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实质和任务

翻译的实质和任务（精选8篇）

翻译的实质和任务 第1篇

翻译的实质和任务

翻译的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这里所说的“意义”，包括概念意义（conceptive meaning）、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形式意义（formal meaning）、风格意义（stylistic meaning）、形象意义（figurative meaning）和文化意义（cultur4al meaning）。由此可见，意义转换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而不是平面的、单向的。

概念意义是语言信息的核心和主体。概念意义包括词、词组、句子及超句群（语段）等四个层次的语义内容，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中，语义内容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表达了什么(what is expressed)，其二是怎么表达的(how it is expressed)。就翻译理论而言，对概念意义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双语对比中探求语义对应(semantic equivalence)，其中包括双语对事物或物质实体所指的同一性，以及在双语转换中的行为模式和可采取的基本手段。毫无疑问，对概念意义的研究是翻译理论的中心课题之一：归根结底，概念意义的转换是全部意义转换的基础、轴心和主体。

语境意义。任何词语、语句和语段都必须处在特定的词语联立关系即上下文(context 或 the frame of words)中，又受到特定的、大于上下文、扩及相关的社会交际情景即广义的语境的调节。因此语境是意义的基本参照系。孤立的词语的意义必然是游移不定的。比如face 一词，可以当“面容”讲，也可能指“表面”（如支票、货币的“表面值”）。究竟当什么讲，只有放在以下的词语联立关系中才能使语义变游移为稳定：face value（票面价值），face lift（整容、美容）。这是最简单的语境，也就是“搭配”。

形式意义是语言符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任何概念意义都必须以某种形式（在原语作者的心目中一般是最佳形式）表现出来，使符号所承载的内容成为可感知（听觉和视觉）的实体。形式意义指语言文字形式或章句安排及篇章结构在形式上的特征。许多修辞格以及诗歌和汉语的对联等语言的特定样式通常具有鲜明的形式意义。形式意义还包括语言结构形式转换时产生的暗含意义（包括形式不同所产生的褒贬、轻重、分寸等差异），比如主动式与被动式；分词、不定式与动名词之间的语义微差。

风格意义指原文风格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意义，包括文体特征及作家个人的用语及行文特征。对风格意义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探求所谓的风格对应(stylistic equivalence)。风格意义属于高层次的意义构成，因此对风格意义的研究属于翻译理论中高层次的研究。

形象意义指词语的修辞比喻义。修辞比喻义是词语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到比喻意义的发展和转移。形象比喻是语义的一种着色手段(colouring)，使之不同于“白描词”(plain word)。形象意义为人的思维提供一个有形、有色、有声的“映像”(image)。显然，它是一种有表现力的意义表现手段。形象意义一般可以分为隐喻意义(metaphorical meaning)、明喻意义(simile meaning)和换喻意义(metonymical meaning)。三者都是以事物的形状（形象）做描绘手段产生的意义。如riverbed（河床），以“床”的形状描绘河流之底。这类词可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体。还有一些隐喻性形象词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体，如bottleneck（马路狭口交通拥挤处）。这就为意义转换提出了可译性问题。换喻性形象词指以一种具象事物代替与此相联系的抽象概念，比如以brain代思想、思维、智能，rack your brains意思是“动脑筋”。这种词义的演变方式如何在语际转换规范中加以概括，以确保词义色彩的转换，是方法论的重要课题。

文化意义是语言载体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质。语言文字是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文字是一种文化的信息符号系统。民族的社会文化，无不反映在这个符号系统中。毫无疑问，不顾语言的文化含义，无视语言中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多棱镜映像”(prismatic images)就必然回导致意义丧失，因为文化意义也参与语言的交际功能。

翻译的任务是在尽可能发挥翻译的社会功能的条件下，实现语际的尽可能完善的意义转换，寻求尽可能准确的意义对应。

语际转换可以是多层次的：有语音层的转换，即音译，有语言文字形式上的直接“移植”，如拉丁语、法语、德语词语之移植于英语中。语音层和文字形式的转换都是语际的表层转换。翻译关注的中心是意义层的对应转换。意义转换是语际间的多向度深层转换。因此，翻译的实质就是在诸多层面和方位上，运用双语转换基本作用机制所决定的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法，为达到意义转换的目的所进行的语际活动。

语际的意义转换不能是随意的，它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才能使翻译成为有意义的社会行为。翻译的标准，就是语际意义转换的规范性制约条件。

翻译是一门科学，有其本身的内部规律、行为模式、作用机制、工作规范和实施程序。翻译涉及的是从形式到内容、从语音到语义、从达意到传情、从语言到文化的多层次、多方位语际转换，从事翻译的人必须运用自己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同时，翻译又是一种艺术，有其本身的艺术法则、美学特征、审美意识系统和体验过程。从事翻译的人还必须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赋予自己的成果以美学价值。翻译是一种艰辛的分析--综合性脑力劳动，但又是一种另人神往的艺术创作，它要求其从事者倾注才情，乃至毕生的精力，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外域的积极借鉴作为参照信息。

翻译的实质和任务 第2篇

论等值翻译转换规则的实质

语言内部层次之间的转换规则是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规则的基础,语言转换生成法则根据的.是普遍语法.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转换规则与语言内部各层次间的转换规则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揭示了这两种转换在翻译过程中是密切相关、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表明了语言的转换生成规律不但存在于一切语言的内部,而且也存在于互译语言之间.

作 者：皮方於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41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6(5)分类号：H315.9关键词：翻译 层次 转换 规则

翻译的实质和任务 第3篇

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一定时期内制定的目标体系, 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英语教学的目的是教师主体进行描述的, 是对教师的活动的一种期望, 也是对学生完成学业后整体品质的评价, 比如培养各个专业从事国际交流的双语人才等, 这样的人才在语言方面要求至少是双文化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母语加英语的拼接, 它需要强化训练。同时, 双语能力培养具有阶段性。学习英语的进程, 可以说大致有三个境界:第一,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依靠本族语学习英语的境界, 如借助本族语的讲解、注释, 依靠口头、笔头或心头的翻译, 使用带有翻译的词典及参考书等来理解英语。这时的翻译活动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第二, 通过英语学英语的境界, 如阅读英语的注释、讲解、参考书、原著、英语讲解的词典等等, 提倡用英语思维, 体会英语的精神, 利用英语建立英语的规则系统。第三, 能在英语和本族语两种语言系统之间建立联系, 在两种语言间自如地来回转换的境界, 这是英语学习者终生追求的目标。以上三种境界虽然可能有交叉或平行, 但是大体上可以代表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阶段。英语教学通常在前两个阶段尽可能地避免翻译。具体的做法是, 代表第一个境界的阶段, 可以尽量缩短, 有人甚至主张跳过或绕开直接进入第二境界。大多放弃第三阶段的追求, 认为第三个阶段严格说已经属于翻译专业修养的范围, 唯有第二境界是英语学习者的中心。这个发展模式将翻译放在最高的阶段, 这就人为地划定了学习者的禁区。我们认为只要控制适当, 各种能力训练可以交叉进行。它们可以互相促进, 根据学习者特定的学习任务通过有意识地控制而避免干扰。大学阶段所达到的基本能力目标表明, 大学生完全具备向第三境界跨越的条件。因此, 大学英语教学要重新审视翻译训练。

二、翻译训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证明

在英语教学法的历史上, 翻译法是最早的教学方法。19世纪后期开始了英语教学法改革, 同时对翻译法加以批判, 翻译法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或被融入其他方法 (如自觉对比法、自觉实践法、认知法等) 之中, 因而成为一种辅助的教学手段。近些年来有人开始为翻译法正名, 但基本观点仍然是把它作为有效的辅助手段来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误区。翻译在英语教学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我们要论证三个相互关联的假设:英语教学离不开翻译;翻译有助于语言学习;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有助于翻译教学。

三、正确认识母语负迁移的正面作用

一般认为母语负迁移指的是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中使用已有语言知识并且出现了错误。这一观点将负迁移定性为“错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积极的划分应该是自我意识迁移和非自我意识迁移。还可以分为有控制的迁移和无控制的迁移。所谓自我意识的迁移是能够有意识地评价审视自己的语言输出。所谓负迁移实际是学生在缺少自我评判标准和意识情况下创造性融合的进步阶梯。教师从这个进步阶梯开始为下一步指导学生的起点阐发、启示、改造形成新的融合。我们并不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所谓负迁移, 我们宁愿称这种负迁移为“创造性融合”成无控制的迁移。减少翻译训练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认为翻译会加剧母语的负迁移。但是“迁移”暗含着一个不当的比喻, 即语言学习是“运动”。这种比喻不利于语言教学。迁移意味着带着母语的习惯旅行, 有些教学方法都力图割掉学习者与母语的联系。实际上语言学习是融合过程, 在融合中提升的过程。

四、翻译训练灵活多样, 有效利用母语负迁移

比较教学法认为, 翻译训练活动可以是一种自觉地防止母语负迁移作用的活动。但是防范的心态是增强学习者焦虑的根源, 不利于学习。学习者会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实际上越是大胆实践的人、越是敢于利用原有认知结构创造性地融合的人, 英语的进步就越快。越是将英语夸大为一种完全与母语不同的人就形成一种暗示, 即学习时充满错误的过程。虽然正视了错误, 但并不是完全积极的。

首先, 翻译训练要经常性与系统性。英语教学不应只注重单词解释、篇章的简单翻译和单元后的练习。而应该经常性地对学生进行翻译专项训练。同时可以借助英语专业翻译训练的理论。其次, 翻译训练兼顾趣味性。翻译训练不一定完全依赖书面材料。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展开。再次, 翻译训练强调跨文化性。这主要是针对翻译训练的材料选择来说的。材料的选择要注重异国文化特征强的材料。通过中外文化的对比, 既进行了翻译的练习又进行了一次文化的交流。最后, 还应该注重对母语文化修养的培养。翻译训练要求教师加强跨文化交际、语言对比和翻译方面的训练, 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翻译训练的技术程序。这样才能避免传统翻译法的弊端, 将这一教学路径放在培养国际双语交流人才培养的背景中加以改进, 这样才能达到具体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英语翻译教学实质的探索 第4篇

关键词：英语翻译教学；教学实质；英语翻译专业

基金项目：教师科研基金“十二五”教育规划重点课题，子课题名称：外语翻译教学的实质及教学方法，子课题批准号：KYC127

H319

探索英语翻译教学实质，是树立正确英语翻译教学观念，实现英语翻译教学模式革新的关键所在。尤其是随着国际交流的越发频繁，对于合格翻译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各个高校以英语翻译教育生态学为基本视角，去探析现阶段英语翻译教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实现英语翻译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教育生态学与英语翻译教学

教育生态学认为教育教学从本质上来讲是生态环境，教师和学生作为环境因子，其他会对于教师和学生产生影响的因素都称作为生态因子，如教育设备，教育制度，教育管理等，环境因子和生态因子融合起来，形成具体的教育生态环境。建立动态的，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学生往往可以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使得其成为教学主体，并且使得生态因子和环境因子可以得以协调发展和进步。

依照教育生态学的理念，英语翻译教学就是需要构建健康和谐的英语翻译教学环境，使得学生能够切实参与到英语翻译理论学习中去，以达到英语翻译教学质量的提升。简单来讲，我们可以以教育生态学去审视英语翻译教学实质，并且通过对于现阶段英语翻译教学工作的总结和归纳，使得英语翻译教学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和进步。

二，英语翻译教学工作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通过对于英语翻译教学工作的总结和归纳，现阶段的英语翻译教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归根究底来讲，这就是对于英语翻译教学实质不理解的原因所致的。具体来讲，可以从如下角度进行探析：

2.1英语翻译教学存在局限性

通过对于英语翻译教学工作的总结和归纳来看，英语翻译教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具体来讲，其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看，教师选取的翻译内容都是文学作品，所培养的学生也仅仅懂得如何做好文艺作品的翻译，但是实际上社会对于商务英语的翻译需求量更大，文艺资料和商业资料之间的翻译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往往很难适应社会职业对于翻译工作的需求。其二，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看，教师一般情况下都会扮演着主导型角色，首先将文章中的语句，词汇都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去进行翻译，这样难免会使得学生形成懒惰的思维模式，独自翻译工作难度也不断提升。从生态教育学的角度来讲，这就相当于花盆效应，将学生局限在特定的翻译领域中去，难以实现学生独立翻译能力的提升，也是客观存在的。

2.2英语翻译教学的生态失衡

真正有效的英语翻译教学环境，是一种健康的生态观，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教师和学生能够和谐相处，合理配合，并且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使得英语翻译教学质量的提升。但是实际上来讲，英语翻译教学的生态失衡，是很普遍的。具体来讲，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翻译教学大纲随意性太强，没有将学生的兴趣考虑进去，不利于良好教学环境的营造。一方面学生感觉到课程教学大纲没有其感兴趣的内容，会对于翻译教学工作失去兴趣；另外一方面，教师制定的教学大纲存在片面性，难以结合市场职业需求制定，不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其二，翻译教材选择不合理。从本质上来讲，翻译教材也是生态型教学的重要因子，保证其科学性和专业性，是开展教学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现阶段高校翻译专业教材的选取，过于守旧，教材内容脱离时代，教材在讲解新翻译技巧方面存在很大局限性。其三，翻译教学的方式方法过于单一，难以进行高效的课程设计，课程内容的实践性不足，也就难以保证沿着生态规律的方向去开展翻译教学工作。

二，教育生态学下英语翻译教学实质的探索

以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去审视英语翻译教学实质，规避现阶段英语翻译教学的花盆效应，使得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各个因子都可以和谐共存，在此基础上形成生态型的课堂。具体来讲，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2.1开放教学法

教育生态学认为，开放的系统是进行信息交流的最佳环境，才是有利于教育生态发展的。因此，在开放英语翻译教学的时候，积极将开放教学法运用其中，营造平等自由的教学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讲，教师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实现教学知识的总结和归纳，使得自身的人身经历得以丰富化发展。教师应该不断涉猎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积累专业术语，扩展课程知识体系；其二，重视先进教学手段的应用，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英语翻译教学环境中去，以形成自身独特的英语教学风格。

2.2实践教学法

从本质上来讲，翻译教学隶属于实践性的课程，应该在叫教学管理过程中以实践教学的方法去进行。这就需要改变以往的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翻译教学方式，积极与企业实现联合，并且与翻译公司实现长期合作。具体来讲，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其一，积极将专业翻译公司的译员纳入到高校翻译教师体系中去，以兼职的方式去开展教学，使得学生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翻译技巧，以實现学生实践翻译能力的提升，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封闭生态教学环境。其二，积极带领学生参与到翻译公司的兼职工作，使得学生亲自参与到实践翻译工作中去，由此不断积累学生实践翻译能力。

2.3和谐教学法

教育生态学下的英语翻译教学实质就在于使得翻译教学中各个因素可以和谐发展，并且形成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局面。为了能够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教师准确的界定自己的地位，并且依照学习习惯和个性特点，去制定有利于翻译教学生态环境的课堂方案；其二，改变以往一言堂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使得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翻译教学习惯；其三，处理好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教师做好教学引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到实际教学过程中去。

三，结束语

理解英语翻译教学实质，是树立正确英语翻译教学理念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本文仅仅是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去探析英语翻译教学工作，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达到更好的含义教学质量，教师还可以以多种维度去进行探析。相信随着英语翻译教学实质理解程度的提升，英语翻译教学质量会得以不断提升，教师应设法让学生在良好的条件下自然地、和谐地成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曾立人，肖维青，闫栗丽.基于云服务的校企合作翻译教学生产平台设计研究[J]. 上海翻译. 2012（04）

程朱理学的特点和实质 第5篇

(1)程朱理学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与先秦、汉唐儒学相比，程朱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理论化。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道家和儒家。但是，儒学家们并没有像道教那样快速作出反应。唐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代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

(2)程朱理学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其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批评佛道的学说为“虚学”。他们认为的虚实之别的`标准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然而，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在本质上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

(3)程朱理学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程朱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带有明显的佛道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的“道统”;其三是把佛教与道教的禁欲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浅谈管理沟通的作用和实质 第6篇

浅谈管理沟通的作用和实质

什么是沟通呢？所谓沟通，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从沟通的过程分析，它是不同主题之间信息的正确传递，不管是在学习中，工作中，我们生活中处处都需要沟通，我们在平日生活中的交谈，网络上具有隐蔽性的聊天，商业上的谈判和会议的开展等等都是属于沟通的某种活动。

对于每个一个管理者来讲，学会有效地沟通是一种最基本的技能，也是每个人生活中占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自行为科学学派创立以来，沟通也成为了管理学家研究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沟通对我们如此的重要呢？它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由此就可以引出第一个论据：管理沟通的作用。

通过课堂上，老师结合课本上知识的分析讲述和自身反思和联系。得出，管理沟通的作用可以从个人和组织两个方面讲，第一，是从个人角度看；第二，是从组织的角度看。

在个人角度方面，沟通是一个个体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原因是达到成功的自我沟通。自我沟通是一种对自己的认知，定位和反思的过程。首先，是认识自我，审视自我的动机和思考自我。借我们大学生活为例子，在大学活动中参加学生组织活动，总有的学生会不满上级的安排，无法说服自我，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那是没有认清自我的动机。倘若认识到自我在学生组织工作中的价值，就不难发现每一个上级安排下来的工作都是能够是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那么就会避免工作效率低下或者是达不到目标的情况。第二，是提升自我，修炼反省自我。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自我定时做一个反思，例如通过日记或者是书本上的知识来对自己自身做出思考。在《论语》中也有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无疑是一种对自身认识的提升。第三，自我超越，指的是突破极限的自我实现。在前面两个阶段中认识“原我”动机，价值，对其反思，接下来就需要超越，例如设定目标是能从别人角度思考问题和接纳他人意见的自我，在其过程中不断“扬弃”自我，达到自我的一种真正锻炼。自我的沟通中通过三个阶段来对个体自我达到提升。

在组织角度方面，沟通是效率和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首先，表现在高层管理者的核心任务上；其次是在对变革上的支持，即运动沟通的方式在管理变革的过程中消除某些矛盾；最后，是在人际情感上。结合实际的经历，我就在此浅谈，在组织中，以高层管理者为主导的沟通和人际情感的沟通问题。

通过了解和自身的体验在学生组织中工作中得出，处于部长对于干事的沟通尤其重要，高层的管理者在组织中主导地位的部长，不仅是要对组织的工作有深入的了解和实践能力，重要的是，做药与下级沟通的能力。不难发现，很多部长会埋怨，干事们工作积极性不高，另外在会议上多处于沉默，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问题更难以发现和解决。而也出现了干事们不少的心声是，没有在组织中感受到温暖，与部长存在着距离感，工作和会议过于繁多，导致积极性急速下降。这些的矛盾都是源于一个沟通上的问题，上级的部长与下级的干事没有做好沟通的工作。相反，在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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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沟通》课程论文

个组织中，部长在招新活动中就活跃与干事打成一片，鼓励干事直呼其名，虽然工作和会议繁多琐碎，干事工作积极性和出席性都非常高。另外在工作之余也做好与下属沟通工作，在能力范围内为干事解决他们生活，工作上的问题。而在换届期间，由于干事们在组织上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凝聚力，留任的干事 会相比于其他部门的多。这难免让我想起联想企业公司的一个沟通变革事件，为了提高企业内部之间的沟通交流，经理级以上的领导都呼吁下属直呼其名，这让联想公司的员工不仅感受到一种平等的待遇，也让企业内部更加凝聚，积极性提高了。

如何与下属沟通呢？又如何主动与上司沟通呢？

在作为上次角度，第一，根据下属的“能力——意愿”特征选择沟通，通过能力的高低分别安排意愿程度高低的工作；第二，学会运用客观事实赞扬和批评下属，有效激励。而作为下属与上司的沟通可通过了解不同上司的特征，采取相应的策略以实现不同对象的有效沟通。例如，在创新型特征的上司沟通时，应让他们参与解决问题中来；在官僚型的上司沟通时，应记住“方法比内容重要”的原则，必须使自己的风格适合于上司的风格；与实干型上司沟通时，就应该注意自身的主动性。

从两个方面浅谈了管理沟通的作用，而要去实现成功的管理沟通，要保证信息的正常传递，从而实现管理沟通的作用，就需要沟通双方建立换位思考的理念，“换位思考”也正是管理沟通的实质，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沟通的策略，具备这种理念是良好沟通的第一步。以简单的日常生活为例，在宿舍生活中的发生的矛盾，家庭沟通中矛盾，还有前面所说到的上司与下属在工作上的矛盾，甚至在自我沟通过程中都强调了换位思考的问题。若要做到换位思考，就要了解自身的三个问题，第一，受众需要什么；第二，我能给受众什么，第三，如何把“受众需要的”和“我能提供的”有机结合起来？

在沟通的过程中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问题其实都不难解决，这些问题都能避免，再由上面列举了的例子来说，部长如果站在下属干事的角度思考，发现他们倒吸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沟通交流，一种团体的凝聚感，部长就可以从这方面下手，开展多点部门活动以提高部门内部凝聚力，把他们需要的和自己能提供的有机结合起来，真正达到了换位思考，除此之外，还能更好地建立并强化良好的人际关系。

论雷锋精神的实质和时代价值 第7篇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49周年。在近50年的时间里，雷锋在亿万人民群众心中，始终是一个光辉的榜样，雷锋精神始终是全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标杆。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精神产品，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应如何体现其与当前时代特征相适应的时代性？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是什么？应如何适应时代要求丰富和发展学雷锋内容和形式，实现雷锋精神的与时俱进？

一、雷锋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实质

所谓雷锋精神，就狭义而言，是对雷锋的言行和事迹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和崇高品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就广义而言，它已经升华为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锋的崇高品质为基本内涵的精神价值。雷锋精神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奉献精神”。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二是“傻子精神”。就是不计较个人待遇，不计较个人辛苦，不计较个人得失。集体在前，个人在后；他人在前，自己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三是“钉子精神”。雷锋对待工作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努力以钉子的“挤”劲和“钻”劲，使自己成为工作的内行。

四是“艰苦奋斗精神”。雷锋出身贫苦，深知生活的艰辛。因而，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五是“螺丝钉精神”。雷锋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整体之中，立志在平凡的岗位中，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乐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五个方面的精神概括起来，其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雷锋精神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国家新型人际关系孕育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以及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

1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根本指导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确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对人的精神价值提出了新要求，这种新的精神价值要求集中表现为：突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弘扬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强调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总之，这种精神价值就是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阶级立场为基本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雷锋的出现，正是这个新的社会和新的时代各方面条件孕育的结果。雷锋精神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际关系的真实反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人际关系最核心的东西，从经济上说，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雷锋精神反映的正是这种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利益关系；从政治上说，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性质。雷锋精神反映的正是人民行使掌管国家权力的主人翁意识。可以说，雷锋精神所体现的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的代表形象，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民的新特点。

二、市场经济时代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

斗转星移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30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都与雷锋时代有了巨大的区别。经济方面，由单一的计划经济演变为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方面，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文化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利益结构日益分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和多元价值文化已经形成。在这种历史变化的脉络中，以下两个问题对于我们当下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雷锋精神，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中，是否已经过时？雷锋精神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雷锋精神与市场经济社会是否相容？

抛开雷锋精神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把雷锋精神所涉及的问题化约为关于人与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雷锋精神强调的是利他而非利己，利群而非利我，亦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此而言，雷锋精神似乎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市场社会的价值观不相容。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的理性“经济人”，正如亚当•斯密的经典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因此在市场经济中，自利或利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市场经济是按自利或利己原则运行的，是由“经济人”的自利或利己动机驱策的经济。这似乎与雷锋精神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动机是矛盾的。但市场经济的自利或利己原则又包涵利他的一面。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在交换中必须遵循两条基本规则：一是相互交换规则，即有支出必须有收入；二是自愿交换规则，即任何交换，任何权利的相互转移都必须是交换各方出自自愿，不能出于被迫。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完全以自利或利己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在市场交换过程中，每个经济主体都有自利心，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经济活动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实际进入的是一个“合理竞利和互相需要的体系”，其自利或利己的动机会受到制约，纯粹的“利己”或“自利”是不可能的，每个经济主体必须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是互利共赢，经济主体要获得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满足他人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更好地满足他人的需求，谁能更好地为他人服务，谁就能获得较多的利益，为此经济活动主体必须有为他人服务的意识、观念和行为，否则只能获一时之利，无永久信誉和利益。市场经济在客观上仍然要求服务的观念、精神和行为。因此，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是互利的，而非自私的或自利的。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互利属性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相容通的。

显然，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简单对立的、矛盾的，而是相融通的。市场经济时代，雷锋精神并未过时，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此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雷锋精神不是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问题。那种所谓的“雷锋精神过时论”是不可取的。但任何社会价值观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雷锋曾经生活过的时代，谁也无法阻挡时代发展的车轮。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孕育出来的雷锋精神，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注入新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和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在市场经济时代，如何诠释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深入地结合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包括利益关系发生的变化，来深入地剖析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寻找雷锋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的共同点。当今

时代，是一个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与这一时代相对应的人际关系，已很难简单以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概括和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了互利性的物质交换，人的精神需求就无法得以满足。利益既是人们奋斗的目标，又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内在动力，对利益的追求推动人们进行各种活动，进而推动人本身的发展。这就必须让人在服务他人、社会的同时也能从社会上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所以人们在发扬雷锋精神时，应该考虑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必须兼顾利我与利他，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就此而言，雷锋精神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需要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雷锋精神所追求的“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也不能再简单的理解为单纯个人的无私奉献，个人无限牺牲，而应阐释为在集体中实现个人价值、在个人价值的实现中提升集体价值，是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双赢互动。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个人的自我价值目标不是孤立地存在的，社会价值目标有赖于无数自我价值目标的有序整合。只有以自我价值目标促进社会价值目标，以社会价值目标带动自我价值目标，才是雷锋精神的真正价值理想。雷锋精神正是体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

三、市场经济时代如何弘扬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相通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目标是一致的，时代呼唤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在当下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时代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和形势与过去截然不同。新形势下要有效地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断丰富学雷锋的内容，创新学雷锋的形式，让雷锋精神与时俱进。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时代，学习雷锋必须立足于以下两点：

首先，必须立足于层次性，在把握雷锋精神的基本方面，继承雷锋精神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开展多层次的学雷锋活动。雷锋精神本身是一个有层次、多元化、动态的结构，而不能是单一的结构。在今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个人利益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多元化发展的情况下，对社会的全体成员再片面提倡、宣传“无私奉献”实际效果不佳。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要使雷锋精神得以实现、扩展和延续，成为一个动态的持之以恒的过程，雷锋精神应该是有层次的、动态的。学习雷锋精神应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的要求，采取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对于广大的党员干部及先进分子，可以提倡、鼓励其发扬和实践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而对一般的党员以及一般民众，主要是提倡和鼓励其发扬雷锋的“助人为乐”、“互帮互利”的团结协作精神。同样，对雷锋精神的认知、学习和宣传，也不能单纯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舍已为人”等无私奉献思想上，而是应该在提倡奉献时将“利己”或“私利”定位在合理的范围，从过去的主要宣传、学习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到主要宣传、学习雷锋的“助人为乐”，“互帮互利”、“团结友爱”的团结协作精神。

其次，必须立足实践性，把雷锋精神融入日常行为中。雷锋精神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在实践中它的价值才能够凸现出来，才能被实现、发展和升华。可以说雷锋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平凡之中见伟大，细微之处见精神，这种注重实践，从小事做起为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本体提供了现实载体，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注重实践性要求我们不能把雷锋精神简单的抽象化、概念化，而是要让雷锋精神回归现实，回归人性。新时代的雷锋精神需要认真做事，踏实做人，真心为民；新时代学雷锋，注重的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行动，而不是观念世界抽象的概念。要把学习雷锋精神的实质同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探索新的学雷锋的载体和形式，真正把雷锋精神渗透于道德实践活动之中。要坚持与时俱进，力戒形式主义，使学雷锋活动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使人们在自觉参与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升华。

翻译的实质和任务 第8篇

作为一名外语学习者, 翻译是既不能也不愿避开的一大领域。对于外行人来说, 翻译无非是在外语与母语之间的信息转换, 起的是传达作用, 只要对所学外语的语言知识熟练掌握便可毫无困难地从事, 因此翻译便被理解为一种纯技术活动。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译者的存在就显得意义不大了, 因为机器翻译几乎也可以完成上述的任务和要求, 所以说事实远非如此。

二、翻译的实质

那么, 翻译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许崇信老师说过:“翻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 它既是模仿, 又是创造;既是语言的, 又不是语言的, 这中间异同共在, 得失并存。”因此可以看出, 翻译并不像其被误解的是一种纯语言技巧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 文化的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可以说, 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正是翻译的目的和特点, 翻译的文化功能也在于介绍传递文化信息。文化之于翻译, 犹如水之于鱼。没有水的环境, 鱼是无法生存的, 同样, 离开文化环境, 翻译也就无从谈起了。脱离了文化背景的翻译, 只能是干巴巴的文字组合, 使人嚼之无味, 毫无兴趣。而只有在翻译的过程中融入文化因素, 置身于两种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中, 才能既不违背译出语所要体现的文化特色, 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译入语读者群的文化知识, 真正起到文化桥梁的作用, 扮演两个文化群体的良好的沟通介绍者。

然而, 要想做到翻译与文化的合理融合也并非易事。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译的过程中, 如何把握译入语与译出语各自文化背景的体现度。在译文中应该对译出语文化毫无保留的体现呢, 还是要尽可能体现译入语文化的韵味?翻译史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层出不穷, 然而结果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执己见, 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统一一致的观点。

首先, 翻译之称为翻译, 便不是纯粹的创造, 它是将已有的作品用另一种文化中的语言表现出来, 因此原作便是其存在的基础。译作要体现出原作所代表的那种文化气息, 要将原作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尽可能准确完整地传达出来, 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才能促使两个民族互相之间的文化认识和了解。比如说德国作家歌德的鸿篇巨著《浮士德》, 由于其意义深刻, 语言和思想等都具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和研究价值, 因此在德国拥有的青年读者不多。可想而知, 其思想意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会显得更加遥远和陌生, 因此中译本拥有的中国读者会更少。但即便如此, 在译的过程中也要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体现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而不能为了拥有更多的读者淡化原作中特有的文化意义, 甚至为了迎合中国读者按照中国文化的常用方式表现作品。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少数中国学者在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欧洲特有的宗教文化之后领会原作内容并进行研究, 进而将其传播给更多对此感兴趣和有能力的中国读者。

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作品。众所周知, 卡夫卡原著语言晦涩难懂, 表现手法荒诞不经, 这正是他表现作品主题的独特所在。因此译者在翻译卡夫卡作品时, 面临的处境要比其它时候更难。因为若是沿袭原作的语言风格的话, 不仅对译者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且译入语读者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也会遇到重重困难;若是改用译入语读者熟悉的语言风格的话, 又失去了原作的灵魂所在, 很明显这是与翻译的本质相悖的。因此, 在对不同译本对比之后目前普遍的观点是, 译者决不能放弃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 应该尽可能准确地用自己民族文化的语言表现出原作的风格。任何脱离译出语文化特色的生硬文字翻译都是失败之作, 因为它失去了原作中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犹如一个失去了灵魂而只剩下肉体的人———尽管外表保留了原貌, 内在却毫无思想可言。可想而知, 后果会是多么严重可怕。不同的文化, 只有保持了各自的特点才有吸引力, 才能推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交流。因此可以说, 翻译首先在于恰当完整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和文化, 其次才是用本民族语言对这一再现尽可能自然地表达。

另一方面, 译者除了要反映译出语的文化背景之外, 还要考虑译入语的文化习惯, 这不仅包括语言表达方面的习惯, 更是指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等方面。在语言表达方面, 例如汉语和德语的句法结构存在很大差异, 如德语对从句、框形结构等的频繁使用, 汉语无主语句的通用等, 这些都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常用语言表达习惯进行认真思考。关于文化习惯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最简单的比如:德国人对于称呼“您”和“你”的区分标准是熟悉程度, 即使一位老人和一位儿童刚认识, 那么互相也都要以“您”相称, 而对于非常熟悉的关系则不分长幼辈分一概以“你”相称。对于这个问题, 我认为合适的翻译是遵循译入语的文化习惯就好, 这样的话既可以表达出原作的思想内容, 又方便读者对译作的理解。如果中国读者看到一本书上记叙一位老人称一位儿童为“您”, 可以想象他会是怎样的反应。所以说, 翻译过程中对译出语文化的体现, 不能建立在违背译入语文化的基础之上。译文的读者群必须得到考虑, 既要使他们能够认识一种新文化, 还不能强迫其颠覆自己民族文化的内在。两种文化的交流沟通是建立在互相承认共存的基础上的。翻译的目的就在于持两种语言的双方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对对方文化内涵的了解和学习, 进而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凡是翻译, 必须兼顾着两方面, 一面当然力求其甚解, 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由此可见, 鲁迅先生也主张在翻译的过程中, 两种文化都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消融文化冲突进而达到共同进步。

三、翻译的“暗伤”

然而, 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达到上述目标。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由于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误译。这种文化背景的误译与技术性质的误译存在着根本不同, 后者是一眼便可看出来的技术“硬伤”, 通过简单的查阅识记可以很容易得到克服;而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乎不是错误, 因此也不易被察觉, 这正是它的难度所在。然而置身于特定的文化意识下这种错误便十分突出, 它的缺憾以及带来的后果是出其不意甚至十分严重的, 因此有时也被称为“暗伤”。对此, 最简单同时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中国人见面常以“吃饭了吗?”等类似的语句开始, 如果译者不理解这其中隐含的文化背景直译给一名德国人的话, 这位德国人将会十分惊讶和不解, 他会理解为这是想要请他吃饭的标志或其它类似, 这样设想下去这场对话将会多么的尴尬和没有意义, 因此正确的译法不应拘泥于语句表面, 而应该深入到文化底蕴中, 在双方的文化背景下理解各自话语的意义和目的。

四、翻译者的跨文化自觉

在了解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之后, 就要落实到翻译的主体———译者自身了。从译者的角度看, 种种差异给译者提出了跨文化自觉的要求。因此可以说, 翻译者是一名永恒的学生。

首先, 译者必须具有一种跨文化意识。译者要认识到, 翻译要跨越的不仅是语言文字, 更多的是文化, 文化差异是影响交流的一种重要因素, 因此在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译者之所以不同于翻译机器, 在于他对两种语言所涉及的两类文化的了解与掌握不仅仅停留于字面意思的层面上, 而且能够领悟到原话的语用意义。这种能力是通过对各种跨文化现象的研究逐步培养起来的, 因此具备这种跨文化意识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 对翻译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 译者具有跨文化意识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注重自己文化素养的提高。作为外语学习者,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经历:感觉自己已经学到一定程度, 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所成绩, 唯独口语却不能够达到相应的水平, 这正是文化素养不够的表现。“如果对人对事物不关心, 对知识上的新动向无兴趣, 特别是对自己国家里的文史哲和科技的进展缺乏起码的知识, 那就不会有多少东西可谈, 谈起来也会干巴巴的———要不然就是油腔滑调的若干会话套语。”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 作为中国人, 必须首先对自己国家丰富灿烂的思想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有深切的理解, 才能准确形象地翻译介绍给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了解认识。很难想象, 一名中国人在自己都不了解道家思想的情况下遇到与此相关的翻译时能够将其内涵准确译出。由此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亵渎, 更会造成其他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误解。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对外国作品的正确翻译和引进。前文提到关于卡夫卡的写作风格, 想要译出卡夫卡作品的思想主题以及其承载的文化气息, 译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文化知识, 不仅要充分认识了解当时的各方面时代背景, 还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观点, 只有做足了这方面的准备之后, 才能体会到其荒诞晦涩的文字背后所要表达的思想, 从而为良好的翻译质量奠定基础。由此可见, 翻译工作者不仅仅应该是“双语言的人”, 更应该是“双文化的人”。

五、结论

通过以上阐述, 结论就是:翻译只有置身于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才能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翻译的实质不应是简单的字面过渡, 而应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沟通, 即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背景下, 翻译的跨文化使命更应该发光发热, 得到广泛重视。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2]江枫.江枫翻译评论自选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3]许钧.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