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纠纷案例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精选6篇）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 第1篇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当事人基本情况：

王敏，女，1970年5月3日出生，汉族，枣矿集团陶庄矿职工，住薛城区八一小区

高亮，男，1973年1月出生，汉族，枣庄集团高庄矿职工，住址同上。纠纷主要经过：

双方于1992年经介绍相识，1994年9月25日登记结婚，1999年6月26日生育一子，婚后双方因性格上的差异及生活琐事经常发生争执，王敏认为双方感情已经完全破裂，无任何和好可能，希望离婚，并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及共同财产平均分割。

双方争执焦点：

婚生儿子的抚养权归谁，以及相关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及分割。原因特点：

双方因婚前了解不深，婚生因性格不合经常发生吵闹，并已经分居，感情已经完全破裂无和好可能，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六条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案件处理：

调解双方协议离婚，婚生子由王敏抚养，高亮每月给付抚养费700元，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平均分割。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 第2篇

最高院：通报30起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2015精华版）

11月19日上午10时，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厅召开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通报30起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据介绍，近年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法院审结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近400万件，且逐渐呈现出案件增幅快、适用法律难、审理难度大的特点。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妥善审理赡养、抚养、婚姻类纠纷案件，通过公正裁判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切实维护家庭关系的和睦与稳定。

小编熬夜总结整理出来30个案例的审判精华，供朋友们参考学习。

1、周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是否可请求出轨者支付精神赔偿？

典型意义：夫妻互相忠实，不背叛爱情，不仅是传统美德，也是法定义务。对婚姻不忠实，是难以容忍的不诚信，它不仅破坏了夫妻关系，拆散了家庭，也伤及无辜的子女，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在离婚后发现被告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彰显法律的公正和道德力量。

2、邵某诉薛某离婚纠纷案——“网恋”时代，更应惜缘

典型意义：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网恋”、“闪婚”已不再罕见，“千里之外”的异地恋也逐渐盛行，但随之而来的大量离婚纠纷，尤其是子女出生后产生家庭矛盾而引发婚姻矛盾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年轻人本身感情经历少，心气过重，对待婚姻关系不太严肃，稍有矛盾就诉诸离婚并不是明智之举，法院在审理时亦应当以引导当事人互相谅解、共同维护婚姻关系，不应轻易判决年轻夫妻离婚，而更应注意给闹矛盾的双方留下缓冲和解的空间。法院判决不离婚时亦在强调夫妻双方在婚姻中要注重多沟通和磨合，增强责任意识，在面临冲突时多相互体谅和宽容。同时，也要引导上一辈老人注意不可过多干涉子女的婚姻生活，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多放手让子女自行处理婚姻中的问题，为维护子女小家庭的和谐努力。

3、张某诉陈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莫把婚姻当作获利工具

典型意义：伴随着城镇化飞速发展的步伐，围绕农村土地的各种纠纷也出现上升趋势。如本案中的情况，张某一家把获取土地补偿款等利益作为结婚的主要考量因素和目的，这样的仓促婚姻往往因缺乏感情基础而极不稳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也都是极度不负责的做法，更存在着法律和财产上的风险。金钱买不来爱情，也锁不住婚姻，终

身大事还是谨慎为好。

4、岳某诉曹某离婚纠纷案——公平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的彰显

典型意义：在婚姻关系中，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她们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工作甚至事业为代价；另一方面，在出现婚姻纠纷时，女方往往由于没有为家庭带来直接经济收入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对于确实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女方应判决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本案中，考虑到曹某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抚育子女、照顾老人，付出较多，对家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离婚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还要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因此判决岳某给付曹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5、陈某真诉陈某领、陈某霞赡养纠纷案——用巡回审判铸造“孝道红黑榜”

典型意义：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百善孝为先，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和谐，社会和谐便成了无本之木。本案被告陈某领不但不赡养年迈的父亲，而且还抢钱霸地，施以暴力，其不孝行为与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传统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受案后，认为这是一件“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典型案例，遂在原被告所在村提前张贴开庭公告，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审理此案。庭审中，法官的教育、旁听群众的议论、父亲的控诉指责，形成了一股不可辩驳的正能量，迫使被告陈某领当庭承认自己的错误做法，跪求父亲原谅，并保证认真履行法院判决义务。人民法院通过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审理，结合社会舆论打造“孝道红黑榜”，不失为审判机关在培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道路上的一种探索形式。

6、贾某诉刘某赡养纠纷案——用法律来纠偏“久病床前无孝子”

典型意义：赡养老人是回报养育之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子女不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尊敬父母，关心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各方面给予积极扶助。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医疗费的权利。当父母年老、体弱、病残时，子女更应妥善加以照顾，使他们在感情上、精神上得到慰藉，安度晚年。本案的被告刘某作为原告七个子女中的赡养义务人之一，无论从道义上、伦理上还是从法律上都应对母亲履行赡养义务，在老母亲年老体弱且患有疾病的情况下，被告应当与其他兄弟姊妹一起共同承担赡养义务，使老母亲能够安度晚年、幸福生活，而被告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却三番五次推诿履行，并公开放言不管不顾老母亲，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引起民愤。法院在确认双方关系和事实前提下，依法判令被告履行赡养义务，彰显了法治权威，同时也维护了道德风尚。

7、冯某刚、周某诉冯某伟解除收养关系案——《收养法》实施前的收养行为如何认定？

典型意义：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无论是亲生子女，还是养子女，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责任。本案原告夫妇收养被告的时间在1987年，虽然未按法律规定办理任何收养手续，但法院裁判时应充分考虑到原告夫妇的文化水平和邻里乡亲的证言，如果仅因原告未能办理收养手续便否定收养关系，不但会让群众不信服，也不利于保护做出善行的原告夫妇。被告冯某伟作为原告夫妇在河边捡回的弃婴，能够健康成长并结婚育子，完全受原告夫妇养育恩赐，原告夫妇含辛茹苦供养子上学接受教育，为其操办婚姻，帮其照顾孩子，但被告及其妻子的种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原告夫妇的感情与合法权益，更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不仅是对忘恩负义行为的惩戒，更是民意所向。

8、余某诉余某望抚养费纠纷案——抚养费标准是否能随物价上涨而提高？

典型意义：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法立法时都遵循“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目前，我国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应当成为我国婚姻家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尽可能预防和减少由于父母的离婚，给未成年子女带来的生活环境上的影响及未成年子女性格养成、思想变化、学习成长等不利因素。

在婚姻家庭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在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进行判决、调解时,抚养费标准一般是依据当时当地的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确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物价上涨等因素,法院原先所判决、调解的抚养费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或发生很大改变，再依据当时的条件和标准支付抚养费，已经不能满足未成年人基本的生活要求，不能保障未成年子女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因此,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未成年子女有权基于法定情形，向抚养义务人要求增加抚养费。本案正是基于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考量，在原审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准予未成年子女余某向人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依法支持其请求其父增加抚养费的主张。该判决契合了我 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美德教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9、付某桐诉付某强抚养费纠纷案——婚姻存续期间能否要求一方支付抚养费

典型意义：未成年子女要求支付抚养费，基本上都是在夫妻双方离婚时或离婚后才产生的，而在婚姻存续期间，由于夫妻双方财产为共有财产，是否能要求不尽抚养义务的一方支付抚养费，这是本案争议的要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出台之前，对此一直存在争议。而《婚姻法》解释

（三）第三条则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婚生子女抑或非婚生子女，父母的抚养义务是不变的，只要一方不履行该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有权利向其主张抚养费。同时，在子女抚育费数额的具体确定上，还要根据子女正常生活的实际需要，应能维持其衣、食、住、行、学、医的正常需求，并需要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收入、费用支出、现有生活负担、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最终做出公平合理的判决。

10、王某辉诉柴某探望权纠纷案——莫让孩子受到再一次的伤害

典型意义：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身份关系不直接抚养方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望、联系、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法定权利。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方探视子女产生纠纷的原因较多，问题很复杂,其产生的根源往往是由于双方“草率”离婚时对处理子女抚养及对方探望子女考虑不周，以致于产生矛盾隔阂。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的规定比较原则，仅有一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此类案件在审理时，法院在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上，应从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且不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和学习的角度考虑，探望的方式亦应灵活多样，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便于当事人行使权利和法院的有效执行。

11、王某某与王甲抚养费案——如何最大程度保护孩子的权益

典型意义：本案是子女抚养纠纷，在这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关系特殊。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考虑到这一特殊性，尽量协调调解结案。如果确实无法调解，对这类案件应尽快依法判决。另外，也应考虑到原告的生活环境，有时原告户口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这时就应该考虑

如何最大程度保护孩子的权益。本案中，原告虽是农村户口，但原告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县城，并在县城居住上学，而且被告也在县城购买住房，考虑到这些情况，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支付原告抚养费。

12、王某与张某变更抚养关系案——均应从有利于孩子生活和学习的角度出发

典型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之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有虐待子女行为的情形，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支持。离婚是自由的，但孩子是无辜的。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父母双方再婚时，均要客观的、现实的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和感情，均应从有利于孩子生活和学习的角度出发，给孩子一个健康、稳定的成长环境。这样，孩子的幸福才不会因为父母的分离而削减。

13、耿某、赵某与耿甲、耿乙、耿丙赡养纠纷案——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赡养纠纷案件。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法律意识的淡薄。我们不仅要提倡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要注重法律的最终保障力。当道德约束失效时，应当有完善的法律规定予以保护。同时,法律也需要有人去维护，否则只是白纸一张。特别是面对弱势群体权益被侵害时，法院发挥公正审判职能显得尤为重要。该案告诉我们，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4、周某与肖某、倪甲等赡养纠纷案

典型意义：赡养扶助义务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律义务，这里所指的“子女”包括亲生子女和养子女以及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在法律地位上是相同的，子女不能以自己对父母的亲疏好恶等看法来选择是否赡养父母，也不能以要赡养亲生父母为由而拒绝赡养养父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因拆迁引起的赡养纠纷也逐渐增多，有不少再婚的老人，各自的子女为获得拆迁款，不仅不赡养老人，而且把老人拒之门外，这种行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子女与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后，无论是不是亲生子女，都具有赡养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也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因此，当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15、陈某与陈甲、徐乙、徐丙赡养纠纷案

典型意义：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继父母的赡养问题更加复杂。当前农村存在很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问题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性质，适用有关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法律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必须对继父母承担赡养义务。针对赡养继父母这一特殊群体，需在农村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形成正确认识，及时维护农村老人合法权益，确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16、陈某某与吕某某离婚纠纷案

典型意义：本案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原告陈某某的姐姐陈某，是否能代为提起离婚诉讼。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可能会因疾病或外力损伤而出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状态。一般人的离婚可以通过协商、诉讼等多种方式解决，但对于这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的离婚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无法表达真实意思的人。在离婚案件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其第一顺序监护人系配偶，如果纠结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会出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配偶侵犯时，只要配偶不提出离婚，则其永远也离不了婚。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应由除其配偶外的其他监护人代为提起离婚诉讼。本案中，原告陈某某因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被告吕某某不履行夫妻间的扶养义务，原告陈某某的姐姐作为监护人代为请求离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准许。

17、杨某与刘某某离婚纠纷案

典型意义：这是一起涉及婚内财产协议效力的案件。当前，许多人在婚前婚内签订一纸“保婚”文书，而“谁提离婚，谁便净身出户”，往往成为婚内财产协议中的恩爱信诺，以使得双方打消离婚念头，一心一意的经营好婚姻。但是，这些协议究竟有没有效力。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共同所有。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中的《协议书》由当事人双方签字认可，且有见证人签字，协议书签署后双方共同生活一年以上，在刘某某无相反证据证实杨某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时，《协议书》内容应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协议书》所附“一方提出离婚，协议无效”的 约定，因限制他人离婚自由，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而无效，其无效不影响协议书其他条款的效力。

18、刘某与冯某婚姻财产纠纷案

典型意义：本案争议的一个主要焦点是离婚后婚前彩礼是否返还的问题，这在广大农村是比较典型的。相当多的当事人认为彩礼是为结婚而给付的，离婚了就应返还。其实，这是个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解释

（二）中规定，只有符合以下情况，人民法院才支持返还彩礼：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是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如果不符合这三种情况，法院不支持返还彩礼。像本案这种情况，尽管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不长，但毕竟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被告非因给付彩礼而导致非常困难，所以其要求返还彩礼的主张，法院没有支持。这一点，希望广大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予以特别关注，离婚时要审慎对待这个问题，应依法去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19、张某某与赵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原告与被告经人介绍认识，原告按照当地风俗习惯给予被告彩礼，但原告与被告之后未能登记结婚。关于此种情况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中作了明确规定，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法院应支持当事人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彩礼虽具有赠与的外观，但法律后果与普通的赠与却大相径庭。被告关于原告给予其彩礼的行为为赠与行为的抗辩，法院不应支持。

20、孙某某申请执行彭某某抚养费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被执行人有给付孩子抚养费的能力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拒不给付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案件。并且被执行人还采取编造谎言欺骗法官的方式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严重缺乏社会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彭某某作为彭小某的生父，对彭小某有抚养的义务，此种义务并不会因父母离婚而受影响。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就本案来说，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也明确彭某某每月二十五日前应给付彭小某抚养费一千元，直至彭小某满十八周岁时止。但是，彭某某并未主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不仅对其亲生儿子彭小某不闻不问，还拒绝给付孩子抚养费，未能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义务。在法院立案执行后，彭某某虽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还编造谎言逃避法院的执行。这种行为不仅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法律义务，也背离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被执行人不仅未主动履行给付孩子抚养费的义务，还编造谎言逃避法院执行的行为是严重缺乏社会诚信的表现。人无信不立，诚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代社会是一个讲究诚信的社会，一个缺乏诚信的人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同。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未来，诚信可走遍天下，失信将会寸步难行。

21、刘某诉刘甲、刘乙赡养费纠纷案

典型意义：不少子女面对老人赡养诉讼请求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多数拒绝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如有的子女以父母有足够的收入、享受有医疗保险为理由不支付赡养费；有的子女以父母离异后长期未与一方父母共同生活为由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有的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间因经济条件差异或老年人在处分财产时偏心相互推诿。这些理由都将难以被法院认可。此外，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时将酌情考量被赡养人的身体情况、日常生活水平、当地消费水平、赡养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等情况对赡养费数额予以酌定。尤其在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因为经济条件不同，将可能承担不同金额的赡养费。

22、李某诉孙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典型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在法院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受理离婚相关的案件越来越多。曾经如胶似漆的两人，若在分道扬镳的岔路口，也能不因感情的逝去而坦诚相待，无疑也算得上是美事一件。但是现实生活往往不同于童话小说，离婚中的双方似乎总要将感情失利的不快转移到对共同财产的锱铢必较。因此，法院在审理涉及财产分割的离婚案件中，对双方共同财产予以公平分割，无疑能更好平息双方因离婚带来的不快，促进双方好合好散。在调处涉嫌隐瞒夫妻共同财产案件时明察秋毫，既是对失信一方的惩罚，亦是对另一方合法权益的维护，无疑也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有莫大的促进。

《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孙某的现住房是其在与李某婚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而且其主张购买该房屋已经告知李某缺乏证据支持，因此法院将涉案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法进行了分割。同时，对于隐瞒财产的分割比例问题，需要法院依据过错大小、具体案情等综合认定，故本案中李某以孙某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存在错误为由，要求涉案房屋全部归自己所有的诉讼请求亦未得到支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夫妻缘分走到尽头之时，双方还应坦诚相待，避免日后对簿公堂，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买单，既得不偿失，也失了风度。

23、麻某某诉麻晓某抚养费纠纷案

典型意义：本案例案情简单、诉讼标的不大，但却涉及未成年人最基本的利益需求，体现了近年来物价上涨与未成年人抚养费理念、立法相对滞后之间的冲突。审判实践中，应着眼于未成年人的合理需求，既排斥奢侈性的抚养费请求，也避免过低的抚养费给付，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因此，在每月支付的固定数额抚养费之外另行主张的大额子女抚养费用请求是否应予准许，首先应当考虑该请求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利益以及是否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其次，该请求是否属于因未成年人合理需求产生的支出，法律不鼓励超前的或者奢侈的抚养费需求；最后应考虑夫妻的经济能力与实际负担义务，相应费用若由一方负担是否会导致夫妻双方义务负担的不平衡。

24、郭某诉焦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当事人矛盾焦点集中在子女探望问题上的案件。虽然是离异家庭的子女，但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他们不应该有缺失。二中院在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基础上，尝试开展“法庭亲情探望”，探索因人因案而异的探望权行使形式。本案是通过该项举措成功促成纠纷化解的典型案例。法官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安排两个家庭在温馨平和的气氛里，对焦小某进行探望，并顺势进行辨法析理，引导当事人理性诉讼，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取得了良好的裁判效果。“法庭亲情探望”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提供了与子女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拉近了感情距离，有助于当事人从子女利益出发，合理解决纠纷，也有助于唤醒父母对子女的关爱，鼓励他们尽快走出离婚阴影，共同努力为子女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成长环境。

25、陆某诉陈某离婚案

典型意义：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了夫妻的互相忠实义务。婚姻应当以感情为基础，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以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

家庭关系。维护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不仅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义务。本案中，陈某与她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伤害了陆某的个人感情，损害了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陈某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亦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陆某作为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诉讼并同时请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6、博小某诉博某抚养费案

典型意义：在本案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签订了夫妻分居协议，该协议约定婚生子由一方抚养，另一方每月给付抚养费，并约定了迟延履行要支付违约金的条款。抚养费的给付是基于身为父母的法定义务，而并非基于父母双方的协议，该协议可以且只能约定抚养费的数额，且该法定义务不能因父母双方的协议而免除。因此，公民法定义务的履行只能依据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不宜因公民之间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而予以约束。抚养费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的合法权益，是以赋予未抚养一方法定义务的方式，努力使得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恢复到其父母离婚前的状态。抚养费本质上是一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保障，因此，抚养人不应以违约金的形式从子女的抚养费中获利。

27、张某诉郭甲、郭乙、郭丙赡养纠纷案

典型意义：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

诚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他子女无法免除。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故对

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28、王某诉江某离婚案

典型意义：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但遗憾的是，夫妻之间实施暴力给其中一方造成人身伤害和精神痛苦的现象仍然存在，家庭暴力问题作为离婚案件的重要诱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根据北京法院对2013东城法院、丰台法院、通州法院结案的620件离婚案件抽样统计显示，涉家庭暴力类的离婚案件占选取离婚案件总数的9%，数量比例虽不高，但涉家暴案件大多矛盾激烈、调解率低、最终离异率高。我国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规定配偶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正在全国人大审议中的《反家暴法》也通过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以期保护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遏制。本案就是典型的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无过错方的离婚请求和赔偿请求，对于家庭暴力这样违反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旗帜鲜明地给予否定性评价。

29、于某某诉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典型意义：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

30、丁某与蒋甲、蒋乙等赡养纠纷案

典型意义：当前农村地区的赡养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如何更好地维护老年人权益，增进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给予老年人更好的物质与精神照顾，已成为全社会的责任，也是法院审理赡养类案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

山林权属纠纷案例剖析 第3篇

1 山林权属纠纷案例

1.1 张家村小组与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关于“一字岭”山林纠纷案例

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组建于1960年代中期,当时山地主要来源于周边村社的捐赠,捐赠文书写得很清楚,但当时没有地形图,也没有平面图。经过50多a的发展,山上已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林木。由于多种原因,近20 a来,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经济效益逐年下滑,经营管理粗犷起来,人员流失严重。而周边村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呈现出人丁兴旺局面,对土地占有欲日益膨胀,看到日益萧条的国有林场,村民把眼光移向了林场,开始时,他们采摘油茶,既而上山私自设置地标瓜分山林。2010年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向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申请采伐“一字岭”山上林木,面积达33hm2。该村组以手中2006年林权证为由,不允许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采伐,并且多次聚众到新余市林业局,在网络上发贴,要求新余市林业局终止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采伐行为。对此,新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新余市林业局并相关乡镇务必尽早彻底弄清事实,作出公平公正裁决。新余市林业局与相关乡镇组成联合调查组,奔赴现场,为纠纷山勘界,以宗地为单位,一宗宗实地踏界,到档案局调取相关证据,工作组历时20余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得到初步结论。工作组及时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对群众疑问,工作组一一给予解答;同时,工作组强调: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属国有林场,属于国有资产,任何个人或组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国有资产是违法行为;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管辖的山林确实由周边村社所捐赠,这是符合当时政策的;工作组经过实地勘界,村民所持有的2006年林权证四至界线与实地不符,这在勘界过程中就已指出;关于林业三定时的山林权属证,工作组到档案局只查到了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且与实地勘界一致,也与捐赠书所写一致。综上所述,关于“一字岭”山林权属应归属新余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村民手中所持有的2006年林权证应作废。

经过近一个月的勘界、取证、再勘界、再取证,一起看似错综复杂的山林权属纠纷就这样得到了圆满解决。

1.2 刘村退休人员刘某状告徐山矿业公司占据山林案例

刘某系刘村退休工人,2009年,刘某持2006年林权证上诉法院,状告徐山矿业公司侵占山林,面积为0.17 hm2。法院会同新余市林业局组成联合工作组到实地勘界,调查取证。徐山矿业公司给工作组提供了一份1980年代的征占用刘村山林的协议书,此协议书规定:刘村东边面积33.3 hm2山林被徐山矿业公司征用,有效期50 a,协议书明确规定了四至界线,此争议山林在被征用山林界线之内。刘村村委会也向工作组提供了此协议书。实地勘测表明,此纠纷山早在1980年代已开成矿井,只是在井口周边还有几棵马尾松;同时调查得知,刘某曾向矿主索要矿渣处理权,矿主以处理权早与刘村村委会签订协议为由加以拒绝,刘某遂向村委会提出由村委会赔偿2万元人民币作为征占山林的补偿款,村委会以此山在1980年代为集体所有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刘某上诉至法院。我们进一步到档案局取证,此纠纷山林确属刘村村组所有。事情弄清后,联合调查组通知涉事双方协商解决,但不知何故,刘某一直未能出席。

1.3 茅园村组与康里村组关于“瓦子岭”山林权属纠纷案例

茅园村组属孙渡乡镇管辖,约1 200人,康里村组属桥东乡镇管辖,约300人。纠纷山林“瓦子岭”面积有46 hm2,位于两乡镇交界处,2011年,新余市委、市政府决定征用此山地用于循环基地扩建,消息传出后,茅园村组向康里村组提出“瓦子岭”为已所有,康里村组当然不答应,双方进行了几次交涉,未果,茅园村组组织人员到康里村组进行恐吓,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公安部门出警劝退双方人员后,新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以该市林业局为主的联合调查组,迅速调解纠纷。联合调查组实地勘测,进行调查取证。茅园村组代表说,他们只有簇谱上有记载,没其它凭证,但是他们强调,康里村组虽有林权证,但不符合实际。调查组也发现康里村组所持林权证四至界线与实地不符,访问当时填写林权证工作人员时,当时的工作人员虽有一人健在,但早已身体严重不适,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线索。怎么办?调查组采用反推法,把“瓦子岭”周围山林的权属证全部调出,从它们所标的四至界线来反推“瓦子岭”是否属于康里村组所有。调查组历时一个星期,终于得出结论:康里村组“瓦子岭”山林权属证上南与西的界线是当时填表所误;另外,从经营管理上看,“瓦子岭”自解放以来一直都是由康里村组经营管理。此点,茅园村组也同意此看法。联合调查组召开涉及乡镇及涉事双方会议,明确规定:簇谱所记不具有法律效力,“瓦子岭”山林权属于康里村组所有。

2 山林权属纠纷产生的因素

综上所述3个案例,可以看出:1)利益是山林权属争议中重要的诱发因素,无论是集体与国有林场、个人与企业,还是集体与集体间都是如此,特别是在征占用山林时,巨大的利益可能诱发极不和谐事情,茅园村组与康里村组间的山林权属争议就是如此;2)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一些基层工作人员为了私利,误导林改技术人员错发林权证,埋下山林权属纠纷导火线;3)基层组织,特别是村委会不作为,有的为了本地利益,甚至采取纵容手段,导致山林权属纠纷愈演愈大;4)由于政策具有时代特性,特别是林业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山林纠纷因而又具有历史性,导致山林权属纠纷复杂性;5)山林权属资料的不完整性,加上地形地物的变化,导致取证难度大、解决难;6)调解机制不健全,缺乏运作经费,导致纠纷解决早期丧失主动性,延误纠纷解决最佳机遇;7)司法机构极少介入纠纷调解。当前土地纠纷成倍增加,山林权属争议也不例外,但是,司法部门由于存在一定的技术困难,碰到山林权属争议时,就推辞到林业部门,人为堵塞了群众诉求渠道。

3 解决山林权属纠纷的举措

今后,为了使山林权属纠纷更少发生,或者当出现山林权属纠纷时,使之能顺利解决,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大力倡导数字林业建设。云南宜良县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率先使用数字林业,通过使用地理信息系统,使每宗林地都具有经纬坐标,今后,地形地物不管如何变化,只要打开系统,便能精准找到每宗林地的位置,图文并茂,在实地,使用GPS定位系统可以完整勾勒出每宗林地的轮郭图。2)健全林业法律法规,着力解决一山多证现象。目前一山具有两本林权证现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以哪本林权证为依据;3)健全调解机构、完善调解制度。首先加强基层乡镇、村级两级调解机构建设,真正做到本村纠纷不出村、本乡镇纠纷不出乡镇。基层组织建设得好的地方,纠纷相对较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县级要设置综合性的土地仲裁机构,不定期地对乡镇、村级两级基层调解组织加以指导,同时负责乡镇间的土地纠纷调解;4)司法机构要介入土地权属纠纷调解。司法机关具有法律解读权威性,司法机构的参与,一方面方便群众诉求,另一方面增强法律权威性。

参考文献

[1]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R].林业部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1996-9-26.

[2]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R].江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1990-12-22.

太空国际大家庭的纠纷 第4篇

国际空间站是由欧洲航天局的11个成员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巴西等16个国家联合筹建的，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人造天宫。自从2000年11月2日第一批长期居民进驻国际空间站以来，至今已有19批长期考察组到达国际空间站了，每批航天员在空间站上生活、工作约半年左右。此外，还有i临时到国际空间站造访的各国航天员，以及一些付了高昂门票的“太空游客”。在此期间，国际空间站的长期和短期访问者中有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华裔中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南非人等。在这样一个国际大家庭中，他们生活得怎样?是否能够和睦相处?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事。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在飞行中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共同克服困难，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他们所属国家的航天机构，也是同心协力保证载人航天任务的顺利进行。但是，最近俄罗斯记者采访了俄罗斯航天员根纳季·帕达尔卡，他是即将奔赴国际空间站第19批长期考察组的指令长。帕达尔卡抱怨，参与国际空间站计划的各国宇航部门就空间站食品、厕所和设施使用发生争执，影响航天员的工作和士气。帕达尔卡告诉记者：“空间站上的航天员以往都会分享食物，这有助于增强团队精神。航天员共享美味食物，改善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现在被告知只能吃俄罗斯产品，他们还让我们只使用空间站上的俄罗斯卫生间。我曾询问美国人，我是否能使用他们的健身设施。他们在进行了商量后说，允许我使用美方的健身设施，但就在我要进入太空之前，他们又否决了我的请求。这样的局面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个消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各国成为热门新闻。因为人们觉得，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共享空间站里的食品和设施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现在才提出。早期的国际空间站航天员是不分国界的，可以自由享用空间站上的食物和设备，帕达尔卡也说，在他于1998年执行首次太空任务后的7年里，他和他的美国同事配合得相当好，但太空任务商业化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起源来自俄罗斯。因为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美国宇航局停飞了航天飞机，俄罗斯独自承担着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航天员和物资的任务。俄罗斯为了解决自己航天经费的不足，自2005年以来，就要求其他国家的太空机构为其航天员所使用的资源付账，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所以，这次对待俄罗斯航天员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以牙还牙”了。

航天中的人际关系

国际空间站上除了设备使用会产生矛盾外，飞行中航天员之间及他们与地面工作人员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太空飞行时，由于航天员长期处在与世隔绝的太空中，密闭狭小的座舱、静寂无声的太空环境、规定好的交际方式、与地面有限的联系及失重所造成的不适感，使航天员产生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他们出现了一系列的心理障碍问题，如忧虑、厌倦、抑郁、思念亲人、人际关系紧张等。这些心理反应如不克服，不仅会影响到航天员的健康，也会影响航天员之间的团结和工作。美国和前苏联飞行的经验表明敌意不仅限于航天员之间，航天员与地面控制人员之间也会发生争吵。航天员有时故意不接受地面人员的指挥，而想自由飞行；有的需要安静地呆一会儿，不喜欢地面人员不断地打扰他们；他们有时会掩盖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当爆发时，则将怒气发泄到其他航天员和地面工作人员身上，以减轻他们的烦恼；有的甚至用罢工这种情绪来对抗。这些情绪变化常有周期性，时好时坏。航天实践证明这种心理障碍已经影响到航天中的工作，甚至航天任务的完成。针对航天员在执行任务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早在2001年就制定出一套应对方案。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规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如果有航天员企图进行破坏，其他成员可以使用暴力将其制服，包括用绳索捆住手脚或强制注射镇静剂。由此可见航天中的心理学问题的严重性。

同时，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因为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更容易导致乘员间关系紧张或分歧。在“和平”号空间站飞行中，就发现美俄航天员和地面工作人员对一项任务的理解差异很大，生活上也感到很不习惯。例如，在“和平”号上有的美国人与俄罗斯航天员在一起感到自己很孤立，由于很多操作使用的是俄语，美国航天员不熟悉，他们的创造性也不能发挥出来，像一个局外人。有的航天员抱怨说自己“像一头替罪羔羊”。还有，像上述报道的由于各国官方机构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了一些不利于国际大家庭团结的规定，更增加了不同国家航天员之间的矛盾。

事在人为

为了解决国际空间站上的矛盾，除了参加国际空间站的官方机构要多从大局考虑，少定些不利于国际大家庭的规定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国际空间站飞行乘员的努力。总的来说，在各国航天员的努力下，国际空间站上的航天员还是像一个和睦大家庭一样，为人类的太空探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解决长期飞行中航天员之间人际关系的矛盾最重要的是航天员本人的心理素质。在太空，航天员们生活在一种特殊、孤独的环境里，在国际空间站又是以小组的形式工作和生活，航天员的心理相容性对提高航天中群体共同活动的效率有巨大的作用。参加国际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在心理素质方面要求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通过严格的心理选拔，还要经过多种心理素质训练。通过训练，不仅要培养航天员的心理相容性，而且要他们学会如何解决乘员组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人际关系。国际空间站航天员心理相容性的训练包括以下几方面：

行为训练这项训练主要培养航天员正确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及训练航天员谈话的技巧。通过训练可使航天员在进入轨道飞行后有良好的教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

社会支持技巧训练当航天员在长期航天中发生心理障碍时，减轻心理障碍最有效的方法是得到别的航天员的关心和帮助，在空间站上造成一种和睦、轻松、健康和愉快的环境气氛。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实际的培训，在实践中获得处理人际之间关系的技巧。

航天员协调技巧的训练如果将一批世界上最好的足球或篮球运动员编成一支足球队或篮球队，不经训练，他们在一起未必能取得比赛的成功，因为他们之间互不了解，不能很好地协同作战。在民用航空中，飞行员之间的不协调往往造成灾难，据统计民航中的60％～80％的“飞行差错”与飞行员间的不协调有关。因此，要通过训练来提高航天员的协作技巧，教会他们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和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

由于采用了这些方法，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都能很好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尽管国际空间站上是前所未有的人员“大杂烩”，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影响国际大家庭团结的事，也没有影响到航天任务的完成。很快，常住国际空间站航天员的人数将从2～3人增加至6人，这对空间站中有限的资源将造成更大的压力，今后国际空间站上的这些令人感到烦恼的问题可能不会得到缓解，太空国际大家庭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多，希望通过各国官方机构的协商和航天员的努力，将这些矛盾减到最小。

家庭纠纷调解和好案例A 第5篇

调解员： 单位： 职务：

当事人双方基本情况：

男方：丁晓飞

生日：1981年4月10日

女方：吴凤

生日：1980年4月10日

男、女双方2009年年底经人介绍相识，于2010年10月27日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并于2009年11月17日生一女名许仙 离婚原因

女当事人称其和丈夫结婚2年了,房子是在结婚之前买的,房产证上是男方的名字,而且结婚后大部分的房贷是女方支付的，但最近女方和男方就是否将老人接来赡养发生矛盾,男方经常开口闭口就叫女方滚出去,说房子是他的，是婚前财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每次女方都是忍耐和退让，希望能继续维持婚姻关系，但自己也会常常想到自己的婚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边缘，为了摆脱痛苦，她自己有了要离婚的念头，于是在一次争吵冲动下来到了婚姻登记处。男方认为：

孝顺父母是应该的，结婚后将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接来同住，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又方便了自己照顾他们，何乐而不为。女方不同意自己的父母来住让他很恼火，什么事情都好说，就是这个没的商量。女方认为：

自己小两口刚刚步入二人世界，自身尚且有个磨合过程，如果一下子就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难免增添许多矛盾，男方的语气和态度让她有了离婚解脱的念头。调解经过和总结：

工作人员通过谈话了解发现男方性情爆燥，对问题常常不能理智处理，为避免男方因不理智造成不良后果，且男、女双方夫妻感情尚未达到破裂的程度，工作人员便开始耐心作起女方的思想工作。我们先是从法律角度分析，现在的情况的确对女方很不利,因为法律规定结婚前的个人财产不会转化成夫妻共同财产,而且虽然女方付出的多,但是因为证据上的不足,也会导致女方在分割财产上的不利,至于结婚时候女方出的财礼原则上应当属于女方的,结婚后购置的财产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如果能证明对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过错,可以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对方少分或不分，但是男方虽然脾气不好，但是从未有出轨和殴打女方等过错行为。从财产分割方面让女方知道对她很不利，而打消轻易离婚的念头。其实从谈话中能感觉到女方对男方,对这段婚姻还是很有感情的,同时男方还是很在乎女方的，对这段婚姻还是很在意的。只是对于接老人一起居住这个问题还存在心结。于是我们工作人员约来男、女双方及其父母面对面做耐心、细致、入微的工作。男、女双方终于从思想上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与无知，不仅表示今后生活不在提及离婚，而且还对以往自己的行为、想法表示后悔，并表示今后将父母接来一起同住不存在任何问题。当事人的父母也表示目前年纪还不算大，身体各方面都比较健康并不需要人照顾，当事人两人的世界他们并不想去打扰，只要当事人经常回去看看就够了。自此当事人双方的婚姻纠纷问题得以完美解决。

从他们的婚姻看,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到非要离婚的地步, 及时掌握了当事人的心理状态，避免了对抗性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通过我们的协调,当事人双方能理性的认识到现在问题的本质,他们今后的婚姻应该会很幸福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如果一个人总在想什么,那么他可能就会遇到什么,这是因为如果你总在想一种场景或结果,这就会给自己形成一种暗示,并在潜意识中引导自己向那个方向去发展,并导致那样的结果。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 第6篇

（一）11月19日上午10时，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厅召开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通报30起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据介绍，近年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2015年10月底，全国法院审结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近400万件，且逐渐呈现出案件增幅快、适用法律难、审理难度大的特点。据统计，近三年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以河北、河南、江苏、山东等省份案件量居多。周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是否可请求出轨者支付精神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03年原告周某与被告张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一子。2013年7月，张某提起与周某离婚之诉，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调解书，主要内容为，双方自愿离婚，张某一次性给付周某某人民币38000元，双方互不再追究。而2013年5月，张某与案外某女生育一女。周某诉称离婚后才发现此事，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第四十六条规定，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三）典型意义 夫妻互相忠实，不背叛爱情，不仅是传统美德，也是法定义务。对婚姻不忠实，是难以容忍的不诚信，它不仅破坏了夫妻关系，拆散了家庭，也伤及无辜的子女，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在离婚后发现被告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彰显法律的公正和道德力量。

邵某诉薛某离婚纠纷案——“网恋”时代，更应惜缘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0后青年邵某与薛某在一次网络聊天时结识，二人通过网络进行了长期的交流，逐渐开始约会见面，经过一年多的相知、相爱，终于在2013年9月正式结婚。婚后二人感情尚好，在第二年生育了一个孩子，然而双方之间的问题从此开始产生。由于生活习惯不同，加上当初网络交流时，彼此对对方家庭成员和性格特点了解并不深入，作为妻子的薛某在婚后与同来家中照顾宝宝的公婆产生了矛盾，邵某与薛某也因此经常吵架拌嘴。在一次争吵过程中，薛某终于无法忍受，与公婆动了手。无奈之下，丈夫邵某在2015年4月以夫妻感情已破裂为由起诉离婚。

（二）裁判结果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因产生一些家庭琐事就轻易提起离婚，着实不太严肃。家庭内部有摩擦在所难免，加上原被告是网恋而成的婚事，因此，彼此仍有进一步了解缓和的希望。成就一次完美的婚姻需要男女双方共同理解忍让，本案原被告仍有希望将婚姻关系修复重好，双方感情实际上并未完全破裂，因此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原被告经法官判后释法，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网恋”、“闪婚”已不再罕见，“千里之外”的异地恋也逐渐盛行，但随之而来的大量离婚纠纷，尤其是子女出生后产生家庭矛盾而引发婚姻矛盾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年轻人本身感情经历少，心气过重，对待婚姻关系不太严肃，稍有矛盾就诉诸离婚并不是明智之举，法院在审理时亦应当以引导当事人互相谅解、共同维护婚姻关系，不应轻易判决年轻夫妻离婚，而更应注意给闹矛盾的双方留下缓冲和解的空间。法院判决不离婚时亦在强调夫妻双方在婚姻中要注重多沟通和磨合，增强责任意识，在面临冲突时多相互体谅和宽容。同时，也要引导上一辈老人注意不可过多干涉子女的婚姻生活，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多放手让子女自行处理婚姻中的问题，为维护子女小家庭的和谐努力。

张某诉陈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莫把婚姻当作获利工具

（一）基本案情 2011年农历六月，张某和陈某经人介绍订婚，因张某所在生产组要分土地补偿款，张家为使家庭迅速“添丁进口”多得补偿，张某和陈某在交往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下即登记结婚。婚后不到三天，张某继续到外地上学，陈某在张家仅住了几个月就回其娘家居住。其后，陈某因向张某索要生产组每人发放的土地补偿58700元而多次发生争执。2013年，张某以夫妻相处时间较短，双方无感情基础为由两次到法院起诉离婚。在和好无望的情况下，襄城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判决二人离婚。离婚后，陈某要求张某父母返还自己的土地补偿款58700元，张某父母以办理结婚、待客、买家具钱已经花完的理由拒不交出。多次索要无果后，陈某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张某父母再次诉讼至法院。

（二）裁判结果 襄城县人民法院和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土地补偿款是陈某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取得的按份共有财产，陈某对其份额享有所有权。对于张某父母辩称的该款全部用于办理结婚、待客、买家具的理由不予认可，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张某父母偿还陈某的土地补偿款58700元。

（三）典型意义 伴随着城镇化飞速发展的步伐，围绕农村土地的各种纠纷也出现上升趋势。如本案中的情况，张某一家把获取土地补偿款等利益作为结婚的主要考量因素和目的，这样的仓促婚姻往往因缺乏感情基础而极不稳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也都是极度不负责的做法，更存在着法律和财产上的风险。金钱买不来爱情，也锁不住婚姻，终身大事还是谨慎为好。

岳某诉曹某离婚纠纷案——公平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的彰显

（一）基本案情 岳某与曹某经人介绍于1999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子。婚后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夫妻感情破裂。岳某要求与曹某离婚，曹某认可夫妻感情破裂，同意离婚。双方就子女抚养和部分共同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经调查，曹某系农村家庭主妇，平日里下地干活、照顾一家老小，但没有工作及固定的经济收入。

（二）裁判结果 鹤壁市淇滨区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岳某与曹某感情破裂，应准许离婚。曹某作为家庭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离婚后将导致生活困难，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判决岳某给付曹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婚姻关系中，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她们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工作甚至事业为代价；另一方面，在出现婚姻纠纷时，女方往往由于没有为家庭带来直接经济收入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对于确实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女方应判决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本案中，考虑到曹某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抚育子女、照顾老人，付出较多，对家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离婚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还要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因此判决岳某给付曹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陈某真诉陈某领、陈某霞赡养纠纷案——用巡回审判铸造“孝道红黑榜”

（一）基本案情 2015年5月14日,原告陈某真将儿子陈某领、女儿陈某霞告上法庭，诉称女儿陈某霞对其尽了赡养义务，但儿子陈某领不但不尽赡养义务，而且还将其拆迁补偿款和2.9亩承包地据为已有，更经常无故殴打原告。为此，原告陈某真将儿子陈某领、女儿陈某霞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陈某领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归还原告的2.9亩承包地和1.8万元现金。

（二）裁判结果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原告儿子，对原告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对该纠纷的产生应负全部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房屋的拆迁补偿款18000元和对被告陈某领给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部分支持；综合考虑被告陈某真家庭生活状况和2015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被告陈某领给付原告赡养费每月360元为宜因。原告已丧失劳动能力，原告名下的2.9亩承包地，被告陈某领有义务耕种，但收益应有原告的份额。因原告现在女儿陈某霞处居住，被告陈某霞已尽赡养义务，且原告已明确表示对女儿陈某霞撤回起诉。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七条、十八条、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陈某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某真自2015年5月份（含5月份）开始以后的每月的赡养费360元，该款于每月的第1日支付；被告陈某领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某真的房屋拆迁款补偿款18000元。该案经在陈某领所在村巡回审判，陈某领当庭向父亲陈某真忏悔道歉，并跪求父亲原谅。该判决现已生效履行。

（三）典型意义 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百善孝为先，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和谐，社会和谐便成了无本之木。本案被告陈某领不但不赡养年迈的父亲，而且还抢钱霸地，施以暴力，其不孝行为与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传统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受案后，认为这是一件“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的典型案例，遂在原被告所在村提前张贴开庭公告，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审理此案。庭审中，法官的教育、旁听群众的议论、父亲的控诉指责，形成了一股不可辩驳的正能量，迫使被告陈某领当庭承认自己的错误做法，跪求父亲原谅，并保证认真履行法院判决义务。人民法院通过巡回审判的方式，公开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进行审理，结合社会舆论打造“孝道红黑榜”，不失为审判机关在培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道路上的一种探索形式。

贾某诉刘某赡养纠纷案——用法律来纠偏“久病床前无孝子”

（一）基本案情 原告贾某76岁，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生活不能自理。2012年至2013年间，贾某因病住院仅治疗费就花了30多万元。贾某一生生育四子三女，其中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比较孝顺，但三子刘某多年来未尽任何赡养义务。贾某某住医院期间，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积极筹钱，一起分担医疗费。而三子刘某不仅对母亲病情不管不问，还不愿分担任何医疗费用。虽经村干部多次调解，但刘某均躲避不见。贾某无奈之下，走上法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子刘某支付赡养费、承担已花去的医疗费，并分摊以后每年的医疗和护理费用。

（二）裁判结果 商丘市虞城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第十五条第一款“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第十九条第二款“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的规定，判决支持贾某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回报养育之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子女不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尊敬父母，关心父母，在家庭生活中的各方面给予积极扶助。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医疗费的权利。当父母年老、体弱、病残时，子女更应妥善加以照顾，使他们在感情上、精神上得到慰藉，安度晚年。本案的被告刘某作为原告七个子女中的赡养义务人之一，无论从道义上、伦理上还是从法律上都应对母亲履行赡养义务，在老母亲年老体弱且患有疾病的情况下，被告应当与其他兄弟姊妹一起共同承担赡养义务，使老母亲能够安度晚年、幸福生活，而被告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却三番五次推诿履行，并公开放言不管不顾老母亲，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引起民愤。法院在确认双方关系和事实前提下，依法判令被告履行赡养义务，彰显了法治权威，同时也维护了道德风尚。

冯某刚、周某诉冯某伟解除收养关系案——《收养法》实施前的收养行为如何认定？

（一）基本案情 1987年11月份，原告冯某刚骑三轮车出门卖菜，在村北河沟边捡到一名刚出生的弃婴，遂将其抱回家中抚养，原告冯某刚与妻子张某在1987年11月27日为该弃婴申报了户口，登记在二人户籍名下，关系为“长子”，取名冯某伟。一晃20年过去了，被告冯某伟在二原告抚育下长大成人，并在原告夫妇帮助下结婚育孩。然而，被告婚后一改往态，不仅不对年老体衰的原告夫妇尽赡养扶助义务，更纵容妻子打骂原告，引起了乡里乡亲的公愤，致使二原告身心受损，长期生活在外，不敢回家。无奈之下，老两口到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被告的收养关系，并支付生活费、教育费补偿金。

（二）裁判结果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两位原告收养被告发生在1987年，即在1992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之前，虽然原告事后并未办理合法手续，但鉴于原告已抚养被告长达20多年，且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邻居、亲友公认二原告与被告系养父母子女关系的证言，理应按照收养关系来对待。被告冯某伟在成年成家后，未能正确处理家庭关系，纵容其妻打骂原告夫妇，经过当地村委会及家族长辈调解仍然未果，导致二原告与被告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原告夫妇含辛茹苦把作为养子的被告抚育长大，而被告却不善待已经年迈的二原告，更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伤害，法院本着尊重原告诉求、维护老人合法权益的考虑，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第31条之规定，判决解除原告冯某刚、张某与被告冯某伟的收养关系；被告冯某伟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冯某刚、张某生活费和教育费补偿金20万元。

（三）典型意义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无论是亲生子女，还是养子女，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责任。本案原告夫妇收养被告的时间在1987年，虽然未按法律规定办理任何收养手续，但法院裁判时应充分考虑到原告夫妇的文化水平和邻里乡亲的证言，如果仅因原告未能办理收养手续便否定收养关系，不但会让群众不信服，也不利于保护做出善行的原告夫妇。被告冯某伟作为原告夫妇在河边捡回的弃婴，能够健康成长并结婚育子，完全受原告夫妇养育恩赐，原告夫妇含辛茹苦供养子上学接受教育，为其操办婚姻，帮其照顾孩子，但被告及其妻子的种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原告夫妇的感情与合法权益，更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不仅是对忘恩负义行为的惩戒，更是民意所向。

余某诉余某望抚养费纠纷案——抚养费标准是否能随物价上涨而提高？

（一）基本案情 原告余某的母亲和父亲2008年经调解离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余某由母亲抚养，其父亲余某望当庭一次性给付抚养费23000元。2013年余某在某双语实验学校上小学二年级，年学费3600元，其母亲无固定收入，主要收入来源为打工。后余某诉至法院请求其父余某望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元，到2023年6月30日其满18岁止。

（二）裁判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的数额的合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费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子女可以要求增加抚育费。本案中原告余某父母离婚时间是2008年，当时双方协议余某父亲当庭一次性给子女付抚养费23000元，平均每月62.5元。而2012年度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032.14元，平均每月419元。根据上述情况，余某父亲原来给付的抚养费目前显然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因此驻马店市确山县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余某要求增加抚养费的请求。

（三）典型意义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法立法时都遵循“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目前，我国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应当成为我国婚姻家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尽可能预防和减少由于父母的离婚，给未成年子女带来的生活环境上的影响及未成年子女性格养成、思想变化、学习成长等不利因素。在婚姻家庭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在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进行判决、调解时,抚养费标准一般是依据当时当地的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确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物价上涨等因素,法院原先所判决、调解的抚养费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或发生很大改变，再依据当时的条件和标准支付抚养费，已经不能满足未成年人基本的生活要求，不能保障未成年子女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因此,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未成年子女有权基于法定情形，向抚养义务人要求增加抚养费。本案正是基于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考量，在原审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准予未成年子女余某向人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依法支持其请求其父增加抚养费的主张。该判决契合了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美德教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付某桐诉付某强抚养费纠纷案——婚姻存续期间能否要求一方支付抚养费

（一）基本案情 原告付某桐的母亲韩某与被告付某强于2012年12月7日结婚，于2013年9月18日生育一子付某桐。韩某住院生育原告付某桐的医疗费用由被告付某强支付。自原告付某桐出生后，其母亲韩某即带其离开单独居住至今，被告付某强亦未支付过原告付某桐抚养费。被告付某强现无固定收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

（二）裁判结果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出生后，原告母亲即与被告分开居住，原告母亲带原告单独生活，被告未支付过原告的抚养费，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遂判决被告付某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每月人民币4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原告付某桐自2013年10月份至判决生效之日的抚养费；被告付某强于判决生效后按每月人民币4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付某桐的抚养费至其满十八周岁；驳回原告付某桐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未成年子女要求支付抚养费，基本上都是在夫妻双方离婚时或离婚后才产生的，而在婚姻存续期间，由于夫妻双方财产为共有财产，是否能要求不尽抚养义务的一方支付抚养费，这是本案争议的要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出台之前，对此一直存在争议。而《婚姻法》解释

（三）第三条则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婚生子女抑或非婚生子女，父母的抚养义务是不变的，只要一方不履行该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有权利向其主张抚养费。同时，在子女抚育费数额的具体确定上，还要根据子女正常生活的实际需要，应能维持其衣、食、住、行、学、医的正常需求，并需要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收入、费用支出、现有生活负担、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最终做出公平合理的判决。

王某辉诉柴某探望权纠纷案——莫让孩子受到再一次的伤害

（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辉与被告柴某经人介绍相识后于2012年10月6日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典礼仪式后开始同居生活，2013年9月12日生育女儿王某瑶，后双方解除同居关系。王某辉与柴某曾因非婚生女王某瑶的抚养权纠纷诉至法院，2015年6月2日，鹤壁市浚县人民法院判决非婚生女王某瑶暂随原告柴某生活，待其成年后随父随母由其自择。2015年7月20日，原告王某辉因探望权纠纷到法院起诉。

（二）裁判结果 浚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的非婚生女儿王某瑶与被告共同生活，原告作为父亲，有权探望王某瑶。现双方对原告探望权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有不同意见，法院本着既要考虑不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又要增加女儿同父亲的沟通交流、减轻子女因父母解除同居关系而带来的家庭破碎感以及既有利于子女今后身心健康成长，又能维护原告合法权利的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原告王某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可于每月第一周周日上午9时至下午17时探望女儿王某瑶一次，被告柴某应予以协助。

（三）典型意义 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身份关系不直接抚养方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望、联系、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法定权利。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方探视子女产生纠纷的原因较多，问题很复杂,其产生的根源往往是由于双方“草率”离婚时对处理子女抚养及对方探望子女考虑不周，以致于产生矛盾隔阂。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的规定比较原则，仅有一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此类案件在审理时，法院在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上，应从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且不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和学习的角度考虑，探望的方式亦应灵活多样，简便易行，具有可操作性，便于当事人行使权利和法院的有效执行。王某某与王甲抚养费案

（一）基本案情原告王某某的母亲郭某与被告王甲于2011年9月27日登记结婚，原告王某某出生于2012年7月14日。2014年11月20日，郭某与被告王甲在泰安市宁阳县民政局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婚生之子王某某由其母亲郭某抚养，被告不支付抚养费。由于原告母亲婚后一直照顾原告和家庭，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离婚后仅靠打零工勉强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现原告需上幼儿园要缴纳学费、生活费等费用，而被告长期工作稳定，还曾到国外务工，一直有较高经济收入，且于2013年在宁阳县城购买楼房一处。原告父母离婚后，被告没有给付原告抚养费。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于2015年3月20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从2015年1月1日起每年给付原告生活费7200元，至原告独立生活为止。

（二）裁判结果泰安市宁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王某某系其母郭某与被告王甲的婚生孩子，双方都有抚养孩子的义务。现原告已达到入幼儿园年龄，原告的母亲无固定工作收入。被告王甲曾在新加坡务工，且于2013年在宁阳县城购买房产。被告主张原、被告均是农村户口，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起诉之日起支付抚养费，但原告现居住宁阳县城，被告也有较好的经济能力，因此，对于被告要求按农村人均纯收入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要求从起诉之日支付抚养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遂判决被告自2015年4月1日起开始支付原告抚养费。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本案是子女抚养纠纷，在这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关系特殊。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考虑到这一特殊性，尽量协调调解结案。如果确实无法调解，对这类案件应尽快依法判决。另外，也应考虑到原告的生活环境，有时原告户口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这时就应该考虑如何最大程度保护孩子的权益。本案中，原告虽是农村户口，但原告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县城，并在县城居住上学，而且被告也在县城购买住房，考虑到这些情况，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支付原告抚养费。王某与张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一）基本案情原告张某与被告王某于2002年结婚，2004年6月13日生一男孩王甲，后双方于2007年协议离婚，约定王甲由王某抚养。2010年9月，王某与王乙另行组成家庭，王甲随父及王乙共同生活期间，受到继母王乙体罚、饥饿、精神虐待。2011年11月，张某探视过程中，发现孩子身体存有受伤情形，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鉴定，王甲身体存有十几处伤，已构成轻微伤。2011年11月21日，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并要求对方承担抚养费用。

（二）裁判结果聊城市阳谷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夫妻双方离婚后，针对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本案中，王某与张某协议离婚后，虽协议约定婚生子王甲由王某抚养，但在其抚养过程中，根据张某方举证以及涉案未成年人王甲当庭陈述、证人证言、法医鉴定，能够证明自2010年起与其共同生活人员对其存有体罚、饥饿、精神虐待等情形，对其今后健康成长明显不利，其抚养关系应当予以变更，并依法由王某支付抚养费用。王某不服提起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之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有虐待子女行为的情形，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支持。离婚是自由的，但孩子是无辜的。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父母双方再婚时，均要客观的、现实的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和感情，均应从有利于孩子生活和学习的角度出发，给孩子一个健康、稳定的成长环境。这样，孩子的幸福才不会因为父母的分离而削减。耿某、赵某与耿甲、耿乙、耿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原告耿某、赵某生育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耿甲、次子耿乙、三子耿丙。现在原告二人年龄已大，无劳动能力，需要赡养。为此，二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

（二）裁判结果聊城市阳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子女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承担赡养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权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二原告均年事已高，丧失劳动能力。被告耿甲、耿乙、耿丙系二原告的儿子，二原告现在被告耿乙家居住。被告耿甲在二原告年事已高并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显系无理。二原告要求三被告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符合当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耿甲、耿乙、耿丙于2014年10月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耿某、赵某赡养费200元，限每年的12月31日前付清当年的赡养费。

（三）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赡养纠纷案件。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在于人们法律意识的淡薄。我们不仅要提倡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要注重法律的最终保障力。当道德约束失效时，应当有完善的法律规定予以保护。同时,法律也需要有人去维护，否则只是白纸一张。特别是面对弱势群体权益被侵害时，法院发挥公正审判职能显得尤为重要。该案告诉我们，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农村老人赡养工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周某与肖某、倪甲等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原告周某（女）于1960年携其子被告肖某与倪某（2013年去世）再婚，婚后与其生育二男一女，即被告倪甲、倪乙、倪丙。周某年迈体弱、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于2007年起诉肖某要求其支付赡养费，后经法院调解商定被告肖某每年付给原告及倪某生活费350元、小麦100公斤、花生油7.5公斤；被告倪乙及倪丙通过庭外调解确定每年付给原告及倪某生活费500元，小麦250斤、花生油20斤。倪某去世后，随着原告年龄增大，疾病缠身，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述赡养费根本不足以维持原告的日常所需。原告周某与肖某等四被告协商未果，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四被告自2015年起每人每年支付赡养费2192元。

（二）裁判结果威海荣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尊重和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依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赡养父母亦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子女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赡养人还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本案中，原告已年满78周岁，年老多病，没有劳动能力，生活困难，要求其四名亲生子女支付赡养费，并负担日后住院所需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赡养费的金额，根据2014年山东省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962元、赡养人为四人计算，原告要求每人每年2192元数额略高，应以每人每年1990元为宜（7962元/4人）。原告要求其日后因病住院所产生费用由四被告平均承担，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肖某辩称，相对于其他三被告而言，其还需赡养亲生父亲，赡养人数较多，不应当与其余三人平摊原告赡养费用，要求按照原来调解的方案，只负担17.5%。对于被告肖某的上述要求，现原告不予认可，且原告主张的赡养费是根据原告一人生活需求计算的，被告肖某需赡养其亲生父亲，但不能以此来影响对其母亲的赡养，其辩解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是四被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原告2015年赡养费1990元；二是自2016年起，四被告于每年12月30日前分别支付原告赡养费1990元；三是原告日后如因病住院所支出费用，由四被告凭单据各承担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赡养扶助义务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法律义务，这里所指的“子女”包括亲生子女和养子女以及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在法律地位上是相同的，子女不能以自己对父母的亲疏好恶等看法来选择是否赡养父母，也不能以要赡养亲生父母为由而拒绝赡养养父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因拆迁引起的赡养纠纷也逐渐增多，有不少再婚的老人，各自的子女为获得拆迁款，不仅不赡养老人，而且把老人拒之门外，这种行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当子女与继父母形成抚养关系后，无论是不是亲生子女，都具有赡养义务。《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也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因此，当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陈某与陈甲、徐乙、徐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原告陈某与朱某于1986年登记结婚，朱某系再婚。1987年，朱某带徐乙（1975年6月8日出生）、徐丙（1978年2月10日出生）到临沂市莒南县文疃镇大草岭后村与原告陈某共同生活。1990年5月13日，陈某、朱某生育一子陈甲。1991年被告徐乙离家外出打工，1993年被告徐丙离家外出打工。2012年2月，朱某去世。原告陈某由于年事已高，且没有生活来源，基本生活困难。因三被告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原告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二）裁判结果临沂市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与亲生父母子女关系一致。被告徐乙、徐丙随其母朱某与原告陈某长期共同生活，接受原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父母子女关系，对原告陈某负有赡养义务。现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难，且三被告均已成年，具有赡养能力，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年度当地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徐乙、徐丙与原告陈某的共同生活时间、感情因素及二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法院酌定被告徐乙、徐丙负担的赡养费数额以每人每年1500元为宜。被告陈甲系原告陈某的亲生儿子，其对原告陈某负有当然的赡养义务，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请求以每年3600元的标准负担赡养费，法院予以确认。最后，法院判决被告陈甲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支付给原告陈某当年度赡养费3600元。被告徐乙、徐丙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分别支付给原告陈某当年度赡养费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