态保护、营养计划、农村发展、森林、能源等项目，对农业生产者的信贷作为结构调整补贴也列入“绿箱”政策。而中国的农业补贴主要涉及3大类项目：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粮棉流通补贴和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补贴。在这些补贴中，少部分可归入“绿箱”范围，“黄箱”补贴占整个农业补贴的70%左右[2]。而我国“绿箱”补贴量不多，WTO规定的“绿箱”补贴只使用了6项。“绿箱”政策中侧重于一般政府服务与粮食安全储备，基本上没有将补贴资金应用于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导致许多农民的老年生活得不到保障。二是“黄箱”政策的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我国主要使用“黄箱”补贴，而根据WTO“黄箱”政策规定，我国今后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480亿元人民币，而现有补贴大约平均每年276亿元人民币。这些年来，我国“黄箱”政策运用不当，直接导致了了与他国产生贸易摩擦，维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黄箱”政策运用不当不利于维持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

（三）中美农业补贴的主要方式

美国对农业的支持以直接补贴为主，包括直接的收入补贴、投资补贴和生态保护补贴。直接补贴的方式可以使农业生产者直接得到给与的农业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可以使农业生产者直接得到补贴的利益，防止补贴资金的流失，政策效率高。1996年美国农业法规定，对农业的直接补贴采取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方式。采用这种办法后，生产者无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其所享受的补贴数量都不受影响，由美国“农产品信贷公司”将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民，减少了流通领域和中间环节的费用。从补贴方式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农业补贴逐步由以价格支持为主转向以收入支持为主，并计划在未来7 年给农户约356 亿美元的收入补贴[3]。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政策演变趋向由对某些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价格支持政策，逐渐转为向生产者直接支付的收入政策。

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大多在农产品流通、销售环节进行，采用间接补贴的方式，极少直接向农民自身提供补贴，补贴资金多集中在粮食价格的支持、降低种子、肥料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流通方面。通常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水平的价格从农民手中采购农产品，政府的采购价格与市场均衡价格的差额，就构成了农业补贴。在中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中，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影响较大，我国的粮食直接补贴方式主要有按农业计税面积补贴、按计税常产补贴、按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按种粮农民出售商品粮的数量补贴4种，因地区差异而各不相同。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种粮农民对粮食补贴政策都有所了解，但是不全面、不准确，对于粮食补贴方式多倾向于按粮食种植面积进行补贴，在补贴方式来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主要以间接补贴为主。

（四）中美两国农业补贴的立法制度

美国的农业支持政策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均通过立法确定并实施，补贴制度已经十分健全。美国农业补贴的农业支持政策和实现农业补贴目标的措施实施都是通过立法确定的，很少依靠行政手段。美国自1933 年《农业调整法》开始实施以来, 一共出台了数十个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律。这些法律对补贴政策目标、补贴预算安排、补贴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4]。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依据立法确定的，有法可依，很大限度的保护了本国的农业发展。

而我国则多采用行政手段，没有规范，一旦涉及其他部门协调起来困难，也使农业补贴的效率降低。从目前有关涉及农业补贴的法律、行政法规颁布时间看，多数是在1995年WTO《农业协定》生效和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前，尚未与WTO规则以及《农业协定》的要求做很好的衔接和充分的体现，我国有关农业补贴的法律规定，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才刚刚起步，重点还不够突出，结构还不尽合理，内容还不够完善，再加上地方保护等负面影响，导致补贴资金流失，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政策效率，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一些基本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尚未完全建立，在部分领域仍然存在立法的空白，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统一、有序的体系。

总之，通过以上4个方面的比较，我国在农业协议框架内，还存在农业补贴总量偏低、补贴力度不够；农业补贴重点不够明确、补贴效率低；农业补贴相关立法不够完善等问题。为大力发展我国的农业，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利用WTO认可的保护和支持措施，对农业补贴政策做相应调整[5]。

三、WTO框架下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大农业补贴的财政支持力

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逐步改变重工轻农的资源配置模式，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变工业从农业汲取为对农业反哺。农业补贴是政府对利益偏低的农业进行利益补偿，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粮食等农产品增产和农民增收。按照WTO《农业协定》，我国可利用的支农补贴可以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在加大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贴息方式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完善我国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对农机具补贴的投入力度，特别要提高价格高昂的农机具的补贴额度。加大对技术推广和培训支出的投入，资助民营企业和农民专业大户建新技术推广示范基地，设立新技术、新品种风险基金，对因技术、品种不稳定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资助农村居民教育培训，通过中心财政转移支付和省市级财政补助的方法，解决乡村教师工资问题，减免当地农民子弟的基础教育学杂费支出。

（二）构建完善的“绿箱”保护体系，调整“黄箱”政策

“绿箱”政策指的是那些由政府提供的、其费用不转嫁给消费者，并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成员方无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属于可免于削减就放行的一类补贴。WTO的《农业协议》，允许成员国运用“绿箱”补贴措施，但对“黄箱”补贴采取严格限制。我国现阶段的“黄箱”补贴总量虽然不高，但所占比例较大。因此，必须减少或逐步取消“黄箱”补贴，选择以“绿箱”补贴为主的补贴措施。调整“黄箱”补贴政策就是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倾斜。重点支持具有比较优势、市场需求量大的农产品的生产。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补贴，缓解农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我国整体竞争力。同时需要构建农业保险补贴、农业生态环境补贴和农村教育补贴制度，健全我国农业保险包括的品种，建立巨灾补偿机制[6]。

（三）我国农业补贴应以直接补贴为主，减少间接补贴

直接补贴大大减轻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担。我国一直以间接补贴为主要补贴方式，各国实践证明，直接补贴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实施粮食“直补”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不再承担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的义务，而是作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进入粮食市场，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从补贴环节看，逐步削减农业流通补贴额度，把流通领域和中间环节的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支持力度。要建立健全综合补贴与专项补贴相结合的直接补贴制度。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措施，既要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又要保护和提高农产品生产能力，而且还要促进农村和谐发展。国家要出台政策统一补贴依据，以农民出售的粮食为依据进行补贴[7]。应借鉴美国的经验，改变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方式和重点，从根本上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价格支持政策，将节省出来的宝贵财政资源，转为直接补贴等其他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

（四）制定和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法制体系

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应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用完善的法律手段对农业发展进行调控。农业补贴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也是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政策。要充分发挥好农业补贴政策效应，必须完善农业补贴的法律制度。中国农业补贴并没有从法律的角度给以明确的实施规定，更多的是依靠行政手段和有关政策的督促。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的农业补贴法制体系。根据WTO规则和《农业协定》的要求，对原有法律、行政法规中有关农业补贴的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实现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创新，力求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规范、透明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在补贴法律内容上，设定必要的“黄箱”补贴条款，将合法的特殊差别待遇和例外条款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增加对农业生产环节和对农业生产者的直接补贴的“绿箱”法律规定，增强补贴的针对性和集中性[8]。

（责任编辑：云 馨）

参考文献：

［１］方伶俐、王雅鹏.中外农业补贴政策的比较分析及启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5，（02）：8-10.

［2］张梅、刘湘奇.中美农业补贴政策的比较及启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9，（03）：46-49.

［3］蔡学玲. 美日农业补贴政策及其借鉴 [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01）：27-28.

［4］孟昌、赵旭.中美农业补贴政策的若干比较与借鉴[J].国际贸易问题，2008，（02）：34-40.

［5］胡国珠、胡彩平.美国农业补贴体系的构建与借鉴[J].特区经济，2009，（09）：88.

［6］陈亚东.国农业补贴立法与我国的对策选择[J].农村经济，2005，（07）：127-128.

［7］张梅、刘湘奇.中美农业补贴政策的比较及启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9，（03）：46-49.

《框架》启示 第11篇

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为每一个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规定了一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 即“温室气体排放权”, 并且规定了降低碳排放的三种灵活的义务履行模式, 分别是联合履行机制 (JI)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ET)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但纵观各国, 目前都不存在碳交易会计准则, 碳交易的会计处理和相关碳信息披露尚无统一的规范, 碳交易对企业战略、收益、机遇等各方面的影响投资者并不能全面及时了解,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碳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2000年伦敦关注气候变化组织自发形成了碳信息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 其主要的目的是“在气候变化所引起的股东价值和公司经营之间创造一种持久的关系”, 现在CDP已经成为碳交易信息披露和报告的主要模式, 影响面已经越来越广。2003年, CDP发布公告CDP 1, 之后在2004年至2009年间, 先后公布了CDP 2、CDP 3、CDP 4、CDP 5、CDP 6、CDP 7。CDP主要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全面了解世界各国大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行为、碳交易和碳风险等方面的信息, 以弥补碳排放权交易会计准则缺失的缺陷。CDP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的调查。

(一) 气候变化治理

气候变化治理包括减排责任和各自的贡献。气候变化关系到全球各国生存和发展, 已经不局限于环境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和发展问题, 这涉及每一位地球人的切身利益。气候变化治理强调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加入低碳经济的行列, 调查主要涉及各公司和个人如何采取有效减排活动以及其为低碳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二) 低碳战略

低碳战略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引起的商业风险、机遇、战略、减排目标和行动。气候变化的风险主要包括法规风险、由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有形风险、技术变革和消费者态度及需求的转变引起的风险及机遇。由于行业和产品的差异, 每个行业或部门或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风险可能存在不同, 但气候变化风险是大家都不能忽视的风险。气候变化带来风险的同时也给公司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投资于低碳技术或低碳型产品的企业可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或开辟新的市场。战略是公司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公司经营策略, 把发展低碳技术或低碳产品作为企业长远发展计划。减排目标和行动是企业将减排意识具体为减排行动的过程。

(三) 温室气体减排核算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包括碳核算方法的选择、碳减排会计报告的编制以及外部鉴证和审计、各年间年度碳排放量差异比较、温室气体直接减排和间接减排的具体数据等。温室企业排放核算还包括每个国家碳排放额度和具体的减排目标、国家内部分解到每个企业的具体减排数量。

(四) 温室气体减排管理

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和机遇的策略主要包括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排污权交易、排污强度、能源成本、减排规划等方面的内容, 这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碳管理系统。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主要包括减排基准年份确认、明确的减排目标, 减排目标实现所需技术、资金投入和减排成本等。排污权交易主要指公司将如何参加排污权交易减排强度, 主要强调历史排放与目前排放的差额, 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减排力度, 减排规划包括影响减排目标实现的因素, 公司减排目标的制定以及减排成本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

二、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存在的主要缺陷

从CDP的发展历程看, 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碳交易风险、机遇等多角度的信息。但是还有许多方面需要逐步完善。

(一) CDP收集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

目前CDP的信息收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邀请世界各国知名企业参加, 问卷问题涉及气候变化治理、低碳战略、温室气体减排核算和温室气体减排管理几个方面, 但是由于各公司行业不同, 所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也因此各异, 从而所提供的碳信息也有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CDP调查问卷中, CDP专门为电力公司、汽车及汽车零配件制造公司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设计了几个特定行业的补充问题。汽车公司的气候变化风险主要来自于法规风险,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主要来自于自然风险, 风险的不同必然造成碳信息可比性的缺失。

(二) 碳信息披露缺乏公认的量化标准

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复杂, 如何以碳等价物来量化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这需要一个公认的标准。目前国际上主要有技术标准、价值标准和认知三个标准, 三个标准从不同角度披露碳交易信息, 各有利弊且难以统一。碳信息无法统一量化, 影响到CDP信息的可比性。加上CDP收集的碳信息来自于各大公司的自愿披露, 没有严格的审核和鉴证, 可信性受到影响。披露的信息缺乏详细的分类, 各公司所提供的信息需要信息使用者自己加工整理, 这更增加了信息使用的难度。

(三) 碳信息披露未形成有力的激励机制

从各年CDP统计的信息来看, 钢铁、造纸、石油和天然气等高污染行业的碳排放量不仅没有因为信息披露而降低, 而呈现逐年上涨态势。碳信息披露并没有给碳减排带来动力, 相关公司并没有因此采取有力措施来应付气候变化。

(四) 碳信息供需双方未形成有效的联系

碳披露依赖于以下的因果链逻辑:碳信息披露需要在投资者的监控下, 公司传递与气候风险相关的财务影响以及公司资产价值的碳控制方面的信息;投资者要对公司施加压力促使公司披露碳排放相关信息并采取减排行动。同时, 提供碳报告的公司也要明确公司碳管理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此外, 还需要政府通过排名方式来对公司提供碳信息施加压力。而实际上, 这些利益相关方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加强互动, 相关的碳信息自然无法形成。

三、对我国的启示

排污许可证交易作为一项从国外引进的环境经济政策, 具有商品特性, 具有价值, 可以在市场上交易, 特别随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推广, 具有市场价格的排污许可证对企业的决策和经济效益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我国碳会计现阶段排污许可证交易, 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 研究多集中在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方式的探讨, 对于会计处理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涉及很少。根据CDP的统计数据, 在参与CDP项目的100家中国公司中, 2009年只有5家公司提供了具体信息, 其中两家公司采用了CDP的统计方法。统一披露标准的缺失直接导致CDP参与低的现状。因此在碳会计准则制定和公布之前, 如何加强碳信息披露尤为重要, 我国应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信息披露框架。

我国的碳信息披露体系应该由核算、管理和审计三部分组成。核算主要包括减排数据收集及减排报告编制。管理部分主要包括减排目标制定、减排方案的拟定和实施以及减排成效报告编制。审计主要是对减排报告的审核、减排数量的鉴证和碳配额的完成审计。碳减排核算是管理的基础, 审计可以提高碳减排信息的真实性, 而管理水平会直接影响碳审计风险水平。因为碳信息披露多属自愿披露, 目前存在两种披露方式, 一是单独编制环境会计报告, 二是把低碳信息和财务报告合并披露。在一份报告中将所有的环境会计要素信息包括碳排放信息披露单独体现出来, 能够让信息使用者清楚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环境信息。企业需要编制单独的环境资产负债表、环境利润表、环境现金流量表、相关附表和附注, 编制成本较高, 对报告编制者的要求也比较高。而和主流财务报告合并是最经济的信息披露方式, 在主流财务报告中体现碳管理的信息, 来降低信息披露成本, 提高决策的有用性。碳管理的信息可以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体现, 披露与气候有关的风险、机遇、战略、管理业绩、碳排放具体数据和统计方法等信息。披露方式可以单独设立气候变化信息模块, 或者在公司战略、财务资源、公司前景、关键业绩驱动等对应部分加入气候变化信息的讨论, 来全面反映气候变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后者无疑是理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