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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体系范文

来源:漫步者作者:开心麻花2025-11-191

监测体系范文(精选12篇)

监测体系 第1篇

近年来,频繁的生物病原性威胁,如SARS(重型呼吸综合症)、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由于此类生物病原的严重危害性和流行性,往往给公众造成巨大心理压力,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另外,同样存在一些有关生物病原的突发性事件,如工业化生产或生物实验室中的生物病原泄漏、医院生物病原的失控、甚至是人为恶意释放生物病原,等等。因此,建立完善的相关监测机制,以确定生物感染源的种类、发生/扩散范围、存在程度,从而一方面为公众提供早期预警,另一方面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即显得极为必要。

目前,针对生物感染源,国内外均尚未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对感染源的检测,则基本沿用战时应对生化战剂的设备及相应机制。如在欧美国家,仅在少数重要场所建立了预警系统,如美国在邮政系统内设置的“炭疽”检测装置,在部分军事、行政场所建立的生物监测系统等。多数国家则仅在重大群众活动场所临时布置感染源监测装置,如奥运会等。以上用于感染源现场监测的设备,均来自于军用的生物战剂检测装备,而对检测感染源所必需的进一步种属鉴别,则通过传统生物或医学实验室实施,并沿用相应检测流程[1,2,3,4,5]。

社会性的生物感染源与生物战剂所造成的威胁及危害存在不同。前者包含的生物种类更广,影响范围更广泛,危害程度更复杂。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现有设备和检测机制无法适应此类危害监测的需要,既不能为社会大众提供保护服务,也不能实现及时预警服务。

本文首先分析了生物感染源的特点,以此为基础,结合现有技术水平,对生物感染原检测装置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及相关机制进行了讨论,最后提出多级层次化的联动监测体系,以满足应对该类威胁的实时监测需求。本研究一方面为预警装置的研究提供指导,另一方面为预警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2 生物感染源的特点决定监测体系的建立模式

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以适应对感染源的实时检测,则必须适应感染源的特性,包括物理、化学及生物性质。

通常,生物病原主要基于3类,即病毒、细菌及毒素。其中,前2类同属微生物,第3类则为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对整个自然界生物种群产生威胁的生物病原种类繁多,而且生物本身不断发生进化/变异,因此,生物病原威胁源相当庞大。鉴于此,本研究将专注于人及家禽的保护,但研究成果将同样惠及其他生物种群,并以最终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为目标。

各种生物感染源可能产生的原因复杂,如自然环境变化、意外泄露、出于各种原因的人为释放等。但无论何种原因,这种感染源本身均具有以下某种或多种特点[6]:

(1)存在形式多样性。仅就病毒、细菌和毒素而言,其生物特性决定了其可能存在于寄主,亦可能生存与自然环境,如空气、水源、土壤或其他附着物等。因此,也带来多样的传播途径和感染模式。

(2)种属多样性。微生物、毒素本身及其进化/变异的结果;或者微生物本身并无感染性,仅在某些条件下产生感染物质。这些均导致了感染源的复杂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必然对快速确认感染源种属带来较大困难,而给受感染者的诊治带来障碍,感染早期也难以引起重视。感染早期无法发现,更将恶化生物威胁的局势。

(3)感染机制的复杂性。对感染首先应确定其属内源或是外源;感染本身又往往具一定隐蔽性。由于感染源在低浓度下即可对生物体产生影响,其对感官,如视、嗅、触等直接刺激较小,甚至无影响;而某种感染后又具有一定潜伏期,故不易即时察觉,往往得不到及时控制。

(4)可扩散性。由于感染源体积极小的物理特性,以及其在自然环境中较强生存能力的生物性,意味着其较易扩散;而部分病源甚至拥有较强的传染性。由于生物种群对生物危害的免疫力存在局限,加上生物种群本身的流动,使得生物危害的流传范围、程度较难控制。

而受制于季节、气候或是人为等引发自然环境变化的诱因,以上感染源的相关生物活性、存在形式等性质又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其对生物体的感染能力、感染途径也随之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均将进一步对监测体系的建立产生较大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代人类社会活动所引发的环境复杂性,对感染源的监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系运转的模式亦应反映此方面的要求。

总结以上生物感染源的特点,所建立的监测体系应具有如下能力:

(1)不同介质样本的检测。

(2)多种感染源的同时检测。

(3)较高的检测敏感性和动态范围。

(4)提供快速而精确检测结果。

(5)监测范围可控。

(6)有效机制以保证低误报率。

(7)高度的环境适应性,满足持续性工作能力。如体积小、消耗低、集成化、智能化等。

(8)监测成本可控。

针对种种检测能力的要求,需要研究/选用相应感染源检测装置,用以构成并满足监测体系需要。结合对感染源特点的分析,以下对检测装置的原理与应用技术进行解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各种因素对监测体系的影响。

3 感染源监测体系的构成

监测体系的构建基于各类检测装置,因此,分析感染源检测装置的种类和特点成为监测体系建立的基础。

通过对感染源特点的分析,可知其存在环境和传播范围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相应检测装置应立足于现场点检测模式。基于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所有检测装置均由样品采集和样品检测两部分组成。

3.1 感染源样品的采集

样品采集旨在实现对环境中感染源的采样与必要的加工。由以上对感染源特点的分析可知,环境中的感染源往往附着于其他物质或与之混合,且浓度较低,而无法直接对感染源执行检测,故需必要的加工。基本原则是应满足后续检测对样品的要求,以达到可检测水平。为此,对感染源的采集要实现以下4个目的:

(1)检测样与背景物的分离。

(2)检测样的富集。

(3)检测样的提纯,以排除干扰物质。

(4)介质转换,满足后续检测对介质的要求,如气、液或固态。

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样品来源的多样性,实现检测样品采集的装置种类繁多,所采用技术也呈多样化。以下按照采集装置的工作原理、最终分离物、学科属性及分离特点等,列出装置的实现技术[6,7,8],见表1。

注:(1)即样品的质量,特指纯度(包括排除干扰物),从而与后续检测结果直接相关;(2)即样品的获取能力,与后续检测限(阈值)相关;(3)破坏性是指对感染源粒子造成损伤,并只能用于特定的检测技术;(4)感染源粒子可能是微生物、毒素自身,亦可能包含了其他附着物;(5)遗传物质特指RNA/DNA,专用于后续PCR(基因扩增)检测;(6)部分采样器效率较高,但样品需要消耗较长时间的进一步提取;(7)部分方法会对感染源粒子产生破坏作用

由表1可知,生物方法样品采集技术速度较慢,但样品质量较好;而物理方法则具有最快的样品获取速度,且对样品无破坏性,而可供任何后续检测装置使用,缺点则是其效率较低。但各指标又因所欲采集的目标感染源的不同,而可能存在较大变化范围,甚至某些方法与操作人员的熟练程度也有关联。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对样品采集装置的选择,有如下原则:

(1)应满足后续检测需要(达到检测装置的可测要求)。

(2)根据感染源的性质来选择适合的采集装置。

(3)联合使用多种采集装置,以提供最适合的检测样品。

(4)在对检测结果有时间要求或是效果要求的局势下,需要在检测时间与检测效果之间取得某种妥协,而对采集装置的选择产生影响。

(5)受限于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业务背景等因素,只能选用某些采集装置。

3.2 感染源样品的检测

样品的检测是通过对所采集样品进一步的加工,实现对感染源样品的特征获取,并以此为依据对感染源种属做出判断。这种判断结果将成为监测体系的决策基础,因此,检测技术及其能力也成为制约监测体系组成的重要因素。

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感染源检测技术从最初的单纯的生物学方法到生物化学方法、物理化学方法,进而发展到免疫技术、核酸技术等,使得检测的范围更宽、精确度更高、耗时更短(具有相对性)。目前,用于生物感染源检测的技术[6,9,10,11,12,13,14]总结见表2。

另外,在工程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进步与辅助下,检测流程、结果分析实现了流程化、自动化,使得对操作人员的专业要求越来越低,而检测结果也更加客观和精确。用于对辅助检测的工程化技术主要有流式分析、顺序注射分析、并行检测阵列和数理统计等。

注:(1)依赖并受限于事先建立的微生物“指纹”数据库,所以只能检测已知的部分细菌;(2)不包括新物种的检测;(3)指标只具相对性,与检测装置本身、检测环境以及采样装置均有关系;(4)检测通量,是单位时间所检测的样本量

3.3 小结

通过对采样-检测装置的分析可知,其有效性受各种因素制约。主要包括可检测种类、检测精确度、感染源敏感度、消耗时间和检测能量等多项指标。而这些指标在不同采样-检测装置、使用环境、检测对象等中的体现又呈现较大差异。如光谱学检测,虽然速度快、可检测种类多、检测通量大,但检测精确度低;而核酸和免疫学方法,虽然精确度高、更为敏感,但速度慢、检测通量较低。另外,实际使用中的检测成本(检测过程所需消耗的材料)通常与检测数据的精确性及检测项目正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期望某种单一装置完成多种感染源的检测并不现实,实现完善的监测体系则更不可能。因此,应考虑基于现有技术水平,首先实现采样-检测装置在优势检测项目方面的完善和高效;进而通过多种/台装置的有机结合实现各类感染源的有效检测。这种有机结合则通过建立监测体系来实现。

4 感染源监测体系的运行机制

体系的运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通过合理配置各类检测装置,分析所反馈的检测信息并以此为依据,控制体系中的各检测装置,实现对感染源的发生程度、范围、种属等指标的实时、不间断、有效监测。从对感染源特点的分析可知,鉴于发生范围与程度的动态性,产生最大威胁的是流行性感染源,因此在对流行性感染源的监测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检测项目,即可实现对所有感染源的监测。

本研究提出,以各种感染源检测装置的检测信息为基础,建立信息传递及控制网络,以联动机制实现各装置的有机组合。体系的运转机制有2个特点,即层次化的结构与联动的信息网络。

4.1 层次化体系结构

建立本体系所需要的装置具有如表3所示特点,监测体系在逻辑上分为3层,检测水平为自下而上逐层升高,检测速度(监控能力)则逐层降低,单位样本量的检测成本逐层升高。

4.2 联动的信息传递、控制网络

如图1所示的网络连接,根据监测需要大量布设底层现场装置,且之间信息互联;适量布设中层现场装置且与对应区域底层信息互联。检测数据流与工作状态信息自下而上,控制数据流自上而下。顶层根据底层的监测与检测结果与底层与中层的检测装置产生联动,并按照实际监控需要控制它们的工作状态(频率)。

4.3 联动模式运转机制

体系在层次化结构和联动模式网络的支撑下,联动机制的实现表述如下:

(1)以部分底层装置执行持续、实时区域性监测,以算法A判断存在疑似感染源时,即适时启动中层检测。

(2)中层检测适时启动检测过程,以算法B判断存在高度疑似感染源时,则适时启动顶层检测,并以算法C启动更多底层装置执行持续、实时区域性监测。

(3)顶层检测适时启动检测过程,同时以算法D启动区域性底层和中层装置;以算法E,综合底层、中层信息,做出感染源种属、程度和范围结论。

其中算法A、B、C、D和E的具体表述将在后续研究中作深入探讨。

4.4 小结

层次化的联动监控体系,以层次化的结构大大降低了监控成本和耗时;按需联动工作模式弥补了各层间的差异性,使得整个流程更加顺畅,实现了优势互补,并同时降低了网络信息负荷及体系监测成本而联动机制;综合信息的分析与处理则进一步降低了误报率。因此,本体系最终实现了区域性感染源的实时监控,整个监控体系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持续工作能力,提高了对感染源的检测水平,并保证了监控质量。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对生物感染源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技术水平,综合平衡使用环境、成本等因素,针对性地提出层次化联动模式监测体系,并分析、阐述了体系的组成和工作机制。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对监测体系的机制进行细化和完善。体系运转的规模和监测的等级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因此,所需的硬件(如检测装置、网络构成)可根据监测环境进行具体配置;实际运转机制可自动进行局部动态调整而不影响整个系统的完整性。虽然体系的监测水平仍然受限于当前各类感染源检测技术,但开放的体系结构对检测技术拥有巨大兼容空间,故性能的提升不存在障碍。

对本体系的初步研究表明,本体系适用于各种环境中各类生物感染源的监测,如楼、堂、会、所等各种聚集场所,以及自然环境中各种生物感染源的存在、变化及发展;尤其适用于存在高危生物感染区域的实时动态监测,如医院、突发性传染疫区等。另外,随着体系布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机制的完善,本体系可为小至地区性、大至国家性的感染源监测提供服务。鉴于此,本体系的研究具有现实社会意义和较大经济效益。

摘要:目的:研究并建立生物感染源监测体系。方法:针对生物感染源的特点,提出监测体系的建立目标,并在分析各种生物检测装置工作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基于网络的层次化联动模式监测体系,以实现监测目标。结果:层次化的结构较大程度上降低了监控成本及耗时;按需联动工作模式则同时降低了网络信息负荷及体系监测成本;综合信息的分析与处理则进一步降低了误报率。结论:监测体系工作模式适用于各种聚集场所及自然环境,具有现实社会意义和较高经济效益。

湿地退化监测体系的构建 第2篇

在时湿地的退化现状及退化原因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确定了各类监测指标,综合建立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形成初步构建湿地监测体系框架,为湿地的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监测提供及时、科学、准确的数据,为湿地的.保护、管理、科学研究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支撑体系.

作 者:梁素娟 史秀华 曾玉 张信文 LIANG Sujuan SHI Xiuhua ZENG Yu ZHANG Xinwen 作者单位:梁素娟,曾玉,张信文,LIANG Sujuan,ZENG Yu,ZHANG Xinwen(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史秀华,SHI Xiuhua(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浅谈德国森林资源监测技术体系 第3篇

【关键词】德国森林资源;环境监测;技术体系

德国森林资源调查监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森林健康调查,该项调查从1984年开始每年进行。二是全国森林清查,周期为10年,1986-1988年原西德开展过一次,2001-2002年开展了东、西德合并后的第一次真正全国范围的清查。三是森林土壤调查,1987-1993年开展第一次,2006-2008年第二次,周期为15年。从抽样框架上看,德国的森林资源环境监测体系分为3个层次,第1个层次是以高斯-大地坐标系为基准建立的系统性网状抽样(16km×16km,8km×8km或4km×4km密度)的监测样地体系,称为大规模森林状态监测体系,简称水平I监测体系;第2个层次是在典型的森林地区建立固定观测样地进行的森林生态系统强化监测体系,简称为水平II监测体系;第3个层次是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过程的一般问题,由一些集中的研究组织和研究场地构成。

从监测内容上看,德国国家森林资源环境监测体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二是全国森林健康调查;三是全国森林土壤和树木营养调查。3种调查周期不同,内容不同,综合起来,构成了德国森林资源监测的技术体系。

1.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德国的森林调查始于1878年,初期是通过询问作为纳税的基础,各地做法各异不便进行比较,逐步发展成比较系统的森林经理调查,这项工作主要在国有林、集体林和大的公司林中定期进行,小林主的森林一般不进行正规调查,因此,常造成整体森林资源不清问题。西德1971年对巴伐利亚进行全州森林资源清查,1976年开始讨论全国森林清查问题,直至1984年修改联邦森林法,明确规定用抽样调查方法,全联邦统一程序进行清查,必要时应定期复查。从1986年到1988年各州进行了森林资源清查,最后由西德农林部汇总分析,于1990年印出报告。森林现状的解析基准日为1987年10月1日。调查由各州独立进行,利用GIS进行全国汇总。这次调查,联邦森林面积计算误差为±10万hm2。目前德国正在酝酿进行新一轮的森林资源清查,这次调查将涵盖所有15个州,面积约35万km2。

2.森林健康调查

森林健康调查的目的在于弄清大气和土壤污染引起的森林损害趋势和程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就开始大气和土壤污染对森林损害的研究,到80年代整个欧洲发现森林落叶和颜色发生异常,尤其是中山地带的针叶树更为突出。初步研究结果可能是空气污染所致,于是欧洲成立了“空气污染跨国长期公约组织”,有法国、德国等8个国家参加。决定从1985年起各国每年进行1次森林损害调查,参加国统一布点,在地形图公里网上每16km×16km布置样点进行观察并呈报成果,用于对整个欧洲进行监测,这个组织到1992年发展为23个欧洲国家,4456块样地,94699株样树,每年进行1次监测调查。

德国森林健康调查始于1984年,是在4km×4km的森林资源清查样地上进行的,为了避免对森林清查工作的影响,将损害调查样点向北移200m,从样点中心向东、南、西、北4个方向各引25m为观察点,每个观察点上选择附近6株样树进行观察。森林健康调查不包括林木的损伤。主要是观察树冠颜色和落叶情况,参照标准照片进行对比,落叶分健康、轻度落叶、中度落叶、严重落叶和死亡5个等级,树冠颜色变化分健康、轻度、中度和严重4个等级。每个样树还要记载国家、样地号、观测点、海拔、坡度、坡位、土壤类型、土壤水分、腐殖质、树种、虫害、火烧、真菌等。野外调查每年夏天由各州进行,约用6个星期,共调查4464个样地103422株样树,为分析欧洲大气污染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只有采用非常合适的监测方法,并进行不同水平的综合配合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在几个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监测强度和水平的组成结构。因为在大范围内对大量样地的监测,会揭示森林受害症状的大尺度和长期的发展;而在小范围内对少量样地广泛深入的强化监测会得到因果关系,再基于大尺度监测的数据就可能将这种因果关系外推到更大范围的地区。欧洲的监测项目(ICP)在德国体系的基础上也构造了3个水平的监测层次:水平I:不同森林类型的基本参数的大尺度调查。它主要对(林冠健康情况、土壤条件、叶片和针叶的元素含量)的基本参数调查;主要目的是获得与森林健康状况时空变化有关的结果。通过不同密度的国家网格和欧洲网格的系统抽样样地的低强度监测来完成。水平II:目的是认识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中的关键因素和过程的强化监测。这主要是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在其分布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永久监测样地进行监测来完成的。水平III:对特别的森林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分析,目的是深入了解空气污染影响的因果关系、途径,建立一些适合于详细研究生态系统内所有组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永久样地,并进行有关研究(例如包括生态系统的平衡)。

3.森林土壤和树木营养调查

德国每15年要进行一次全国规模的森林土壤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通过土壤传播的病害或因土壤养分不平衡所引起的森林病虫害及森林退化,为绘制森林立地图提供资料,并与森林健康调查相结合来分析工业污染情况,评价地下水质量。全国采用8km×8km网格系统样地,为了与森林损害调查相结合,在16km×16km网点上,与森林损害调查的中心点重合,每一样地,要记载样地情况,挖土填坑、记载土壤结构,并取土样、收集样树叶,目测树冠损害情况。全国共1700个样地,原西德自88年开始调查,原东德部分的调查始于1990年。采集主林层的样叶,阔叶树在7月中旬到8月上旬收集,针叶树一般在非生长季节采集。云杉采集第7轮枝的1至3年生叶,松类采集自树顶向下第2轮枝的1年生针叶,阔叶树一般采树冠上部的树叶。为了保证土壤分析的质量,在全国土壤化验室之间进行了一次“环形试验”,即将同一样本分送到各个土壤化验室进行分析,各化验室将结果报中心研究院,对结果进行比较,对差异结果进行分析,找出原因,然后再试验,直到达到精度要求。最后将分析方法、所用材料严格规定,才由这些化验室对土壤调查所采集的样本进行化验分析。

4.典型的森林资源与环境监测网点

由于森林和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环境的监测离不开森林资源的监测,因此,德国森林资源的定位监测是和环境的定位监测结合进行的,所建立的监测网点都是综合性的。主要的森林资源与环境监测网点有:

(1)联邦环境局的测量网:监测空气污染是联邦各州的任务。总计在联邦共和国大约有500个空气测量站。当然,装备不完全相同,量测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除了各州的量测网外,联邦环境局有一个空气测量网,主要服务于测量大范围内的空气污染、确定跨地域的损害物的传输以及观察偶然的特别污染。

芬兰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探析 第4篇

一、“第四条道路”下的芬兰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改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芬兰曾经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国家, 中央政府对全国教育进行统一规划和严格管控, 并在全国各小学设置督学负责监督和指导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 建立了以督导系统为基础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芬兰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监测强调自上而下的行政规范功能, 被称为“规范指导时期” (Norm Steering) 。20世纪70年代后, 芬兰展开了大规模的综合学校改革运动。[2]随着综合学校制度的引入, 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发生了重组, 教育管理、决策权也发生了一定的转移, 教育督导工作随之由中央政府、全国普通教育委员会 (1) 下移至省教育厅, 由省政府聘请综合学校所开课程相应学科领域的教育工作者担任督学, 负责监督、指导“国家综合学校课程”目标的落实。

进入20世纪80年代, 尤其到了80年代末期, “新自由主义”替代“国家主义”、“规划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指导思想, 新公共管理改革在各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继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之后, 英国等发达国家又出现了试图将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并迅速形成了全球性的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浪潮。在教育领域, “第三条道路”下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继承了市场主义强调产出本位、标准化发展和质量问责等特点, 注重“标准化考试”和“高风险问责” (high-stakes accountability) 。在这一时期, 芬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也相应发生了“由左向右”的转变。1987年, 芬兰以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党形成的左翼联盟破裂, 右翼政党夺得多数议会席位成为执政党, 并建立了右翼左翼联盟内阁 (right-left coalittion cabinet) 。民族联合党原书记、党魁哈里霍克里 (Harri Hermanni Holkeri) 从偏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毛诺科伊维斯托 (Mauno Koivisto) 手中接过芬兰总理一职, 教育部部长和全国教育委员会理事长也相继由信奉自由保守主义的偏右派人士担任。右翼党派的上台及其对教育管理话语权的掌控, 使得芬兰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管理体制开始松动, [3]教育决策、管理权不断下放至省、自治市乃至校董会, 国家对学校办学活动的直接管控被内在的规范所取代。自1988年起, 尽管芬兰各省政府依旧要负责指导教育发展, 但不再提及督导这一概念。

20世纪90年代, 芬兰地方教育决策权进一步增强, 学校以及教育提供方 (主要是市政当局或联合市政当局) 可以依据国家和地方发展目标自主开展教育活动。随着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分权式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 以督导为代表的一系列传统教育管控系统亦逐步瓦解。1991年, 芬兰宣布正式废除教育督导制度。[4]从此, 芬兰国家通过信息、支持和拨款等方式引导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通过教育法规提出教育目标, 由全国教育委员会制定国家课程、资格框架指导地方教育活动, 但对于地方政府、学校具体的教育、办学活动不再予以过多干预。与此同时, 芬兰逐步建立了外部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以提供信息服务为宗旨的教育评价网络 (Evaluation Network) , 其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信息指导” (Information Steering) 时期。

应该看到, 与当时多数发达国家的选择类似, 芬兰在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改革过程中也试图探索出一条能够超越“左、右”、有机结合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新路子。一方面, 芬兰的改革始终立足于其高福利国家这一前提, 将教育视为公民的基本福利, 秉持了“第一条道路”中国家要干预教育发展的原则;另一方面, 芬兰又将多数的教育管理权、决策权、监督权交给了地方政府乃至学校, 甚至是个人, 并确立了国家在教育领域中服务者而非监督者的角色。在教育质量监测方面, 采取了许多“第三条道路”的做法, 如强调以“结果管理”替代“标准管理”[5]等。

然而, 与典型的走“第三条道路”的英国所不同的是, 芬兰在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改革过程中并没有选择带有“国际趋势意味”的强调竞争、选择、标准化、问责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芬兰特色的“第四条道路”, 即在注重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强调对专业力量的信任。例如国家层面制定的教育质量监测指标、标准仅仅是一种供教育提供方、学校及个人进行自我评价时的参考工具, 而不具任何强制约束色彩;强调教育提供方、学校及师生个人的内部自我评估在教育质量监测中的核心地位;注重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专业性;等等。

二、以“教育评价网络”为核心的芬兰现行教育质量监测体系

芬兰现行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以“教育评价网络”为核心, 且与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相适应, 由上至下分为国家、地方 (区、市) 和校方三个层次, 有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部分。此外, 经合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主持的教育评价活动也是芬兰整个教育评价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1.国家层面的教育质量监测

当前, 芬兰国家层面主要有4个部门参与了教育质量监测工作, 分别是教育与文化部 (Opetusjakulttuuriministeri魻/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 (1) 全国教育委员会、芬兰教育评价委员会 (Koulutuksenarviointineuvosto/Finnish Education E-valuation Council) 和芬兰高等教育评价委员会 (Korkeakoulujen Arviointineuvosto/Finnish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Council) 。长期以来, 教育与文化部负责宏观规划教育评价计划, 为教育评价活动提供财政资助;全国教育委员会则担任具体的国家教育评价工作及相关研究工作, 包括:制定全国性教育质量监测指标, 开展系统评价 (Systematic Evaluation) 、主题评价 (Thematic Evaluation) 、现状评价 (Situation Evaluation) 和学业成就测评 (Learning Outcome Assessment) 以及开发评价模型、研究评价方法和制定评价标准等。自1994年以来, 芬兰全国教育委员会发表了约110份教育评价报告及32份学生成就测评报告。[6]1995年, 芬兰成立高等教育评价委员会后, 全国教育委员会的教育评价活动开始集中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而不再涉及高等教育。2003年, 芬兰在全国教育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评价委员会之外, 单独设立主持基础教育与高中教育评价工作的芬兰教育评价委员会。此后, 在教育评价工作上, 全国教育委员会主要担任国家核心课程框架及其评价标准的制定和学生学业成就测评等工作。除了这4个带有政府性质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芬兰的许多大学及教育科研机构也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各类教育质量监测活动, 如下设于韦斯屈莱大学 (Jyv覿skyl覿n yliopisto/U-niversity of Jyvaskyla) 的“芬兰教育研究所” (Koulutuksen tutkimuslaitos/Finnis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Research) 和下设于赫尔辛基大学 (Helsingin yliopisto/University of Helsinki) 的“教育评价中心” (Koulutuksen arviointikeskus/Centre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等。此外, 芬兰统计局 (Tilastokeskus/Statistic Finland) 为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来源。

自2003年成立芬兰教育评价委员会以来, 芬兰国家层面的外部教育评价活动一直由教育与文化部、全国教育委员会、芬兰高等教育评价委员会和芬兰教育评价委员会4个组织机构共同参与, 并在2009年修订的各项教育法律中划清了各自相应的法律地位。当初, 芬兰之所以要在全国教育委员会之外单独设立两个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 是考虑到全国教育委员会本身属于教育行政机构, 由其独立主持教育评价活动将影响教育评价的中立性。但近年来, 这种多评价机构共存的格局暴露出职权交叉、组织重叠等诸多问题。为了简化机构、集中资源, “卡泰宁政府计划”提出于2014年初合并、裁撤现存的教育质量监测机构, 建立单一的、第三方的“全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 以此增强教育质量监测活动的“集权性”和独立性。[7]

2.地方 (区、市) 层面的教育质量监测

芬兰在实行地方自治后, 区级政府和自治市获得了极大的教育管理权和评价权, 《基础教育法》等国家官方教育文件明确规定, 地方政府有责任对所辖区域的教育活动开展自评, 并有义务为国家外部教育评价提供有关的准确信息、数据。

在2010年以前, 根据《省政府法案》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ct) 的有关规定, 省教育厅每年都要根据国家教育目标和地方发展需要制定该年教育评价目标, 以现有统计数据和部门专门数据为基础对省内教育活动开展自评, 并每年公布一次评价报告。除了定期的省内教育自评活动, 省政府办公厅根据公民的举报, 有责任对任何教育承办者的办学资格及其合法性展开调查与监督, 但这种监督只是一种非主动的监督。除非学校被揭发, 一般情况下省政府办公厅不干涉学校的办学活动。2010年实行行政区划改革后, 区教育评价工作改由中央派出机构区国家行政机构和具有自治性质的区教育委员会负责。

根据《市政法案》 (Municipality Act) 规定, 每个市的市委员会应任命一个审查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负责评价市委员会所确立的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 其中就涉及本市的教育自评。自治市作为最主要的教育提供方, 有责任评价其所提供教育的有效性, 并积极参与国家外部教育评价。自治市的教育自评主体由市委员会、市审计委员会、市教育委员会和市教育管理部门共同构成。尽管国家规定各区、各市有义务开展定期的教育自评并公布评价报告, 但根据地方自治原则, 具体的评价模式、评价方案和评价方法均由各区、各市自行决定。如赫尔辛基市教育委员会经常通过“校间同行审核”对学校的办学质量进行评价和监测, 具体来讲就是让各校校长及部分教师对其他学校的办学质量及其校长的工作进行同行评审。此外, 赫尔辛基市教育委员会普通教育处处长每4年会对各校校长进行一次专门的审查和评价。[8]

3.学校层面的教育质量监测

学校既是芬兰教育评价的最基层评价主体, 亦是其主要的评价客体。自芬兰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由督导制转型为评价制后, 校方自评在整个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校方自评包括评价其教学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等, 通常由学校自评、教师自评和学生自评三部分组成, 且以评价学生学业成就为主, 其评价结果将成为国家开展外部教育评价的重要信息来源。学生学业评价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和指导学生的学习, 及时反馈学生学业进步和存在的问题, 同时也为学生家长和有关教育机构提供信息, 并有助于教师和校长评价学校的教学效果。芬兰学校的学生学业评价结果呈现形式多样, 其中最常见的是根据课程中制定的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对学生成绩划分等级, 评价结果以“课程报告” (course report) 的形式呈现, 教师除了用数字给出评定等级外, 还可以辅以评语等形式。值得强调的是, 学生的课程报告成绩并非由教师独立评定, 而是师生共同决定。除了平时阶段性的课程评价, 学校会在学生毕业时也会给出一份具有全国可比性的终期学校报告 (final school report) , 供学生申请下一阶段教育之用。

三、芬兰现行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基本特点

相比“规范时期”的督导制度, 芬兰当前以教育评价网络为核心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 如强调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独立性、专业性、合作性和服务性等, 对于我国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改革完善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 减少外部力量干预, 强化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独立性

与改革之前的教育督导制度不同, 芬兰现行教育质量监测依托于“非行政性的”第三方教育评价, 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呈现出较强的独立性。首先, 虽然芬兰的教育质量监测机构多设于教育行政管理组织之下, 但其工作人员并非一般的教育决策者或教育管理者;其次, 芬兰法律保障各级各类教育质量评价工作享有充足资源, 如教育与文化部有责任向全国教育委员会和两个教育评价委员会的教育评价工作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 但不得干预其具体工作。

(二) 加强教育评价研究, 强化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专业性

芬兰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相关工作人员多为教育质量评价和保障领域的专家, 而非由其他教育行政工作者兼任;另一方面, 芬兰的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紧密联系相关科学研究, 秉持“以评价带动研究, 以研究促进评价”原则, 充分保证其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三) 鼓励多方主体参与, 强化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合作性

芬兰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渗透着多元参与的治理理念, 强调各种形式的教育评价合作:第一, 国家主持的外部评价与办学方开展的内部自评相结合, 并注重两种评价的沟通与合作;第二, 教育质量监测人员由教育提供方、教育机构、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学生组织及其他利益群体共同组成, 强调参与主体多元化和兼顾社会各方的需求;第三, 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评价项目, 并定期考察他国教育质量监测的最新实践, 注重通过国际合作丰富、改善本国的教育质量监测技术。

(四) 弱化监督管控功能, 强化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服务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 芬兰的各种教育法案就明确规定教育质量监测工作要以为公众及个人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为目的, 教育质量监测报告要对公众公开, 但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排名, 报告结果不得对教育提供方、学校及师生造成伤害。[9]概括来讲, 芬兰的现行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强调以评价获取信息, 以信息服务决策, 而尽可能弱化带有干预性质的行政监督和管控。

四、结语

PISA使得芬兰成为“教育神话”。人们归纳出各种所谓的“芬兰模式”, 并有意无意地夸大芬兰教育的先进性, 甚至将其神化为“教育圣经”。有学者认为, 人们目前对芬兰教育改革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了教育本身, 而成为政治家支配权力的一种政治工具。[10]

数不胜数的言论宣称芬兰是一个没有考试、没有竞争、没有排名、没有绩效问责的国家。事实上, 芬兰的学生平时要面临频繁的形成性测试, 而且芬兰的高中生在毕业时也要参加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 其成绩同样将作为进入高等教育的凭证。尽管芬兰不会将国家组织的外部教育评价结果以排名的形式呈现, 但其组织这些评价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教育提供方、学校、学生与同行间形成有效比较提供信息数据, 从而促进其发展。芬兰高等教育评价委员会成立的初衷也是为了评选带有“标杆性质”的“高质量教育机构”以协助其进行绩效拨款。此外, 人们常认为芬兰人不在乎排名, 但实际上芬兰的各种教育网站挂满了与PISA排名有关的新闻和评论, 并以在PISA中的突出表现而自豪, 2012年芬兰PISA成绩的下滑也迅速引起了对国家教育效能的反思。

更值得一提的是, 当我们鼓吹芬兰的教育改革不走“寻常路”时, 芬兰人自己却毫不讳言地表示其实践无处不渗透着“当红”的新公共管理理念, 如强调“产出本位”、“结果管理”和“绩效问责”等。与其他分权制国家类似, 芬兰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教育质量评价中的关系同样是充满争议的。芬兰全国教育委员会对于自己在地方教育的质量监测方面的微弱话语权表示了较大的无奈和不满, 并认为国家层面设定的各种教育质量标准、发布的各种外部教育评价结果不具有行政的约束性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芬兰议会中的教育与文化委员会也曾指出, “目前, 国家层面的教育评价工作对市政当局和学校产生的影响还很小, 其评价结果也并没有真正地运用到促进学校的发展中去”。而与此恰好相反的是, 代表地方权力的“芬兰地方与区域当局联合会” (Association of Finnish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 AFLRA) 却认为中央政府不应越过地方当局而直接插手学校层面的教育质量监测事务, 并抱怨国家的外部教育评价过于纷繁复杂, 且存在着许多不必要的重叠, 各种教育评价之间也缺乏合理的协调。[11]由此可见, 芬兰国家组织的外部教育质量评价和教育提供方、学校自行开展的内部自评并没有像它宣称的那样得到有效的结合。

因此, 尽管芬兰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但完全没有必要去无限夸大所谓的“芬兰模式”, 甚至将其经验、做法奉为“金科玉律”。哈努哈利西莫拉 (Hannu Simola) 等学者也曾指出, 芬兰“以评价代督导”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仅仅是芬兰激进分权运动的非预期效应, 但如果将这种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称作芬兰模式’则有点言过其实”。[12]

摘要:芬兰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的发展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在此之前, 芬兰实行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 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教育督导系统。20世纪90年代, 芬兰开展公共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了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分权式教育管理体制, 废除教育督导制度, 并形成了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合作性和服务性的以教育评价网络为核心的新型教育质量监测体系。

关键词:芬兰,教育质量监测,教育评价网络,第四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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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气环境安全监测预警体系探究 第5篇

城市大气环境安全监测预警体系探究

分析城市大气环境安全监测的重要性,建立安全预警体系必要性及安全监测预警体系构件组成.

作 者:谭燕宏 Tan Yanhong  作者单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115000 刊 名:中国科技信息 英文刊名: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 “”(11) 分类号:X8 关键词:安全监测   应急监测   城市环境安全  

监测体系 第6篇

【关键词】三北防护林;工程效益;监测体系;必要性

“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是一项在我国北方实施的宏伟生态建设工程,它是我国林业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改造自然的行动。地跨东北西部、华北北部和西北大部分地区,包括我国北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多个县(旗、市、区),建设范围东起黑龙江的宾县,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兹别里山口,总面积406.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2.5%,接近我国的半壁河山。“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宏伟工程,不仅是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是全球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三北”防护林工程效益进行监测,建立有效的监测体系具有以下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全国森林生态定位监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环境变化研究的支柱是监测、实验和信息系统,而地面长期定位的生态、环境观测和实验系统的建立则是重要的基础。为了深入研究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环境效应,深入研究生态特点及生态变化过程,为工程退化提前发出预警,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林木资源,必须对工程进行长期的定位监测。国家林业局通过“八五”“九五”及“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项目,分别在“三北”、长江、黄河、沿海、太行山等生态林业工程区内建立了近30多个定位监测点,监测防护林体系的生态功能及环境效益。另外,林业部门在荒漠化地区、重要的湿地以及三峡库区建立了多个生态定位监测站,开展大气、植被、土壤、水文等多方面的系统观测,这些不同类型的监测站构成了我国林业生态环境效益监测网络的主体,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农田林网到山地森林,从内陆湿地到干旱荒漠化地区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系统。现有的森林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取得了不同层次的长期监测数据信息与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有较大的指导作用。“三北”防护林工程监测体系项目的建设可以加强我国生态定位研究薄弱地区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并可与其它生态定位站点建立了横向监测网络,建立有关森林信息、数据共享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本区域定位研究的需要。由此可见“三北”防护林工程监测站项目的实施是全国森林生态监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项目建设是林业长期定位研究的需要

包括森林在内的多数生态系统,其中的许多过程都是缓慢的。森林演替和种群之间的竞争,是森林生态系统中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两种现象则是十分缓慢的变化过程。林中优势树种的种群动态、物质流动和能量分配、对于小环境的生态作用等,都是极为缓慢的,在短时间内很难监测到。生态系统中有些现象属于偶发的,多年生植物的繁殖模式就是这种现象。对于森林中乔木树种结实规律的认识,只有3-5年的观测是不能解决问题。火灾、水灾、病虫害、风暴、冰暴及火山爆发等干扰现象对森林的影响,必须经过长期定位研究才能充分地了解和认识。生态系统中的一些生物现象(沙漠生产力)同这种只有较大变幅的过程密切相关。微妙过程是指那些长期变化过程,其中年际间变化趋势变幅要大,降雨酸度的微妙过程和积聚生态系统养分损失水平的变化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决定种群动态和植被动态的因子较多,共同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十分复杂。对这种复杂现象的揭示,需要长期的研究和监测。对于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缓慢过程、偶发过程、年变化较大的过程、微妙过程及复杂现象等生态学现象和生态学概念与理论的验证,必须通过长期研究才能被充分地认识。要长期的从事林业生态系统定位研究必须建立生态定位监测站,进而从生态监测站得到监测数据,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研究,达到长期定位研究的目的。

3.项目建设是工程本身建设的需要

目前,“三北”防护林工程区,大多为无林区,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基本属于重建,受经济利益的影响,一般造林均以杨、榆树为造林树种。这些树种自我更新能力较差,林下其他植物很难生长。就黑龙江省西部地区而言,“三北”防护林初期营造的杨树已不多见,二期的造林开始衰退,有的已腐朽或形成风倒木,致使防护效能下降,林下天然更新极难见到。并随着树木的生长逐渐由低达到高峰,随着生长衰老而下降,为了保持林带的长效,必须及时进行林带的更新。据测算,黑龙江省现有的防护林的轮伐期一般为20a左右,如小青杨为19-21a,小黑杨为21a,小叶杨为29a。随着地域的不同,轮伐期会有一些变化,一般情况下,通过对林带气象因子、水文因子、风等因子的变化,以及粮食增收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现有林带所起的功能和作用,而这些数据的来源只有通过建立监测网络才能实现,网络建成后,通过数据分析,还可得出林带防护效能是否下降,林带宽度是否合理,林带更新年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指导林业重点工程的建设。

4.项目建设是对生态环境及其效益进行评价、预警、调控的需要

森林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维持水、土、大气等生态环境的屏障。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国策。从1978年起,我国政府耗巨资先后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退耕还林(草)试点工程、防沙治沙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和重点地区以速生丰产林为主的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工程。经过整合后的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区总面积超过700万hm2占国土总面积的70%,规划营造林总面积11700万hm2,覆盖了我国主要的水土流失、风沙危害和台风、盐碱等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这六大林业重点工程构成了我国改善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基本骨架,是面向21世纪林业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内容。而林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是通过及时、系统、准确的野外监测了解生态环境质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减少资源退化和恢复已退化的生态系统提供决策依据。为此需要获得有效的、完整的、成为国家环境和自然资源政策基础的信息。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网络,通过野外台站长期定位定时的监测,建立森林、湿地、荒漠、山地生态环境及其效益的评价、预警、调控体系。

5.GIS在项目建设中的应用

论如何完善环境监测体系 第7篇

一、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整体能力和素质

作为提高监测队伍的一项基本建设, 最重要的就是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的建设。首先, 应对从事监测工作的技术人员加强基础训练。环境监测是一项融合了多种学科知识的工作, 这就要求监测人员充分掌握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并对操作技能熟练掌握才能正确地分析和处理出现的各类问题, 获得准确, 有效的分析结果。提高监测人员的基本能力是提高环境监测工作体系的主要任务和措施。组织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参加举办具有针对性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以及基本操作技能的培训, 并定时开展各种类型的考核与评比活动, 并将监测质量考核作为重点, 例如标样考核、技能考核等等。要对实验室和人员的管理、分析技术以及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考核, 并对做的好的先进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 达到先进带动整体的效果。要坚持开展资格认证工作, 只有考核合格者才有资格承担监测任务。与此同时, 也要加强监测设备建设, 这包含更新监测仪器、提高技术支持、提高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水平等等。总之, 必须加强环境监测队伍的自身建设, 提高监测技术水平和质量, 使之成为一支讲政治、业务精、素质高的监测队伍。

二、监测技术手段的完善

(一) 采样技术的完善

目前, 环境监测在样品采集方面, 很难达到规范要求。采样基本为人工操作, 没有实现自动化或半自动化。采样器的使用也存在不规范之处。随着环境监测技术的飞速发展, 监测的手段、方法、精密度等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作为所有监测工作的基础, 采样环节却存在着很多不足。这就会从源头上导致环境监测数据不完整, 甚至是错误的。所以, 我们必须完善采样技术, 是监测结果真是可靠, 代表性好。

(二) 监测方法的选择

所谓环境监测方法, 就是指对环境系统中各项目指标进行具体的测量和定度的方法, 同一指标项目通常会有多种监测方法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选择监测方法, 要注意现有的条件和具体要求, 结合工作实践选择最佳的监测方案。监测方法的不断改进是随着监测站自身能力建设的发展、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的调整及污染变化而变化的。监测方法需要不断的完善和补充。

(三) 监测分析仪器的选用

目前, 许多监测项目不能实现仪器化分析, 操作费工、费时, 而且监测仪器的质量良莠不齐, 仪器的精度差别很大, 这将造成监测结果的偶然误差, 甚至系统误差。从而造成数据准确度降低甚至偏差很大的后果。对监测仪器设备类型型号的选择, 是完成监测工作, 取得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的关键环节。

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的选择要注意科技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有效性四个方面。

对具体的监测仪器的选用, 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灵敏度高;2) 稳定性好;3) 线性范围大;4) 测量方式;5) 其他因素 (价格、结构、体积重量、维修等) 。

(四) 优化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 拓展监测内容

随着科技和监测工作的发展。我国常规的监测要素及监测项目已由原来的空气质量、水质量、城市噪声三大要素发展到生态、土壤、生物。但对于热污染、光污染、核污染等监测相对比较薄弱。即使是常规项目, 要求监测的指标看似不少, 但是具体到三级以下的环境监测站, 真正能开展起来的却不多。而传统的常规监测项目难以全面和系统的反映环境质量状况, 因此要不断拓展监测内容和监测规模。因此, 开展监测项目的多与少, 是衡量监测能力的重要指标, 但不能片面追求“大而全”, 而以“少而精”作为监测项目的出发点。这就需要优化监测项目, 合理设置监测频次。但是监测数据不仅要有熟料, 跟重要的还是要有质量。因此, 要根据实际工作, 筛选出重要的、有针对性的监测项目以实现监测控制, 确定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是根据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种类, 污染物浓度变化及有效监测时间来决定的。

三、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加强质量控制的作用

目前, 国家技术质量监督部门对环境监测系统的质量管理有专门的规范与标准。也有定期的考核与审定制度。但是由于环保行业的特点, 不能用完全一样的方法来施行。这会造成监测数据和质量管理体系的相互矛盾。从而给实际工作带来阻力, 不利于环境监测体系的发展。因此, 应根据本行业的特点, 健全规章制度, 建立专门的审核与评审程序等各种技术管理手段, 从而完善监测的质量控制体系, 确保监测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确保数据的真实与有效。为确保环境监测的科学性, 克服当前监测过程中质控力度不够、质控措施不到位的问题, 应实现对环境监测的全过程质量控制、包括采样前、采样过程中、实验室内及数据处理四部分的质量。其中比较核心的部分, 是对监测仪器的检定问题。定期对监测仪器进行校准是保证数据质量的重要环节。

四、建立监测信息库及监测网络

对监测全过程的一切文件都予以记录、存档, 同时对所积累的资料信息进行整理, 建立信息库和进行数据处理。环境统计数据时政府部门作出环境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了统一环境统计数据的精度和报表格式, 消除数据的混乱, 提高工作效率, 增加数据的准确性, 最大限度的减少资源浪费, 必须建立监测信息库, 更好的为环境监测提供信息, 信息共享的环境信息网络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五、结论

总之, 为提高环境监测系统整体的技术水平, 以及数据的真实、可靠、有效。环境监测做到公正、全面、客观、科学、准确、及时, 满足新时期环保形势的要求, 我们必须加强和完善环境监测体系。

摘要:环境监测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 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加强环境法制, 执行环境科学管理提供有力依据。目前, 现行的环境监测工作还有许多薄弱环节, 能力和水平还不满足环境监测的需要, 环境监测体系需要完善。

关键词:环境监测体系,监测方法,质量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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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景联.环境科学导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建立循环经济的监测体系初探 第8篇

在我国, 由于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工业G DP占到全国GDP总额的近50%, 比较农业以及第三产业而言, 其对GDP贡献最大。而且, 工业是直接面对自然界的产业, 大量的从自然界取材生产, 然后又大量地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 每年为治理污染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高开采、低效用、高排放、高污染。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 工业的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资源的依赖度、对环境的污染程度都占了较大比重, 尤其是采矿、冶金、制造、石化、煤焦、电力、交通等行业在这些方面更为突出。目前, 我国G DP约占世界的4%, 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7.4%, 原煤31%, 钢铁27%;我国每万元GDP取水量为537立方米,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消耗每吨标准煤实现的G D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 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我国单位G DP能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是美国的4.3倍、德法的7.7倍、日本的11.5倍!由此可见, 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消费模式是一种相对粗放的模式, 主要表现在资源生产力和生态效率较低, 而按照这种模式快速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 这与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是大相径庭的, 也说明在我国建立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经济的管理与监测、预警制度的重大意义。

一般认为,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 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解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而从系统上看循环经济可以如此理解:为了保护日益恶化的环境资源, 有效实现生态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自然生态体系的客观规律, 通过清洁生产、企业合作、宏观调控等方式, 从生产源头上减少废弃物、实施物料的循环利用并建立有效的废弃物回收体系, 最终使物质资源在生产与生活中循环利用的一种经济运行形态。

由此可知, 循环经济涉及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的和谐统一, 追求的是人地和谐、共同发展的发展观。因此, 循环经济内涵包括:

第一, 要符合生态效率。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 充分使物质循环利用, 做到物尽其用, 这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循环经济的前提和本质是清洁生产, 实现生产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 通过其循环过程,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第二, 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循环经济的根本目标就是保护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 提高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它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循环原理为依据, 一方面通过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类别的产业之间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链的产业生态链, 以达到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产生、物质循环利用、消除环境破坏, 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的目的。另一方面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祸合, 使物质和能量多级利用、高效产出并持续利用。

第三, 要求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和生态化。集群是用来定义在某一特定领域中 (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 , 大量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 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 达到效益的极大化, 而且容易在集群区域内形成具有特殊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的多类别产业结构。

为此, 主要指标可以有:

1.万元GDP能耗 (吨标煤/万元) 。指报告期内某地区能源消耗总量与GDP之比。其中能源总量指用于企业生产、生活的煤、电、油等能源的消耗。计算时能源均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折合系数折成标准煤。它反映了工业能源利用效率, 是衡量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的主要指标, 直接体现了工业的能源利用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2.万元GDP水、电耗 (立方米、千瓦时/万元) 。与GDP之比, 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业用水、电效率、技术及资源管理水平的高低。

3.城市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 (千克/人)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消费结构及绿色消费意识程度。该值越高, 说明该地区城市垃圾减量化工作突出, 有利于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4.污染物排放强度 (千克/万元) 。指报告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 (主要考虑CO D和S02与G DP的比值表示) 。污染物排放强度可以直观体现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水平, 同时也能够综合反映出生产技术水平和污染治理水平。其值越小, 说明水质污染程度越轻。

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指从宏观上反映了区域工业用水及节水水平的程度, 反映了工业企业节水技术及程度。

6.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指报告期内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的生活污水占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比例, 用于说明城市所具备的处理生活污水的能力及对受纳水体的影响程度。数值越高, 则对受纳水体的影响程度低。

7.工业废气 (废水) 达标排放率 (%) 。指报告期内废水 (废水) 中各项污染物指标都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外排工业废气量 (废水量) 的比例。反映了工业企业产生污染物对环境友好的程度。

8.工业粉尘去除率 (%) 。指企业在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能在空气中悬浮一定时间的固体颗粒物排放量。如钢铁企业的耐火材料粉尘、焦化企业的筛焦系统粉尘、烧结机的粉尘、石灰窑的粉尘、建材企业的水泥粉尘等。不包括电厂排入大气的烟尘。

其中:工业粉尘产生量=排放量+去除量

9.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指报告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1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指报告期内城市及建制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占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垃圾产生量用清运量代替。

11.“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是指企业利用“三废”作为主要原料生产和回收利用的产品产值。其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基本综合反映了地区开展资源回收利用的情况及其程度, 将它纳入评价体系中来以便更确切地反映一个地区的资源化开展情况。

社会发展指标是衡量循环经济潜力和动力的重要标志,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程度。主要指标有:

12.中小学儿童循环经济教育普及率 (用入学率代替) (%) 指全市中小学儿童入学率。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应该作为一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工作来抓, 尤其应针对中小学生。此指标体现开展环境教育的百分比。

13.教育事业经费支出占G DP比重 (%) 。指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内拨款的教育事业费部分除以G DP的比重。政府财政投入应优先保证对教育事业的投入, 教育支出占G DP的比重应提升。

14.人均绿地面积 (平方米) 。指绿地面积和总占地面积的比例。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区级、居住区级各类公园、街旁游园, 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15.绿化覆盖率 (%) 。指绿化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绿地面积的比值, 反映环境质量状况。

16.城市噪声达标区面积 (平方公里) 。指城市中产生噪声的单位和个人能够采取防治措施, 将噪声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以内的面积。

总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程度。如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等, 均对循环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和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是衡量循环经济潜力和动力的重要标志。主要指标有:

17.人均G DP (元/人) 。指每人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 (G DP) , 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实力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发展循环经济, 本质上还是要发展经济, 提高经济综合实力。同时强大的经济实力能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力, 促进其持续发展。

1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 。指以现期价格购买基期选定的商品组合除以基期价格购买基期选定的商品组合的比值, 是反映通胀率的一种拉氏物价指数。

19.第三产业占G DP比重 (%) 。指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用于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总体上看第三产业属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为此, 该值越高, 表明循环经济发展程度越高。

20.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 。反映了区域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及竞争力程度。高技术产业一般是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 通过发展高技术产业对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 DP比例在40%以上, 表明社会的知识化、智能化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平, 国民经济基本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道路。

21.R&D投入占GDP比重 (%) 。反映了地区研究开发投入 (经费和人力投入) 水平和能力, 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能力。

22.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 DP比重 (%)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指在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中, 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资金。包括工业新老污染源治理工程投资以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所投入的资金。该指标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反映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力度, 同时也体现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情况。

在建立循环经济的监测体系以外, 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核算体系的建立。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都用国民生产总值 (G DP) 作为衡量经济及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和考核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因此, 各级政府部门为了追求提高这一指标而忽视了环境付出的代价。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 采用绿色G DP核算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从企业到国家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核心也就是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破坏的损失纳入到经济核算体系中来, 引导企业自觉树立循环经济理念, 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绿色G DP是指从G 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后的数值。绿色G DP扣除了环境和生态成本, 才能真实地反映国家的发展水平, 才能够真正地为决策提供判断依据。因此尽快出台绿色G DP核算体系是真正实现循环经济的一个环节。

综上所述, 循环经济是“点绿成金”的经济, 它的魅力在于其带来环境效益的同时, 还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发展循环经济, 可以从几个方面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首先是以节能、节水为重点, 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其次, 以推行清洁生产和发展环保产业为重点, 促进工业污染从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防治转变:最后, 以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为重点, 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为新台阶, 为新型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在我国现阶段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在资源类物资价格不断上扬、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化的今天, 如何让人类的文明进步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和谐, 是摆在当今人类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发展循环经济、坚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那么, 如何来建立对循环经济的监督和控制呢?本文就此做一些肤浅的探讨。

关键词:循环经济,监督体系,生态效率,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参照2004年马凯主任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参照2005年《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

[3]吴玉萍:循环经济若干理论问题C.TI.中国发展观察, 2005.6

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 第9篇

1 我国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的发展

我国结核病的监测预警工作的发展和结核病信息的收集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国对于结核病所监测的具体内容也越来越多, 信息的敏感性和时限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国的结核病监测预警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 当时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 对于结核病的监测工作还只限于部分大城市, 对于结核病的信息统计也较为简单。自1982年起, 我国才真正建立了初步的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 自此之后我国结核病监测预警工作的发展共经历了3个时期;一是1982年开始建立的年度监测报告时期, 年度监测报告指的是我国以省为单位, 每年年底各省对结核病患者人数和信息进行登记;二是年度报告转变时期, 此时全国结核病疫情监测报告制度逐渐从年度报告转变到季度报告;三是网络监测报告时期, 2004年1月全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的启动为我国结核病网络监测报告系统奠定了基础, 结核病网络监测系统的建立使结核病疫情监测进入到个体化多层级实时监测从国家级到县级能实时监控属地报告的肺结核患者的信息, 同时实现了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和结核病监测报告系统的信息交换和共享, 目前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已经成为我国结核病监测的主体系统。

目前我国结核病疫情监测预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结核病监测预警机制的不断完善, 对于结核病的监测信息要求也越来越高, 而现有的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已经不能够满足结核病信息采集和分析的需要。

2 我国结核病监测预警在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存在的问题:

2.1 系统运行和信息存储负荷重:

我国的结核病患者病情信息都通过互联网集中传输到同一个国家级服务器上, 大量的数据传输会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造成影响, 如果各地区的医疗机构在同一时间进行数据传输, 将会直接导致系统运行速度变慢, 对于结核病疫情数据的及时收集造成影响。此外国家级服务器需要对各地区上传的各项结核病疫情资料进行存储, 由于数据过于庞大, 服务器很难进行长时间的储存。此外, 因为不同地区的结核病的具体疫情有所差异, 对于结核病的监测信息要求也不同, 对所有地区采取同一模式的监控措施并不能够满足监测要求。

2.2 监测信息质量控制不足:

对于结核病疫情监测信息的采集, 必须要具备以下三要点;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这3个方面对于监测信息的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是在信息实际采集传输的过程中, 却常常会因为各种问题对信息的监测质量造成影响。其中包括基层的医疗人员在对结核病问诊时原始数据记录错误、疫情报告人员对报告信息并没有进行仔细的核对、网络传输出现延迟、统计人员对于信息的统计以及分析不规范等, 这些问题导致的质量不合格信息将直接对我国结核病疫情的监测和预警工作造成误导, 进而影响结核病疫情的防控质量。

2.3 监测信息分析利用不足:

在对监测信息的处理上, 有些地区医疗部门并不能根据这些监测数据很好地采取对应的预警措施, 进而造成结核病的预警防控工作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地方医疗机构没有建立科学的监控信息分析制度、对信息的理解出现错误、对于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以及在预警措施的制定上不够合理。这些是造成监测信息分析利用不足及结核病预警工作进展不顺利的主要原因。

3 对于我国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构建的意见及建议

3.1 采用分布式系统管理:

鉴于目前我国国家级服务器收集存储各地区结核病信息压力过大, 以及各地区结核病疫情信息之间存在的差异, 我国可以在结核病信息的监测上采用分布式系统管理, 以省为单位建立省级监测体系, 各省把本地区的结核病发病情况统一上传并储存到省级服务器中, 然后把省级服务器与国家级服务器进行连接, 结核病的监测信息可以实时地在两个服务器之间进行传递, 可以有效缓解国家级服务器的压力, 且各地区可以充分地根据本地区结核病的发病情况和特点有针对性地收集相关信息。

3.2 加强对监测信息质量的控制: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结核病信息在收集中可能出现的失误, 以及保证结核病信息上传的及时性。首先要加强对各地医疗机构人员的管理, 规范医疗人员对结核病患者信息采集操作, 确保医疗人员在对结核病患者进行信息采集时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进行, 在进行上传之前, 工作人员还要对信息进行仔细的核对, 确保信息在收集源头不出现错误。为了减少结核病疫情信息在传输中可能出现的失误, 我国应当通过信息平台的建设把结核病监测信息系统与全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医院信息系统等信息实现无缝对接及信息交换,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人为操作可能造成的失误, 还大大加快了信息传递的效率, 缩减了疫情传递的时间[3]。

3.3 加强对监测信息的分析处理能力:

对监测信息的采集最终是为了能够有效地对结核病疫情进行预警和防控, 所以对于收集到的结核病信息处理工作至关重要。各地的医疗机构应建立科学的结核病疫情分析系统, 对于收集到的结核病信息深入分析, 根据不同的疫情信息制定不同的应对措施。要注意对本地区以往的结核病疫情处理方式进行分析, 它们通常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根据以往的监测信息和防控经验对于本地区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疫情情况做好提前的准备, 这样可以在疫情发生时及时采取对应的措施。

摘要:我国对于结核病的监测预警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 在结核病的监测预警领域方面也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不过我国目前的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仍存在一些漏洞与不足。本文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对我国结核病监测预警工作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并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 希望能够为我国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结核病,监测预警,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敏.结核病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和流行现状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2.

[2]王喜文.结核病防制效果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初步应用研究[D].广州:南方医科大学, 2011.

我国林火监测体系发展现状探析 第10篇

关键词:林火监测,森林火灾,监测技术

1 引言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森林火灾作为森林三大自然灾害之首,不仅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还会威胁林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全国林业“六大工程”的全面实施和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我国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保护森林安全的任务日益繁重。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林农间种、森林旅游活动频繁等因素的影响,森林火灾时有发生。林火监测是森林防火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及时发现火情、科学扑救森林火灾的重要手段。我国林火监测手段按空间位置可划分为卫星监测、航空监测、近地面观测和地面巡逻4个层次,已基本形成立体林火监测体系。现阶段,提升监测水平、优化监测手段,提高协同作战能力是实现“预防为主、积极消灭”战略方针的有效途径,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2 卫星监测

2.1 技术方法及应用现状

卫星林火监测以卫星作为空间平台,通过其搭载的扫描辐射计探测地球表面物体的辐射值,依据林火温度远高于其背景地表温度这一特性完成林区热点监测。卫星监测是当代高新技术在森林防火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林火监测发展的前沿领域。现阶段,应用的气象卫星有美国NOAA系列、EOS系列和我国FY3系列卫星。NOAA系列卫星星下点分辨率约1.1km,地面扫描宽度2700 km,三条轨道可完全覆盖全国。NOAA/AVHRR的第3通道光谱范围为3.55~3.93μm,对温度反应十分敏感,适合林区森林火灾的宏观监测。EOS系列卫星目前在轨运行的有TERRA和AQUA,扫描宽度2330km,其最主要仪器是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共有36个通道,分辨率有250 m、500 m和1000m3种,与NOAA和FY3系列相比具有良好的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FY3系列卫星是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其总体性能已接近或达到欧洲的METOP和美国的NPP极轨气象卫星水平。

2.2 优点及其局限性

卫星监测是当今科技含量最高的森林火灾监测方法,具有时效性高、监测范围广、连续性强等优点,不仅可对林区进行日常宏观监测,而且可对重大森林火灾的发展蔓延进行连续跟踪监测,还可用于过火面积的概略统计、火灾损失的初步估算及地面植被的恢复调查提供数据参考。其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一是当前气象卫星还不具备穿透较厚云层探测云下高温热辐射能力,卫星监测森林火灾容易受到云雾的遮挡;二是受卫星姿态、卫星轨道的影响,造成热点位置、像素大小存在误差;三是应用林火监测的气象卫星普遍空间分辨率较低,对较小林区热点灵敏度不高。

3 航空监测

3.1 技术方法及应用现状

航空监测主要通过航空护林飞机或无人驾驶飞机沿护林航线在火险等级较高的重点林区上空通过目视或借助设备监测火情的一种方法,其中包括飞机巡护和无人机巡护两种方式。1952年4月1日,我国第一架航空护林飞机在牡丹江基地成功起飞,填补了我国利用飞机进行森林消防工作的空白[1]。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南、北两大航空护林体系,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治国方略,我国的森林航空消防将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护林飞机按机体外部形状分为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其中固定翼飞机主要进行日常巡护和化学灭火工作,机型有Y-5、Y-12、N-5、M-18、GA-200等;直升机则可以载人巡护、升高瞭望观测、机(索、滑)降灭火、吊桶灭火、运送物资及消防人员等,有AS-350、M-8、Z-9、EC-135、M-171、K-32、M-26等主要机型。

近年来,国内外都在积极开展无人机的民用研究,并在资源遥感、环境评估、航空测绘、精准农业、气象探测和人工影响天气等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2],而在森林火灾监测中的应用尚处于初始阶段。无人机监测林火原理是利用搭载机身的电子设备,如高清CCD数码相机、多光谱成像仪、红外扫描仪等,按地面控制人员划定的路线进行空中巡查,实时将空中获取的数据通过无线数据链路系统传回地面控制站,再经地面控制站进行处理分析后传送至防火部门。

3.2 优点及其局限性

飞机巡护具有侦查范围广、反应速度快、视野开阔、方位准确等优点,弥补了卫星监测空间分辨率较低和近地面观测、地面巡逻监测范围小的不足,是森林防火工作中不可替代的监测手段。60多年来我国航空消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制约其发展的不利因素:一是机源紧张,成本较高。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航空消防对飞机的内在需求不同步,加之国家扶持力度不够,导致通航企业引进飞机的积极性不高,飞机的数量和性能不能满足当前防火工作的实际需要[3]。另外,航空护林系统每年需向军、民航租用各类飞机上百架,租用价格昂贵,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二是国家对航空护林资金投入不足。航空护林场站建设是航空护林事业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由于专项经费不足,有些航空护林站设施设备老化,机场跑道、停机坪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风化破损严重,直接威胁飞行安全[4]。

无人机作为新型的航空平台已成为当今航空科技发展的热点之一,它以方便快捷、性价比高、机动灵活、全天候作业等优越性被应用到我国森林防火领域,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首先,以燃油作为动力输出的无人机在林区上空作业其安全性备受关注,若发生意外坠落极易引起森林火灾,若通过其他动力组合降低这种风险,但续航时间也会大打折扣,巡护效率将受到影响[5]。其次,还需面临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提高无人机搭载能力;二是如何提升无人机的控制水平;三是如何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四是如何降低机身重量,提高灵活性[6]。

4 近地面观测

4.1 技术方法及应用现状

近地面观测主要有瞭望观察和远程视频监控两种形式。瞭望观察是瞭望员在塔台上通过肉眼或望远镜进行环绕查看,用定位仪确定方位,在地形图上定位火场地理坐标、森林资源分布以及林相情况。瞭望观察必须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如瞭望观测设备、气象观测设备、定位设备、通讯设备、电源设备、林区地形图及办公用品等。瞭望员置身于山中,对林内可燃物状况和气候变化引起的火险等级波动了如指掌,可随时向指挥中心提供第一手资料,还可监测林业生产性用火、非生产性用火、野外违章用火和农事用火等威胁森林资源安全的林区用火[7]。

随着物联网技术、视频监控技术及GIS技术的日臻成熟,远程视频监控广泛地应用到交通、电力、安防等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林火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越来越多地被我国基层防火组织部门所采用,该系统主要由前段采集、网络传输、后端控制及相关软件四部分构成,不仅可以实现视频查看、火情识别、火情定位、火情报警、地理信息显示,而且可以进行灾损分析、林火蔓延分析、最短路径分析及防火辅助决策等功能[8],对林火监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4.2 优点及其局限性

瞭望观察是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地区所采用的监测方法,是我国林火监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随时查看火势蔓延、发展及变化情况,为在最短时间扑灭森林火灾提供准确、详实的火场信息[9]。与其他手段相比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受地形、地势的限制存在监测死角和空白,很难实现林区全覆盖,并且瞭望塔在前期建造和后期管护及人员培训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二是与国外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瞭望观测科技水平还不高,自动化和网络化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我国监测林火的主要措施是建立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该系统可以对林区进行24h不间断监控,以林火发现及时、火点定位精确、指挥保障有力等优越性被基层防火部门所青睐。但也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一是传统的视频监控系统的理论监测半径大约数十千米左右,受地形的影响监测林火范围有限;二是监控设备大部分架设到地处偏远的重点林区,信息传输体系建设成本高、维护难度大[10];三是视频监控空间规划布局难度较大,有时无法避免重复监测或存在监测空白。

5 地面巡逻

5.1 技术方法及应用现状

地面巡逻是由护林员、森林防火专业人员在各自防火检查区内,根据森林火险等级预报,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不同时段、不同空间密度的巡逻,检查监督来往行人和车辆遵守防火制度情况,宣传群众控制人为火源,检查生产用火和生活用火情况等。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依靠步行、骑马或自行车进行巡逻监测林区火情,是当时监测林火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对居民点和火源较多及其它措施遗漏的盲区效果较好。目前,多以摩托车携带扑火工具或汽车载人巡逻,不仅可以深入林区腹地扩大巡逻范围,又能在发现林火时及时扑救。实践证明,地面巡逻是有效控制火源、及时发现森林火灾隐患和迅速实施扑救的一种有效措施,是林区基层单位森林防火的一项重要职责。

5.2 优点及其局限性

地面巡逻是林区火情监测中最为原始的监测手段,最大的优点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防火部门可有针对性地派护林员到易发生火情的敏感区域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对当地村民野外非法用火进行制止,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协助乡、村等有关部门查处火情,减少人为引起的森林火灾的发生。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一些意识淡薄、责任心不强的护林员时而未按规定的时限对区域进行检查,或常常因巡视不到位无法保证戒严期阻止所有人员进入林区,从而导致森林火灾的发生;其次,在确定火灾位置上常因地形地势崎岖、森林茂密而出现较大位置偏差,并且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的林区无法开展地面巡逻工作;再次,地面巡逻工作量较大,人员处于森林底层,视线遮挡严重,观察范围有限,效率低下。

6 结语

监测体系 第11篇

摘 要:在对近两年海南省上万名在职政法干警到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进行短期业务培训期间,通过问卷调查及训练前的体能测试发现,目前在职政法干警的身体素质情况不容乐观,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战斗能力,要想提高广大干警的身体素质,通过加强身体素质训练以及监测体系创新等方面极为重要。为了保证训练活动的长期开展,文章针对身体素质优化措施以及监测体系创新等方面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政法干警;身体素质;优化;监测体系;创新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到破坏与侵犯,广大政法战线上的干警应形成高度的责任感,锻炼出过硬的专业技能,这样才能对各种突发事件进行积极的应对。在现阶段的形势下,政法干警的专业技能、身体情况以及生理条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未受到重视。为了保证他们可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仅要不断提高政治与文化素质,同时还要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

1 政法干警应该具备的良好身体素质

1.1 力量素质 政法干警的所有身体机能都不能离开良好的力量素质,如果他们在肌肉力量上存在不足,那么在格斗时的出拳、踢腿就会显得没有力量,在打击对方的时候也不能给对方造成伤害,这时并不能很好的发挥擒敌技术将违法犯罪分子捉住。当他们感觉到肌肉乏力的时候,往往不能禁住犯罪分子的反击。

1.2 耐力素质 政法干警需要具有超人的身体耐力,这主要是由公安工作的艰苦性与长期性决定的,良好的耐力素质直接决定了公安干警旺盛的战斗力与坚强的意志品质,尤其面对打斗与追捕的过程中,一定要具有较强的野外生存能力,这时如果干警在肌肉耐力素质上存在不足,就不能树立起长期追打的意志,那么就难以完成追捕等工作。

1.3 速度素质 干警的头脑反映要快,同时各项工作完成的也要快,這种身体素质可以帮助干警更加顺利的制服违法犯罪分子。如果干警具备良好的速度素质,就可以在打斗过程中先发制人,凭借速度优势迅速的制服敌人。在多种身体机能当中,例如快速掏枪等是干警良好反应速度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1.4 灵敏与柔韧素质 在很多锻炼过程中都需要干警具备良好的关节柔韧性,如果没有良好的灵敏性和柔韧性,就不能对各种突变环境进行积极的应对,也不能很快的对身体运动的位置进行协调和改变,尤其是面对违法犯罪分子手持凶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更需要干警具备良好的灵敏素质。

1.5 良好的综合身体素质 政法干警工作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干警一定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加强身体锻炼,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更好的应对来自生活与工作中的各种压力。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可以提高干警骨骼对外力的抵抗能力,还能提高肌肉的力量,对呼吸系统功能进行改善,提高大脑皮层的灵活性,同时还能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对各种疾病进行预防。

2 政法干警身体素质优化对策

政法干警如果不能长期坚持训练,很难满足工作的需要,所以应该站在21世纪人才需要的角度上对干警身体素质优化进行认真的思考,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刚劲身体素质的提高。

2.1 贯彻终身训练意识 不断深化思想认识,不仅要对干警的思想认识进行强化,同时还要对领导的思想认识进行强化,只有领导认识到位,才会积极采取措施,从不同角度为干警身体素质训练提供有效的保障。近年来,海南政法干警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大练兵活动,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政法干警队伍的业务技能和身体素质。所以,各级领导一定要站在战略高度上加深对大练兵活动的长期性与紧迫性的认识,加大力度将大练兵活动抓好。此外,还要加大力度对干警展开各项身体素质训练,各级领导均应该不断深化认识,扎扎实实的将训练工作做好。还要认识到加强身体素质训练对于干警来说是一种人文关怀,同时也是工作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引导广大干警树立起终身训练的意识,自觉进行训练,并在训练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

2.2 建立干警身体素质训练的长效机制 警察工作是一种长时间与违法犯罪分子斗争的工作,因为工作的性质需要,要求干警要时刻保持良好的技能与体能,因此广大干警应该将身体素质训练纳入到训练体系中,并对干警身体素质训练的长效机制进行建立。第一,对身体素质训练活动的运行机制进行完善,保证各尽其责,保证活动可以得到有效的运转。第二,对训练活动检查监督机制进行完善,政工、督查等相关部门应该将其督查与监察等职能充分发挥出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认真进行整改。第三,对训练考核建成激励机制进行完善,将训练考核成绩和认识制度结合起来,给予成绩突出的集体或个人表彰奖励,给予考核不合格的集体或个人相应的惩罚,并限期达标,如果仍然不能合格,应予以辞退。第四,对训练经费保障机制进行完善,多方共同努力,对资金进行积极的筹集,对训练条件进行改善,这样才能更好的为训练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

2.3 健全政法干警身体素质培训制度 对各项制度进行完善,保证训练能够得到长期的进行。第一,对上岗培训、晋升培训制度进行落实,并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促进身体素质训练活动能够得以长期开展。第二,对身体素质训练领导目标制度进行建立,将政法干警身体素质训练考核与组织纳入到各级领导班子的重要内容中,各项要求与考核都要严格,保证各级领导可以充分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三,对民警岗位资格认证制度进行落实,训练不合格的干警,没有得到岗位资格证书的干警不能进入到专业岗位中,也不能从事实际工作,换句话说岗位工作和资格证书是挂钩的,同时还应该将岗位证书和干警的身体素质考核成绩相挂钩。

2.4 加强训练基础建设 加强基础建设可以为干警训练提供良好的物质保证,同时还能有效的激励广大干警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训练。首先,要加强对教官与基层骨干队伍的建设,并在海南地

区选拔一批体能教官,保证每年集训和日常训练能够得到顺利实施。

3 政法干警身体素质监测体系的创新

3.1 建立健康监测评价制度 政法干警应该将力量素质、耐力素质、速度素质、灵敏与柔韧素质等身体素质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将其纳入到监测体系改革与创新工作中,并形成科学规范、保障有力的政法干警健康监测评价制度,同时还要加大投入力度,组织开展体质健康测试等工作,加强测试设施、器材以及场地等条件的建设。

3.2 将监测体系纳入到督导检查计划中 政法干警应该将身体素质训练工作评估作为监测体系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并将其纳入到督导检查计划中,还可以建立专业督导制度,划分出重点区域,对工作挂牌督导制度进行落实。此外,还要对身体素质训练过程中的经验进行积极的总结,及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改进。

3.3 從多种渠道对干警身体素质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海南各地政法干警应通过多种渠道,对干警们的体质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积极分析身体素质训练进展情况。各地还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干警身体素质变化情况的公示平台进行建立,在平台中分享、交流经验,接受公众监督。

4 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政法干警在打击违法犯罪斗争中英勇牺牲或者身负重伤的情况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断提高广大干警的身体素质,使干警的战斗力得到切实提高,这是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与笔者的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从不同角度针对海南政法干警身体素质优化和监测体系创新展开了一系列的分析,供大家参考。

参考文献:

[1]闫雪辉.关于加强政法干警体能监测训练的可行性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133-134.

[2]李琳.浅析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中退伍士兵的培养管理[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127-128.

[3]张帆,李志刚.公安院校改制生体能训练教学的探究 基于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背景下[J].企业家天地,2010(11):92-95.

[4]李选上,梁剑明.高校学生课外羽毛球运动损伤的调查与分析——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为例[J].才智,2012(30):254-255.

[5]林蕾.我国公安民警权益保护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5):22-33.

基金项目:2015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课题。

广东省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探讨 第12篇

1 广东省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需求分析

1.1 提高农产品供应保障能力需要加强农业信息监测

201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农业第一要务。2013年, 广东省粮食生产总量1 315.90万t, 每年粮食需求量为3 400余万t, 自给率为40%;蔬菜总产量3 144万t, 由于蔬菜生产的季节性, 仍有3~4个月需要外调;生猪年出栏3 745万头, 广东年消费6 000万头, 自给率为60%;禽蛋、牛奶的自给率分别为28%、18%。广东要保证1.05亿人口及港澳760余万人口的农产品消费, 自给率明显不足。要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农产品消费需求, 必须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出率。这些都有赖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通过信息技术的渗透, 使农业生产要素能得以最优化利用, 并相互配合形成信息生产力。

1.2 提高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需要加强农业信息监测

工业化、产业化、规模化在驱动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给该省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目前, 广东的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位居全国第二, 60%~70%的农药以大气沉降和雨水冲刷的形式进入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 从而造成农残污染, 蔬菜基地土壤污染严重, 镉、汞、砷、铅超标率高达60%, 近80%的地表水和近50%的地下水被污染。农业投入品滥用、农业生产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制约着广东省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 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必须合理、高效地利用农业资源, 但传统的技术和方法的总成本较高, 时间效率低, 而应用信息技术管理农业资源, 则可实现农业资源高效率地开发利用。

1.3 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需要加强农业信息监测

得益于广东改革开放窗口的大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广东农业开放程度非常高, 粤港澳、粤台、广东东盟等经济合作日益紧密, 农业外资引进、农业科技引进、外向型农业园区建设、农业人才交流等农业国际合作繁荣, 为广东农业注入了勃勃生机, 但与此同时, 广东农产品生产和市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冲击, 农业风险影响因素多, 调控的难度加大, 需要针对广东农业产业的要求, 对国内外农产品生产和市场进行更加全面和专业的监测[1]。

1.4 提高农民稳定增收能力需要加强农业信息监测

近年来, 国家和广东省实施了免除农业税, 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农业政策性补贴, 并不断提高补贴力度, 帮助农民增产增收。要科学制定农业政策, 实施农业监测是关键。只有及时、准确、有效地掌握农业数据, 才能强有力地支撑农业政策的制定。另外, 农业生产销售信息流通不畅, 农产品市场各方对生产预期的不明确, 经常导致农产品难卖问题, 迫切需要通过及时有效地信息引导广大农民调整生产, 抑制生产过剩、稳定供求和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

2 广东省农业信息监测体系建设现状

2.1 农业信息监测网络不断完善

农业信息监测网络是农业预警体系的关键。目前, 广东已形成了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省统计局、省物价局、省商务厅、省农业厅等部门组建的农业信息监测网络, 各系统自成体系, 均有层次分明的农业信息监测体系。就农业部门来讲, 已构建了21个地级市、40个基地调查县 (扩充中) 、300家生产基地、33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层次丰富的信息监测体系, 监测内容包括基本农情、物价、成本、交易情况, 产品涉及粮食、经济作物、养殖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主要农业产品, 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信息监测体系。近年来, 农产品市场波动日趋频繁, 农业信息监测在指导生产、引导消费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2 农业信息监测队伍持续壮大

农业信息监测队伍是农业预警体系的基础。根据广东省的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和农业部信息监测工作要求, 基于各级信息监测站, 建立了一支固定高效、分工明确、层次结构合理的信息员队伍, 形成了蔬菜价格速采一周两报、农产品批发市场周报、生产者价格调查半月报、基本农情季节报、成本年报的工作制度, 为农业信息监测的高质高效提供了坚实的保障[2]。信息员覆盖农业各领域, 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介组织、行业专家、政府人员等。面对农业突发事件, 各级监测点能够形成很好的联动机制, 开展应急信息监测和联防联控。

2.3 农业信息预警能力日渐提升

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农业预警体系的核心。近年来, 广东依托省“金农工程”“菜篮子”工程、农业部农业信息预警项目的农业信息监测任务, 针对广东农业农村经济中的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逐步开展农产品市场运行形势分析和专题调研, 并编写了《广东农业经济信息手册》《农产品市场分析月报》《广东省主要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以及成本调查系列专题报告等, 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了指引和指导, 为政府部门提供掌握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的第一手材料。

2.4 农业信息监测平台日益优化

农业信息监测平台是农业预警体系的主体。除了农业部金农工程、畜牧业统计监测系统、广东省农情信息调度系统、蔬菜生产信息监测网上填报系统等农业信息监测平台外, 广东自建了广东省农业生产信息预警系统, 系统涵盖生产与市场信息采集、市场行情分析预警、专家管理、信息查询、信息发布等功能模块。按照资源共享原则, 该平台定期公布提供农产品生产情况、市场价格走势等监测分析结果, 为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3]。目前, 该平台仍在持续升级优化中, 下一步将逐步完善分析预警和展示功能, 为公众提供农产品价格指数等信息。

3 广东省农业信息监测体系存在的问题

3.1 农业数据利用不足, 市场预警分析能力弱

数据的价值在于运用, 目前对外公布的农业数据多为未经加工的原始信息, 农业数据资源利用不足, 权威性分析不多。农民对数据的需求是农业信息监测的决定性因素, 农民最需要的是经过专家研究和分析的权威性信息。而目前采集的数据生产信息多, 市场信息少, 监测体系的产业结构和层次搭配也需进一步优化, 数据的深度、广度和精度也不够, 全国信息多, 区域信息少。对外公布的数据多为市场价格, 产量、产能等数据公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时效性差。信息多留存于农业管理部门, 可用信息获取困难, 不能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

3.2 数据缺乏共享, 综合利用率差

农业行业繁多, 数据涉及广泛, 归口管理部门较多, 长期以来, 各部门“诸侯割据, 各自为政”, 数据难以共享, 产业链各环节数据衔接能力差, 数据综合利用率低。现有的农业数据缺乏全省统一的数据管理机构, 各部门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 很难将各环节的信息放在一起综合分析。另外, 全省农业数据采集缺乏长远规划和采集标准, 产、加、销各环节监测品种不一样, 各部门制定标准不统一, 数据缺乏连贯性和对比性, 采集方法不规范, 体系建设存在交叉重复等问题。

3.3 基层信息员素质不高, 数据失真现象时有发生

信息员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基层信息采集员素质参差不齐, 数据失真现象时有发生。基层信息员多数身兼数职, 对信息服务业务不熟, 职责不明确, 工作繁忙时个别出现7分统计3分估计的现象, 影响数据报送的质量。部分基层信息员责任意识不强, 对调查指标和调查方法理解不到位, 有时图方便, 挑选的调查户不典型, 也会造成统计数据失真。另外, 部分数据指标涉及地方政绩考核指标等敏感数据, 相关部门或领导会进行部分调整, 这是影响数据报送质量最大的一个因素。

4 政策建议

4.1 整合资源, 建立农业信息监测长效机制

长期以来各涉农部门自建标准, 自成体系, 监测点重复建设问题突出, 建议加强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工作的顶层设计。召集农业、统计、物价、商务等部门共同协商, 研究制定广东农业信息采集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在生产、加工、流通、市场各领域统一农业信息采集标准, 明确采集品种, 规范采集方法, 从根本上解决数据连续性和通用性的问题。整合各系统监测点资源, 尽可能实现一点多用, 节约经费支出, 提高监测点的利用率。利用移动互联、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 构建省级农业数据资源共享平台, 实现各部门非涉密数据资源的交换, 使预警分析人员尽可能获得最全面的数据, 提高数据预警预测分析的准确性, 提升农业数据的综合利用率。

4.2 优化结构, 进一步完善农业信息监测体系

产量、消费量、贸易量、库存量、成本收益和价格是农业经济调控的六大核心数据, 目前广东农业监测体系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的产量、价格、成本信息的采集, 流通环节和消费数据的库存量、消费量采集较少, 建议增加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储备企业、以及集贸市场、平价超市等上游终端消费市场等农业信息采集点, 补充库存量、消费量和贸易量等数据的采集, 以打通农业产业链通道, 畅通信息流。同时, 在农业部农业信息统计的基础上, 结合广东省的农业发展形势, 制定合理的监测指标, 明确产业链各环节的监测品种及级别, 规范采集方法, 保证数据的连贯性。

4.3 加强预警, 切实发挥监测工作的实效性

农业信息监测预警的目的有2个, 一是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开拓市场服务, 二是为政府决策服务, 这2个目的均与监测预警分析工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分不开。为充分发挥监测工作的实效性, 建议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资源, 组建专家分析团队, 建立专家会商工作协调机制, 定期开展预警分析。利用模型技术和只能技术, 开展监测预警模型专题研究, 结合产业实际设置合理的预警阈值, 充分发挥专家智囊团的作用, 开展农产品市场风险评估和短期预测。探索农业信息共享机制, 定期发布产能、市场运行情况数据、专家预警分析报告等信息, 实现数据“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目的。

4.4 强化培训, 着力提高信息服务队伍整体水平

数据采集的准确性是农业监测预警工作的基础, 建议强化信息采集员、市场分析师、市场预警专家队伍的培训, 提高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水平, 保证数据采集准确, 分析合理, 预警可靠。培训不仅包括数据采集业务的规范, 还应涵盖农业信息服务的传播和农业信息技术的推广, 提升信息员的服务水平[4]。建立信息员业务考核通报机制, 定期对信息采集员进行考评, 从工作的稳定性、积极性、准确性和及时性等方面进行考评, 表扬先进激励后劲, 增强信息员的责任意识。增加财政支持力度, 把农业信息监测工作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提高基层信息员的工作积极性。

摘要:在大数据时代, 农业数据资源的集成和发掘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该文在对广东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建设需求分析的基础上, 阐述了现阶段广东农业信息监测预警体系的建设现状, 解析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数据利用率低、数据共享难、数据真实性不足等问题, 并提出了整合资源、优化结构、加强预警、强化培训等一系列建议。

关键词:农业信息,市场监测,预警,广东省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将建农业监测预警等五大农业信息服务系统[J].学习导报, 2004 (7) :58.

[2]孙凤青, 康雷, 吴晓莲, 等.理顺农业信息采集机制加快农产品市场预警建设[J].南方农业, 2012 (3) :80-84.

[3]张合成.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市场体系[N].农民日报, 2014-01-0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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