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记忆优秀作文

抗战的记忆优秀作文（精选13篇）

抗战的记忆优秀作文 第1篇

抗战的记忆优秀作文

今天，我端正地坐在爸爸妈妈面前，深情地看着年过90多岁的两位最亲的人。我的第一句话问的是“您二老知道今年抗日战争胜利多少年了吗”?我记忆过人的老妈脱口而出，是70周年。而我的爸在“傻傻”地笑着，我捧起老爸的手说：“您知道自己手背上的大包和打不开五指的残疾怎么回事吗”?老爸想了一会说是冻的，我一时哑言了，一股伤感涌上心头。

老爸您今天完全不知道自己年轻时曾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做的一切，但是，您的女儿没有忘记您在以前给我讲的精彩片段。现在再让您讲，您一定会说最简单的三个字“不知道”。

老妈的记忆与您比完全是“电脑”，加之，您在前线打仗时，妈妈在后方做着支援前线的工作，脑子的灵活是周边公认的，她现在还可以记住那时的.情景。

老爸您听好，70多年前，也就是1940年，在您15岁时，您与同村的四个同姓的男孩一起参加了八路军，走向打日本鬼子的战场，其中的两个很快牺牲在战场。因为您的个大，在机枪连，激烈的战斗，笨重的机枪，连续不断的射击，把您的手振麻了，对方的子弹您还是没躲过。

养好伤后，您义无返顾地又上了前线，带着残疾的手再一次地端起了枪，坚持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归来。

老爸今天您变的无思想，不是您的愚蠢，是历史带给您的伤痛。老年痴呆不可怕，您是幸福的，有我老妈和您的儿女在身边。虽然您不知道了过去，我还是对您深情地讲着过去和今天的动人的故事。

爸妈，您们在年轻时曾有过光荣，我们为您们而骄傲，自豪，今天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您们的儿女会与中国同庆这一胜利。

抗战的记忆优秀作文 第2篇

为了祖国，就得磨砺刀锋

目光穿越时空，那刀锋斩断的屈辱，早已掩埋。当下中国

矗起了民族高大的背影

锈迹的大刀，内蕴逼人寒气

深藏锋芒。擦拭雪亮正义

和平中我们，也要时刻准备着

向着罪恶侵略，出征

烈士

七十年，不曾遗忘地下长眠的魂灵

时间的刻刀，把惨烈嵌入碑碣，而往事

总在岁月深处，醒目永恒

如今黄花遍地，野草青葱

烈士的忠骨，滋长成祥和柔美风景

流水的声音湮没了杀敌呐喊

松涛阵阵澎湃在胸，那可是压抑不住

对英雄的深情颂咏

远去的烈士，你们不是低垂野草

你们是高过人民头顶的星辰，永远

耀烁在历史的天空

抗战老兵

曾经杀过敌寇，双手攥紧珍稀的光荣

胜利过后的梦想，只为选择一方

没有硝烟的平静

抗战老兵，苍茫大地不曾衰老的青藤

拥抱阳光，呼吸着新时代幸福的春风

抗战老兵，所有繁华抵不过你的信仰

当初的恒念早已固化，你们这历史基石

抗战的记忆优秀作文 第3篇

注意是从唤醒开始的, 而民族情绪的唤醒与公众已有的记忆信息密切相关。因此, 本文将根据记忆的唤醒、强化、重塑的逻辑顺序, 来研究媒体记忆与社群记忆间的互动。

一、媒体强势议程设置, 唤醒公众的社群记忆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 各大媒体从5月份起到9月3日大阅兵, 进行了长达约4个月的系列报道。媒体循序渐进地将“过去的历史”包装成新的新闻由头, “植入”公众的生活, 刺激公众无意回忆。

(一) 媒体长期重复议题, 调控公众的关注度

以人民日报对于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为例, 5~9月推出特色专栏“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抗战”、“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抗战”;7~8月推出纪念特刊专版“7·7”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四块版特刊、“重访受降地”、“我的抗战记忆”等;8~9月推出系列评论《我们要有怎样的历史观》等;9月推出《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等20多篇重点理论文章。

可见, 人民日报对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进行了4个多月不间断的报道, 前期注重抗战故事的报道, 后期着力于通过评论和理论文章对读者进行历史观的重塑。

但是, 个体并不能对作用于自身的所有刺激信息进行注意。英国心理学家布鲁德本特提出的注意的过滤器模型理论认为, 注意就如同一个过滤器, 会对外界的信息进行筛选, 被注意的相关信息就能通过过滤器, 而没有受到注意的信息就被排除在外。

因此, 人民日报一开始推出的“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重访受降地”等专栏, 通过带领公众重返纪念地, 重现过去事物, 以信息的接近性刺激公众的过去经验, 回忆抗战记忆。因为抗战那段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段情绪性记忆。而故地重游在情境上的相似性, 将会刺激公众记忆信息的提取, 激发公众的民族情绪。

之后, 人民日报又通过发表系列评论《我们要有怎样的历史观》和理论文章《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以建构事件意义的姿态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标杆性的情绪反应, 使公众的情绪反应跟着媒体议程走。

(二) 加快更替媒介信息, 维持受众关注兴趣

在信息爆炸、新闻产品“麦当劳化”生产的当下, 受众对于议题关注的兴趣呈现出S形曲线的规律, 即对于信息的关注从缓慢递增→快速递增→缓慢递增→兴趣越来越少的过程。[1]因此, 媒体如何设置议题, 让议题显著性与公众受影响性呈正相关关系, 让长达大约4个月的议题报道维持受众的记忆和兴趣, 不产生审美疲劳, 成为各大媒体不断尝试创新的动力。

以光明日报对于抗战胜利70周年的报道为例。在4月份, 光明日报就开设“二战史话”专栏, 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盟国作战;之后又推出了《听抗战遗迹的诉说》、《抗日战争图志》、《抗日英雄谱》》等近10个报道专栏, 重现抗战重大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8月26日, 光明网策划的抗战音乐答题游戏《战地歌声》开始上线, 带领网民体验经典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9月又在“两微一端”推出大阅兵的直播与报道, 并给网友提供实时评论互动平台……

从这一系列的报道策划可以看出, 光明日报不仅在信息更替上不断给予新亮点, 把握好新闻信息的学术思想与内容接近性, 对新闻发布与大众参与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 加快了新闻信息的更替。还通过不同的媒介平台, 尤其是“两微一端”的联合运用, 大范围地辐射到公众的生活场域, 不断给予新的信息刺激, 提供舆论热点, 维持受众的关注兴趣。由此,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新闻信息的更替, 公众的记忆在媒体的引领下无意识地不断被唤醒、刷新。

二、媒体邀请公众参与记忆书写, 强化社群记忆

“媒介事件不仅赋予集体记忆一种物质, 而且还赋予它一个框架:它们是组织个人时间和历史时间的代码。”[2]媒体提供的公共记忆点, 这些看似不干预的意识输出, 却在悄然间对公众的关注进行隐性控制, 强化了原本的浅层记忆。在个体记忆的三存储模型中, 个人的短时记忆往往都会因感兴趣的信息、与过去相联系的信息被注意, 然后经过提取并加以复述后, 在个体记忆系统中形成长时记忆。

(一) 最权威的历史重述主体:抗战老兵

在纪念日报道中, 当事人的采访往往具有双重属性, 因为该当事人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又是历史纪念的报道者。所以, 作为抗战的当事人, 老兵无疑是该历史事件最权威的叙述主体。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中, 人民日报的“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专栏, 和《光明日报》开设的“抗日英雄谱”专栏, 专访健在的抗战将士及亲属, 通过他们的回忆, 重现抗战历史, 唤醒民族记忆。

在此, 媒体对于抗战老兵的专访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叙事模式:一种是以故事化的模式讲述那段历史。媒体以一个历史复述者的角色, 讲述抗战老兵的生活情境, 然后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出来, 担当起历史叙事的重任。另一种则是专访老兵的煽情化采访模式, 媒体以一种看似观察者的角色, 引导他们回忆那段抗战岁月、经历, 以及抗战胜利那一刻自身的感受。

但不论是哪种模式, 媒体对于老兵采访的目的有以下两种:一是邀请抗战老兵参与回忆, 媒体将抗战老兵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以权威的真实性重述抗战历史的“征服”过程, 提供能够进行集体记忆的线索, 带动社群参与集体回忆。二是通过引导老兵回忆那段抗战岁月, 以普通见证者的身份给公众提供一个回顾历史记忆的模板。公众跟随着老兵的回顾, 萌生出民族感情, 最终完成对抗战胜利后老兵的“加冕”仪式。

(二) 当下的个体化叙述主体:普通公众

在媒介事件中, 有必不可少的三要素:事件的组织者、媒体、观众。而一个成功的媒介事件不仅使观众的满意, 还要引导观众积极参与。[2]全民参与是纪念日活动必不可缺的要求。因此, 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前提下, 媒体依据历史进行艺术创造。[3]以生动的形式去吸引公众参与记忆的复述。

腾讯网打造了一款二战主题的互动游戏《我的英雄, 我的城》, 引导网友在完成答题、猜图、集卡等网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历史知识, 吸引全民参与。在腾讯网打造的互动游戏中, 媒体潜在性对公众植入了规定的回忆模式, 通过答题、猜图等任务, 引导公众去回忆和关注那段峥嵘岁月。网友因游戏任务需要, 开启有意识的回忆, 并对于未知的抗战历史会产生主动去了解的欲望。公众在媒体信息刺激下提取相关的抗战记忆, 形成短时记忆, 又通过游戏需要进行不断的提取与复述, 对抗战记忆进行强化, 从而形成个体对于抗战历史的长时记忆。

如此看来, 不管是抗战老兵, 还是普通公众, 在媒体的策划中, 公众都被无意识地邀请加入到有意识的历史回忆中。媒体提供共同的历史参考点, 刺激个人的记忆。然后, 个人的浅层记忆在参与媒介记忆互动后, 获得新的记忆, 并形成对特定事件的个体记忆的固化。

三、9.3阅兵重塑公众的社群记忆

昨天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新闻, 其原因在于媒体巧妙地将历史由头与当下产生联系。重述历史并不是媒体的唯一目的, 媒体对于纪念日报道的本质就是将事件作为轮廓从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 致力于当前的媒体议程对历史进行回忆和重构。这就是戴扬和卡茨所说的, “媒介事件编辑、再编辑集体记忆”[2]的功能。

(一) 强调当下的“加冕”仪式, 展示国家形象

9月3日上午, 23位外国国家元首及42位政府首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等, 陪同习近平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共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同时也通过阅兵仪式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 讲述其象征意义。1.2万名士兵进行历时70分钟的阅兵, 动用500多种武器装备, 200架飞机飞越天安门, 电视直播以直观的画面给在场的和不在场的观众展示了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形象。

而着重于关注当下的媒体, 在叙述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中, 也将突出强调这重要时刻的意义。电视媒体会倾向于将镜头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领导人、阅兵整齐划一的全景、台下观众的激动的特写等场面间切换, 将阅兵仪式蕴含的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镜头语言表述出来, 并且以直播影像去感染不在场的观众的情绪。由此, 媒体的叙事与官方纪念共同构成了建构记忆的国家仪式。[4]

此外, 以人民日报为例的主流媒体对大阅兵开启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直播。阅兵仪式就是一场过去历史与当下现状的过渡仪式, 突出了国家的巨大形象转型, 强烈的反差让见证者对当下的强国形象更加深刻。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项面向全球的媒介事件, 把抗日纪念作为由头, 唤醒民族情感, 用历史记忆构建国家认同。

(二) 公众不在场的“现场”见证, 更新社群记忆

大阅兵的同步视频直播, 实现移动+PC+ 电视的无缝链接, 公众们通过视频直播、论坛热帖、微博图文直播、手机快讯等各种渠道共同参与“指尖大阅兵”, 进行着这场不在场的“现场体验”。从微博数据中心看“抗战胜利70周年”微博话题的指数趋势, 公众在9.3当天参与网络互动频率达到最高峰, 全民性参与到大阅兵的“加冕”仪式中。可见, 通过媒体前期报道的渲染, 公众关于抗战的记忆不断被唤醒、被强化, 而大阅兵的直播更是将公众的民族情绪激发到高潮, 成为公众的以此集体情感宣泄体验, 一次特别的集体记忆, 全民都参与到了这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自豪与狂欢中。

由此, 可以推演出个体对于抗战历史的记忆在媒体记忆的刺激干扰下, 形成以下的发展框架:媒体报道提供相似的场景、历史的共同参考点, 通过了受众的选择性过滤器, 刺激公众已有的相关记忆, 又通过系列报道让公众获得抗战相关的短时记忆。而公众自身提取的已有记忆与媒体给予的短时记忆间进行协调, 最终重新编码形成对于抗战的长时记忆。

在记忆的重新编码中, 一个人的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依赖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互动而发生的。[5]而媒体议程设置对于大阅兵报道上的侧重, 把公众对于事件的关注从过去的记忆向当下的现状转移, 让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从抗日民族精神随之转移到强国形象上去, 沉浸在大国风范的“加冕”之中。媒体通过对媒介事件的仪式化呈现来克服时空障碍, 通过历史记忆与大阅兵现实情境的结合, 利用视觉影像来展现文化符号, 让公众的国家自豪感与对国家的热爱相互交织建构成国家认同。

四、结语

对于纪念日的报道, 媒体将“过去的历史”包装成新的新闻由头, “植入”公众的生活, 刺激公众无意回忆。媒体又邀请历史事件当事人参与回忆, 以游戏、征文等形式吸引普通公众加入有意回忆, 在悄然间对公众的关注进行隐性控制, 让公众主动加入到这场纪念日的集体回忆中。新闻媒体对历史事件的纪念报道是唤起公共记忆的重要桥梁, 而新闻媒体对于历史事件的策划、展演又将更新大众的公共记忆。媒体记忆与公众记忆经过协商与争夺, 最终重塑社群记忆。

参考文献

[1]邵鹏.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J].新闻前哨, 2012 (06) :30.

[2]丹尼尔·戴扬, 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 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245-246, 138.

[4]余霞.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及其社会框架[J].武汉大学学报, 2007, 60 (2) :254-258.

[6]李红涛.昨天的历史, 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 2013 (05) :18-21.

抗战的记忆优秀作文 第4篇

本书收录了张自忠、蔡炳炎、左权、戴安澜、谢晋元等先辈的30余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书中既有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家书，也有国民党正面战场官兵的家书、普通民众的家书，每一封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着历史沧桑感，都有着背后耐人寻味的故事，鲜活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史。

本书图文并茂，通过一封封家书及其背后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为我们描绘出那场旷日持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军民的抗争状态。这里面既有高级将领一心保家卫国，恨不能为抗战死的热忱；也有普通士兵朴素的爱家爱国之情，对于家人的依恋与思念；更有普通民众颠沛流离中的亲情传遞，这些都足以令人动容。

《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

作 者：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 价：?29.80

推荐理由：本书收录了左权、吉鸿昌、张自忠、戴安澜、蔡炳炎、谢晋元等抗战先辈近100封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图文并茂，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心灵史。穿越历史硝烟，重读这一封封感人肺腑的抗战家书，足以令人动容。

《花甲之年赛晨光》

作 者：王民集 王济昌

出版社：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定 价：?59.80

推荐理由：本书从“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防”6个方面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持心态、定位，以及生活和养生保健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和建议。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老年人健康生活知识大全。

《家庭中世代间的照顾：关于过去和将来的老人》

作 者：【德】亚历山德拉·茹科夫斯基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定 价：?48

推荐理由：本书着重研究老人在高龄时与家中隔代人之间的关系：照顾关系模型和家庭的变化。本书告诉我们：最新教育科学研究表明，世代间的关怀和照顾是通过对个人培养的过程来探索家庭的意义，在亲近与疏远，责任与放任，传统与革新间徘徊。

《中老年人胃肠疾病自我调养》

作 者：张薇 主编

出版社：金盾出版社

定 价：?25.00

推荐理由：《中老年人胃肠疾病自我调养》一书分上、下篇。上篇介绍中老年人胃肠生理特点、良好心态与胃肠保健、合理膳食与胃肠保健、科学运动与胃肠保健、良好生活习惯与胃肠保健，以及中医四季养生和胃肠保健等知识；下篇介绍中老年人常见胃肠疾病的防治方法。其内容丰富，通俗易懂，科学实用，适合中老年人及中医爱好者阅读。

寻找身边的抗战记忆征文 第5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居委会组织了寻找身边的抗日战争记忆的活动，最近爱读历史的我便报名了。

活动当天，我来到了现场，只见一位头发有点花白的老爷爷已经端坐在那里。他自我介绍是江爷爷，八十多岁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他慈祥地问过我们几岁读几年纪后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抗日战争吗？你们有什么关于抗日战争的问题要问我吗？”想了想，我开口提问：“那时日本鬼子是怎样侵略村庄的？”蒋爷爷摇了摇头，叹气说：“唉，日本鬼子可坏了，抢鸡、抢牛、抢羊；抓到抗日分子，就得杀头！”我们听得呲牙咧嘴，恨不得能够上那时的战场杀几个日本鬼子。我接着问蒋爷爷：“您觉得日本鬼子做过最坏的事是什么？”“三光政策呀。杀光、烧光、抢光！”我默默点头。“那么，你们当时是怎么读书的？”我迫切地想知道答案。蒋爷爷慢条斯理地说：“就学习作文、历史啊，其它的科目就耽搁了。”我又追问：“您最佩服哪位抗日英雄？”蒋爷爷清了清嗓子，说：“戴安澜将军。他在缅甸战争中打了很多胜仗，狠狠得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后来他被日本的流弹打死了，太可惜了。”

老文艺兵记忆里的抗战故事 第6篇

2015年08月07日 09:57:26 来源： 新华网

打起仗来是战士，仗停了就是宣传员——老“文艺兵”记忆里的抗战故事

新华网太原８月７日电（记者王学涛）１２岁当上儿童团团长，１３岁参军做文艺兵，８６岁的段成明留着山羊胡，精神矍铄，能歌善舞。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用文艺宣传伟大的抗战精神。

“我是八路军１２０师贺龙的兵，在吕梁山打起仗来是战士，停了战就是宣传员。”山西广播电视台离休干部段成明这样总结自己的抗战故事。

凝视着一张儿童团照片，段成明自豪地说，他１２岁就是６个村的儿童团团长，送鸡毛信、站岗、放哨、埋地雷，样样干得漂亮。

当儿童团团长，让他从小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段成明回忆说，贺家湾３５０户中有８９户全部让日本人杀害。“我带着儿童团去时，看到那些被杀害的小孩都是拿箩筐往外担呢。日本鬼子太残忍。”他悲愤地说。

有一次，晋绥军区特务团侦察股长江鲁到村里去侦察，熟悉黄土高坡地形的段成明成为了江鲁的向导。“他问我当兵不，我就说当！”段成明说，他早就想上战场打日本人。

说完，老人用颤抖的手打着拍子，唱起了那首《快去把兵当》。“叫老乡你快去到战场上，快去把兵当。莫等日本鬼子来到咱家乡，老婆孩子遭了秧，你再去把兵当„„”

一首唱罢，老人又斗志昂扬地唱起陕北民歌《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打日本就顾不上。”

“当时这些民歌在吕梁山上流传，懂得了为什么要去当兵，歌词简短有力，鼓舞了一代青年参军为家乡而战。”段成明说。

１９４４年，段成明１３岁时正式参军，先到特务团，后来由于能唱会跳就去了宣传队，成为了一名文艺兵。

部队打完仗整训的时候，就该文艺兵演出了。段成明依旧清晰记得“除奸舞”的唱词和动作。“手拿锄头锄野菜啊，锄野菜好长苗啊，咿呀嘿，呀呼嘿„„”段老说，他们编排“除奸舞”就是用锄地比喻把汉奸铲除掉。

此外，“丁玲舞”也曾在军区流行一时。“那时候手腕上戴两个小铃铛，嗖哆来米，啦嗖米来，米来米嗖来„„”段成明边说，双手舞动了起来。

除了宣传，段成明说，打起仗来，他们就得上前线，当看护员、卫生员、战地鼓动员等。老人回忆说，他曾参加过攻打汾阳城战斗、巧袭协和堡、官庄垣战斗、下西山伏击战等。

其中，在下西山伏击战中，日军的子弹打穿了他的棉帽子，头皮蹭破了，一直到他４８岁时，发现双手颤抖厉害，经过检查，原来头上曾经流血的地方血管被压扁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拍摄了《大敌当前》《红军东征》《百团大战》《忻口战役》等多部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历史剧。其中，《上党战役》影响较大，促进了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地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热潮。

如今，四世同堂的段成明最爱看《战地文艺兵》《情系吕梁》等书。他说，在文字里他总能记起自己的老战友和那段峥嵘岁月。

抗战的记忆优秀作文 第7篇

我出生在康乐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始终认为，红色是生命，红色是幸福，红色代表春天的生机，象征青春的活力，因此我爱上了红色，以为红色是和平。小时候爱戴红领巾，长大后热爱五星红旗，我爱歌唱红色的经典歌曲，来赞颂红色的生命，追求和平幸福的快乐。

岁月的长河虽然漫漫的流去，红色的土壤却伸手可掬。老革命们都在感叹那些远去的孤帆远影，历史的颜色已经染红我们青春的衣衫。莲花山的巍峨和肃穆，映衬出足古川飘逸的白云，于是有了杨家河，利用岁月沉重的流动，赋予康乐的大地活泼的生机，给胭脂三川的儿女以英勇的血气，也让一座座大山有了千回百折的映照，一个个村庄有了山花烂漫的象征。在康乐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我们静坐不得，更不能无动于衷。

因为这里有一条曾经让无数红军战士敬畏的英雄河——杨家河，这里有一块载入史册的红色的土壤——景古地区，这里有一块组建过多少家园和梦想，也滋润了许多沃野和希望的红土地——景古苏维埃政权。这里是一块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肥沃土壤，同时也是背负着悦耳的莲花山花儿的红色革命的摇篮。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艰苦岁月，一群头顶红五星，身穿旧军装，脚踩破草鞋的5000多人的红军队伍，从江西、到贵州，爬雪山、过草地，挖野菜、吃树皮、饮冰雪，饱尝了人世间别人都不能吃的苦难。“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滩泥毡扎营盘。”血战万源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智取腊子口，在“风雨浸衣骨更硬，革命理想高于天中”来到了康乐的景古地区。

一个个动人心弦的雄壮故事，都有一段红色的记忆，那是英勇的红军战士们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那时的故乡还是多么的空白和消瘦啊，每一寸土地，都长满了苦难的忧伤，祈盼着对幸福、自由的渴望，是你们用共产党人的爱国衷肠，和北上抗日的斗志昂扬，给这块一穷二白的土地，照来了耀眼的光芒，康乐人民红色记忆的篇章，便从这里由灿烂走向辉煌。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红军将士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却没有一点怨言，有的只是不灭的革命信念。曾记得：红军打土豪、分钱粮，救百姓，开义仓，许多红军战士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放牛羊。一声声莲花山花儿的悦耳悠扬，把劳累了一天的将士们带进了甜美的梦乡……

红军将士们在艰难中播种希望，在贫瘠中寻找适合红色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红色的火种播种到康乐的沃土上，胭脂三川便燃起熊熊的革命火光。那是一群非常优秀的英雄儿女啊，他们舍小家保大家，新婚的丈夫告别妻子，毅然踏上了那条红色的.康庄;年迈的父母叮嘱儿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迎来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时间，华夏大地演奏着一曲曲“父送子，妻送郎，夫妻双双上战场”的优美乐章。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你们响彻寰宇的呐喊;“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你们血火铸炼的光环，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不屈不挠的革命誓言。

听，那一曲曲雄壮有力的军歌，向全世界庄严宣布：红旗，是一种最能凝聚色彩的生命力，红军，是一支永远拖不垮、打不败的文明而威武的胜利之师。

康乐，生我养我的肥沃土地，珍藏着无数红色的记忆，你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巍峨成今天的丰碑，你用顽强的信念，哺育了二十几万各族儿女，没有比这更艰巨的任务，没有比这更沉重的道义。你依然无私地弘扬着革命的正气。我一直坚信，你是我们勇往直前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你所有的红色，都为我们而凝聚、亮丽。

我终于明白：五星国旗之所以那样鲜艳，是因为它浸透革命者的鲜血，写满了红军将士的名字，红色的记忆中走来的时光老人，始终在重复那些鲜血染红的故事……

那故事中一个个鲜活的主人公，永远活跃在康乐这块红色的土壤，那一枚枚闪耀着金色光芒的军功章，时时把我们的道路照亮，一面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抗战之歌曲, 民族之记忆 第8篇

一、歌曲再现生活的苦难

抗日战争十四年, 无数惊心动魄的时刻, 无数惊天动地的壮举, 这一切都为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每一首抗战歌曲都是历史的见证, 都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 用其独特语言记录了全民族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虚伪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 英勇无畏的中华儿女, 战火燎原的中华大地, 这一切的一切都以音乐的形式描述和记载下来了。

在这些优秀作品中, 张寒晖先生在战争初期创作的歌曲《松花江上》尤为突出, 他把东北人民那种最早感受到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苦难生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歌词中的“九一八”, 经过四次反复吟唱, 感情层层递进, 把东北人民反对虎狼侵略者, 要求收复失地的思想感情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歌词中的“哪年, 哪月”两次强调, 反映了东北老乡的那种回家无望而四处流浪的无奈;歌词中的 “爹娘啊, 爹娘啊”悲痛声中蕴藏了东北同胞要起来斗争的力量。一曲悲怆的《松花江上》, 字字血泪、句句辛酸, 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民族创痛, 更唱出了中华儿女对日寇野蛮侵占行为的愤怒, 面对寇深祸亟、灾难深重的中国, 亿万中华儿女满怀悲愤, 勇敢地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

在这些优秀作品中, 麦新先生1937专门为华北英勇抗日的29军大刀队而谱写的《大刀进行曲》最为悲壮, “卢沟桥”事变爆发, 全面抗战拉开序幕, 处于抗日最前线的二十九军, 战斗之激烈, 战斗之惨烈, 从当时的报道中可以窥知一二, 据当年7 月12 日 《世界日报》报道:“日军二百余名……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 被斩首者占三分之一。”“二十九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 相与肉搏, 白刃下处, 日军头颅落地, 遂获大胜。”“……迨日军行近, 大刀队突起, 挥刀大杀, 日军头颅随刀而下……日军伤亡无数。”歌曲中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这首歌曲以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的气概, 为中华儿女吹响了抗日的号角, 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同时也敲响了日寇终将灭亡的丧钟!

二、歌曲促进国人的团结

正如童谣“日本鬼子野心狼, 侵略中国逞凶狂。全国军民齐抗战, 打得日寇投了降”所描述的日本鬼子无休止地侵略, 迫使更多的国人团结起来, 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去。

1.音乐工作者创作群众歌曲。音乐工作者虽不能扛枪上前线, 但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音乐作为利器, 从精神上去支持人民的抗争。奋起抗日是所有音乐工作者创作歌曲的源泉, 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期间, 《码头工人歌》、《大陆歌》、《打长江》等歌曲更是直接以广泛发动、大力号召抗日为主题,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将更多的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卢沟桥事变”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曲作者群情激愤, 仅冼星海在延安的这一年就创作了70 余首歌曲, 像《游击军》、《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就是其中佳作;此后, 涌现出大批新音乐骨干, 有吕骥、周魏峙、贺绿汀、孟波等, 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深入民间、深入生活, 形成一种集体参与的音乐形式即“群众歌曲”, 老百姓用他们最朴实、最真挚、最熟悉的语言表达着真实心情。

2.普通老百姓传唱群众歌曲。抗战事业以音乐的形式真正深入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了, 有人在台上一边哭、一边唱、一边教, 有人在台下一边哭、一边听、一边学。台上台下哭着学, 哭着合唱, 大家唱《全国总动员》、《团结到底》、《中国人民大团结》、《大家团结在一起》, 这些歌曲易懂易唱, 很快在广大的军民中传唱开来, 成为当时全国上下最流行最新潮的歌, 打起枪可以唱, 行军走路也可以唱, 前线的战士爱唱, 后方的人民也喜欢唱, 促使“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上前线, 兄弟齐参战、父子共上阵”局面的形成, “群众歌曲”在这种特殊战争时期成功地营造了民族大团结的良好氛围, 成为全民族共御外敌的最好见证。它在最困难、最艰险的时刻给人民以鼓舞, 同时也把中国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前途光明的向往传送到反法西斯战线的每个角落, 进而落地生根。

三、歌曲传递民族的记忆

抗战歌曲文化地位异常独特, 保留了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的记忆, 是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不可替代的。深深的民族心、浓浓的爱国情蕴含于抗战歌曲中, 它们或节奏铿锵有力, 或音调慷慨激昂, 或旋律令人奋进, 无不反映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不可摧的意志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 战争的远去、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以及享受着长久的和平, 使有些人开始淡忘战争, 忘记战争曾经带来的苦难, 歌曲也不像在战争时期那样广为流传。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成长于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来说, 通过学唱抗日歌曲去追忆战争, 唤起对抗战历史的深度记忆显得尤为必要。

因为抗战歌曲最直接的实践功效就在于它可以唤起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对那段历史的浓浓记忆和深深的敬意, 穿越抗战歌曲的时空界限, 我们深深记得, 也懂得, 中华民族的抗战是最艰难的, 是历时最长的。那段历史, 不仅仅需要我们去铭记, 更值得我们去追忆、去思索、去感知、去体会。旧人已渐故去, 历史日益尘封, 然我们更需要回顾那段艰苦的岁月, 总结胜利经验, 吸取失败教训。唯有铭记历史、勿忘耻辱, 才能警示国人、振兴中华, 早日实现中国梦。

我们要激起对抗战精神的深度铭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 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抗战歌曲所体现的“团结、自强、拼搏、奉献”的精神让人铭记于脑、刻骨于心, 抗战精神是革命先烈们顽强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精神支柱, 是身处和平时代的我们值得去学习和敬仰的革命精神。同时, 抗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奋斗史上最深刻的文化记忆, 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尽管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十年, 但如今我们吟唱、感悟抗战歌曲, 当代人去感受那代人, 去探寻他们的足迹, 这种有生命的、有激情的、有感悟的, 才是真正的灵魂, 因为它们已经超越了艺术领域,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灵魂, 永远鞭策着中华儿女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王沛.中国抗日战争史稿 (上) [M].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2]迟鸿雁.“时代的特征、人民的心声”---歌曲《松花江上》与《嘉陵江上》的分析、比较[J].艺术教育, 2009 (03) .

[3]陈志昂.抗战音乐史[Ml.郑州:黄河出版社, 2005 (6) .

[4]郑忠, 高萍萍.抗战时期日军暴行的文化分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3) .

我家的抗战记忆 第9篇

儿时记忆：日本兵太可恶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乐亭县，我家主在县城东街，房子的南边是县政府。当时日本兵在我家的平顶房上站岗，特别是晚上，他们穿着大皮靴在房上走来走去，有时还跺脚。更可限的是，他们站在房上往我们院里撒尿，我们不敢吭声，只好忍着，这对当时七八岁的我印象太深了。平时在街上经常看见骑电驴子（摩托车）的日本兵，他们骑得很快，我们远远见了就躲得远远的。

老兵丈夫获抗战纪念章

我老伴（左）1945年1月参加了八路军，那年他16岁，是村里人伍年龄最小的。他在山东军区当通讯员，岁数不大却十分机智、勇敢，送信时要躲避敌人，克服略远、黑天等困难。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老伴被授予一枚中国^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们一直珍藏着。

渊子崖纪念塔：日军杀我国人的见证

1961年寒假我第一次回山东婆家，途中经过板泉镇一个村庄时看见村头有一座纪念塔，丈夫告诉我，这是当年日本侵略者杀害当地村民的见证。这个村叫渊子崖，当时他们在家里都能听到枪声，大姐那天本来要出嫁到板泉，但只能改日子了。

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抗战期间，沭水县板泉区渊子崖村（现属莒南县）群众坚决抵制日伪军敲诈掠夺。1941年12月20日上午，日伪军1500余人扑向渊Y-N，村自卫队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拼死抵抗，直到太阳偏西敌军才拥进围子，村民誓死不降，与日伪军展开逐屋逐户的巷战。傍晚，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五团一个连及县、区武装赶来支援，敌人被迫撤退。此战，渊子崖自卫队队员和男女村民145人被敌军杀害，伤400余人；毙伤日伪军154人。1944年，沭水县政府在该村北小岭上用紫红色的巨石建起一座六角七级的纪念嗒。

寻访抗战老兵 留下历史记忆 第10篇

——淮师传媒学院赴轮窑村传播红色精神

7月10日至12日，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红色记忆，寻访践行”志愿行动启动，团队来到淮安市轮窑村，对抗战老兵乔国柱进行采访和慰问，针对其抗战经历拍摄纪录片，并组织红色精神宣讲活动，对红色精神进行保存和传承。

志愿者们手捧鲜花和慰问品来到老人的家，立刻让这个安静的村庄热闹了起来。现年88岁的乔国柱老人16岁从军，加入陈毅部队，期间参加过数次大大小小战役，右手臂上的炮弹疤痕现在还清晰可见。

倾听红色往事 留住历史记忆

正如全国各地其他抗战老兵一样，乔国柱老人虽然思维清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语言表述能力越来越不好，能听到他们故事的人越来越少。此次，志愿者们利用自身专业优势，选择了用文字和纪录片的方式，将乔国柱老人的历史记忆留存，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

老人家在镜头前并不拘束，提及抗战，情绪很是激动，他为志愿者们展示那枚代表荣耀的纪念章，用并不流畅的语句描述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第一次上战场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与敌人对战时，以千抵万的战斗激情；肩扛重机炮行军时，咬牙坚持了耐力。说到动情处，老人轻轻的唱起了国歌，志愿者们渐渐的加入到歌声中，村子在响亮的国歌声中显得更加祥和。

镜头忠实的记录下了老人对当年历史的记忆，也记录下了乔国柱老人珍贵的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精神 履行志愿义务

“从今天起，我自愿成为关爱老兵志愿者·······”作为抗战老兵志愿者，大学生们在乔国柱老人的带领下进行了宣誓。然而对于老兵，要做的不仅仅是关心和爱护，对他们的经历也不仅仅停留在保存上，而应当把他们的精神传播传承下去。

作为红色精神的传承者，志愿者们为村里带来了一场图文并茂的红色精神宣讲，将抗战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把历史故事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下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年迈的老兵、青春的大学生、天真的孩子，构成了一条红色精神的传承链。

抗战胜利70周年，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大学生应当肩负历史责任，不忘历史使命，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抗战有关的高考作文 第11篇

海口市博物馆分三层，一层是大厅，二到三层是展厅，展览分五个部分，分别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抗日前中后期不同的历史故事。

跟随着工作人员，我们来到了今天的主要参观的地点——海南抗日史料展。我们所处的二楼是本展的核心部分，一共为我们展现了四个部分：“抗战前的海南”、“日寇统治下的海南”、“琼崖国共两党及各界人民的对日斗争”、“海南抗战英烈”。

踏进展厅，向左转，我们来到了第一部分——“抗日前的海南”。深红色的展板上，用清楚的白色文字向我们罗列出海南的各种矿产特产和海南当时对红军以及中国的重要性，展板上几张灰色的民国时期照片更加形象的向我们展现出海南的美丽富饶。轻轻在拐角处转一个弯，就到了第二个部分——“日寇统治下的海南”，透过玻璃展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红军抗日时使用的武器：痕迹斑斑的抗日木弓，笨重的牛角炮......这些原始的武器对战日本强大的毒气弹、步枪、机关枪、战机.....这一切，无声地诉说那一场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敌我力量悬殊，整个海南沦陷了。看着展板照片上，那个战火纷飞，随时可能丧命的年代里，中国人民顽强抵抗的身影。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道：“日军占领海南后，血腥镇压抗日军民，1942年12月，日军为了消弱抗日力量，到各地乡村进行扫荡，很多乡镇干部、抗日骨干和老百姓被残忍屠杀，多个村镇变为无人村......我们不由得惊叹日军万恶的罪行。

后两部分的展板是连在一起的，描写的都是军民奋力抗战的英勇过程，第三部分——“琼崖国共两党及各界人民的对日斗争”。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旧照上云龙一战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而后面第四部分——海南抗日的英烈的展板便与它连在了一起。在那场坚苦的决战中，海南群众军民一心，奋起反抗，有相关记载的死亡烈士就多达7891名，其中琼崖纵队就牺牲了5600多名指战员，而被日军残害的平民更是不计其数。海南人民团结抗日，直至胜利。

踏着暗红的地毯走到了博物馆的顶层，第三层楼。这一层是专门拿来用来庆祝第五部分——“海南抗战的结束”，见证了日本的投降和中国海南的抗战胜利。两侧的墙壁上画着当时日本签订投降书时的情景，展柜里整齐排列着缴获的战利品。东北处墙角还有一个木身玻璃展柜，里面放着的是日军签用受降书印章和文房四宝。这些都是国家珍贵的一级文物。

抗战有关的高考作文 第12篇

战争是推动科技和文明发展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没错，没有它就不会有现代技术的奠基。但是，如果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支撑——“人民”都死伤惨重，领导者或政府会首要地注重科技与其它事业的发展吗?不能。所以，战争有利，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弊”。

既然有“利”也有“弊”，那么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也许这才是考虑战争的问题所在。利和弊如同善于恶是共存地、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自然注定一切事物都拥有的规律。那么，我们思考战争的好坏利弊，只能考虑那一个问题：“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

是利大于弊吗，也许不是。尽管战争调动了人类的智慧，促进了人类生活技术的发展，但死亡不可避免。战争往往是由强势的统治者发出的，但死亡与家庭破裂却是百姓所承担。发出战争的帝王和领导会有这样一天吗?不会!因为人性的欲望是希望得到利益，而不是牺牲自我利益的前提下得到利益。正因为如此，往往“受伤”的总是百姓。

那么就是弊大于利喽，也不是。虽然战争根本上带来了伤亡苦难，但它是自然创造出竞争和进步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方式。那么，它所引发的坏处难道不能用更多因它创造的技术而填补这个“洞”吗?如果没有这些科技、军事、医学、农业的突飞猛进，中国还会是一个较为强大的发展国家吗?也许没有这些，我们还在处于一种对于自然被动的情况下，弱小的民族。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即而将丧失更多的利益，缺少更多利益，将又会处于更加劣势的环境中……这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战争究竟是有充分的“利”还是有充分的“弊”?这不仅仅是看单方面战争带来的现实利益，也是看我们有怎样的思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战争带给我们有不同的好处或者坏处。战争没有人为的推动，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单纯地、自然生成的竞争方式而已。

所以，对于“战争”这一个话题，我们更多的不是仅思考是“利”是“弊”，而是考虑多方面的问题。

留在岁月中的抗战记忆 第13篇

1937年汉口女孩卢维瑛写给西蒙雷克女士的信（见图1），纸质。信封为白色，长9.4厘米，宽16.6厘米。有孙中山图像的25分邮票上盖“汉口”邮戳。信笺2张，尺寸一致，长21厘米，宽26.8厘米。该信件是汉口圣罗以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卢维瑛1937年10月5日写给美国友人西蒙雷克女士的，寄出时间为同年10月14日，主要内容是为中国抗战募捐。信件用英文书写，全文翻译如下：亲爱的西蒙雷克女士，您好。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今年13岁，中文名叫卢维瑛。希望您能收到我的这封信。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可怕的战争，空袭中已有800多人失去了生命。母亲从碎石堆里用手挖出了她们死去的孩子，如果您在场一定会为之伤心不已。学校里虽然都是些孩子们，尽管我们年幼，但我们尽力帮助红十字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我们给您写信，并将红十字会劝捐信一并寄给您，希望您能将它带到您所属的教会。您的中国朋友卢维英。后面落款的“卢维瑛”为中文。信件用钢笔书写，字迹清秀整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的痛恨，以及希望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对中国抗战给予同情与支持，渗透着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的善良之心。卢维瑛就读的圣罗以女子师范学堂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1912年9月。1937年8月20日，日军首次空袭武汉，其后多次轰炸武汉，给武汉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据《武汉市志·大事记》载，卢维瑛信中提到的日机空袭武汉死伤800多人的事件，即是1937年9月24日的那次日机大轰炸，武汉人民除了死伤800多人外，还被毁民宅200余栋。这封信属首次公开，是日寇在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见证之一。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宣传第二队队旗（见图2），布质，灰色，竖条。长80厘米，宽42厘米。正面印有白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宣传第二队。随着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中心。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四厅，第三厅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下设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抗宣二队成立后，与其他演剧队、宣传队一道进行了包括政治学习、业务准备和军事训练的短期培训。在抗敌宣传队分赴各战区之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为14个分队制订了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出发前，政治部三厅给各分队颁发了队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抗宣二队在队长何惧的带领下，高举队旗奔赴湖南平江，随军行动，深入前线，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进行抗战宣传。在国民党军队里、战区、前线机智勇敢地展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宣传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这面队旗跟随抗宣二队经历了武汉抗战血与火的洗礼，后由队长何惧完好保存至今。1984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派人专程到北京向何惧老人征集到这面队旗。该队旗于2002年由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今天，作为抗战历史的见证，这面队旗已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证章（见图3），圆形，铜质，有锈迹。直径4厘米。正面沿边一圈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黑色美术字，体现了演剧队浓郁的文化艺术特色。中间位置是一个硕大的阿拉伯数字“2”，数字为红色，在一圈黑体字的衬托下十分醒目，代表着第二演剧队的队号。证章反面下方刻有“012”的队员编号，上面的别针完好，用于别在队员胸前。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的危急时刻，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主要军事机关则移至武汉，拉开了武汉保卫战的序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后，郭沫若出任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抗战宣传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8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在武昌昙华林组建成立，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共10个队，每队建制为28人。大多数演剧队都建立了中共地下支部，是一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演剧方式进行抗日宣传的文艺团体，由郭沫若、田汉等主持训练1个月后分派到各战区抗日前线。抗敌演剧二队前身为上海救亡演剧第四队，队长郑君里，成员有左翼剧盟成员瞿白音、沙蒙、吕复等，主要活跃在江西、湖南等地抗战前线，演剧宣传，慰问官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中山军舰无线电处”木刻印章（见图4），木质。长70厘米，宽35厘米。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它是以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代名舰，曾历经“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事件”“中山舰事件”等。1938年10月，该舰在武汉会战中于长江金口水域被日机炸沉，舰长萨师俊等25名官兵壮烈牺牲。1996年11月，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随之出水包括舰载设施、武器装备、铭牌标志和生活用品在内的各类文物5000余件，在中山舰无线电报房与舰尾楼之间发现的中山舰电报稿纸、“中山军舰无线电处”木刻印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文物。中山舰与外部保持通讯联络主要依靠发电报，而“中山军舰无线电处”则具体负责将各种信息、指令编成电报码发送外部，同时将接收的电报译出报告舰长。由于年代久远，从目前已破译的“中山军舰无线电处”发出的352份中山舰电报稿内容来看，绝大部分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7月期间，中山舰遵照国民政府海务部“近来外侮日亟，江海防备日益重要”令，加强日常巡防及对外国军舰的调查等，其中针对日舰活动记载较详细，61份调查报告中就有19份与日本海军舰队在华活动有关。不少文字记载和调查报告所涉及的外籍舰船除英法美外舰只外，更多的是日本旗舰川内号、巡洋舰龙田号、长良号、神通号及驱逐舰汕风号等，可见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早已处心积虑。中山舰巡视江面，密切注意日本侵华动向，频繁发送电报，及时向国民政府当局报告，同时做好抗战准备，最后为保卫大武汉喋血长江，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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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印章（见图5），水晶质。长5.6厘米，宽1.4厘米。印面为正方形，刻“钱之光”三字。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关头，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二度合作，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1月下旬，钱之光带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来到武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同时兼任新四军驻汉办事处处长。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每月到国民政府军需署领取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军需署凭钱之光的水晶印章盖章后方准领取枪支、弹药、服装、药品、医疗器械、军事通讯器材等物资。每次领到物资后，钱之光便组织工作人员，将物资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地，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前线抗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武汉抗战时期，钱之光的印章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各项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见证了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不平凡的战斗历程。1984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到北京访问钱之光老人时，经本人同意，由其夫人刘昂捐赠给纪念馆作为馆藏文物。2000年，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钱之光水晶印章为国家一级文物。

1940年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章（见图6），铜质，圆形。直径4厘米。纪念章上面有穿孔钮，用于穿系佩戴。正面镌刻“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等文字，正中小圆圈内刻一繁体“学”字。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3月赴北平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为时人传诵，但晚节不保。1937年抗战爆发后，汪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但对抗日一直怀有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在日本当局的政治诱降下，汪最终走上了大汉奸的不归路。1940年3月30日，汪伪傀儡政权在南京成立。4月17日，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身份来到武汉，视察汉口，同汉口日军特务部协商伪湖北省政府、武汉特别市政府并入汪伪政权事宜。当天晚上，汪发表广播讲话，鼓动武汉市民与汪伪政权协作，“共同排除和平之障碍”。18日，伪汉口市政府举行拥汪大会，汪在会上鼓吹中日双方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建立“亲善关系”。这件汪行政院长莅汉纪念章，即是武汉地区伪政权为迎接汪精卫而铸造的，亦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视察武汉这段历史的见证之物。

1940年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题字铜镇纸（见图7），铜质，长方形。长15厘米，宽3厘米，厚1厘米。上部圆圈内为篆书“周年纪念”，中下部分两行竖行刻写“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武汉特别市市长张仁蠡题”等文字。张仁蠡是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最小的儿子，他在1935年就出任过汉奸傀儡政权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长，开始了臭名昭著的汉奸生涯。武汉沦陷后，在其兄张燕卿的推荐下，张仁蠡于1939年4月20日出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一职，在市内遍设吸售所，贩卖鸦片，毒害人民。在中小学中，张积极推广奴化教育，规定日语为必读课。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张要求人民勒紧裤带，为日本的“圣战”作最大的牺牲。暗中则巧取豪夺，搜刮所得，秘密带往北平，在西城贵人关一带大量购置房产。新中国成立后，张仁蠡于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在北京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可耻的一生。张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师从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学习，诗文俱佳，还写得一手米南宫体的好字。可惜为人品性低劣，无丝毫文人节操。这件铜镇纸上的文字刻于1940年4月20日，正好是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一周年之际，可见张之用心，是为纪念就任伪市长而题，其汉奸本性已经到了顽固不化、根深蒂固的地步。

1940年汉口市市民陈年的安居证（见图8），纸质。长11.7厘米，宽16.5厘米。封面自右而左印有“汉口海军特务部”“安居证”“姓名陈年、男、年龄廿八岁”等字样，下方盖“汉口海军特务部之印”。证件内页有编号“一八一号”和原籍、住址、职业、性别、姓名、年龄等身份信息，空白处所贴持证人登记照片上盖“汉口海军特务部”钢印和“汉口海军特务部之印”，在编号和照片角上还盖有颁发责任人私印。内页左边印有注意事项。1938年武汉沦陷后，进入武汉地区的日本海军成立了汉口临时海军特务部，部址设在汉口原中央银行，翌年3月10日改名为汉口海军特务部。当时，占领武汉的日本陆军也成立了汉口陆军特务部，部址设在汉口金城银行原址，与海军特务部分界管辖，陆军特务部控制着界限路到硚口的旧英租界和汉口华界区，海军特务部则管辖汉口旧俄、德、法、日等租界地区。日军在难民区四周布满铁丝网，设置哨卡，所有进出的难民必须手持日军特务部派发的安居证，并做到三个动作：举起安居证、脱帽、向值岗的日本宪兵鞠躬，否则会遭到拳打脚踢，甚至以游击队嫌疑的罪名处死。日军颁发安居证，是为了辨明居民身份，加强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役，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罪恶目的。

1940年汉口陆海军特务部签发给周金媛的通行许可证（见图9），纸质。长37.8厘米，宽52厘米。通行许可证是日军占领武汉期间，强加给武汉市民的一种证明文件，是日军加强沦陷区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产物。内页右边框内印有“通行许可证”“陆军特务部”“海军特务部”“写真摄影可否”等文字，和此证编号“62446”、通行区域“汉口、武昌、汉阳”、签发责任人和以日文写成的注意事项。本证使用时限采用日本昭和天皇纪年，为“自昭和15年6月12日至昭和15年12月11日”，昭和15年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缝印有“期限满了后速予返纳”的提示。左边框内分上下两排，填写的是21岁的持证人周金媛的黑白登记照片和个人身份信息，主要有氏名、性别、职业、国籍、目的、年龄和住所等，照片上盖有“汉口海军特务部”钢印。根据右边框内所盖各种印鉴来看，此证应该是驻汉口的日本海军、陆军特务部共同签发。日军占领武汉后，将三镇划分为若干安全区、难民区、军事区等，以防共为名在街头设置哨卡，鱼肉百姓。武汉市民持通行许可证通过哨卡时必须接受喷洒消毒药水，并向日本宪兵点头哈腰，脱帽三鞠躬，否则会受到三块砖的体罚：一块砖垫在膝盖跪下，一块砖用双手高举，一块砖顶在头上。著名汉剧演员黄鸣震通过哨卡时，因为没有向日军鞠躬，也不接受喷洒消毒药水，结果被活活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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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汉口市市民陈年的市民证（见图10），纸质。长12厘米，宽18厘米。该市民证由伪汉口市政府颁发，颁发时间为1941年1月4日。封面右边印有“汉口市市民证”和“申请书丁局署第特1号”等文字，“汉口市市民证”上加盖朱文篆书“武汉特别市市民证发行处印”，封底黑框内印制的是共8条的使用本证注意事项。内页为彩色底纹，中部印有椭圆形图案，圆圈内有茂树、亭阁。右边有持证人陈年的姓名、别号、年龄、住址、职业等身份信息及发证日期、证件编号，盖有伪“汉口市警察局长章”和经手人私印，并贴有持证人陈年的免冠黑白登记照片1张，照片上盖有钢印。左边记录了防疫注射的时间和种类，有“种痘”“防疫注射”两栏及种痘、防疫注射时间。1940年9月，汪伪政权对伪武汉市政府进行改组，“遵照中央规定，恢复民国十八年（1929年）之行政区域，将原辖之武昌、汉阳两地区，划交湖北省政府接管，同时改称汉口市政府，仍直辖于行政院”。伪武汉特别市改为汉口市。市民证由伪警局统一发放，于1940年9月1日成立市民证发给处，先前在武昌、汉阳、汉口、水上设有四个分处办理发行事宜，武昌、汉阳划归伪省府管辖后，汉口、水上两区市民证仍由汉口市警局市民证发行处发放，武昌、汉阳两区改发县民证。市民证每年更换一次，需交有保人盖章的申请书两张，还须到指定的照相馆拍照登记照片，手续费日金二角。

武汉沦陷时期“汉口大赛湖畔”日军军邮明信片（见图11、图12），彩色，纸质。长9.1厘米，宽14.1厘米。明信片正面的彩色画面，取景于武汉市黄陂区的大赛湖畔（今汉口后湖）。根据明信片右下方所印之“濑野觉藏氏笔”字样，应为日人濑野觉藏所绘。画面上，一位身穿蓝衫、脚穿布鞋的光头中国剃头匠人侧身而立，正在用剃刀给一个日军修面。一旁的小凳上，坐着一个手托腮帮、正在等候理发的日军军官。湖光山色，风光旖旎，“皇军”气度悠闲，一点也看不到战火硝烟、生灵涂炭的战争场景，从中可见日本侵略者为粉饰太平而煞费苦心。明信片反面印有该明信片发行单位“军事邮便”“陆军恤兵部发行”及印制单位“东京小林又七”等文字。背面蓝色字迹为钢笔手书，是一名侵华日军写给妹妹照子的一封简短家书。武汉于1938年12月25日沦陷，大赛湖所在的黄陂地区则在24日就被日军占领，根据家书最后落款日期“九月十五”来看，这张明信片应该是在武汉沦陷时期的某年9月从汉口寄往日本，是一件研究沦陷区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从画面来看，中国剃头匠给“皇军”修面的战战兢兢，与日军占领者闭目养神的悠闲神态形成明显反差，体现了亡国奴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