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叙事范文

跨媒介叙事范文（精选9篇）

跨媒介叙事 第1篇

在此, 有必要对“平面设计”做一个界定:所谓“平面设计”, 所指的是在平面空间中的设计活动, 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二维空间中各个元素的设计和这些元素组合的布局设计, 其中包括字体设计、版面编排、插图、摄影的釆用, 而所有这些内容的核心是在于传达信息、指导、劝说等, 而它的表现方式则是以现代印刷技术达到的。 (3) 平面设计以“信息的视觉呈现”作为沟通和表现的方式, 具体包括字体设计、编排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和标志设计等。

下文将对《设计诗》中“平面设计”和诗歌创作这种跨媒介叙事展开讨论, 深究其怎样以“形”统“音、义、境”。

一、以“形”传“音”

文字符号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 文字的出现, 让“音”和“义”视觉化。在《小蜜蜂》一诗中,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平面设计这一视觉传达形式, “音”的效果被凸显 (图1) (4) 。作者使用拟声词“碰碰”“嗡嗡”, 来模拟小蜜蜂与玻璃的碰撞声和小蜜蜂自身所发出的“嗡嗡”声。为了表现小蜜蜂一整个下午都在撞击着玻璃, 作者重复使用“碰碰”“嗡嗡”。如果作者只停留在重复使用拟声词这一层面, 那《小蜜蜂》一诗中的以“形”传“音”并不明显, 其作为视觉诗的特征也不具备。《小蜜蜂》中最妙的就是作者通过平面设计中的版面设计, 将“碰碰”“嗡嗡”呈分散型排列, 这呈现出小蜜蜂的活动空间;作者通过平面设计中的字体设计, 将诗歌下方的文字缩小, 一个连接符将处于诗歌最底部的小蜜蜂和最小的“嗡”字相连接, 表现小蜜蜂的“嗡嗡”声越来越小, 暗示小蜜蜂生命活力的逐渐减弱。从这首诗的视觉呈现中, 读者可以感受到一只小蜜蜂在紧闭的空间中的挣扎以及挣扎之后的筋疲力尽。

二、以“形”表“义”

以“形”表“义”是视觉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在《设计诗》一书中比比皆是。在《念头》一诗中, 诗人巧妙地运用书籍的装订线把“眼”“耳”“鼻”“舌”“身”这几个字一一捆绑, 下边写着“难以束缚的是‘念头’”, “念头”二字分布于装订线的两侧 (图2) 。读者可以通过作者的设计, 了解作者要传达的意义:被束缚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 可以象征失明、失聪、嗅觉的失灵、被剥夺的话语权、行动的自由等, 这些都是可以被束缚的, 被剥夺的, 但惟有念头、创意不可被束缚, 这暗合作者在书的开篇所写的“想象另一种可能”, 作者在创作中传达鼓励创新、想象之意。

在《窗里与窗外》一诗中, 作者描写了列车飞驰中窗里窗外的对比, 对于窗外的表现, 作者利用平面设计中常用的手法“虚化”将描写窗外之景的八个字“青山、绿树、老牛、农夫”进行模糊化处理, 将列车飞驰而过乘客所看到的窗外之景视觉化, 将窗外的动与窗里的静相对比, 凸显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静止的对立统一, 将瞬间和永恒以视觉呈现出来。 (图3)

三、以“形”绘“境”

意境的基本性质就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5) , 诗歌意境的创造离不开意象。《周易·系辞上》最早提到“立象尽意”的问题:“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 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下》中“象其物宜, 是故谓之象”, 虽然这个“象”与后来的“图象”还有差别, 但中国艺术的“形象”“图形”却源于这个“象”。在《一小时车程》这首诗中, 作者正是意识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所以“立象以尽意”, 这里的“象”侧重于“图形”的理解 (图4) 。这首诗只有短短的两行, 第一行:初恋那一天, 我送你去车站, 我紧握你的手, 默默不语一小时的车程;第二行:分手那一天, 我送你去车站, 我背对你的背, 默默不语一小时的车程。从语言理解, 这首诗描写了两个场景, 初恋和分手时车站的送别, 同是默默不语一小时的车程, 我们只能从初恋时的紧紧握手和分手时背对背来感知到这对恋人感情的疏离, 此外一无所知。但是我们能够在视觉上, 从这首诗的字距间来感受到诗歌所要传达的意境, 诗歌的第一行字距越来越紧密, 到结尾时, 有些字甚至重叠;在诗歌的第二行, 字距越来越大。从这两行诗紧密和疏离的字距对比中, 象征了这对恋人在初恋时的如胶似漆到分手时的形同陌路。另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初恋和分手这两个不同的场景中, 这对恋人对“一小时车程”的心理感知是不同的, 第一行诗表现出恋人对“一小时车程”的相聚时间之短的不满, 第二行诗却可以看出分手时两人对“一小时车程”时间之长的煎熬。这首诗利用“平面设计”将作者所要表现的意境表露无遗, 达到以“形”绘“境”的跨媒介叙事效果。

人的视觉活动总是伴随着积极的心理探求, 在媒介迅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类更加享受视觉上的愉悦。与图形相比, 文字显得单调乏味, 这也是如今文学式微的原因之一, 而诗歌更是处于文学的边缘位置。视觉诗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 因其以融合图文的创作形式给读者带来新颖的阅读模式。每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有赖于创新, 朱赢椿的《设计诗》之所以走红, 原因是其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享受。视觉诗在“诗”的创作中, 注重以“形”来表达诗歌所具有的特性:音、义、境,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形”可传音、表义、绘境, 而“形”的塑造有赖于平面设计这一视觉传达形式的运用, 在《设计诗》一书中, 我们看到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和平面设计的融合, 最终达到跨媒介叙事的效果。

摘要：诗歌具有音、义、形、境四个创作空间, 本文通过分析《设计诗》一书, 论述其如何以“形”来表现诗歌的其他三个空间:音、义、境, 进而阐明书中运用了“平面设计”这一媒介对“形”进行表现, 最终说明《设计诗》一书中体现的诗歌和平面设计的融合, 肯定了视觉诗这种新颖的诗歌形式。

关键词：诗歌,平面设计,《设计诗》,跨媒介叙事

参考文献

[1]董卫星.视觉形态语义[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2]谭捍卫.漫谈西方视觉诗[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6 (1) .

[3]Cuddon, J.A.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revised edition.Harmondsworth, England:Penguin Books, 1979.

跨媒介叙事 第2篇

“跨媒介学习与交流”这个任务群不同于寻常学习中使用“多媒体”手段进行辅助教学，而是强调将媒介本身作为学习的对象与内容，也意味着，这个教学不是单纯的媒介学习，还应该让学生对不同媒介的不同表现形式与话语方式进行体认及辨析。因此，教学过程必然涉及比较对照，而不是上一堂“影视欣赏”这类学习单一媒介的选修课。

（朱俏《综合性、活动性与语言切换》，第10～12页）

阅读教学的“非语文”倾向须匡正

最近几年，我们对课改以来发生在阅读教学中的“非语文”“泛语文”等不良倾向和问题进行了反思和纠正，阅读教学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阅读教学的质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放眼当下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仍有一些痼疾没有完全清除，影响着阅读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匡正完善。

（张所帅《当下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六种偏向》，第13～17页）

新高考背景下的认识误区

浙江省公布2017年新高考办法及其“学考”和“选考”的具体方案之后，笔者在市内外多所学校调研、交流中发现，不少学校、不少教师、不少学生在高一、高二阶段更加关注“选考”学科。学生花大量的时间优先应对“选考”科目，在“选考”结束后再集中精力抓语文、数学和外语。而不少语文教师以“课时紧张”“高考不直接考课文”等为由，竟然在高一、高二不上打星号的课文，甚至只上“学考”规定的30来篇课文，抛开了“课程标准”，置学科指导意见于不顾。

（沈坤林、王军《类文合观：新高考背景下的阅读奠基》，第35～38页）

“浅文”之于学生阅读素养奠基的价值

在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一些思想内涵相对浅显、表达通俗易懂的“浅文”。对这类文本的教学，通常有两种偏向：一是体现在各类赛课及其他展示课中，往往从“设计技巧”的视角体现“浅文深教”的理念，偏重于对“浅文”内容的“深挖”上；二是体现在大量的日常教学中，不少教师以为学生“一看就懂”（往往是偏于内容），往往读过就算学过，甚至觉得跟考试关系不大而没上这些课文。这两种情况取向似乎不同，但都忽视了这些“浅文”之于学生阅读素养奠基的价值，特别是忽视了从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欣赏方法角度对学生阅读的有效引领。

跨媒介新闻生产的瓶颈及对策 第3篇

融合

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纳齐森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信息服务和媒体组织之间战略的、生产的、运作的、文化的联盟。” (1) 他强调媒介融合最重要的不是平台的融合, 而是各媒介间一种合作的模式。在日常新闻运作当中, 融合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它更应该是以连续的、动态的方式贯穿于媒介组织整个日常运作过程当中。单就媒介组织的新闻生产而言, 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介的采编运作不再是一报一台一站各行其是, 而是跨媒介的团队合作对多种媒介新闻生产流程的重组和整合, 是不同媒介组织从信息共享到共同进行新闻制作, 再到以不同的产品形式进行新闻发布。戴默等几位在美国鲍尔州立大学任教的学者向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学会提交了一篇题为《融合连续统一体:媒介新闻编辑部合作研究的一种模式》的论文, 认为媒介融合下的跨媒介新闻生产包括交互推广、克隆发布、合作竞争、内容分享和完全融合五种形式。 (2)

交互推广。报纸把合作电视台或者网站的标志放在其版面中, 电视台在其新闻节目中向观众提供其合作报纸或者网站对某一新闻事件的有关报道。通过这些方式, 不同媒介通过一定的语言与视觉元素相互推广对方的内容产品。

克隆发布。新闻媒体可以将其合作者的某些新闻产品未经任何修改进行重新发布。新闻媒体不需要参加其合作媒体的新闻报道策划会议, 也不需要参与其采访报道与写作, 只是在其新闻制作完成后分享其内容产品。

合作竞争。新闻媒体一方面既可以相互推销和分享其合作媒体的内容产品, 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为对方生产某些内容产品。但是, 因为媒体间多年存在的竞争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差异而导致双方互不信任, 限制了它们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达到最优的效果。

内容分享。新闻媒体可以定期但不是日常性地分享其合作媒体收集起来的信息内容, 再经过自己的重新加工制作后进行发布。同时, 他们也可以参加其合作媒体的新闻编辑会议, 获知对方最新的新闻线索。但合作的媒体并不相互帮助对方进行新闻产品的加工与制作, 而是各自单独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完全融合。来自不同新闻媒介的记者、编辑和其他从事策划、摄影、摄像的新闻工作人员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新闻团队, 共同策划、采写、制作新闻。制成的新闻产品然后在相互合作的媒体间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发布。这样做的目的是充分整合不同新闻媒介的自身优势以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跨媒介新闻生产的融合在这五个层面上具有由低到高的层递关系, 交互推广属于一种最低级的融合状态, 依次递进, 到完全融合层面达到融合的最佳状态。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 而是时刻处于一种重叠的状态中, 随着双方合作和互动的增加, 重叠的层次更多, 重叠的范围也更大。到达完全融合阶段, 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已经完全转变成一种独立运行、流程完整、操作规范的全新的新闻生产模式。而且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 媒介间的进一步融合, 未来的跨媒介融合生产模式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瓶颈

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 媒介间出现跨媒介新闻生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从各国的现状来看, 融合的广度与深度仍显不足, 跨媒介新闻生产还没有充分展开, 我国尤其如此。究其原因, 主要存在以下因素:

政策限制和行业壁垒。长期以来,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电信分属不同行政部门主管, 各自采取不同的管制政策;同时, 行业之间的利益纷争成为新媒体发展的绊脚石。正是由于这种媒介规制的分立和交错, 进入对方的产业壁垒难以打破, 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介、跨级别的融合难以推行。“科学技术的进步常常发生在法律变化之前, 这是因为规制需要时间去实施, 而技术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前进着。但是从规制为变革提供架构而言, 它是媒介融合出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3) 这种各媒介产业各自为政的政策因素相应地为跨媒介新闻生产设置了障碍。

媒介间文化差异。不同的媒介各自有一套长期积累下来的工作规范, 包括日常行话、新闻价值的判断、故事的表达以及新闻生产流程等差异, 因此跨媒介工作人员在进行合作时容易产生意见分歧与互不信任。同时, 媒介间长期积淀下来的相互竞争意识也导致双方在面对某些具有独家新闻价值的线索时不能坦诚共享甚至出现故意隐瞒现象。这一点, 在同城或者同地区相互合作的媒介间更为明显。

跨媒体人才匮乏。媒介融合需要的是能够进行跨媒体新闻采写的“多面手”, 需要记者综合运用多媒体工具与技能完成对新闻事件的表达。在做同一个报道时, 他们既要为报纸提供文字报道, 又要为广播电视提供音响报道、音像报道, 还要为网站提供网络报道。同时, 在融合的媒介生态下“随着新闻来源和信息渠道的剧增, 在多种媒体融合的新闻编辑部中, 记者和编辑的主要职能已经不仅仅是采集新闻, 而是对浩如烟海的新闻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 使那些杂乱的信息呈现出相互联系和深刻意义, 并使其转化为知识。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知识生产与管理的工作”。 (4) 而由于过去新闻院校往往停留在单一类型新闻人才的培养上, 目前能够胜任这种多媒体报道工作的全能型新闻人才还极其匮乏。

管理模式过于简单。就目前已初步融合的媒体组织来看, 多数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媒介融合的基本框架, 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 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各自为政的层面上, 缺乏足够的沟通与互动。目前已初步融合的媒体组织很少像美国坦帕媒介集团建立的“坦帕新闻中心”那样将属下的《坦帕论坛报》及其网站Tampa Bay Online、电视台WFLA-TV, 还有集团网站TMO.com的编辑部门集中起来运行, 并设立“多媒体新闻总编辑”, 使三类媒介在新闻采编方面实现了联动。 (5) 另外, 媒体组织没有采取有效的绩效激励机制, 对于从事跨媒体新闻生产, 需要运用多种媒体技术和采写技能的工作人员, 没有给予比只进行单一媒体工作的工作人员更多的劳动补偿, 从而挫伤跨媒介新闻生产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对策

鉴于目前媒介融合的趋势以及跨媒介生产的现状和问题,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以促进各媒介组织从独立经营转向联合运作, 最大限度地降低新闻生产成本、减少重复投入, 利用不同类型媒介的介质差异, 生产出个性化的新闻产品。

打破行业壁垒。采取融合管制政策, 打破现有体制中地域和行业限制, 推动现有传媒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鼓励传统媒体向多媒体经营, 鼓励新媒体结合自身优势逐步扩展和壮大, 向集团化、融合化的组织发展。在跨媒介集团下, 新闻报道小组不再是单纯的报纸记者、电视记者或者其他新媒体记者, 而是为媒介集团中所有媒体进行新闻采集的专业团队。新闻报道将以网络、电视、文字等多种形式, 依据不同媒介的优势以不同的时间和形式发布, 全方位深度开发新闻信息资源以形成新闻产品链。

促进文化融合。随着跨媒介新闻生产工作流程和新闻工作者角色的改变, 相应地会改变原来在单一媒介环境里的工作责任和义务。在跨媒介新闻生产的环境下, 要加强不同媒介平台的管理人员、编辑、记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让他们相互了解对方的行话、工作流程、价值判断标准、故事的表达方式, 以便更快融入共同的工作实践中。更为重要的是, 要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在日常的新闻生产实践中, 相互分享对方的思想、观念和新闻信息, 共同策划、采写、制作、发布新闻产品。

培养复合型人才。跨媒介新闻生产对职业新闻工作者提出更多挑战和要求。在具体实践中, 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跨媒介的新闻工作能力, 能够同时为报纸撰写文字稿件、为电视拍摄新闻节目、为网站写稿。这种“全能”型人才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培养:一是对现有新闻工作者进行继续教育与培训。或鼓励新闻工作者回到新闻传播院校继续深入学习其他媒体的工作技能, 或组织不同类型的媒介产业互派新闻工作者进行交流实践, 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培养跨媒介生产的经验与能力。二是对新闻传播院校进行教育改革。将传统新闻学专业的采、写、编、评、摄等基础性核心专业课程与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移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管理等新媒体方面的专业课程相结合, 力图通过课程体系的整合, 培养“全能”的新型人才。

加强跨媒介管理。一是要加强跨媒介员工的沟通。从媒介组织领导到一般行政管理人员, 从编辑到一线的记者都要不断进行沟通与相互了解。不同媒介间可以通过定期召开编辑会的形式来分享创意、新闻线索等。二是要加强跨媒介员工的合作。合作项目包括相互推广内容产品, 分享新闻线索、策划创意甚至内容产品, 共同采写制作内容产品等。三是要采用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在融合的媒介集团, 虽然所有资源都是共享的, 但同样需要竞争来激励员工的创造力。这就需要用新的激励机制来考评员工的工作效绩。如果一名记者不仅为其所在的报社写新闻稿, 同时也以音频或者视像的形式为广播电视生产新闻产品, 其工作报偿也应当得到合理增加。同时, 集团还应该鼓励记者发掘跨媒介新闻的其他附加值, 并给予相应奖励。

参考文献

[1]蔡雯:《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资源的开发》, 《今传媒》, 2006 (11) , 第12页。

[2]Lori Demo, Larry Dailey, Mary Spill-man, The Convergence Continuum:A Model for Study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a News-room.A Paper Submitted to the Newspaper Divis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Kansas City, Missouri, July-August, 2003.

[3]蔡雯、黄金:《规制变革, 媒介融合发展的必要前提》, 《国际新闻界》, 2007 (3) , 第60页。

样板戏从戏曲到电影的跨媒介传播 第4篇

【关键词】 样板戏；跨媒介传播；《智取威虎山》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所谓跨媒介传播，是指信息在不同媒介之间的流布与互动，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相互信息在不同媒介之间的交叉传播与整合；其二是指媒介之间的合作、共生、互动与协调。受众需求是跨媒介传播产生的社会基础，当单一形式的传播媒介不能满足受众需求时，跨媒介传播便应运而生了。从市场角度来说，媒介之间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是跨媒介传播的市场动因。[1]35-36《智取威虎山》是小说《林海雪原》中的片段，主要描写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我军某团参谋长少剑波率领部队剿匪的故事，其中“智取威虎山”这一段，主要讲述杨子荣孤身深入以座山雕为首的匪窝探听虚实，最后里应外合战胜匪徒座山雕的惊心动魄的历程。1958年，根据该小说改编的京剧作品搬上了戏剧舞台；1966年，由沈金波饰少剑波、童祥苓饰杨子荣的经典版本成为八部京剧样板戏的剧目之一。此后《智取威虎山》经过多次改编，直到2014年徐克导演用3D电影的形式再次将经典名剧重新搬上了银幕，并且拿下了6.6亿的票房。该片获得了2015年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故事片、最佳改编剧本等多个奖项。

1905年，《定军山》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这部影片是由任景丰拍摄，内容为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的京剧片段《定军山》，严格意义上说，影片《定军山》依然是戏剧，但以崭新的电影媒介为载体做了重新诠释。从中国电影的诞生之作来看，它预示着中国电影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天然的联系。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拍摄和制作逐渐走上了正轨，早期电影对于电影叙事手法有了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但是依然没有摆脱戏曲的影响。尤其是以郑正秋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他们继承中国传统戏曲的“教化民众”的创作理念，把传统戏曲中的表演技巧运用到电影创作当中，形成了别具风格和特色的“影戏”。“十七年电影”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戏曲片，例如：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文革”时期，样板戏占据了整个银幕，这里所谓的“样板戏”，实质上是京剧舞台艺术片，它们以放映银幕为载体，以传统的京剧艺术为形式，成为了“文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2]59-60徐克导演的3D影片《智取威虎山》在戏曲与电影的跨媒介传播中取得艺术与商业的双赢。该片在跨媒介传播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是值得借鉴的。

一、媒介本质属性的尊重与弥合

任何事物本身都有多重属性，其中，只是它独有而别的事物不具备的属性为其特有属性。在事物的特有属性中，又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所以，某事物的本质属性，是有决定性的特有属性。而某事物的非本质属性，为派生的特有属性。[3]71-72同理，电影与戏曲都是综合性艺术，但是仅简单地把电影与戏曲囊括到综合艺术中，往往会忽略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即本质属性的区分，这对电影与戏曲的创作是不利的。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和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从戏曲中吸收着经验与教训。电影媒介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从深度感与运动感、注意力、想象与记忆等方面入手，电影虚拟了三维感与运动感，这是不同于戏曲的。其次，电影能营造出不同风格和视角的画面感，也就是景别。而戏曲的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和分布感截然不同。再次，电影能够更为细致流畅地描写环境、刻画人物形象。所以，随着3D技术的成熟，国内外导演纷纷顺应时代潮流，通过技术手段改变电影的放映模式，也改变着电影的运营体制以及电影美学风格。3D电影给观众带来的强烈震撼的视觉奇观、更逼真的场景再现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徐克导演在《智取威虎山》的电影创作中，自觉、充分地尊重了媒介的本质属性，调动奇观化的视听语言来生动叙事。首先，片中杨子荣与老虎打斗的场面，巧妙运用数字技术模拟成像，呈现出栩栩如生的东北虎形象；该片段长达两分钟，很吸引观众的高涨观影情绪。其次，在夹皮沟保卫战中，导演徐克对原著进行了改编，战斗场面让每颗子弹都有了时间与方向，营造出强烈的现场代入式体验。为了更逼真而震撼地表现战争场面，影片在夹皮沟之战中给匪徒们配备了火箭筒。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在当时的战斗中使用火箭筒并且它还具备准星，这是不符合史实的。为了突出3D效果，片中大量出现的坦克、飞机等极具现代战争元素的战斗场面就是徐克导演的大胆改编和再次创作。影片《智取威虎山》摆脱了样板戏中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更注重电影艺术表现的视听震撼力，从样板戏原型中的“讲故事模式”中跳脱出来，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三突出”是样板戏的创作原则，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能够更好地塑造“突出”主角，增强故事的戏剧张力和冲突性。[4]112-113在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三突出”原则曾经一度形成了僵化的艺术创作风格。在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中，依然能够看到“三突出原则”的影子。例如在影片中，对杨子荣与少剑波以及小白鸽等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导演有意弱化其他人物在智取威虎山中的角色作用，更加浓墨重彩地渲染了杨子荣孤胆战穷寇的英雄气概。在对反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上，徐克导演还原了戏曲中常见的造型设置惯例，戏曲中的座山雕和电影中的座山雕在脸谱化的形象再现上相似度极高。而对其他匪徒的人物造型设计上，电影中多用群像丑化的方式去处理。影片在人物设置上大胆增加了马青莲这一人物形象，徐克说：“把马青莲放到杨子荣身边，那种侠肝义胆、英雄孤身救美地无助感很重要，她会把杨子荣弄得很矛盾，也很崩溃。”徐克设置马青莲这一人物形象给杨子荣孤身潜伏威虎山增加了情感和技术的双重难度。在杨子荣与少剑波的通信中，杨特别提及并多次强调要重点保护马青莲，这是在样板戏“三突出”原则上的升级与改造，既保留了样板戏中正反两类人物的戏剧冲突性，又不失时机地增添女性元素，为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增添了几分侠骨柔情。在尊重并发扬电影媒介的本质属性的同时，徐克导演又对传统样板戏的艺术呈现风格中进行了继承和发扬。这些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跨媒介叙事 第5篇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与2013 年相比, 2015 年, 从Twitter上获得新闻的人增加了9%, 从Facebook上获得新闻的人增加了16%;从具体年龄段来说, “婴儿潮一代” (即1946—1964 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 有60% 从电视上了解新闻, 而“ 千禧一代” (1981—1996年出生的一代) 则有61% 是从Facebook上获得新闻。在中国, 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新闻。大量受众流失, 内容生产唯一性的优势不再, 传统媒体该如何运用全新的理念、方式和流程重塑竞争力?顺势而为, 做好跨媒介的内容生产,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理念?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卓越新闻项目”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PEJ) 主席汤姆·罗森斯泰尔说过, “在一个消费者决定他们获取什么新闻和怎样获取新闻方式的世界里, 未来属于那些最懂受众的人, 属于那些会利用这种知识和懂广告的人, 而这些知识却存在于新闻业以外的地方。”[4]当下, 多媒体作用的网络平台上, 人们获取新闻的行为方式可以概括为便携化、个性化、参与性。腾讯科技企鹅智库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对国内受众获取新闻渠道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17.6% 的人获取新闻的渠道是社交应用, 甚至超过了PC端的新闻网站16.9% 的比例。基于受众阅读方式的变化, 如何把传统媒体的信息生成与传播活动融入并扩散到现代化的信息传播网络中, 并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信息平台, 是传统媒体重塑竞争力的关键。因此, 我们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首先要树立的新理念就是“数字第一”。

所谓“数字第一”, 就是不管生产什么样的内容, 首先要考虑的是, 它是否能够并且适合数字化的手段呈现。当下, 很多传统媒体开辟了报纸的网络版、新闻网站、手机客户端, 把传统媒体生产的内容通过网络加以复制和呈现, 但这还远远不够。众媒时代, 传统媒体要寻找尽可能多的数字传播载体, 比如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 以及一切可以借助物联网来实现的视频屏幕载体。当然, 对数字化载体的选择不应盲目, 可以根据新闻故事的特点、平台的个性优势以及受众的使用习惯来选择。

“数字第一”还意味着重新审视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 它要如何改变才能与数字化的呈现形式, 与数字载体下受众的阅读习惯相匹配。如果说第一步是做一个“互联网的媒体产品”, 那么第二步, 是做一个“媒体的互联网产品”。

二、受众需要什么样的新内容?

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生产的进入门槛进一步消解, 一方面它使得信息传播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它使得用户贡献内容 (UGC) 变得更加高效和快捷。

(一) 基于“粉丝经济”的大数据分析

首先要做的是大数据分析。以往, 我们总是强调媒体不断扩张容量, 把受众可能感兴趣的内容都搜罗进去。殊不知, 每一次扩容, 对每一个受众个体都意味着有效信息比例的缩减, 意味着与其他媒体同质化程度的提高。所以, 当网络环境下大众化的内容急剧贬值, 需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将大众解构为小众、个众, 呈现部落化、社群化的传播形态, 重新明确市场定位, 实现传播内容的精准匹配。

据了解, 在美国, 除了主要采用收听率和收视率做内容分析外, 传媒公司每年都会投入巨额金钱和精力做大数据分析, 让内容生产直接与受众连接。主要是了解在媒体网站、社交媒体上, 谁来阅读我的新闻, 停留了多长时间, 有没有具体的反馈, 反馈是什么, 从而来改进和修正报道。美国媒体还将大数据的分析直接运用到正在发生的新闻报道中。美国俄勒冈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 美国新闻媒体通过实时大数据分析, 搜寻到与枪击事件相关的各方信息, 在证实和证伪后, 选择性地用于新闻报道当中, 为挖掘新闻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便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使用一款名为DATAMINR的软件, 专门针对Twitter上的数据进行分析, 以辅助报道内容的生成。

反观国内, 除了收听率和收视率, 较少看到大数据的分析被直接用于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上。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类聚合性媒体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数据流, 加强对这一块庞大的数据量的监测, 将有利于我们寻找到更有价值的内容, 以用于媒体各个平台的新闻生产中。

(二) 逆向思维下的内容生产

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传播与接受, 而是信息的共享和互动, 用户不但消费新闻, 还能参与新闻。[5]因此, 我们要改变“传统媒体生产什么, 受众就接受什么”这一单向的传受理念, 通过社交网络系统等多个平台运营用户、聚集人气, 从而发动用户贡献更多的内容。

可以通过互联网找选题, 了解受众正在关心什么, 对哪些话题感兴趣, 据此进行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 抓住受众的兴奋点。

可以成立数码工作室, 聚合互联网生产的文字和视频, 用于传统媒体内容的再生产。将这些视频和文字的生产者直接引入到现有的内容生产, 为我所用。

还可以将当下流行的众包与众筹的概念引入到传统媒体内容生产和节目制作环节中, 让受众和粉丝在充分的参与感中体验获得感, 通过用户体验来增加媒体黏度。

(三) 分享式的文本生产与表达模式

传播载体的变化必然带来传播内容的变化, 要拥抱众媒时代, 传统媒体还要重塑文本生产和表达的模式, 特别是要重视互联网的链接属性所带来的传播内容更加重视分享感的这一变化。

传统媒体应更加重视独家新闻背后的精品化文本的生产。随着云计算的全面展开, 理论上讲, 每个机构乃至个体获得信息的时差趋向于零, 因此独家报道将不再是媒介竞争的唯一优势, 独到的分析、评论和阐释才是未来媒体内容竞争的主要领域。因此, 我们应善用互联网链接带来的全景化、立体式和多层次的信息分享来延伸相关的新闻背景、充实相关的新闻内容和深入相关的新闻讨论, 在详尽梳理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基础上, 深入挖掘事实背后的真相、原因、本质、意义等, 进行更加精品化的内容生产, 这是新媒体时代专业媒体的专业价值所在。

此外, 要产生链接、促成分享, 传统媒体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应注意表达方式的变化。以标题为例, 原来我们更强调的是时间、地点等要素的交代, 而现在衡量一个好标题的标准之一是它能否有效激发用户进行转载和分享。内容更加强调小切口和趣味性, 强调讲故事的重要性。

在众媒时代, 我们应善于利用互联网链接带来的分享性, 通过新的生产方式让内容在跨媒介平台的传播中加值。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流程?

在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 由于“原主流模式创造价值的能力正在衰退……新老产业间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可能宣告解体”[6]。媒体融合时代的流程再造强调的是开放、兼容、多元、承接, 可以让传统媒体以较低成本获取高效度的自我更新。

然而, 很多传统媒体无论是流程设计还是制度安排上, 都还是以传统媒体的核心业务为中心, 大多将新媒体的内容呈现仅仅作为传统媒体内容的复制和延伸。在众媒时代, 这样的流程将会得到改造。可以这样假设:媒体获得新闻, 首先通过各类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等各类新媒体平台进行首发, 并不断进行动态的更新和完善。而传统传播渠道比如报纸或者电视则主要是在新媒体平台的内容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延伸报道。这种延伸报道主要是通过精写、精编, 与新媒体实现功能差异化, 更强调做解释性新闻, 侧重报道和分析趋势, 而不是基本事实, 实现传统媒体的精品化。

编辑部形态的改革也是流程再造的一部分, 应改变传统媒体编辑部和新媒体编辑部分立并行的“两张皮”的组织架构, 将两个各自为政的编辑室整合成一个新闻编辑室, 更强调内部的互动与深度合作。首先, 内容的生产收集过程将是新媒体编辑室和传统媒体编辑室汇流而得的;其次, 收集而来的新闻内容, 需要经过一个评估中心, 对新闻素材做出价值判断以及去向判断, 解决新闻分发问题, 手机、广播、电视、网络等多渠道建制, 使得同一内容不同形式的新闻产品能沿着各自既定的渠道运行, 从而保证多介质、全方位传播。

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人才?

全媒体时代的融合归根到底是人的融合, 传统媒体要拥抱新媒体, 人才的转型尤为必要。新人才的特点是, 一方面能纯熟地运用新媒体的技术, 承担新型的媒体工作室的各项编辑任务;另一方面, 还要对新闻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如何放大价值有着基本的判断力。新人才必须既懂新闻传播规律, 又懂新媒体发展规律, 是一种新的复合型的新闻传播人才。

当前, 这种新型传播人才的缺失是国内外媒体共同面临的制约发展的瓶颈。改变这样的现状, 传统媒体一方面应加大对新媒体人才的引进, 打造新鲜的媒体队伍;另一方面, 通过收入分配机制、人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激活现有人才的能量, 调动现有媒体记者转型。

可以开展现有编播队伍一专多能的培训, 建立掌握音频、视频、简单网页制作、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媒介融合新闻产品的编辑与制作等多种能力的全媒体复合型人才队伍;建立采编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 将网络供稿数量、稿件点击率等指标纳入记者绩效考核体系, 强化采编人员的新媒体意识。特别应鼓励传统媒体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人, 比如著名主播、评论员等, 开设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 将其塑造培养成新媒体时代的“意见领袖”, 从而提高用户对他们背后的媒体的关注。

摘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当下的媒体生态正在超越以用户参与为主要特点的WEB2.0时代, 进入了一个一切皆“媒”的“众媒时代”。它的特点是:用户的阅读兴趣变了, 消费场景变了, 内容生产方式变了, 内容服务方式变了, 媒体至此迎来了一场全产业链的变革。[1]对于传统媒体而言, 如何适应、引领这场变革, 需要从理念到实践的革新, 而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来说, 就是树立新理念、生产新内容、构建新流程、培养新人才, 以跨媒介的内容生产重塑传统媒体的竞争力。

关键词：众媒时代,传统媒体,跨媒介,内容生产

注释

1[1]腾云企鹅智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2015中国新媒体趋势报告:属于亿万人的“众媒时代”.公众号“企鹅智库”, 2015-11-12.

2[2]刘鹏.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若干趋势.新闻记者, 2015 (4) .

3[3]陈文敏.微传播时代的“公民新闻”谫论.新闻界, 2012 (6) .

4[4]http://state of the media.org/2011/overview-2/keyfindings/2011-3-14.

5[5]钟剑茜.媒体融合时代新闻生产中的受众参与.当代传播, 2012 (1) .

跨媒介叙事 第6篇

焦虑并坚定着

与会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报业人脸上的焦虑,但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眼中的坚定。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经理黄常开到会致辞,希望通过本次年会能为传统纸媒转型和融合发展助力。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理事长谢胜和、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秘书长杨真出席会议,谢胜和代表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向年会致辞,他结合前不久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感慨中国正在由“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互联网本质上其实是媒体产业锦上添花的延展,使传统媒体的内容传播实现了更高效的信息对称。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发布可以不通过第三方,直接与用户发生关系,从而降低信息鸿沟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提高社会效率。对于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而言,内容、渠道与平台之间,本就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关系,就是一种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是一种更为健康的产业结构。同时,也对广大技术人员在报业转型、融合发展、以及如何发挥好技术支撑作用提出了要求。

中国报业协会副秘书长胡怀福结合中国新媒体发展现状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讲话精神,对中国报业改革创新和媒体融合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更新思想观念,推动融合发展;二、转变发展路径,技术引领创新;三、打破体制束缚,实现跨界共赢。如何用互联网思维来建设报业、用主流新技术引领创新、用开放、连接、共赢的思路推进融合是深化中国报业转型发展的任务。胡怀福强调,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党中央最近提出加快媒体融合战略,给中国报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报社技术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融合发展的讲话精神,总结交流经验教训,提升综合素质,加快自身转型,为中国报业转型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报协电子技术委员会主任辛乘胜在年会总结发言中,表示本次会议共商融合发展大计,共谋技术创新驱动,这将对中国报业转型升级和信息化建设起到借鉴和推动作用。他指出,习近平同志的8.18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工作理念、实践路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为媒体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对“媒体融合”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做了适时的“背书”,标志着这一趋势在我国已经从微观的内容产品层面和中观的体制机构层面,上升到了宏观的国家战略层面。为此,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的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同志讲话中“技术为支撑”的基本内涵和重要外延。用技术保障、技术引领、技术驱动和技术创新全面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

辛乘胜强调,技术部门是报社的一个重要机构,几十年来,为推动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党中央提出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又承担起了引领报业转型、涅重生的新使命。这对报社技术工作者的观念思维、业务素质以及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把技术支撑的四大作用(保障、引领、驱动、创新)贯穿于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的融合发展全过程。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关键解决好人的融合和机制创新等问题,传统主流媒体融合能否成功,归根结底要靠人才,体制机制问题是融合发展的主要瓶颈,目前大多数报社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跟不上、不适应和不到位的问题。

此外,在与会嘉宾的煮酒论道中,我们也抓取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内容。

媒体融合:与网共舞,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互联网已经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持续引领中国报业发展的技术、服务提供商,方正电子董事长、总裁杨斌代表技术企业在向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互联网世界已经不是一个虚拟世界,而是与我们的现实世界融为一体的一个世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五官之外的第六官,是我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对于身处互联网大环境下的中国报业,应该主动融入、利用互联网,实现“与网共舞”。

关于媒体融合,杨斌认为,首先是报道的融合,即打造新媒体矩阵、优化编采流程、有策划的进行立体化报道、打造用户体验;第二是经营的融合,打通渠道壁垒,多渠道呈现、重点打造用户库的建设、线上线下的结合;第三点是产业的融合。进行全媒体系统的建设是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抓手。

大数据:你用或者不用,它都在那里

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理事长谢胜和指出,大数据时代,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很多数据,未来就是每一个人传递自己信息的时代。媒体必须与用户实施有机互动,因为用户需求将催生内容的创新,而高品位的内容又将培育高水准的消费者,所以,大数据的发展为传统媒体提供了转型的良好契机,但同时我们传统的商业思想正在被颠覆,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把手中的数据转化为资产。如果能将它们“提纯”并迅速处理成有用信息,那相当于我们掌握了一把能够开启另一个世界大门的钥匙。

杨斌提出,报业利用大数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报社可以通过大数据去获取网上最热或即将成为热点的信息来作为选题,这方面方正电子已经有成熟产品“蒲公英”可以提供服务。第二方面,通过新媒体矩阵去丰富用户体验,收集用户反馈,增强读者把控;第三,可以在内容资源库建设的基础上展开多元化的相关性分析。第四方面,用户数据的建设和利用,并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新媒体的互动应用进一步优化客户画像。通过对这些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可以实现“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需要的人”,读者转化为消费者,从而实现媒体的价值。

方正电子数字媒体业务部产品总经理卢岚在《数据驱动媒体融合》的主题报告中提到,大数据已经成为驱动媒体融合的重要技术力量。方正电子在媒体大数据上有包括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互联网数据完整的建设部署。在技术雄厚的大数据基础平台之上,构建了3个纬度的融合应用:融合媒体一体化平台实现报道的融合,打造强内容;全媒体运营平台实现经营的融合,打造强关系;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产业融合,打造强服务。体现一个新型媒体所应具备的内容生产、关系挖掘和服务创新的能力。

大会上围绕大数据的各种唱响交织起来,中国日报新媒体研究室主任韩冰提到“你用或者不用,大数据都在那里”,深圳报业传媒集团技术中心处长金建提到“把媒体融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Meet in media,Live in media”关于大数据,大家都怀有一颗炙热的心。

移动新闻客户端:已成媒体新宠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现代人对于信息的需求及其获取方式的变化,移动新闻客户端应用已然是当前互联网领域的一个热点,也成为网络传播业界、学界广泛讨论的前沿技术。移动新闻客户端不仅能摈弃传纸媒的不便,更能让广大公众能随时随地方便且快捷地获取最新的新闻资讯信息,了解新闻时事,尤其对于信息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观,一款好的面向媒体行业的新闻客户端应用平台已经成为大多数媒体所必需,具有极大的市场效应。

北京紫荆新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益清在演讲中也提出了对新闻客户端的一些独到见解,他表示很赞同这句话: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是传统互联网的延伸,而是颠覆!移动应用才是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随人,传统互联网你不知道屏幕前坐着的是不是一条狗,而移动互联网你不但知道对面坐的是一个人,而且他/她能全球定位,能在线付款,有丰富表情,还能跟你的朋友圈子互动。

媒体经常需要在推广独立的移动客户端还是官方微信方面做出选择,对此,朱益清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得出,如果投入不大,可以选择推广在微信平台上的应用,以快速建立移动应用,推广品牌;如有较大投入,或已在微信平台上建立一定基础,可以二者并行推广。

独立移动客户端可以面向不同的读者群。北京紫荆新锐科技有限公司在与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开发推广移动新闻客户端中,根据读者群体不同,推出三款不同的新闻客户端产品,形成不同的定位,采取不同的推广方式,配合以黑龙江日报集团的官方微博、微信,取得的效果不错。

媒体开发推广移动新闻客户端应用面临的一个尴尬现实是,媒体在移动客户端应用开发方面投入多的已达3-5年,收益不明显,无法形成有广告效用的微传播矩阵;2013年底用户规模前25名应用几乎全为BAT三家所有;媒体新闻客户端营销模式干货不多,还在摸索中。对此,朱益清的建议是整合媒体线上线下资源,形成完整的微传播矩阵,以扩大媒体微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实现其广告价值。

以左图所示的微传播矩阵,利用传统媒体的全媒体资源优势,辅以技术支撑,迅速形成微传播力量的矩阵,传播影响力可迅速达到10万人以上级别。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

我们有肥沃的互联网土壤,有“因传媒而生”的贴地气儿技术,传媒人只要好风凭借力,调整思维,设计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顶层设计,传媒这艘大船定会再次起航扬帆。

附件:第二届“中国报业十佳技术工作者”评选揭晓(按姓氏笔画排序)

从叙事学的发展中初探媒介叙事 第7篇

从经典叙事学向新叙事学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 在语言学的基础上, 叙事学综合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等流派的研究形成其理论架构。通过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维模式, 叙事学研究者们将叙事作品看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封闭体系, 探求文学作品中的共时性内容, 通过分析作品内部各要素间的关联, 寻求隐藏于一切叙事性作品中的抽象叙事结构。

尽管经典叙事学在发展中融合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 甚至一些英美学者的研究成果, 但这一时期的叙事学研究仍有其不足之处。张寅德曾评价说:“叙述学虽然理论上主张超越构成材料和种类体裁的区别, 建立包罗万象的叙述模式, 而实践上却有所区分和选择, 主要致力于由语言构成的叙事作品的探研, 而且其自身的发展促使其从宏观的、总体的研究逐渐演变为小范围的、特殊叙事体裁的研究。” (1) 也就是说, 经典叙事学研究将视野局限在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上, 对其他以非书面语言为载体的叙事作品较少问津。

20世纪90年代之后, 受后结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 叙事学研究开始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相融合, 并扩展自身的研究范畴。戴卫赫尔曼就此评论道:“经过这些年的积极发展, 一门叙事学’ (narratology) 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 (narratologies) , 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 (2)

从研究趋势看, 新叙事学对经典叙事学实现了两个层面的突破:其一是将研究领域从小说乃至文学领域突破出来, 延伸到历史、媒介、日常生活等领域。其二在于将文本的批评范畴从狭隘的文学文本扩展至各种纪实叙事, 也由之兼及了与阐释学相关的读者对叙事的接受状态等。

从经典叙事学到新叙事学, 从文学领域到历史、媒介, 乃至社会生活领域, 叙事学在以开放性的态势消解于其他学科的同时也彰显着自己在新的语境下的存在价值, 让任何具有叙事色彩的内容都进入研究视野。在这一发展形势下, 众多媒介研究者开始关注媒介理论与叙事理论的发展和交融。

媒介叙事的研究对象及其存在意义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文本样式, 媒介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聚合信息、传承文化等作用。而按照德里达“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 媒介的信息传递、文化传承, 乃至意识形态控制、制度技术发展, 不再是文本之外的独立存在, 其本身就是文本, 都具备叙事性。可以说, 媒介以其广袤的影响力成为当今社会最普遍、最有影响的叙事, 其覆盖范围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 以及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 其文本形式有文字、图片、音频、视频、flash动画, 等等。

凯尔纳曾经将媒介文化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1.媒介文化产品制作;2.媒介文本;3.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 (3) 其中, 文化产品的制作包括媒介物质技术形态及体制因素, 它与媒介文本、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共同构成了文本的生产、呈现、接受和运用的完整动态循环系统。这个对媒介传播的总体认识, 建立在对组成媒介传播各个环节认识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媒介叙事研究以媒介文本为核心对象, 实际上就是将媒介传播这样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循环系统视为研究对象。媒介“产品的生产就必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环境相关联, 而文本涉及新闻、广告、影视娱乐节目及媒介其他的符号产品, 其接收又涉及受众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4) 。在研究进程中, 对于文本的生产阶段, 我们考察其制作过程中物质技术和体制因素对文本最终呈现状态的影响;在文本的呈现阶段, 考察作为高度符号化和程式化的文本如何对受众产生影响, 探寻隐藏其中的叙事机制;在文本的接受运用阶段, 考察受众的个人特征及其接受环境对其接受和运用文本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相互牵连, 互相渗透, 共同组成媒介叙事的研究对象。

对大多数人而言, 媒介运作、信息传播都是围绕新闻事件、影视娱乐节目、广告等内容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 新闻被传递, 娱乐被分享, 媒介与大众似乎是各取所需。然而在叙事学的观照下探究媒介的发展演变,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介文本在其传播系统中意义是如何被建构、被凸显并被传递和内化到接受者身上的。虽然新闻恪守客观原则, 广告和影视娱乐节目则以娱乐的态度运作内容信息。但正如简斯托克斯所言:“新闻就像戏剧表演一样完全围绕着故事’和故事成分构造。几乎每一种媒介和文化形态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叙事成分一个好故事总是将它的叙事机制隐藏起来, 所以我们要避免让文本误导我们, 令我们忘却了它是一种叙事。”关注媒介叙事就是使我们能够解析媒介文本的内在结构, 而不被媒介“牵着鼻子走”。从更大的范围上看, 关注媒介叙事可以体现各种意识形态, 乃至各种文化如何通过在媒介中的叙事再现自身, 其表现的结果或影响又有哪些?

媒介叙事的研究范畴

华莱士马丁曾对20世纪的叙事理论进行了一个模式化的总结:

借鉴马丁的总结, 我们可以大致窥探媒介叙事的研究领域。

在目前的叙事学研究中, 对媒介叙事的探讨更多地体现为大众传媒在叙事过程中的技巧性分析, 亦即传媒如何通过各种叙事技巧来影响受众。这种探讨在宏观层面上可以将叙事学研究划分为四大层次: (1) 可以表现为社会背景和文化成规对叙事文本的影响。 (2) 作者、叙述者与叙事之间的联系。 (3) 从交流的层面看, 受众的各种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也会对媒介文本的接受产生影响, 且这种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媒介叙事技巧的可行性与否。 (4) 从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基点出发来探讨媒介叙事也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但这种探讨需要更多地建立在对具体媒介形态特性的把握之上, 因为“对任何一种媒介产品进行文本分析都首先要考虑产生这一文本的媒介的具体特征研究任何媒介文本的形式和它们承载的内容同等重要” (6) 。

在微观层面上, 了解媒介叙事, 可以从媒介传播的具体环节入手。即以叙事文本为基点, 通过对文本的分类体系 (叙事样式) 的探讨寻求叙事的本质理论。以电视为例, 作为一种叙事文本, 它具有很多不同的叙事样式, 如肥皂剧、商业广告、新闻节目, 等等。所有的样式都以某种程式或惯例向我们传递叙事内容, 这种程式或惯例就是隐匿在各种叙事样式之下的共同结构。我们从童年到成年在收看电视节目的过程中领会到的这些节目样式的分类, 大体上告诉我们可以期望从中得到的收获, 则是关于这些节目样式的惯例。

由电视推广开来, 在媒介研究中, 存在着很多文本, 如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 等等。每一种文本都有多种分类样式, 对这些分类样式中隐藏的共同结构和规律进行探寻, 就到达了“叙事理论”的层面。

透彻地了解个体是认识整体的有效途径。媒介叙事的具体研究可以媒介文本的流通环节为横轴, 以传播方式、技术手段为纵轴进行划分, 在对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中的叙事文本在生产、呈现、接受和运用等环节上的叙事机制认识清楚之后, 我们就能获取对整个媒介叙事的认识。

“叙事有能力对社会的态度和信仰进行戏剧化并给予具体形式, 并且帮助人们找到生活的意义。因此, 叙事就是社会向其成员传达生活中一些重要事情的方式, 叙事远不只是简单的娱乐而已。” (7) 伯格在对美国电影中的西部片进行分析后, 得出了如上结论, 这也可以说是对当今社会整个媒介传播叙事性的概括。媒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发展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认识媒介叙事, 并认清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将是我们在自我认识、在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注释

1 张寅德:《叙述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 戴卫·赫尔曼[美]主编, 马海良译:《新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页。

3 道格拉斯·凯尔纳[美]:《媒体文化》, 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第7页。

4 秦志希、夏冠英、徐小立、刘建明:《“媒介文化研究”笔谈》,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5 (4) , 第494~503页。

5 华莱士·马丁[美]著, 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页、第16页。

6 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英]著, 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页。

奥运媒介叙事与国家认同建构 第8篇

当代奥运会的历史发展表明,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活动一样,从来都与孤立的社会现象不同,它的发展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所制约着,并在各种相互影响里面体现它的规律特质。有专家认为政治对奥运会的制约有着两种形态:(1)直接干预,把奥运会当做政治宣传的手段,恢复与断绝国际的手段。虽然运动在自由的表达上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社会力量,然而奥运会作为一种政治化手段,可以把政治一体化促成,并且是把文化意识形态灌输给青年和人们的一种工具。(2)奥运会可以用来反映民族的活力,运动员能充当国际友善的外交政治家。奥运会的政治化和本国政治环境联系密切,不能说奥运会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它的从属性是相当明确的。奥运会在社会环境中存在,不能带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在体育运动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今天,政治与奥运会的结合是必然的一种全球文化现象。全球化语境下,奥运会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作用方式与途径出现了变化,奥运会的政治功能突破直接在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传统模式起作用,通过与它发生深刻关系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政治、国际关系施加重大的影响,让奥运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影响,实现政治功能的新途径与特点[1]。

奥运媒介与国家认同的表达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奥运媒介借助国家认同或者说民族情绪,来建立奥运会和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国家认同借助媒介这一现代信息传播载体,传播并表达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身份[2]。欧美国家的媒介机构非常重视奥运媒介建设工作。二战后成立的所谓“美国新闻署”(USIA),实际上是一个主外而不主内的机构,丝毫不具备对国内新闻媒体的管辖权。最具管理色彩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也是出于对电波频率等公共资源的管理需要而建立的,但也无权干涉广播电视的日常工作和编辑内容。奥运会作为二战后美苏两个阵营对弈,而兴起的软实力对抗场域,被媒介浓墨重彩,并提升到国家舆论影响战略的高度。也即是说:奥运媒介用以传播某种信息,这种传播倾向于毁损他国的名誉,以至于降低国际社会对他国的评价与尊重度,或阻止第三国与他国产生关系。发展至今国际体育媒介体系异常发达,包括两种主要类 型 : 一类是综 合型体育 期刊 ,如《体育画 报》(Sports Illustrated)、《体育界》(Inside Sports)《、运动》(Sport);另一类是只专注某一运动项目的期刊,如《奔跑世界》(Runner`s World)、《划船》(Boating)、《负重者》(Backpacker)《、飞行》(Flying)《、旅途中》(On Tour)、《滑雪运动》(Skiing)。还有一些专门针对常年举办的重大赛事的期刊,如全国橄榄球联赛(NFL)、棒球大联赛(MLB)、全国篮球联赛(NBA)以及一些校级重要比赛。体育期刊一度就像色情期刊那样,读者都是男性,但后来很多女性读者也乐此不疲。20世纪90年代以来,体育期刊更向健美、健身、日常锻炼方向拓展,俨然成为大众读物。2004年美国25大期刊平均期发行量。体育画报排名第16位,2003年发行3238974份,2004年发行3319300份,增长2.5%。在互联网与期刊传播载体方面,美国期刊大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从美国著名的期刊链接网站themagazineboy.com上可查到目前最热门的1000多个期刊网站,体育类期刊有246个。每个网站都围绕特定的价值观建构国家认同的叙事景观[3]。

2 奥运媒介叙事与国家认同建构的案例分析

1970年南非的黑人群体被排除了奥运会参赛名单之外,并且被限制参加国际性体育比赛。然而,对运动有狂热感情的南非黑人群体发现很难接受这种孤立性。在20世纪70年代,在暗中尝试了许多积极政策行为以后,南非公共政策允许白种非洲人和亚洲黑人同时参加比赛活动。政府表示不能干预独立的运动组织或个别组织的正当权利。于1980年实施的联邦组织的努力仍旧没有太大进展,终于在1984年奥运会上,一名勇敢的黑人选手站在了奥运会的赛场上,并一举夺得两枚铜牌,他就是乔治波格。在这之前已经是南非全国大学生400m记录的保持者了,尽管是黑人一员,却也是现代奥运会中黑人选手赢得的最初奖牌。这不仅让他成为南非人心目中英雄,而且也成为了南非白人的尊敬对象[4]。2000年悉尼奥运会,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为了黑权的尊严抗议黑人歧视政策,破了若干项世界纪录,给黑人赢回了尊严,也同样成为美国白人心目中的英雄,虽然如今黑人仍旧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但已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了,这与黑族人民的努力抗争不可分割,也与世界的不断发展同样密切相关。

再如为了揭秘体育时尚的内在机制,有学者在重点关注着这个令人吃惊,有成千上万机器人工作的地方,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做着既辛苦又无聊的工作,给香水瓶拧盖,用一样的衬衣板去裁缝另一个袋子,无数个小时、无数天、无数年地重复着,并坚持支撑与创造着时尚。世界级高水平体育竞技也同样经历着琐细的辛劳,而其中没有报酬的运动员也要进行残酷的训练,这样才能和其他运动员一样保持步伐,大家都一心一意的想着突破比赛成绩的极限。而每一个经历过冠军光辉照耀的运动员都曾默默无闻地生活与训练着。对于那些成为百万富翁的奥运会金牌获得运动员来讲,成千上百的其他金牌获得者还要继续为理想的生活而努力拼搏,虽然他已是世界级的优秀选手了。无论运动员们是否成功,是否继续努力冲级,一个世界级高水平体育竞技选手的职业生活里面都经历着年复一年很大强度的重复常规训练,其中穿插着短暂、密集以及全身心投入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比赛。又如:高尔夫球星泰格伍兹, 一个“精心包装”、“细心打造”的媒体典型形象,从他已故父亲厄尔伍兹的严格教导(美国传统家庭的形象)到泰格伍兹不关心政治, 并且明显带有白人化倾向的媒体形象,这种“迈克尔乔丹化”的陈旧叙事模式背后隐藏的媒体政治动机,有必要进行批判性反思[5]。曾获世界蹦床冠军的米尔曼,将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和成长经历视为内心的自我修炼过程,强大的肌肉力量需要配置强大的内心世界,提炼为通向和平勇士之道的竞技禅学,感悟到人生的真谛[6],我从没料想到,有朝一日我要学习如何生活,必须遵守某些特定的戒律清规,掌握某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方能清醒地过着单纯、快乐、不复杂的生活。

摘要：当代奥运会的历史发展表明,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活动一样,从来都与孤立的社会现象不同,它的发展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所制约着,并在各种相互影响里面体现它的规律特质。奥运媒介与国家认同的表达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奥运媒介借助国家认同或者说民族情绪,来建立奥运会和媒介的社会影响力,国家认同借助媒介这一现代信息传播载体,传播并表达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身份。

跨媒介叙事 第9篇

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后, 随着科技革命的开展, 互联网深入全球各个角落, 标志着信息化时代的诞生。多媒体标志着以数字媒体为代表的新大众媒介的诞生。中国也抓住了这一机遇, 和众多发达国家一起进入了全球化的新媒介时代。与发达国家大众媒介研究较早、文化传媒产业成熟的情况不同, 当时中国的大众传媒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与市场系统, 基础较为薄弱。而在21世纪的今天, 我国文化产业逐渐发展成熟, 而多种媒介的交叉与融合更是推动了跨媒介时代的到来。在当今媒体多元化和跨媒介化高度发展的时代, 政府作为文化的监管者这一主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而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下, 政府如何管理以及怎样管理成为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中国的学者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开始关注并引入文化产业管理理念和方法的。

2 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 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对新闻传媒方面的比较研究, 这方面较早的著作主要有:1994年由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淘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1994年9月出版, 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樊凡教授编写的《中西新闻比较论》;由江西财经大学刘夏塘教授主编的《比较新闻学》;由童兵主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的成果:《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我国学术界在研究广电总局的管理模式时, 惯用的方法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制度进行对比, 如《制度设计和财源:英、日、美、公共电视要素分析》 (苏华) 、《欧美传媒产业规制及模式》 (董静, 李本乾) 、《传媒、政府、政党——对近现代欧美国家传媒与政府关系之演进的历史考察》 (唐娟) 、《国外传媒产业放松管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常永新) 、《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 (赵月枝) 等。这些专著在研究中都大量的使用了比较研究方法, 大量的借鉴了国外的文化产业管理经验。整体而言, 当时传媒产业管理的比较研究在我国才刚刚展开, 研究时间不长, 研究成果较少, 且没有组建专门的研究队伍, 人员零散, 资金投入较为缺乏, 并且研究成果对管理实践的影响力不足。

3 研究现状

崔保国在《大部制整合与大传媒时代的到来》中提出了“大部制”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一场政府机构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普遍展开, 掀起了“大部制”的潮流, 大部制属于一种高效的政府组织样式也影响到了中国的政府构建。国务院在改革方案中, 提出了组建广电总局, 将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两个领域进行整合, 广电总局将统一负责新闻、出版、电视、电影和广播等多个行业, 之前文化产业各领域条块分割的格局将得到彻底改变。

在《我国新闻出版与广电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2013年“署局合并”之透视》一文中, 吴锋、屠忠俊对我国近年来文化传媒领域的管理变革进行了概括。他们指出,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 新闻媒体的管理组织结构经历了11次大的调整, 其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到1974是“勘探阶段”;从1949年到1974年为探索阶段;1975年到21世纪初是规范化建设阶段;将2013年“署局合并”作为转折点, 文化传媒产业的行政机构进入了“大部制”改革的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 不同的国家都在对文化产业进行管制, 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 同西方学术界相比, 我国系统地对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产业管理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笔者在经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 国内外现有的关于政府与传媒产业关系的著作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政府如何有效地对文化传媒产业进行监督;2) 政府如何处理好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即政府管理与媒体自治之间的职能划分;3) 分析国外政府对于文化传媒行业的监管模式与简单评析;4) 具体研究国外某个国家的文化产业管理。

关于广电总局成立带来的积极影响, 目前我国学者广泛认同, 广电总局在促进三网融合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王效杰司长在接受采访时对“三网融合”的概念提出了界定: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下一代演进过程中, 技术功能一致化, 业务范围相同化, 网络互相联通、资源实现共享。广电总局自合并之后, 打破了行业间的壁垒, 促进了资源的共享和信息的流通, 加快了三网融合进程。

4 尚存的问题

文化传媒产业属于意识形态类的产业, 历来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我国学术界在有关的理论框架层面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 但纵观既有文献, 研究较为片面的状况依旧存在, 研究缺乏系统性, 具体表现为:一、研究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 对于宏观体制改革涉及较少。当前的学术研究主要多聚焦于某个行业或集团的发展, 如在新闻出版领域, 广受关注的“转企改制”以及在广播电视领域着重研究的“事业体制与产业化分离”, 而宏观角度的文化体制改革等议题的相关研究则很少涉及, 研究层面较为狭窄, 缺乏深度。二是在新闻出版范围的改革探究多, 广电系统的改革探究少。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任务中, 仅新闻出版领域所占的比例就达到三分之二, 已积累了较多成果, 管理者推进改革的积极性较高, 宏观体制改革逐步进入较深层次;而广电系统的体制改革则相对滞后, 研究基础较薄弱。

摘要：文章主要以对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主体, 即广电总局的研究状况为主体对象, 试图理清我国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脉络, 通过分析我国文化产业不断规范化的进程和广电总局研究内容的发展过程, 探讨传媒产业管理研究的意义。通过对中国传媒业和文化市场研究的初步了解,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性分析, 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关键词：跨媒介,文化管理,广电总局

参考文献

[1]汤书昆, 孙文彬.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述评[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9 (2) .

[2]崔保国.大部制整合与大传媒时代的到来[J].当代传播, 2013 (2) .

[3]李红祥.英美传媒监管模式变革的动因考察[J].传媒观察, 2011 (3) .

[4]陈欢, 陈超, 李玉薇.广电在推动三网融合中的主要作用和任务——访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王效杰司长[J].广播电视信息, 2010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