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脆弱范文

环境脆弱范文（精选12篇）

环境脆弱 第1篇

随着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生态调控能力。生态环境脆弱性指的是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受到外界活动干扰时发生变化, 并且是向着不利于人类生存和资源持续利用、发展的方向变化, 同时这种改变很难恢复[1]。对某一区域生态环境进行脆弱性评价是识别该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有效手段之一, 已经受到国内外许多生态领域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当前, 对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进行评价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敏感度、变异性、适应性等方面, 涉及区域生态演变、生态响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2]。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态环境, 造成其生态脆弱性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同时, 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 生态脆弱性的程度也不同[3]。由于每一个研究者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角度各不相同, 评价方法和标准也没有统一规定。目前, 对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模糊评价法、指数评价法等[4]。因此, 本文在对洱源西湖湿地生态环境进行脆弱性评价时, 根据区域特点, 采用生态脆弱性指数评价法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选择8个主要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构建评价指标系统, 对其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

2 研究区概况

洱源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 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 在北纬25°41′~26°16′, 东经99°32′~100°20′之间。气候属于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 春冬多晴, 夏秋多雨。年平均气温13.9℃, 最冷月平均气温6.7℃, 最热月平均气温20℃, 年平均日照2451h, 年平均降水量734mm, 夏秋季占全年降雨量的90%以上[5]。洱源西湖湿地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右所西部的佛钟山脚下, 是一个高原平坝淡水湖, 主要由西湖、江尾、罗平山和螺蛳江组成, 总面积约80hm2, 湖面面积约4hm2, 平均水深4~6m, 最深达12m, 是洱海的重要水源之一。

3 研究方法

3.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造成洱源西湖湿地生态脆弱性的共同原因。因此在建立评价指标时从这两方面的因子入手, 按照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并结合当地近年的统计年鉴选择具有代表性、实用性、综合性的8个评价指标[6], 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的8个评价指标都是影响洱源西湖湿地生态脆弱性的关键因子, 有4个正向指标和4个逆向指标, 其中X1~X5是主要反映研究区域自然环境状况的成因指标, X6~X8是表现人口、社会经济、环境承受力等方面的结果指标。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大理州统计年鉴2013》及中国大理政府网站[7~8], 真实有效。

绿化覆盖率指研究区域内绿化总面积与总土地面积的比值, 表示该区域内的植被覆盖程度。此指标与生态脆弱性呈负相关, 是逆向指标;土层厚度指地面表层土的厚度, 此指标能够反映地表抗水流侵蚀的能力, 与生态脆弱性呈负相关, 是逆向指标;年均降雨量是反映研究区域水资源状况的指标, 与生态脆弱性呈正相关, 是正向指标;年均气温是反映研究区域热量状况的指标, 与生态脆弱性呈正相关, 是正向指标;水域面积此指标反映研究区域水体受外界污染和破坏的难易程度, 与生态脆弱性呈正相关, 是正向指标。人均GDP是反映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与生态脆弱性呈负相关, 是逆向指标。人口密度是研究区域内人口总数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 反映了人口对湿地环境的影响程度, 与生态脆弱性呈正相关, 是正向指标。人均耕地是该区域内耕地面积与人口总数的比值, 反映了当地的耕地资源状况, 与生态脆弱性呈负相关, 是逆向指标。

3.2 数据处理

表1中的数据均来自大理市洱源县政府网站, 数据真实可靠。但是, 这些原始数据的计量方式不统一, 不能直接进行脆弱性指数计算, 需要采用极大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9], 数值标准化公式如下:

其中, Xi表示指标i的标准值, 表示指标i的初始值, Xi (0) 表示指标i曾出现的最大值。Xi (max) 逆向指标的数值标准化公式为:

不同的评价指标对生态脆弱性的响应强度不同, 因此引入权重值的概念, 利用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进行生态脆弱性指数计算, 从而使得出的结果更接近真实水平。采用软件yaahp Version 0.4.1对表1的数据进行权重计算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值[10]。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的指标权重值, 综合考虑数据特征和指标适用范围, 建立能够比较全面体现环境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数:

其中, M代表洱源西湖湿地生态脆弱性指数, Xi表示第i个指标的数量值, Yi表示第i个指标的权重值。

3.3 脆弱性评价标准

湿地生态环境的脆弱程度是相对而言的, 没有完全脆弱的或者完全稳定的生态环境。因此, 为了形象地表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人为地制定评价等级。目前, 在湿地生态环境脆弱性等级制定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本文综合考虑云南地区、洱源地区的环境、社会经济情况, 制定了适宜于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脆弱性评价等级。共设置略微脆弱、一般脆弱、比较脆弱、严重脆弱四个级别, 如表3所示。

4 结果分析

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代入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数公式中计算得出整个洱源西湖湿地的生态脆弱性指数M=0.5628, 根据表3的评价标准可得知洱源西湖湿地脆弱性为比较脆弱。

如表2中的指标权重值所示, 在影响湿地生态脆弱性的环境因素中绿化覆盖率、土层厚度、水域面积是主导因子。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发展, 当地的森林不断遭到破坏, 绿化覆盖率下降。在雨季, 山地遭受雨水冲刷, 水土流失严重, 土层厚度不断降低。同时, 当地农民以农耕为主, 为扩大种植面积不断围湖造田, 致使水域面积减少。在影响湿地生态脆弱性的社会经济因素中人均GDP、人均耕地是主要影响因子。洱源县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虽然社会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总体水平还是低于其他地区, 同时该地区属于高原平坝区, 四周环山, 人均耕地仅有1.02亩, 这也是造成围湖造田、砍伐森林的原因之一。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洱源西湖湿地生态环境处于比较脆弱的现状, 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刻不容缓。

5 结语

洱源西湖地处洱海源头, 是大理及周边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在维持生态平衡、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已经被国家林业局批准建设为国家湿地公园, 这将推动当地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大理市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政策, 建议洱源县政府加大对地梅子、菌类等特色产业的扶持和帮助, 减少水稻、玉米等经济价值不高的产业投入, 一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另一方面还能吸引外地游客以增加旅游业收入, 同时也减少了当地居民对湿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希望本文的脆弱性评价能够为洱源经济发展和湿地保护规划提供借鉴和依据。

参考文献

[1]周嘉慧, 黄晓霞.生态脆弱性评价方法评述[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8, 20 (1) :55~59.

[2]徐广才, 康慕谊, 贺丽娜, 等.生态脆弱性及其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 2009, 29 (5) :2578~2588.

[3]赵珂, 饶懿, 王丽丽, 等.西南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以云南、贵州为例[J].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 2004, 15 (2) :38~42.

[4]张彤, 张华, 王利.大连市水源地生态脆弱性评价[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0, 27 (9) :25~28.

[5]洱源县志编纂委员会.洱源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1.

[6]沈彦.洞庭湖区湿地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恢复与重建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6:29.

[7]大理统计局.大理统计年鉴2013[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3:98~100.

[8]中国大理门户网站.http://www.dali.gov.cn/dlzwz/5116658723716071424/20110929/254605.htmL

[9]张彤.大连市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脆弱性评价及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 2011:19.

山西省县域生态环境脆弱度评价 第2篇

山西省县域生态环境脆弱度评价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阻碍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山西省97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共选取3大类12项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各县生态环境脆弱度进行计算和定量评价,并根据最大隶属原则把97个县份分别划分为强度脆弱、中度脆弱和轻度脆弱三种不同脆弱等级.计算结果表明,山西省生态环境脆弱形势十分严重,有52个属于强度脆弱,28个属于中度脆弱,17个属于轻度脆弱.

作 者：王言荣 邢芳芳 刘洁 WANG Yan-rong XING Fang-fang LIU Jie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太原,030006刊 名：水土保持研究 ISTIC PKU英文刊名：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年，卷(期)：12(2)分类号：X171.1关键词：生态环境 脆弱度 指标体系 模糊综合评判

环境脆弱 第3篇

(一)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性。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直接制约和影响了青藏高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表明, 在青藏高原地区经济落后和生态环境脆弱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根据2005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青海省生态承载力水平和生态系统脆弱水平权重分别为71.28和70.74 ,排名在青藏高原各省倒数第二。 ①从自然生态状况看,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属于生态脆弱的中高类型,生态承载力较重,青藏高原生态先天脆弱,因人类活动频繁而极易遭受破坏, 自然灾害更加频繁, 削弱了企业竞争力, 也大大制约了青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竞争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取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竞争力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特别有助于实现顾客所看重的价值;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难以被替代的;具有持久性。具备绿色竞争力的企业在实现用户价值方面能够比一般的企业更胜一筹,随着人类对物质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环保型产品,绿色产品能够带给用户更多的价值享受。此外,绿色生产、绿色设计、绿色材料供给等价值活动所隐含的技术和知识,也使得绿色竞争力难以被一般的企业模仿,从而使之具有持久性,可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在绿色消费已成时尚、绿色理念深入人心、绿色产品广受欢迎、绿色市场日益广阔的今天,绿色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之一。

(三)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与企业绿色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企业实现绿色竞争力的外在因素。构建企业绿色竞争力要求企业在实现自身目标时, 要保持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保护环境可以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为企业提供有利的外部发展条件, 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当企业以保持环境为前提, 以节约和可循环利用资源为目的, 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被实现, 绿色发展方可体现;在企业构建绿色竞争力的过程中, 如果“发展”、“绿色”、“和谐”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达不到理想状态, 那么就会出现脆弱性, 即可持续发展向非可持续发展转换, 就可能造成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协调,会出现发展的脆弱性, 此时的企业就处于竞争劣势;处理好环境问题, 不仅可以节省原材料成本、减少排污费, 还可以提高企业公共形象和产品在消费者中的声誉,也有利于改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企业只有在良好的生态环境, 也即在没有脆弱性或脆弱性很低的情况才能实现“绿色发展”。脆弱性较高时就必须通过政府政策, 借助市场力量或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力量进行调控, 以降低竞争劣势。

二、构建青海企业绿色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的相对落后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并存。青海省面积为73.7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近1/13。2009青海省生产总值(GDP)为 1081.27亿元,年均增长10.1%, 高于全国8.7%的增长速度。但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综合实力看,青海2009年GDP 仅为全国的0.309%,列全国第30位,青海仍然是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上, 青海企业的竞争力整体上较弱,与东部地区相比较, 劣势也非常明显。青海省产业结构仍呈典型的重型工业结构,2009年,工业增加值576.34亿元,但重工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7.32%。② 长期以来, 青海的发展战略是追求以“物”为中心, 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重视“硬件投资”、忽视“软件投资”,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发展模式, 青海企业不仅在市场竞争中获利较少, 而且还会加剧这些不发达地区生态脆弱性的边缘化程度。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损失,企业在扣除环境成本后, 对 GDP 属性的贡献率降低,相应的竞争力也就大打折扣。由于以牺牲环境和对资源、能源过度消耗为代价,整体上青海企业的绿色竞争力水平非常低。

(二)粗放的经营方式与大多数企业缺乏绿色竞争力优势并存。青海企业绝大多数从事传统产业,高、精、尖企业较少,传统企业的生产经营一般都是在追求近期和微观效益的理念下进行, 对眼前利益考虑得多, 对环境保护和社会长远利益考虑得很少。不少企业对消费者绿色需求导致的消费需求的变化、绿色问题引起企业竞争能力的差异、环境问题所开拓的新的市场机会等缺乏应有认识。由于过于追求物质绩效,企业在整个价值链的创造过程中, 内部绿色氛围淡薄, 绿色意识缺乏, 企业产品在研制、开发、生产时也缺乏绿色管理理念。企业往往重视内部流程, 忽视环境建设; 重视生产形态和商品形态的物质资本, 忽视环境和生态资本; 重视经济利润, 忽视绿色利润。就当前而言, 青海省有关绿色产品的政策、技术规范也还不健全, 以至绿色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缺乏物质基础和政策环境的有效支持, 绿色供给能力难以得到提高, 企业缺乏追求环境利益的内在驱动力。

(三)企业注重市场收益与忽视环境成本并存。部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往往只计算对自身利益产生直接影响的成本和收益,忽略其活动造成社会性的环境成本代价,甚至将其外部化转嫁给社会大众和未来,造成单个市场主体的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极不一致,出现所谓的“外部不经济性”。没有考虑环境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1)现行成本归集不完整,忽视了企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及破坏的“外部成本”,没有对这些成本进行合理估计确认和计量,导致企业成本的虚减和经济利益的虚增。这不仅影响企业对“外部不经济性成本”的管理,还影响企业对“绿色竞争力”的重视和规划,制约企业竞争力。(2)产品成本项目划分不明确。仅2008年青海省就有58家企业因环境违法被查处,③企业因环境问题而发生的环境治理、预防以及罚款等成本支出越来越大。但在现行的成本会计制度下,企业对发生的该类环境成本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所有成本支出都掩盖在企业制造成本、材料成本以及期间费用、营业外支出等现行成本费用项目中,掩盖了企业环境成本费用信息,切断了企业环境成本和产品成本以及企业盈利间的关系,制约了企业对环境成本的管理。

(四)企业落后的技术与创新不足并存。管理技术与工艺技术落后是转轨过程中我国企业的共同问题, 而青海企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又大大低于我国各类企业的平均值。同时, 企业大多数没有技术创新能力, 仅仅是靠购买技术和仿冒技术投入生产, 很难取得或保持技术上的优势, 也就难以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高新技术产业也是如此, 大多数也还停留在集成性产业和模仿创新阶段, 核心技术创新严重不足。由于技术上的落后导致工业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低的现象大量存在。2008 年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的77.32%,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2.93 吨标准煤 / 万元, 而全国平均水平高为1.47吨标准煤 / 万元, 约为广东的 4.12 倍, 为上海的3.67 倍。④各项指标不仅高于青藏高原的各省份,而且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

(五)绿色贸易壁垒与企业低的产品出口标准并存。绿色贸易壁垒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形式,是指进口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物或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生态和环境为理由,对来自国外的产品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一种手段和措施。“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我省企业扩大产品出口的一大障碍,直接影响着青海企业的发展。例如:2005年,欧盟以我国农产品农药及化学物质监控体系不健全、水产品含氯霉素为由,全面禁止从我国进口虾、家禽肉等动物源性产品,提高了茶叶的检测标准等等,给我国的农、水产品出口增加了难度。由于青海省是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之一,贸易主要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相对于发达国家,我省产品的环境要求较低,在许多商品的环保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品的安全、环保、卫生等方面标准较高,我省出口的产品在短期内很难达到要求,从而严重阻碍了青海企业的产品出口国际市场。

三、构建青海企业绿色竞争力必须走出的认识误区

绿色竞争力的提升非朝夕之事,必须重新审视企业发展上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由此必须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引导公众走出绿色消费仅仅是健康消费的认识误区。目前大部分消费者把绿色消费简单地理解成健康消费,真正的绿色消费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对物种的保护等,可以说涵盖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根据环保专家把绿色消费概括成的5R,即: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Re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Rescue)等五个方面。对我们的消费公众来说,至少应当倡导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改变社会公众传统的消费观念,引导公众主动参与“绿色消费”,参与到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创造绿色生活之中。只有这样,绿色产品才有市场,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才有动力源泉。

(二)提升企业绿色竞争力必须走出企业竞争单一化模式的认识误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以营利的多少衡量企业发展的好坏,对生态保护企业自主的行为较少,而更多的是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在倡导企业绿色竞争力情况下,要求企业的竞争模式从单一的市场竞争模式向市场竞争与生态竞争模式转变。在市场竞争中加入生态竞争的成分,将企业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联系在一起,使企业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同时取得经济价值的增值,这实际上也最大化了社会价值。拥有绿色竞争力的企业会因为具有独特竞争力而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按照生态化和绿色化的方向和目标,进行企业的再造与转型,追求企业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和最大化,实现现代企业的“绿色再造”和“绿色转型”。 生态竞争模式下,环境保护不是作为一种包袱被企业接受,而是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主动实现,这应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生态竞争模式使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下注重绿色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反过来,绿色竞争力的提升也会使企业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推动企业从单一的市场竞争模式向生态竞争模式转变是企业提升绿色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三)提升企业绿色竞争力,走出只靠市场忽视政府决策的认识误区。目前,仅仅通过市场来提高企业的绿色竞争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在市场化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决策,使企业的绿色竞争力得到长足的提高。青海省政府在推动绿色生产提高绿色竞争力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如推出绿色GDP试算、施行绿色采购等,但重视还远远不够,政府必须实现决策思路的转变:将绿色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上升到战略层面,上升到与可持续发展同等的高度,成为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绿色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内容,因为绿色竞争力不足不仅会影响未来经济的发展,而且已经影响到了目前的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传统的以“速度决定经济”的经济发展思路。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绿色竞争力就没有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

四、青海企业绿色竞争力路径选择

基于青海省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度脆弱性,绿色发展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更要特别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 并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 因此, 如何提升我省企业的绿色竞争力,我们应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树立绿色管理理念,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应把环境管理战略纳入其总体发展战略, 生态脆弱性的加重和环境污染西迁速度加快是青藏高原区域经济脆弱性的表现之一, 要求企业将其环境政策、环境工程及环境管理操作规程渗入企业所有业务活动中并与之融合, 企业环境战略及制订相应对策时都考虑到环境影响。通过环境战略来提高企业核心能力, 促使企业获得核心竞争优势。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司把环境战略看作是竞争优势的源泉, 因此追求竞争优势的企业环境战略必须依赖有价值的资产, 或是其竞争者并不能轻易复制的环境管理能力。企业应该从“有效益的环境成本管理”出发, 实现花很少的钱, 甚至不花钱就能既减少企业的污染排放, 又能增加企业利润。企业也应当由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转变为注重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

(二)企业通过取得“绿色通行证”,使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更协调。推行ISO14000 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并有利于破除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推行ISO14000 使企业从内部强化管理,提高品质,提高员工素质,增强环保意识,注意节约能源,降低成本;同时在企业外部,可增强客户信心,扩大市场,提高企业知名度,美化企业形象等,从而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为获取ISO14000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企业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提高全体职工的环保意识。加强环境管理,认真贯彻ISO14000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负责,是对消费者负责,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有助于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发展环保技术,建立起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出口商品结构。其次,大力推进科技进步,推广清洁生产和绿色技术,建立生态化生产体系,积极引导企业向绿色产业转移,实现企业发展的生态化和工农业一体化。最后,按ISO14000的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实现企业经营模式的战略转移,使企业从内部建立起一套立足于生态文明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体系和生态环境。

(三)提升企业自身素质,建立现代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模式。从企业绿色发展的需求而言,青海省的企业都必须将环境成本内在化,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环境成本管理模式,化被动为主动。既赢得“绿色比较优势”又增强“成本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必须建立起现代企业环境成本管理模式。首先,在产品的生态设计阶段就遵循资源消耗减量化、材料及包装无害化、废弃物回收利用化的设计思路,带来了资源的综合利用和节约,大大降低了排污费用,使得废弃物的排放大大减少甚至到“零排放”。其次,采购阶段优先购买环保原料,生产、包装阶段加强资源回收利用、能源节耗,污染物质抑减,流通阶段采用环保物流,使用和消费产品阶段的废弃物易于降解,回收、处理阶段的再生利用等所有过程的环境成本都会因采用现代环境成本管理模式而得到优化。最后,提高环境业绩,可提高企业的环保形象,强化公司员工的环保意识,将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四)创新绿色技术, 实现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绿色技术即生态技术作为企业理想的现实形式, 是指能够大幅度减少物质( 包括资源与能源) 消耗, 极少或避免废物, 达到企业生产过程少污染甚至无污染的技术。在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技术条件下, 企业由“原料——产品——废料”的传统技术经济运行模式逐步向“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的绿色技术经济方式转变。绿色生态技术系统主要是绿色技术开发、引进、应用系统, 是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以及解体、再生等所有环节都要极少产生废物, 实现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乃至无害化。企业应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工艺技术创新、设备技术创新、产品技术创新活动, 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五)制定相应的绿色政策,规范各行业的绿色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一方面,政府应当采取多种途径鼓励绿色产品的生产和开发。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提供必要的绿色补贴,用以补偿企业因保护环境而增加的费用。在WTO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中,均对成员国政府的此类绿色补贴给予例外,允许其存在。通过政府在绿色政策、绿色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我省企业绿色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从而增强青海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绿色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大多数行业, 青海省还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的绿色标准,与发达国家的相应标准更是相去甚远。虽然, 青海省和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在绿色大势的压力之下,必须分阶段分步骤地结合青海省的实际制定各个行业的绿色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使青海省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早日达到国际绿色标准或进口国的绿色标准,消除绿色弱势。

注释:

①刘宝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承载系统及其多层面评估[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5.

②2010年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

③2008-2009年青海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P298页.

④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P253页.

渭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进展 第4篇

一、生态脆弱性概述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各种问题日益突出, 并切实影响到各区域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诸多生态环境的研究, 都牵涉到生态脆弱性的评价与表达, 可见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已经是当前环境资源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 其评价将是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重要前提。

生态脆弱性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概念最早源于美国学者Clements提出的生态过渡带 (Ecotone) 概念。此后, 国际环境监测活动以及一系列的综合性全球变化研究逐步展开。1989年, 第七届SCOPE (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大会明确了生态交错区/过渡区的概念, 从此该领域的研究愈加活跃。至今, 国外的生态脆弱性研究已相对成熟, 不仅借助遥感、GIS、GPS技术深入到各类型区域, 如地学、生态、生物等领域, 而且出现了与景观学相结合或针对特殊条件的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 最早为朱震达针对中国荒漠化研究中提出的在中国的北方农牧交错地区存在一条地跨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区域的生态脆弱带。由此关于生态脆弱带的研究在中国逐步展开, 并在生态脆弱性的特征、脆弱生态整治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不同研究领域在生态脆弱性的定义、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操作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对其评价结果在较大时空尺度上进行统一量化和应用较为困难。

近年来, 国内出现了一些针对专门领域和区域的生态脆弱性分析, 其中做得较为成熟的是地下水脆弱性研究。由于其目标专一, 以研究地下水的本质脆弱性为主, 同时应用了GIS技术并引入地下水运移模型, 因此研究相对而言较为深入。此外, 针对矿业城市、农业生态系统、南极地区的生态脆弱性评估, 以及建立在景观分析基础上的生态脆弱性研究也相继开展。而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及模型建立仍处于探索阶段。

二、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现状

借鉴诸多学者对于脆弱性的研究, 笔者认为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是指流域范围生态环境系统易于遭受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威胁、自身环境变化和损失的性质和状态, 受损后难于恢复到原来状态和功能的性质。

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并非是纯自然意义的, 很大程度是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评价, 类似于一种风险评价。其评价方法很多, 如模糊综合评判法、主成分分析法、集合论法、评分叠加法、聚类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层次分析法等, 无论何种方法, 一般分三个步骤分析:1) 选择建立评价指标体系;2) 确定指标体系中各因子权重;3) 利用数学原理分析计算。

目前针对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 以河流流经区域的交错区、敏感区作为研究对象, 如杨建平等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 最终得出源区不同点位的脆弱程度, 以此引起大家对源区生态环境的重视。2) 以流域范围内某一方面作为切入点进行探究, 如张春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洞庭湖区湿地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估, 评价结果基本符合生态现状, 同时也为湿地保护、开发提供依据;龚新梅等针对塔河流域天然草地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王明泉等专注于黑河流域水资源的脆弱性评价等, 各位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提出适用于自己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3) 对流域生态环境进行整体评价, 如王丽婧等运用AHP对邛海流域生态环境进行评估, 以求找到影响脆弱性的主次因子, 找到相关的改善途径;姚建等对岷江上游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聚类分析评价, 指出其生态环境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等。

三、渭河生态环境研究进展

1、目前对渭河的研究

(1) 关于水质评价和污染防治对策:如陈亚萍利用1991～2002年的统计资料, 分析渭河流域13个断面的水体污染过程和控制情况;孙程通过分析渭河干流13个监测断面及其支流的各种水质指标, 指出渭河水质污染程度和特点, 同时分析渭河流域污染负荷分布特征, 计算了渭河流域各地区污染负荷量, 并建立空间与属性数据相统一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2) 渭河水沙变化规律及原因分析:如延军平教授利用渭河魏家宝站、径河张家山站截止1997年的实测水文资料, 对比分析径、渭河年输沙量、含沙量的变化趋势及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得出径渭分明的现代特征;刘海江分析渭河水沙来源及其分布情况, 并对不同年代的水沙情况进行了对比, 指出渭河流域90年代水沙的新特点;

(3) 关于渭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王雁林等从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及未来需求出发, 从生态的角度探讨了渭河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模式, 分析了2000年、2010年、2020年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方案, 并论述相应的对策措施;李同升以渭河流域关中段为例, 应用SD方法建立系统线性增长模型、反馈增长模型和调水耦合模型, 对渭河流域水资源一社会经济系统进行时空协同性分析。

2、渭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特征

(1)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渭河水20世纪60年代可以淘米洗菜, 70年代可以洗衣灌溉, 如今河道里随处可见的是黑黄色的泛着泡沫, 散发着刺鼻臭味的污水。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大。2005年全省COD总排放量35万吨, 渭河流域就有27万吨, 污染量占到全省的四分之三以上。

(2) 流域水量逐年减少, 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渭河流域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导致地表植被严重破坏, 林线后退和大量弃渣, 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加快。

(3) 泥沙淤积, 河道滩面上延抬升, “悬河”态势不断加剧, 洪水期间, 黄河倒灌渭河现象仍然存在。由于上游河道水土流失严重, 导致河水含沙量的增大, 下游河床淤积, 渭河河床抬升, 使得渭河河道坡陡变缓, 河槽日渐萎缩, 水流不畅, 河道发生堵塞, 漫堤, 其结果不仅侵害大量良田, 加重了洪水灾害。

四、结论

渭河作为陕西的母亲河,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受到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许多学者已经针对渭河流域生态环境提出一些定性的对策、建议, 且有些建议已经处于实施阶段, 但是对于定量分析其生态环境脆弱性程度方面还有待加强。今后, 笔者将从量化角度着手, 利用AHP等方法建立渭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体系, 探究其脆弱度的严重性, 并建立具体的生态补偿机制, 为流域生态脆弱性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摘要：作为陕西的母亲河, 渭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表现出明显的生态脆弱特征, 本文基于诸多学者对渭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研究, 对比分析其研究中的异同点, 探究生态环境现状, 并提出笔者针对渭河流域生态脆弱性继续探索的一些思路想法。

关键词：渭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

参考文献

[1]KAMALJIT S B, GLADWIN J, SIDDAPPA S.Poverty, Biodiversity and Institutions in Forest-Agriculture Ecotones in the Western Ghats and Eastern Himalaya Ranges of India[J].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2007, 121.

[2]朱震达.中国脆弱生态带与土地荒漠化[J].中国沙漠, 1991, 11 (4) .

[3]姚建, 丁晶, 等.岷江上游生态脆弱性评价[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4, (7) .

环境脆弱 第5篇

基于GIS的广西岩溶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

以广西岩溶区为例,从导致岩溶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本质因素人手,建立了岩溶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模型.选取碳酸盐岩分布面积百分比、地形坡度、地貌类型、土壤侵蚀强度、石漠化面积百分比、森林和灌丛覆盖率、旱涝片面积作为评价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并以ArcGis 8 Desktop为平台,利用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通过模型的空间关系识别,进行了广西岩溶生态区脆弱性评价.

作 者：覃小群 梁茂珍 陈阵 QIN Xiao-qun LIANG Mao-zhen CHEN Zhen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4刊 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ISTIC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3(4)分类号：X142关键词：岩溶 地理信息系统 生态环境脆弱性 广西

脆弱的盛世 第6篇

所有的知情者都只把这当作了一件聊作茶余饭后谈资的小事。但后来的情况却证明，就是这件小事，却引起了整个大清帝国从上到下的一致恐慌。此事发生不到一个月，毗邻的萧山县抓住了以巨成为首的四个游方僧人，原因是他们在各个乡镇之间流浪，一有机会便偷剪他人发辫——据说如果这些发辫经他们施以叫魂妖术后，被剪之人便会成为任其驱使的奴隶。由此，这股叫魂的妖术之风起于青萍之末，顿时将大半个大清帝国版图搅得天昏地暗。妖风到处，升斗小民惶惶不安，各级官员疲于奔命，皇帝陛下食不甘味，席不暇暖……

作为继费正清之后又一个杰出的中国史大家，美国学者孔飞力正是以这种充满机趣和吸引力的崭新视角，向我们娓娓讲述了这一场发生于盛世的叫魂危机。在我看来，历史上发现过的事件都在典籍中明摆着，但相同的资料在不同的史家手里，却写出了各不相同的史学著作，究其因由，显然是史家们的视角和取舍使之然。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孔飞力将号称盛世的乾隆年代，通过一个荒诞不经的叫魂事件，抽丝剥茧般地撩开了一个时代、一个帝国的面纱，让我们看清了盛世的虚弱与近代中国悲剧性历史的前夜。

表面看来，所谓的叫魂，不过民间虚妄的无稽之谈而已，因此在叫魂发生之初，虽也出现过自认为被叫了魂的人对叫魂者进行群殴而致人死命的事件，但地方官员们对于叫魂者的处理一般都相当轻，大多是打几十板子了事。但是，当叫魂事件从沿海的江浙如一股风吹到帝国的腹心地带，甚至西部边地时，当全国竟有十多个省份的百姓因怕被妖人偷剪了发辫而惶惶不安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弘历便没法不注意到他的帝国里的风吹草动了。

乾隆显然没有忘记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祖辈入主中原后所推行的剃发令，对于在满清征服中原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无数次以抵抗削发令为中心的可歌可泣的抗清运动，乾隆记忆犹新。在视满清为夷狄的中原，要让人们团结起来，与其呼吁他们去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宁召唤他们以抵制剃光前额来表现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因此，在经过了艰难的镇压和努力之后，满清帝国才让明朝的遗民们按照征服者的模样剃光了前额并留下一条猪尾巴似的长辫。

乾隆比他手下的官员们更敏锐地注意到，在席卷帝国的叫魂事件中，叫魂妖术的施行主要是通过剪掉发辫来进行的——而那根长长的发辫，恰好是顺从帝国统治的标志，是大清帝国天下一统的象征。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剪掉发辫——不论是否有叫魂之类的前提，均是对帝国的大逆不道。

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乾隆感到愤怒的吗?何况，此时大清帝国的铁骑分别在进攻缅甸和征讨大小金川土司的战争中失利，恼怒的乾隆当然更有必要借叫魂事件来对他的帝国进行一番修理了。因而，他在一份来自地方官员的关于叫魂的奏章上以令人吃惊的口气严厉批道：“我大清百余年，深仁厚泽，不意竟有此等覆载不容之枭……潜毒一至于此。”乾隆的聪明或者说狡猾之处还在于，对于叫魂事件，他担心的显然是剪掉象征顺民的发辫，而非所谓妖术。但他却从没有明确向他的臣子们表明这—点，而是好像仅仅把叫魂当作了一种妖术，一种理应严惩的妖术：“在事件开始时，他就极力回避提及大清削发令的政治意义，而单纯简单地将矛头集中指向妖术问题。”他的这种回避，是“由于担心造成恐慌”，“弘历在有关通信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此时此刻，削发这一事件所包含的对于满清统治合法性的威胁是如此敏感，以至于连在秘密的宫廷通信来往中私下提及此事也是不适宜的”。

这样，乾隆和地方官员中间便有了滑稽的一幕：一方面，皇帝已将作为民间妖术的叫魂上升到了谋反帝国的政治事件的高度，自然希望手下官员们对之进行严惩；另一方面，基于稳定的考虑，皇帝又不能或不愿将其真实的忧虑和想法公诸于臣子。这样，地方官员必须从猜度皇帝的意图入手，以免不负圣恩，在官场立于不败之地。聪明的官员们自然一踏两头跷，与皇上心有灵犀一点通，大量被指控犯有叫魂罪行的无辜者惨遭无妄之灾。这种对叫魂者的无情打击搞到后来，竟在民间产生了无数的诬告。孔飞力认为，“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

有了圣上的如此行为，官员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更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们可能与弘历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在实际审讯和处理这些标以谋反之名的叫魂案时，不能不对这一罪名的真实性和存在性产生怀疑。“当疑问在他们头脑中不断增生时，他们手中捏拿着的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危险的剃发意象，还可能暗藏着阴谋玄机，更被押上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面对此案，他们怎样才能既显示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与热忱，同时又避免制造冤狱的丑闻呢?”

当事情到了愈演愈烈之时，江苏按察使吴坛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受到了乾隆严辞批评：“汝空耗时日，奏报但无一字是实，汝实有负朕之信任，不知恩之物。”那些处于观望或是对叫魂者手下留情的官员此时惟有细心领会来自金字塔最上层的旨意——“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

但叫魂案的最终结果却着实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由于各地的官员们始终无法抓住那些躲在背后支使了吴石匠和巨成和尚之流进行剪辫的首恶——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因此乾隆只得于当年冬天降旨停止了对这起离奇案件的清剿。然而，鉴于圣上的天颜，鉴于圣上对此案投入了如此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于是，由军机处向各省督抚发文指出，叫魂案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结果没能发现首恶正犯，而任何进一步的清剿只会滋扰地方，博大仁慈的圣上是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因此，在宣布了对包括两江总督在内的一批高级官员们的处罚后，叫魂案不了了之。

窃以为，如果叫魂案发生在乾隆之后几十年的季世，或许还不那么令人深思，但偏偏是励精图治号称盛世之时，这一离奇事件本身所隐约展示的，恰恰也就是盛世的脆弱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巨大阴影。透过乾隆这位号称明君圣主者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我们除了感受到专制与粗暴外，还看到了一种古老制度的非人性与非理性。在这种制度之下，不论经济何等繁荣、国力何等昌盛，事实上都是脆弱的，无法经得起外来力量冲击的。

1768年，当大清帝国举国上下为了一桩子虚乌有的叫魂案而忙得不亦乐乎时，乾隆和他的官员们并不知道，就在同一颗星球上，若干起让人类进入文明的近代化的大事件正在上演：欧洲国家已先后进入了工业革命，卢梭发表了他主张民主和自由，并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契约论》；新大陆上的美利坚民族则正处于独立战争的风起云涌的前夜……与之相比，作为老大帝国的大清王朝则在叫魂声中从上到下一片惶然。正是这种盛世的彷徨和阴影，让我们看清了古老大帝国的虚弱与无能——由此，我们是否也就可以得出结论：近百年来中国的积弱事实上并不是从西方的武力入侵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盛世就已经撕开了幕布。用孔飞力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但它的种种状况，是否已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

环境脆弱 第7篇

20世纪90年代, Wackernagel、Rees提出利用生态足迹模型来测算各种资源与能源的占用[2]。自生态足迹概念提出后, 国际上开始沿用此模型来分析人类对生态资源的需求和生态资源的承载力情况。在此模型的基础上, 学者们从单纯研究生态环境开始转向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崔凯等以1990—2011的数据为基础, 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天津市生态承载力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3];任继周在荒漠—绿洲草地农业系统相关研究中, 提出农业生态环境经济系统耦合问题[4], 有关农业生态环境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研究不断开展起来。王润平等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5,6]出发, 研究了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贾凤梅依据2000—2009年的数据, 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黑龙江省绥化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分析, 最后得出发展农村循环农业可促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7];王继军在系统耦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系统耦合过程模型, 并按照贝塔兰菲的一般系统理论对陕西省黄土丘陵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农业经济两系统的互动过程进行了量化分析, 最后得出影响系统演变速度的原因[8,9]。

综上所述, 国内学者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模式、系统耦合态势的研究多集中在农业经济发展快于农业生态环境且资源相对丰富的中东部地区, 而对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资源较匮乏的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关注较少。西部地区为了发展经济而消耗原本就稀少的能源和资源, 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基于此, 本文选取我国西部典型的生态脆弱省份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结合2000—2013年的相关数据, 运用耦合理论及其相关模型对甘肃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算, 为今后促进西部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探寻途径。

1 研究区域概况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部、黄河上游, 地处93°28'—108°44'E、32°36'—42°48'N, 面积39万余km2;地形复杂、狭长, 位处高原而且多山, 平均海拔在1000m以上, 相对海拔高度4800m。由于甘肃省位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甘肃省的气候类型相对复杂, 包括了除热带以外所有的气候带。复杂的气候类型不仅使甘肃省自然环境具有多样性和脆弱性的特点, 更严重影响了农作物产量, 给农户带来了巨大农业生产风险, 进一步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 20世纪50—80年代, 甘肃局部地区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毁林开荒, 导致属甘肃部分的子午岭林区林线后退12—21km, 森林损失面积24.3×104hm2;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使农田减少, 人均耕地面积也有所减少。甘肃省干旱少雨, 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占全省面积的57%, 水土流失严重。截止2013年, 甘肃省水土流失面积为1545.94万hm2, 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34.1%。同时, 甘肃省也是全国荒漠化面积较大、分布面积较广、危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土地荒漠化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5.12%, 目前还有218万hm2的土地有荒漠化趋势。甘肃省天然降雨量少且大部分地区处于干旱地带, 湖泊数量少, 水资源未被合理利用且污染严重, 导致土地沙化、次生盐碱化、地面下沉等生态恶化现象, 因此甘肃省生态环境恶化面临着严峻考验。

2 研究方法

耦合 (coupling) 概念来源于物理学领域, 是指两个及以上系统 (或运动形式) 通过某种途径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根据协同论原理[10], 系统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耦合度就是用来度量这种协同作用的, 它能描述系统发展过程中序参量之间协同作用的强弱程度。系统耦合是由两个及以上有相互作用关系的系统, 在各要素条件的作用下, 逐渐结合为一个新的趋向亲和的功能—结构体。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度是指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作用, 以其各耦合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程度的大小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因此, 运用“耦合度”模型可很好地分析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的协调性状态和发展趋势。

2.1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具体的函数关系式为:C={ (U1×U2×…×Um) /[Π (Ui+Uj) ]}1/n, i, j≤m, i≠j。本文是对双系统耦合度进行测量和分析, 可直接得到双系统耦合度函数, 其形式为:

式中, U1、U2分别为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指数与农业经济发展指数。显然, 0≤C≤1, 当C=1时耦合度最大, 当C=0时耦合度最小。然而, 耦合度在有些情况下却不能有效反映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两系统整体协调性的大小, 没有综合两系统评价指数的协调状况, 尤其是要进行时序比较的情况下, 它不会随着农业生态环境或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呈阶段性的有序演变[11,12]。因此, 客观评价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还需要在耦合度的基础上定义耦合协调函数, 其形式为:

式中, D为耦合协调度, C为耦合度, T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 a、b为待定系数。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虽然简单, 但综合了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指数和农业经济发展指数的协调状况C, 以及两系统所处的发展总体水平T。因此, 在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正向作用下呈现协调发展状态, 且随着其协调区间内D的增加, 两系统充分发挥了互补互动力作用, 最终当D=1时, 两系统达到最佳耦合协调状态。

然而, 仅采用耦合协调度的上述划分方式进行分析研究略显粗略, 其详细划分情况在参考他人研究[11,12,13]的基础上, 结合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指数U1和农业经济系统发展指数U2, 综合D的数值和U1与U2的关系设置为表1, 从而确定两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和趋势。

2.2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的选取

对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的合理量化是科学判断与计量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的前提, 故对量化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十分关键。国内学者关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较多。研究省域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学者认为, 农业生态环境系统是由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组成的, 在指标的选取上应具备两个系统各方面的特征[13];研究市 (区) 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学者提出, 应在研究区域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现状的基础上, 依据科学性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来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7];研究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程度的学者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 需要通过多个指标构建一个有机的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所研究地区的实际情况, 选取具有较强独立性和代表性的指标[12]。但目前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分析尚无统一的指标体系, 因此, 为了合理量化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情况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证明两系统的耦合关系, 在借鉴王继军等对农业生态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3,14,15,16], 结合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实际情况, 采用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综合考量并结合数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获取性, 选取19项指标作为甘肃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 (表2)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农业年鉴》、《甘肃省统计年鉴》、《甘肃省农村年鉴》、《甘肃发展年鉴》、甘肃国土资源网图集和国土资源公报。

依据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公式的求解需要, 首先需量化两系统发展水平, 而正确的对两系统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赋权又是关键一步。由于德尔菲法的传统赋权方式主观性较强, 受赋权人偏好影响较大, 故采取熵权法对分别两系统各项指标进行赋权[14], 其相关公式为:

数据标准化处理:

信息熵冗余度:dj=1-ej

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Sij=Wi×X'ij

式中, Xij为第i年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min{Xj}和max{Xj}分别为所有年份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k=1/lnm, 其中m为评价年数, n为指标数。

3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度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发展度计算

根据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表3) , 逐级带入式 (1) 和式 (2) 计算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发展度数值, 将该系列数值与时间序列拟合, 计算结果见表4。

3.2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协调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可知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并推知2000—2013年这一时期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从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来看, 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在2000—2013年中虽然呈上升趋势, 但是波动幅度较大, 从2002年开始其综合评价指数超过了农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2000年, 甘肃省开始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并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高度重视, 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和旱作农业。在长期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的作用下, 甘肃省农田成灾面积逐年减少, 从2000年的1311000hm2减少到2013年的460300 hm2;森林覆盖面增长率为46%, 人均水库容量也在以平均每年2%的增幅增加。甘肃省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在13年中波动较大, 2002年达到最低, 2006年开始直线上升, 但波动幅度较小, 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甘肃省是农业大省, 全省有52个国家级贫困县。2006年之前, 甘肃农业总产值上升幅度控制在20—30亿元, 这引起了国家对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视, 并出台了许多强农惠农政策;2006年以后甘肃农业总产值以80—200亿元的上升幅度持续上升, 但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却有减无增。从2008—2013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来看, 甘肃省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 与同期全国水平相比达2000—4000元的差距。如果按每年平均400元左右的增长速度, 甘肃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滞后于全国水平10年左右时间, 每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通过耦合协调度可见 (图1) , 农业生态环境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依据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判别标准可以推知2000—2002年甘肃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衰退区间, 2003—2008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过度调和区间, 2009—2013年两系统达到初级协调水平。根据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具体演进变化, 将甘肃省2000—2013年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双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05年。甘肃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正从失调衰退区向过渡调和区过渡, 协调性逐年增强, 但仍属于失调状态, 2000—2001年农业生态环境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发展, 2002—2005年农业经济发展则一直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发展。2000—2001年, 耕地面积减少幅度大于农村人口减少幅度, 森林覆盖率保持在4.8%, 农田成灾面积达100万hm2以上, 占耕地面积的0.04%。这一时期, 农林牧渔总产值从323.03亿元增加到344.61亿元, 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有所提升,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承载力。2003—2005年农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从最高水平的60%递减到58%, 生态环境的受损会制约农业经济发展, 两系统处于失调状态。甘肃省作为西部生态脆弱地区逐步加大了建设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 以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阶段:2006—2010年。甘肃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 虽仍处于过渡调和区间, 但已从濒临失调过渡到勉强协调。甘肃省经过对农业生态环境的长期建设和治理, 农村人口虽然逐年递减, 但人均耕地面积却逐年上升, 森林覆盖面从6.7%增加到11.3%, 特别是在耕地面积逐年增加的前提下, 成灾面积从1522.2万hm2骤减到663.2万hm2, 旱涝保收面积也从979.48hm2增加到1009 hm2。农林牧渔总产值在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5.6%, 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209.6元, 说明生态环境的逐渐改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虽然这一时期甘肃农业经济发展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 但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经济“双系统”趋向协调。

第三阶段:2011—2013年。2010—2011年甘肃农业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U1大幅下降, 2013年旱涝保收耕地面积从1009 hm2减少到1005.28 hm2, 水土流失治理率下降了6%。为了保证农业产量的增加, 农田农药施用量也在逐年递增。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U2小幅上升, 农业增加值以平均每年60亿元的增幅上升, 但2011年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 一方面是农业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自然灾害或人为原因导致农业生态环境受损。2011年以后, 国家启动了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加强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 在重点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区位结合扶贫开发, 实行生态经济“两手抓”。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 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 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3年时间农民人均收入仅仅上升了1224.7元。2013年国家在对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和扶贫开发方面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抓手, 强调切实保护好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在治理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 使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呈现更好的协调状态, 从初级协调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4 结论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得出以下结论: (1) 2000—2013年, 甘肃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虽有波动, 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两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关系从“轻度失调”提升至“初级协调”。 (2) 2002—2013年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农业生态环境, 2002年以前农业经济发展制约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2002年以后甘肃省逐渐开始重视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 放慢了农业经济发展速度, 着力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 政策重心的转变不但提升了地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而且间接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 (3) 熵权法赋权结果显示,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贡献最大 (0.1869) ,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加提高了水资源、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率;在农业经济系统中, 农业增加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的贡献最大 (0.12) 。通过2000—2013年的农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U2可知, 农林牧渔增加值所占比重的大小与增减幅度决定了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这也表明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仍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因此, 甘肃省应加强农业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达到甘肃省农业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摘要：为探求西部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联性与协调性, 通过构建双系统发展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 选择西部生态脆弱区典型省份甘肃省为研究对象, 对其2000—2013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对经济与生态环境两者地位认知的转变与针对性的重心调整, 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由起初的失调状态演变为期末的初级协调, 期间农业经济的发展一般滞后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提升, 农业经济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而耦合度与政策在时间上的强相关性表明西部生态脆弱区亟需制定稳定有效的长期性生态保护与促农政策。

环境脆弱 第8篇

脆弱性概念起源于对自然灾害问题的研究。在地学研究领域, Timmerman P.于1981年第一次使用了脆弱性概念。在经济学研究领域, Hyman P Minsky在1982年系统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 认为金融脆弱性是由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在社会学领域, 脆弱性研究主要体现反贫困以及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目前, 脆弱性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领域。随着脆弱性科学地位的逐步确立, 有关脆弱性问题的研究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回顾国内外研究文献, 脆弱性概念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认识, 主要有以下五种界定:[1]其一, 脆弱性是暴露于不利影响或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其二, 脆弱性是遭受不利影响损害或威胁的程度;其三, 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响的能力;其四, 脆弱性是一种概念的集合 (包括:风险、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等) ;其五, 脆弱性是由于系统对扰动的敏感性和缺乏抵抗力而造成的系统结构和功能容易发生改变的一种属性。从以上五种界定来看, 第一种界定与风险类似;第二种界定强调了系统面对扰动的结果;第三种界定强调了系统的应对能力和抵抗力, 而应对能力和抵抗力是脆弱性的表征, 不是脆弱性本质。第四种界定则是强调了脆弱性的表征;第五种界定从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功能角度来分析脆弱性, 这一概念界定较为准确, 但也有一定缺陷。因此, 有必要对脆弱性概念进行更进一步分析。

从字面上来看, 脆弱性由两个核心字构成, 即“脆”和“弱”, 脆即易碎, 弱指抵抗力差。脆弱性是指由个体、组织、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特征决定的, 由于其对内外风险扰动的敏感性高、抵抗能力差和弹性小而容易在内外风险冲击中失去其系统原有结构、状态、存在形式及其功能的一种属性或不稳定状态。这种属性或状态是由其内部特征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系统特征, 内外部风险扰动或人为的行为对系统脆弱性程度具有放大或缩小作用, 并是影响系统脆弱性属性显性化的直接原因, 但不是决定因素。

脆弱性不是一个显性的特征, 而是隐显于其载体之内, 其显性化是保障、风险与暴露的函数。脆弱性是一个相对概念, 敏感性高、抵抗能力差和恢复能力低, 是脆弱性事物的显著表征。脆弱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其动态性表现在系统脆弱性程度会随着系统内部结构和特征的改变而改变, 具体来说就是指脆弱性物体可以通过其自身或人为因素改变其内部结构和其对外界风险的暴露形式, 而改变其脆弱性程度和增加其抵抗风险的能力, 最终使得脆弱性对象表现出较低脆弱性的特征, 增加系统的稳定性。一个系统在此时刻脆弱性较低, 但在彼时刻, 由于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脆弱性可能更高。正如世界银行所说“脆弱性人人都有, 甚至薪俸优厚的公务员也很脆弱, 他们也会失去工作并陷入贫困之中。”正是脆弱性的动态性, 才使得脆弱性研究具有了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脆弱性分析维度及其框架

维度是一种视角, 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 是一种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脆弱性分析维度, 是指认识和了解脆弱性本质的一种视角, 反应脆弱性问题的一个方面。脆弱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Lydia Feito认为, 脆弱性至少有两个维度, 即人类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 前者是指人类内在的脆弱性条件, 后者是指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所导致的敏感性的增加, 产生了脆弱性空间和脆弱性人口。脆弱性分析维度是构建脆弱性分析框架的基本要素。

农民养老问题实质上是农村老人可持续生计的实现问题, 因此, 脆弱性在反贫困与可持续生计方面上的应用, 一定程度上为解释农民养老脆弱性提供了较好的借鉴。1995年,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提出关于农村人口脆弱性的分析框架, 该框架从风险因素、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三个维度分析了农村人口的脆弱性问题。Dercon构建了一个风险和脆弱性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农户的各类资源、收入、消费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很好地纳入一个体系之中。李小云等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 (DFID) 提出的可持续农户生计框架, 利用Sharp在非洲开展的关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 从农户所拥有的五大类生计资产角度, 通过将生计资产指标化, 勾画出农户生计资产的总体水平, 藉以说明农户的脆弱性程度。[2]

农民养老的多维度性和多层面性, 决定了农民养老不是一个个体的研究对象, 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一般来说, 农民养老涉及到经济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及精神关怀等各个层面, 农民养老的实现需要农民自身、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而这种共同努力的载体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所形成的农民养老保障网, 保障网的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决定了农民养老脆弱性的高低, 而农民养老脆弱性显性化则是这种保障网的保障能力与养老风险博弈结果的表现形式。基于此, 本文认为, 农民养老脆弱性可以由农民的人口学特征维度、家庭特征维度、保障体系特征维度以及社会转型特征维度等构建的一个反应农民养老风险敏感性高、抵抗力差和恢复力低的一种综合分析框架加以分析。

三、农民养老脆弱性及其来源

基于前面关于脆弱性概念的界定, 农民养老脆弱性是指由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保障体系特征等因素决定的农民老年生活极易在内部风险冲击或外界风险扰动下而遭受福利损失或陷入养老困境的一种属性或不稳定状态。这种属性或不稳定状态的基本特征包括:农民养老保障的低水平, 应对社会风险的低能力;正常老年生活容易陷入困境, 在风险冲击中不借助外力辅助;难以从受损的状态中恢复等。

农民养老既可指一种生活状态, 也可指一种社会经济甚至文化行为, 还可以称之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一种生存状态, 农民养老具有静态性特征, 而作为一种行为或系统工程, 农民养老则具有动态性。静态性的农民养老脆弱性是指农民的这种低保障水平的生存或生活状态, 极易被内外界细微的扰动而失去既有的平衡, 甚至陷入生存的困境。也即农民生活或养老“处于水深及颈’的状态, 任何细微的波澜’都可能使其陷入灭顶之灾。”作为一种动态的农民养老脆弱性, 指的则是农民养老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 这种变化更多的体现在农民的养老条件、养老基础、养老能力以及养老环境等的动态发展, 从观察的情况来看, 这种农民养老的动态变化, 虽然有有利的方面, 比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等,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 但是, 大多数变化是向不利于农民老有所养的方向发展的, 这种发展趋势加剧了农民养老脆弱性。

农民养老脆弱性的个人特征因素。从人口学特征来看, 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民族、婚姻状况等, 而首先表现为年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改善和科技进步等, 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 老龄化、高龄化现象日益增多, 农村表现得更甚。从抗风险的能力来说, 年龄越大抵抗力越差, 养老脆弱性就越高。文化程度对农民养老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效应。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水平和增收能力呈正相关, 而与养老脆弱性呈负相关。同时, 更高的教育水平使农户能更敏感地预期可能发生的收人波动风险。而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农村老年人口的文盲率更高。2000年中国约有50%的60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 老年人各年龄组平均受教育年限1~4年, 农村比城市平均低3年。从性别结构来看, 性别差异也可能是农民养老脆弱性的一个原因, 一般来说, 老年女性比男性更加脆弱, 尤其是在高龄阶段, 而高龄阶段一般女性老人要多于男性老人。婚姻状况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也影响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照料问题, 独居老人比偶居老人面临着更高的养老脆弱性, 这给农村丧偶独居老人养老带了很大困难。民族差别也可能是影响农民养老脆弱性的一个原因, 如果从整体上看,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往往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 农民的脆弱性也就会越高。

农民养老脆弱性的家庭特征因素。作为一种家庭单位的社会经济行为, 农民养老脆弱性程度的高低, 受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 农村家庭拥有的资源总量对农民养老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使农村家庭养老资源在整体上出现了减少的趋势, 加大了农民养老的脆弱性。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家庭规模缩小, 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明显。根据“五普”数据, 1982年我国家户均人口是4.41人, 到2003年减少为3.38人。从城乡差别来看, 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幅度大于城镇。[3]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乡村平均家庭规模变为3.27人。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家庭收入潜力的降低, 家庭保障能力下降。二是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核心家庭是指只有一对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家庭结构形式。当核心家庭比例达到较高水平, 成为社会中的主导家庭类型时, 则称之为家庭核心化, 据此而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或中后期, 中国多数农村家庭核心化已经实现。[4]从成因讲, 家庭核心化受两个因素的直接影响, 即少子化和代际分离;从表现形式上看, 其典型形式即家庭空巢化。因此, 在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前提下, 家庭核心化导致农村家庭养老保障能力的下降, 增加了农民养老脆弱性。三是家庭整体教育水平较低。农民养老脆弱性不仅受个人文化程度的影响, 作为一种家庭单位的社会经济行为, 家庭其他成员的教育水平可能与老年人个人的教育水平同样重要, 甚至比其更重要。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 年两次抽样调查, 农村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比重仍占总数的8.5%, 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 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 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9%,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农村家庭成员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对农民养老脆弱性具有重要影响。

农民养老脆弱性的保障体系因素。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可从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来分析。传统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土地保障、家庭保障、集体保障以及社会救助等;现代养老保障体系加进了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服务体系及救济制度的规范化等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传统养老保障能力出现了弱化, 尤其是家庭保障, 而现代养老保障体系仍处于低水平的试点阶段, 甚至很多保障项目仍是空白, 如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从土地保障角度看, 土地一直承担着农民一部分生活保障职能, 这对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有其积极意义。在传统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社会, 生活水平较低, 人均寿命较短, 农业生产基本是靠天农业, 土地确实能够起到很强的生活保障作用。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 土地的保障作用正在迅速削弱, 这表现在土地数量减少、土地收入占家庭收入趋少、土地的生产效益低以及不同程度的土地闲置等。家庭保障是农民养老的重要支撑, 但正如万克德教授所说, 在当前家庭经济收入偏低、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户主地位下降、农村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落后以及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与年轻人碰撞的背景下, 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集体保障的实现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经济体制紧密相连。家庭联产承包制使集体经济趋于瓦解, 集体保障能力大幅下降。特别是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 村提留等没有了, 农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就更少。目前除一些乡镇企业分布较多、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 集体组织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外, 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集体保障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 主要是新农合、新农保和社会救助, 其他保险项目仍是空白。新农合从2003年以来, 截止到2008年覆盖面达到了86%以上, 但新农合整体报销比例偏低, 平均住院补偿比例基本在30%左右, 并且存在明显的“以药养医”导致的药价虚高问题。旧农保制度覆盖面, 一直徘徊在5378万人左右, 月均养老金仅约3.5元。而新农保2009年才刚开始试点, 且基础养老金只有50元左右, 这样的保障水平, 如何保障农民的老年生活。2007年享受低保人口3000万, 但若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 则覆盖面不足30%。农村低保实行差额补助, 2006年人均月领只有33.2元。截至2006年, 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标准1691元, 集中供养标准2229元, 而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04元,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829.02元, 集中供养标准仅占前者的62.14%, 占后者的78.79%。农民养老保障体系的低水平, 是农民养老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民养老脆弱性的社会转型因素。根据社会转型的定义, 传统与现代社会区别体现在:一是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前者以自然经济为基础, 后者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二是社会基础产业不同。前者以农业为主, 后者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三是社会劳动方式不同。前者以手工劳动为主, 后者以自动化生产为主;四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不同。前者以自然特征进行劳动分工, 专业化和社会分化程度较低, 后者是复杂的劳动分工, 专业化和社会分化程度高;五是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不同。前者是家庭组织和血缘关系, 家庭承担着多方面的功能, 后者是职业组织和业缘关系, 家庭功能逐渐向社区转移;六是社会主要活动场所不同。前者在乡村社区, 后者在城市社区;七是社会开放程度不同。前者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 后者因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及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而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八是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不同。前者是家长制管理, 后者是科层制管理。[5]社会转型对农民养老脆弱性的影响内嵌于上述主要方面的转变之中。具体而言,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使农民养老面临着自然和市场两种风险;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不仅导致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城市迁居趋向, 还带来农村大量耕地的非农化使用, 加深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 减少了农民的土地保障和服务保障的资源;劳动方式的转变, 使得农村劳动力过渡剩余, 目前尚有1亿左右的富有劳动力。在不能有效转移的条件下, 就变成了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使农民家庭养老保障能力降低, 家庭功能的社会化转移又带来了农民养老成本的大幅度提高;社会活动场所由乡村像城市的转移, 加剧了农民的代际分离趋势, 增加了农民的养老风险, 尤其是非经济养老风险问题;社会开放扩大, 带来了农民养老观念的转变, 使得农民养老的孝道文化约束降低, 增加了农民养老的不确定性;家长制管理方式向科层制管理方式的转变, 使得家长对于养老资源的控制力降低, 使农村老人无所积蓄、身含多病的进入老年时期;传统与现代社会管理基础和方式的变迁, 弱化了中国特色传统保障。

四、研究结论与思考

从本文的分析不难看出, 农民养老脆弱性分析框架实质上是农民养老保障与风险的博弈模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农民养老的可及性资源有趋向减少的趋势, 这从农民养老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特征中得以验证, 而农民养老风险的增加, 正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断得到强化。在农民养老资源趋向减少, 而农民养老风险趋向增加的背景下, 农民养老的脆弱性是一个不难断言的明显特征, 而这种脆弱性特征隐含着农民的养老风险以及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农民养老脆弱性作为一种由内外保障决定的并受风险影响的系统属性。一方面, 农民传统养老保障的保障能力的下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势, 其中生活照料保障能力和精神慰藉保障能力以及心理关怀供给能力的下降, 表现的更加明显。而现代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处在缓慢的试点阶段, 即使已经开始试点的地区, 农民基础养老金也只有不到60元的保障水平, 对于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基本生活成本已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 每个月每人55元的基础养老金其实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保障。另一方面, 风险的客观存在和日益累积, 不会因为农民养老保障资源的有限性而转移, 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日益临近, 农民养老风险正日益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倾向。因此, 立足城乡统筹的视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如何加快建立健全农民的养老保障体系, 以解决农民的养老风险, 实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将是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 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重视、研究和支持。

摘要：本文分析了目前关于脆弱性概念的五种界定及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并给出脆弱性概念的进一步补充和解释。借鉴世界粮食计划署 (W FP) 、英国国际发展署 (DF ID) 、D ercon以及Sharp等提出的脆弱性分析框架, 把农民养老看成一个“系统”工程, 构建了以农民养老的人口学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保障体系特征因素以及社会转型特征因素等为维度构成的农民养老脆弱性分析框架, 并据此对当前我国农民养老的脆弱性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

关键词：分析维度,分析框架,农民养老脆弱性

参考文献

(1) 李鹤, 张平宇, 程叶青.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J].地理科学进展, 2008, (02) .

(2) 李小云, 董强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04) .

(3) 周莹等.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 2006, 05) .

(4) 王跃生.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 2007, (05) .

教育需要点“脆弱” 第9篇

后来, 我整日就像是穿着“盔甲”、举着“盾牌”, “强大”是“强大”了, 却让学生感到了距离、冷漠、生硬。学生只是在表面上恭敬, 心里的那扇门却对我慢慢关闭起来了, 教学质量也受到了影响, 我苦恼

有一次, 我把网上关于对汶川地震中遇难者的诗歌串联了一下, 改编了一首《不哭》准备给学生示范朗读。课上, 我先让学生讲述近期听到、看到的关于汶川感人新闻, 又让孩子关注我班捐款的感人场面, 调动起学生的情绪后, 我开始按部就班地示范朗读。

当我动情地读到“孩子, 不哭, 如果你能活着, 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请原谅我再也不能陪着你长大, 听你叫我妈妈, 不能握住你的小手教你唱好听的童谣, 可是我相信还会有人把你当做珍宝!”时, 我忍不住眼圈发红了, 但我注意到学生已经开始窃窃私语, 我提醒自己“别掉泪, 别那么没出息”!

平稳了一下情绪, 清了清嗓子, 又继续朗读, 但我的眼前老是闪现昨晚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凄惨的, 生离死别的场面, 鼻子也开始发酸了。学生们感觉出了不寻常, 面面相觑。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本想放弃, 但又怕学生讥笑我的脆弱, 于是, 硬着头皮接着朗读。

“妈妈, 不哭, 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走了你就看花, 看那花儿多漂亮, 就像我的脸庞一样!妈妈, 不哭, 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走了你就看花, 看那花儿多芬芳, 就像我爱你的心一样”这些感人的话语丝丝缕缕地触碰了我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而且不断撩拨、束缚、收紧, 引得我呼吸困难, 语不成句!

然后, 眼圈发红、鼻子发酸、视线模糊、哽咽、抽泣

一开始, 偌大的教室里回荡着我伤心的呜咽, 慢慢的, 教室里学生也三三两两地幽幽地啜泣“伴奏”最后, 我只一句:“同学们, 珍惜身边的人吧”下课铃一响, 我夺路而逃。

事后, 我感觉难为情极了, 心想:为什么要设计这堂朗读课?为什么不控制一点情绪?学生会怎样嘲笑我呢?一度, 我甚至害怕面对学生。但

第二天, 交的作业本中, 很多学生都夹了小纸条在里面。最调皮的小鱼写道:“我一直不太体会家长为我的付出, 您昨天的眼泪让我明白了, 我应该好好对他们, 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文静的小妮写道:“原来好的朗读能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今后, 我一定用心、用情地去朗读、写作, 因为要想打动别人必须先打动自己!”懂事的小欣写道:“今天, 我们高兴地看到了您有那样的一面!以前, 总感觉看不懂您的表情, 我们不太敢和您交流。这次您的热泪, 让我们看到您柔软、善良的一面, 我们喜欢这样的您!”

网络协议脆弱性分析 第10篇

在TCP/IP协议栈中, 数据链路层位于网络层底下, 网络层的包拆封成不同的数据帧。数据链路层上的常见攻击方式是嗅探 (sniff) , 嗅探是在共享的网络信道上, 利用网络接口卡接收不属于自己的数据包。广泛应用的以太网、共享信道的媒体访问协议CSMA/CD、广播机制等构成了嗅探的物理基础。

攻击者可能从数据中分析出帐户、口令等关键数据。同时嗅探也是其他攻击 (如IP欺骗、拒绝服务攻击) 的基础。嗅探使用的包捕获技术依赖于具体的操作系统, 其中比较流行的是UNIX平台上的BPF技术, 在通常情况下, 网卡驱动程序从网络上接收一个数据包, 然后提交给系统协议栈。如果有BPF侦听网络, 则驱动程序会先调用BPF, 复制一个包给BPF的过滤器, 过滤器根据用户规则决定是否接收此数据包, 并判断此包是否是发给本机的。如果是, 则提交给协议栈, 然后返回。否则, 驱动程序从中断中返回, 继续接收数据包。

2. TCP/IP无线链路性能缺陷

无线链路的特点是易受干扰、多径衰减的影响。信道通信行为会随时间和地理位置而变化, 链路层差错控制对包一级QOS的影响也会随时间变化。因此为固定网络开发的TCP无法很好地应用于移动通信和卫星等无线链路中, 这是因为TCP/IP缺乏网络自适应性。

在有线网络中, 流量控制和资源分配策略均基于底层的物理媒质是高度可靠的这一假定, 但这对无线网不成立。在无线网上进行TCP传输TCP认为包的丢失是由拥塞引起的, 而实际上包丢失可能是由于信道错误引起的包丢弃或网络延时而引发的, 这将导致超时并启动拥塞控制算法, 显然不必要。

同时在无线通信中还有一个问题:当主机不断移动时, 它可能离开其IP地址标识的那个区域, 从而无法连接到网络中。解决主机移动性问题的基本难题是主机的IP地址有双重意义, 它既是对主机的惟一标识, 又指示它所在位置。而移动主机的位置要经常变化, 这意味着IP地址也应改变, 这是TCP/IP无法解决的问题。

3. 网络层与传输层性能缺陷

实现TCP的可靠传输需要三次握手, 导致报文段在网络传输中遇到不利情况的概率增加:当第三次握手时, 如果出现网络问题使主机A的一个报文段无法到达主机B, 则主机B不会认为建立连接, 而主机A认为连接已经建立, 并开始发送数据, 浪费了A的网络资源;同样如果一个报文段在某些结点延时过长才能到达主机B, 在此之前主机B也不会认为连接建立, 而主机A确会认为连接已经建立开始发送数据, 从而也会浪费了A的网络资源。

所以无论是何种网络或则无论网络状况是否良好, 进行三次握手都会比进行两次握手多出部分时延。

4. 网络层与传输层安全性缺陷

网络安全中安全问题突出的部分, 常发上在这两层上, 以下为常见的安全问题与对策:

1.IP劫持 (传输层)

当用户连接远程机器时, 攻击者接管用户的连接, 使正常连接与经过攻击者中转一样, 客户和服务器都认为他们在互相通信, 攻击者便能对连接交换的数据进行修改, 冒充客户给服务器发送非法命令, 或给用户发回虚假信息。

2.ICMP隧道 (网络层)

几乎所有的基于TCP/IP的机器都会对ICMP echo请求进行响应。所以如果一个敌意主机同时运行很多个PING命令向一个服务器发送超过其处理能力的请求时, 就可以淹没该服务器使其拒绝其它服务, 而PING命令用的就是ICMP协议, ICMP的请求和应答可用来检验目的机是否可达。由于ICMP有一个可选的数据域, 而很多防火墙都允许PING命令通过, 这就可能形成一条秘密的信息通道, 这种通道称为ICMP隧道。

3.ARP欺骗 (网络层)

ARP协议用来进行IP地址和网络物理地址之间的转换。主机用ARP Cache来缓存已经得到的映射关系, 并在一定时间后作废Cache的内容。ARP协议的一个重要特性是信任, ARP基于一种思想, 认为所有机器都相互协作, 而且任何响应都是合法的。主机保存了通过ARP得到的映射, 却不考虑它们的有效性, 也不维护一致性。因此, 当ARP表把几个IP地址映射到同一个物理地址时, 不违反协议规范。这个特性对于在网络中使用代理ARP技术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台机器可冒名顶替另一台机器以截获分组。攻击者可以利用暂时没有使用主机的IP地址, 伪造IP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的映射, 欺骗用户向虚假的物理地址发送报文。

4.使用SYN报文段淹没服务器

使用SYN报文段淹没服务器。利用TCP建立连接3的步骤的缺点和服务器端口允许的连接数量的限制, 窃取不可达IP地址作为源地址, 使得服务器端得不到而使连接处于半开状态, 从而阻止服务器响应别的连接请求。尽管半开的连接会因过期

而关闭, 但只要攻击系统发送的spoofed SYN请求的速度比过期的快就可达到攻击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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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明天, 汪文勇.TCP/IP网络原理与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

[3]翁亮, 诸鸿文.虚拟专用网络的一般体系结构模型[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1999, 33 (1) :80～83.

[4]蒋韬.Internet环境下若干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实践[D].长春:东北大学, 2000.

脆弱的融资链 第11篇

首先，以上市公司股权抵押的方式获取贷款不能成为长期融资渠道，这是一个需要德隆与银行探讨的问题，因为其存在一个总量与质量的问题。实际上，股权抵押的方式只能是一时、一事的获取资金的方法，不能成为德隆持续获取资金的通道。但是，一旦德隆资金链紧张无力还贷，德隆将可能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这是一个股权抵押风险，亦需要德隆资金使用的流动性和还贷能力的保证。

其次，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已没有持续性，无法提供有力资金支持。德隆通过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受制于发审制度、管理层的控制、股市的活跃度、投资项目的指定性、上市公司股本扩张能力等方面的制约，不能够经常性地支撑德隆的资金需求，但这种方式成本较低、融资风险则不存在。

第三，体内担保方式获得资金，风险干体内得到控制。实际上，如果将德隆不同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融资方式视为风险并非合适，因为这种产生于集团内部的担保行为无论怎样，在发生风险的时候最终受损的仍将是德隆系内上市公司自身。但这种体内担保的方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这对于高控盘的德隆来说，意义存在但实际受损的还将是德隆。

担保的方式虽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为德隆提供必要的资金，但受制于一家公司对担保总额的风险控制机制，可获得的总量亦很有限。有鉴于此，这并不应被视为是德隆融资的主要方式。担保贷款存在很大的融资风险，但德隆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地将自身的资产置于过度的还贷风险之中。

这里我们要区别分析的是，德隆系内上市公司之间产生的担保风险并不等同于德隆的风险，因为德隆只是一个控股公司，而上市公司的担保风险是由这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承担的。一旦发生担保风险，要考察德隆系某一个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及偿债能力，而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能力亦是有差别的。所以，德隆系内担保风险虽然从总量上看较大，但分散到单个上市公司情况是不同的，风险亦被分解。

第四，资产抵押贷款是一个存在变数的融资方式，这主要指德隆可供抵押的资产数量与质量，以及银行对德隆抵押的资产的认可度和提供贷款的可能性。

在资产抵押的方式下，如果德隆与目标银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贷款数额、贷款时限及还贷方式则很好控制。根据《新财经》掌握的资料，为德隆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主要散布于新疆，很多是新疆地域各地的农村信用社。而德隆与贷款银行的关系则更多地依靠当地政府来支持。政府之所以会出面帮助德隆获得贷款则是基于当地就业及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考虑。

在新疆地区，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安定团结是很重要的，德隆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新疆地区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为政府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据《新财经》记者在新疆采访所得，在德隆产业所涉及的喀什等地区，当地的一些农户如果不能够按时得到来自农产品收购方的支付，则会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的麻烦。因此，兀论是德降还是当地政府保证每年的农产品收购顺利完成是一个政治与经济并重的问题。于足，德隆与当地政府形成的这种融资渠道被认为是一个稳定可靠，但事实上却是风阶最大的。因为，还贷的压力及风险的控制能力是德隆需要平衡的关系，但与政府之间关系与利益的平衡则是保证德隆能够获得银行资金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这将是德隆在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最后的底牌。

第五，股票质押。这个风险还难以被外界掌握，而且德隆维持这样一种供给机制也需要多方的平衡，包括二级市场股价、银行的信仃、融得资金的调拨与有效使川等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德隆出现资金紧张、资金链断裂的种种猜测，最有可能发生的也是风险最大的就是股票质押这种融资方式。

至于私募方式融资，这是一个在法律边缘游走的方式，且成本最高，从德降自身对股市的控制能力看，除非紧急情况出现，德降以这种方式融资是最不经济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德隆最为稳定和长期的获得资金的榘道是政府帮助下的银行资产抵押贷款，因为德隆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政治需求；其次是担保、股权质押及上市公司再融资等方式，而股票质押足最为危险的一种。从目前国内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来讲，不司能像国有企业那样还可能获得国债的支持，无非也就是以上几种方式，整个礼会经侪体系的融资风险也是一样的。因此，同前德隆的产业规模较大，资金需求比例较高而将其置于高风险行列，但就其融资本身并不构成特别的风险，这需要产业保证来控制。

需要庄意的是，德隆不同资金供给的渠道之间的保证性较低，不同链务之间的互保性较低。这主要指融资主体的众多、资金使用的战略性统一部署、柴些融资方式的隐蔽与维持的难度很大等方而原因造成的德隆某种方式持续融资行为的延续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抓住每根脆弱的神经 第12篇

一、找准切入点

考虑到学生对“文明”的漠然, 我决定另辟蹊径, 从提倡孝道和争做“志愿者”入手, 让孩子接触文明。

父母始终是每个孩子最脆弱的神经, 因为父母恩情最重, 孩子与父母交往最多, 所以我给学生看了一些关于孝道的碟, 包括“全国十大孝子的做法”“母亲分娩的痛苦”“我们喝的奶水是妈妈的血水”“尽孝道的几个层次”“动物报父母恩”的典型故事, 使学生的心灵受到震撼。我认为, 孩子的文明首先应体现在对待亲人身上, 懂得关心、体贴、理解父母、长辈、兄弟姐妹。在家里懂事的孩子在社会上也一定是文明的人, 所以我首先教育学生做一个让父母骄傲的文明孩子。

孩子在家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后, 我又开始教育他们行使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每天都会享受到别人为我们服务, 没有别人的服务, 就没有我们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懂得享受服务的同时, 服务他人, 我给学生讲了很多场合志愿者的表现, 有世博会志愿者、奥运会志愿者、公益论坛志愿者、支援灾区志愿者等, 让孩子深刻感受到当志愿者的光荣。当孩子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 我在班级实行了志愿者服务制度, 所有的工作岗位都由志愿者担任, 让孩子从小树立服务意识, 不再把名利看得重要, 这样当孩子把目光由自己转移到他人时, 孩子的人生价值才会慢慢凸现出来。我感觉孩子对新鲜事物感兴趣, 同时他们又有向善之心, 所以当志愿者非常努力, 班级管理的效果比原先要好得多。

二、抓住教育点

孩子有其年龄特点的局限性, 所以当情绪激动时就会忘乎所以, 自律性自然就会差一些, 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强化行为规范。每当学生有了不文明的表现, 我都不轻易放过, 从父母、班级、个人成长三方面对其进行教育。比如, 我们班申报文明班后的第一周就出现了有个学生在走廊跑跳的现象, 于是我就当全体学生的面要求他去大队部把申请表取回来, 可是同学们都是一副失望的表情, 那个学生当时说什么也不去, 痛哭流涕地向老师、同学道歉, 保证要改正。隔了三天, 又有两个取饭的学生在走廊跑跳, 于是我坚决要求他们把申请表取回来, 并让他们跟学校领导说:“我们班因为有我们这样的学生暂时不能申报文明班, 等我们把毛病改掉再申报。”其他学生感到可惜, 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跑跳打闹学生的谴责。在别的班授牌仪式上, 我让文明学生代表和犯错误的学生都去观摩, 回来后挨个谈感受, 使学生认识到学校老师对这件事有多么重视, 绝不允许掉以轻心。思想上重视了, 行动上就会改变。

三、落实训练点

我利用每天的早播报时间, 安排学生总结班级的文明行为, 被点到的学生名单记录到班级“文明风采”栏中, 每个月谁的记录多就会晋级到“文明之星”栏, 一学期四个月谁最多就是班级的“文明形象大使”, 让学生时刻感受到当文明学生既利己又利他, 让文明彻底根植于学生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