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精选8篇）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1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香花墩上有奇泉，饮罢头痛始觉贪。争得长江大河水，悉于廉泉得其源！

——明·张好宁

近现代时期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这时的的中国处于一段屈辱的历史，那是一段被外族践踏的历史，那是中国人民不能忘却的回忆，是中华民族永远抹不掉的耻辱。中国国情发展到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吏治腐败不仅使民心丧尽，而且成为外国列强不断欺压中国的把柄。

在清朝国力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政治日渐腐败，统治也越来越黑暗。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发展毫无所知，很多参与重大决策的官员都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对未来有多少影响，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缓缓来临，依旧虚骄自大，无知守旧。晚清时期，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古老的中华民族被迫接受着自身地位改变的现实，部分官员和封建王室等顽固派仍然顽固不灵，因循守旧。统治者贪图安逸，惧怕列强，而又欺压百姓，政府借由各种名义苛捐杂税，征集印花税和军需开支,不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使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不仅如此，光绪年间的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擐为了讨好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400 万两修建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因经费缺乏，武器装备日益落后，战斗力下降，最终也导致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这正反应了整个清朝中央的极度的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终于，清政府的腐朽没落、腐败成风，致使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变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清政府垮台收场。清政府统治者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它用腐败埋葬了自己，也成为历史上遗臭万年的罪人。

民国时期，因为内外交困，普通民众对于民国政府机构、官员、军队的贪污腐败行为更是无比痛恨的，又苦于无法可施，便编了歌谣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的腐败，如：“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货生意不断，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有这么一句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亡国。”民国政府在打击贪腐上也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民国政府腐败在各级政府中普遍程度不低，腐败无能更成为了人民形容政府的常见词汇。至于民国后期的腐败，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过之无不及”。“国民党高级军官90%以上拥有自己的商业背景”。在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的贪污大案就有孔祥熙、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郭景琨黄金案等多起。在私分黄金案中，孔祥熙等人贪污的美金折合国币达20多亿元……如此惊人的数据，却发生在那个人民饥馑，战乱不断的年代，这些官员只为自己的利益不管民众的死活，也是日后国民党垮台的原因！

人们不会忘记国共两党斗争的消长史，当蒋介石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工厂当时的时候，那时候国民党不仅在军队数量上占优，而他的美式设备又非常的先进，但却让“小米加步枪”的落后打败，腐败问题一直是国民党的顽疾。民国时期吃空响者盛多，为官者不为人民，也不做实事，而且贪污腐败，自然得不到民心。而共产党它是新生的是清明的，是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表面的落后未必一定失败，关键是看他是否代表着新生和向上，反而那些表面光鲜的却是旧事物，只要它有着腐朽的本质，结局就注定了。去台湾以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又成为民众痛恨的焦点，并且催化了岛内政治的演变，直至国民党下台。

盛而骄、富而奢。骄必怠、奢必贪。贪必腐、腐必败。政治上的腐败给帝国主义的侵略得逞造成了契机，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导致了近代中国的一切灾难和祸害。而我们中华儿女更应该铭记在心，这样的历史轨迹表明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

参考文献：：《现代快报》2008年11月25日，《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作者：赵映林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2篇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渊源，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分别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思想“学而优则仕” “非所宜言”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出批判性的分析，启发大家重新思考传统文化与我们未来的关系，通过理性做出判断，更好的让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社会。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实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开始越发的关注精神生活，越发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说大义，谈古今。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必然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第一，“学而优则仕” 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它的理念即便是仅为知识分子学习，也早已渗入民间，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西方的封建制度中，君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直接的统治整个国家，更多的是自己封地的领主和其他领主效忠的对象。这一结构的先天缺陷就是国家结构松散，且君主缺乏人才参与国事，导致战事的频发，生产力发展落后。相比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文官的选取方面远远优于同时期的西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普通人通过读书，通天文，晓地理，得治国安邦之术，而后辅佐君王。它一方面是高度大一统的体现，另一方面，确实是聚拢全国人才的有效方法：君主完全掌握国家的一切，朝廷作为权利中枢集中管理国家，国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需的人才来辅佐君王，这一切使得我们国土可以很辽阔，人民可以相对长期的处于战乱较少的状态下，集权统治使得一切都更加平稳。

民众通过读书获得才能，在施展才能的同时获得地位，这样，官在民众中的地位就高于常人，也就形成了“官本位”。“官本位”的思想使得民众阶层，包括普通的地主阶层与统治阶层越发分化。它决定了人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处于私利，这一点与《国富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儒家，或者说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却冠冕堂皇的冠之以“贵长而尊官”、“以吏为师”。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这使得官场一面代表着管理一方水土，另一面代表着尔虞我诈;一面代表着光宗耀祖，另一面压榨着贫苦大众。

官本位的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影响深远。官员明显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表面上这样可以社会稳定，但实际上，社会基层与管理阶层没有很好的沟通，两者的利益关系容易脱钩，这样会阻碍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时常听到民众动焉上访甚至有人还假上访来达到春运免费坐车回家的目的，它的本质是两阶层利益的不对应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的表现。官本位思想会导致社会普遍倾向于强化行政职权，这样又会导致法治建设的滞后，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成。当然，行政强化并不一定总是负面影响，但在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即将跨过动荡区的未来几十年内，过分强化的行政力量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当官，当官也不一定就可以谋到私利，人民更多的依靠民主化、法制化来管理，这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

第二，“非所宜言”《易经》中一句“君子以慎言语”为后人阐明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后世有不少劝人谨言慎语的名言警句，如“慎言不哗”、“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风流不在谈锋上，袖手无言味最长 ”等等。历史上也常有“不慎言”大臣遭皇帝贬黜甚至赐死，都在告诫后人要少说话，说好话。

自从孔子作《春秋》就有了为“尊者讳”的做法，司马迁作《史记》也受其影响，掌权者对历史的“篡改”也算是来源于此，人们争相说好话，而对“不该说的话”则经常避之不提;然而儒家的思想是要辅佐君王，由此又有不少人讥讽世事，直言谏主。前者做多了是阿谀奉承显而易见，而后者做多了也绝非什么好事。若皇帝较为软弱，进谏的自然就多。可是问题在于大家都在进谏，真正的目的却掩藏于后，为王者也难辩真假;若皇帝铁腕统治，又会使直臣不敢进谏，增多溜须拍马者。前者有万历皇帝，一气之下再不上朝，后者有明祖朱元璋，落得个暴君的名号。

言论的两面性导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格分裂。国人说话很多时候讲求的是圆滑，这本来没有什么，但经过了数千年的发酵后，事情与原来的方向已截然不同。当初孔子为“尊者讳”是为了微言大义，把历史变成了教科书。到了北宋，就已经发展成公然大幅度修改历史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凡是强求入世的，都要求人正直敢言。但是，到了明晚期时，买直求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到了现在，不说话、说好听的话、说不好听的话，各有用武之地。这些语言表述已经把我们本就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且过多的矫饰导致的言语的不可信，小则使得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失真，大则使得媒体舆论失去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变成传播风言风语的大平台。这样的结果显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仅就个人而言，精神分裂一些或许也是生存的法则之一，但它将也是我们社会言论本质变革的最大阻力。

第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自小就被教育的做人典范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很多，但是这一条是最能承接我们上面谈的话题。严于律己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意志坚强;宽以待人的人为人大度，不拘小节，处事随和。不用太多的思考就能发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需要治疗。理论上讲，严于律己者一定也是严于律人的，因为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一个社会人要处理的许许多多涉及各个方面的事务，从工作社交到吃喝睡觉，他是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切行为是存在于群体和社会中的，严于律己则一定会严于律人，宽以待人则一定会宽以待己。

其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本就不是一句话，“严于律已”出自南宋陈亮的《谢曾察院启》，“宽以待人”则出自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是后人出于我们一贯的“理想化考虑”，为教育未成年人而拼凑在一起的。这种无视逻辑的理想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妇孺皆知的蜀相诸葛亮就是一个例子。诸葛亮在明知蜀国国力不支的情况下，常年征战，南征孟获、北出祁山，终将蜀国国力耗尽。如果说诸葛亮的失败是他个人战略估计不足导致的，那么后世对诸葛亮的崇拜就不那么正常了。我们理性分析后应该明白诸葛亮过分激进的战略会导致严重后果，却依然对他的六出祁山大加赞扬，最差的评价也是惋惜，却少有批评。即使知道错误，却依然歌颂它，这样的评价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对精神的肯定，但在肯定精神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理想化”。于是诸葛亮的“光复汉室”就一直被歌颂着流传下来了。无独有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已是妇孺皆知。或许官场的黑暗所致吧，范仲淹为官的表现和这句话所表达的还有不小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也是一种“理想化”。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3篇

一、权力结构的制衡与制度设置的偏颇

“在君主专制集权制度下, 一切设官任职和机构的调整, 总是首先从君主的统治利益出发, 故意采取政务系统的设置多轨多元化, 故意造成它们之间的相互牵制和监督, 一再以内侍、宫官代替外朝职官, 虚职实官, 虚官实职, 有意使职、权相脱节等, 主要根源都来自有利于专制君主的控制。” (1) 中国古代强调集权制度下的分权和权力之间制衡, 这一切造就了中国社会特殊而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以及专制性思维模式。不过几乎所有王朝都曾重演“大权旁落、尾大不掉、回天乏术”三幕剧。“以权制权”但不重视权力制度性制衡;有了制度但后人既不遵循, 也不创新;乐此不疲地创设制度, 但权力碎化和掣肘过度, 导致制度性供给过溢, 出现不堪异族入侵的一幕。如北宋诸多制度性供给, 又引发新的制度性危机。“天下之兵, 本于枢密, 有发兵之权, 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 总于三帅, 有握兵之权, 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 不得专制, 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然而靖康之耻, 令人汗颜。从贵族世袭罔替到察举征辟制度、再到九品中正制度以及门阀制度的翻云覆雨, 总算在科举制度面前官民矛盾得到一定疏解。但随之衍生的官僚荫庇与裙带制度以及攀龙附凤、夤缘权贵、门生故吏等却大行其道。古代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重要的平衡点之一就是民众与官吏之间形成相对均势。如果官吏只能一味迁就或战栗于民众评议, 就可能畏首畏尾不敢创新。而民众过于孱弱, 又会导致官吏滥用权力, 压制民众以形成特权。“在这种情势下, 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 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 变为他们的法律, 国王的好恶, 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结局, 他们只要把国王的关系弄好了, 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 只要把他们对上级管理的关系弄好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 而一味图其私利了。” (2) 就现代社会而言, 治理体系现代化既需要制度性约束和制衡, 又需要群众性监督与参与。

二、人文精神的断裂与意识形态的圈禁

中国传统社会民本思想与人文关怀等毫不逊色于西方, 但古代统治者从未将其奉若神明般提倡, 仅仅当做“罪己诏”的一纸空文或贬斥前朝暴政的遮羞布。孟子“君为轻, 社稷次之, 民为贵”的菁华, 让历代统治者既深恨之, 又深爱之。正因如此, 孟子几乎也成为权力的陪葬品、殉道品, 至少“民为贵”这一理念难得统治者青睐。只有当统治出现严重危机时, 才会搬出“民为贵”的招牌, 一如《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箴言。《说苑》载管仲君臣对话:“王者何贵?贵天!桓公仰而望天。所谓天者, 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 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 辅之则强, 非之则危, 背之则亡。”这一画龙点睛之作, 无疑把黎民众庶摆到历史最高位置。而孟子激呼暴君“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 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暴征“有布缕之征, 粟米之征, 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 用其三而父子离”;暴税“古之为关也, 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 将以为暴”;暴政“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 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 且人恶之。为民父母, 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等恰是古代统治残酷性和非人性的真实写照。又《商君书》第四卷弱民篇提出“民弱国强”, 统治者务必禁绝民众政治参与, 使之安于穷困。虽然, 古代清贫可以锻造政治顺民;强烈归属感和依附感, 可以促成社会顶礼膜拜;淳朴民风和清心寡欲的民智, 可以带来暂时安宁的政治秩序, 但也可能蜕变为粉饰太平、文过饰非的假象。对于当今社会, 与其禁断国民思想, 不如开放引导;与其“老死不相往来”, 不如创新疏导。

“焚书坑儒”如今看来只是坑杀了故弄玄虚、欺世盗名的方士以及鸣冤叫屈的腐儒。不幸的是, 从此禁书焚书以及禁锢“离经叛道”思想者渐成政治时尚。历史上“焚书坑儒”这一思维方式与西方中世纪禁绝所谓异端邪说的“禁书运动”“宗教裁判所”等如同孪生, 而西方社会因此跌入黑暗时代的思想枷锁。反观中国明清两代一个是天朝上国、自娱自乐、与世隔绝、孤芳自赏;一个是独孤求败、踌躇满志、自矜功伐、坐井观天。其实早在明代洪武时期, 毁书运动已令国人荡魂摄魄、胆战心惊。如果说康熙尚能吐故纳新, 容忍思想标新立异, 那么雍正可谓“文化与皇脉”刽子手, 乾隆更是举世无双、登峰造极推行“文字狱”。不仅摧残文人雅士心魂, 更令天下士子惊惶失色、噤若寒蝉。暂置明末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无名氏《嘉定屠城纪略》是否十分确凿, 有一点毫无疑问即满清不遗余力炮制华夏正统, 处心积虑消弭民众反抗意识。例如, 纵观四库全书之编纂, 未尝对满清早期屠城行径有片言只句, 所谓嬉笑怒骂集于一身的笔杆纪晓岚之文人风骨, 若与前仆后继春秋齐国太史秉笔直书崔抒弑君相比, 孰轻孰重、一览无余。清朝虽以规模化垦荒和激增人口等赢得经济总量溢出, 但思想的禁锢和制度的腐朽早已将之抛于文明进化之外。对于现代社会, 思想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创新性是动力之源。

三、神格化皇权与传统宗教御用化

《论语·述而》记述“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点看, 孔子似乎并不关注君权神格化、神秘化、神圣化, 相反极力排斥权力暴力性和社会变乱性。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并没有遵循这一路径, 越来越走向另一极端即君权天授的政治泛化以及神授君权的政治神话。圣旨开篇言必称“奉天承运”, 可谓神权思想最高表现形式之一。而所谓皇权神秘化的最高境界即“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掩饰帝王人性弱点, 避免臣僚察言观色至于揣摩到真实意图而沦为政治傀儡。但长期与世隔绝, 必然阻碍信息传输, 不仅容易脱离权力保护伞, 而且极易造成军队和民众的疏远。那时就不再是皇权神秘化, 而是孤家寡人无知化。就现代社会治理而言, 执政党在应对信息化、网络化等现代科技创新的时候, 应当加快信息流动性、开放性, 保持社会舆情的通畅, 在此过程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虽然古代中国统治者擅长宗教迷信以及夹杂谶纬的魑魅魍魉, 但却没有让这股势力一跃而起凌驾皇权之上, 更没有出现西方中世纪嶙峋突兀的教权与王权之间激烈对抗, 反而让任何宗教包括舶来品都自愿臣服于皇权足下。相反, 西方基督教一个阶段不仅成为政权帮凶, 而且凌驾王权之上。而中国封建帝王则更多施行虚位以供的姿态, 只赋予日常主持者专职祭祀等活动, 从未突破政治底线。例如, 元世祖忽必烈十分尊宠藏传喇嘛教义并册封宗教领袖以国师地位, 礼遇极高, 但从未令其拥有僭越或凌驾于帝王的权限。这也提醒现代社会, 宗教事业的发展仍然需要一以贯之地加以引导和管理。

四、古代知识精英隐士化或皈依化路径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知识精英地掌控比较到位即“过分压制, 容易偏激;过于放纵, 容易放肆”。故此大多因势利导, 以“功名利禄”加以羁绊。明清时期更逐渐以赤裸暴力性“焚书坑儒”改换门庭为较为隐蔽的“文字狱”。“文字狱”看似没有“焚书坑儒”那般激烈, 但实质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满清“文字狱”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对待知识精英, 一面通过权势恐吓力和慑服力等制压牢骚满腹而又不甘寂寞者。择其首要、宣其劣迹, 对敢为人先的造势者、起哄者起到震慑、威吓作用。另一面又扶植安于现状的知识精英以减少社会阻力, 换取御用舆论与权威导向的一致性, 即“以谤止谤”, 以知识精英牵制和掣肘知识精英。这几乎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对知识精英最具效率的整治手腕。古代社会对于知识精英或笼络, 或杀戮, 或两者兼而有之, 但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削弱人才优势与甄选, 突出“其不可制, 果大才而亦诛”的理念。虽然历代都将虚心纳谏和讽刺的帝王作为楷模, 但事实上一直都排斥异己异见, 容不下不同政见, 容不得“尖锐批评”。任何犯颜直谏与藐视权威、犯上作乱等同;畅所欲言与图谋不轨、心术不正相类, 以致“谏诤”都以棺材或墓碑作铺垫和归宿。古代知识精英要么荣归故里, 要么极尽哀荣于朝堂, 要么就只有午门与菜市口的一梦黄粱。知识精英最为惨烈的政治生态莫过于朋党相争、党同伐异。虽然统治者大多热衷扶持两派知识精英以达到平衡权势目的, 但实质都以一派借助正统权势镇压和斥责对方异端, 贬黜流放甚至株连九族为代价。这也逼迫更多知识精英宁愿三缄其口, 沉沦于清谈玄乎之中。不过纵观历史, 秦始皇所谓“焚书坑儒”的暴虐, 最终还是被代表儒家精神的知识精英摧毁;满清“文字狱”的精神屠戮, 最终还是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知识精英取代。中华文明救存图强的路上无不闪烁现代知识精英的身影。

五、政治变革的惨烈性与中兴的短暂性

中国古代政治变革者和创新者大多难逃惨烈。从“商鞅变法”车裂族诛、“吴起变法”殒命箭镞、“晁错削藩”授首、贾谊郁终、董仲舒退避三舍、“两税法”杨炎赐死、“庆历新政”范仲淹与“熙宁变法”王安石黯然收场、“一条鞭法”张居正死后抄家、“洋务运动”奕䜣失宠、“戊戌变法”六君子菜市口斩首等等, 这些革故鼎新的政治弄潮儿要么晚景凄凉, 要么身首异处。相对而言, “中兴”一词却被古代社会广泛传颂。如盘庚与武丁中兴、昭宣中兴、元和与会昌中兴、弘治中兴、甚至同光中兴。而“光武中兴”更成为自东汉之后历代王朝解除统治危机的楷模和典范。一定程度上, 东汉基本沿袭了西汉政治官僚体系, 以致长安遗民突然看到入城东汉官员身着整齐一新的西汉官服时竟相拥而泣, 一下子赢得民心。然而东汉中后期既不能保持良好的制度运行, 又以党锢方式排斥了社会精英。不仅外戚干政、宦官篡政交替达到顶峰, 而且失去制度创新和变革力量, 所谓中兴也只是昙花一现。就现代社会而言, 改革之路充满各种阻力。如何打破利益藩篱, 让利于民;消除行政壁垒, 简政放权;破除特权垄断, 服务大众等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更需要制度性设置、科学性安排、民主性协调和社会性参与。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2]陈广忠, 译注.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3]石磊, 译注.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4篇

论腐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5篇

腐败，一个社会的沉重话题。纵观时间长河和世界区域，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哪个国家，腐败如影随形。腐败就像一颗毒瘤，附在社会这个大躯体里，扩散在社会这个躯体的四肢百骸，直至躯体无行动和运转能力，直至坏了经脉，烂了躯体。

一、腐败的定义及其特点

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腐败的定义。国际透明组织则对腐败的解释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个人认为，两种定义在本质上表达都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易。前者是字面上对腐败的初级剖析，而后者更详细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腐败的这种不良现象。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是腐败行为的主要特点。根据现在社会的腐败现象，一般将腐败按腐败行为主体的性质分为公共权力型腐败和非公共权力型腐败。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它给社会的带来的影响绝对是凶多吉少。那么下面就腐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发表自己的看法。

二、腐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1、腐败社会矛盾加大，影响社会稳定

水不平则溢，人不平则鸣。腐败是是影响社会不稳定以致引发动荡的主要因素，历史充分论证了这一现象。早在古代秦朝，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陈胜、吴广起义。如果不是秦始皇的暴政，官员横征暴敛，陈胜、吴广会愤而起义？他们是社会的农民阶层，处于最底层，受到压迫和剥削，忍无可忍就放手一搏。而观现代社会，常常出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的往往是这几个高频词汇，拆迁户不合作誓当钉子户，下岗工人无处谋生，白领阶层却成房奴，农民工活得卑微至极，打工青年缺少社会保障等。在这些社会现象中，无不充斥着腐败的影子。腐败致使社会出现剧烈阶层分化和对立，如果这种阶层分化和对立不能进行有效地制止和纠正，社会就会累积巨大动荡风险。

2、腐败使法律形同虚设

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和平的有力工具，然而当法律被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踩在脚下，做着权利和利益的不齿行为，只为一己私利时，它就形同虚设了。有多少官员是做着这种不法勾当，最后在公众目睹下暴出来了，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这种想象在现今社会绝对不少，久而久之，腐败一多，权在法上，法律还有容身之地吗？

3、腐败使民心涣散，难以站到统一战线

当腐败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当权力和利益充斥在官场里，普通老百姓成了腐败现象下的牺牲品。有多少公职人员贪污受贿，拿着纳税人的钱来满足一己私利。他们所来的不法钱财归根结底不是老百姓辛苦钱吗？老百姓心里不平，致使对政府失去信任，在一些国际与地区的态度上，自然难以站到统一战线，例如台湾统一问题、扼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侵蚀。到那时候就是民心涣散，一盘散沙了。

4、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

能担任官员职位的人本应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分子，道德素质较一般老百姓高。然而当利益侵蚀了官员的思想，腐蚀了信念，原本的道德原则早抛至九霄云外，当腐败充斥官场，这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就会潜移默化中影响老百姓的行事作风。于是，假冒伪劣产品出来了，地沟油混在了饭桌上的菜盘里。这样一来，社会还剩多少道德底线与良知？

三、反腐措施

这个社会还是我们正在生存的社会，还存在着有道德底线和良知的人，在腐败充斥着社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抵制它，引导社会往正常轨道行走。在这里提出几点反腐措施：

1、建立反腐败的专门机构。专门的反腐机构必须具有独立从事调查活动的权力和自由，才能对腐败案件一查到底。例如我国香港地区的专门反腐机构-香港廉政公署。

2、完善反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定关于反腐败的严苛法律，加强贪污收获的刑罚，在一定程度上会扼制腐败产生，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用手段。

3、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把自己的各类财产暴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的监督。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6篇

15、16世纪西欧的历史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的开辟）

为工业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2.现代世界的兴起（17、18世纪）

17、18世纪英、法、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

为工业文明的到来提供了政治保障，奠定了思想基础

3.现代世界的形成（19、20世纪）

18、19世纪英国率先开展和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此后，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北美和东亚，逐次扩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主要国家（法国、德国和俄国），北美的美国和东亚的日本，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各具特色，并且通过殖民主义形式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特征：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现代世界体系。它们是工业品的生产国和输出国，资本输出国，东方亚、非、拉国家是它们的经济附庸、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欧美殖民者打断了殖民地国家原有的历史进程，破坏了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主权，剥削、压迫、奴役殖民地人民，造成了殖民地的贫困和落后，是为破坏性的一面；从客观上说，被殖民的国家相对于欧美的历史发展进程是落后的，发展也是相对封闭的，因此，伴随着殖民者的到来，封闭的社会状态被打破，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机器大生产）、科学技术、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影响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有利于他们的近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殖民地的历史发展，是为建设性的一面。

近代不平等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840——1842鸦片战争《南京条约》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94——1895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1900——1901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丑条约》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迭遭破坏，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治、经济特权，资本主义列强对华勒索巨额赔款，进行鸦片贸易，掠夺中国的原料，对华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的贫困和落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门被打开，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断，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成果进入中国，使中国走上了步履蹒跚的近代化之路。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高涨，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强国御辱的时代强音，促使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和思想解放，中华民族进行了百年的抗争与探索，从客观上促使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近代中国落后的因素

1.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国家不独立，民族不解放

2.统治的黑暗与制度的腐朽

3.长期的战乱

4.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强大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7篇

腐败，在中国根深蒂固，滋长了几千年，令老百姓切齿痛恨。据网上调查显示，今年全国两会三月将在北京召开，在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中，“反腐倡廉”居首位。为此，针对这一情况，就“现代社会腐败现象情况”做了调查。为了全面的了解，采用了问卷调查、搜集资料、采访等多种方法，我从中收到了不少启发。

这次问卷调查采访了身边30位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层的人。95%受访者认为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蔓延范围越来越广，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受访者对于领导高层者的腐败现象最为反感。虽说腐败现象似乎在生活中摸不着，但却分布在各种行业，例如：银行、国土规划、交通、工商税务、海关、医疗、教育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腐败的形式更是层出不穷，例如：送烟酒、送美色、送汽车、送钱„„其形式更隐蔽。

而在网上调查，占半数以上的网民认为，惩处力度不够，一些腐败分子得不到有效惩处，体制、机制不健全和监督不力也是重要的原因。71%网友认为，县处级干部的腐败问题被认为最严重。同时也有网友留言说，目前反腐败的盲区在基层，希望从基层反腐败，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制度。

一、腐败的发展历史

70年代初、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开始了，资源开始成为商品，一些有商业意识的人就想尽办法让资源靠拢并聚积起来。所以，掌握资源调配的人，也就是政府官员，就是他们的目标了。最初，是以集体腐败或单位、法人腐败为主。各省市到中央各部门去跑政策，要批文，就带上当地的土特产，名烟名酒，通过各级的秘书或下一级的干部，以表达一点敬意方式将礼品送出。在80年代，全国各单位部门的账单都免不了礼品报销单。

腐败以礼品的形式重新在中国大陆长畅行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便开始以现金的方式向各个领域渗透，大家心知肚明，收益最大的就是各级政府掌握各种有价资源的官吏。

二、腐败所涉及的范围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随着经济的发达，腐败已经渗入到各种行业、专业领域渗透。

银行业是渗透最早，范围最广的行业，因为它直接拥有大量现金、资本。而现金优势中国大陆最紧缺的资源，所以，银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较早也较严重。例如，你给我贷一千万，我按2%——10%的比率返现金给你，所以与银行主要领导熟或某种特殊关系的，都可衍生为利益获得者。

国土规划部门，土地是最好的谋利资源，因为它直接联系着百姓的住家，土地被政府部门从老百姓手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征到手中，以权力支配的形式批给关系人，从中谋取大把利益，早期的地产商是不需要盖楼的，只要争到地，一转手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利润。房地产界的腐败之风一直刮到现在，如果说银行业的腐败之风加重了现金腐败的法码，那么，房地产界的腐败之风则导致了腐败贵族群的出现，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少则几十万，高的几千万，还加国内、国外别墅。

除此外，腐败之风还吹及到交通、工商、税务、公安、法院、检察、海关、医疗、教育等各种行业。可见，腐败似乎摸不着，但却吹遍各行各业，就如毒瘤渗入人们的生活。

三、腐败者的心理

行贿者和受贿者都打着做事方便的旗号，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过最奢华的生活，全国最高级的餐厅是他们在吃饭，最好的宾馆、别墅是他们在住，最好的办公楼是他们在用，最好的学校是他们的子女在上学„„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我无法生存，也没人为我着想，这个社会已经黑白颠倒，人伦丧失，公平不再，我们也干点挣钱快，本钱少的事吧，比起那些贪官污吏来，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医师、教师来，我们这样做也坏不到哪去。

四、追溯腐败的根源

1、人性趋向。人类在生存发展进化过程中，自然性不断地优化和改善自身生存条件。为达到目的，人类就要趋利避害，谋求自我需求的满足。对于这个问题，有两重性，即人的本性之中存在的善与恶，善与恶之间的争斗，当私欲膨胀起来，人类就像野兽般，弱肉强食。就是说，人性趋向中需求的满足，是腐败现象存在的一个原因。

2、社会坏境。如果说人的贪欲是腐败行为的最初动因的话，那么

存在适应它生长的社会环境和土壤，就会使腐败现象产生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要知道，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渴望非常强烈。

为此，大力发展经济，这就造成了资源的相对缺乏;再加上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一些人为争夺这些资源变的不择手段。而这些资源控制权又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所以政府权力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权钱交易也由此增加。再加上法制法规滞后，某些人就会不正当地运用权力以谋取私利。比如贷款、经营特经营特许证、项目审批等等。此外，地区、部门收入上的差别，也会使人们产生心理失衡，不顾党性原则和社会道德而追求非法利益。一些非法暴富的人为了求得权力帮助而获得经济利益，对政府官员进行拉拢收买，也成为推动腐败的重要力量。

3、权力失控。腐败是权力和贪欲结合的产物。权力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是可以带来利益的力量。因此用权来谋取私利，即权力被滥用也就见怪不怪了。滥用权力首先是思想支配的结果，而滥用权力成为现实，则是因为权力缺乏规范。

4、制度残缺。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官本为中心设计制度的，一切围绕着长官意思意志转，以长官的利益、好恶为出发点，便官不便民，利官不利民，权力大大，责任小小。人文关怀，人文体贴，人性关注，人性体现得太少，这个社会长期以来，冷漠多过热情，刁难多过尊重，责备多过检省，推诿多过承担，关爱难以启齿。

在法制社会，权力是由法律制度规定的，没有法律，便没有权力;怎样行使权力，也需要法律制度来规范。法律和制度的着力点就是防止权力被滥用。如果法制制度是健全的，有效的，即使掌权者存在以权谋私的思想动机，也会在法律制度面前停下来。

5、监督不力。正因为权力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所以需要制约和监控。在我国监督主体是多元的，监督机构是完备的，但发挥作用并不完全到位，因而使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党内批评弱化；自我批评说人不说己、说远不说近、说明不说暗;批评方面上级批评下级不多，同级批评更少，下级批评上级几乎绝迹。

6、惩处不力。惩处是对己经发现的腐败行为进行的处罚，它是制约滥用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惩处虽然在反腐败的整个过程中是结果性的一步，但是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有惩罚作用，也有警示作用;既有遏制作用，也有预防作用。有腐必惩就能杀一儆百;若惩治不严，甚至有罪不惩，会使更多人加入腐败行列。反过来，会成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

五、如何反腐倡廉

经过我党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不懈努力，到目前，反腐败工作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我们看到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仍然看到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因此，对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尽管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远未到可以马放南山的时候。

现在要说是某某干部很清廉，人们听来都不会相信，都觉得奇怪，而说哪儿哪儿又出了个大贪官，人们会认为是很正常的啦，几个不是这样，政府官员的威信降至了最低点。政府官员是代表政府的,官员失信了,整个社会的诚信也就大成问题了,这又是今天我们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要切实加强党组织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证。企业党组织是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主体，必须肩负起全面领导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政治责任。要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方式与途径，探索纪律检查工作与现代企业制度结合的有效形式，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的各个环节。

二要切实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教育、监督和管理。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要认真落实中纪委的部署，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管理，领导班子和成员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依法依规办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自觉执行廉洁从业各项规定。企业的领导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应带头接受教育，主动接受监督，把自己的用权行为自觉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置于党组织、监督部门和职工群众的监督之下。

三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源头治腐工作。首先健全规章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完善制度强化管理，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各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财务基础管理，强化重大财务事项集中管控。要加强企业重组改制、产权交易、资本运营、物资采购、产品销售等关

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大力推进挂牌竞价交易，防止暗箱操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夯实企业管理基础，堵住腐败漏洞。其次，强化制度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一定意义上执行制度比制定制度更重要。必须认真解决好制度的执行问题，在注重提高制度创新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执行能力。这就要求领导要带头，要促进制度执行过程的公开透明，要加强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四要积极探索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监督机制。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在监督机制上进行改革，不断提高反腐倡廉能力。要结合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对成立企业纪工委工作进行一些探索和考虑，把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并且要认真研究建立协调机制，加强相互协调，整合监督资源，形成有效监督合力，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企业也要积极试行内部纪检监察人员派驻重点部门等方式，探索有效管用的监督机制。

腐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8篇

一、为之于未有, 治之于未乱:完善预防机制

所谓“为之于未有, 治之于未乱”是指对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事物, 要在其没有发生之前就及时处理, 要在动乱产生之前就加以治理。我国现在的防腐败工作还是以惩治为主, 一经立案审查便严加治理, 然而预防腐败行为的前期措施却并不到位。老子说“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谋”, 要在更多腐败现象出现之前就从根源上加以治理才是防腐败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具体来说, 我们应该完善预防机制, 从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入手, 深入查找容易诱发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 形成信息共享和腐败预警机制,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正所谓“防患于未然”, 何况我国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加强预防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只有在腐败问题更难控制之前妥善做好防腐败工作, 加强预防措施, 才能真正有效地减少腐败现象的出现。

二、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反腐倡廉从现在做起, 刻不容缓

老子的名言“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指的是千里远的路程, 要从脚下第一步开始。针对当前腐败现象频发, 反腐倡廉工作刻不容缓。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从现在抓起, 正如老子所说“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 要从现在做起, 一点一点地深化防腐败工作, 使防腐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逐步向更完善的方向进步。荀子在《劝学篇》中也说过“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我们不惧怕腐败的严重性, 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搞好每个时期的反腐败工作, 扎实稳健地推进反腐败行为, 就一定会取得反腐败的大胜利。所以反腐败要从现在开始, 刻不容缓。

三、无为故无败, 无执故无失:按规律完善反腐败系统工作, 实现“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无为故无败, 无执故无失”指的是做事遵循规律而不妄为所以没有失败, 不需坚持什么, 所以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

首先,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其发生和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 我们不可妄为, 要按规律办事才会标本兼治。老子所提倡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 而是不妄为, 要根据规律再有所为。具体来说, 如果只抓惩治腐败, 可能只是一时见效, 但往往查不胜查, 纠而复生。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必须遵循规律, 把防治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比如完善思想教育工作、举报机制、惩治制度, 将可能导致腐败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控制和管理, 全面抓腐败。总之, 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只有找到腐败问题的发展规律, 从制度上构建遏制腐败蔓延的堤防, 不断加大源头治理, 坚持标本兼治, 才会真正做到防止腐败。其次, 我国之所以会出现官员腐败现象, 从根本上来说是政府工作人员手中掌握的实际权力过多, 导致一些企业商家为了利益最大化, 用各种手段诱惑、腐蚀干部, 同时一些官员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想到用权捞钱, 走上腐败的道路。所以根据老子“无执故无失”的思想, 我们必须要改变“人治”的情况, 削弱官员手中的实权, 使官员即使有腐败的念头也无法有腐败的实际行为。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推进法制建设, 完善法律体系, 使我国各方面建设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我国目前提倡的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一项积极的措施, 不但减少领导的签字权, 各项业务都公开透明进行, 而且加强监督体制, 使老百姓也加入到监督政府行为中来, 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主人。人治的情况得到好转, 腐败现象也就随之减少了。

四、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持续有效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慎终如始, 则无败事”是指做事如果一直到最后都能像开始时那样谨慎, 那就不会失败了。这句话对于我国反腐倡廉的启示在于, 要始终如一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不可半途而废, 必须将每一时期反腐败的成果和仍要努力的方向都作为重点, 不可只看到阶段性成果而不注意后续的跟进工作。我们国家在刚建立之初, 曾在党政机关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 不但使刘青山、张子善等贪官接受了应有的惩罚, 也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 严肃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之风, 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这对于反腐败的长期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然而后来我们国家却因为开展“大跃进”和“文革”减少了反腐败工作, 甚至是助长了腐败现象的出现,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的政治工作才又渐渐恢复正常。可以看出, 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有过一段时间的空白期,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 腐败问题日益严重, 而产生这样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没能一直延续建国时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力度, 给腐败行为打开了一条缝隙, 使得很多不法分子和官员透过这一点空隙进行贪污腐败活动。而我们应对的方法只有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持续进行有效地反腐倡廉活动, 才可以抵制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虽然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将反腐败问题作为国家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但要认清我们的反腐道路还很漫长, 需要“慎终如始”, 不能掉以轻心, 才可以使反腐败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

五、结语: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第六十四章的思想包含的内容很多, 应用于我国当前的反腐败问题上也有很多的启示。但总的来讲, 不管是治理国家还是防治腐败, 政府都要“辅万物之自然”, 遵循万物的自然本性, 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天性。人性是复杂的, 既有真、善、美的一面, 也有假、恶、丑的欲望, 而只要想让持腐败思想的人们重新追求真、善、美的人性, 就可以抵制腐败的蔓延。具体来说, 通过政府采取合理的措施预防和治理, 腐败现象就会得以抑制, 社会稳定也会实现。另外, 在政府采取的措施上老子认为“不敢为”, 就是要遵循规律办事而不妄为。政府要找出腐败现象的发展规律, 对症下药, 不可轻举妄为, 也要根据规律有所作为。建立完善的腐败防御和惩治机制, 为社会良性运行提供安全的和谐的环境。《老子》的思想流传至今, 每个人读《老子》却还是有不同的理解, 或许第六十四章的内容还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其他的哲理和思考, 不过它对反腐败问题的启示却也不可忽略。希望国家可以真正将老子的思想运用到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上来, 这样不但可以使老子的哲理思想延续下去, 也可以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摘要：《老子》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 但是由于它的博大精深, 蕴含了很多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 还包括方法论和处理事情的方法, 所以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依旧没有减弱, 老子的思想依然启发着我们, 并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老子》,腐败问题,预防机制

参考文献

[1]岳德常《.道德经》新诠——道即价值体系[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9:232.

[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0:110,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