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教学

俄罗斯文学教学（精选9篇）

俄罗斯文学教学 第1篇

一

2002年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 将高校俄语专业培养学生的总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扎实的俄语语言基础和宽广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俄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新闻、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俄语人才。”《大纲》将俄语专业知识、相关文化知识及言语技能三个主要教学内容具体到了高校四年制俄语专业基础阶段 (第12学年) 和提高阶段 (第34学年) 的各门课程里, 其中, 俄罗斯文学选读课程被确定为提高阶段的一门必修课, 开设在第八个学期, 课程目的为:“通过对俄罗斯文学名著章节片段或全文的阅读、分析和讨论, 培养学生理解、欣赏、分析原著的能力, 使学生了解文学语言的基本特色, 加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 增进对俄罗斯文学及社会文化的了解,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促进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选读课上, 学习阅读原文俄罗斯文学经典, 比如: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等作家的代表作是必读内容。结合《大纲》对学生文化教育的重视, 我们以文学选读课堂上对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学习实例入手, 来认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二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再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 别林斯基认为它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由于作品篇幅较长, 选读课上只能学习到部分诗节。在讲解与阅读该作品时, 教师一般都能意识到向学生介绍作品的创作背景、内容梗概、主题思想、文学结构、人物形象等, 并且解释语言难点, 但容易忽略对那些蕴涵在文本中具有文化背景意义的词汇进行挖掘, 忽略向学生传递相关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信息, 如果仅将学生的注意力放在词、句的表层意义上, 停留在诗节的翻译上, 学生不仅失去了获取语言国情知识的宝贵机会, 而且这样也不利于他们对篇章的解读与领悟。对此, 我们从这部作品第二章举出三例:

㈠在第四节中, 有这样的诗句:“Всвоейглушимудрецустынный, Яремонбарщиныстаринной/Оброкомлегкимзаменил.;Ирабсудьбублагословил。” (把古老的徭役易为佃租, 使农奴的负担减轻, 让奴隶们戴德感恩, 尊他为僻陋领地的圣明。) 其中, “барщина”及“оброк”分别译为“徭役”和“佃租”。在这里, 如果仅仅知道两词的译文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不对它们的背景知识作出讲解, 学生就难以理解主人公奥涅金在乡村所进行的改革尝试为什么能够减轻农奴的负担。要知道:在俄国农奴专制时期, 农奴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在土地、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 处于社会最低层, 徭役是地主庄园经济中剥削农奴的主要剥削形式。НЛБродский在《“Евг

енийОнегин”АС.ПушкинКомметарии》中对“徭役”的解释是:“农奴制劳动的方式之一, 农奴必须花自己的部分时间为农奴主劳动, 在农奴主的粮食工厂里劳作。由于长时期里法律未对劳动的种类及时间作出明确规定, 因此一切都听由地主的摆布。在1797年制定的法律 (关于农奴每周三天徭役, 节日休息) 实行以后, 农奴有时仍然要为农奴主整周劳作, 在农忙季节, 甚至通宵达旦。”作家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描写了俄国农奴的悲惨牛马生活, 他们成年累月地为地主服徭役, 只有夜里和星期天才能耕作自己的小块土地。另外, НЛБродский对“佃租”的解释是:“在佃租制中农奴必须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自己生产的粮食, 或者一定数额的钱, ”也就是说, 其特点是佃租农民按期向地主交纳固定数量的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 佃租比徭役能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课堂上, 教师向学生阐明这两词的文化内涵, 这样学生能够了解它们的区别, 扩充对俄国农奴专制时期相关知识的认识, 也能够加强对文本的解读,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㈡在第五节中:“《Соседнашнеуч;сумасбродит;Онфармазон, онпьетодно/Стаканомкрасноевино;Ондамамкручкенеподходит;Вседаданет;нескажетда-с/Ильнет-с》” (我们的邻居太无知, 性情怪僻, 是个共济会员无疑;他只用大杯喝单一的红葡萄酒, 不肯吻女士的手, 言谈时只说“是”或“不是”, 连“阁下”都没有。) “фармазон”即“共济会员”, 共济会原为宗教秘密组织, 起源于十八世纪初的英国, 后经法国传入俄国, 十九世纪初, 自由派青年曾企图利用共济会组织开展活动, 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都曾加入。它后来逐渐成为一支贯穿整个俄国和苏联史的带有秘密组织性质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教师在讲授时, 不能满足于按照字典释义, 一定要向学生揭示该词的历史背景知识, 使他们获得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里特有事物及社会现象的超语言知识。

㈢在第二十四节中:“ЕесестразваласьТатьяна...Впервыеименемтаким/

Страницынежныеромана/Мысвоевольноосвятим.Ичтож?Оноприятно, звучно;Носним, язнаю, неразлучно/Воспоминаньестарины/

Ильдевичьей!” (她姐姐名叫达吉雅娜为使小说能有吸引力, 随意用上这一个名字, 在我们还是头一次。这有什么关系?我以为这个名字响亮悦耳, 会使人产生对古老的联想或闺房!) “Татьяна”即人名“达吉雅娜”, 该名在十世纪俄罗斯洗礼之后由外国进入了俄罗斯人名表中, 从此它被当作俄罗斯人名看待。我们知道: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 通常根据人名可判断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比如说:十八世纪的贵族家庭的女孩通常叫“Ольга” (奥丽加) 、“Екатерина” (叶卡捷琳娜) 等, 农家出身的女孩通常叫“Василиса” (瓦西丽莎) 、“Мафра” (玛弗拉) 等。“达吉雅娜”也是一个农家女孩子的名字, 在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 女主人公是一个贵族小姐, 诗人却给她取了一个在当年丫环们才使用的名字, 这是为了暗示出她生长于远离城市的乡村, 生活在淳朴自然的人民中, 并且与人民有着深厚感情, 这点恰好与奥涅金和人民的脱离形成鲜明对照。在《“ЕвгенийОнегин”АСПушкинКомметарии》中Н.Л.Бродский写道:“普希金的达吉雅娜’这个名字使人产生对古老过去的回忆这个响亮悦耳’的名字, 显然是在描写她成长过程中受到外来影响时强调她的根本个性, 即与民间生活 (《俄罗斯灵魂》) 、与俄罗斯民俗、安宁的古老相联系的土壤性。”达吉雅娜出自俄国文化的土壤, 也是俄国民族文化的产物。经过分析, 我们应认识到:在文学选读中出现的人名要引起注意, 体会其语言国情文化价值。

三

实例说明:国情文化知识蕴涵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 在文学选读课堂上, 学生不可避免地要了解学习相关的俄罗斯国情文化知识, 而教师的职责就是要有意识地挖掘出这些内容, 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 在两者本位与辅助的基本定位上明确同步、互补、兼容的相互关系, 从更深层次文化背景角度去分析篇章, 揭示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伴随意义等, 强调词语的认知功能和文化功能, 帮助学生克服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和困难, 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性和文化意识, 无条件地理解、掌握与本国文化不同的信息, 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悟力, 改善知识结构, 通过文化教学, 提高学生的语言习得能力。

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初探 第2篇

汪介之

2012-9-28 15:02:24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京)2004年04期

作者简介：汪介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有着不同的生成背景和生存语境，它们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也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呈现出彼此对峙的格局，但两者又是互相依存的。本文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在审视作为文化现象的移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值得深思的若干问题。

关 键 词：俄罗斯 侨民文学 本土文学 对峙 依存

十月革命后，完整的俄罗斯文学开始分成两大板块：俄罗斯侨民文学(流亡文学)与苏联俄罗斯文学(本土文学)。这一分裂状态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几乎横贯整个20世纪。其间，侨民文学先后出现过三次浪潮，本土文学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考察这两大文学板块之间既彼此对峙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发现其价值取向、美学追求和历史命运的异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也能够为审视作为世界性文化现象的移民文**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

一

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的生成与1917年十月革命密切相关。1905年二月革命后，知识界曾普遍欢呼俄罗斯“与自由联姻”，并将这一历史变动视为民族振兴的契机。但是，对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迅速转换，一些知识分子却缺乏精神和心理准备，他们难以接受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于是陷入困惑、怀疑和忧虑之中。这种情绪由于局势的动荡不安、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言论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等原因而不断加剧。从1918年起，就陆续有许多在白银时代已蜚声文坛的作家离开故土。截至1922年，迁居国外的知名作家有巴尔蒙特、布宁、扎伊采夫、格•伊凡诺夫、库普林、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苔菲、霍达谢维奇、茨维塔耶娃、什梅廖夫等人。他们分属于白银时代的各文学流派，并构成第一代侨民作家队伍的主体。因此，女诗人济•吉皮乌斯当时不无夸张地写道：“俄国现代文学(以它的主要作家为代表)正在从俄罗斯流向欧洲。”(注：АитонКрайний，ПолетЕвропу．См．：А．Я．Зись．Русскаяиея：ｌдкруｚуписате лейимыслителеǔ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Вх момах，ТомⅡ．Москва：Искусство，1994，стр.360.)

与此同时，在艺术界享有盛誉的音乐家格拉祖诺夫、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画家和艺术史家别努阿等，均先后出国。人文科学领域也有许多知名学者离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遣送出国的。1922至1923年间，苏联政府曾分别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克里米亚等地，由水路将160余名知识界人士遣送出境。被遣送者中包括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洛斯基、弗兰克、伊里因等著名哲学家。后来，这些遣送船只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哲学船”。(注：СергейХоружий，Филосодфкпǔпａｐохд．《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09.05.1990，No 19.)知识界名流的大量流失，无疑是俄罗斯本土文化的重大损失；而对于侨民文学 来说，却因此获得了无可替代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第一代侨民作家遍布于俄罗斯周边的一些国家。他们先后以柏林(1921—1923)和巴黎(1924—1940)为中心展开活动，掀起侨民文学的“第一浪潮”。“二战”爆发后，这一代侨民作家开始向大西洋彼岸迁移，其中大部分人定居于纽约。在那里，他们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但是，作为侨民文学一个阶段的“第一浪潮”，至此已走向终结。

苏联俄罗斯文学(本土文学)的最初阶段，包括十月革命时期和整个20年代的文学。初 期的本土作家包括四部分人：首先是那些从一开始就赞同革命的老作家，如绥拉菲莫维 奇、魏列萨耶夫等；其次是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他们作为巨大 历史事变的产儿，合乎逻辑地成为新时代的讴歌者；还有一些留在国内的白银时代作家，他们对新政权多少持保留态度，如索洛古勃、别雷、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等； 最后是一些起步于革命前后的年轻作家，他们不能认同流行的文学观念，与“主流文学 ”格格不入，如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米•布尔加科夫等。托洛茨基曾 把上述后两类作家分别称为“国内流亡者”和“同路人”，并将其作品纳入“非十月革 命文学”。(注：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13和41页。)

应当说，在这一阶段，本土作家尚有幸置身于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十月革命初期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建立及其活动，俄共(布)中央决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颁布，思想倾向不同的文学团体的存在，允许作家出国并在国外逗留、发表作品的事实等等，都是苏联政府一度实行开明文艺政策的表现。因此在当时，多种理论批评学说还能够并存，作家们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试验、在创作方法上的选择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于是，本土文学在这一阶段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此时，极左文学思潮已现端倪，对文学的行政干涉也已开始。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盛行，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发表，苏联政治教育管理总局《关于从公共图书馆中清除反艺术、反革命书籍的指令 》的出台，“拉普”以文学总管身份对作家们进行监控的做法，对扎米亚京、皮里尼亚 克等人的批判，都表明本土文学的上空正在聚集把阶级斗争引入文学生活的浓重乌云。

进入30年代后，本土文学遭遇了另一种文化语境。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政治占据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文艺指导思想急剧“左”倾化。1932年，联共(布)中央决定撤销各文学团体，筹建统一的作家协会。同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创作方法被提出。1934年，这一创作原则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并被写进《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从而获得了某种法律效应。“拉普”在20年代梦寐以求的从组织上、思想上对作家实行“一统化”控制的格局此时终于形成。此后，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如曼德尔什塔姆、皮里尼亚克、巴别尔、沃隆斯基、梅耶荷德等，都相继被关押、流放或处死，阿赫玛托娃、米•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人则受到批判与谴责。许多作家不得不避开文学这一荆棘丛生的领域，转向翻译或其他研究领域。他们或者强行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试图加入屈从和遵奉的时潮中去；或者干脆辍笔，告别文坛。这一切导致了本土文学的大面积滑坡，使得一批为极左政治和个人崇拜唱赞歌的低劣作品充斥文苑。

苏德战争的炮火一度冲破了极左文艺政策对文学的钳制。在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年代，文坛氛围稍显宽松。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下，作家们在题材范围、体裁样式和表现手法 等方面曾被允许有某种选择的自由。30年代被迫搁笔的一些作家也能够发表他们的新作 了。一时间，人们似乎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了文学复兴的希望。然而，极左思潮并未因 战争而得以根除。战后，个人崇拜情绪达到高潮，文艺指导思想也达到“左”的顶峰，造成本土文学更为严重的滑坡。1946年，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 杂志》的决议，指责两刊发表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在思想上背道而驰的作品”，责 令其停刊整顿。日丹诺夫发表长篇演讲，对这两位作家进行猛烈抨击，并将其开除出作 家协会。紧接着，关于戏剧、电影、音乐等方面的一系列决议出台，随即开展了对于“ 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讨伐。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横遭迫害，许多刊物、剧场和文艺作 品被封禁。幸存的作家们或委曲求全，或检讨认错，或被迫沉默。文坛出现了万马齐喑 的局面，这时期的创作多是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作品，此阶段即所谓“日丹诺夫主 义”时期。

正当本土文学走向低谷之际，由于“二战”的爆发，侨民文学“第二浪潮”得以形成。第二代侨民作家分散在包括巴尔干半岛、澳大利亚和南美各国在内的广大地区。他们大都对战前的苏联现实特别是30年代的大清洗有着深刻而沉痛的印象。战争使他们获得了脱离这种环境，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反观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但这一代侨民中知识分子比例偏低，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活动圈并未形成，因此，这一代侨民作家的创作成就远低于第一代侨民作家。不过他们却比后者更了解国内新近的真实情况，在新的创作素材的占有上具有一定优势。“第二浪潮”的兴起，给侨民文学注入了新鲜的细流，拓宽了它的表现领域，并架设起连接“第一浪潮”和“第三浪潮”的桥梁。

50年代初，苏联社会长期沉闷的文学氛围开始被打破，本土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因一些作家的质疑而得到了修改，现实主义得以回归，现代主义也开始涌动。但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平静无波的。从1957年初开始，中央机关报便连续发表社论或文章，文艺界也组织各种会议，号召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于是，又有许多作家作品或受到公开批判，或被打入冷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仅未获准发表，当小说在国外出版，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者更是很快便遭到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这时的文坛气候可以说是“时而解冻，时而冰封”。“停滞时代”强化了这种“冰封”。关于文艺问题的中央决议和报纸社论连篇累牍，反复批判“非英雄化”倾向，号召作家对资产阶级思想发动进攻，“歌颂今天的现实”。与此同时，文学界的“持不同政见者”还遭到了严厉惩处。被批判、被“搁置”的作品较前一个时期大有增加。这一切构成了“停滞时代”本土文学生活的特有景观。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中期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由于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苏联本土不能公开发表，或被明确宣布为禁止发表的作品，“地下出版物”便应运而生。从50年代末期起，就不断有作家设法将自己的作品寄往国外发表。这类行动激起了苏联当局的强烈反应。作家们或受到猛烈批判，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乃至被逮捕、判刑和驱逐出境。如1966年在莫斯科就举行了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公开审判，指控他们“持敌对的反苏立场”，把“诽谤性的作品”寄往国外，结果两人分别被判处7年和5年徒刑。1969年，索尔仁尼琴因同样的罪名被取消作家协会会籍。1974年，他被驱逐出境。70年代初，苏联当局开始放松对公民出国的限制，于是便有一批作家离开本土。他们与被驱逐出境的作家一起，形成了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

第三代侨民作家大都侨居于巴黎、慕尼黑、维也纳和美国各地。他们在出国前一般已有作品在境外发表，出国后则继续推出新作。“第三浪潮”拥有诸如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其文学总体成就远远超过“第二浪潮”。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再度发生变化，这一代侨民作家的旧作陆续回归祖国，新作也有了在国内发表的可能性，于是，“第三浪潮”也开始走向平息。

1991年苏联解体后，对作家进出境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的界限最终被打破，两大文学板块在分离70余年后重新合而为一。

二

由于生成背景和生存语境不同，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思想指向和美学追求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侨民作家分属白银时代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不同流派。侨居国外以后，他们的流派属性和艺术观方面的矛盾渐趋淡化，但彼此之间的思想冲突依旧存在。他们当中有的坚持自由民主主义理想，有的留恋东正教君主主义，有的信奉“欧亚大陆主义”，也有的陷入宗教神秘主义。侨民作家们也做过彼此联合的尝试，如1928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曾召开过一次侨民作家代表大会，然而这 种尝试并未取得成功。后来，侨民作家中只出现过一些小范围内的联合，这些文学圈子分别围绕着布宁、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格•伊凡诺夫、阿达莫维奇、波普拉夫斯基等人形成，其中前四个圈子以老一代作家为主，后两个圈子则结合着年轻的文学探索者们。

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的作品，有不少反映了作家们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事件和国内战争的回望与评价，如布宁的《可恶的日子》、什梅廖夫的《死者的太阳》、列米佐夫的《被掀动的罗斯》等，这些作品一般以人道主义为尺度，从文化的角度检视动荡的岁月。对历史变动的思考，对个人命运、侨民的出路乃至民族前途的探测，还使得一些作家把视线转向本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传统，于是便出现了什梅廖夫的抒情随笔《老瓦拉姆》和长篇小说《天国之路》、扎伊采夫的《拉多涅日城的圣谢尔吉》、苔菲的小说《女巫》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

第一代侨民作家对俄罗斯本土大都抱有深深的怀念之情，因此，在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忆中抒发乡愁便成为“第一浪潮”的重要主题。库普林的小说《热涅达》、格•伊凡诺夫的诗集《蔷薇》、萨沙•乔尔内依的诗集《渴望》等，把对祖国的怀念和失去家园的孤独感融合起来，道出了一代侨民的心声。布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什梅廖夫《朝圣》和《上帝的夏日》、扎伊采夫的《格列勃的游历》等自传体作品更表现了天涯游子对祖国的忧思和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由于同样的原因，回忆录在“第一浪潮”中大量涌现。格•伊凡诺夫的《彼得堡的冬天》、霍达谢维奇的《名人陵墓》、扎伊采夫的《悠远的回忆》、茨维塔耶娃的《被征服的灵魂》、谢•马科夫斯基的《在白银时代的帕尔纳斯山上》、济•吉皮乌斯的《活着的面影》等都是有影响的回忆录。侨民作家们热衷于回忆录的写作，不仅是出于表现乡愁和怀旧情绪的需要，更是保存本土精神文化遗产的意识使然。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阅历丰富的侨民作家将注意力转向某些永恒的主题，如人生的奥秘、生活中的宗教因素、爱情与死亡等等。布宁在国外的创作是开掘这一主题的典范。济•吉皮乌斯的《光华》、维•伊凡诺夫的《暮色》、格•伊凡诺夫的《1943—1958年诗抄》等白银时代诗人的晚期诗集则往往把历史的追问、宗教的沉思和哲理的探寻结合在一起，诗化了对人生的思索，并带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

统观侨民文学“第一浪潮”的主要作品，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美学取向。一种是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和对古典美学观念的重新认同。这种创作倾向曾成为一股潮流在老一代侨民作家中悄然涌起。这一倾向不仅表现于他们的创作中，也体现在他们关于经典作家的论著中，如布宁的《托尔斯泰的解脱》、扎伊采夫的《屠格涅夫的生平》、霍达谢维奇的《普希金的诗学事业》等。与前一种艺术取向相对应，一些较为年轻的作家则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新鲜经验，积极投身于欧美文学的新潮流，甚至干脆以法语或英语写作，如阿尔丹诺夫、阿达莫维奇、纳博科夫等。其中纳博科夫在开始文学生涯之初就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他1940年以后的文学活动事实上已经融入西方文化之中。

在侨民文学“第二浪潮”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的是战前和战争初期的苏联生活，其中涵纳着作者对30年代本土生活的批判性思考；另一些作家则以第二代侨民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表现“二战”期间的某些俄罗斯人在本土的个人崇拜和德国法西斯战俘营之间作出痛苦选择的主题。这些作品中常见的主人公是一些在苏联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不能接受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或对农业集体化感到失望的农民等。他们往往 要经过布满荆棘的苦难历程，克服种种恐惧感，才能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因此，“第二浪潮”中的作品普遍具有一种悲剧色彩，给人以沉重感和压抑感，如叶拉金的诗 集《你，我的世纪》、《沉重的星星》，还有希里亚耶夫的小说《万卡—维尤加》、《 长明灯》等。但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上述范式，如叶拉金后来的诗作，这些作品渐渐转向 了对现代文明的恐惧、以美来克服现代人精神分裂的主题。

第三代侨民作家的思想倾向是多元的。在对待俄罗斯及其文化的态度上，有的作家怀念祖国，保留着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眷恋，如索尔仁尼琴的思想观念就和19世纪的斯拉夫派较为接近。由于受到“托尔斯泰主义”的某些影响，因此有人称他为“民族主义者”或“新斯拉夫派”。也有的作家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感情比较淡薄，甚至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西尼亚夫斯基、布罗茨基等。他们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潮，认同现代西方人的基本价值观。从审美取向上看，“第三浪潮”中只有少数作家继承了19世纪的文学传统，如索尔仁尼琴、维•涅克拉索夫等，而其余大部分作家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现代主义特色，如阿克肖诺夫、弗•沃伊诺维奇、西尼亚夫斯基、格•弗拉季莫夫等。同时也有的作家把两者结合起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诗人布罗茨基。一方面，他显然保持着与俄罗斯诗歌传统的紧密联系，遵循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诗歌中的“希腊路线”，带有曼德尔什塔姆那种“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其诗作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对于社会人生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诗人对于生命本体意义的追寻，又表明他的思想同现代西方思想界关于人的存在的哲理思考发生了共鸣。在诗歌艺术上，他推崇阿赫玛托娃凝重沉静的诗风、哀歌的音调和安详而深邃的思考，同时他也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那里承续了冷峻的意象、新奇的节奏以及学究式的思辨，再者，从他后期诗作不追求整饬的诗歌形式、意识与潜意识交叉和荒诞手法的运用中，又分明可见英美现代主义诗潮的印迹。可以说，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代表了“第三浪潮”的最高成就。

绵延70余年的侨民文学三次浪潮虽然色彩斑斓、千姿百态，却清晰地显示出它们对于思想自由和艺术独立性的共同追求。如果说侨民文学中的这种追求是独立而自由的，那么，与其相对应的本土文学的发展则始终处于这一追求和对它的限制之间的冲突之中。在种种限制面前，几代本土作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也有了不同命运。罗赞诺夫、索洛古勃、别雷等老作家当然没有在各种限制面前就范，然而他们也难以再用锐利的眼光逼视现实，只能独自吟唱与时势格格不入的忧郁而悲怆的旋律。他们写于苏联时期的作品只能是白银时代文学的一种回光返照。年轻的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是“十月风暴”的热情歌者，但没过多久，前者就看到“农夫的天堂”不是注定会实现的，而“历史正经历着扼杀个性的沉重时代”(注：Цит．С．Бавин，И．Семибратова，СуДьбыпｏзмовсеребряноｚовека．Москва：Книжнаяпалата，1993，стр.157.)；后者则在以《臭虫》、《澡堂》等讽刺杰作鞭挞现实的同时，感觉到了将要被扼住歌喉的威胁。于是，他们都只能悲剧性地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与上述两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不同，还有一大批作家以各具特色的方式与极左思潮进行了悲壮的抗争，留下了本土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作品。如扎米亚京写下了日记体幻想小说《我们》，艺术地表现了反对粗暴践踏民主自由、维护个性独立的鲜明意向，显示出一种透视未来的远见卓识。作品在国外发表后，作家遭到排挤压迫，无法继续写作，只得在高尔基的斡旋下离境出国。自20年代后期就遭到批判的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在30年代依然怀着深深的悲剧意识与时代对话，抗议极左政治对个性自由的压制，表达出同时代人苦闷的情绪、沉重的预感和普遍的绝望。这一切注定了他在大清洗年代难逃灭顶之灾。命途多舛的普拉东诺夫在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遭到批判、《切文古尔》被禁止发表的情况下，于30年代仍然写出了《储藏备用》、《初生海》等作品，揭露极左政策造成的危害，思考着农民的命运。作家终于无法避免厄运，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含恨去世。当初以隽永含蓄的爱情诗确立自己诗坛地位的阿赫玛托娃，在30年代经由自身的痛苦体验到了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于是转向沉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以一部《安魂曲》将个人的悲剧性倾诉升华为亿万人民的呐喊，使这部长诗成为20世纪俄罗斯民族的一曲史诗性的悲歌。

和上述作品并论的还有皮里尼亚克的《红木》、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多姆勃罗夫斯基的《无用之物系》、沙拉莫夫的《科累马故事》、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一系列被批判、被搁置、被禁止的作品以及“写给未来的作品”。它们的作者也和前述作家一样遭遇了相同或相似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对于思想独立和艺术自由的追求。

当然，本土文学中还出现过另一些作品，如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革拉特科夫的《动力》、杰米扬•别德内依的诗歌、巴甫连科的《幸福》、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弗•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1919年》、布宾诺夫的《白桦》、李别进斯基的《 光芒》、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和《州委书记》等。它们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定义所框定的范围内，按照官方要求完成的一些顺应时势、歌功颂德之作。这些作品 都曾经身价百倍，但今天已少人问津。时间已公正地判定出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极为短暂，而原因正是由于其作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作家一旦放弃或被迫放弃这种追 求，无论他拥有多么高的天赋和才能，也不可能写出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三

俄罗斯侨民作家和本土作家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呈现彼此对峙的格局，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如果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看待整个侨民 文学和本土文学的关系，则显得有些简单化。其实，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是互相依存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它们本是同一民族文学的两大板块。

如前所述，第一代侨民作 家和俄罗斯古典文学、白银时代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显示在作家们的 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上，也表现于其作品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布宁、什梅廖夫、扎伊采夫、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正 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活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文学和19世纪文学、白银时代文学 的历史联结才未中断。即使在20年代，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势不两立。在所谓“俄罗斯的柏林”时期(1921—1924)，侨民作家和国内作家的交往相当频繁。侨民作家曾仿照革命初年彼得格勒文艺界的做法，在柏林建立了“艺术之家”。包括霍 达谢维奇、列米佐夫、阿•托尔斯泰、别雷、高尔基、什克洛夫斯基、爱伦堡等在内的 侨民作家和短期旅居国外的本土作家曾在那里自由交往。马雅可夫斯基、皮里尼亚克、帕斯捷尔纳克等都在那一时期到过柏林。据《航舵报》出版者、言论出版社创建人伊• 格森证实，20年代他在柏林的住所曾成为经由不同路线汇集于此的俄国侨民作家和本土 作家聚会的中心(注：См.：О．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Лимераму ра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1920—1940.Москва：Наследие，1993，стр.45.)。那个时期，在柏林曾出 版过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侨民作家的作品，也有上面提及的曾在柏林逗留 的本土作家的作品，还包括诸多身处国内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索洛古勃、古米 廖夫、叶赛宁、曼德尔什塔姆、米•布尔加科夫、克留耶夫、库兹明及“谢拉皮翁兄弟 ”的作家们。一些短期旅居国外的本土作家和留在国内的作家还曾在《现代纪事》、《 前夜》等侨民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20年代在柏林出刊，由高尔基、别雷、霍达谢维奇等参与编辑的杂志《交谈》(1923—1925)一度影响极大，其内容广泛涉及欧洲文学、哲学、科学和艺术。鉴于当时侨民作家和本土作家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的状况，高尔基曾设想通过该刊使两方面的作家相处得更为融洽，并以此来保持俄罗斯文学的完整性。类似的努力并不少见，如在上文提及的1928年侨民作家代表大会上，就特地安排了一个关于国内出版界和报刊情况的专题报告，目的是让作家们了解本土文学现状。巴黎出版的《里程碑》一刊曾转载过别雷、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梯尼亚科夫、谢尔文斯基、阿尔乔姆•维肖雷等国内作家的作品。阿尔丹诺夫在《现代纪事》第43期(1930)撰文评论阿•托尔斯泰的新作《彼得大帝》第一部时，曾同时称颂过扎米亚京、爱伦堡、左琴科、米•布尔加科夫、皮里尼亚克等一系列本土作家。彼得格勒的文艺刊物《文学纪事》也曾刊出过侨民作家的作品，报道过他们在国外的文学活动，甚至发表过关于“未来俄罗斯文学的骨干”未必产生于本土、而有可能产生于“彼岸”的评论文章(注：См．：ГлебСтруве，Русскаялимерамеруравизｚнании：Опымисморическоｚообзоразарубежнойлпмерамуры，2оеизданиеидололненное．Париж：YMCAPRESS ,1984，стр．27—28.)。但时至30年代以后，这类现象便不复存在了。

由于形成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侨民文学的“第二浪潮”和同时期本土文学之间的对立关系是明显的；第二代侨民作家和同时代本土作家个人之间的交往也相对少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侨民作家切断了和本土文学的所有联系。仅就取材于“二战”的作品而言，尔热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处于两大星球之间》、希里亚耶夫的中篇小说集《山雀》等，就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战争题材作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代俄罗斯学者阿格诺索夫认为，尔热夫斯基的作品比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更早涉及了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问题。前者冷峻地展示了法西斯分子在战俘营中暴戾恣睢的兽行场面，表现了处于“两大星球”之间的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爱国者的悲剧命运。希里亚耶夫着力描写了俄罗斯人对自由的热爱，强调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阶级因素，而是民族因素。《山雀》中的诸篇作品还具有和法捷耶夫被迫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展开争论的性质。希里亚耶夫的长篇小说《长明灯》则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部较早的“集中营文学”作品。另外，在诗人莫尔森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对白银时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他对语言的精微内涵的发掘(《部分与整体》、《守在词典边》、《晚霞》等)则分明是受到了俄国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诗人们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侨民作家还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丹诺夫主义的无形影响。从情节结构上看，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特点；在人物设置上一般遵循二元对立模式，“善”与“恶”的对比十分鲜明；“正面人物”几乎都是某种“典型”，只不过在政治取向上和日丹诺夫主义是相反的，如谢•马克西莫夫的小说《丹尼斯•布 舒耶夫》。这部作品具有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论争的性质，但人物设置和 结构布局却与后者有着某些微妙的联系。小说的主人公阿里姆•阿赫德洛夫是个农庄主 席，他本来全心全意地推进集体化运动，后来却大失所望，最终因不愿在谎言和恐惧中 生活而自杀。这一形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肖洛霍夫笔下的纳古尔诺夫和拉兹苗特诺夫。作品中的其他几个重要角色，如谢维里扬老爹、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格里沙•班内赫、农妇玛涅法等形象则对应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舒卡尔老爹、中农梅谭尼可夫和其 他几位女性形象。当然，如果说肖洛霍夫是“按照生活的鲜明足迹”及时歌颂了农业集 体化运动，那么谢•马克西莫夫则无疑是否定这场运动的。《丹尼斯•布舒耶夫》和《 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既相互对立又相 互联系的特点。

如同第一代侨民作家和白银时代文学的关系甚为密切那样，第三代侨民作家和“解冻”以后的本土文学也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第三代侨民作家的代表之一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便是在“解冻”文学之后出现的“集中营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第一圈》和“文艺性调查初探”《古拉格群岛》等重要作品也是在国内完成、在国外出版的。1974年出国的作家维•涅克拉索夫曾被 认为是“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阿克肖诺夫出国前在国内发表的小说《带星星 的火车票》、《摩洛哥的橙子》等则是颇有影响的道德题材作品。

然而，更多的侨民作家在出国前是难以在国内公开发表他们的作品的，因此，他们只能把作品寄往国外发表，或将其提供给国内的“地下出版物”。如西尼亚夫斯基的那篇给他带来灾难的文章《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年就是以阿•捷尔茨的笔名在法国一家刊物上首次发表的。阿克肖诺夫、沃伊诺维奇、布罗茨基等人在出国前都有许多作品在“地下出版物”上发表。沃伊诺维奇的长篇小说《士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和奇遇》就是首先由“地下出版物”推出的。在1972年被驱逐出境前，布罗茨基既有一系列诗作通过“地下出版物”广泛流传，也有多种诗集在国外出版。可见，第三代侨民作家多为原先本土文学作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他们不能为本土文学所容纳时，就只能把目光转向“地下”或国外了。这批作家在国内编辑、在国外出版的《大都会》(1979)和《目录》(1980)两本文集是他们为显示自身存在而努力的成果，同时也表明整个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其实不过是“解冻”之后本土文学的一种特殊变体。

四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俄罗斯文学整体在20世纪的分裂、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生成及各自的命运，可以引起我们诸多思考。

首先，三代侨民作家的出现、侨民文学三大浪潮的形成，都与20世纪的历史变动，与这一世纪中发生的革命、战争或特定时期的政策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注意到，出国离境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意味着饱尝离乡背井、流落天涯之苦，“驱逐出境”被认为是仅次于极刑的一种处罚，那么就不难想象，一大批作家被迫远离故土无论对于作家们的个人命运、还是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而言，都是一种悲剧性现象。

其次，俄罗斯侨民作家和各国流亡作家一样，他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环境，都使得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某种“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决定了他们同时具有某些优势和劣势。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情感体验使他们的生活视野、创作素材、感受方式等既与本土作家不同，又和侨居国的作家有别。由于拥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生活的亲身体验，侨民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把握还获得了更多的参照。于是，他们的作品便带上了一种独特的“异域情调”，这无论对于本土的读者，还是对于侨居国的读者来说，都是新鲜而具有吸引力的，常常使得侨民作家的作品拥有范围广大的读者群。然而，在迁居国外以后，这些在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却和本土生活、本土文化甚至本土语言失去了密切的联系。这无疑是一种缺憾。异国生活、异域文化和异族语言等在他们迁居国外之初通常还具有某种新鲜感，还能够影响作家的文化素养与精神积累，引发出一些有创意的作品。但是，当这种精神文化储备不再得到经常性的、必要的补充时，异邦的一切便都会引起一种或明或暗的陌生感、失落感和排斥情绪。在侨民作家的才能和灵感受到了生活给养的限制时，他们便不得不转向历史、向记忆汲取诗情，但这往往仍无法挽回走向衰竭的文思，除非他们完全融入侨居国的生活与文化中，并以所在国的语言进行创作，像纳博科夫等一些后来在国外走向创作高峰的作家就是如此。不过，这样的作家显然不具有普遍性。

还有关于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评价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侨民文学一直是不入“正史”的，无论是苏联学者撰写的文学史著作，还是我国学者编写的俄苏文学史，基本上都不提侨民文学，至多只把它作为一种置于否定地位的文学现象偶尔予以提及。但如果说这类文学史只是写了“本土文学史”，也不确切，因为它们在掩盖了侨民文学的丰饶实绩的同时，还忽略了白银时代的几乎全部的文学遗产，淡化了那些不愿只写赞歌、颂歌和理想之歌的诗人和作家们的巨大成就。所以，即便仅仅是作为“本土文学史”，旧有的文学史著作也是片面的。正因为如此，重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才有了一种必要 性。一位俄罗斯作家说过：“思想是不能以强力的方式战胜的”，“被封锁的言论常常 具有特殊的说服力”，被驱逐的思想“往往具有某种高尚的色调，并引起同情”(注： М．Горъкий．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мысли：Замемк иоРеволюции икульмуре．Москва：Совет скиеписатели，1990.стр.100，166.)，文学也是如此。俄罗斯侨民文学及其他被封锁、被驱逐的文学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有时甚至获得了超过其自身价值的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它们曾遭受过驱逐、查禁和批判的命运。

浅谈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第3篇

一、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追本溯源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俄罗斯文学就开始影响中国文学了, 而到了五四时代则进入了高峰。相关数据显示:1900年至1917年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 其中大部分都是莱蒙托夫、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知名的俄国作家的小说和诗歌, 也有一些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如安德列耶夫、高尔基等。而1917年底至1927年的十年间, 被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占我国外文翻译作品总数的35%左右, 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作家在我国的影响也较大。

可以说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俄罗斯文学便对我国的新兴文学产生了直接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 中国文学最早的导师和朋友就是俄国文学。鲁迅用俄罗斯文学作为参照,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把中国文学带进了一个新的时期, 建构了中国文学的新格局, 是先知先觉者的代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十分的推崇俄罗斯文学, 并为有关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卓有成就, 像巴金、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郑振铎、瞿秋白等。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作家、批评家们,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文学体系的构建, 他们以鲜明的个性吸收了俄罗斯文学, 使得中国新文学在俄罗斯文学的渗透下渐渐地成熟起来。

以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为人生”作为精神导向的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主导精神的形成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俄罗斯民族现代意识觉醒促进了俄国文学的繁荣, 俄国的作家们将对于专制独裁的不满和对于未来的希冀倾注于文学作品中, 并在其中揭露了无情的封建专制统治对于人民的压榨和人性的扼杀, 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解放, 提倡平等和自由, 追求民主和理想, 所以有人称俄罗斯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有着极其相似的国情, 这也是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的原因之一。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曾也有这样的观点: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 和西方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 但俄国与中国毗邻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因此中国将来的新文学形式自然是像俄国文学一样是社会人生的文学。受到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民主主义思想也成为了中国新文学的思想基础。19世纪俄国文论和批评作品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很大, 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学家的理论批评成果对于鲁迅、周扬、胡风等中国作家的影响也十分的明显, 胡风甚至有“中国的别林斯基”之称。

二、对苏联革命文学的吸收

在《〈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小引》蒋光慈把俄罗斯文学划分为“新俄文学”与“旧俄文学”两个时期, 以十月革命作为界限对19世纪俄罗斯的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析, 他和同时代的瞿秋白有着相似的观点。十九世纪50年代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毁灭》以及高尔基、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的作品相继传入我国。中国文学开始大量的吸收苏联文学理论, 到了1920年末期, 我国的文学界曾经出现了一次翻译、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热潮, 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文艺理论小丛书”等文学论著, 不过严格的说这些丛书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批评论著, 其中所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并不全面。

十九世纪20年代末期, 五四文学传统受到了“革命文学”的冲击, 很多人甚至开始攻击鲁迅、叶圣陶等作家的文章, “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无情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思想。托洛茨基以政治作为准则在《文学与革命》中度量了许多作家及其成就,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不良影响。到了30年代, 我国一些作家开始推崇“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提出“左联”的文学口号, 其依据就是俄国文学中的“拉普”理论。丁玲、王实味等人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发展了批判文学, 将苏联文学中提到的“异己”作家的方式承袭了下来。而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有很多的文学评论, 如比如说俞平伯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学思想的批判以及有关《清宫秘史》这一影片的批判等等, 又是中国文学借鉴俄罗斯文学中日丹诺夫主义的显现。

在吸收和借鉴苏俄文学的时候, 很多作家都是盲目的照搬全收, 不过也有一些作家是较为清醒的并没有不假思索的直接接受, 鲁迅就是其中之一。在1929年到1930年的近一年时间里他选定的文艺著作主要是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 并在《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等论著的基础上联系日本学者的作品, 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翻译成了汉语, 将救正我——还因我和别人——进化论的偏颇三方面理论作为基础。“现在借这一篇, 看看理论和实践, 知道势所必至, 平平常常, 空嚷力禁, 两皆无用, 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 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从这一观点中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片上伸作品的看法。

矛盾曾经指出过: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离不开俄罗斯文学的渗透的, 其现实主义方法的确立正是凭借着高尔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以及契诃夫等在俄罗斯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家的著作的内涵力量来显示出来的。

三、对“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以及对“回归文学”的引入

十九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中苏两国的关系趋于紧张, 文学领域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这时的苏联文学几乎进入了“停滞”时期, 不过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出现的, 然而不幸的是它们却并没有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否定了所有的苏联文学, 并将它们统称为“苏联修正主义文学”, 苏联文学作品公开发行的数量是极少的。西蒙诺夫、瓦西里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田德里亚科夫、特里丰诺夫等当代的苏联作家及其作品被一些评论家们大力声讨, 肖洛霍夫甚至成了“叛徒集团的吹鼓手”和“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头目, 被作为典型而遭到批判。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中苏关系恶化的这段时期里, 中俄文学关系虽然也处于低谷期, 不过俄苏文学的光芒还是吸引了很多进步的年轻读者, 他们通过其他途径接受了俄苏文学。此外, 是60至70年代供批判用的“黄皮书”和在“《摘译》增刊”中刊登的苏联文学作品, 让我国读者接触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 地府》、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等诸多优秀的当代苏联文学。与此同时, 一些进步的中国当代作家张抗抗、舒婷、梁晓声、郑义等, 也极为关注苏联文学, 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到了70年代末期, 中国当代文学漫长的黑暗时期终于过去了, 中俄文学步入了全新的阶段。学者们补译了苏联“停滞”时期的大量作品, 并翻译了很多新的当代苏联文学。80年代中期以后, 中俄文学又有了新的变化, “回归文学”开始被引入中国文坛。一方面, 所谓的“回归文学”主要指俄国“白银时代”的作品, 也包括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诸多流亡作家所写的小说和诗歌, 在历经风雨的洗礼后渐渐回归到广大读者中来。

另一方面, 从十九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几十年间的被禁发表和受到批判甚至封存的作品的回归, 也是“回归文学”的显现。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回归文学”和一些新的苏联文学作品, 迅速在中国文坛上流传, 所以在张抗抗四十岁的时候她曾表示读过《日瓦戈医生》和《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以后, 她对于苏俄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开始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精神源泉。岁月不会朽蚀埋藏在生活土壤之下的崇高与美的地基。”, 中国的当代作家们从“回归”的俄罗斯作家身上体会到的是个性精神自由。

四、总结

一个国家的文学要想发展成为独特的文学形式, 是需要一些外界的刺激的, 这样的刺激就是一种动力, 能够创建新的文学道路, 从而有意识的应对危机, 真正的有自己的特色, 本国作家也才能有所作为。所以中国文学在吸收俄罗斯文学的时候并不是盲目的接受, 而是有选择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接受了不同的俄罗斯文学思想和理论, 将丰富、多元的俄罗斯文学取长补短的吸收和运用。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中俄特殊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俄文学的交流, 中国文学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摄取也是必然的, 并显现着极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摘要：中国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程才逐步的走向成熟, 19世纪俄国文论和批评作品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很大, 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中国作家批判的吸收和借鉴了苏俄文学, 进入十九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中苏两国的关系趋于紧张, 文学领域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80年代中期以后, 中俄文学又有了新的变化, “回归文学”开始被引入中国文坛。中国的当代作家们从“回归”的俄罗斯作家身上体会到的是个性精神自由。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中俄特殊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俄文学的交流, 中国文学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摄取也是必然的, 并显现着极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中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影响,接受,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汪介之.论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取向[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2) .

[2]泰京华.论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J].岁月·下半月, 2009 (12) .

俄罗斯文学通论论文 第4篇

题目：《死魂灵》

一、作者简介 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前半页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乌克兰米尔格拉德县的索罗庆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乡间，父亲管理着自己的田庄，平时爱写些文学作品，诸如诗歌与喜剧；母亲信仰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果戈理从小就生活在受文学熏陶很强的家庭环境里，同时乌克兰淳朴浓郁的乡村习俗以及古老的传说与庄园生活，都对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促使他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谋生，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困苦，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心酸，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国内早期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随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现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诗作广为流传，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对果戈理的思想影响很深，种种的这些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的发展，促使果戈理积淀了日后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和动力。1831年，果戈理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二、作品简介《死魂灵》这部小说这要描写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实际是骗子的投机取巧爱财之人，他来到省会N市，结交政府里的各种高官权贵地位显赫的官员，来打通与他们的关系。他为了发财致富，想起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市周围的郊区低价购买地主花名册上的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当他兴高采烈地办完手续后，他的种种购买农奴的罪恶行径被人发觉，继而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来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无遗，他为了活命，为了自己的那笔巨额财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来在旁人关系的协助下，他得以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三、读后感

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浅说 第5篇

俄罗斯女性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 即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 (1991年12月) 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一时期正是原苏联即将发生重大历史变迁的前夕。当时, 整个国家都充斥着一种动荡不安的情绪, 在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下, 原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面临着一种极度的危机, 身处历史漩涡之中的文学界亦不能例外。动荡即意味着变化, 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一种契机。俄罗斯女性文学便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中抓住了机遇, 迅速崛起而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一道美丽风景。自诞生之日起, 俄罗斯女性文学就以其独特的视角、大胆的描写、深入的阐释而引起俄罗斯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如今, 历经时间的磨砺, 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的身份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随着越来越多女性作家的涌现, 从而必将会进一步消解两性文学之间的传统界限。

伴随着一批又一批锐意探索的女作家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的迅速涌现,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女性小说的问世, 其女性作品的规模与成就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例如1989年—1993年最初出版的几部主要的“女性文学”作品集:《女人的逻辑》《不记恶的女人》《纯净的生活》《新女骑手》《女禁酒者:当代女性小说集会飞行的妻子俄罗斯和芬兰女作家小说》以及《Glas.女性视角》。这些作品中均对女性的生存困惑、社会角色的反思、对身体的叙述和欲望的张扬等诸多内容做了大量的描写, 这些描写都因触动了以往传统文学中的“禁忌内容”而引起各方争论, 激起强烈反响。当然, 俄罗斯的女性作家也会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涉及两性题材和一些有关性爱的敏感话题, 然而应记住的一点是, 对于她们而言, 这些内容并不是这些作家们的唯一目的。

二、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涌现

多年以来, 俄罗斯女作家们都紧紧把握女性文学本身的题材, 对女性自身的生存状态与社会角色展开正面的透析, 其深入的分析和大胆的描写方法的运用, 都将俄罗斯女性文学的声势和影响推向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女性文学的大量作品纷纷入围俄罗斯文学“布克奖”名单。这充分显示了女性文学俨然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众多具有鲜明创作特色的俄罗斯当代女性作家中, 堪称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领军人物的是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 (Людмира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 塔季雅娜·托尔斯泰娅 (ТатьянаТолстоя) 和柳德米拉·乌里茨卡娅 (ЛюдмираУрицкая) 三人。

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此前她的作品由于触及到了一些在原苏联时代不可能公之于众的生活真相, 而处于“地下的状态”得不到发表。这些作品一直等到苏联解体, 另类文学获得了合法性才得以与读者见面。她的作品以描写生活中的沉重一面和人际交往之间的紧张关系见长。至于创作方法则善于将戏剧、寓言等多种体裁融进自己作品之中, 从而扩大了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其代表作品如下:《自己的小圈子》《如此一女孩》《阿里巴巴》《父亲和母亲》《爱情》《黑夜时分》《生腿》《通向爱情之路》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还是一位多产的童话大师。她的童话创作既有民间童话的成分, 又有“魔幻文学”的影子, 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 揭示出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现实世界的不合理, 如《两扇小窗》《乌龟的箱子》《成年人的童话》《喂, 妈妈, 喂》《幸福的小猫们》《被污染的海洋世界》《光明之城》等, 其中《喂, 妈妈, 喂》荣获1994年度俄罗斯文学“布克奖”。

系出名门的塔季雅娜·托尔斯泰娅 (她是著名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孙女) 是“三十岁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 是文坛的新生代。她成名较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位作家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她最优秀的作品是早期创作的一些以回忆童年为主题的具有典型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短篇小说, 《坐在金色的台阶上……》等。受西方文学的影响, 其作品语言华丽, 注重修辞, 有“美文”之称。作为新生代的一员, 托尔斯泰娅的作品更多地关注那些底层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的命运, 如《索尼娅》《最爱的女人》《亲爱的舒拉》《猎猛犸》《诗人和缪斯》等等。近年来这位女作家一直在俄罗斯和美国各大高校之间穿梭, 不断地将“文学教师”的创作风格带入当代俄罗斯文学之中。随着长篇小说《吉斯》的问世, 标志着托尔斯泰娅已进入俄罗斯当代文学大师的行列了。

柳德米拉·乌里茨卡娅则是“当前俄罗斯作品销量最多的作家”, 她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受到推崇, 拥有大量的读者群。随着《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忠实于您的舒里克》三部作品中文译本的问世, 乌里茨卡娅于2005年荣获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并于同年应邀访问了中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都适于这位女作家擅长创作“家庭生活的史诗”和善于细腻而准确的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处境分不开的。

三、用女性视野构建俄罗斯现实

上世纪末原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推行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表面上, 这些举措改变了原苏联工业化时代所遵循的一切标准。实际上, 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众对原先的使命感、责任感、俄罗斯情结等曾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引以为豪的那些东西直到如今依旧保留在人们的心中。面对俄罗斯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以及这一大变化给人民心灵与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都被女性作家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观察力所一一表现出来。就这样成就了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 由此也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构成:不管存在的争议有多少, 又多么剧烈, 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在当今俄罗斯文坛展现出了蓬勃的艺术生命力。

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心理, 特有的看待世界的有别于男性作家的独特视角,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世界的角度。以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 塔季雅娜·托尔斯泰娅和柳德米拉·乌里茨卡娅为首的女作家群体在当代俄罗斯文坛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女性作家们以自己独特的笔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女性意识、女性命运、人际关系发展、亲情、友情、爱情、生存、死亡等日益成为我们当今时代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且善于运用优美的、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人类的传统观念以及人性:童年、爱情、家庭、个性发展、人际关系等等。此外, 她们熟悉生活, 高度关注日常生活, 善于从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一面, 并不回避现实生活中阴暗的一面。通过女作家们的叙述, 我们可以通过主人公的一言一行, 主人公的思想变化等, 把虚构的主人公现实化, 从而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来。

由此可见, 随着当代俄罗斯时代的到来, 女性文学迅速成为近二十年来俄罗斯文坛上的重要景观之一, 客观上迅速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主流趋势之一

参考文献

[1]黎皓智.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唐逸红, 徐笑一.浅析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童话创作[J].俄罗斯文艺, 2009 (2) .

[3]金亚娜.俄语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第1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浅析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特色 第6篇

一、文学形态的多元化

“白银时代”的文学是纷繁复杂的, 它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创作时期, 没有特别单一的形式与内容, 各个流派之间也相互作用, 从而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趋势。例如高尔基、安德列耶夫都这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巨匠, 他们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 但是白银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与以往任何时代都有不同, 它有着自己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因为哪一位作家而闻名, 是由于各个流派之间的相互融合而著名的。比如, 此时的俄国文坛有象征主义流派、阿克梅派诗人及未来主义诗人等等, 这些流派相互作用, 共同成长。此外, 还有以叶赛宁为代表的“乡村”诗人等不分流派的文学创作, 因此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 是类似于中国古代春秋时代的百花争放的文学创作, 因而这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大特点。

白银时代并不是指单单的文学的时代, 在文学艺术基础之上向哲学、美学、神学、宗教、伦理广泛扩展。各学科都作了大限度地跨越自身的界限, 彼此渗透, 互相交融。这一时期的所有艺术都处于发展的状态, 而绘画与音乐对于文学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它们三者也常常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这一时期的俄国绘画与音乐艺术都发展的十分迅速, 它们反过来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因为绘画作品通常画家内心感受的流露, 当作家面对绘画艺术时, 他们的内心与灵魂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 在惊叹于视觉上的冲突的同时, 作家还会对社会、人生以及情感有所感怀, 进而促进作家的文学创作。例如“立体未来主义”其理论最先来处于画家的绘画风格, 但是这一理论却被运用到了文学创作上, 但是后来“立体未来主义”被俄国诗人称之为文学创作的纲领以及原则。在音乐方面, 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的, 进行它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影响, 音乐的节奏是变化多端的, 有的能带给人愉悦, 有的能让人产生悲愤之情, 有的也能让人感伤, 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感受。比如布宁的散文也像极了音乐, 他也同样能带给人快乐、悲伤等感情。而著名的音乐家斯克里亚宾, 他一直认为音乐是有净化人心灵的作用的, 音乐在很多方面, 与文学对于人的作用是相通的。与此同时, 白银时代的文学体裁也是十分复杂的, 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方面的发展都很迅速:诗人有马尔蒙特、别雷、阿赫玛托娃等, 他们对于后世的诗歌创作意义是重大的;其次, 小说的发展也很可观, 高尔基、布宁、索洛古勃等, 他们以其别具特色的文学创作, 推动了俄罗斯小说的发展;除此之外, 在散文、政论等方面, 白银时代的收获都是很大的。因而在白银时代, 文学形态并不是单一的, 他与音乐、绘画等艺术都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各个文学流派之间也是纷繁复杂的关系, 他们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共同成为白银时代的文学特色。

二、特别注重文学中的文化性

白银时代的作家与诗人们, 他们没有固步自封, 而是把眼光放的十分长远, 对于西方己经产生的优秀思想与文化, 他们进行积极的吸收;但同时, 他们并没有摒弃本国的文化, 而是把西方文化的精华, 与本国思想文化结合在一起。

比如, 安年斯基, 他对于西方的西希腊文明与地中海方明都非常崇拜, 因而他大力倡导将这些文化引进俄罗斯, 在他们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与发展, 因此, 有很多文学创作者纷纷效仿。但这各个流派的作家们, 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把西方文化直接运用到文学作品中, 而是把西方各个流派中的精华部分吸收, 并针对本国的文学与思想特点, 加以继承与改进, 但是由于作家受到“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影响, 他们更加注重本国的传统文化, 对于本国的文化与思想, 大多特别看重, 而西方文化对于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 要相对的小一些。比如, 马尔蒙重新发现了费特, 勃留索夫揭示了丘特切夫诗歌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甚至于高尔基更是对于俄罗斯文学史的评价,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在白银时代的文学创作中, 作家与诗人固然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 但是他们对于本国文化的运用还是占主体地位的, 这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神话和民间文学两种题材上。巴尔蒙特的《热鸟》、《绿色的葡萄园》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还有列夫佐夫、曼德尔什塔姆等人的文学创作, 无一例外的, 都把俄罗斯神话故事放到他们的民间文学创作上。这样,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形态就发生了变化:它在吸收了西方的文化之后, 再经本国的文化与思想进行改革与继承, 俄罗斯传统文化经过重新的塑造后, 就以新的认识、新的见解、新的文化建设对俄罗斯的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白银时代的作家与诗人们, 与以往的文学时代不同, 他们大都是身怀绝技的作家, 对于各种艺术都有精通, 而且博学多识, 由于文学创作的主体大都出身科班, 因而有着较强的理论功底, 这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来说, 无疑是有利处的。这个时期的作家, 并不是关门造车式的文学创作,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环游世界去寻找灵感与感受;还有的作家不仅仅是文学家还是画家、翻译等, 比如布尔柳克、卡缅斯基等都是其典型的例子。

三、女性主义创作的兴起

女性,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 她们如今的地位都不是自古有之的, 俄罗斯也不例外。在俄罗斯国家里, 女性也如中国一样, 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她们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经济独立, 更加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因而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而存在, 他们是男性的“影子”, 只能在男性的背景下去生存。但是在白银时代文学的创作群体中, 女性也成为了其主力军, 以前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在俄罗斯文学的折银时代, 女性作家腾空出世, 她们以阿赫玛托娃、苔菲、以济·吉皮乌斯等作家为代表, 她们以自己出色的小说及其诗作, 迅速的在白银时代的文坛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分不开的, 俄罗处于社会与政治的变革时期, 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提高, 她们不再像传统的女性一样, 把家庭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 而是与男性一样, 开始在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领域开始打拼。在文学的领域, 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魅力, 完美的将女性文学推上历史的舞台, 从此, 俄罗斯的文坛中, 男性不再大权独揽, 女性主义创作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在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中, 以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成就最高, 甚至与大诗人普希金并驾齐驱, 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领域的“太阳”, 而阿赫玛托娃则被称为诗歌领域的“月亮”, 从这两个称呼, 我们就可以看出, 阿赫玛托娃虽然是一位女性诗人, 但是她的诗歌完全可以与普希金相提并论的, 她没有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 而受到文学界的歧视, 相反, 她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阿赫玛托娃特别擅长写爱情诗, 她的诗歌平和、温婉而柔缓, 有时又缱绻哀怨, 阿赫玛托娃通过自己的诗歌, 将女性内心世界与思想情感, 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阿赫玛托也通过自己的诗歌, 向俄罗斯文坛宣布, 女性绝不是没有独立的寄生体, 她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群体, 理应受到社会的公平待遇。在阿赫玛托娃之后, 俄罗斯文坛中女性作家与诗人不断兴起, 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社会对其的不公平待遇, 开始进行反抗与起义, 在文学领域, 女性创作力量已经形成了规模, 打破了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

四、文学作品具有宗教情怀

在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散发着浓郁的宗教气息。俄罗斯的宗教对白银时代的文学创作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 它满足了俄罗斯人的信仰需求, 使俄罗斯人天生具有神圣的救世主感觉。因此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强烈的“普济主义”、“拯救苍生”的思想。因此一些文学作家们认真的审视着俄国历史的发展, 观照着西欧和世界的历史发展, 在规划着俄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这是俄国知识分子一个十分可贵的群体特征。在世纪之交大动荡的年代里, “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 他们能够做到不为一时的现实功利所动, 甚至不惜被流放, 而执着于对俄罗斯正义, 灵魂获救等问题进行探索。这与他们十九世纪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是极其辉煌的, 但是它的光辉往往被俄罗十九世纪文学时期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所淹没, 它在这两个重要的文学时期中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而辉煌的白银时代在1917年也终于结束了。虽然这个文学时代己终结, 可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及其伟大的诗作家, 对于后世的影响, 还远远没有停止。

摘要：“白银时代”, 是处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之间的阶段, 这是一个同样重要的文学时期。这个文学时期与俄罗斯以往的文学时期不同, 有着自己的特点, 本文将通过对“白银时代”的文学特色的研究, 来对俄罗斯文学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特色

参考文献

[1]赵淑贤.“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5 (01) .

[2]汪介之.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M].译林出版社, 2009.

[3]李艳.“白银时代”文学概观[J].中国科技信息, 2011 (20) .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的渊源 第7篇

青少年时期的巴金, 极其渴望自由, 对封建大家庭的沉闷气氛讨厌至极, 于是他便把看书、学习当作他烦恼时的发泄工具, 整个少年时期, 家庭中苦闷的氛围让他终日与文学为伴, 他只有在文学的海洋里, 才能找到心中的那一片净土。也正是那时, 我偶然间提到了一本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 在那个让巴金闷得透不气的家庭中, 他仿佛如获至宝, 日夜拿着这本小册子反复的看, 也正是那本小册子让巴金明白了正义的真正含义,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 是这本书让巴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惊, 原来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文学, 是这样的文学开始了巴金与文学创作的不解之缘, 从此, 文学成了巴金一生的寄托。

巴金是小说家、翻译家, 他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名著, 他一直说, 翻译俄罗斯文学是为了更好的学习, 他也确实从俄罗斯文学原著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如人道主义精神、反封建统治、爱国爱民思想以及自由的人生目标等。此外, 他还从俄罗斯文学作家的身上吸取养分, 借鉴其写作手法、创作技巧等等, 以此更好地来开创自己的文学事业。正是翻译给他带来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 所以, 在他以后的文学生涯里, 他从没有放弃过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 而是将翻译工作当作自己为之一生的学习。

在1928年, 巴金第一次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这时的巴金, 对自己的人生有着美好的憧憬, 对文学有着理想的抱负, 他渴望自己在文学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而在1930年, 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 巴金的他所翻译的《我的自传》一书的言中, 强烈青年朋友一定要读读这部作品, 因为巴金觉得克鲁泡特金是一位平凡的伟人, 他用自己简单的想法, 以及对人生的真实态度, 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他是一个平凡人, 用他平凡的生命对别人、对社会却做着不平凡的贡献。《我的自传》是克鲁泡特金生前四十几年的生活经历, 这一时期的他, 生活与事业并不平坦, 但是这也奠定了他以后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 也有人说, 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一部欧洲史。

由此可见, 后人对他的这一作品评价之高, 而巴金认为, 这部作品是对他自己而言影响极大的, 因为这部书里充斥着作者为理想和信念而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 这对于巴金而言, 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励志之作, 为他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打下了基础。而在1933年, 《我的自传》增加了15幅从国外搜集的插图之后, 又重新增加了译本, 巴金对这部再版本的关心, 仍旧没有丝毫减少。在巴金年老时, 他对广大读者说, 他一生最喜欢的作品仍旧是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 可见巴老对这部作品赋予的感情之深。

在此之外, 巴金在他的翻译生涯中, 曾译其他很多作家的很多作品, 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迦尔洵的《信号》、高德曼的《妇女解放的悲剧》、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处女地》等, 他也曾译过赞扬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斯特潘·拉辛的民歌:《伏尔加的岩石上》和《伏尔加伏尔加》, 巴金虽是一位文人, 但是他对中国与俄罗斯国家间的关系与十分关注, 在1949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 中国与苏联的关键正处于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 但不久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出现了嫌隙以至于到最后的破裂, 巴金时刻关注着中国与苏联的关系, 进而也关注着俄罗斯国内文学的发展去向, 就算在中苏关系发展的如此紧张之时, 巴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动态仍旧很关心, 他曾多次找朋友帮忙收集过《山外青山天外天》、《死结》、《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的插图本、《大波》、《叶尔绍夫兄弟》等小说和诗歌作品, 而在1964年, 他还特意去看了苏联的影片《士兵之歌》和《晴朗的天空》, 巴金对俄罗斯文学的狂热, 让我们不禁对他坚强不屈的精神所感动。

俄罗斯文学带给巴金文学上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书名就来自于雷列耶夫的《纳里瓦依科》, 雷列耶夫是俄国十二月党人也是诗人, 并且也是1825年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他擅长写长诗、历史诗、抒情诗等, 他的作品与政治是分不开的, 这是所有俄罗斯籍作家与诗人都有的特点。巴金尤其喜欢《纳里瓦依科》这首长诗, 他将这首诗中的几句俄文译成中文, 放到了《灭亡》这部小说的第一页, 表达了他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这位被巴金誉为“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 是他学习的榜样, 巴金还说, 《灭亡》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为了歌颂革命者的英勇奋斗精神而存在的。

托尔斯泰, 对于巴金来说是一个的作家。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 他就曾办过一个名为《平民之声》的周刊, 并在后来的发展中, 多次写过托尔斯泰的生平。巴金曾经对托尔斯泰的生平十分关注, 而且还仔细研读过他的小说, 也曾写过他的传记, 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 巴金对《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他认为这两部作品带给他的, 是心灵与灵魂的感动和震撼。有巴金第一次看完小说《复活》时, 他曾认为生活与人生就是一个不可重复的悲剧, 而后的许多年, 随着生活经历的丰富, 人生观的改变, 他否定了自己当时消极的想法, 此时的他觉得生活并无确定的悲剧与喜剧而言, 而是一场激烈的角逐。据此, 我们可以看出, 巴金的思想在数年中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从此之后, 巴金的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在1950年左右, 身在日本的巴金, 他转译了高尔基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这两部作品。一时间, 关于托尔斯泰的家庭和人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成了那一时期文坛的热门话题。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上层社会的一员, 他有着雄厚的财力, 广大的庄园, 很多的子女, 还有不少慕名而寄居的宾客。这样一个家庭的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托尔斯泰由于事业和交际的繁忙, 而把这样一个家庭的重任都放到了托尔斯泰妻子的肩上, 托尔斯泰的妻子是托尔斯泰的崇拜者, 也也曾为丈夫多次抄写《战争与和平》的稿子, 而托尔斯泰晚年, 却对俄罗斯上层社会厌恶至及, 他几次想要离家而去, 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而后他放弃了文学创作, 过起了平民的简生活, 但是这样一位辛苦追随托尔斯泰的妻子, 却倍感生活的压力, 高尔基的这两部作品的出现, 巴金认为是在为替托尔斯泰夫人的坚强而歌颂, 是值得他花费时间与精力去将他译成中文的。

可是尽管如此, 托尔斯泰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不可抹杀的, 虽然托尔斯泰在生活上, 也曾过着贵族式的奢靡生活, 但是巴金在面对他时, 总是用正义的言辞来评价他, 对于他所有过的过错, 巴金不会包庇;对于他所取得的成就, 巴金不会看轻;但是别人对托尔斯泰的恶意诽谤, 巴金也是不能忍受的。在1985年的一天, 巴老在一个杂志上读到了一篇题为《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 在这篇作品中, 作者运用了不雅的语言来揭露托尔斯泰的生平, 却没有诚实的描写托尔斯泰, 巴金认为这是对逝去的文学大家的大不敬, 他看了这篇文章后十分气愤, 而后他也写了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来反驳。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巴金对于托尔斯泰这样一位他所喜爱的作家的评论, 都是用真诚的角度来表达, 而从不会恶意的混淆读者的眼睛, 对文学和对事实的真诚,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总而言之, 巴金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的思想、作品都深受俄罗斯文学与作家的影响, 一位俄罗斯文学大家, 教会了巴金许多人生和文学的意义, 如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真诚诚实的写作精神、不肯为污浊改变的正义感等等, 巴金老先生在他百年的人生历程中, 把俄罗斯文学视为自己的再造父母, 时刻关注着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动向, 我们可以这样说, 俄罗斯文学是伟大的, 在它的培育之下, 巴金则是俄罗斯文坛馈赠给中国的最伟大的礼物。

摘要：巴金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他的一生翻译了不少作品, 其中大部分为俄罗斯文学名著, 而巴金本人对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总是试图通过自己对俄罗斯文学的理解, 来为那些受尽苦难、或是遭到不公平待遇的俄国作家们申冤。总之,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之间有着不解之缘。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巴金

参考文献

[1]袁荻涌.巴金和俄罗斯文学[J].绥化师专学报, 1995 (01) .

[2]花建.巴金和屠格涅夫[J].社会科学, 1981 (06) .

[3]周立民.巴金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 2010 (03) .

俄罗斯民俗和文学中的“傻瓜”形象 第8篇

关键词：俄罗斯,民俗,文学,傻瓜

1、俄罗斯民俗文化中的“傻瓜”形象

傻瓜伊万(Иван-дурак)在俄罗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言谈举止有悖常理,很不走运, 他懒惰成性,呆傻愚蠢,不切实际,但在俄罗斯童话里他总是能够发财,并且迎娶一位公主,最终还有可能会成为国王。许多俄罗斯思想家,作家将傻瓜伊万的性格特点与俄国人心理特征联系起来,他们在傻瓜伊万的身上看到了俄国人消极怠惰的原因。

从民俗的视角来看,傻瓜伊万这个神话人物一开始是以一种消极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他贫穷,不幸,受人冷眼, 实际上还很愚蠢。比如,在某个童话故事中,伊万被派去市场购买所需的家用物品——桌子,勺子,瓦盆和食物。在回来的途中,他试图帮助自己虚弱无力的马儿,于是他把桌子留在路上 :马有四条腿,桌子也有四条腿,马会跑,桌子自然也会自己跑回来的 ;然后他看到几只乌鸦在自己头顶盘旋 :乌鸦们不会徒然在头顶叫唤,想必它一定是饿了 , 于是他把购买的食物撒给它们。接着在他路过森林的时候,用瓦盆把森林里烧焦的树桩遮盖起来 :“这个孩子没了帽子会被冻坏的,真是可怜!”最终,他两手空空的回到家。之后理所当然地受到两位兄长的嘲笑,但是却得到人民的支持,虽然他的举止行为愚蠢,让人啼笑皆非,但心思单纯善良。

相关研究者指出,“傻瓜”的民间形象包含三种类型 :傻瓜,小丑和小偷。有时候,这三种类型会出现在同一个主人公身上 :起初他消极怠惰,愚蠢,然后幸运地得到神的帮助, 或者成功取得窃取拥有神力的物品,在这个过程中又以违反常规的行为让周围的人啼笑皆非。一般来说,偷盗或者愚蠢都很不招人待见,甚至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傻瓜们的偷盗并不是贪图钱财,也不为个人利益,他们拥有这些特点反而增添了生活的乐趣。А. А. 杜罗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 “傻瓜”的角色成为民间创作的主角不仅仅因为其特殊的性格特点。很久以前,任何一个举行过成人礼的男士都被称为“傻瓜”。因为在行成人仪式时需要愚蠢成为一个人基本的品质, 即摒弃理智,忘记自己以前的生活。而成人礼的意义在于改变“炉灶上面的糊涂虫”,把他转变为一个真正的人。正因如此 , 在童话开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总是一个笨拙迟钝,把鼻涕抹在手上的傻瓜,而在结尾处这个傻瓜往往会变成一个富有的,成功的人。这样,从民俗的角度来看,傻瓜伊万的民间形象成为了反映古斯拉夫人崇拜多神教的一面镜子。而当把这种形象转化到文学作品中时,则发生了变化。正如Г.А. 列维通所说的,把这个形象从民俗转向文学不是面向民间的创作,而是以民俗学的观点做为创作目的。

2、俄罗斯文学中的“傻瓜”形象

“傻瓜”形象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主要用来表达有识之士“自我牺牲”的主题。А. А. 杜罗夫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 19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中提出这样一问题 :能否创造一个切合现实,有自我牺牲精神,但同时又能自我认识的人呢?在此之前,这样的人只有圣人或习惯于牺牲自己的英雄。而当时的社会极需要创造出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来激励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有识之士。

1885年萨尔特科夫 - 谢德林写了名为《傻瓜》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讨论了关于正人君子的特点 :总的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他只是没有卑鄙可耻的想法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融入一般人的生活中。<…> 但是毫无疑问生活中涌现很多苦恼和压迫时,迫使他在“糊涂愚笨”和卑鄙可耻中做出选择。…然后他会明白,一旦选择卑鄙可耻,从表面上看他不会像以前那样的不幸。但是,我仍然相信,他的内心依然更愿意成为一个傻瓜。

А. А. 杜罗夫认为,在列斯科夫《被诱惑的流浪汉》中正人君子的形象特点体现得更加逼真。傻瓜巴尼金的性格很有可能是受到宗教的影响 :

你吩咐我把他当做自己的灵魂来爱惜,而我那么珍爱自己的灵魂,希望可以为别人将它献出…你想折磨哈比布鲁, 而我无法忍受,与其折磨别人,不如让我替他受苦吧,让我的灵魂变的幸福,从所有恐惧中解脱出来……

毫无疑问,每一位作家都创造出拥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但是这个民间人物形象在这些作品中主要为创造正人君子的文学形象做铺垫。但苏联时期В. М. 舒克申创作了一部童话作品——《鸡叫三遍之前》,在这部作品中他成功地改造了人民的傻瓜伊万这一民间形象。这是一部含义非常深刻的作品,其中心问题就在于“全民的理想”状况,就是说, 我们在神话故事中习惯看到如人物内心充满感情,自由自在,笑声善良温厚,节日热闹盛大等这些美好的事物,而这些在这部作品中消失了,人们已经忘记发自内心的愉悦和快乐,这部童话作品中主人公的笑声——仅仅是为了嘲笑、羞辱他人的欲望。

参考文献

[1]季明举,史崇文.“傻子伊万”(Иван-дурак)及其俄罗斯民族文化内涵[A].中国俄语教学,2010.11:77—82.

[2]杨可.俄罗斯民间童话的文化心理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02

[3]纪瑞艳,杨曼.从俄罗斯童话看其民族性格[J];俄语学习;2010.02.

[4]Синявский Андрей Иван-дурак.Очеркрус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веры.М.,2001.С.464.

俄罗斯文学博士生课程设置探析 第9篇

一、立体复合的课程体系

目前, 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分段式的教育体制, 也即分为高等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又分为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是最高学历, 其教学目标是培养适应普通高等院校和其他各类科研机构、研究所的教学与研究岗位的专业化高层次人才。也就是说, 博士学习阶段旨在夯实和提高博士生的专业理论基础、系统专深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目标的实现首先与课程设置有着紧密联系。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生课程设置体现出全面、立体的特点。

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课程主要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必修课包括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白银时代作家专题研究、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专题研究、俄罗斯文化专题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等课程。选修课包括俄国宗教哲学、洛谢夫美学理论等。

从授课语种角度看, 课程设置体现了俄文授课与中文授课并重的思路。众所周知, 结束本科阶段学习, 进入硕士和博士阶段学习时, 学生的口语能力往往呈下降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 是由于学习目标的改变, 即从注重实践能力锻炼转向侧重于理论基础的积淀, 另一方面, 这种现象与各个学习阶段的课程设置不无关系。本科阶段的专业主干课是俄语精读, 其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掌握和运用能力;硕、博阶段理论课和专题课占据主要地位, 这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口语的训练, 从而可能导致口语出现一定程度的退化。开设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和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这两门课有助于扭转学生口语能力下降的趋势, 给学生提供掌握理论知识与锻炼口语同步进行的机会。理论原著与原文文本的阅读与研究是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生区别于其他类似专业博士生的最大特点和优势, 原著研习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由于翻译过程中的误译而导致的错误理解, 有助于学生准确地把握理论的精髓。

从课程内容角度看, 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为主, 相关内容适当拓展, 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并举, 以及以俄为主, 兼顾西方的特点。

“文学属于那类所谓简单的, 或者称之为单一成分的艺术但与此同时, 文学又与那些将若干种不同的形象载体集于一身的综合 (多成分的) 艺术紧密关联”[1]。文学名著不仅彰显了作家对永恒命题的深沉哲思, 还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人文风貌, 因而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才被公认为“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2]。换言之, 文学研究不仅仅需要文学理论基础, 还需要哲学、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文学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 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度阐释必然涉及大量的文史哲知识。俄罗斯文化专题研究、俄国宗教哲学、洛谢夫美学理论等课程作为专业拓展课和选修课显然十分必要和适宜。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强化学生对于俄罗斯社会文化的理解,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宗教哲学和美学素养。显然, 宗教哲学与美学知识又会促使文学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

文学理论是文学研究的指导, 也是文学阐释合法性的前提与依据, 文本分析则是研究的实践。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关系。20世纪西方文论、俄国文艺理论原著选读、俄罗斯文学原著文本选读等课程不仅体现了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不可偏废的原则, 而且兼顾了西方文学理论与俄罗斯文学理论。不可否认, 新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许多文艺理论缘起于西方, 其后才进入俄罗斯文学界, 进而风靡全球。因此, 将西方文论纳入博士生课程之中显然有助于拓展学生的理论视野, 真正做到厘清文学理论的起源与流变。

从课程形式角度看, 专题课与非专题课有机结合。如果说非专题课侧重于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做出高屋建瓴的引导, 使学生对该领域拥有总体把握, 那么专题课则就单个专题进行纵向深挖、开掘。博士阶段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鉴于此, 对文学思潮与代表作家的泛泛了解显然不符合博士生的培养目标, 专题课有助于师生就某一专题展开较为深入的解析。同时, 在各个专题准备阶段, 学生必然要大量涉猎与该专题相关的文献。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横向对比阅读能力可以得到充分锻炼, 这些环节与论文写作过程高度重合,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为课业论文和学位论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二、互动演练的教学模式

俄罗斯文学博士教学目标是培养能胜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教学与研究的高层次俄语专门人才。换言之, 博士的就业渠道大多为普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这就要求学生具备教学和科研两大基本能力。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授课采取教学互动的模式。学生根据老师预设的教学内容进行课前准备, 形成较为完善的课堂发言稿, 然而在课堂上发言, 最后老师点评并总结。这种授课模式的突出优势如下。

1.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课前准备环节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知识, 经过独立思考, 写作发言稿。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都需要认认真真地准备。当结束该专题时, 学生往往能收获颇丰, 获得一种满足感与成就感, 这种情感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于科研工作的兴趣。

2.科研能力显著提高。课前准备的发言稿究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论文提纲。也就是说, 准备发言稿就是加强科研意识和科研思维训练的过程, 是在实践中探寻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过程。同时, 发言稿作为论文提纲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 形成独立的小论文。目前, 国内各高校的文科博士研究生必须以独立作者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2-3篇学术论文才能取得论文答辩资格。准备课堂发言稿不仅为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奠定基础, 而且可以将小论文作为课业论文以获得该课程的学分, 甚至可以将其反复修改、完善, 最终成为能够发表的学术论文。

3.获得教学技能提升。课堂发言是博士课的重要环节。它要求学生以最平素、简洁的语言阐释自己的观点;同时, 发言者作为临时教师势必要根据听众的反应对自己的发言内容和进度进行及时的调整, 以求张弛有度、详简得当, 且控制好时间。简而言之, 课堂发言不仅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而且强化了学生对于课堂的掌控能力, 提高发言者的教师技能和素养。

4.加强师生沟通, 不断改善课堂氛围。老师点评是课堂的重要环节。老师将会就发言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并与学生展开面对面的交流, 而在这种学术争鸣和观点的对撞往往会擦出新的灵感火花, 迸发出意想不到的创意。同时, 较为自由的课堂氛围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沉闷, 有助于师生之间进行随心所欲的交流和沟通。

三、改进俄罗斯文学课程设置的建议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是我国俄语教学的“大本营”和俄语教学改革的“桥头堡”。毋庸置疑的是,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已经相当完善, 课程设置呈现立体复合的特点, 教学模式则注重互动, 兼顾学生的科研能力与教学技能的培养。然而, 与其他拥有俄语语言文学博士招生资格的外语类高校及综合性大学一样,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一些瑕疵和被忽略的“死角”。

(一) 强化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

俄罗斯文学拥有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 与此对应的俄罗斯学界对文学评论具有强大的传统。中国学界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基础, 却依然较为薄弱。同时, “无论是专家论著还是一般的评论”, 都容易陷入“俄罗斯学者的价值观、理论和语调”的节奏。换言之, 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的强化与凸显显得必要且紧迫。这种独立的文学批评立场根植于传统的中华文化, 也就是说, 加强文化国粹的吸收与运用是形成独立文学批评立场的必由之路。鉴于此, 俄罗斯文学博士课程中加入有关中国文化的选修课似乎不失为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相比较而言, 各高校的文学院更为注重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吸收, 且往往开设相关的课程。因而允许包括俄罗斯文学博士生在内的外国文学博士生选修文学院的相应课程必然有助于加强学生的国学素养, 进而有助于培养立足于本民族的独立文学批评立场。

(二) 拓宽文化视野与文学背景

俄罗斯是西方文明还是欧亚文明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 且至今尚无定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难以隔断的联系。俄罗斯从来就不是文化孤岛, 而更像是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各种文化的汇集之所。换言之, 研究俄罗斯文学而绕开西方的文学和文化背景是不明智, 也是不可取的。俄罗斯的东正教来源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 而宗教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极其密切。同时, 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的哲学思潮大多由西方传入, 借助于文学作品阐释哲学思想又是俄罗斯文学的显著标签, 乃至于很多著名的俄罗斯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哲学家和思想家。换言之, 将俄罗斯文学置于欧洲文学和文化视域下研究是必然选择。加强欧洲文化与文学知识的储备对于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而言十分重要。因此, 增设和强化欧洲文化与文学相关的课程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摘要：随着中俄关系步入历史最佳时期, 我国对高层次俄语人才的需求也逐步增加, 以博士研究生为代表的高水平俄语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本文以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俄罗斯文学方向博士生课程设置为例, 探究俄罗斯文学博士的培养模式。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博士生,课程设置

参考文献

[1][俄]瓦·叶·哈利泽夫;周启超等译.文学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