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语言范文

方言与语言范文第1篇

摘 要：地理语言学从空间上描写和解释语言的分布和发展，在中国具有重要发展前景。对南岳衡山354个村子进行高密度地毯式调查，可以细致地看到地理和语言分布的关系。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湖南方言；衡山方言；南岳方言；方言地图

作者简介：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周鑫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地理语言学的性质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是跟地理学结合的语言学，是把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描绘在地图上，然后进行解释的语言学。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地理语言学叫作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语言学领域以前一般也用这个名称。地理语言学用不同地点的同一语言事实的表现做基础，利用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状况，结合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解释这些分布形成的原因，探索语言现实分布和历史变化的规律。{1}地理语言学的核心特点就是用语言特征地图方式研究语言。

“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2}《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但是目前多数人习惯叫作“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3}。因为它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应该是运用地理科学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的科学，属于语言学，所以，我们建议仿照“历史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术语，把它叫作“地理语言学”。否则，把“语言地理学”放在现代语言学分支类型的术语中，显得不协调，好象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人文地理学》{4}中就把“语言地理”跟“政治地理”、“旅游地理”、“宗教地理”等并列的。

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地理语言学”逐渐在名称上取代“语言地理学”。在中国的学科设置目录里，目前一般还是在“语言学”下设置“方言地理学”或者“语言地理学”。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基本上是受到日本地理语言学影响发展的。日本早期的地理语言学著作柴田武的《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就是用“言语地理学”的名称，这个名称一直被后来学者沿用。20多年后，日本学者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在《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发表，文章的副标题《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里用的还是“方言地理学”。2010年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标志着“地理语言学”这个名称在中国正式成为语言学学科名称。这在理据上比原来的“语言地理学”或者“方言地理学”更加像语言学名称，而不容易使人产生它是地理学名称的错觉。

研究特定通用语言的结构等属于个别语言学，研究不同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的关系和共性属于一般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特定方言的结构等属于特殊的个别语言学，也叫作方言学。虽然在中国，地理语言学一般跟方言学密切相关，但是地理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是分别首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们都属于一般语言学。正如时间和空间总是联系在一起，而且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时间上演变速度的差异，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相对来说，历史语言学由于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研究成果很突出显得比地理语言学更加成熟。

如果说历史语言学是一种时间语言学，那么地理语言学就是一种空间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纠正了历史语言学过分重视历史材料的偏向，弥补了历史材料缺乏的局限，加强了对活语言或者口语的重视和利用。应该说“共时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空间的，但是，一般局限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抽象出来的单一系统的解剖，或者几个这样的现代单一系统的比较。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要看到“历史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

给语言或者方言的历史关系分类，实际上也是在对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空间关系的分类，因为一定共同的空间分布关系往往有一定共同的时间历史关系。但是它们又往往出现不少例外。例如印度在亚洲，却跟欧洲许多语言有密切关系。衡山其实在湘语包围中，古代全浊声母的变化却既不像湘语也不像与湖南有历史移民关系的赣语，却像覆盖在湖南南部“土话”方言上面构成双方言格局的西南官话。

如果不分主次关系地从时间和空间关系得出一个综合类型，那会带来许多交叉重叠的麻烦，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例如，“是否保存浊音”就是一个不一定可靠的标准，因为一方面，浊音分成音位性和音素性两种；另一方面，浊音是一个不稳定音素。

“是否浊音”，对于汉语的很多方言不是音位性特征；相反，“是否送气”是汉语方言共同的音位性特征。所以，虽然从衡山的后山话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音位性，可以用来跟前山话区分，但是放在湖南甚至更大范围内考察，就只有“是否送气”这个普遍特征的发展差异才具有比较价值。

如果根据一定特征，把方言分成不同区域，然后对不同方言进行内部比较，就可能是画地为牢，会忽视相同行政管理空间的不同方言的相互关系。只有首先从地理语言学角度，不管方言类型，用地图表现相同语言单位的各种事实，才能发现更多的实质关系。

从长沙话演变的历史记录{5}可见，无论前后鼻音的混淆还是前后舌尖元音的混淆，都说明在语言消磨过程中，它们在逐渐走向简化，偏僻或者人口稳定地区比发达或者人口不稳定地区变化慢。

所以，无论从远离长沙市区的湘潭、衡山，还是从接近市区的长沙市郊区的空间变化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汉语方言的历史变化。这是弥补汉语缺乏系统细致的历史记录这个遗憾的重要途径。当然，“方言地图只能推测各种形式的新旧关系，也就是说相对年代。要确定一个词产生的绝对年代，我们还需要把方言地图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6}。

地理语言学跟一般的语言或者方言调查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个地点做全面的分析，而是要针对比较多的地点精选尽量少的调查项目进行调查。因为地点多了，如果项目还多，不仅无法胜任浩大的调查工程，而且没有重点，浪费资源。

地理语言学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语言种类多样，方言特别是汉语方言覆盖全国、复杂多样，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沃土。外国学者贺登崧把地理语言学介绍到中国以后又介绍到日本。但是地理语言学包括研究中国汉语的地理语言学都是在日本先成熟，中国在后面才开始发展的。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语言的地理语言学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地理语言学的类型

一般的汉语方言研究跟地理语言学有密切关系。但是方言地图有两种，也体现出地理语言学的两种方法：第一，特征地理研究。它是根据一定特征对方言材料地点进行分类，例如《苏州方言地图集》。第二，分区地理研究。它是根据重要特征对一定连续空间进行区域分割，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

广义的地理语言学包括上面两种研究。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是指特征地理研究。

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理论方面，项梦冰、曹晖的《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虽然不是很成熟，狭义的地理语言学性质不突出，但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地理语言学教材，涵盖了特征地理和分区地理两个角度的研究。

2003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的博士论文《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在高密度调查和绘制方言特征地图基础上做特征地理研究的最早成果。论文从微观角度针对一个县级行政范围的整个区域的354个行政村做了高密度的调查，绘制90幅地图，在分区的基础上，详细地描写了90个方言项目的超越分区界线的细微的地理分布情况，也使原来朦胧的分区，特别是其中的“夹山腔”区域得到清晰化。

2008年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是最早针对全国的汉语方言做特征地理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同行的集体智慧，跟以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总之，地理语言学有分区和分类的不同研究方法。对一个地点的语言或者方言内部系统做准确的描写和分析是地理语言学的基础。但是汉语方言研究从分类的地理语言学角度对一定特征进行高密度的地理空间研究的成果比较缺乏。像岩田礼一样不仅用地图分类，而且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更加少。虽然我们也需要全国范围轮廓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扩大眼界，但是要高密度研究汉语方言地理不能首先贪图全国范围，因为范围越大工作数量越大，无法细致。所以要从小范围打基础，“小片方言的方言地图或者地图集应当多多出版”{7}。

三、地理语言学的历史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最早运用这种方法调查和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1902～1909年出齐了《法国语言地图集》，涉及650个地点，2000个词语，由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编制。“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可见19世纪末期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在亚洲，日本的地理语言学发展比较早。最早从西方引进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是上田万年。他早年在德国留学。1905～1906年出版《音韵调查报告》和《口语语法调查报告》，分别包含29张“音韵分布图”和37张“口语语法分布图”。这是日本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发现了日语在地域上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柳田国男在《蜗牛考》（1930年出版，1943年修订）中认为地图上分布着“蜗牛”的各种词形，原因是历史上的中央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阐明了语言时空变异的关系。柴田武《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使日本地理语言学走向成熟。柴田武、野元菊雄、上村幸雄、德川宗贤等1966～1974年出版《日本言语地图》，涉及2 400个地点、300幅地图。从此，地理语言学在日本掀起高潮（张勇生2011）。他们还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汉语方言作为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产生比欧洲晚了100年，而且是先发展方言学，再发展地理语言学。虽然以前也有借助地图或者根据地名研究方言的成果，但是，真正的地理语言学意义的成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20世纪80年代出现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地图集》，不过这个成果还只是分区类型的地理研究。直到了21世纪初期特征类型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才不断涌现，曹志耘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特征地理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朝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已经采用地名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地理差异。

真正采用地图来研究语言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这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分区地图，还不是语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特别是地理方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贺登崧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8}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对它进行介绍，把它翻译成汉语出版，书的名称叫作《汉语方言地理学》。

这些研究中的地图都是方言特征地图。可以说，这是狭义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萌芽。贺登崧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开拓者。

几乎同时，中国学者在进行方言调查的时候也附带做了地理语言学研究，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等学者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方言调查，涉及广东和广西（1928～1929年）、陕西南部（1933年）、安徽南部（1934年）、江西和湖南（1935年）、湖北（1936年）、云南和四川（1940年）。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赵元任等1936年调查、1938年写作、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是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属于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类似《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调查成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体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分别绘制的方言地图有：云南65幅，湖南53幅，四川47幅。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1933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俞世长整理在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1949～1950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有34幅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个地点。这是中国学者在外国导师的指导下做的第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全部是方言特征地图，而且用了很多篇幅对地图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例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有江苏和上海的方言地图43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1959年开始调查，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年出版）是又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涉及的调查地点多到几百个。有51幅地图，涉及263个地点，地点覆盖了每个乡镇的主要村子。这些地图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些是到当时为止调查地理密度最大的特征地理调查成果，是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这个调查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选择的地点最多，虽然没有落实到每个村子，但是涉及了263个经过抽样选择的村子。当然这个成果从理论角度对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几乎没有。

在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中，地图丰富的著作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1989年）。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分区地图，是最重要的分区地理研究成果。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侯精一、温端政等研究山西，鲍明炜等研究江苏等方言成果使用不少面向方言分区的特征地图。主要有：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包含42幅地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包含50幅地图，涉及33个地点），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包含50幅地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包含25幅地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45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包含63幅地图，涉及93个地点），语文出版社，1997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西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68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包含55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包含36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包含24幅地图），齐鲁书社，2001年。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1985年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9}。1991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很有贡献，而且他们纯粹从特征地理角度绘制地图和进行分析。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1989年）、《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还有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这时日本学者还在根据文献编制中国全国性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18个项目，24幅地图，280个地点，1992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

接着日本学者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38个项目，88幅地图，470个地点，1995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第3集，33个项目，97幅地图，650个地点，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

日本学者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地图，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古代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进入21世纪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逐渐成熟。2002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从落实到每个村子的高密度调查角度来说，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第一本县级范围内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这是彭泽润自主选题后在导师鲍厚星指导下完成2003年答辩的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这个成果绘制了90幅地图，数据覆盖县内的全部354个行政村。这个成果也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开创中国地理语言学以后，经过王辅世和叶祥苓发展以后，在21世纪产生的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

以后地理语言学成果不断涌现。曹志耘指导了多篇北京语言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和硕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例如2005年答辩的：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郭凤岚的《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唐伶的《永州南部土话语言研究》。甘于恩指导了暨南大学2006年答辩的地理语言学硕士论文：蔡燕华《中山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0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浩元、石汝杰、顾黔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是一部研究方言边界的地理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这个调查采用词汇调查而不是语素（字）的调查方法。表格有两个：包含439个词的简要词汇表格；包含1 900个词的详细词汇表格。词汇表格中基本覆盖了常用语素（字）。

具有标志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应该是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这是第一部全国范围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这本著作凝聚了全国许多同行的集体智慧，跟20年前出版的主要体现分区地理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形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完善了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实践研究。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调查研究2001年启动，2008年完成，一共有来自34个单位的57位学者参加。调查地点一共是930个，遍及全国，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地点的密度。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都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涉及1 005个条目，其中语素（字）425个，词汇470个，语法110个。设立调查条目的主要原则是：（1）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2）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所有数据一律到当地进行调查。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所有调查材料经过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930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NFGIS的全国地图数据和ArcView9.1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然后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510个地图条目，绘制成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各卷地图的类型及其数目是：（一）语音卷205。（1）音类160；（2）特字32；音值13。（二）词汇卷203。（1）概念188；（2）词形6；（3）分合4；（4）综合5。（三）语法卷102。（1）结构51；（2）语法词39；（3）综合12。

2009年，鲍厚星又指导了通过答辩的两篇湖南师范大学地理语言学博士论文：孙益民的《湖南亲属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以湘东北及湘东部分地区为立足点》，李永新的《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

2013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的《湖南方言》附录了40幅湖南方言词汇特征地图。我们已经指导研究生对湖南最南部的江永县做类似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写出了系列硕士论文。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对湖南全局的研究。

四、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

方言学是和地理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它们都要涉及方言事实，但是又不同。地理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或者内部的方言的个别要素在地理上的分布和表现。方言学关注的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局部地域的方言系统。

20世纪以来，方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特指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几乎同时引进现代西方语言理论开展研究。但是，方言学相对发展比较早比较有成就，地理语言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介绍地理语言学的时候，专门介绍方言学。

方言是一种语言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语言总是用方言的身份体现出来。正如几乎没有两个人的语言完全相同一样，几乎没有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完全相同。即使是高度统一的英语，在世界各地也产生五花八门的方言。当一种语言还没有被研究的时候，任何一个地点的具体表现都是方言。当我们确定一个地点的方言被自发或者自觉向其他地方推广，成为共同方言的时候，我们把这种方言叫作共同语，准确地说是民族共同语。这时这种语言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系统差别就是方言。

引申以后，我们还把语言在特定行业或者社会领域产生的非系统差别叫作方言。这时，我们把地理上形成的系统差别叫作地域方言，把社会领域上形成的非系统差别叫作社会方言。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几千年模仿周朝到秦朝的语言制作的书面语“文言文”，这种被制作的书面共同语忽视或者轻视不断变化又分歧严重的口语事实。用口语方式存在的方言是没有正统地位的，只是日常生活的临时用品。即使是在地方戏剧中，角色的道白和唱腔也要把方言改造成词汇接近文言文的“雅言”，只有丑角插科打诨的时候才用地道的方言。

在现代中国，不仅北京方言被全国推广学习，而且人们从口语到书面语都基本上用这种经过规范的方言，我们把它叫作“普通话”，面对古代，叫作“现代汉语”，面对其他民族叫作“汉语”，面对外国人叫作“中国语”或者“中国话”。这是社会交往频繁和口语地位提高的时代要求。

研究方言的科学就叫作方言学。方言学就是研究民族共同语以外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在方法和地位上跟一般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不同。地理语言学虽然不能取代方言学，但是它们互相渗透，而且共同需要做语言的田野调查。民族共同语都有大量的书面语事实，哪怕是长期脱离口语的“文言文”这样的书面共同语，都有人研究，因此不必白手起家。方言往往是没有书面文献可以利用的，还有很多方言是没有人研究过的，因此必须做语言田野调查或者方言调查。

方言调查跟一般的调查完全不同。一般调查可以利用大家熟悉的语言去表达，方言调查遇到的语音现象无法用大家通用的民族共同语完整记录。对于汉语方言，即使是汉语拼音也无法记录，因为汉语拼音是专门为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设计的。这样必须根据不同的方言采用不同的音标，但是这样又难以互相沟通。

于是，世界语言学家设计了国际音标，把世界各种语言及其方言可能出现的语音最小单位音素统一用相同的音标记录。人们可以根据特定方言中记录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音标。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只是方言学的部分内容，因此了解中国的地理语言学历史主要是了解汉语方言学的历史。

古代最早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是汉朝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可见汉语的方言分歧一直存在，并且因此造成的交际困难一直被研究者关注。但是没有留下更多的方言研究的专门成果。

近代时期，清朝以后出现大量方言成果，例如李实（1598～1676）的《蜀语》，杭世骏（1696～1793）的《续方言》，等等。这些方言研究成果分词汇和语音两个领域。语音领域主要是为了写诗歌押韵提供帮助的韵书。

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了方便向方言地区的人传播宗教，用自己发明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记录各地方言，出版了南方各地的方言文献包括方言词典等。

1924年北京大学由于沈兼士提倡民间歌谣调查研究，他们需要通过方言调查获得资料，就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开始了现代方言调查。当时林语堂还在国际音标基础上设计了方言字母方案，但是他本人没有多少方言调查的成果。赵元任等一大批语言学家对中国各地方言用国际音标等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调查，出版了《汉语字声实验录》（刘半农，1925年，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24年在上海出版的时候叫作《四声实验录》）、《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著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李荣在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作《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拉开了全国方言普查的序幕，大学开设了方言学课程，出版了《昌黎方言志》（集体，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著作和各地内部油印的方言普查报告。

从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普通话语音和汉语方言调查，培养了大批方言研究者。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杂志创办，拉开汉语方言深入研究的序幕。从此，方言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五、衡山南岳的方言特征地图举例

我们{10}在湖南最先尝试用地理语言学方法高密度研究一个县域的汉语方言。下面我们提供衡山南岳的方言地图两幅，并且做一些地理语言学的分析。

从“声调系统及其类型”的地图可见，声调系统在地理上的分布相对整齐，是分区地理研究要首先考虑的。山脉整齐地把老衡山县分成前山话和后山话两个方言区域。在山势平缓的东北方向，由于交通方便，产生了一个混合方言区——夹山腔区域。在西南方向伸入衡阳县范围的部分地区不属于前山话，反而属于后山话声调系统。“夹山腔”的声调系统只是在后山话系统的基础上，把阴平的调值改变成前山话的调值。考虑到前山话是县城方言，是强势方言，我们推断夹山腔本来是后山话，是前山话影响了它，使它变得开始接近前山话。

从“‘门槛’的词音及其词素结构类型”的地图可见，后山话非常统一，都叫作“地方”。前山话的词素结构也一致，只是语音发生了一些变异。这些语音变异又主要分成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在这两个区域的内部又有一些小的语音变异。在夹山腔中，前山话和后山话的特点参差不齐地分布成多种格局。

注 释：

{1}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页。

{3}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2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4}王恩泉等：《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5}鲍厚星：《〈湘音检字〉与长沙方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岩田礼：《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7}陈章太、詹伯慧、伍巍：《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方言》2001年第3期。

{8}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1期。

{9}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9页。

{10}彭泽润：《地理和语言的启示——衡山南岳354个村子高密度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and Hunan Dialect Geography

PENG Ze-run，ZHOU Xin-lin

Key words：geographical linguistics；Chinese Dialectology；Hunan dialect；Hengshan dialect；Nanyue dialect；dialect atlas

（责任编校：文 建）

方言与语言范文第2篇

1 课堂时光

一、教学目标：

1. 感受闽南方言的趣味性，乐意学习方言，学会闽南方言中关于课程名称、星期、俗语的讲法;

2. 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闽南方言童谣或故事《偶成》所蕴含的道理，或描写的意境，接触本土文化，激发学生们热爱家乡的情感;

3. 感受闽南的传统文化精神、道德风尚、行为规范，以及奇异的民俗风情。

二、教学重难点：

1. 学会闽南方言中关于课程名称、星期、俗语的讲法;

2. 体会闽南方言童谣或故事《偶成》所蕴含的道理，激发学生们热爱家乡的情感;

二、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三、课时：1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利用书本封面导入，认识新的课程

1. 封面上的人物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的穿着? 2. 弄清楚《目录》，对书籍内容有大致了解。

(二)联系生活，了解学生情况

1.我们班谁是福建闽南人?有谁会说闽南话?平时和谁说最多? 2.你在老家又听到有趣的闽南话俗语吗? 3. 把你认为有趣的一句话用闽南语说给同桌听。 4. 生活中说闽南语给你什么感觉?

(三)学习课内知识

1. 听老师用闽南话读课本对话P10-11 2. 跟老师说一遍，并了解“拍算”和“了后”两个闽南词语的意思。 3. 用闽南语认识“功课表”

师：功课表上的哪些字跟平时不一样? 跟着老师试读。 4. 学习俗语“日时走抛抛，暝时守灯骹” “骹”jiao,字音的认识;

“走抛抛”意为“四处游荡，玩耍”，“守灯骹”到了晚上挑灯夜战。 理解句子意思：平时不努力，临时抱佛脚，指不合理安排时间的行为。 5. 读“规礼拜”

6. 看图听故事《偶成》：应该如何珍惜时间?

(四)作业布置：把今天学的闽南话跟家长说一说。

方言与语言范文第3篇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际日益密切，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多种方言，且差异程度不等，在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诸多不便，使得推广一种国家通用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全国上下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浪潮。在推普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国民语言素质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应该如何对待方言的问题，到底是消灭方言差异，还是让方言继续发展，方言该何去何从。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工具，方言是传承各地独特文化的载体，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让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土壤。另外，普通话从本质上讲也是来源于方言，是方言孕育了普通话，不断充实发展着普通话。所以，方言与普通话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方言要采取保护的态度，并且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只要把握好原则，二者是可以兼容并存、共同发展的。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语言起到桥梁的作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

我国的国情具有特殊性，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随着经济、交通、通信的发展，各地区的人民交流日益密切，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操各种方言的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造成了诸多不便。推广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我国的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而且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 “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 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

第五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六条 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通用语言文字法总则》)

推广普通话具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更加方便，促进经济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有效措施。其次，推广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国民语言文化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再次，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推行了统一的、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谈到普通话，就不得不谈到方言，两者并非无关，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我国地域辽阔，从北疆到南国，从西陲到东海，不仅自然环境迥然相异，而且存在着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不同的民俗风情，使汉语产生分化，这是与地域特点、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指某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例如我国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八大方言。方言，能生动地反映当地人们的生活状况、思想态度以及文化习俗，方言词语生动活泼，是来自生活的口语。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可以说，方言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是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使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形式，也是含义最深刻最丰富的语态。”(《谈普通话与方言的辩证关系》)

方言的内涵很丰富，它孕育了普通话，普通话的基础使北方方言，这是因为中国历代都城以北方城市居多，北方历来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北方方言的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口的75%，分布地域最广。因此，普通话就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但不等于说排斥普通话与其他方言的关系，它也同时从其它方言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很多方言中的词汇因为出现频率高、使用人数多而被吸纳进普通话中。所以普通话比其他方言更丰富，从而具有了被推广的价值。 很明显，普通话很重要，推广普通话也是一件国家大事，但并不是要禁止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保留自己方言的基础上使用普通话。在这个信息化的摩登时代，一切都在不断地更新，瞬息万变，我们总是沉浸在新文化的滋润中，但我们的精神家园却面临干枯，因为我们越来越偏离我们的文化内核，譬如一些鄙弃方言的观点，认为方言过时、用处不大。这种观点不仅不正确，而且很危险，因为它忘记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博大精深、兼容并蓄。方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十分独特的一部分。之前在一篇博客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方言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功能，没有了山东话，也没就有了山东快板，没有了北京话，也就没有了京戏，没有了粤语，就没有了粤剧，没有了陕西话，就没有了秦腔，没有了东北话，也就没有了二人转，还有越剧、黄梅戏、沪语、评弹等等民族艺术，方言和地域文化血脉相连，打碎骨头连着筋。”很通俗也很有道理，说出了保护方言的原因，也说出了其中的重要意义。语言的习得主要靠教育，素质教育中的语言教育，会尊重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是识字，而是使用母语的能力，不是为了交际，而是为了传承民族文化。方言与普通话并不是不可并存，而是可以“长期共存，互惠互利”。

方言与语言范文第4篇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是全国的通用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信息产业迅速崛起，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日新月异，国际交往日益广泛。这一切都要求社会交际语言现代化和规范化，所以大力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越来越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基础和主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都应把推广普通话工作作为学校的重要任务。提出明确目标和要求，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使普通话尽快成为教学语言和“校园语言”。

第一章 蠡县方言概况

第一节 蠡县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

蠡县处于河北省中南部，东邻高阳，西倚博野，南接饶阳，北连清苑。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河北方言属于北方话的基础，(蠡县又属于河北方言)，这表明了蠡县方言与普通话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说明了蠡县人学普通话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以及地域的原因，这些独有的条件并没能使蠡县方言与普通话等同起来，蠡县方言仍然保留着蠡县的特色，仍然与普通话存在着较大差异。

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语音上。而语音差异又首推声调，就调类而言，普通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表现为：普通话的阴平调，调值为55，而蠡县话调值为44;普通话的阳平调，调值为35，而蠡县话阳平的调值为22;普通话的上声调，调值为214，而蠡县话的上声的调值为213;普通话的去声调值和蠡县话的去声调值一样，调值为51。显然调值差异是蠡县方言与普通话的主要区别所在，因此蠡县人学普通话，改正声调当属问题的关键。

语音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声母，普通话中的开口呼零声母音节，诸如：an、en、ao、ou等在蠡县方言中大多加上了声母n。像普通话音节“袄ao”在蠡县方言中就读成了“nao”。语音差异中最复杂的是韵母，如韵母ue，蠡县方言中大多读作“iao”;韵母e与声母“z、c、s、zh、ch、sh”相拼时，在蠡县方言中常将“e”读作“ai”如“责”，但是涉及音节的数量也很有限。因此，蠡县人学习普通话纠正韵母错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次，蠡县方言语汇与普通话也有不少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说法，普通话中“太阳”，在蠡县方言中叫“老爷儿”;“月亮”叫“老母亮”等。二是方言独有词语，这种词语在普通话中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如“硌应”这个词在蠡县方言中含有“腻味、令人作呕”等多种意义。而普通话中并没有完全等同的词。

第三，蠡县方言与普通话在语法方面差异最小，主要表现在个别语句的语序差异，如普通话中的“不知道”，蠡县方言中常说“知不道”;普通话语句“他回家了”蠡县方言则说成“他家走了”。这种差异一般不影响交际。

第二节 蠡县方言分区

划分方言区的主要依据是语音特点，蠡县方言区的划分也自然要以此为标准，因此蠡县方言大致分为：曲堤方言区;小陈、林堡方言区;城关方言区;南庄方言区;北埝方言区;保去方言区。

第三节 蠡县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蠡县人学习普通话有两利：一是地理位置之利，与北京相距不远。二是基础方言之利。从方言的角度来看，我县属于冀鲁官话区，这就自然拉进了我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距离。但是，地理位置的便利和方言的接近，并不意味着蠡县人学习普通话就非常容易，蠡县人学

习普通仍然需要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一、掌握普通话语音知识是蠡县人学习普通话的基础。

系统地掌握普通话语音知识，是蠡县人学好普通话的必要保证。实践证明，学习普通话光靠口耳是不够的，必需要有一套系统而有效的记音符号作依据，这依据便是《汉语拼音方案》和系统的现代汉语语音知识，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和系统的语音知识，可以了解普通话语音声、韵、调的结合情况，可以借助工具书找出汉字的准确读音，可以给常用易错字注音，从而为学好普通话铺平道路，为巩固普通话打下基础。

二、了解本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是蠡县人学习普通话的有效途径。

学习普通话，应该掌握好普通话语音更应该了解本地方言的特点，这样才会更有针对性，才会有效地去矫正自己的方言。掌握普通话语音知识的基础上，学会总结蠡县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在实践中去认识普通话，去认识本地的方言，掌握规律，利用规律，这样才会真正地提高学习普通话的效率。

三、实践为基础，反复训练。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学习普通话更应该把实践放到首位。首先把声调改过来。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修正声母、韵母错误，只要大胆而长期地坚持实践，每个人都可以学好普通话，用好普通话。

第二章 语音

第一节 语音概说

语音即语言的声音，是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语汇、语法)之一，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是语义的依托，语言的交际功能主要是通过语音形式来实现的。

一、音素

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依据音节里的发音动作进行分析，一个动作便构成一个音素。如：汉语音节“ba”有两个音素(b和a)。音素可分为元音和辅音两大类。

二、音节

语音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发来的，每一个最容易用听力分辨出来的语音单位就是音节。因此可以说，音节是语音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最自然的语音单位。

汉语的音节比较容易辩认，一般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如“花儿”，虽然由两个汉字表示，但只是一个音节。

三、声母、韵母、声调

音韵学的分析方法，是把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这种分法反映出汉语音节的特点。

1、声母：声母就是音节开头的辅音。有的音节开头没有辅音，我们称之为零声母音节。在普通话中，除零声母外，声母都是由辅音充当的。

2、韵母：韵母指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如“北京”这两个音节中，声母b和j后面的ei和ing都是韵母。在普通话音节中，有的韵母都是由元音构成，如“科”中的e，“学”中的ue;有的韵母由元音加上一个鼻辅音构成，如“人民”中的en和in。由此可见，韵母并不等同于元音，韵母的范围比元音大。

3、声调：声调指音节的高低升降的变化。汉语的音节都是有声调的。如“祖”读时先降后升，“国”读时要由较低向高上扬，这种种音高的升降变化就是音节的声调。

第二节 声母

蠡县方言声母与普通话声母的主要差异

普通话21个辅音声母的不同，都是由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决定的。蠡县方言声母与普通

话声母相比，一是数目多少的不同，一是字音归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r的发音

普通话声母“r”是与zh ch sh 发音位置相同的浊擦音。蠡县方言中“r”的读法是把“r”声母读成“l”声母。如“褥(rù)”读成“lù”，小陈、城关方言区比较严重。

二、开口呼零声母前加“n”

普通话的“爱、恩、欧、”等都有是开口呼零声母音节，开头没有辅音，而在蠡县大部分方言区中，这类音节的前面都加上了辅声母“n”。如把“爱”读成“nài”，把“恩”读成“nēn”。把“欧”读成“nōu”等。这种语音现象在蠡县方言区中都比较严重。在南庄、北埝的个别地方容易把饿(â)读成(nâ)

三、分尖团音

尖音是指“z、c、s”这三个舌尖前音与齐齿呼、撮口呼韵母拼合的音;团音是指“j、q、x”与上述两呼韵母拼合的音。普通话中只有团音，没有尖音，或者说，普通话不分尖团音。蠡县大部分方言区存在尖团音，即方言中有团音，也有尖音。例如：精(jīng)读成(zīng)，齐(qí)读成(cí)，选(xuǎn)读成(suǎn)，酒(jiǔ)读成(ziǔ)。

四、“zh、ch、sh”和“z、c、s”对照辩音。

把责(ze)读成(zhai)、色(se)读成(shai)、册(ce)读成(chai)等语音现象在蠡县各方言区中都存在。

第三节 韵母

一、普通话韵母的分类与发音 普通话韵母的分类：

普通话共有39个韵母，主要由元音构成，也有的由元音加辅音n或ng构成。从其内部结构上看，韵母一般有韵头、韵腹、韵尾之分。 由于划分标准不同，韵母的类别也不相同。

1、根据韵母开头元音口形的不同，可把韵母分成四类，传统的音韵学称之为“四呼”。 (1)开口呼：指韵头不是iuü或全韵不是iuü的韵母，如a、o、an、en等。 (2)齐齿呼：指韵头或全韵是i的韵母，如i、ia、ie、in等。 (3)合口呼：指韵头或全韵为u的韵母，如u、un、ua等。 (4)撮口呼：指韵头或全韵是ü的韵母，如ü、ün、üan等。

2、根据韵母结构成分的不同，韵母又可分为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三类。

二、蠡县方言韵母与普通话的韵母的差异

在蠡县方言中，韵母的变化十分复杂。就其错误类型而言，它要高于声母，但从总体错误率上看，它又低于声母，有时一种错误所涉及的音节仅仅几个，有的还难于找到规律，显得十分零散。因此，蠡县韵母问题，实际上是方言研究上的一个难点。 韵母差异主要表现为： (1)e变uo 如：“饿”“e”读成“wo”这种语音现象在潴泷河以北各方言区比较严重。 (2)e变ai 当e与z、c、s相拼时，蠡县各方言区常常把e读成ai，如“择、册、色”并且除韵母外，声母也随之有所变化，常常把这些字读作“zhai、chai、shai”。 (3)ü

ü独立成音节时，或与声母q拼合时，往往个别字有变读现象，如“去不去”经常说成“qì bu qì”，这种语音现象蠡县各方言区都存在。

(4)uei 在蠡县各方言区，当韵母uei遇声母d、t时，往往失去韵头u，使uei变成ei，于是，像“腿、对”之类的字，便被读成了“těi、dâi”等音。 (5)üe 韵母üe在蠡县大部分方言区中，多变读为iao，如“约、学、觉”等字常被读作“yao、xiao、jiao” (6)uo 在蠡县大部分方言区，当韵母uo与g相拼合时，其读音常变读e，如“扩”常变读为“ke”;当韵母uo与r相拼合时，常变读为“ao”如“弱”常变读为“rao”。 (7)uan 当韵母uan与声母拼合时，常常失去韵头u，an后面加g，如“暖”变读为“nang”。蠡县各方言区都存在这种问题。 (8)n+ong变成n+eng 如“弄”常读成“neng”。

第四节 声调

一、普通话声调性质和作用

声调，是指一个音节发音时高低升降的变化。一般说来，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所以声调又叫字调。

汉字字音的结构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声母、韵母和贯穿整个字音的声调。声调是汉字字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音节，只有加上了声调，才能具有某种含义。如音节“shu”，它是没有表义能力的。如果给它加上去声调，使之成为“shù(树)”，这时，它才有了表义能力。

声调在字音里还担负着重要的辩义作用。

二、调值和调类

调值是声调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实际发音，也称作“调形”。

调值的记录通常采用“五度标记法”，即用

1、

2、

3、

4、5分别表示低、半低、中、半高、高五个音值高度。

普通话声调的实际发音有四种不同形式，即高平调、中升调、降升调、全降调。根据声调的不同音高变化，四种声调的调值分别确定为

55、

35、

214、51，而蠡县的四种调值为

44、

22、

213、51。

三、调值辨正

在调值方面，蠡县方言存在着二多。一上低音成分多。该升的升不上去，该降的降不到家，音高变化幅度不到位。二是弯曲成分多。蠡县四声调大多带有弯曲度，有的下滑，有的拐弯。

(一)读准普通话四声的调值

普通话语音的声调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四个调类的调值有明显的区分：一平、二升、三曲、四降，不容易相混。要矫正方言声调的调值，首先得读准普通话四声的调值，排除方言声调对学习普通话声调的干扰。要想克服方言声调的影响，掌握普通话声调相对音高的结构形式，提高分辨相近但不同的声调调值的能力，需要靠音节与音节声调的对比练习。分别介绍辨正方法如下：

1、阴平：普通话阴平调的调值是55，而蠡县方言的阴平调值普遍偏低，以4度为起点，因此发音时要克服调值不够高的的问题。可以在阴平音节前面加上一个阳平音节，即“阳+

阴”，构成词语练习。这是利用阳平调值末尾是5度的便利条件，声带不要松下来，继续绷紧发音，辅助后一个阴平音节读准高平调55。如“年轻、阳光、南京、迎春”等。

2、阳平：蠡县方言的阳平调值和普通话差别最大，普通话阳平为中升调，而蠡县不少地方却读作降调，因此发音时要克服调值升得不够高，而起点又偏高的问题。可以在阳平音节前面加一个去声音节，即“去+阳”，构成词语练习，如“汽油、地图、课堂、热情”等。

3、上声：蠡县方言的上声调和普通话的上声调差异也比较大。普通话的上声是降升调，而蠡县却多不平调，且起点较高，因此发音时要克服发音中段调值高的毛病，注意显示上声基本是低调的特征和先低降后升的曲折形式。可以在上声音节前面加上一个去声音节，即“去+上”，构成词语练习。如：“报纸、电影、录取、至少、字母”等。

4、去声：蠡县方言的去声调调值起点偏低。并且下降不到位。因此发音时要注意克服起点不够高的问题。可以在去声音节前加一个阴平音节，即“阴+去”，利用头尾相接时的声带状态，辅助后面的去声音节声带紧张，提高调值高度。如：“公共、机要、方向、经验、松树”等。

(二)改变调值

用方言和普通话标准音分别读同一调类的字，凡调值不同的调类，要把方言的读法必为普通话的读法。例如蠡县方言，阴平字“师方天高”读44调，要必读普通话的55调;阳平字“时房穷陈”之类读者来信22调，要改读35调;上声字“史纺美好”之类读213，要改为214调，去声调值同普通话，不用改读。

四、声调综合训练

1、单音节四声呼读训练

音节 阴 阳 上 去 bai 掰 白 百 拜 feng 丰 冯 讽 奉 liu 溜 刘 柳 六 chuang 窗 床 闯 创

2、词语呼读训练 (1)阴平连读

天津(tiān jīn) 机关枪(jī guān qiāng)

安心(ān xīn) 珍惜光阴(zhēn xī guāng yīn) (2)阳平连读

黄河(huáng hã) 尼罗河(ní luï hã)

文明(wãn míng) 儿童文学(ãr tïng wãn xuã) (3)去声连读

旺盛(wàng shâng) 见利忘义(jiàn lì wàng yì) 庆祝(qìng zhù) 各就各位(gâ jiù gâ weì) (4)阳平+阴平连读(阴平调练习) 国歌(guï gē) 旗杆(qí gān) 茶杯(chá bēi) 鼻音(bí yīn) (5)去声+阳平连读(阳平调练习)

皱纹(zhîu wãn) 配合(pâi hã) 上学(shàng xuã) 自觉(zì juã) (6)去声+上声连读(上声调练习)

办法(bàn fǎ) 饭碗(fàn wǎn) 大脑(dà nǎo) 热水(râ shuǐ) (7)阴平+去声连读(去声调练习)

出处(chū chù) 鲜艳(xiān yàn) 歌颂(gē sîng) (8)四音节混合连读

画龙点睛(huà lïng diǎn jīng) 雨过天晴(yǔ guî tiān qíng) 卧薪尝胆(wî xīn cháng dǎn)

第五节 音变

一、普通话语音的音变

我们学习普通话语音，一般是从单音节开始。作为独立存在的单音节，都有它固定不变的声、韵、调。但当一个个单音节组合在一起，构成词语、句子、篇章，这些音节群体通过人的口头表达出来时，多音节中的音素或声调就会互相影响，产生语音变化。这种语音变化就是音变。

普通话的主要音变现象如下：

(一)轻声

1、什么是轻声

轻声是一种特殊的变调现象。它长期处于口语轻读音节的地位，失去了原有的声调的调值勤，又重新构成自身特有的音高形式，听感上显得轻短模糊，这就是轻声。

《汉语拼音方案》规定，轻声音节在拼写时不标调。

2、习惯轻声

绝大多数的轻声属于习惯轻声，表现在一部分常用的口语双音节词中。如：高梁、会计、巴结、活泼、意思等。

在普通话中，下列成分习惯上都读作轻声(用表示轻声)： 助词。如：走吧 好啊 行吗 ...某些名词后缀。如：镜子 木头 ..方位词。如：地下 天上 屋里 ...趋向动词。如：回去 进来 站起来 ....重叠动词的末一个音节。如：走走 看看 说说 听听 ....作宾语的人称代词。如：请你 找他 叫我 ...某些量词。如：两个 .表名称的重叠名词末一个音节。如：妈妈 星星 老太太 ...

3、轻声的调值

普通话轻声音节的调值只是一个模糊的高度，共有四种不同形式： (1)阴平后面的轻声读2度：|2 。如：

跟头 哥哥 先生

(2)阳平后面的轻声读3度：|3 。如：

馒头 婆婆 行李

(3)上声后面的轻声最高，读4度：|4 。如：

姐姐 养活 老实

(4)去声后面的轻声最低，读1度：|1 。如：

弟弟 扇子 吓唬

(二)变调

在词语、句子中，音节与音节相连，每个音节的声调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声调变化现象就叫变调。

普通话中最明显的变调是上声变调和“

一、不”的变调。

1、上声的变调

(1)上声在非上声前，即在阴平、阳平、去声和非上声变来的轻声前，调值由214变为半上211。如：

上声+阴平：百般 小说 老师 许多 上声+阳平：祖国 旅行 朗读 古文 上声+去声：讲话 稿件 努力 纽扣 上声+轻声：尾巴 老婆 口袋 伙计

(2)两个上声相连，前一个上声的调值由214变为阳平35。如：

上声+上声：手指 母语 海岛 广场

(3)三个上声相连时，前两个音节者会变调。

(4)四个及以上的上声音节连在一起时，按语音停顿情况将其断成双音节或三音节，然后再按双音节或三音节情况变读。如：

远景/美好 岂有/此理

(5)上声在由上声变来的轻声前面有两种变调格式：

调值由214变为阳平35。如：小姐 想想 调值由214变为半上211。如：姐姐 耳朵

2、“一”“不”的变调 (1)“一”的变调

“一”字单念、表序数或在词语末尾时，读本调阳平。如：“一层”、“五一”。在其他情况下，“一”有三种变调：

1)在非去声前，即在阴平、阳平、上升前，调值变为51，与去声的调值一样。如：

“一”+阴平：一般 一边 一端 “一”+阳平：一齐 一时 一直 “一”+上声：一举 一口 一体

2)在去声前，调值变为35，与阳平的调值相同。如：

“一 ”+去声： 一半 一度 一概

3)夹在重叠动词中间变轻声。如：

“走一走”、“讲一讲”、“学一学”。

(2)“不”的变调

“不”字单念、用于句末时本调去声。如：“你去不去?”用于阴平、阳平、上声、轻声字前，即用于非去声字前，也读本调。如：不好、不堪。

“不”的变调有两种情况：

1)在去声前，调值变为35，与阳平相同。如：

不必

不信

不坏

2)夹在词语中间变轻声。如：

去不去

会不会

打不开

(3)去声的变调

两个去声相连，前面一个去声不读重音的时候，调值一般降不到最低，变为半去，即调值由51变为53。如：汉字

饭店

(三)儿化韵

1、什么是儿化韵

词尾“儿”本是一个独立的音节，由于它在词语中往往处于轻读的地位，又是零声母音节，很容易与前面的音节流利地连读，从而使它失去独立性，“化”到前一个音节之中，使用权两个音节自然融合成为一个音节。我们把这种带有卷舌色彩的韵母称作“儿化韵”。

儿化后的音节，在书面形式上用两个汉字表示，如“花儿”;但它并非两个音节，口语中仍要读成一个音节“huar”，而不读作“hua’er”。

少数带词尾“儿”的词不读作儿化，如：女儿、月儿。

(四)语气词“啊”的音变

语气词“啊”的单独读音是a，由于它总是在其他音节之后读作轻声，因此，常跟前面音节末尾的音素连读产生音变。这种变化都是在a前增加一个音素，于是，语气词“啊”便有了六种不同的读法：

(1)当前面音节的收尾音素是a、o(韵腹)、e、e、I、u、时，读作ya,汉字写作“呀”或“啊”。如：

a: 噢，是他呀(tā ya)! (2)当前面音节的收尾音素是u、o(韵尾)时，读作wa,汉字写作“哇”或“啊”。如：

u: 身上这么多土哇(tǔ wa )! (3)当前面音节的收尾音素是n时，读作na,汉字写作“啊”或“哪”。如：

n: 大家加油干哪(gàn na )! (4)当前面音节的收尾音素是ng时，读作nga, 汉字写作“啊”，如：

ng: 今天真高兴啊(xìng nga)! (5)当前面音节的收尾音素是-i(前)时，读作[zA],汉字写作“啊”。如：

-i(前)：要三思啊(si[zA])!

(6)当前面音节的收尾音素是-i(后)时，读作ra，汉字写作“啊”。如：

-i(后)：是不是啊(shì ra)?

(五)蠡县方言音变与普通话音变的差异

普通话的音变现象，蠡县方言一般都有。其中轻声的音变与普通话差异不算太大;差异较大的是儿化的音变。另外，蠡县方言还存在着一些文白异读的音变现象。

1、轻声差异

蠡县方言轻声音节的韵母变化比普通话更大些，轻声音节的韵母都发生了变化，有的主要原因变了。如：窗户 hu>huo .

2、儿化差异

儿化音的读音与普通话不同，该鼻化的不鼻化。普通话中以ng收尾的韵母，儿化后的读音是将主要元音鼻化，同时加上卷舌动作。如ang>ãr 而蠡县的辛兴、百尺等地的方言ng尾韵儿化时是将ng尾丢掉，主要元音不鼻化，加上卷舌动作即成。这样，ang、eng、ing等韵母儿化后就大致成了ar、er、ir，与以a、e、i等收尾的韵母儿化后的读音几乎相同。如： “方儿(fangr)”近似“法儿(far)”，读作far; “秧儿(yangr)”近似“芽儿(yar)”，读作yar; “瓶儿(pingr)”近似“皮儿(pir)”，读作pir; “梗儿(gengr)”近似“个儿(ger)”，读作ger;

3、文白异读现象

蠡县方言中有许多文白异读字，同一个字书面语和口语读音不同。口语读音地方色彩很

浓，不同程度的影响普通话的学习，正音时要克服文白异读现象。如： 去qu/qi 尾wei/yi 避bi/bei 撞zhuang/chuang 唾tuo/tu 摸mo/mao 学xue/xiao 笔bi/bei 册ce/chai 泽ze/zhai 叔shu/shou 约yue/yao

第六节 语音的规范

一、轻声和儿化的规范

在轻声、儿化的规范问题上，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原则：首先掌握有区别词义和词性作用的轻声词、儿化词。如东西(dōng xi)、地道(dì dao)、信儿、盖儿。其次掌握虽无辨义作用但习惯上都读轻声、儿化的词语。如巴结、面条儿。

二、异读词

异读词是指一个词或词中的语素有两种或几种读音。异读词是受方言的影响，尤其是受北京话的影响而产生的。有的词本身就是文白两读如“单薄”的“薄”，口语读báo(误读音)书面语读bï(正确读音)。有的是由于口语变读产生的分岐。如“波浪”的“波”读作pō(误读音)或bō(正确读音)。有的则是形声字的“声旁”误读产生的两读。如“酵母”的“酵”读作xiào(误读音)或jiào(正确读音)。

第三章 朗读与说话

一、朗读

朗读就是在用眼看、用心想、从中领悟文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基础上，用嘴把静态的书面语极其规范地有声有色有味地读出来。

(一)朗读的基本要求

朗读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准确无误;二是要清晰响亮;三是要自然流畅;四是要有情有味。

准确无误是朗读的前提，自然流畅是朗读的保证，有情有味是朗读的根本。“动人心者，莫先乎情”

(二)朗读的基本技能

朗读的基本技能由四要素构成。一是掌握朗读内容，二是确定朗读目的，三是分清朗读对象，四是把握朗读技巧。四要素综合训练，方可提高朗读效果。

(三)朗读的注意事项

1、 朗读时不能漏读、增读、换字、重复、颠倒等。

2、 朗读时语调要自然、流利。不能由于割裂词语、肢解句子，而造成停顿错误。不能由于理解不正确造成岐义的停顿错误。

3、 朗读时声调幅度、轻重格式要得当，音变要自然，个别音节不能拖长腔或过于短促，语调的轻重、快慢、高低、停连的配置与变化要依据语感整体把握来确定。

4、 朗读时语速要得当，不能过快或过慢。

二、说话

1、 说话时要使用普通话，语音要标准，不能掺杂方言语调。

2、 说话时词语、语法要合乎规范并且词汇要丰富，使用准确。

方言与语言范文第5篇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际日益密切，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多种方言，且差异程度不等，在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诸多不便，使得推广一种国家通用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全国上下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浪潮。在推普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国民语言素质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应该如何对待方言的问题，到底是消灭方言差异，还是让方言继续发展，方言该何去何从。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工具，方言是传承各地独特文化的载体，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让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土壤。另外，普通话从本质上讲也是来源于方言，是方言孕育了普通话，不断充实发展着普通话。所以，方言与普通话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方言要采取保护的态度，并且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只要把握好原则，二者是可以兼容并存、共同发展的。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语言起到桥梁的作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到社会的深刻影响。

我国的国情具有特殊性，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随着经济、交通、通信的发展，各地区的人民交流日益密切，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操各种方言的人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造成了诸多不便。推广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我国的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而且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 “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 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

第五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六条 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通用语言文字法总则》)

推广普通话具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更加方便，促进经济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有效措施。其次，推广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国民语言文化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再次，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推行了统一的、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谈到普通话，就不得不谈到方言，两者并非无关，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我国地域辽阔，从北疆到南国，从西陲到东海，不仅自然环境迥然相异，而且存在着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不同的民俗风情，使汉语产生分化，这是与地域特点、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是指某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例如我国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有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八大方言。方言，能生动地反映当地人们的生活状况、思想态度以及文化习俗，方言词语生动活泼，是来自生活的口语。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可以说，方言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是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使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形式，也是含义最深刻最丰富的语态。”(《谈普通话与方言的辩证关系》)

方言的内涵很丰富，它孕育了普通话，普通话的基础使北方方言，这是因为中国历代都城以北方城市居多，北方历来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北方方言的使用人数占汉族总人口的75%，分布地域最广。因此，普通话就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但不等于说排斥普通话与其他方言的关系，它也同时从其它方言中汲取营养来充实自己。很多方言中的词汇因为出现频率高、使用人数多而被吸纳进普通话中。所以普通话比其他方言更丰富，从而具有了被推广的价值。 很明显，普通话很重要，推广普通话也是一件国家大事，但并不是要禁止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保留自己方言的基础上使用普通话。在这个信息化的摩登时代，一切都在不断地更新，瞬息万变，我们总是沉浸在新文化的滋润中，但我们的精神家园却面临干枯，因为我们越来越偏离我们的文化内核，譬如一些鄙弃方言的观点，认为方言过时、用处不大。这种观点不仅不正确，而且很危险，因为它忘记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博大精深、兼容并蓄。方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十分独特的一部分。之前在一篇博客中读到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方言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功能，没有了山东话，也没就有了山东快板，没有了北京话，也就没有了京戏，没有了粤语，就没有了粤剧，没有了陕西话，就没有了秦腔，没有了东北话，也就没有了二人转，还有越剧、黄梅戏、沪语、评弹等等民族艺术，方言和地域文化血脉相连，打碎骨头连着筋。”很通俗也很有道理，说出了保护方言的原因，也说出了其中的重要意义。语言的习得主要靠教育，素质教育中的语言教育，会尊重语言的多样性，语言教育的核心目标不是识字，而是使用母语的能力，不是为了交际，而是为了传承民族文化。方言与普通话并不是不可并存，而是可以“长期共存，互惠互利”。

方言与语言范文第6篇

1 方言与普通话共存的必要性

1.1 方言与普通话就其自身特点而言, 有着共同存在的必要性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 是国家法定的语言, 又是全国通用的语言, 它是在北方话和北京话基础上长期形成的, 又不断吸收方言成分丰富发展自己, 它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标准, 语言规范程度比较高, 语言声望最高, 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全局性作用。而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 为各自地域的居民服务, 是地域文化的载体, 记录、保存、传播地域优秀文化;它在普通话之下, 受普通话的影响, 又吸收普通话成分增强自己的活力, 同时又丰富普通话。因此我赞同“普通话在方言之上, 又在方言之中”的说法, 也可以认为普通话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补分用的关系, 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丰富, 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

1.2 中华民族众多地域的文化特征与多种方言的语言背景决定了普通话的推广无法消灭方言的存在与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大文化传统和众多地域文化传统的民族。由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局限等多方面原因, 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地方方言, 有粤、闽、吴、湘、赣、客家、北方、西南等大的方言区域, 还有许多种次方言和数不清的地方土语。灿烂博大的中华文化正是由丰富多彩的汉语方言所体现。方言承载的这种多元文化特征, 具有浓厚的乡情, 刻录了民系族群的精神, 负载着不可轻视的向心力、凝聚力, 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其显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价值。普通话和汉语方言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品牌, 是了解民族文化本源、增进文化认同的桥梁。在汉语方言这么复杂的国度, 迄今为止, 90%以上的汉人其母语仍是从父母那儿继承过来的方言。可以这样说, 丢失方言将丢失一个地域的传统优秀文化, 失去一个地域的历史本源。但与此同时, 由于不少方言彼此间不能互通, 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隔阂和语言障碍, 这种状况对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是不利的。因此, 需要大力推行、积极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从这个意义上说, 方言与普通话是一条长河的支流与主流的关系, 它们之间总是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人类的全部文化完全依靠这条历史长河的运载。方言承载的是民系族群的地域文化, 普通话承载的是整个民族的大传统文化。

1.3 实践证明, 方言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有其市场依据和现实土壤, 而且具有文化承传和认同建构价值

著名的媒介经济学家Picard曾经说过, 受众最欢迎的节目是本土化的节目, 其次是临近地域文化的节目, 排在第三位的才是好莱坞之类的以世界娱乐为舞台的节目。本土化的节目因为切合了受众的接近性要求, 而受到青睐。以方言为表现形式的歌曲、影视、甚至新闻类节目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当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火红了以后, 平时被人视为歪瓜裂枣的方言忽然摇身一变, 成为一种全新的时尚。每个人都以把那句“翠花, 上酸菜”说得最准确最地道为自豪。不搭界的武汉居然就此把服务员小姐通通改称“翠花”了!和过往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上赵本山所念叨的东北话不同, 现在这种东北腔倒不再是被人埋汰的对象, 而成一种新趣味, 一种新的时尚。如果你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之外, 还能说上点方言, 那将是聚会中的亮点, 你将快意于江湖。正像18、19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 以讲话中揉合法文或拉丁文为荣一样, 中国也曾以中文里夹着半生不熟的英文为时髦。不过, 现在时不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的行为已经太平庸了, 能在几种不同的方言中游刃有余才会更让人羡慕他的见多识广。

而最有说服力的是, 几位最文青、最小资的优秀导演都不约而同地钟情于方言的表现力。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中上海话和广东话弥漫, 香港的小房子里飘荡着一种欲望的芬芳;关锦鹏在《阮玲玉》中, 用国语、沪语、粤语甚至英语, 把上世纪的几位大明星和大导演的身份拿捏得恰如其分。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也是用国语、闽南语、日语、粤语, 昭示几种不同人生的对接。

方言情景剧的风暴正席卷中国大地。一种以方言为诉求的本土化趋势, 正在公众传播的新媒体概念下流行。四川方言情景短剧《经济麻辣烫》, 长度为30分钟, 由取材于当地百姓经济生活热点的两个短剧构成, 由群众演员和专业演员共同演绎, 主持人“凤姐”和“眼哥”也用四川方言进行轻松幽默的穿插点评, 从百姓经济生活小事中发掘值得思索的东西。由著名演员赵本山主演的电视剧《马大帅》已在全国多个城市播出, 该剧从头到尾说的全是东北话。连中央电视台也“不甘寂寞”。央视开年大戏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同福客栈的女老板佟湘玉以及捕头燕小六分别使用了陕西话和天津话作为对白, 很多观众看后觉得方言的融入给这部戏增添了不少喜剧效果。这股“方言风暴”的发源地无疑是在广州。粤语情景剧无一例外地表现的都是广州人在广州独有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 具有强烈的不可替代的地域色彩, 跟粤语搭配起来显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所以说, 粤语情景剧的成功, 粤语本身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粤语情景剧来说, 粤语不仅仅是其内容的一种载体, 更是其内容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套用一句俗语来说, 就是越是地域的, 越是全国的 (世界的) , 也是最有竞争力的。

此外, 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形式, 为建构一个文化地域想像和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有效地途径。语言和文化总是紧密相连的, 它既是一种文化得以传播的有效方式, 更是这种文化的载体和其表现形式。方言是语言的一种, 它与特定的区域范围相联系, 表现的是一种更加区域化、更加狭窄范围内的文化, 这种文化往往是被区域范围内的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文化, 该区域的民众也对承担这类文化的方言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因此, 方言作为一种古老的地域文化, 必然与特定地域内的受众有天然的心理上的接近感, 也就比普通话更能引起本地受众的共鸣。

2 方言与普通话共存的可行性

2.1 普通话的推广势在必行

世界上一般国家、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推广共同语和标准语, 以利社会交际和事业发展。我们国家也是如此, 自古以来就推行共同语“雅言”“通语”“官话”和“国语”, 以适应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需要。新中国成立后, 几十年来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广普通话, 这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需要, 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是社会交际的需要。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不能没有普通话, 国家当然应当重视并加强推广普通话, 使普通话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很好发挥主导作用, 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 促进国家、社会的不断发展。不难想象, 如果没有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我们国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现在, 国家昌盛, 民族团结, 社会进步, 经济繁荣, 事业发展, 交际便利, 普通话功不可没。

然而, 尽管我们国家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和实效, 普通话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但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加速建设现代化, 进一步发展、完善国内统一市场的今天, 普通话还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普通话在我们国家远没有普及, 社会交际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 即使是在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社会语言生活中使用方言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该使用普通话而没有用普通话的也很不少, 如行政、司法、警务、公共服务等。因此, 普通话的推广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2.2推广普通话不是企图消灭方言, 方言不可能人为消灭, 方言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 将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并发挥其作用, 为各地人民群众服务

推广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 这是根据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而确定的。长期以来, 国家推广普通话一直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方针和做法, 在政策上与实际工作中一再申明, 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 让方言区的人在使用方言的同时多掌握一种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以利社会公共交际。还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明确规定方言可以使用的情况, 具体包括公务、播音、艺术、出版、教学、研究等需要使用的, 范围相当广泛。至于个人言语活动中使用方言, 属于公民语言权利, 不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调整的范围, 国家不予干涉。国家对方言的态度十分清楚, 并在法律、政策、要求上作了明确规定, 给方言的使用与发展保留了相当的空间。而在实际工作中, 总的来看没有发生限制、挤压方言的情况, 没有影响方言的存在与发展, 方言在一定领域或特定地区一直在自由使用, 没有受到侵犯, 方言的变化并未引发危机, 方言与普通话存在的一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因此, 可以说, 方言与普通话各有分工, 应该也可以在特定范围内根据各种需要充分合理地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摘要：本文对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认为二者不仅应该共存, 而且可以共存, 并非对立。首先, 方言与普通话的同时存在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相反, 在一定程度可以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其次, 方言与普通话共存不仅是国家建设的需要, 也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最后, 推广普通话是必要的, 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 实践证明, 二者应该也可以共同发展。但同时,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方言与普通话应该如何共存, 本文提出二者应该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需要发挥各自的作用。

关键词：方言,普通话,共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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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侯虹斌.方言是时尚的外衣[J].新周刊.

[3] 普通话伤害多元?是什么保护了方言教学[J].南方都市报.

[4] 周大平, 张乐, 彭友.“方言保卫战”背后:经济强势导致文化传播强势[J].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