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精选7篇）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 第1篇

93.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历史背景

这篇文章是胡锦涛在200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讲话。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在这特殊时刻，党和全国人民既深切缅怀和追思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同时更应继承伟人所开创的伟业，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把老一辈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继续谱写下去，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

二、内容讲解 该篇讲话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发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就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把老一辈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讲话回顾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其次，讲话阐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强调我们要坚持走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话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贯穿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基本方面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

讲话还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善于根据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又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不断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讲话明确指出了党和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任务，就是紧紧抓住并充分运用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继续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继续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要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要继续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胡锦涛同志还强调指出，只要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开辟的广阔道路不断前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风险和挑战都可以战胜，我们一定能胜利地到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彼岸。

这篇讲话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高度概括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阐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主要任务。因此，讲话对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 第2篇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４０周年。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贡献，我们永远缅怀他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

孙中山先生产生于他那个特定的时代，又给了他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深刻影响。孙中山先生生活在１９世纪后半叶至２０世纪初叶，那时我们历史悠久的祖国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蹂躏和侵略，中国人民遭受着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和压迫，中国的民族独立受到严重侵害、主权不断丧失，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愿意忍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和仁人志士在苦难中觉醒，奋起反抗，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青年时代，孙中山先生目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极大的民族义愤，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形成了改变中国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坚定信念。从１８９４年创立兴中会起，孙中山先生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全身心地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革命事业，奔走于海内外，联合各方力量，建立革命团体，从事宣传鼓动，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高举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创立中国同盟会，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和他的革命精神感召下，１９１１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这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伟大功勋。

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始终与时俱进。孙中山先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先生一生不懈奋斗，始终坚韧不拔。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充满着曲折和艰辛，经历过许多风险和挫折。但是，为了“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孙中山先生掷地有声地表示，革命应“勇往直前，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孙中山先生关心民众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他说“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孙中山先生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坚守他所认定的革命理想和事业，抱定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牺牲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各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展开坚决斗争，一往无前，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直到卧病弥留之际，孙中山先生念念不忘的仍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孙中山先生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爱国主义者的伟大情怀。孙中山先生１００多年前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民主统一，并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改变中国的贫弱处境，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孙中山先生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以广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先生亲手规划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体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正是因为他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孙中山先生始终在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始终受到全中国人民由衷的景仰。

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也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朋友。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继续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我们要铭记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振兴中华的夙愿，继续把几代中国人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积极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积极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广泛凝聚中华民族的一切智慧和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他还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今天，我们重温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更能体会到他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骨肉相亲。争取和平统一，共谋复兴大业，有利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同胞包括各党派、各团体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两岸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真诚相待、坦诚相商，精诚团结、热诚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我呼吁，两岸同胞以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共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努力，共同创造所有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同志们、朋友们！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 第3篇

何克希早年先后在成都、上海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入川，曾在峨眉县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新四军，先后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员，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副指挥，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东路保安司令员，江南行政委员会主任兼地方保安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副参谋长。1942年7月新四军浙东抗日自卫军成立，任司令员，参与领导开辟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1944年1月部队扩编成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司令员。1945年1月任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江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特种兵司令部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装甲兵系主任，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浙江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新四军老战士章洪珊、焦润坤、石云山先后发言，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情缅怀了老司令员的丰功伟绩。 （黄进琪）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 第4篇

（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

胡锦涛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同志１６岁参加革命，４６岁英年早逝。他３０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青年时代，任弼时同志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满怀激情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１９２０年，他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１９２２年，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任弼时同志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１９２７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努力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特别是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初期，他受党中央委托，前往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任弼时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参与制定党的重大决策，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在筹备党的七大，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参与起草党的历史决议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上，任弼时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同志是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８年，他曾负责修定党的第一份军事工作纲领。１９３４年，他率领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成功策应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弼时同志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创建人。长征途中，他与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与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新局面。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转战陕北，参与了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他还认真了解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及时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调动广大翻身农民积极投身人民解放战争。

任弼时同志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大革命时期，他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为党的青年工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五卅运动中，他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团组织，将大批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他十分重视团的建设，反复强调团组织必须以工农劳动青年为主体，坚决接受党的领导，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群众组织和党最有力的助手。全国胜利前夕，他倡议并领导重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任弼时同志积极培养和教育青年干部，是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

任弼时同志勤于思索，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在党内较早提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他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例如：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革命的目的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共产党员要增强群众观念，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全党同志要做好从革命战争转到和平建设的思想准备，必须懂得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作为即将执政的党，更要注重党的建设，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待人诚恳，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敢于坚决斗争，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作风实在，工作细致，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向他学习。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 第5篇

08月23日 20:00

同志们：

今天，中央军委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陈毅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陈毅同志早年攻读于工科学校，树立了救国的志向。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对中国人民遭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加深，在留法勤工俭学和回国后的斗争中，逐步确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九二三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二六年，他受党的委派，到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与朱德、刘伯承同志一起，参加了泸顺起义的组织准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以后，陈毅同志从武汉赶往江西抚州，参加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当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他协助朱德同志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等同志组织发动了湘南起义，随后把部队带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红军第四军。

红四军初创时期，领导层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过争论。一九二九年八月，陈毅同志到上海向中央如实报告了有关争论的情况，并按照周恩来同志的要求，起草了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为

红四军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重要基础。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陈毅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一九三0年至一九三四年，陈毅同志先后任红六军政委、红二十二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和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作战。红军长征以后，他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同敌人周旋苦斗，打破敌人一次次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历尽艰险和生死考验。他写下的《梅岭三章》，表达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南方一大批战斗骨干，为后来组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他坚决贯彻党的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率部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陈毅同志出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军长。他与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同志一起重新整编部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党的领导和部队思想政治建设，使新四军发展成为驰骋大江南北、威震敌胆的抗日铁军。

解放战争中，陈毅同志先后任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及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与粟裕等同志一起，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华东的全面进攻和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并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率部挺进豫皖苏，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陈毅同志作为总前委主要成员，又与邓小平、刘伯承等同志一起，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

上海解放后，陈毅同志出任上海市市长。他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全市人民，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一九五四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他兼任外交部长。他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努力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

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帝反霸的原则立场，积极支持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陈毅同志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外交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毅同志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他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创建，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过不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理论原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陈毅同志曾多次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身负重任，以百折不挠和实事求是、开拓前进的精神，卓有成效地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深得党和人民的信赖。

陈毅同志一生光明磊落，正气凛然。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为修正错误、坚持真理而斗争。十年**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篡改历史，妄图打倒一切，陈毅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坚决斗争。

陈毅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处处廉洁奉公。他把人民比作“重生亲父母”，时刻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他把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心实意地与各阶层人士交朋友，受到他们的衷心爱戴。他从不向党和人民伸手，始终保持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书以铭志的著名诗句：“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对于我们今天反腐倡廉，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仍然具有警示作用。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 第6篇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江泽民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的卓著功勋，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深深地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

周恩来同志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叶。那是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在灾难的深渊中苦斗的时期。一八九八年，即周恩来同志出生的那一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和九龙新界。他三岁那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

周恩来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他在中学的一篇作文中写道：“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为了救国救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等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探索过、奋斗过，都有自己的贡献和历史的地位，但是中华民族付出巨大代价，依然苦难深重。周恩来同志一九一七年东渡日本，开始探求新的道路。他提出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国，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一九二○年一月，他被反动政府拘捕，在狱中继续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出狱后，他到欧洲勤工俭学，经过实际考察并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九二一年，他在巴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周恩来同志回国后，立即投身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在广东，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革命军面目为之一新，对保证两次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并由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加以继承和发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后的近两年时间内，周恩来同志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他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机智勇敢地保卫了党的中央机关，保护了党的大批领导骨干。他为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为联系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和农

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同志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和朱德同志共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一九三四年秋，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再度处于危急关头。为扭转这种危急的局面，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支持召开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性转折。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一直工作在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在西安事变中，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运筹帷幄，多方斡旋，促使其和平解决，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抗战期间，他参与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敌后和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的筹划。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他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为了制止内战，他率领我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人民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陕北，他同毛泽东、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机关以大无畏的气概与敌人周旋，指挥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西柏坡，他协助毛泽东同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部署与指挥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全力以赴地投身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担任共和国政府总理长达二十六年。他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日理万机，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各行各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建设，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

周恩来同志总理国务，组织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他工作的首要课题。他认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开国之初，他和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繁重的经济恢复工作，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崩溃的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边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指挥抗美援朝，一边下大力抓水患严重的淮河治理和全国铁路的修复。他和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一起负责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几次出访莫斯科，先后达成了苏联援建我国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的协议。这些重点工程和环绕它的几百项工程建设，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大跃进”之后，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周恩来同志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经济形势实现好转。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和艰难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坚持排除干扰，始终没有放松经济工作。在他重病期间，仍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进行的全面整顿。周恩来同志不仅参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且精心组织，部署实施。他特别关注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建设和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在解放之初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而到六十年代后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很快相继研制成功，周恩来同志为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周恩来同志是重视科学技术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提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同志领导制定并组织落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规划提前五年于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周恩来同志还领导制定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尽管规划的实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仍取得不少成就。周恩来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人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为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广州会议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继续进步。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论述，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

周恩来同志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主张相辅而行，相互促进。他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方针和政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的提高，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等，多次提出重要的意见。他同许多文化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卫生健康水平，他不仅参与领导制定发展卫生、体育事业的政策措施，而且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开展人民卫生工作。

周恩来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为统一战线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他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同他们平等对话，广交朋友，以诚相待。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他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我们党的外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勇气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领导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结束一百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屈辱史，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贡献。周恩来同志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者，他还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为促进世界和平，为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主权

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为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推动广泛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的普遍尊敬。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杰出的外交思想、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外交风格，使每一个中国人引为自豪。

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都同周恩来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周恩来同志促成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副总理，促成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和代行总理职权。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同志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可以说，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他一生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从没有退缩过，面对自然灾害或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困难从没有泄气过，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特别是在重大

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韧不拔。他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大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反对好高骛远，善于在务虚与务实、目标与步骤的统一中扎实工作。在经济建设中，他反复强调要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主张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确定发展速度，既积极又稳妥，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他总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是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又是关心同志、关心群众的模范。作为人民共和国总理，他自觉地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他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履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他每天都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成了他毕生勤勉的显著标志。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心里时时记挂着人民群众，只要是关系群众生老病死的事情，他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飞临抗洪前线，奔赴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有群众的困难，就及时出现在哪里。直到临终前，他还嘱咐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问题。越是功高如山，他越是谦虚谨慎，心胸似海，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博采众长。他严于律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真正做到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党内的矛盾，无论是在外交活动还是在国内工作中，周恩来同志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他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灵活地处理很多问题，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周恩来同志思虑机智而周全，处事敏捷而缜密，是驾驭复杂局势的能手，处理危急事件的巨匠。他善于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寓刚于柔，寄理于情，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并努力贯彻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来同志喜欢引述毛泽东同志《咏梅》词中的两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寄托着他对无数为革命牺牲而没有亲眼看到事业成功的先烈们的深情，也寄托着他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欣喜和取得更大胜利的期望。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的是：他离开我们二十二年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讲话》 第7篇

据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陈伟安介绍：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精选自穗港两地多所机构收藏的赵少昂书画作品、课图稿以及其它相关数据，力图通过丰富的作品和历史文献数据，全面展示赵少昂的艺术面貌。为配合此次展览，广州艺术博物院还同时举办了三个与赵少昂艺术相关的辅助展览，它们是：“艺旅寻踪——赵少昂艺术文献展”“薪火相传——院藏天风门人作品展”“粤海弄潮——院藏高剑父、高奇峰绘画展”。这是广州艺术博物院首次将四个展览同时开幕，规模之大、场面之热烈，堪为空前。

赵少昂，原名垣，字叔仪，籍贯广东番禺沙园里，1905年出生于广东广州。1920年起师从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奇峰，力学精研。1930年以画作参加比利时“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同年在广州创办“岭南艺苑”授徒传艺。1948年移居香港后继续开设“岭南艺苑”，作画授徒。数十年来，他多次应邀赴亚、欧、美各大洲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画展及讲学，屡获殊荣，是岭南画派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主要代表。1998年在香港逝世，终年93岁。

赵少昂秉承岭南画派的创新精神，大胆吸取外来的艺术养分，并深察自然奇趣，追求与大自然的整合。其作品融贯中西，“以形写神”，充分体现出“一笔之功”，并以浓烈艳丽的色彩和支离率意的用笔涤荡了传统文人画的“书卷气”，形成自己雅俗共赏的鲜明艺术风格。

此次“岭南独秀——纪念赵少昂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展”，除了展示珍贵难得的赵少昂大师的作品外，陈列形式也尤为独特。展场中央特设了两个3D投影设备：一个以赵少昂的画作《碧水净无尘》作为整个展场的中心背景，为配合荷叶上的一层白雪，画中不停有雪花轻舞飘落；另一个以他的《九如图》作为背景，置于展场中央的地面上，观众可以步入其间，鱼儿就好似受到了惊吓快速地游窜，水也跟随着荡漾，让人犹如置身真景实境。

为了对赵少昂艺术更全面更深入的推广，广州艺术博物院还策划了一系列的公共教育互动活动，如：拍摄、播放赵少昂专题片，采访赵少昂家属及艺术名家，从不同角度了解赵少昂的为人及作品风格；策划了“我心中的锦鲤”少儿现场写生活动，将邀请赵少昂外孙周悦先生作现场示范并给予写生指导；挑选了赵少昂花鸟、虫鱼等作品设计制作了“走进赵少昂秘密花园”教育册页，这是一本既可以蒙纸描画又可以创意涂色的册页，现场观众自己动手探索赵少昂笔下那栩栩如生的奇妙世界。

艺旅寻踪——赵少昂艺术文献展

展期：2015年9月25日起

展馆：三楼赵少昂艺术馆

2015年，是已故岭南画派著名画家赵少昂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广州艺术博物院与香港文化博物馆携手合作，先后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分别举办赵少昂大型艺术展览，展出广州、香港、美国等文化机构珍藏的赵少昂书画珍品一百多幅，全面展示赵少昂先生的艺术成就。

为配合是次纪念活动，广州艺术博物院策划了“艺旅寻踪——赵少昂艺术文献展”，展出该院和赵少昂家属收藏的珍贵文献、历史照片、画具，以及该院收藏的赵少昂画稿一批。展览以赵少昂年表为线索，侧重从文献的角度去回眸赵少昂先生的一生。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一页一页故纸，从那些岁月的浮光点滴中一起找寻赵少昂先生的艺术足迹吧。

粤海弄潮——院藏高剑父、高奇峰绘画展

展期： 2015年9月25日起

展馆：二楼高剑父艺术馆

高剑父和高奇峰合称“二高”，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们是亲兄弟，广东番禺人。少年时代，高剑父投身于岭南著名画家居廉门下学画。光绪末年，“二高”相继东渡日本，从近代日本美术中寻求中国画变革的灵感。他们还先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们退出政治舞台，转而致力于艺术革新，成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

“二高”是具有历史使命感的艺术家。他们所倡导的“艺术革命”，实质上是政治革命的延伸。他们所追寻的写实主义，意味着艺术对现实社会的介入。他们主张“折衷中外，融汇古今”，突破传统中国画程式化的限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近代日本绘画的写实经验，创造出与大众视觉习惯更为接近的“新国画”，在中国画领域中拓展出广阔的表现空间。他们紧随时代变迁，直面现实人生，将一种发展变化和世界主义的观念引入中国画，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语言资源。

在“二高”以及其他有志于中国画变革的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新国画逐渐由形式上的“折衷”推进到对生活和时代主题的把握，并由此而获得发展的契机以及充沛的生命活力。

薪火相传——院藏天风门人作品展

展期： 2015年9月25日起

展馆：一楼岭南馆

1929年至1933年，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高奇峰（1889—1933）在广州二沙岛“天风楼”养病。在此期间，他仍坚持作画和授徒。由此，“天风”一词与高奇峰及其弟子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此期间，高奇峰的弟子中，最为著名的有七位，后人因其艺术渊源的相同而将他们称为“天风七子”。不过，“天风七子”具体所指何人则有不同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周一峰、张坤仪、叶少秉、何漆园、容漱石、黄少强、赵少昂；另一说法是：周一峰、冯遂川、叶少秉、何漆园、容漱石、黄少强、赵少昂。此外，不同时期还有过“天风六子”“天风五子”等称谓。但无论如何，将这一群体统称为“天风门人”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高奇峰影响，虽各有所长，但就总体而言，均可归入岭南画派的范畴当中。

天风门人在现代岭南画坛上曾一度非常活跃。他们在潜心于书画创作的同时，还积极组织或参与美术社团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画作，包括不少合作的画作。其中，赵少昂日后成为岭南画派卓有成就的后期画家之一，也是岭南画派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