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社会范文

反映社会范文（精选12篇）

反映社会 第1篇

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恩格尔系数则由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来最后决定。它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 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二、恩格尔系数的重要意义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民以食为天”, 众所周知, 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 在收入水平较低时, 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 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 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

目前我们的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有许多种, 最为普遍的是我国通用的划分:吃、穿、用、住、行;另外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美国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 (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日本宇野政雄的消费结构三阶段理论 (分为以衣食为中心、以安全舒适为中心、以生存意义为中心) ;虽然他们划分的方式不同, 但都毫无例外地将对食物需求的支出作为人的首要支出, 一致认为人们要在满足了食物需求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其他的消费。因此, 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 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 生活越富裕, 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三、历年来我国人均收入与恩格尔系数的走向趋势

恩格尔系数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查阅统计资料发现, 美国自1980年以来, 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 日本自1990年以来, 恩格尔系数平均为24.12%, 而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恩格尔系数一直偏高。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别由1978年的343元和133.6元提高到2010年的19109.4元和5919元, 恩格尔系数也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10年的35.7%和41.1%;2011年,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 相较于2010年, 2011年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出现轻微反弹;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955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96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12.4%, 2013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0%, 比2012年下降1.2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7%, 比2012年下降1.6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可以直观的看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 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 恩格尔系数却呈现逐年递减的现象, 与收入的增加呈相反的趋势。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 说明食品支出所占比例在逐步缩小, 人民生活水平在相对提高。这足以证明我国的发展越来越好, 国民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对于部分年份出现恩格尔系数上升的情况, 并不是生活质量下降, 可能是由于当年食品价格异动, 导致食品占比偏高。所以, 恩格尔系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 反之, 它是一个经济进步的象征, 证明祖国昌盛, 人民富足。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 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 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按此划分标准, 单从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看,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富裕水平。

四、恩格尔系数适用前提

《经济学人》最新公布了一份全球22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 其中美国恩格尔系数最低, 人均每周食品饮料消费43美元, 占收入的7%;英国人均每周食品饮料消费与美国相同, 占收入的9%。中国人均每周食品饮料消费9美元, 占人均收入21%。尽管和其他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但我国恩格尔系数总体下降的格局没有改变。目前,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 农村基本上在37.7%左右, 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35%以下, 充分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中国已经摆脱了原来以吃、喝、穿这种生存意义的消费结构, 正在进入以住和行消费为引导的消费升级的新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在杂项商品与服务所占消费的比重中, 中国大大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人收入的1/5用于娱乐休闲, 而中国城镇人口平均仅有3.5%的收入用于服务娱乐等杂项上, 农村人口用2.13%。这些项目上的差距才是中国离富裕的真实差距。

任何事物都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 恩格尔系数就适用于前者。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 但在解读和运用的过程中, 人们常常单纯地用它来直接判断社会经济发展所进行的阶段, 而忽略了其内在的缺陷及其外在的可比性。

恩格尔系数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它有三个基本适用条件:一是区域之间的消费习惯无明显差异;二是统计数据客观公证;三是市场经济发育比较充分。恩格尔系数是在假定其它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 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 还应当考虑当地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于家庭食物支出增加的影响。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 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会对食物支出产生重要的影响。恩格尔系数存在的意义是与变化多端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今天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 但不能机械的将其作为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准。重要的是, 当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若需要以恩格尔系数为依据时, 不可一概而论, 就必须仔细考虑该系数是否符合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逐年提高、生活水平逐步改善, 主要表现在饮食的“精”, 着装的“靓”, 住房的“大”, 私家车的“多”……以及旅游消费的“热”这些方面, 这些方面的改变说明我国人民已经由以吃为标志的温饱型生活向以享受和发展为标志的小康型生活转变。因地, 加快经济发展, 增加人民收入, 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也是降低恩格尔系数的重要手段。

五、结束语

恩格尔系数越低, 说明居民越富裕, 如果加快经济发展, 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直接促进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那么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 必然会提高生活消费水平。城乡居民在保证食品需求的前提下, 增加的消费支出必然投入到非食品消费上, 可以提高穿着水平, 可以改善居住条件, 可以购买耐用消费品提高生活质量, 可以用在教育学习方面提高自身素质, 可以外出旅游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等。总之非食品消费支出增加越多, 恩格尔系数越低。反之, 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快, 就没有额外经济收入来增加非食品消费支出, 则恩格尔系数必然呈缓慢下降趋势。增加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降低恩格尔系数可以使国民的生活过得更加悠闲和舒适, 解决温饱问题后, 人们会更好的体验和享受生活。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2]国际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3]年四华.坚持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论坛, 2003 (4)

反映人心的社会故事：取钱 第2篇

我不错眼珠的盯着这几个取款的人，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刚取完一沓钱，身后的一位老大爷赶紧凑过去:“小伙子，帮个忙呗!”我仔细地打量着老大爷:一张黝黑憔悴的脸，鬓角染霜，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中，布满血丝。青筋暴起的手里拿着一张工行的卡，满怀期待地说。中年男子瞥了一眼慌忙地离开了。

一位妇女不耐烦地催促道:“快点儿，取不取?人家还赶时间上班呢!真磨叽!”一看这位就不是善茬儿。老大爷立刻像霜打的树叶无精打采地蔫了，连忙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要不你先取。”老大爷趔趔趄趄地站在妇女的身后。妇女心安理得地取完款，老大爷试探的目光眼巴巴地望着妇女的脸，刚想把卡递到妇女面前，抬到一半的手又缓缓滑落下来。老大爷站在自动取款机前一脸茫然，冷汗一滴滴从额头渗出，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么大岁数了还自己跑出来取钱，防儿女咋地。”不知谁小声嘀咕了一句。

大爷手拿着一张小小的银行卡，仿佛有千斤重，插卡口前的手僵硬着，眼里充满了哀求，望着身后的人。身后的人仿佛见了瘟神，唯恐避之不及，把脸转向一边，假装没看见。老大爷嘴唇颤抖地动了动，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大爷你是不是不会取钱呀?”清脆的声音直冲耳膜。“傻丫头，别让人赖上!”不知谁嘟囔了一句。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女孩看上去十七八岁，像个中学生，一双乌黑明澈的大眼眼扑闪扑闪的。大爷鸡啄米似的点头，好象遇到了救星:“对对对，我儿子住院了等着交住院费，不知为什么这卡不听我使唤，一早晨了我也取不出钱。”连忙把卡递过去。

女孩接过大爷手中的卡，熟练地插进插卡孔:“大爷有卡号的一面在上，卡上面有一个箭头放里面……您自己输密码，用手遮着点儿，注意保密。”女孩仿佛是一位老师，用亲切的话语教自己的学生。在女孩的指导下，老大爷输完密码，终于顺利地取到了钱。

女孩自己取完钱转身准备离开，却发现老大爷原地站着没动，不解地问:大爷钱不对吗?您不是急着交住院费吗，怎么没走?”

“姑娘谢谢你!刚才我一着急忘了道谢了。”

眼前的这一幕真是让我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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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杂剧反映的社会现实 第3篇

关汉卿的杂剧中各类人物形象众多，但较集中地塑造了一批被压迫妇女的形象。这些女性身上闪烁着斗争与反抗精神的光辉，寄予了底层人民的理想，同时也鼓舞了当时封建社会底层人民反抗强暴、争取公理的斗志。如善良刚毅的窦娥，泼辣机智的赵盼儿，胆识俱佳的谭记儿，温柔多情的王瑞兰，娇憨倔强的燕燕等，无不跃然纸上。关汉卿没有把重点放在表现社会底层那些孱弱女子的凄凄惨惨上面，而是“更热衷于选择一些坚毅倔强、敢作敢为，能忍辱负重、甚至略带几分粗野泼辣的女性作为剧中的正面人物”。其中，既能突破人物性格单一化的模式，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性，又能突出她们多种性格中的基本特征。

一、讨伐权豪势要的勇士。这一类作品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以《窦娥冤》为例，窦娥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名劳动妇女，她具有善良、正直、勇敢、坚贞等多方面的性格。她的身世是悲惨的，但从全剧的主要内容——窦娥与恶势力的斗争来看，这个悲剧给观众的感受不完全是眼泪，更多地传达了对压迫者的血泪控诉、愤怒抗议。尤其是高潮部分的第三折，让刑前的窦娥呵天骂地而上，向代表着封建社会根本秩序的天地鬼神发出一连串质问，狠狠地抨击了“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的不公正社会，并对天立下三桩“无头愿”，逼令天地改变常态来昭示自己的冤屈。她凛然不可屈的气概倾倒了千万读者，与此同时，人定胜天、改变现实的意识也得到了具体体现，作者从精神层面给予其充分的肯定。“假使驯顺的羔羊也决心以生命和恶狼决一死战，那只是因为对方把它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了。”全剧通过年轻寡妇被封建礼教、泼皮无赖、贪官污吏联合致死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批判了元代的社会现实；也通过窦娥从逆来顺受到至死不屈的觉醒过程，炽热地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

《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在权豪势要的逼迫下无处安身。最终，她通过勇敢、机智的斗争维护了自己来之不易的美满婚姻，也给恶势力以沉重的打击。面对豪强势要的进攻，她发出了“你怕他做什么……我呵，怕什么天翻地覆……看（我）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的愤怒，同时又有“我着那厮磕头见一番，恰便是神羊忙跪膝；直着他船横缆断在江心里，我可便智赚了他金牌，着他去不得”这样稳操胜券的乐观战斗精神。谭记儿单枪匹马改扮成渔妇，利用敌人“名”“色”这两个弱点，把杨衙内玩弄于股掌之中，完全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最后顺利拿到了势剑金牌和文书，在敌人“懵懂”中大获全胜。谭记儿手无寸铁，却赢得巧妙，赢得干脆。正是以之为代表的普通妇女的智慧和勇气，“才让人们产生了坚信正义定能战胜邪恶的思想，给人们以阳刚的美感。”

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一群。《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谢天香》等反映妓女生活的杂剧把非难妓女的矛头调转过来，直指向那些非难者；把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一群又拉回到社会中来，揭露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侮辱和迫害，以及由此而造成她们的痛苦、愤怒和反抗。关汉卿以这种失真于生活的笔触创造出符合生活真实的妓女形象，猛烈地抨击了罪恶的卖淫制度，从而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最底层的觉醒。

关汉卿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从理想的角度描写了她们以自己的美丽、聪敏、机智来抗争命运的故事。他不是大肆炒作风月轶事，而是将焦点凝聚在饱受肉体和心灵折磨的女子身上，着力表现社会对她们的摧残以及她们的抗争；他不是让她们以卑贱委屈的面目上场、以悲惨凄苦的结局下场，更不是要让观众含一汪同情之泪，相反，他笔下的烟花女子鲜活正义、美丽机智，从不同侧面闪耀着完备的人性色彩。《救风尘》中赵盼儿的角色在所有士妓恋杂剧作品中都可谓是亮丽动人。她冷静练达、洞悉世情，对妓女从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但是，当风尘姐妹遇难时她俨然又是一个女中豪杰，她用妓院中卖笑调情的手段巧施计谋制服了豪强。

谢天香也是关汉卿刻画的一个一心要求跳出娼门的歌妓形象。她聪明伶俐，才华出众，通四书，擅歌词，才思敏捷。她对娼门火坑的极度恐惧和对自由的极度渴望，促使她用一切手段来从良。这是封建社会妓女唯一的出路所在，而这又怎能说不是对那个罪恶娼妓制度的诅咒和反抗呢？阿·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看上去很平常，等到严酷的命运来敲打他的门，一种伟大的力量——人类的美的力量，就从他的心里汹涌起来。”谢天香们就是在严酷的命运来敲她们的门的时候展示出她们那独特的魅力的。

三、门第婚姻藩篱的冲突者。在封建婚姻中，阶级地位总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它以“门当户对”的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了门第婚姻制度。到了蒙古人入住中原的元代，统治者为了标榜自身血统的高贵，以利于民族、阶级的统治，更把门第视为婚姻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可能被排除，酿成了一幕幕的婚姻悲剧。基于这样的认识，反映冲决门第婚姻藩篱的作品具有的战斗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拜月亭》主要表现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王瑞兰本是娇羞怯懦、足不出户的兵部尚书之女，她与蒋世隆在患难中萌发了爱情，并结为夫妻。势利的王尚书容不得一个穷秀才女婿，因为在婚姻关系中“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且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所以他硬要拆散一对恩爱的夫妻。瑞兰迫于父亲的权威，只好违心地离开夫君，为了“心厮爱的夫妇永不分离，教俺两口儿早的团圆”，她甚至诅咒起被视为尊严的父亲：“谁个无老父，谁个无尊君，谁个无亲爷，从头儿都不似俺爷恨爹爹！”这是一种发内心的强烈抗争，可见其爱之深切！《拜月亭》无情地批判了富贵之家父母与儿女之间感情的虚伪，也进而揭露门第婚姻制度的罪恶——为了维护自己终身富贵和显赫家门，封建家长是不惜拍卖掉子女的终身幸福的！瑞兰就是这样被送上了门第婚姻的祭坛。

《调风月》中的燕燕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婢女，她爱上了与她自己地位极不相称的贵公子小千户，并希望借此摆脱奴役，实现弃贱从良的愿望。但薄情的小千户要娶贵族小姐莺莺为妻，这使燕燕悲痛交加，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性格倔强刚强，不肯善罢甘休，借说媒之名，行破亲之事，破亲不成，便不顾尚书、世袭千户的赫赫声威，大闹婚礼，控诉小千户的背信弃义，诅咒他们的婚礼。这样一位位卑势弱的小丫头竟以正压邪大获全胜，相公夫人不得已“许第二夫人做”。这本身是对封建礼教门第观念的攻击和嘲笑，也是对灭杀人性的奴婢制度的抗议，明显鼓励着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罗网，破除门第观念，争取人身自由，体现了剧作家对人性的尊重。

反映社会 第4篇

一、植树造林纪念革命,公共园林取名中山

广东是孙中山发起民主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几乎每一次重大革命活动都是在广东策源的。所以,民主革命的影响同样也表现在了广东的公共园林建设方面。1912年,孙中山在广州倡导植树造林。他带领革命党人在黄花岗种下了4棵马尾松,时至今日还有一棵存活。后来,孙中山将清明节当天定为植树节,以植树造林缅怀先烈。1918年的植树节,孙中山不仅亲自到广州大街的空地植树,而且决定由民国政府主导建立广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园林,也就是今天广州中央公园的雏形。从1919年到1922年,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连续三年到公共园林植树,传承了孙中山的园林理念。

从广东开始,各地都掀起了建造公共园林的潮流,公共园林也成为民国政府组织公共活动和集会的主要场所。例如1924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的公共园林率领各界人士公祭列宁;同年10月,广东革命群众在同一地点举行誓师大会,声讨陈廉伯的叛乱行径,当时周恩来还在誓师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孙中山宣布担任非常大总统时,集会是在越秀公园举行的。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时,曾下令炮轰越秀公园里的越秀楼,企图谋害孙中山夫妇。尽管越秀楼被炮火夷为平地,但孙中山夫妇幸而脱险。所以越秀公园可谓见证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46。位于韶关的中山公园,是孙中山召开誓师大会、决定挥军北伐的地方。位于天津的河北公园,是孙中山发表革命演说的地方。位于潮州的西湖公园,是周恩来领导潮汕起义时的指挥部。此外,孙中山临终弥留之际,居住在北京地安门的一处行馆内,该处行馆曾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宅院,院子里奇石幽篁、雅趣别致,其园林馨香陪伴孙中山走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孙中山的逝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损失,各地为了纪念他的革命功勋,纷纷将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之中的公共园林改名为中山公园。不少地方原本没有建造公共园林的计划,但当地方政府得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之后,特意开展相关新建工作。将原有公园名称改为中山公园的有北京、武汉、上海、青浦、江阴、泰州、天津等地;将新建公园名称定为中山公园的有汕头、漳州、厦门、惠州、佛山、北海、杭州、龙州等地。

二、亭台缺角心系同胞,传承传统中西结合

民国公共园林的建造绝大部分都集中于辛亥革命爆发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间的26年中。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国民政府对公共园林的建造还是比较重视的。但“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激怒了民众,也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东北的沦陷与全国抗日的热潮影响到了园林的建造和景观的创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正处多事之秋的社会的整体状况,甚至反映了战争的成败。1932年元月,日本侵略者向上海发起进攻,“一·二八”抗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士们英勇抗敌,但蒋介石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令十九路军撤退,并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根据这份屈辱的协定,日军占领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古漪园。日军将古漪园洗劫一空,并焚毁了大部分园林建筑。日军暂时撤退后,古漪园所在的南翔镇百姓组织集资,希望能够重建古漪园,恢复它的古貌。建造者在古漪园旧址的竹枝山上设计建造了一座四方亭,刻意削掉了亭顶部四角中的一角,并取名为“补阙亭”,寓意着当下山河国破[3]93。由于缺的那一角正好朝向东北方,所以也有人认为设计者的初衷是为了表示对正处沦陷区的东北同胞的纪念。

不少公共园林及园林中的建筑物也是民国一些著名战役的纪念地。例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武昌起义纪念碑、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辛亥革命首义烈士公墓等都是民主革命先烈为推翻旧制、建立共和抛头颅洒热血的见证。除了纪念历次战役和在各大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民国公共园林中也有纪念军阀的。例如扬州军阀徐宝山,由于他爱护百姓、为百姓办实事,百姓为纪念他而建造了一座徐园。徐园的设计者是扬州人士杨炳炎。徐园,原本位于韩园桃花坞,后来成为瘦西湖中的园中园。徐园中有各种荷花池和楼亭阁榭,占地面积近十亩。这座徐园虽是为纪念军阀所造,但它建成之后却是对公众开放的。开放即有园林是民国时期园林经营和发展的一大特点。例如1914年,北京颐和园向公众开放,向世人显示了晚清政府曾经有多么腐朽奢靡、祸国殃民;1918年,北京天坛向公众开放,并更名为天坛公园,将其从一座用于清代皇室祭天的禁地变成了可供北京百姓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从1922年至1928年,依次向公众开放并改名的有北海公园、鼓楼公园、太庙和平公园、地坛京兆公园、景山公园、先农坛城南公园等。

从民国园林的设计建造风格来看,北方传承传统、南方中西结合的特色十分明显。如前所述,北方的公共园林大多是在旧园的基础上更名而来的,例如景山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它们基本保留了传统中国园林的样式,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响还不是很突出。但在南方,新建的公共园林大多融合了古今中外之长,属于中西结合式的风格。例如锡金花园,融合了日式园林与中式园林风格;龙岩中山公园融合希腊、俄国与中国传统风格;苏州的皇废基公园融合了法国与中国传统风格;上海复兴岛公园融合西洋与日本园林的风格。这些公园的中西结合特点主要表现在:有西洋式的中央花坛、草坪、雕像和喷泉,也有中国式的荷塘、曲桥、假山和花圃[4]147。而且在中西搭配上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丝毫没有杂糅感。

三、军阀官僚奢靡建园,园林酒家生意红火

除了公共园林,私人园林也是民国园林兴建的一大表现。民国私人园林建造大多与割据混战的军阀有关。民国时期几乎每一个军阀都喜欢在自己统辖的区域内兴建私人园林,以展现自己的权势财力。以北京为例,私人园林最多时曾超过一百个。袁世凯窃取孙中山民主革命果实后以大总统的身份入住中南海,将中南海及临近的紫禁城当作了自家私人园林,并在园子里作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另外几位民国大总统也都在北京建有私人园林,例如黎元洪的王府井宅园、曹锟的佟府宅园、徐世昌的建弢园等即属此列。

曹锟是直系军阀的首领,清代末年曾任朝廷的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可谓把守着北京门户,位高权重,在直隶一带颇有影响力。曹锟的官府原本在河北保定,他为了附庸风雅,曾明目张胆地派人到圆明园盗取白玉石,运到保定用于他府内园林的修建。曹锟任大总统后,其下属王怀庆、车庆云、王兰亭等人纷纷效仿,利用戍卫北京的权势建造了多座私人园林。在众多民国高官建造私人园林的奢靡风气中,曾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可谓“鹤立鸡群”,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家乡珠海兴建了一座面积近30公顷的私人园林,是民国官僚中除大总统之外拥有单座私人园林面积最大的。建造完毕后,他亲自为其命名“玲珑山馆”。“玲珑”二字体现出这座园林的别致“;山”字,既反映出这座私人园林的南方特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它占地面积之广“;馆”字则表明了这座园林的私人性。1912年年底,作为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为得民心、表其与民同乐之愿,将“玲珑山馆”改名为“共乐园”。尽管具有了类似公共园林的园名,但唐绍仪在位期间根本没有开放这座园林,只是用它来蛊惑人心罢了。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黑社会头目黄金荣拥有当时全上海最大的私人园林,园林占地超过60亩,园内的伫月亭、凌云亭、四角亭、观音阁等建筑都堪称民国园林建筑的精品。此外,黄金荣还专门从苏州著名的严家花园高价买来了奇峰异石,其奢侈程度令人咋舌。

除了北方军阀和南方富商之外,民国修建私人园林的还有少数文人。例如梁启超曾在位于北京东四十四条胡同里的住所内修建了一座小型园林;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陈树人在自家府中建造了樗园和息园。这三座私人园林是民国文人自己出资修建、比较有代表性的园林作品。但是对绝大多数身处乱世、穷困潦倒的文人而言,连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建造私人园林只能有心无力,甚至是天方夜谭。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军阀、富商还是文人,他们建造私人园林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显示地位、私人赏玩,但也有一小部分是用于经营[5]30。例如当时广州兴起的园林式酒家,将园林艺术与酒店经营相结合,颇受市场欢迎。诸如畔溪酒家、大三元酒家、西园酒家、文园酒家、南园酒家等,都是将私人园林改建成酒家,并在广州小有名气。其中一些老字号至今仍然存在。由于经营得力、对顾客的吸引力持续增加,新建的园林式酒家纷纷在各地出现,成为民国园林艺术发展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摘要：园林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集中体现,至民国时,由于连连战乱、军阀割据,传统中国园林多有损坏。但民主革命的热潮客观上推动了公共园林的兴建,突出了园林用于公共集会、民众休闲的功能。

初三作文《再也没有》反映社会的 第5篇

以前的一幕幕，再也没有。像翻过去的篇章。我怀念，我惋惜，但已不复存在。我像做梦般回到从前，自信在脸上微笑，像含苞待放的玫瑰绽放。敢挑战，敢拼搏，敢发言。还有友谊，那么纯真，烂漫。我在想象中来去匆匆。唉!再也没有。

还记得吗?以前活泼、活跃。上课积极发言，下课愉快玩耍。童年呀～!跌跌撞撞就过去了。以前的事，使我回味无穷。那么多的朋友，下课围在一起，笑得那么灿烂，像朝阳下的向日葵。

也不知怎的，慢慢地，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变得胆小。不再发言，只是默默地坐着，静静地看着老师。我想，以前，只是昙花一现吗?对比以前，我真的变了，变得不像我了，脱胎换骨。以前，再也没有了。

我曾想过，失去的到底是什么，除了勇气和友谊。堆了，我失去了原本纯洁的那颗心。现在，有杂念，有敏感，使我变得不一样。以前那个大方大度的我已经荡然无存。人们都说：“一个人的心很重要，在迷路时，心是一个照亮黑暗的指明灯，使你迷途知返，使你不入歧途。

梦醒了，我也该接受现实吧!就当把现在当个教训，我会变回来的，树立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拼搏、奋斗。未来的路还长，什么都能变，但那张稚气的脸再也没有了。

反映社会 第6篇

关键词：美术教师;审美能力;现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65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2-120-01

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自己、对待人生和周围的一切事物，是新世纪对人类的一种要求。因为人类迈入21世纪以来，社会的发展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人类在这种环境下要想适应社会进步的速度，也需要不断发展，不能及时的调整自身来紧跟时代步伐势必会被社会淘汰。因此，现代美术教育就要求美术教师首先在教育观念上要顺应人的发展要求，根据人的发展需要调整教学思路。现代教育对美术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要求上的提高不仅仅体现在学历上，还体现在作为一名教师他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上。美术教师素质的提高仅仅靠其在学校学习期间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要求美术教师所培养出的学生是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这就要求教师们首先必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才能胜任这一教书育人的重要角色。

具体应作到以下两方面：

一、渊博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

新课程反映了社会对教师工作的质的需求。作为教师应尽快提高专业水平，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提升自身内在修养，加强对优秀教育理论著作的学习。开展教育科研不仅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且有利于更新知识、激发创新意识、发展创新能力，以适应时代需求。

一个合格的美术教师不仅要掌握比课程深得多的美术学科知识和美术学基本技术，而且要理解课程内容的体系和深度。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在课堂上有的放矢，深入浅出地组织教学内容，而不会随着课本亦步亦趋。我认为教师首先要用充满爱意的眼神、和蔼可亲的语调、幽默的语言，让学生爱上你这个人之后，自然而然学生就爱上你所教的科目，就有了对你所教课程的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具有尚高的人格魅力，渊博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比如，上课时，适当的时候一句英语或一首古诗或俗语或妙趣横生的简笔画，一句美妙的歌声或一则最引人注目的消息，一个故事都可穿插在授课中，当然是与教学内容相联系的，不可牵强附会。它就好像菜肴中的调味品使美食者美美地享受了一餐。教师既向学生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又使课上得精彩而有趣，提起了学生的兴趣，这决不是卖弄，故作风情。

美术教师还应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对世界多元化文化艺术和传统文化艺术都要有所了解。对本专业的其它方面既一切与美术相关的知识都要有所了解甚至有所涉足，比如：教绘画的教师也应当懂得纸笔颜料等绘画工具的一些相关知识;教授基础美术的教师应该懂一些艺术设计方面的知识;教国画的教师应该懂得一些西画的知识;还有像文学、音乐、表演这些艺术领域的其他专业的知识也要有所了解。这对提高一名美术教师的修养十分重要。

还有道德方面的自身修炼也十分重要，这也是每一个艺术工作者都应该重视的，特别是艺术教育工作者更是如此，因为一个人的人品有多高，艺品才能有多高，人品修养不高，以追求真善美为最高目标的任何艺术活动就都不能很好进行，人品不高，艺品就很难达到较高的境界。

作为一名美术教师还要掌握教育心理学的有关知识，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解读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能够更好的与他们进行沟通，便于把知识以最好的方式方法传授给他们。

二、美术教师应懂得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美术教育的重要功能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作为一线的美术教师如何在美术课上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审美意识的培养是按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施以积极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美感教育活动，它要通过对人们的不断启发和长期的训练、熏陶的教育过程使之逐渐获得美感能力。这种美感能力由少积多，学生的审美意识就会不断地加深。在欣赏课教学中培养学生鉴赏美的能力首先是中外人物画欣赏。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不同的学生不仅在审美感受能力上有高低之分，而且在审美趣味、审美标准方面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我搜集学生当中有代表性的明星画片和课本上的人物画相比较。问学生：画片上的人物美还是课本上的人物美，有的学生单从人物面部五官来判断，认为画片上的明星美，我耐心地启发引导学生：平常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美，不能单从脸面身材着眼，还应注意人的神态、表情、姿势、气质是否美。同样，欣赏人物画，除了看画面单个人是否符合美的特点外，还应注意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否美。激发学生的欣赏兴趣，调动学生的欣赏积极性。要激发学生的欣赏兴趣，调动学生的欣赏积极性。首先是在熟悉的校园环境中发现美。校园中的建筑物、环境美化、绿化、净化等无不充满美的因素，引导学生发现熟悉的校园环境中的美能够激发他们爱学校、爱老师、爱生活的感情。选择能激发学生绘画兴趣和激情的写生对象，培养学生发现美的能力。感受平凡生活中的美也是提高审美能力的重要方面，公园虽然算不上高级，但也有许多美的地方，就看你能不能发现。一片小草，几簇小花，长得那样茂盛，充满勃勃生机，正是一种自然美。

反映社会 第7篇

一、“裂变式”的符号传播

(一) 生产中的“符号化”

在该词生产的过程中, 本身就被赋予符号的意义。“符号化”有多种含义, 其中之一是指“思维赋予外界对象以形式与概念, 使对象比在纯粹的自然中更容易被认识” (1) 。“蓝瘦, 香菇”由“难受, 想哭”演化而来, 含义、形式、概念极其简单, 易于被概念化、被理解和重复, 从而更“接地气”, 使其使用率和参与度更高。

美国符号学研究者托尼·戴维斯认为, 符号不仅传递意义, 还创造意义;且一个符号可以产生很多意义 (2) 。符号学的核心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概念, 其中内涵更具有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可使得文本有多重解释。当“蓝瘦, 香菇”在人的印象中形成一个特定的概念时, 其含义很容易被浓缩或丰富, 网友自己生产相关内容, 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 求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共鸣。

(二) “裂变式”的传播

笔者通过搜集整理发现, 该事件的整个传播的过程如下:QQ空间发布、QQ群转发—微博大号转发—段子手登场—意见领袖的使用—自媒体转载—网友的再创作—“香菇哥”直播再掀高潮—被抢注为商标。

首先, 该视频的火热是多种社交平台合力传播的结果。从其传播过程看, 微博、微信、贴吧、网络直播等多种平台纷纷发布或转载该内容, 网友的自发创作和传播也使其成为跨平台传播的主力, 使其信息扩散由链式传播变为多点的“爆炸式传播”。在此过程中, 词语的符号意义从单纯的笑料开始, 不断得到各种解读, 增加个性内容和新的内涵, 后又被公众号和公司商家借势营销, 赋予其商业意义。

其次, 网络水军、微博“大V”、明星的二次传播是其传播过程中的“爆发点”。据百度搜索指数记录, 该词语的搜索量在10月10日的增长速度达到最高, 而此时正是有明星、“大V”等意见领袖参与传播。“两级传播理论”指出, “意见领袖”是两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 他们介入大众传播, 加快了传播速度并扩大了影响[1]。在该词的传播中, 微博“大V”和明星等意见领袖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 其传播让无数粉丝争相搜索、追逐、模仿, 形成传播的“裂变效应”。在这个过程中, 网友模仿意见领袖的使用而与自己的生活感受结合, 符号意义不断丰富;同时, 由于图片在视觉上比文字更为直观和简约, 表情包和标志图标的传播又使得不同的意义再次符号化, 使其更为便捷地传播。

另外, 各种网友恶搞、段子手大做文章, 也大大拓宽其传播面, 并且除线上传播外, 线下传播也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形成无限制的弥散。最后, 当事人出现网络再度“圈粉”, 微博和直播的开通形成围观和传播新高潮。

二、“蓝瘦, 香菇”符号意义的呈现

(一) 语言符号意义的呈现

该热词传播中出现的语言符号主要有视频中的口语、歌曲中的歌词、微博及微信状态的文字语言、自媒体文章的标题及正文内容等。这些语言符号所指代的意义主要有两类:一是正面的娱乐意义;二是负面的失落意义。从视频流传开始, 网友不断借其恶搞, 并加入新的娱乐元素如歌曲、各地方言、网络段子等, 使其不断发酵形成狂欢氛围;在此过程中也有人使用该词表达真正的失落感, 有反面调侃自己的意味, 并期待获得关心和关注。

(二) 非语言符号意义的呈现

在其传播过程中的非语言符号包括图片 (静态和动态;照片和头像) 、视频中的表情动作、表情包、商标等。其一, 从其呈现方式看, 比语言符号传递的意义更直观、形象, 使得其易于被受众留存印象。纠结、悲伤的表情和语气, 加上方言夸张的表现力, 受众易产生亲近感。根据“模仿—反馈”机制, 模仿引起对自身刺激和反馈, 并通过模仿和反馈, 个体与他人的情绪同步, 完成情绪的感染过程[2], 这些特征也使得图片和视频中的表情形象、肢体动作易于模仿和感染他人。其二, 非语言符号除了上述语言符号所呈现的意义之外, 还承载着更多的附加内涵, 标志性头像“蓝瘦香菇”——一颗细长的蓝色香菇上印有视频小哥的头像, 以及某公司抢注的注册商标、公众号制作的表情包等, 为其赋予了商业内涵, 为借势营销服务, 这一功能是语言符号所无法实现的。

三、受众对意义解读的社会文化心理

作为一种网络传播符号, 受众对其意义的理解和解读来自社会文化规则, 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学家涂尔干、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 社会行为本身不具有研究价值, 需要把这些行为及背后的意义、社会规范、心理等联系起来考察才有意义。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也反映了这一观点, 对文本本身的解读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及社会心理。

(一) 小范围:自我“中心化”的重现

新媒体时代信息的洪流极易淹没个人的个性化信息, 因此自我价值被关注的实现对个体需求来说显得愈加重要, 自我“中心化”恰好能借助模仿流行文化得到重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 人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网民展现自我的心理就属于这一层次。但在该词的传播过程中, 意见领袖和网友的争相使用模仿和二次传播实质上在整个网络环境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范围的, 并对同一文本可能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明星发布相关微博获得影响, 也是以该意见领袖为中心, 集结了其粉丝群体的关注, 是基于“趣缘”形成的眼球效应;网友们争相发布“小咖秀”, 结合自己的生活状态, 模仿香菇哥的表情和语气, 更多的是发布微博和朋友圈, 基于粉丝圈和朋友圈彰显自我个性生活, 期待他人认可和关注。一个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影响圈形成交集, 编织网络, 使得该词的传播经历了爆炸式的效果。

(二) 大范围:群体“去中心化”效应

新媒体时代, 虽然在小范围内呈现出“自我中心化”, 但在大环境即庞杂的网络“共同体”中, 信息传播流量更大, 流速更快, 受众在信息的选择和主动获取中有了更多的盲目性, 潮流事物恰好能够给其指出方向和目标, 缓和信息负载带来的个体迷茫感。香菇哥发布视频并被转载当天, “蓝瘦, 香菇”一词就上了微博热搜榜;微博“大V”和意见领袖的传播, 更使得网友争相追逐这股“潮流”;微信公众号也借热推波助澜, 根据该词大做文章, 以求得更多关注度……“群体动力论”指出, 个体的集体归属感使得个体不愿被群体抛弃, 个体渴望与他人连接从而消除孤独, 群体的行动对个人形成群体动力[3]。当他人追逐这种“潮流”时, 若跟随追逐, 个体会产生群体认同感优势, 为其融入其中而感觉欣慰;若不知“蓝瘦, 香菇”为何, 则仿佛身处被孤立的境地。这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趋于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体生存状态引发的社会焦虑, 以及在对媒介素养提出考验的新媒体时代, 大众愈发强烈的从众心理和集体主义的诉求。

(三) 审丑与狂欢

起初, 该视频产生传播效应的一部分原因是方言的喜感, 比普通的视频更具有夸张、到位的表现力, 引发了网友猎奇心理和争相模仿。近年来, 方言视频如“东北老师训学生”,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广为传播的大连话“倒鸭子”视频爆红网络, 反映了大众对普通话不标准的人有一种潜在的心理优越感, 受到猎奇心理的驱动, 再通过模仿和传播再现出来。特别是在该词流行过程中网友将视频小哥的表情用图片形式固定下来, 将他纠结扭曲的表情动作作为笑料, 同样红极一时的“叶良辰”“洪荒之力”等, 将娱乐、戏谑、恶搞极尽所能地发挥创作, 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自拍视频, 网友自制微信表情包、视频小咖秀、带图片的朋友圈、鬼畜视频等, 这反映了愈加明显的审丑趋势和全民娱乐的心态。

(四) 空虚与失落感

从词源看, 该词实际内涵空虚, 却一夜爆红, 甚至后来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 如直播产生巨大反响, 甚至深圳某家公司利用这种爆炸效应, 抢注了“蓝瘦, 香菇”商标来借势宣传, 实际上反映了互联网时代, 信息流量巨大, 被动接受成为常态, 信息的选择和主动获取成为考验受众媒介素养的一大问题, 信息洪流中人们的惰性对信息的主动筛选形成挑战, 娱乐和狂欢背后, 精神的空虚和贫瘠显露无遗。它反映了网民在现实社会中的无力感, 转而在网络上以一种话语狂欢的方式释放被压抑的心理, 在自我创作的恶搞中获得一种自我心理满足与肆意狂欢 (1) 。

另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改革攻坚的关键阶段, 长期向好的局面固然不容置疑, 但是经济下行带来的现实挑战也不容忽视, 由经济下行带来的各种矛盾的凸显, 在匿名的网络世界被放大。娱乐化固然是大众消遣的一种方式, 但由空虚的词源引发的全民无休止地无聊创作并持续火热, 反面反映了大众心理的失落感和负面情绪在匿名化、法不责众的网络环境中被凸显和放大。

四、结语

综观近年来出现的各种网络热词, 产生和传播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红网络, 却又在短暂的流行之后沉默消逝。但每一个热词的产生、传播, 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及传播条件, 从这些热词入手, 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 对传播者来说, 为研究新媒体时代大众的心理状态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受众来说, 在信息洪流中如何保持清醒、进行自我心理矫治也有着启发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拉扎斯菲尔德, 贝雷尔森, 高德特.人民的选择 (3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邓欢, 胡平, 李振兴.情绪模仿在情绪感染中的作用:重读模仿—反馈机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 :225-227.

反映社会 第8篇

宋代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由此可见,歌咏爱情是《诗经》创作的重要主题。而《诗经》中的爱情诗写得真实、细腻、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里有男女互相爱慕的诉语;有相爱男女之间的热烈、激情;也有恋爱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先秦时期礼教初设,礼教的兴起使得伦理道德思想开始占据人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禁锢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自由的。但原始社会的某些残留影响尚存在,甚至当时的一些礼教也建立在民间的风俗之上,略微宽松的社会环境也给予了男女感情发展的土壤。

表现男女之间的相恋和相思,是《诗经》中爱情诗最主要的部分。如《邶风·静女》中就描绘了男女相会的恋爱场景:“静女其殊,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躇。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非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这首诗描写了相恋的男女幽会的场景,从男方的视角表达了对女子美好的德行以及美丽的外表的称颂,使得一位活泼善良的女子形象跃立于前。而诗中也句句体现了男子对“静女”的爱恋之情,表现出男子沉浸在爱情的美好之中,整首诗都透露着热烈欢快、真挚动人的情感。

《诗经》中不仅描写了男女情投意合的美好,也描写了在相恋过程中的矛盾与惆怅,如《郑风·遵大路》中就描写了男女之间的矛盾。“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诗作刻画了相恋多年的男女,男子反目离开,女子抓住男子的衣袖苦苦哀求他留下的场面。整首诗没有头尾,只刻画了这么一个场面,但却活灵活现,仿佛就能看到这样一对男女正在路边拉扯,大片的留白寄予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使这首诗有着意味绵长的风韵。《诗经》中的爱情诗丰富多彩,除了以上的内容,还有许多优秀的篇章。如《周南·关雎》表露了男子对一个“淑女”的日夜思念;《王风·木瓜》体现了男女之间对对方深情的心意的报答;如《曹风·候人》反映了女子苦苦的单相思等。《诗经》中的丰富多彩的爱情诗,生动的再现了先秦时代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展现了质朴而又自由的民风,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代精神文化发展初期的面貌。

然而先秦时期礼教初设,伦理思想的禁锢一定程度上桎梏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自由追求。《诗经》时代的青年男女的感情,已经开始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压迫,少有能自由择偶的权利了。如《郑风·将仲子》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首诗表达了女子对心上人“仲子”的劝告,担心这样的幽会会被父母兄弟及邻里发现,受到他们的指责和社会舆论的压迫。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经》时代人们的爱情开始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和禁锢,也使得千百年以来,青年男女逐渐直至完全失去了追求爱情的自由。但《诗经》中还描写了受到压迫的青年男女们为了追求自由爱情发出的反抗,如《鄘风·柏舟》中,女子对于不能自主择偶,嫁给心上人而喊出了反抗的呼声,“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更有写那些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下幽会甚至私奔的篇章,如《鄘风·蝃蝀》中讽刺了一位不顾母命,携郎私奔的女子“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这些都是爱情诗篇中最具有思想价值的诗篇,表达了人们不畏强权的自由抗争思想。

二、婚嫁诗

《诗经》中的婚嫁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婚嫁场景的描写,表达对新婚者的祝愿与礼赞,二是表达婚嫁时的喜悦、快乐以及之后的失望、怨恨等情绪。在《诗经》中有大量的诗篇来描写嫁娶场景。《仪礼·士昏礼》记载了当时婚礼的六个步骤:一纳采。采择女也。二、问名。问女之姓氏,归以卜其吉凶。三、纳吉。卜于庙而吉,使使者往告。四、纳徵。使使者纳币以定婚。五、请期。告婚期。六、亲迎。往迎妇。[2]男女婚嫁的“六礼”在《诗经》中就有体现。如《邶风·匏有苦叶》中“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中记载的就是男人带着嘎嘎鸣叫的大雁,赶往女方家“纳采”的情形,再如《卫风·氓》中“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中反映的就是“问名”后占卜的情况。其余几礼在《诗经》中均有体现。通过《诗经》的这些婚恋诗,我们更能清楚的了解《诗经》时期人们严守“六礼”的思想,体现了人们对礼的尊崇。

除了婚嫁仪式外,《诗经》中的婚嫁诗还包含了祝愿礼赞之诗,如《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中以灼灼动人的桃花来比喻新嫁娘的美貌,以果实丰硕、枝繁叶茂来表达对新嫁娘会给家族带来人丁兴旺、家业兴盛的祝愿。此外,如《郑风·女曰鸡鸣》中记载了男女和睦美好的婚后生活;《唐风·绸缪》中描写了男女成亲时的喜悦满足;再如《齐风·东方之日》中写道新郎对新娘的赞美以及新娘对新郎的依恋等。然而婚姻生活并不一定全是喜悦和快乐,尤其是对女子而言。如《邶风·燕燕》中就描写了新娘远嫁,兄长依依难舍的送别,想到从此与家人离别万里,无论是新嫁娘还是亲人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同样,《邶风·泉水》也是描写了女子远嫁他国,怀念亲人与家乡,郁郁不得的感伤之情。

婚嫁诗在《诗经》中占有较大数量,一方面它让我们深层的了解了那一时期的婚姻习俗及其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婚嫁诗独特的内容以及高超的艺术手法,至今惠及着后代的文学创作。

三、弃妇诗

《诗经》中还有大量描写了婚姻不幸甚至破裂的诗,并成为后代同题材诗词散文的典范。《诗经》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早已形成,宗法礼教虽不及封建社会中、后期那么严密,但妇女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3]于是,婚后夫妻感情的破裂,往往使得女性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如《邶风·柏舟》中就描写了女子对于自己不幸婚姻的哀叹。然而即便如此,女子也摆脱不了如此痛苦的婚姻,获得自由。婚姻破裂最坏的结局就是女子被弃,表现这一现象的就是《诗经》中的弃妇诗。由于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作为弃妇的命运实为最悲惨的。《诗经》中最典型的弃妇诗就是《卫风·氓》。诗中的“氓”以忠厚老实的样子骗得了女子与他成亲,但当他取得了女子及她的财物时,就显出了原形。而婚后女子不嫌弃“氓”的贫穷,还任劳任怨的操持家务,得到的回报却是“氓”的负心、虐待最后甚至抛弃。这首诗以叙事展开抒情,生动地表达了女子相恋到被弃的过程的痛苦不堪,也展现了当时社会女子的地位以及婚后生活的不幸。如《邶风·古风》中描写了女子婚后辛苦操持家庭,而男子却喜新厌旧,最后甚至把女子赶出家门的不堪现实;又如《小雅·谷风》中女子唾骂男子的无情以及对他的怨恨;再如《王风·中谷有蓷》中女子反复咏吟“遇人之艰难矣”“遇人之不淑矣”,感叹自己遇人不淑,不幸被弃,追悔莫及的痛苦等。从这些诗中,都表达了被弃妇女的悲惨命运,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了当时社会女子地位的低下以及对女子的压迫与残酷。

纵观《诗经》中的婚恋诗,是整部《诗经》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部分之一,它们在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的同时,有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值得当代人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与思考。

摘要：婚恋诗在《诗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诗经·国风》中,三百零五篇中它就占据了大约五十首。它不仅数量多,且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反映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的恋歌,也有描写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的赞歌,还有反映了不幸婚姻给古代妇女造成巨大痛苦的弃妇诗。《诗经》中的婚恋诗,广泛的反映了先秦时代人们的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表现了古代人们质朴、真挚的感情。

关键词：《诗经》,爱情,婚嫁,社会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1]俞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反映社会 第9篇

关键词：黑奴,第一人称叙事角度,文化和历史角度,社会身份

引言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他深受家庭传统和南方风土人情的影响, 作品深入刻画了黑人与白人的地位、相处、矛盾等敏感问题, 反映了美国南方的当代社会面貌。他的著名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 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其作品的特点, 即关于历史与种族问题、恐怖、暴力和变态行为等。长期以来, 众多批评把焦点主要集中在主人公艾米丽小姐身上而忽略了另一个人物, 那就是陪伴艾米丽小姐一生的黑奴托比。在故事中, 福克纳仅用寥寥数笔对他进行了描写和叙述, 便交代了其一生的悲惨命运:从年轻力壮到老态龙钟, 都充当着一个被奴役的角色, 时代的变迁也没有改变他供人驱使的卑贱低下的社会地位。

福克纳在这篇小说中采用了多重叙事角度, 本文选择其中的第一人称“我们”的叙事角度以及文化和历史角度来解析黑奴的“出现”和最后神秘的“消失”所影射的社会现实, 揭露战后黑人的社会身份并未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认同, 生存状况未得到改观, 依然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

二, 正文

福克纳在小说的叙述上, 擅长运用多重叙事角度, 使人们对同一人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这篇小说中, 同样体现了作者这一创作特点, 其中的一个叙事角度是以第一人称“我们” (we) 来叙述故事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人称“我们”代表的是美国南方一个小镇上的普通市民。但从“我们”在故事中所使用的叙述语言来看, “我们”这个群体之中并不包括黑人在内。这可以从以下词汇的使用上看得出来。

首先, 作者在小说中一直使用“Negro”和“nigger”来称呼黑人或黑奴而不是现在黑人普遍接受的称呼“African-American” (非裔美国人) 。“Negro”一词的本意主要指从非洲贩卖到美国为奴的黑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在黑人生活里, 没有人乐意相互称呼为“Negro”, 因为这个词汇会让他们感到不悦和反感, 显然, 从这点来分析, “我们”这个群体是把黑人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事实上, 在美国日常生活中, 很多美国人也很忌讳使用这个字眼直呼黑人, 因为这样会自找麻烦或惹祸上身。而“nigger” (黑鬼) 在美国历史上更是对黑人的一种蔑称和极大的侮辱。在内战前南方奴隶主种植园的社会背景下, 这种对黑人的称呼并不足为奇, 但在内战结束、《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后的美国社会上, 依然保留对黑人的这种称呼就显得别有用意了。毋庸置疑, 作者使用本词的意图表明, 在南方普通市民眼中, 黑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多少改变, 其社会地位依然受到歧视, 社会身份未得到真正的社会认同。从而也说明了美国废除黑人奴隶制并不彻底, 而人们在日常语言习惯上, 还在使用歧视和侮辱黑人的字眼, 显然说明了他们对黑人持偏见的态度还未完全转变。

其二, 福克纳不但在叙事角度的使用上别具一格, 而且在运用语言的技巧方面也颇受好评。他的作品最大外在特点之一就是反复斟酌推敲而选取精巧词汇, 赋予深层内涵, 因此, 他对黑奴在小说中登场和离场时使用“出现” (appear) 和“消失” (disappear) 这两个词汇便值得推敲玩味。这两个词汇并非文字上的纯粹巧合, 而是作者为达到一定的效果而精心使用的。一方面, 这对反义词在故事情节中的运用给第一人称“我们”和读者的感官上增添一种恐怖神秘的气氛。通过“我们”的眼睛观察, 黑奴象幽灵一般的怪异行为说明了他与镇上的普通市民“我们”截然不同:“我们”是行为举止正常的人们, 而黑奴在“我们”眼中则显得神神秘秘、怪异可怕。另一方面, 这一独具匠心的措词暗示了福克纳所要表达的意图, 即黑人奴隶制尽管在美国废除了, 黑人名义上得到了自由, 但他们并未真正摆脱被白人排斥的地位;黑奴在故事结尾艾米丽小姐寿终正寝后, 虽然获得了自由身, 但显然与社会仍然格格不入, 所以只能选择逃离白人社会, 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有意摆脱白人群体的种族歧视。与托比颇为相似的黑人形象刻画也反映在另一个南方文学大师马克·吐温的作品中。在《哈克·费恩历险记》中, 黑奴吉姆从主人家中出逃, 一路上东躲西藏, 担惊受怕, 躲避白人的追捕与迫害。他与托比所处的社会背景一样, 而生存状况也相差无几。毫无疑问, 他们就是内战后美国黑人的一个缩影, 即使在黑人奴隶制废除后, 他们还未完全摆脱种族歧视与偏见, 不能真正地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另外, 从美国文化和历史视角来分析, 并不难找出黑人在内战结束后未能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的历史根源。首先, 美国黑人大多是被欧洲殖民主义者从非洲掳掠和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奴隶的后裔。自从被贩卖到美洲后, 黑人只是奴隶主的财产和工具, 受尽了非人的剥削和压迫。无数黑奴在南方种植园奴隶主残酷压迫下过着凄惨的生活, 没有一点人身自由, 甚至被当作牛马在市场上进行拍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黑人根本无法获得同等的公民地位。在白人眼里, 他们只不过是供他们驱使的牲畜而已。其次, 南北战争结束后, 黑人虽然在法律上摆脱了被奴役的命运, 但被歧视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许多州通过了种族隔离法案, 不准许黑人与白人共用公共设施, 同入一个学校, 同进一个商店等。而且, 在南方战败后, 一些退役的南方军队的士兵在田纳西州创立了一个组织, 三K党, 很快为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利用, 专门从事威胁和杀害黑人。三K党的目的就是通过暴力压迫黑人, 剥夺黑人政治和经济权利。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黑人获得的平等公民权利与社会地位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在福克纳这个短篇小说中, 黑奴托比的生存状况显然代表了美国内战后的广大黑人的社会现状。小说中的艾米丽小姐体现了南方的旧传统、旧价值观在新的社会里遗留的残余之力, 是战后没落的南方贵族的一个代表, 她不愿面对社会现实, 终日抱残守缺, 避免与外面的世界接触, 即使时代变了也不肯放弃奴隶主贵族的身份地位, 一直驱使黑奴到死。她的死一方面表明了南方旧传统、旧价值观的崩溃解体, 另一方面也预示了黑奴托比终于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 获得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然而, 黑奴并没有在获得自由后兴高采烈地走到人们中间, 成为普通市民的一分子, 而是选择了匆匆逃离人们的视野。这正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黑人难以融入白人群体, 与他们难以和睦相处, 因此, 黑奴托比的行为影射了美国内战后黑人的生活状况, 即与白人群体的社会隔阂和心理隔阂依旧重重。虽然黑奴在小说中自始自终没有说出一句话 (这也暗示了黑人在白人面前没有话语的权利) , 但黑人对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的认可已经在他内心烙上深深的印记, 不敢也不愿与白人群体以正常的社会身份相处在一起, 所以才发生了故事结尾黑奴偷偷离开, 神秘失踪的那一幕情景。

三结语

福克纳的小说以现实为基础, 反映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社会的变迁, 社会的冲突和对抗, 以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等。他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从侧面表达了黑人在美国内战结束后, 白人眼中的黑人社会形象与地位。事实上, 虽然黑人奴隶制度在美国得以废除, 黑人获得了人身自由与平等的社会地位, 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得到以白人为群体的社会认可和接受, 无法象白人那样享受平等的公民身份, 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束缚使黑人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极其恶劣。小说中作者对黑奴异常行为的描写折射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境遇, 即不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与白人群体和睦相处, 这恰恰揭露了战后黑人真实的生存状况。因此, 黑奴托比的悲惨人生经历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让我们认识到黑人在美国社会生存的真实写照, 也影射了美国废除奴隶制的不彻底与法律制度的虚伪性质。正如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给黑人开的是一张空头支票, 即任何人都享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这张支票未得到真正的兑现。黑奴托比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让我们认识到美国历史遗留的种族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虽然《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历经南北战争的考验才得以实施, 但是黑人的社会身份并未因此而得到白人社会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根深蒂固,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参考文献

[1]Brooks Cleanth, Robert Penn Warren.Understanding Fic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004

[2]朱永涛, 王立礼.英国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 (下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王奇民.英美社会与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4]张奎武.英美概况.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5]吴定柏.美国文学大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6]邵锦娣, 白劲鹤.文学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反映社会 第10篇

美国的1920年代有许多的代名词。当时, 美国爵士乐兴起, 深入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中, 因此那个年代常常被称为 “爵士时代”。此外, 当时的年轻人怀揣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美好愿望而毅然走上一战战场, 然而当身心俱疲的他们回到美国故乡后, 却发现战后的社会远没有憧憬中的美好, 他们开始感到迷茫、浮躁, 试图打破旧有的道德观念, 因此美国的1920年代也被称为“迷惘的一代”或“浮躁的1920年代”。

菲茨杰拉德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被冠以“爵士时代桂冠诗人”的雅号。他曾经在《爵士乐的故事》一书中对这个时代进行总结:“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 一个艺术的时代, 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 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2、《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折射的美国1920年代社会与文化

通过研究《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 人们可以对1920年代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小说中的主人公盖茨比出身贫穷, 年轻时与富家千金黛西相爱并与其私订终身, 但是由于财富地位的悬殊, 黛西最终选择与“富二代” 汤姆结婚。伤心的盖茨比决心重获黛西的爱, 成为坐拥巨大财富的新贵, 千方百计地与已婚的黛西重逢并再次坠入爱河。但是黛西终究不愿为盖茨比放弃原本的社会地位, 最终盖茨比为了给黛西顶罪而被错杀, 结束其戏剧化的一生。虽然故事看似简单, 但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在讲故事的同时反映了“美国梦”的实现与破碎。

2.1享乐主义盛行

一战前的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仍然和维多利亚时代相似, 鼓励人们过着节欲和简朴的生活, 反对享乐主义。但是战后人们开始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质疑, 逐渐反传统而行之, 提倡及时行乐, 这一点在小说中有明显的体现。

小说中有大量对盛大派对的描写, 在作者的妙笔之下, 当时无节制的享乐主义跃然纸上。例如, 小说对暴富后的盖茨比所举行的派对盛况进行生动的描写。小说中的人们不需要任何邀请就可以参加盖茨比每周举行的派对, 派对上的男男女女纵情狂欢, 不醉不归, 每周单是用于榨果汁的橙子和柠檬的果皮就可以堆成一个小的“金字塔”。而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黛西和她的“富二代”丈夫也过着奢靡的生活, 他们没有任何稳定的职业, 只是挥霍着继承下来的财富, 每年都在几个不同的城市生活, 这与追求稳定家庭生活的传统相去甚远。

2.2婚姻观的变化

在小说中, 黛西和她的丈夫汤姆都着婚外恋。不仅如此, 也许是对于丈夫不忠在先的报复, 黛西似乎并没有过于刻意地隐瞒其与婚外恋, 而在故事的结尾黛西和丈夫这对夫妻又双双忘记过去, 继续奢靡的生活。这在之前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小说侧面反映了人们当时婚姻观的变化。

2.3 1920年代美国禁酒令

1920年代, 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止制造、售卖和运输酒类产品, 期望以此减低社会犯罪率。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1920年代出现许多地下酒庄, 非法制酒和贩酒。小说暗示主人公盖茨比就是靠非法酒庄发家。

2.4区域发展不平衡

今天中国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其实在1920年代的美国, 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当时的美国西部和中西部是欠发达的地区, 而美国东部是最繁华的地区, 当时许多美国中西部的人民都渴望到东部发展。小说中的叙述者尼克为了追寻“美国梦”从中西部老家来到纸醉金迷的东部, 目睹的盖茨比的悲剧后, 又失望地回到中西部。

2.5社会地位 —旧富与新贵

小说中黛西的“富二代”丈夫财富是继承而来, 而盖茨比的财富是通过经商 (非法经商) 而来。在当时的社会, 从家族继承大量财富的富人更受人们的尊重, 地位远高于暴发的新贵。因此, 小说中已经坐拥万贯家财的盖茨比还要虚构自己的家世, 甚至谎称自己在牛津接受教育, 企图掩盖自己贫穷的出生。可见, 当时的社会仍存在旧有的阶级观念。

2.6女性的解放

小说中也反映了当时女性的解放, 人们往往戏称1920年代的女性头发和裙子一样, 越来越短。当时的时髦女性开始进入职场, 并且追求大学教育权和选举权利。小说中最突出表现女性解放的人物是高尔夫女球手乔丹 · 贝克, 她不仅拥有一个男性化的名字, 而且她从事的过去只有男性才敢于涉足的职业。可见, 当时的部分女性已经开始打破传统的束缚, 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并开始追求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3、《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现世的启发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新电影版导演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和1920年代的美国很像, 建筑物在增高, 女孩儿的裙子在变短。”的确, 与美国爵士时代相似, 中国的今天正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革。在小说里“美国梦”的实现与破碎中, 我们应得到的启示是, 要想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过度追求财富、无节制的享乐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绝不可取。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结束了欧美长久以来所保持的总体和平局面, 给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本论通过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研究一战后美国192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 并总结世人从那个浮躁的“爵士时代”可以得出何种领悟。

关键词：一战,美国1920年代,爵士时代,迷惘的一代,菲茨杰拉德

参考文献

[1]刘爱萍, 英美文学赏析[M],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7.9

[2]朱永涛, 王立礼,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3]F.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M].中国宇航出版社, 2011.1

[4]F.Scott Fitzgerald, 杨晓萍, 灯红酒绿[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10

反映社会 第11篇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山海经》是相当独特的一部，有着“天下奇书”之称。

关于《山海经》书名的含义，有学者认为：在先秦古汉语中，陆地隆起高耸的地貌叫“山”，人和物的聚集众而广叫“海”，划分山系、区域叫“经”。“山、海、经”的原意是：“山、水、人、物和区域的划分。”还有学者说：《山海经》顾名思义，它是以山为经、以海为纬来记述上古社会的。书中的“山海”观念囊括了名山棋布的海内华夏和四海之外的广大世界，含有天下和全世界的意义。“经”是经历、经过的意思，有别于儒家的经典之义。综合而言，《山海经》就是上古先民对自己经行世界的一次记述。无论哪种解释，都强调了这部书所记载的内容包罗广泛，而且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状况。

事实确实如此。今天通行本的《山海经》共十八卷，包括《山经》《海经》两部分。从卷一到卷五是为《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它以四方山川为纲，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节与节之间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从卷六到卷十八是为《海经》，《海经》又包括《海外经》四卷，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四卷，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四卷，主要记载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神话传说。最后一卷则是对《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

据统计，《山海经》记载了100 余个国家、近3000个地名、447座山、300余条水道、204个神话人物、300多种奇兽、400多种植物、100余种金属和矿物。至于散布于全书中的神话传说，更是俯拾皆是。我国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称赞它“非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真是恰如其分。由此可见，这部书的内容涉及上古社会地理、天文、历史、神话、气象、动物、植物、矿藏、医药、宗教等诸多方面，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山海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光怪陆离的神仙。比如南次三山有龙身人面的山神，而西次二山的神仙有的是人面马身，有的是人面牛身。这些半人半兽的形状究竟有何意味？实际上，这是原始先民对自然和祖先的一种祭祀形式，半人半兽是原始人的幻想，是人类早期思维的投影。通过描绘这些半人半兽的神仙，先民们对祖先的图腾崇拜就被折射出来。

正是由于《山海经》内容包罗广泛，还记载了大量奇诡的神仙异兽，使得后人对这部书的性质和归属有着不同看法：像西汉的刘歆认为此书内容“质明有信”，属于记载山海水土、风俗物产的地理学著作，西晋郭璞也认为它是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后来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书又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而明代学者胡应麟则称此书是专讲神怪的书：“《山海经》，古之怪语之祖。”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山海经》“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将其列入子部小说类。

到了现代，学者们的观点更是见仁见智：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乃神话类著作，说它是“现存的唯一的保存中国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鲁迅先生则认为“《山海经》今所传本所载祀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除上述说法外，还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氏族社会志”“神话政治地理书”，等等。

意见难以统一，正体现了这部书的“奇”，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这部书的重视程度。

成书年代众说纷纭

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并非最初的原貌，而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校订而成。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刘歆后改名刘秀，非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也就是说，原始的《山海经》有三十二篇，经过整理而成为今本的十八篇。此后，《汉书·艺文志》著录： “《山海经》十三篇。”对此，清人郝懿行解释说：“所谓十八篇者，《南山经》至《中山经》本二十六篇合为《五藏山经》五篇，加《海外经》已下八篇，及《大荒经》已下五篇为十八篇也。所谓十三篇者，去《大荒经》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与经别行，为释经之外篇。”可见，《山海经》在汉代并没有统一、固定的版本。直到晋代郭璞对其加以注解，才最终定《山海经》为十八卷，并流传至今。

那么，原本三十二篇的《山海经》成书于什么年代呢？对于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说是大禹及其属臣伯益所作，撰著时间当为上古的虞夏之际。西汉的刘歆、东汉的王充，以及《列子》《隋书·经籍志》都持这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山海经》中大量的神话故事确实源自上古的口耳相传，但说全书皆为虞夏之物显然证据不足。

第二种说是出于众手，作于战国，成于西汉。宋代朱熹在《楚辞辨证》中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神话集中于《楚辞》的《天问》篇中，《山海经》是根据《天问》而作。后来学者袁珂明确指出：“以今考之，实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当为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所作。除《海内经》四卷是作于汉代初年而外，其余均作于战国时代。”

最后一种意见以历史学家蒙文通为代表，他根据《山海经》中地名、物名、神怪图像以及称“书”为“经”“藏”等的说法，推断此书很可能是从印度至中国各地的记录。而这一记录者是战国时期墨子的学生，印度人随巢子。这是一种有新意的见解，但仍有待充分的证据。

虽然《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还没有定论，但经刘向父子整理后，便受到广泛重视，研究者层出不穷。

前面提到的郭璞就用文字、训诂的方法，从玄学、神仙学方面对这部书进行了注解。南北朝时期的张僧繇绘制了《山海经》图。明代杨慎《山海经补注》、王崇庆《山海经释义》，从文学欣赏方面阐发了这部书的价值。清朝的吴任臣是继郭璞之后对《山海经》做全面整理的第一人，他的《山海经广注》对历代流传的原文进行了全面校正；同时代的郝懿行综合众家之长，著成《山海经笺疏》，成为今天流传最广的高质量《山海经》注本。20世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成果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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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外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早在1891年法国东方学者莱昂·戴罗斯尼便翻译出版了法文版《山海经： 中国古代地理》，只不过是节译本，主要翻译了地理学的内容。1892 年，荷兰学者古斯塔夫·施勒格尔则研究了《山海经》描述的古代氏族部落。此后，关于《山海经》的译本和研究文章不断涌现，体现了这部书的重要

价值和受关注程度。

《山海经》的现代价值

《山海经》记载的虽然多是上古之事，且作者和成书年代难有定论，但其内容仍具有现代价值。

首先，《山海经》中包含着许多令我们感动的神话故事，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比如《北山经》中的精卫是一个矢志不移的形象，浩瀚的东海因为精卫鸟的不懈努力而日益变浅，在这个故事中，生命的顽强和尊严得以彰显。《海外西经》中，刑天虽然被天帝砍掉脑袋，却仍不肯放下手中抗争的武器。这些神话到文人的手里，变成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名作。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中“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后世的名著像《镜花缘》《红楼梦》也从《山海经》中取材：《镜花缘》中出现的长臂、结胸等国即直接来源于《海外南经》中的长臂国和结胸国。《红楼梦》的开篇即是大荒山和女娲补天的故事，将读者的思绪与《山海经》紧密对接。

其次，《山海经》中虽然有很多看似“荒诞不经”的记载，却是上古先民观念的一种反映，因此，今天的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它作为信史的一面。书中的肃慎国、匈奴国、犬戎国、氐人国都是秦汉时期曾经在我国北方频繁活动的古族。书中关于上古社会的传说则含有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忆。炎黄两个部落的战争，实际上反映了炎黄两个古族逐渐融合共同构成为华夏族的史实。而对炎帝、黄帝、舜的世系的记载，则是研究上古文明的重要史料。此外，《山海经》叙述我国的地理也很有系统，特别是《五藏山经》中对西域地区山川形势记载十分周详，有学者认为汉代人对于西域地理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就来源于这部书，并断言早在汉武帝遣使通西域之前，就出现了由民间自发开辟出来的丝绸商队通道，这个观点让我们对丝绸之路又有了重新的认识。

最后，《山海经》在细致描绘花草禽兽的基本特征之后，总要指出它们给人带来的利弊。书中还特别重视动植物的药用功能，一部《山海经》就如同一部上古的《本草纲目》。同时，它对各地的矿藏资源也十分留意，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从这些记叙中，我们能够看出上古先民了解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而在他们对山神祭祀的虔诚态度里，又体现着一颗敬畏自然的心，这一点正是我们应该加以借鉴的。

《山海经》神话故事四则

精卫填海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北山经》）

再往北二百里，是发鸠山，山上生长着大量的柘树。山中有一种禽鸟，样子像乌鸦，长着花斑脑袋、白色的嘴巴、红色的脚爪，名字叫精卫，这鸟发出的叫声就是自己的名字。精卫鸟原是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女娃到东海游玩时不幸溺水，淹死在东海里没有返回，于是变成了精卫鸟，常常衔回西山的树枝和石子来填塞东海。漳水从这座山发源，之后向东流入黄河。

夸父追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

夸父与太阳赛跑，渐渐赶上了太阳。这时他感到口渴，想要喝水，于是就到黄河和渭河去喝。夸父喝干了黄河、渭河的水，但是还不解渴，又想去喝北方大湖的水。夸父还没跑到，就渴死在半路上了。他死时遗弃的手杖化作了邓林（即桃林，在今河南灵宝西南）。

黄帝杀蚩尤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大荒北经》）

蚩尤制造了多种兵器用来攻击黄帝，黄帝便派应龙到冀州的原野去攻打蚩尤。应龙积蓄了很多水，而蚩尤请来风伯和雨师，制造了一场大风雨。黄帝就降下名叫魃（bá，传说中的秃头女神，她所到之处就会大旱）的天女助战，风雨被止住了，于是黄帝得以杀死蚩尤。

鲧禹治水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海内经》）

到处是漫天大水。鲧没有得到天帝的命令，就擅自偷拿天帝的息壤（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能够不断自我生长的土壤）用来堵塞洪水。天帝派遣祝融把鲧杀死在羽山的郊外。禹是从鲧的遗体肚子中出生的。天帝后来命令禹整治土地治理了洪水，并最终划定了九州区域。

反映社会 第12篇

一、服务社会是中国大学的重要职责与必然选择

2007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发表了著名的“仰望星空”即席演讲,指出大学对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在谈到对大学的希望时,提出首先“要树立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就是要把学校的命运,每一个老师和同学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都要与国家和民族同舟共济,都要为国家和民族学习和工作。”2)总理言简意赅、至情至理地阐明了我国大学及其高等教育肩负服务社会的历史性使命。

纵观世界现代大学的发展,大学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既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承载着影响与反哺社会的存在价值。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背景下,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责更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大学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聚焦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社会是我国大学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有大学的参与,大学集聚着雄厚的技术力量与人才储备。例如,两院院士作为我国最有科学技术成就和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群体,1955~2009年当选的来自高等院校的院士就占到了院士总数的40.92%。3)另外,自国家设立科学技术奖以来,截止2009年,高等院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大奖获奖数,分别占授奖总数的52.3%、37.0%和30.9%,其中:2009年度国家三大奖通用项目全国高校获得198项,已占到授奖总数的68.5%。4)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高等学校仍将是我国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和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牵引。

长期以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始终坚持服务社会的办学目标,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国家与社会需要的时候,总能身体力行,以智慧与热情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5.12”汶川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学院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第一时间组织队伍赶赴震区,在4天内完成了40多个乡镇所有过渡房的规划,在两个月内完成了100多处城乡临时板房安置点的选址和建设规划。在历时两年多持续不间断的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中,共完成各项灾后重建规划与设计40余项,其中包括在受损最严重的北川县城进行的地震遗址博物馆策划与整体方案设计、在上海市对口援建的都江堰市承担的城市总体规划及“壹街区”综合商住区设计以及在震中地映秀镇完成的详细规划与住宅设计等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项目。

在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的申办、策划、规划、建设、运行等各个环节中,更是处处能看到学院教师的全面参与。在规划阶段参与工作教师占到学院教师总数的85%以上,在其后设计、施工直至开幕前的各项工作中,始终有众多团队奋战在与世博相关的各个领域中。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总规划师、世博园区夜景照明总体策划总负责人等均出自学院。学院教授主持或参与完成建设工程项目30余项,承担国家部委、上海市科委、世博局等委托的各类研究课题21项,出版相关专著、编著18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56篇,举行世博相关讲座逾120场。当然,在贡献世博、参与世博的同时,也为学院自身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强化学科方向、锻炼学术团队、提高专业水准、完善国际合作,学院的各项工作得到了全面提升。

二、服务社会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导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所设的建筑、城市规划与风景园林等学科均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各学科的知识核心均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多种学科知识作支撑。然而作为以人居空间环境设计与研究为根本性任务的学科,它无疑具有鲜明的工学特征,并有极强的应用性与社会属性。基于学科认识所确立的服务社会的学科发展基本导向,决定了学院的专业定位、学术取向与关注重点。

服务社会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各学科从学科特征出发、贴近工程实践、贴近社会、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的专业定位与专业观念,它揭示了学科与社会的直接关联与互动。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同济大学金经昌教授在为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生寄语时,提出:“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要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5)规划与设计作为建设活动的先导,不应高高在上,应不唯权贵,更多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民意,为民服务。多年来,同济师生积极投身于国家与地区的建设之中,一切着眼于客观实际与学科规律,践行着服务社会的专业理想。在学院院史馆,存放着三册1950年代末同济师生在江西现场规划的图纸影集,当时为响应国家建设的需要,40余位师生分组编队,走遍了江西80多个城市与乡镇,深入实地踏勘,克服了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困难,与江西省建设工程局合作,完成了一大批城市及县、镇、乡等各种层次的规划,为当地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时代性的贡献,这可以说是学院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入社会实践、以专业知识服务于民的集体行动。

服务社会作为专业定位,也深深地影响着学科的学术取向。扎根于生活实际,尊重文化环境,尊重地域特色,在运用现代技术和学习民间传统中寻求灵感,成为同济追求创新的重要路径。1956年由李德华、王吉螽教授设计的同济大学工会俱乐部,从环境与建造出发的自由形体组合,强调流线与视觉感知的空间处理,以及突出使用活动的多重院落配置,设计体现了对借鉴民间建筑传统的深层理解,也以作品对当时对“民族风格”的片面追捧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民族风格本来就不应该仅从形式上着眼,而应该从各方面吸收,加以提取而融合到今天的建筑中去。”6)1960年代,冯纪忠教授在杭州花港茶室的创作中,将民居中双坡长短不一的屋顶用于公共建筑,创造了流动的室内空间和清新的建筑形象,成为现代空间塑造结合传统形式语言的一个经典范例。之后,在葛如亮教授等同济教师的多项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超越形式而又极具地域形式感的设计。

服务社会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学院学科的关注重点,体现了聚焦社会、聚焦大众的民生思想,而由此产生的注重功能、注重经济、强调效益的理性设计策略,也构成了“同济风格”的核心要素。改善大众生存环境、提升大众生活品质,一贯是同济学科探索的重要方面,从学院承担的早期的众多校舍规划建设,到大规模的工人新村规划设计,再到1980年代初开始持续进行的旧城改建研究以及今天的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等,均是各个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量性建设的基本问题。学院的学术研究与工程实践总是针对每一时期最为普遍的社会建设问题,始终具有面向最为广大群众的特点,这也使得学院的服务社会重点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

三、服务社会是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

全面服务社会的理念,并不是单纯地体现为直接的社会服务行为,它包含于履行大学职能的各个方面。在人才培养这一大学最为本位的工作中,作为建设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建筑规划教育必须聚焦国家发展战略,主动应对专业发展趋势,满足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需求,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具有职业素养、适应时代发展的专业人才。同济大学多年以来所倡导的“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的培养目标,也正是建筑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服务于社会实际需要的基本要求。由此,学院在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及社会意识等相关培养环节中的一切教学行为,都突出了这一根本宗旨。

知识结构与知识传授是教学标准与执行过程的两个方面。针对专业特征与职业特点,学院历来重视学生所应掌握知识的综合性,在执行各自专业评估标准的基础之上,突出知识的基础性、系统性与前瞻性,并以设计、理论、技术以及经济、社会等分类系列课程的建设入手,强调知识间的层次性与关联度。通过多学科、多专业的整合发展,促进学院一体化教学公共平台建设,实现知识互补与课程共享,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扩大学生知识面。在知识传授过程中,除了探索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之外,还不断推进教学运作体系与组织机制的创新。1950年代,冯纪忠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收放有度的“花瓶式”教学模式,其主要精神是突出阶段性教学重点,既有放手培养学生设计创造力的环节,又有引导学生严格把握功能、技术和经济的客观问题的训练,在教学过程中正确处理放和收的辩证关系,达到完整培养目标的最终实现。随着学科的发展及专业的拓展,1980年代又进行了以“环境观”为主线的教学组织方式探索,以及目前体现教学目的、内容、方法相结合的全过程教学计划矩阵模型的建立,所有教学改革都在于寻求以更为规范的教学行为,更加合理地传授专业知识、训练专业技能,以造就具有职业素养、适应社会需要与发展潜质的专门人才。

实践能力是专业能力与专业素质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活动更是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必要基础,是学生创造能力培养的主要教学环节。在实践中锤炼,在实践中创新,加强实践既是同济的教学特色,更是对接社会、造就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学院构建起一个多层次、递进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各专业教学结合实践的形式与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在基础教学阶段,强化动手课题的设置,通过不同方式、不同规模的建造实验,加深学生对空间、材料以及建造方式与过程的感性认知。在实践性很强的高年级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教学中,突出了选题与教学目标及效果的对应关系,结合各阶段的教学计划,尽量选择具有针对性的真题,使教与学能围绕实际专业问题进行探究。最近几年,学院各专业毕业设计中具有研究价值的真题已占到全部选题的90%以上。此外,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出发,学院的本科实践教学正逐步从工程实践向经济、管理、社会、环境、文化等各方面拓展,实践课程的安排和内容的调整都开始向上述方向增补和转化。如城市规划专业的“社会综合实践”侧重于政策管理方面,“历史文化遗产调查”侧重于社会文化方面,等等。

通过实践直接接触社会,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社会意识也得到进一步提升。无论是课堂教学安排或是课余活动组织,学院更为重视为学生创造参与社会的条件,在学习中服务社会、对社会重大关切与热点问题进行专业性思考,成为广大学生增强专业使命感与社会意识的重要方式。1988年南方特大水灾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发生后,学院各专业均及时组织了相关课题,学生们通过大量调研,提出专业应对措施与建设性方案,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体会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感受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力量和大爱给心灵带来的震撼。在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通过对历史街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建设等大量现实性专题的社会调研,不断加强学生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实际的自觉性与社会责任感。2006年由10多位学生针对新农村建设的环境、医疗、教育等问题完成的暑期社会实践报告《红土地上洒深情》,获得了全国暑期社会实践优秀项目称号,并赢得社会各方的广泛好评。

其实,服务社会是一个平凡不过的词语,作为一种普适概念,没有什么特指,也不是谁的专属。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服务社会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也予以其不同的地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以服务社会为办学目标,这既是精神所见,也是行动所向。

参考文献

[1]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历史与精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百年校庆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5.

[2]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开拓与建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历年教学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5.

[3]吴长福,钱锋.“多学科、重实践、国际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编.传承与探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百年校庆教学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