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精选11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1篇

著名的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认为:“美术史主要是一部装饰史。”装饰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不但是审美的形式, 而且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它包含着特定的社会感情和文化意识, 从文化、理想、象征、历史等方面满足人们更深层次的需要。

随着现代化与工业化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人们尝试着寻找一种新的装饰使产品形式符合现代生活特征。西方一批艺术家和设计师敏感地了解到新时代的必然性, 他们不再回避机械形式, 也不再回避新的材料。“装饰艺术风格” (Art Deco) 应运而生。

装饰艺术风格于二十世纪初诞生于法国, 具有鲜明的艺术设计思想与风格。它提倡功用重于装饰, 倡导机械美学, 趋于简洁的几何形态设计;主张采用直线和对称的抽象构成形式, 趋于几何但不过分强调对称, 趋于直线但又不囿于直线的艺术表现语言。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装饰艺术风格被广泛传播至世界各国。

一、开放交融、流光溢彩的建筑特色

人们都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同时建筑也是凝固的历史、流动的文化。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认为, 建筑是我们展现生活的舞台, 是“角色扮演的行为场所”, 揭示了空间形式转化为心理效应、行为模式与思维取向的反馈必然性。从建筑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幻与文化的沉积。

上海开埠以后, 深受来自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洗礼。众多国外的建筑师及外国培养的中国建筑师引进了西方建筑文化, 二十世纪初建造的一大批富有艺术性和功能性的建筑, 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建筑型制和建筑空间。从新古典主义、哥特复兴式、折中主义到盛行欧美的现代主义建筑、装饰艺术派建筑、复兴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中国新古典建筑等, 各种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 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杂、规模之宏大世上罕见。

在“上海较早显露装饰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设计风格的建筑物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期兴建的一批高层饭店和公寓建筑”。

1925年重建的海关大楼以其体现流动感的曲线和凹凸分明的立体形合成的主立面, 突出了豪华雄伟的气派, 更将巴洛克的象征风格张扬到了极限。它顶部层层收进的立方体钟塔所表现出来的体积感和高耸感, 已明显地流露出装饰艺术的格调。1928年由英国建筑家设计的沙逊大厦, 成为具有“装饰艺术运动”设计风格高层建筑出现的标志, 也将上海全面推向了装饰艺术时代。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口落成的沙逊大厦, 高10层 (局部13层) , 顶部设有19m高的金字塔形铜屋顶。作为过渡时代的产物, 沙逊大厦创造了在一栋建筑里将不同国度的建筑文化掺杂于一体的范例, 不同层面汇集9个国家不同风格的屋室设计。如第5层是德国、西班牙、印度式, 第6层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式, 第7层则为纯中国式, 构思极为奇特。它既有奢华、耀眼的古典气息, 又有简洁大气的现代精神。它的奢华来自于材料、色彩和装饰题材的多样性, 而它的简洁则是出自对几何形的控制。从外形上看, 整体姿态仍存留复古式样, 但与周围沉重的西洋古典建筑相比, 无论体型、构图, 还是装饰细部, 已有大幅度简化, 给人清新挺拔的现代感。

上海这一时期的建筑不仅融合了装饰艺术风格的常见特征, 例如之字形外观、舷窗般的窗户, 风格化的花卉和动物图案, 同时还加入了独特的中国元素:云纹、古钱、八卦等。多种风格融合的上海建筑带有一种特有的味道。

二、石库门艺术, 流行文化翻新传统元素

装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设计师们积极地从传统艺术和装饰艺术、现代主义艺术设计中汲取艺术创作营养与灵感。

石库门建筑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类型之一, 最能代表老上海风情。作为中西合璧的产物, 石库门建筑总体采用欧洲联排式, 单位平面脱胎于四合院形式。最早的石库门建筑是造价低廉、实用性强的一种砖木结构建筑, 这些建筑都带有石头门框, 因此被称为“石库门”。到了二十世纪初, 新型的石库门住宅开始出现, 门框改用砖砌或石面修饰, 门楣的装饰也多为三角形、半圆形、弧形或长方形的花饰, 石库门建筑的西化风格趋向越来越明显, 规模也有所扩大。尚贤坊是上海一条有名的弄堂。它在用材、扶梯的位置及装修上充分吸收了装饰艺术理念, 多采用西洋风格的线脚、花纹等, 外墙采用清水红砖墙, 弄口屋檐水泥压顶, 立面饰以巴洛克线条和花饰, 充分展现了传统建筑与当时时尚元素的融合。

在众多的石库门建筑中, 中国古宅的金属环大门, 英格兰的红砖墙, 法兰西的拱券, 西方古典式的壁柱东西方的设计元素被妥贴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为本土化的建筑赋予了更加时尚的特征。

著名摄影家尔冬强说:“许多人是通过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来了解旧上海的, 其实诞生张氏文本的物质化背景从来也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这一时期, 在时髦消费主义的主导下, 上海作为“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消费之都、娱乐之都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不夜城, 到处弥漫着小资的情调。淮海路、思南路、多伦路数不清的花园洋房、中外多元化装饰符号构成的别具特色的小弄堂, 留给人们的除了华丽的建筑外, 还有一段尘封的回忆、一缕翩飞的思绪。

三、全面开花, 多种艺术手法杂糅并济

“装饰艺术风格”与历史任何时代的设计思想都不同, 它是设计上的折中主义, 美学上的自由主义, 思想上的全面开放。装饰艺术鲜明的艺术设计思想与风格不仅影响了世界上众多国家的建筑, 同时还在产品和平面设计带来了新的风貌。

由于上海风气开化, 具有很强的兼容性, 因此各种文化都能共存于上海这个文化的熔炉里, 它们相互交流和借鉴, 人们更容易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国外先进的宣传方式影响着中国传统的宣传理念, 民间招贴艺术此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我国自古以来, 经商即有“金字招牌”一说, 不论牌匾还是条幅, 商品买卖多用文字来记述表达。到了二十世纪初, 图案化设计得到普及, 宣传手法更加多样化, 并且渐渐融入了现代风格的设计形式。这个时期, 上海的海报、插图、装帧等设计, 改变了传统的图案、色彩、文字等视觉元素构成关系, 适应着新的制版工艺和现代机器印刷技术, 展现出了现代视觉设计的面貌。

“装饰艺术”运动强调装饰美, 追求唯美主义艺术境界的设计思想, 对当时时尚界的设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电影海报和化妆品招贴广告都流露出“唯美主义”的浪漫情调, 浮现出浓郁的时代特色。

老上海还诞生了两种特殊形式的广告月份牌和香烟画片, 最初, 它们是由国外流入的洋广告, 在设计原则和处理方法上非常西化, 但在人物造型和装饰图案等图像元素的表达上却相当的中国化。月份牌上的美人, 香烟盒上的明星美女模特们置身于富奢豪华的居室之中, 洋气的吊灯、西式的家具、地毯或油光可鉴的地板与画中美女时髦高档的装扮融为一体。同时, 脱胎于传统年画的月份牌, 受西方装饰艺术风格的影响, 还加入了许多的图形化元素。如在形式上多出了醒目的边框设计, 或几何图案, 或镶花图案, 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同时, 画面四周常配以精心绘制的商品图案和宣传文字, 新的美术字体得到广泛发展, 围绕着商品宣传, 在视觉效果上体现出强烈的设计装饰趣味, 甚至还出现了具有现代品牌特征的商标设计。这无疑是装饰主义设计方法带来的巨大进步。

四、兼收并蓄, 文脉的传承与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装饰艺术”运动对中国设计的影响是必然性的。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结构的转型、多元文化局面的形成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时期, 社会对外来的各种文化艺术精神、艺术形式拥有包容的态度, 这使当时的装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艺术设计等设计思潮、流派与风格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与发展。

1. 精致小巧, 充满小资情调。

美的根源是表现于知觉与形式上的一种变化的统一或者是一种潜在心理与形式的协调统一。老上海是一个有着很多综合记忆的历史符号, 同时又是一个聚集了复杂装饰艺术手法的城市。与北方的大气粗犷相比, 上海不论建筑还是艺术都显得小巧而精致。上海的开放造就了上海的时尚。提到摩登, 百乐门前的霓虹风景、中西并举的建筑风格、穿着旗袍与高跟鞋的女子就会浮现在人们眼前。装饰艺术风格鲜明地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判断和爱好, 表现着时代的风尚。

2. 中西方设计风格的融合。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新一代的中国设计师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中国固有样式”的探索。大量使用直线、对称和几何图形的构成, 大量使用当时的新材料, 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从机械文明中吸取精华, 通过新的造型、艳丽夺目的色彩及豪华材料的运用, 成为一种摩登艺术的符号。在建筑上, 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 除了将本土建筑“洋化”外, 还有着另一类趋向就是尽力将外来建筑“本土化”。越来愈多的设计者意识到本土化设计更重视的是在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融, 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 将国外先进的思想收为己用。

3. 达到极致的细节设计。

装饰是变化、延续着的, 并传达信息, 也是最有独特性的视觉艺术形态, 同时具有符号化、图形化的特点。这种形式表达带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浓郁的装饰语言, 融汇着客观世界的自然美与生活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开放而包容, 充分吸吮外来文明的精华, 将时尚元素充分地展现。设计者们带着他们对几何图形交错排列的迷恋和对动感、曲折、圆滑、线条和细节的狂热, 将装饰派艺术极致优雅化和时尚化。

4. 技术、艺术与市场的紧密结合。

外来商品的侵入与中国新式商业的迅速发展, 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了巨大冲击, 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为了适应这种变化, 民族企业引进新的排版印刷机器, 大量引入了图案化设计, 并融入地方特色, 不论在海报、广告设计上都充分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表现手法, 同时吸收国外最先进的品牌宣传理念, 从原来不规范的商业文化走向规范化, 使得本地的商业发展充满特色和活力。

“装饰艺术”风格在发展的后期,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翻新的综合过程。它最初从新艺术运动的进步发展中获得灵感和启示, 展现了一个单纯简洁的设计风格。继而在古代文化和东方艺术的影响下, 在现代绘画和现代工业技术的促动下产生出丰富的、多样的、综合的风格特征。它是一个风格混杂、现代与古典结合、东方与西方交融、静止与运动对立互补的设计运动。

虽然装饰艺术风格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但装饰艺术并没有过时, 装饰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设计者们仍然能从浪漫、华丽的装饰风格作品中汲取灵感, 这充分证明了这种风格所具有的永恒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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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Lucy D.Rosenfeld.Inside Art Deco[M].Atglen.PA:Schiffer Pub, 2005.

医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回顾 第2篇

——**医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回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经受第一次阵痛的时候。在经历了1989年“六·四”**给国人带来的思想冲击后，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对改革开放十余年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逐步提出了新的创新的改革发展理念。随着这些创新的发展理念逐

步应用于实践，一些地方医院和企业开始大踏步地发展，随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作为部队医院，***医院党委一班人也在发展的道路上苦苦求索。1990年12月，医院院长***到任，新的党委班子随即成立。站在新落成的12层住院大楼前，面对着医疗人才极度缺乏、医疗设备十分落后的现状，医院党委感到发展之路举步维艰。由于编制体制的限制，医院的发展步伐不可能如地方医院一样迈得那么大。应该说，“怎样探索出部队医院的发展之路，为以后的发展积蓄力量”是那时的医院党委思考最多的问题。在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部队医院的发展肯定面临着一个曲折与漫长的过程。

在领导“医院建设要抓思想建设，抓技术发展，院要有重点，科要有特色，人要有专长”“医院建设要注意吸收和培养人才”的批示下，医院确立了“科技兴院、质量建院”的建设思路，从改革制度、完善设施、引进人才三方面入手，迈开了改革发展的第一步。

首先，医院开始改革医院现有的制度。改革就是要使医院充满活力，这是医院党委对改革涵义的理解。在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端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多年沿袭下来的大锅饭，把平均分配改为以质定奖、以量定奖的奖罚分配制度后，医院逐步形成了“人人争先、科科创优”的良好氛围。医院党委一班人扭住“改革、进取、团结、奉献”这个八个字不放松，在医护人员中提倡“爱本职、爱医院、爱病人”和“院兴我荣、院衰我耻”的精神，要求医护人员把学雷锋与学习白求恩活动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去，并定期组织医院医生上街头进行义诊咨询便民活动，提高了医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扩大了医院在社会上的影响。

其次，医院多方筹措资金，购进医疗设备。1991年，医院门诊大楼落成，原有旧房全部拆除，门诊所有科室同时搬入门诊大楼。1994年，引进岛津1000毫安x线遥控透视摄影系统，1996年新购置了美国ge公司产mx640全身ct扫描机；1994年6月，人工肾机启用，icu病房建立……到1996年医院医疗设备总值从1990年的10余万元攀升到了一千多万元。1999年1月，医院又投资51万元购进血液净化仪及水处理设备，成立血液净化中心。门诊大楼的落成和随后几年内各种设备的引进，进一步提高了医院的硬件建设水平，为医院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医院在人才建设上下功夫。九十年代中期，医院通过引进人才、院内培训、选送进修等多种形式，不断完善医院医疗人才结构。先后招入地方医疗专业大学本科生30余名，选送进修人员150余人次，院内培训也逐步形成了一项制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医院在人才建设上下的功夫，从医院取得的各种科研奖项上就可以看出端倪，1991年到1999年间，医院共取得国家专利5项，10余项科研成果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通过近10年的努力，医院逐步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合理的医疗队伍，当初招入和选送进修的人才，现如今都已成为医院医疗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1995年年初，医院党委认识到，医院只有达到“三级乙等”医院水平才具备与地方大医院竞争的实力，才能保证生存求得发展。为完成医院达标上“三乙”的整体目标，医院组织机关三处部分同志组成“医院分级管理小组”，明确任务，拟定工作计划，为创“三级乙等”医院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大量的工作。为使全体医护人员在此方面形成共识，院长、政委多次在不同场合向全体人员做动员。院长***的《医院三级管理》专题讲座，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将“三级乙等医院评审标准”扎扎实实地落到实处，医院的医德医风、医疗管理、医疗技术水平才有可能大幅提高，医院才能上档次，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同时，医院党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视医院大部分科室当时还处在“二乙”水平的现状，从而增强了广大医务人员的忧患意识，激励了全院人员“争先创优达三乙”的决心和勇气。通过一年多的多方努力和精心准备，医院于1996年10月通过了**卫生部医院分级管理评审组的评审，正式批准成为三级乙等医院。创“三乙”的成功，是医院发展历史上的一件承前启后的大事，它标志着医院迈开了进入大型综合性医院行列的第一步。

在进行院内建设的同时，医院还大力加强院外协作，并开始尝试性的引进新技术，走合作发展的道路。1992年9月，医院引进脊柱外科手术技术，与**医院骨科联合成立了骨创伤外科，这是医院历史上的第一个院内外合作科室。同年10月，医院又与***合作在院内成立“近视眼矫正中心（中*合作）”。1995年1月，在中*医院友好专家的协助下，医院为两例高危患者进行肾移植手术。1998年12月，医院引进美国ok治疗近视眼新技术正式挂牌开诊。同时，医院加强了与**地区大医院的合作，加强了与驻地友邻单位的协作，提高了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和在**地区的知名度。1994年5月，医院被批准成为**市法医协

作医院。1997年，医院与**高速公路管理局联合成立了高速公路急救中心，这是在全省乃至全国高速应急系统中第一次加入医疗队伍，医院也以优于地方医院的处突和应急医疗保障能力受到了高速公路管理局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展示了部队医院的良好形象。九十年代的十年中，医院在对外协作办医疗上虽然迈得步子不够大，也经受了一些小的挫折，但却为医院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在对外医疗上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3篇

关键词：张仃；漫画；风格；题材

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漫画略叙

“漫画”一词具体出现于何时，在金文标著《老漫画收藏》一书中，作者谈到：“漫画”一词到底出现在何时？中外学者所见各异，大多认为肇始于日本，就连丰子恺1943年版的《漫画的描法》中也称：“漫画两字，是在日本最初创作的。”[1]

漫画在我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确实是一颗璀璨的艺术新星，掀起了我国漫画史上的高潮。谢其章在其著作《漫画漫话——1910年-1950年世间相》一书中老漫画被魏绍昌先生美誉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民国漫画，都是代表一个时代最富有特色、创造力以及名家荟萃的文艺种类”[2]。从魏绍昌先生对民国那个时代的漫画的赞赏可以让我们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漫画的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仃进行漫画创作的社会大背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时期，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国东北进攻开始，逐步实施其吞并中国的图谋。

国民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进行了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围剿”。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是左翼美术运动的中心团体，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领导和团结美术界的核心，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

（二）三十年代张仃个人经历概述

张仃先生出生于东北这一最早遭受日本侵略的地区，对于国仇家恨，民族苦难他有着直接深刻的体会感受。他15岁就开始过流亡生活，到北京学画。张仃早期漫画创作的丰产期也符合当时漫画发展不断掀起高潮的历史时期。

二、三十年代张仃漫画的题材选取

张仃这时的漫画都是直指当时统治阶级的黑暗之处，人民生活的苦难之处，我将张仃这一时期的漫画也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大致的分析。

（一）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性和讽刺性漫画

我们可以在其1936年《上海漫画》上发表的“玩偶大观”“狗仗人势”以及1936年发表于《中国日报》上的“看你横行到几时”、“宅前碰杯，宅后防火”等作品都深刻而形象的反映了张仃先生对当局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的痛恨和蔑视。

（二）对当时人民生活的悲惨境况的同情漫画

张仃先生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的东北沦亡，对破国和亡家的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同时也使他在漫画创作中更加关注到当时苦难的时局下人民生活的悲惨和社会的贫富差距的矛盾。1936年发表于《中国日报》的“两种流行的春装”、“爱护动物”，1937年《扶轮日报》发表的“我们的‘母性与儿童”以及1937年在《时代漫画》发表的“野有饿殍”等都是对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和对当局不顾民生只顾享乐的辛辣的批判。

三、三十年代张仃漫画的风格简析

由于专业所限，这里我仅从张仃先生的国画用笔方法和民间美术的造型手法对其当时漫画创作的影响两方面来简析张仃先生这一时期的漫画风格。

（一）国画的“骨法用笔”和造型的简洁概括

从张仃先生的经历来看，他15岁进入北平美专学习，就是学的中国画，那么他在1936-1938年19到20岁期间的漫画创作当然会受到自身中国画学习的影响。在《潘天寿论画笔录》中有记：通过“用笔”，表现出对象的外形、结构，并刻划对象的精神状态。潘天寿接着就提到了“骨法”的表现，最后“归于用笔”，“用笔”也指线的应用。[3]这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张仃当时的漫画，他的漫画基本是用线造型，线条坚挺而有“骨力”，这是他当时漫画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二）民间美术的装饰性应用

我们从张仃先生自己的访谈中也可以知道，他说自己从小是在民间美术的氛围下长大的，他当时的漫画就有一些剪纸的装饰性和平面化的处理手法，如1937年发表于《扶轮日报》的“无法彻查的盗卖国土犯”对卖国贼“殷”的表现进行大胆的平面处理，同时黑与白的装饰部位简洁明了，使画面在简洁中具有深刻的表现力，让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四、结语

通过对张仃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漫画的风格与题材等内容的分析，让我有机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去了解那个时代的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难艰险，体会那个时期经历过国仇家恨的有志青年画家的所思所想。分析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作为现在的青年人，我在感到羡慕钦佩的同时也会有不少羞愧，他们是真正经历过痛苦的一代人，他们选择漫画这一最符合当时实际的艺术创作手段，通过漫画作品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和忧虑，对经受苦难的同胞们传达无限的悲悯和同情。后来，张仃先生在谈到自己当时的漫画时认为“太粗糙了”，都不愿多提及自己在那个年代的作品。但是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年轻的画者，他将自己所学所长真正的与自己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将自己的艺术创作热情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合，值得我去深思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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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浅予序.张仃漫画1936-1976[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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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鹏，张公者.我在艺术上是比较开放的——张仃访谈[J].中国书画——当代人物，2003年4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4篇

一、理论层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学男女同校问题的争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阶层，甚至来华教育家都参与中学男女同校问题的争论。当时反对中学男女同校者主要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礼法原则。1921年2月广东省教育会长汪精卫谓：“大学生性情已定，小学生不知不觉，尚且可以男女同校，而中学生性情不定，不宜男女同校。”持此观点者几乎遍及各省。四川《国民公报》载文道：“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3]反对的强烈由此可见一斑。而江苏省省议员在禁止本省第一中学试行高三学生男女同学时，言辞更透彻，谓：“男女合校，为全国极大污点，为人心生死关头。”男女合校的理论是“谬论”，应当“铲除”。“今本省第一中学观望效尤，又已男女同校矣。若不及此禁止，将来相率成风，礼法日亡，廉耻渐丧，其患正不知伊于胡底”。为此，他们拿出“禁止男女同校案”“咨请省长，转咨教育部”：“除高、初小学外，其他中学以上各校，一律禁止男女合校。其已合校者，令其女生即转学相当之女校，以防流弊而端教育。”[1]各省反对声浪此起彼伏。

具有民主思想，赞同中学男女同校者针锋相对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传统的礼法是迂腐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在1920年《答人社》中表示：“关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论值得当个问题去讨论”，对如此“浅近的事”尚且“大惊小怪地起来反对”，足以表现“中国人的迂谬思想和习俗”。[2]

第二，提出学校有积极教育作用和团体生活的制约作用。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一般人不晓得学校是个团体的生活。一个团体有一个团体的道德观念和权威。个人行动时时刻刻不知不觉地要受他的制裁，一出范围，同群的精神刑罚立至。在学校里不但有教职员，而且有同学相互间的制裁，除非是低能儿，谁愿尝试呢?”工厂可男女同工，中学也可男女同学。学校团体的教育和生活可以将“所顾虑的一万个危险无形中消灭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舒新城根据办女学的经验指出：男女性格互补，“在一起反有益处”，没有大家担心的流弊现象，所以“主张男女同学到底。”[3]1921年，来华调查教育的孟禄亦驳斥：从理论和智力方面来说，男女都可以共学。“惟从道德一方面说，如儿童由小学起，即是分校，社会上男女的界线亦严，忽然共学，社会上既不放心。我以为若是共学，应当从小学起天天共学，到中学自可习惯成自然，免去妨碍道德的危险了”。[4]男女从小共学，可以消除好奇心，从而减免发生“不道德”的事发生。

第三，男女都是“人”，应平等的接受教育。程谪凡说得很清楚：“男女同一样是人’这是男女同学的一个基本观点。男女同一样是人’，只有人的教育，而没有男子’和女子’的教育。完满不能给女子划出人’的范围外，叫她们另外去受一种女子适用’的教育。男女应同样享受人’的教育，自不必严立界限。”[5]

此外，争论点还有男女社会职责不同、男女生理和心理差异、教育经费等方面，内容纷繁复杂。《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由此诞生，《教育杂志》、《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也开专栏讨论此问题，将此焦点问题的炽热程度演绎得淋漓尽致。后来，大家比较一致地认识到男女同学利大于弊，但反对声音始终未停。

二、政策层面：关于中学男女同校制度的艰难定夺

与争论同步，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相关决议，但过程曲折。

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推广女子教育案》要求：速设女子中学，女子学校奉行单独设立的原则。两年后，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通过了“改革女学制度案”，谓：“男女教育理论上实际上均不应为严格之区别。况共和国家男女皆有受平等教育之权利。教育者不宜歧视之。特以社会习惯未能骤更。兹一面遵教育原理。一面应世界潮流。一面参酌国内情况。拟改革女学制度数端。谨请大部采择施行。”“中学校应视地方情形或同校分班，或部分的分班，亦须逐渐废止分校之制。”[1]1920年，第六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通过了《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谓：“前届本会议决改革女学制案、一年以来、各地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男女同学已逐渐实行，惟女子中等教育尚未普及、专门大学招考女生、及格者自居少数、兹为增多女子求学机会、最近男女同学起见、拟请大部通令各省区各级学校招收学生、或绝对的男女同学、或分部同学、或添设女子班、或附设女校男女共学之目的、亦易达到矣。”[2]由此可见，中学实行男女同校制度是全国教育联合会从推广女子教育的宗旨出发，在中学男女“分”与“合”的问题上，历经四年不断探索的成果。

而1921年7月教育部并未通过以上决议。“速设女子中等学校”训令言：“据第六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呈送议决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查现时女学未甚发达，实由女子中学太少，应由本部通行各省速设女子中学，并于相当学校附设女子中等部，以资推广，惟中等学校男女同校，现尚未便照准”[3]

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没有再提“施行男女分校”。11月1日，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将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新学制草案作为法令颁布施行。新学制被称为是“不分性别的单轨制之确立”。反比1902年的学制，形式上虽不分男女，但“教育”只是“男子教育”的简称，学制也只是“男子学制”的别名。它只承认男子能受教育，女子在教育上无丝毫地位。新学制则不同，它经历了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的变更，取消了在中学阶段分出“女子中学”的规定，撤销了课程设置上男女有别的原则，揭示了“教育为男女所共有，男女在平等的原则下享受同等的教育”[1]的深刻涵义。所以，它标示着教育不再是男子或女子的教育，而是“人”的教育了，男女平等教育实现。

自此，20世纪30年代的中学男女同校制度经艰难定夺，终得合法地位。作为民间的教育组织全国教育联合会发挥了关键作用，教育部则是被动认可。

三、施行方面：关于中学男女同校制度的曲折推进

新学制实行以前，因“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影响和中学女生求学的需要，中学男女同学已应时而兴。广东省最早推行中学男女同校制度。1920年12月29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来粤主持教育。他积极推行中学实行男女同校制度。次年2月，广东省立一中在他的支持下成为“带头实行男女同校，招收女性插班生，为全国之冠”。[2]同一年，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和湖南岳云中学也实行男女同校，这开了中学校男女同学的新纪元。接着，1922年6月，私立广州执信中学也实行男女同校制度。继而广东各地中学陆续招收女生，走上男女同校之路。而上海吴淞中学、保定育德中学、南京暨南学校，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补习班、江苏省立第一中学高三班等也都在这一年兼收女生。1923年，广西省梧州县立中学也实行男女同校。由此中学男女同校渐行推开，各省反对声浪减少。

但是，推行中学男女同校制度自始就遭遇到强大阻力。如“领头羊”广东省，就是先由省政府命令高等师范学校先试行男女同校，打开新风气。然后从公立省立一中切入。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袁振英，作为校长，凭借陈独秀的鼎力支持，成功驳斥了反对者广东省教育会会长汪精卫，才得以在一中推行男女同校。而1922年江苏省立一中高三班招收女生，更是受到了江苏省议会的强烈禁止。面对此境，“第一中学对省议会的说明和教育部的批文，都是穿着大学预科同等程度的衣服来与反对派相见”。[3]化妆遮面，以求中学男女同校的实现，此制度实行初期阻力之大，由此可见。

开头难，后续亦不易，但终拨云见日。直到1926年，还有湖南省全省学生会联合会发动长沙各校女学生到教育厅请愿，要求“开办女中校，各男校一律开放女禁”。[1]湖南省政府和省教育厅推来推去都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同时各地反对同校的声音还“不依不饶”地响起。但随着中学男女同校制度渐入民心，实行男女同校的阻力逐渐减小，支持者立场更加坚定有力了。也是1926年，河南省军阀靳云鹗还“不许男女同学”并“限期勒令分校”，面对此境的教育厅长，不同于五年前江苏校长采用伪装中学身份的应对之策，而是坚决以“辞职”回应。到1927年，“中学男女同学已成无可阻拦之势，教育部只好认可”。[2]此在1923年被称为“我们社会吞不下去的一根鱼刺”[3]终于被社会软化并消化。

摘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学男女同校制度曾引起激烈争论, 本文从理论、政策和推行三个层面对此时期中学男女同校制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学男女同校制度,理论层面,政策层面,施行方面

参考文献

[1]教育杂志, 1919-1937.

[2]新教育, 1923.

[3]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12年, 1923.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 1928.

[5]程谪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25年, 1936.

[6]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陈望道文集[M] (第一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上世纪三十年代文人知识分子随想 第5篇

1937年3月1日，出版于武汉的《奔涛》（半月刊）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两个名人的通信。一个是被郭沫若讽刺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代言人”的“圣人”胡适之，另一个则是五四时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后又以痛骂鲁迅为职志的苏雪林。在这篇《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中，两人就已经持续了十余年的左翼文化风潮发表各自看法。

苏雪林捍卫“党国利益”，痛心疾首于“赤焰大张”，怂恿胡适出来主持“正义”，扭转时局的“左转”倾向：

五卅以后，赤焰大张，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较闻名的作家无不沾染赤色思想。他们文笔既佳，名望复大，又惯与出版事业合作。上海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几个老招牌的书店以外，其余几乎都成了他们御用出版机关。他们灌输赤化从文学入手，推广至于艺术（如木刻、漫画）戏剧电影等等，造成清一色的赤色文化；甚至教科书的编制，中学生的读物，也要插进一脚……先生等在五四时代辛苦造成的新文化，被他们巧取豪夺，全盘接收了去，自由享用，不但不感谢先生，还要痛骂先生呢。先生恬淡为怀，高尚其志，本不屑同这些人争夺什么“思想领袖”、“青年导师”的头衔，不过目睹千万青年纯洁的心灵，日受叛国主义（君衡先生语）的熏染，能不痛心？现在政府虽还不合我们理想的标准，但肯作平心之论的人，都承认她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她有不到处，我们只有督责她，勉励她，万不可轻易就说反对的话。我读先生著作，知道先生对现政府的态度，正是如此。

曾经沧海的胡适之，可不是“逼上梁山”的“黑旋风”。他自有乱云飞渡的仍从容：

关于左派控制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对左翼“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不屑一顾，对时局的处惊不变和乐观判断，对“党国”的惺惺相惜，是因为胡适相信“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

此时的胡适，已非五四时期光芒四射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了。自从发起那场也曾慷慨激昂的宪政运动，经历了人权与约法、民主与独裁的论辩硝烟，曾经的“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的“反革命之胡适”，已经和那个“卢梭第二”的风采渐行渐远；已经由大义凛然的抗争，渐渐忍耐和认同“以党治国”的“训政”，成了党国“救焚”、“补天”的诤友；不但对左翼的痛骂“毫不生气”，就是对党国的独裁和腐败只怕也是“老僧不见不闻”了。这是胡适的无奈和聪明，或许还有对体制的一点残存期待。

其实，苏雪林如果还自诩为一个独立的文人知识分子，她就应该问问青年人，为什么不再拥戴胡适而追逐左翼风潮？问问她心目中那个“最好的政治机关”，是否有容忍胡适提倡“宪政”的雅量？

苏雪林一片“拥护现政府的苦心”，真乃日月可鉴。她不久又在3月16日的《奔涛》杂志第二期，发表了那篇蓄意已久、投告无门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为“党国”的危局忧心忡忡：“共产主义传播中国已十余年，根柢颇为深固。‘九·一八’后，强敌披猖，政府态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变，赤化宣传如火之乘风，乃更得势，今日之域中，亦几成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

可惜，她心甘情愿当“帮忙”、“帮闲”之壮举，不但没有得到“党国”的授勋颁奖，就是引以为知己和靠山的胡适都不以为然，而且正色相告：那些“骂鲁”的“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

或许苏雪林知道自己的举动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大诉其苦：“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但几个我素投稿的刊物的编辑人，一听我要反对鲁迅，人人摇手失色，好像鲁迅的灵魂会从地底下钻出来吃了他们似的。一连接洽三四处都遭婉谢。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

或许苏雪林真的应该反躬自问：鞭尸鲁迅、痛斥左祸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为何屡吃闭门羹？为何“骂鲁”会导致整个文坛的攻击？为何不是她苏雪林，也不是胡适，而是鲁迅被拥戴为“思想领袖”和“青年导师”？为何“鲁迅虽死，鲁迅的偶像没有死，鲁迅给予青年的不良影响，正在增高继长”？

从历史的后设视野来看，胡、苏所探讨的“赤焰”风潮，其实已经面临转折。严峻的国内政治斗争和文化矛盾，很快就要被残酷的民族战争所转移，历史即将由“十年内战”（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入惨烈而悲壮的抗日战争时期。

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分析和研究，也得出了和当年胡、苏所看到的表象近乎一致的结论：“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1〕民族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飞速发展，GDP增长居于世界前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罕见的“黄金”快车道。然而，不久日寇疯狂入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此夭折。所以，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进程复杂而曲折。当人们的眼光局限于国内时，外患却在步步逼近。

（二）

1927年8月16日，在上海出版的《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了时有恒的一篇杂感《这时节》。时在文中感慨：“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攻击下的文字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

“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2〕，离开革命大本营广东，刚刚来到上海寓居的鲁迅，在是年10月1日的《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上，发表了《答有恒先生》，公开回答自己为何“不发议论”、为何“沉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6篇

一、创艺

广告传播过程中注重传播的艺术美感,讲究布局构图形式多样化,最具美感的商业形态才是最具魅力的,这段时期的《 申报》 尤为讲究广告表现的美感、创意的艺术性。 比如一则《 申报》 上海四马路中西大药房发行的广告,中间是对商品的文字叙述,外侧则用卷草纹的植物装饰图案对外侧进行了装饰排列,增加了愉悦的美感。 还有运用抽象的中国传统几何装饰纹样也是这个时期广告框架式构图常用的表现手法。一则化妆品广告外围运用了西方油画的装饰画框,框架中含有连续性排列的装饰图案,框架图案与广告宣传商品保持一致,凸显商品高贵不落俗套。 这种装饰性的框架式构图在起到美化图画、增强视觉美感度的同时,更具有引导消费视线和购买欲望的商业作用, 从而体现了广告艺术性和商业性统一的传播特色[1]。 还有底纹在广告中的应用,通过层次感的设计突出广告内容, 利用底纹可以将主要图形凸显出来,丰富广告版面,吸引眼球。刊登于1928年2月9日的金鼠牌香烟广告,在黑色底纹基础上,用白色细线反白出整个图案,形成花底纹,在丰富整个广告版面的同时,也增加了图形主体的节奏感和形式感,黑白分明,视觉效果突出。

除了在装饰方面追求美感,这个阶段也讲究布局创新,用创新的广告版面布局来吸引读者眼球。 1920年鹰格索表设计了一款别具一格的布局,读者首先被“ 一年之计”四个大字所吸引,然后会注意到这四个字是由广告所要宣传的产品品牌名称所组成“ 鹰、 格、 索、表”四字重叠在画面之中,将品牌与宣传语紧密结合,其布局之创新,手法之高超值得我们借鉴。

二、创易

无论是商业品牌名称、品牌口号、商品理念设计、广告诉求、广告表现等都要尽可能地单一,越是简单明了,越是容易广泛传播。 比如1921年9月27日德国亚司令灯泡广告,首当其冲的是品牌标志,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线条勾勒灯泡形状,通过强烈的对比手法吸引受众视线,使消费者将目光集中到标志上之后,再去关注文字部分。 整个广告简单大气,留白,也留给受众想象空间。 再者1935年1月6日刊登的面友广告,整幅图以女性面部为主体,借助图像的新颖创意, 融时尚和现代于一体,视觉突出,广告语“ 担保人人,目中有人”将女人、皮肤、护肤融合,放大的人面中,瞳中又有人面,共生的创意手法、 简单明了、大胆夺目的视觉冲击,容易引起受众的注意和广泛传播。

三、创异

要与众不同, 要与竞争对手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品牌差异化传播,形成自身独特的品牌主张、品牌策略、品牌营销模式、品牌运作风格等, 以及提炼与众不同的商品或服务卖点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当今的我们差异化营销如此重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 各大品牌尽显身手的浪潮中同样也是需要别具一格。 比如1921年3月17、18、19日刊载的广告,第一天,偌大版面上只有一个“ 香”字,下面有备注:请注意明天广告;第二天,连用三个“ 香”字,可是仍然没有谜底,直到第三天“, 双婴孩牌香烟独步,烟丝细嫩香味清甜,实为市上香烟之冠”[2]40。 通过这样的悬念式创意手法将自身与其他香烟品牌比如仙鹤牌、白金龙牌香烟广告区别开来,形成自身的品牌特色。 悬念式是创意手法之一,而通过此达到的独特的销售主张,独特的卖点是创意之目的,借此与众多香烟品牌相抗衡,谋取一杯羹。

再看1928年福利公司刊登的三则广告,第一则通过问题式创意手法引出来,一男一女各自沉思:人家是何等漂亮?吾等何以这样鄙陋?第二则广告则过一对夫妻婚前婚后有关“ 福利公司”制衣的对话,将福利公司的衣服同爱情、家庭关系等结合起来,这样通过为自己的服装融入爱情、亲情区别于其他服装公司;第三则广告“ 心心相印”四个大字,通过讲述夫妻互送对方福利公司的衣服来表达一种浪漫的情怀,进一步升华了原来的情感路线,从而树立了福利公司情感风格,与其他制衣公司区别开来,畅销自然也是预料之中[2]57。 这段时期的通过使用悬念式表现手法树立自身品牌风格的广告较多, 手法一致,目的相同,区别彼此的定位点,虽然这段历史早已远去, 可很多广告创意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四、创忆

具备“ 创易”与“ 创异”前提条件的商业品牌,很容易创造出个性鲜明的记忆点,再加上行之有效的记忆元素,才能达到让目标消费者长期记忆、有效记忆或者联想记忆的传播效果,才能让消费者购买决策时第一时间想起。 比如当时的“ 面丽”的创意广告,通过各种对比、 夸张等手法的运用,将“ 面丽”品牌日益深入人心,其中一则采用对比手法, 在使用面丽之后, 经过三天—七天—一旬—半月—两旬的变化,最后变得洁白无瑕。 这样的对比方法,与今天的化妆品创意广告无异。 还有《 申报》为英美烟草公司的“ 纽约牌”香烟所做的广告,在跨度五六个月的情况下几乎全在第一版相同位置( 左下角) 出现,每天不间断[3]。 为了避免单调的重复,《 申报》 每天为其配上精致的工笔画,重复加深记忆,七彩各异的文字叙述进一步加深读者对它的印象。高露洁曾在1921年3月16日刊登一整版广告,价格不菲。一女子在梳妆打扮,下有一句“ 优秀之化妆品”,简单易记,简单即美。

五、创议

尽量创造、嫁接或借用热门话题所引发议论,对于商业品牌是极为有利的传播因素。上海是民国时期的敏感中心,媒体较多,巧妙利用政治事件和产品相关联,自然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共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申报》 利用政治性事件进行广告的案例较多,比如1931、1932年刊登的中国福昌烟公司的马占山将军香烟系列报纸广告是借势造势的爱国主义广告的典范[2]65。 日军攻占辽吉,黑龙江也奄奄一息,马将军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 九一八”事件后,对日第一次大规模抗战。中国福昌烟公司抓住形势,创作了马占山香烟系列广告,将香烟品牌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强力造势,气魄宏大,在广告中通过名人效应带动广大群众的爱国精神,商业气息被淡化品牌效应大幅提升。

再有1938年8月13日“, 八一三”会战一周年纪念日,大华、中华、国泰三大舞厅联合举行爱国行为,将当晚收入全部捐助抗战前方。 这样的事件营销让消费者油然而生内心对商家的赞赏,在创意上首先是“ 今夕何夕———沉痛的八一三晚”,在引起回忆的同时三个醒目的“ 大中国”三字吸引消费者眼球,突出三个舞厅的名字。 创意下面“ 救护车”则凸显出爱国之心,要为国家效力,从而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同。 还有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在“ 九一八”“、 一二八”事变后, 全国人民从上到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爱国主义浪潮日益高涨,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利用40000号码的巧合,推出“ 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这样亢奋人心的广告语,既树立了自身爱国形象,又大幅度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和营业额。 20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商家已经善于嗅出政治的气味并将利益与爱国情怀相结合,赋予产品以特殊的情感意义,赢得消费者的认同。

六、创益

创益,这个“ 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要为消费者创造切实有益的商品或服务,带来正面而有益的品牌感受和体验;二是要为商业品牌的成长和企业的销售与发展带来实际资本效益,直白说就是利字,稳步实现品牌增值。

这个时期的《 申报》,这样的广告比比皆是。 比如1932年2月刊登的一则鸡眼药广告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其广告语如下“ 足生鸡眼, 步履为难:如斯血为最通行之治愈良药,涂之痛苦立止,数日剥去硬皮,永不复发,凡因时式小靴鞋者,得此鸡眼问题,可以立决”。 从画面上看,一位时尚女性面部纠结,因为被束缚而抓狂,形容鸡眼给女士带来的痛苦。 这样的广告意在为消费者带来实质利益,加上当时裹脚后遗症居多,自然赢得受众的认可。 云飞出租汽车公司广告语“ 组织完备,服务周到”,话不在多,在精,透过广告语,可以想象公司的实力信誉非一般,得到市民欢迎也是情理之中。 利华肥皂在1933年6月10日刊登了一则广告,标题为“ 如何节省洗衣费”,为消费者着想的标题再配以精彩的连环画,自然赢得了家庭妇女的认可。 在连环画中, 主要是女性形象聊天的场景,将产品的洁白力强、不耗费、各种丝绵织品都可使用等特点呈现在画面中, 关注利益点是消费者的一大特性,从利益点本身出发,挖掘消费人群心理,消费者获利,公司赢利。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申报》 广告创意,无论是创造艺术的美感,还是创造意象的简单容易,还是创造产品的差异化,还是创造与时势相关联,还是创造利益点,既具有形式上的美感,又不乏新颖奇特,内容之丰富,手法之多样为今天的我们所钦佩,其在广告方面走过的光辉历程,深刻地启迪着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

摘要：《申报》作为旧中国办报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商业性报纸,二三十年代,《申报》广告取得了长足发展,本文从创意的几个方面:创艺、创易、创异、创忆、创议、创益几个方面着手来展开研究,作为当代广告的有益借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7篇

一、土地流失农民生活没有保障

传统的自然经济时期,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要素,土地是农民维持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东北作为我国边疆要地,土地辽阔、沃野千里,人地矛盾相对平缓。清政府虽对东北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但经边疆浩劫,清政府为发展生产,充实东北地区经济,逐步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使人口剧增。对此清政府曾实行丈放土地政策,但大部分荒地皆被大地主、大军阀收买,无地少地农户日渐增多。据统计,“大地主占有土地总面积的比例,北满为50%,南满为40.4%;中小地主及富农占地比例,北满为16.6%,南满为35.8%”[3]629。“在整个满洲,地主的土地约占各省全部土地之50— 70%。”[4]11“赤贫的无地者占30%、平均所有4晌以下土地的贫农户数占60%,占有土地总面积为1.03万晌,仅占总面积的9%。”[5]。日俄战后,日本逐渐取代俄国在东北的势力,大规模掠夺东北农业资源,积极整理、盗买、强占东北土地,据日伪官方统计,“1936年东北36县37屯1651户中,有48.2%的农户没有土地,其中北满为60%以上,中满50%左右,南满在35—45%左右”[6]。

据1933年的资料记载,“全东北耕地有60%—70%被日本殖民主义者、地主、富农所占有”[3]629。致使无地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比例不断增高,据统计“南满为32.7%,中满为48.9%,北满竟达63.2%”[3]630。大量无地少地农户沦为佃农、雇农,土地占有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土地是封建时期农家主要的生产资料,是整个农村经济与家庭生活的基础,因而土地问题与农家贫困有着最直接的关系。由于各方势力对土地的疯狂掠夺,土地占有日趋集中,使东北农民尤其是中下层农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为了支撑基本生活,部分农户只好靠借贷维系生活。虽然在所引资料中,由于调查的地区、时间等差异,土地分配不均的数据并不一致,但基本反映着东北无地少地现象的存在。

二、沉重的捐税增加农民的债务负担

二三十年代,东北政局动荡,从军阀统治到俄日侵略,政治统治和军费需求无一不加深政府对农民的剥削,而捐税成为政府掠夺农民最有力的工具。“东北地区之重税,若田赋、粮捐、农民需要物品之捐税等,不但名目日繁,且税率较往昔苛重,此于农业之发展,殊多影响。”[7]1088“农民收入原本无几,一部分又被赋税掠走。东三省税制中以统捐、杂捐、亩捐为大宗,还要负担各地名目繁多的地方税。”[8]86。另外还有一些与农民有直接关系的税种:“有作谷税,搬出税,地方税,谷物税,卖谷税,检证税,剿匪税,哈尔滨特区警察税,大豆出产税,牲畜税,车捐,农会费(地主给佃户的一种负担),粮捐,零担捐,横河捐,以及供应军队的种种形式的军事费及兵差等”[9]114,种种款项都以税的形式分摊到农民身上。

东北沦陷后,东北农村逐步建立了适应日本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赋税体制,国税主要有田赋、家屋税、契税等,地方税则名目繁多。据宁安县志载,“1936年国税、地方税共30余种。”[3]635农民所负担的公费突然增加到一倍以上。据调查,“田赋征收额1933—1934年为772万元,1936年为1144元,增加48.2%;同期国税征收额1933—1934年为3734万元,1936年为5308万元,增加42.2%。所有捐税按四六之比,由地主佃户分任”[10]184。而大部分税收皆由种地户负担,据林周介氏会对农村各阶层租税负担状况调查:“商人仅负担商务会,地主仅担负地亩捐,种地户负担一切公课及村公所费,故种地户较地主担负的课税租税多很多”[11]86。在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农民叫苦连天,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无力负担的税款,成为农民借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天灾人祸导致农民借贷

天灾也是导致农村破产,农户贫困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后, 关内移民大规模涌入东北,使地广人稀的东北日渐成为移民垦荒的聚焦地。清末民初,政府大规模实行放荒招垦政策,大量森林被砍伐,植被破坏严重,失去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加之俄日对东北林业资源的大规模掠夺,进一步扩大灾荒范围和发生频率,加重了灾荒的程度。据统计“1920—1931年间,东北共发生266起水灾”[12],水灾给人类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除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外,灾后大量泥沙堆积,农田质量下降,荒地增加。据调查,“因水灾影响,农作物至少减收35%”[13]。“1932年呼兰、巴彦、讷河、泰来等10个县最严重。富裕、甘南、克山、拜泉等26县次之。遭受水灾面积为187.3万陌(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占百分之80%,农作被害率占60—90%”[14]159。除水灾外,农业生产还经常受到旱灾、雹灾的袭击, 自然灾害频发使农民财产损失巨大,特别是农作物大量受损。农作物经营收入是构成农家收入的主项来源。农作物收获的大小, 在我国小半靠人力,大半靠天时[15]。大灾频至,农作物损失巨大,故奸商猖獗,高抬物价,1926年“东丰入春以来旱灾严重,兼之钱法毛荒,粮价腾飞,民食堪虑。”[16]71“1926年铁岭旱灾不止,农作物产量骤减,商家哄抬物价,价格飞涨,粳米十六元每斤,白面十八元一袋[17]。灾后农民生产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物价上涨,使靠天吃饭的农户食不果腹,饥民人数大增,农民深陷借贷漩涡之中。

民国时期战事繁多,兵匪遍地,社会动荡,战事军费大部分转嫁到农民身上,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之一。由于部分农家破产, 其中有铤而走险者沦为胡匪,以抢掠为业,酿成东北社会的一大安全隐患。1922年《申报》的一则新闻报道足以证明这一点,“吾人在北满东满西满诸地、苟遇华人、鲜有不谈胡匪劫案者、至其案情之奇离飘忽、恍如重闻天方夜谭。苟遇西人,莫不深疑胡匪之遍地皆是、官吏之苟敛无度、中国境内农民商人之痛苦、殆无有甚于该处者、且胡匪之为害闾阎、不徒劫物焚舍任意杀戮、奸淫妇女、洗荡村坊已也。”[18]匪盗所到之地,皆对民众财务劫掠一空。

30年代以来,日人大规模侵略东北,在东三省抢劫屠杀,东省人口之大量死亡,财产之大量损耗,出乎普通灾况之上,“据中央统计处对于沦陷后的东北损失之初步统计,总数达一百七十八亿元之钜,而吉、黑两省之损失报告,尚不完全,这宗大笔财产,多半是东北人民的血汗积成的”[9]539。农村人力物力损失无数,这些损失多数由广大农民承担。可以说,自然灾害、土匪对农家的劫掠及日本对东北经济的侵略都促成农民借贷的原因。

四、纸币泛滥贬值对农民生活的冲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当局“为缓解经济困难,政府、军阀、 各银行及官银钱号等各方势力,皆有货币发行权,均发行纸币,所发行纸币计22种”[19]284。纸币的发行以其金银储备为依托,纸币大量发行,造成钱法毛荒,百姓遭殃[20]7。不仅国币种类繁多,外币亦如此,且成为该地的主币,“先是俄国羌贴,后是日金元,中国诸币只居于附属地位。”[2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俄国政治影响, 卢布贬值,完全失去主币地位,形同废纸。1928年11月14日,日本出兵中东路后,发行军用“手票”[20]7,逐渐取代羌贴。到了30年代,东三省金融业被日本所垄断。满洲中央银行成立之初,颁布 《货币法》,规定:“货币之制造及发行权属于政府,由满洲银行代行之。”[22]132在制定新货币的同时,禁止一切货币流通。

纸币泛滥,充塞各地的结果是,“渐渐的纸币价值跌落下来, 逐渐落到五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的惨状”[11]66,币值毛荒,无形中加重了农民负担。一是农民辛苦一年所得农作物不能换回同等价值的货币。“以大豆为例,各省官银号,因从事附业,到农村收买大豆,所给农民的纸币,未等纸币出农民之手时,已经下落。官银号又把下落的纸币,用少数钱收回来。如此一来,农民一年到头所得的劳动代价,因纸币下落受到极大损失”[23]596。二是利用钱币兑换价值差攫取民脂民膏。各方势力强制农民使用某一种钱币,如固定缴纳某一特定钱币,“以奉小洋为例,农村中普通使用最多的为奉小洋,最初为决定市价的根本银价,但自奉直战后,张作霖政府失去信誉,奉小洋价格惨落,1920年奉小洋兑换一元金票的价值为1.003元,到1928年落到24.34元”的地步[11]69,农民在兑换时蒙受巨大损失,困顿发生时只好借贷。三是纸币贬值,农民债务利息较高,故放债获利成为一种选择,这也促成了东北农村高利贷市场的活跃。

民国时期东北农村经济一直处于债务危机之中,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债务危机更为严重,农村负债率高达70%左右。究其原因,主要为土地分配不均、担负沉重的封建剥削关系所致,而外敌入侵、自然灾害无疑成为乡村经济破产的强有力推进器。当然, 应该看到,一些农民因为借贷改进了农业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延缓了生产、生活危机。时至今日,在农村中仍有私人交易的“抬钱”现象,如何在源头上使借贷关系在法制的规范下阳光地运行,使其更好的服务于当代社会,是应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摘要：本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农村为时空背景,主要研究东北农村传统借贷关系产生的原因,主要从土地、赋税、灾荒战乱、货币几个方面试做探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8篇

关键词：乡村衰败,危机意识,乡村建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传统农业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日趋衰落,以致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乡村危机,与之相应,中国社会兴起了一场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本文试对这一时期中国乡村衰败的具体表现做一简单梳理,并剖析其中的原因,以利于学界从历史角度审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找寻科学的解决之法。

一、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表现

1.农业经济凋敝。中华职业教育社自1929 年2 月20 日起,历时70 余天在江苏17 县展开农民生计调查,根据统计数据,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弊害主要有产量少、售价贱,副业少,资本短。这一结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

(1)农产品产量下降。据《中农月刊》介绍,民国时期中国的8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非农业人口,而同期的美国一个农民则可以养活13 个非农业人口,这一时期中国农业产量可见一斑。《剑桥中华民国史》 提到,1934 年,中国的稻米产量仅达到1931 年的34%;大豆小麦的产量分别下降了36%、7%。在国民生产总值中,1934 年的农业的产值比1931 年下降了113.6 亿元。

(2)农产价格低落。据估算,1934 年的谷物价格比1930 年下降了38%,纺织原料下降了25.5%,农产品价格总指数下降了28%,其中茶叶比1931 年下降49%[1]148。农产价格的低落导致农民“血本无归”:以谷物为例,在浙江、江苏等地,农民们每生产一石米平均需要13—15 元的生产费用,1932 年当地每担米价仅仅是9 或者10 元;安徽、江西、湖南生产费用大约需要10 元左右,1932年的米价仅5 或者6 元,农民每种一担米要亏本4、5 元。“假定每户农民种田十亩,平均普通田每亩产米一担五斗,那么这农户就要亏本六十元至七十五元了”[2]20。

(3)农村副业破产。据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调查,江苏17 县中,嘉定无副业家庭占70.0%,昆山73.3%,常熟87.5%,崇明76.7%,松江80.9%,赣榆94.7%,盐城83.3%,无锡7.7%,镇江25.6%,泰县20.0%,川沙31.1%。长三角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自不待言。

(4)农村金融枯竭。资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备要素,然而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资金却出现严重的枯竭状况。资金集中流向都市,各类人等都从农村榨取资金,把资金用于投资城市的商业、房地产等行业,很少有资金返还农村,用于农业的改进,农村中的资金危机日益严重。据1933 年调查,现代式银行和钱庄所提供的农业信贷仅占信贷总额的10%。农村现金缺乏,金融日见枯竭,农民争相借贷。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 年到1934 年的调查,全国850 个县中,借现金的农家占总数的56%[3]56。

(5)土地分配不均。按照1927 年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估计,占地1—10 亩间的贫民,人数约占全国农民的44.4%,土地数约占占有全国的6.2%;占地10—30 亩的中农,人数约占全国农民的24.7%,土地数约占全国的13.3%;30—50 亩间的富农,人数约占全国农民的16.2%,土地数约占全国的17.4%;50—100 亩的中小地主人数约占9.5%,土地占有19.4%;100 亩以上的中上地主,人数约占5.3%,土地占有43.0%。占人口15%的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62%,贫民与中农占全国人口69%,则仅占有全国耕地的19%。1937 年钱俊瑞的统计则是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全国土地的68%。

2. 农民生活窘迫。农村经济的凋敝必然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一是收入减少。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即便是江南富庶地区,如金华、兰溪,农家收支有余者仅仅占到14.10%,收支相抵者也只有26.4%,59.49%的农家入不敷出。收入的减少必然导致生活的困苦。定县素为当时乡村建设工作者眼中的“模范县”,但是“绝食农民,到处可见……(农民)初则尚持草根树皮谷糠充饥,后以该项食物吃尽,遂至完全断炊”[4]68。二是受教育程度降低。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人有80%是文盲。据卜凯1921 年到1925 年的调查,全国7 省17 处2868 户农家,未受学校教育的佃户有65.6%,而受教育者受教育年限不过2.9 年。全国7—16 岁儿童,包括“田主”“、半田主”“、佃户”家庭,累计69.6%未入学。《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显示这一时期江苏的上海市虽然佃耕农受教育占到了43%,但是他们所受学校教育“止于小学,绝无就学于中校者”。三是负担加重。抗战前,全国附加税数目在673 种以上。税率一般超过正税一、两倍,甚至高达80 多倍。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统治的江苏省许多地方的田赋附加税到1933 年已超过正税10 余倍至26 倍以上。“天府之国”四川竟然出现了田赋预征,1924 年以前每年一征,1925年开始每年三征,1932 年到1934 年竟然每年六征[5]150!

3.农村动荡不安。一是大规模的农民离乡。据学者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苏人口离村率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状态,个别地方甚至达到90%以上。常熟七村更是达到了100%。全国范围的情况可以通过1935 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进行分析。在这次调查中,有报告的1001 县中,农民外出数至少在2000 万以上。二是农村治安恶化。由于政局不稳,战乱四起,农村深受其害,治安恶化。“在江北每一县中是没有一天没有盗案,没有杀人案的,洗劫一个村庄,或是掠了大批的人去勒赎,都不算什么一回事”,“江北散在民间的枪械有二十万,这二十万条中,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是属于匪类的,有机关枪及破击炮的股匪也不算稀奇”[6]354。农村烟毒也十分厉害。1934 年《益世报》报道,威县“毒品深入民间,黑白充斥,几至一村有六七十人食之者”;南和“毒品犯几无村无之,吸食者尤众,每村平均有一二十人不等”。三是公用事业荒废。当时的农村调查普遍指出农村卫生环境恶化,道路失修,水利设施荒废。据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的估计,国内不应该死亡而死亡的人口多达六百万之巨,而农村尤是重灾区。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平均7 万人才能得到一个注册医师,“其中到农村去的,又是凤毛麟角”,“农村之疾病死亡,只有听天由命”[3]104。而水利设施的荒废使原本“完善而和平”的“徐海各属只要不下雨,草木就枯旱不能生长,一下雨就水积起来,淹了田地”[6]353。

二、乡村危机形成的原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的确呈现一片衰败景象,但是,中国乡村的解体决不仅仅始自20 世纪20 年代。“乡村危机”的口号在二三十年代响彻神州大地,并最终引发了乡村建设运动,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天灾人祸加剧农村破产。作为一个农业国家,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容忽视。自步入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开始衰败,抗灾能力日渐减弱。20 年代以后,中国自然灾害更加频仍。1920 年华北旱灾,1921 年淮河流域水灾,1922 年江浙皖3 省水灾,1924 年9 省水灾,1925 年黄河决口,1928 年华北八省旱灾,1929 年河北水灾、陕西旱灾,1931 年江淮流域16 省水灾,1933 年黄河决口,1934 年旱灾14 省、水灾13 省。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的影响首当其中,成为促成当时农业恐慌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同时,连绵不绝的军事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破产。根据王寅生《兵差与农民》的统计,1916 年到1924 年间,平均每年战争涉及省份只有7 省,1925—1930 年间则飙升到14 省份。战乱造成农村减员,负担加重。据其估计,1929 至1930 年的两年时间里,全国1941 个县中,有823 个县承担兵差。更为可怕的是,游兵散勇的到来,伴随着打、砸、烧、抢,直接增添了农村混乱不安的气氛。战火下的中国农村一切粮食、金钱、农具、牲畜全部扫荡殆尽,农民何以扩大再生产?

2.世界经济危机雪上加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给西方各国带来了严重破坏,而且深刻影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当时的中国即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由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这场危机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尤其深刻,从而使中国农村业已存在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以粮食进口为例,1931—1935 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为近代以来最高峰。大量农产品进入中国“,农村受灾窘急,而有甚于水深火热”,上海市政府不得不向实业部呈文,若任外国农产品倾销“则我国不亡于外患,亦将亡于农村经济之破产”[7]415。正是因为如此,二三十年代论及农村危机的文章大多谈到西方经济的影响,只不过对其影响的程度认识不同而已。外国经济危机的冲击无疑使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农业雪上加霜,因而陷入恶性循环,乡村危机进一步加剧。

3.舆论强化危机意识。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还与这一时期特定的中国社会背景有关。当时政学两界对农村问题高度关注。梁漱溟就说“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产的”。借助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乡村危机在“农村崩溃”、“乡村破产”的舆论声浪中进一步强化,越加成为当时关注的焦点,作为结果,强大的舆论又进一步强化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使他们进一步发现中国乡村的危机。“救济农村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声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乡村已经破产,“到农村去”无疑是有着乡土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一场救济乡村的运动应然而生。在乡村,中国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发现”了乡村危机。

通过上文对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危机及其中原因的梳理与剖析,不难发现,当时中国社会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幻想通过温和的改良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当然,因为乡村建设运动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又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之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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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怀仁.中国农业恐慌之解剖[J].申报月刊,1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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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志让.军绅政权[M].台北:台风出版社,1986.

[6]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Z].上海:黎明书局,193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9篇

一、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1927年, 国家形式上实现了统一, 国民政府于1928年实施了“二五减租”, 1936年颁布了土地法等诸多刺激工农业的措施。然而,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 一方面我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及工业有所发展, 出现暂时的繁荣;另一方面乡村却依然破败不堪, 农村成了城市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 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在此背景下, 农村问题不仅时常见诸报刊、学术界、高等学府、政府相关部门, 兴起一股对农村经济关注的热潮, 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

20-30年代, 卜凯教授先后在我国22个省进行家庭农场实验性调查, 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部著作。他认为:中国近代农业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土地制度的缺陷, 而是农业“技术落后”, 因此, 解决农业问题的办法是改善农业经营方式,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千家驹、孙冶方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如陈翰笙的《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负担的赋税》、《难民的东北流亡》, 薛暮桥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 钱俊瑞的《中国地租的本质》, 冯和法主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和《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等。 (后被整理成由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1-3册,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86、1989分别出版。) 他们认为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 解决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作者们分区域对农村经济作了深入的调查与描述, 对农产商品化、农村内部贸易、粮食生产及销售、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营销、农民生活用品来源与个人消费展开调查, 数据详实, 描述生动准确, 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派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特殊的国情, 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工业化与俄国农村经济工业化之路在中国都走不通, 中国农村的出路应该立足于维护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乡土重建”。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提出“草根工业”、“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与贫困问题, 解决问题“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 ”最根本的措施是“恢复农村企业”。

李景汉主持了京郊和定县调查, 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资料。其他学者如:许涤新、朱楔、董汝舟、张培刚、巫宝三等都从乡村副业、农业发展、自然灾害、乡村教育等方面对乡村的经济、政治进行了全面论述。另外, 1908-1945年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社址设大连) 在我国进行了长达38年的农村调查, 出版了《北支那农村调查报告》等资料集。

50-70年代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过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如李文治、章有义编的《中国近代农史资料》, 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为我们今天研究近代农村经济现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80年代以后, 对近代农村问题的研究掀起高潮, 短短20几年共出版相关著作80多种, 论文500多篇。内容涉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如:地权分配、农业生产、手工业、租佃关系、农村金融、雇工生活、自然灾害、市场贸易等等。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核心观点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他认为清末以来, 华北的农业生产有了增长, 但人口增长更快, 对土地造成了压力, 使得人均生产效率呈递减趋势, 促使农业经济趋于商业化, 更多分散经营的农民无地可种, 其农业生产方式缺乏竞争力, 致使农民日益贫困化。因此, 近代商品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方式在华北导致了社会分化。本书在研究视角上将农村社会看成一个功能单位, 从人口、环境、社会分层诸方面入手, 综合探讨了各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值得很好地借鉴。

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 黄宗智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提出“内卷化”, 或被称为“过密化”的核心概念。指出:商业化的高度发展并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的瓦解, 而是巩固和增强了这种经济, 使得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经济更为凝固。黄宗智在方法论上深刻反思了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 从而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一书 (社会科学文献2002年版) , 将对冀中11村微观研究的每一项指标放置于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宏观视野之中, 同时还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农村进行比较, 从而给读者提供了广泛的比较和思考空间。在理论体系上作者提出了“个体农民生产——消费说”, 而且指出农村经济发展不仅是生产问题, 也是消费问题, 不仅是外部市场问题, 更是内需市场的启动和发展问题。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历史, 既有学术创新又有现实意义。

苑书义、董丛林所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 (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一书依据大量翔实的史料, 对近代百余年间中国小农经济的变动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审视和研究, 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变迁的轨迹, 剖析了引起小农经济变迁的历史动因, 揭示了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变迁的总趋向和一般规律, 从而为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一书, 从乡与村的社会结构、市镇的勃兴、农业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手工业与乡村经济、田赋和徭役等五个部分, 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 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模式, 具有独创意义。

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 (中华书局2000年10月版) , 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 揭示了自然灾害形成、演化规律、特征及其在乡村层层扩散的过程, 论述了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乡村经济与社会冲突的关系, 指出了灾害源与社会脆弱的相互关系。

此外, 还有大量论文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对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状况进行分析, 如周中建的《二三十年代苏南农家收支状况研究》、王印焕的《略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符长泉的《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原因及其影响》、向玉成的《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吴存浩《中国近代农业危机表现及特点试论》、张丽的《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彭南生的《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等等, 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累述。

二、民国时期农村经济状况

以上众多论著与文章, 一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中国农村落后衰败的凄凉景象, 另一方面对其研究的对象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与总结,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为丰富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与思考。但许多研究的缺憾与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们都没能把他们研究的问题放入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考察, 更没有从农村社会主体“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能力与发展的高度去探求真象。

笔者认为, 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非完全按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进行的, 其基本规律为“历来的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 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的观点, 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终极事实”和“终极原因”, 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 正是世代相继的物质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的生产实践能力的发展, 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在这方面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 必须先得保证自己的食物, 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与文明的进步, 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现代化首先应该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现代化, 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经济现代化, 又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占人口90%左右的劳苦大众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仍然徘徊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状态, 土地分配严重不均, 残酷的压榨与剥削又使他们连最基本的食物都没有保证, 整日在死亡线上为生存而挣扎, 更何谈“去照顾其他事情”呢?

民国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农村经济总体上是停滞甚至是倒退的, 仍处在宗法地主专制的前现代化困境中。新式的生产工具、经济运行方式距离广大农户依然很遥远。占农村人口15-30%的中农、50-70%的贫雇农的生活堪忧, 其生存状况除个别年景外, 整体上与全国在形式上统一之前没有改观。他们的收入对消费的净余率为零甚至为负, 根本没有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和能力。同时, 除极个别的大地主外, 中小地主和富农也处于没落之中。乡村中各阶层间收入差异并不特别悬殊, 即使中小地主、富农与贫雇农之间的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别, 却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 而是一种普遍的贫困化, 是整体败落触目凄怆的景象。首先, 地主和富农只有全部农村人口的5-10%, 却占有全部耕地的50-70%, 他们为了挽救日益破败的命运, 撕掉了同佃农、雇农间的面纱, 费劲心机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仍挽回不了没落的命运。其次, 一小部分的经营地主、富农的土地经营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却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经营的农场规模并没有形成集约化, 生产工具虽较其他农民先进, 但整体上还是中国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原始工具;他们的生产所得, 虽主要作为商品出卖, 但由于交通落后、信息闭塞, 加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自然灾害的肆虐与频繁, 这些新式地主、富农为避免破产纷纷被迫将土地转为租佃式经营。最后, 绝大部分的地主, 尤其是占地100-500亩以上的新式官僚, 豪绅, 也把用巧取豪夺手段占有的土地出租给佃农耕种, 收取高额地租。然后把聚敛的钱财, 除去个人挥霍外全部用来再兼并土地、再租佃, 而不是用来积累资本购置先进的生产工具, 施用化学肥料, 改良种子、土地, 进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这就从整体上窒息了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旧中国的佃农比例很高, 50%的农民与地主有租佃关系。这其中有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及完全靠租佃地主土地生存的贫民。地租制度传统而落后, 分成租的地租率不变但租额不定, 佃农在生产上又要受到地主的制约和干预, 而且佃农的生产投入越多, 所受的剥削就越重。灾荒年在佃农要求或反抗的情况下, 实行定额租的地主若能实行一定程度的减租或让租 (1934年严重荒灾中全国80%左右的地主被迫或多或少地减租) , 农民或许可以苟延生存, 而那些在荒年不减不让的地主也大有人在。减租并不意味着地主的“仁慈”和“让步”, 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最大限度地榨取地租, 将灾害风险转嫁到佃农身上。对佃农而言, 高达50%的地租率已经让地主占去了全部农作物总产值的30%。租期的不固定以及预租和押租的盛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 使广大佃农生活更加艰辛, 往往是辛勤劳作一年却落个入不敷出, 负债累累。各省喧嚣一时二五减租在所谓的“纠纷叠起”中勉强试行了几年, 到1933年已“黯然失色, 名存实亡”, 减租条例到1935年成了“一纸空文”。

相对于佃农而言, 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雇农的地位和身份更为卑微, 生活更加艰难。他们的工资平均一年只有36.5-41元左右。这些钱除去雇农本人的基本生活外, 他只能养活半个到一个人。若一个雇农家庭平均有5口人, 如果没有副业收入作为支撑, 他们的生活入不敷出到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如黄宗智所言“一个完全‘无产化’了的雇农, 只可能是光棍一个, 而成为他家最终的一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 农民破产现象越来越严重。大批农民离家离村, 到城市做苦工, 到他乡等待受雇, 势必造成雇工工资的下降趋势。因为农业劳动具有季节性, 尤其是在人均4-5亩耕地情形下, 每人每年仅有150天左右的劳动时间, 若没有其它副业为支撑, 又找不到哪怕剩余劳动接近于零的雇主, 农民只有白白地把劳动力浪费。这恐怕也是大批雇工虽然劳动时间长, 工资少, 待遇薄却仍然“执著的”、“毫无怨言的”听任雇主残酷剥削的一个原因。

二三十年代, 农村的赋税、剥削极为严重。首先, 正税一般都超过地价1%的2-3倍, 每亩赋税在1.2元以上, 而1902年时每亩税捐只有4角。其次, 1934年国民政府虽规定附加税不能超过正税的30%, 然而, 全国24省各种附加税累计达673种, 致使附加税的税额超过正税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再次, 田赋预征遍布于全国十几省, 预征到五至七年已相当普遍, 四川更是有预征到了民国六七十年的田赋。最后, 田赋征收中大小官吏、各式劣绅相互勾结, 营私舞弊层出不穷, 致使一个农民负担的税款中省级只有10%, 县款15-20%, 而区村的各种摊派要占去75-80%。经过各级政府的层层盘剥, 田赋及附加税总数达到农作物总产值的31%。如果说农民负担的正税虽重却有一个定额而不至于使他们难以忍受的话, 那么铺天盖地的苛捐杂税、临时摊派、敲诈勒索, 只能使广大农民 (包括富农和小地主) 在痛苦中挣扎呻吟。这必然造成农民与地主官绅矛盾的激化, 增加了他们对政府的失望和仇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由于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 日本侵略者在政治经济权利上的不断渗透, 加之国民政府的救济不力, 致使农产品畸形商品化, 农村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外国资本主义的农产品倾销, 造成地价下跌, 丰收成灾, 又导致了新一轮的土地兼并高潮和家庭手工业的日渐萎缩。家庭手工业本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它的破产是当时农村经济破败的一个重要特征。

旧中国农民收支不敷的现象相当普遍。1935年各地农村负债率一般在50-70%以上。农村成了一个背负债务的社会:乡村金融资金枯竭, 部分地主、富农和商人经济地位下降, 增加了农民借贷的难度, 助长了高利贷者的嚣张气焰, 高利贷趁势扶摇直上, 使广大农民背上了沉重的高利贷枷锁。农民借债主要是用在非生产上, 而用在生产上的费用平均不到10%。这就使高利贷在维护社会简单再生产方面的作用十分微小。从长远上说, 即使欠债户因借债而暂时渡过了难关, 但也避免不了破产的命运。债户在变卖房产家什甚至是卖儿鬻女的同时却要对债主“感恩戴德”, 成了民国乡村的一个奇特现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几乎年年都有灾荒发生:先是战争和自然灾荒并行, 后是风、霜、病虫害频发。1930、1934、1935年的大旱和水灾又造成瘟疫的流行。灾害加剧了商业资本的盘剥和土地的兼并, 造成了急性的饥饿与死亡, 也加重了高利贷的榨取。无奈而又绝望的乡民在把野菜、树皮吃完之后, 除了逃荒和死亡之外, 就是完全抛弃了道德底线, 卖妻鬻女, “易子而食”、“骨肉相残”。对政府救赈期待的绝望, 又导致农村中迷信风行, 水灾拜龙王, 旱灾求雨神, 风难颂风神, 蝗祸祈虫神。在灾荒的打击下, 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此时的各级政府不仅苛捐杂税、各种摊派丝毫不减, 而且救赈不力、敷衍塞责。大批为富不仁的地主照旧催粮交租, 兼并土地。处于死亡线上的农民不得不在绝望中铤而走险, 聚众为匪盗、“吃大户”、哄抢粮食、向当地政府请愿或是发生暴动。农民与统治者的关系“由亲而疏”日益恶化。在穷途末日之中, 地主既不得不加紧剥削, 苟延残喘, 农民亦忍无可忍, 蠢然欲动, 农村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30年代的中国农村贫穷落后是典型特征。农民收入没有提高, 生活水平没有改善, 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改进, 农业经营方式没有朝现代农业转变;而国家又没有对农业进行很好地扶植, 以复苏草根经济, 解决弱势群体的饭碗;同时, 工农业发展结构严重失衡, 国家政权殖民地性质尚未根本转变。在外患内忧的情形下, 即使当时的城市现代工商业在缓慢中有所发展, 也只能导致农民更加贫困, 农村经济日见衰落。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劳动群众同统治者的矛盾, 增加了社会动荡不安的隐患, 为国民政府统治权的覆灭埋下一颗威力极强的定时炸弹。

参考文献

[1] (美) 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 (M) .乔启明等译.南京:金陵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出版, 1941.

[2]周一良等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5]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5.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10篇

黑云压城：南海防御的国际背景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政府一方面依然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另一方面并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而是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发展和反战力量的壮大，战争可以被制止或推迟，因而可以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中国认为来自海上的威胁，尤其是在南海的压力并不大，因此把经济建设摆在优先位置上，对海疆的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进入6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了中国对国家安全形势的看法，这不能不对南海政策产生影响。

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把美国视为最具威胁性的敌人。美国不仅积极支持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对大陆沿海进行武装袭扰和破坏活动，而且几乎每年都部署第七舰队以及驻日、菲军事基地和台湾地区的美军，在南海、东海等海域进行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并邀请亚洲各国军事领袖参加。第七舰队发言人甚至公开宣称，该舰队的舰船“可能很容易地”驶到西沙群岛附近。美国还暗地里支持在1962年遭我严惩的印度，使之继续对中国西部边疆构成战争威胁。这不能不使中国领导人对来自美国的威胁保持清醒的头脑。1960年1月，总参将《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呈报中央军委。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未来反侵略战争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即在浙江三门湾以北沿海地区顶住敌人，在东南沿海地区坚守要点，诱敌深入至纵深地区后聚而歼之。

美国加大对越南的侵略，以及对中国南部海疆的威胁，更加坚定了中国领导人對美国入侵中国的判断和反应。1964年8月美国在越南领海挑起使侵越战争升级的“北部湾事件”后，为防止美国进袭中国，我国备战形势进入紧张阶段，中央把对付美国轰炸我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国领土作战作为备战的重要任务。同时，中国政府应越南的请求，向越南派出高炮、工程等部队并提供大量物资。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在越北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给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以有力支援。

正在此时，中国北部边疆进入多事之秋。中苏关系在60年代因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的矛盾日趋紧张。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损害中方利益、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后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海军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沿海方向调整为黄海、渤海方向。中国认为，同美国相比，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更大。中国国防战略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由防美逐渐调整为重点防苏。而此时中美逐渐相互接近，关系趋于缓和。从1969年7月开始，美国尼克松政府采取行动缓和中美关系，包括减少驻越美军和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波兰召开，双方代表转达了两国领导人关于举行高级别直接接触、改善两国关系的决定，这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转折点。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外交战略迈出了调整的步伐。不过这一时期因为越南战争没有结束，美国对越政策不能不对南海局势产生震荡影响。

唇枪舌剑：与美英的交涉和斗争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到南海诸岛的中心位置，同时也靠近中南半岛中腰位置，是亚洲东北部通往东南亚的必航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60年2月，周恩来视察海南，在榆林港接见南海舰队官兵时指出：“西沙的岛子虽小，但每一个都是我们的领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南海形势趋于恶化，美国以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60年代初美国加大对越南战争的介入，对中国南部海疆的军事挑衅行动随即增加，中国多次发表强烈抗议。1960年5月11日，美海军一架巡逻机侵入西沙永兴岛上空，我外交部提出严重警告，然而美国务院发言人公然宣称，西沙群岛不是中国的领土，竟说这些岛屿并没有被任何国家永久占领。中国外交部对此严厉斥责，指出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既有确凿不移的历史事实，又有不可颠扑的法律依据。中国政府的抗议行为，得到了越南、朝鲜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情和声援。

美舰不仅不断侵入中国领海（有时距离海岸不到三海里），还公然挑衅和否认中国的领海制度。中方严正指出：第一，规定领海范围是每个国家的主权。美国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这些国家的领海主权，也没有任何理由侵犯这些国家的领海。第二，现在世界各国规定的领海范围各有不同，而当时宣布12海里领海的国家逐渐占大多数。第三，美机不只是侵入中国领海的上空，而且是侵入了中国沿海岛屿的上空，北至舟山群岛，南至西沙群岛，这是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中国政府在1960-1964年之间，对美国入侵我领海领空所展开的斗争，主要以抗议为主，在军事方面的斗争没有明显展开，直至“北部湾事件”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我军对美军的沿海侵袭采取了坚决斗争方针。

在侵入中国领海领空时，美机在公海上对我船只连续进行挑衅，性质更为严重的是，美军多次袭击从事渔业生产的我国渔船，使渔民生命和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自1965年3月至1969年10月，美舰、美机在公海上连续挑衅我渔船40余次，我渔民多人死伤。中方多次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按照国际法，任何国家不得破坏别国船只享有的公海航行自由权利。中国渔船完全在公海上航行，美机、军舰的挑衅活动，是对公海航行自由的粗暴破坏。对于中国的抗议，美军进行狡辩，声称“搭救中国遇难渔民”。《人民日报》社论严正指出，美国的说法无非是为了掩盖其劫持我国渔民的不可告人的勾当，逃避世界舆论的正义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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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斗争：中越密切配合

美机、美舰对我渔船的挑衅活动，发生在约翰逊政府加紧扩大侵越战争的时候。当时中国对美斗争服从和服务于援越战争，其中就包括中越在南海海域的密切配合，共同斗争。60年代中期因陆上“胡志明小道”遭到美军的狂轰滥炸，胡志明请求中国从海上开辟运输线。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海军于1965年4月下令南海舰队迅速组建一支海上运输队，协助北越进行国防工程建设。1967年1月底，中越决定建设“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位于广西防城港，终点是越南的海防。“小道”对援越抗美战争起到了巨大作用。

美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中，有30多个同香港启德机场有军事上的来往。在英国支持下，大批运载侵越美军人员和军事物资的美国军机，经常来往香港和美国军事基地之间，把香港作为侵越战争物资的后勤补给基地。1965年11月至1966年1月，进入香港的美舰就有100多艘次。这对中国海疆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中国政府多次向港英政府发出抗议照会。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指出，对于英国和香港當局让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略越南的一个据点，而且还准备“把香港将来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中国政府坚决反对。1966年2月1日，王炳南副外长召见英驻华代办霍普森，再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同时，新华社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利用香港作为侵越战争基地的行为。

中国政府通过上述一系列外交途径和舆论，不仅充分表达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坚定立场，同时也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实际上，英国也不希望美国在香港卷入太深，6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关于香港的一份政策计划透露，“英国官员一贯不愿讨论他们防御香港的计划以及他们希望美国在防御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英国的反复要求下，美国曾一度宣布暂停侵越美军赴香港度假制度。

固我南疆：沿海战略部署及海疆建设

为了有效地打击入侵我领海领空的美机，1963年6月25日，中央军委颁发《沿海地区海、空情况处置守则》，规定对于凡是侵入中国大陆，包括海南岛上空的外国战斗机、侦察机，我歼击机和地面火力、舰艇应予以坚决打击。随着美国侵越行动的扩大和美机对我侵犯的不断增多，中国南部边境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总参谋部于1964年8月5日决定空军、海军和广州、昆明军区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加强广西、云南、海南岛地区的防空力量。解放军空军部队奉命进驻海南岛。但为了避免中美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965年1月11日中央军委颁发《南海地区对美舰、美机斗争的六项规定》，明确规定了对美斗争的指导原则与政策界限，要求部队采取克制态度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然而美国持续扩大侵越战争，频繁侵入中国领空，中国决定对其侵略行为进行坚决打击。1965年4月遵照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打、不示弱的作战方针，空军做出具体规定：对美军挑衅行动，我军必须坚决给予打击。人民解放军以广州军区空军为主成立遂溪前线指挥部，指挥云南、广西、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区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高炮部队和海军航空兵，对美军进行防御作战。1964年8月至1969年底，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共入侵中国领空97架次，被击落20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14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三架，海军航空兵击落三架）。1971年以后，因中美关系缓和，美机对中国大陆的侦察、海疆的挑衅活动明显减少，并趋于停止。

在加强军事斗争之时，中国进行了海防制度建设。中国政府在保证南海北部海疆安全的前提下，为了照顾有关国家航行的便利，根据《关于领海的声明》有关规定，准许外国商船在一定条件和管制下通过琼州领海。1964年6月5日，国务院通过了《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峡管理规则》，强调指出琼州海峡是中国的内海，一切外国籍军用船舶不得通过。一切外国籍非军用船舶如需通过，必须申请批准。《规则》规定外国商船必须在进入海峡管理区48小时以前或在开出港启航以前，将船名、国籍、总吨、航速等情况详细电报琼州海峡管理处，请求过峡；通过管理区的时间，一律以白天为限，夜间不许通行，在通过琼州海峡时，不得使用雷达，不准进行照像、测量以及其他违反中国法令的行为等。这一规定对维护中国内海主权、巩固南部海防起到了积极作用。

台湾当局：客观上与大陆配合

与大陆捍卫南海北部海疆行为相比，台湾当局主要进行南沙巡防和建设。从1956年起至80年代，台湾海军定期派遣一支分遣舰队巡弋南沙群岛的多个岛屿，并给驻守在太平岛的军队运送给养。1963年10月6日至27日，台湾“国防部”、“内政部”以及“海军总司令部”联合组织了一个视察团，勘察太平岛、南威岛、安波沙洲、中业岛、南子岛、北子岛、西月岛、南钥岛、梅九礁、鸿庥岛等岛礁。1966年台湾当局派遣了一支海军分遣舰队到南子岛、北子岛、中业岛、鸿庥岛重立中国界碑。“行政院”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曾率领高级干部及专家学者多人，赴南沙群岛实地勘察，达25日之久，足迹遍踏大小102个岛屿。由于台湾军舰时常绕行南海海域，对周边外国势力而言，具有宣示主权的意味，在客观上与大陆相配合，捍卫领土权益。

蒋介石执政期间，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攻大陆”的目标上，但在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态度上并没有退让。1960年针对南越政府欲在西沙建立政府组织的说法，台湾当局向南越多次提出抗议和交涉。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南海三个群岛（东沙、西沙和南沙）为中国领土，有具体史实和文献为证，“特别是西沙群岛，和越南向无渊源”；我们决不以国势而觊觎他国领土，但也决不放弃我们的尺寸土地。当时台湾当局捍卫南海“海权”的实力还是存在的，但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南海维权问题上未能与大陆配合。

20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时期，也是中国南部近海军事斗争实践最为活跃的时期。中国政府将海疆主权宣示与建设、外交与军事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敢打必胜，在沿海与美斗争持续展开并予敌以重创，此举对内鼓舞了军民士气，对外赢得了友好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第11篇

1、理论渊薮

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其传入渠道有两条 :一是科学主义倾向, 主要由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其作为一种新思潮从欧洲传入中国, 其理论视角多聚焦在心理学和生理学等方面 ;一是人文主义倾向, 传播者主要是文艺人士、留日青年, 其理论视角多聚焦在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和对文学艺术的指导价值。

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最初只局限于心理学领域。1914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刊登了《梦之研究》一文, 对《梦的解析》做了基本的介绍。开启了弗洛伊德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河。1920年《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发表了《论精神分析》, 主要介绍了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等精神分析学说概念, 他主要是从心理学与生理学角度出发, 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理论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偏于科学主义倾向, 使学者们对于该理论学说有了基本认识, 为其与文学艺术的联姻奠定了基础。

1920年, 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生命底文学》, 指出“生命是文学底本质, 文学是生命的反映”。阐述了他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文学观点。1921年朱光潜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一文, 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1933年他出版了《变态心理学》, 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各个派别做了简单的介绍和概括, 为该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

1921年罗迪翻译了日本文学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理论。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书中指出“生命力受到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1927年郁达夫出版了《文学该说》, 指出“‘生’生就是使无意识活动变为有意识, 有意识的活动变为反省的, 反省的活动变为道德的活动”。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一脉相承。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文坛蓬勃发展, 为中国当时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2、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

“五四”以来, 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理论的联姻, 是与理论的引进介绍是同步的。凡是受过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 在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都有所体现。

2.1 无意识和梦的描绘

郭沫若的小说《残春》主要讲述了青年爱牟爱上了少女S, 在梦中与姑娘幽会, 描述爱牟白日不能实现的性欲在梦中得到了折射与满足。郭沫若曾解释说“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生了一种爱恋, 但他是有妻子的人, 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 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了。”然而爱牟的自我意识控制最终占了上风, 当他回到现实中时, 无意识又受到了各种规范压制, 真实的爱牟消失了。

2.2 文学作品对性压抑、性变态心理的描写

“性”是中国文坛长期以来为人所禁忌的话题, “五四”时期, 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摆脱传统礼教束缚, 作家们将笔触聚焦在封建社会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上。

1924年鲁迅先生发表了短篇小说《肥皂》, 主要描述了道学先生变态性欲的压抑和内心精神世界的苦闷。小说中, 四铭是一个受到封建传统道德和礼教的束缚的男子, 他对街上一个“女乞丐”产生了性幻想, 旁人的“下流”言语给他带来了意识上的冲击和兴奋, 他向妻子、儿女、朋友反复重复着那句“阿发, 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 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 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 好得很哩!”以这样的方式来宣泄内心中压抑的情欲。在封建社会中, 他标榜“孝义大节”, 试图为自己本性追求贴上道德的标签, 显得尤为虚伪。

3、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

潘光旦先生在1921年撰写《冯小青考》, 他通过对冯小青“瘦影自怜”、“朝泪镜潮、夕泪镜汐”、“临死造像”等种种遭际行为的分析, 判定其变态心理为影恋心理的自觉。这无疑为批评理论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弗洛伊德指出, 人的本能冲动, 可以看做是某些行为发展的内在动力。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往往是由于个人遭逢种种不幸后的发愤图强, 这样看来弗洛伊德的“升华说”与中国古代的“发愤著书”、“悲愤说”有类似之处, 共同揭示了作家的创作动机。

4、三十年代的冷落与批评

与二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热相比, 三十年代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则较为沉寂。三十年代,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兴起, 开始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使其传播发展受到了压制, 但也有部分作家的作品中留有精神分析的痕迹, 例如张爱玲, 但历史的洪流仍使得精神分析理论受到了冲击, 退出了舞台的中心。