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义的诞生

国家意义的诞生（精选4篇）

国家意义的诞生 第1篇

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和普及,商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通过运用计算机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并且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人类生产生活对计算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要求也逐渐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末,计算机系统在解决系统持续运行的问题时,率先对单点故障采用了冗余措施。这是最早体现业务连续性管理(BCM)思想的方法。虽然当时并没有出现业务连续性的清晰概念,但部件冗余、容错等方法的采用,为增强计算机应用系统持续运行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但在灾难发生时,需要恢复的是完整的业务,数据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9·11”等事件发生后,人们更加意识到仅仅恢复数据中心是远远不够的。如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2008年我国南方冰冻雨雪灾害等,均对组织机构的运转,以及水、电、热、气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以至形成业务中断。

“业务连续性管理”的理念即是为了解决突发事件对组织业务造成影响以至中断的问题。业务连续性管理是识别对组织的潜在威胁以及这些威胁一旦发生可能对业务运行带来的影响的一整套管理过程,该过程为组织建立有效应对威胁的自我恢复能力提供了框架,以保护关键相关方的利益、声誉、品牌和创造价值的活动。业务连续性管理能够回答关于保持业务性的一系列的我们关心的问题,如图1所示:

在公共安全应急领域,业务连续性管理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减小突发事件对组织的影响程度,缩短业务恢复所需的时间,如图2和图3所示。由于业务连续性管理在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及组织业务的连续性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外对业务连续性管理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大力推动相关标准化工作。

二、国外业务连续性管理及相关标准的发展

1、主要发达国家业务连续性管理及标准概况

立足于全球视角来看,以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为业务连续性管理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国家均已制定业务连续性管理方面的国家标准,指导和规范各自国家的业务连续性管理发展。

(1)英国

英国在全球首先制定了业务连续管理的专业标准。2003年由英国标准协会(BSI)发布《PAS56:2003业务连续性管理指南》,该标准在《业务连续性管理:最佳惯例指南》基础上,说明了业务连续性管理的过程、原则和术语,描述了确定业务连续性管理过程中的活动和结果,并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最佳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建议、事件预期、事件反映、评估技术 / 标准。2006年底升级为英国标准《BS25999-1第一部分:BCM实践指南》,帮助企业建立相应的准备机制。2007年11月正式发布了《BS25999-2第二部分:BCM规范》,对标准第一部分所要求的认证过程做出规范。

(2)美国

美国消防协会(NFPA)标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NFPA1600“用于灾害管理的推荐惯例”,在2000年后,开始将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内容引入进来,并将这一推荐惯例修改为一个“关于灾难 / 应急管理与业务连续规划的标准”。美国“9?11”特别调查委员会于2004年同意将NFPA1600引入联邦法律。到2007版的NFPA1600标准,已对其中的术语和内容作了很大的改进,并扩充了灾难 / 应急管理与业务连续规划框架,在以前版本的减小、准备、响应及恢复四个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将预防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容增加进来,从而使业务连续性管理的指导思想充分地融合到这一应急管理标准中。NFPA1600(2007版)于2006年12月20日被正式批准为美国国家标准。

在企业管理方面,美国的萨班斯法案明确规定,在美国上市的所有公司必须要具备业务连续性计划。

(3)日本

日本国家政府对行业主管部门对BCM给予充分重视,在多个重点行业积极推动BCM相关工作。2002年3月,日本银行发布了《假定金融机构据点受灾的业务连续计划方案》,2002年4月,日本情报处理发展协会(JIPDEC)发布了《情报安全管理体系(ISMS)适用性评价制度》,2003年7月,日本银行制定了指导性文件《关于完善金融机构的业务连续体制》,要求行业所有组织必须执行金融机构受灾的业务连续性计划方案,建立《关于完善金融机构的业务连续性体制》。2004年10月23日,日本新潟发生6.8级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灾后调查表明,采用业务连续性管理的企业所受到的损失明显小于没有采用的企业,充分说明了业务连续性管理的重要性。因此,从2004年起,日本从中央政府到企业对BCM的重视程度发生了质变。日本对BCM的实际应用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7月,日本政府对《防灾基本计划》进行了修订,明确写进了“制定业务连续性计划是企业防灾工作的关键环节”。此后,一系列关于业务连续性管理的标准指南相继出台。

(4)新加坡

新加坡于2008年颁布了业务连续性管理标准《SS540:2008》。该标准是由业务连续性管理技术委员会按照管理体系标准委员会(MSSC)的规范而制定的正式标准,适用于所有规模的组织机构,主要强调这些机构的连续性管理及关键业务运行的恢复。为鼓励企业实施该标准,新加坡政府给中小企业补贴推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的实施

2、国际标准化组织业务连续性管理标准概况

为了满足组织对统一的业务连续性管理国际标准的需求,ISO公共安全技术委员会ISO/TC223着手组织制定业务连续性管理国际标准,2006年ISO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了应急响应研讨会,ISO22301标准制定工作就此启动。

2012年5月15日ISO正式颁布了ISO 22301:2012《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要求》。ISO22301:2012致力于提高组织弹性,其管理体系框架能够帮助组织制定一套一体化的管理流程计划,使企业对潜在的灾难加以辨识,帮助其确定可能发生的冲击对企业的运作造成的威胁,并提供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来阻止或抵消这些威胁,减少灾难事件给组织带来的损失。

2012年12月ISO发布了ISO 22313:2012《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指南》,说明了企业为满足ISO 22301国际标准的要求所需采取的行动步骤,作为ISO 22301的补充标准,ISO22313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和案例,以帮助组织更好地理解BCM的好处,以及如何在组织内部实施ISO 22301。

ISO 22301作为业务连续性管理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为全球范围内的各类组织提供了业务连续性管理的规范依据,是业务连续性管理领域的巨大进步。

三、我国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标准进展

我国业务连续性管理起步较晚,从“9.11”事件之后,国内才开始这方面的工作,经历了从探索到实践的过程,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势头迅猛。

1、从灾难备份到业务连续管理

在我国,银行业报灾难备份是业务连续性管理的雏形,银行业在业务连续性管理方面也处于较领先地位。银行业较早开展了数据灾难备份工作,相关标准逐渐完善。2007年第一个灾难备份的国家标准,《GB20988-2007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T》出台,随后2008年人民银行出台了《JR0044-2008银行业信息系统灾难恢复管理规范》标志着信息系统灾备的国家规范和行业规范逐渐完善。目前在金融行业,所有的全国性银行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信息系统灾备体系,完成了同城或者异地至少一个灾备中心的建设。

然而,数据恢复仅是保障业务连续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数据灾难备份并不能满足业务性的要求。业务连续性除灾难恢复外,还包括风险管理、紧急时间管理、安全管理、知识管理、危机通信和公共关系等多个内容。因此,我国的银行业的业务连续性保障工作,从单一的数据灾难备份,走向了综合性的业务连续性管理。

2011年,中国银监会下发《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管理指引》及2013年,《公共安全 -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要求》是这一领域的又一个关键里程碑,标志着国内业务连续性管理已经从传统的信息系统灾备这一局部领域上升到管理层面,丰富了国内的相关标准体系。

2、我国的“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系列标准及相关组织

我国的“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系列标准的研制工作启动于2007年,由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委托“SAC/TC351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该技术委员会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的制定经过了四个阶段:

(1)2007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制定《业务连续性管理》国家标准计划并得到批准(编号:20070189-T-469);

(2)为保持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统一规则,等同采用ISO22301《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要求》;

(3)广泛征求了来自应急办、民政部、认监委、清华大学等单位以及英国国际业务持续协会(BCI)和国际灾难协会(DRII)等组织相关专家的意见;

(4)2013年3月1日召开《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审查会,形成标准报批稿。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标准有利于提高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水平,应尽快推动该标准成为认证标准。并于2014年5月1日开始实施。

此外,为加强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我国于2004年成立了公共安全业务持续管理专委会(China BCM)。该专委会是集标准研制、培训咨询、认证审计等为一体的社团组织机构,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处理,秘书处下设标准推进部、培训咨询部、会员服务部、智慧城市推进部、国际交流中心等,积极推动相关工作。

3、《公共安全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的主要内容

《GB/T 30146-2013公共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要求》是我国第一个业务连续性管理标准。它以“为策划、建立、实施、运行、监视、评审、保持和持续改进一个文件化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为目标,用以实施保护、减少中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更好地实施准备、响应并恢复。

该标准提出了“业务连续性”“业务连续性管理”“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业务连续性管理计划”“业务影响分析”等55个术语和定义。包括了“组织环境”“领导力”“策划”“支持”“实施”“绩效评估”“改进”等主要内容,对业务连续性管理整体流程的关键环节进行了明确表述和技术规范,重点阐述了“事前如何减少风险,做些什么准备”“事中如何减少损失,做些什么响应”“事后如何恢复,采取什么措施”等关键问题,为推动我国组织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国际接轨,为我国组织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获得国际广泛认可提供保障。

4、“业务连续性管理”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为提高我国各类组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适应供应链全球化对我国企业提出的保持业务连续性要求,研制适应我国国情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成套标准并推广实施已迫在眉睫。为了推动业务连续性管理标准在中国的实施,提升组织业务连续性管理意识,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开展以下工作:

(1)在SAC/TC351下组建业务连续性管理标准化工作组,专门推进业务连续性管理标准化工作;

(2)完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相关标准,努力将其做成成套标准加以推广实施;

(3)针对《公共安全 -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 要求》国家标准编制宣贯教材,对标准进行宣贯和推广。

四、我国业务连续性国家标准的重要意义

1、提高政府的应急管理水平

按《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四个阶段。我国政府要求应急管理工作要逐步实现“关口前移”,加强“预防与应急准备”工作。这不仅要求加强物资方面的预防与准备,更需要从理念和技术准备上,加强对突发事件、承灾载体和应急管理三者的特点及相互联系的分析。

业务连续性管理系列标准,能够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环节提供科学、明确的技术指导:对突发事件的特点分析、影响在什么时候开始、多少损失能够承受、可以选择的恢复途径、怎样重建业务功能、复原计划的成本、需要多少资源等关键技术问题给出分析方法的指导,从而为提高我国政府的应急管理水平提供了标准化的技术支撑。

2、提高网络的安全保障水平

业务连续性管理标准,使网络安全保障的核心理念,从单一的“数据备份”提高到综合性的“业务连续性管理”水平。业务连续性是一种预防性机制。它明确一个机构的关键职能以及可能对这些职能构成的威胁,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制定计划和流程,确保这些关键职能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持续发挥作用。在网络安全保障方面,业务连续性包含三个领域:业务状态数据的备份和复制、业务处理能力的冗余和切换、外部接口冗余和切换。相比之下,灾难备份只是一种尽可能减少宕机损失的工具或者策略。从单一的“数据备份”到综合性的“业务连续性管理”,这一理念的飞跃和技术标准的规范,为提高网络的安全保障水平提供了标准化的技术支持。

3、提高企业的业务连续水平

近年来的自然灾害对企业业务连续性造成了巨大冲击。2006年台风引起的广东水灾造成了沿海部分银行的歇业,2006年底的海底光缆中断事件除了对Internet造成重大影响外,给部分外资企业的远程网络应用造成了致命影响,依赖于远程ERP应用的企业不得不停产,而2008年初的郴州暴风雪更是导致全地区停电停水,银行停业,给社会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这些迫使企业必须要建立应急预案体系和灾备体系,将企业业务连续性风险降低在最小程度。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3年的雅安地震更是给国内各行业和全体国民深刻的印象,其造成的灾难使得很多企业、机构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这些灾难性事件也加深了企业对业务连续性管理的重视程度。

业务连续性管理系列标准最重要的实施主体企业,由于近年来公共安全事件频发,面对的导致企业业务中断事件越来越多,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业务连续性是覆盖整个企业的技术以及操作方式的集合,其目的是保证企业业务在任何时候以及任何需要的状况下都能保持连续运行。通过业务连续性管理标准的实施和宣贯,企业能够梳理核心业务面临的潜在冲击、冲击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采取的减小影响的准备措施等关键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预防准备和应急处理工作。业务连续性管理系列标准在企业层面的宣贯和实施,将有效提高企业的业务连续性保障水平。

五、结语

国家对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等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业务连续性管理作为组织应对突发事件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我国面临着极大的发展机遇。业务连续性管理系列标准的研制和实施,将对我国提高政府的应急管理水平、提高网络的安全保障水平、提高企业的业务连续水平提供有力的标准化技术支撑!

摘要：本文围绕业务连续性管理(BCM)国家标准,介绍了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基本概念和核心目标,标准研制的国际、国内背景,标准研制的过程及下一步工作计划,阐述了标准的重要意义。

美国的国家诞生地“费城” 第2篇

费城是美国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在美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著名的独立宣言和第一部联邦宪法都在费城诞生。费城还是美国第三联邦储备区银行总部所在地，以及美国最大的造币厂所在地。

费城(philadelphia)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宾夕法尼州，是美国第5大城市，仅次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休斯敦;是全美第4大都会区，仅次于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费城也是宾夕法尼州的最大城市，与我们所在的新泽西州仅一河之隔。

费城历史上曾经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有大量的美国黑人获得自由后就移民到了费城，因为他们觉得费城是自由的象征。1790-18，在华盛顿市建市前曾是美国的首都。虽然目前费城的人口不是全美最多，但是仍有约600万，也是美国的人口大市之一。

旅游大巴载着我们沿着本杰明--弗兰克林大街、约翰.f.肯尼迪大街、麦凯特大街、布鲁德大街等主干道车游费城市区，一路上经过罗丁博物馆、本杰明.弗兰克林纪念馆、菲斯天文馆、第三联邦储备区银行总部、美国最大的造币厂等建筑。面对这么多名人、伟人的名字、这么多重要的机构，我的脑海里禁不住对费城的过往浮想联翩

国家意义的诞生 第3篇

教科书的特殊性在于，作为近代文化的基层建构，它是形成近代常识的重要力量。二十世纪初十多年间，发育中的近代教科书注定成为这场政治文化大变革的记录者和参与者，甚至是第一叙述人。走进当年的教科书，可以看到国人史观的转变、对现代国家的理解，以及对共和制度的认知，近代“国家认同”或“国家意识”的建立过程在其中充分体现。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称的，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建构形成。

从皇帝到五色旗：国家象征的转变

“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这是一九零二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的第一课。

该读本产生于“壬寅—癸卯”近代学制颁布之前。戊戌年八月，无锡学者俞复联合丁宝书、杜嗣程和吴稚晖等几位同人，仿照日本寻常小学校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随编随教，重讲字意，每课后根据本课内容设问题数条，令学生笔答，数年后成书，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鉴定准予发行使用。此时近代学制规范下的教科书尚未出现，此读本只是新式教科书的萌芽。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笔者经眼民间教科书中不多见的颂圣课文。

此后以一九零四年“癸卯学制”施行和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最新教科书”为标志，中国教育进入了“教科书时代”。民间教科书先拔头筹，独步一时，而将君臣身份置于“国”之教育中是其特点。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高凤谦、蔡元培、张元济校订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中有“死国”一课，典型体现了清末民间教科书中的国家观念。课文取材于先秦史事，讲楚国白公作乱，庄善辞别母亲，母亲问他为何弃母而拼死以战，他回答说：“为臣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国之禄也。食其禄而不死其事，不可。”

可见“臣”与“君”相对，这是帝制政体下的政治文化身份确认。不过教科书中更为强调“国”对个人的恩惠，以及个人对“国”的情感道义，“君”隐于“国”之后。这是民间教科书中所传达的教化观念。

民间教科书中还有一种对“国”的解释，其政治文化立场有别于晚清“主流”观念。

一八九七年，有“中国人自编近代教科书之始”之称的南洋公学外院所编《蒙学课本》，第二十九课涉及“国”之概念：“凡无教化之国谓之蛮夷戎狄。我国古时所见他国之民，其教化皆不如我国，因名之曰蛮夷戎狄。后人不知此意，见他国人不问其教化如何，皆以蛮夷戎狄呼之，几若中国外无一非蛮夷戎狄也，不亦误乎？”

课文编者显然以“文化”论国家，这是传统儒家以文化别夷狄观念的体现，也是萧公权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种族、文化观念混合，并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表现。放置晚清背景中，在主流认识仍然充斥文化偏见和文化傲慢之时，课文编者指出视不同文化为“蛮夷戎狄”不仅错误，更是误国，这是平等的文化观，隐含了应该学习他国之长的观念，实为珍贵。

既然有“民间教科书”，就意味着有“官方教科书”。不错，稍晚于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的教科书，学部一九零五年底成立后也重视编辑出版新式教本、读本，试图与民间教科书争夺市场并实现“国定本”的愿望。官编教科书一般即指学部编纂的新式教本。在学部教本中，忠君意旨得到了突出强调。

“尊君”是清政府教育宗旨在学部教科书中的反映。学部成立次年即上奏清政府，请宣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要求“融会其意于小学读本中，先入为主，少成若性”。学部教本即严格贯彻这一宗旨，教本中凡涉及“朝”、“万岁”等字样，均换行顶格，以示尊重。来看宣统二年学部编纂发行的高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第一课：

正月吉日，高等小学堂行开学礼。……龙旗交竿，华彩灿烂。同学皆衣冠肃立。俄而摇铃预备。未几，鸣钟铿然。……学生鱼贯入，分班序列，以次恭向 万岁牌 至圣位前各行三跪九叩首礼。

开学第一课课文，往往最能体现教科书编者的教育宗旨和意图。传统教育开蒙拜师本有行大礼之仪，表达对孔子和师长的敬拜。学部课文将“万岁牌”置于“至圣位”之前，用强烈的仪式感表达对尊君的强调。

由此，我们来看学部教科书中着重阐释的“君”与“国”的关系。一九一零年学部第一次编纂《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二课“堂长训辞”，指示学生用功学好各门功课，方“得以尽其忠君爱国之职分”。有一课《忠君爱国》，课文说：“儒者之言曰：忠君爱国，未有不忠于君而可为爱国者也”，之所以忠君，是因为“吾侪生于盛平之世，耕而食，凿而饮，安居而乐业者，皆吾君之赐”，人民世代受君恩，理当感恩图报，否则即是“非人类”。以此处学部教科书中的“君之赐”，对比前述商务教科书中的“国之禄”，学部的尊君教育显然可判，其重心在于说明君国一体，尊君才是爱国。

诚如王森指出，“国家”作为晚清时期一个全新概念，开启了一个“以国民的活动为主体的历史探讨空间”。不过从清末教科书可以发现，建立在“臣民”底色上的“国民”认知才是晚清国家观念的主流，不论学部还是民间教科书皆如此。正如季家珍（Joan Judge）发现并指出的，清末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教授法》将“臣民”和“国民”互换使用，“国民”一词也含有相当的服从意义（季家珍：《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孙慧敏译，台北：《新史学》第十二卷第二期）。也就是说，清末朝野对“国家”的主流认识偏向身份认同意涵，而不指向个人权利。不过二者还是有所不同。学部教科书中强调君上的“恩赐”，说明“忠君”的合理性和至上性。而民间教科书则强调“爱国”是保卫国家、为国献身，“死国”而非“死君”。更为重要的是，民间教科书中的“国家”观念继承了“文化中国”意涵，“国家”成为一种文化寄托和情感寄托，在文化平等和相互开放方面走得更深更远。

民国建立后，君主不复存在，国家元首换成了大总统。这个最明显的政治现象，在革命功成、现实刚刚成为历史的民初教科书中就出现了。

“中华，我国之国名也。溯自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哉？”

“学生，汝观杆上之五色旗，随风飘荡，非吾国之国旗欤？此旗之色，红居首，黄次之，蓝又次之，白与黑更次之。凡我同胞，皆当敬此国旗也。”

以上所引“共和国教科书”的初等小学用国文教本直到第四册方有课文讲授新建立的国家，第四十四课方有一课教授国旗知识。课文中的“国家”并非“中华民国”，而是“中华国”，这是一种文化情感熏陶而非政权教育。

“中华教科书”初小修身教本在第一课以图画形式进行国家教育。第一课“入学”，学童在家长带领下进入学校大门，校门口斜插两面旗：国旗和校旗；另一图是学童列队向国旗敬礼。其教员用书中对第一课的解释，说明该课应“使学生知上课之规则及其仪容”，并未涉及“国家”。在另一种修身教授书中，第一次出现较为详细的国旗教育，指出课文要旨在“启发学生国家之观念，藉以诱导其爱国心”，理由是“国旗者，一国之标识也……吾人既为中华国人，即当爱中华民国，故即当敬中华国旗”。

不论是“共和国教科书”还是“中华教科书”，在国家符号——国名和国旗等教育中，有两点相似之处：其一是强调“中华”，这既是民国国名，又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化传承性十分明显。其二是从国家符号在教科书中所占分量和所处位置来看，它并不占显要位置，没有得到特别强调，教科书仍以学童应该掌握的相关知识为主。国家教育与政权教育稍有分际，但二者都不特别突出。

历史叙述的改变

晚清这个历史时期具有特殊性，一个“外族”王朝所面临的国家转型、文化转型同时进行，其复杂性非同一般。政权更迭期间教科书所反映的历史认知的变化，十分值得剖析。

相比帝制时期，民国建立后教科书的最大变化是“主角”和叙述线索的改变。

晚清的新式学制《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科目的教学要义为“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圣主贤君”及其“重大美善之事”必然成为教科书的主角。民国成立当年，教育部制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小学校的“本国历史”课“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历代伟人”的言行事迹取代“圣主贤君”成为儿童尊崇的榜样，文化变迁和国家制度建设成为主要线索。

在此宗旨引导下，“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历史”编者宣布，“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中华教科书”之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择述自黄帝以来开化之概略，历代伟人之言行，与夫最近中外交通之关系”，使儿童“既知文化之由来，复知世界大通之利益”。足见教育出版界同人对教育部教学宗旨的认同。

在这一理念下，“龙兴”之类用语不再出现在教科书中，对洪秀全太平军不再称“发贼”，立场更为中性。对“预备立宪”的叙述不再歌颂清廷英明，而着重说明国事不堪造成民众反抗。于是，一场革命性变革发生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科书中这样阐发“革命”：“国家政治，拂逆人民之公意。人民不得以，以武力颠覆政府，谓之革命”，其结果“清帝退位，孙文辞职，公举袁世凯代之。统一政府移往北京。革命于是成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对民国代清这一“革命”性转型的评价，倾向于制度深层的反思，指出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清廷不知改良政治为根本上之解决，惟循例严饬查拿以防继起”，而“以专制政体演成此现象，因为不可逃之公例”。民国建立的最大意义就是“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

“共和”的本意之一即是多民族共存。此宗旨指导下的民初教科书，不见“反满”叙述，而强调“中华民国”的本质在于“五族共和”。过去清朝统治制造了种族成见和阶级不平等等问题，“今者，合五大民族，建立民国，休戚与共，更无畛域之可言矣”。“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更为深刻的是，教科书还阐发了民族团结并非政体变革之结果，而是政体变革的促动因素这样一个道理：“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这种符合历史事实又充满温情和敬意的叙述，反映了教科书编写者深刻的历史认知。这也正反映了学者所探讨的国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意义，正是在于把文化与社会背景互不相属的集团集合于同一疆土，并建立国家认同感的过程。“五族共和”教育是确立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对照清末革命党人因对“中国灭亡”忧虑而阐发的种种“反满”叙述，相比之下，不论清末还是民初的教科书中，都不曾有“反满”情绪，“国家”是政治而非族群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尤为难得。

近代国家知识进入教科书

虽然迟至二十世纪初，一些近代国家概念还未完全成熟为一个精准的政治学概念，但可以确凿地说，国家知识的普及化正是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得以完成。

清末学部教科书十分强调“主权”在于君上的观念。学部教科书中已有关于近代国家知识的介绍，比如国家三要素：“西儒之论曰：有民人、有领土、有主权，三者完备而始成为国家，是谓国家三要。”但它强调，“主权”的应用在于“一国之人，当同心协力，以助其君上共保主权，勿使为他人干预”。这是典型的“朕即国家”观念。

学部教科书把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之一“选举”与中国悠远的历史文化相联系，指出“各国选举议员之法，尚近三代之意。为议员者，与民同其好恶、共其利害。凡民所欲言者，皆代言之。虽不能人人议政，而与议政者无以异，故谓之参政权”。课文指出“立宪政体”的核心是“参政权”，并简略介绍各国选举之制和选举之法，这些初步的近代政治常识教育，无疑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成果，它表明这些近代政治常识毕竟经过官方认可，进入了初级教育和普通教育领域。

更重要的是，在民间教科书中，“主权在民”的观念出现了。

民间教科书中关于近代政治知识的介绍比学部官方教本要丰富和深刻许多。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九零三年版《蒙学修身教科书》中，强调国民的一项权利：“纳税者皆有监督用此税项之权，故用此税项者，稍有情弊，即无颜对此纳税之人。”这是晚清教科书中少有的对个人权利的论述。在清廷还未退位、民国尚在酝酿中时，陆费逵的《修身讲义》中就有关于国体、政体知识的介绍。课文说，“国体以主权之所在而分”，“主权在人民之全体，公举总统以统治国家者，曰民主国体；主权在特定之一人，而其人之位世世传授者，曰君主国体”。政体则“以主权运用之形式而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由一机关行之者，曰专制政体；三权各有独立之机关者，曰立宪政体”。以政治学理论来说，“主权在民”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这个知识第一次出现在清末教科书中，意义重大。

如果再联系学部往往利用教科书审定权力对教科书相关论述加以查禁，对于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绝不姑息，例如一九零八年何琪编《初等女子小学国文教科书》一册在浙江出版，“书中取材有平等字样，学部认为不合，下令查禁”，那么更可感受民间教科书传布近代观念之不易。

民国建立后学部教科书被废除，一九一二年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规定，小学修身“宜授以民国法制大意，俾具有国家观念”。晚清学部时期作为立宪附属品的国家知识，现在成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法制大意”课程承担了传布“国家观念”的责任。

一九一四年，商务印书馆在其“共和国教科书”中推出一部《法制大意》，成为体现这一教育导向的典范。编者说明此书目的是使学生“藉得法政常识，以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那么“共和国民”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呢？该教科书的目录使人一目了然：

上册十六课：国家，国体，政体，国民，国籍，宪法，国民之权利，国民之义务，统治权，国会，选举，议员，大总统，行政官厅，总统制与内阁制，集权制与分权制。

下册十六课：审判厅，监察厅，诉讼，行政诉讼，行政诉愿，法律，命令，警察，财政，租税，国有财产及国家营业，国债，预算，决算，审计，自治。

可以看出，《法制大意》是初步政治常识、国家构成和运行知识，以及基本法律知识的综合融汇。

这部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第一次全面宣示了“共和国民”与专制时代“臣民”的不同，表现在新政体下国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编者讲道：“在君主国国民与君主相对，故称臣民；在民主国，则通称曰人民。”“人民”拥有的权利被记载于宪法，包括身体自由、居住、财产、营业、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书信、迁徙、信教、请愿陈诉、诉讼受审、选举被选举权利等十多种，这是晚清中国人所编教科书中前所未有的全面、系统论述。

走向“近代国家”的中国

笔者认同江宜桦的看法：“国家认同”可以化约为三个主要层面——“族群国家”、“文化国家”和“政治国家”。文明古国一般靠文化认同来维持成员共同体的归属，而新兴国家则靠制度凝聚向心力。以此观之，从清末民初新教育、新知识的传布可以看到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近代国家的清晰痕迹。笔者总结认为，清末民初国家知识传播和国家观念树立有两大突出的成就和特点。

一方面，“共和”观念成为民初教育的坚固遗产。“商务”和“中华”两大出版机构民初都曾宣布，教科书编辑的宗旨在于“养成（中华）共和国民”。“共和精神”成为教科书的核心理念，“共和制度”成为教科书着重向学童传达的新知。文教界对此认识清晰：“欲实行共和政治，必先使人民人人知共和之本旨。欲人民知共和之本旨，必以共和国之制度学理，使国民略知大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新读本》广告语）三权分立、国体、政体、国民之权利义务，以及国家权力机构形式及运作等都在民初教科书中第一次得到完整的介绍。而“共和”的另一个重要理念——族群和平共存共荣，也在“五族共和”的历史叙述中得到充分强调。至此，中国学童才有机会学习何为“国家”以及怎样成为一个“共和国民”，近代国家观念初步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国”方告建成。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权利”教育开启日后新文化“人权”观念的先河。教科书中个人权利的论述从晚清的零星萌芽到民初的成体系全面论述。由于政体局限，晚清时期一般教科书中极少涉及“权利”字眼；民国建立对政治的松绑提升了国民权利意识，教科书中对“国民权利”得以系统全面论述，《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意》是典型例证。同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变化，个人不再是君主帝王的走卒炮灰，而是“国民全体，不啻即为国家之主人”，清晰的“主权在民”观念进入普通教育，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飞跃。

浅谈《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及其意义 第4篇

一、共产主义同盟的孕育

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织机,以此为代表,一场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兴起,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成熟,颇为公正的外衣也被魔鬼的右手撕得粉碎,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关系日益明显,利益的唆使,嗜血者们已经无暇顾及绅士的体面,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周期性的爆发生产过剩危机。仅在英国,就先后在1778年、1793年、1797年、1810年、1816年、1819年……多次发生过局部性的经济危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动性质在法国和英国充分暴露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德国初步成熟,残酷剥削引发了工人们的反抗,工人们经历了由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艰辛过程,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真正得到解放,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于是,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英、法、德等国的工人阶级冲出了破坏机器等的经济斗争,开始了政治斗争。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等等。当时的工人运动,由于没有科学理论所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受空想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组织上的密谋宗派主义的影响,先后都失败了。但是在这些斗争中,无产阶级已经提出了自己的阶级要求,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二、共产主义同盟的诞生

1833年,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成立具有共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第一个秘密组织“人民同盟”,在其基础上,1834年建立“流亡者同盟”,1836年分裂出来组成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并且随着德国工人在国外的散布。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在参与法国人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的起义失败后,主要成员或被监禁或被驱逐出境。游散的盟员来到了英国,1840年2月7日在伦敦,公开成立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转而使伦敦发展成为同盟的中心。不久便在伦敦建立了称为“秘所”的一些支部,被各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同盟会员成为了同盟的“特使”,联系主要是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恢复起来的同盟迅速扩展,并且在德国也发展了许多支部。同时分散在巴黎的成员也重新聚集了起来。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同盟逐渐变成国际的了。随着正义者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使同盟内部见解出现冲突。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都是不够的,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方式。在同盟接受着各种思潮轮番“沐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共产主义思维正在形成,并开始逐渐影响着同盟和盟员,他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新思维使大多数人认为过去的理论观念毫无根据,而且为此产生过实践上的错误,愈来愈使伦敦的盟员开始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理论是正确的。

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1847年春天同盟再次邀请他们加入,同年夏天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对同盟进行了改组,并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把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三、《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及其科学性

同盟改组后,围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纲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于同盟内部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尖锐的批评和否定了各个纲领草案后,会议委托恩格斯拟定新的纲领草案。恩格斯采取问答形式写了《共产主义原理》。在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前,马克思、恩格斯商议去掉问答形式,把纲领草案改称为“共产主义宣言”。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在长时间的辩论中阐述并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全部代表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一致通过了新原则,并且委托二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草拟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宣言》不是凭空捏造的,而且科学共产主义也不是更不能由工人运动自发的产生出来,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条件下,革命导师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从事大量的艰苦的科学理论研究,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同当时流行的各种非科学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和理论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毛主席曾这样指出:“马克思不仅参加了实际的革命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

四、《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意义

《宣言》博大精深,气势恢宏,语言隽美,说理透彻。全面的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不阻挡的历史潮流。把阶级的理念引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并揭示并分析阶级斗争的历史,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的过程,论证“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并明晰资本主义掘墓人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公开表明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并逐步地进行社会改造,进而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条件。《宣言》对当时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并对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宣言》诉诸无产阶级,阐述了共产党人的性质、特点和斗争策略,提出最近目的和终极目的,指出为最近目的而奋斗与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之间的联系,为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新局面,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新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响彻全球。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要：《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完整的、系统的阐述,一直被誉为无产阶级的圣经。列宁说:“这部著作及其透彻鲜明的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本文从共产主义同盟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浅谈《宣言》的产生极其深远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背景,诞生,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