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范文

国际传播范文（精选12篇）

国际传播 第1篇

汉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以汉唐为盛,“汉字文化圈”“西洋汉学”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海外华语”及“华文教育”,是汉语及汉语方言在海外传播和发展的集中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逐步得到重视并发展起来。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汉语国际传播”被赋予新的历史意义,成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笔者认为,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推进和演变,汉语在国际上的传播面貌相比过去已经发生了质变:汉语借助各类传播媒介不断地向海外传播,其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及受众群均发生了质的变化,现阶段的“汉语国际传播”是语言学的研究任务,也是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既要了解汉语国际传播的面貌,也要深入探讨汉语传播的规律,在语言传播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开展汉语国际传播事业。

汉语的自然传播与社会传播

人们通常认为,人类经历了五次传播革命:第一次是十万年前人类语言的出现,第二次是公元前350年文字的发明,第三次是公元620年印刷术的出现,第四次是1844年电讯传播时代的开始,第五次是1946年电脑的发明。纵观这五次传播革命,每一次革命都不会因为下一次革命的出现而停止或消失。换言之,这五次传播革命是一种良性的差异互补关系,第一阶段出现的人类语言,在接下来的四个阶段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的出现使世界成为客体和描述对象;第二阶段文字的出现使语言被记录下来;第三阶段的印刷术突破了语言在空间上的局限,实现了异地交流;第四阶段电讯传播实现了语言信息的大批量复制及远距离的瞬时传播;第五阶段网络传播时代的来临,使“零距离”交流成为现实。可见,语言这个符号系统,既是信息的载体,又是信息的容器,其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笔者认为,当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时,主要是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当其自身作为信息时,主要是语言学的研究内容,那么,以此假设前提为基础来谈语言传播问题,我们可将视野扩展到语言学和传播学。

当前,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汉语国际化、汉语国际传播成为语言传播的一种客观进程。随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逐渐加强,汉语本身作为一种中国信息,逐渐为世界所关注。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我们发现,信息是传播的客体和基本内容,信息最底层的传播媒介往往是语言,属于信息的自然传播;信息借助除语言外的第二层传播媒介,即现代传播媒介传播开去,属于信息的社会传播。换言之,即传播中国信息的底层媒介是汉语,在这个层面上的汉语传播,属于自然传播;第二层传播媒介是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的传媒,借助传媒的汉语传播,属于社会传播。笔者认为,对这两种汉语传播的研究,是对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也将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

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的四种类型

汉语在世界各地的加速传播始于2004年,除传统的“请进来”学习汉语外,“走出去”的积极主动的汉语传播方式在世界“汉语热”的特殊时期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如在世界各地建设孔子学院,向世界各国派出汉语教师及志愿者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国际传播类型。传统的传播学将传播类型分为四类: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及人内传播。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传播、群体传播等新的传播类型相继出现,丰富了传统的传播类型。结合现有的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笔者将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归类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

人际传播类型。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面对面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活动,分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直接传播不需要经过传播媒体就可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信息交流,而间接传播是在大众媒介出现后实现的远距离点对点的即时沟通。在汉语国际传播中,人际传播是最基本、最古老的语言传播类型,如一对一的家教形式或一对多的传统汉语课堂、海外华侨华人家庭语言沟通等,属于直接传播;通过传播媒介的一对一、一对多或点对点的远程汉语教学活动等,属于间接传播。无论是直接传播还是间接传播,汉语通过人际传播的传播方式,因其有丰富和即时的语言信息反馈,其运用在汉语学习中,能获得显性的学习效果。

人际传播类型的汉语国际传播集中体现在个人的汉语学习上。依靠人际传播的汉语学习方式,除最基本的面对面一对一的方式外,都与现代媒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传播媒介的介入,使汉语学习不断扩展、延伸到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领域,呈现多样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侨华人家庭的华语(1)传承和保持问题。若与上述的汉语学习方式相比,海外华侨华人家庭的华语保持,是一种被动的人际传播类型,是华语在海外传播最古老、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华人家庭和亲属之间的语言环境,使汉语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海外华语传播是汉语国际传播的一支主体力量,是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内容。

组织传播类型。组织传播指的是具有某种特定目的的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其过程包括四个方面:社会化过程、行为控制、决策控制和冲突管理。由中国孔子学院总部推出的孔子学院和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是当前汉语国际传播中典型的组织传播类型,其均由孔子学院总部批准设立,汉语教师的人员设置和派出、教学活动的安排和设计等,都须通过孔子学院总部的同意后实施,并对其教学活动和人员设置等保留最终解释权。

如海外孔子学院的建设,属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机构业务是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开展汉语考试等。“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分布在104个国家(地区)。孔子学院设在99国(地区)共353所,其中,亚洲30国(地区)82所,非洲19国24所,欧洲34国120所,美洲13国111所,大洋洲3国16所。孔子课堂设在39国共473个,其中,亚洲12国39个,非洲5国5个,欧洲14国100个,美洲6国310个,大洋洲2国19个。”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设,好比一个脉络清晰的组织传播网络。

又如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是我国为帮助世界各国解决汉语师资短缺问题而专门设立的志愿服务项目。“截至2010年底,国家汉办已向亚、欧、美、非、大洋五大洲89个国家派出1万余名志愿者。”以泰国志愿者项目为例,2003年该项目逐渐进入泰国境内各国立学校、民办学校、高等院校及职业技术学校。“2011年开设汉语的大、中、小学校,由2003年的242所,增加到了3000多所,是2003年的12倍;学习汉语的人数从2003年的8.05万增加到80多万,是2003年的10倍;志愿者由2003年的21人增加到1202人。”从孔子学院总部志愿者中心、志愿者国内各派出单位,到驻泰王国代表处,形成了庞大完整的泰国志愿者项目的组织传播网络。

大众传播类型。大众传播指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与人际传播相比,大众传播是人际传播的规模化延伸,其传播者具有很强的组织性,传播媒介数字化、网络化,传播内容超大量,复制性强,传播范围广。除网络媒体外,其弱点是传播单向性,信息反馈较弱。反馈弱化的问题在网络出现后得到彻底解决,为分类和表述方便,笔者将在下一段探讨网络传播。

大众传播手段在汉语国际传播中运用很广,如汉语学习的报纸、杂志、书籍,汉语节目的广播、华语电影电视等。国内专门针对汉语国际传播而开设的大众传媒不胜枚举。广播方面,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孔子学院,用38种外语向世界各地学员教授汉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学汉语》节目、远程汉语视频教学节目、在部分国家开设的《空中汉语课堂》等,已成为向世界传播汉语及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播渠道;华语电影近年来也在逐步走向世界,全球化语境下越来越多的华语导演用母语、用影视画面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外设立的华文传媒至今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据学者统计,“在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华文报刊,累计总数4000多种。目前仍在出版的印刷媒体有500多种,其中每天出版的日报100多家,以报纸形式、定期出版的期报180多家,各类刊物230多种。目前海外华语广播电台70多家,华语电视台几十家”。

网络传播类型。网络传播是以计算机通信网络为基础进行的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其散布形的网状传播结构和特点,使每个人都变成传者和受众,它涵盖了其他传播类型的特点,颠覆了传统的传播类型,极大地改变了此前的信息传播方式。汉语传播与网络的结合,对传统汉语传播模式的挑战是空前的,网络传播打破了传统汉语教育与传播的时空限制,同时实现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中各种汉语资源的高度融合。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网络进行教学已成为汉语国际传播的一个发展方向,孔子学院总部提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六个转变方向中就包括“教学方法从纸质教材面授为主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的转变”。在网络条件的普及下,综观当前的网络汉语资源,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综合类型:此类网站内容丰富,除发布汉语学习和考试的动态信息、提供国内外汉语教育与传播的新闻外,还有大量汉语资讯,如介绍当代中国及传统文化等综合信息,其并无专门特定的受众群,任何对汉语感兴趣的受众皆可从该类网站中获取相关信息。如“中国孔子学院总部”“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中文教育网”“汉语世界”等。

教学研究类型:此类网站专为汉语教学研究而设,具有丰富的汉语教学资源,主要受众群为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方向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其拥有大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的汉语教学资源,如“对外汉语教学交流网”“对外汉语教学与考试网”等。

考试、学习类型:考试型网站受众群集中,主要面向参加各类汉语水平考试的海外学生,除公布考试资讯外,还提供大量的汉语考试模拟试题、考试指南、考试培训、考试用书等具体的汉语考试信息,如“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BCT商务汉语考试”等。学习型网站的受众群主要面向对汉语学习有兴趣的各层次海外学生及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人员,为其提供各种汉语学习的课件、学生及教师用书等,深受汉语学习者的欢迎,如“汉语网”“汉语世界”等。

高校、组织机构类型:此类网站是由国内开展汉语教学与研究的高校或机构专门开设的,受众群基本集中于高校与相关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员。近年来国内开展汉语研究的高校和机构很多,大部分开设了专门的网站,发布汉语研究的最新科研进展,如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等。

报纸、杂志、期刊类型:此类网站是纸质媒体的网络版,主要受众群是针对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受众面较小,专业性很强,如《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世界汉语教学》等。在国外采用华文出版的报纸统称为华文报纸,这些报纸深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喜爱,成为他们关注中国的重要窗口,较知名的如菲律宾的《世界日报》、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加拿大的《华侨时报》等。

论坛、博客、空间、微博类型:此类网站是汉语研究者、学习者利用网络自主创设的在线交流空间,论坛依托的是专业网站,而博客、微博及空间则以个体身份开设,共同点是拥有集中的主动型受众。如“对外汉语论坛”“汉语国际论坛”“华教社区”“华语天下”等,内容涵盖汉语研究与学习,信息量非常大;又如“汉语空间博客”“对外汉语教师之家”及语言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设的博客、微博等,发布与汉语教学和研究相关的信息和个人研究心得。

从以上四类汉语国际传播类型中,我们看到,第一,在现代网络传播环境下,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三种汉语国际传播形态都普遍存在于网络传播中,即多种传播类型相结合是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类型的重要特点。网络传播极大地拓宽了汉语的全球传播面积,为汉语国际传播构架了一个超大的全球网状传播结构。第二,通过组织传播而进行的汉语国际传播,其组织性、可控性最强,既是当前我国有效开展汉语国际传播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当前我国汉语对外传播的政策。第三,博客、空间及微博等网络用户的增加,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为微传播环境下的汉语国际传播注入了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微传播环境下自媒体时代的汉语国际传播问题

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的全方位传播格局显示,汉语传播手段正在经历革命性的变化,时间和空间限制不再是传播的障碍,这为汉语国际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尤其是微博作为一种新的自媒体形式出现后,更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传者和受众的界限,使语言信息传播多向化,任何使用微博的个体都具备传者和受众的双重身份,任何个体都可以是传媒,这种基于网络微传播环境下的“人际传播”,对已有的语言传播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微环境下的“群体传播”。换言之,在网络时代,在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崛起之际,语言传播模式已悄然改变。而这也提醒我们在新传播环境中去重新审视和反思汉语国际传播,推动汉语走向世界。

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问题。《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谈到面临的形势时指出:“互联网和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语言文字是信息的重要载体,信息化发展使语言文字进入虚拟空间,形成虚拟语言生活;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基于信息处理的应用研究,加强面向信息处理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尽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信息处理核心技术,提升中华语言在虚拟世界中的影响力,加速国家信息化进程。”“语言战略、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在《规划》中被作为第一个重点研究方向,《规划》指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从全球化国家安全、全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语言问题”。过去由于世界各地汉语学习需求的快速增长导致汉语教学工作应接不暇而缺少规范的局面已基本结束,借助新兴媒体,汉语国际传播的速度、规模和范围似乎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现阶段汉语传播生态环境已然改变,网络自媒体时代极大地拓宽了汉语的信息传播渠道,汉语地图,尤其是虚拟网络空间的汉语地图正被快速改写,任何个人通过“微”渠道传播的内容,如微电影,可在一夜之间累积起超越主流媒体的网络点击率,而主流传播媒体的引导和规范效应正逐渐减弱。针对此种情况,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因特网信息办公室于2012年7月2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网络视频节目的规范和发展措施。网络传播是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我国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内容,也应包括对网络虚拟世界汉语传播的引导和规范,出台相关的政策性的规定和通知,促进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良性发展。

当前,汉语国际传播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是中国对外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其他传播因素和政策的相互配合与支持,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处理语言传播问题。

汉语在微传播环境下的规范问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2年7月19日对外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同时,使用台式电脑上网的网民比例为70.7%,相比2011年下半年下降了2.7个百分点,手机上网比例则增长至72.2%,首次超过台式电脑。”中国网民15年内增长了867倍。其中,近半网民使用微博,手机成为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自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和应用。在当前汉语传播的微环境下,网络新词层出不穷,海外华语中大量使用汉语方言,容易造成受众对传播内容的误读误解而产生交流困难。如闽南话的“阿舍(纨绔子弟)”“大家(婆婆,夫之母)、大官(公公,夫之父)”等词,粤方言的“嘢(东西)”“闹(骂)”“喊(哭)”等词,使用者若不加解释,即使汉语掌握得不错的非该方言区的阅读者,想要单纯通过语境产生正确理解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又如汉字简体和繁体的区别问题,不仅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使用繁体字,东南亚、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华文报纸、华文图书等也有相当一部分使用繁体字。这些情况给海外汉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带来了较大的困难,适当地规范和引导,对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因而,提倡微环境中自媒体汉语使用的规范意识,加强语言使用动态、语言舆情等的监测和研究,加强网络语言的规范等工作,对汉语国际传播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

汉语变体研究问题。汉语国际传播高速发展阶段,在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体。如海外华语,是汉语在海外的变体。海外华语内部,也因世界各地华人社区不同的方言背景而出现各自不同的华语变体。不同的变体是在使用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当变体变异到某个程度时,就会造成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近年来,学界对海外华语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在消除因变异而形成的语言交流障碍方面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同样,在网络环境里使用的汉语,也可以被看成汉语的一种网络变体,这种汉语变体在微环境下的自媒体世界里,传播速度惊人,如稀饭(喜欢)、酱紫(这样子)、神马(什么)、霉女(美女)、菌男(俊男)、表(不要)等等,这些已经通用于网络的变体又正在与其他已经形成的汉语变体,如华语及华语的变体,在这个突破时间空间的微世界里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甚至不断产生出更新的汉语变体来。因而,重视汉语变体研究,及时地收集总结世界各地不同的汉语变体,维护多样性,避免同质化,这为汉语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将有助于汉语国际传播地图的扩展。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第2篇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

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看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我国网民有近六亿人，手机网民有四亿六千多万人，其中微博用户达到三亿多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

今天，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我只强调一点，就是要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

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要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做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再难也要做。

立足国际传播的全球视野 第3篇

这一切都起步于2010年的7月1日，当日CNTV全新改版后推出的全球首页，“视听中国，互动世界”这句话被写在CNTV网站首页上，从此，CNTV开始了与世界共振的发展节奏。

经过几年的发展，不仅内容走了出去，CNTV的设备和节目制作环节也正在走出去，一种立足世界的“本地化”发展路径逐渐清晰起来。

全球内容分发体系：由广覆盖向深覆盖发展

CNTV目前已建成伦敦、莫斯科、迪拜、新加坡、洛杉矶、悉尼、纽约、多伦多、马德里、法兰克福10大海外镜像站点，覆盖了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

在未来的一年内，CNTV还将陆续建成欧洲、中东和拉美等海外本土化网站以及移动客户端和移动终端服务，形成英、西、法、阿、俄、韩6个外语台和遍布全球的7个海外本土化网站的国际传播格局，并向海外派驻采编、运营推广团队，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全速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目前，CNTV海外用户访问页面和打开视频的效果，均领先于国内主要网站。

积极推进海外本土化网站建设

从2011年起，中国网络电视台开始启动海外本土化网站建设。目前已建成北美、亚太、非洲和俄罗斯本土化网站。

2012年1月，CNTV面向俄罗斯用户，推出俄罗斯俄语本土化网站，报道俄罗斯本土新闻、传播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信息。

目前，CNTV正在积极推进北美、亚太等海外本土化网站建设。

手机电视：实现非洲落地

CNTV的移动互联网客户端“CNTV我爱非洲”已经于2011年7月上线。频道节目以英语播出，以“中国精选”为主题，面向非洲移动用户提供实时专业的新闻报道、中国影视剧和纪录片，以及非洲民众喜爱的体育赛事等精品节目。

在这个平台上，非洲分台所制作的“非洲一小时”电视节目也将同步直播。 这意味着中國的移动视频平台已经从内容到制作、再到终端传输实现了海外“落地”。

目前整体用户数达到70万，主要覆盖非洲高端用户。

刘云山同志曾批示指出：“手机电视非洲落地是传播能力建设的新途径新模式，要发挥央视优势，协调利用多种资源，强化本土传播，提升落地质量和效果，为宣传中华文化、巩固中非友谊发挥作用。”

继客户端之后，2012年1月初，CNTV推出“我爱非洲”手机电视轮播频道；8月5日，“我爱非洲”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频道正式开通。开通后，将首先覆盖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莫桑比克等非洲六国的移动终端用户，到2013年底前，刚果（金）、加纳、贝宁及塞内加尔等国用户也将能收看该频道。

截止到2012年底，非洲大陆的手机用户接近7.35亿。

国际传播的游戏规则 第4篇

在造就传播的话语影响力方面, 国力是重要的, 但不是唯一, 甚至不是第一位重要因素。

“弱国无外交”, 任何有作为的外交都是建立在一定实力的基础上, 传播也是这样。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和国家综合国力相适应的, 如果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微不足道的小国, 即使把报纸电视广播送到别人家门口, 也不会引起别人多大兴趣。只有当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 你的声音才有可能是人们“必听”的。

但是国力并不决定一切, 甚至不是决定传播影响力的第一位重要因素。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日本经济实力早就位居世界第二, 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似乎和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缺少自身话语独特的核心价值。它和美国太一致了, 用传播学的术语就是所谓传播内容的“同质重复”。事实上, 人们在对同一类事物做出选择时, 多数情况下是只选第一, 很少会选第二的。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和卡塔尔电视台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它们在反恐和中东事务上的国际影响力, 甚至可以和CNN这样的大牌媒体叫板。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充分有效地利用了阿拉伯世界的资源, 向世人展示了阿拉伯世界的视角, 为人们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提供了一个有独特价值的信息渠道。

显然, 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 或者当地发生了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重大事件, 便有可能为其建立世界话语权创造契机。但是, 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实力和事件以外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传播内容与形式的价值因素。

从目前世界传播的格局看, 不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基本上是由CNN、美联社、《纽约时报》等少数西方媒体所塑型的, 而且国际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上述媒介所塑型的。

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传播舞台上的声音如此孱弱, 以至于严重“失语”?显然, 传播话语影响力的造就还有更加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那是什么呢?

在国际传播领域, 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是由西方主流媒介确立的, 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 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这是我国传媒“走向世界”时必须正视和顺应的。

首先, 传播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 信息沟通和影响力的发生是建立在传授双方“共同经验”适度重合基础上的。换言之, 一切产生现实价值的传播产品必须与人们既有的信息消费经验、信息消费偏好和信息消费模式相切合。如果不切合, 传播者就会沦落为“沙漠中的布道者”再好的教义, 再多的资金, 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国际传播领域, 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的主流媒介所确立的, 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 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譬如, 客观、公正、平衡、独立。这是西方主流媒介主导下的国际传播市场的基本“口味”, 是人们对于传播产品进行价值选择和鉴别时的基础性标准。所谓客观, 就是要把事实报道与观点评论严格区分开, 不在事实的报道中掺进主观的评论;所谓公正和平衡, 就是要不偏不倚地对待争议双方, 引述一方观点时, 一定要同时引述与此不同或者对立方的观点;所谓独立, 就是指媒介要不党、不卖, 体现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 持有不同于任何利益集团的独立视角, 拉开距离报道事实和分析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正是中国媒体传播效能不能周达全球的关键因素。

国际传播 第5篇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一个新兴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

从第5期开始到第2期,汉语国际传播笔谈已连续举办了4期.国内外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34位著名专家为笔谈奉献了思想精华.

作 者：吴应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100081 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年，卷(期)：2008 6(2) 分类号：H1 关键词： 

加大高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力度 第6篇

从事国际传播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素养，即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比较渊博的国际知识、相当高的外语水平和掌握前沿的国际传播技能。实踐证明，依托现有的高等外语院校，我们可以在较短期内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国际传播人才。

1.在高等外语院校集中开设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可以在外语院校中选拔学生进行培养，也可以在所有的高等新闻院校中进行选拔，然后在外语院校中的基地进行培养。这样的培养方式可以克服因外语能力差而难以有效开展国际传播的弱点，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一批从事国际传播的人才。

2.高等外语院校在注重语言、文化教育的同时，要继续开展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使学生具备进行对外传播的国际知识、文化底蕴和对国际形势的研判能力。高等外语院校普遍都开设了国际关系、国际商务法律等专业，要利用专业的手段和新颖的内容，培养外语和专业知识强的复合型人才，使培养的人才更符合国际传播的新要求。

3.熟练驾驭包括通用英语和其他外语是有效从事国际传播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中国新闻的对外传播还是国际新闻的传播，语言都是最基本的条件。

4.注重培养信息时代全媒体传播技能。一些新闻院校已经开始重视国际传播的前沿技术的学习和研究，由于高等外语院校语言条件的优势，所以能够比较快地掌握、教授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国际传播 第7篇

一、国际传播人才建设面临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19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1]近些年来,意识形态层面(尤其是文化层面)的国际传播的重大战略意义已成为各国共识。文化国际传播战略是文化对外宣传战略与外交、教育、人才等战略有机结合而成的“组合拳”,它将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作为最高原则。“一带一路”建设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综合性战略构想,被称为“民心工程”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球化时代,各国各领域之间竞争的实质是人才之争。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要素是国际传播人才的竞争力,因此,不断优化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强力提升国际传播后备人才素质是打造现代传播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是进一步增强国际传播力的坚实智力支撑,也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动力。高校肩负着知识传播、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任,是培养具有交叉学科专业背景、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重要场所,亦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战略资源。对于拥有教育资源优势和强大科研实力的高校来说,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文化传播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储备和输出跨文化传播智库资源,是中国发展新格局的迫切要求。因此,高校要依据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新局面,升级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锻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深谙国情、专业素质过硬、精通外语的“通才”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为打造一流的国际传播体系,营造益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性国际舆论环境输送新鲜的血液、储备合格的人才。

二、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经历了早期的“外语+新闻”复合培养模式,逐步摸索形成现阶段的“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四大模块培养模式,无论何种模式,外语能力的培养都是无可替代的因素。国际传播人才所具备的外语能力应该从广义上理解,涵盖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沟通、传播能力,语言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和传播能力的基础和保障,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语言能力的延伸和升华。高度的文化传播自觉与优秀的文化传播能力已成为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人才竞争力的有力武器。

(一)文化传播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文化传播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要素,西方某些发达国家运用先进传播手段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使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国家信息与舆论环境面临严峻挑战。[2]文化传播能力是指通过传播而使文化得到彰显的能力,即文化对外传播的能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化的传播能力,然而据调查和统计,目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事业存在“文化赤字”问题,即,中外文化输入和输出的数量存在很大差距。要扭转这一困境,必须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开拓多元传播途径,提升传播效果。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国需要充分利用文化、传媒等“柔性武器”,因此,培养跨文化传播人才、大力推进和发展文化传播事业,是树立中国大国形象和强国形象的重要一环,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助推器”。

(二)文化传播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润滑剂”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涉及到近50种不同语言和多种不同文化。要实现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文化的国际传播是第一位的,文化方面的渗透是最核心的部分。“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必须正视文化传播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差异,采取积极应对策略,使得对外交往中中华文化能够以先进性被其他国家和民族接受、认可,或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并结合本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并做到“和而不同”,取得对外交流的主体性和引领性地位,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传播具有向导力、感染力、融合力,能够有效地表达“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历史与现状、政治文化及利益诉求,进而减少误会与摩擦,可以这样说,文化传播是各国之间政治、经贸、社会等领域交流与互动的“润滑剂”和“催化剂”。

(三)文化传播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途径

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复兴,是以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条件的。中华文化复兴是历史潮流的必然,现阶段,需要扩大文化对外交流领域,加强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话语体系。只有通过文化交流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力量才能不断增强,影响才能更加广泛,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才能与日俱增。全球化语境下,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并且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破除阻碍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形象的局限,推进中国对外传播体系的深化改革,为此,我们不但要为深化改革做好理论准备、思想准备,也要借助文化传播的途径做好舆论准备,做好“中国梦”跨文化阐释的国际传播工作,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三、国际传播人才的文化传播能力培养路径

对于国际传播人才来说,熟练掌握外语不等于能够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和交流,还需要具备优秀的文化传播能力。对外传播的本质是文化沟通,不同国家、民族、社群、政治经济体系之间,只有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建立一个话语体系,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才能避免“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4]现阶段,我国高校培养的具有跨文化交际和传播能力的高质量国际传播人才数量相对不足,质量亟待提高。此外,国际传播人才的文化传播能力培养问题意义重大,关系到国家文化传播能力的发展和提升。为此,笔者建议拟从以下三条路径构建国际传播人才的文化传播能力。

(一)进一步优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

1. 开设“小语种+文化传播”专业

外语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常言道,“语言不通则不能人心相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传播的前提和基础是掌握承载文化的语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固然不可撼动,然而文化精髓的载体必然是本国本民族的语言。“一带一路”覆盖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5个地区的官方语言达到40余种,而目前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开设的语种仅仅涉及其中的20多种。某些小语种还是隔年招生,“一带一路”小语种的在校人数也偏少。

在我国小语种人才整体匮乏的大局面下,能熟练运用小语种进行文化传播的国际传播人才更为稀缺,因此高校应完善制度创新,构建适应新形势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加快建设“小语种+文化传播”专业,提升专业的社会竞争力。以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为例,为贯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想,自2013年以来,积极改革探索专业建设,将小语种专业与文化传播有机结合,先后增设了西班牙语(文化传播)专业、法语(文化传播)专业、日语(文化传播)专业,并且创新性地开设了英捷双语文化传播专业、英韩双语文化传播专业。上述专业在夯实学生的外语(小语种)语言素质的基础上,培养熟悉文化传播规律,熟练运用文化传播模式和手段,能根据受众特点灵活选择文化传播内容,具有国际视野和传统文化修养,专业素质过硬,熟悉全媒体业务的高素质、应用型传播人才。从招生人数可以看出,这一探索性的举措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为其他高校的专业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实践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掌握东盟国家语言并具备文化传播专业素养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与创新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高校开设“小语种+文化传播”专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满足“一带一路”战略对于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进而提升我国对外传播体系的竞争力。

2. 专业课程设置注重翻译能力的培养

根据文化传播的规律,文化传递往往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广泛传播,反向传播难度较大。这也就解释了目前我国文化传播能力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距的现状,但是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现阶段我国的文化传播处在不断积累和提高的过程。例如,二十年前,知道中国的《牡丹亭》的西方人寥寥无几,现在已经有六个英译本问世,《牡丹亭》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由此可见,翻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翻译能力是国际传播人才进行文化传播的“必要装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翻译课在国际传播专业课程体系中应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目前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中,并非都设置了相关语种的翻译课程,应引起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视并且加快完善,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

在翻译教学过程中,除了翻译理论的学习,应更加侧重将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运用到文化传播领域,加强翻译练习。此外,培养学生利用最新翻译技术,如计算机辅助翻译(CAT)技术、机器翻译+翻译记忆(MTM)技术、机器翻译+译后编辑(PEMT)技术,提升国际传播人才的信息技术素质,从而更加高效地服务于全媒体时代的文化传播领域。

(二)加强国际传播人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培养

1. 课内深入学习文化理论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中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多元文化。[5]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作用举足轻重,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6]”,其中,文化自觉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

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在贯彻党性原则的基础上,要实现政治素养、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有机融合。需要强调的是,专业素养除了新闻采编播各种理论和实践本领之外,还应该涵盖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社会科学。但是,目前高校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方案里,多数都将《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课程仅仅作为全校范围内的公共课,而非国际传播专业必修课,从长远来看,这必将影响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根基。民族文化根基若不牢固,就无法深入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而在错综复杂的全球传播格局中迷失自我,尤其是在当今全媒体时代,各国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异常频繁而深入的形势下,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高校应调整课程设置,将中国文化素养培养纳入国际传播专业的必修课程体系,做到中学西学并重,以期牢固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

2. 课外积极开展文化实践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还应坚持文化理论学习与文化实践相结合。高校可以根据本校本地实际,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尤其是国际传播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例如,以南京地区的高校为例,组织学生参观南京的博物院、博物馆、纪念馆等,借此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以及地方民俗历史,帮助同学们提高文化素质;此外,鼓励学生通过选拔成为场馆志愿者,既能丰富实践经验又能传播中华文化,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

国际传播院系应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探索与国内外高校的文化组织、社团开展密切交流,合作举办文化讲座、文化沙龙、文化展览等活动,一方面可以开拓学生的文化视野,培养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不断树立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简言之,培养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可以被视为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文化传播能力的“软件”基础设施。

(三)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不仅要“请进来”,还需“走出去”

1. 探索多元化合作办学

高校应深化与加大同海外高校宽领域深层次合作,在顶层设计层面全面规划传媒类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与协同创新方向,加大国际传播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合作培养力度,有目的、有步骤地为“一带一路”战略培养各类应用型国际传播人才。“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中明确提出“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高校的国际传播人才建设应积极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类高校的合作办学,通过确立学分互认制度,采用“2+2”、“3+1”、“共同培养研究生”等多种培养形式,协力打造高素质的国际传播人才,不仅能实现优势互补,而且促进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传播。此外,高校亦可定期举办“国际文化夏令营”等游学活动,组织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实地文化考察,拓宽国际视野,与当地文化零距离接触,加深对异域文化内涵的了解,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 借力“互联网+”,师生“走出去”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高等教育模式创新带来了新机遇。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即慕课的广泛应用使教育资源的利用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中国高校应充分、合理利用现代技术,为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生提供国际化学习的网络平台,实现不出国门的“走出去”,不仅可以通过线上的公开课修读国外院校同类专业的课程,而且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学习国外的文化,实现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更有效地提升学习效果。

此外,除了引进优秀外籍教师补充师资,国际传播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更应积极“走出去”。中国高校可通过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奖教金,鼓励国际传播专业的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进行海外实习、学者互访以及学业深造,教师能够获得国外高校相关专业的培养理念、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等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有利于教师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培养教师开放的文化心态,为培养具备优秀文化传播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提供师资保障。

四、结语

“一带一路”,文化引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应该具备差异化、精细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文化传播能力是反映国家软实力的“晴雨表”。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体的国际传播人才的文化传播能力是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的必要条件,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前提和基础,是世界各国文明交流融合的桥梁和纽带。为了提升国际软实力和巧实力,为了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高校须审时度势,推陈出新,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人才培养体系(“硬件”)和文化自觉自信(“软件”)两方面入手,同时贯彻“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培养方针,着力培养国际传播后备人才的文化传播能力,使其成为一支能够拓展新兴媒体传播阵地、创新对外话语体系的生力军,更有效地向世界展示良好的中国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

注释

1[1]周玮.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 m/gn/2016/02-23/7769856.shtml.

2[2]王书道.现代文化传播与我国文化安全[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2):116-120.

3[3]夏易君.高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知识与文化传播问题[J].新闻传播,2016(4):11-13.

4[4]涂凌波.中国对外传播“新常态”与三种转变路径[J].当代传播,2015(5):46-49.

5[5]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利玛窦与汉语国际传播 第8篇

在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汉语并不重视，也不甚了解。西班牙人拉达、门多萨和高母羡通过著述向西方人介绍过汉语和汉字，拉达的《华语韵编》1575年附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传到了欧洲，《中华大帝国史》中也介绍了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高母羡会中文，用中文写作了《辩正教真传实录》（1593年），还把《明心宝鉴》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此书保存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是现在最早一本译为欧洲语言的中国文献）。但是门多萨并未到过中国，也不太懂汉语，拉达和门多萨的介绍汉语的著作都用的是西班牙文，而高母羡虽会汉语，却没有介绍汉语的著述。他们都没有利玛窦产生的影响大。

利玛窦的汉语国际传播跟今天我国的汉语国际传播相比有不同的特点，更能显示他独特的贡献。

一、利玛窦汉语国际传播的特点

从《利玛窦中国札记》（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译为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题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看出当年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学习和传播汉语的一些基本情况。

1. 性质和目的。

利玛窦们的汉语国际传播是教会在中国传教的策略和方法，不学会汉语，难以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其目的是掌握汉语，了解中华文化，获取中国人的认同和好感，在中国立足，更好地传教。就利玛窦个人来说，也是其促进文艺与科学的“人文精神”、强烈而多元的求知欲和狂热宗教信仰力量的体现。

2. 主体与对象。

利玛窦们的汉语国际传播主体是教会，聘请的人员包括翻译者、受洗礼的中国教徒和其他中国人（商人、学者）、会汉语的传教士，对象主要是刚来华不懂汉语的欧洲传播士，“视察员神父还把两名葡萄牙人从印度招来，在等候潮流变化时，他们就在澳门学习中国语文。”利玛窦、罗明坚、石方西学习的方式是聘请个别懂汉语的人员教，而庞迪我则是进了学校学习汉语。利玛窦本人也曾教过新来传教士学习汉语。

3. 规模和设施。

传播场所在澳门，只有一所由虔诚的葡萄牙人捐赠的学校，有几间教室和图书馆。不过学校并非专门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确切地说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国教徒传播基督教义）。教汉语的授课者不多，学汉语的也仅限于新来的传教士。

4. 教材与方法。

这时候的汉语国际推广教材大都是外国传教士自己编写的。利玛窦和郭居静合编的“词汇表”，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的《葡汉辞典》，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也译为《西字奇迹》），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

传播汉语的方法，前期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从读经开始，学汉字入手。“在这个国家，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符号。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最开始学习汉语的传教士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会了大量汉字。后来，“在观察中注意到整个中国语言都是由单音节组成，中国人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就编写“词汇表”和音韵学的书来帮助学习汉语。教学汉语的效果因此明显提高。

5. 内容和效果。

利玛窦们发现，文言与口语脱节、官话与方言有差异。“他们的书面语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利玛窦从“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常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这一常见的现象中，认清一个规律：“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言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因此传播汉语的内容选择就成了：官话而不是方言；学习口语，而对书面语倾注了更多的努力，不仅阅读而且写作书面语。因为选择得当，加上用功努力，他们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不少传教士都能用中文著书立说，除利玛窦外，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是个典型代表，其汉语著述主要有《七克》、《庞子遗诠》、《天神魔鬼论》、《人类原始论》、《受难始末》、《天主实义续篇》以及《辩揭》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七克》（又名《七克大全》，其宗旨是要人们克服七种滋生罪恶的意念：傲、妒、贪、忿、饕、淫、怠），于1614年在北京出版。当时的名士杨廷筠、曹于汴、郑以伟等曾为其作序，并曾得到著名学者徐光启的润色。

6. 阻力和动力。

传播汉语也会遇到不少阻力。官方对中国的汉语教师的态度极端恶劣，有的官员认为“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

尽管有阻力，利玛窦们更有动力。他们找到了传教的切入点：“读书人或许更容易相信他们闲暇时所读的东西，而不相信一位还不精通他们的语言的传教士在布道坛上所说的东西。由于这种普遍的习惯，有时候就会有某个人在家里读了一本圣书，碰到一些有关基督教的段落，他记住了以后又讲给他的亲友听。”“这一点使神父们很感兴趣，成为他们学习写中文的一种鼓励。用中文写作总是个冗长而乏味的工作，但托上帝的福，他们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苦恼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划得来的。”另外，写下来的东西能突破地域的限制，传播得更远。

利玛窦的“汉语国际传播”成绩，当然不能跟今天中国作为“国家和民族事业”且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汉语国际推广”或“汉语国际传播”相比。而其价值、意义和贡献却丝毫不逊于当代。

二、利玛窦汉语国际传播的价值、意义和贡献

1. 价值和意义。

跟今天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相比，更能看出利玛窦汉语国际传播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以推广汉语为手段，以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为目标，最终实现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意图，为全球和平和谐发展作贡献。利玛窦的汉语国际传播，也客观上起到了相同的作用。虽然汉语的推广只局限于少数传教士，然而传播中华文化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当代。

《利玛窦中国札记》从不同的侧面对明末中国社会作了详尽而细致的介绍，在马可波罗300年后再次为欧洲人打开了中国神秘的大门，利玛窦的中国传统经典译著《四书》中的儒学观，对后世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 贡献。

利玛窦在汉语国际传播中，对汉语教学与研究贡献颇大。他与别人合编了汉语教学用的“词汇表”，与人合编了《葡汉辞典》，改变了汉语教学以“字本位”的传统。《葡汉辞典》编于万历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1584-1586年），1934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现，德礼贤将其译成中文《平常问答词意》（美国学者杨福绵认为应译为《宾主问答辞义》），这是西方人学习中国官话的第一部双语辞典，也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他所著的《罗马字注音》（《西字奇迹》）利用罗马字给汉语注音，理出了汉语拼音系统，分析出了“字父”（声母）26个，“字母”（韵母）44个，声调5种，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3]。20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出版社（现改为“语文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著作和《西儒耳目资》[4]，在“内容说明”中指出：《西字奇迹》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拼音方案是“后来教会和外国汉学家所拟拼音方案的鼻祖”。

利玛窦时期的汉语国际传播，为1814年雷慕沙（1788-1832）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设“汉学讲座”开了先河。此后，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得以确立。

参考文献

[1]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利玛窦.明末罗马注音文章[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国际传播 第9篇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

在未来的全球性竞争中, 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以城市的竞争为重点, 而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规模竞争、90年代的综合实力竞争演变成21世纪的城市个性魅力的竞争”[1]。当今世界, 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品牌和形象上。一座城市, 如果没有鲜明的城市形象, 如果没有文化和品牌来支撑, 那么这座城市就会失去灵魂和色彩, 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也是难以持续的。

一、城市形象释义及其构成体系

什么是城市的形象?《东方瞭望周刊》执行总编辑欧阳晓晴如是界定:提起维也纳, 我们的耳边会响起音乐声;说到威尼斯, 你会闻到水乡的气息;巴黎纽约, 就算没去过, 大家眼前也会有鲜明的画面出现, 这就是城市形象的深入人心。

最先提出城市形象概念的是凯文林奇。1960年凯文林奇出版的专著《THEIMAGEOFCITY》中指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 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 或者有一系列的公众印象, 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所共同拥有的。[2]作为第一个提出城市形象概念的人, 凯文林奇强调城市形象主要是通过人的综合“感受”而获得。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 (Philip Kotler) 在《地方怎样纠正负面形象?》 (Howcanaplacecorrectnegativeimage?2004) 中也曾对“地区形象”下过定义地区形象 (Place Image) 是人们对一个地方所持有的信念、看法和印象的综合。

对城市形象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城市形象和城市品牌的区别。总体来说, 城市形象和城市品牌互为基础, 城市形象是城市品牌的外在表现, 也是通过接触及其传播等形成的相关利益者对一个城市的信念、看法和印象的综合。[3]城市形象与城市品牌不可分割, 城市形象是城市品牌表现出来的特征, 反映了城市品牌的实力与本质, 城市品牌则是城市形象的后盾。

因此, 对城市形象可以做如下界定:城市形象由城市发展理念所主张的, 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所表现的城市要素结构特征的综合表现, 是公众对城市发展理念及城市的个性、特征的感知和评价, 是城市活力、魅力和持续力的展示和表现[4]。

由于视角的不同, 可以对城市形象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按照城市形象细分理论, 可以从城市主体、城市功能、城市环境、城市文脉、城市识别五个层面来细分城市形象, 构成体系如表一。

二、杭州开展城市形象国际整合营销传播的迫切性

杭州在打造城市形象上成绩有目共睹:近十年来, 杭州荣获了包括最值得向世界介绍的中国名城、中国 (大陆) 国际形象最佳城市、东方休闲之都、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在内的诸多殊荣。在国内城市形象竞技场上, 杭州可谓风光无限。

杭州城市形象在国内的领先位置难以撼动, 但在国际舞台上却仍显不足。旅游界盛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据说, 克林顿访华时, 中国官方向其推荐了杭州和桂林作为访华期间的候选游览城市。如何选择, 克林顿一直犹豫不决。其随从参谋道:据说杭州的特色是有个低矮小山围绕的湖, 湖边发生过一些中国古代的爱情悲剧。而桂林的喀斯特地貌, 形成了据说是中国最美的山水景观, 其中有一座山长得像大象鼻子。克林顿心想忧伤的爱情故事不听也罢, 桂林山水听起来倒是别有兴趣。于是, 杭州就这样失去了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示风采的大好机会。美国一位世界知名的旅游营销教授也曾用“West Lakeisjustalake”这样的话来评价西湖。[6]

整合营销传播之父舒尔茨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认知 (Perceptions) 的重要性远超过于事实 (Facts) :事实上, 消费者在做购买决定时, 愈来愈依赖认知而非事实, 他们购买决策的根据往往是他们自以为重要、真实、正确无误的认知, 而不是具体的、理性的思考或斤斤计较后的结果[7]。总统参谋、旅游营销教授之所以会对杭州、对西湖产生如此评价, 与他们头脑中的有关杭州的信息 (经验) 直接相关, 这些信息 (经验) 也即为整合营销传播中的接触。一定是某些可控或不可控的接触塑造了总统参谋、旅游营销教授们对杭州城市形象的认知, 因此, 充分运用整合营销传播方法有效管理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活动已日显迫切。

综合来看, 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信息传达尚不够到位, 知名度仍较欠缺, 国际公众了解还不够。2009年, 杭州市接待海外游客230.4万人次, 累计上涨4.1%, 但从全国28个主要城市来看, 杭州市接待海外游客人数增幅落后于13个大中城市 (详见表二) 。

二是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目标市场过于集中, 港台日韩四个市场接待游客人数达142.67万, 占当年杭州接待海外游客总数的62%, 日韩两个市场接待游客人数 (71.26万) 占全年亚洲市场累计接待人数 (103.41万) 的69%[9], 过于集中的目标市场, 导致杭州城市国际形象进一步提升缺乏持久力 (详见图一) 。

三是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对新兴市场把握不足, 根据国别分外国入境旅游人数数据 (详见表三) , 与杭州入境十大客源国数据相对比可见, 杭州对俄罗斯、加拿大、法国、菲律宾、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亚等高入境人数国家的传播较为欠缺。

三、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城市形象”的决定要素并不单纯地在于城市的外观、道路、服务网点或者晴朗的天空, “城市形象”工程的到位和发展, 说到底是对市委、市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整个城市管理能力的综合评判指标。[11]

整合营销传播就是识别计划和建立所有相关的营销传播的需要, 使它们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 达到最好的效果和最优的效率。整合营销传播需要有计划的步骤, 包括全部协调一致的营销传播活动, 需要对推广宣传活动及相关人员的有效管理整合, 需要对信息、媒体、促销工具进行整合, 需要对所有接触形式展开有效管理。在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活动中, 因为跨越了国界和文化边界, 这种整合更为复杂和艰巨。

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看来, 如今创意或营销人员说了什么, 还不如他们怎么说和在哪里说更加重要。因此, 传统的营销传播规划流程必须彻底改变:整合营销传播的第一件事是要了解客户或潜在客户可能在哪里听到、看到或者得知产品及服务, 然后再利用这些机会表现相关性、接受度与反馈的接触点, 之后营销人员方才能确定创意或信息的内容。

要有效管理品牌接触, 必须明晰客户希望以什么方式 (时间和地点) 接收品牌信息, 只有使传递系统符合客户的喜好, 才有机会强化消费者的反应并降低传播成本。在接触中, 要多创设让消费者主导的品牌接触, 这样客户会比较主动而且投入。管理品牌接触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不同传播系统间的信息冲突 (如大众传播系统与人际传播系统的信息冲突) , 并通过品牌接触来影响消费者大脑中的品牌网络。因此必须利用整合营销传播组合, 做好整合各个层次的营销传播工作。通过品牌接触审核并借助整合营销传播组合模型工具, 我们对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的接触管理提出了分类对策。

1. 针对国际公众的接触管理。

国际公众主要通过媒体、事件、活动和身边的人形成对杭州城市形象的评价, 对其接触管理更多是基于间接接触的管理。

(1) 针对重点目标市场投放城市形象系列广告 (国内外) , 统一广告主题, 传递一致声音, 形成全球传播合力。一个好的形象广告, 不仅能提高一个城市的知名度, 带动该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 还能让投资者更加了解该城市, 起到促进招商引资的作用。另外, 不仅能增加本地居民对所在城市的自豪感, 促进城市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 还能促进城市定位的形成, 使得城市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12]

(2) 借助国外媒体、协会、商会开展以杭州旅游、杭州投资为主题的公共关系活动;针对地区、全球性焦点事件开展事件营销。

(3) 建立国际媒体联系, 构建杭州新闻全球传播网络, 传递杭州人文、旅游、投资信息;跟踪管理杭州负面新闻报道。

(4) 设立“杭州国际免费咨询热线 (800) ”, 解答有关投资及旅游等方面的问询, 储备各语种人才;进一步完善杭州主要门户网站多语种建设;建立多语种的“杭州国际网” (暂名) , 传播中国文化、杭州文化、旅游、投资及本地奇闻轶事等, 开设交流讨论平台, 专人管理;热线及网站需要在重点目标市场进行宣传推广。

(5) 建立杭州籍国际人士数据库, 借助同乡会加强联系;充分发挥此群体的沟通桥梁作用, 建立信息收集、舆论监控与危机管理的本地队伍 (兼职) 。

(6) 继续做好杭州友好城市的开发和维护工作, 借助友好城市平台, 策划开展友好城市周活动。

(7) 与目标市场国重要的出境旅游公司建立战略合作, 给予宣传补贴, 并有计划地对重点目标市场开展销售促进攻势。

(8) 与目标市场国政府组织及商会、协会建立战略合作, 有计划地召开投资说明会。

(9) 积极主办或参加全球重要的科技、教育、文化、经贸等会议及展览活动, 加强相关交流活动的管理。要争取多举办国际性的展览、会议和节庆活动, 也要鼓励相关部门和企业积极出国参加国际性的会展活动, 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0) 充分利用一些中众、小众化媒体, 如国际航班舱内媒体、候机厅内各种媒体、机场巴士等媒体对商务和旅游人士进行城市形象传播。

2. 针对在杭外籍人士的接触管理。

在杭州投资、旅游或生活的外籍人士, 通过对杭州城市的亲身接触来评价城市形象, 故对其接触管理更多的是直接接触管理。针对在杭外籍人士, 必须着重做好其在旅游、投资、生活上的服务管理, 如对来杭旅游人士, 可以在机场、景点提供旅游咨询服务, 提供免费旅游资料等服务, 通过不断完善服务水平, 提高外籍人士的满意水平。但由于直接接触中不可控接触点的大量存在, 因此必须做好接触危机管理工作, 组织多语种专门人才, 设立针对外籍人士的服务专线, 及时处理接触中爆发的危机问题。对危机处理一定要保持万分警惕, 管理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危机处理妥当, 将是一个转为危机的大好契机, 处理失当, 则将是负面形象口碑传播的开始。

3. 针对杭州市民的接触管理。

要加强对杭州市民的宣传引导工作, 使其明白自身素质是杭州城市形象的一面窗,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外界对杭州城市形象的评价。市民的一言一行, 在国内, 会给外籍人士留下印象;走出国门, 个人言行对杭州整体形象的影响更加显著。故而, 攘外必先安内, 政府要通过媒体、市民学校、专题活动等方式不间断地开展市民素质教育和素质提升工程, 开展城市形象的全员公关。特别要注重对公务出国人员、出国旅游人员、出国留学人员的城市形象宣传教育, 借助宣传教育资料等多种形式, 提高出国人员宣传杭州城市形象的自觉性。

在开展国际传播活动中, 同时也需要明确传播的对象, 并规划有说服力的内容。“简单说来, 城市品牌传播的目标受众是旅游者和商务人士。如何吸引他们到城市来, 并为城市带来经济价值, 是城市品牌形象传播工作的核心任务。”[13]故而, 应当将对到中国观光休闲、会议、商务有需求有兴趣的人士列为重点传播对象。在传播中, 必须同步建立和完善目标受众的数据库, 这将为城市以后的各项营销传播活动提供重要支持。内容选择上, 要在突出“生活品质之城”这一“同一个声音”的主题下, 构思宣传口号, 整合传播内容。内容上要对能体现城市形象的且能有效打动并说服目标受众的特色内涵进行整合, “杭州不仅要宣传杭州是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 而且更要突出宣传杭州是宜居城市、活力城市、工业城市、创业城市, 逐步树立人们对当代杭州的完整的、准确的社会认知。”[14]具体而言, 传播内容不应由传播者决定, 而是由信息传播的受众决定, 可以通过客户需求测试获得 (详见表四) 。在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中, 应通过调查访问获取目标国家受众的关心点, 通过客户需求测试来确定“最有效的点”, 如此制定的传播内容才是具有说服力和富有成效的。

国际传播 第10篇

一、国际传播学研究最热衷的传播理论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系教授Chung Joo Chun g连同三位美国传播学研究者George Barnett、Kitae Kim、Derek Lackaff在2013年6月出版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计量学》杂志第95卷第3期发表了《关于传播理论和学科的分析》 (An Analysis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Discipline) 。文章选取四种国际权威传播学刊物《传播学刊》、《人类传播研究》、《传播学专论》和《传播学研究》为研究对象, 以四种期刊2000年至2009年期间发表的全部研究论文为研究样本, 试图通过数据计量分析回答“传播学领域最常用的理论是什么?”

研究者发现, 全部研究样本中所使用的传播理论总共89种, 分别属于大众传播理论、人际传播理论、健康传播理论和新技术理论四个门类。通过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分析, 研究者发现国际传播学界在研究中最常用的理论是框架理论 (framing theory) 。其后依次是启动理论 (priming theory) 、涵化理论 (cultivation effect) 、议程设置理论 (agenda setting theory) 、慎思可能性模式 (elaboration likelihoodmodel) 、使用与满足理论 (uses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 、第三人效果假说 (third-person effect) 、社会认知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自我效能感理论 (self-efficacytheory) 、社会资本理论 (social capital theory) 。

研究者还借鉴拓扑学理论和方法, 引入了“中心度” (Centrality) 概念。在拓扑学中, “中心度指采用定量方法对每一个节点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程度进行刻画, 从而描述整个网络是否存在核心, 存在什么样的核心”[2]。具体到这项研究中, 研究者把89种传播理论视为一张理论网络, 而每一个具体的理论就相当于一个“节点”。

研究者使用了四项中心度指标来分析哪种传播理论处于传播理论网络的核心。“程度中心度” (Degree Centrality) , 在研究中意指“与其他理论的直接关联数量”。通俗地说, 它体现出一种理论是否是一门研究领域内的核心理论。“介数中心度” (Betweenness Centrality) , 表示该理论作为“节点”对整个理论网络的控制程度。介数中心度越高, 其在理论网络中扮演的中介作用就越明显。“接近中心度” (Closeness Centrality) , 意指“一种理论能够轻易联结其他理论的程度”。接近中心度越高, 该理论中心度就越高。“特征向量中心度” (Eigenvector Centrality) 表示“一个理论与其他中心理论的联结度”。

经过数据分析, 研究者发现, 89种理论中程度中心度最高的是框架理论。其后依次是启动理论、涵化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慎思可能性模式、自我效能感理理论、第三人效果假说、不确定性降低理论 (uncert aintyreductiontheory) 、社会身份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

接近中心度最高的前十个理论依次是框架理论、启动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身份理论、涵化理论、创新扩散理论、慎思可能性模式、身份/认同理论 (identification theory) 、议程设置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

介数中心度最高的是框架理论。其后依次是启动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身份理论、涵化理论、慎思可能性模式、系统理论 (systems theory) 、心理抗拒理论 (reactance theory) 、自我效能感理论、创新扩散理论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

特征向量中心度最高的依旧是框架理论。其后依次是社会认知理论、启动理论、创新扩散理论、慎思可能性模式、涵化理论、身份/认同理论、社会身份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

研究者最终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 (在传播学领域) 框架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 因为其在使用频率和各种中心度指标中都排在第一位。”同时, “大众传播理论和技术理论群表现最为显著。当大众传播理论和技术理论展现了最高的中心度, 人际、劝说和组织传播理论整合了它们各自的亚理论 (sub-theories) 形成了理论群。健康传播、女权主义学术 (feminist scholarship) 、信息系统和跨文化传播理论群, 处于次要地位。”[3]

二、反思与启示

通过对上述研究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 国际传播学界使用最频繁的核心传播理论中竟有不少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较少使用甚至不太熟悉的, 比如使用频率和中心度仅次于框架理论的启动理论。以启动理论的英文对译单词“priming theory”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 相关传播学论文仅有一篇。[4]像慎思可能性模式、自我效能感理论、第三人效果假说、不确定性降低理论等在国内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使用热度也远不及国外。

国外学界的热门怎么会变成了国内学界的冷门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几种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启动理论 (priming theory) 最初来源于认知心理学。它是指, “当两种刺激 (词、图形等) 连续地 (从间隔数毫秒到数秒) 呈现并要求对第二种刺激做出反应时, 那么, 当两种刺激具有某种联系 (形状、声音和意义上) 时, 被试的反应时间将比没有联系短”。[5]在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 启动理论指“个人在做出决定时, 依靠记忆中那些可轻易调取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具体的语境因素 (如行动、图像、媒体所提供的信息) 所决定”。[6]

慎思可能性模式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有时也被翻译成“精心的可能性模式”, 这是一个“在说服与态度改变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心理学理论, 因而在教育心理学、广告学研究论著中时有提及。慎思可能性模式的主要观点是, “为了预测劝说效果, 两种变量必须加以考虑, 即处理信息的动机和能力。从根本上讲, 消费者必须充分地提高动机和能力, 来仔细地评估说服性信息”。[7]其重要推论是, “如果信息接受者视一种信息为重要的, 并且与目标行为相关, 他们便更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仔细考察这些信息内容。相反, 如果人们视这些同类信息与个人相关度并不密切, 便不愿浪费时间和精力, 取而代之以其他方式, 比如可信任人的推荐来建构他们的观念”。[8]

自我效能感理论 (self-efficacytheory) 也是一个源自心理学的理论。“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9]这一概念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几十年来咨询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概念。[10]

上述几种理论并非新理论, 它们都是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就在西方诞生了, 并在几年后广泛地运用于其他学科, 包括传播学。而在中国, 这些理论往往是在心理学研究语境下译介到国内的, 而且也较多地在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使用。这有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国内传播学界还不善于将其他学科理论移植到本学科的研究中。

第三人效果假说 (self-efficacytheory) 和不确定性降低理论 (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在国内传播学界都有译介。关于前者, 2008年前后, 曾有多位学者撰文指出“第三人效果假说”在国外传播学界已广泛使用, 并呼吁国内传播学者重视这种理论。然而时至今日, 这方面的研究却仍然没有形成规模。对于后者来说, 更是这样。自2007年刘海龙副教授在《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将这一理论详细译介到国内之后, 国内传播界涉及这一理论的研究依然寥寥, 实为遗憾。

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探析 第11篇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语言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汉语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在汉代汉语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远播中亚；到元明之时随着海外贸易兴起，众多来华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介绍到西方，西方汉学逐渐发展起来，汉语在海外得以进一步传播。近代以来，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到美洲做劳工，汉语也随之远渡重洋。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推动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近年来，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获得长足发展，汉语教学主体已经由国内转向国外，国际汉语教学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汉语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同时，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汉语国际教学学界和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领域。但是众多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或孔子学院建设方面探讨汉语的海外传播，较少围绕传播的基本特征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讨论汉语国际传播。面对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教学层面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出现的各种微观问题，也要从传播学角度考虑汉语传播策略、传播体系等方面的宏观问题，因而，本文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的特征和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之下地探寻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一、语言传播及传播动因

（一）语言传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语言传播的概念也有差异。库柏（Cooper）将语言传播定义为“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交际网络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张的过程。”[1]该定义强调语言变体和语言变体的交际功能。李宇明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过程则将之定义为“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2]贺阳则从语言传播结果的角度 定义语言传播“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3]24总之，语言传播是语言及语言变体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交际功能的实现，语言向外传播并非是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有时会出现语言的变体，甚至在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也会导致传播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出现语言的借用、双语现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现象。语言传播应该由“以我为主”向“主体间性”传播原则转化[4]，在对等交流和接触中，营造语言传播的良好氛围。

以上定义是从语言使用和学习的角度探讨语言传播，从宏观层面可以将语言传播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口模式、帝国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语言传播归因于人口大规模的迀移，语言随着人口的流动实现传播。英语和西班牙语即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当移民者的母语。帝国模式是将语言传播归因于殖民帝国的政治统治，语言作为做官方语言被强制接受而传播，同时语言的使用被视为身份的象征进而促进民众接受该语言。英语和法语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传播即是这种模式。经济文化模式强调了跨国经贸往来对语言传播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加、澳等国的崛起、以英语为载体的科技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英语的传播速度，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通用语言[5]。

按照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的特征，语言传播还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类。语言的对外传播也可以称为语言国际传播，它是指一种语言超出了以其为母语的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而逐渐被非该国公民学习和使用的过程， 该过程强调语言发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体性，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语言，不同于语言推广。

（二）语言传播动因机制

目前，有关语言传播动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语，但是探寻英语的传播路径也会对汉语传播有所启发。根据语言传播的能动性标准，可将语言传播动因研究分为三大阵营：自然主义观、帝国主义观和文化政治语境观。“自然主义观认为语言全球传播的能动性完全归结于各国政府及其学习者的个人决定；帝国主义观主张语言推广的能动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权手中，各国及民众是不具有能动性的被动接受者。文化政治语境观则强调受到外力制约的现实语境。”[6]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自然主义观，还是文化政治语境观始终未能系统揭示外部语境如何影响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依靠武力和强权进行的语言刚性传播是语言传播中重要的动因，但是显然已不合时宜，过分强调语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会导致“语言主义”[7]。

一种语言在国际间能够持久广泛地跨文化传播是该语言的输出力和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强权、民族迁徙、技术强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内是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语言输出方的国际地位、经济拉动、科技带动、文化诱导等因素将长期影响着语言接受方的开放程度和跟进程度，直接影响着语言选择。语言选择的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研究无法真正揭示语言传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维度才能更助于阐释语言选择。

语言的传播最终必须实现为语言接纳者选择学习和使用某一语言，语言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语言选择。当行为主体认识到该语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决交际目标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有意识学习和使用语言。整体而言，语言选择的动因机制包括语言需要、语言价值和语言态度三大要素。吴应辉在探讨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时强调语言的需求决定论，他认为“只有具有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传播，只有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在国际传播”[8]。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语言需要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作为基本交际工具满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精神需要，如获得尊重和归属感，基于兴趣爱好的自我实现等。语言价值可以理解为基于语言需要上的判断，李宇明指出“这一价值不仅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而且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9]。语言的经济价值对于语言国际传播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语言国际传播的首要条件，但它并非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唯一因素。行为主体对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关事物的观念和认识也影响着语言的选择，语言行为主体的语言态度除受语言的现实或潜在用途大小、应用领域宽窄的影响外，还受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语言选择的动因归根结底是语言价值、行为主体的语言需要和语言态度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

汉语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由于受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国际汉语教学等同于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汉语国际传播呈现出自然性、温和性和学理性的特点。汉语国际传播涵盖了人类传播和非人类传播，体现了语言传达和交流的一切，而汉语国际推广只能归入人类传播的行为，因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要大于汉语国际推广。从语言的感情色彩和作用来讲，汉语国际推广显得积极、强势和功利化；汉语国际传播则重视接受者的态度，讲究传播艺术和策略，遵循语言规律，因而显得客观、规范。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语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视野，注重推广效果，不会因我方强力推进汉语而掉入他国所设的传播“陷阱”之中，为他人留下口实和把柄。因而，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个较为学术中性色彩的学术术语，已广泛应用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领域。

国际汉语教学是从知识体系角度进行的学科范畴界定，汉语国际传播则是国际汉语教学基础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简单的学科概念，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国家文化事业，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和国际经贸战略，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必须关心各类信息对人的影响和影响方式，关心这些信息赖以发出与接收的机制，必须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必须研究传播者、受传者、媒介和信息，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10]6汉语国际传播要解决的不仅是教学问题，“还需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措施设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汉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 不断拓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领域”[3]24。汉语国际传播应包含汉语符号信息传播和汉语能力培养及应用两个层次。语言符号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一种元素或背景，依赖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导，被作为符号信息输出，带有无意识性，具有隐性传播特点；在汉语培养和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教授和媒体的宣传引导，使得语言接受者获得应用语言的能力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应用。传播者和接受者均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时汉语向外传播则具有显性传播的特征。

国际汉语传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语言知识和技能形成的基础上的信息沟通，也是中国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传播和创新的过程。国际汉语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国际汉语教学一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10]41-55也应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围绕汉语这一传播内容，挖掘汉语传播的动因，兼顾受众的情感因素，从传播过程、传播行为和传播媒介等方面探寻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三、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

（一）提高汉语符号的信息功能，增强汉语隐性传播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同时语言符号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传递者特定的意义，影响着受众对语言的感知。一个人若想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获悉这种语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评估它的价值，最后决定是否学习和使用。因此，中国在提升整体影响力同时，需注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加大汉语符号传播力度和广度，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认识。首先，应该营造接受汉语的文化氛围，提升文化的诱导作用。比如，以经贸活动促进中国的表层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输出，通过直观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观释放文化诱导的能量。其次，注重个人形象和企业品牌，形成文化输出自觉。语言符号描述着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科技文明发展程度。当前，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注重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形成影响世界的中国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汉语为载体的品牌标志将会扩大汉语的影响。再次，以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在文化交流的开端，“民族的”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这并不意味着缚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当下，传统元素与新技术结合的产品才会彰显民族的独特魅力。所以，充分调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元素，揉入人文关怀和时尚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丰富中国物质产品的文化内涵，将会悄无声息地影响消费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视汉语的需求驱动，培育亲近汉语的态度

用该语言的选择来实现的。海外汉语传播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受众对语言的需求也有差别，所以在进行语言传播时应当考虑受众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文化特点，然后考虑受众的不同层次需求和不同国家、民族对汉语持有的立场，以便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汉语传播模式。

需求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驱动力。总体上语言需求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一般可以分为满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动机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内部性动机。前者属于生存驱动，因而创造工作机会，使用本土化人才，体现汉语在传播地域的应用价值，则会提高汉语的需求；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则可以理解为事业驱动和兴趣驱动。语言在实现交流的同时也提升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和使用层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有利契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为汉语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比如，把汉语作为国际会议工作语言、学术交流语言，提升大众传媒的汉语使用比重，增加汉语节目的覆盖率，扩大中文图书的海外发行和经典翻译。这些都将带动汉语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汉语应用和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汉语的兴趣会更加持久，甚至会由兴趣驱动产生大批海外汉学专家。

语言传播的过程也是语言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编码”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信息的“解码”。无论是在语言信息的主动传输还是语言符号的客观呈现过程中，注重语言的呈现形式和语言接受者的反应，不仅有利于探索语言的柔性传播途径，也有利于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解读和选择。对不同国家的汉语传播，媒介需要改进语言组织模式和表达方式，进行换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众对语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众对语言的理解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带有文化背景的影响。为了让受众顺利、准确地解读语言信息，必须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如上所述，语言态度影响语言的选择和传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区域民众的汉语态度存在差异。例如，拉美地区民众对汉语的需求和对语言的态度与汉语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地区的传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国之内，不同地区对汉语所持有的态度也有差异。拉美文化既有欧洲遗风，又具本土特点，奔放热情的性格已根植与拉美民众的心里深处，他们在语言、宗教、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对汉语带有急切的渴望，这与拉美文化特点不无关系。这说明汉语在走出国门时需要“知己知彼”，适时调整传播策略，避免由当地语言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传播障碍。

（三）扩大汉语传播主体，多方面传播汉语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11]，在此不妨将语言传播主体理解为完成语言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它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也包括宏观层面的机构团体、大众传媒等，它是多种传播主体共在结构。

语言教师作为语言技能的传授者在语言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际交往、社会组织活动和传播媒介也在输出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力，并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在直接影响其他语言接收者的行为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裔人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加之近年来出国游人数和双方贸易量的增加，汉语作为工具性的内外需求增加，使得汉语得以迅速传播。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群为工作需要，学习和主动使用汉语，这些均是以语言的人际传播体现着语言自传播。

“凡有海水处皆有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海外华人是汉语人际传播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国的新老华侨虽已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但是他们一般仍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参与各自社团组织，构成了当代各国的华人社会。汉语在维系华人的故土情怀和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与侨民组织联系，支持侨团建设，将会有助于推动汉语在华人群体和居住国人群中的传播。

资讯平台和活跃在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组织既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也是语言人际传播的平台。例如，文化代表团、艺术演出团、对外展览公司、图书贸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输出汉语形式和汉语影响力。

当前网络、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由各种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态对传统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改变了负载信息的语言。在全媒体时代，传播语言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画面、网络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信息，增强汉语传播的效果。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西班牙、法语、俄语频道的开播，“新华网”“人民网”海外网络版本的开设，《今日中国》七种语言版本都是投射汉语的新途径。其中，中国影视在海外颇受欢迎，也是语言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引导中国电视剧、电影和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和海外传播，通过影视的立体化展示，并借助影视的娱乐性对语言文化传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使沟通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汉语传播也可以尝试利用微传播达到汉语裂变式的传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学院的平台功能，提升汉语传播层次

作为向世界各国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孔子学院成为海外中国汉语热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孔子学院数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学院课堂，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应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化。在尊重各国国情和遵循一般汉语教学规律的情况下，拓展服务功能、健全运营机制、明确发展目标、提高办学质量。

在汉语教学中，“教材”“教法”“教师”是常谈的话题。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实施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孔子学院总部向海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但是与海外汉语教师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为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师及志愿者培训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师选聘工作。比如，从国内派遣专任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聘用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选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实现教师本土化；进而形成良性的执教机制，保证每所孔子学院都拥有数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从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更新教材内容素材，探索教学方法，形成具有国别化的汉语教学新方法，解决汉语难学的负面认识，使汉语学习成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悦事情。

海外孔子学院从事的汉语教学多属于非学历教育。众多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重点在于营造语言文化氛围，展示中国文化，培养海外民众对汉语的兴趣和亲近汉语的感情，实际上孔子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校。为实现海外汉语的稳定传播，孔子学院需要在办学模式进行创新，拓展教学服务。比如，采用总部授权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达成合作办学模式，推进“孔子新汉学计划”顺利实施，通过来华攻读博士等高端项目促进孔子学院所在国家重视汉语基础教育，推动汉语被纳入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为此，孔子学院需要加强本土化汉语师资建设和教学标准制定，以输出语言标准和教学规范来降低外界对汉语传播的心理抵触情绪。

汉语教学法创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汉语传播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汉语传播中的“术”而非“道”。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不同国家，需要政府部门、公司、学校、各类机构的参与合作，更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各方面资源，协调各部门，引导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汉语传播速度。单纯汉语教学和汉语向外自由扩散难以承担汉语国际传播之重。

参考文献：

[1] Cooper， Robert.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Spread[A]. In Robert Cooper. Language Spread： Studies in Diffusion and Social Change[C].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32.

[1] 李宇明.探索语言传播规律——序“世界汉语教育丛书”[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7，5（4）：1.

[2] 贺阳.汉语学习动机的激发与汉语国际传播[J].语言文字应用，2008（2）：23-31.

[3] 李建军.实现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六大转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4（6）：43.

[4] 朱风云.英语的霸主地位与语言生态[J].外语研究，2003，82（6）：23-28.

[5] 李清清.英语和法语国际传播对比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17.

[6] 张西平.国际汉学教育：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7（2）：2.

[7] 吴应辉.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23.

[8] 李宇明.什么力量在推动语言传播[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1（2）：4.

[9]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谷歌地球对国际传播的影响 第12篇

下面具体分析谷歌地球对国际传播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谷歌地球对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影响

1、传播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换

现在全球共4亿多网民下载了谷歌地球 (2) , 基于庞大的用户群体以及互联网速度快、容量大、开放性强的特点,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和个人, 不论地域、民族、宗教都可以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传播主体逐渐多元化, 个人更成为灵活性最大的传播者。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的局面, 使信息发布成为一件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由此出现了国际传播多元主体并存的发展态势。就谷歌地球而言, 各种机构、组织、个人都可以上传照片, 经过审查后在就有可能被使用, 并进行地标的命名以及提供发布相关的信息资讯。

2、受传者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和选择性

在传统媒介中, 信息通常由传方流向受方, 而在互联网媒介中更多的是受方根据自身的要求主动搜索、主动寻觅, 传方的主动变为受方的主动, 传方的推出变为受方的索取。人们打开谷歌地球, 就能自由浏览、搜索、筛选, 传方的主导性相对减弱, 受方的主动性空前增强。

谷歌地球搜索的对话框中, 如果输入感兴趣的城市或村镇的经纬度或名称, 目标的卫星照片立即尽收眼底, 或者输入旅游线路起点和终点的名称, 谷歌地球就能根据两地之间的地形起伏情况自动提供行进路线。强大的搜索功能带来的便捷性和吸引使谷歌地球的用户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和主动性。

二、谷歌地球对国际传播内容的影响

世界大战期间, 国际传播主要在军事敌对国之间展开, 随着冷战的开始, 又转向了意识形态相对的国家。冷战结束以后, 互联网、通讯卫星等新技术媒体的高速发展又使国际传播有了新的发展趋势。总体来看, 谷歌地球对于国际传播的内容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的内容包涵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谷歌地球建立在各种数据库基础之上, 如地理网络、探索网络、欧洲空间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海洋观测等。因而传播的内容丰富准确、信息真实生动, 包括气象、海洋、商业、道路等状况, 细化到住宿、银行、电影、公园等各个方面, 甚至有3D的虚拟城市、建筑等等, 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2、全球意识增强, 更加关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谷歌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与各种非盈利组织的合作, 推出了谷歌地球outreach图层, 描述了涉及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文化教育、世界发展等各个领域的问题, 形成了专题信息组合, 这些信息包括全球变暖、能源短缺、种族冲突、重大疾病等诸多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问题 (3) 。2006年9月环境署首次与“谷歌”合作开发了环保地图, 并于2007年4月将热点地区从79个扩大到了120个。 (4) 卫星地图服务借助现代电脑科技让人们对环境问题有更直观、更深刻的感受, 使人们更加关注环保。通过“谷歌地球”卫星提供的地图和照片, 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到气候变化导致的后果以及人类活动对地球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目前, 全球的网络用户可以通过“谷歌地球”三维立体照片看到刚果 (金) 偏远地区热带雨林中出现的公路网和西非地区许多城市的急剧扩张, 并能够对比观察格陵兰岛和美国阿拉斯加州冰川的消融, 以及马达加斯加树林被农田所取代等。谷歌地球用直观的方式不断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此外像艾滋病等全球关注的问题, 谷歌地球也对其分布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标注。

不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社会, 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都在谷歌地球上被精确地标注出来, 在传播的内容上全球意识不断增强, 这样国际传播不仅增进了各个国家的相互了解, 促进国际合作, 更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3、传播的内容可以跨越地域、穿越时空

直至2009年, 谷歌地球仍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显示一个特定地点的图片, 利用新的谷歌地球“历史影像”功能, 用户就可以来回切换时间, 观看几年以前, 甚至几个世纪之前的影像, 比较随时间迁移而产生的改变。比如, 用户在谷歌地球上找到旧金山南部, 点击工具栏上的“时钟”图标, 就可以亲眼看到, 在过去的大约50年间, 美国硅谷是如何从一个农场变成这个世界的科技中心。谷歌地球的跨越时空的功能让传播的内容不再静止、孤立, 让人们能够看到事件变化的整个过程、整个细节。

在工具栏中的“地球、星空、火星”中选择“火星”, 用户就可以进入这个红色星球的3D地图, 谷歌与美国航天局共同合作完成的这张3D地图具备最新的高清晰度影像、3D地形图、火星探测器着陆地点的详细注释以及很多其他的有趣功能, 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观测火星。

4、多维角度的传播让内容更生动、更深刻

谷歌地球可以让各个领域和谐的连接, 使传播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关联性, 同时多维角度传播使得传播的内容更加生动深刻。除了基本的地理信息、图片外, 谷歌地球对于相关的内容还附加了文字说明。随着谷歌地球声音插件的正式发布, Google地球软件的用户在浏览世界各地时, 也可以听到当地的声音实况。谷歌地球论坛“上帝之眼”会及时根据国际新闻标注事件发生的位置标注、发布最新的图片, 让信息的传播更生动、更深刻。

(图为从Google Earth看印度东部遭受飓风袭击, 拍摄于当地时间2009年5月25日, 广告牌被飓风吹倒)

5、为科研、救灾等其他领域提供帮助

谷歌地球的中文版, 已经把他们所认定的全球热点问题置于“全球意识”这个醒目的图层之下、置于全球用户的眼前。用一系列历史影像为人们展示地球的变迁, 让揭示惊人事实的历史数据更易用、易读而且易得。将这些基础的、丰富的数据联系起来便能深化我们对于自然或其他领域的认识。2009年在基于“海洋运动”、“海洋动物跟踪”、“海洋保护区”、“海滩景观”、“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等庞大的数据阵列支持下的“谷歌海洋”, 不仅让我们看到海洋美景, 而且可以深入海底世界, 观察海底地形、洋流状况、海底资源等, 这些对于全球新能源的探索、海洋灾害的救助以及海洋环境演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帮助。

三、谷歌地球对国际传播方式的影响

1、注重网际合作模式和整体协作

谷歌地球利用数字技术描绘巨大的全球图景, 除了采用高端前沿的技术外, 也得益于网际合作模式和整体的协作。

谷歌不仅与教育机构、研究机构、民间组织等进行各种信息合作, 也发动网民共同参与。全球网民利用Sketch Up制作工具, 上传世界各地的三维建筑模型, panoramio这个与谷歌地球关联的网络相册, 也完全由网民们创建, 商业娱乐、学术科技、新闻报道、社区建设等各个方面提供最基本的元素, 全方位的加入信息传播活动, 从而达到信息共创和共享。

2、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专业细化

谷歌地球平台上的国际传播是在一系列信息通信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些技术不仅复杂, 还需要及时更新。因此, 在网络传播中, 不借助技术辅助人员的力量, 仅凭传播者的个人努力, 是不足以完成传播的。这就自然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内容制作人员、网络技术开发维护人员等, 各负其责、分工明确。

3、传播效果的获得更加直接

为了使网友之间更好地交流以及反馈更加及时, 谷歌地球的各种论坛使个人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能发表见解和意见, 反馈的时间大大缩短、反馈的渠道更加正式。这样使反馈更加直接而有影响力, 当信息缺失或者不完整时, 受众的信息就会立即出现形成补充性的信息;当信息源发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存在隐瞒时, 受众也会通过披露真实信息来形成压力, 使传播效果的获得更加直接。

4、给国际传播带来新的挑战

技术的发展、信息的融合共享以及网络的自身特点也对各国的国际传播的信息监控和管理形成了挑战。例如:韩国首尔的导弹部署图、印度新德里的国会大楼、孟买的航空母舰锚地、巴基斯坦核反应堆及南部数个空军基地等设施, 在谷歌上都赫然在列。 (5) 各个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信息流动不对等的现状。因此适时调整传播控制的方式方法, 以便使自己在与时俱进的同时, 不致受到不良信息的冲击与侵害, 也是互联网环境下国际传播值得关注的问题。

谷歌地球对国际传播的各个环节产生了影响, 并带来了挑战。现在全球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谷歌地球这一平台发布、获取信息, 将自己置于数字化的世界中, 逐步熟悉感受数字时代新平台带来的新体验。谷歌地球这个庞大的数字工程不仅描绘出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更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信息传播结构, 让人们用另一个视角去理解国际传播。随着互联网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个信息世界的融合, 国际传播必然会产生更新的发展趋势。如何更有效地传播, 如何使传播中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将成为我们共同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