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配给制分析论文范文

货币配给制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所谓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在面临对贷款的超额需求时，不是通过提高利率的途径来增加存款供给，同时抑制贷款的需求来实现信贷市场的均衡；而是通过实行配给，来部分的满足借款人的信贷需求、或者只满足部分借款人的信贷需求的这样一种金融现象。信贷配给现象和对信贷配给的研究由来已久，近年来，新凯恩斯主义者基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信贷配给所做的解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一、信贷配给研究的沿革以及新凯恩斯主义对于信贷配给现象的理论解释

关于信贷配给的研究源头可上溯到“可得性主义”，凯恩斯在《通论》中发展了流动性偏好理论用来取代可贷资金理论，后来的IS-LM模型以及莫迪利亚尼所发展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强调利率唯一决定于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1950年代初，以罗莎（Rosa，1951）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对放款人和信贷的可得性来施加影响，从而提出了自由竞争市场行为下的信贷配给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前，信贷配给研究始终在完全信息的框架下进行，后来新凯恩斯经济学家则以信息不对称为假设前提对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信贷配给现象了进行了解释：杰菲和拉塞尔（Jaffee&Russell，1976）、基通（Keeton，1979）及斯蒂格利兹和韦斯（Stiglitz&Weiss，1981）等将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引入了信贷市场分析，其中斯蒂格利兹和韦斯的信贷配给理论影响最为广泛。

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和利润的考虑，不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它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借款人信用评级的基础上，一部分借款人可以得到贷款，另一部分则遭到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另一种是借款人给定的借款额只得到部分的满足。因为关于贷款项目的风险程度的信息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银行对借款项目的了解总是不如借款人，结果那些贷款风险最大的人往往是寻求贷款最积极、愿意支付更高利息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另外，在贷款发放或贷款合同签订之后，借款人可能会改变贷款的用途，从事与银行利益相悖的项目，或者对银行隐瞒贷款项目的真实收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信贷市场上存在超额资金需求时，贷款者会放弃用提高利率的办法去结清市场，而采取信贷配给方式。

银行利率具有正向和逆向两种选择效应：正向的选择效应是指银行的收益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增加；逆向选择效应，是指当利率上升到某一临界水平再继续提高时，有良好资信的从事低风险投资的厂商的借款比例会下降，而资信度低的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厂商的借款比例会上升，所以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平均还款概率降低，银行收益下降。在利率的双重效应下，银行最优利率通常低于市场均衡利率。这就意味着在银行宁愿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分贷款需求，而不愿在较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借款者的要求，即实行了信贷配给。

二、信贷配给的经济效应

信贷配给的宏观正效应在于，运用较低的边际成本，通过信贷配给形式实现零通胀或低通胀。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是银行为满足货币需求而内生地创造出来的，而货币需求则又取决于使生产和活动得以进行的价格水平，价格水平将取决于要素使用决策所固有的成本压力，以及厂商根据其对自身市场力量判断而选择或试图采用的价格加成幅度，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信贷配给实现的。但我国的信贷配给现象不仅宏观正效应不突出，反而负面效应较为明显：一方面，由于政府干预银行的信贷活动维持了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转，最终使政府、银行和企业三部门都陷入债务危机中；另一方面，近几年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信贷配给有很大关系。

信贷配给在微观层面上的意义就是，它是在银行处于信息不对称境地时，对信贷供给的一种保护性处理程序。在我国，信贷配给的微观机制就更具有现实性了，当银行处于产权关系不清晰、不良资产比重较大、信息不对称较严重时，信贷配给便成为银行自我保护的一种主要手段。但是信贷配给微观层面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对于银行来说，其一，信贷配给使银行丧失了许多获利机会；其二，信贷配给削弱了银行的竞争力及银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其三，信贷配给导致私人钱庄、信用合作社等非正规借贷机构大量出现，这些机构如果经营管理不够规范，就容易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对于厂商及个人来说，信贷配给会引起厂商融资成本上升和融资难度加大，最终导致赢利能力下降。对于消费者个人，道理也相同，如果个人目前的收入不足，而信贷配给使个人得到的信贷量又有限，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水平。

所以，信贷配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暂时部分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根源。而且，商业银行过分地依赖信贷配给来回避风险，会使银行的负债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影响其赢利水平，久而久之会使银行的中介功能受损。同时，许多企业往往会因为没有再启动资金，错失商机，制约发展，从而降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

三、“双重信贷配给”现象与我国现阶段信贷配给的特征

西方经济学家尤其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对象，对信贷配给现象的成因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然而，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信贷市场并不完全受市场机制支配，情况更为复杂，存在着“双重信贷配给”，即同时存在着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信贷配给（内生性信贷配给）和政府主导下的信贷配给（外部约束型信贷配给）两种信贷配给现象。

首先来看市场机制下的内生性信贷配给：在古典经济学近乎完美的完全信息假设下，贷款者完全了解借款者的信誉水平及借款项目的风险程度，他将针对不同借款者和借款项目分别制定一个适当的利率水平，并愿意以这一利率满足借款者的资金需求，而这一利率在借款者看来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看不见的手”将自动使市场上资金供求达到均衡，因而不存在信贷配给现象。然而，现实世界无法避免的不完全信息以及由此导致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将使贷款者在贷出资金前不得不考虑借款项目的经营风险和对借款者进行监督所需的成本，要求借款者承担一定的风险溢价，而这一风险溢价往往大大高于借款者对借款项目风险程度的评估。因此，在借款者看来，其正常的资金需求未得到满足，即面临着信贷配给。更为严重的是，贷款人面临着一种逆向选择问题：随着贷款利率的提高，那些坏帐可能最小的借款者将会放弃借款，在高利率下仍愿意借款的将是那些甘冒巨大风险的人和风险巨大的项目。这意味着贷款者收益在随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将随贷款利率的上升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在预期收益最大点锁定利率而有选择的满足借款者的借款需求成为贷款者的理性选择；而借款者则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厉的信贷配给：即使愿意付出更高的利率也无法从正常渠道借得资金。

其次再来看政府主导下的外部约束型信贷配给：因为受到经济二元特性的客观制约，为避免经济长时期徘徊于低水平陷阱之中，发展中国家大多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其经济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较为浓重的计划色彩。政府为了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总是希望通过金融抑制来强化对金融资源的控制，以期扶持一批主导产业和主体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内的企业能够更多的享受到政府以信贷配给方式所赋予的资金优势，而另外的一些企业则相对地感到资金短缺。在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据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源，而众多中小企业却告贷无门，人们通常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所有制歧视”。

具体而言，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政府主导的外部约束型配给仍然是信贷配给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前，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包揽了一切利率的制定，而且以资金计划、规模控制等行政手段调节信贷资源。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融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内源融资”，只是银企之间的资金供给制和调拨制。因此，这一时期的信贷配给问题主要表现为由法规制度、行政命令而引起的外部约束型配给。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4年金融体制改革以后，银行从事信贷经营，都要尽可能获得关于借款人的详尽信息。但由于这种信息搜集成本高昂，加之国有银行的经营目标函数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利益最大化，银行并无多少动力就调查借款人的资信情况进行信息资源投资，其结果是，银行贷款范围有限，信贷仍由政府配给。

我国转型经济中的信贷配给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配给的动机并不是完全基于规避风险寻求资金的流动性、赢利性、安全性“三性”原则，而是带有明显的所有制差别性质。作为我国主要借款者的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有一种近乎无限扩张的欲望，作为贷款人的银行只好按一定的标准对其贷款申请进行筛选、配给。此外，还针对不同的所有制企业确定了不同的贷款利率，加剧了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

第二、商业银行内部的体制缺陷加剧了信贷配给。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内部组织结构上的固有缺陷（如初始委托人界定模糊、管理层次复杂、委托代理链长等等）造成上下级行之间的信息传递失真或信息不对称，既不利于控制风险，也容易造成授权低效率。为防止新的不良资产产生，各银行不同程度地上收了基层机构的放贷权限，上下级行之间争夺信贷经营权的矛盾影响了基层经营机构的放贷积极性。

第三、宏观经济预期的紧缩与放大机制。商业银行在经济正常和危机时期，对待风险的态度明显不同：当经济繁荣时，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他们普遍成为风险偏好者；而在经济不景气时，逆向选择效应与激励效应叠加在一起，他们很难在众多的借款者中分辨出好或坏的企业与项目，此时其理性的选择便是尽量实行信贷配给，或者干脆把钱贷给国有企业。这进一步造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困境，使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难以奏效。

四、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当前的信贷配给

信贷配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信贷配给影响了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变量的有效性，当商业银行持有充足的超额准备金时，央行通过调节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进而影响信贷量和货币供应的政策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其次，信贷配给还使资金供给的利率弹性变小。在我国，由于银行信贷投向受到限制，投资渠道单一，即使央行直接调整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银行利差扩大，也不会显著地增加信贷供给。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央行连续下调利率，然而，商业银行并未如央行所期望的那样增加信贷投放，相反，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速度和贷款占资金运用的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再者，配给的存在导致信贷市场的分割。信贷市场的分割导致资金集中到个别高利润企业，而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经济部门则因为融资效率和盈利能力降低加剧了违约风险，迫使银行对这些企业进一步实行信贷配给，进一步恶化了它们的融资条件。最后，信贷配给的存在还会激励银行经理人以贷款权利寻租的行为。在信贷资源实行配给的条件下，国有银行分配这部分资源的权利便可成为捞取个人或小团体额外利益的砝码，信贷寻租现象和与此相关的隐性利率便应运而生。商业银行内部若缺乏有效的经理人监督激励机制，便更会加剧这一职业腐败行为和道德风险问题。

换一个角度看，也应当看到信贷配给当前在我国的存在有其现实性和必然性，那种认为市场机制下的信贷配给与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格格不入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的。斯蒂格利茨（stiglitz）、赫尔曼（hellmann）、穆多克（murdock）等人证明，合理的金融抑制往往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动力，他们指出，不完全信息导致的信息成本往往使市场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导致市场失灵。由于经济人的不完全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当信息不完全时，会使交易费用上升，市场效率下降。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信贷市场上出价最高者并不能得到所需贷款，市场无法出清；二是某些社会效益高的项目，如基础工程项目融资困难。而适当的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却能够改进资本分配效率：首先，低利率改进贷款申请者队伍的平均质量；其次，金融抑制压低公司资金成本从而增加公司权益；第三，信贷配给能够和某些替代性分配机制配合使用，如指导性信贷计划能够推进对高技术溢出部门的信贷，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可见，适当形式的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非但不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能够诱发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对社会有益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由于不完全信息和市场失而形成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可以使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而且可以改进经济运作效率。

本文认为，解决我国信贷配给问题的出路在于更快地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大，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的信贷配给可能会日趋减少，但市场主导型信贷配给却不会消失（因为它本身就是利用市场机制甄别借款人的一种手段），并且会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范围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制约，这正是本文的政策含义所在。

（作者系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货币配给制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快速发展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及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迅猛．而在某些行业如房地产、汽车制造、水泥、钢铁及有色金属等行业，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这些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当前经济增长状况的担忧，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了，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需要降温；而有人则认为中国仍然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中，还要进一步启动经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本文使用统计数据来做检验，并进行货币政策分析．

关键词：经济过热；货币政策；回归模型

货币配给制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唤醒了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意识，也促成了东亚货币金融的初步合作，东亚\"10+3\"机制不断得以完善和拓展，近年来在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受制于各国的合作意识分歧、东亚美元\"本位\"的固化等因素，东亚货币金融深入合作止步不前、陷入困境，严重阻碍了东亚贸易和投资合作的长远发展。鉴于此，文章主要针对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全球金融危机；路径选择

1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现阶段的困境

根据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进行衡量，当前的东亚地区已经基本具备了建立共同貨币区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条件，从上文中的论述可知，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而建立东亚货币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仅根据货币区的相关趋同标准，尚无法就此认为东亚在现阶段就能够建成货币联盟。特别是在当前所处的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程度轻重有别，鉴于货币合作对部分主权的让渡有所要求，因此各国对于合作的热情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货币联盟的实现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为东亚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特定的政治历史，所以现阶段的货币合作除了要受到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限制外，更受到政治稳定、民族宗教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东亚作为身处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区域整体，还要受到区域外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1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缺乏

随着东亚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的加快，东亚各经济体相互依赖增强，市场与汇率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现，各经济体都极为密切关注其他各国的货币政策。由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益，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的建立已经十分必要与紧迫。虽然东亚各国早已意识到汇率协调与合作对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但是鉴于汇率协调与合作牵涉到各国的主权货币让渡等敏感因素，因此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期以来东亚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东亚地区的汇率和金融市场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这种机制容易受到投机行为的冲击，区域性汇率协调机制的缺乏严重制约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1.2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尽管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速度较快，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均衡性，各国在市场化程度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这一地区同时并存。而欧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便是各国普遍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且国与国之间差异甚微。就东亚地区而言，既有处于中上等收入阶段的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等国，也有位于中等收入层次的泰国、中国，还存在着低收入國家柬埔寨、印尼、越南、缅甸等。而从经济体制来看，虽说大部分已实现市场经济，但鉴于国情的不同，各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也有所差别，有自由市场经济的日本和韩国，也有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实施的则为协调型市场经济体制，缅甸、老挝、越南等则同中国一样还在进行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各国政策制定者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东亚货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除此之外，虽然东亚地区拥有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但由于东亚各国大多处于经济的起步与发展期，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的控制还比较严格，各国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还不高，长期债券市场发展也相对滞后。

1.3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分歧大

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中日两国。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日本无法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起引领作用，相反，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外汇储备保持稳中有升，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市场渐进开放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会进一步削弱日元的国际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调整其日元国际化战略，提出“亚洲日元”，显然不希望亚洲出现另一国际货币，中日对东亚货币合作态度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几乎无法妥协，再加之近年中日在钓鱼岛问题和中菲、中越在南海问题的争端，使部分国家间合作的信任度降低，这对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造成较大困惑。

2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路径选择途径

2.1加快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统一货币区创建经济基础

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认为，国家和地区间谋求建立区域经济合作集团，一般要沿着如下由低到高的阶梯进行：缔结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同盟；从区域货币合作现存的实例如欧元区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要早于货币合作，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去推动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才可能健康发展。因此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也不能违反这一规律，只能从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但现实情况却是“货币同盟的建立比自由贸易区更快”，由此可能造成当经济失衡时不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实施共同的政策合作加以解决，而只能由失衡国家自己承担，这在货币主权进行让渡的情形下，成本巨大，失衡国一般难以承受，而一体化的货币区也就难以为继，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各国在进行统一货币区建立之前，应加强内部经济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通过协商，建立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要坚持按照区域合作的规律来执行，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货币同盟，这样才可能获取货币一体化的最大收益。当然，先后成立的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说明了东亚各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2.2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2.3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形成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性互动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对外货币金融合作的过程，如前文所述，自2001年起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经济贸易密切的国家签署大量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尤其是与东亚国家的货币合作具有天然优势条件，中国2002年与东盟國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2010年已开始正式启动，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处于攻坚阶段，中韩自由贸易区已在2015年签署协议。在此有利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促进与东亚国家区域内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充分巩固在原有的CMI（清迈协议）框架和近年外汇储备库建设已取得的货币互换成果基础，继续提升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及实际运作效用，增强东盟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互信基础，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由中国主导2015年年内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有助于東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互动的重要见证。

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影响力的提升，不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东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信用，拓展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和使用范围，逐步成为周边国家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成为关键货币，势必会逐步影响长期以来“东亚美元体制”的固有格局，进而漫射到欧美发达资本市场。因此通过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货币合作逐步扩大除周边地区外的国际货币合作，对增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汇率自由化，逐步促使合作方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重要推动作用，也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3结论

综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世界和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当前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也必将产生更进一步的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合作的双方也必须要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不断的协商与谈判，通过理性的决策来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不断完善，以促进亚洲经济的复苏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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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勇辉，王翔.全球金融危机中东亚货币合作的约束与激励机制[J].社会主义研究，2010，05：131-135.

[5]梁云萍.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东亚货币合作的视角[J].世界经济情况，2005，05：9-12.

货币配给制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IS-LM模型的结构，再对我国IS-LM模型进行定性分析，并通过历史数据验证，得出我国IS、LM曲线均较陡峭的结论，最后拟对我国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

【关键词】 IS-LM模型定性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一、IS-LM模型简介

1、IS-LM模型的概念

IS-LM模型是对凯恩斯理论的主要解释。这个模型的基础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描述的是利率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说明在任何一种给定的物价水平上，究竟由什么来决定国民收入。IS-LM模型构成一个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理论框架，从而使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得到了比较完善的表述。

2、IS-LM模型结构

（1）IS曲线。IS曲线描述的是在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利率与国民收入之间反向变动的关系曲线。根据均衡条件：S=I，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恒等式：Y=C+G+I，其中Y指国民收入；C=a+b（Y-T）指消费，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其中T为税收；I=I（i）指投资，与利率i成负相关关系。则可以获得收入Y与利率i在产品市场均衡时的图像关系，即IS曲线。IS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与边际消费倾向MPC。d值越小，I对i反应越不敏感，推出Y对i反应不敏感，则IS曲线越陡峭；MPC值越小，收入的乘数越小，由于乘数效应，推出Y对i反应不敏感，则IS曲线越陡峭。

（2）LM曲线。LM曲线描述的是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正向变动的关系曲线。均衡条件：L=m。其中L为货币的流动性需求，m为实际货币供给量。再有L=L1（Y）+L2（i），其中L1（Y）为交易性需求（含预防性货币需求），与收入Y正相关；L2（i）为投机性需求，与利率i负相关。根据m=M/P，其中M为名义货币量，P为物价指数，则可以获得收入Y与利率i在货币市场均衡时的图像关系，即LM曲线。LM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与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h值越小，则L2越小，则LM曲线越陡峭；k值越大，则L1越大，则LM曲线越陡峭。

3、IS-LM模型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

（1）财政政策通过IS曲线的移动传导。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其主要手段有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而增加财政支出△G或者减少税收△T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通过乘数关系使收入水平增加△G/（1-MPC）或者增加△T/（1-MPC），从而推动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而当LM曲线比较陡峭的时候，财政政策效果相应较小。如图1所示，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G/（1-MPC），使得均衡利率从i0上升至i1，均衡收入从Y0上升到Y1。

（2）货币政策通过LM曲线的移动传导。货币政策是指一国货币当局为实现其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对货币供给、银行信用以及市场利率实施调节和控制的具体措施。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上述手段增加货币供给M，从而使实际货币余额M/P增加（短期内P外生固定）。流动性偏好表明，对于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使利率下降，从而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而当IS曲线比较陡峭的时候，货币政策的效果相应较小。如图2所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使得均衡利率从i0上升至i1，均衡收入从Y0上升到Y1。

二、我国的IS-LM模型

1、IS-LM模型在我国适用性

IS-LM模型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虽然我国还没有完成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缺乏必要条件，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加快了利率体制改革的步伐。此外，政府近几年也以更多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宏观经济（司南春等，2002）。因此以IS-LM模型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2、我国IS-LM模型的定性分析

（1）我国IS曲线。由于IS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与边际消费倾向MPC，对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可以从以下三点进行分析：第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占比最大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依然受到中央银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利率的变动并不能真实反应资金的供求关系；第二，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这类企业国有化程度高，且受到政策保护，从而其投资对利率基本无弹性，甚至具有正弹性；第三，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资本市场规模不大，金融产品比较单一。从这三点可以看出，我国投资对利率敏感程度较低。

而对于边际消费倾向MPC，受我国高储蓄的传统心理以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子女教育需求庞大等原因影响，我国边际储蓄倾向较大，边际消费倾向较小。

因此，从定性分析，可以得出我国IS曲线比较陡峭的结论。为检验以上分析的正确性，下面拟根据对我国有关历史数据的计算，大致检验d值与MPC值的大小，然后勾勒出比较符合我国情况的IS曲线。本文采用的是1994年以后的数据，由于我国于1993年起加快了利率市场化进程，而IS-LM模型的基础是市场化经济，因此可以提高检验的可信性和参考程度。

从表1和图3中可以看到，1994年到2008年间的大部分年份投资具有明显的负弹性，而且弹性值均小于1，表明在该年间我国IS曲线处于正常区间且我国投资的确对利率缺乏弹性。但还是有部分年份投资变动与利率变动呈现正相关关系（集中在2004年到2007年），且2004年投资对利率的弹性为5.28，不但为正弹性，而且弹性非常高。

从表2和图4中可以看到，我国边际储蓄倾向较大，有些年份甚至超过了100%，而较大的边际储蓄率导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低下。

由于MPC与d相关，因此决定IS曲线斜率的主要是d值，这里拟采用d值作为中国IS曲线倾斜程度的计量。除去利率增长率为0以及2004年弹性异常年份，计算得到的平均弹性为-0.25。

（2）我国LM曲线。LM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与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对于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虽然我国近年来证券市场不断发展，投机性货币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断上升，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资本市场规模太小，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等缘故，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较低。

而对于交易性货币需求（含预防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各个学者的观点均比较一致：中国的预防性货币需求占收入的比例比较大。其中原因归纳为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所决定（曾宪久，2001），从而导致我国预防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大为加深。

因此，从定性分析，可以得出我国LM曲线比较陡峭的结论。由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与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k存在负相关关系，且货币需求数据的收集工作比较困难，所以拟根据历史数据检验h值的大小。

从表3和图5中可以看到，1994年到2008年间的大部分年份货币需求对利率均具有负弹性，而且弹性值均小于1，但部分年份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呈现正相关关系（集中在2004年到2007年）。总体上我国LM曲线处于正常区间，计算其平均弹性为-0.28。

（3）我国IS-LM模型的大致刻画。根据以上分析得出：我国的IS曲线与LM曲线均处于正常区间，IS曲线于正常区间向右下方倾斜，LM曲线于正常区间向右上方倾斜；由于投资对利率的弹性（0.25）小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0.28），且两者弹性均小于1，因此两者都较为倾斜，且LM曲线的倾斜程度略低于IS曲线；两者弹性不正常的年份（即投资对利率的弹性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为正值的年份）集中于2004年到2007年间。

依照上述分析，我国的IS-LM模型大致刻画如图6所示。

三、基于IS-LM模型的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分析与建议

1、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走势

自2008年3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次级住房抵押款危机再度激化，衍生出冲击全球的金融海啸。2008年9月下旬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为缓解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立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十项财政措施和连续大幅度双率下调的货币政策。近两年来，我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09年，我国全年GDP增长达到8.7%，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战斗中率先实现了总体回升向好。中国动力不仅驱动着本国经济，更传递到世界经济中。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2010年首季度我国GDP比同期增长11.9%，次季度为10.3%，虽然有下降趋势，但官方预测今年全年GDP增长可达9.5%。

2、基于IS-LM模型分析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从我国IS-LM模型的基本架构看，IS、LM两条曲线均落在正常区间内，且LM曲线的斜率大于IS曲线的斜率，这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发挥其效果的。在IS-LM模型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得以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健全的市场机制，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形成完全反映经济形势的IS-LM曲线。我国IS、LM曲线斜率都很小，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所推动的相同幅度IS曲线或者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产生的实际效果都比较小。从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分析，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十项财政措施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由于陡峭的IS曲线决定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产生强烈的效果，但陡峭的LM曲线又会制约这种效果；而从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分析，中央银行连续大幅度的双率下调属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由于陡峭的LM曲线决定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产生积极强烈的效果，但陡峭的IS曲线又会制约这种效果。

考察2004年到2007年投资对利率的平均弹性，会发现弹性为正值且弹性较大（约为3.21），这使得投资曲线发生变形，使得投资与利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最终导致IS曲线变异为向右上方倾斜较为平坦的曲线，其推导过程如图7所示。

这种变异可能导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进一步减弱，其原因如图8所示。

当中央银行实施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时，LM曲线会向右移动到LM’，从而使均衡利率从i0上升到i1，均衡收入从Y0上升到Y1，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见成效；当政府配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IS曲线会向右移动到IS’，从而使得均衡利率下降到i2，均衡收入下降到Y2，财政政策不但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反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成效。

总体来说，IS、LM曲线都比较陡峭，IS曲线斜率的变异弱化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有的功能。要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更通畅，使两者的有效性更加突出，就必须对现有的IS-LM模型进行修正。

四、基于IS-LM模型缺陷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

1、坚持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虽然现阶段我国经济出现回升，但回升态势是脆弱的，是不巩固、不稳定、不协调的（郑立新，2010）。在当前外需萎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在出口增速尚未止跌的情况下，如果减少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经济回升的态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郑立新（2010）认为，今年财政政策要着重在四个拉动上下功夫，充分发挥杠杆作用：一是拉动居民消费，二是拉动民间投资，三是拉动银行货款结构的优化，四是拉动出口。

2、改善居民消费需求

坚持扩大内需政策，还要注意到居民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最主要动力。改善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倾向和结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系统性风险，降低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货币需求比例，从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二是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性收入，鼓励支持低收入者自主创业，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着力于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加强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三是鼓励预防型储蓄向资本积累型储蓄需求的转化。这需要转变居民消费理念，改变居民资产高度集中于货币性储蓄存款的格局，完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为经济主体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3、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在现行的利率管制体制下，利率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导致资金配置低效，资源浪费，这体现在投资对利率弹性过低甚至出现异常的情况。尊重利率的内生性，疏通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加快了利率体制改革的步伐，按照中央银行的先外币后本币，先农村后城镇，先货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循序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机制，近年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继续贯彻落实已经出台的利率市场化措施，跟踪分析相关的政策效应，引导加强风险定价和负债管理的能力。二是研究并完善利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加强对货币市场利率、民间借贷利率的系统研究，建立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三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建立商业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银行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使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要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摒弃所有制偏见，将客户市场拓展到利率敏感程度高的非国有企业。对于那些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好，符合市场需求，有经济实力的非国有企业应给予国有企业同等条件的贷款和利率优惠。四是建立规范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减少因利率市场化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利率风险。

4、促进金融体系改革

我国金融体系依然存在着金融结构体系不平衡，金融创新不足，金融监管效率不高，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落后，金融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促进金融体系改革，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建立统一规范的竞争性货币市场，提高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有效调节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努力保持流动性总量适度、结构合理和货币市场利率的基本稳定，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二是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继续以金融产品创新为突破口，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金融市场的基础融资渠道，加快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加大对金融市场规范的立法力度，从而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银行内部控制、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弱化。

【参考文献】

[1] N．Gregory Mankiw著，张帆、梁晓钟译：宏观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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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彭晓莲：基于IS-LM模型的当前救市政策效果分析[J]．经济问题，2009（5）．

[8] 李睿：基于扩大内需的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分析[J]．商业时代，2010（5）．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EB/OL]．http://www.stats.gov.cn/.

（责任编辑：李文斐）

货币配给制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农村的发展需要增加资金投入，但目前在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惜贷”现象，农村贷款难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造成了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中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和企业的“惜贷”行为，引发了农村信贷资金的外流，最终导致更为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应该加强农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信用水平，更好地克服或减弱农村金融机构与借款人间的信息不对称，切实解决农村信贷配给难题。

关键词：农村信贷　信贷配给　非对称信息　信号

一、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的现状及问题

(一)总量配给

由于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具有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和约的特征，信贷市场必然是不完全的，并表现为不透明性和稀薄性。一方面农户和农村企业的贷款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银行被认为“惜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的估算，农业部门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

2003年底，在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中，农业贷款只占5.3％，在2004年7月底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169884.39亿元中，农业贷款余额10090.62亿元，所占比重仍然仅为5.94％。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困难问题加剧，正规金融组织无法很好地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据统计，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正规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由1997年的6.7％下降到2004年的4.8％。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

(二)结构配给

结构性信贷配给主要表现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难以满足农户需求，农户贷款主要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机构。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两万多农户的调查，2003年底，从全国范围看，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它占1.24％。从各地区来看，在作为重要农业区域的中部地区，农户来自银行的贷款仅占5.36％，私人借款则占了71.26％；东部地区农户借贷资金中绝大部分也来自民间金融。一项调查资料表明，大多数农户对金融机构提供的存款服务基本满意，但是半数以上的农户对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服务不满意，农村企业贷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据湖南农调队对全省370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的农户有218户，所占比例仅5.9％；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76％-86％。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

二、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农村信贷配给原因分析

(一)农村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

在信贷市场中逆向选择的含义是指“较高的利率意味着较大的贷款风险，高风险项目驱逐低风险项目”。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是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当越有可能陷入不利境地的借款人越有可能得到贷款时便出现了逆向选择问题“冒的风险越大，借款人越是想得到贷款，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不会归还贷款。”因为逆向选择使贷款人很可能承担坏的信用风险，因此，即使金融市场上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借款人也不愿放贷。由于农村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性，使低收益、低风险的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因获利能力小不具备与大厂商竞争资金资源的能力而退出农村信贷市场。

(二)农村信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

金融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签约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当借款人存在激励从事从贷款人角度来看是不良的投资活动时，贷款人便遭遇了这种风险，因为他们使贷款归还的可能性极小。借款人存在激励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这种项目如果成功，借款人将获得丰厚的利润；一旦失误，损失由贷款人承担。借款人也存在激励把资金用于个人目的，将偷懒而不是勤奋工作，或者把资金投向能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的非赢利项目。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风险就会产生。农村信贷市场上，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发农民的道德风险行为。当农户与银行签订契约之后，银行无法对农户从事的各项活动进行密切的监督，农户就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动，从而损害了银行的利益。农民的机会主义动机所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变借款用途。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扶持政策，农民向贷款机构申请农业贷款可获得某些优惠。而对农民的消费贷款则不提供优惠。当农民拿到贷款后。利用银行的监督困难改变贷款用途，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甚至是投机性交易。二是拖欠贷款。甚至拒不还贷。

三、解决我国农村信贷配给问题的对策

(一)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增强主体信息对称程度

1　企业征信体系建设。我国人民银行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推进企业征信工作，全国各商业银行与该数据库联网查询。但由人民银行推动建立的企业征信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同业征信，会限制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围和企业征信数据库的完善。一个可以提供高质量企业征信的数据库，应该囊括一国所有企业的成套征信数据。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征信数据库的建立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情况下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实行政府特许经营模式，可以吸收国外的政府经营模式和企业自由经营模式这两者的优点，既能够避免征信机构投资过于分散和行业无序经营，又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管理上的主导优势，以保障征信数据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覆盖国内的主要大中型企业。

2　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借鉴国外有关个人信用制度的先进经验，科学、客观的个人信用评分体系应当建立在完整、有效的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应当包括个人的信贷偿还、纳税记录等。实行个人信用实码制并逐步扩展个人基本账户制度是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制度的关键。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和试点城市个人的信用状况，积极严格进行个人信用资料的调查与征集、设置个人基本账户、建立科学严谨的信用评估指标体系，从而建立一整套可操作性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用制度。因为这会对个人今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将每个人的收入、纳税及其他各种经济行为都记录在案，以备银行以信用信息判断借款人的财产、了解个人收入的真实性和稳定性、还款意愿等关键性内容，以决定是否对其贷款和贷款多少。

(二)完善担保机制，增强制度约束

1　成立联户担保小组。保小组由居住在金融机构服务辖区内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借款人组成。联保小组成员责任包括负责各成员贷款的申请、使用、管理和归还在贷款本息未还清前，成员不得随意转让用贷款购买的物资和财产。联保小组成员对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经小组成员一致决定，可以开除违反联保协议的成员。在贷款时，还要按照借款额的一定比例用于设立小组互助金。小组成员的活期存款和小组互助金要在贷款银行专户存储，归小组成员所有。当借款人还清贷款本息后，小组成员可自主决定处理存款和小组互助金。

2　成立组建专门的信贷担保公司。专门的信贷担保公司应由政府牵头组建，其宗旨是以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农业现代化为导向，以政府预算拨款加会员会费形成财力支撑系统，以公司为运作主体，主要服务于农民。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政府拨款或者会员交纳会费等方式筹集资金，信用担保机构通过专业化的经营信息资源、专门人员的利用与培训以及专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降低信息搜集与处理的成本。从而有效地降低风险。因此，我们认为以政策性互助性担保为主建立融资担保体系是解决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必然选择。

(三)积极发展实物信贷，有效防止道德风险

为了生活和生产经营需要，可以允许农户和乡镇企业以实物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特定用途的贷款，特别对于由于需要购买大型设备、固定资产等而产生的生产性贷款需求。可以借鉴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等耐用消费品信贷模式的成功经验，采取首付+按揭的模式，分批次贷款。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一次性贷款所产生的高风险，同时还可以根据还款人的每个月的还款记录，考察借款人的信用，减少信息不对称。比如购买一个低挡的收割机农民需要支付7万～9万元。对于此类生产性贷款需求就可以设计一个实物贷款：贷款的期限可设定为1年～10年的中长期。最高不能超过30年；金额、首付比例主要根据贷款用途来设定；贷款金额最高为实物资产评估价的60％-80％；抵押设备的条件要求借款人对该设备具有完全产权：银行利率及还款方式可以银行利率执行同期人民银行规定商业贷款基准利率或上浮10％：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自行选择。

(四)立足本土信贷人员信息优势，加强信贷人员专业培训

与目前流行的“农村信贷员应从城市下放”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农村信贷员更应该走本土化道路，这主要是因为本土化信贷员拥有更多关于农村社区及社员信息，有利于降低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减少信贷配给，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的共赢。信贷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其工作人员只有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技术方法和经验，才能胜任。鉴于当前我国农村信贷员业务素质不高、风险意识较差、机会主义行为盛行的现状，有必要提高他们的业务素养和风险意识。所以，还必须加强对信贷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其管理风险的能力和技巧。

货币配给制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文章以基金会中心网2017年12月31日按照货币资金排名前100家基金会为研究对象，逐一收集并整理、比较了各家基金会官方网站披露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相关信息，以此了解当前我国慈善组织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现状。调查发现，50%的基金会未能在任何渠道披露其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在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依据和目标方面，大部分基金会未能明确披露;超过8成的基金会未披露监督和印鉴管理制度。总体上，我国慈善基金会货币资金内控建设非常薄弱，披露情况严重不足。文章建议，可以考虑引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理念，强化基金会透明度意识;强化政府立法以及鼓励基金会自发进行货币资金内控建设，以提升基金会内控制度建设和信息透明披露机制。

【关键词】   慈善;基金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慈善组织要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执行、监督制度和决策机构议事规则，加强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基金会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75.47%，在实际中，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和捐赠支出大多表现为货币资金和实物物资，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相对较高，这意味着基金会流动资产管理是重中之重。资金内部控制是慈善组织资产管理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纵观近年来“天价帐篷”和“善款发霉”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慈善事件，无一不与资金管理失控有关。内部监督制度旨在强化基金会自我约束机制，如缺乏严格的内部监督，内部控制将流于形式，资金安全完整也无从谈起。根据民政部统计，2018年各类慈善捐赠达到754.2亿元。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 日，全国基金会总资产达1 527亿元，2017年度捐赠总收入581亿元，2017年度公益总支出501亿元。2014年教育部、财政部和民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其他制度还有《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等。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基金会的内部控制研究鲜有涉及且不充分。可见，无论是制度规范还是学术研究，当下都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期望和要求，难以对高速发展中的基金会提供有效指引，基金会的内部控制缺乏实施标准和制度依据，需要重点研究，加快建设。

基金会内部控制是实现资金管理内部控制有效性、保证善款和物资安全稳定的制度安排，是基金会等慈善组织自我修复和持续改进的重要机制，是当前基金会内控制度最为薄弱环节和最容易被忽略的研究领域。对基金会内部控制开展相关研究，聚焦于研究货币资金这一相对薄弱的内部控制领域，有助于建立健全基金会内部控制制度，有助于确保资金管理的安全完整，提升基金会自我管理、持续发展和服务能力，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本文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根据TOP100基金会的FTI指数、FTI财务信息完整度、FTI捐赠及内部制度信息完整度三项指标得分，初步了解这100家基金会的内部控制基本情况。FTI指数是一个综合考虑基金会信息披露渠道和完整度，通过评价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根据公式确定分数以衡量基金会透明度的评价系统。该指数鼓励基金会通过官方网站披露完整充分的信息。因此，排名越靠前的基金会通常表明透明度越高。与基金会内控相关的具体指标包括FTI财务信息完整度、捐赠及内部控制信息完整度。其中，FTI财务信息的完整度指标包括审计报告和其他财务指标;FTI捐赠及内部控制信息的完整度是指年度工作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得分指标，这是衡量货币资金内控的主要指标。其次，依据这100家基金会的官网，查阅其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等基本信息，判断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基本情况。再次，检查各个基金会货币资金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明确其制定依据以及内控目标，以此掌握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具体建设及披露情况。最后，考察各个基金会货币资金的权限管理、岗位职责建设、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细则建设，以此了解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执行情况。通过上述调查，能够基本把握当前我国基金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披露的主要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的研究

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使命而建立，并不创造利润，所有权归属、管理职责等难以泾渭分明地界定，因而非营利组织的代理问题会更为突出（Fama and Jensen，1983）。目前，与内部控制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实务规范主要聚焦于营利组织，对非营利组织领域的内控研究较少涉及（Petrovits et al，2011）。慈善组织通过设立内部监督职能以降低代理成本和代理损失，有效监督能够限制慈善资产的滥用，能够更好地引导管理层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公共利益协调一致（Harris et al，2014）。Keating et al（2005）则研究了非营利组织规模对内控的影响。IRS（2008）认为，关键管理人员家庭或者商业关系会损害独立性，这会使得组织折衷其公共利益或者导致内部交易，造成组织资产损失。Petrovits et al（2011）研究了非营利组织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以及内部控制缺陷对政府捐赠和公众捐赠的影响。

（二）国内的研究

国内关于慈善组织内部控制研究的文献比较少。宋胜菊、刘学华（2006）以“母亲水窖”项目为案例，讨论了基金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了完善项目内控的建议。胡波等（2009）考察了我国公共部门控制环境的有效性。卞琳琳、许靖（2011）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为例，从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个方面对公益基金会内部控制进行分析，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内控的建议。宋胜菊等（2013）考察了我国事业单位货币资金内控制度的执行效果和影响因素。唐大鹏等（2015）考察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的模式选择与指标构建问题。

综上，学者已经意识到基金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但是目前尚无文献专门考察公益基金会货币资金内控制度建设相关问题。货币资金作为基金会维持发展的血液，在基金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且货币资金本身流动性强，容易发生错报和舞弊，因此处于内部控制的高风险领域。综上所述，公益基金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值得深入探究。

三、慈善基金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披露情况

通过FTI指数得分情况，可以初步了解这100家基金会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一）内部控制基本得分

表1列示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货币资金持有量最高的前100家基金会内控基本得分情况。纵项各栏分别列示了FTI得分情况及其占比、财务信息完整度分布情况、捐赠及内部控制信息完整度分布情况。（1）FTI分数为100分的基金会比例最高，达到23%。（2）FTI分数为100分的基金会，相应的FTI财务信息完整度和FTI捐赠及内部控制信息完整度这两个指标的占比也非常高，达到43%和31%。（3）FTI分数低于100分，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完整度不容乐观。FTI得分高的基金会，通常财务信息完整度、捐赠及内部控制信息完整度得分也会比较高。但是从FTI指数、FTI财务信息完整度以及FTI捐赠及内部控制信息完整度三项指标的得分情况来看，基金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不容乐观。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基金会章程是基金会基本规范，是重要的制度建设内容。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是基金会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明确了货币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基金会信息的披露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官方网站披露;二是通过非官方网站，即民政部指定信息平台披露。内控信息可以通过基金会章程、各项内部管理制度體现。表2列示了TOP100家基金会章程、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的披露情况。其中，有25家基金会无法查到其章程;有68家基金会通过官网披露章程，另有7家通过指定平台披露章程。共有50家基金会披露了基金会的项目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其中2家是以非官方网站形式披露。但是，另外50家的基金会无法查找到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有一半的基金会相关信息未做任何形式的披露。

从整体上看，私募基金会在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制度的信息披露情况上略好于公募基金会。

（三）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本文逐一查找了TOP100基金会的官方网站，试图进一步了解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建设情况：（1）哪些基金会建立了专门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2）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制定依据;（3）货币资金内控目标等信息，以具体考察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基本情况。调查发现，有48家基金会专门设立了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占比不到50%（其中，19家基金会货币资金的内控制度直接沿用其章程相关内容，未有任何细则增加），其余52家基金会没有披露任何货币资金内控信息，占比超过50%。有39家基金会明确其货币资金内控制定依据（公募15家，私募24家），34家明确了内控目标（公募14家，私募20家）。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我国有超6 000家公益基金会。在货币资金总量名列前100家的基金会中，真正建立并披露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基金会不超过半数。

可见，TOP100家基金会中，仅有少数的基金会建立了专门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清晰地界定了制定依据和内控目标，体现了较好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理念。超过半数的基金会未能建立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社会公众无法从公开信息中获取任何相关信息，更无法得知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以及效果。通过进一步考察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依据和相关目标，以判断基金会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和合理，研究结果表明，能够清晰界定其内控制定依据和内控目标的基金会数量更少。

（四）权限管理和岗位职责建设及披露基本情况

本文逐一查找了TOP100基金会各家官方网站货币资金权限管理和岗位职责信息披露情况。有66家基金会披露设有专门岗位责任制并配备合格人员，有56家基金会设有授权批准制度，但是近50%的基金会未能明确披露权限批准制度。有28家基金会明确披露了设有货币资金业务的监督检查制度，但仅有12家基金会设有银行预留印鉴的管理制度，超过70%的基金会未能披露这项内控制度。

对于货币资金的管理来说，权限管理和岗位职责是基本要求，但从数据来看，基金会对权限管理和岗位职责并没有重视。对于岗位职责问题，总体上各个基金会已经树立了基本的内控意识：专门规定了出纳和会计岗位的人员职责和能力要求，这也是内控的基本要求。通过查阅财务管理制度发现，各个基金会仅对岗位职责进行总体概述，未能提供详细的细则以管理职责分工。缺乏明确的职责分工，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不相容职务未能分离的情况。另外，在银行预留印鉴管理方面，查找结果显示，基金会普遍不重视该项内控制度，缺乏严格的授权批准制度以及监督检查制度。

基金会涉及众多慈善公益项目，如果缺乏资金使用、监督以及权限管理制度，将会成为内控薄弱之处，从而发生贪腐等事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慈善基金会在货币资金内控的具体建设及披露方面非常薄弱。

（五）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细则

通过对100家基金会官方网站及链接的仔细查找，依据货币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调查结果见表5。在100家基金会中，仅有17家设有并披露了预算管理制度;23家设有基金管理制度;38家基金会设有筹资管理制度;62家基金会建立了支出管理制度。在货币资金具体管理制度中，仅有12家基金会设有现金的使用范围;13家基金会设立并披露了库存现金限额管理办法;12家基金会明确了现金收支规定;在银行存款管理制度和与货币资金相关的票据的管理制度方面，分别有12家和18家基金会。这些调查结果进一步清晰表明当前我国慈善基金会的货币资金内控确实非常薄弱。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考察FTI指数排名前100家的基金会官方网站，了解当前我国基金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披露情况，调查结果显示：（1）FTI指数反映了基金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FTI指数高的基金会其财务管理制度和内控信息披露情况相应会好一些。（2）TOP100家基金会中，75%的基金会通过官网或者其他信息披露渠道披露了其章程，但是有高达50%的基金会未能在任何渠道披露其财务管理制度和项目管理制度。（3）接近半数的基金会披露了货币资金管理制度，但是在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依据和目标方面，大部分基金会未能明确披露。（4）超过半数的基金会能够明确披露货币资金岗位职责、人员分工和授权审批制度，但超过8成的基金会未能披露内部监督和银行印鉴管理制度。（5）超过8成的基金会未能建立并披露货币资金管理细则。因此，总体上，我国慈善基金会货币资金内控制度的建设和披露非常薄弱。究其原因，一是在法律法规层面上，我国尚无基金会内部控制制度出台，更无货币资金相应管理制度，从而在法律法规制度方面存在缺漏。二是基金会信息披露状况仍然存在不足，尽管《慈善法》强调了基金会的各项信息披露义务，但是在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监督方面还需要改进。三是基金会自身认识不足。对于基金会纲领性文件如章程的重视不够，对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建设未能关注，从而造成各项制度建设不完善的现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属于基金会内部制度，其是否真正建立并执行，或者建立但未能对外披露，都会影响调查结果。受此限制，本文調查结论基于基金会中心网以及各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所披露的书面资料。另外，基金会中心网FTI指数是基于三个方面综合评价：上传年度报告、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以及公开项目信息。本文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基金会FTI指数非常高，但是普遍存在着官方网站建设和维护简陋，管理制度披露不充分、不全面等问题。因此FTI指数仅能部分体现当前基金会内部控制建设状况。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考察内控与捐赠收入或者捐赠支出的关系，进而深入讨论内控建设效果问题。

（二）建议

当前我国慈善组织领域内控制度规范缺失、慈善基金会未能重视货币资金内控制度。事实上，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和支出均涉及频繁的资金流入和流出。货币资金作为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强、流动性最强的一个科目，是最容易发生贪污舞弊的一个重点领域。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旨在保护基金会财产的安全完整、防范公益资金的贪污、挪用等行为，保证善款有效使用，因此有必要切实加强制度建设。

1.树立高标准的理念。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货币资金内控建设的案例非常完善。自2007年成立开始，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披露年报。2012年3月，真爱梦想成为“中华慈善奖”的获得者，截至2014年已经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发布的“中国慈善基金榜”榜首。就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而言，该基金会在权限管理和岗位制度、预算管理、基金管理、捐款与捐赠管理以及支出等方面建立并披露了详细规定。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内控信息建设和披露情况来看，慈善基金会可以在内控建设和信息披露方面有所建树。作为公益、非营利性的民间慈善组织，除了外部的监管和监督，更需要提升自身理念，重视内控建设。

2.加强内部控制立法。针对慈善组织多年以来内控制度缺位的现象，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立法建设。《慈善法》作为慈善组织领域的基本法律，需要出台专门法规或者制度将其法律理念落实到位。当前慈善基金会内控制度散落于各个法律条文中，缺乏统一规范，难以将《慈善法》的要求落实到位。因此，针对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资产管理领域，应当制定关于基金会的资产管理、资金的筹措与使用、预算管理、货币资金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与制度，培育有利于基金会货币资金良性管理利用的法律环境。

3.落实内部控制制度。基金会可以尝试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基金会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比如，基金会可以制定关于预算、基金管理的制度，并严格收入支出管理制度，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财务监督或者内审制度，来监督公益资金的合理有效运用。公益基金会要建立公益基金会的会计机构，夯实会计基础工作。大到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框架的构建，小到具体的实施细则的落实，都需要基金会自身严格要求自己，勇于创新开拓。对于基金会来说，肩负的使命、愿景和长远目标就是将自己筹集的资金更好地用于公益事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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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波，宋胜菊，付连军.公共部门控制环境有效性研究[J].财会通讯，2009，（17）.

[3] 唐大鹏，吉津海，支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模式选择与指标构建[J].会计研究，2015，（01）.

[4] 张昊辰，陈登彪.公益基金会会计信息透明度与捐赠收入、捐赠支出的关系检验[J].商业会计，20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