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企业家范文

华人企业家范文（精选12篇）

华人企业家 第1篇

其实, 李关弟是我的远房舅公。李关弟的嫡亲姐夫叫徐信甫, 是我祖父徐文甫的同胞二弟。我祖父徐文甫是中国保温瓶工业的创始人、民国著名实业家, 正是在我祖父的影响与帮助下, 李关弟从一个出身贫寒的伙计、领班成长为尼日利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

一、早年在上海的从商经历

李关弟, 1909年出生, 宁波鄞县下应镇十八都外段村人, 家里原来不从事工商业。

1917年, 李关弟的同胞姐姐与我祖父的二弟徐信甫结婚, 从宁波老家出嫁到了上海。不久, 李关弟也跟随姐姐来到上海, 住在姐夫家里, 帮助姐姐料理家务。

李关弟在上海读了三年小学, 在当时也算是有文化了。后来, 祖父的三弟徐夏甫在东乌镇路毓常里33号开了一家徐永记白铁店, 李关弟便在那里当伙计。

“八一三”日军轰炸后, 闸北成了一片废墟, 李关弟就跟随徐家搬迁到法租界。祖父徐文甫在马当路493号创办了光大文记热水瓶桶罐厂, 祖父二弟徐信甫在徐家汇路237号开了一家日用品商店, 经营热水瓶、搪瓷、铝制品, 祖父三弟徐夏甫在斜徐路748号开办了徐永记制罐厂。之后, 李关弟一直在徐永记制罐厂做领班。

后来, 三弟徐夏甫向祖父要一笔钱, 也想办热水瓶厂。祖父为了避免兄弟之间产生商业竞争, 没有答应。三弟徐夏甫遂起歹意, 告发祖父抗日, 祖父为此遭日军拘捕、刑讯。后查无实据, 经日籍技师担保, 祖父释放了。祖父三弟徐夏甫因举报不实, 惨死于日军宪兵司令部。

之后, 李关弟便投靠我祖父, 拜祖父为师傅。祖父三弟惨死, 徐永记制罐厂便无人经管。祖父觉得李关弟有志向, 就把原来三弟开办的徐永记制罐厂给了李关弟, 并对企业的经营战略方向重新定位, 从白铁制罐业转向搪瓷工业。1947年11月, 李关弟以徐永记制罐厂的厂房、设备为基础, 又从我祖父的工厂调拨了一些机器, 创办了李昌钢精厂, 开始生产搪瓷铁坯。

二、与我祖父徐文甫合伙创办香港华昌搪瓷厂

抗战胜利后, 祖父创办的金鼎牌保温瓶企业开始向国际化战略方向发展。1947年, 祖父在印度尼西亚设立发行所。1948年考察台湾后, 决定在香港建立搪瓷厂, 进一步扩大对欧美地区的产品出口。

1949年, 祖父斥资, 李关弟与祖父二弟徐信甫举家迁往香港定居, 李昌钢精厂能搬运、拆卸的机器也从上海运到了香港, 开始筹建搪瓷厂。第二年, 李关弟写信给祖父, 索要金鼎牌商标注册资料, 而祖父已因病故世, 我父亲徐晴阁给李关弟寄去了相关资料。

1952年, 李关弟在九龙观塘道建厂, 当时只有二座炉灶。1953年, 聘任倪铁成为香港华昌搪瓷厂首任厂长。1954年, 香港华昌搪瓷厂有限公司正式注册, 注册商标为Golden Pavilion (金鼎牌) 。

香港华昌搪瓷厂是二人合伙的私人有限公司, 虽然是我祖父投资, 但由于1950年10月祖父因病故世, 整个在香港的创建工作都是舅公李关弟完成的。之后, 便一直由李关弟一个人独自经营。

二次大战结束至1955年的十年间, 百业待兴。由于世界各地都处于战后经济恢复期, 使得这一时期的香港搪瓷工业十分兴旺。货如轮转, 普遍获利50% 以上, 甚至100%。李关弟因此掘得人生第一桶金, 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挺进尼日利亚:创立西非光大 (GRAND) 实业公司与香港华昌集团

然而, 自1956年开始, 香港的搪瓷工业一路下滑。之后, 整个行业, 一蹶不振。

香港是个弹丸之地, 搪瓷工业鼎盛时期, 大小搪瓷工厂却多达34家, 且都是逃避国内战乱、从内地迁徙至香港的上海资本家投资创办, 原本竞争就十分激烈。

香港的搪瓷产品95%以上依赖外销, 但是1955年之后, 外销市场发生了变化。

1956年, 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为保护国内企业而相继禁止进口香港搪瓷制品。1957年, 作为香港搪瓷制品主要销场的西非国家, 由于自然灾害, 停止了来港订货。尤其是西非的主要买家——尼日利亚, 自1954年实行自治以后, 大幅提高了香港搪瓷制品的进口关税。

外销市场的急骤变化, 使香港搪瓷工业陷入了困境。1958年, 香港搪瓷工厂由鼎盛时期的34家锐减至16家, 许多搪瓷厂因外销订单窒息而倒闭。李关弟与我祖父徐文甫合伙创办的香港华昌搪瓷厂, 当时规模不大, 只有二座炉灶, 还能维持开工。然而, 在香港继续发展搪瓷工业, 已经前景黯然。

为了摆脱困境, 1960年, 香港益丰搪瓷厂、远东搪瓷厂率先到尼日利亚投资设厂。之后, 李关弟率子李文龙也来到尼日利亚。1964年, 李关弟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 (KANO) 建立了尼日利亚华昌搪瓷有限公司。从此, 李关弟的企业在西非突飞猛进, 迅速发展。从搪瓷业扩展至塑料、食品、钢铁、化工、建材、电站等, 创立了多元化、跨国经营的西非GRAND (光大) 实业有限公司与香港华昌集团。1990年, 舅公李关弟的企业集团在西非拥有50多家工厂, 10000多名员工, 净资产1亿美金。华昌集团成为西非排名第三的著名华资集团, 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尼日利亚大使馆的保护。

四、 李氏与徐氏分割资产: “ 华昌集团” 更名“李氏集团”

1989年, 舅公李关弟80大寿。为了避免身后财产纠纷, 李关弟将华昌集团中我祖父徐文甫早年投资的股权资产, 划拨给了在香港经营企业的、我的父亲徐晴阁。1990年, 李氏与徐氏分割资产后, 运行了38年的香港华昌搪瓷厂有限公司就在港英工商处注销了。1998年李关弟逝世, 其子李文龙继承企业后, 便将“华昌集团”更名为“李氏集团”。

李文龙执掌李氏集团后, 企业进一步扩张, 投资开办的工厂发展至179家, 分布于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东部的哈科特港、西部的拉各斯, 以及加纳、利比里亚等地, 雇用当地员工超过50000人, 其中有100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技工, 另有1000名来自其他不同国家的技术与管理人员。

李氏集团在非洲以生产塑料拖鞋闻名, 占据尼日利亚95% 以上市场与非洲60% 份额, 素有非洲“拖鞋大王”之称。

然而, 由于管理混乱与过度扩张, 李氏集团的销售业绩一直不佳。2012年, 其在上海的公司已撤销。近年, 李氏集团已经跌出西非华资集团排名前列。李氏集团的企业与市场均在西非地区, 而这一地区的整体经济落后、社会贫困, 李氏集团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五、热心公益, 捐资家乡建设

舅公李关弟继承了我祖父徐文甫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挚爱中华的民族精神, 对家乡人民、家乡建设, 十分关心。

1970年, 阔别了20多年的李关弟第一次回家乡探亲。看到家乡面貌虽有改观, 但与当时的香港相比, 差距甚大。李关弟为之动容, 当即出资10万港币, 为刚刚建校的下应中学建造了一幢教学楼。那时, 下应所有的中小学还都是平房, 没有高楼。这次探亲, 李关弟还为自己家乡十八都村出资建造机耕路, 捐资修缮村里的古寺、古庙。

1999年, 下应中学选择新址扩校, 重建校舍。那时, 李关弟已故世, 其子李文龙秉承父亲李关弟遗志, 捐资完成了新校区一期工程4幢大楼的建造, 奠定了新校区的基础。2000年, 新校区落成, 宁波市人民政府为了彰扬爱国义举, 将“下应中学”更名为“李关弟中学”。

在李关弟捐资建造的一期工程基础上, 宁波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2010年又投资建造了二期、三期工程。现在的李关弟中学, 占地70亩, 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 绿化面积10000平方米, 有二幢教学楼, 一幢实验楼, 一幢艺术楼, 三幢宿舍楼, 一幢行政楼, 一幢食堂楼, 餐厅可同时容纳2000人用餐, 另有3000平方米的室内运动场, 7个塑胶篮球场, 学校设施、教学质量均达到浙江省一类办学标准。李关弟中学是中国书法教育实验学校、浙江省艺术特色学校、浙江省初中示范学校, 是宁波学生“小升初”的首选学校。

华人企业家 第2篇

胡武云

(广西大学 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0)

［摘要］：本文首先粗略介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道家、法家等相较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其次，表明了当前“家族企业”现状和普遍性，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港台、中国大陆，家族企业都茁壮成长。再次，在中国几千年风风雨雨历史中，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指出中国文化“家”的根源性。最后，选取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优秀性的一个较小的角度，分别表明儒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深刻影响。

［关键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华人家族企业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就儒家文化的系统性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来看，儒家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当时的“无为”是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就更加“大有为”，但消极避世的思想抹杀它一定的光彩。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自秦严刑峻法和秦朝的迅速崩溃后，法家文化逐渐走向穷途末路。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更是世界军事领域著作的一朵奇葩，但没有续作者发扬光大。儒家文化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流长而不衰，就得益于孔子及其后历代圣贤的儒家文化的精神滋养。儒家文化就当前对国家、社会、民族、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企业、个人的现实意义影响而言，有其相当先进性的一面。当然儒家文化有其不容置疑的优点，同时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它的优点，发扬儒家文化先进性的一面贡献于华人家族企业。

所谓“家族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或者用泛家族规则来整合企业的管理资源。首先，东南亚是最早的华人移民地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华人经济已成为东南亚各国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人经济就是靠华人家族企业支撑。港台的大型企业如长江实业、台塑也是家族企业居多。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营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所以，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是中国人的生活重心，研究华人的企业文化，自然要特别注重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家族企业是华商企业的主要经营形态。华人家族企业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中国人的群体精神是“家本位”群体精神，具有典型的家族 文化特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就是“家本位”的代表。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强调君王应当像“家长”关心家族成员一样关心自己的子民。在家要父慈子孝，在外任职要做父母官，一切都要遵守伦理秩序。所以，中国人的社会人格是以“家”为中心的。其次是家旅世袭制，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形成了中国人特别严重的内耗特点和防范心理，但它也强化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迫使人们从内寻求支撑，以血缘关系为最基本的纽带，渗透到家族资本的运作特征中去。中国人在本土以血缘为纽带抗拒天灾人祸，而在国外，上无片瓦遮天，下缺立足之地，就只能以血缘纽带求生存求发展，由此形成海外华人独特的家族世袭管理模式。所以绝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都带有世袭的倾向。

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

儒家思想是以“仁”作为核心的概念。孔子所谓的“仁”，在字型上是“从人，从二”，亦即“二人为仁”.“仁”字的基本涵义是二人的关系，仁也即“爱人”，从而道出人与人之间适度的关系，最终的实现通过“善”联接。儒家文化讲究“择善固执、止于至善”。若是孤独的一人，则没有行善的机会。所以，儒家没有关起门来做圣人，而充分发挥社会关怀。这有利于发挥华人家族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也有利于华人家族企业家“富则兼济天下”。最终驱使华人家族企业家最终把一定量的社会财富通过捐赠的形式回馈社会。彭年酒店董事长、港商余彭年全身投入“彭年光明行动”的慈善事业，5年内在国内的甘肃、湖南、青海等九省一市计划投入5亿元做20万例免费白内障手术。而且每年都有大量财富进行捐赠。余彭年从几乎身无分文的内地人只身到香港闯天下，从打工者一步步积累财富，创立年营业额达20亿彭年酒店集团。期间积累财富的艰辛恐难为他人所知。但拥有了财富却兼济天下。这和儒家文化“向善，行仁” 的深刻思想不无关系。“仁”还促使华人企业家完成一定的社会价值。阿里巴巴网站创始人兼董事长马云讲过：“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的。企业家的公民意识正是源于这种企业家精神”。“仁”套用一句很现代的话就是“以人为本”，真正“以人为本”的企业家，也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中国历代国家都有实现“仁政”，企业家也可以实现“仁商”，这样可以促使企业家和员工实现和谐相处的精神。

义是事之“宜”，即“应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的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所以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华人企业家如理解不是很深刻，舍利而取义就大错特错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影响了很多企业家。其实，要深刻理解：企业的本质天然具有趋利性，企业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此需辨证理解“义”与“利”的关系。孔子也曾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人其实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商人只知“唯利是图”，舍义而不顾，这种商人往往不择手段追求钱财，最终做不长久。第二种商人“有义无利”，只讲哥们义气，到处被人赊欠，资金链一旦断裂，弄的企业衰败。二世祖败家的例子不胜枚举。第三种商人讲究“有利有义”。这是商人最高的一种境界。这种情形是可以做的到的。香港首富，世界上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就讲过“行仁义之事，赚无量之财”。李嘉诚成功帮助包玉刚收购九龙仓就做到“有义有利”。李嘉诚不遗余力帮助包玉刚的中资财团，是出于义；后得到九龙仓的股份，则获得了利。所以，对于华人家族企业家，更应辨正理解儒家文化中“义”与“利”的关系，这样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还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人要满足欲望，有礼予以调节。礼还有一种功能，就是使能文雅，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有礼才有道德。尊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礼就是人们的共同规则。马克思曾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手足之情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只有他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人与人互动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最基本的要求是“法”，较高尚的安排是“礼”。论语中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从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合而观之，礼与法可以并称，都是教育的初步内容。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企业家立身处世，不能不知礼。礼不只是典礼仪式或教条形式，它必须深植于一个人的内心情感。礼仪促使情义的深化，礼法与情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华人企业家在管理家族式企业时，公司内部企业文化崇尚“礼尚往来”，“有礼有节”，“礼多人不怪”。华人家族式企业更倾向于“人情礼仪主义”的特色。他们在做决策时往往必须考虑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西方企业中，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而儒家文化更倾向于鼓励雇主与员工以礼仪情感成分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华人社会有一种习俗：在农历新年前夕，华人家族企业老板会给员工不同金额的红包，以此表达对员工贡献的一种情义和奖励，员工可以根据红包的大小，了解老板对于自身表现的评价。

智对于儒家文化是相当重要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孔子周游列国而传授知识，既重视实践知识，又重视书本知识。孔子博大精深的知识和智慧，成就了他圣人的威名。儒家思想自董仲舒大力提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变成儒教，儒教与封建政体相结合，同时开创了科举考试选拔社会人才为国家服务的先河。儒家文化的知识与智慧，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儒们的发扬与提高，终于成为中华二千多年来的主导文化。新儒家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称为“四书”，作为新儒家的基本经典。它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尤其要达到修齐治平，没有广博精深的知识和智慧，是很难成功的。当然，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做治国平天下的事。他仅仅需要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的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只有这样，他尽到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就达到人格的完满。儒家文化积极的入世精神使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出世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对于华人家族企业中成功的企业，无不非常重视知识。“知识改变命运，智慧创造辉煌”。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尤其需要学以致用，大胆创新。华人家族企业家为了企业的传承，无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李嘉诚就把两个儿子李泽楷、李泽钜送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博士才回港委以重任。王永庆就把儿子王文洋送到英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派到大陆担当重任。

信是偏重人要讲究诚信，讲究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及人和推己及人者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道，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在华人家族企业里，员工为了获取决策者的信任，往往必须牺牲个人的方法或短期利益，展现出对组织的忠诚。员工唯有在获得老板的充分信任之后，才能缩短员工与老板之间的社会距离，并进入组织中权力的内圈。因此，儒家文化的当权者在考量他跟某以特定下属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特别重视“忠”“诚”的因素。

总之，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也不是彼此割裂开来的，而是彼此之间都有深刻的联系。“仁”和“义”合二为一，就是行“仁义”。华人企业家尤需行仁仗义，反对假仁假义。礼仪促使情义的深化，礼法与情义使人向善，从而向“仁”的核心转化。“仁、义、礼、信”的实现，最终更需要智慧做基础，所以中华仁人志士都积极入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追求智慧和光明。诚信、忠恕之道就是仁道，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又包括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所以，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大基本点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为依归对华人家族企业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台）傅佩荣 哲学与人生 第一版 东方出版社 2005年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www.yifan.net 下载。

华人企业的品牌之路 第3篇

6年前从宏碁退休之后，台湾IT教父施振荣本着不留一手的理念，与当年创业的老伙伴们共同创办了“中华智融”，做起了管理咨询，为华人企业奉献过去几十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可谓难能可贵。

1992年，为了配合当时宏碁装配业务的外移，在与员工沟通的时候，施振荣灵机一动，发明了著名的“微笑曲线”，其具体的含义是一条两端向上的曲线，左边的研发和右边的营销能够产生更高的利润，而中间的制造能够产生的附加值最低。此后，宏碁即按微笑曲线实施自己的战略，而且越来越往微笑曲线的右端移动。如今的宏碁已经更像是一家品牌运营公司，将所有制造业务外包出去，甚至连渠道、分销、物流等也都交由专业的第三方来运营。

这些年来，施振荣也不遗余力地呼吁华人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因而被称为“品牌先生”。几年前他曾经写过《全球品牌大战略》一书，从全球品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建立品牌的一些经验和看法，提出了“品牌价值=定位×知名度”的公式，认为建立品牌需要经过5个步骤：命名、设计各种识别体系、口号与企业标语、与形象一致的制作物与公关活动、品牌沟通。

如今，他又推出新著《施振荣开讲——民族品牌升级之路》，进一步将自己对品牌的关注落实到华人企业身上。在这本书中，施振荣结合众多中国台湾本土企业如大同电饭锅、黑桥牌香肠、台湾牛肉面、众多台湾老字号、台湾蝴蝶兰、台湾小型笔记本电脑品牌、台湾旅游业等众多品牌的案例，就如何拓展品牌，做了深入的分析，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这里，他并没有选择自己最为熟悉的IT产业，而是深入到台湾几乎所有的产业中，这也充分反映了他希望借助自己的努力，尽快提升台湾各个产业品牌形象的拳拳之心。

结合这些台湾企业的做法，施振荣做了很好的总结，很多地方非常值得内地企业学习。例如，他提出，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要建立真正的品牌，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是以客户价值作为思维龙头，另一个是要做到“端到端”思考，从头到尾每个阶段都要能够为客户提供价值。他还特别强调，品牌能力建立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

施振荣观察到，台湾的大同电饭锅50年来一直维持圆圆胖胖的外观与几乎不变的功能，却能够畅销不衰，其中的关键在于“透析客户洞察”——任何品牌的最终价值都是为了创造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一个品牌在创造新价值的同时把原来的旧价值减少，消费者就不会买单。大同电饭锅让消费者使用“很习惯”，这也是一种价值，因为消费者觉得“我够用了”。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任何长久不衰的品牌，其背后的奥秘都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通过对台湾蝴蝶兰产业变迁过程的研究，施振荣发现了以品牌公司为龙头的集群式创新。台湾蝴蝶兰企业如今流行“打群架”，例如东方兰园的老板林明星除了自己有2.3公顷的温室之外，还有一个位于彰化的卫星长帮他代工小苗和瓶苗。在这里，品牌公司是整合者，它来分配利益，分担风险，对产业生态的价值链进行分工，并厘清生态中每个人的责任。以一家比较好的品牌公司作为旗舰，只要行业内一家公司成功打出知名度，就会对所有人都有利。这与内地手机产业的蚂蚁雄兵打败国际巨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家为运动服装厂商提供特殊机能布料的台湾企业，延美在建立自己的品牌并与行业老大、全球著名的机能布厂商Gore-Tex竞争的时候，采用了颠覆式创新。延美有一项创新的技术，它先找到对该技术敏感度最高的目标客户。先与这批专业小众沟通，之后再通过口碑传播与大众沟通。这种方式对于很多新品牌建立广泛的影响力是非常有效的。

而针对很多台湾的老品牌，施振荣认为它们应当应时而变。当然，传统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巨大的，例如台湾著名传统担仔面品牌度小月的第四代经营者洪秀宏打算将担仔面摊后的招牌灯和前院灯改成定时器的中央控制，却遭到了坚持传统的父亲的坚决反对。而更多的传统台湾品牌已经开始了适应新环境的变革，例如台湾第一大香肠品牌黑桥从专走直营店到走向超市量贩店、便利商店，还另创品牌“德意厨房”涉足西式肉品、熟食。

华人家族企业行为特征及其文化基础 第4篇

关键词：家族企业,家族文化,文化基础

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运作显著区别于西方家族企业，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紧密结合，家族成员既拥有所有权又拥有经营权，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高度集中在企业主手中，表现出古典企业“两权合一”的显著特点。近几年，我国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一批优秀的家族企业，从而带动了国内学术界对家族企业的深入研究。本文将从家族文化的角度，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家族企业行为及其管理模式，进一步探究家族企业存在并得以迅猛发展的深层原因。

一、华人家族企业行为特征分析

1、独立控制偏好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合一是华人家族企业的核心特征。中小型的家族企业一般都是企业主与经营管理者简单的合二为一，而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企业所有权由家族成员拥有，重要的决策权与资源则掌握在家族的“家长”手中。Jansen和Mecklin的经典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减少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监督成本，从而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利润水平，因此，家族企业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在实证上，Guido Corbetta和Daniela Montemerlo (1999)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意大利和美国家族式中小企业在股权集中度方面的差异，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2002)在对私营企业的调查中调查了中国民营企业(其中99%是中小企业)的股权结构，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中、美、意在家族成员内股权分配上存在差别，但股权集中于家族成员这一点则是共同的。在控制权方面，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赵伊川和刘斌，2001)对此也提供了实证依据。该项调查共访问了1947名民营企业家，从结果看出，民营企业主无论大事小事都倾向直接干预决策，在一般管理问题上也并不放松，显示出华人家族企业控制权高度集中的倾向。实际上，最近的研究(David G.Hoopes, Danny Miller, 2006)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治理结构的选择性偏好，这种偏好使得家族企业更倾向于由家族成员独立控制。

2、差序式治理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企业的主要职位由家族成员承担。为了将企业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家族手中，治理结构的其他职位也全部或部分为本家族或至少为准家族成员所占据。从权力距离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方面看，权力距离很大。典型的华人家族企业的治理原则首先考虑的是“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重要职位更是以亲缘、地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取舍。家族企业除由家长出任企业最高阶层职位外，绝大部分要害的领导位置由家族成员或准家族成员控制，董事长、总经理等重要职务的担任者大都具有父子、兄弟、配偶等血缘或姻缘关系，甚至企业管理层的成员大都是家族成员或与家族成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

家族企业内部的管理运作，不是根据明确的规章制度及完善的管理机制，而是以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与企业其他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的“关系”为依据，企业采用随意的“人治”进行管理，正式的规章制度对他们没有规范效力。这种“人情至上”思想的影响，表现在管理中，就是“情感”多于“法理”。实际操作中，最典型的做法是，企业主通常将下属分为“自己人”与“外人”。郑伯壎(1995)认为，企业主在区分自己人与外人时，主要采用三个指标，即关系、能力及忠诚度。所谓关系指的是企业主与员工间的情感关系，家族成员的关系较为密切，而陌生员工的关系则较为疏远。能力指的是员工执行其工作任务时，所需具备的知识、技能及胜任工作的程度，一般而言，这可从工作绩效表现出来。至于忠诚度，是指员工对企业主与企业效忠的程度，亦即个人对公司与企业主具有一种长期而持久的自发性责任。

3、关系网络依赖

郑伯壎(1998)认为，家族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都镶嵌在强有力的企业网络上。华人家族企业之间强有力的网络是通过亲属关系、宗族关系、地域关系和种族关系等四种关系原则建立起来的。家族企业根据这些原则，确认其潜在合作伙伴的身份及其等级，并将其放入合适的位置，建立相应的网络关系。具体过程是：家族企业首先从靠近自己的“圈内人”中寻找合作伙伴，由最亲密、信任度最高的家族、宗族成员或同乡结成小型的企业网络;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也不断扩大，成员愈加复杂，可能超越语系集团和地缘的界限，形成较大规模的企业网络;实际上，如果潜在的经济利益大于与其他种族合作的代价，家族企业甚至可能跨越种族的外在界限，建立与“圈外人”的网络关系。

哈密尔顿(Hamilton, 1991)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比较了西方和中国历史之后，得出结论：经济的基本单位实际上是家庭企业的网络，这些网络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调整自己的范围和基础。雷丁(Bedding, 1991)根据对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长期观察，发现家族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但企业间存在稳定、高效的网络关系，因此得出了家族企业组织行为“弱组织和强网络”的重要结论。黄绍伦(2001)认为，家族企业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活力和竞争力，与它们在“诚信”基础上“组成具有一定自由度的、横向的组织结构”有着密切关系。郑伯壎(1998)通过探讨台湾华人家族企业网络形成的过程及其特征，实证了华人家族企业关系网络的效能。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家族企业网络可以理解为一种比市场机制有效、比大型科层制组织灵活的中间组织形式，它既能通过网络内企业之间重复交易产生的信任和承诺的协调，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又能在保持企业本身的生产规模不变(即无需扩大企业管理层级及增加管理费用)的条件下，通过网络内企业之间分工协作形成动态的利益联盟，达到网络整体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

二、华人家族企业行为的文化基础

华人家族企业的上述行为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由于几千年的家族文化的影响，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逐渐成为家族企业成员，特别是领导成员之间信任的基础。有别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华人家族企业对血缘关系比起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要重视得多。下面从人际信任、人际关系信任结构以及关系网络方面探究影响华人家族企业行为的文化因素。

1、家族文化与人际信任

信任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社会信用和道德规范，社会信用是通过制度立法及其实施形成的信用治理，道德规范则确立了一套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准则，这两者都是通过惩罚(经济的与社会的)和约束发挥作用。另一部分则是在具体交易中建立于个人特征之上的信心，每个人会按照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而进行信任度分类，并在长期关系或交易中动态地记录和进行信任管理。在我国文化空间下，信任的产生主要有三个途径：

(1)家庭、家族生活中所形成的核心层信任。这是华人社会信任结构中的基石。

(2)传统中由纲常伦纪的礼法制度所产生的信任。这种信任在传统中国社会能跨越地理距离和团体，使人们对相互的交往产生预期。但这种信任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理性制度信任的逐步建构。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制度对信任的广泛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支持，使得更进一步的风险承受能力与信任行为成为可能，这种支持在组织中可以产生更好的工作绩效。

(3)泛家族关系运作中由习俗、道德规范和礼尚往来所产生的信任。这是华人社会中最复杂的信任，即泛家族主义信任。这种信任的产生不仅与人们之间交往的次数、频率和回报预期感受相关，而且与华人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交往的文化规则有关，这些文化规则对信任的产生有一种先验性的奠基作用。

2、家族主义与信任结构

华人社会的亲缘关系并不是“兼爱”，而是依据与家族核心成员的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差序结构”即愈近者愈亲，愈远者愈疏。反映在信任与信用关系上，也呈出一个内外有别的“差序结构”。这种信任结构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特定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或者说，特殊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与家族主义相关联的。对于家族或家族化成员(自己人)表现出极高的信任，而对于非家族或非家族化成员(外人)则呈现出很低的信任或不信任。这种基于家族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特殊主义信任我们称之为“家族主义信任”。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处于家族主义信任的核心层，但显然这一核心层还不足以解决超越家族交易的信任问题，这时，家族主义信任的原则是：在合作演进过程中将长期参与交易的部分成员家族化，即在伦理、情感以及回报等原则上施以家族成员相同或相似的行为准则。因此，家族企业通常通过家族化将家族外部的非家族成员纳入类似于家族成员的高信任层级。这是一个特殊的信任管理与合作演进过程，是建立于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下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行为。在中国长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这一由私人信任体系的发展而成为主导性合作演进制度的安排有着特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从本质上讲，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信任制度短缺或失灵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的结果。

3、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和人际信任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并最终对企业经营组织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结构建立了产业系统的规则和脉络资源，其中，规则限定了厂商行为与市场关系结构(即经济行为的组织结构)，而资源则给定厂商的行为力量。因此，可以说是社会结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约束条件和影响因素。许多学者研究了中小企业和家庭代工现象，均指出网络式组织形式是符合华人社会因而普遍存在的一种产业生产组织模式，其中，人际关系网络是整个产业网络的基础，通过关系网络的协调促进了厂商间的合作，从而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在具体的机制方面，陈东升(2001)认为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是影响网络运作的重要因素“维系网络运作的机制是从人际关系发展出来的信任关系，信任程度依照差序格局、亲疏远近的结构由强至弱，企业主利益的考量会因为人情及信任而产生延缓性支付，或是其他非立即性利益实现的行动”;陈凌(1998)分析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的信息特征，并籍此指出华人企业内部的信息特征是科层组织失灵的主要原因，网络组织可能成为组织分析的新范式。

三、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及人际关系对现存的经济组织结构、对经济组织的发展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传统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也还具有某些积极作用。中国家族文化积淀之深厚，对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之大是其他民族的家族文化所难以比拟的。尽管家族文化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也正处在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融合之中，但其深层的核心结构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深入研究家族企业，可望能总结出中国社会特有的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制度、企业内部有效的治理结构、行为管理模式、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源配置机制等极有价值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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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丁 (G.Redding) .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 (中译本)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

[4]福山 (F.Fukuyama)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繁荣经济 (中译本) .海南:海南出版社, 2001.

[5]王询.人际关系模式与经济组织交易成本[J].经济研究, 1994, (4) .

[6]赵伊川, 刘斌.中小型家庭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对比研究——以中、美、意三国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 2001, (5) .

著名华人的故事 第5篇

大学期间，叶檀就对非专业的财经领域兴趣浓郁。她曾自嘲：“早知自己对财经感兴趣，当初干嘛不报考财经院校?”

阴差阳错，命运使然。在史学界，研究明清史的叶檀，还是小有名气。前后，各地新华书店，曾面世一套“看了明朝就明白”的系列丛书，其中就有她的那本《明朝的明白人》。

博士毕业后，叶檀曾先后供职复旦大学和上海社科院，工作稳定体面，每天按部就班。“我在书斋里，呆过很长时间，日子过得兴味索然，找不到兴奋感。”叶檀说，“每人为了写论文而汲汲营营，至于写作兴趣和意义，全无顾及。一年完成一二篇论文，便万事大吉，束之高阁。”

如果继续留在体制中，周而复始，叶檀觉得未来一目了然，甚至都能看到后半生运行轨迹。是为了表面的安逸风光，还是听从内心召唤?叶檀勇敢选择了后者。在她看来，人的一生充满无数次选择，选对了，一帆风顺，否则步步惊心。

，财经类媒体风起云涌。一群南方媒体人，在上海创办一份新报纸，叶檀被他们身上的激情四射和自由精神所感染，加盟其中，开始为报刊撰写财经评论。在叶檀看来，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想要成功转型，建立一套完整秩序，有两样东西不可或缺：一是经济，二是法律。“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两样都做，只能选其一，为此，我选择经济。”

带刺玫瑰，侠骨柔情

作为资深财经类专栏作家，叶檀的日常生活紧张而忙碌，每周工作七天，每天持续十几个小时。每当夜阑人静，孤灯相映，她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键盘敲击声一直持续到翌晨五六点钟。当外面晨光熹微，市声甚嚣尘上，她则疲倦地睡去。

通常，叶檀选择中午作为一天开始。梳洗完毕，端坐电脑前，又开始一天的工作流程：上网浏览当天热点财经新闻，确定写作主题，分析相关信息和数据，约见业内人士，然后文思泉涌，一蹴而就，每天必成一篇。

“资本像水一样，哪里有利润，它就会往哪儿钻，这是市场的本性和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叶檀以其力透纸背的笔锋、猛烈的言辞、澎湃的激情，以及细腻的观察和缜密的分析能力，全面解读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而历史系博士的身份背景，让她总能在历史和现实、经济和政治之间自由穿越，游刃有余，找到相似之处，然后以清新洗练的文字，向公众解释普及，保持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审慎、客观和冷峻。

每天至少一篇财经评论，对一般人而言，能坚持十年之久，产量高达三千篇以上，如此勤勉和敬业，实在难以想象。每天写作不辍，不定期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叶檀在媒体的出镜率和发声率，一直居高不下。

但时评人这碗饭并不好吃，要么身陷舆论漩涡，成为众矢之的;要么蜻蜓点水，隔靴搔痒，不久便被踢出江湖。在叶檀看来，好的财经时评，不论观点正确与否，读之令人解闷、解气、解惑，针砭时弊，痛快淋漓。这就要求时评人在写作时，既不能柔弱无骨，绵软无力，又不能没有血气，闪烁其词。为此，她始终恪守文风犀利、言辞猛烈、观点鲜明、立场坚定之原则。

岁月荏苒，叶檀立足这个行业，早已练就了如何应对压力的杀手锏。她觉得，化解这些压力，最主要是经常调整自己心态，懂得与这个缤纷复杂的社会，如何进行磨合，她喜欢用绵里藏针的方式，与各种压力周旋，不主张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图一时之快，口无遮拦，“因为这样，很可能把未来几十年，能够继续做这些事情的机会断送了要把一件事情，说透彻而不是说痛快，这很重要。”

一般来讲，财经类作家逻辑严谨，一本正经，而叶檀的文章却文采飞扬，妙语连珠，她说油价、侃房产、评股市，也说“豆你玩”和“蒜你狠”。在叶檀看来，经济其实就是生活，既有大手笔的大交易，也有小市民的柴米油盐。

有人这样评价她：“叶檀是个思维极其敏捷，眼光精准独到的女人，能够迅速捕捉到整个问题中的逻辑关键，并一语中的文字简洁练达，痛快淋漓，有鬼斧神工之感。”

多年来，叶檀对各种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及时点评，颇有忧国忧民情怀，她也从一定层面上，启蒙了缺乏经济常识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在中国百年女性史中，能够对政治、经济公开发表言论，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广受拥戴的女性并不少，叶檀是其中之一。

倾心工作，享受生活

江南的惠风细雨，在叶檀眉宇间印下的全是温婉柔美，裹上旗袍，曼妙可人，活脱脱一副江南女子情调。只是这样养眼外表，难掩骨子里刀锋一样的犀利，一言既出，入木三分，总有人躺着中招，即使高高在上的证监会，也不在话下。

于是有人称她是财经界的张爱玲，“眼神清冽，笔锋犀利;不怕出名，又极端维护私人生活，看镜头里的她，下巴忽然傲然一抬，眉宇间一抹冷艳，果然飘过一缕张爱玲的魄”

自从踏入这个圈子起，叶檀便把自己定位于关注民本、民生的经济学人。她表示，“我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希望中产阶层越来越多，如果GDP持续增长，不能让民众活得幸福、有尊严，增长何用之有?”

一次，针对政府是否该出手救市，经济学界争论得硝烟四起，以著名媒体人胡舒立为代表的市场派，坚决捍卫市场纯洁性。而叶檀则站在股民一边，强烈呼吁政府救市。她连篇累牍发表檄文，炮轰相关部门，“明知道制度缺陷，还不主张纠偏，唯一后果，是让投资者当炮灰”

在叶檀等众多人士的积极呼吁下，不久，重度套牢的中小投资者们，终于盼来利好消息，曾一度举棋不定的官方，终于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干预。看到股民们笑逐颜开，叶檀也甚感欣慰：“当许多人集体受难时，你要给别人以坚持的力量，让别人挺过去，而不是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

叶檀被誉为股民和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她在一篇谈及股市现状的文章中指出：“股市需要公平、正义、透明、合理的规则和措施，要得到80%股民的认同。任何掩盖寻租、利益输送的美丽、漂亮、蛊惑人心的言辞和设置，都应取消!”，此言一出，立即赢得广大股民喝彩，因此，读者和粉丝们，动辄以“叶姐”、“叶女侠”、“叶先生”称呼她，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射手座的叶檀直言快语，侠骨柔情。说话，言简意赅;做事，雷厉风行，嫉恶如仇，认准的事，坚持到底，绝不反悔。“我经常会揭丑得罪人，令人难堪，如芒在背，打上门来，威胁、利诱，都曾遇到过。比如我认为高科技转基因应该做，马上就会被戴上一顶帽子：卖国贼。因为批评地产商、上市公司暗箱操作，我也被骂得一塌糊涂。但我的心态较好。第一，我是依据公开资料，以事实和逻辑说话;第二，我写作初衷不是为了炒作出名。”

关系嵌入和华人家族企业的制度演进 第6篇

关键词：关系嵌入；华人家族企业；制度演进

一、引言

无论是海外华人家族企业还是国内家族企业，近年来都引起公众和学者们的充分关注，之所以引起关注。除了这些企业在经济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些华人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和制度演进上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甚至也不同于非华人家族企业，如绝大部分华人家族企业规模偏小：即使发展到一定规模，也不愿意充分社会化；不愿意聘请真正意义上的经理人：实施“子承父业”的传递模式等等。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上的诸多独特性到底是转轨经济带来的一种暂时现象，还是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之结果?不少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阐释，本文尝试从关系嵌入这个角度对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独特性加以解析。

二、“关系”的嵌入和华人家族企业的生成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企业看作是“投入——产出”的一个函数。认为企业仅仅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工具，“把企业视为一个无需了解的‘黑箱，所关心的只是那些决定厂商成本的纯粹技术事件”：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显然不满足于新古典对于企业的这种解释，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对新古典这种机械看待企业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并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来重新诠释企业的起源以及企业的性质。科斯认为，市场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契约”，而企业则是把交易的双方或多方纳入到组织内部通过组织管理来协调的契约形式，而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是因为企业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契约形式。

科斯对于企业的重新诠释有着极大的理论想象力，也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于企业性质的认识。但是无论是科斯的交易理论还是契约理论都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并没有借助史学的考察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考证企业的真正来源。而这正是科斯企业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即“以企业的功能来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汪和建教授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运用迪尔凯姆的相关理论，认为(解释社会现象时)需要遵循将“原因”和“功能”区分开的方法论，对科斯的企业演进说进行了正面质疑。汪和建指出：尽管我们相信企业确实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但是“以其功能来说明其产生的原因，在方法论上却犯了不合逻辑的目的论错误。”那么企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最早的企业形式又是什么?这些企业具备何种特征?

汪和建等其他一些学者借助于相关的史料文献，对企业的生成进行了发生学的考察，认为企业并非是在替代市场的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家庭由自给性生产向市场化生产转变时”生成的。“家庭”之所以能生成“企业”，是因为家庭不仅是具有血缘关联以及情感融入的亲属共同体，同时还是满足亲属共同体需要的经济共同体：亲属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虽然同存于家户，但两者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两者是“控制与支持”的关系：亲属共同体对经济共同体起着控制作用，向经济共同体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也向其输入劳动分工安排的必要信息：经济共同体尽管虽然具有独立的一面和脱嵌的可能。但主要是对亲属共同体提供物质支持，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模式下，两者呈均衡发展，融合在家户共同体中，但两者并不总是呈良性互动。当亲属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在“控制一支持”的关系上失去平衡时。家庭企业便会应运而生：一种是经济共同体的输出不变，而亲属共同体有了更高的经济目标，在亲属共同体的指令下，经济共同体会向外扩张并孕育出家庭企业，而另一种则是由于家户经济共同体无法满足亲缘共同体的正常需求，经济共同体必须要通过转变生产方式以及经营模式来满足对亲缘共同体的经济支持，这意味着，经济共同体有可能会从传统的经济活动(例如中国的小农经济)走向扩张型经济，从而会从家庭初级群体或亲缘共同体中生成家庭企业等组织，如果说前者是因为家庭成员经济理性的萌发从而促成家庭企业的生成的话，后者则可以看成是家庭共同体在生存理性情境下的一种穷则思变。

上述的逻辑推理事实上得到了相关史料的支持。从相关史实看来，最早的企业是从家庭衍生而来的，或者说家庭企业、家族企业是企业的原初形态。可以说，不同国家的家族企业都是从家庭亲缘共同体中衍生而来，这样亲缘共同体中的信念以及合作规则等也会带人到企业中，对于华人社会而言，“关系”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随着华人家族企业从日常亲缘共同体中衍生。关系显然也会嵌入华人家族企业中，也进一步影响了华人家族企业的内部组织行为。

三、“关系”的影响路径

1“强关系”身份对家族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家族企业资源配置显然是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层面。西方的很多家族企业在创业之初就订立了资源分配的契约。并且会把受益者具体到个人，这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方契约传统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对于华人家族企业而言，尽管家族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一般不公诸于世。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愿意公开内部事务的家族企业看到一些端倪。华人家族企业在获取一定的收益(剩余索取权)之后，其收益权是由亲缘共同体自主分享和分配的，但是亲缘共同体内的成员并不是均等分享这些收益，受到传统“关系”观的影响，“强关系”的身份因素对家族企业资源分配产生重要的影响。

家族企业从亲缘共同体演变而来，企业最初的启动资金往往属于整个家庭财产，导致家族企业的股东基本上是家庭成员。但这种资源分配往往并没有明晰到个人，而是属于关系共同体；非家族企业强调的是“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与“收益”的匹配性。从而带来一种激励机制，但家族成员从家族企业所获得的收益并不完全根据他的贡献来分配，由于家族财产在家族内部具有“非排他性”特征，包括家族要素报酬在内的企业剩余不是按贡献大小来划分，同时也不是按照某种形式的受法律保护的初始明示契约来划分，而是由家长按照利他主义原则和家族共同利益的需要来划分，即黄光国教授所谓的“各尽所能，各取所取”的“需求法则”(Need Rule)，相比于“强关系”的收益。“弱关系”作为外人则很难获取股份，我国家族企业即使发展到上市阶段后。其股份分配并没有像西方的上市家族企业那样逐渐社会化。而呈现出“一股独大”的局面。这至少能说明一点：华人家族企业在资源配仍不轻易向“外人”开放。显示出一定的封闭性。

2“关系”对企业权力配置的影响。华人家族企业的资源分配(包括股份)主要掌握在“自家人”手中以及极少数和企业主持人关系密切的“自己人”手中，而对于企业的经营

管理权来说。由于家庭内部的人力资本储备很难满足企业扩张时所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这意味着要么控制企业的发展规模，要么向外开放。吸取更多的人才加盟。那么。家族企业会采取何种路径?有学者发现。随着家族企业的扩展。其权力的开放和配置和国有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国有企业尽管“产权虚置”，但仍然存在“委托一代理关系”。而家族企业的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合二为一，这样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很多家族企业主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有的则是父亲是董事长，儿子或兄弟为总经理。总之是关系很亲密的人在一起搭档。

而更多的情形是：家族企业中有不同的岗位，如关键岗位、私密岗位、重要岗位特殊岗位普通岗位，不同的岗位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在家族企业中。随着岗位重要性的增强，任职人员和家族企业主持人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典型的岗位分布是：由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妻子或女儿担任财务会计。儿子担任业务主管，兄弟担任行政主管，侄儿和外甥会负责生产、质检等部门等。

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家族成员中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必然要向“外人”开放一部分权力，除了外聘经理人的能力因素以外，授权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家族企业主持人对经理人的信任，但这种信任仍然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之上。即使经理人很能干，如果得不到家族企业主主持人的信任。经理人一方面不会有被充分“授权”，另外老板会在其身边安插亲信监督：即使家族企业主持人可能很贤明，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其家族成员仍然会形成“影子内阁”，控制家族企业的实权，牵制经理人的实际权力。在家族企业的权力配置上。“授权”和“关系”密切相关。“关系”影响着家族企业的授权。家族企业的这种授权机制上的内倾化，不仅仅来自文化因素的规制，同时还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信用度有关。

3“关系”对企业决策流程的影响。尽管华人家族企业中科层齐全，甚至有着详细的规章制度、决策流程。但是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仍然是由“自家人”说了算，最后是由家族企业的主持人一锤定音，而不会按照流程，依据正式规则来议定。在重大问题的议定上。既表现出家族企业成员的谨慎性，也表现出一定的防御性。家族企业会咨询一些专业机构，征求一些专家的意见，但这只是一种有限的“制度化矫正”，并不能成为一种主流意见，也显示出这种决策方式的偏狭性和封闭性。即使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甚至上市阶段，对重大事项的议定仍然存在着排斥外人的倾向，家族企业成员仍然不愿意让外人置椽。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中，不仅存在着“一股独大”的局面。实际上还存在把企业的表决权掌控在“自家人”手中的现象。

对华人家族企业在议定重大问题上的这种倾向，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以亲情代替规则，会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德鲁克并为此建议道：家族企业要想保持生存和有效运作。在高层管理人员中，无论有多少位家庭成员，也无论他们多出色。也至少要有一位非家族成员。当然，“解铃还需系铃人”，家族企业的决策方式首先是由家族企业中的亲缘共同体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来做出选择，而常见的现象是：只有当企业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才往往导致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包括授权方式以及决策方式的改变。

4“关系”对企业的代际传承的影响。代际传承可以说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核心环节，也是彰显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独特性的最重要的一环。一般岗位上的经营管理层面上的委托代理只是企业局部的授权，而代际传承则意味着企业控制权的交接即新老权威的交替，可以说是任何一种企业组织都会面临前权威的退出和新权威的接替过程。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只不过对于家族企业来说，领导权力的让渡和接替比一般企业组织更为复杂和微妙。对于家族企业来说，领导层的继任问题不仅仅是从能力纬度选拔合格的接班人问题。还涉及到接任者的身份等问题。

从现实看来，华人家族企业都选择传给“自家人”而不是“外人”，其中“子承父业”是一种主流的方式。把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交给“外人”，在大部份家族企业主看来都不可接受，即使“外人”执掌有可能使企业变得更为强大，但在这个层面上，家族企业主不仅仅考虑一般意义上的风险因素，也不是仅仅考量企业的经济收益问题，而是授权的意愿和信念问题。代际传承和一般的经营管理层面的授权完全不同，后者涉及到交易理性的衡算，而对于前者，更多的是一种价值理性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社会中的代际传承显然受到“关系”和“身份”制约，传统社会的法则在华人家族企业中任然在延续着。

四、“关系”嵌入的功能分析

家族企业最初的运行正是借助于“低文本文化”的“关系合约”、依托于事前的信息储备和人际信任建构起一种非正式规则的合作机制，借助于这种“嵌入性”的关系资本。可以使较为复杂的合作过程变得可以预期，相互间也能够更容易沟通和合作，实际上也简化了信息传递、辨别诸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实际上，关系的强制性在于一方面是存在“内疚成本”。而另一方面关系契约之所以有效，是由于在一个信息相对充分的网络中，借助于频密的监督、重复博弈和集体制裁行为，借助于网络中的传播效应，借助于家庭等伦理实体中的非正式规则。可以有效地抑制机会主义。尽管最初的家族企业没有强制性的规章制度，而只是藉助于传统的情理规则来对“关系行动者”进行激励和约束。实际上，这些“关系行动者”并不是理性的“经济人”，而是遵循“自我主义”逻辑的。即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家庭、亲缘共同体为单位的。正如贝克尔至提出的：在一个家庭内部，利他主义是存在的，利他主义对家庭的支配如同利己主义对市场的支配，因为家庭中的利他主义可以给当事人带来回报，能分散风险。抵御灾变；但这种利他主义随着投入要素的费用的增加而变化。

华人企业家 第7篇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家族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这些家族企业在创业者的带领下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搏击,现在普遍面临着新老权力交替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家族企业发展危机最容易出现在在权力代际交替时期,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离去或退休的时候,往往就是企业终结的时候(Alcorn,1982)。Asrtachna(2000)估计,美国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二代,12%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传递给第四代。如果华人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过程中不能顺利完成权利交替,也将难以逃脱“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衰亡”的宿命。

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问题,多数学者侧重从权利继任的角度研究权力继任影响因素、权力继任模式、权力继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等问题。本文从基于企业资源和知识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创业者知识是家族企业战略性资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实质是创业者知识的代际传承,构建一个创业者知识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代际传承模型,最后运用模型框架对华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子承父业”的主流方式进行现实考察与展望。

1 创业者知识与家族企业成长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企业类型,近年来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存在很多差别,但要使对家族企业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关键要识别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显著因素,这些因素存在家族企业内部,有着不同于非家族企业的显著差别[1]。以Penrose、Barney和Grant等为代表基于企业资源和知识视角的研究,为家族企业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基于资源和知识理论认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可以归为三类: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2],但是资源本身并不能构成企业的竞争力,企业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并赋予其特定的职能[3]。根据Peteraf[4]的观点,企业必须满足四个条件才可能享受高于平均回报的持续收益,这四个条件分别是:差异性、事后的有限竞争、不完美的流动性、事先的有限竞争。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基于知识企业理论认为企业要有好的表现,不仅需要优势资源和能力,还需要嵌入在公司日常工作中默认可累积的知识(tacit collective knowledge)来成功地整合、协调、调动这些资源[5]。

创业者知识是存在于作为企业人力资本的创业者身上的技能和经验知识的总和。创业者知识是一种“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天生属于创业者,且由创业者控制着对其开发利用程度。家族企业的创立者、创业者在知识和技能上普遍具有企业家才能和素质,能在逆境中承受压力和保持冷静的特殊精神气质,勇于承担风险和经营失败的特殊偏好,具有超乎常人的对潜在市场机会的感知力,能敏锐识别新发明的价值并使之商业化,强大的生产要素的组织动员能力,经营决策和管理执行能力[6]。从某种意义上说,嵌入公司的特定知识(比如说创业者的知识、核心员工的知识)难以交易和模仿,具有稀缺性、适用性和专业性,因此这些特定知识以及创造和转移这些知识的能力被认为是公司的关键战略性资产[7,8,9]。

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创业者的知识一部分运用到企业内部,形成规则、制度和战略目标等,以可见的显性知识表现出来,另一部分以经验判断、专业知识等隐性知识的形式隐藏在创业者大脑里。在创业者指导下,使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的专业化知识得以固化、积聚和融合,形成公司日常工作中默认可累积的知识(tacit collective knowledge)来成功地整合、协调、调动家族企业的各种资源。“创业者的知识”随时间推移动态变化,这些嵌入家族企业的创业者知识具有差异性,难以交易和模仿;具有稀缺性、适用性和专业性。创造和转移这些知识的能力是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在家族企业创立之初,控制权牢牢掌控在以创业者为核心的家族成员手中;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企业逐步扩展,通过市场契约融入非家族的资本(社会资本),但企业在性质上符合家族企业的传统定义,家族资产占控股地位,它是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的结合体[10]。在家族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创业者作为“企业”与“家庭”组织中的双重“核心签约人”,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创业者作为强势主脑核心,监控和管理企业,去塑造和追求家族愿景,并希望企业能稳定地代代相传,在企业目标、战略、组织结构和其他行为方式方面具有不同于非家族企业的独特性[11]。从家族企业内部来看,创业者的知识被认为是家族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家族企业的成长主要受到企业家个人经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约束。现实中的大量案例己经证明,许多家族企业的兴盛和衰亡都是与企业掌门人的知识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 创业者知识转移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在家族企业生存发展过程中新老掌门人的权力继任是最为特殊的时期[12],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涉及企业所有权再分配、兄弟姊妹关系、家族企业财产保护、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能否顺利完成代际传承是决定家族企业生命延续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如果后代不再具备参与高层管理的影响力、知识和经验,随着创业家族早期领导人的退休,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经理人员凭借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最终促使家族世袭管理方式的废弃(钱德勒,2001)。家族企业在长期竞争中丧失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族后代不能继承家族创业者的“企业家能力”(创业者知识),而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13]。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不仅仅是企业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移,而更多的是能否实现企业家的社会文化资本的传接[14],它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是创业者与下一代家族接班人相互角色调整的复杂过程[15]。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创业者不仅可以把有形资本、附属家族企业的网络资源传给后代,更是期望把隐性知识(默会知识)转移给接班人,从而维持家族企业的控制,促进家族代际财富积累。创业者知识是家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默会知识具有难以交易和模仿的专用性,创业者无法将知识和能力直接转移给接班人,必须在长期的互动中实现知识的代际传承。从本质上看,创业者将隐性知识转移给接班人、接班人学习传承知识并在企业实践中应用创新知识的过程,决定着家族代际传承的速度方向和制度安排。

本文参考Cabrera-suarez等[16]关于家族企业知识转移和继承人发展模型、张兵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动力模型[12],构建一个“创业者知识转移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对于家族代际财富增长的追求和利他主义(家族文化),是创业者知识在创业者和接班人之间代际传承的内在动力。在家族企业权利继任过程中,创业者和接班人个人因素的关系起直接决定作用。创业者知识转移的效果取决于创业者(知识转移方)的转移意愿、知识转移的渠道以及接班人(知识接受方)的接受能力,接班人对创业者知识的学习传承和创新将直接影响家族企业的竞争力,决定着家族企业的延续和发展速度。同时家族企业面临的外部商业环境(如外部竞争机会、职业经理人市场、法制信用体系健全、企业发展阶段等)和家族内部环境的影响(如家族凝聚力、家族成员角色认同、家族其他成员意愿等),企业契约关系(治理结构)将作出调整,家族控制权将发生相应改变。创业者知识转移一方面影响家族对企业控制权,另一方面也决定着家族企业的发展速度,从而最终影响着家族代际成长和家族财富积累。

3 华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选择及展望

在华人家族企业的治理中,设计市场契约(针对外人)、关系契约(中间人小集团)、责任契约(自己人)等不同契约类型,不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亲疏关系[17]。泛家族信任与制度化信任的双重残缺使家族企业难以向现代专业化管理转变,职业经理人常常面临着普遍的信任危机[10]。

在我国特定的制度文化形成的价值体系下,只有家族化的信任才能形成最优的合作(忠诚)[18]。社会信任的不足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成熟,使我国家族企业掌门人害怕将权杖交给外人,因为父子之间存在跨代补偿和报复机制,创业者的利他主义可以保持对子女转移支付,遗产税的法律缺失也降低了创业者与子女之间财产权转移的成本与风险。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忠诚度。子女由于与创业者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具备对家长式权威、家族企业和家族事业的忠诚,因而理所当然成为接班人的首要人选。在华人家族企业中,“子承父业”是最常见的代际传承模式。

华人家族创业者采用“子承父业”方式,非常重视对后代的素质培养和考验,最常见的是让子女接受国内外高等教育[19],或让子女从基层锻炼,或让子女独立创业。子女只有通过这些考验达到了创业者的预期目标,才能进入企业高层接管经营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子承父业”方式对于华人家族企业创业者知识的代际传承效果是有促进作用的。

另一方面,华人家族企业中单一压倒式“子承父业”的代际传承模式面临着新的危机和现实问题,突出表现为:

(1)创业者矛盾态度。创业者虽然有交接的主观意愿,但是由于华人第一代创业者通常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投入了巨大财力和情感,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发现离开企业是一件具有挑战的事,因而会回避讨论下一代的继位问题或延迟传承时机,即使是权利交接了,创业者对新一代继承者也放心不下。这种矛盾心态容易使接班人失去信心和主动性。

(2)接班人进入企业的动机不足。很多家族企业创业者的后代是独生子女,后代可以轻而易举地继承巨大财富,能够享受美好生活,往往缺乏拼搏创业的勇气和激情,也缺乏家庭责任感。

(3)家庭内部的不团结。一旦家长的权威动摇,往往出现华人家族后代子女之间不服、亲戚之间不信任,容易产生分裂,对资源重新分配必将影响到家族控制权和企业的发展。

(4)知识转移效果难以控制。家族企业创业者为了避免企业有价值的知识泄露外人,在经营过程中有意识地防备知识不被制度显性化。隐性知识本身难以模仿、专用性强,在转移给接班人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和损失,同时接班人把知识嵌入到企业或到其他领域进行创新也将存在困难,如果不能很好地通过其他外部人力资本弥补,将会给企业的代际发展带来挑战。

华人家族企业要解决以上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通过一个好的“继任计划”来协调相关利益者,通过塑造家族文化来明确相关利益者(特别是创业者、接班人、家族核心成员)自身角色定位与家族荣誉感和责任感,将有助于推动华人家族企业创业者知识的代际传承,实现家族代际财富持续增长目标。

摘要：基于资源和知识理论的研究认为创业者知识是家族企业战略性资源,如何实现创业者知识的转移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核心问题。通过构建一个以创业者知识转移为核心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型,试图揭示权利继任过程中创业者知识转移内在机理。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创业者知识转移将通过家族企业发展和剩余控制权两个途径对家族代际财富积累产生重大影响。最后运用该模型框架,对华人家族企业“子承父业”代际传承模式进行简要评论。

华人企业家 第8篇

华人企业的成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其背后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思想、“当官发财”的观念和“重农抑商”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家庭本位思想对华人企业成功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 家庭生产主要依靠的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力, 其生产的产品都是自己消费, 不去市场上进行交换, 而西方的家庭生产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而是为了交换。

家庭, 在中国人眼里, 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保险和生活的小社会。家庭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主导精神, 家庭本位强调家族利益至上, 注重血缘亲情与家庭和谐, 它有着强烈的排他性, 强调家族的持续、长久的发展。纵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展史, 家庭本位思想贯穿始终。中国具有浓厚的家庭本位思想, 其形成原因有二:第一, 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的;第二, 在中国传统的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小农社会里, 对家庭有着严重的依赖性。

家庭本位思想与华人成功是密切相关的, 世界上的华人企业大都以家族企业为主, 它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企业。在中国, 成立企业, 为企业拼搏, 为的是整个家族的利益, 为的是用家产养育家人, 将家产留传给后代, 中国人的财产更多的是用来储蓄;而西方, 更愿意将企业托付给外人, 及时消费是企业发展的动机。另外, 华人为增加家庭资产, 追求最大利润, 将资金投入到利润高的行业, 而从利润低的行业中撤离出来。在西方, 发展企业是为了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关于财产的分割,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父亲血缘家庭为本体的观念, 崇尚父家长的权威, 在财产分割上主张统分结合, 分即均分;而西方则奉行长子继承制。华人对家属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都持排斥态度, 不信任, 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契约和法制观念形成的。尽管重用家属有较大的凝聚力, 如闻名中国的山西“票号”组织, 主要就是靠亲缘关系缔结的。家庭一旦成为生产单位, 便将家族的权威与企业层级制的权威结合在一起, 家族权威的维系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 “德高望重”是家族权威的道德标准。

再者, 华人筹集资金是通过家庭网络展开的, 开始创业时依据家庭网络进行转借, 而西方则是自己积累, 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 西方的资本家就试图通过自身的积累来发展壮大企业。

在家庭本位观念影响下的中国家族企业, 尽管使华人企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在华人中间也出现了不少世界级的大富豪, 但其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障碍, 如它将自己的家庭成员作为管理人员, 使中国的家族企业难以走上制度化管理;它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财产分配制度, 不是长子继承制, 使企业的股权责任不明确。对于这些障碍, 华人家族企业需要优化管理制度, 要将管理精英吸纳到管理层, 要不断学习和适应跨文化管理的营销模式。

二、中国传统的“当官发财, 光宗耀祖”思想对华人企业成功的影响

除了家庭本位思想的影响之外, 中国古代就有“当官发财, 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宗法制度, 它以血缘关系为中心, 家族成员的命运与整个家族密切相关, 一个人犯错, 全族遭殃, 因此就有了“株连九族”和“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之说, 因此为了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许多家族成员十年寒窗苦读, 走上仕途, 梦想就是当官发财改变全族人民的命运。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做官求富贵”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 本来就以家庭为中心的华人企业为了自己及整个家族的命运, 努力发展自身, 拓展内部事务。而西方则将“为上帝服务”作为发展的理念, 讲究实用主义。

三、中国传统重农抑商哲学对华人企业成功的影响

此外, 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哲学也对华人企业的成功有很大的影响。在古代, 商人很少受到政府的鼓励, 商人的资本几乎被均分完, 因此许多家庭生产的产品也就被自己消费掉。重农抑商政策形成于先秦时期, 儒家的孟子, 法家等都提出了这样的思想, 发展于秦汉时期, 商鞅变法开启了其发展的先河。重农抑商政策是自然经济的反映, 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必然产物。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 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巩固自身的统治。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如这一政策抑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使企业仅仅停留在家族内部的发展, 也奠定了中国华人家族企业从自己家族内部拓展关系, 无法超越家族而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模式;另外这一政策也使中国企业的发展缺少了宪政的精神, 纵然使华人企业在世界上立足发展, 但也带来了诸如管理制度和模式不能与时俱进等许多问题。

总之, 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文化沉淀的家族制度是支撑中国社会的基础, 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给自足的家庭社会基础之上的家庭本位的伦理道德观念, 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哲学思想以及传统的“当官发财”思想等都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全球化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学林出版社.

[2]徐义雄.《论海外华人企业管理的发展》.东南亚研究, 2000年第二期.

华人企业家 第9篇

关键词：政府部长,政治、经济、文化,个人才能

2009年, 朱棣文、骆家辉先后出任美国政府的能源部部长、商务部部长, 一时间在美华人包括中国人群情振奋, 欢声雷动。朱棣文出任能源部部长时, 有新闻如是:

美国华人 与有荣焉

目前, 美国华人界对朱棣文博士任命能源部部长的消息反应热烈, 不少华人表示, “从人情的角度来说, 有一个能在政府高层任职的华人, 是值得骄傲和欣喜的事”。

还有华人告诉媒体, 从早前的华裔职员卢沛宁成为奥巴马竞选阵营的幕僚长, 到奥巴马当选后选择亚裔担任其政府的重要职位, 说明亚裔移民在美国政坛上越来越受重视, “令我们全体华裔移民都感到骄傲”。

骆家辉出任美国商务部部长时, 在联邦商务部以亚裔代表身份担任共同主席的朱林骥也说:“很庆幸有一位真正了解亚裔社区的华裔新部长来担任长官, 不仅在将来可以在商业、经贸各方面帮助我们所有的亚裔, 更可以在全球金融风暴过程中, 来领导大家共同协力, 化危机为转机, 再创一个引领全世界的美国经贸及产业的新纪元。”两位华裔先后出任奥巴马政府的部长, 是赵小兰之后又一重量级任命。可以说, 美国华人在美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成绩喜人。这是否说明美国华人在美地位可以与主流白种人相抗衡了呢?我看不尽然, 这需要从华人的综合实力, 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实力分析着手。这些才是决定一个族裔社会地位的真正因素。

1 美国华人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简要分析

第一, 政治。

美国是选举制国家, 人口的多少决定选票多少, 选票多少决定政治力量的大小。美国3.5亿的人口中, 华侨华人总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是242万人, 占全美人口的0.9%。而据最新估算, “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王灵智说, 在即将于4月1日开始的2010年全美人口普查中, 美国华侨华人在人口总数或将超过400万”。美国华侨华人人口数量上已处于绝对的劣势, 此外不团结也削弱了华侨华人的政治实力。华侨华人从地域上来说, 美国华人包括美国本土繁衍数代的华裔、中国大陆华人、港澳台华人、世界各地华人的再移民, 这几大类别的移民生活背景、文化背景、政治立场和利益取向等不同, 彼此纷争不断, 整合彼此很不容易。因此美国华人的政治实力天生劣势, 在美国要获得全国范围的影响并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借助外力。

第二, 经济。

美国经济实力强大, 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经济产业是金融、军工、化工、信息产业、生物产业这5大产业, 这5大产业中的金融、军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绝对优势, 如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有相对优势。美国的金融产业, 犹太人是占统治地位的, 即使有金融危机, 犹太人的金融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军火工业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诺思罗普格鲁门公司、雷神公司等公司。这些军工企业是美国国防和称霸世界的支柱, 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是其统治者。有色人种一般是科研人员和普通管理者, 想控制这些大企业是不可能的。化工业则由老牌的杜邦公司和道康宁公司垄断。信息产业, 除了微软, 还有IBM、AMD、Intel等全球大企业。生物产业, 高端的生物制药企业归美国白人所有。而美国华人立足的产业是中餐业和制衣业。这两大产业是华人的支柱产业, 经济层次却很低。其他的华人产业如房地产、商业、金融等发展迅速, 却还不够强。在美国, 华人的经济地位相对于主流人种来说最多算是补充, 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第三, 文化。

美国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 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美国文化是盎格鲁萨克森白种人的白人文化, 英语为母语, 以基督教为信仰, 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和中国文化是不同的。华人移民美国100多年, 美国华人保留部分中国文化的特征, 基本被美国文化所同化, 他们政治上认同的是美国, 想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生活方式、价值观美国白人化。即使如此, 美国主流社会各阶层对华人态度各不相同。美国工商界需要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人才, 对华人和华人新移民持欢迎态度。美国劳工界因为激烈竞争的就业环境和福利的摊薄却持反对态度。美国媒体虽然近年来对华人态度有所改善, 但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华人。美国学术界则对有色人种的看法有分歧, 有的主张多元化承认有色人种, 有的则是同化, 同化论近年来在美影响大, 特别是“911”后。亨廷顿就是代表, 他的《我们是谁》一书直言大量拉美裔和亚裔新移民是“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威胁美国文化的核心“盎格鲁新教文化”, 威胁英语的主导地位, “美国化被非美国化替代”。美国华人在美国文化中的定位是很尴尬的。

2 华人接连出任美国政府部长分析

美国华人整体实力弱小, 而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接连有华裔出任政府部长, 特别是这次有2个华人骆家辉和朱棣文出任商务部部长和能源部部长, 这需具体分析了。

赵小兰、骆家辉、朱棣文出任美国政府的部长, 首先看他们的背景资料以了解他们的能力。赵小兰 (Elaine Lan Chao) , 1975年毕业于曼荷莲女子学院, 主修经济, 拥有4年保持全A的优异成绩的纪录。1979年获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硕士学位, 还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任纽约花旗银行高级会计师, 1986年弃商从政, 任交通部航运署副署长, 1988年任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 1989年任交通部副部长。2001年1月11日, 总统乔治布什提名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部长, 同年1月29日获参议院批准。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 同时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骆家辉, “获得耶鲁大学政治学位及波士顿大学法学学位。1982年骆家辉当选华盛顿州众议员, 他担任州众议员长达11年, 1993年当选King县县长, 1996年当选州长, 直至2005年元月卸任”, “骆家辉不但熟悉中国, 并有处理中美贸易事务及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朱棣文, “1948年2月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 父亲朱汝瑾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在朱棣文家族父兄辈中, 至少有12位曾拥有博士学位或大学教授职位。1970年, 朱棣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27年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他的推动下,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与其他研究机构联手创建了能源生物科学研究所和联合生物能源研究所, 分别由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能源部提供赞助”。朱棣文的领导能力在同事间赢得广泛赞誉,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资深研究员鲍勃雅各布森说:“他不是一名管理者, 而是一名领导者。”

从他们的背景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有才能的, 而在美国如此有才能的不仅仅只是他们3个, 其他因素也不可或缺。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部长有老布什的推荐, 老布什与赵家私交不错。骆家辉和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打交道的经验丰富, 而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 中国对美贸易巨额顺差问题就是一个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让身为华裔而且经验丰富的骆家辉出任商务部部长当然是不二人选。朱棣文在美国国家实验室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而国家实验室和能源部关系密切, 让朱棣文出任能源部部长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美国华人接连出任美国政府部长不等于说美国华人整体地位已经跻身主流, 他们的出任是个人和美国自身需要的结合。所以, 对于美国华人的真实地位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万不可因为媒体报道的放大效应而产生错觉。

3 结论

美国华人在美地位不会因为出了几位华人部长而上升为主流,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华人地位的提高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需要华人努力奋斗, 全面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美国华人在美地位, 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M].程克雄,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2]张东东, 王灵智.2010年美国华侨华人人口总数或超400万[EB/OL]. (2010-03-05) [2010-08-25]http://www.chi-nanews.com.cn/hr/news/2010/03-05/2153909.shtm l.

[3]吴君, 朱棣文.当选美国能源部部长为美国华人翻身[EB/OL]. (2008-12-16) [2010-08-27]http://news.si-na.com.cn/w/2008-12-16/092516856708.shtm l.

二战与美国华人社会变迁 第10篇

关键词：美国华人,变迁,二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美关系逐步改善, 并最终结为战时盟友。 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 其国内移民政策随之作出调整。1943年罗斯福签署《马奴逊法案》, 宣布废除所有排华法案。排华法案的废除对美国华人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排华岁月的华人社会

1848年美国西部出现淘金热, 广东沿海地区人民远赴美国, 加入淘金洪流之中。美墨战争之后, 美国的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沿岸, 要开发西部处女地, 急需劳动力。19世纪60年代美国修建横贯大陆东西的大铁路也需华工, 珠三角人民便蜂拥而至, 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美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但好景不长, 19世纪70年代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大量工人失业, 白人劳工认为华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于是掀起了排华浪潮。美国劳工联合会是排华的主力, 劳工联从维护白人会员的特殊利益出发, 长期致力于限制移民。劳工联主席甚至认为“:优等白人必须通过法律排斥低等亚洲人, 如属必要, 可以诉诸暴力。”[1]165在美国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初期, 移民中白人占绝大多数, 因而形成了以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政治、文化、宗教的理想、体制以及价值观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主要内涵的所谓“瓦士普”现象。美利坚民族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白人种族优越的烙印, 其他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地位[2]31。经济危机之时, 美国政府总是以牺牲少数族裔的利益来捍卫白人的利益, 华人成为经济波动的受害者。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 禁止中国劳工及其眷属入境, 中国侨民没有资格归化入籍成为公民。排华运动持续长达61年之久, 在此期间美国先后制定的禁止中国移民的法案达15项之多。

二、二战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 发动太平洋战争。面对共同敌人, 美国与中国结为战时盟友。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 其国内移民政策也随之改变。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担心, 强大的常备军会对民主政体和公民自由造成威胁, 主张严格控制常备军的规模。二战前相对于欧洲和日本庞大的常备军而言, 美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虽然美国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可以转化为一个军事强国, 但这需要一个过程[3]225。加之美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 为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 需要中国牵制日军。当时日本正利用美国种族歧视政策, 加紧宣传和揭露美国的排华法案及其他迫害亚洲移民的政策, 进而鼓吹“亚洲人的亚洲”, 亚洲需要日本以反对欧美的侵略, 企图削弱美中之间的同盟[2]85。基于上述情况, 为鼓励中国政府与日本作战, 为抵消日本针对白人殖民主义及种族主义的宣传, 美国决定废除排华法案。当然废除排华法案不仅是美国战时所需, 也是对战后世界深思熟虑的结果。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变得日益明朗, 战争中美国变得愈益强大, 为取得战后世界的领导权, 为了在战后世界霸权的角逐中寻求最大的政治资本, 美国决定改变政策[4]114。排华法案的废除也是华人努力争取的结果。二战期间, 有1.3万名华人直接参战, 占全体美籍华人的17%, 在所有少数民族中名列前茅。他们在欧洲和中国英勇作战。这些在军队中工作的青年开始制造舆论, 反对排华法。华人的这些变化促使排华政策的结束[1]252。1943年罗斯福签署《马奴逊法案》, 法案规定废除所有排华法案, 每年给予中国105名移民配额并允许华侨加入美国国籍。从此中国移民可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是在美华人地位的历史性大转折。

三、战后华人社会的变迁

1.华人经济逐步向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经济模式转化。排华期间华人经济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二战期间情况大为改观。由于远离战场华人经济免受战争侵害, 而且美国经济出现战时繁荣, 华人利用战时的有利时机, 趁势拓展自己的事业, 当时美国没收部分日侨在美资产, 华人趁势大举买入, 华人经济异军崛起“, 此诚为旅美华侨百年之黄金时期”[5]14。排华期间华人被排斥在白人的主流社会经济结构之外, 只能从事极有限度的服务性工作。战后华人的经济结构从传统的小商业和服务业向经营规模较大的行业转变的同时, 也逐步向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经济模式转变。华人经营活动遍及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如金融、保险、房地产、工程管理及医疗卫生等[2]120。华裔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再囿于主流经济的边缘, 而是直接与主流经济竞争, 或与之合作, 融为一体。

2.华人职业选择呈现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化的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一代美国华裔在社会崛起。华人家庭同犹太人家庭一样, 十分重视教育, 他们将教育视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因而土生华裔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土生华裔与老华侨截然不同, 他们接受的是现代的英文教育, 这有助于突破华人与白人交流的语言障碍, 吸纳美国本土文化, 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都是美国式的, 更认同美国社会文化, 因而容易与美国主流社会融合。辛亥革命之后, 大批青年学子赴美留学, 接受西方式现代教育, 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 大约有5000名中国留学生居留美国, 这些新知识型移民通晓英语, 才华出众, 迅速地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并崭露头角。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了许多一流的科学家, 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 前美国物理协会主席吴健雄, 建筑大师贝聿铭, 电脑专家王安等[6]67。新华人为华人社会带来了新的气息, 树立了华人的新形象, 新华人的职业选择呈现新的特点。

战后华人的职业选择更趋多元化, 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期间, 美国政府对华人的职业限制取消, 一方面是由于新华人拥有人才资本 (受过良好的教育, 掌握先进的技术和信息) 和社会资本 (有广泛和密切的社会关系网) 。早期中国移民大多来自广东沿海地区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 他们大多从事体力型职业, 而新华人一般选择专业性、技术性、教育性和学术性工作, 如从事医生、会计师、律师、教师和其他白领工作。据统计, 1900年华人男性最主要的四种职业分别是洗衣工、 农业劳动、餐馆服务及佣人、非专业劳力。二战后华人职业选择出现从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型的趋势, 到1970年华人男性最主要的四种职业分别是工程师、大学教师、物理学家、会计师[7]168。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 而收入的高低又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更多的华人通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获得了较高收入, 跨入中产阶级行列。

3.华人建立了比较民主和开放的现代社团组织。早期中国移民以血缘、亲缘及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了一些社团组织, 主要有三大类:同乡会馆、宗亲会及堂会。同乡会馆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其成员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些社团组织的权力结构大多为父权和独裁式, 缺少监督机制, 其领导层多为传统商人。早年的堂会具有双重性:体面的工商会和地下的黑社会, 黑白两道, 合法的和非法的事都干。既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乡亲同胞, 协助商业事务, 又从事各种非法业务如卖淫、赌博、贩卖鸦片等[8]119。

新华人学历较高, 思想开放, 他们不受华人社区内部传统和陈旧条框约束, 他们建立了各种现代组织, 如华人民主党分部、共和党团体、基督教男女青年会、运动会、文化基金会及校友会[2]146。这些新组织不仅为华人社区服务, 而且与美国社会中相同的团体接轨, 密切合作。新型社团一般不基于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 其组织形式较为松散, 新型社团比较开放和民主, 有些组织甚至吸收非华裔参与, 鼓励华人与其他族裔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参与主流社会的事务[8]131。新型组织与传统社团鼎足而立, 有冲突, 也有合作。新型现代社团逐渐变得强势, 但传统社团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仍继续发挥其服务功能。

4.华人开始参政, 以求取得权益保障和政治地位。二战以后, 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华裔和华人中产阶级以新的价值标准和利益准则行事, 他们首开华人参政的先河。华人参政首先在华裔人口所占比例较大的州、市取得突破, 如夏威夷、加州等。1944—1948年华裔祁友良被选为夏威夷准州众议院副议长, 1948年升为议长。1959年他又被选为美国参议院议员, 他是第一位亚洲血统的美国人进入联邦参议院, 他是美国华人参政的先驱者之一。1942年华裔谭福善当选为夏威夷毛依郡行政委员会的委员, 六年后升为郡长, 并九次连选连任。1946年邓悦宁当选为亚利桑那州议会议员。此后更多的华人步入美国政坛。华人参政在美国还没有形成举足轻重的影响, 力量尚嫌薄弱。但从华人的政治观念与对以往文化行为的审视中, 已揭示出华人未来的政治走向———团结起来, 走进主流社会, 为华族整体权益争取应有的地位[2]227。

1943年美国废除排华法案, 为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扫除了结构性的障碍。华人由受白人歧视凌辱的苦力劳工转变为美国经济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 成为美国多元社会的一员。二战后, 一个新的华人社会开始形成, 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 也不同于美国的社会。它是中美文化的冲击与融合, 是世俗与道德的冲击与融合, 而产生的一种更富有人情味的、理性的人生态度和既有外向张力又有内向张力的社会[2]267。不过华人社会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障碍“, 结构性歧视”并未完全消除。华人在维护社会整体的统一性和认同感的同时, 应该充分利用自我改善的空间。华人社团应转化为“利益集团”以增强凝聚力, 以求在美国社会取得权益保障及政治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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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前进.美国华侨华人文化变迁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华人企业家 第11篇

【摘 要】河南巩义市是中国水处理滤料净水剂的发源地。李光裕1937年8月26日出生于涉村镇李子洼。人口不到两千、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及其周遍村落，滤料净水剂企业如今遍地开花，产品出口到美国、新加坡以及东南亚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此一项年创产值数千亿万元，为国家上交税金数百亿万元。提起这些话题，当地群众总是与该村一位已故多年、名叫李光裕的“能人”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滤料净水剂；滤料填料

李光裕生前在巩义开发滤料净水剂净水材料，目前滤料净水材料企业两千多家，普遍全国各地，带出了一大批从事滤料净水剂生产的徒弟，这样巩义的滤料净水剂产业就形成了规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特别是李光裕只为公家、当地老百姓办事，生前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分钱财产。李光裕同志为国家做那么大贡献，也没人颁奖，发过荣誉证书，他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事，李光裕生前在困难面前从来不低头，他为人民做事情，让群众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而不图回报，社会威望很高，没贷过款，没欺骗过任何人，老百姓评价很高，口碑很好。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李光裕一直在巩义市南部山区工作长达20年之久，直到1973年工作调动，应原党支部书记李文周邀请，李光裕才转回村里工作带领群众致富，选择净水剂滤料研制，为当地几个乡镇包括巩义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堪称“一代功臣”。

李光裕自幼天赋聪明，智商高超，虽然高小尚无毕业便辍学在家，但胸怀大志的他，十六七岁便离开家乡，走入社会，开始了人生的艰苦锻炼和考验。刚刚20岁左右，他凭着在社会上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才华与经验，来到禹县（今禹州市）白沙水库干记工员、技术员、施工员，一干就是数年，直到工程结束。李光裕的勤奋、踏实以及天资聪颖等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展示，倍受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不久便被推荐到河南新乡豫北某化工厂工作，为工厂的技术改造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出谋划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李光裕决心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和涉村的父老乡亲办些事情，因此，他放弃了在外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毅然决然回到家乡，想借助自己在外闯荡多年、见多识广等优势，为当地政府和家乡群众做些好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各地实施的都是计划经济，无论是物资调剂，还是商品供应，全是按计划调拔，尤其是在深山区，要想对上争取些计划指标非常困难。李光裕靠着领导的支持，靠着乡亲的信赖，靠着自己特有的智慧和努力，为南部山区办的第一件大好事就是架电。他和主管领导一出门就是一两个月，啃馒头、吃咸菜、喝凉水、住3—5元的小旅店，跑河南、下陕西、去湖北，打通各种关节，硬是把架电所用的物资全部采购到位，从而确保了从孝义到涉村30公里的高压线路如期架设成功，为涉村带来了“光明”。

李光裕生前为当地架设的18米高压线杆，如今依然在发挥作用。

巩义南部山区通电之后，企业慢慢开始展现生机，乡镇成立了汽拖站，李光裕此时又被领导委以重任，调到乡镇汽拖站工作。他凭着超人的胆略和气魄，四下山东、三下辽宁、数次赴北京，在计划经济物资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提回“辽宁一号”大货车一台，山东济宁噶斯车三台，北京吉普车一辆。当时的北京吉普车是巩义市（原巩县）进回来的第一辆小车，山里人连见也没有见过。

电通了，又有了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李光裕又和领导策划着办企业的事情。南部山区耐火厂是当时巩县第一家耐火厂，耐火厂的前身是陶瓷厂，只会烧一些缸缸，盆盆、罐罐之类的粗大笨产品，李光裕积极帮助该厂架通电，并和韩和、席申、姜生双等厂里负责人研究调整产品结构，变过去的烧缸、烧盆为生产耐火砖以及其他产品。生产工艺的提高以及机器的操作，使得涉村耐火厂的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空前提高，涉村耐火厂也由此被誉为巩县耐火材料的“祖师爷”。尔后李光裕又到乡镇机械厂工作了两年时间，市场销售局面迅速打开，后来南部山区机械厂慢慢红火起来。包括上庄村办的水泥厂，从原料的调剂到其他物资的采购供应，李光裕都全程服务，使上庄水泥厂很快建成投产。对此，上庄人至今都不会忘怀。

1973年，随着体制的变化，李光裕先回到夹津口机械厂工作，尔后又受南部山区老支书李文周之邀，回到家乡跑项目，搞调研，在郑州市自来水公司的帮助和支持下，新上了环保滤料填料（净水材料净水剂）生产项目。李光裕凭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和吃苦耐劳精神，加之他十分注重产品的质量，韵沟滤料成为全国水处理的上乘产品，供应国家“三三0”工程局长江葛洲坝工程使用后一炮打响，很快在全国各地自来水厂打开了市场，产品供不应求，上门订货者络绎不绝。在李光裕的带动下，他在南部山区开发的的滤料净水剂企业遍地开花，从南部山区到外地，从河南发展到广西、大庆、青岛、北京等地，产品出口到美国、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地区。如今，当地大小滤料净水剂企业已2000多家，许多村民靠生产经营滤料净水剂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其中80%以上的村民有了自己的高级小轿车，在城里买了房子。 目前在李光裕带下动发展起来的全国各地100万以上人员都在做这个行业，全国各地用的滤料净水剂都是李光裕研制开发的，得到了广大用户的高度评价。

1986年农历10月14日，李光裕因突发脑溢血，在巩义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殉职，享年49岁。“后人不忘前人栽树之恩”。2006年，在李光裕诞辰70周年纪念会上，生前好友提出为李光裕树碑立传，以示纪念。2008年2月25日，在李光裕去世22年后，当地离职老干部、李光裕生前好友，为他在巩义涉村镇藏獒基地平顶山山坡上此立起石碑，以表彰他的事迹，发扬光大他的精神，激励更多的人创业。当日10时40分，伴随着鸣炮声，“李光裕先生纪念碑”被揭开，与他一起奋斗过的同事来了，生前好友来了，部分受过他帮助的人也来了。众人在凛凛寒风中向纪念碑行三鞠躬礼，随后围纪念碑表敬仰之情。次日，当地媒体以《巩义为“经济功臣”立碑》为题对此作了报道。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2011年元旦前夕，巩义市涉村镇一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中国滤料净水剂的创始人，李光裕生前为涉村发展吃苦受罪，是巩义一大能人，为当地经济发展立了功，带动了当地一大批人发家致富。

美国华人社会变迁阶段及其分析 第12篇

三、限制移民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在美华人的命运。出于战略结盟和打击法西斯的需要, 废除《排华法令》成为美国在远东战胜日本大战略的重要一环, 这个战略包括政治层面、外交层面和军事层面的考虑。1943年10月, 罗斯福总统在交给国会的咨文中阐述了废除《排华法令》的历史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家和个人一样, 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 并加以改正。通过废除排华法, 我们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 并消除日本人的歪曲宣传”;“把公民权授予在我国相对说来为数不多的中国居民, 将是又一个有意义的友好表示, 它将会进一步证明, 我们不仅把中国当作共同作战的伙伴, 还将把她当成和平时期的伙伴”。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 1943年12月17日, 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废除排华法、规定移民配额及其他事项的法律》, 该法尽管只有三条, 但每一条都非常重要:一是废除1882年以来的所有排华法律和其他法律中的排华条款, 二是每年给予中国的移民配额为105名, 三是允许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加入美国国籍。

随着排华法的撤销和随后1945年退伍军人配偶团聚法案 (5000名随军的中国籍妻子) 的实施, 美国的大门再次对华人敞开, 这使华人得以更加深入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华人的心态也由“侨居异国”转变为“落地生根” (其中也因为经过这么多年老化工已对回国不抱希望观念转变) 。但从消极方面来看, 尽管废除排华法律是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重大改变, 但105这个象征性的配额 (其中79个名额给大陆移民) , 表明美国只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做出的姿态, 骨子里限制华人入境的态度仍然未变。理论上, 美籍华人和侨民的直系亲属, 尤其是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赴美与亲人团聚, 但这种限额移民政策仅仅使一小部分华人受惠。

四、平等移民阶段

一般说来, 1943年《排华法》的废除并没有引发美国华人社会的质变。直到1965年美国国会在国内平权运动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通过的《移民法修订案》 (又称《哈特-塞勒法案》) , 才废除了根据移民来源国所设立的定量配额制度, 确立了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的两大优先方针, 使华人双重获利, 结果使大量的亚裔移民, 包括华裔移民涌入美国。

该法案摒弃了过去移民法中种族歧视和国籍歧视的传统立场, 改为实施全球配额制。首先, 该法规定每年其他国家移民到美国的人口总额为29万人, 其中东半球国家的数额为17万人, 西半球国家的数额为12万人, 但任何国家不得超过2万人。依据该法, 中国获得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待遇。

新的移民政策给华人社会带来的改变主要是使华人族群内部来源多元化, 表现在来源地的多元化, 社会经济背景的多元化以及定居和分布模式多元化等方面。

首先, 与早期赴美的华人移民相比, 当代美国华人新移民不但来自两岸三地, 而且来自大中华经济圈, 如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即使同样来自大陆, 也不局限于广东和珠三角地区。但由于1981年底, 在台湾人士的积极游说下, 美国国会给予中国台湾地区每年2万名移民配额;1986年通过的《1986年移民改革和控制法》给予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每年各5000名移民名额, 到1990年又将香港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对待, 每年予其2万名移民配额。所以港台地区的人数也占有相当比例。在语言方面, 普通话逐渐流行并有超过粤语的趋势。还有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四川话和上海话等等。许多方言即使在华人族群内部也不易相互沟通。但所有华人都使用一种传统的书面语言汉语, 尽管有繁体与简体之分。餐馆的粤语化。

其次在社会经济背景方面, 一方面有些人像老移民一样来自农村, 赴美时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很低又身无分文。这些不利因素迫使他们从事低薪的体力工作, 定居在居住环境恶劣的城区贫民窟。另一些人则带着雄厚的资金来到美国, 而且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超过美国人的平均水平, 因此他们可以直接入住以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社区。技术劳工移民比例的增加提高了整个族群的社会经济素质。当然, 1980年前技术劳工移民的比例仍然很低, 仅占15%左右。而这类移民大多是留美的港台学生完成学业后在美国就业而转为移民身份的。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留学美国的台湾学生毕业后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工作, 通过技术劳工移民的优惠政策而取得绿卡。这主要是由于二战结束后, 港台地区相继开放了中等教育, 但在高等教育方面入学比例却很低。在台湾, 1968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在十多年后高中的升学率已达到80%, 但只有44%的高中生能够升上中专和高校, 能够考上正规大学的只有8%。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都有30%和50%以上的录取率。而发达国家自由的教育制度和重组的机会也使美国的洋学位对于当时的两岸三地还有很高的认可度且比本国的学位有更高的价值。因此, 80年代在美国大学里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中, 来自台湾的人数名列首位。由是还造成了很多空降式的小留学生在初等教育阶段就提前赴美, 他们不仅寄望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条件, 更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提早获得绿卡, 为家庭留下后路。

这种心理和选择方式也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地区。由于亲属移民的不受限制华人移民从70年代末持续高速增长, 从60年代的19万增至90年代的5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