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性贡献范文

开创性贡献范文（精选3篇）

开创性贡献 第1篇

一、品学兼优立鸿志,艰苦求学终有路

有着中国近现代“建筑泰斗”之称的庄俊生于1888年,故于1990年,终年102岁。庄俊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祖父曾在宁波一带经营酒庄生意,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富商,但到庄俊父亲这一代,家境迅速衰落。其父在家中排行第三,尽管聪明好学, 但为人忠厚老实,被认为不适合经商,因此越来越不景气的酒庄生意由庄俊的大伯父打理。庄家多人都在三四十岁时因患肺病亡故,但庄俊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很早便担负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不幸的是,随着酒庄生意的衰败,庄俊的大哥、二哥强占了庄家所有财产,每个月给庄俊及其母亲的生活费只有很少的一点。 甚至庄俊每次到大伯、二伯那里领生活费时还经常遭到他们的羞辱。在如此窘迫的生活环境下,庄俊从小就立下了雄心壮志,一定要出人头地,为母亲、为他自己争口气。

庄俊出人头地的路径定得非常明确,那就是努力读书。在他刻苦求学的年代,正是中国于甲午战争中惨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滑向更深的境地时期,中国社会因战败激起了强烈震动,各种思潮暗流涌动,有识之士们纷纷要求用改革救国救民、富国强兵。1898年,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刚一诞生即遭“夭折”, 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维新变法中主张发展科技、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等内容对推动清末民初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三年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方欲意从文化教育领域为切入深入影响中国的未来,妄图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培养”成亡国奴,将中国变成他们永远的殖民地。在西方列强中,美国对在华教育事业的开展最为积极。例如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就是美国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创建起来的。与此同时,晚清政府为挽回日益深重的颓势,也逐渐意识到“参考列邦”的重要性,其中就有意尝试教育领域的改革,培养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一些洋务老臣因此在北京及其周边一些城市创办了多所旨在培养工程技术类人才的学校,例如近代著名的唐山路矿学堂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这些学校选拔人才完全摒弃了存续有上千年、业已腐朽不堪的科举制,而是在全国选拔品学兼优、思想进步、视野开阔的青年学子入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教育环境下,庄俊敏锐地发觉到奋发读书、立身报国的机会。

1909年,唐山路矿学堂向学习成绩十分优异的庄俊递来了 “橄榄枝”,希望庄俊能够入校就读[2]14。庄俊喜不自胜,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两难的选择。由于家中已经多年处于贫困、欠债的状态,根本不能负担庄俊去唐山读书的费用,靠做小手工补贴家用的母亲也深感无能为力。经济条件相对要好一些的大伯、二伯家,不仅不帮衬庄俊,还对他想继续求学的想法大肆讽刺挖苦。正当百般无奈的庄俊准备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求学机会之际,庄家的一位远亲得知了他的困境,给他寄来了一百元,足以支付他北上唐山求学的基本费用。深受感动的庄俊简单收拾了行囊北上,为最大可能节省费用,庄俊在北上的旅途上从不住店,困了就睡在路边的屋檐下,饿了就吃几口随身带着的烧饼。一个多月后,他抵达唐山,开启了艰苦的大学生涯。在唐山路矿学堂仅学了不到一年时间,庄俊就以全学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堂,并进入庚款预备留学生班。与庄俊同班的大多都是后来中国近现代各领域的著名历史人物,例如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这些中国有志青年中的佼佼者倍加珍惜在清华留学生班的学习机会,个个都奋发有为。其中,入校不久就成为好朋友的庄俊与竺可桢的成绩在班上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两位志同道合的尖子生决定在远涉重洋前将从小绑在头上的长辫一刀剪掉,之后便踏上了改变其命运的留学美国之路。

二、寒窗苦读初入世,建设清华献才学

1910年底,已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美国著名大学伊利诺大学迎来了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庄俊。他被分在了建筑工程系,专攻建筑设计。在美国的求学生活比在唐山、北京的生活更为艰苦,尽管生活学习环境明显优越,但庄俊早已习惯了清贫的生活,加上清华学校资助留美学生的生活费非常有限,所以庄俊经常一天只吃几片面包、几粒花生米。庄俊宁愿自己挨饿求学,也要将为数不多的生活费省下来,定期寄给国内含辛茹苦将他带大的母亲。由于经常省吃俭用给国内寄钱,同学中甚至传言他在国内有妻室,就连恋人也听信了这一传言,与庄俊分手[3]132。

1914年,经过四年多的海外寒窗苦读,二十六岁的庄俊获得了伊利诺大学建筑工程学士学位。同年,美国决定将清华学校建设成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并提出要有中国人参与设计建造清华大学。然而,当时中国国内还没有一名注册建筑师,北洋政府决定从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寻觅。庄俊成为美国方面和北洋政府挑出的唯一人选。于是,清华学校紧急发电文给刚毕业的庄俊,表示将聘请他为驻校建筑师及建筑学讲师。庄俊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拿着电文兴奋地回到祖国。在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的主导下,庄俊参与到清华大学设计建造团队中来,成为这个团队中唯一的中国人。庄俊凭借其在建筑设计上的天赋很快崭露头角,成为清华大礼堂、体育馆、图书馆、工程馆、师生宿舍等多座主体建筑的主要设计规划者。这些出现于20世纪初的西方式楼宇也是我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建筑,至今仍然是清华大学校园内极具标志性的建筑。

年轻有为的庄俊在设计建造清华校园的过程中还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清华图书馆建设落成的当天,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与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等人受邀到清华参加图书馆落成典礼。仪式结束后,庄俊负责带一部分嘉宾参观图书馆,并向他们讲解设计建造的情况。嘉宾队伍中的毛泽东在参观了一段时间后上前向庄俊询问道:“我看到这座图书馆用了很多大理石材料,这些大理石都是哪儿来的?”庄俊回答说: “全部都是从意大利购买运送过来的。”毛泽东接着问:“中国的汉白玉石完全可以替代大理石,甚至比大理石材质更好,为什么不用呢?”庄俊无奈地说道:“我们的汉白玉石当然比大理石好, 而且用于我们自己的建筑明显要更经济。但是,清华建造工程的所有决定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此后,毛泽东与庄俊多有往来,相谈非常投机,对爱国、救国都有着共同的理想抱负。

从1914年至1923年,庄俊不仅将精力用于清华校园的设计建造,其建筑设计足迹还踏至天津、唐山一带,诸如天津的扶轮中学、唐山多个银行大楼以及其他很多民用建筑等都倾注了庄俊的心血。而这十年间,也是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学术价值与职业地位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肯定,清华建筑学系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奔赴祖国四面八方奉献才华与力量的青年人才[4]168。作为清华建筑系的第一批讲师,庄俊深厚的建筑学学识在学生中树立了崇高威望。在他的谆谆教导下,陈植、梁思成等后辈迅速成长,成为庄俊门下高徒,并最终成为闻名国内外的中国建筑学家。

三、华人天地破垄断,严格诫约定标杆

1923年底,清华大学委派庄俊带队,率近百清华学子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庄俊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到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深造,并多次往返于欧美之间,考察各地建筑。在访学和考察期间,庄俊发现,全世界的建筑领域都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即便像他这样在西方大学里受过建筑学系统教育的中国人在实际从事建筑设计时都只能当外国建筑师的下手。于是, 庄俊决定,访学和考察结束后,回国立即开创完全属于中国建筑设计人的天地,让全世界都认识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及其建筑设计作品。

1924年,庄俊辞去了在清华的所有职务,返回家乡上海。回到上海后,他顾不得走亲探友,一门心思放在建筑事务所的筹建上。 很快,他的“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在上海的租界正式成立。事务所接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今天作为交通银行总部大楼的上海汉口路金城银行大楼。这座建成于1926年的银行大楼充分体现了20世纪二十年代世界领先的建筑设计水平,颇具欧洲文艺复兴的元素特色。它的建设落成也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自己完全有能力设计建造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符合现代技术要求的建筑物。庄俊建筑事务所的成功,鼓舞了一大批海内外华人建筑师,他们纷纷效仿庄俊的做法,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开设中国人自己的建筑事务所。比较有名的包括由关颂声、杨廷宝创建的基泰工程公司,由童寯、陈植、赵深创建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这些事务所的建筑设计作品遍布中国各大中城市,而庄俊及其事务所无疑有着行业引领性的地位。

摘要：生命跨越一个世纪的建筑大师庄俊,其建筑设计艺术至今仍为世所铭记。作为我国第一个海外科班出身的建筑学家,他建立了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控制的建筑事务所,创办了第一个建筑行业协会,为我国建筑设计领域做出了诸多开创性贡献。

开创性贡献 第2篇

作为中国早期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顺应时代的需要,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接受某一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①。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②这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③这些论断,是对于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获得中国特性的一种恰当的提示,④是对当今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的一种有益探索。值此李大钊诞辰120周年之际,探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初步探索的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间的相互关系,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真正开始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18―1920年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间的相互关系,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必将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

马克思认为,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根本条件,物质生产是所有社会发展的最终基础。据此,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⑤因此,“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⑥换句话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⑦不仅如此,“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⑧同时,“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然随着他变动”,变动的最终结果便是社会变革。因此,马克思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变革的原故。同样,李大钊也坚持“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这个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并将这一观点作为其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考察的锐利武器,从而逐渐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位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先驱。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立以来,一直存在着对它的种种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经济决定论”。用恩格斯晚年的话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⑨对此,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固然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基础,但塑造历史进程的因素,还有非经济的物质要件,如民族、地理等,尽管由于它们自身的变化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⑩此外,“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11}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种准备,便是阶级竞争或阶级斗争。因此,李大钊指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2}由此可见,李大钊实际上已经注意到历史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经济因素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任何将其绝对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应对其作用进行辩证的考察。

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初步设计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般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机构都应收归国有,劳动人民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人与人之间彻底打破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起平等自由联合的关系。李大钊恪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经济原则进行了设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13}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14}。在此,李大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公有制进行了明确界定,并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目标。

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李大钊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15}怎样才能让大家各尽所能呢?他说,“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16}那么通过什么手段“满足欲望”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者的需要所轨制”,“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17}但我们不应忘记,消费引导生产。传统的计划经济只强调按计划进行生产,忽略了“消费者的需要”,结果导致盲目生产:一方面,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消费者急需的产品“短缺”。在某种程度上,李大钊已经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某种预测,尽管这种预测的主动意识还不是很强,但其启示意义仍不可估量。其次,“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到和他劳工相等的份。”这实际上是在强调社会产品的分配应遵循公平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雏形和早期表述形式。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分享最大的幸福”。{18}这一观点与我们今天倡导的“共同富裕”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施行,自然要求计划经济与之相辅,这是当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致观点。李大钊据此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值,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实行科学、合理、有计划的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统治的制度”,“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19}社会主义国家应“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并反问道,“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20}应该说,李大钊当时的计划经济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尽管有不足,但其超前思维所闪耀的真理光芒不可抹煞,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启迪作用仍不容小觑。

三、依据中国小农经济的特殊国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般原则的具体运用必须中国化

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1}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小农经济的广泛性是当时中国的最大实际,李大钊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搞清这一问题,他在1925―1926年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下了《土地与农民》等论文。文中他分别从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地位以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角度,对当时的“三农”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首先,“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22}其次,“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深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层压迫,生活日趋艰难,流离失所,缺衣少食。在这种情况下,自耕农与佃农成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中国农村出现了“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23}这表明,中国农业经济的基础很深,虽然经济上的变动不能骤然表现出来,但其发展趋势是势不可挡的。

那么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出路何在?李大钊认为,孙中山“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于是,他提出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耕地农有”。他说:“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24}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与农场面积的大小关系甚大的道理:“农场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连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25}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必须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同时,还需改革经营方法,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向集约的发展。由此,李大钊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清晰可见:首先实行“耕地农有”的方针,然后再实行把个体小农业“联结”为集体化大农业的政策,同时将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民主革命进程中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解决农民和农业问题的。

认清国情是解决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中国的国情主要表现为农业经济的特点显著,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后,要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就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为此,李大钊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26}这表明,李大钊已经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如何在当时的国情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呢?李大钊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货币和商品经济,在经济领域中仍存在竞争。他指出:“生产品不就是为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又说,“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其中流行的货币。”他还进一步指出:“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27}这表明,李大钊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以计划经济为主体,但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商品经济和竞争。他最后指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28},充分表达了他追求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启示。

四、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罪恶,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竞争的现实合理

性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后,开始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罪恶进行尖锐批评。他指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用以榨取工人的“余工余值”;这“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29}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在这种惨烈的竞争场里,社会现象迷乱复杂的程度有加无已,人若想求慰安与幸福,除了内观、冥想、灵化而外,殆不可能”。{30}同时,李大钊根据对时代发展潮流的分析,认为在今日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他说,“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从中国自己的情况来看,“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这种国内外经济形势决定了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1}因此,“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待条件成熟之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的命运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32}这就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两个必然”的中国化。

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合理性。要真正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见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33}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竞争不仅是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竞争,而且是在保证人民最大幸福的基础上,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良性竞争,“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也是不可免之数了。”{34}这就论证了社会主义竞争的现实合理性。

社会主义竞争的现实合理性具体来讲,是通过为实业振兴创造前提来体现的。李大钊在其发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等文章中指出:“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认为这是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他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因为“中国非无资本而苦于资本之散漫”,“现在若果实行平民专政,先将这样资本强行收集起来,一定可以大办实业”。“中国劳动者,本来是价廉物美名驰全球的。但中国实业不发达,没有很多工厂雇用他们”,“所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35}同时,李大钊又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它的实际形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36}。这表明李大钊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社会主义才能发挥其优越性,将历史必然性变成现实合理性,最终代替资本主义。

总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该说,李大钊是一个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有很大功劳的历史人物,是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重要转折期的、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影响发展方向的关键性历史人物。{37}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196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序言中,阐述李大钊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时说,李大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预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解释和探索方面,可以说,李大钊“第一个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武器去考察经济现象,抛弃了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38}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过程中,起到了开天辟地和承前启后的作用。深入研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价值。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12}{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34、711、59、139、60、51、68、611—612、333、50、671、614、670、613、445—446、824、825—827、833、828、670、374、672、672、142、454—455、334、375—376、84、446、34页。

④沙健孙:《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光明日报》,1994年6月27日。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⑩{11}《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4页。

{2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37}张静如:《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李大钊研究文集——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

开创性贡献 第3篇

200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给全省农机系统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 全省农机系统管理人员死亡13人, 失踪1人, 受伤1 082人, 直接经济损失达42.77亿元。在严峻形势和巨大压力面前, 全省各级农机部门团结拼搏、自强争先, 一手抓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 一手抓农机化发展, 各项工作在攻坚克难中稳步推进, 全省农机化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1.1 周密部署、迅速行动, 充分发挥农机在抗震救灾中的积极作用

在“512”抗震救灾斗争中, 省农机局紧急行动、周密部署, 深入灾区, 靠前指导, 全省农机系统投入13万余人次, 出动抗震救灾服务队4 555个次, 投入农业机械13.71万台套/189.12万千瓦, 拉运土石方741.94万立方米, 拉运救灾物资9 386.47万吨公里, 农机抗震救灾减少粮食损失1.68亿公斤, 减少经济损失3.6亿元。同时省农机局积极组织设备和资金投入抗震救灾, 将应急采购的110台发电机组、780台套机动喷雾器、200台微电泵、100台套柴油提水机组、5 000双橡皮手套、100台套打米机和接收全国捐赠的500余台套农业机械以及1 700余万元专项资金, 分配安排到重灾区;积极组织灾区小麦和水稻机械化收获作业, 全年机收小麦23.08万公顷、水稻45.49万公顷, 机收水平创历史新高;调动、投入移动式提水机械9 067台套, 帮助解决灾区灾民救助安置用水、群众生活用水、大春生产用水问题, 积极组织资金和技术力量抢修乡村机耕道路, 缓解了灾区群众出行困难;认真组织编制全省农机灾后重建规划, 为争取国家投入、配合对口援建省市和推进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 农村机电提灌站、乡村机耕道和农机服务体系等项目已列入国家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到目前为止, 累计开工项目28个, 总投资为13.11亿元, 实际完成投资4 473余万元。

在这场空前的抗震救灾艰苦斗争中, 各级农机部门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 无灾帮有灾, 轻灾帮重灾, 竭尽所能帮助灾区群众。如绵阳安县农机局组织10多个流动打米服务队, 为电力中断村社农民义务加工口粮8万多公斤;宜宾县农机局组织农机协会会员捐赠了1万余斤蔬菜运送灾区;成都市从新都区、德阳市从旌阳区、广汉市等地调集500余台联合收割机支援绵竹市、什邡市抢收水稻、小麦。广大农机系统干部职工识大体, 顾大局, 舍小家, 顾大家, 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北川县农机系统在地震中死亡13人, 其他干部职工强忍悲痛, 不畏余震威胁, 坚持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绵竹市、江油市和剑阁县农机局办公楼及宿舍楼在地震中成了危房, 同志们就在搭建的帐篷中办公食宿, 充分发扬了农机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实践证明:全省农机系统干部职工, 是一支经得起考验, 能打硬仗、打赢仗的队伍。

1.2 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全省农机化发展各项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一是农业机械装备拥有量快速增长。到2008年底, 全省农机总动力达2 687.55万千瓦, 农机总值达171.93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6.52%和7.93%。全年中央和省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98亿元安排在148个县实施, 比2008年增加1.08亿元, 全省补贴购置农业机械66 840台 (套) 。二是农业机械作业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完成机耕面积182.19万公顷, 机播18.86万公顷, 机收68.96万公顷, 机电提灌143.19万公顷, 机械植保210.73万公顷, 机械加工3 490.58万吨, 农机运输99.93亿吨公里。全省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25.66%, 比2008年提高2.46个百分点。三是农机化新技术新机械示范推广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全省47个县安排实施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推广, 新增机械680台 (目前全省拥有插秧机1 144台) , 机械化插秧1.13万余公顷。围绕秸秆禁烧, 大力推广机械化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完成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14万公顷。开展丘陵、山区稻麦收获机械示范推广, 扎实推进“南方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前期试验示范”、开展草业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太阳能开发利用相关技术前期示范。完成各类农机化技术培训9.8万人次。完成农机职业技能鉴定3 894人。四是农村机电提灌和乡村机耕道路建设得到加强。各地将农村机电提灌建设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金土地”工程等相结合, 加大了财政资金投入。全年改造电灌站2 335座/2 633台/7.6万千瓦;新建提灌站582处/1.6万千瓦, 新增提水控灌设备1.5万台/14.6万千瓦;修复提灌机械8.7万台次/90万千瓦;新增提水控灌面积6 667公顷;提水35亿立方米。新建乡村机耕道7 030公里, 硬化乡村机耕道4 426公里。五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继续拓宽。到2008年底, 全省共有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3.22万个, 拥有农机户151.41万个, 农机化作业服务专业户18.41万个。全年农机经营总收入180.45亿元, 为农民人均节本增收20元。六是农机市场监督进一步加强。七是农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1.3 客观分析、认真总结, 进一步积累全省农机化发展取得的经验

2008年, 四川省农机化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 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这既是上级关心指导、部门支持配合的结果, 也是全省农机系统干部职工奋力拼搏的结晶。在认真总结2008年工作的基础上, 结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四川农机化发展历程, 可以得出如下经验和体会:一是发展农业机械化, 要适应市场需求;二是发展农业机械化, 要以农民为主体;三是发展农业机械化, 要依靠政策扶持;四是发展农业机械化, 要坚持因地制宜;五是发展农业机械化, 要坚持改革创新。

2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努力为开创农村改革发展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2.1 理性判断当前四川农机化发展的特点

结合四川地域广阔、区域发展水平和差异性较大的实际,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四川省农机化发展的特点是:一是发展速度进入快速提升时期。近年来, 特别是从2004年购机补贴等政策实施以来, 农机化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呈现出加快推进的趋势。目前, 无论农机装备总量、综合机械化水平还是农民利用农机增收致富水平, 均有了大幅度提升。二是发展重点进入理性选择时期。各地在推进农机化过程中, 根据农业发展需求, 理性地选择区域农机化发展重点, 使农机不仅作为替代人畜力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手段, 而且成为农民节本增效、农机手勤劳致富的工具, 为农机化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服务模式步入优化完善时期。这些年, 四川省推进农机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和产业化, 扶持发展壮大各类农机服务组织, 不断拓展农机服务领域, 把分散的农业机械与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 把机械化生产和家庭承包经营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农业机械利用率和效益, 走“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化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率”的路子。目前, 农机大户、专业合作所、协会以及农机经纪人队伍快速成长壮大, 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围绕跨区作业服务的各类市场正逐步形成。对这些有效模式的进一步探索、完善、推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机化发展的重点。四是发展环境进入和谐规范时期。各级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机化工作, 四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机化发展的意见》, 各市州、区县相应出台了推进农机化发展的措施, 农机化发展的环境更加规范;同时, 各级财政对农机化事业的投入和金融信贷对农机事业的支持扶持越来越大, 农机质量监管和农机安全监理力度越来越大, 农机化发展的支撑环境已明显改善, 正逐步进入和谐规范时期。

2.2 正确面对四川农机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国家把对农业的投入作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措施, 农机补贴力度加大, 尽管农机化发展不利和不确定因素还比较多, 但总的来看利大于弊。一是中央和省委的两个《决定》, 为农机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 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 最需要加快。会议重申, 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就为农机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指导和保障。四川省委九届六次全会《决定》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明确提出到2012年, 全省耕播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35%, 为农机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各级各部门的重视支持, 为农机化创造了良好发展环境。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对农机化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启动农机化推进工程”,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对农机化工作高度重视, 相关部门大力支持配合, 为农机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三是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为农机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对农机行业来讲, 中央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和法律保障日益加强。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 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允许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随着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农村金融信贷扶持政策进一步完善, 土地规模化经营进一步推进, 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农业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农机化持续发展的势头强劲。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最好时期, 也是发展农机化的大好机遇。四是农机化物质基础夯实, 为农机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四川农机化经过几十年发展, 已形成了包括科研、教育培训、生产、销售、维修、安全监督和使用管理的完整体系, 农机拥有量不断增长, 农机化水平不断提高, 为农机化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应该看到, 全省农机化发展还受到许多条件制约, 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是农机化作业水平较低。纵向比较可概括为“快速增长”:目前四川农机总动力达2 687.55万千瓦,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25.66%;而横向比较则只能概括为“明显滞后”:仅相当于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45%的一半;与先进发达地区相比, 差距就更加明显。二是农机装备结构矛盾较为突出。“三多三少” (农副产品加工动力机械多、田间作业动力机械少;耕作机械多、收获机械少;低性能机械多、高性能机械少) 问题依然存在。三是农机发展投入不足且项目单一。近年来, 虽然国家实行了购机补贴政策, 但是资金规模、补贴比例、机具范围等与农民购买力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农机化发展项目单一, 目前主要是农机购置补贴项目, 在农机作业用油、农机化示范、机库棚建设和农机科研等方面没有相应的资金投入, 客观上制约了农业装备水平的快速提高。四是农机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 农机科研、开发和创新能力不强, 农机制造业、流通业发展滞后, 农民掌握现代农机新技术新机械的能力不强。这些问题与迫切发展现代农业的供需矛盾凸现, 所以说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2.3 牢牢把握四川农机化的发展方向

四川农机化发展可谓特点突出、机遇与挑战共存。为此, 我们一定要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全省农机化的发展方向, 即“提高四个水平, 构建四个保障”。提高四个水平, 就是要加强农业机械研究开发和技术推广, 提高农机化科技水平;加强宏观引导, 着力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强化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农机作业水平;四要强化农业机械监督管理, 提高农机安全生产水平。构建四个保障, 就是要促进农机工业发展, 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装备保障;规范农机市场秩序, 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质量保障;大力发展农机维修业, 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维修保障;加强农机教育培训和技能开发, 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四川省委九届六次全会提出:到2012年, 全省耕播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35%。全省各级农机部门一定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增添措施, 使四川农机化迎头赶上全国农机化迅速发展的步伐, 努力为开创农村改革发展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3 明确目标、迎难而上, 全面开创2009年四川农业机械化发展新局面

全省各级农机部门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两个加快”, 加快农机灾后修复重建, 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力争到2009年底, 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2 940万千瓦, 比2008年增长8%;耕播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27.8%, 比2008年提高2.4个百分点, 全年为农民人均增收节支20元-25元。

3.1 加快农机灾后重建, 恢复和提高农机化生产能力。

一是推进项目实施。以农机灾后重建规划为基础, 找准农机化切入点, 加快组织农机项目实施。二是争取加大投入。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投入, 落实农机恢复重建资金, 利用好“对口支援”资金,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鼓励民间资金广泛参与, 努力形成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广泛参与的灾后重建格局。三是加快施工进度。力争在春耕生产前, 能修复的尽快修复、能重建的先建立起来, 以发挥农机化的积极作用。四是加强技术指导。要依照有关建设要求和程序, 严格按“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责任追究制”组织实施农机项目, 加强质量监督, 确保工程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力争全年完成修复农村机电提灌站2 726座、重建2 044座;修复乡村机耕道9 242公里、重建3 524公里;修复农机库房7.7万平方米、重建13.97万平方米;修复农机服务体系业务用房5.45万平方米、重建3.35万平方米, 并配置相应的设备设施。

3.2 认真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 推动农机拥有量不断增长。

在省局的积极争取下, 2009年中央安排四川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达5亿元。省局将积极争取省级财政资金对四川农机化发展薄弱环节的机具实施累加补贴。我们要以实施农机购置补贴项目为抓手, 调动广大农民和农机服务组织购买、使用农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促进全省农机拥有量不断增加。要认真贯彻执行农业部和财政部颁发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规范程序, 阳光操作, 严格管理。坚持补贴机具竞争择优筛选制、补贴资金省级集中支付制、受益对象公示制、执行过程监督制、实施效果考核制, 严禁以任何形式向农民收取标准价格之外的任何费用, 严禁在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以任何名义增加企业负担, 严禁暗箱操作、违规操作、弄虚作假和搞地方保护主义, 真正把农机购置补贴这项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让各级政府、农机生产流通企业、广大农民群众都满意。同时, 积极抓好现代农机装备推进项目的实施。

3.3 加大农机化新技术新机械推广, 不断满足广大农民对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需要。

一是狠抓小麦、油菜播种机械化技术和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 全年示范推广水稻插秧机1 000台, 机械化育插秧2万公顷, 示范推广保护性耕作、小麦免耕播种机械和油菜直播机械100台 (套) 。二是积极引进、试验、示范、推广适合四川自然条件的耕作机械、小麦水稻收获机械、果蔬保鲜技术与设备、设施农业设备等, 不断满足农民对先进适用农业生产机械的需要。三是抓好秸秆机械化还田处理和综合利用, 全年示范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机械5 000台 (套) , 机械化秸秆处理8万公顷。四是因地制宜、扎实抓好农业机械化示范区建设和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机具的引进、试验、推广。五是开展以主要粮食作物为重点的农机化新技术新机械的研究、开发、试验鉴定和成果应用。六是将“农机操作、维护和保养”等内容纳入农民工“阳光培训工程”, 抓好农机管理、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和农民的农机化新技术新机械知识的普及培训, 全年完成5万人次教育培训。

3.4 狠抓农业生产耕播收等关键环节机械化作业, 努力建设现代农业。

一是开展机耕作业, 推广各类耕整地机具, 引导平原地区发展大型耕作机械, 在丘陵和盆周山区促进小型、微型耕整机的使用和推广, 扩大机耕作业面积, 解决好耕牛锐减、大量劳动力转移后出现的耕地难问题。二是开展机播作业, 大力推广小麦机械化播种和水稻机械化插秧。三是开展机械化提水, 确保全省特别是丘陵地区农田灌溉和部分人畜用水。四是开展小麦、水稻跨区机收作业。组织省内外联合收割机跨区收割, 为联合收割机抢收做好市场、运行线路等协调服务。2009年5月, 将在川西平原举办“农业机械化双抢’作业现场会”。扩大机收范围, 巩固平原地区稻麦机收水平, 积极推进丘陵地区稻麦机收。全年完成稻麦机收60万公顷, 机耕210万公顷 (作业量) , 小麦油菜机械化播种5万公顷, 水稻机械化插 (抛) 秧5万公顷, 提水35亿立方米。

3.5 狠抓农村机电提灌站和乡村机耕道路建设,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大农村机电提灌设施建设力度, 以丘陵地区和骨干电灌站为重点, 狠抓沿江沿河老旧毁损提灌设施的修复改造, 全年完成新增农村机电提灌设施1.2万台/12万千瓦, 修复改造6.6万台/64万千瓦, 新增提水量5 000万立方米, 新增农田提水灌溉面积1万公顷。加强旱片死角的饮灌站和农机抗旱服务队建设, 组织全省农机抗旱排涝服务队为抗灾救灾服务, 积极探索创新机电提灌站的经营管理模式。要按照《四川省乡村机耕道路通用技术条件》的要求, 规范设计和建设, 抓好技术人员培训, 强化队伍建设, 增强技术保障能力, 积极探索乡村机耕道路的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全年完成新建乡村机耕道路2 000公里/硬化2 000公里 (不含灾区修复重建) 。

3.6 提高农机服务组织化程度, 推进农机服务社会化和产业化。

一是继续推进基层农机推广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保证基层农机公益性职能有机构负责、有人员履行、有经费保障。对机构改革后的遗留问题特别是人员分流、安置给予足够重视, 力争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鼓励和扶持农机合作组织、农机专业户的发展, 提供信息、培训指导, 提高经营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模式, 以跨区作业等服务形式, 延伸、扩展农机服务领域, 形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一条龙”服务, 推进农机服务社会化、产业化。全年完成工商登记农机专业合作组织100户, 建立省局联系农机专业合作组织10户。3.7加强农机监督体系建设, 努力促进农机工业发展。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农机工业发展政策的研究, 积极争取相关政策, 促进农机产业聚集、农机产业集群和园区的形成;规范农机市场秩序, 建立健全农机产品质量调查机制, 加大整顿和规范农机市场秩序的力度, 强化农机制造市场、流通市场和维修市场行业监管, 维护农机使用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 搞好农机技能鉴定。3.8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推进农机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 加强安全教育宣传培训, 强化安全意识, 提高农机手的素质;理顺管理体制, 规范安全监理, 切实加强队伍和装备建设, 夯实监管基础;加强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涉及人身安全的农业机械的牌证管理, 维护农机作业秩序, 力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持证率、挂牌率和年检率均达到85%以上;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深入开展推进“平安农机创建”、隐患排查整治等专项活动, 把农机安全生产事故、重伤人数、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等四项指标控制在省政府下达的目标范围内。

3.9 加强农机系统自身建设, 促进农机化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