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事迹范文

革命事迹范文（精选6篇）

革命事迹 第1篇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大全, 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材料

各位读友大家好！你有你的木棉，我有我的文章，为了你的木棉，应读我的文章！若为比翼双飞鸟，定是人间有情人！若读此篇优秀文，必成天上比翼鸟！

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大全,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材料永垂不朽的英雄——邱少云 ?

? 多少个黑夜白昼，多少声崇敬的赞语，多少个想念你的日子。你以不可磨灭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你那崇高的爱国热情，已在人们的心里燃起了熊熊大火。追寻你，永垂不朽的英雄——邱少云。

? 展望今天的幸福生活，回首那暗淡无光的昨天，你的尸骨或许已化作尘土和祖国融为一体，你是她坚贞不屈的写照，你的事迹是后人学习的典范。你壮烈牺牲的那一天，烈日当空，敌军侵占了 391 高地，我军决定夺回阵地，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我军隐蔽在低处，而敌军居高临下，很容易发现我们潜伏的军队。敌军凭着地利，占了上风，如果稍有风吹草动，我军就会暴露目标，这样一来，作战计划就会全部落空。邱少云全副武装，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就算在他身旁，也很难发现。我军的炮火接连不断地轰击敌方，本想在黄昏时分，潜伏的军队杀出去，给敌军来个两面夹击。敌人显得很胆怯，面对我军的进攻，他们不敢轻

举妄动，觉察了他们的前沿阵地不安全了，又不敢冒“火”前进，于是就拿出了他们的看家法宝——放燃烧弹。我军旁边的枯草被烧着了，火苗子“呼呼”地蔓延开了，猛然看去，邱少云的身上着火了，他的衣服被烧着了，如果他这时采取行动，跳起来，或在地上打几个滚，火就可以熄灭，可这样一来，军队就会暴露，全军就有覆没的危险;并且，在接受任务时，部队就做出了严格的纪律规定：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暴露目标。邱少云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在生死抉择面前，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让军队暴露目标!于是他一动不动地趴在火堆里，大火在他身上燃烧了整整半个钟头才渐渐熄灭，这位年轻的伟大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有挪动一步。战士们慷慨激昂，速战速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邱少云在困难面前处变不惊，他那遵守纪律，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人们的心里竖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这座丰碑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 ?

? 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激励和教育了几代人。他那奋不顾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人们所景仰，他的英雄事迹为人们所传颂。

?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0 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

当过儿童团团长和民兵，被评为民兵模范。1951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 年 7 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战勇敢，立三等功 1 次。1952 年 10 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所在营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激战 4 昼夜后，于 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 597.9 高地。部队接连攻占 3 个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连续组织 3 次爆破均未奏效。关键时刻，时任某部 6 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带领2 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在多处负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为了战斗的胜利，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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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革命先烈杨靖宇的英雄事迹杨靖宇是我党我军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将领。他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 年出生，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7 月，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

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他率部长期转战于长白山麓、松花江、鸭绿江畔，活动足迹遍及 30 个县，是我国的英雄。

? 杨靖宇牺牲前五天。“讨伐队”将已无力奔跑的杨靖宇包围在一片小树林中。他们逐步逼近到 50 米处，喊话劝降，对方“连答应的神色也没有，依然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日军见生擒困难就猛烈开火，有一弹击中胸部，对方才“被打倒而绝命”。日军根据追踪估算，认为他缺粮已有半个月，完全断粮也至少在 5 天以上，能够在零下 20 摄氏度且没有房屋的山林中坚持下来简直不可思议，于是将遗体送到县医院解剖。当肠胃被切开后，看到的只是草根和棉絮。日本军官狠狠地说：“算他是支那的一条好汉!”日本关东军在烈士殉难处破例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和对躯体的葬礼，以杨靖宇的顽强为为纪念他，1946 年，东北人民政府将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抗日英雄事迹：杨根思杨根思，原名羊庚玺，1922 年～1950 年，革命烈士，江苏泰兴人。全国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1942 年，杨根思从上海回到家乡，乡农委会主任给他讲述新四军抗日的故事，杨根思加入了基干队。1943 年，区干部在羊货郎店召开秘密会议，放哨的杨根思发现了敌情，用手榴弹炸跑了敌人，保证了区干部安全转移。1944 年 2 月，杨根思正式加入新四军，成为老一团一营 3 连的一名战士。1944 年 2 月 22 日，参军后的杨

根思首次参与作战，攻打伪军据点，他用长矛刺进了敌人的心脏，并缴获了第一杆枪。1945 年 6 月上旬，在浙江，国民党军已占领新登、临安两城，并兵分 3 路向孝丰城进逼，杨根思奋勇当先，用两枚手榴弹炸掉敌人重机枪扼守的哨口，为新四军开辟了进攻道路，被评选为团战斗模范、华东爆破大王，同年 11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杨根思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被提拔为连长，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950 年杨根思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阻击美军南逃任务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他生前所在的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2009 年 9 月，杨根思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英雄名片张开元 1920 年 11 月出生于曲霞镇花园庄，现分界镇张竹村人，1943 年入伍，参加如皋独立团。2005 年，张开元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60 周年纪念章”。

尽管张开元老人今年已是 96 岁高龄，但回忆起当年参加抗战的故事，他仍思路清晰。

张开元家中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大概是从一九四零年、四一年起，我们庄上开始有日本鬼子出没。他们到处设据点，到了村里就要老百姓的粮、抢老百姓的牛，不交粮就打人，把老百姓都打怕了。”张开元回忆，当时日本人到处烧杀抢掠，“扰得大家生活没得安生，大家都特别恨他们。” “日本人欺负我们中国人，我不服气!我们一定要反抗!”张开元说，这样的生活状况激发

了他入伍参战的强烈愿望。考虑到如果自己在花园庄一带打仗，一旦被和平军发现，即便自己离开了当地，也会牵连家人，张开元便加入了如皋独立团。

在如皋，张开元和战友们在搬经、加力、永安沙一带与敌人周旋。张开元依稀记得，当时攻打日军据点时，他们都是夜里出动，“有一回，我们有将近一个整团的兵去攻据点，虽然日本鬼子从别的地方赶来增援，但是哪有我们人多力量大?那一夜，我们打死了很多鬼子，活捉了很多和平军，还缴了不少重机枪。”1945 年在永安沙，一天夜里，张开元所在部队要去攻打敌人的炮楼。由于先前作战能力出色，他被安排和排长共同执行安装炸药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趁着夜色，他和排长迅速埋伏在离据点不远的壕沟里：“我们的战术是先开枪，试探对面有没有敌人。枪声响过后，对面没有什么动静，排长抬头想观察对面情况，没想到这时对面响起了枪声，子弹击中排长的头部，当场就牺牲了。” 眼见排长倒下，张开元心里虽然有一丝慌乱，但很快稳住了情绪。机警的他继续伏在壕沟里，把右小腿勾起来，让脚跟暴露在外，以试探敌方是否还在反击。几乎是脚伸出去的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脚跟，鲜血顿时流了出来。但是轻伤怎能下火线?上了战场怎能做逃兵?张开元强忍着疼痛在壕沟里继续埋伏了一小会儿，感觉到敌人没有盯着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便咬紧牙关带着炸药冲了上去，随后他成功引爆炸药，和战友们齐心协力摧毁了炮楼。

“万一当时你判断失误，敌人还在暗中防守，你一暴露就是很危险的?”记者问。

“既然上了战场，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就算我死了，还有其他同志会上，反正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张开元激动地说。

采访过程中，记者查看了张开元受伤的脚跟，那里还留着明显的伤痕。张开元告诉记者，人走路是靠前掌与脚跟骨来保持平衡的，而那颗子弹正好打伤了脚跟骨，负伤后自己也丧失了劳动力，只能做些简单的活，“但只要一想到那些年战斗的经历，负伤也变成军功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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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事迹 第2篇

林蔚，名家沂，字乔生，1898年10月26日出生于湘潭县西二区下七都九甲包家湾(今韶山市永义乡长湖村包家湾村民组)。父亲林绍徐，清末秀才，怀才不遇，1904年病逝。母亲赵氏，是一个温良俭朴的农家妇女。林蔚有兄弟6人，他年龄最小，幼时先后在烈马山唐碧江、银田下洲上谭镜初两家私塾启蒙，1911年入银田寺公立小学就读两年。1913年考入湘潭县公立西路学校，插戊班就读。在校三年读完了《春秋》、《左传》等书，英语、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他谦恭好学、勤奋认真，同学叫他林圣人，校长肖吉断言此生日后，必为人中豪杰。

1916年，林蔚以全优成绩考入长沙明德中学。在此期间，结识毛泽东、李富春、蔡和森等人，阅读《新青年》一类进步书刊，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参加了毛泽东组织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1918年8月，积极响应赴法勤工俭学的号召，入北京大学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次年5月，入法国巴黎孟达尼公学学习法文。四个月后到圣得维若工厂做工。在法国，先后参加留法学生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等团体，逐渐把求学宗旨定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俄国式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1921年2月，为争取生存与求学权利，与蔡和森、李维汉等发动勤工俭学学生，包围北京政府驻法国公使馆，并作为代表与公使辩论，遭法国警方拘留。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与周恩来一道营救蔡和森、陈毅、李富春、李立

三、聂荣臻、何长工等50多名爱国学生出狱。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后参加周恩来组织的进步学生活动。1922年6月，参加周恩来、赵世炎组建的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1月转为中共党员。他积极党的工作，曾介绍蔡畅入党，主持邓小平的入党宣誓。在法期间，翻译法文版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等书，还常利用节假日到法国各地的华工中讲演，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华工利益的罪行。1923年后，入法国里昂大学文科学习。根据中共旅游欧总支部的安排，他协助国民党左派成立中国国民党欧总支部，针对在巴黎的李瑛、曾琦等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言行，撰文予严厉驳斥，并在《可注意的中法友谊》一文中，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分化勤工俭学学生的阴谋。孙中山病逝的消息传到法国，撰写《敬告国民党》一文，希望国民党能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并提出五条建议：一要继续革命，打倒一些军阀，打倒一些在华的帝国主义，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二要联络友邦苏联，联络被压迫民族，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三要努力宣传，实行缩小偏重军事行动的战略，这是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四要注重工农，他们是最大多数，最受痛苦的民众，只有工农阶级，才是彻底的、真正的革命阶级；五要严肃纪律，清除那些不守中山遗训，不为国民革命奋斗和只图升官发财的国民党员。他最后还指出：这是国民党革命成功的不二方法，不然，国民党便是中山的叛贼、中山的罪人，这是富有历史使命而欲继中山之志，以完成其未竞之功者应特别注意的。

这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消息传到法国，林蔚联合旅法青年团等三个团体，于6月7日，召开旅法华人大会，通过七项决议，致电国内人民表示声援，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在巴黎游行，向帝国主义示威，出版了第33期《赤光》特刊，奇袭了公使馆，迫使公使陈禄在五项要求上签字。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惶恐不安，于是派出警察四处搜捕。由于青年党书记何鲁文向法国警察告密，遂使林蔚、宋锡钧、雷定琨等20人，于6月24日被捕再度下狱。后来，法国政府慑于旅法华人的坚决斗争、世界公正舆论下，10月17日将林蔚等20人宣布无罪释放。林蔚出狱不久后，党组织决定派往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在学期间，与朱德同班。

1926年5月，回国任湖南区委秘书长兼军委书记，曾回韶山动员亲友投身革命。在区委举办的省工农革命干部训练班上，因善用浅显生动事实，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史，被学员誉为唯物史观专家。1927年2月，撰写《何物左社》一文，痛斥湖南地主阶级保产党头子及国民党右派人物，指出所谓左社实际是湖南的西山会议派，是反对国民革命的大杂烩。

1927年，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继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军长何健，指使在长沙的许克祥、张国威、陶柳等反动军官，制造血腥的马日事变。事变之前，省委早有察觉(党的五大后，区委政称省委)。省委书记夏曦在5月20日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应变计划，并决定省委成员隐蔽下来，坚持斗争，有的要转移，以保存革命实力。同时，决定建立临时省委(秘密省委)，在紧急事变发生时，如夏曦不在，以郭亮为临委书记，郭亮不在，以林蔚代理临委书记。会议还决定，工农武装由王则鸣统一领导，必要时，队伍拉到株洲、醴陵一带去。21日上午，省委书记夏曦离开长沙，后去益阳桃江老家隐蔽。郭亮离开长沙去平江，薛世伦也离开了长沙，当晚，林蔚和曾三宿在戥子桥省委机关。午夜，许克祥的军队开始行动，向省委不远的省农协会进行袭击，枪声响成一片。顿时，白色恐怖笼罩了长沙全城。林蔚临危不惧，坚强镇定。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他安排曾

三、谢觉裁分别回益阳、宁乡后，自己在敌人的枪声中，坚守岗位，继续与何资深等留在在长沙市内。他以临时省委代理书记身份主持工作、坚持与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在林蔚与柳直荀、彭公达、王则鸣等的积极活动和指导下，各地组织工农武装10多万人，开始或准备向长沙进发，计划攻取长沙，镇压许克祥的叛乱。后来，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采取静侯国民政府解决的错误方针，致使工农武装攻取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

整个马日事变前后，林蔚一直在长沙坚持斗争。他为更好做好接待来省汇报工作的同志，特意动员他的三哥林泽生(林专)，带着刚满14岁的侄子林泉，从家里筹划了一笔资金，到长沙北门外晴家巷，开设一家新安旅馆。凡过往的革命同志，都经林蔚介绍去该馆住宿。林蔚有事要林专去办时，总是先叫林泉到西湖桥同乡人周镜秋开设的乾和丰冶锅厂去会面。交代任务后，他总是鼓励林泉几句：好好干，将来的日子就会好。这时长沙环境险恶，斗争艰苦，林蔚化名熊振生，以妇女部熊季光哥哥的名义作为掩护。10月在新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中，林蔚仍任省委委员、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郑杰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不久，林蔚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甘共苦、共患难，因而建立了深厚感情的郑杰结了婚。

王一飞组成新省委后，因灰日暴动未能实现，滕代远在长沙郊区不能露面，转去湘东。王一飞满口浙江口音，引人注目，敌人盯梢，以致被捕，于除夕之日，惨杀长沙教育会坪。郑杰也暴露了。当时情况十分紧急，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经费来源无着落，林蔚四处借钱。有一次，他在乾和丰冶锅厂只借到五元钱，也照数分给同志们维持生活。就在这种情况下，林蔚与何资深商议，先后派郑杰、何资深去上海请示党中央，要求解决活动经费，并要求派一名省委书记来湖南，加强领导。林蔚自己按长江局罗亦农书记要各地积极巩固工农运动，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的指示精神，于1928年1月到醴陵开展工作。他与早在那里工作的省委委员滕代远，省委军事部长陈恭等人研究，改组了醴陵县委。林蔚任书记，滕代远、陈恭、易足三等为委员，先在阳三石利用铁路工人宿舍为据点，发动铁路工人，破坏敌人的运输物资，与敌人开展激烈斗争。同时，他们分别在南二区、南三区、南四区、西一区和北二区等处，组织农民，成立地方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回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困农民。通过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民的觉悟。就在欢庆土改的时候，敌人罗定一个团，和地主武装挨户团3000多人，疯狂地向西南几个区进行大规模清乡。林蔚于1928年3月12日在开完县委扩大会议后，和陈恭一同去杨家嘴途中与敌相遇，几次突围未成，他见敌人还在疯狂追捕附近群众，便挺身而出，大喊：我就是共产党员，你们不要追捕老百姓！从而落入敌手。遭诱降和酷刑，不为所动。第二天，林蔚和陈恭在醴陵状元洲英勇就义。临刑前，他面不改色，无所畏惧，并高呼：打不垮的工农政府！、杀不尽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万岁！

噩耗传开，醴陵苏区的人民群众悲恸万分，于当晚，举行了追悼会。家乡群众曾在其遗像下面写有赞词：

灵壑正气，诞生英特，海外飞雄，壮怀激烈，革命中坚，救民救国；转战湖湘，长驱喋血，赍志未酬，魂悲夜月，惆怅余辉，凄留浩魄。

以此表示对烈士的歌颂和怀念。

易信:在革命与被革命中前行 第3篇

如今, 我几乎没有了任何的注册冲动, 去尝试一些新的IM, 不管其装配了多少子弹。比如移动的JEGO, 其给我带来的兴趣不足一天。不禁要问, 是市场饱和还是创新缺乏?

最近, 先是广东联通和腾讯合作推出“微信沃”, 又是中国电信和网易推出的“易信”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然而对我来说, 无论是“微信沃”还是“易信”却没有一点吸引力让我去尝试注册和使用, 或者说我本身就不是这类业务的潜在用户呢!

思考之余, 让我连带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几年,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业界似乎都有一种声音, 那就是革运营商的命, 而且随着OTT业务爆发, 这种声音更是甚嚣尘上。几乎圈外人士早已给运营商判了死刑, 要么当好你的管道运营商要么就等死。这几乎和最近张瑞敏说的, 传统制造业要么触网要么死亡一个路数。

那么, 我不禁要问, 难道真的只有被革命, 而没有革别人命的份吗?

以IM为例, 中国三大运营商先后推出飞信、JEGO、翼聊、易信、沃友等等分属三大运营商的IM业务, 名字不同但所实现的业务并无太大差距。至于说发展, 也不能不说差, 随便一项拿出来就有上千上亿的用户, 但其影响力和微信、QQ等比较, 却差得太远。

至于说原因, 各种专家提及的理由也是不胜枚举。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被归结为公司体制。似乎就是说, 只要这种制度不变, 就只有被别人革命的份而没有革别人名的份。

比方说, 某运营商老总曾经说过, 运营商缺乏互联网疯子, 结果后来真的引进了一些所谓的“疯子”, 但这些“疯子”最后都是“高调”地进去, “低调”地出来, 总结曰:水土不服。

再比如移动互联网业务的运营, 一度也是不温不火, 结果一讨论还是体制问题, 于是从体制上进行了很多的探索, 比如业务发展基地化, 互联网运营公司化,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中国运营商在面对移动互联网的革命大潮时, 不是不努力, 而是努力得有点过头, 甚至有点摸不着头脑。

而当OTT冲击成为2013年的热点话题时,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所作出的一些新动作, 可以看作是最新的调整和尝试, 总结一下, 主要有这些改变。

第一, 既然体制短时期内无法改变, 也不可能引进大批互联网“疯子”的情况下, 主动向OTT运营商靠拢, 去学习和摸索互联网公司的创新之道。从易信看, 显然比广东联通和腾讯的合作更深入一些, 其后续的创新可能更有看头。

第二, 更加主动地把自己的资源开放出来合作, 而不是被动地开放和被动地合作。做到开放的资源心里有数, 合作的项目心里有数。比如易信中电信开放短信、语音、流量和营销渠道等, 把这些做好了即可, 不去投入过多资源来左右业务的发展。业务的竞争力由合资公司的竞争力体现而不是从中国电信的投入来体现, 这有别于某些运营商以KPI高压模式推广移动互联网自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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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从事业部到独资公司再到合资公司, 管理模式的不断探索有利于让业务发展独立于运营商原有体系。这一点电信和网易的合作显然比移动和联通更超前, 合资公司有利于责权的界定, 有利于企业的自我发展。

第四, 和主流OTT运营商合作, 各自拿出自己的优势核心资源, 彼此互补, 形成比各自作战更有竞争力的优势。比如网易操盘整个业务的规划、开发和运营, 这发挥了一向以“产品经理”著称的网易体系优势。对于电信而言, 其在定制终端和自有渠道以及管道资源的投入更进一步给易信的快速布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最终形成1+1>2的效应。

第五, 在融合大潮趋势下, 以更开放的心态, 打破三大运营商的藩篱, 以移动终端大平台为契机, 双方各取所需, 共同开发移动互联网这一大蛋糕。

至于说易信本身发展如何, 凭借双方的资源整合和易信推出的一些业务特色, 短时内达到既定目标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能否留住用户, 能否在后续运营中不断提升体验, 将电信竞争力和互联网竞争力合二为一, 形成新的合力。

误读革命,抑或创造革命? 第4篇

1903年10月當苏曼殊着手为《国民日日报》翻译《悲惨世界》(其时名为《惨社会》)时，文稿中混乱的汉语语法和文字经过陈独秀一一改正并且润色，这本叫《惨社会》的“译著”才得以完成。陈独秀后来对柳亚子说，他的润色其实非常“马虎”，并非用心而为。但此话出自陈独秀之口，多少有些自谦和随性的成分。因为彼时二十岁的苏曼殊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而辅导并提升其中文水平的正是陈由己(独秀)。

一、

在近代中国，雨果(时译为嚣俄)之名最早出现于由梁启超、马君武等创办，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小说》1902年12月第2号上，以后《新民丛报》复有提及，1903年6月15日《浙江潮》第五期所刊鲁迅(署名庚辰)泽《哀尘》实乃雨果《见闻录》中之随笔，此随笔中的妓女“芳梯”的际遇随后被雨果写入《悲惨世界》之中，但鲁迅似并未察知。依此看，雨果《悲惨世界》的第一个节译本，只能是1903年10月8日-12月1日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的《惨社会》(后结集出版，改名为《惨世界》)了。译者苏子谷(曼殊)其时正在《国民日日报》社当译员。顺着报社办刊的思路，他也先后发表过两篇时文，其中《女杰郭耳缦》介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戈尔德曼的事迹，明显是受当时革命者所崇尚的“刺杀”活动的启发；《呜呼广东人》则直截了当地批评近代广东人的崇洋媚外。除去诗歌外，《惨社会》是苏曼殊第三次直接为《国民日日报》撰文。

翻译《惨社会》虽是苏曼殊作为译员的本职工作，却具有特殊性。因为他起初选译雨果名作《悲惨世界》，期望的是以迂回的方式表达译者自己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的见解。可《悲惨世界》的内容似乎无法满足译者和润色者的意愿，于是翻译便成了改写。后来小说未连载完，《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苏曼殊又不辞而别，接续的内容就更谈不上“译”而主要是“作”了。至于那“创作”的部分是苏曼殊手痒，还是陈独秀所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近代中国崇尚革命的知识人，多以法国大革命为模板。《惨社会》问世前的1903年6月22日，章士钊在《苏报》上撰《杀人主义》，称：“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日断头台上，黄旗已招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后，凡提法国大革命，均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态度。如《说君》一文写道：“法国革命时代，举法国之人，挟其勇往义侠之气，与各国君主宣战，蹂躏大陆，拯各国国民于涂炭，播自由之种子，各国民谢之。”《国民日日报》转录上海《字林西报》之《革命魂》一文更是说：“法国大革命炫耀数千秋之历史，震动五大洲之人物，凡接踵而起者，不胜枚举……夫革命之成败早不可知，而要为民族中所不能免，一国中不能逃之一级。”可是，雨果并非革命时代的人物，他本人也不赞同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这里面陈独秀、苏曼殊对雨果的误解是明显存在的。

有研究者因此推测，《国民日日报》决定译介雨果作品很可能与雨果诞辰一百周年，日本思想界和文学界大加庆祝有关。但除此之外，《悲惨世界》是否也为近代中国的革命知识人提供了某种可获启发或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呢?

研究雨果的法国学者以为，《悲惨世界》给法国左翼知识人提供的主要是书中所显示出的“道德意义”。尽管在近代中国，《悲惨世界》基本被视，为“社会小说”，而1903年的陈独秀、苏曼殊也谈不上“左”，他们不过是崇尚自由和革命的知识青年而已。不过，在近代中国知识人那里，“社会意义”与“道德意义”并非相互排斥，他们追求的恰恰是“道德意义”与“社会意义”的统一。

但在接受雨果及其《悲惨世界》时，至少陈独秀和苏曼殊对雨果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有限”反而成就了一个不自觉的淘洗过程，淘洗的结果是屏蔽障碍，取得共识，因而直接引发出了彼此的一些共鸣。像雨果对君主立宪的赞赏本来是可以成为接受障碍的，但可能陈、苏对此并不了解，故障碍并未形成，反倒是《悲惨世界》的“下层情结”成了具有调动革命情绪的道德指标。正像法兰西诗人、评论家拉马丁所说的，“不仅因为它(指《悲惨世界》——引者)使幸福的人过于害怕，而是因为它使不幸的人期望过多”。

此时的陈独秀、苏曼殊以及《国民日日报》的同人虽没有行动上的“下层关怀”，却已经有了关怀“国民”的意识。这个崭新的意识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中写得很明确。文中说：三千年来。中国在长期专制之下，国人对“国民”之意无法理解。中国只有“蚁民”或“乡民”而无“国民”。国民者，建立国家的基础，国家不过是“民之集合体”，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国民及其自觉。作为“第四种族”(即相对于贵族、教徒和平民)的新闻记者因为是“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故“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及“多数平民之志望”。

陈独秀、苏曼殊，包括民国建立前的章士钊这批革命青年，一方面讲“民”，一方面又鼓吹革命，同时努力与康有为、梁启超所说的君主立宪或强调革命代价过大的保守自由的一派争论。但实际上，革命与“民”之间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关联性。革命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刺杀”或“暗杀”的个别行为之上，希望以此唤醒恰恰是那个道德上非常神圣的“民”。这种思想反映到翻译上，便是在《惨世界》里硬加上一个侠客式的主角“明男德”(意为明白难得)。这个侠客周围，自然不会有多少组织，依据多少理论。他只是“圣人”，以个人的方式揭竿而起，打抱不平或除恶扬善，形成偶然的革命星火。这种“侠客主义”正好符合他们对于革命的想象。当然，偶然擦出的革命星火有时候也会起决定性作用，但这是另外一回事。

在雨果那里，人道主义是高于革命的，他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说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已经被后人当成了至理名言，但在陈、苏这里，人道主义不仅被革命性地改造，也被中国式地改造了。以侠义精神拯救他人，这是革命者的追求，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侠义精神的近代轮回，似乎也是人道主义最充分的体现。

《惨社会》(《惨世界》)既然打着“翻译”的旗号，就不可能展现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景，没有具体情景，译作者就只有通过片言只语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对于革命的认同。小说中的侠客男德便成了译作者的代言人。他不仅愤世嫉俗，而且也知晓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伯党”(今译雅各宾派)。只是小说中所列出的“雅各伯党”的诸如“取来富户的财产，当分给尽力自由之人，以及穷苦的

同胞”、“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那背叛自由人的家里居住，和占夺他财产的权利”、“法国的土地，应当为法国的人民的公产，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等五条“规矩”，如果去除“法国”以及“自由”、“权利”之類的现代性字眼，差不多与“等贵贱”、“均贫富”等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理想相类似，倒更像是译作者认知中的“革命”理念。

不过，革命被简化成个人的行为后，并没有削弱革命的崇高和对于革命的热情，至少在陈、苏心目中是如此。但作为革命的当事人，陈独秀和苏曼珠对于现实中革命大潮所席卷的人和事，却远没有对于革命本身那么乐观。章士钊后来回忆说，《惨社会》(《惨世界》)中有一个情节惹怒了一位革命的参与者。此人名朱茂芸(菱溪)，曾与秦力山组织自立军，是时务学堂头班生，但“为人卤莽灭裂，要挟同学……回上海组织民权社，经营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终。陈独秀在《惨社会》小说中露骨攻之，菱溪大怒，必狙击独秀然后快。时独秀与吾同居，经调停始无事”。

朱茂芸的对号入座是有道理的，他参加组建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他办过出版社，他又性好“狎邪”，这些都能从《惨世界》里找到踪迹。如“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实在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借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再如译作者描述男德的刚强时，又借机讽刺说：“哪晓得那男德是一个天生的刚强男子，不像尚海那班自称什么志士的，平日说的是不怕艰难，不愁贫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灰心短气起来，再到了荷包空的时候，更免不得冤张怪李，元事生端，做出些无理的事情，也顾不得大家耻笑，这就到了小人穷斯滥矣的地步。”

其实，但凡提及“尚海”(上海之谐音)的假革命志士，《惨世界》均没有好话。当男德要去“尚海”时，一位“英雄老侠”说：“这倒也好。尚海那地方，也有许多假志士，顺便到那里去走一遭，看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事体。”并叮嘱道：“你总要实心实意的做着去，莫学尚海的那班志士。”

其实，革命及其阵营的复杂性远不止个别人的堕落那么简单。一方面革命的洪流席卷各色人物，另一方面，革命者本身亦是多面的。章士钊的回忆中也说到另一实例：“光绪末造，湖南有畸士日黄藻，字菊人，善化县人。岁庚子，唐才常倡义于汉上……事败，名在刊章而不甚著，遂遁而之沪，用鬻文自晦者久之。时上海革命论鼎盛，八面论师，乃至三家村学究，相与造名义，互标榜者无算。顾菊人不乐为此。好饮酒，无人至，则独饮。好狎邪游，无人偕，则不出。能写北碑，作小诗歌，无人唱和，往往高卧终日。喜谈革命，谈不能自休，时而骂人，时而流涕；无可与谈，辄寂寞自写论文，或抉择同时辈流之论文，以湘音讽之……盖菊人主绝对排满，而不甚反对帝国民族主义。”有意思的是，章士钊忘记了辛亥革命后，他自己发生的变化。

对于会党，这个近代中国革命党人主动合作的秘密组织，陈独秀、苏曼殊(主要是前者)似乎也没有多少好感。只是同样是讽刺，但倾向上却有所不同。会党的秘密结党的行为方式就让他们看不惯，小说里是以轻蔑和暗讽的口吻叙述这一事项的。而当听说会党领袖流露出作“专制君主”倾向和压制民权的行迹时，男德(陈、苏的代言人)不觉“怒发冲冠，露出英雄本色”。看来，男德这个革命侠客不仅要打击欺压百姓的恶人，也要打击革命党中的机会主义势力。苏曼殊的早期研究者杨鸿烈说，此点影射的是袁世凯及其称帝，但时间上显然不接榫。至于实际影射之人，大约只能从革命党人中寻找了。

二、

革命知识青年陈独秀、苏曼殊对雨果的宗教观倒没有视而不见，但他们却全然不顾雨果对宗教和上帝所寄托的希望，径自根据中国的生活体验改写了情节，重新塑造了主教的形象。据柳亚子说，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的《惨社会》中，苏曼殊原是把“主教”泽作“贪和尚”的，小说中遗留的一个情节，也多少证实了柳之所言。如果“和尚”不贪，他是不会在得知主角之一的“华贱”身上有些小钱便急忙关窗的。当然，这个情节也可有另一解，即“孟主教”(即“贪和尚”)是为了保护华贱，生怕“华贱”身上的银两会给他本人带来杀身之祸。无论作何解，总与小说随后的情节有隔膜。

后来由镜今书局和泰东书局出版的《惨世界》把《惨社会》中的“贪和尚”复原成了“孟主教”，后三回的情节经陈独秀的杜撰或改动，也在向雨果《悲惨世界》回归，但是，对宗教与教士的看法，似乎并没有改变。因为按雨果的小说，冉阿让是在卞福汝主教的感动之下而重归于社会，成了“好人”的。这是人道主义的力量，是所谓宗教的胜利。往政治上说，即是雨果所谓“神性排除王权。共和国出自宗教”。而《惨世界》里卞福汝主教的原型“孟主教”却没有真正改变冉阿让的原型“金华贱”(《惨社会》中的华贱)的命运，这位“金华贱”不思改悔，为了贪财又要加害于译本平添出来的英雄侠客“男德”。而《惨世界》硬生生地加上的结局之所以让人感觉突兀，甚至戛然而止，诚如柳亚子分析的，是出于陈独秀的“贪懒”。因为那个有些虚幻的良心发现的“金华贱”，只是跪在“孟主教”房前忏悔的一个虚幻的象征，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可见，与雨果《悲惨世界》相比，《惨世界》中的宗教力量最终没起实质性的作用，而是男德——这个英雄侠客，这个既是想象又是现实中的人物——给拯救“悲惨社会”带来了一点希望。

在《惨世界》里，原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虽然改名了，他还是那么善良，对主角偷自家的银器，依然大方应对。可与此同时，译作者的无神论思想已经跃然纸上了。不仅是他们着力塑造的“男德”自已有无神论思想，“男德”还要向他人宣传，说上帝查无此人，只不过是上古的人想象出来自我安慰的。这时，他似乎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游侠，而成了一个自觉的无神论的传播者，由此，现代革命者的形象隐然出现。

有意味的，不是上帝存在与否的终极拷问，而是译作者对于无宗教后的信仰的解说。《惨世界》中男德的女友孔美丽问：“不信上帝，人生在世，就该信仰甚么呢?”男德答道：“照我看来，为人在世，总要常时问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什么天地，什么神佛，什么礼义，什么道德，什么名誉，什么圣人，什么古训。这般道理，一定要心地明白真理，脱除世上种种俗见的人，方才懂的。”男德的无神论宣传立竿见影，孔美丽深受教育，她的答辞虽然谦虚，内容却比男德更高一筹，她说：“我从来没听过这番议论，所以也就随着俗人之见，人云亦云；好像呆子、瞎子、聋子、哑子一般，不会用自己的知识去想想真正的道理。现在我才算是大梦

初觉了。”“用自己的知识去想想真正的道理”，这种人的精神自主性简直就是前面提到的《国民日日报》编者所提倡的“公民意识”基础了。

1923年，杨鸿烈所撰《苏曼殊传》中径称“男德”有“社会主义思想”，说《惨世界》通过男德等几个人物，“把公产，革命，无神的思想阐发出来”。可具体到苏曼殊这个十二岁入寺为僧，又出入于僧俗之间的“诗僧”，说其有“无神论”思想未免失真。或可说，苏曼殊不过是反感于和尚或教士中的假模假样者，不屑与之为伍，无甚好感，笔下自然是无甚好话了。还是另一早期研究者罗建业1927年所言比较贴合实际。他说：“曼殊虽然是和尚，但他决不如一般宗教徒的一味迷信。章太炎先生说得好，‘皈依净土，非丈夫干志之事’。就如他的祝佑梵天帝释，也不过于病苦呻吟之中，无可奈何之下，聊为说说，以求得些口头的安慰罢。我们且看他在《答庄湘书》，攻击崇拜偶像，和应赴之说，是何等的厉害!”总括地看，“佛教之不足以范围曼殊的心”。虽然佛陀慈祥悲悯、教理博大精微，为曼殊所崇仰，但他的性情“是很好钩深致远的；对于束书不观，自然是很不满意”。因此，“材性的不同，他的思想行为，遂不免有所出入罢了”。

当然，杨鸿烈所说，也并非全错，毕竟《惨社会》(或《惨世界》)不是苏曼殊一人所为，不仅陈独秀的作用不可忽视，《国民日日报》其他编辑人的意见也不能忽视。刊载于“社说”栏的《箴奴隶》中反对宗教崇拜，反对偶像崇拜的意识就十分明确。《说君》里则既有民权思想，又体现出刊物编辑们对于进化论的无比推崇。两篇文章代表的正是编辑部的共同意见。

至于陈独秀，应属彻底的无神论者。在《國民日日报》被查封的半年多，即1904年7月13日，在《敬菩萨》一文中，陈独秀说：“那佛教的道理，像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生不灭的金刚佛，我是顶信服的，顶敬重的，但是叫我去拜那泥塑木雕的佛像，我却不肯。因为那佛像是人做成的，并不是真佛。真佛的经上，明明说无我相，我们反要造一个佛相来拜，岂不是和佛教大相反背了吗?至于白费些银钱，来烧香敬佛，更是不通的事。佛教最讲究讨饭觅食，搭救众生，哪肯叫天下人都因为敬菩萨烧香烧穷了么”。这个典型的无神论观点，竟也与《惨世界》中男德所言无二致，由此推断，男德所言很可能出自陈独秀本人之手，应不致无理。

陈独秀、苏曼殊之所以在《惨世界》里将主教的“仁慈”置之不顾(其实也是置雨果的人道主义于不顾)，并且加以嘲笑，是因为革命并不需要同情和善良的举止。革命往往是无情的，这也许是革命者对革命理解上的偏见，但从某种程度上却是革命的一个事实。可革命又是有情的，因为革命者也是人，所以他不仅会触景生情，而且会欣赏美丽，体验男女之情。这一点可能是《惨世界》在义侠男德之外，又添加了一个天真的女性角色——孔美丽，让译作徒生浪漫的原因。关于此种革命加浪漫，1903年尚是革命青年的章士钊有诗为证：“二十世纪之青年，声声自由与平权……邯郸城南记游侠，枇杷门里寻校书。校书声价千金重，志士苦心来运动……英雄本色侠士风，美人醇酒交错综……豪哉此举良足传，少年中国之少年。”

当代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权威弗朗索瓦·傅勒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革命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跳跃’到另一个社会，也是公民社会由于权力危机而突然‘敞开’并释放出它所携带的全部话语的一整套方式。此种巨大的文化解放，其内涵是社会本身‘封锁’不住的，故随后必引发以平均主义为竞价筹码的权力争夺；而革命意识形态一旦为人民大众所内心化，或者至少为部分民众所内心化，就会变成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典型场所，因其是惟一的参照，是奠基的新合法性，故而更具杀伤性。”

革命先烈的事迹 第5篇

一、她，地下党领导的新声歌剧团队员。

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宣言，号召蒋管区的人民群众，自动拿起武器，抗丁抗粮，减租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开展游击战争。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于1949年春组建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总队湘中一支队第四团活跃在韶山、宁乡、湘乡一带。这年的5月上旬，四团政委周政、政治部主任彭卓夫、宣传股长庞昌成等地下党员领导组建了一支部队宣传队，也是中共潭湘宁县工委(县工委书记是周政)领导的一支唯一的宣传队新声歌剧团，谭健群是新声歌剧团的队员，她随团经受了战斗的洗礼。

新声歌剧团25人，除5人是社会青年外，全是复兴中学的师生，且是全校中能歌善舞、会唱戏、擅长写作又自愿参加并经批准入伍的。她和她哥哥谭以文同时被批准入伍，高兴之余，兄妹俩与父母商量，特意将家里的一匹白马捐献给了歌剧团，解决了团队巡回演唱缺运输工具的困难，受到了四团政委周政同志的表扬。

歌剧团隶属湘中一支队四团政治部，并受中共潭湘宁县工委直接领导。歌剧团经过半个月的学习和演练，即随部队深入实地宣传，披星戴月、沐雨栉风，先后分赴如意亭、永义亭、银田寺、朱石桥、花明楼、夏家湾、城前铺等方圆百里的地方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张贴标语、海报、大字报、出墙报、黑板报，还到群众家宣传访问，晚上点燃煤油灯演出，演唱《一根竹竿容易弯》、《天上的太阳红彤彤》等，演出老解放区传来的《兄妹开荒》、《送鸡蛋》等歌剧和自己编写的《两角钱》等话剧，普遍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群众情绪高涨，不时爆发出掌声和口号声，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剥削压迫等口号。她个人表演的歌舞《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为群众拍手叫好。

6月，四团团长沈诚惨遭杀害。一时腥风血雨，谣言四起，恐怖笼罩在她和战友的头上，可她和战友没有被吓倒，而且愈加坚强起来，还特意在团长遇害地不远的杨林庙进行了两场演出，有效地鼓舞了群众的士气，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警惕性。

她(他)们迎接解放的宣传和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仇视。国民党48师先后两次派军队前来围剿，她(他)们毫不畏惧，与之斗智半勇，在群众的帮助下巧妙周旋。一次在宁乡县朱石桥附近，与国民党军遭遇，她(他)们将演唱道具、乐器分散藏在群众家里，人员化整为零，有的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走出来而安然无恙。一次她(他)们正在复兴中学排演，一个村民慌忙赶来报信：敌军一个连已到如意亭(距学校一里许)，正奔学校而来。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本来可以从后山出走躲避，为了不暴露形迹，她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齐动手，将演唱器材全部藏到了办公室的天花板上，人员则三三两两地分散到教室、操场和办公场所，像平时读书模样。就在这时，荷枪实弹的敌人赶到了，她(他)们个个镇静自若，她和战友成凤英则在操场上嘻笑着拍打篮球，没有让敌人看出半点破绽。待敌人灰溜溜地走了以后，她们互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地拍手大笑起来。

当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先后从宁乡、韶山过境，她(他)们沿途载歌载舞欢迎，并给解放军送茶送水，热情服务。当解放军停下来休息时，同解放军拉歌对唱，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她个人高展歌喉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军为她拍手叫好！

她，在参加新声歌剧团迎接解放的活动中，克服了生活上的很多困难，忍受四团团长被杀害的痛苦，与国民党48师和地方反动势力作过顽强斗争没有被打垮，没有被拖垮，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意志，经受了考验。

当时，她还不满16岁，就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奠定了人生的发展基础。

二、她，为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人民教师。1951年初，当地党政领导安排她在地处深山老林的杨林乡凤形村周家庵小学教书，一个人办一个学校，白天教复式班的学生，晚上替青壮年扫盲。吃饭、睡觉同庵内一个尼姑一起，工作和生活都非常艰苦，可她满腔热情地工作，群众称赞她：人小神通大，年轻好老师。1956年，她被调到湘潭师范进修。结业后，在党的教育路线指引下，先后在光古塘、东湖、梅湖等七所学校任教，教与学相长，工作很认真，较快地成为了教学骨干、合格的老师。

千教万教，教育求真。从1951年起到1982年离休的30多年里，她热忱教育，勤奋如一日，德以修已，教以导人，热爱学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的劳累和生活的艰苦，使她从60年代的中期起身体就瘦弱多病，可是从来没有请过病假，总是打起精神抓好教学。1970年，她得了一场重病，她唯恐请代理教师影响教学质量和班级工作而不请假，学校领导要为她请代课教师也被她婉然谢绝了。她的工作精神使全校师生无不为之感动，也感动了周边的群众，有的家长赶来学校慰问她。

她的课堂教学质量高，先后38次在学校、学区主讲公开课(示范课)，其教态、教法、教学质量等均为优秀，堂堂课受到好评。平时，她对年轻的老师传、帮、带，与人亲密无间，教人不厌、诲人不倦。至今，还有些老师对她的表率作用记忆犹新，有的说：我是谭老师带出来的，谭老师是我们老师的老师！

她，担任过14届学生的班主任，积累了一套做学生工作的经验以爱动其心，以严导其行；抓两头(优秀的和后进的)，带中间，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凡她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几乎期期是学校、学区的先进班级。

她，与学生及其家长关系好，不止是平时的家庭访问工作稠密，而且长时间对学生及家长尊重。农村在大跃进、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别看学生每个学期只交23元钱的学杂费，竟有不少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交不起。学校无奈只好规定不缴费就不发书籍课本。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家长纷纷来学校请求班主任担保。她无不给以同情，每个学期都要替几个或十几个学生作出担保。每个学期都有还不起学杂费的，要为学生掏腰包。那时她自己每月的工资只28元，可是视学生的困难为自己的困难，乐此不疲，克已助人。

在她晚年，特别是患病期间，不少学生前来看望慰问她，热泪盈眶地叫她老师，也称呼她妈妈、奶奶。

精育桃李遍天下，锤炼丹心照后人。她，教过的学生成千上百，现在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战斗岗位上，闪光发热，放出光彩。正谓：蚕烛精神欣乐业，成灰犹护百花红。

三、她，营造文明家庭的贤妻良母。

她，继承优良传统，发扬时代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而精心营造文明家庭，是一个出色的贤妻良母和治家能手。

她的丈夫是干部，与丈夫较长时期过的是牛郎织女生活。家务劳动、家庭教育、家庭建设的担子重心落在她的肩上。她在营造和美家庭方面，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率先作用。

环境影响人，教育起主导作用。在这里有必要谈及她的身世。她出身一个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她祖父谭文炳系民国时期湖南省的参议员，与当时湖南省督军、省长谭延闿交往甚厚。谭下乡视察民情，曾来他家住过3天，对他的修身齐家之道倍加赞誉，临行前给他题留了一幅对联，联云：正直为人，哪怕奸邪生百计；公平处世，何愁律法有千条。又传：她父亲与韶山五位烈士之一的庞叔侃是郎舅关系，农民运动期间，庞多次到过她家。正直为人，公平处世，积善福世，读书成才，是她家和家里人的处世哲学和治家之道。她家读书的人多，参加革命的人多，这些对她有着潜移默化的环境影响。

她，把传统的伦理治家方法，紧密联系自己家庭的实际和时代需要，坚持家庭关系以和为贵，家庭经济量入为出，家庭教育琢玉成器，家庭建设文明为先，精心营造文明家庭。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她工资收入低，物资奇缺，生活困难，工作繁重，恰值儿女们出生、抚养、教育的当儿，全家大小饿肚子的事时有发生，真的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可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以超人的毅力度过了难关。

她，亲情寓于家情，对儿女们、孙子们关爱有加。在她的主导下，全家14口人，事业上互相支持，爱好上互相尊重，生活上互相体贴和关怀，有了欢乐合拍共鸣，有了困难同舟共济。她与儿女、媳、婿关系水乳交融，情融理顺，不闹意气，连一句伤和气的话都冒说过。

她，突出家庭教育，重视家庭读书。家里常藏书一千多册，常备报纸和杂志。长期坚持藏书、读书和用书。她天天读，特别是离休以后，把读书作为第一要务，只要有时间就读书阅报。她严格要求子女、孙子们认真读书。大外孙当年参加中考，当时韶山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只26%，担心孙子中考失落成了她心头上的石头。于是自己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替孙子补习功课，直到考上韶山学校，尔后又考上了长春航空大学。目前在空军18师任职，已有8年军龄。

她，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大，儿女们、孙子们在家庭浓厚的读书氛围中成长。儿、女、媳、婿8人中，有大学文化的6人，高中2人；有中共党员6人；有公务员6人。4个孙子均有大学文化(含两个正在读书)，其中2人已是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

她丈夫退休以后作文著书，她不仅在精神上支持和生活上照顾，而且帮助审阅书搞，提出修改意见，在付印书搞时替其校对，使《家庭和谐与进步》、《感悟人生》等三本书相继问世，成为了给世人留下的精神哲学。

她营造文明家庭的成绩受到群众的赞许，经过民主评定，1997年被中共韶山市委、韶山市人民政府授予十佳文明家庭称号；同年被湘潭市妇联授予五好文明家庭称号；2002年被中共韶山市委宣传部、市新华书店授予十佳藏书家庭称号；2005年被中共湘潭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等八个部门授予学习型家庭称号。

她的一生，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华年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在平凡的生活中，她活出了人生价值，达到了完美境界。

周金城革命事迹 第6篇

周金城革命事迹

周金城（1909年---1933年），名文进，播义头会（今分水镇协力村七组）人。他出生贫寒，自幼爱习文弄武，曾入私塾就读年余。9岁时，因父亡而辍学，助母耕种度日。1926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即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大地，周金城踊跃参加，率先在分水地区组建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带领农民向地主豪绅展开斗争。1927年3月，毛泽东、邓演达在武昌都府堤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周金城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7月，由夏明翰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周金城学成归来，根据中央指示，积极组织分水地区的秋收暴动，组建了天汉游击大队，周金城任大队长。1928年，大革命转入低潮，周金城调任湖北省委，任天、汉、沔三县专员。1930年12月，周金城回分水，联合汉川游击大队刘英等人，组织了巧袭分水的战斗，沉痛地打击了驻分水的国民党军孔部及地主武装周天贵部。1931年，大革命失败，周金城避难于洪湖。但他心细革命，化装为卖耍货的小货郎，奔走于武汉、汉川、洪湖之间，寻找革命组织，组建革命队伍，1932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周金城在汉口被捕。先关押在武汉警备司令部，敌先诱以高官厚爵，后施以酷刑拷打，终难撼其志。1932年12月，周金城转押汉川监狱。当时国民党县长陈振均设庭刑讯，周金城当场怒斥陈振均，我是天、汉、沔三县专员，你有什么权利审我！1933年古历正月二十一日，周金城被敌杀害于汉川城关。在赴刑场的途中，呼喊着革命口号，在临刑前，周金城大声喊道：“再过二十年，老子们再来！”被害时，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